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佬

    目录(1)

    1 大佬

    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有“大佬”中，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最优秀的，无人能出其

    右。他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全世界最杰出的投资银行家，是他把华尔街从 20世纪70

    年代早期的金融泥潭中拉了上来，然后又把纽约市政府带出了困境。在 20世纪最

    后30中，他是拉扎德投资银行非正式的掌舵人。

    2 “拉扎德将会垮掉”

    从1931年3月开始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几乎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垮台。首先是西蒙

    的儿子、克里斯帝安的兄弟安德鲁·拉扎德的突然去世。另一方面，1931年春末

    夏初，世界事件的影响加上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布鲁塞尔交易所捷克交易员的

    不正当手法，戴维-维尔家族几乎失去了过去 8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拉扎德

    投资银行陷入了全面危机，这次的危机甚至比 25年前的大地震所带来的危机还要

    严重。

    3 战争中的权力变迁

    在抛弃了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老合伙人之后，安德鲁关闭了波士顿、芝加哥和费城

    三地的地方性经纪事务所。纽约——具体而言就是位于华尔街 44号的简陋房间—

    —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美国的唯一机构，银行费用也将大幅缩减，一切都要符合安

    德鲁的难民心理。拉扎德将不再因为零售客户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本。

    4 “你在与贪婪和权力共舞”

    安德鲁独自决定着何人于何时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他完全清楚众人所觊

    觎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身份所带来的声望和财富。他的选拔没有任何明确的

    标准，不过据说他比较偏好有成就的实业家与年轻交易员的组合。

    5 幕后黑手

    费利克斯将自己开脱得一干二净的行为，也说明了他宁愿牺牲下属，从而保全自己。

    他从此被贴上了自私自利的标签，而且他的这种行为也招致了其他拉扎德投资银行

    专业人士的不满。费利克斯擅长于拉拢年轻的合伙人和高级副主席，让他们为自己

    卖力。

    6 纽约的拯救者

    纽约州州长休·凯里给费利克斯打来电话，请求他对纽约市的财政危机施以援手。

    就是因为这个偶然的契机，费利克斯从一个充满争议性的人物转变成一个备受尊敬

    的知名人物。他成为了纽约市的拯救者。到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对费利克

    斯的崇拜到了顶点—他坐出租车出行时，出租车司机不会向他收费，而警察甚至会

    自愿动用警车载他到目的地。

    7 太阳王

    在费利克斯不愿意管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情况下，只有一个人可以担此重任，那就

    是米歇尔。“我的存在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真是一大幸事啊。”米歇尔在几年后会这

    样开玩笑。不过事实可能也的确如此，他是唯一一个有着合适地位、权势和血统的

    人，而且安德鲁对此也非常看重。 8 总统眼里的费利克斯

    在里根1981年当政后的8年里，费利克斯成为了一枚失控的政治飞弹，里根政府

    反对派的突出人物。他发表的言论充满了悲观的论调—似乎即将进入黑暗时期，这

    与里根乐观向上的言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媒体开始看好费利克斯，积极为他助威。

    9 贪婪的毒瘤

    维琪斯获罪后的一个月，费利克斯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华尔街恶疾》

    的文章，对投资银行界的道德缺失大加批判。他这样告诫同行：“金融领域的违法

    行为逐一被揭穿，身处该领域中的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们行业患上了毒瘤，只有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执法人员的调查工作完结之后，我们才能了解病情的严

    重程度。这个毒瘤就是贪婪。”

    目录(2)

    10 牧师

    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开始有人认为需要填补组织上的空白，将这个老式拜占庭公司

    带入20世纪。威廉·卢米斯认为将拉扎德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不

    仅拥有完成这项任务的决心，而且还有独特的资格。他长得又高又帅，就像已故作

    家乔治·普林顿的翻版，这使得他带着点牧师的气质。一些合伙人会亲切地称呼他

    牧师，而一些年轻的银行家则叫他拉齐。

    11 创造奇迹的男人

    史蒂夫迅速抓住了职位所赋予的权力，以此来影响各项政策，并由此改变自己的职

    业生涯。他就像在走钢丝，而他的出色个性给了他好运气，他总能讨得大人物的欢

    心。当史蒂夫离开摩根士丹利去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时候，他的各方面技能已经得到

    了全面的提升，他的职业前景一片光明。尽管他还相对年轻，但他给拉扎德投资银

    行带去了宝贵的资源。

    12 统治

    巴斯树效应可以用来描述许多因为费利克斯的成名而黯然失色的众多投资银行家的

    命运。那些在费利克斯手下干活的投资银行家全都感到灰心丧气，他们原本以为这

    样的工作能让他们实现成名的梦想，但是最终他们失望地发现费利克斯的野心毫无

    止境，他们只是人家的一枚棋子。

    13 失势的费利克斯

    在多年的揣测之后，费利克斯时代终于要结束了。拉扎德的银行家对史蒂夫的强大

    再也无法视而不见。史蒂夫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他在 1994年放弃了银行部

    们领导的职位，宁愿成为一个不从事行政工作的高级“交易人员”。当费利克斯决

    定不接受世界银行的工作后，这在事实上也促使费利克斯对史蒂夫强烈的愤恨在当

    年不断升温，所有介入其中的人都会为此感到痛苦。

    14 白种男人的天下

    轻视女性，恣意妄为的风气渐渐弥漫于整个公司内部。要想在拉扎德站稳脚跟，女

    银行家必须想方设法扩大业务，因为这是此金融王国的核心所在，而女人要比男人

    付出更艰辛的努力。尽管有些男性银行家收入丰厚，可以通过为菲利克斯办事跑腿

    而得到晋升的机会，然而对于有些人而言，要想为公司带来业务是难于上青天的，对于拉扎德的仅有的几个女银行家们而言，要想通过比较传统的途径来获得成功，似乎是不太可能的。 15 继承人

    当米遏尔38岁的女婿爱德华·斯特恩，一个杰出而冷静的银行家，作为一个合伙

    人在1992年5月1日加入公司后，米歇尔已经闪电般地把他指定成接班人的传言

    在公司的各个角落流传。这种替代不是作为费利克斯的替代者，成为一个非凡业务

    能力的人，而是作为公司至高无上的所有者及操控者的继承人。

    16 “有责无权”

    毋庸赘言，拉扎德公司到处是空头职位，任何麦克金西公司提出的分享权利的建议

    都是对太阳王米歇尔权利的分化。但是至少一开始，米歇尔表面上似乎很热心，乐

    于接受一些必须的改变。

    17 重掌拉扎德

    一个月内，史蒂夫的离职和米歇尔与斯卡迪诺谈判的成功使我们开始对一件事情确

    信无疑—米歇尔会回来重新掌控拉扎德。作为同皮尔森交易的一部分，米歇尔第一

    次为自己制定了退休时间表：他将一直担任拉扎德的首席执行官，直到 2005年，也就是他73岁时，他将担任主席并指定一名接班人。

    18 拉扎德可能如泰坦尼克号那样永远沉沦

    拉扎德在并购排行榜中极速下滑，特别是在美国。2001年11月1日，拉扎德在美

    国业务咨询排名第 17，从以前的第10位下降到了第17位。在全球，排名从去年

    的第8位下降到了第12位。拉扎德“从来没能使任何人担任首席执行官”，前任

    高盛公司合作伙伴以及现任纽约大学教授罗伊·史密斯解释说，因为米歇尔“从未

    退休”。

    19 布鲁斯的大抬价

    布鲁斯·瓦瑟斯坦可谓是投资银行界的哈瑞·韦恩斯登。和韦恩斯登一样，布鲁斯

    大腹便便，粗鲁傲慢而又自以为是并且样子有点吓人。可以说，他是一个集创造力

    和进取精神于一身的天才，家财万贯，意志坚定，但脾气暴躁也是人尽皆知。

    20 内战

    拉扎德内部逐渐出现了一种怪异的现象：新的合伙人对布鲁斯忠心耿耿，可是他们

    没有自己的团队，他们若要完成任何事情，都必须想办法调遣那些对布鲁斯不感冒

    的老合伙人，从而得到公司的有限资源。与此同时，新老合伙人都要谨慎考虑各家

    客户的拜访人。老合伙人还不想惊扰那些与布鲁斯这个者有密切联系的新合伙人。

    21 “一个王朝的终结”

    拉扎德的公开上市是个历史性事件。它不仅结束了公司令人费解的神秘时代，而且

    自高盛银行1999年首发以来是华尔街最大的一次首发。然而，只有机构投资人参

    与了，并且没有疯狂地参与进来。在纽约皇宫酒店(人们)能感受到这种冷淡的气

    氛。

    后记

    致谢

    大 佬(1)

    即使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华尔街著名投行相比，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显得非

    常与众不同，它毫不掩饰自己在同行面前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过去的 157年里，拉扎德投资银行一直都业绩超群。它不同于其他华尔街投行之处在于，它精于智取，绝不用金融资本硬拼，在经受千锤百炼后，它建立起了一个独立而隐秘的王国。简而言之，它的战略就是汇集“大佬”的智慧为客户服务。这些大佬都是经验过人、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家。他们绝不冒险下注，只需要提供最具原始力量(即竞争性)

    的理念即可。理念越上乘，达到目标所需的眼光和技巧越独到，那么拉扎德投资银

    行这个备受尊敬和信赖的顾问就能赚取越多的利润，而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们也

    就能从公司分得更大一杯羹，赚个盆满钵满。对于那些跻身华尔街最顶端的少数几

    个幸运儿，他们(要注意，一直都是他们，而不是她们)总被描述成雄心勃勃、绝

    顶聪明的人物，但同时又被说成是心狠手辣、毫无道德感可言的家伙。拉扎德投资

    银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一家投资银行，它有着谜一般的历史，这种隐秘性使得拉扎

    德投资银行的传统智慧在外人眼中成了难解的疑团。毫无疑问，那些载入拉扎德投

    资银行发展史册的大佬们都累积了巨额财富。除了内心深有体会外，他们绝不会告

    诉任何人在追逐这些巨额财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残酷争斗。他们只是很平淡地讲述

    身为佛罗伦萨协会成员的感受，谈论他们向国家领袖和世界顶级公司的 CEO们提

    出的种种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始终不会向外人提及拉扎德投资银行独有的神话般

    的理念。他们竭力希望公众相信一个同样令人费解的个人保证：不管其他人如何道

    德败坏，他们会一直洁身自好。

    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拉扎德投资银行所采取的这种大佬智慧的策略开始

    严重过时，它的对手们都已高度资本化，实力变得更强大，反应也更敏捷。在拉扎

    德投资银行内部，以费利克斯·罗哈廷为代表的新一代明星投资银行家和以史蒂

    夫·拉特勒为代表的老一代纽约上流社会砥柱的对抗开始日益加剧。在接二连三的

    策略失误下，这些内斗使得该行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而一手掌控着拉扎德投资银

    行的法国亿万富翁米歇尔·戴维-韦尔，在煽动他所创建的王国的内斗后，越发感

    到苦闷和孤立无援，他的行为也开始显得极为怪异。在内斗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布

    鲁斯·瓦瑟斯坦这个大投机分子开始过来掏米歇尔鼓鼓囊囊的口袋了。最终，在经

    历了几十年混乱的家长制管理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结局出人意料：它不再受它的

    创始人控制，其股权和其他投资银行一样可被公开买卖。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的

    种种运营缺陷和肮脏的赢利手段最终都被暴露在了阳光之下—它的崇高地位从此一

    去不复返。

    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历史是一个从内部倾轧、毁灭到复苏的故事。这充分证明了著名

    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著名理念“创造性毁灭”还一直活跃在经济和社会中，深刻地影

    响着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有大佬中，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最优秀的，无人能出其右。

    他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全世界最杰出的投资银行家，是他把华尔街从 20世纪70年代

    早期的金融泥潭中拉了上来，然后又把纽约市政府带出了困境。在 20世纪最后30

    年中，他是拉扎德投资银行非正式的掌舵人。他尽力帮拉扎德投资银行转型，使之

    成为一家华尔街最受尊崇而又神秘莫测的合伙制投资银行。但在 1997 年夏的某天，身处华盛顿的费利克斯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生涯将要结束了。他即将面临一场听证，要在参议院的专门委员会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以为他长期所在的一个职位获得委

    任许可。

    大 佬(2)

    “今天能站在诸位面前，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克林顿总统提名我为美国下一届驻法

    大使，我希望能征得诸位的许可。”69岁的费利克斯面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欧洲事务附属委员会成员们如是说道，“对我而言，这是一段满载感情的经历，基于多

    种因素……诚如各位所知，我是一名于 1942年从遭受纳粹的欧洲逃离到美国的流

    亡者。回想起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一直记得成为一名美国人就是我最初的梦想。后

    来我有幸达成了我的梦想，而美国给予我的比我期望的还要多。如今，代表我现在

    的祖国成为一名驻法大使将成为我职业生涯的顶点；我在法国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此后无论在业务方面还是在私人感情上，我都与该国保持着长久的联系，因此现在

    总统提名我为驻法大使，这是我过去做梦都不敢奢求的大喜事。”

    但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眉毛粗重、牙尖嘴利的费利克斯一直在为更高的

    目标而四处奔走。他非常清楚，自己并不仅仅只配当一名大使，过去他还一度戏称

    大使就如男管家呢。费利克斯不仅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还是 20世纪后半期

    进行重大并购交易的先锋人物。作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最高领袖和财富创造者，费

    利克斯多年来凭一人之力为自己和合伙人们创造了数亿美元的收入，他因此得以将

    其同事和下属控制在畏惧和贪婪交织而成的甜蜜之网中。

    毕竟，谁又敢去反抗费利克斯这样的大人物呢？他让合伙人赚得腰包鼓鼓囊囊，自

    己所拿的却远少于自己应该得到的。因此，只要费利克斯造访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

    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区，他的合伙人们都会放下所有事务，将注意力迅速集中到他

    身上，并同意他的任何见解。多年以来，费利克斯一直保持着超强的交易能力，同

    时他还主动贡献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和无与伦比的独到眼光，来帮助解决美国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两大金融危机。

    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24小时连轴转，全力以赴收集方案来应对“后台

    危机”(back-office crisis)所产生的损失，当时后台危机正困扰着华尔街各大经纪

    公司。在实施一系列艰难而又不乏勇气的并购后，费利克斯最终有效防止了证券行

    业众多企业的垮台。其次，使纽约市在 1975年免受破产之灾的金融拯救方案几乎

    完全是由费利克斯独立设计的。虽然福特总统拒绝施以帮助，但该方案帮助纽约市

    渡过了难关。然而在这些问题最终得以妥善解决后，费利克斯却成为了里根总统和

    布什总统当政期间的哈姆雷特，成了一名被流放在外的党人士。但是他仍然在

    《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力劝政党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在第

    五街举行上流社会沙龙，并在南安普敦的庄园进行寻找复活节彩蛋活动，然后他在

    这些沙龙和活动中结交当时的大家和权贵。可以说他是大佬中的典范。

    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时，费利克斯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当财政部部长，而且也认

    为该职位非自己莫属，甚至可能有人已经向他承诺了该职位。无论如何，有人认为，在克林顿当政前，费利克斯就觊觎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了。如果吉米·卡特能够再次

    连任，而费利克斯在文章、言论和访谈中对他的批评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那么费

    利克斯很有可能已经当上财政部部长了。但在 1980年的选举中卡特遭遇了惨败，罗纳德·里根获胜。因此，费利克斯只有顽强地熬过两届里根的当政期和随后布什

    的当政期，以重新迎来党入主白宫的日子。1992年11月克林顿当选为总统时，费利克斯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为了能当上财政部部长，他开始大力游说，用上了先

    前为此目的而设的多个秘密渠道以及多年来熟练操控杠杆的本事：他那一人分饰三

    角(公司领导、纽约社交界红人以及新闻界热门人物)的传奇本领让投资银行家和

    公司律师们又妒又羡。

    大 佬(3) 不过，费利克斯最终还是棋差一着，个中原因也说明了美国最有权势(但不那么挑

    剔)的大人物之一费利克斯的内心非常微妙而且隐藏着众多矛盾。克林顿在 1992

    年的选举期间参观了费利克斯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办公区。在那间挂满照片的小办

    公室里，费利克斯对克林顿的接待显得冷淡而僵硬，他显然低估了克林顿日后的强

    大权势。当时他更看好第三党派的候选人 H·罗斯·佩罗—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

    和电子资讯系统公司(EDS)的创始人，也是费利克斯从前的客户。

    在理查德·尼克松的首任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的促成下，费利克斯与佩罗在 20

    世纪70年代初期有了第一次碰面。当时米切尔认为佩罗应该可以协助费利克斯解

    决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危机。在这次碰面之后，费利克斯代理佩罗对杜邦公司进行了

    一笔额度接近1亿美元的投资，这家公司正在走下坡路。佩罗的这笔投资在当时是

    个人投资者对华尔街公司所做出的额度最高的投资。虽然最后杜邦公司还是崩溃了，而佩罗也损失了全部投资，不过他和费利克斯的友谊却开花结果了。费利克斯成为

    了EDS的董事会成员，之后还建议佩罗将 EDS卖给了通用汽车。作为对佩罗的回

    报，费利克斯一路支持了佩罗在 1992年的总统大选。但是，佩罗的总统之梦显然

    无法实现，而在克林顿当选后，费利克斯的财政部部长之梦也化为泡影了。

    虽然很多重量级人物都认为费利克斯完全够资格，但是由于他的傲慢、不走运以及

    政治上的失算，他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克林顿首先挑中了参议员劳

    埃德·本特森，然后选择了高盛的前联合总裁罗伯特·鲁宾。虽然鲁宾比费利克斯

    小20岁，而且没有任何名气，也没有任何公众业绩，但是鲁宾做了费利克斯以前

    不愿意做的事情：鲁宾为克林顿和党筹集了数千万的资金，这样的支持当然会获

    得回报。

    根据鲁宾的自传《在不确定的世界》(In an Uncertain World)，他似乎没有料想

    到会与费利克斯竞争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他在自传中也提到了费利克斯的“大佬”

    地位和作为银行家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在参加客户斯图贝克威士顿公司

    (Studebaker-Worthington)董事会会议的前夕，鲁宾的背部受了伤。在这个董事会

    会议上，鲁宾和高盛要扮演董事会成员和投资银行的双重角色。鲁宾在中描述了

    这个周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应总裁德罗得·鲁腾博格要求，鲁宾平躺着参加了会

    议，会上董事会正考虑是否要将公司出售。

    “我觉得如果自己不去，那么鲁腾博格一定会聘请费利克斯·罗哈廷这位拉扎德投

    资银行的著名投资银行家，而且鲁腾博格也提到过他。当时我连多走几英尺都不行，甚至都不能坐着，但是我去了鲁腾博格的办公室，然后躺在了窗边的椅子上。让我

    不快的是，鲁腾博格将一部分酬金分给了费利克斯，但最后我们还是赢得了这单生

    意。(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 25年，但我始终记得费利克斯分得的酬金数目)。鲁

    腾博格说，考虑到费利克斯在业界的重要性，他希望这样能够让费利克斯满意。”

    费利克斯在业界的重要性—这就是在费利克斯之后丰碑式的投资银行家鲁宾对他的

    简要描述，这也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承认了费利克斯在那些极有影响力的并购顾问精

    英中的权威地位。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并购顾问们的影响力如孔雀身上的翎毛那

    样黯淡了下去。

    大 佬(4) 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费利克斯始终稳居并购顾问的最高端。即使到了现在，78岁高龄的费利克斯在结束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后，还是能够为那些最有权势的总

    裁们提供关于重大交易的指导，并为此收取数千万的顾问费。

    费利克斯已经将这种独特而成功的经营策略打造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招牌特征，这个策略就是聘用最聪明、最有经验的投资银行家，来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公司总裁

    们提供极具远见卓识的交易指导，让他们不多走一步弯路。不需要任何贷款，也不

    需要发放债券或股票(至少是近乎没有)；不用进行公开试验，也不用使用那些具

    有争议的表外融资工具，拉扎德投资银行需要的只是为世界各个行业领袖们提供指

    导的大佬。团团迷雾笼罩着拉扎德这个传奇，不过和其他群体一样的是，80-20的

    规则也适用于拉扎德投资银行—费利克斯就属于那 20%的合伙人，他们创造着公

    司80%的收入。

    与他的导师—专制而著名的安德鲁·梅耶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发现为客户提供指导

    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对烦琐的管理责任他则非常厌倦，因此他经常将拉扎德

    投资银行简单描述为“一群为重量级客户提供建议的重量级人物”。费利克斯对自

    己顾问的身份感到非常骄傲，他的智慧为全球所渴望，进行并购业务的人们都想得

    到他那极具远见的建议：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他不会为没能名列垃圾债券(他对

    这种产品颇有微词)或股票发行承销商榜首而有一丝遗憾。他也不会为没能成为一

    名私募投资者而恼怒。在拉尔夫·纳德和威廉·泰勒 1986年的作品《大男孩》

    (The Big Boys)中，他们将费利克斯称做是“一位夹缝人”，他能在大量的事务

    中取得平衡。纳德和泰勒引用了许多人对费利克斯的描述，其中之一就是拉扎德投

    资银行的前合伙人雷蒙德·楚布。

    “费利克斯影响着整个世界，”楚布这样说道，“他是金融界的亨利·基辛格。他

    涉足政坛有如基辛格涉足金融界……但我不认为这(步入政坛)是一个处心积虑的

    决定。他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成为政界要人’这类的话。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伟大

    的投资银行家，这样的身份使他获得了不同政治舞台(如纽约和华盛顿等)幕后影

    响力量的关注，然后他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断向前……我之所以将他比喻成基辛格，是因为我认为基辛格是集智慧、权势与好胜心为一体的典范。我将费利克斯归类为

    这样的人，他也恰好就是这样的人。”费利克斯在与纳德的访谈中曲解了这个基辛

    格的比喻，进而反映了他内心隐藏的不安全感。“噢，因为我们都在国外出生，”

    费利克斯这样承认道，“因为我们都是谈判代表，而且我们还是朋友关系。但是亨

    利能驾轻就熟地运用权力杠杆，这是我无法企及的。”在他的回答中，费利克斯巧

    妙地忽略了他与基辛格所共有的一个重要特质：对任何关于自身的描述都要控制的

    欲望。因此，纳德戏称费利克斯为“特氟隆投资银行家”，他具有制造大量正面宣

    传的才能，并能使人们忽略掉他那些更具争议性的判断。

    多年来，费利克斯更喜欢将自己比做偶像让·莫内，这是一位现在已经没什么名气

    的法国经济学家，但是他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内在法国

    政府中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但是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费利克斯在

    1981年对《纽约时报》的威廉·赛琳这样说道，“我也不敢妄言自己可以与

    让·莫内比肩，但是我相信只要拥有合适的平台，思想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

    大 佬(5) 费利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把自己与莫内进行比较，其中表达了这样的信息：

    一个人如果要向公众传递重要的理念，他不一定需要担任显要的官方职位。1982

    年，他在母校米德尔伯里学院一次毕业典礼的发言中，就将莫内作为了主要发言内

    容。“莫内担任着多重角色—谈判家、鼓动者、宣传员、战术家和战略家，这些都

    是掀起社会的深层政治变动所不可或缺的。”他对毕业生们说道。4 年后，纳德

    问费利克斯，他在 1982年对莫内的描述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当然，这还

    用问吗，”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是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这也是一名平民能扮演

    的唯一角色，如果他还有一定的平台的话。因此莫内是我的行为模范。他从来都不

    是政府的成员，没有担任过任何内阁职位，他从来都不需要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

    将投资银行家与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进行对比，这种奇妙的比较在

    现在看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不过，罗伯特·鲁宾应该是例外)，但费利克斯却可

    以自得其乐地进行比较。股市泡沫的破灭加上纷纷扬扬的公司丑闻导致人们将银行

    家们视做一群贪婪、自私自利的家伙，而不是传播独立建议的专家。“投资银行家

    们都是像海明威那样善于瞎编的天才。”一位著名的私募投资家这样解释道。在向

    总裁们提供战略指导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专利的年代，很少有人能与费利克斯匹敌；

    当这种指导成为大众产物时，就更没有人可以与费利克斯争锋了。

    在费利克斯确认担任驻法大使的前夕，尽管他的语调中满含真诚，但是那些最了解

    他的人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讽刺意味。在参议员面前端端正正坐着的这位可真是一

    个大人物，20世纪中期神秘的欧洲史—该段历史的最后就是穿越欧洲、北美和南

    美以逃避纳粹的—和美国梦一起铸就了他的一生。正如 J·P·摩根在20世纪所

    形成的金融、政治及社会方面的影响一样，费利克斯用自己更为含蓄的方式在20

    世纪达到了类似的影响。

    摩根似乎对自己不可思议的巨额财富以及财富所赋予的巨大权力感到非常满意，而

    与之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则疯狂地追求着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他已取得

    了足够的成就，因此可以公开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我认为权力是不能

    去追求的。”费利克斯对纳德和泰勒这样说道。一旦涉及到政治，费利克斯也只好

    这样安慰自己。他一路追随托马斯·杰弗逊的脚步来到了巴黎的圣·奥诺雷街，但

    是他无法再企盼自己能像杰弗逊那样走得更远，能够一直走到华盛顿。政治抱负的

    落空是费利克斯在他荣耀的一生中极少有的失败之一，但在另一方面，费利克斯也

    让自己变成了偶像让·莫内那样的人物。

    毋庸置疑的是，费利克斯在投资银行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完全可以骄傲地说自

    己在过去的50年中为不同行业的老总们独立提供了转型交易的建议，人们也可以

    说，是费利克斯塑造了投资银行家值得信赖的公司并购顾问的形象。由于对垃圾债

    券深恶痛绝，因此他可能也会觉得下面这样的描述不太恰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

    神化了为公司老总提供独立并购建议的业务，这与声名狼藉的迈克尔·米尔肯在

    20世纪80年代搞高收益垃圾债券如出一辙。以 1969年1月的一周为例，费利克

    斯要去参加大量的会议，其中有他担任公司董事的法国航空公司豪梅特公司的会议，还有与哈罗德·吉宁(ITT公司的总裁)、尼古拉斯·布拉迪(迪伦里德公司的银

    行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以及美国国立现金出纳机公司(NCR)总裁的

    会谈。就在同周的另一天，费利克斯要面见媒体投资银行艾伦公司的创始人—亿万

    富翁赫布·艾伦，以及尼克松政府新任命的商务部部长皮特·彼得森—彼得森在之前担任贝灵巧公司总裁时也是费利克斯的客户。接下来的一天里，费利克斯在参加

    两个内部会议之后，这一周里又要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美国大陆保险公司

    的董事长以及ITT公司的CEO。最后，他还要再次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以

    及马丁公司的总裁。他的当周日程还显示，他的儿子尼古拉斯进行了扁桃体摘除手

    术。

    大 佬(6)

    费利克斯的经历是对难民理想中的美国梦的印证。费利克斯全家来自乌克兰的罗哈

    廷城，好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多次被外界占领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哈

    廷几乎成了犹太人的聚居地，尤其在 1867年后更是如此，当时犹太人被赋予了奥

    地利和匈牙利居民的全部权利。1900年该城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全城 7 201人中，有3 217人是犹太人。到1939年，罗哈廷还有2 233名犹太人。现在，尽管人口达

    到了1万，但该城已经没有了犹太人，而斑驳的犹太墓地却依然醒目。纽约和以色

    列的一些组织正致力于保存罗哈廷城的犹太史。根据费利克斯的说法，他的曾祖父

    不仅是“当地的大拉比(犹太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有能耐的资本家，他

    曾经将自己的马厩出租给波兰骑兵”。

    到了20世纪之交，费利克斯的祖先移居到了维也纳(他们的姓氏罗哈廷可能也源

    自先前所居的罗哈廷城)，在这里他的祖父成为了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并拥

    有了一家小银行—罗哈廷公司。此外，他的祖父还有几家酿酒厂，当时费利克斯的

    父亲亚历山大就在酿酒厂工作，然后亚历山大开始代自己的父亲管理这些酿酒厂。

    1927年亚历山大娶了伊迪丝·克诺尔为妻，这是一位“成长于维也纳富商之家”

    的出色的钢琴家。1928年5月29日，费利克斯出生在维也纳，他是亚历山大和伊

    迪丝的独生子。因为种种原因，费利克斯没能在维也纳久待，但是这座城市的音乐

    氛围却渗入了他的骨子里。他没能培养起任何音乐技巧，但是他喜欢古典音乐，当

    他回到位于第五街的家里开始读书或写什么的时候，总会听上好几个小时的音乐。

    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如果我被带到一个荒岛上，而且

    只能带上一首曲子，那么我将选择莫扎特的 C小调弥撒。这首曲子是我心灵的避

    难所……无论我在做什么，只要听到它我就能放松下来，就能找到家的感觉。”费

    利克斯如是说道，“我觉得它非常感人，非常令人难忘。”

    经济问题开始迅速困扰费利克斯。费利克斯的祖父是一个投机分子，当 20世纪30

    年代初的大萧条席卷欧洲大陆后，他“几乎丧失了投资的所有资产”，这导致他所

    经营的银行倒闭。因此这个小家庭开始了在东欧的游牧式生活，亚历山大开始从父

    亲仅剩的几家酿酒厂中搬来搬去。他们停留的第一站是罗马尼亚，这是费利克斯出

    生不久后这个小家庭搬迁的地方，当时亚历山大要管理当地的一家酿酒厂。1935

    年，他们又暂时回到了维也纳，但是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总理在 1934年7月被

    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后，反犹太人主义的倾向开始四处蔓延。这个家庭不得不再次

    搬迁，这次是到法国巴黎南部的奥尔良。这是一座位于卢瓦尔河边的城市，在这里

    亚历山大当上了他父亲另一家酿酒厂的经理。

    他们家刚搬到那里，费利克斯的父母就离婚了。“这对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费

    利克斯这样对《纽约客》的记者说道。当他 8岁时，他母亲将他送到了一家讲法语

    的瑞士寄宿学校。“我还记得，当时我很胖，体质也不好，我自己系鞋带都有很大

    的困难。”费利克斯说，“我早上穿衣服用的时间太长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宁可穿着白天穿的衣服，然后将睡衣罩在外面睡觉。这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这

    样，费利克斯就一直住校，他的母亲改嫁给了亨利·普勒斯纳。普勒斯纳是一个富

    裕的波兰犹太人家族的继承者，该家族从事贵金属交易的买卖。然后普勒斯纳举家

    搬到了巴黎，在这里他开始经营家族生意。普勒斯纳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复国运动者，他与巴黎的拉扎德-弗瑞斯商号以及一家在 1813年成立于巴塞尔的小型瑞士银行

    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尽管费利克斯在一开始与继父并不交好，但是继父的关系网在

    日后对他弥足珍贵。

    大 佬(7)

    费利克斯逃离纳粹的经历非常扣人心弦，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世界观—尤

    其在他的多层伪装被岁月剥离后。1938年，费利克斯离开那家瑞士寄宿学校回到

    了巴黎。他还记得，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相继对德宣战后，巴黎街道上空响起的

    持续不断的空袭警报。他戴着防毒面具去上课。当时巴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型海

    报，宣称法国一定会打败德国。1940年5月，德国军队逼近了巴黎郊区，费利克

    斯还误将位于第16郡的自家豪华别墅窗外的炮声当成了雷声。他的母亲、外婆

    (普勒斯纳的母亲)以及那个长期给他们做饭的波兰厨子一起逃离了巴黎，坐着小

    车迅速南下，在车顶上还绑着很多垫子。他们在离开时带走了所能找到的全部汽油

    券。根据传奇人物费利克斯自己的说法—其中的真假尚无定论—母亲让他打开好几

    管克利诺斯牙膏，在里面塞满继父收集的金币，而继父普勒斯纳作为波兰公民，已

    被关押到了布列塔尼半岛上一家拘留犹太难民的拘留所里。因为普勒斯纳是一名公

    开的犹太复国运动主义者，所以他被列入了盖世太保的拘捕名单中。这样，费利克

    斯开始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横贯三大陆的逃亡之旅，总共历时两年。他和他的家人先

    后到过比亚里茨、戛纳、马赛、奥兰、卡萨布兰卡、里斯本和里约热内卢，最后才

    到达了纽约—“这是一段典型的逃亡，还有很多伪造的文书。”在《华尔街日报》

    1975年的人物介绍中记录着他对记者说的话。他逃离被战争变得千疮百孔的法国

    的悲惨经历，与他未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戴维-韦

    尔的大体一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费利克斯的经历可能更悲惨一些。

    在一开始，费利克斯的母亲认为全家到西班牙后会变得安全，因此他们要赶在法国

    沦陷前穿越西班牙边境。“我们开着小车，与成千上万辆小车、卡车、自行车还有

    行人一起南下。”费利克斯在60多年后解释道，“路上拥堵不堪，不时有德国飞

    机过来扫射。我们一直(朝着西班牙)南下，为了买到汽油券，我们还不得不贿赂

    汽油站的工作人员。”当时费利克斯 11岁，德国军队正席卷法国。他们全家好不

    容易来到了比亚丽兹，一座大西洋边紧邻西班牙的美丽的法国城市。

    1940年6月《停战协议》签订，法国被分割为占领区和自由区。对于像费利克斯

    家这种从维也纳搬过来的犹太家庭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比亚丽兹处于德

    国占领区，而戛纳属于自由区，在名义上没有被德国占领。“当时我们觉得，两个

    选择都不怎么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待在自由区应该比待在德国占领区要好。”费

    利克斯解释道，“因此我们决定驾车到自由区，然后再南下，希望能弄到签证后去

    其他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可以用来穿越各道封锁线的通行证。我母亲不知在一个旅

    馆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向一个人问到了一条可以绕过德国占领区的乡下小路，这条

    路上应该不会有德国哨兵的关卡。当时还处于德国占领的早期阶段，因此我们顺着

    这条小路出了比亚丽兹，但是当我们绕出树林时，发现前面有好长的车队，再前面就是一个德国哨兵的关卡。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也知道情况不妙。我们只能待

    在这一长溜的车队中，根本无法回头。这样我们的小车离关卡越来越近。我看到一

    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检查着什么。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关卡跟前，而这个士兵想点一

    支烟，他挥手让我们前面的那辆车过去了，我母亲乘机拿出自己的驾照冲这个士兵

    挥了挥，他也让我们过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截住了我们之后的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

    车，但这说明当时非常凶险，真的很凶险。”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

    “自从经历这次生死考验，我一直心存感激。”费利克斯在 2005 年对《纽约时报》

    的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也讲过这场经历：“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母亲最后联系

    上了他的继父，他继父早已和别人一起逃离了那个拘留所。“当德国人聚到拘留所

    一边时，他们从拘留所的另一边逃了出来。他们四个人偷到了一辆车，然后就驾车

    往南。”费利克斯解释道，“因为他们总是在德国军队前面几英里，所以大家都以

    为他们是德国人，这样他们搞到了汽油和一些物资。”费利克斯和母亲、外祖母一

    直驾车南下至地中海，然后待在戛纳和马赛之间的一个小旅馆里，最后他的继父普

    勒斯纳加入了进来。他们在这家旅馆里面待了将近一年。

    大 佬(8)

    这个家庭的下一个目标是搞到签证以离开法国进入更为安全的国度—最好是美国，对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国家象征着自由和机会。“我们设法通过广播听到了罗斯福

    和丘吉尔的讲话，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讲英语。”费利克斯说。罗斯福激励着他，但是对于犹太人而言，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即使不能说不可能，难度也相当大。去

    南美的签证要相对多一点，但是这种签证具有明确的限制，持有人不得据此进入指

    定的一些国家。“搞到签证的过程是危险而困难的。”赫伯特在《时代周刊》上这

    样写道。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国在 1941年4月签订的协议更加剧了费利克斯父母的

    担忧，该协议批准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里去。就这样，在维希政府的协

    助下，共约76 000名外籍犹太人被逐出了法国，其中只有约 2 500人后来返回了。

    费利克斯一家必须尽快离开。费利克斯的父母设法去弄巴西签证，但是他们发现自

    己在名单中太靠后了—第447位—这样他们出逃的机会显得越来越渺茫。

    这时，又一个奇迹发生了。关于这次奇迹，费利克斯本人也是到最近才幸运地知道

    了其中的细节—一位不太知名的巴西外交官苏扎·丹塔斯作为战时驻法巴西大使，勇敢地帮助了犹太人的出逃。他帮助了至少 800名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分子的，因

    此被授予“巴西的辛得勒”的称号。丹塔斯在 1954年去世，《苏扎·丹塔斯—黑

    暗中的堂吉诃德》讲述了这位外交官的故事，他与凯萨琳·格雷厄姆(她和安德

    鲁·梅耶和乔治·布卢门撒尔是亲戚，这两位都是 20世纪早期拉扎德投资银行的

    大佬)有姻亲。丹塔斯帮助费利克斯及其家人获得了巴西外交签证。“它们看起来

    非常美。”费利克斯这样描述所获得的签证。

    巴西签证为费利克斯和家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小窝，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去美国的

    希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全家购买了从马赛去奥兰的船票，奥兰是阿尔及利

    亚西北部一座港口城市。他们的想法是从北非到里斯本，这里是少数几个还能弄到

    美国签证的地方，但是他们去奥兰的行程并不顺利。“最后，我们必须去见意大利

    舰队的某个人，因为当时意大利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费利克斯说，“那些意

    大利人看我们的文件不顺眼，所以将我们从船上带下来了。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

    命运会怎样。”但是两周后，他们再次坐上了去奥兰的船，这次他们没有被带下船。 他们正好赶在德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前到达了奥兰，迅速坐船去了摩洛哥的卡萨布

    兰卡。费利克斯看了很多遍《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他甚至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

    经历与博加特的表演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他几乎难以将事实与虚构故事分开来。他

    记得自己会不时到卡萨布兰卡的码头，希望知道何时能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他还

    记得自己与里欧·卡斯特利的会面和交往，后来里欧来到了纽约，成为一流的现代

    艺术品交易家。其实同费利克斯一样，里欧也是通过巴西签证才得以安全离开。数

    月来，费利克斯一家都在试图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当时去里斯本的船并不多，而且也很难坐上这些船。”费利克斯说。但是在 1941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全家终

    于坐上了去里斯本的船。在他们眼里，里斯本就像天堂一样美妙，那里有足够的电

    力，城市到了晚上还是灯火通明。“我觉得这就是最美妙的时刻，在那里我确实觉

    得自己已经从世界的一边来到了另一边。”他这样描述着自己到达里斯本的心情。

    费利克斯进入了一所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双语学校读书，但是几个月后，德国人似乎

    将要攻破西班牙，入侵葡萄牙，进而切断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大 佬(9)

    要离开欧洲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由于我们还是希望能去美国，因此我们去了美国

    领事馆，在那里排队等待配额。”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这与梅诺蒂

    的歌剧《领事》中的场景如出一辙，要等上个七八十年才能轮到我们。”费利克斯

    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人不希望太多的犹太人进入美国，因此我们很难

    得到签证，等待的时间也会非常漫长”。

    由于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费利克斯一家决定使用那个不太常见的巴西外交签证坐

    船去里约热内卢。这段横穿大西洋的里程始于 1941年3月17日，共历时两周半。

    当时他们心里七上八下 ，因为不知道自己到达里约热内卢后是否会被遣送回欧洲，就像一些去巴拿马、古巴甚至美国的犹太难民的遭遇一样。但是里约热内卢敞开胸

    怀接纳了费利克斯一家。“当地人非常认可我们的签证，因此为我们的到来铺上了

    红地毯。”费利克斯说。这简直是又一个奇迹。

    在里约热内卢，他们再次试图弄到去美国的签证。这次等了 15 个月。在等待期间，费利克斯在当地一家学校就读。在那里，他开始踢英式足球，并培养起了对骑马和

    跳桑巴舞的爱好。“我被桑巴舞迷住了，我爱上了这种音乐、这种文化和这种节

    奏。”社交上相当保守的费利克斯说道(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追忆在

    巴西那段岁月的一种方式，当时就是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些难民提供了避难所。”斯

    坦·格兹和乔·吉尔伯图的《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在1942年6月，费利克斯和家人最后终于得到了美国签证，他们坐上了从里约热

    内卢到迈阿密的DC-3飞机。但是出于“军事问题”或类似原因，这架飞机在加勒

    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做了一个意外的停留。费利克斯回忆说：“当时我们心想，‘天

    哪!难道我们就要困在这里，然后被遣送回去吗？’” 最后，在特立尼达岛停留

    了几周后，他们坐上了另外一架去迈阿密的飞机。他们终于成功了。

    费利克斯的逃亡开始于 1935年的维也纳， 1942年结束于纽约。他为这次出逃付出

    了巨大努力，这使得非暴力世界观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费利克斯往往会对事情

    的结局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在金融方面也非常保守，完全不像那些投资银行的同

    僚们那样喜欢出风头。“我对金钱的大部分理念都源自 1942年，当时我和我的家

    人奋力让自己先纳粹一步越过了西班牙边境。”他在 1976年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回忆从前那些往事时说道，“我在旅馆的房间里花了整整一晚上将金币装入牙

    膏管里。我们家曾经非常富有，而这些金币是我们所能带出来的全部家当。从那时

    候起，我就觉得人能永远拥有的财富就是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到 1983年《纽约

    客》评论他时，这条宗旨被总结成了：“这次经历教给了我财富观，这也是难民的

    财富观。从本质上说，对人唯一有用的是能放入牙膏管里的东西或是能装在脑子里

    的东西。”对于欧洲那些富裕的犹太家庭而言，如此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并非史无前

    例，而更典型的则是去纳粹集中营的遭遇。

    1942年6月底，费利克斯来到纽约，他的继父想办法将一些资金转出法国并存入

    了纽约的一家银行，然后拿一部分钱购买了一套小公寓。费利克斯也争分夺秒地将

    自己落下的功课给补上。他转入麦氏学校就读，因为该校是曼哈顿少数几家安排暑

    期课程的高中。他还说服自己的母亲认同了另外一种更快地学习英语的方法(费利

    克斯一直有着令人艳羡的语言才能)，就是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里有合唱”，费

    利克斯这样解释道。他在麦氏学校的表现非常出色，两年后，当他年满 16岁时就

    从该校毕业了。他在数学、理科和网球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天赋，在麦氏学校的最

    后一年里还加入了大学网球队。但是一位大学顾问建议费利克斯去一个小型学院就

    读，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他的母亲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样，他在进行了一些调查

    后发现，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学院正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提供一个项目，这样他

    就可以在米德尔伯里学院读三年的物力和工程，然后在麻省再读两年，而且他也非

    常喜欢滑雪，因此他申请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并被录取。

    大 佬(10)

    当时他可能是米德尔伯里学院唯一的犹太学生。在大二的时候，他加入了 Alpha

    Sigma Phi兄弟会的本地分会，而当时这个协会的全国章程规定不允许吸纳犹太人

    和黑人(该协会由三名耶鲁新生于 1845年成立)。有一天，这个协会组织派来了

    一名执行委员来到当地分会，“让我们停止吸纳犹太人和黑人入会，不要做这种讨

    厌的事情”。费利克斯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为了缓和气氛，那个代表带了好几箱啤酒过来。费利克斯这样描述道：“这个家伙一直不停地说，‘请不要误会，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把他的啤酒递还给

    他，然后把他带到火车站让他滚蛋。”就这样，我们这个本地分会因为吸纳了一名

    犹太人成员和一名黑人成员而被踢出了协会组织。

    费利克斯很努力地学习着物理，但是很快他和他最喜爱的教授本杰明·威斯勒(米

    德尔伯里学院物理系主任)都发现，他在这门学科上的发展潜力不大了。在建议他

    放弃麻省的课程的同时，威斯勒还建议他休假一学期。

    因为费利克斯从1941年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因此他决定在 1947年的夏天去

    法国看看父亲。他坐船渡过了大西洋，父亲在法国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把他接上了车。

    他父亲已经再婚，一直管理着酿酒厂，还把酒厂迁到了巴黎附近的地方。费利克斯

    和父亲整个夏天都待在法国南部，然后父亲让他到酿酒厂去干活。这样，费利克斯

    去了卡切尔酿酒厂刷啤酒桶。他迅速消瘦下去，因此可以爬到酒桶里面去刷洗。他

    还协助装瓶的操作。在这段时间，他从早上 6 点就开始工作，每天要干 12 个小时。

    “我浑身散发着这种臭味，”他说，“好几次有酒桶从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滚过去，而我却根本不清楚滚过去的是什么东西。我还记得坐地铁回住处时的情景，当时我浑身散发着啤酒味儿，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因此我很快得出结论：这样的生活并不

    适合我。”

    费利克斯在1948年的下学期回到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完成了自己的物理学位，并

    于1949年毕业。当时他认为自己可能想去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核子实验室工作。

    但是在母亲和继父的帮助下，他幸运地进入了华尔街。在这之前，他也有过一些在

    华尔街的经验。1945年和1946年的夏天，费利克斯在华尔街一家小型经纪公司杰

    克公司当收款员和股票过户员。当时他每周的酬金是 20美元，有时还可以获得在

    第155街棒球场举行的棒球赛门票。但是对于费利克斯而言，这仅仅是一条赚零花

    钱的途径，与他先前在药店工作或教巴黎女演员伊迪丝·皮阿夫学英语这样的暑期

    工作没什么两样。当他从米德尔伯里毕业后，他的继父再次施以援手。在继父的帮

    助下，费利克斯获得了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工作的机会。他的母亲和他的继

    父普勒斯纳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巴黎。普勒斯纳在一次外汇和金条交易中认识了安

    德鲁·梅耶。

    安德鲁·梅耶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认为，费利克斯之所以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

    行这个令人眼红的工作，是因为安德鲁与费利克斯的母亲有染。“这是金钱与性的

    交易，”格舍尔这样评论道，“与任何时候都一样。”

    发生在1906年4月18日清晨的地震和火灾摧毁了旧金山，随后而来的是长达两天

    的死一般的寂静。拉扎德投资银行加利福尼亚分行一位不知名的高管终于穿过废墟

    来到了西部联合公司的一个办事处，在那里向那些远在 3 000英里外的拉扎德投资

    银行合伙人发了一封断断续续的急电：“全部业务均遭破坏。灾难极其严重。银行

    均被毁损。所幸大楼天花板还完好，因此所有的记录和证券都安然无恙。朋友们没

    有性命之虞。我将发来进一步信息……”这封电报就这样匆匆结束。接下来的几天

    里，求援的信息接二连三地发往纽约以及位于巴黎和伦敦的两个拉扎德支行。但是

    对于这些求援，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其他机构却无情地保持了缄默。

    大 佬(11)

    4月25日，当灾难过去一周后，旧金山支行的高管向其他支行发送了一封语气极

    其严厉的信件：“现在情况紧急，伦敦、巴黎和纽约支行必须尽全力施以援手。”

    最后，纽约支行的拉扎德合伙人做出了回应，他们向旧金山电汇了 50万美元，并

    额外提供了15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来拯救兄弟公司。这些经济上的援助终于帮助旧

    金山支行挺过了灾难，在一位合伙人的地下室里，这家支行又开始营业。这不是拉

    扎德这家大银行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面临倒闭。

    截至1906年大地震，拉扎德投资银行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了 58年。根据坊间

    的说法，该银行“出身寒微”，在 1848年还只是新奥尔良的一家干货店。这个发

    迹史人们已经烂熟于胸，但很难判断其中的真假。当时，拉扎德兄弟—25岁的亚

    历山大和18岁的西蒙—在美国寻找犹太人的避难所和发展的机会。他们在 20世纪

    40年代早期与一位叔叔一起搬到了新奥尔良，而这位叔叔在当地做过生意。当他

    们站稳脚跟后，兄弟俩出发去找他们的哥哥拉扎尔·拉扎德，然后他也迅速加入了

    他们。1848年7月12日，三兄弟成立了拉扎德商号。

    这三位犹太兄弟从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弗罗恩伯格移民到美国。他们的祖父

    亚伯拉罕为了追求政治自由，大约在 1792年从布拉格一路跋山涉水，最后穿过德

    国来到法国。当时法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要比周边国家开明：法国共有 4万犹太人，其中的万人分布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巴黎的犹太人只有 500名)。亚伯拉罕成

    了一名农夫，他的儿子伊莱出生在弗罗恩伯格。1820 年，伊莱娶了伊斯特·阿农。

    阿农是一名银行家的女儿，她为夫家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伊莱和阿农生下了 7个孩

    子，有 5个是男孩，其中包括了日后拉扎德公司的创始人拉扎尔、亚历山大和西蒙。

    伊莱·拉扎德死后，伊斯特改嫁莫以兹·卡恩，他们后来又生了 4个孩子，其中一

    个是朱莉·卡恩，她后来嫁给了亚历山大·韦尔—拉扎德兄弟的堂兄、米歇尔·戴

    维-韦尔的曾祖父。

    当革命席卷法国并向欧洲其他地区蔓延的时候，拉扎德兄弟位于新奥尔良的拉扎德

    商号遭受了重创。

    不幸的是，在新奥尔良地区大型灾难就如家常便饭。1788年和1794年，大火烧毁

    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当 1849年火灾再次袭击这座城市时，拉扎德兄弟的店面被

    烧毁了，当时这家合伙公司才刚成立一年。不过，拉扎德兄弟抢救出了大部分存货。

    为了预防起见，三兄弟将业务转移到了旧金山，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出售进口商品的

    新店铺。他们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共耗费了好几个月，其间拉扎

    尔和西蒙还差点死于营养不良。他们最后终于抵达了旧金山。这是一座熙熙攘攘的

    城市，他们对这座城市或多或少感到失望，因为这里的土地、房屋以及食品的价格

    都在直线上涨，人口也在急剧膨胀。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可以向那些新来的人提

    供服务并借此赚钱。1848年，当人们在内华达山脉发现金矿的时候，大量的矿工

    和投机分子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到旧金山。拉扎德兄弟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意(现在他

    们的第四个兄弟伊莱—随他们父亲的名字—加入了进来)越做越大，成为了太平洋

    海岸线上首屈一指的干货批发商，而且他们在黄金出口生意方面扮演的角色也越来

    越重要。

    大 佬(12)

    1855年，由于“生意太好了”，拉扎德兄弟让他们 22岁的表弟亚历山大·韦尔从

    法国过来帮忙。韦尔当上了公司记账员。“后来，业务开始涉及到金融交易，一开

    始是与零售顾客进行金融交易，后来开始与越来越多的其他客户进行交易。” 拉

    扎德投资银行在1998年出版的限量版公司传记(仅印刷了 750本)中对公司150

    年的历史这样记录道：“大多数交易是包括黄金出售以及分别用黄金和白银支持的

    在美元等货币之间的套利。在韦尔的推动下，公司在金融领域越走越远。”

    因为法国人是拉扎德商号主要的交易伙伴，所以在 1858年7月20日前后，生意日

    渐兴隆的拉扎德商号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当巴黎的办事处成立后，拉扎德兄弟回

    到了法国。亚历山大·韦尔继续待在旧金山管理美国业务。12年后，普法战争

    (1870~1871年)爆发，法国政府截断了本土企业所有的外债偿付。为了能继续进

    出口金条，这个家族在伦敦开设了第三家办事处。伦敦办事处是巴黎办事处的分支，它可以替拉扎德商号支付到期的债项。在其他金融公司都拖欠债务的情况下，替拉

    扎德商号偿债的伦敦办事处为公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拉扎德商号的表现非常优秀，因此到了 1874年，一篇专门介绍旧金山百万富翁新

    贵的文章也把拉扎德商号纳入了其中。

    1876年，拉扎德商号的合伙人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商号的干货存货全部拍卖，并且将业务集中于银行业。1876年7月27日，拉扎德四兄弟、亚历山大·韦尔以

    及拉扎德兄弟同母异父的兄弟戴维·卡恩一起签订了一个 14年期的合伙协议，由此创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该银行主要包括巴黎支行(巴黎办事处)和旧金山拉扎

    德-弗瑞斯银行，伦敦支行(伦敦办事处)仍然是巴黎支行的一个分支。

    1880年，亚历山大·韦尔离开旧金山前往纽约，他此行的目的是创立一家向欧洲

    输出黄金的领头机构，为此他将用 4年的时间在纽约开创业务。1881年，拉扎德

    投资银行成为了苏特罗隧道公司的司库，该公司是一家加利福尼亚金矿企业，它控

    制着卡门斯托克矿脉、布伦斯韦克矿脉以及一条通往戴维森山的隧道。自此以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大幅提高了向欧洲输出的黄金量。以 1884年3月为例，拉扎德投

    资银行输出黄金的价值高达 50万美元，其中包括金条以及双鹰币。只有基德皮博

    迪这家一度备受尊崇的老式投资银行的黄金输出量可以与拉扎德投资银行一较高下。

    1888年8月30日，拉扎德投资银行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当时拉扎德投资银行

    有7位合伙人。虽然当时有一些非拉扎德家族的成员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银

    行，但是银行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拉扎德家族手里。

    拉扎德投资银行位于纽约、巴黎和伦敦的三家支行在稳步扩张，并保持着欣欣向荣

    的发展势头。它们的主要业绩源自成功的外汇兑换和外汇交易。在 20世纪初，拉

    扎德投资银行在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均建立了当地机构，这在诸多银行中是独一无二

    的。除了正忙于在欧洲大陆和英格兰跑马圈地的实力强大的 J·P·摩根外，其他

    羽翼未丰的银行合伙机构在国外都没有什么实力。不过，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连全

    能的J·P·摩根也无法比肩的优势：拉扎德投资银行在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建立

    了支行。“拉扎德的理念就是—我们要引领全世界。”米歇尔在拉扎德投资银行

    150周年庆祝会上这样说道。

    大 佬(13)

    拉扎德投资银行本土化的主要方式与长子继承类似，母公司将子公司列入合伙人的

    位置。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各家机构都采取了这种形式，而且在这样的法国家族中，还存在着包办婚姻和内部联姻的传统。“这个家族强大起来的根源就是家族内部表

    亲的结合。”已故的作家阿诺德·卡范琼这样评价道，“韦尔、拉扎德、卡恩和阿

    农都娶了他们的表妹，这样就可以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策略可以聚集财

    富并增长财富。到西蒙·拉扎德过世时，他的儿子安德鲁和侄子米歇尔“均在拉扎

    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学习银行业务”。亚历山大·韦尔将自己出生于旧金山然后在

    巴黎接受教育的儿子戴维·韦尔带进了公司，戴维在 1900年成为了公司合伙人。

    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戴维-韦尔正式将家族的姓氏改为戴维·韦尔—这样他

    的全名就成了戴维·戴维-韦尔，此举成功地奠定了他们家族在法国贵族社会中的

    地位。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法国社会，一个移民的犹太家族能走到这一步已然不易。

    皮埃尔·戴维-韦尔追随父亲的脚步坐上了拉扎德高级合伙人的位置。后来米歇

    尔·戴维-韦尔也从皮埃尔那里适时继承了该位置。

    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一直处于混乱而低效的状态。它名义上是一家银行，但实

    质上只是英格兰银行辖下的一个“账单机构”。所有巴黎支行的合伙人也都是伦敦

    支行的合伙人。伦敦支行也会吸收存款，但大部分存款都来自罗斯柴尔德和巴林银

    行等的国外机构。到了 1905年，拉扎德兄弟希望银行的业务能向商业类和公司类

    业务扩展，而不仅仅是其他银行的银行。为了这个目标，亚历山大·韦尔在过世前

    一年开始寻找一位声誉良好的英国人，他将把这位英国人引进公司。最后他找到了

    罗伯特·金德斯利，让他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合伙人。这是一位非常成功并且相当知名的股票经纪人。在 1905年进入拉扎德后，金德斯利迅速将公司

    推上了顶峰。他是第一位专注公司咨询业务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他不仅关注

    外汇和商业贷款方面的咨询业务，还关注当时毫不起眼的并购业务。

    金德斯利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注入了迫切需求的新鲜血液。到了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夕的1914年，伦敦支行的声誉如日中天，被列为英格兰的承兑机构，而且

    还成为了承兑机构委员会成员。只有 17家金融机构享有如此高的荣誉，这也充分

    表明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金德斯利与英国国际化金融家和实业家威特曼·皮尔逊不仅仅是业务上的交情。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一天，金德斯利将皮尔逊介绍给了戴维·韦尔，然后皮尔逊就

    跟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做了一笔小额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格兰银行对

    外资在英国银行体系所占的比例做了严格的规定，因此，皮尔逊(现在是考德雷男

    爵)将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份增加到了 50%，该支行的另外一半

    股份则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持有。皮尔逊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

    股份在日后影响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全部的三家支行，而且在 90年后成为了拉扎

    德投资银行第一大股东。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的父亲查尔斯在黄金潮时从伦敦移民到了旧金山，然后成为了

    拉扎德投资银行第一位来自家族外的合伙人。就如同命里注定一样，弗兰克从耶鲁

    毕业以后加入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1916 年 7 月 1 日，弗兰克的父亲过世，他在同一天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除了亚历山大·韦尔和一些拉扎德家族的成员外，合伙人位置的继承与公司所有权份额的继承完全是两码事。

    大 佬(14)

    即使在当时而言，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位置也能带来巨额财富，因此不管他们

    是否持有银行的股份，拉扎德的合伙人都能跻身所在国度最富裕的阶层。弗兰

    克·阿尔兹切尔在进入拉扎德后也变得极为有钱。他活到了 94岁，在一生中为心

    爱的母校耶鲁大学捐款达数千万美元之巨。1913年，阿尔兹切尔娶了雷曼兄弟公

    司的海伦·雷曼·古德哈特，这进一步巩固了犹太人在纽约金融界的上层地位。阿

    尔兹切尔的妹妹嫁给了赫伯特·雷曼，他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前合伙人，后来成为了

    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

    阿尔兹切尔在1917年10月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后，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

    是拉扎德这个法国家族要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或纽约支行。这个羽翼未丰

    的银行面临着又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1918年10月，阿尔兹切尔去巴黎待了两周

    (这也属于他为美军所服的部分战时兵役)，在那里，他与其他拉扎德投资银行合

    伙人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清楚地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后，阿尔兹切尔高兴地向纽

    约支行的高级合伙人乔治·布卢门撒尔写了一封长约三页的书信，他在信里说法国

    合伙人们现在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三家支行的前景更为看好了，“他们非常希望能继

    续经营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和纽约支行，而且他们相信这三家支行在金融市场

    上都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他们的声誉以及相互关联和总体分布情况都非常不错，在战后的发展中，三家支行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还继续写道：“他们都

    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在战前就已经拥有了一流的声誉，并在战时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拉扎德的声誉。”就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避开了这一次危机。 战后，阿尔兹切尔回到了纽约，他从布卢门撒尔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日常事务管

    理权。但是阿尔兹切尔的权力扩张也仅限于此，他还必须定期向权力更高的布卢门

    撒尔汇报，向其征询一些重大问题(如年度合伙人比例的决定，对疏于职守或表现

    不佳的合伙人的申斥以及对三家支行的费用的会计处理等)的情况。像他的父亲一

    样，阿尔兹切尔还有许多业余爱好，例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心。1920年，他协助成

    立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一开始他就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

    这一直是这个组织的目标之一。

    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阿尔兹切尔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从 1923年的一件

    事例中可见一斑。在法国占领鲁尔，阿道夫·希特勒未能成功的啤酒馆暴动以及不

    明朗的国际形势这三方面的影响下，金融市场变得一片混乱。法国面临着全面的金

    融危机，法国法郎的价值下跌了将近 50%。1924年1月，法国财政部邀请阿尔兹

    切尔去巴黎，以了解他对解决法国货币危机的看法。在 1月24日这场精心准备的

    发言中，阿尔兹切尔呼吁法国政府采用他设计的一个用于稳定货币价值的“实验方

    案”。“这需要美国政府或英国政府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他这样告诉法国财政

    部，“在合理的担保条款下，我们应该可以在纽约组建一个银行集团来为我们提供

    所需资源。纽约的货币市场进入相对容易，而且与法国的友谊以及对法国的信赖更

    有助于计划的实施。”他断言，在媒体的配合下—不要考虑政治上的可行性—“实

    验方案应该可以成功”。不过，阿尔兹切尔坚决要求拉扎德投资银行不得出现在媒

    体上。“尽管银行确实需要得到宣传，但是我要求银行的名字不得与这些事件联系

    到一起。”他说，“如果政府对此有担心，政府可以声称是得到了一家根基雄厚的

    银行机构的建议，这家银行认为巴黎在实施了这些措施后应该可以重新恢复人们对

    法国的信心，而且可以保护法国货币，形势还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大 佬(15)

    法国政府迅速采取了阿尔兹切尔的建议，针对那些看空法郎的投机商实施了一次经

    典的“挟仓”行动。鉴于“法国政府的敏感性”，阿尔兹切尔吩咐巴黎合伙人帮忙

    实施他的计划。《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对 1924年的法郎危机这样记述道：

    “(法国政府)从 J·P·摩根借了1亿美元的贷款，然后通过竞价在几周内将法

    郎的汇率从124法郎美元提升到了61法郎美元。那些卖空法郎的投资商因此损失

    惨重。”在阿尔兹切尔巴黎谈话后的一个月，拉扎德投资银行设计的方案获得了巨

    大成功。一位拉扎德投资银行创始人的儿子、巴黎合伙人克里斯蒂安·拉扎德给阿

    尔兹切尔写信说：“虽然法郎的看空势力还会发起多次攻击，但是巴黎的情况似乎

    在逐渐好转。如果大家了解事情的发展，情况还会更好。现在的民众甚至是佃农都

    愿意支付税金。”

    1924年3月，阿尔兹切尔写信给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对于实验的成功我表示

    最诚挚的祝贺，现在我对成功没有一点怀疑了。”“货币危机的处理方式令人赞

    叹。”在这封信的附言中，阿尔兹切尔倾吐了内心的隐痛，他觉得这次法郎拯救行

    动的大部分功劳似乎都被 J·P·摩根抢去了。“在这个拉扎德投资银行设计的计

    划中，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名字却无法同 J·P·摩根并列，我个人觉得非常痛苦。”

    后来他又用笔划去了打印好的“我个人”这几个字，换成“我们大家”这样的字眼。

    “但是，我们肯定会获得足够的补偿。”他在信中还提到，法国政府应该为这次危机处理的成就向某些人颁发荣誉勋章—两年后，法国政府向阿尔兹切尔和布卢门撒

    尔颁发了该勋章，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在银行历史上所获得的又一荣誉。

    最后法郎危机的处理终于真相大白，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获得了媒体和政府的

    一致称颂。“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激动心情。”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在给阿尔兹

    切尔写信时这样写道，“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不

    过他意识到，远在纽约的阿尔兹切尔是最应该得到这些荣誉的，因此他接着写道：

    “我非常想念您，因为我一直记得我们的谈话内容以及参观利沃里街的情景。全盘

    计划最早是您想出来的，我很遗憾您所在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无法享受大家

    对此计划所给予的荣誉。”他还向阿尔兹切尔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售出了部分

    股票投资组合，准备了足量的法郎专门用于 1924年6月的大拍卖，在拍卖中，法

    文报纸《勒高罗伊斯》的犹太籍所有者亚瑟·梅耶将出售他的高级艺术藏品，这些

    藏品中有一件作品是梅耶在 1909 年委托克劳德·莫奈画的一幅非常壮观的干草堆。

    “我希望您不要在市场上反对我。” 克里斯蒂安这样写道。

    几天后，克里斯蒂安又发了一封信，对“兄弟公司一直勇敢地与我们一起战斗”再

    次表示感谢。他还就阿尔兹切尔的附言做了答复，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会

    因为其发挥的作用而得到报酬。他说：“我们在不收一分酬劳的情况下，把全部的

    人工和精力都调配给法国银行使用……从法郎保卫战的第一个晚上开始，我们自己

    的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我相信您能理解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公共利益受

    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不收受任何酬劳不仅仅是爱国的表现，更是明智之举。我们

    坚定地认为，我们的银行迟早会因为现在的表现而获得应有的回报。我还要告诉您，我们伦敦支行已经主动向法国银行表态，会把从英国银行那里收到的佣金退回去。”

    大 佬(16)

    当巴黎支行继续帮助法国政府应对法郎危机时，阿尔兹切尔抓紧时机向法国合伙人

    推销自己的主意—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改造成一个全新的业务单位：一只封

    闭式投资基金。在一开始，戴维·戴维-韦尔同意将 100万美元放到基金名下。但

    是戴维的其他合伙人则更为谨慎，他们还希望了解乔治·布卢门撒尔对基金所持的

    看法以及基金利润将如何在巴黎和纽约两处进行分配。阿尔兹切尔和克里斯蒂

    安·拉扎德对基金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识，但是阿尔兹切尔认为克里斯蒂安把组建

    基金的主意过早在巴黎公布了。

    1925年12月月底，大家又敬又畏的乔治·布卢门撒尔在担任了 21年高级合伙人

    后从拉扎德投资银行光荣退休。他在余下的日子里主要开展慈善事业并收集艺术品。

    当时《纽约时报》还就此做了报道。两年后，布卢门撒尔在“13票同意，无人反

    对”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 36岁的弗兰克·阿尔兹切尔。

    适逢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动荡年代，布卢门撒尔的离开促进了两大转折的发生：阿尔

    兹切尔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组建投资信托；戴维·戴维-韦尔则招揽矮小结实、精

    力充沛的货币交易员安德鲁·梅耶进入公司，后来梅耶被称做“银行界的毕加索”。

    安德鲁成长于在巴黎的犹太老区马里拉斯，他的父母都来自位于法德边境上的斯特

    拉斯堡。据说，安德鲁的父亲朱尔斯·梅耶可能是一名“印刷品推销商”或“小商

    人”。

    安德鲁·梅耶在巴黎上学，但是他学业平平。1913年7月，他还未毕业就离开了

    洛林学院，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他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困苦的家庭，因为他那四处游荡的父亲在赌博上花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工作的时间。安德鲁一直对巴黎证券交

    易所非常感兴趣，据说他能记住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的价格。他很快找到了

    一份交易所送信员的工作，之后又谋到了在一家小银行—博松银行的职位。安德鲁

    因为“心脏虚弱”和“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而被豁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

    兵役。

    在博松银行，安德鲁很快学到了货币交易的技巧以及政府和公司职责。“这需要敏

    捷的头脑，这位年轻人显然具备这种能力。”卡里·赖克在《金融家》中写到安德

    鲁的生平时说，“他很快具备了一种现实的价值观。这个焦虑不安的孩子具有无穷

    的精力，他每天早上 4点起床，然后开始学习报纸上的金融表单，此外，他还将自

    己一天的计划列出来。当他在那拥挤的房间里与家人吃饭时，他会将电话放到饭桌

    上，然后边吃饭边与人讨论市场的情况。”

    和当时其他交易员一样，安德鲁会在每个工作日下午 1点到3点15分尽职地向博

    松银行报告交易的情况。“一名巴黎的外汇交易经纪人必须头脑清晰，而且身手敏

    捷，这样才能通过操控来自伦敦和美国的几百万法郎，让巴黎的货币价格下跌几

    点。”《时代周刊》写道，“他能在很短的几轮交易中就将货币点数拉升到他的最

    终盈利点。”安德鲁在博松银行的成功以及在 1924年法郎危机中的表现引起了戴

    维·戴维-韦尔的注意。戴维在 1925年邀请安德鲁到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面

    试。“在他面前所有人都相形见绌。”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这样描述安

    德鲁的交易才能。但是 27岁的安德鲁非常苛刻，他与戴维进行了一场非常艰难的

    讨价还价。当时他想明确地知道，自己何时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而戴

    维在一开始不愿意给出明确的时间，因此安德鲁大步走出了戴维的办公室，回到了

    博松银行。(还有一种说法是戴维把安德鲁打发走了。)

    大 佬(17)

    一年后，戴维再次联系上了安德鲁，这次他承诺安德鲁，如果安德鲁的表现达到了

    他的期望，那么安德鲁就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合伙人。1926年，安

    德鲁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加入了拉扎德，部分原因在于拉扎德在法郎危机中的英勇表

    现深深感染了他。一年后，戴维遵守诺言，将安德鲁提升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

    行的合伙人，与此同时，他的儿子皮埃尔·戴维-韦尔也被提名为合伙人。在接下

    来的50年里，安德鲁将凭借金融才智和强有力的个性统治拉扎德投资银行。

    从1927年年初开始，阿尔兹切尔就专注于建立全美第一只封闭式共同基金—全美

    投资者综合基金(General American Investors Company)。1927年5月，这只基金

    正式开始“购买、持有、销售并承销股票，包括国内股和国外股”，而拉扎德投资

    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则是基金的主要投资人和所有者。1928年10月15日，另一

    只基金—全美投资者第二综合基金成立。1929年9月5日—华尔街大崩盘的前一

    个月，两只基金合并成为一只基金。到 1929年年底，该基金资产总额为 3 300万

    美元。在阿尔兹切尔的余下生涯里，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成为他生命的寄托之一，但是这也导致他和安德鲁·梅耶的关系走向了决裂。

    通过阿尔兹切尔与新合伙人阿尔伯特·福施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出，拉扎德投资银行

    纽约支行在1929年夏天就开始担心会发生股市大崩盘。“在我看来，除了市场情

    绪稍有改变外，我看不到任何市场好转的迹象。” 福施在信中这样告诉阿尔兹切

    尔，“最令人失望的显然是建筑数据。汽车业务已经进入冰点，商品价格仍不见起色，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仍在增大，我认为这个冬天我们将面临多年来第一次真正

    的危机。”

    福施确实具有先见之明。股票市场的下跌从 1929年9月开始，直到1932年7月才

    结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整整下跌了%。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跌入了几乎长达

    10年的经济大萧条。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最终都熬过了股市大崩盘和崩盘

    后的不良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此之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出现的危机与宏观

    经济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自身管理不善。

    从1931年3月开始的一连串意外事件几乎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垮台。首先是西

    蒙的儿子、克里斯蒂安的兄弟安德鲁·拉扎德的突然去世，当时距离他在堂兄米歇

    尔死后接任高级合伙人位置的时间还不到三年。这样，安德鲁·拉扎德在 62岁时

    因为疾病死于法国的尼斯，他是最后一位进入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拉扎德家族成员。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安德鲁·拉扎德死后，拉扎德家族缺乏子

    嗣，所有没有任何家庭成员进入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但是伊莱·拉扎德的后代生了好几个儿子，他们是否进入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尚无人

    知晓。不过，戴维·戴维-韦尔很有可能利用安德鲁·拉扎德和米歇尔·拉扎德的

    去世来巩固自己对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控制权。

    另一方面，1931年春末夏初，世界事件的影响加上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布鲁

    塞尔交易所捷克交易员的不正当手法，戴维-韦尔家族几乎失去了过去 8年中积累

    起来的一切财富。1931年，欧洲的金融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其中部分原因就在于

    美国和德国大萧条的输出、英国财政赤字的长期积累、不利的贸易逆差以及英镑

    (相对于美元)价值的高估。这些情况都导致英国经济的负债额远远超过了黄金和

    外汇储备总额。在法国政府拒绝继续提供短期信用的情况下，奥地利信贷银行(奥

    地利最大的私人银行)在 5月11日破产，这时金融恐慌开始在欧洲蔓延。罗斯柴

    尔德银行奥地利支行控制着奥地利信贷银行，该行的破产表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对银

    行的管理极其不善。“直接的后果就是伦敦对债券的冻结，首先是对维也纳债券实

    施冻结，然后对柏林债券实施冻结。”R·S·塞耶斯在介绍英格兰银行时这样写

    道。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也是奥地利信贷银行的债权人之一，当时的债权额约

    为4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 1 000万英镑。这个数额并不是特别大，可是由于该行

    的资本总额也才仅仅超过 300万英镑，因此这样大的损失并非无足轻重。

    大 佬(18)

    拉扎德投资银行派出了一位最资深的合伙人—罗伯特·布兰德(阿尔兹切尔的密友)

    到维也纳，他将和其他数百名债权人一起与破产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商讨如何拿回资

    本。经过数日的谈判，布兰德坐上了从维也纳到布鲁塞尔的火车，然后再由布鲁塞

    尔返回伦敦，以便通知其他合伙人关于银行债权的情况。在站台上，透过火车头吐

    出的滚滚蒸汽，布兰德发现初级合伙人乔·麦科特尼-菲尔盖特站在远处。麦科特

    尼看到站台上的布兰德后，就飞一般跑过去。当他正要告诉布兰德一件惊天大事时，布兰德反倒先开口了。“情况会很糟糕，”布兰德这样告诉麦科特尼，“我们的钱

    要不回来了，我们将要损失 4万英镑。”“我有件大事要告诉您，我们破产了，我

    们损失了400万英镑。”麦科特尼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400万英镑的损失比拉扎

    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资本总额还要多，因此从技术上说，这家银行已经破产了。这两位合伙人当夜就搭上了去伦敦的末班火车。在灌了一大瓶苏格兰威士忌后，麦

    科特尼开始进一步向布兰德讲述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遭遇一夜破产的来龙去脉。

    由于皮尔逊的现金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伯特·金德斯利决定在比利时的安特

    卫普开一家拉扎德外汇交易所。这家交易所的经营相当成功，但是因为在比利时的

    首都布鲁塞尔没有拉扎德投资银行办事处，拉扎德外汇交易所的经营明显受到掣肘。

    这样，拉扎德外汇交易所就在布鲁塞尔开了一家更小的交易所，将此处交由一名捷

    克人管理(他的名字有不同的说法，例如“韦赛克”、“维尔赛克”和“塞瑞

    克”)。这家布鲁塞尔交易所的外汇交易“做得非常大”。麦科特尼在 1931年7

    月那个去伦敦的夜班火车上告诉布兰德，他在白天就被派到布鲁塞尔去调查那名捷

    克人的问题。据说这名捷克人在法国法郎上进行了一场豪赌，但结果却以惨败收场。

    为了掩盖这个失误，他以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名义在欧洲发行了大量的无担

    保期票，有好几位期票持有人已经给银行打了电话，要求偿付款项。经过一系列的

    调查，麦科特尼终于发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大问题。当麦科特尼向那名捷克负责人

    质问关于渎职行为的传言时，他最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当天晚上，调查人员在弄清了资本亏损幅度后开始了全面的调查，那名捷克负责人

    拔出手枪自杀了。金德斯利对捷克人在死前的行为越发感到怀疑。越来越多的报告

    显示，布鲁塞尔交易所一直以高于市场的利率借入资金，这将导致严重的财务危机。

    调查结果显示那名自杀的捷克负责人曾毫无限制地使用交易所的资金进行毁灭性的

    豪赌。当时还不清楚捷克人的激进交易是否仅仅限于外汇交易，他是否在布鲁塞尔

    股票市场也进行了不合时宜的大额投资。对此，英格兰银行出示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显示“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布鲁

    塞尔的审计师没能发现异常情况的原因在于：第一，所有的高管人员都牵涉在内；

    第二，除出示给审计师的账本外，记账员还有一套秘密账本；第三，该交易所在不

    提供抵押证券的情况下利用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信用借入了大笔款项……伦

    敦支行现在需要考虑是立即停止营业并进行清算，还是提供尽量多的资金进行重组，然后再继续经营”。自杀的捷克交易员是一名典型的骗子交易员，他在赌博失败后

    持续加注，然后通过使用两套账本的方法欺骗伦敦支行的审计师。通过“另一名员

    工”的供词，调查人员最终发现亏损额达到了约 585万英镑，这比麦科特尼先前预

    计的金额要高出50%，几乎达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法定资本的两倍。据

    说，那名捷克人在自杀前给巴黎的戴维·戴维-韦尔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明

    天，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将会破产。”

    大 佬(19)

    拉扎德投资银行陷入了全面危机，这次的危机甚至比 25年前的大地震所带来的危

    机还要严重。身在巴黎的戴维·戴维-韦尔立即被召回了伦敦。他的儿子皮埃尔当

    时正在埃及与未婚妻一起旅游，听到消息后也赶了回来。1931年7月14日晚上，金德斯利与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蒙塔古·克里特·诺曼进行了秘密会谈。金德斯利告

    诉诺曼，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出现了巨额亏损，为了能“将事情摆平”，伦敦

    支行立即需要500万英镑(现在约合亿英镑，或者亿美元)，否则银行只能破产。

    在奥地利信贷银行破产，随后德国、匈牙利各国银行宣布延期偿债的情况下，拉扎

    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灾难是对英格兰银行的一场严峻考验。英格兰银行是否有能

    力拯救这所它一直珍视的承兑银行呢？ 一开始，金德斯利告诉诺曼，他需要英格兰银行提供 300万英镑，其余200万英镑

    由皮尔逊和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等额提供。7月17日(周五)，由英格兰银

    行最高级别管理人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同意拯救拉扎德投资

    银行伦敦支行，因为英格兰行业不允许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这样知名的承兑

    银行”垮掉，“否则伦敦将会出现金融恐慌，其他重要银行很可能会面临一系列的

    困难”。根据拯救计划，英格兰银行将向皮尔逊的培生集团提供 300万英镑抵押贷

    款，然后培生集团将这笔钱贷给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这些贷款收益也只可用

    于重振拉扎德投资银行。还有 100万英镑将由英国国内税收局(Inland Revenve，英联邦的税务机构，等同于美国的国内收入局 IRS)提供，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

    “有理由认为”余下的 100万英镑将来自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该

    委员会还进一步达成共识：“整件事情将不得向任何媒体曝光，预付款项不得向常

    务委员会报告，也不得纳入年度审计项目的预付款项中。”

    到了周六，财政委员会再次召开了特别会议，英格兰银行的副行长报告了他在“前

    一天深夜”与培生集团主席克里夫·皮尔逊的会谈情况。皮尔逊在会谈时说，拉扎

    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已经无法支付 100万英镑，因为这“会过度削弱该行的财务状

    况”，因此请求将巴黎支行支付的金额降低至 50万英镑。这样英格兰银行现在需

    要支付350万英镑，否则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将无法在下周一营业。皮尔逊同

    时要求英格兰银行降低贷款的利率。“皮尔逊先生认为，除非英格兰银行能够做出

    这些让步，否则他们公司的董事会将不得不停止拯救计划，接受现有亏损，让拉扎

    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周一停付债务。”副行长在报告时这样说道。

    但是英格兰银行不肯让步，因此周六整日都在进行协商，当天晚上拯救拉扎德投资

    银行伦敦支行的计划出炉了。除了先前的各项计划外，英格兰银行将向培生集团贷

    出300万贡镑的款项，然后该集团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提供该款项。英格兰

    银行向培生集团提供的贷款以培生集团的资产做抵押，也就是说，培生集团将自己

    作为了拯救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抵押物。英格兰银行对所提供的贷款收取

    “惩罚性利息率”，贷款超过时限后利率将大幅提高，贷款要求在 7年内还清。拉

    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为拯救兄弟银行将共同出资 100万英镑，该笔支

    出将由银行的所有人戴维·戴维-韦尔、安德鲁·梅耶和拉扎德所有人的几位继承

    人提供。“很长一段时间里，”米歇尔·戴维-韦尔后来说道，“安德鲁·梅耶和

    我父亲都处于负资产状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38年。”当诺曼要求退回拉扎

    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在过去 5年里上交的银行收入税时，英国国内税收局提供了帮助。

    就在这决定生死存亡的一周里，美国国内税收局设法向拉扎德投资银行退回了 100

    万英镑。

    大 佬(20)

    从其他角度来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拯救费用是极为高昂的。第一，拉扎

    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现有合伙人不再有任何所有权，也无法再从公司的利润中分

    得半杯羹。从此以后，英国的常务合伙人成为了公司雇员—他们的薪酬比其他雇员

    高不了多少。由于英格兰银行断定，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管理不善是导致最

    近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因此它强制要求拉扎德投资银行关闭了在布鲁塞尔、安特

    卫普和马德里的外汇交易所。(在马德里，拉扎德的另一名交易员也进行了不正当

    的外汇投机。) 当融资拯救计划完成时，培生集团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 80%的股权，另

    外的20%则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持有。但是 8个月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

    问题再次浮出水面。4月月末，在英格兰银行财政委员会的会议结束前，诺曼在会

    上免去了三名成员的职务，“然后向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通告了一条消息，并且声明

    为了维护城市的信用，该消息不得向常务委员会或高级法院公开”。英格兰银行财

    政委员会通告的秘密消息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现在遇到了麻烦，急需

    200万英镑资金以保持继续经营，但是该行为了维持信用，不能在巴黎借款。”因

    此，英格兰银行再次涉足拉扎德事务，向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提供了 100万英

    镑的贷款，以巴黎运抵伦敦的“法国证券”作为这些款项的抵押物。美国国民地方

    银行在审查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股东名单后”，向其提供

    了100万贷款，以此资助该银行。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急需的 200万英镑就这

    样凑齐了。

    关于拉扎德投资银行再次濒临破产的风声从未向新闻界或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对手泄

    露过。当时没有任何文章报道拉扎德投资银行面临的危机，这也正是英格兰银行的

    真正意图所在—避免大范围的金融恐慌。雨果·金德斯利是罗伯特·金德斯利的孙

    子，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长期合伙人。他曾就此这样说过，拉扎德投资银行发生

    危机的消息从未向外界泄露过，这一直让他非常惊讶，不过这也正是他祖父所期望

    的效果。

    1933年10月5日，正值51岁壮年的考德雷子爵二世—本名威特曼·哈罗德·弥

    勒·皮尔逊，为威特曼·皮尔逊之子—意外过世，他的遗嘱执行人要求德勤会计师

    事务所对子爵生前在拉扎德投资银行持有的股份进行估值。长达 14页的估值报告

    显示，在考德雷子爵二世过世时，培生集团全额拥有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发行

    在外的股份(共337 500股)，而不仅仅是该支行 80%的股份。由此推知，为了解

    决 1932 年 5 月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危机，巴黎支行所持有的伦敦支行的 20%

    股份已经被全部转让。此外，会计报告显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对奥地利信

    贷银行的贷款额实际达到了 20万英镑，而非4万英镑，但是能够收回的款项仅为

    贷款额的20%。

    根据这份报告，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当时的估值非常低，德勤将拉扎德投资

    银行伦敦支行全部股份(337 500股)的估值定为931 250英镑。这个估值是有确

    凿根据的：前两年的危机已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和伦敦支行的常务合伙

    人失去了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全部股份。

    大 佬(21)

    由于伦敦支行债券的发行以及欧洲经济的改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在 20世

    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点点恢复活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所欠的英格兰银行的债

    务也得以清偿。

    我们很难了解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拯救伦敦支行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没

    有任何公开资料显示纽约支行的参与情况，仅有的线索只是英格兰银行的“秘密”

    会议记录，其中显示纽约支行将注资 100万英镑。米歇尔·戴维-韦尔相信，弗兰

    克·阿尔兹切尔和纽约的合伙人们一定也应要求提供了相应的援助，但由于经济环

    境不佳，他们的援助相对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纽约的合伙人肯定怒不可遏，”

    米歇尔这样解释道，“好不容易熬过了大萧条后，他们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就被要求向欧洲送钱，这肯定导致巴黎支行和纽约支行之间的气氛非常不友好。”

    阿尔兹切尔的许多信件都避免提及 1931年和1932年间巴黎支行及伦敦支行所发生

    的事件。而且从1931年3月30日到1934年4月13日，阿尔兹切尔和远在巴黎、伦敦的合伙人之间确实没有任何通信联系。

    但是在 1931年 8月 10日，纽约支行和伦敦支行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秘密电报，这封电报似乎与伦敦支行的危机有关。电报原文使用了密码，解密后的电文充满了

    一种绝望的情绪：“英格兰银行对伦敦支行施以援手后的几周，在日益恶化的事态

    面前，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只是应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出于维护银行声誉的考虑。

    我们现状堪忧，而且我们认为改变我们当前状况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此外，我们

    认为，如果巴黎支行能在刚开始情况比较乐观的时候向法国中央银行借款，然后将

    款项用于解救危难，那么巴黎支行的情况会大大改善。”

    当时，阿尔兹切尔似乎更关注 1933 年新颁布的银行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对拉扎德投资银行所产生的影响。大萧条中的大量银行破产事件催生了新的银行法，该法将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业务)和投资银行(证券承销业务)严格分开，华尔

    街公司要在一年的期限内决定自己的业务种类。对于阿尔兹切尔和拉扎德而言，做

    出决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拉扎德投资银行早已退出了商业银行业务。

    将业务集中于投资银行领域之后，拉扎德投资银行于 1934年9月月末在拿骚街建

    立了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该公司专营公司和市政债券的承销和分销。阿尔兹切尔

    被任命为新公司的主席，来自花旗银行的斯坦利·拉塞尔则担任新公司的总裁。

    “我们希望拉扎德-弗瑞斯能在同类业务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拉塞尔

    在当时这样说道。新公司的初始资本为 500万美元，《新闻周刊》对拉扎德投资银

    行的这一举动给予了盛赞：“尽管投资银行家们抱怨 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

    法案》对他们的业务是一种扼杀，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却勇敢地创办了专门承销公司

    和市政债券的拉扎德-弗瑞斯公司。虽然拉扎德与 J·P·摩根和库恩雷波公司相

    比规模小得多，但是它却足以与之争辉。拉扎德的巴黎和伦敦支行更是提升了它的

    声望。”

    当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正面临灾难性事件的冲击时，纽约支行则忙于应对《格

    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而巴黎的安德鲁·梅耶则经历着从货币交易员到备受尊崇

    的投资银行家的角色转变，他将向政府和公司客户提供各种建议和指导。安德鲁第

    一次展示自己在投资银行方面的才能是在与法国制造商雪铁龙的合作业务上。由于

    安德鲁·雪铁龙是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姐姐安托瓦内特的岳父，拉扎德投资银行

    在前期就已经购买了雪铁龙很大部分的股份。(在戴维·戴维-韦尔位于巴黎市郊

    富人区(纽利)的家里，他与安德鲁·雪铁龙第一次见面。戴维首先将自己的艺术

    收藏品炫耀了一通，然后告诉安德鲁·雪铁龙他想重组雪铁龙的公司，这样就可以

    提高公司的赚钱能力。)安德鲁·梅耶也是雪铁龙的朋友，他劝说雪铁龙将雪铁龙

    金融子公司 SOVAC出售给拉扎德，安德鲁·梅耶的目的是将 SOVAC变成一家广

    义的金融公司。在 J·P·摩根和商业投资信托公司(CIT)的帮助下，拉扎德购买

    了SOVAC，将它改造成一家金融巨头后，又以高价卖给了通用电气的金融财务子

    公司—通用电气资本公司。安德鲁·梅耶的下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是：将雪铁龙从

    大萧条的破产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一开始，安德鲁·雪铁龙请求皮埃尔·戴维-韦

    尔帮助他，但是情况非常不妙，因此皮埃尔转而求助于安德鲁·安德鲁。梅耶通过公司董事会与雪铁龙最大的债权人—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米其林同意将所持的债权转为雪铁龙的股权。由于这样的交易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所以安德鲁·梅耶在法国一夜成名，成为企业总裁们追捧的对象。

    大 佬(22)

    尽管安德鲁的名望在迅速上升，但一种不安的氛围从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笼罩

    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伦敦支行和巴黎支行仍在为债务的支付而苦苦挣扎，纽约支行在大萧条中也疲于应付。虽然纽约支行开拓了承销业务，但剧烈的竞争导

    致业务利润下降。银行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阿尔兹切尔心仪的项目—对全美投资者

    综合基金的投资。1936年7月，皮埃尔·戴维-韦尔给阿尔兹切尔寄了一封信，其中充分反映了皮埃尔对纽约支行财务状况的担忧，尤其是纽约支行几年来一直延

    付投资资本4%的利息(米歇尔在多年后还会在布鲁斯·瓦瑟斯坦那里遇到同样的

    问题)。“您应该还记得，1935年纽约支行没有支付任何利息，而且从1931年开

    始纽约支行就没有全额支付过利息了。”皮埃尔在信中写道，“既然纽约支行已经

    挣到了钱，那么就没有理由再延付利息。可能您会负责地调查这个问题，然后告诉

    我们您的看法。我们已经注意到，‘合伙人撤资’项下的数额在一段时间以来一直

    在大幅增长，我认为您对此应该提供财务解释。鉴于针对外国人的新税法条例，我

    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整体财务问题值得我们认真考虑。”9天后，阿尔

    兹切尔做了回复，他在回信中告诉皮埃尔，他正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不愿意

    将这些答案写在信纸上，因为“有些问题的性质特殊，最好不要通过信件简单地加

    以解决”。

    阿尔兹切尔让合伙人阿尔伯特·福施研究皮埃尔信中所提出来的问题。福施的回答

    是，4%的资本年度利息支付已被分成和两部分。“之所以分成两部分是出于财务

    原因，而且利息源自先期赚得的利润。”他在信中写道。然后他还进一步阐释了他

    对协议的理解—的那一部分利息“在合同到期前可以不支付，公司获得的利润中要

    保留足够的数额，以备支付这部分延期支付的的利息”。

    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不会即时偿付利息的行为让戴维·戴维-韦尔很不满意，这也恶化了该家族本已相当窘迫的财务状况。戴维在 1898年娶了伦敦银行世家财

    产的继承人佛洛拉·拉斐尔为妻，夫妇俩定居在纽利。在那里，他们建了一幢巨大

    的别墅，戴维还在此继续自己十来岁时培养起来的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戴维的孙

    子米歇尔曾说过，除了战争年代，戴维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会为自己或某个博物馆

    买入或卖出一件艺术品。他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艺术走廊去散布，或者安排在

    办公室里会见某个艺术品商人，直到这个商人离开之后他才会开始一天的工作。拥

    有巨额财富以及高度的艺术敏感的戴维在 1923 年成为了巴黎卢浮宫的主要赞助人，当时他52岁。

    但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 20世纪30年代早期所经历的危机以及纽约支行发放红利的

    长期不足，最终导致戴维·戴维-韦尔开始在财务上吃紧。到了 1937年2月，在

    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戴维做出了一项骇人听闻的举动，他宣布将大部分著名的油画、素描画及雕塑等收藏品以 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维尔邓斯登。这个数目在当时称

    得上是艺术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相当于现在的7 000万美元。不过这些藏品确

    实物有所值，因为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 18世纪艺术品。这次卖掉的藏品包括了 60

    幅油画、150幅素描、50件雕塑以及几幅蜡笔画，被称做是“私人持有的法国最重要的 18 世纪艺术藏品”。当时《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宣布藏品卖出的文章，但是文章对戴维的这一举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丹尼尔·维尔邓斯登在家族中给

    出了这样的说法—戴维·戴维-韦尔之所以出售这些藏品，完全是因为他家里面放

    不下这么多的艺术品，而且他希望能收集更多现代作品。“他在墙壁上腾出位置来

    了，” 维尔邓斯登这样写道，“然后他又开始了收集。”

    大 佬(23)

    而米歇尔·戴维-韦尔道出的真相则没那么浪漫了。1937年，拉扎德投资银行伦

    敦支行的财务状况变得非常糟糕，戴维-韦尔家族失去了伦敦支行的股份，那 20%

    的股份转由培生集团持有。再次买入20%股份的价格约合500万美元—即戴维-

    韦尔从维尔邓斯登那里得到的金额。尽管戴维·戴维-韦尔在当时做出了巨大的牺

    牲，但是他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高达 500万美元的投资在日后发挥了关键作

    用，正是因为这一举措，米歇尔才能在 1984年通过交易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

    家支行，并于2000年将其合并为如今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而且，再次购入的拉扎

    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票本身也相当有价值。

    截至1938年1月1日，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宣布合并旗下刚成立三年的证券

    承销公司，成立一家新型合伙公司，新公司仍叫拉扎德-弗瑞斯公司。后人称这次

    合并是“一次合乎逻辑的发展，能更好地满足证券业务所需的各项条件”。拉扎德

    -弗瑞斯公司的办公室集中在百老汇 120号公正大楼的第二层，而且公司在芝加哥、波士顿和费城共有三家分支机构。公司有 7位合伙人，其中阿尔兹切尔是领导者，但是皮埃尔·戴维-韦尔对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纽约支行的业绩一直持怀疑态度。

    1938年6月，皮埃尔乘船来到纽约，在那里他与阿尔兹切尔讨论了公司的业绩问

    题。“我们都认为合伙人太多，我们必须减少合伙人的数量。此外，你、我还有斯

    坦利·拉塞尔都觉得应该巩固团队的实力。经过深入的思考，我们越发坚信这些措

    施对建立成功的新企业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同年 11月10日的信中，皮埃

    尔告诉阿尔兹切尔，他将在 11月26日乘坐皇后玛丽号再次来纽约。“我这次旅程

    的目的是当面分析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然后做出相应的决定。”皮埃尔在信

    中写道，“我认为，你、我还有斯坦利的看法是一致的，考虑到从我 6月离开时起

    情况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暂缓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处理是明智的做法。”

    到1938年，欧洲笼罩在了德国军事侵略的阴云中。1938年3月13日，希特勒宣

    布大合并，即德国与奥地利合并。在 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德国和奥地利有

    200多所犹太教堂被纵火烧毁，这些国家针对犹太人发动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

    。犹太人的商店和企业都被洗劫一空。91名犹太人被杀害，还有 3万名被送去了

    达蒙和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正开展狂热的除犹运动，他们的最

    初目标是清除德国 5万左右的波兰裔犹太人。当时德国人将波兰裔犹太人圈集起来，然后将这些人运到波德边境附近的珀森。波兰也不愿收留这些犹太人，因此很多人

    都死于饥饿和严寒。

    到1938年圣诞节前后，欧洲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战争似乎已经无法避免。戴

    维·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乘机重订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合伙协

    议》。安德鲁在拉扎德的合伙人身份确立了，因此他们家族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

    有权份额也必须重新调整。根据米歇尔的说法，所有权变动的表面原因在于为了避

    免德国人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事实确实如此—并据以控制纽约支行(德国人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上将巴黎运行和纽约支行分开。但

    其实修改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创建专权管理结构—如《合伙协议》章所述—这样

    可赋予一个人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绝对的权力，他可以单方面聘用或解雇合伙人和其

    他雇员，也可以单方面设定年度薪酬。与其他大部分行业一样，设定员工的薪酬以

    及决定员工是否可以保留职位是投资银行界最高的权力。

    大 佬(24)

    这份1938年12月31日的《合伙协议》成为了拉扎德的罗塞塔石碑①，而“第章

    定义的合伙人”则成为拉扎德的君主。从1939开始，安德鲁·梅耶不仅创造了拉

    扎德“第章定义的合伙人”这样的概念，而且还成为了这样的合伙人。“他希望得

    到纽约支行的绝对权力。”米歇尔这样评价才华横溢、善变难缠的安德鲁·梅耶。

    尽管《合伙协议》的改写对远在纽约的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

    他尽量忽略了其中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艰难的日子里，阿尔兹切尔无私地为

    安德鲁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及其家人提供帮助，但换来的却是他们的恩将仇报。

    新的《合伙协议》表明，安德鲁和阿尔兹切尔之间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

    “我想你应该意识到了你今天早上在电话里讲话的语气相当不友善。”阿尔兹切尔

    在1939年8月给安德鲁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他们两人刚通话讨论了安德鲁涉足门

    德尔松银行破产事件的问题。门德尔松银行是一家声誉较佳的小型投资银行，它的

    总部在柏林。弗里兹·曼赫墨博士是安德鲁·梅耶的朋友，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金

    融家和艺术品收藏家，他管理着门德尔松银行阿姆斯特丹分行。曼赫墨是一名反纳

    粹的犹太人，出于政治原因逃离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到阿姆斯特丹重建了门德尔松

    银行。1939年6月1日，他在巴黎城外的城堡里娶了简·平托·赖斯。

    在婚礼当天，重达 250磅的曼赫墨心脏病发作。8周之后，他于8月9日再次心脏

    病发作。当发现自己的银行资不抵债后，他绝望地病死在了自己的城堡里(有人怀

    疑他是开枪自杀身亡)。最后真想大白，弗里兹·曼赫墨为了购买弗米尔、伦勃朗

    和弗拉戈纳尔等人的珍贵作品，向自己的银行高额借贷。当他死后，这些贷款无法

    偿还，因此门德尔松银行就破产了。

    曼赫墨死后一周，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弄清楚安德鲁·梅耶个人在这位德国银行家的

    财务危机中涉入的程度。“我很不喜欢听到报纸或别的什么人说你还持有高达 100

    万美元的无抵押贷款。此外，我始终不清楚你的抵押贷款是 250万美元，还是250

    万法国法郎，抑或是荷兰盾；我也不清楚门德尔松是否还欠你其他债务。”他在信

    中写道，“你很明确地告诉我，无论贷款数额多大，这也是你自己的问题。因此，这不是我的问题，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处在和你同样位置上的伙伴，对此表示兴趣

    而已。同时，我再次强烈抗议你今天上午在电话里说话的语气。”我们无法得知这

    样的不愉快持续了多久，不过安德鲁确实帮阿尔兹切尔联系上了曼赫墨地产的托管

    人，然后询问那幢法国城堡的价格，当时阿尔兹切尔正考虑要买下它。“我在想，这幢别墅是不是可以用优惠价购得？”阿尔兹切尔在信中这样询问安德鲁，“如果

    能够，那么我将考虑购买这幢房子，因为我相信法国的好日子在不久将到来，如果

    能在离巴黎如此近的位置拥有这么个小地方，这将令人非常愉快。”

    1939年9月1日，德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入侵了波兰。两天后，英法共同对德

    宣战。这些恶性事件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拉扎德投资银行在不久后再次面临生死

    考验。1939年9月13日，戴维·戴维-韦尔向阿尔兹切尔发送了一封感谢信，对他在“战争前夕发送”的“友好电报”表示感谢。戴维在信中说，自己的儿子皮埃

    尔在战争一开始就被征兵入伍，皮埃尔离开巴黎已经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

    “还未进入危险区域”；另一个儿子吉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法军颁发的十

    字勋章，现在正等候部队的“动员令”，而两个女婿则已经被调遣。戴维还谈到了

    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人员情况，员工已经“大为减少”，但 “幸运的是，安德鲁还在，不过他的工作非常艰巨，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我才意识到岁月不饶

    人的问题，在年龄的限制下，我已经无法再为公司贡献更多的力量了”。

    大 佬(25)

    戴维的话深深打动了阿尔兹切尔。

    因此，在我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请求年轻人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在此世界

    浩劫面前，我视你们为本行的领导力量。你们的父辈向你们灌输了银行的高贵传统，你们也能忠诚地遵循父辈的教导。我坚信，你们将尽你们所能，让拉扎德这个名字

    在纽约、巴黎和伦敦保持赫赫声名。因此，当战争结束，我们的三家银行将继续发

    挥强大的金融媒介作用，将再次在世界舞台上确立无与伦比的地位。在当前环境下，我最大的欣慰就是，只要有此必要，我还可以继续依靠你们的忠诚合作。

    12天后，戴维·戴维-韦尔再次给阿尔兹切尔写了一封信，这封措辞稍显含混的

    信或多或少带着点神秘的色彩。“作为 9月13日信件的补充……我想告诉你，我

    们大家全都在指望着你，我个人希望你能全面关注本行在美国的利益。如果你愿意

    这样做，请你密切关注周围发生的所有有关事件，然后根据你的判断或视情况需要

    做出相应调整，采取相应步骤。”然后，他还在附笔中写道：“安德鲁向您表达他

    诚挚的祝福。”两天后，阿尔兹切尔直接给安德鲁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回信说清楚

    “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因为“你无法想象我们感觉多么疏远和孤立，我们完全

    不了解你的想法”。信的结尾写道：“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面谈，因此我强烈希望

    你能派莫瑟或其他值得信任的人前往纽约。”

    对于巴黎支行的合伙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而言，战争的爆发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水

    晶之夜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希特勒将犹太人驱逐出欧洲的决心。拉扎德投资银行是

    犹太人创办的欧洲知名银行，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犹太

    银行家。在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法国的犹太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出逃。在这场纳粹

    发动的战争面前，在大西洋两岸的生存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唯一要务—对

    于拉扎德投资银行和合伙人而言均是如此。在德国入侵法国的三天后，阿尔兹切尔

    向戴维·戴维-韦尔写信表达了对皮埃尔人身安全的担心。“我很难向您表达我们

    对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的难过之情，不过我希望您能继续告诉我皮埃尔的人身安全

    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我们时刻牵挂着你们。”在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

    后，安德鲁·梅耶将妻子伊莎贝拉和两个孩子菲利浦和弗朗辛送去了法国西部城市

    波尔多，而他自己则留在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不过他很清楚自己将不得不

    离开巴黎，然后同家人一起逃离法国。“梅耶对自己的处境不存在任何幻想。”卡

    里·赖克这样写道，“他在一家著名的犹太银行工作，而且还是一位显赫的犹太银

    行家。”安德鲁·梅耶曾经公开帮助德国的犹太人逃离德国，此外还资助过暗杀希

    特勒的计划。

    到1940年5月的最后一周，安德鲁认为离开巴黎的时候到了。他锁好了自己的公

    寓，然后雇车去了波尔多。几天后他与家人会合，然后一起去了西班牙边境。在离

    开波尔多时，安德鲁弄到了当时极其昂贵而且很难到手的西班牙出入境签证，因此，当其他法国难民们在边境上排着长长的队伍时—这个场景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一直

    清晰地印在脑海中—安德鲁·梅耶一家人则轻松地穿过人群进入了西班牙。他们坐

    火车去了什塔德，在几天后又动身去了相对安全的里斯本(葡萄牙)。在那里，他

    们开始了一项艰难的任务—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

    大 佬(26)

    到 1940 年 6 月底，也就是巴黎沦陷后不到一周的时候，德法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拉扎德投资银行将在法国的业务从巴黎迁到了里昂。应安德鲁·梅耶的请求，阿尔

    兹切尔在1940年6月27日给安德鲁的信件中，夹带了一封律师委托的授权书以及

    来自“美国国务卿哈里廷”(这可能代指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或赫尔的

    助手)的函件的复印件，这封函件专门说明了安德鲁·梅耶的签证申请问题：“安

    德鲁·梅耶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重要成员，该公司现在迫切需要他来美国。请对此

    事尽快处理。”

    7月2日，阿尔兹切尔再次给安德鲁·梅耶写信。“您和贝拉还有孩子们能安全地

    离开法国，这让我非常高兴。我迫不及待地向您们来纽约表示热烈欢迎。今天上午

    我收到了您发来的信件。”他在信中告诉安德鲁，他正想办法让安德鲁全家坐飞机

    到纽约，如果这个计划行不通，那么就换乘美国出口货轮。在结尾处，他还写道，戴维·戴维-韦尔“如果只字不提皮埃尔就会非常可怕”。7月月末，安德鲁和家

    人乘坐美国泛美航空的水上飞机直接从里斯本飞抵纽约—这次从硝烟弥漫的欧洲到

    自由国度的逃生旅程显得相对平稳。迄今为止还有人对安德鲁如此容易地安全脱险

    持忌恨态度。“我在巴黎碰到过安德鲁的一些亲戚，他们到现在还愤愤不平，说永

    远也不会原谅安德鲁抛下他们不管。安德鲁一家人能通过西班牙，而其他人却没有

    这么走运。”费利克斯·罗哈廷这样说道。

    与费利克斯一样，戴维和家人就没有安德鲁一家那么幸运。当德国人开始在 1939

    年横扫欧洲，而且显得来势汹汹、无法抵挡的时候，戴维吩咐仆人米尼特将自己的

    艺术藏品打包收集起来。米尼特细心地为这些艺术品列好清单，然后再装入木箱—

    共装了130个箱子，每个都用“DW”做了标记—这些箱子和卢浮宫的大量藏品一

    起都被运到了桑切斯一座城堡里，其他 22个装满了地毯、稀有的日本画以及一些

    油画的箱子则被送往法国北部的另一个城堡加以保存；而他收藏的柯罗、雷诺阿和

    哥雅的画作则被寄往美国，其余的家具、雕塑以及一些油画则留在他在纽利的家里。

    在巴黎保卫战爆发前夕，戴维·戴维-韦尔首先去了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在那里他

    为自己和家人拿到了去瑞士的签证。但是他决定不去瑞士，而是尽量想办法通过葡

    萄牙去美国。6月19日夜晚，他使用护照和法国维希政府发放的签证离开法国前

    往西班牙，之后他又去了葡萄牙。7月9日，德国人将戴维的家洗劫一空，剩下的

    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和古董都被抢走了。德国军队还决定用戴维的大宅子作为他们在

    当地的指挥中心。

    皮埃尔通知自己的父亲戴维·戴维-韦尔，在停战协议签订后法国出现了一片“自

    由区域”，因此戴维在 7月17日回到了法国。当时皮埃尔 39岁，他曾是一名法国军官，当时已经退役并开始担心拉扎德的前景。一周后，法国维希政府颁布了一条

    法令，宣布所有在 5月10和6月30日期间—战争一触即发之时—逃离法国的法国

    人都将被剥夺法国国籍。米歇尔美化了祖父戴维的葡萄牙之行。“我们整个家族都

    是非常爱国、非常忠诚的。”他曾经这样说，“我的祖父是一位行将就木的老人，他回来的时候这样说，‘我老了，我希望能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大 佬(27)

    与此同时，纳粹分子纷纷涌向那座珍藏了戴维大部分艺术藏品的桑切斯城堡，他们

    有关于这些艺术品收藏地点的准确信息。“当你控制了这个国家后，”艺术品交易

    商盖伊·维尔邓斯登这样解释道，“那么人们显然会来向你告密，而且一些人会急

    于挣钱，他们随时都准备背叛。”1941年4月11日，ERR(Einsatzstab

    Reichsleiter Rosenberg，希特勒的艺术品查抄组织)开始盗取戴维的艺术藏品。

    8月14日，戴维·戴维-韦尔待在维希西南约 30英里的小城查特尔–盖扬的瑟摩

    尔旅馆，当时所有的巴黎银行都被指定搬往维希。戴维到维希城去看望皮埃尔夫妇，然后在当天还与另一位拉扎德合伙人见了面。在与皮埃尔会合后，戴维忙里偷闲地

    给阿尔兹切尔写了一封信，就阿尔兹切尔等纽约合伙人对安德鲁前往纽约的担忧加

    以安抚，因为安德鲁在实际上拥有公司绝对的控制权，他的到来将意味着阿尔兹切

    尔大权旁落。戴维尽量缓和阿尔兹切尔的心情，让他不要那么悲观地认为安德鲁会

    很快代替他在纽约支行的位置。关于自己的维希之行，戴维的描述带了点神秘的色

    彩，但是字里行间又透露出不祥之兆。

    不幸的是，我没有时间详细询问他你所担心的那些问题，但是我很高兴能借此机会

    向你表述我的看法，说明你还有我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这对公司的未来至关重要。

    我认为，无论我们，抑或我们的父辈，在过去为公司做了多大的贡献，我们在精神

    和物质上也受了公司的恩惠，在公司绝佳的声誉和名望下，我们才有今天个人的名

    望和财富。我相信在这些问题上你与我的观点一致，我也相信你将尽你所能继续发

    展纽约支行。

    9月8日，戴维·戴维-韦尔在听法语广播时得知自己失去了法国公民身份，他的

    全部财产都要被充公。到了 1940年10月月底，维希政府公布了 23位被剥夺公民

    身份的著名人士的姓名，安德鲁·梅耶的老朋友、维希政府的新外交部长保罗·博

    杜安在上面签了字。安德鲁·梅耶和戴维·戴维-韦尔赫然名列被剥夺公民权的名

    单中—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公开羞辱。虽然戴维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公民身份，但他

    在听到这条消息时完全被击垮了。

    1941年2月22日，维希政府的财政部依照德国人的指示对 29家犹太银行实施

    “雅利安人”管治。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收了犹太人开的商铺和商场。事实上，纳

    粹分子早在8个月前就开始着手控制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当巴黎支行刚搬到

    里昂时，就被控制在了“临时经理”的手中，因为它属于“犹太人所有或部分为犹

    太人所有的企业”类型。

    到了1941年，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被纳粹分子接管

    并关闭。银行的办公大楼也被出售给一家法国保险公司，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和

    雇员们开始四散逃生。戴维·戴维-韦尔和妻子时刻生活在被德军包围的恐惧中。

    他们逃离了里昂，在法国西南部坎瑟恩的一座城堡躲了起来，这座城堡是一位法国

    反德领袖的家。到了 1942年年末，这个地方开始变得极不安全，戴维他们只得再次出逃到阿让，以瓦尼尔的化名住在一位朋友的家里。他们熬过了战争，戴维·戴

    维-韦尔实现了他死在法国的愿望。1952年7月，他在纽利的家里去世。

    大 佬(28)

    在帮助安德鲁逃出里斯本后，阿尔兹切尔开始集中精力，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帮助

    皮埃尔·戴维-韦尔及其家人逃出法国。当时普通犹太人在法国的境地都相当危险，更何况皮埃尔还是出生于银行世家的知名犹太银行家。与垂垂老矣的戴维·戴维-

    韦尔不一样的是，皮埃尔必须管理拉扎德的日常事务，他是银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了帮助皮埃尔，阿尔兹切尔开始不断给华盛顿的高级官员写信。“在您忙于国家

    大事之际，我非常不愿意用个人私事来打搅您，”阿尔兹切尔在给 OSS(战略情

    报局，CIA的前身)的特殊信息部官员瓦雷斯·B·菲利浦的信件中这样写道，“但是为了我们前天谈到的皮埃尔·戴维-韦尔的问题，我不得不鲁莽地给您写信

    求助，因为这件事现在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阿尔兹切尔希望能得到菲利浦的帮

    助，进而使皮埃尔进入美国的旅游签证被拒的情况能得以逆转。“我很难理解这次

    拒签的原因，”他继续写道，“我认识了皮埃尔大半辈子，而且与他以及他父亲—

    著名的戴维·戴维-韦尔的关系一直非常好。皮埃尔具有优秀的品质、极高的智商

    以及巨大的勇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因勇敢获得了两次嘉奖。”阿尔兹切尔

    告知菲利浦，皮埃尔“仅仅是出于业务讨论的需要才来纽约，在此之后他将返回法

    国”。在信的结尾，阿尔兹切尔这样恳求道：“如果您能明了事情真相，我将不胜

    感激；如果您发现有任何不公正之处，我恳求您能及时予以纠正。再次致以深深的

    谢意。”

    两周后，阿尔兹切尔给新汉普郡的前任州长、代表该郡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斯戴

    尔斯·布里吉斯写了封信，希望获得这位参议员的帮助，斩断一直阻挠皮埃尔进入

    美国的“戈耳迪之结”。他在信中解释说，自己从战争开始就没有与皮埃尔交谈，沟通的缺乏导致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经营受到了不利影响。“他必须来纽约，这不仅仅是他个人利益的问题，也是我的利益、整个拉扎德投资银行利益的问题。”

    阿尔兹切尔这样写道。在信中他还提及了美国政府官员实质上担心但却从未言明的

    问题—皮埃尔可能在某个阶段已经与当前管理法国的维希政府官员沆瀣一气了。

    “皮埃尔接触的一直是巴黎上层社会，现在巴黎的上层社会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维

    希政府的拥戴者。”但是阿尔兹切尔暗示皮埃尔与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完全不同：

    “我可以向任何人担保他在访问期间的人格和行为。”为了解决皮埃尔签证申请受

    阻的“这种极不公平的问题”，他愿意去见华盛顿的任何人。此外，他还道出了纳

    粹分子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事情，说：“这家银行是他和他的父辈生命

    的全部，而且这家银行在美国也有一百多年的光荣历史。若要解释为什么皮埃尔的

    追求也是我们的追求，我可以提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这个私人理由应该最

    具说服力。”

    阿尔兹切尔在同一天还给美国副国务卿小阿道夫·A·伯利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

    再次将皮埃尔及其父的成就吹捧了一番，然后他还在其中加上了皮埃尔因为勇敢获

    得法军十字勋章的功绩。此外，有谣传声称美国国务院“可能不喜欢他那些法国上

    层社会的朋友”，因为“在上流社会中充斥着法西斯分子和贝拉分子”，阿尔兹切

    尔就这些谣传向伯利做了解释。他在信中说，问题的症结在于，战争已经使得拉扎

    德合伙人无法当面商讨银行的变动，“为此他希望能进行一次短时间的会晤，我和其他合伙人都非常期待能在美国与他见面”。在信结尾时阿尔兹切尔写道：“我不

    知道能向谁寻求帮助，如何能在不大费周章的情况下将此事解决，如何能清除他过

    来的障碍。”

    大 佬(29)

    最后，这个疙瘩似乎终于被解开了。4 天后，伯利的一位助手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根据国务院的记录，马赛的美国领事馆已经在 1941年9月10日—一个月前—电报

    通知，向“皮埃尔·韦尔”(根据国务院的信件显示，“我相信这与您信中提到的

    是同一个人”)发放签证。但是这次确实不是同一个人。阿尔兹切尔在当天给国务

    院签证部门写信，再次恳求向里昂的皮埃尔—而不是马赛的皮埃尔发放签证。最后，到了11月1日，签证部门主任给阿尔兹切尔回信说，“经过审慎的考虑”，国务

    院已经通知“里昂的美国签证官” 向皮埃尔“发放非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于

    是迅速给华盛顿写了一封短信，对批准“我的好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获得签

    证表示感谢。尽管美国签证在当时是众所觊觎的对象，但是这仅仅是皮埃尔能够真

    正来到纽约的第一步。

    最后，皮埃尔终于在重重阴影中现身了。1942年4月6日，他想办法从里昂来到

    了里斯本。当天夜里 11点半，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室里给阿尔兹切尔发了封

    电报：“等待着你的消息，期待能很快见到你。向大家问好。皮埃尔·戴维-韦

    尔。”但是好几周过去了，皮埃尔始终无法坐上从里斯本飞往纽约的泛美航空公司

    的航班。里斯本的泛美航空公司高管们告诉皮埃尔，可以为“紧要业务旅行”提供

    “优先权”，皮埃尔于是请求阿尔兹切尔向华盛顿的朋友们寻求帮助，让他能“被

    列入华盛顿制定的乘客名单”。但是“优先权”名单在不断增长，皮埃尔每次都被

    挤了出来。阿尔兹切尔向他发来电报，让他直接与机场代理商联系，以获得更高的

    优先权。“我让这些延误搅得心烦意乱。”皮埃尔这样描述当时的状况。

    5月17日，在里斯本耽误了接近两个月后，皮埃尔终于使用短期旅游签证来到了

    纽约。几乎在同时，阿尔兹切尔开始为皮埃尔及其家人—皮埃尔43岁的妻子(贝

    丝·哈兹)和他们的两个孩子(10岁的米歇尔和7岁的依莲妮)还有贝丝母亲

    (71岁的加斯顿·哈兹夫人)的永久移民签证而奔走。皮埃尔已经到了纽约，住

    在第57街林荫大道上的瑞兹城堡旅馆，但是他的家人仍滞留在法国。

    为了帮助皮埃尔获得移民签证，阿尔兹切尔开始寻求多方面的帮助，其中不仅包括

    杜威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亚瑟·巴兰廷，还有他的妹夫赫伯特·雷曼—他已连续9

    年担任纽约州州长。阿尔兹切尔请求雷曼向美国国务院移民签证部主任布雷金瑞

    吉·朗写信以帮助皮埃尔。这封给朗(后来很多人指责他对犹太人向美国移民横加

    阻挠)的信件的目的“仅仅是吸引他的注意，以便让你不必通过常规途径，进而快

    速达成目的”，阿尔兹切尔在给雷曼写信时说道，此外他还向妹夫表达了皮埃尔的

    谢意。

    但即使是雷曼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帮助。1942年8月22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

    向皮埃尔和阿尔兹切尔两人发送了函件，通知他们签证的“初期审核结果并不理

    想”，此事上报给了部门间签证审核委员会做进一步审核。在皮埃尔同意的情况下，委员会邀请皮埃尔在 9月18日做一个面谈。皮埃尔的亲自出面加上阿尔兹切尔和

    巴兰廷的陪同最终起到了作用。10月10日，美国国务院签证部主任向阿尔兹切尔

    发送了正式文件，皮埃尔一家人的移民签证得到了批准，而且美国在尼斯和蒙特利尔的相关官员都已得到此通知。阿尔兹切尔终于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皮埃尔可以

    自由地留在美国，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可以移民了。

    大 佬(30)

    但是4天后，皮埃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又遇到了困难。贝丝·戴维-韦尔电报通知丈

    夫皮埃尔，法国当局已经禁止他们离开尼斯。贝丝有意延误了离开法国的最后期限，因为她希望能够帮助自己的儿子—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

    是他加入了法国抵抗组织，因此被纳粹分子逮捕。阿尔兹切尔赶紧向美国国务院发

    函，看是否能改变法国当局发布的阻止皮埃尔家人离开法国的禁令，但是这根本无

    济于事。虽然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而且还获得了众人渴望的美国签证，但是皮埃

    尔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他们在余下的战争岁月中不得不东躲西藏。

    在被禁止离开法国几个月后，贝丝和继子们“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戛纳。据米歇尔

    解释说，当时是因为米歇尔的祖母(比利时人)的名字“列在将被逮捕的外国犹太

    人的名单中”。米歇尔和女家庭教师一起坐火车离开戛纳。在火车上，他静静地听

    着其他乘客的反犹太言论。“我并不是傻瓜。”米歇尔这样说。尼斯的一些同情他

    们的人向他们提供了伪造的证件，然后皮埃尔的家人就使用这些假证件搬到了一位

    朋友—韦利伯爵夫人的家里，化名为瓦特尔(与韦尔的首字母相同)。他们一家在

    伯爵夫人家里住了好几个月，然后这位伯爵夫人帮他们找到了一所待租的城堡式房

    子。虽然这座房子非常舒适，但是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他们在那里待了两年，从

    1943年复活节一直住到1945年复活节。有关米歇尔的官方文件显示，他当时名叫

    “米歇尔·瓦特尔”，出生于亚眠(而不是巴黎)，他的出生日期也与实际日期不

    一样了。

    尽管在东躲西藏地过日子，他们一家仍留下了女仆和男管家。米歇尔在战争年代里

    几乎不去上学了。“这真是妙极了。”他在多年后说道，“我们当时非常开心，就

    像是在度假一样，我还读了很多书。”他读的书中包括福楼拜、司汤达和纪德的作

    品，但这只不过是小孩子驱除恐惧的一种方法，事实上他们时刻面临着危险。他们

    的父亲远在纽约，而他们的继母则不停地担心别人会发现他们的犹太血统，就像其

    他家庭成员所遭遇的那样。米歇尔无法忘记在离开戛纳的火车上听到的那些窃窃私

    语。为了避免被认出是犹太人，米歇尔和妹妹在半夜接受了洗礼，从此以后成为了

    法国天主教徒。米歇尔回忆说：“我父亲告诉我，‘你是法国人，而法国是一个天

    主教国家，因此成为天主教徒将更实际。我要让你接受洗礼。’”(皮埃尔·戴维

    -韦尔自己在1965年皈依为天主教徒。)米歇尔说，这次半夜的洗礼对他而言没

    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家里的成员都不是非常信奉宗教。“这很平常，”他说道，“坦率地说，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完全是因为战争我才明白自己是犹太

    人。”(直到现在，米歇尔仍向全世界的天主教和犹太慈善组织提供财务支持。)

    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之一—休伯特·海尔布伦正是在这段时期认识了米歇尔，他相信就是因为这段战时的经历，使米歇尔形成了对人“冷淡”的态度。米歇尔同

    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贝丝与前夫生的孩子—则没那么幸运了。成为法国抵

    抗组织成员的盖拉德被纳粹分子逮捕了，他先被送往多拉，然后被送去了拉文斯布

    吕克集中营，最后死在了那里。贝丝再也没有从失去儿子的悲痛中恢复过来。

    大 佬(31) 当阿尔兹切尔全心全意帮助皮埃尔和他的家人时，安德鲁·梅耶则在不紧不慢地给

    位于百老汇120号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制造麻烦。在刚开始的时候，安德鲁

    和他的家人在努力适应新的世界。他们初到纽约时住在第五街的史丹霍酒店，然后

    搬到了林荫大道上的戴蒙尼柯酒店，接着他们又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麦迪逊大

    道的超豪华的凯雷酒店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选择了第 33层的两套房间。这样频

    繁地转换住所，说明安德鲁离开自己在巴黎创下的天地后内心非常苦闷。被误诊为

    癌症患者、不会讲英语以及没有客户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更令他痛苦的是，似

    乎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知道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做出的成就。他显得

    那么无足轻重。“所有的一切都向他袭来—纳粹、战争、法国的失败。”安德鲁的

    儿子菲利浦这样解释安德鲁在当时的境况，“从个人层面来说，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突然一切都坍塌了，他必须从头再来，而且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和勇气重

    新开始。”

    到了1941年5月1日，安德鲁从委靡不振中恢复过来，然后又开始了冲锋陷阵。

    他聘用了一位新的助手西蒙·罗森，这是一名比利时女人，她安排自己的母亲与安

    德鲁在中央公园南部的罕布什尔家庭酒店会谈。在接受安德鲁的聘用后，女儿和母

    亲一起搬到了安德鲁在百老汇 120号的办公室—不是第二层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

    室，而是其上的第 30层。在安德鲁后半生里，罗森一直是他的助手。随着业务的

    增加，后来安德鲁又聘请了第二名助手阿尼克·珀西瓦尔—他的瑞士籍会计的女儿。

    为了重新找回自己往日的辉煌，安德鲁使用了惯用的手法—将眼光瞄准了那些最大

    的客户：他开始想方设法地将美国广播唱片公司的主席、备受尊敬的戴维·萨诺夫

    发展成自己的客户。安德鲁在一开始就向犹太联合募捐助会进行天价募捐，金额高

    达10万美元。这个协会是最受萨诺夫青睐的一个慈善机构，而萨诺夫则被这个他

    从未听闻也素未谋面的人表现出来的慷慨给镇住了。正如安德鲁所料，萨诺夫开始

    接近他，这个过程与当初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挑选出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如出一

    辙。从此以后安德鲁和萨诺夫两人便开始了长期合作(这一直被传为佳话)，美国

    广播唱片公司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长达好几十年的客户。“获得美国广播唱片公

    司这样的客户就如同现在获得了微软这样级别的客户。”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

    克·格舍尔这样解释道。

    在日本轰炸珍珠港后的第二天，安德鲁开始骚扰在第二层工作的纽约合伙人。虽然

    他还不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的五大合伙人之一，但是根据修改的《合伙协议》

    第章，他仍然有办法达成自己的目的。他向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纽约合伙人发送了一

    封极具挑衅意味的便函—彻底摊牌的时候到了。这就是典型的安德鲁：在严厉和专

    断的同时又有一点阿谀和逢迎。

    “我亲爱的朋友们，”他用熟练得令人惊讶的英语写道，作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代表，我希望在我们签订新合约前声明，我非常满

    意地看到第二层工作的合伙人能保持融洽的关系。我充分相信，他们对所有的问题

    都非常清楚。我要让他们明白，我充分信任他们，并且希望在以后能尽量与他们合

    作。基于我肩负的各种利益及责任，我将尽可能地出席二层召开的各种日常会议，讨论公司在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在我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在会议上自由

    发表意见，能自由提出对银行有利的建议。在当前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

    节省费用开支，我们将认真考虑辛格根据阿尔兹切尔和鲁塞尔的要求做出的缩减支出研究。请大家放心，公司管理的最终决策权以及相关责任始终都在纽约合伙人手

    中，这一点不会发生变化。

    大 佬(32)

    尽管安德鲁的措辞比较晦涩，但是他已经相当明确地告诉纽约合伙人，他是拉扎德

    投资银行所有权的唯一代表，根据新的《合伙协议》，他有权力自由决定拉扎德投

    资银行纽约支行的管理和经营。当然让他做出此决定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的现实

    情况—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已经被皮尔逊控制，巴黎支行事实上已被解散，而

    他自己又身在纽约。在成功欲望的驱使下，他不得不在纽约支行的基础上重振整个

    公司。

    如果说安德鲁在12月9日的短函在实质上仅仅是他意图的流露，那么一个月以后

    他就正式向阿尔兹切尔施压了。在一封三页的信中，他明确地告诉阿尔兹切尔，解

    散由阿尔兹切尔一手创办起来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时候到了。他还提醒阿尔兹

    切尔， “一年多以来” 他一直努力说服阿尔兹切尔，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必须解

    散。“事实证明，我说得没错。”他在信中这样说道。他还提到了 1941年9月的

    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董事会会议，他本来希望阿尔兹切尔能在会议上宣布解散基金。

    “当时存有友谊和抚慰之心，因此我没有进一步要求。但在这以后，我们从去年

    10月月末开始又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安德鲁在

    信中写道，战争的爆发让他有充分的理由(外加其他原因)迅速解散基金。“我希

    望聪明的你能够主动解散基金，因为你是公司的决定性人物。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

    说服你，让你相信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要正视现实，不要抱有徒然

    的幻想。在1942年我们将不再让公司的资金遭受无谓的风险。在我看来，没有任

    何人会因此而失去威信。恰恰相反，这是见识和勇气的明证。”安德鲁在信中解释

    说，自己已经就此思考了“很长时间”，是出于“朋友”的忠诚以及“巴黎合伙人

    的责任”来发表看法的。

    为了确保阿尔兹切尔能明白自己的意图，安德鲁在结尾处这样写道：“我希望这次

    我能成功地说服你，你能照我的意思做。我希望你能清楚我的观点。说实话，对我

    个人而言，时刻肩负公司的责任非常劳心劳力，我已经目睹了公司太多的困难和危

    机了。”

    这封信直接导致了阿尔兹切尔的大权旁落，但是他不得不放低高贵的身份来咽下这

    枚安德鲁给他的苦果。他曾帮助安德鲁来到美国，并帮他安顿下来。在安德鲁抵达

    美国后，阿尔兹切尔还邀请他到自己庄园度周末，安德鲁在那里结识了第一位美国

    驻联合国女大使马丽塔·特里等社交名流。阿尔兹切尔还帮助安德鲁的儿子菲利浦

    进入迪尔菲尔德中学和哈佛大学念书；他甚至还在 1943年1月给国务院写信，试

    图帮助安德鲁的侄子、身陷西班牙监狱的米歇尔·韦尔获取美国的紧急签证。

    尽管他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但到了 1942年年初，他在工作上还是陷入了四面楚

    歌的境地，安德鲁在32层的高处不断向他发难。而且他也没有收到皮埃尔·戴维

    -韦尔的任何消息，现在只有皮埃尔是安德鲁的制衡力量。1942年2月，犹如晴

    天霹雳—他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领导人罗伯特·金德斯利伯爵的尖锐指责。出于

    礼貌，阿尔兹切尔向金德斯利报告了纽约合伙人的年度变动情况。但不知何故，金

    德斯利似乎被惹恼了。他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自己宁愿收到纽约合伙人寄来的

    “私人信件”，也不愿意“被当做一名普通合伙人那样看待”。为了让事情平息下来，阿尔兹切尔过了六周才回复这封信。他很诚恳地回复说，自己很感谢金德斯利

    的“正确批评”，而且他还说：“我们之所以没有及时通知您关于纽约合伙人情况

    的变动，主要是考虑到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您肯定要处理大量的紧要问题，因此

    合伙人变动这种小问题暂时可能不甚重要。此外，相对于业务量的缩小，人员变动

    的重要性就位居其次了。这也说明我们在将来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这些事情在一

    朝一夕是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的。”他在信中告诉金德斯利，他希望“皮埃尔在不

    久后”能亲自来纽约视察，这样就能“有机会向他请教”，进而让公司有更明朗的

    前景。

    大 佬(33)

    但是当皮埃尔在1942年5月来到纽约后，安德鲁对阿尔兹切尔的敌意并没有得到

    缓和。皮埃尔·戴维-韦尔和阿尔兹切尔之间的关系很友善，他们具有贵族气派，而且都很圆滑，这和理性好斗的安德鲁完全不一样。“皮埃尔对安德鲁的称呼总是

    中规中矩。” 马丽塔·特里曾经这样说，“虽然我感觉皮埃尔钦佩他，相信他而

    且依赖他，但是我不觉得皮埃尔喜欢他。”但无论如何，皮埃尔和安德鲁以所有者

    的身份联合了起来。在他们眼里，阿尔兹切尔不过是一个拿着高薪的雇员。就安德

    鲁而言，在尽量融入纽约上流社会的同时(他会穿着三件式套装去拜访阿尔兹切尔

    的农场)他开始私下里向其他从欧洲移民过来的朋友吐露：“在一年里，我将成为

    老板。”

    事实也确实如此。阿尔兹切尔勤勤恳恳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奉献了近 35年—在1919

    年纽约和伦敦支行面临清算的时候无私地提供帮助；默默无闻地带领公司走出了

    1924年的危机；在1931年和1932年濒临破产的时候，仍在苦苦支撑；在投资银

    行和商业银行的岔路口带领公司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纳粹分子查封了拉扎德投资

    银行巴黎支行后仍保持坚定的信心……当他凭借自己的家庭和政治关系去为高级合

    伙人皮埃尔·戴维-韦尔和安德鲁·梅耶这两位著名的犹太人提供帮助，让他们从

    战火纷飞的欧洲安全抵达美国时，他的奉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忠诚的定义。他甚至做

    成了近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帮助皮埃尔的家人争取得了美国签证。但即便受了阿

    尔兹切尔如此多的恩惠，皮埃尔和安德鲁还是一起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1943年12月16日，也就是皮埃尔刚到纽约一年多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宣布阿尔

    兹切尔将在12月31日正式“退休”。公告还宣称，皮埃尔和安德鲁将成为纽约支

    行的个人合伙人，巴黎支行仍是纽约支行的合伙人。作为退休的嘉奖，阿尔兹切尔

    仍担任他钟爱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主席。当阿尔兹切尔离开后，拉扎德投资银

    行按安德鲁的要求撤出了在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权益。正式分道扬镳以后，阿尔

    兹切尔将办公室搬到了华尔街 40号，并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外交关系委员会中，以图影响世界局势，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则搬到了华尔街 44号。

    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权力变迁的背后原因不难想象，但是人们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毕竟所有的当事人都已过世。拉扎德投资银行前合伙人帕特里克·格舍尔曾这样说

    过—合伙人们曾就安德鲁和皮埃尔取代阿尔兹切尔的问题进行投票，尽管只有一位

    纽约合伙人投票反对阿尔兹切尔，但他还是被踢出了局。1998年为拉扎德投资银

    行150周年庆出版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史对这次事件仅做了如下简单刻薄的描述：

    当安德鲁和皮埃尔来到纽约的时候，他们发现纽约支行“已经乏善可陈。但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两位法国合伙人就开始重建公司，他们开始吸收新的合伙人，并

    在华尔街和业界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阿尔兹切尔业已过世的儿子亚瑟是高盛的长期合伙人，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他父亲的

    遭遇。“我从来不认为我父亲有过任何控制权，”他说道，“我相信控制权被牢牢

    把握在法国合伙人的手中。在任何时间里，只要这些法国合伙人想要实施控制，他

    们就有能力这样做。”在私底下，亚瑟·阿尔兹切尔极其反感安德鲁和皮埃尔对待

    自己父亲的方式。在 20世纪80年代，亚瑟在意大利一座豪华庄园度假时意外地遇

    见了将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罗伯特·阿格斯汀利，他们两人在高盛工作时

    就彼此认识。阿格斯汀利一直记得这次偶遇，当他告诉亚瑟自己将离开高盛去拉扎

    德投资银行时：

    大 佬(34)

    他看着我说：“你还敢去那个鬼地方工作呀。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全家的

    吗？”然后他接着说：“我父亲当时在那里工作，他非常忠诚，我们全家都对那些

    家伙非常忠诚，我们非常体谅他们。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义务

    要把他们带过来。他们非常粗鲁无礼，他们把自己的公司丢给了代理人管理。我们

    是体面的人，因此我们把他们接了过来。但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他们递了一些文

    件给我父亲，然后我父亲就被赶出来了。我们家族当时是纽约的犹太名门。我们是

    有尊严的人。我们的名声要比他们的好。这帮人就这样溜进了公司—皮埃尔·戴维

    -韦尔只不过是受安德鲁这个狡猾卑鄙的坏蛋所控制的傀儡。你是高盛的人，为什

    么要帮那伙人干活呢？”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显然认为自己遭到了合伙人的背叛，但他还是能在公开场合保

    持镇定。在公开宣布离职的 4天后，他给伦敦的罗伯特·金德斯利发了封电报。

    “非常感谢你通过皮埃尔转致的问候。请放心，纽约支行正处于多年来最稳固和最

    有希望的阶段。向各位合伙人和你们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祝福。”1944年1月，阿尔兹切尔推荐皮埃尔加入了位于百老汇 60号第21层的一家入会限制严格的社交

    俱乐部瑞瑟斯。1945年3月，他又推荐安德鲁加入了这家俱乐部。1944年10月，他给七十多岁的戴维·戴维-韦尔写了一封短信，向这位德高望重的拉扎德投资银

    行长者表示祝福，并告诉戴维自己在战争年代非常想念他。他还在信中说起了自己

    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经过，尽量把这件憋屈的事情描述得轻松一点。“毫无疑问，您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长期合伙人关系已经结束了。”他写道，“早在 7年前我就

    有这样的想法了。我唯一的遗憾是，误解似乎已经影响了我一直珍视的友谊。”但

    是他却没有收到戴维的回信。

    1945年5月，阿尔兹切尔去了巴黎，在那里他给安德鲁寄送了一封让人非常伤感

    的信。这封法文信只有两页，主要介绍了他在那几周内了解到的一些事实，这些事

    实说明米歇尔同母异父的兄弟吉恩·盖拉德已经死了，而且非常可怕。纳粹分子逮

    捕了吉恩，然后在 1943 年把他送到了多拉。一到那里，他就被强迫进行苦力劳动，连续 7个月在地下挖秘密隧道，每天要劳作 12至 18个小时，而且不能到地面上来。

    纳粹看守对待战俘非常残忍，强迫他们在隧道里睡觉。1944年5月左右，包括吉

    恩在内的很多囚犯在几个月来第一次被允许到地面上来。但是吉恩很快得了心脏病，他开始变得非常虚弱。然后他被分配当电工。这时候，他才能偶尔有机会与同伴下

    下象棋或做一些数学计算。1945年4月6日，纳粹用火车将吉恩从多拉集中营强制送往位于柏林东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在那里，他患了痢疾。阿尔兹切尔

    在信中写道：“这次出行的条件极其恶劣，火车的每节车厢都塞了 130个人，他们

    没有任何食物，就这样连续站了 9天。很少有人能活着到达目的地。我无须详述这

    趟火车上发生的暴行，我只想告诉你这样的事实，80%的人在到达拉文斯布吕克前

    就已经死了。”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吉恩挺过了这次旅程，纳粹把他扔到了拉文斯布

    吕克医务室的台阶上，据说他在 4月15日或16日死在了医务室。一个从拉文斯布

    吕克逃出来的战俘回到巴黎后把这些可怕的消息—但是至今仍未得到官方证实—告

    诉了皮埃尔·戴维-韦尔。不过无论如何，还是有“非常渺茫的希望”，吉恩可能

    从拉文斯布吕克逃到了俄军控制地区的某所医院。

    大 佬(35)

    这个悲惨的消息击垮了皮埃尔和贝丝。虽然阿尔兹切尔要求安德鲁不要把这事告诉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他们身边的人，不要向他们暗示吉恩可能已经死了，因

    为他们一直怀有渺茫的希望，认为吉恩还平平安安地待在医院里。但是 1945年6

    月月末的一天，皮埃尔和贝丝还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证实吉恩已经在拉文斯布吕

    克集中营身亡了。阿尔兹切尔用电报向皮埃尔“发送了他和他妻子最诚挚的慰问，对已经证实的悲痛消息深表同情”。皮埃尔从位于巴黎吐欧特大街 5号的拉扎德投

    资银行临时办公室做了回复：“贝丝被您和海伦的慰问深深感动了。您亲爱的朋友，皮埃尔·戴维-韦尔。”

    但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已经改变了阿尔兹切尔和皮埃尔之间以及阿尔兹切尔和安德

    鲁之间的友谊。尽管我们很难从他们的通信中看出端倪，但是阿尔兹切尔与其他人

    的通信却清楚地显示了他们之间的裂痕。在离开拉扎德投资银行多年后，阿尔兹切

    尔经常给住在纽利的安德鲁·拉扎德的孀妻姬尼特·拉扎德写信。在其中一封日期

    为1952年7月(戴维·戴维-韦尔死后的第 10天)的信中，阿尔兹切尔向姬尼特

    吐露了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让他遭受的终生创伤。“现在距离我们上次通信已经

    有很长时间，我常常会想起您。”他这样写道，“我在前些日子得知了戴维·戴维

    -韦尔过世的消息，对此我感到非常悲痛。我从小就认识他，而且我和他的关系本

    来一直特别好，但是皮埃尔向他的脑海里灌输了一些对我不利的观点，皮埃尔在戴

    维面前歪曲了他和我之间的不愉快。我还想向弗洛拉—戴维·戴维-韦尔 54岁的

    妻子—表示慰问，但现在我感觉自己会打搅她。唉，我真是受够了!”

    安德鲁·梅耶自然不会考虑阿尔兹切尔的感受。首先，安德鲁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受

    伤的感受；其次，他没有时间来缅怀过去。战争很快结束后，安德鲁预期美国和欧

    洲肯定急需复兴严重受损的经济和基础设施。拉扎德投资银行急切希望自己有资格

    帮助美国领导人达成经济目标。为此目的，安德鲁迅速抛弃了阿尔兹切尔领导的那

    些老的合伙人，组建了新的队伍，其中包括来自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阿尔伯

    特·赫廷格；李·希金逊公司(Lee Higginson Co.)的前合伙人及交易人乔

    治·莫雷恩，以及前军官、小型经纪公司希尔兹公司的雇员埃德温·赫佐格。“从

    一开始，安德鲁就一心只想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彻底换员和公司重建。”卡里·赖

    希在《金融家》中这样写道，“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业务类型相当繁杂—这是如此规

    模的大公司所存在的典型现象—安德鲁认为这是一堆缺乏系统的、毫无利润可言的

    大杂烩。在他眼里，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部分合伙人和员工都是一群碌碌无为的平

    庸之辈。因此，他迅速在业务和人员这两方面进行了大洗牌。”在抛弃了阿尔兹切尔领导下的老合伙人之后，他关闭了波士顿、芝加哥和费城三地的地方性经纪事务

    所。纽约—具体而言就是位于华尔街 44号的简陋房间—就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在美

    国的唯一机构，银行费用也将大幅缩减，一切都要符合安德鲁的难民心理。拉扎德

    将不再因为零售客户而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本。

    大 佬(36)

    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历史的前一百年里，它经历了多次财务危机，每次都勉强逃脱厄

    运。安德鲁希望在自己充分掌权的情况下，拉扎德投资银行能打破这种不幸的模式。

    安德鲁希望把拉扎德投资银行改造成一家专注于公司重组和公司发展的全球性公司。

    “安德鲁希望能把拉扎德投资银行打造成这类业务中的领先企业，这里不是指在规

    模意义上领先，而是在品质方面领先。” 1946年加入公司的合伙人弗雷德·威尔

    逊说道，“安德鲁曾多次这样说，这也是他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雄心壮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德鲁将弗兰克·阿尔兹切尔踢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自此以

    后，在叼着雪茄的安德鲁的领导下，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战略开始抬头。喜欢四

    处走动的安德鲁选择住在凯雷酒店的优雅套间里。“他希望能在任何一天都能直接

    下楼、结账、走人—只需要关门、交回钥匙、拿上飞机票，然后离开。” 费利克

    斯·罗哈廷这样描述安德鲁。安德鲁对东部富人区豪华酒店的偏好似乎传染给了拉

    扎德投资银行的其他纽约合伙人。于是怪事发生了，这些合伙人中的很多人都住在

    酒店里：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5年多时间里，费利克斯住在沃尔瑞酒店，西

    蒙·沃德维尔德住在斯坦侯普酒店，恩吉尔伯特·格罗莫斯住在海德公园，阿尔伯

    特·赫廷格在韦斯特伯利有一套公寓，而霍华德·尼芬则在波克夏有一套公寓。和

    合伙人戴维·戴维-韦尔相似的是，安德鲁也沉迷于艺术作品，他所住的凯雷酒店

    的房间里挂满了珍贵的油画。

    其实安德鲁并不是那么热衷于艺术品，而是热衷于这样一个理念—像他这样身居高

    位的人(拉扎德的领导人)必须要拥有世界一流的艺术藏品。关于乔治·布卢门撒

    尔因为热爱艺术品，所以在纽约获得地位、名誉和尊敬的故事，安德鲁对此是了如

    指掌。当时布卢门撒尔成为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董

    事会的第一位犹太成员，而且他对博物馆的资金捐赠及艺术品捐赠都是有史以来最

    多的。布卢门撒尔甚至安排去世后将一所 16世纪的西班牙城堡上的两层封闭式华

    丽阳台捐给了该博物馆，这所城堡是他从海外进口回来，然后在林荫大道的庄园里

    重新组装起来的。安德鲁的善意对手博比·雷曼—他已经取代了布卢门撒尔在大都

    会博物馆董事会的位置，成为了第二个犹太会长—也拥有世界一流的艺术藏品。

    “博比·雷曼和安德鲁的区别在于，博比是真正地对艺术品感兴趣，而安德鲁则不

    过是想炫耀一番，就像猎人们喜欢把鹿角挂在墙上一样。”一位前雷曼合伙人这样

    说道。当雷曼到凯雷酒店去拜访安德鲁的时候，他都会乘机将安德鲁的艺术藏品夸

    赞一番。“安德鲁，你的收藏品可真漂亮。”雷曼会这样说。而安德鲁则这样回敬

    雷曼的恭维：“这没什么。和你的相比，我的这些东西根本不值一提。”事实上，根据许多每天都被召去安德鲁寓所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描述，他的艺术收藏

    还是值得一提的。他的收藏品包括莫内的作品《穿皮大衣的女人》、伦勃朗所作的

    佩却尼拉·柏思的肖像画、毕加索的《白领男孩》。此外还有雷诺阿、塞尚、德加、勃纳尔和凡高等人的珍贵作品。安德鲁曾一度为毕沙罗的一幅风景画掷下万美元，这在当时是毕沙罗作品的最高出价。 大 佬(37)

    安德鲁还收藏亨利·摩尔、毕加索和罗丹的雕塑作品。他拥有中国古代的酒罐以及

    六尊铜佛。他房间里的家具似乎都是收藏的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六的珍品，其他的一

    些小东西也大有来历。

    安德鲁也喜欢像戴维·戴维-韦尔那样经常逛画廊，参加拍卖会，由此搜寻购买目

    标。他没有戴维那样对艺术无止境的欲望，他更喜欢讨价还价，不过他时刻留神自

    己的形象，在他看来购买珍贵艺术品的行为就是一种重要的宣传。他也会不时地鼓

    励合伙人为他们自己的住所购买艺术品(但绝不是为办公室购买艺术品)。

    安德鲁那满是艺术品的凯雷酒店的房间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信条完全一致，合伙人

    日积月累的个人财富只能留在家里面享用，而不能拿到办公室里面炫耀—“老鼠习

    气”是该现象的最佳描述。“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办公室绝对是死气沉沉的表率。”

    《时代周刊》在1976年这样评论，“会议室、休息室和其他大部分房间都被涂成

    米色，还有米色的地毯、米色的墙纸、米色的皮椅。除了梅耶的办公室，其他房间

    的墙壁上既看不到大幅艺术品，也看不到小幅艺术品，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艺术品，有的只是米色，12英尺×15英尺，费利克斯的办公室就一直是这么大。”

    安德鲁·梅耶成为了一些国王、总统还有已故的杰奎琳·肯尼迪的知己。根据《纽

    约时报》报道，“在一些秘密的社交圈子里面”，杰奎琳·肯尼迪与船王亚里士多

    德·奥纳西斯的婚姻被“风趣地”称为“拉扎德-弗瑞斯婚礼”，因为很多人都相

    信这样一个传言，即安德鲁·梅耶是杰奎琳和船王的月老，即使安德鲁本人否认此

    事也无济于事。“在很多方面，他是当代投资银行界最具创造力的金融天才。”安

    德鲁·梅耶的老朋友戴维·洛克菲勒这样评价道，“他是一个极其杰出的人，具有

    很强的正直感和荣誉感，对自己公司的名望非常自豪。”洛克菲勒经常就一些潜在

    交易向安德鲁寻求咨询，而安德鲁则邀请洛克菲勒参与自己的风险投资交易。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曾这样说道：“一家机构是一个人活着的影子。”爱默生

    的观点尤其适用于安德鲁·梅耶和拉扎德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他对拉扎德投资

    银行怀着狂热的感情。”安德鲁的姻亲、1958年应邀加入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

    行的弗朗西斯科·沃思这样回忆道：“拉扎德投资银行是他的上帝，是他的信仰。

    对他而言，拉扎德投资银行这个名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在他眼里，拉扎德投

    资银行就是一切、全部、所有。”其实安德鲁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他既怀着身为

    难民的焦虑，也有在世界舞台上周旋的各种手段和技巧。“他在洛克菲勒大楼的顶

    层工作，是一个消瘦的难缠的老头。”英国作家安东尼·桑普森曾这样评价安德

    鲁·梅耶，“他那凹陷的嘴唇会突然咧出笑意，他的能量会在沉默中瞬间爆发出来。

    他会在房间里大踏步走动或者是操起电话，死死地握住话筒，咕哝着‘是’或者

    ‘不是’，然后再把话筒扔下。他通过电话来发号施令。每天早上他 5点起床，然

    后在还未赶到办公室时就开始欧洲的生意，银行家们都抱怨他的电话在早上 5点半

    似乎就已经占线了。”不过与许多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一样，他会在合伙人和下属面

    前收起自己在客户面前的魅力及威风。在他追寻“最终目标”的过程中，他经常称

    他们是“雇员”。费利克斯认为，安德鲁行为的善变是他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体现。

    “在他严厉可怕，有时候还有点矫揉造作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颗渴望得到关爱的

    心。”费利克斯这样说道。数年后他又说：“安德鲁是一个有着法国贵族面孔的犹

    太难民。” 大 佬(38)

    安德鲁还是一个控制欲上瘾的家伙，他掌控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方方面面。例如，他会在每个圣诞节订购大量相同尺寸的布克兄弟牌衬衣，然后不管尺寸大小，就将

    这些衬衣作为礼物分发给公司的雇员。公司的长期高级顾问梅尔·海涅曼则负责在

    圣诞节前列出给安德鲁写了感谢信的雇员名单。如果没有写感谢信，那么雇员就很

    有可能因此而遭到解雇。安德鲁只对勤奋工作感兴趣。他痛恨别人度假，而且他自

    己也几乎从不度假。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工作了 60多年的

    合伙人乔治·艾姆斯拒绝缩短全家在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的休假时，梅耶几乎要在

    电话里就将他解雇了。休假回来后，艾姆斯回到拉扎德开始工作。“安德鲁就一些

    与我无关的事情来严厉斥责我，” 艾姆斯回忆道，“但是他从来没有解雇我，我

    也没有在意这件事情。”通过这次经历，艾姆斯得出的结论是，若要在拉扎德投资

    银行取得长期的成功，唯一的途径是“飞翔时要低于雷达荧光屏半英尺”(不要触

    犯安德鲁·梅耶)。无独有偶的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前合伙人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