书名：从大都到上都

    作者：罗新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1-01

    ISBN：978-7-5133-2899-9

    价格：45.00元

    目录

    CONTENTS

    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

    写在出发之前：金莲川在召唤

    千里滦京第一程——从健德门到皂甲屯

    龙虎台前暑气深——从昌平到居庸关

    居庸关外看长城——从居庸关到延庆

    黑谷深深十八盘——从延庆旧县镇到白河堡水库

    无限青山锁大边——从白河堡水库到长伸地村

    边关何处龙门所——从长伸地村到龙门所镇

    白云依旧照黑河——从龙门所到白草镇

    水远沟深山复山——从白草镇到老掌沟

    北出沙岭见平川——从老掌沟到小厂镇

    七月杨花满路飞——从小厂镇到五花草甸

    梳妆楼下金莲肥——从五花草甸到沽源

    察罕脑儿草萋萋——从沽源到塞北管理区

    李陵台上野云低——从塞北管理区到黑城子

    乌桓城下问白翎——从黑城子到四郎城

    紫菊金莲绕滦京——从四郎城到上都遗址

    元代两都交通示意图

    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

    路，两条是辇路。辇路是皇帝所走的专属性道路，往返各

    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只

    有辇路上有捺钵。作者此行所走的是辇路的东道。

    此图参考《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一书中地图绘制。

    写在出发之前：

    金莲川在召唤

    1

    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

    我这样回答罗丰。本来说好我会和他一起参加定于六月下旬在撒马

    尔罕召开的一个有关丝绸之路历史考古的会议，但十天前我确定了新的

    计划，决定放弃中亚之行，并立即打电话通知远在银川的罗丰。他问我

    为什么，我说等你来北京见面再详细解释。这就是我的解释，我要从大

    都走到上都。

    那是在蓝旗营的一家咖啡厅。傍晚，成府路如同流速缓慢的汽车水

    渠，汽笛和马达的喧嚣挤进门窗，似乎是要提醒人们，我们生活在一个

    多么不寻常的时代。在座的青年朋友惊叹：走去上都!得走多久呀!罗

    丰一点也不吃惊，大概因为我早就和他说过长距离行走之类的计划，还

    说过要从北京走到他所在的宁夏。他盯了我一会儿，说，嗯，你的身体

    可能受不了。我说，是的，可能受不了。他说，可能会受伤。我说，是

    的，可能会受伤。他问，你还是要走？我答，是的，我还是要走。他

    说，那么，我支持你。

    罗丰是我这一代学者中几乎唯一坚持不说普通话的，他那风味独特

    的固原口音在历史和考古学界非常有名，为许多人所乐于模仿。我多年

    前在无锡举办的一个唐史会议上认识了他，那时我在某场报告中逃出会

    场，在休息厅闲坐，偶遇还非常年轻、有点腼腆却极有见识的他。固原

    口音不是障碍，因为他语速不快，言语清晰而稳定。那以后，我一直折

    服于他的冷静、睿智和博闻多识，而这种罕见的品质与他的固原口音似

    乎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有一天他忽然改说普通话了，也许他谈话的分量

    会跟着打些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当听到他用固原口音说“我支持

    你”时，我立即感觉到温暖和力量，如果他说的是普通话，大概就没有

    这么可信了。

    友谊之于人生，有如同伴之于行旅。

    2

    从大都走到上都。这个念头当然酝酿已久。

    十五年前的春天，我在读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时，把一

    些感想贴到“往复”网BBS上，向元史专家张帆(金轮法王)请教。虽然

    那场延续了好几个月的网上论学也留下来一些有意思的成果，比如后来

    张帆所写的《频婆果考——中国苹果栽培史之一斑》，但多半都是浅尝

    辄止，其中包括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所谓辇路问题。

    我第一次对元帝候鸟一般春去秋来的辇路感兴趣，开始于读朱有燉

    《元宫词百章》的第十三首：

    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

    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

    “麦秋”见于《礼记·月令》，指四月下旬，小麦将熟之时。初夏天

    气，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开平(上都)。

    《元宫词》从宫女口中述元代皇宫故事，故有“侍从常向北方游”之句。

    傅乐淑笺注的重点在“龙虎台”，谓为元代著名捺钵，九月元帝南归大

    都，百官例得迎銮于此云云。

    捺钵，又译为纳拔、纳宝、纳钵、剌钵等，原出契丹语。契丹语与

    蒙元时代统治集团所使用的蒙古语，虽然同属蒙古语族(Mongolic)，但捺钵这个词应该是在契丹语中完成了被赋予皇朝制度意义的语义演化

    过程，因而为金人所承继，随后又进入蒙古语。《辽史·营卫志》

    说：“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

    之所，谓之捺钵。” 宋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里记他接待辽使时问捺

    钵的意思，使者回答：“是契丹语，犹言行在也。”由此庞元英得出结论

    说：“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元帝巡行途中的宿顿之所，都是捺钵，比

    附为汉语的“行在”，是比较贴切、便于理解的。

    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道路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路，但皇帝不

    走驿路，而要走专属性道路，即专为皇帝南北巡幸所开的道路，故称辇

    路。只有辇路上有捺钵。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第四十五首，又有“纳

    钵南来十八程”句，就是指两都间的辇路，这条辇路上的捺钵共有十八

    处，曰十八捺钵。傅乐淑《笺注》引元人周伯琦《扈从集》，把十八捺

    钵之名一一列出，当然准确与否还是有争议的。辇路又有两条，往返各

    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道，由上都至大都走西道，此即《扈从集》

    所谓“东出西还”。驿路行者较多，记录也多，且前后各时代的继承性较

    强，因此比较清楚。辇路禁人行走，非扈从皇驾者不能亲行其地，而扈

    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人更少，这些记录也主要是诗作，不足以

    反映路线细节，遂造成对辇路的认识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模糊不清之

    处。

    我在“往复”BBS上和张帆讨论的时候，这个念头就萌生了：为什么

    不自己走一趟呢？可是不久我就把注意力放到北魏太武帝东巡碑以及由

    此碑引起的五回道考察中。再以后，时光岂止如梭。走辇路前往上都的

    想法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时隐时现。直到最近。

    3

    元代大都的名称，在源自汉语的“大都”之外，还有大概源自畏吾儿

    (即回鹘，今译维吾尔，Uyghur)语的Khanbaliq，khan是汗，baliq是城

    市，Khanbaliq就是汗之城，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这个词在

    《马可·波罗行纪》的各种西文译本里有两种拼写形式，Cambuluc和

    Kanbalu，所以这两种形式都常见于当时的西文文献。

    此外，因为《马可·波罗行纪》采用了蒙古语对中国的称呼

    Cathay(即契丹，《蒙古秘史》写作“乞塔惕”Kitad，是蒙古语对辽国及

    后来的金国统治区域的称呼，延伸而至全中国)，所以十六世纪从马六

    甲和菲律宾来到中国的西欧人长时期不知道他们所在的明朝，其实就是

    马可·波罗所说的Cathay，当然更不知道明朝的首都北京就是马可·波罗

    的汗八里。利玛窦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访问北京时，和来自中亚的

    穆斯林突厥人交谈，才知道北京原来就是汗八里。然而，直到17世纪

    末，西欧人所绘的亚洲地图上，大多还是在中国北部或东北部，分出一

    个国家叫Cathay，并标出它的首都叫Cambuluc(汗八里)。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蒙古人只说“大都”“上都”，Khanbaliq这个词可

    能并不为蒙古人所用，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如果以蒙古

    语命名“汗之城”，那应该是Khan Balagasu吧。汗八里是包括畏吾儿在内

    的突厥语(Turkic)和伊朗语(Iranic)各分支语言人群所使用的，他们

    甚至到明代还用汗八里称呼北京。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沙哈鲁

    (Shahrukh Mirza)派往明朝谒见永乐皇帝的庞大使团于1420年底到达

    北京，次年回国，记载此事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波斯文原本和后

    来的突厥文(察合台文)译本，都把北京记作Khanbaliq，可以算是一个

    重要证据。当初马可·波罗一行进入蒙古汗廷时，他们的向导和翻译当

    然出自西域，随后他们在元朝居留期间，身边也应该一直都有翻译，这

    些翻译大概也都是来自西域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有如蒙

    古人一样称大都，而是和西域人一样称汗八里。

    和大都一样，上都在蒙古语里也没有别的词汇，只有音译。和大都

    不一样的，则是作为一座都城的上都是骤然出现的，因而在畏吾儿等西

    域人群里没有另外的命名，只好和蒙古语一样使用“上都”这个汉语词的

    音译。忽必烈称汗前以金莲川幕府所在地设开平府，称汗后建立两都

    制，以燕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因为滦河上游流经开平城南，上都

    又获得滦京、滦阳等称呼，多见于诗词，但可能仅限于汉语。然而今日

    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上都的写法是Xanadu(以及在形式和词义两个

    方面都略有变化的Zanadu)，虽语源还是汉语的“上都”，读音却已大相

    径庭(由两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源仍在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的老法文原版把上都音译

    拼写为Chandu，是基本忠实于“上都”本来读音的。随着这本奇书流传渐

    广，马可·波罗对东方世界历史与风物的描述成为文学想象的宝贵资

    源，上都这座海市蜃楼般的远方都城开始出现在重要的旅行文学作品

    中。

    英国旅行记作家与编撰者珀切斯(Samuel Purchas, 1577-1626)首

    先在1614年出版了简本的《珀切斯游记》(Purchas his Pilgrimes：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eligions observed in all ages and places

    discovered, from the Creation unto this Present)，其中有关上都简介的部

    分，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但上都的拼写改成了Xandu，这种改动

    可以认为是因为从法语进入了英语。珀切斯于1625年又出版了二十卷本

    《珀切斯游记》(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s,contai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其中第十一卷有对上都的详细描写，继续用

    Xandu拼写上都。《珀切斯游记》所写的上都，虽然号称来自马可·波

    罗，其实有相当的改写，文学性更强，这使Xandu这种拼写形式得以取

    代老法文《马可·波罗行纪》里的Chandu而流行开来。

    不过Xandu还是距离上都比较近。从Xandu到Xanadu的发展，要感

    谢200年后一个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他的一篇脍炙人口的诗作。

    1797年英国著名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写出了英国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名篇《忽必烈

    汗》(Kubla Khan)，收入他出版于1816年的一部诗集(Christabel,Kubla Khan, and the Pains of Sleep)。在为这部诗集所写的序言中，柯

    勒律治描述了他创作此诗的过程。他说，1797年夏的某一天，正在阅读

    《珀切斯游记》的他，因治疗风湿病而服用鸦片酊之后沉沉睡去，在睡

    梦中进入了书中所记的忽必烈汗建于上都的花园，触景生情，吟诵出不

    少于二三百行的长诗，醒后追记时，因访客打扰，只记下五十四行，这

    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甚至被视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巅峰之作的《忽必烈

    汗》。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把《珀切斯游记》的Xandu写为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种误读还是有意的创制。由于柯勒律治在英国文学史上的

    盛名及此诗的广泛流行，Xanadu不仅成为上都的标准译名，而且还具备

    了桃花源一般的特殊意义。这一语义演化过程，多少类似于香巴拉

    (Shambhala)向香格里拉(Shangri-la)的发展。

    而且，在英语文学传统中，Xanadu(有时候也写成Zanadu)比

    Shangri-la更有古典气息，因而在流行艺术和大众文化中出现得更频繁。

    以Xanadu为题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非常之多，使用Xanadu意象的更是不

    胜枚举。比如，电影《公民凯恩》里，凯恩的宫殿式庄园就以Xanadu为

    名。再比如，著名旅行作家威廉·达尔瑞坡(William Dalrymple)出版于

    1989年的《在上都——一次追寻》(In Xanadu：A Quest)，记录二十

    二岁的他从地中海东岸出发重走马可·波罗之路，直至中国内蒙古的上

    都，在虚实两个层面借用了Xanadu的意象，可说是此书大获成功的因素

    之一。不只是大众文化，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决定把土

    卫六泰坦星(Titan)上的一个反射光较强的区域命名为上都区

    (Xanadu Regio)，大概就是取其神秘难知的意思。

    上都具有多重的意义。

    4

    上都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旗政府以东二十公里处。在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兴建开平府之前，这里叫金莲川。金莲川是金世

    宗命名的。《金史·世宗纪》说金世宗于大定八年五月庚寅(1168年7月

    6日)下令“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金莲川”。金代皇帝在这

    一带“清暑”，应该是继承辽代的传统。辽代的夏捺钵常在炭山一带，即

    《辽史》所谓“清暑炭山”“猎于炭山”“幸炭山清暑”等。炭山又名凉陉、陉头，在今河北沽源县境内，辽人称为王国崖，或写为旺国崖。可见沽

    源和正蓝旗之间的丘陵山地、河谷草原，正是辽金两代皇帝的驻夏捺钵

    所在。所以元初的王恽在《中堂事记》里说：“滦野盖金人驻夏金莲凉

    陉一带，辽人曰王国崖者是也。”

    金莲川得名于盛开在河谷草原的金莲花。金莲花并不是莲花，而是

    一种毛茛科植物，叶圆形似荷叶却小得多，花作喇叭形近似荷花也小得

    多，花色以黄、橙为主，故得金莲花之名。这种草本植物喜凉耐寒，多

    生长在2℃-15℃的湿润环境。乾隆年间由金志章、黄可润先后修纂的

    《口北三厅志》有这么一段描述：“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

    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灿然。”这里说金莲花“七瓣

    环绕其心”，正是内蒙东部金莲花的特色，其他地方的金莲花花瓣较

    多，多至10-20片不等。金莲川一带的金莲花，花瓣较少，常见6-8片

    者。故《口北三厅志》概言而称七瓣。

    我七年前的夏天到上都遗址，特别留意金莲花。上午看还包着花

    蕾，下午全都绽放，原野上金光耀眼，在湛蓝的天空下格外明亮，令人

    不由不想象当年满川黄色的动人景象。元好问有诗云：“灿灿黄金华，罗生蒿艾丛。野人不知贵，幽香散秋风。”黄金华，就是金莲花。元好

    问写的是五台山的金莲花，论川野之平敞辽阔，那是远远不及金莲川

    的。元人周伯琦《扈从集》云：“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

    人。草多异花，五色。有名金莲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金代的

    赵秉文有诗云：“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然而我在上都看见的，更多的是大呼小叫的游客、喷着热气的大巴

    和飞奔来去的小汽车，以及为了游客而陈设的瘦马和骆驼。如果闭上眼

    睛，把这些你不想看见的都代之以牛车和羊群，以及骑马长歌的牧人，是不是就等于看见了往昔呢？元代萨都剌有描写上都的诗句：“牛羊散

    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

    元代蒙古语里如何称呼金莲川？

    传说元朝的亡国之君元顺帝妥欢帖睦尔(Toghon Temür，1320-

    1370)北逃以后，痛心大都与上都之不守，写下一首沉痛伤感的蒙古文

    长诗，见载于17世纪编纂的蒙古文史书《黄金史纲》和《蒙古源流》

    等，各书所载颇有异同。当然研究者并不相信这真是元顺帝所写的，但

    可能是时代并不晚的作品。这首诗的不同版本有两种较好的汉文译本，前者是朱风和贾敬颜的译本，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1985年)；后者是乌兰的译本，见《〈蒙古源流〉研究》(辽宁

    民族出版社，2000年)。两种版本的蒙古文原文都提到上都的Shira

    Tala(黄色的原野)，即金莲川。乌兰说，今上都遗址一带的草滩仍称

    Shira Tala，因为长满了一种名为Shira checheg的花。Shira checheg就

    是“黄色的花”，也就是金莲花。可见元代蒙古语是用Shira Tala称呼金莲

    川的，即托名元顺帝的那首诗里所说的“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走去上都，就是走向金莲川。

    5

    现在研究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路线，主要资料是元人诗文，但多

    数这类诗文的作者并不是作为扈从之臣往返两都之间的，他们走的是驿

    路而不是辇路。虽然辇路和驿路在一头一尾的两端是重合的，但中间一

    段差别很大。以扈从身份走辇路又留下了较详细记录的，只有周伯琦

    (1298-1369)，他的《扈从集》收录了他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

    (1352)随顺帝巡幸上都又返回大都期间所写的诗和小序，是现在研究

    元代两都巡幸的学者要反复引证的。

    周伯琦字伯温，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以书法和文才名世，很年轻就积极向仕途发展，至正十二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随驾北巡。

    《扈从集》的“前序”说：“至正十二年岁次壬辰四月，予由翰林直学士

    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视事之第三日，实四月二十六日，大驾北巡上

    都，例当扈从，是日启行。”《元史·顺帝本纪》于这年四月条只记“是

    月，大驾时巡上都”，没有具体日期，靠周伯琦的记录，才知道出发时

    间是四月二十六日(1352年6月8日)，到达上都则是五月十九日(1352

    年7月1日)，路上共走了二十四天。《元史·顺帝本纪》于同年八月条

    记：“是月，大驾还大都。”也没有记录顺帝离开上都以及返回大都的具

    体日期。据《扈从集》，顺帝于七月二十二日(1352年8月31日)“发上

    都”，“以八月十三日至京师”，也就是说，回到大都是1352年9月21日，路上共走了二十二天。

    这并不是周伯琦第一次从大都到上都。他说他以前“职馆阁”(任职

    翰林)时，“屡分署上京”，多次往返于两都之间，然而因为不是扈从之

    臣，“但由驿路而已”，从未走过辇路。这次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职

    在“肃清毂下，遂得乘驿，行所未行，见所未见”。周伯琦对于这次扈从

    大驾的往返之旅是十分得意的，他说：“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

    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也。实为旷遇。”周

    伯琦以南士得任兵部侍郎和监察御史，是得益于元顺帝在这一年的用人

    新政，所以他说过去的文臣“或终身不能至其地”，不由不感慨自己得到

    这一机会“实为旷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元人诗文叙及两都交通者不

    少，涉及辇路的却十分罕见。

    以胡助为例。胡助(1278-1355)，字履信，号纯白老人，婺州东

    阳(今浙江东阳市)人，曾两度任职翰林国史院编修。皇帝北巡上都

    时，他作为史官当然有责任也到上都，但他这样的官员要走驿路。胡助

    的文集《纯白斋类稿》里，收有多首描写驿路和上都风光的诗，其中有

    《怀来道中》，可见他走的不是辇路。文集里收有一篇《上京纪行诗

    序》，记胡助曾把五十首纪行诗编成集子，可惜现在这个集子未能如周

    伯琦《扈从集》一样留存，集中纪行诗只散见于《纯白斋类稿》。

    据《上京纪行诗序》，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五月“清暑上京”，时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的胡助例当与其他翰林僚佐一起北行，但胡助因

    病拖到六月才和他昔日的学生、现在的同事吕仲实同行，“沿途马上览

    观山水之胜也，日以吟诗为事”，到了上都，“文翰闲暇，吟哦亦不

    废”。从上都南返大都时，胡助、吕仲实之外，又有两个翰林院同事加

    入(即胡助诗句所谓“去时两马行迟迟，回时四骑如飞驰”)，途中“亦

    日有所赋”，积累了不少篇什。胡助说这些纪行诗“若睹夫巨丽，虽不能

    形容其万一，而羁旅之思，鞍马之劳，山川之胜，风土之异，亦略见

    焉”。

    胡助所谓“睹夫巨丽”，是江南文士对塞北风物的观感。他在《龙

    门》里写道：“老病词臣逢伟观，吟鞭缓策不须挥。”伟观即巨丽，也就

    是他在《上都回》里所说的“秋光晴日殊可喜，向所未见今得窥”。对照

    周伯琦所说“行所未行，见所未见”，胡助和其他江南文士的诗文中都时

    有类似的惊诧和喜悦，尽管行旅的艰难困顿也实在难以掩藏。壮丽风景

    下的这种艰难困顿，毕竟远胜于在大都谋职时的穷困潦倒。胡助《京华

    杂兴诗二十首》的小序记他“待选吏部”之时，“贫不能归，尘衣垢面”，所以有“客况萧条处，春寒雪后天”“而我独何为？寒斋守岑寂”“孤灯耿

    残夜，危坐拂尘席”这样的诗句。比较之下，他去上都路上的诗明显较

    为亢奋和阳光。在北方的山川间，他惊喜于“平生所未到”，因而“历历

    纪瑰伟，一见胜百闻”。

    其实，胡助写大都的诗也颇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比如他写大都的街

    道特别宽阔，是现在所谓多车道，即“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骏马

    豪车驰过，卷起尘土飞扬，再来一阵大风，就是别样的风景了：“长风

    一飘荡，尘波涨天飞。”漫天尘土之下，是贵胄高门的得志和威风：“驰

    骋贵游子，车尘如海深。”再比如他写大都冬季湖水结冰：“北风吹海

    子，彻底成坚冰。”到了春天，厚厚的湖冰日渐消残，胡助的诗句表现

    出他对这一景象的细致观察：“春阳一以转，冻解闻裂声。”冰面以下很

    深的地方传上来的炸裂声，让诗人预感到春天的消息，真是寂寞的写

    照。胡助还有一首诗写春天的大都城，除了宫花红影、野草绿痕，还有

    春雨制造的行路障碍：“春巷一宵雨，天街三尺泥。”这样的诗句，秒杀

    一切对古代帝都的浪漫想象。

    胡助走驿路去上都“睹夫巨丽”那一年，是五十三岁。周伯琦扈从大

    驾走辇路去上都那一年，是五十四岁。照那时候的标准，他们都是老人

    了。

    正是我现在的年龄。

    6

    我很喜欢的一本书，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

    《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1962)的卷首语是这样写的：

    我幼小之时一心向往远方，大人说成长会治愈这种心痒。当岁

    月的流逝证实我已长大成人，他们开的药方又变成了中年。等到了

    中年，他们又说再大一些我就会降降温。现在我已经五十八岁了，也许他们还会说，年老了就好了。从来就不见效。轮船的四声鸣笛

    总让我汗毛直竖，踮起脚后跟。飞机掠过，发动机轰鸣，甚至马蹄

    敲击路面的声音，都会令我浑身战栗，口干眼燥，手心发烫，令肠

    胃在肋骨编织的牢笼里涌动翻腾。也就是说，我没有长进。换言

    之，本性难移，一旦做了流浪汉，终身都是流浪汉。恐怕此病已无

    药可医。我写这个不是为了指导别人，只是为了提醒我自己。

    当心神不宁的病毒控制了一个不羁之人，而且离开此地的道路

    显得那么宽阔、笔直和甜蜜之时，受害人必须首先找到一个出发的

    由头。这对一个实际上的流浪汉来说毫不困难，他有现成的百千条

    理由供他挑选。接下来他得制定旅行计划，确定时间、地点、方向

    和目的地。最后，他得实施他的旅行。怎么走，带什么，待多久。

    这个过程总是千篇一律、恒久不变的。我写这个是为了提示流浪汉

    国度的新来者，如同刚刚触及他们崭新罪恶的青春期少年一样，不

    要以为那是他们发明的。

    一旦行程被设计、被准备、被实施，一个新的因素就会进来掌

    控一切。每一次旅行，每一次远征，每一次探险，都自成一体，迥

    然不同于其他旅程，各有自己的人格、气质、个性和独一性。一次

    旅行就如同一个人，没有两个人是同样的。所有的详细计划、安全

    措施、严密监控和强力实施，都无济于事。挣扎多年以后，我们明

    白了，不是我们成就了旅行，而是旅行成就了我们。专家指导、行

    程、预订，一切井井有条的安排，在旅行的特有人格面前会撞得粉

    碎。只有体会到这一点，撞了南墙的流浪汉才能放松下来，随遇而

    安。只有这时，一切困扰才会烟消云散。在这个意义上，旅行就好

    比婚姻，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控制，那必定大错特错。说完了这

    些，我感觉好一些了，尽管只有那些切身体验过的人才能够理解。

    7

    真正打动我的，是斯坦贝克在该书正文第一段的这段话：

    多年来我在世界许多地方旅行。在美国我生活在纽约，有时待

    在芝加哥和旧金山。可是正如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纽约

    早已不能代表美国。因而，我发现我对自己的国家不再了解。我，一个写美国的美国作家，靠记忆工作，而记忆说得好听点也就是一

    个有毛病的、扭曲变形的蓄水池而已。我已很久没有听到美国人的

    言语，没有嗅到青草、树林和下水道的气息，没有看到美国的山

    水、色彩和亮光了。我只从书本和报纸获知变化。更糟糕的是，我

    已经有二十五年未曾感受到这个国家了。简而言之，我正在写着

    的，恰恰是我所不了解的，在我看来对一个所谓的作家来说这就是

    犯罪。

    那么，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了解我所研究

    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自己。

    斯坦贝克这本书的非虚构诚实度受到许多研究者的质疑。他自己的

    长子就说， 1960年的这场环美旅行的真实动机，其实是因为斯坦贝克

    自以为即将死于心脏病，而不是他探寻真实美国的高尚理想。不过对我

    来说，即使斯坦贝克是在事后制造了这个光彩夺目的动机，他提出的问

    题依然有冰冷刺骨的寒意。我了解自己所研究的这个中国吗？到了我这

    个年纪，一切希望、梦想、信心和理想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难以

    言说的无奈、郁结、愤懑和迷惑。是啊，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

    社会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

    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去年我读了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的《林中行纪》(A Walk

    in the Woods, 1998)，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阿帕拉契亚步道上重新发

    现美国”。“阿帕拉契亚步道”(Appalachian Trail，简称AT)是美国东部

    距离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徒步专道。1996年，作者布莱森刚刚从他生活

    了二十多年的英国回到美国，偶然在新居附近发现了这条步道，于是发

    愿要走一遍，并得到一个老友的陪伴。他们从AT的南端走起，备尝艰

    辛，这些艰辛在布莱森极为出色的文笔描摹之下既惊人又有趣。然而他

    们的AT之旅远远谈不上成功，事实上他们只在这条步道的南北两端各

    走了很小的一段路。不过作者似乎满足于这场支离破碎的冒险，这是他

    重新融入美国的关键一步，所以他称之为“重新发现美国”。我试图在书

    里寻觅他所重新发现的那个美国，只找到挣扎中的作者本人。我猜想，因为他在美国的山道上努力过、付出过，终于他发现自己不再是外人。

    在我开始计划金莲川之行时，当今最伟大的徒步旅行正在发生。名

    为“走出伊甸园”(Out of Eden Walk)的这场旷古未有的远足，由两次普

    利策奖获奖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Paul Salopek实施。他于

    2013年1月22日开始其惊世骇俗的步行，到现在已经走了三年半了。他

    的计划是重走人类走出非洲之路，以七年时间走完21,000英里(33,600

    公里)，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直走到南美洲南端的火地岛，穿越中

    东、中亚和中国，进入西伯利亚，再坐船跨越白令海峡，最后自北而南

    穿行美洲大陆。这几年我一直关注他的网站，也读了他在《国家地理杂

    志》上的三篇纪行文章。我关心的问题是，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徒步长征

    之后，他会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吗？或者，他更多的是会重新认识自

    己？

    两三周后，当我走在前往金莲川的道路上时，Paul Salopek还在哈

    萨克斯坦的沙漠草原间踽踽而行。同“走出伊甸园”相比，前往金莲川之

    旅至多算得庭院里的闲步。我用这个闲步向他致敬。

    8

    时不我与，来日无多。能够成就事业的人通常很年轻就有这种危机

    感，或许因此他们总是能够及时做好该做的事，而不是像我这种浑浑噩

    噩者，计划多多，行动寥寥。我计划去上都已经很久很久了，一直到最

    近才鼓起勇气，想，必须在这两三年之内。4月间的那天夜里，在五道

    口寓所，耳畔轰响着前往八达岭方向的列车，我盯着书架上那些读过或

    计划读的旅行书，忽然想：为什么不是今年呢？

    于是我在微信上向王抒求助。王抒在国家博物馆工作，他在北大历

    史学系读硕士时，我是他的指导教师。我们曾经一起走过五回道、飞狐

    道，还一起考察过陇南山地传奇般的古仇池国。他到国博工作后的这些

    年跑野外特别多，对历史上的交通路线和现存文物古迹的了解，远比我

    专业。我向他求助，就是请他帮我确定行走路线。没想到他听了我的计

    划后，立即说：“我陪您走。”有他去，等于上了一道保险，我当然很高

    兴。根据二人的暑期日程，确定了6月底至7月中旬这个时间段。于是，本来已经开始办手续的乌兹别克之行，就不得不放弃了。第二天我就打

    电话告诉罗丰，告诉他(并无遗憾地)，我不去了。

    这几天，罗丰他们已经在乌兹别克斯坦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包

    括罗丰在内，都是第一次去。我能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兴奋。我自己第

    一次去时，也许更兴奋？更是一种如释重负般的愉悦？2010年秋天，我

    得到一个机会去乌兹别克斯坦一周。出发前，再也忍不住这种兴奋和愉

    悦，在一个内部论坛发了一个帖子，题为《撒马尔罕，而且布哈拉》：

    两小时后去机场，今天傍晚就到塔什干了。一周的时间，要去

    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怎么够呢？想起年轻时喜欢的朱哲琴唱的那首

    歌：

    你的眼神使我心慌

    不知不觉我已泪眼汪汪

    长久的期待今日如愿以偿

    我决定跟随你无论去何方

    据说朱哲琴录这首歌时，要求大家都离开录音棚，然后关掉所

    有的灯，闭目而立，良久睁开眼睛，已是泪水满面，录一遍就成功

    了。可惜她这首歌一直没有发行，我当年听的号称是母带。

    前几天一个大学同学来京，引发一次同学聚会。大聚会过后几

    个哥们儿又连夜搞了个小聚会。在小聚会上，老二，一个当年的诗

    人(那时的地位与海子、骆一禾相当)对最近人们评论当年北大诗

    坛总是不提他愤愤不平，扯起许多旧事。其中包括这样一句：那陶

    宁，不也是成天价跟我讨教吗。这句话一下子把岁月深处的某个东

    西拉到我面前。我急忙问他：陶宁现在怎么样？老二瞥我一眼：谁

    知道呀，能怎么样？我忍不住说：唉，那时我还挺喜欢她的。哥儿

    几个都笑了：你就是喜欢人家老二玩剩下的。

    陶宁是西语系英语专业81级的。我知道她就是因为她老来我们

    宿舍找老二。老二那时可是天才纵横的诗人，进北大第一天他向我

    背诵《红楼梦》某一回，把我镇住，从此不提《红楼梦》。读到陶

    宁的诗之前，我一直没有正眼看过她。可是有一天在老二的桌上读

    到了《她的黑马群》：

    她总学不会梳辫子

    索性就这样披散着它们

    真的我觉得内心被牵扯了一下。中午她来跟老二说话，我就仔

    细看了她。她小小的个子，一点也不艳丽，但还蛮好看的。大眼

    镜，把眉毛和眼睛都装进去了。因为脸色苍白而显得眉毛和眼睛特

    别黑。头发漆黑，真是黑马群。

    她开始珍惜一双眼睛

    只有它们注视她散开的长发

    像柔软的草场抚摸热烈的黑马群

    其实有很多双眼睛，但她珍惜的一定不是我的。我没有和她说

    过出于礼貌打招呼以外的话。我那时除了喜欢诗，还喜欢很多别的

    东西，包括那些有关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文字。

    现在真的要去了，感觉就像当年，有好几次想对陶宁说：我喜

    欢你那首黑马群。然而，忍住没有说。

    只要那草场总是这样夏日般青葱

    她就永远这样放牧它们

    明天看到撒马尔罕的时候，就像隔了三十年看到自己当初暗暗

    喜欢过的、至今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女孩。陶宁的诗说：春天在他们

    脚下隐隐作痛。远去的青春和永恒的河山，谁更美好呢？

    好。到这里。收拾行李，出发。

    就如同去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现在我怀着同样的心情，要去金莲川

    了。

    千里滦京第一程

    ——从健德门到皂甲屯

    1

    清晨六点半，健德门桥上桥下六个方向都已排满了汽车。这是6月

    24日，天气晴好，很适合作为“走向金莲川”的启动日。阳光开始震慑行

    人，街树、高楼和粗笨的桥身只能抵消它部分的威力。我在健德门桥

    下，请一个向我问路的年轻人帮我拍了一张背对立交桥的逆光照片。健

    德门是元大都北边两个门中偏西的一个，东边是安贞门。从大都的健德

    门出发，走到上都的明德门，就构成“走向金莲川”的路线图。元代杨允

    孚《滦京杂咏》的第一首说：“今朝健德门前马，千里滦京第一程。”我

    因他这句诗而绕到花园路旁边的元大都北土城遗址公园，向那群青铜骏

    马致意。为防游人攀爬，管理者过去常在马背上堆放烂泥等污物，现在

    干脆架上围栏了。

    古人出门都是起大早的，所谓披星戴月，乃是走远路的常态。前往

    上都的人，若要早早出发，就得提前一天出健德门，住在城外，以免浪

    费时间等候城门开启。胡助有诗《同吕仲实宿城外早行》，开头就

    说：“我行得良友，夜宿健德门。”陈秀民有诗云：“晨出健德门，暮宿

    居庸关。”一天走了上百里，虽然骑马，也必是很早就已上路。提前一

    天到城外，也和要办理车马租赁有关。胡助自己“百千僦一马，日行百

    余里”，和陈秀民所说的日程一样，前提是必须早起，“未明即戒途”。

    胡助出发前夜还在下雨，然而雨水并不影响日程，所谓“晨征带残雨”。

    路上也是如此，每日早早起床赶路，“五更睡醒又催起”，旅行中绝对不

    可能睡懒觉。

    元朝皇帝最后一次出健德门前往上都，是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明

    太祖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368年9月11日。据刘佶《北

    巡私记》，出发时间是“漏三下”，也就是凌晨三四点：“车驾出健德

    门，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幸上都。”百官扈从者只有百余

    人，即便加上侍卫军队，也是元代历史上最单薄的北巡辇乘。因为

    是“仓皇辞庙”，永别大都，如逃命一般，速度奇快，当天就到了居庸

    关，完全没有了历来两都巡幸的雍容气派，要知道这段路过去皇帝车驾

    通常要走四五天之久。据《北巡私记》，他们经半个月急行军所抵达的

    上都，已遭明军焚掠，“公私扫地，宫殿官署皆焚毁”。不止上都，顺帝

    一行北逃所经的大多数地方，都被明军攻陷过。到居庸关时，关城空无

    一人，自然也没了往日那种“供张”接待，这么多人的吃喝都成了问题。

    元顺帝太息道：“朕不出京师，安知外事如此？”古今中外，每一个末日

    统治者都有类似的感慨。

    现在即使最晴朗的日子，从健德门也看不到居庸关所在的军都山，因为钢筋水泥的高楼密密麻麻，大大压缩了人的视野。四五十年前还不

    是这样，而退回到一百年前，就非常接近元代人们的视野了。陈孚《出

    健德门赴上都分院》诗，有句云：“出门见居庸，万仞参天青。”出了健

    德门，没有了大都城墙的阻隔，人的目力获得极大解放，百里之外、高

    山之中的居庸关似乎已经在望。不仅从大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军都山，从

    军都山也能看见大都。王恽《中堂事记》说：“度八达岭，于山雨间俯

    望燕城，殆井底然。”山雨间隙，云雾消散，从八达岭俯视大都，应该

    不是纯粹出于想象。《析津志》也记载从龙虎台可以清晰地望见大

    都：“至龙虎台，高眺都城宫苑，若在眉睫。”如今，即使没有遍地高楼

    的遮挡，即使从较近的清河向南望，也不会看见“若在眉睫”的都城宫

    苑。

    六点四十分，我从健德门出发，沿着小月河东岸北行。小月河以东

    百十米，就是八达岭高速。我在健德门附近的牡丹园小区住过很多年，从我家窗户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土城，但直到最近制定行走路线时，才意

    识到小月河之名与北土城本无关联。市政改造把残存的元大都护城河

    (俗称土城沟)与小月河连接起来，统称为小月河。小月河自健德门北

    流进入清河，是北京城北唯一一条自南向北流的河。为什么叫小月河

    呢？清人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二有“村庄”条，提到“小月河之言月，朝霞店之言霞”，可见早有此名。月河本是指帮助堰坝分水的人工渠，元代北京这条小月河也应该是人工渠，其功能是把大都北护城河的水分

    流到清河。明代把小月河延伸到德胜门外的关厢，用意相同。1985年市

    政改造把小月河与土城沟连起来，再北入清河，可以说继承了元代的水

    网结构。

    沟渠虽在，水却不见了。我沿着小月河一直走到清河，始终不见有

    连续的水流，只在某些河段有浅浅的水洼。两岸时时可见的警示牌蓝底

    白字写道：“为了您的生命财产安全，请不要戏水、游泳、捕鱼、潜

    水。”但愿这些文字能激发我们对一川激流的想象，或回想起往昔的绿

    水青山。不过即使没有水，即使河道被铁丝网密密实实地封起来，小月

    河两岸的白杨树和水泥道还是令人愉快的，特别是在夏天的太阳越来越

    高时。河道两侧的树荫下有很多晨练者，给这一带的空气注入了某种轻

    松和充满活力的元素。有些老人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悠闲自得地

    散步，与旁边甩开双臂大步快走的中年人形成鲜明对比。七点多钟的城

    市，已经热闹起来了。

    2

    出发半小时后，我走在六道口与上清桥之间的小月河西岸。这一带

    前些年是北京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因《蚁族》一书而广受关注。书里

    有一篇《他们在小月河》，开头就写道：

    小月河，跟著名的奥运村，只隔着一条高速公路

    这里，是无数追梦的外地孩子，梦开始的地方

    这里有一边唱歌一边卖东西的贫嘴男人， 还有跳河自杀的小姑娘……

    《蚁族》描述这一带的各种群租“学生公寓”和北漂群体，那是一个

    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虽然和我家只隔了一条四环路和几个小区。据说

    电影明星王宝强曾蛰居于此，许多后来取得成功的年轻人也曾拥挤在小

    月河。看《蚁族》和网上的各种回忆，说每天傍晚以后各种小贩卖挤满

    了大街，行人通过都很难。有解释说，群租的蚁族下班后无法在住处容

    身，只好在大街上晃荡，各种卫生条件绝无保障的小吃摊因此极为发

    达。住过的人在网上回忆说：“六层高的楼，每层有二十个左右不到十

    五平米的房子，每个房子住四到六个人不等。一栋楼就一个澡堂，十五

    六平的地儿，竖着十个莲蓬头，放眼望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三个人共

    用一个莲蓬头轮流洗，剩下的就脱光了在旁边等。抬头望着水流，竟似

    南方小雨时屋檐下滴答的雨水，轻轻柔柔，却无情无爱。瞬间有种想哭

    的冲动，心跳到喉头，恼恨自己无端地跑来北京受活罪。入口的旮旯角

    落散发烂臭垃圾、臭水与腐木的味道。”也读到这样的回忆：“小月河，是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梦想结束的地方。”对那个跳河自杀的姑娘来

    说，小月河岂止是梦想结束的地方。

    我在准备这次远足时，常常在离家十公里的范围内随意走，也曾在

    傍晚走到俗称“二里庄学生公寓”一带，已见不到那种拥挤、热闹和让局

    外人略感紧张的青年人聚集场景，只有宽阔干净的马路和刚刚种上的街

    树，偶尔见到流浪者在过街天桥上拥被而眠。大概因为广受关注，这里

    的蚁族已被市政方面清理驱除。这两年小月河东岸密集的棚户区被全部

    拆除，原来多达十万人的北漂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迁移到别的地

    方了，到了另一个我们看不到、不理解、也不想知道的地方了。从网上

    各种回忆和评论来看，小月河河道被铁丝网密封起来，是在那个姑娘跳

    河自杀之后，这算是市政管理者的一种应对举措。《他们在小月河》

    说“小月河的泥很厚啊”，那个姑娘是陷在泥里淹死的。现在河道经过清

    淤，没有水，也没有泥，只有泛白的水泥河底和随风流动的塑料袋。

    从上清桥下过五环时，刚刚八点。阳光越来越刺眼了，不得不戴上

    帽子和墨镜。小月河汇入清河之前，我见到了明代所建的广济桥。广济

    桥始建于永乐十四年(1416)，景泰七年(1456)全面维修过，是明代

    御道北去十三陵过清河的关键地点。我看过介绍，说广济桥的桥基由双

    层带企口的石板铺砌而成，原来石桥下有密铺的松木大方木，方木之下

    是密贯的大木桩。石桥两端有明代石望柱及望板，下有两座分水尖桥

    墩。这座三孔联拱实心栏板石拱桥，长四十八米多，宽十二米多，桥体

    和泊岸俱以块石包砌，内以条石、青砖混砌，砖石缝隙间灌以白灰浆，券石之间以铁腰相钩连。1984年整修清河时，把这座古桥拆解开，再重

    建于原桥东南侧的小月河上。现在这座桥周围全无标牌说明，不注意的

    可能无从知道其历史价值。桥面事实上成了停车场，十来辆汽车停在上

    面，有的还紧裹着银灰色的车罩，显然是把古桥当作了长期的停车场。

    广济桥

    桥基由双层带企口的石板铺砌而成，原来石桥下有密铺的松木大方木，方木之下是密贯的

    大木桩。石桥两端有明代石望柱及望板，下有两座分水尖桥墩。

    小月河汇入清河之后，我向左拐沿清河南岸的滨河路西行。骤然间

    人车汹涌，极为拥挤，行人、自行车和小汽车比清河水流动得还缓慢。

    这里的清河水体很大，那是拦坝蓄水的结果。这样在城市中心地带蓄水

    似乎是当前的一种时髦，明明干涸的河流到了城市忽然形成不小的湖

    泊，造成虚幻的湖山美景。这种做法是不是有利于环保，我不知道，但

    总觉得并没有什么好看。好不容易在人流和车流里挪到清河二街，右转

    过桥到清河北岸，左转沿小清河路向西。这么走的理由是，我相信元代

    御道和驿道过清河的地方比明代要靠西，而著名的大口捺钵大概在今小

    营附近，也就是说，元代过清河的地方应该在小营以南略偏东。从小清

    河路北转进入毛纺路，再走一会儿，就到五彩城，这时我已走了两个小

    时整。再往北走到小营西路，大概就是元代大口的位置了。

    元代大口是出大都的第一捺钵，皇帝北巡，出京后都在大口宿顿。

    周伯琦《扈从集》记“是日启行，至大口，留信宿”，又说，“其地有三

    大垤，土人谓之三疙疸，距都北门二十里”，所谓“三垤何崇崇，遥直都

    门北”。根据元代其他人的记录，三疙疸在大口西侧，从大口捺钵西

    望，最醒目的就是这三个大土堆，很可能指的是今上地一带地势较高的

    地方，所以大口又有三疙疸捺钵之称。百官迎送皇帝，最近的地点就是

    大口。周伯琦的诗写这一带的风景道：“天肃烟岚青，野迥露草白。”今

    人只能凭着宋元山水画去想象了。不过周伯琦的诗重点在描述皇帝的威

    仪、国家的富盛和百官的欢欣：“文武迨髦倪，忭舞拜路侧。万羊肉如

    陵，万甕酒如泽。国家富四海，于以著功德。”肉山酒海，歌舞升平，真是太平盛世。谁也想不到，十六年后，同一个皇帝，同一个统治集

    团，会仓皇北逃，经过大口时竟一刻也不敢停留。当他们一口气跑到居

    庸关，吃喝都无人“供张”时，一定会怀念当年的万羊肉、万甕酒吧。

    3

    几年前我买到意大利记者路吉·巴兹尼(Luigi Barzini, 1874-1947)

    的书《北京到巴黎》(Pekin to Paris)的英译本，闲中翻阅，觉得很有

    意思。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博尔盖塞亲王驾驶汽车穿越两个大洲的行程

    记”(An Account of Prince Borghese’s Journey Across Two Continents in a

    Motor -Car)，记录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有五个车队参与的跨越欧

    亚大陆的汽车拉力赛。那时汽车出现还没多久，对大清国上下各阶层的

    人来说应该是极为新奇的。我对汽车比赛没有兴趣，让我感兴趣的是书

    中对那时中国的种种描述。

    路吉·巴兹尼对中国并不陌生，义和拳时期他就在驻北京的意大利

    使馆内，是向西方发出实时报道的少数记者之一。日俄战争时期，他曾

    跟随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战事报道。1907年6月他到北京加入博尔盖塞

    亲王(Prince Scipione Borghese, 1871-1927)主驾的都灵产Itala七升意

    大利车队，全程报道这次史无前例的洲际拉力赛，幸运的是他随乘的这

    辆车以六十二天跑完近一万五千公里的全程，获得冠军。出版于1908年

    的《北京到巴黎》对比赛过程，特别是对博尔盖塞亲王的Itala车的沿途

    情况，有生动和详尽的记录。该书的第三章《去长城的路上》一开头这

    样写他们6月10日清晨的出发：

    在一个(中国)警官的号令下，我们行经路线上约五英里(八

    公里)范围内的全部交通都停了下来，北京城里那种常见的原始的

    载人二轮小车都拥挤着等候在狭窄的十字路口和宽阔的大马路边。

    北京主街道两旁数不尽的低矮房屋下，人群也驯顺地列队等候我们

    通过，他们要么倚靠在暗黑冒烟、飘着蒜味的饭馆前，要么散立于

    沿街商铺前，这些商铺当街的一面都是涂彩或镀金的木雕，高挂着

    饰有龙和红丝边的店铺招牌，或是那种写着金字的漆板，展示着各

    种形式与各种色彩独特的大混杂，把中国街道装饰得像是每天都在

    过节一般，它们移动、漂流、震颤，似乎与生活的声浪一起摇荡。

    这些是集市上日常所见的那种人，淡漠而生动，每天如此，并

    非因我们而聚集。这个威风的比赛车队就这样在北京人的漠不关心

    中离开北京城。他们看着我们，既不好奇也不厌憎，好多人甚至懒

    得看我们一眼，那态度会使你认为他们对汽车比赛这种事早已司空

    见惯。我们几乎有了卑屈之感。我们本来期望巨大的敬仰，却只见

    到庄严的无动于衷。事实是现在欧洲人不管做什么，或有能力做什

    么，都不能让天朝的子民感到惊讶。我们文明的奇迹甚至不能吸引

    一个中国小孩的注意力。似乎在中国很久以来人们都认定我们欧洲

    人有某种魔力，掌控着某种神秘力量，可以给钢铁之物注入生命，让它们做各种工作，这在我们欧洲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不能算是什

    么奇迹。

    在狭窄街道的迷宫里快速行进，我们来到北城。穿着写有白色

    大字的外衣、戴着草帽的中国警员们，长辫盘在头上，如法式发髻

    那般优雅，用长棍给我们指示方向。没过多久，我们就看到煤山的

    佛塔耸立于黄墙紫禁城之上，这个煤山是有个皇帝为了看到京师全

    貌而命人在他花园里建造的。再过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伟岸高峻的

    德胜门下了。这个半城堡半神庙的建筑，以其三排带遮板的炮窗威

    慑着城外的平原，那炮窗就和古代三桅战舰上的炮眼一样。靠近城

    门时道路变得像是庞贝古城的街道，岁月久远，车辙深陷，我们只

    好慢速前行。出得城门，那呆滞的、吵闹的、无所用心的郊区生活

    就流淌在我们面前。

    从德胜门往北一直到昌平，他们走的是明清的官道，其中从健德门

    至清河一段，大致与元代的御道重合，也和我走的小月河东岸较为接

    近。从巴兹尼的记录来看，这段官道似乎并不宽阔，也不平直，有些路

    段泥泞难行，有些则沟壑纵横，汽车不仅不能高速疾驰，有时还不得不

    靠人力抬起来才得前进。他们雇佣的一队中国“苦力”是他们得以安全抵

    达张家口的最大功臣。书中对这些苦力有很多有意思的描写，以后我们

    还会引述，这里需要特别介绍的，是巴兹尼记录的车队过清河古桥的一

    段。那座陈旧破损、给他们增添了巨大艰难的古桥，就是我刚刚走过

    的、1984年搬迁到小月河上的广济桥。

    在清河我们必须面对第一道难关。汽车要驶过古桥几乎是不可

    能的，我们就沿着河岸到处寻找水浅的地方，希望找到有人涉水而

    过的痕迹。可是，没有!只有一条路，就是这座桥。

    这座最为壮观的桥梁，是欧洲传说中归功于马可·波罗的伟大

    建筑之一，但可能不会早于明代。这一富丽堂皇的杰作，全都用大

    理石建造。栏杆雕刻得颇有一点欧洲式的优雅，这或许证明把此桥

    归功于马可·波罗的欧洲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桥栏以优美的线条伸

    展开，把两岸连起来，构成一个华丽的白色拱形。这是往昔荣耀的

    最后孑遗，在这片已忘记了从前对伟大和美的热爱、如今只剩下原

    始粗俗的土地上。巨大的大理石石板曾平铺在桥面上，但许多世纪

    的磨损已使它们破裂分解。你会觉得在过去的这数个世纪间，大地

    的缓慢隆起正试图举起这些石板，似乎它们就是如此之多的半开坟

    墓的棺盖。自从这个城市被称作汗八里(大汗之城)——马可·波

    罗记作Cambaluc——以后，这座桥一定再也没有被维修过。我们该

    会多么赞赏这一美丽的历史文物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必须把一辆

    重达一千两百公斤、四十马力的汽车运过桥去。

    接下来是把汽车折腾过桥，这个过程占了整整三页纸。如果我们不

    在乎作者明显怀有的欧洲优越感(这也许是他在二战期间滑向法西斯主

    义的思想基础)，以及观察、知识和记忆的错误，他所记录的道路破败

    状况，毕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中国的制度性无序和失败。后来他们

    的车队经过南口、怀来时，他也记载了今人无法想象的城镇中心的深

    陷、泥泞和肮脏。书中有一张汽车过桥的照片，桥面大石板断裂、错

    位、失踪，的确比土路危险得多。但是，以通行近代汽车的标准来衡量

    广济桥或其他中国桥梁，以及那时中国的城镇乡村道路，并不是合适、合理的，因为它们本来并不需要承载汽车。巴兹尼他们知道，这是第一

    次有汽车驶上广济桥。不过他们肯定想不到，一百多年后，广济桥会承

    担停车场的使命，会有十多辆车分三排停在桥面上，一如我之所见。

    4

    从大口向北，元代辇路接下来要经过皇后店和皂角屯。周伯琦《扈

    从集》记元顺帝一行从大口出发，“历皇后店、皂角，至龙虎台，皆捺

    钵也”。皇后店和皂角屯这种捺钵，多数时候不一定用作车驾过夜，只

    是途中休息一下而已。龙虎台才是出京之后第一重要的捺钵。从大口、 皇后店至皂甲屯这个路线，可以看出元代的御道、驿道与明清官道相比

    是偏西的，因为那时昌平县城(今昌平旧县)也偏西，元代驿道直指元

    代的昌平县城。皇后店、皂角屯、龙虎台等地名都保留至今，显示了历

    史与社会强韧的连续性。当然这些地名在当时、在后来，都有许多不同

    的写法，比如皇后店当时就有写作黄堠店的，皂角屯现在的名称是皂甲

    屯。有一种解释，说皇后店是“皇后田”的讹写，而皇后田是金代皇后的

    奁妆田。地名连续性是历史连续性的一个方面，但这种连续性有时只是

    形式意义上的，就如同今人在西直门见不到门，在双井看不到井一样。

    我从小营向西，沿上地西路北行，过了西二旗地铁站之后不久，就

    并入京包路，从此离开繁华、拥挤和喧嚣，进入到空旷安静、视野开

    阔、有许多绿色的地带。西望太行，北眺燕山，蓝天上有白云浮动，清

    风带来田野的凉意，精神为之一振。这时我走了三个小时多一点，艳阳

    高照，背包下的衬衣已经汗湿，却没有一点疲劳感。相反，似乎感知能

    力忽然提高了，我开始注意路边小草的摇曳、树枝间蜂蝶的飞舞和各色

    野花在阳光下的欢笑。这时候你可以真正享受走路了。写了《瓦尔登

    湖》的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说过：“只有我的双腿

    迈开时，我的思想才开始流动。”对我来说，走路时所进入的那种沉思

    状态，能够带来极大的愉悦，似乎比深度睡眠更使我头脑清醒，比听古

    典音乐更让我心情平静。而且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大自然的那

    个存在，才真真切切地与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听觉发生联系，让我

    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再走一个小时，过了异常宽阔的北清路，往西就是航天城。地图显

    示航天城以北不远就是皇后店村。上午十一点，我从北清路北转进入友

    谊路，西侧是一大片新建的褐粉色高层住宅楼。路边新栽种的槐树下，三三五五本地农民模样的人聚在一起打扑克牌，兴高采烈地吆喝着。几

    个人笑吟吟地打量我，问，旅游呢？我说，是呀。又问：要去哪儿这

    是？我说，皇后店。他们笑了，指着路西那些塔楼说：哪儿还有皇后店

    呀，都搬到那些个楼里了。原来，皇后店村一带已被拆迁，村庄的很大

    一部分都建成了城市学院的新校区。这些在路边休憩的村民是牛坊村

    的，也就是北清路和友谊路这一带的拆迁户，他们的村庄也都彻底消失

    了。

    我跟他们聊了几句，继续往北走，走了不到百米，忽然觉得有点

    累，也有点饿。这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于是靠着一棵堪堪可以遮一

    点儿太阳的、新栽的小槐树坐下，取出水杯和饼干，开始午饭。刚才聊

    过天的一个村民走过来，指着楼群北边对我说：别介，那边有餐馆呢。

    显然，他是远远注意到我在路边吃干粮，专门过来提示我的。我谢了

    他，起身背上包沿友谊路向北，再向西拐上丰润路，绕到这个新居民区

    的西北侧，找到村民所说的餐馆，点了一碗拉面。走了近五个小时、差

    不多二十公里之后，在凉爽的室内安坐下来，吃这么惬意的一顿午饭，真是享受，就像汗流浃背的登山途中忽然来了一阵清风。

    午饭后再上路，回到友谊路向北，再左转到皇后店路向西。友谊路

    的西侧有一条新修的大渠，是向北直通到南沙河去的。东侧，越过京新

    高速(G7)，可以看到一片高大建筑，楼顶有大字招牌“北京大学国际

    医院”，想起不久前听人说过，在昌平有个北大医疗城，应该就是这里

    了。皇后店路的南侧就是城市学院的航天城校区，也就是从前的皇后店

    村。这一带大概就是周伯琦所说的皇后店捺钵所在，不过具体的捺钵位

    置，不一定与皇后店村紧密对应。从地理上分析，之所以在大口与龙虎

    台之间有皇后店和皂角屯两个捺钵，可能与渡口有关，就是在沙河渡口

    的南北两岸各有一个捺钵，便于休整和接应。

    原皇后店村的主体部分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城市学院的新校

    区。走到这里时，大风骤起，黑云蔽天，豆子般的雨滴穿透白杨树叶，砸在我的脸上。我慌慌张张从背包里取出雨伞，顶着沙尘和风把伞撑

    开，可是才过了几分钟，风停雨住，太阳又挣开了云层的封堵。

    5

    我准备这次徒步时，有朋友问，人家元朝君臣不是坐车就是骑马，哪有你这么靠两只脚的？的确，除了最低等级的奴使人员，那时往返两

    都者绝大多数是乘车骑马的。古人步行，不赶路的话，一天也就二十来

    公里。《汉书·贾捐之传》记当时“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唐代

    的制度是骑马每天七十里，步行或骑驴则是五十里，坐车只有三十里。

    也就是说，因公出差者步行一日五十里(合今二十三公里)，很可能这

    是机械动力出现以前人类社会的常态。可是我们去上都计划要用的时

    间，比元代两都巡幸的日程要短得多，因此必须走快一些，平均每天得

    走三十公里左右。我也考虑过路上雇头驴什么的，免得背包太沉。行李

    是远程徒步者的主要负担之一。有本书上说，在山间跋涉一周之后，每

    一片飘落在背包上的树叶都让双肩感到压迫。我向一个来自延庆的出租

    车司机咨询雇驴马的可能性，他说，现在的牲口哪能走那么远啊。汽车

    时代，牲口少了，也没谁赶着牲口走远路了。

    元帝出行的阵仗之大，现代人是难以想象的。前后合计在十万人以

    上，牛羊马驴骡骆驼，真是一种超大规模的游牧转场。首先食物供给的

    规模就骇人听闻，而食物中首先是马奶，沿途预先准备好可以取奶的马

    匹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元史》上说：“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

    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远于

    群。”马奶对于蒙古人的重要性，堪比麦粟之于华北农人。装载马奶的

    大车叫“酝都”，用马奶祭祀历代过世皇帝也有个专名叫“金陵挤马”。

    (把皇帝陵墓称作金陵，熟悉北魏史的也许会有一丝诧异？)胡助描述

    皇帝出发之前粮草(牲畜)先行的诗句说：“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

    群。”他还提到“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荤”，是指宫中的女性服务人员

    和食物，而他特别强调“膻荤”，反映了江南文士对草原美食的隔膜。

    至于宿卫军人之多，仪仗之盛，更是人山人海，“万骑若屯云”都不

    足以形容。据《元史·舆服志》，元代皇帝(蒙古大汗)的主旗是黑色

    的，竖在白色旗杆上，大旗前后则是马鼓。出行时，皇帝仪仗打头的就

    是这面黑色大旗，这面大旗叫“皂纛”。原书在 “纛”字下有小注云：“国

    语读如秃。”意思是蒙古语称纛为“秃”，蒙古语表“旗帜”的正是tug一词

    (我猜“皂纛”这个词在蒙古语里就是kara tug)。围在皂纛前后的马鼓也

    很特别，是架在马背上的皮鼓，马夫牵引而行。而这些马的装饰也相当

    特别，马的辔、勒和胸前都缀饰着红色缨带，缨带上穿着闪亮叮当的铜

    铃。马头、马身有鎏金的铜杏叶、长长的野雉羽毛等各类装饰。马背上

    安放一个四足木架，木架上就是皮鼓。除了马鼓，还有驼鼓、骡鼓。驼

    鼓架在双峰驼上，有时候“前峰树皂纛，或施采旗，后峰树小旗”，两峰

    之间架一面小鼓，骑者即是鼓手。“凡行幸，先鸣鼓于驼，以威振远

    迩。”

    元代皇帝的座驾迥异古今，乃是东南亚所产的大象，史料中或称象

    辇，或称象驭，或称象轿，或称象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交趾

    (今越南北部)和真腊(今柬埔寨)被蒙古人征服后，每年进贡的重要

    贡品中就有大象及驯象师。据《元史·舆服志》，这些大象“育于析津坊

    海子之阳”，即今什刹海至积水潭一带，也就是《析津志》所说的“在海

    子桥金水河北一带”。为什么要养在这里呢？很可能是因为这里有温

    泉，气温略高，大象可借以过冬，所以《析津志》说“今养在匠城北

    处，有暖泉”。《元史》说这些大象的功能就是为皇帝提供骑乘：“行幸

    则蕃官导引，以导大驾，以驾巨辇。”值得一提的是，《马可·波罗行

    纪》(冯承钧译本)里提到忽必烈乘坐由四头大象所负载的象辇：

    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

    处皆见。(《马可·波罗行纪》第七十八章《大汗讨伐叛王乃颜之

    战》)

    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

    (《马可·波罗行纪》第九十二章《大汗之行猎》)

    张昱《辇下曲》有“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之句，拉施

    特《史集》亦记忽必烈汗坐在象背上的轿子里，幄殿和轿子，就是马可

    ·波罗所说的木楼。所谓木楼，就是大象所背负的皇帝座椅。其实这个

    座椅是一具装饰极为华丽的大轿子，《元史》称为“莲花座”，其华丽程

    度远不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内布金锦、外覆狮皮而已。据《元史·舆服

    志》，这具“五采装明金木莲花座”，装饰得美轮美奂：“绯绣攀鞍絛，紫绣襜襦红锦屜，鍮石莲花跋尘，锦缘毡盘，红牦牛尾缨拂，并胸攀

    鞦，攀上各带红牦牛尾缨拂，鍮石胡桃钹子，杏叶铰具，绯皮辔头铰

    具”。莲花座上还有一个鎏金银香炉。

    驯象力大步阔，乘坐大象也许远较车马平稳，即便道路狭窄，也可

    以解开连索，不必四象并用，用两头象或单用一象也不错。而且大象看

    起来步履迟缓，其实步幅很大，一步抵得上骡马两三步，走起来一点也

    不慢。所以《析津志》说：“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蹿马乃能追

    之。”但驯象是驯服的象，并不是驯化的象，受惊的大象往往会制造险

    情，踩踏伤人还在其次，象背上的皇帝也难得安全。忽必烈时期，发生

    过大象被迎驾者表演的狮子舞惊吓，失控奔逸，幸亏有人堵住大象去

    路，又有人砍断象背上拴座椅的绳子，把忽必烈从象背上及时救下来，才没有出大事。史籍上有关元代驯象伤人的记载并不少，从南方运往北

    方的过程也称得上艰辛万状。至元年间一头大象从云南北送，途中惊

    怒，踩死了一个被称作“老殷”的老军人。

    元以前也有把大象养作宠物的皇帝。《明皇杂录》记唐玄宗除了养

    有著名的舞马以外，还养了犀牛和大象，而且这些犀牛和大象跟舞马一

    样，“或拜舞，动中音律”，也学会了按照音乐节奏起舞跪拜。卢纶

    有“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的诗句。《安禄山事迹》里还有一个故

    事，说这些巨型宠物落入安禄山之手后，他在某个宴席上试图让大象朝

    他行跪拜之礼，没想到大象“瞪目忿怒，略无舞者”，一动也不动，激怒

    了安禄山，把大象推进深坑，先烧后杀，尽数屠戮，“旧人乐工见之， 无不掩泣”。

    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不仅骑乘大象，而且也养了一头能够跪

    拜起舞的宠物大象。元顺帝北逃后，徐达把这头驯象运往南京献给朱元

    璋。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云：“一日，上设宴使象舞，象伏不

    起，杀之。”朱元璋杀了这头不向自己低头臣服的大象之后，又觉得它

    是头义象，比降明的元臣危素有气节，就让人做了两块木牌，分别

    写“危不如象”“素不如象”，挂在危素的双肩。而且，明代歌颂这头义象

    的诗文还不少，郞瑛《七修类稿》载明初《义象行》一诗，就写得极为

    生动，一唱三叹，赋予这个传说以巨大的道德意义。

    明人叶子奇《草木子》记了一条谚语“南人不梦驼，北人不梦象”，因为没见过。可是元代北方人见过皇帝象辇的并不少，即使没能亲眼见

    到，也大致听说过那无比威风的派头。统治者的荣耀和不可侵犯，需要

    崇高的建筑、庄严而独享的色彩和远方稀罕的巨兽来映衬，也需要比蝼

    蚁还多的臣仆来见证。或许，这正是象辇在元朝一直使用的原因。正如

    杨允孚的诗句：“纳宝盘营象辇来，画帘毡暖九重开。”柯九思有一首

    《宫词》，准确传达了这一时代精神：

    黄金幄殿载前驱，象背驼峰尽宝珠。

    三十六宫齐上马，太平清暑幸滦都。

    6

    下午两点半，乌云消散，天蓝云白，我走在南沙河南岸，从人大附

    中的一个训练基地附近过桥到了北岸。从地图上知道西边不远处有新建

    的古迹“纳兰园”，其实是一家农家乐，园名借自东侧原有的纳兰性德家

    族庄园故址，纳兰家族墓地也在附近，但早已了无踪迹。当年读纳兰

    词，感觉真是超越了时代，这样一颗敏感得不可思议的心，既亲切又陌

    生。想想他曾行吟在南沙河岸边，他所凝视过的天空，他所吹拂过的夏

    风，和此刻大概也差不了太多吧。

    从航天城到南玉河，村庄密集的地方，见到多处蓝白两色的小房

    子，大牌子上写着“公共安全社会管理网格管理站”。网格指的是网格化

    社会服务管理模式，网格内有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 网格警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力量和网格消防员等。也有人

    说，网格员就是驻区民警，根据区域内的人员情况、社会治安复杂程度

    将区域划分成网格。几年前在新疆听一个边疆研究专家介绍，说在南疆

    农村推行网格化管理，要求管理人员几分钟之内到达出事地点云云。后

    来又听说，在西藏也推行这种网格化管理。我还在一次会议上听一个民

    族问题专家讲边疆治安，对这种网格化管理大加推崇，誉为新时代的制

    度创新。没想到北京郊区也在实行这种制度，上网一查，原来全国许多

    地方都在推行，远不止于边疆地区了。

    从南玉河村向西走十几分钟，就到皂甲屯村了。皂甲屯，显然就是

    元代的皂角屯，村名来自于皂角树。但二者似不必在空间上重合对应，因为从地理路线来看，元代的皂角屯应该在偏东一些，大概在今天的几

    个玉河村一带。如今这些村子几乎彼此毫无空隙地相连，没有田地间隔

    其中。我留意到几乎我经过的每个村口，都有横向的金属卷闸门，只是

    都卷起来堆在一边，似乎并未打算使用。不过可以设想，如果需要，这

    些卷起的门可以立即展开来，封堵住通向村内，以及村子与村子之间的

    交通，经过或进入这些村庄的路就被切断了。不知道这种设施是否是网

    格化管理的一部分。过去常听人说当前社会管理的成本如何如何高，看

    到这些设施，才多少有些理解。对于自古以来的管理者来说，历史上大

    概只有很少的时候面临过同样的压力。

    在这几个村子停留、买水或问路时，吃惊地发现我试图攀谈的许多

    人都说他们不是本地人，都来自外地(河北居多)，租住在这里才几年

    时间。想起去年夏天我在湖北老家的农村徒步时，也遇到类似的情形，那些坐在古镇老房檐下乘凉的人，对我打听的本地往事一无所知，因为

    他们都是近年才搬来的。当代中国急剧的人口流动并不只是发生在城

    市，偏远的乡村亦不例外。去年徒步时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在京郊农

    村的半天行程中也得到印证：行走在乡野村落间，基本上不必如从前那

    样担心有恶狗突然窜出。传统中国随处可见的那种看家护院的土狗、柴

    狗已基本绝迹，被数量更大的、外来的、贵族气的宠物狗所替代。和社

    会流动的普遍化一样，这种家养狗的种族替代现象，绝不是仅仅发生在

    城市里。

    沿甲屯路东北行，到北玉河村，就到了繁忙喧嚣的沙阳路，也就完

    成了今天的行走计划。于是沿沙阳路东行，打算走到沙河镇。时当下午

    三点半，距我早晨从健德门桥下出发，已经九个小时了。地图上显示我

    走了三十二公里，实际上可能更多。一想到今天不必再走，疲惫立即和

    汗水一起遍布全身。过了G7的立交桥不到两百米处，路边白杨树下停

    着一辆出租车，司机主动问我要不要车。我说，好啊，就上了车。在

    G7上快速南行时，看路西我刚刚走过的那些地方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我走了差不多一天的路程，现在一眨眼就过去了。半小时后，我在清华

    东路下车，沿王庄路走回五道口。路上颇有积水，人行道开裂的砖石缝

    隙不时溅起泥水，路边散布着被大风撕扯下来的槐树枝叶。显然下过不

    小的雨，当我在皇后店村的废墟上撑起雨伞的时候。

    龙虎台前暑气深

    ——从昌平到居庸关

    1

    6月25日，还是六点半出发。因为不像第一天晚间可以回家，所以

    得带上电脑、洗漱用具、换洗衣服和几本书，背包明显变重了。晴空湛

    蓝，又一个高亢的暑天。坐城铁13号线，到西二旗转昌平线。大概是周

    六一大早的缘故，乘客并不多，13号线上见到好些人打瞌睡。离我不

    远，一对中年男女在靠近车门的地方激烈地争论，江浙口音，忽然那女

    的手掌一扬，“啪”地打在男人的脸上。连闭眼瞌睡的乘客都惊醒了，瞪

    大眼睛看他们。那男人背过身去，不仅没有回打，似乎一句话也没有

    说。等着看热闹的只好又闭上眼睛。从五道口到昌平，一共只用了半个

    小时。

    元代的昌平县治并不在今昌平镇，而在今昌平镇西四公里的旧县

    村，古称白浮图城。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于土木堡(今怀来

    县境内)被瓦剌俘虏，留守京师的皇弟朱祁钰称帝，改元景泰，是为景

    泰帝。景泰元年(1450)调整京师防务体系，在昌平县以东兴筑永安

    城，两年后成为昌平县治。从此这个狭小地带就有了两座包砖的城池，但两城并存的时代并不长久。迁治之时，难免发生拆用原县城建材的事

    情，比如后来永安城南大门修葺时，很多砖瓦就是从旧县城拆来的。拆

    用建材的事官家和民间都会做，这个过程中，旧县城势必倾颓隳堕，日

    渐萧条，到清代就看不到城墙的痕迹了。

    县城东迁，引起交通路线东移，这就是为什么元代从健德门北行的

    驿路偏西，而明代从德胜门到昌平的驿路偏东。这种变化使得这一段的

    元代驿路、辇路终于无迹可寻，旧县南边榆河(即古代的温榆河)上那

    座石砌的红桥，也早已“桥亡而名尚存”。在红桥边，元文宗

    (Jayaatu Khan, 1304-1332)给替自己夺位立下大功的燕铁木儿(El

    Temür)建祠立碑，因为燕铁木儿曾在这座桥上驰马搏击，赢下关键一

    仗。不过这些碑刻祠堂，早就和红桥一样，被明人拆解挪用了。如果明

    代不曾迁徙昌平县治，那么清河北岸的大口、南沙河南岸的皇后店、北

    沙河南岸的皂角屯等元代捺钵多少会有某种规模的古迹保存，榆河上的

    红桥也应该得到后代缮治维修，不会逊色于今日沙河镇北边那座著名的

    朝宗桥。如果那样，从北沙河到白浮图城也就不会壅塞不通，我之所以

    要从昌平镇前往旧县，就是因为从皂甲屯无路北行。

    沿昌平镇的政府街西路向西，到西关环岛，走过李自成骑像，看川

    流不息的汽车环绕着他、无视着他、淹没着他，觉得很有趣。心想：李

    自成本来已经到小营环岛了，为什么要让他退回到昌平呢？沿京藏高速

    辅路(就是过去的国道)继续向西，二十分钟就到京藏高速(G6)与

    京新高速(G7)的交叉桥下。我想从桥下空地直接过去，猛然听到低

    沉雄浑的狗吠，原来是一头体型硕大的黑毛藏獒，作势向我扑来。一个

    中年妇女趴在一块大石上死死拽紧狗绳，高喊：“别过来!别过来!”我

    说，我要到对面去。那妇女说：“快从那边走!它不会让你过!”大概这

    里平时无人光顾，成了遛獒的好地方，我的出现让她十分恐慌，似乎生

    怕控制不住狗。既然它不让我走，我只好绕道了。走路碰上藏獒，也算

    是新事物吧。

    照说我对昌平的这一带是比较熟悉的。二十多年前刚留校担任新生

    班主任时，我在北大昌平校区(昌平园)生活过一年，而旧县村就在昌

    平园附近，原京张公路的南侧。那时我常在园区周围及十三陵陵区走

    动，对附近村庄和道路有一定了解，但仅止于京张公路以北，没有到过

    旧县村。这次为走元代辇路做准备时，才意识到旧县的意义。虽然没有

    看到元代皇帝在昌平县宿顿的任何材料，但辇路和驿路一定经过这里，所以我必须到旧县村看一看。

    沿着京张公路(现京藏高速辅路)的南侧向西，我离开马路，走在

    路基下的田地里，高大的白杨树挡住了越来越灼热的阳光，汽车的喧闹

    也隔在一个令人愉快的距离之外。只是进了旧县村，就很少有大树足以

    遮阴了。比起附近的几个村子，旧县的街道缺乏修整，房舍也显得不够

    光鲜。在村北的旧县小学门前，我向两个老人问路，打听著名的唐槐和

    观音庵。老人伸手向南：一直走，到头儿就看见大槐树了，树下就是观

    音庵。他们说，“文革”前旧县村还有十几座寺庙，后来全毁了，观音庵

    是十几年前新建的，那个地方过去叫菩萨庙。

    网上有消息说，2009年5月，旧县村民王全等人挖下水管道时，在

    地表以下1.5米深发现一方寺庙石碑，碑建于万历二十一年

    (1593)，“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新安程奎撰”。万历时还会

    有朝廷高官为旧县寺庙写碑，可见香火之盛。我打听那石碑的下落，说

    是已经被文保部门搬到昌平镇去了。网上有人回忆，“文革”前旧县村还

    有十三座寺庙。一个小小的村庄竟集中了这么多寺庙，只能从该村曾长

    期作为县城的历史来获得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唐代狄仁杰为祠

    祀对象的狄梁公祠。

    根据元代宋渤所撰《重修狄梁公祠记》，狄梁公祠在白浮图城北门

    外，可能就在今日的旧县小学，始建年代不明，元成宗大德三年

    (1299)重修。宋渤在记文里试图解释白浮图城何以有狄梁公祠，把这

    种民间的感念与狄仁杰在幽燕地区抵抗突厥的历史联系起来。不独昌平

    如此，似乎华北多地都有这一传统。他说：“吾尝往来上谷渔阳古镇戍

    中，往往有公祠宇，盖敦实之精，惠义之著，其被覆冒之境，感而不

    忘，相率祠之，无疑也。”明代正统、弘治和清代乾隆年间，都曾对狄

    梁公祠进行较大修缮。顾炎武《昌平山水记》记清初旧县“居民不满百

    家，而狄梁公祠香火特盛”，并记每年四月初一举行赛会，“二三百里内

    人至者肩摩踵接”。明人马愈《马氏日抄》却说：“昌平县北有狄梁公

    祠……每岁二月二日，南山北山之人皆来作社。”两人所记节时虽有不

    同，但必是京北地区极为热闹的盛会无疑。

    观音庵就在旧县正中最长街道的最南端，树皮剥落、满身沧桑的唐

    槐如一朵绿云笼罩在观音庵的上空。北方常见把古槐称作周槐或唐槐，这株古槐的确切年岁也许还到不了唐朝，但我愿意相信它见证过金元白

    浮图城的全盛时期。非常可能，这个地点就紧靠白浮图城的南大门，驮

    马商队、驿递行旅、征戍往返，都要由此进出，都见过那时还在壮盛之

    年的这棵槐树。树旁的建筑早经过无数次毁坏和重建，观音庵自身，和

    华北北部乡间许许多多新建小庙一样，香火微渺，人迹罕至，远不如这

    棵古槐巍巍然且气宇昂藏。

    告别观音庵和唐槐后，我一边躲避塞满街道、喷起灰尘的汽车，一

    边看沿街院落内的花坛、杂物和呆呆坐着的老人。中午的街道，除了偶

    尔的汽车，只有蝉声此起彼伏，给这个房屋低矮的村庄增添了寂静和荒

    芜的气息。在一家小店买水时，寂静突然打破了。街边电线杆上的大喇

    叭猛然响了起来：“通知，通知，今天晚上七点半，全体党员到文化园

    学习。”重复两遍，最后是：“通知完毕，通知完毕。”广播声穿透所有

    的庭院、门窗和房间，似乎看得见那个女播音员严肃坚定、冷若冰霜的

    样子，使我一瞬间发生了时空错乱的晕眩。沿街北行到小学，西行离开

    旧县村，越过无水的河道，走到豪华别墅区“北京湾”的北侧马路上，在

    农场路转而北行，前往下一站——龙虎台村。

    2

    “每次旅行都是朝圣”，这是旅行作家Don George的话，他还以此为

    题写过一篇文章。他这样总结：“旅行是收集全球拼图板片的一种方

    式，由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拼图整体；旅行是使世界变得神圣的朝圣行

    为，无论我们是在哪里、是怎样走上这条路。”并非某个神圣的目的地

    决定旅行的朝圣性质，赋予旅行以朝圣性质的是旅行者自己在旅行中的

    行为和思想。旅行使我们更深地走向自己的内在，同时也把自己开放给

    世界的外在，真正的旅程是我们内外两种人生持续展开的对话和交互作

    用。他说：“我举目无亲、言语不通，全凭道路的慈悲。不过我开始信

    任。结果是，无论到哪儿，我越是把自己开放给他人并且仰赖他人，我

    就越是得到他们的热诚拥抱与协助。”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朝圣，你不必旅行到耶路撒冷、麦加和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或其他那些知名的圣地。只要你怀着敬畏和好

    奇去旅行，以天生的、珍贵的生命感受力去感触每一个时刻、每一

    次遭逢，那么，无论去哪里，你都是走在朝圣的路上。

    照他这样说，前往金莲川也可以算是一种朝圣，只是这一朝圣性质

    的获得并非由于那早成废墟的上都，而在于行走本身。从酝酿计划以

    来，已经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一定要徒步呢？灵活一点，有的地方坐

    车，有的地方走路，不是效率更高、更安全吗？我没有回答过这个问

    题。说到底，这是另一个价值系统里的规则，不可以用效率或安全度来

    衡量。

    近些年我读过几本写远程徒步的书，最喜欢的是罗瑞·斯图尔特

    《寻路阿富汗》(Rory Stewart, The Places in Between)，我还专门写过

    一篇评介。这本书是作者2002年初在阿富汗徒步旅行的记录。2000年，二十七岁的作者计划徒步穿越亚洲，本打算从伊朗向东走到越南，后因

    各国政治情势的限制，只在伊朗、尼泊尔、印度和阿富汗几个国家分阶

    段走了一部分，全程合计近万公里。《寻路阿富汗》记录的是他2002年

    初在风雪之中穿越阿富汗中央山地的经历。行程的艰险危难和作者叙述

    的平静从容反差极大，形成充满古典气息的、罕见的张力，读来欲罢不

    能。在第五天，天黑以后，书里这样写道：

    一团雾气飘来，萦绕于四周，雨继续下着，我们什么都看不

    见。过了五分钟，我举步跨进薄雾。跌落下去的时候，我伸手抓住

    一丛荆棘，虽然棘条还是从手里滑脱，毕竟缓阻了我在悬崖上的下

    坠之势。结果我四仰八叉地躺在河边，在公路下方十五英尺的地

    方。阿卜杜拉·哈克朝下叫喊，我也叫喊着回应他：我没事，没

    事……他就笑了。我发现崖壁上有一个凹槽，就利用这个凹槽费劲

    地攀爬上去，与他会合。

    从(下午)离开Obey村以来我们已经走了超过五个小时，天黑

    也有两个来小时了，我俩都冻得直哆嗦，而下雨也变成了飘雪。我

    们的目的地在哈里河(Harī Rūd)的对岸，大雨之后的河水浪涛

    汹涌，奔腾下泄。没有绳子是很难渡河的。我们听到一辆卡车从后

    面驶来，这可是从早晨出发后的头一遭。阿卜杜拉·哈克建议我们

    搭便车过河。我有点犹豫，我可不想这个旅程中有哪怕一小步路是

    坐车的，可是我也知道阿齐兹可能已经在雪中等候两个小时了，而

    且这事似乎也不值得争吵起来。

    汽车到了转角的地方，阿卜杜拉·哈克走到路中间，站在汽车

    头灯的刺眼光亮里，用枪指着汽车的挡风玻璃。那个司机停下车，载我们渡过河流，到了对岸。阿齐兹拿着手电筒等着我们，我走在

    他身边，在雪中踉踉跄跄，好几次滑倒。到一座房屋的门前，脱掉

    湿透的靴子，拍落头发和外套上的雪，然后进屋。主人让我坐在火

    旁，我把脱了皮的白脚放到尽可能靠近火的地方，满怀感激地接过

    一杯茶。已是夜里十点。这一次我终于疲累得不能写日记了，就和

    主人玩起了下棋的游戏。

    接下来的叙述中，引用了阿卜杜拉·哈克对他的保安局同伴说的

    话：“罗瑞可不情愿坐上卡车了……这下好，明天一早我们还得回到河

    边那个上车地点，重新走一遍。……可是我得睡觉啊。阿齐兹，你去

    吧。”这说明，作者接受乘车过河的建议之前，已宣布次日要回头重走

    这一段。果然，在第六天的早晨，当阿卜杜拉·哈克和喀斯穆还在睡觉

    时，作者和可怜的阿齐兹一起返回哈里河右岸，补足了过河的这一段路

    程。有意思的是，读者只会敬佩他顽强执着，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他过度

    较真。一条无须明言的道理摆在那里，超越了时代、地域、语言和文化

    的分隔：既然你说你要徒步穿越阿富汗，那么每一寸、每一尺的道路，你都该徒步。这才是人们所说的“用身体丈量大地”呢。

    3

    中午十二点，我在农场路西侧的白杨树林里一块石头上坐下，喝点

    水，吃几块饼干。然后继续向北，到京张公路时，本该折而向西前去龙

    虎台村，我却一直向北。虽然是上坡路，但无人无车，树荫浓重，在一

    上午的暴晒之后，这一段路让我心情舒爽，走得兴高采烈，以至于二十

    多分钟后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只好掉头回来，不免略略沮丧。这种

    沮丧立即与饥饿疲劳合了流，而水杯里水的储备已经不够多了。非常幸

    运的是，再沿着京张公路向西走十几分钟之后，就看到很热闹的奥莱中

    心，赶紧进去吃饭喝水。不得不感慨，奥莱的建筑风格和繁荣景象，与

    周围低矮荒寂的北方乡村形成过于强烈的对比。坐在空调餐厅里，体会

    冰凉的水滑进喉咙，惬意地看玻璃窗外的蓝天和阳光，竟然忘记了这大

    半天来的烈日炙烤。

    一回到路上，奥莱的清凉立即变得遥远。向西再走半小时，就到龙

    虎台村。村口停着几辆车，司机问我要不要用车，我借机和他们聊聊。

    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旁边小超市的主人也不是本地人。我沿着村内南北

    向的街道向北走了一阵，再返回到村口，在超市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坐下

    休息，卸下背包，扯起湿透的衬衫后背，享受这种短暂的凉爽。那几个

    司机对我很有兴趣，围过来聊天。“天热呀。”“是啊。”“居庸关可远

    啊，还是坐车吧。”“不用，很快就到了。”“小心中暑啊。”“嗯，不

    怕。”“去居庸关一路上山，越来越难走了。”“是啊。”“从北京走过来？

    多远啊!”“才走了两天，不远。”

    龙虎台村就在古代的龙虎台上。元帝北巡，例以龙虎台捺钵为正式

    的告别大都之地，必在此留驻，留守官员也是远送至此。杨允孚的诗

    说：“大臣奏罢行程记，万岁声传龙虎台。”在这里，北巡路线和日程才

    正式报告给皇帝。从上都返回时，到龙虎台捺钵，就算是真正回到

    了“冬营盘”，要在此大宴一番，有时甚至欢宴连日。大都重要官员前来

    龙虎台迎驾，许多诗文都与此有关。《析津志》说：“至龙虎台，高眺

    都城宫苑，若在眉睫。”又记皇帝和太子等驻营于龙虎台时，官吏百姓

    来迎，皇家气象得以展示，“千官百辟，万姓多人，仰瞻天表，无不欢

    忭之至”。

    元代皇帝以龙虎台为捺钵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羊儿年

    (1211)成吉思汗攻打金国，夺取居庸关后，曾驻营于龙虎台，兵锋直

    指金中都(今北京)。在《蒙古秘史》里，龙虎台是汉文旁译，蒙古文

    汉文注音的原文是“失剌·迭克秃儿”，可以还原为Shira Dektür，意思

    是“黄色的台子”。书里另一处说，成吉思汗曾驻军于中都的“失剌客额

    儿”。失剌即shira(黄色)，客额儿可以还原为ke’er，王国维说失剌客

    额儿就是《圣武亲征录》里的王甸(即黄甸，刻本中误为壬甸)。余大

    钧说黄甸可能就是黄台子，也就是龙虎台。这一带是燕山南麓的山前台

    地，由来自八达岭峡谷和虎峪山谷的洪水长期冲积带来的沙土碎石堆积

    而成，与南边的平原地带相比明显高得多。这片台地在植被稀疏的季

    节，地表沙石的颜色会较为醒目，故蒙古语称之为黄台子、黄甸子。

    在忽必烈正式制定两京体制，并开创巡幸途中以龙虎台为重要捺钵

    的传统以前，《蒙古秘史》还记载窝阔台征金途中宿顿于龙虎台，生了

    病，巫师建议以亲人为替身，托雷因此而死。虽然研究者认为这里是

    《秘史》的笔误，窝阔台驻营之地在北边的官山而非龙虎台，我每次想

    到龙虎台时，还是常常联想起托雷之死。现在走到龙虎台村，在暑热的

    昏昏沉沉中看这个曾经热闹非凡、如今平平淡淡的地方，再一次想到托

    雷。从现实主义的史学原则出发，托雷之死反映了窝阔台在任后期对继

    承人问题的忧虑，他看到了托雷系势力的壮大，只好谋杀托雷以图改变

    力量对比。窝阔台死后托雷系的崛起，一方面说明窝阔台策略的失败，另一方面说明他的确看到了问题、感觉到了危机。可是，换一个角度

    看，也许正是窝阔台的谋杀行动促成了他所担忧的一切。我总觉得草原

    传统中(也许不止草原)，无辜和令人同情的死亡，会赋予死者及其血

    统以神圣性，使他的后裔在权力争斗中获得某种政治优势。拓跋魏的沙

    漠汗如此，蒙古的托雷也是如此。

    元代有关龙虎台的诗文很多，其中江孚和刘基(伯温)都撰有《龙

    虎台赋》，都以十分夸张的文字描述龙虎台的雄伟壮丽，并借以歌颂元

    朝的政治和文化成就。江孚的赋文这样描写元朝皇帝前去上都的盛

    况：“季春历日，法驾北巡，五辂辉煌，万骑纷纭。”后来成为明初开国

    功臣的刘基，在《龙虎台赋》里赞美元朝皇帝“朝发轫于清都，夕驻跸

    于斯台，明四目以遐览，沛仁泽于九垓”，又感言自己生逢盛世，“慨愚

    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因而要讴歌“天子万年，以介遐祉”。这篇

    文章收入《诚意伯文集》，有人还以为是刘基入明以后所作，其实是他

    在大都中进士后满心追求上进时的作品。

    明初继承了元人的道路体系，仍以龙虎台为重要扎营之所。明成祖

    朱棣多次驻军于龙虎台，在此设宴大飨随驾将校，算是元明历史连续性

    的一个表现。宣德年间，明宣宗也曾驻营于龙虎台，“召英国公张辅等

    至幄中，问郊外民事，赐酒馔”。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1449年8月5

    日)，明英宗朱祁镇仓促发兵五十万北征瓦剌，从北京德胜门出发，一

    日行至龙虎台扎营。连日暑雨，长时间行军，造成“人情汹汹”。在龙虎

    台扎营的这天夜里，天刚刚黑，史书上说是“方一鼓”，也就是晚八点左

    右，“众军讹相惊乱”，在没有敌军攻击的情况下自己大军发生了惊乱，后来人们认为这预示了随后“土木堡之变”的灾难，所以史书说“皆以为

    不祥”。

    龙虎台村东北有一片荒草蔓生的旷野，背后的燕山高耸峭拔。我上

    研究生时曾和同学多人在深秋的微寒中徒步经过那里，看白茅的银花在

    夕阳下随风流波，远处的山脊、村庄和树林变幻着色彩，蓦然颇受感

    动。后来在昌平园工作时，我好几次到龙虎台一带闲走，才知道那片草

    地其实是某坦克六师的训练场，怪不得还有两座明显是人工建成的大土

    堆呢。我曾站在土堆上四下眺望，试图想象当年龙虎台捺钵的样子。什

    么都想象不出来，只有风在草丛中推挤涌动的声音。

    4

    从龙虎台到南口村，又走了差不多一小时。今日人们说南口，通常

    指南口镇，而这个南口镇其实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围绕京张铁路的

    南口车站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南口，是今南口镇以北的南口村。南口

    相对于北口(北口就是八达岭)而言，南、北二口是居庸关的两个门

    户，两口之间大约十六公里长的山谷就是关沟，是从北京向北跨越燕山

    最重要的通道。关沟因居庸关而得名，居庸关则因古居庸县而得名，居

    庸一名大概出自古代山戎的语言。关沟之所以被历代视为南北交通的首

    选通道，并非因为比起其他通道来最不艰险，而是因为燕山主脉的这一

    段最为狭窄，从这里翻越燕山用时最短。

    在南口镇折而向北的十字路口，我向一位在街边看报纸的人问路。

    他的年龄看起来比我略大一些，说话清晰，很有条理，文化程度不低。

    我就问起南口村的古迹，他竟然相当熟悉，如数家珍。他对我也感起兴

    趣，知道我的专业是历史学以后，更是兴奋起来，说：“我陪你走一会

    儿。”原来他曾是本地小学的语文教师，十几年前回家种地做生意。他

    对本地历史很有积累，能顺口说出许多事件的年代、人物和过程。他说

    他曾走遍了附近的古长城，也喜欢收藏文物，家里有不少古董，还邀请

    我去他家喝茶。我看他健步如飞，不喘气，不出汗，问他年龄，竟比我

    大了十多岁。到了南口村的南头，他陪我在一座亭子里坐了一会儿，见

    我没时间去他家，就给我指了路，自己匆匆掉头回去，说是接孙子放

    学。我这才知道他家在南口镇，是为陪我才走了这么远的。

    今日南口村的主体其实是过去南口城的南关，1958年的大洪水冲毁

    了北城墙和北城门，城内建筑大半因此毁弃，现存的南城门经过了大幅

    度维修。城南保存的古迹中，最主要的是一所传统汉式建筑风格的清真

    寺，以及一座明代李姓太监的墓地。清真寺大门紧锁，我只从墙外往里

    张望了一下。李太监的豪华大墓红石牌坊雕刻很精致，最有趣的是墓前

    一对神态傻萌的石兽，和一对浮雕文武石像生。村里很安静，街道异常

    洁净，常有果树从院内伸出枝条来。在一个拐角的地方，有金银花蔓爬

    过墙外，那种熟悉的甜香让人立即心境平和，仿佛回到了往昔的温暖之

    中。

    对于徒步者来说，从南口向北去居庸关，正确的走法是往东下到河

    道里，沿河道的乡村公路往河谷上游走，没有路的时候就走河床。这种

    走法的优点是安静、安全，而且也最接近近代公路开通之前的交通路

    线。京张铁路开通的时候，还没有公路，因为铁路基本贴着河谷东岸，所以后来的公路就贴着河谷西岸，前些年建的高速公路大致上也靠近西

    岸。我告别南口村的南城门时，并没有下到河谷，而是沿京藏高速的辅

    路(就是过去的京张公路)北行。最初阶段也没觉得不妥，但走了二十

    几分钟后，路肩收窄，甚至慢慢就没有路肩了。川流不息的汽车呼啸来

    去，激起的灰尘直扑面门，行人只有闭眼捂面，静待车流过去。这段路

    虽然只有七公里左右，但对行走者来说是十分不安全、不愉快的。

    有意思的是，还是有大量的骑行爱好者走这条路，他们速度那么

    快，保护能力那么低，和蛮横飞驶的汽车争抢道路，看得我心惊肉跳。

    而且也有和我一样的徒步者走在这条路上，户外背包是最鲜明的标志。

    走了三公里多时，对面走来一个年轻人，瘦削而精干，个子不高，步子

    却奇大。我冲他一笑，他回笑一下，很腼腆的样子。我问：从居庸关下

    来？他说是的。我又问：从哪里开始的？他说，早晨从沙河开始，走到

    居庸关，现在再回沙河去。说完挥手道别，继续赶他的路去了。他看上

    去平静、从容，步伐匀称，腰背直而有力，并不像走了一整天，至少不

    像我这样(虽然我看不见自己，但可以猜想)。我算了一下，他已经走

    了三十五公里了，从这里走回沙河，还有二十五公里，势必要走到夜里

    九十点钟。他一天要比我多走一倍的里程，而事实上他的速度也的确是

    我的一倍快。我就算在年轻时，也从没有走得这么快、这么远。

    1982年7月，我在北大上学的第一个暑假，同窗好友组织了一个远

    足小组，计划从北京走到承德。我们在清华园站上火车到昌平，从昌平

    开始步行到十三陵，第一天住在长陵中心小学的教室里。那天夜里，我

    们到景陵陵园内玩了一两个小时，在宝山前祾恩殿的废墟上聊天，看星

    星在暗空中眨眼，听同学吹笛，感受到无可言说的、美丽奇妙的安宁。

    接下来我们每天晚上都这样贪玩晚睡，早晨迟迟不起，总在太阳开始施

    虐的时候出发，午后不久便疲惫不堪。就这样，我们每天大概只走得二

    十公里，一周才走到密云水库。那时路边吃饭远没有现在的卫生保障，不停有人拉肚子生病，终于支撑不下去了，于是放弃徒步，在密云上火

    车前往承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路达到连续一周，虽然谈不上有什么

    强度。

    5

    1907年6月10日，那场有五辆车参与的跨越欧亚大陆的汽车拉力赛

    的第一天，路吉·巴兹尼所在的意大利车当天下午抵达南口，在这里过

    夜。他在《北京到巴黎》中写下了对南口的观感：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口峡谷，如同两座石山之间的狭窄

    裂缝，山巅矗立着古代戍堡的烽火台。群山依次展开，奇异的山脊

    顶向天空。在雨天苍白、阴郁的光线下，风景反倒不如晴日映照下

    显得那么荒凉萧索。可是这种高度看上去是没法跨越的，山坡也形

    似城堡的坚壁，装备良好，足以御敌。

    离峡谷入口处的南口村还有六英里(9.6公里——译者按：数

    字可能有误)时，我们的车就没法继续开了。从这里开始，公路进

    入自南口下泻的那条河，公路与河床合而为一。只有碎裂的石块、鹅卵石、沙砾和水洼。我们只好停车，等我们的人(苦力)赶上

    来。他们赶到了，奔跑雀跃，兴致高昂，忙着来占有这辆汽车。或

    许，在他们心里有一种秘密的恐惧，这汽车会逃脱，并带走他们挣

    钱的希望。所以他们赶来了，呼啸着，如一伙剪径的匪人。

    接下来，巴兹尼详细地描述中国苦力如何在头人的带领下前拽后

    推，以不可思议的力量，把汽车运送到南口。头人以口哨和歌声来指

    挥，如乐团指挥一样，使全体苦力能够按同一个节奏和同一个意志来使

    力。有意思的是，不懂汉语的巴兹尼竟然知道头人所唱的歌，只有曲调

    是固定的，歌词则即兴杜撰，目之所见、心之所想，都随时成为他的歌

    词。众苦力只管随他的曲调有所回应，并不在乎他唱了什么。正是这些

    衣衫褴褛、情绪饱满、始终快乐而昂扬的一群苦力，如同蚂蚁搬家，把

    这辆汽车搬到南口，搬过燕山，搬到它可以发挥机动能力的北方原野

    上。巴兹尼是这样描述南口的：

    南口村看上去就是一些石片随意堆积出来的，低矮而原始的民

    舍用乱木条和泥块建成，房子前面是大石堆砌的人行道，街道中间

    则是深深的水洼。这个粗陋的小镇被围在一个残破的城堡之内。

    我们从一个又低又深又暗的城门进入该村那唯一的街道，雨已

    经停了，几分钟后太阳从云中探出头来，雨水淋湿的石头在太阳下

    闪闪发光。人们也出来了，站在门前张望着。

    他们简直像是另一个种族的人。他们是山民，强壮有力，身上

    带着鞑子祖先的印记。这一小群人，为艰厄的石头大山所隔绝，让

    人想起那些古时候被派到这里把守关隘又被遗忘在此的那些人。的

    确，这些人也许真是满人征服后派到这里的那些鞑子士兵的后裔，现在不再是军人了，但还在岗位上，无意识地执行着数世纪之前的

    使命。

    意大利车和驾车的团队下午两点四十五到达南口，这一天共走了不

    足四十英里(六十四公里)。他们进入南口所经由的那个“又低又深又

    暗”的城门，就是至今犹存的南城门，而书中所描述的那条街，如今只

    剩了短短的一小截，且早已面目全非。从书中所附的照片看，南口城南

    门与北门之间那条唯一的街道，中间塌陷超过半米深，这应该是长年缺

    乏维修的结果。车马践踏，纵是石铺路面也会塌陷，石板破碎，比泥土

    更妨碍交通。如果无人照料修缮，雨雪积水，路面下沉还会加剧。街两

    边的商住人家只会维护自家门前，以大石砌筑，保持门前地面不塌陷。

    天长日久，就会出现照片上那种街道中央深陷地下的景象。不难想象，雨雪之后，车马驴驼经过时会是多么艰难。巴兹尼说南城门“又低又深

    又暗”，那个“深”就是路面塌陷的结果。城门地面深陷如坑道，往来人

    畜车担堵死城门，这样的故事常见于清末民国间的各类记录。

    在巴兹尼他们到达南口之后很久的傍晚，第二辆车才跟上来，当然

    不是一路开过来的，而是坐刚开通的京张线北京至南口段的火车来的。

    然而京张线最艰难的一段，是从南口到居庸关再过八达岭的一段，当时

    还正在紧张施工中，他们显然不能坐火车过燕山了。第二天，他们只能

    如意大利车一样，靠中国苦力拉拽推扛，才能越过燕山。在南口的这一

    夜，巴兹尼写道：

    太阳落山不久，南口沉入梦乡。我裹进水手用的那种毯子里，躺在炕上，全无睡意，在想象里继续着我的旅行，在幻想中探索着

    乡野，就这样度过了这个不眠之夜。远处有奔腾咆哮的河流，那正

    是明天我们要走的路线。过了一阵，河水声被急骤的雨声所淹没，风吹雨点击打纸窗，发出如同手指敲鼓的声音。

    6

    高山深谷里的黄昏来得格外早，太阳刚刚偏西，西侧山峰的暗影就

    越来越大、越来越重，从谷底向上逐渐铺展到东侧山崖上。下午四点

    半，走到高速公路的居庸关出口。左手崖壁一面漆黑的水泥墙上，正中

    写着“珍爱生命，拒绝邪教”八个红色大字。东边山脊上的长城蜿蜒盘

    旋，箭垛上数十面花花绿绿的小旗一会儿随风起舞，一会儿耷拉着毫无

    生气。西边山顶的长城上游人正成群往下移动，阳光依旧强烈，不过很

    快就要黑下去了。再走十来分钟，转过几个山角，红墙绿瓦、高高耸

    立、近年才修建的居庸关南北大门遥遥在望。汽车已经不那么多了，沿

    辅路走进关城这十几分钟里，只有十几辆汽车迎面或从我身后驶来，而

    且只听到三四次刺耳的鸣笛，这让我感到了大半天都没有体会到的安静

    和轻松。

    居庸关云台是我今天的目的地。下午五点多，我走到云台前时，游

    人正在散去，服务人员也在准备下班。天光虽然正在变暗，青白汉白玉

    大石块所砌的云台依旧醒目，甚至也许更耐看。不过历史上云台并不是

    现在这个样子。元至正五年(1345)建成时，它只是永明寺的一座塔

    基，塔基上建有三座覆钵式白塔。因为建在关城之内，在南北大路上，正当关隘要冲，所以塔基下开有宽阔的券门，行旅往还，必从塔下穿

    行，故名“过街塔”。据《析津志》记载，元帝巡幸经过这里，有时会在

    永明寺歇息，寺庙建筑极为富丽：“车驾往回，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

    焉。其寺之壮丽，莫之与京。”对元顺帝而言，迫使行旅经由塔下，既

    是一种敬佛行为，也符合治安方面的考虑。

    《析津志》收有欧阳玄所写的《过街塔铭》，对于了解云台建造史

    非常重要。根据这篇铭文，建塔之初，就是“伐石甃基，累甓跨道，为

    西域浮图，下通人行”。整个建造工程“山发珍藏，工得美石”，“堑高陻

    卑，以杵以械”。值得注意的是，欧阳玄一方面夸耀过街塔“广壮高盖，轮蹄可方”，另一方面又说“中藏内典宝诠，用集百虚，以招百福”，似

    乎是说过街三塔里藏有释典经论，这和那个时代佛塔土石内多藏佛经的

    情况，也是一致的。

    更有意思的是，欧阳玄这篇铭文还从哲学高度阐释了永明寺和过街

    塔的意义，他提到在过街塔占据交通线之外，另在悬崖边修了一座三世

    佛殿，断绝了从旁绕道的可能性，不仅“势连岗峦，映带林谷”，而

    且“令京城风气完密”。这一句“令京城风气完密”究竟是一种事后的阐

    发，还是元顺帝启动这一计划的动机，当然已不可知，但似乎透露了某

    种可能。元顺帝醉心于种种神秘主义理论，身边有许多奉献奇谈怪论的

    奇人，如果有谁提起“京城风气”因居庸关的南北通透而不够“完密”，引

    发元顺帝造塔建寺之举，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过街塔的三座白塔到明初已经毁掉了，可能是因为地震。后来在塔

    基上建寺庙，由此把塔基称为“云台”。寺庙到清代也毁了，就成了今天

    唯有云台独存的局面。明代寺庙在云台上的印痕，就是那一圈汉白玉护

    栏。据说云台顶部还有明代寺庙的柱础，不过我从未上去看过。值得仔

    细瞻仰的是元代券门内外的浮雕和刻铭，特别是汉、藏、西夏、梵、回

    鹘、八思巴文这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是古语文学研究者常常会

    提到的，我自己很多年前就不只一次陪海外学者专程来看过。其实我对

    这种塔基和券门相结合的形制更感兴趣。林徽因在讨论法海寺白塔时，对白塔建于有拱门贯通的塔基之上，曾联想到居庸关的云台，认为是同

    一种建筑样式。有学者认为这种形制源于古代城门那种上有高楼下有大

    门的建筑传统。

    天暗下来的时候，我联系到一家为长城游客开的客栈，请他们来车

    接我。很大的客栈，住宿者却只有我。主人解释，游客到长城都是一日

    游，愿意住下来的非常少，“生意不好做呀”，他说。不过在长城脚下住

    一晚真是值得，空气清爽，带着一丝甜蜜。凉意比夜色来得更快，让我

    一下子忘记了白天在旧县和龙虎台一带时所经历的酷热，对眼前的舒适

    生出莫名的满足和感激。洗过澡，换过衣服，吃过店主人替我去山下买

    回的饭菜，在客栈前的石板台阶上看黛色的燕山和山脊上游动着的长城

    慢慢隐入暗黑，听远处时紧时慢的蝉鸣。第二天就这样结束了。两脚各

    打了一个水泡，但显然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不知名的鸟从头顶飞过，叫声清脆，由近而远，只在倏忽之间。

    居庸关外看长城

    ——从居庸关到延庆

    1

    计划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象。按照计划，我应该每天走六小时，平

    均每小时五公里。早上六点起床，不到七点出发，那么中午以后不久，就完成了一天的行走任务。这样，下午住店，洗澡放松，读书写笔记各

    两个小时，天一黑就睡。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完美节奏从未出现。平时

    轻身快走当然可以每小时五公里，背包长途连四公里都达不到，更不用

    说山路上下的困难。早晨虽然醒得早，可要无视腰背四肢的酸痛一骨碌

    起身，却不那么容易。所以很自然地，6月26日，也就是第三天，本计

    划早七点出发，其实七点多才醒，吃了饭，请店家开车送我到居庸关

    时，已经是上午九点了。

    今天我不会是一个人，同伴已在云台下等着我。潘隽，一位经营教

    育和游学业务的年轻企业家，一个多月前在和我商量8月的中亚游学

    时，知道了我前往上都的计划，当即表示要利用周末加入。作为户外健

    身活动爱好者，潘隽在我面前是专业和教练级别的。她一大早开车到居

    庸关，停好车，就在云台西南侧的一棵大树下做起了拉伸。我虽运动有

    年，却从未认真做过拉伸，得她指导，掌握了几个拉伸动作的基本要

    领。做完拉伸，已过九点半，我们背上包出发。和前两天不同，我把登

    山杖拿了出来。吸取前一天的教训，我们避开公路，走沟底小河边的小

    路，这样更接近古人的路线，也可以避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卡车。

    从居庸关城向东进入关沟，沟里的小河就是著名的温榆河的上游。

    河边有一条乡村公路，沿着河沟南北伸展，在峡谷收窄的地方，常常西

    斜与京张公路汇合，我们则在没有路的河滩上继续向北上山。尽管是夏

    天，河水还是又浅又窄，河滩长满了高低不齐的野草，茂盛蓬勃，甚至

    掩盖了河水的存在。幸亏用了登山杖，既可以拨草寻路，也能在踩着石

    头过河时保持平衡。去年夏天在湖北老家徒步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河

    流都失去了沙滩，我所熟悉的那种在月光下白花花一片的河滩已不复存

    在。建筑用沙的巨量需求，使得大多数宽阔的河滩被挖得千疮百孔。河

    流水量的急剧下降，以及夏日洪水的不规则发生，使得河滩里的沙石与

    腐殖质混合起来，形成厚厚的黑泥，生长出高而密的芦苇等水草，而黑

    藻、水鳖和浮萍几乎塞满了水体。这种物理和生态变化可能普遍发生在

    中国的河流里。就连这里，八达岭峡谷里的小河，也发生着同样的过

    程。这么小的一条河，有的河段还被人筑坝蓄水，养殖鱼虾，水体发散

    着腐烂的气味。

    河两岸的灌木丛和野草贡献着美丽的小花。只有在野外行走，你才

    会注意到一年生植物更多是在夏天开花，夏日原野上的百花之绚烂真是

    无可比拟。也只有在这样慢速的行走中，你才会被那些随处可见的小小

    花朵所打动，被那种淡淡的、甜甜的香味所吸引，才会注意那些飞旋在

    花朵与绿叶之间的蜂蝶。花瓣变化多样的几何形态与色彩搭配，是我走

    路时最喜欢想的问题之一，因为明知没有答案，不必使劲想，所以轻松

    又有趣——你就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呼吸正变得急促，甚至不会注意到你

    已经随着河床的抬升而走到很高的地方了。

    元人所写的两都纪行诗文中，居庸关出现的频率最高。自南向北

    者，忽然进入崖壁峥嵘的峡谷，风物一变，不免心神震荡，所谓“心洞

    神竦”，忍不住要诉诸笔墨。吴师道的诗“神京望西北，连山郁崔嵬；百

    里达关下，两崖忽中开”，就是写这种自然景观的戏剧性变化。柳贯有

    诗云：“我来山水窟，爱此不能忘。”胡助的诗句“天险限南北，乱石如

    城陴”，感慨关塞天险，觉得是上天要以此划分南北。类似的感慨也常

    见于其他人笔下，“惟天设限蔽，万古何雄哉”，“居庸关外阴漫

    漫”，“居庸关外草连天”，都是强调山南山北是相当不同的两个世界。

    自上都南返者，到了居庸关，终于告别寒冷的北方，即将回到温暖的大

    都，可以想见他们心情大悦。胡助的诗句“居庸山水新霁色，左右清景

    轩须眉”，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元代蒙古人对居庸关有自己的名称。《蒙古秘史》写作“察卜赤牙

    剌”，即Chabchiyal，这个词的意思是陡峭的峡谷或深沟，与Dabaan(意

    思是山口或关口)结合，就是居庸关。《析津志》说居庸关“古今夷夏

    之所共由定，天所以限南北也”，元帝北巡上都，居庸关是必经之

    路，“每岁圣驾行幸上都，并由此途，率以夜度关”。所谓“以夜度关”，是指很早从龙虎台出发，到居庸关时天还没有亮，需要“笼烛夹驰道而

    趋”，目的是一日过山，到山北的棒棰店宿顿。杨允孚《滦京杂咏》

    云：“宫车次第起昌平，烛炬千笼列火城，才入居庸三四里，珠帘高揭

    听啼莺。”就是写天不亮从昌平(其实是龙虎台)出发，沿路列队夹道

    高举火烛照明，到居庸关时还是很早，但已经听得见早起的黄莺鸟嘤嘤

    而鸣了。虽然《析津志》有“车驾往回，或驻跸于寺，有御榻在焉”的记

    录，但一般来说，元帝似乎不愿在居庸关住宿，也许是出于安全方面的

    考虑，所谓“驻跸于寺”，只是路上临时休息一下。

    元代陈秀民赴上都路上，曾在居庸关投宿：“晨出健德门，暮宿居

    庸关。风鸣何萧萧，月出何团团。”那恰好是一个月圆之夜，对月思

    乡，不免感慨身世：“我本吴越人，二年客幽燕。幽燕非我乡，而复适

    乌桓。”然而，壮丽峭绝的燕山景色似乎没有给他带来惊喜，反倒平添

    了些凄寒之气，让他觉得“寓形天壤内，忽如水上船”，把不能自我支配

    的人生比喻为水上随波飘摇的舟船。我在居庸关下的关沟里沿河上行的

    时候，既没有留意风景的壮丽，也常常会忘记地势的险要，因为我的东

    边山腰有火车奔驰，西边有高速公路如丝带般飘过，哪里还有“折冲险

    道四十里，制胜中原百万兵”的感觉呢？

    2

    路吉·巴兹尼所加入的意大利赛车队，1907年6月11日晨离开南口

    时，热心的南口人燃放鞭炮给他们送行。他们沿着温榆河岸边古老的驿

    路北行，穿过居庸关，翻过八达岭，直至岔道古城。巴兹尼的《北京到

    巴黎》中最宝贵的部分是诚实地记录了中国“苦力”如何以他们的血肉之

    躯，硬生生把那辆意大利车拖拽推扛，以非常快的速度“运送”到了山北

    的平坦道路上。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赘述他对苦力们艰难工作的记

    录，我注意的是他如何观察，以及如何描述关沟与燕山。据说，不同文

    化传统下的人对同样的自然景观会有不同的理解与表达，我们已知道中

    国古人和今人是如何描写居庸关一带风景的，那么意大利人巴兹尼是怎

    么写的呢？

    我们周围的景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头顶上是持续延展的山

    脊，起伏波动，光秃秃的，陌生而怪异；黑云笼罩，白雾升腾，使

    得那些山脊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大、更远、更可怖。下面是一道河

    流，同样变化不定，这会儿看上去如小溪般安静而无辜，在路侧蜿

    蜒出没，掩映于绿色灌木丛和柳丛中，我们都不敢从路边向下仔细

    观看。沿路时时可见成列的烽火台，从山巅向下直至深谷，复由深

    谷上升，渐高渐远，慢慢消失。这些有锯齿状箭垛的烽火台，是为

    了防卫外侧的攻击者；这是第二层防卫设施，依附于那巨型的壁垒

    ——长城。

    两侧烽火台长列向下交会之处，是一个大村子——居庸关。我

    们进入那高而阴郁的城墙，就看见一座奇妙的大理石穹拱，从远处

    看你会想到罗马，有精致的浮雕，描绘着花草和人物。这座巨大的

    穹拱在村内贫穷低矮的房舍间巍然而立，庄严雄伟，这是那个懂得

    何为伟大何为壮丽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最后文物。在中华帝国的黄

    金时代，居庸关是政府机构的一个驻地，那时，那些伟大的军队的

    满大人们，和罗马执政官一样，浸润于富丽堂皇之中，轻松地打发

    掉他们懒散的时光。

    巴兹尼提到的穹拱，就是只剩下台基的过街塔(云台)。尽管他发

    了这么多感慨，但车队并未在此停留。那时京张铁路正在关沟施工，但

    似乎还没有影响到沟底的旧路。随着工程的展开，关沟东侧开掘路基所

    挖出的石头和泥土被推到河谷里，对河床与道路形成直接的破坏。巴兹

    尼虽然没有提到这一点，却提到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个欧洲工程师，是中

    国人请来帮助开隧道的。很显然，巴兹尼知道京张铁路是清廷独资自

    建，不用外资，不用外国工程师。非常有意思的是，几天后走在前往张

    家口的路上时，巴兹尼他们遇见了一个说流利英语的中国铁路工程师：

    “你们要去哪里？”

    就在我们刚刚过了一座废弃的小庙时，耳边响起了这个提问，说的是英语。我们惊讶地转过身，只见一个中国人坐在树荫下，看

    着我们。是他在跟我们说话吗？是的。

    “你们要去哪里？”

    “张家口。你呢？你是谁？”

    “我是京张铁路的工程师。”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研究。”

    “研究什么呢？”

    “京张铁路。”

    “希望你觉得有意思。”

    “等一下。”

    “为什么？”

    “我想说 How do you do。”于是这个工程师停下。他看起来

    更像是在休憩的研究，郑重其事地走过来显示他懂得欧洲礼仪。他

    和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手，不停地说：“再见，再见。”然后返回他

    的树荫下面。

    我第一次读到这里，就想：巴兹尼他们遇到的是不是詹天佑？那时

    詹天佑已升任京张铁路总办兼总工程师，位高权重，似乎不大可能孤身

    一人出现在路线调研的野外。如果不是詹天佑，那就是詹天佑的手下、同样在美国学习过的其他工程师。总之这是一次有趣的相逢。这个工程

    师显然比巴兹尼他们在关沟遇到的那个帮中国人炸隧道的欧洲工程师更

    热情，那个被中国人敬称为“开山的老先生”的工程师坐在撑着凉棚的轿

    子里，抬轿子的是情绪饱满的中国轿夫。与车队相遇的时候，他只是用

    英语说了句“早上好”，继续下山，一刻也没有停留。

    巴兹尼提到沿路众多的村庄和居民，在今天已十分罕见。在京张铁

    路通车以前，关沟作为北京前往张家口、包头等地商旅交通的必经路

    段，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滋养了关沟内的服务业。这种情况很可能自

    古已然。元代杨允孚的诗：“翎赤王侯部落多，香风簇簇锦盘陀。燕姬

    翠袖颜如玉，自按辕条驾骆驼。”写的就是关沟内的居民，只不过他的

    目光是紧紧盯在那些突厥等部落的年轻女性身上。“翎赤王侯部落”，是

    指那些被迁到关沟一带司职守卫的各部族人员，比如原来居住在西域的

    哈儿鲁(即唐代的葛逻禄，Qarluk)。元人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收

    有一篇为柏铁木尔所写的家传，提到柏铁木尔“其先出于西域哈儿鲁

    氏，世居海牙里”，高祖塔不台跟随本部的阿尔思兰汗(Arslan Khan)

    归附成吉思汗，参与征金战事，“从太祖攻居庸关有功，遂以所统哈儿

    鲁军世守居庸之北口”，从此就在关沟一带住了下来。

    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元大汗们又把钦察、唐兀、贵赤等部落兵分配到

    居庸关一带，就形成了“翎赤王侯部落多”的形势。这些人世代在此，担

    纲守卫，家属自然参与一些可以盈利的服务业。周伯琦的诗句“市阛云

    聚散，关岭斗低昂”，写到关沟内的“市阛”。胡助的《居庸关》有“民居

    亦棋布，机硙临山陲”，柳贯《度居庸关》则说“岂唯遂生聚，列廛参雁

    行”，表明那时四十里关沟内有相当繁荣的服务业，为往来商旅提供住

    宿、饮食和交通等服务。这种繁盛景象，到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就不

    复存在了。商务旅行都坐火车，还在地上一步一步走的人一定都享受不

    起服务，关沟的服务业迅速过剩，不久人口锐减，市廛萧条。巴兹尼他

    们经过时，大概没有人会知道，关沟的荣耀已到了黄昏时分。

    3

    从三桥子往北，河谷迅速收紧，走在谷底乱石耸动的河床上时，只

    需要从东侧的铁路和西侧的公路越来越近、似乎紧紧挨在一起，就知道

    河谷已非常狭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里说居庸关“崇墉峻壁”“林障

    邃险”，指的应该就是这种地貌。北宋成书的《武经总要》记录居庸关

    的军事地理形势，特别强调“两山夹峙，一水旁流”，由于这种地理条

    件，“(居庸)关跨南北四十里，悬崖峭壁，最为险要”。越来越窄的河

    谷对防卫者固然是一大便利，对行旅交通却极为不便，怪不得古人以军

    都陉为太行八陉之首。军都陉就是居庸关，燕山与太行山相接的这一段

    叫军都山，所以古时称居庸关为军都关，在此设军都县。

    不远处汽车的轰鸣，使得周遭的自然风光被压制在感受的边缘。郦

    道元《水经注》有这么一段话，描述走在关沟时的情感波动：“晓禽暮

    兽，寒鸣相和，羁官游子，聆之者莫不尚思矣。”今天走在关沟，很难

    有这样的体验，即使偶尔鸟鸣啾啾，也被淹没于雄浑如海潮的汽车马达

    声中。不过，我在河道里拨开芦苇和乱草寻路而进时，理解了郦道元说

    这一段“山岫层深，侧道褊狭”，最窄的地方“路才容轨”，只够一辆车通

    过。南宋程大昌《北边备对》也说这里“中间通行之地才阔五步”。那

    么，元代皇帝们骑着大象从这里经过时，断断乎不可能四象并行。《马

    可·波罗游记》说：“大汗行猎所经之处，有些地方的关口非常狭小，他

    就只能乘坐在两头象身上，有时甚至乘在一头象上。”在“路才容轨”“阔

    五步”的关沟北段，元帝的象辇当然只能使用一头大象了。

    中午时分，我们走过三堡村，到了村西北的弹琴峡。西边山脚石壁

    上刻着“弹琴峡”和“五贵头”两行字，落款是“邑人王福照书”，刻写时间

    大概是清末。五贵头指的是石壁对面的山。据说“五贵头”原作“五鬼

    头”，在京张铁路开通后又改名“五桂头”，那么王福照写这几个字，当

    在1909年铁路开通之前。南侧石壁有一篇刻写于清同治三年(1864)的

    《居庸关重修关帝庙创建魁星阁碑记》。据各种资料介绍，附近摩崖刻

    铭甚多，可以略略想见当年这一带的热闹景象。杨允孚的诗句有“题名

    石壁辽金字，宿雨残风半灭磨”，说明元人所见关沟摩崖题铭主要是辽

    金两代留下的，只是不知道“辽金字”是指辽人和金人所写的汉字呢，还

    是契丹字与女真字，我猜前者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元代每年从驾往返两都的文臣如此之多，当然会有更多的题壁文字

    了。《析津志》说“两京扈从大驾，春秋往复，多所题咏，今古名流并

    载于是”。这种盛况，正如耶律抑溪所说“两京巡幸多题咏，百代兴亡要

    主张”(据刘晓考证，耶律抑溪是耶律柳溪之误，耶律柳溪即耶律希

    逸，是耶律楚材的孙子)。大概路经关沟的文学之士，目睹道旁石壁到

    处是字，见猎心喜，没话也要找出话来写几句。胡助说关沟一带“从官

    多名儒，山石遍题名”，方便写字的石壁上想必早就写得满满是字。不

    知道这些题咏、题名仅仅是墨书呢，还是会雇人镌刻。此后的明清两

    代，刻写不断，覆盖前人的必定不少。1907年巴兹尼他们经过时，还见

    到石崖上到处是刻铭、题记。可惜如今都已难得看到，明以前的题记更

    是基本无存。

    弹琴峡一带，峡谷收紧且急剧抬升，谷底花岗岩大石交错叠压，河

    水时潜时见，水流冲击岩石，发出悦耳的声音，如同琴声，在两岸悬崖

    间回荡，所谓“水流石罅，声若弹琴”。柳贯的诗句“水声与石斗，风飘

    韵清商”，就是写这一景致。弹琴峡见于历代题咏之频繁，仅次于居庸

    关，其中颇有名篇名句，如纳兰性德的“如梦前朝何处也，一曲边愁难

    写”。元代陈孚《弹琴峡》云：“月作金微风作弦，清声岂待指中弹。伯

    牙别有高山调，写在松风乱石间。”前面提到过的耶律希逸也有“风清时

    听琴三弄，人世知音问有无”之句。然而，今人到此，恐怕已无从想象

    当年的弹琴峡，因为修铁路和公路把两边山崖的土石砍削下来，填充到

    谷底石溪间，河道完全改观，溪水冲击乱石所发出的琴声，早成绝响。

    胡助当初写“阿谁弹此曲，遗音千万年”的时候，哪里知道要不了六百

    年，“白石似琴身，流水似琴弦”的弹琴峡就会消失，说什么“千万

    年”呢。

    弹琴峡旁边，还有一个三十年前修建高速公路时“重新发现”的元代

    小型石窟，窟内有弥勒像一区，石券门上刻有“弥勒听音”四字。元代及

    后来的佛教造像，这一带还有石佛寺、五郎像等等。关沟商旅繁盛之

    时，寺观香火也是很旺的。巴兹尼在《北京到巴黎》里写过沿途的寺庙

    和佛像崇拜，他们在关沟内也见到很多磕长头的朝圣者，这些朝圣者的

    生活形态还使巴兹尼把他们自己的汽车拉力赛也升华成了一场朝圣之

    行。京张铁路开通后，商旅锐减，关沟经济萧条，当地人士试图发展旅

    游重振经济，把古来名胜编联成“关沟七十二景”，各取雅名，这就是今

    日“关沟七十二景”的前身。

    从石佛寺往北，谷地渐渐开朗，距离山顶越来越近。我们偶在树荫

    下歇息，会有成群的蚊子在身边飞舞，制造某种恐怖气氛。好在很快就

    走到水关长城，眼前游客花花绿绿一片。从水关长城向上，就没有谷底

    河道可行了，只好在公路上靠边走，小心地避让一切对面和背后的来

    车。再走一个多小时，中午一点半，到达八达岭。这里就是元代居庸关

    的北口。我们走过那些出售“好汉证书”的商店，穿过乱糟糟拥挤着要购

    买“好汉证书”的游客人群，走向八达岭关门。胡助有诗句“过者但知今

    北口，居人不识古长城”，那时古长城的遗迹已黯淡沉灭，明长城的建

    立还有待时日。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长城被视为暴政与边荒的象征，孟姜女哭倒的

    岂止是一段土城而已。可是一百多年来，长城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现在八达岭一段的长城不仅是万里长城的象征，也是中国旅游的象

    征，甚至还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象征。这个变化，在林霨

    (Arthur Waldron)的名著《长城：从历史到神话》(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里，有生动、深入的探讨。该书的副标

    题“从历史到神话”算得上是单刀直入，简洁明快。从许多方面看，如今

    这个神话还在进一步地塑造之中。

    4

    巴兹尼《北京到巴黎》记录了他们在1907年6月11日所看到八达岭

    长城，并借此机会大发议论——

    刚过八达岭村，一条令人震惊的长线盘旋于我们前后的山脊之

    上，遥遥在望。这条长线时隐时现，微露齿状，有如一个带牙的东

    西，靠近我们时，渐渐显现出数不清的、串在长链上的烽火台，如

    同守卫在岗位上的巨人。这就是长城。

    从远处看，紧紧贴附在山脊和山侧上、与高山的轮廓协调一致

    的长城，完全不像是人类的作品。它是如此巨大，无论从哪个位置

    去观察，所见者远不到它真实长度的千分之一。这个东西似乎是地

    球上的离奇怪物，是被某种伟大的、未知的自然力所抛掷出来的，是一场大变异的产物，只不过这场变异并非破坏性的，而是创造性

    的。

    越靠越近的时候，长城逐渐掩藏于一丛丛云朵般的山峰之后，我们只在道路最后一个大拐弯的地方才再次看到它，就在我们即将

    进入它那仍可使用的城堡覆压之下的、厚重的双层关门之时。通向

    关门的道路至多可说是一条在山石间凿开的通道，越往上越陡峭难

    行。在毫不间断的雨水中，我们已经走了八个小时了。我们缓慢而

    痛苦地前行，每分钟都得停下，清理开路上的石块，以容纳车轮，并保护调速轮(fly-wheel)不为路面突出的石块所伤害。我们周

    围的一切都是阴郁的、荒凉的。

    我们紧贴着一道陡峭的深谷，忽然，两条电报线从深谷冒出

    来，掠过道路和长城。如同看到了熟悉的面容，这些电报线是我们

    的朋友，会把我们的消息带给外面的世界。可怜的古城墙啊，三个

    皇朝和数百万人的辛劳与骄傲，并非只有大炮让你变得毫无用处，一根线就足够了。最遥远的人们可以静静地彼此交流，经由长城的

    头顶，而完全无视其存在!

    从近处看时，长城并不那么雄伟。有点像一般城镇的城墙。而

    对于刚刚见过北京高大城墙的人来说，长城就更加经不起比较了。

    然而，当我们过了八达岭，在通往岔道城的路上回过头再看长城

    时，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一线白色的长城直奔目力所不及的远

    方，起起伏伏，随山势而升降，时而跃入林谷，时而昂扬而起，时

    而侧向拐弯，时而径直前行，以各种方式引领着烽火台。一会儿在

    我们面前徐徐展示其城垛，过一会儿又在远处成群结队。像是一个

    古怪的东西，时而招摇，时而谦退，如此交替反复，直至两边的天

    尽头，直至最高之处，直至变成难以察觉的一个小小线头。而这只

    是直隶省内的五百英里而已，在这段长城的外面，才是遍布危险的

    边疆。这只是内长城而已，在这之外，还有我们即将在张家口看到

    的“万里长城”，沿着中国本部的边界伸展，长达一千五百英里。

    长城可不只是两重城墙而已，在岔道城之后的平川旷野上，我们会

    看到更多的烽火台、更多的城堡，一如我们在南口河谷之所见。

    中国人在超过一千年的时间里修建长城，用来抵御西方，这种

    劳作直到三百年前才停下来，直到中国的皇位被鞑靼人所占据，而

    恰恰是为了对付这些鞑靼人，才出现了这种砖头加灰浆的建筑。

    以我们现代人的心智去理解，长城更像是表现中国人恐惧的纪

    念碑，巨大而又毫无意义，壮丽而又荒唐可笑：我们欣赏它，又嘲

    弄它。可是我们忘记了，罗马也在大不列颠岛上修筑了双层城墙，以对抗不屈不挠的喀里多尼亚人。而且，历史上有很多时期的生活

    条件使得人们认为，在相邻的国家与种族之间，在文明与野蛮之

    间，筑建起巨大的障碍物，是合理的、自然的和必要的。即便是今

    天，那种巨型工程，比如在地球上铺设成千上万英里长的铁轨，为

    此要砍掉那么多的森林，要在大山的心脏里开出一条路，等等，我

    们现在认为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可是，说不定将来也会被认为比修

    建长城更不可思议、更荒唐可笑、更中国。

    5

    岔道雄关

    古代道路至此分岔，所谓“路从此分，四通八达”。辇路正是在这里与驿路分开，各奔一

    方。

    从八达岭关门往前，就是一路缓坡下山。中午两点整，我们到达岔

    道城东门。古代道路至此分岔，所谓“路从此分，四通八达”，向西北经

    怀来、鸡鸣驿前往张家口，向东北则经延庆进入黑谷峪，后者就是元代

    辇路所在，辇路正是在这里与驿路分开，各奔一方。顾祖禹《读史方舆

    纪要》说岔道城“逼临山险，为居庸之外卫”，军事意义由此可见。元代

    过八达岭后的第一个捺钵，应该就在明代修筑的岔道城一带。明代的岔

    道城，属于宣府镇庞大又复杂的防卫体系的一部分。经十几年来的修

    复，现在岔道城在形制上大致可见明清旧观，特别是东、西两个城门颇

    有气势。不过到长城的游客通常停留在八达岭一带，不会来岔道，这里

    几乎没有游客，只有东门门洞内呆立着两个年轻的保安。出奇的安静，新修的仿古民居反倒增添了破败和寂寞的气息。然而，夏蝉怒鸣中，城

    内主街上的三棵古槐，有如灰色画布上的三大团绿彩，给似乎已被岁月

    遗弃的古城注入些许生命。

    岔道城只有东门和西门，分别题为“岔东雄关”和“岔西雄关”。我们

    从东门进城，沿街西行，经过清真寺，到一家名为“铁锅王”的客栈休

    息、午餐。非常意外的是，客栈里住有几个青年，正傍着西窗读书，完

    全没有长城游客那种慌急忙火的紧张劲儿。主人领我们到空无一人的上

    房，摆开桌椅，先切了个西瓜，再陆续上菜。从外面绝对看不出，这个

    小院轻漾着舒适和静谧的气氛。如此凉爽，连头顶上的太阳都不再那么

    令人畏惧。元代的萨都剌有诗句云：“居庸关，山苍苍，关南暑多关北

    凉。”明代有条谚语：“过了八达岭，征衣加一领。”就我自己的体感，山南山北的气温差距应该超过五度。其实岂止是气温上的差距，空气质

    量的差异更是巨大。一过八达岭，天空明丽，一切都显得好看了，哪怕

    是灰暗的房舍和远处山头上的黄土墩台。空气不仅不再呛人，甚至还略

    有甜意，使得你不由自主地深深呼吸。

    军都山南北气温的差距，古人在旅行中自然有深刻印象。本来从京

    北平原地带进入居庸关，气温已显著降低。胡助的诗句“清泉白石幽深

    处，暑气绝无寒气生”，就是对关沟里气温的体察。但过了八达岭，更

    有季节转换的感觉。王恽《中堂事记》就说：“出北口，午憩棒棰店。

    天容日气，与山南绝异，以暄凉较之，争逾月矣。”他觉得山南山北的

    差异几乎是一个月那么大。清代有一句诗，描述春天自居庸关出八达岭

    的“气候之异”：“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争得不回头。”元代杨允孚《滦

    京杂咏》在弹琴峡与榆林驿之间，也就是今日的岔道城一带，有一首诗

    写早晨向往来行人叫卖豆粥的女店家：“狼山山下晓风酸，掩面佳人半

    怯寒；倚户殷勤唤尝粥，正宜倦客宿征鞍。”初夏天气，山南已是暑气

    蒸腾，山北却是“晓风酸”“半怯寒”，诗人把自己的感受加在了那个倚门

    唤客的佳人身上。

    在计划前往金莲川之行时，一再有人提醒我中暑的危险，特别是从

    北京到八达岭这一段。我也认为只要过了八达岭，就不必担心气温了。

    虽然后来证明这种想法并不全对，但基本上一进延庆，就舒服得多。因

    此，很自然的，坐在岔道城那家客栈里吃午饭时，我对完成这个计划似

    乎信心大增。从早晨离开居庸关到现在，我们走了不到五个小时，但连

    续上山造成的疲劳还是比较明显的。脱去鞋袜，检查一下两脚的水泡，发现一直疼痛的右脚食指指甲周边出现肿胀，大概是甲沟炎。十年前我

    参加中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中西部旅行时，右手食指得了甲沟炎，指头

    肿得比大拇指还粗，相当不好受，直到回新疆后在吐鲁番做了个小手

    术。对长途步行者来说，甲沟炎可比脚上那两个水泡严重得多，好在接

    下来的两天会有时间找医生解决。

    下午三点，我们离开客栈，继续沿街西行，经过官井、把总署和城

    隍庙到西门，顺内墙台阶上了西城门。从城门上俯瞰全城，四围城墙、城内外街道格局都一清二楚。原来岔道城是一个很不规则的长方形，城

    内主街也在东侧呈明显的弧形，现今岔道村除了包含原岔道城以外，主

    要是在西关外发展起来的，这很可能与城外的客栈、商铺等非官方服务

    业有关。南望燕山，深绿色的山峦层层叠叠，山脊上盘旋着细如长线的

    银色长城。想起巴兹尼《北京到巴黎》里对这一段长城景色的描述，不

    由得好奇，那么，中国传统文学的笔法会如何描述呢？

    明代徐渭(1521-1593)在他五十六岁那一年，即万历五年

    (1577)，应时任宣大总督的老同学吴兑之招，前往宣府，在明朝的北

    部边疆生活了大半年。在这大半年时间里，他游历边境，增益见闻，到

    过我此行要经过的某些地方，写了不少很有意思的诗文。但他此前的大

    病和入狱，似乎对他的健康破坏很深，所以经受不起宣府那个冬天的严

    寒，只好在第二年春天返回北京。他往返走居庸关，都是乘坐一种小轿

    子，所谓“一肩舆坐度居庸”。什么样的“肩舆”呢？徐渭在另外一个地方

    有描述，说是“坐小兜，冒以红毡”，即双人肩扛的小轿，上面覆盖着红

    色毡子。他返程经过八达岭时，写了一首诗，长长的诗题对眼前景色有

    所描写：“自岔道走居庸，雪连峰百仞，横嶂百折，银色晃晃，故来扑

    人。”连峰与横嶂，让人一下子就想到古代中国的山水画。当然，对于

    今天的我们来说，这种观察和表达的传统，也已越来越远了。

    巴兹尼的意大利车队并没有进入岔道城，而是继续向西，前往如今

    已沉没在官厅水库里的怀来县城。两个月以后，即1907年8月10日，他

    们率先抵达巴黎，赢得了那瓶作为奖品的玛姆香槟

    (Mumm Champagne)。作为纪念，整整一百年后，也就是2007年，同

    样路线的洲际汽车挑战赛再次举行。然而，这时到处都是高速公路了，巴兹尼描述的艰难行程几乎不复存在。穿越关沟、翻越八达岭，成了一

    瞬间的事情。高山、深谷、悬崖、绿野和长城，都不过是车窗外飞速闪

    过的一抹颜色而已，巴兹尼那样的记录已成绝响。移动速度对于观察者

    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正是在这种比较之下，才能理解，步行之于高速飞

    驶的汽车，自有其无可替代的宝贵价值。

    所以我们就在岔道城与巴兹尼分手了。

    6

    告别岔道城，我们沿西门外向北的路走上一座小山，那里有一条不

    能通车的沙土路直指小泥河村。从地形分析，元代辇路应该是在稍西一

    些向北，基本上就是沿今日的西新路，在簸箕营折入今八达岭路，再往

    北就到了延庆(元代的龙庆州)。我不想与汽车拥挤在一起，特意选择

    山边的小路，从岔道城经小泥河村、大泥河村，以大榆树镇为今日的目

    的地。这个略微偏离辇路的线路穿行于玉米地和山林间，除了偶尔遇到

    几个村民，再没有别人出现，更听不到汽车声了。右手边是静默的燕

    山，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散布在山脊上的长城墩台。微风吹拂，凉爽宜

    人。只有路侧草丛和树林里的虫声，提示着这是夏天。

    我的同伴潘隽有比我丰富得多的户外经验，身轻体健，一拔腿就走

    到我前面去了。我读过的徒步指南一类的书上说，多人一起行走，每人

    要找到自己的速度和节奏，不可追人，亦不可等人，如此才能持久。我

    们就是这样各走各的，但每过一小时她会停下来等我一下，因此才没有

    走出我的视线之外。聊天中，她经常提到中欧和戈壁挑战赛，这两个关

    键词都是我非常陌生的。中欧是指中欧商学院，潘隽对她就读过的中欧

    商学院认同度非常高，我通过她而认识的其他中欧同学也无不如此。对

    我来说这是很新鲜的，因为我一直把这类商学院看作职业培训，有别于

    普通高等教育，而一所职业培训机构能够使学员具有这么高的情感和思

    想的认同度，不能不说是相当成功的。

    戈壁挑战赛的全称是“玄奘之路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创始于2006

    年，由多所商学院组队参赛，比赛内容是在河西走廊西端瓜州与敦煌间

    的戈壁上，用四天时间徒步穿越一百一十二公里的无人戈壁滩。研究者

    认为这片戈壁就是古代的莫贺延碛。唐代玄奘法师西行的全程中，以这

    一段最为艰难，既绝了水，又迷了路，“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四夜

    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记载，玄奘被迫决定掉头，回到第四烽去，已经走了十几里，忽然想起

    自己发过誓愿“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于是下了决心，说“宁可就西

    而死，岂归东而生”，这么想清楚了，拨转马头，朝不可知的危险而

    去，即所谓“于是旋辔，专念观音，西北而进”。戈壁挑战赛在玄奘走过

    的路上进行，所标举的就是这种“从坚持到超越”的精神。

    对商学院学员来说，戈壁挑战赛名声响亮，他们只用简称“戈

    六”“戈七”等来说那些参与过或很熟悉的赛事，参加过戈壁挑战赛的则

    都是“戈友”。参赛者分成争取名次的A队和不计成绩的B队，能够进入A

    队的当然都是千挑百选的强者，而进入B队的也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潘隽很谦虚地说，她参加的是B队，而她的好朋友赵欣是获得过名次的

    A队。赵欣也计划抽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走向金莲川”，所以我会有机会

    认识她。从潘隽的介绍，知道戈壁挑战赛的赛前训练非常系统和严格，有专家指导，经过这番训练的戈友都或多或少积累了户外运动的经验。

    比如，每天徒步之前和结束之后的拉伸，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下午四点左右，我们走到小泥河村时，天越来越阴。再走不到半小

    时，就到大泥河村了。大泥河村南北向的主街上有一棵粗大而苍老的槐

    树，似乎在表明这个村子有相当古老的历史，只是树腰上环绕了一条标

    语牌，显得有些唐突。村中还有一座戏楼，看起来像是清代至民国的建

    筑，似乎是最近一次文物普查时登记为文物的，无墙敞透的地方都围上

    了金属网，算是保护起来了。这时黑云翻腾，天暗了下来，马上要下大

    雨的样子。离大榆树镇还有二十几分钟的路程。我决定就到这里，结束

    第三天的行程。于是向村头老乡打听有谁开出租车送我们到居庸关，老

    乡立即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几分钟后，开始有零星雨点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开着轰轰响的小车赶过来了。车过八达岭，雨意全无，阴云

    都隔在山北了。回到居庸关停车场，游客正在散去，我们还有时间做几

    组拉伸，才开着潘隽的车南返。再过一小时多一点，天还大亮，就回到

    中关村了。

    我接下来有差不多两天的休息时间。此前的十多天里，王抒正在中

    欧多国进行他的“启蒙之旅”，从微信里可以看到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德

    国、捷克等地非常有趣的旅行。他定于6月27日返回北京，然后和我一

    起完成从延庆到正蓝旗的全部行程。我们计划28日夜赶到延庆，29日从

    延庆出发，所以留给他休息的时间只有一天。我呢，根据这三天的试

    探，要做一些新的准备，特别是要解决脚趾头甲沟炎的问题。虽说走了

    三天微微有些疲累，但比起三天之前，信心大大提高，这才真的是令人

    愉快。

    黑谷深深十八盘

    ——从延庆旧县镇到白河堡水库

    1

    被手机闹铃叫醒时，我正在做一个有关故乡的梦。睁眼看陌生的房

    间，床边堆着的蓝黑色背包，以及小桌上摊开的昨夜入睡前所读的书，才完全清醒过来。这是6月29日早上六点，在延庆的一家宾馆。昨夜我

    们一行四人在五道口集合，开车来到延庆，在这家宾馆住下，约定六点

    半大堂见。除了王抒和我，我的同事郭润涛教授和潘隽的同事刘冰也加

    入这一天的行程。我收拾停当下到大堂时，他们都已经等在那里了。夜

    里下过小雨，街边苦楝树瘦长的树叶油光发亮，空气里满是湿意。于是

    到隔壁的小吃店吃早饭，豆浆油条煮鸡蛋，再买一袋馒头准备在路上

    吃。吃完早饭，我们告别延庆，坐出租车前往旧县镇，从那里开始走去

    白河堡水库。

    旧县镇就是元代的缙山县城所在。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Ayurbarwada，1285-1320)出生于本县，当上皇帝后就把缙山县升

    级为龙庆州。周伯琦在《扈从集》里记他所参与的1352年6月那次北

    巡，车驾大队并没有进入缙山县(正如此前没有进入昌平县)，而是宿

    顿于车坊，车坊在“缙山县之东”。缙山(或缙云山)即今佛爷顶。从海

    坨山等北部山地发源的多条河流汇入妫川盆地，形成大片的湿地和肥美

    的良田，“风物可爱”。周伯琦对缙山县的农业条件印象很深，特意记

    录“地沃衍宜粟，粒甚大，岁供内膳”，竟然还是元朝皇家的粮仓之一。

    他的纪行诗叙述过了八达岭之后，“居庸东北路，草细一川平，夹岸山

    屏转，穿沙水带萦”，与山南景象迥然不同。接下来就说到这一带农业

    物产之饶，“缙云山独秀，沃壤岁常丰”。

    我在出租车上问司机，这一带是不是还种植小米。他回答说只种玉

    米。的确，公路两边可以看见的农田，种的全都是玉米。周伯琦所说的

    那种供应皇家内膳的大颗粒粟米，早已被单位产量和经济效益大得多的

    作物比如玉米所驱逐。旧县是妫川平原的中心，而妫川平原是地理学上

    所说的断陷盆地接收南北河流冲积物而形成的，有“北靠山，南连川，五万亩山，五万亩滩，五万亩粮田”的说法。妫水上源各支流构成的灌

    溉水网，使妫川平原足以提供大片的宜耕良田。军都山南北支脉夹持环

    护的地势，又使得这一带地下水资源格外丰富。郦道元《水经注》说牧

    牛山(即海坨山)山下有九十九泉，附近还有很多温泉。其中有一个水

    温特别高的温泉，可“疗治万病”，然而“此水炎热，倍甚诸汤，下足便

    烂人体”，病人需要把热水引到别处，慢慢降温，等水凉一些才能使

    用，所谓“消息用之耳”。如今海坨山下泉眼锐减，妫川平原河流多枯，滚烫的温泉更只是古老的传说了。

    七点半过一点儿，我们在旧县镇政府附近下车。先找片空地，在刘

    冰带领下做拉伸，然后沿八峪路向北走出这个安静的、全然没有古旧意

    味的古镇。走了一刻钟，到旧县村，再往北，就上了212省道(昌赤

    路)，这条公路将会带我们到白河堡水库。也许因为还是早晨，路边虽

    然常有房屋，却见不到什么人。从旧县往东北再走一公里，见一岔道

    口，路边大石头上刻着红字“车坊村”。原来，这条岔道以东的那个车坊

    村，应该就是周伯琦所记载的、元代皇帝当一个捺钵驻扎过夜的那个车

    坊，那是1352年6月15日之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入黑谷”，爬高山

    了，走的正是我们现在要走的路。

    车坊东南八公里之外的永宁镇，就是延庆境内最重要的明代古城之

    一永宁城。我多年前为了看火神庙明代壁画去过一次，在古城区停留了

    一个小时而已，对建于19世纪的耶稣圣心堂(所谓小北堂)印象特深。

    听说近年重修了玉皇阁，还建了仿古一条街。在准备这次辇路之行时， 我读材料常常涉及永宁城，主要是有关明代宣府边防体系，因为那时的

    黑谷(黑峪)就属于永宁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黑峪口在

    (永宁)县北，寇冲也。口西为白草窊等处，属夷驻牧于此。”这段话

    可能抄自明代万历时期杨时宁所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所谓“属

    夷”，有时又写作“熟夷”，是指款附明朝、在长城内外驻牧的蒙古部

    落。白草窊就是今白草洼村一带。我对明代长城地带的熟夷一直有兴

    趣，因为相较于古代其他时期的熟番，明代的边疆防卫资料丰富得多，仔细分析的话，或许能看到某种有趣的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更早时

    期的边疆问题。

    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有“永宁城图”，在黑峪口画了一个小

    小的方城，据此，明代黑峪口有堡子，这个堡子是长城防卫体系的一部

    分。黑峪口是妫川平原与北部山地(即所谓黑谷)的连接点，是所

    谓“寇冲”，驻军筑城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根据明代史料，黑峪口曾设

    过巡检司，后来移到别处去了，这个小方城也可能是巡检司城。今昌赤

    路(即212省道)从车坊向北，一路缓坡上升，走一个小时，就到黑峪

    口村，也就要开始爬山了。周伯琦的诗句“车坊尚平地，近岭昼生寒”，就是说从车坊出发时还在平原上，到黑峪口山脚下，就能感受到山上的

    寒意了。黑峪口一带是否还有明代堡子的遗迹呢？我没有找到相关的报

    告，看起来是早已不存在了。而在白草洼一带驻牧的“熟夷”是什么部

    落，经历了哪些变化，我也很感兴趣。

    从延庆出发时还是乌云蔽天，走到黑峪口时，越来越多的阳光穿透

    云层，照射到刚刚重铺的马路上。一路上几乎没有汽车往来，对徒步者

    而言真是十分幸运。路边田间偶尔见到妇女收摘连翘籽，这是我第一次

    看到连翘籽在这么青嫩的时候就被采摘。到黑峪口村时，公路绕村向西

    形成一个小小的弧度，雾气蒸腾中，露出迎面山上大部分包裹在树林里

    的一座墩台，以及墩台背后高耸的山峰。那就是元代的色泽岭，有的地

    方又写作色珍岭，可能就是明代所说的涩石岭。从黑峪口一路上岭，山

    高坡陡，道路盘旋往复，直至分水岭的山口，有所谓“十八盘”，元代又

    称之为“十八盘岭”。我们从黑峪口村开始，就要开始爬这个古人谈虎色

    变的十八盘了。

    2

    虽然无从了解明代驻牧于海坨山下白草洼一带的蒙古部落到底是什

    么来历，但附近长城一带的其他蒙古部落大致上都有一定线索。杨时宁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对边墙内外的驻牧“夷人”通常记录得比较清楚。

    比如在东边紧邻的四海冶堡的地图中，在长城外画了两顶蒙古包，包前

    有两个蒙古人骑马相对而立，旁边还有一群马，图上标注“安兔等部

    落”。安兔(他处又写作赶兔)作为俺答汗的孙子，是兀爱营的大领

    主，率领一部分土默特贵族统领蓟镇和宣府边外的新附朵颜部落。研究

    者发现，安兔通过联姻，也就是娶朵颜各部酋长家的女子，加强了土默

    特万户对朵颜部众的统属关系。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里，他们常与宣府

    边外的另外两个属夷部落联系在一起，这两个部落就是在我们接下来几

    天要行经的路段驻牧的史、车二部。

    属夷有驻牧于长城内的，也有停留在长城外的。“四海冶堡图”的文

    字说明就提到，在“边外芍药湾宝山寺”一带驻牧的安兔部落中，也

    有“朵颜属夷杂处”。朵颜三卫(或称兀良哈三卫)是宣大和蓟辽边外属

    夷的重要来源，史、车二部也出于朵颜。日本学者和田清在《明代蒙古

    史论集》中说，大约宣德年间，因蒙古各部内部政治关系的变化，兀良

    哈三卫与明朝的关系突然友好起来。根据明人的说法，这之后的兀良哈

    三卫整体上已具有属夷性质。后来在土默特万户扩张时期，受到挤压和

    威胁的察哈尔万户东迁，东迁的察哈尔又威胁到兀良哈三卫。在嘉靖二

    十九年(1550)蒙古大举入侵并逼临北京的“庚戌之变”以后，蒙古本部

    持续进入朵颜卫驻牧的燕山腹地，最终造成三卫整体上被征服并被吸收

    进蒙古本部，只有一些残余的朵颜部落向南依托明朝，沿长城一线自蓟

    镇向宣府移动，成为嘉靖至万历时期驻牧于宣府大边内外的属夷部落。

    属夷又称熟夷。熟夷是相对于生夷而言的。生、熟对举，是古代用

    以区别边裔族群的常见说法，明之前有生番熟番、生蛮熟蛮等名称。通

    行的英文翻译把生番译为raw barbarians、熟番译作cooked barbarians，取生、熟二字在食物处理方面的词义。我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或至

    少是不准确的。其实这里的生与熟分别指的是野生和家养，所取的是二

    字各自所含的陌生、熟悉两种词义。照我看，生番应该译作untamed

    barbarians，熟番则当译作tamed barbarians，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在政

    治上(哪怕仅仅是名义上)服从王朝。现在许多研究者喜欢把生熟的区

    别强调为是否服膺中华文化传统，是否在文化上表现出接受中原影响。

    我认为即使文化上的区别在某些案例中是存在的，但总体来说，或从根

    本上说，分别生熟的标准是政治而不是文化。熟番就是已进入王朝政治

    秩序的生番，虽然来自生番，却不再如生番那样独立于王朝的政治秩序

    之外。

    尽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古老说法，任何王朝统治在空间上

    总是有边界的，而边界以外并不一定就是敌人。即使有时存在强大的外

    敌，敌我之间也不一定是一条清晰的、剑拔弩张的分界线。其实，在历

    史上的几乎任何时期，边境地区通常存在一个宽窄不等的、模模糊糊的

    灰色地带，熟夷就是这个灰色地带。就北方长城地区而言，当某些草原

    部落遭受其他部落欺凌压迫时，投靠南边的中原王朝、接受其经济资助

    和军事支持，无论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