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十年：新时代的改革关键问

    题

    郑永年 著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序 十九大与中国未来三十年

    第1章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

    一个自由放任改革时代的终结？

    中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走下去

    第2章 改革的风险与挑战

    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风险

    中国不改革的政治风险

    中国不改革的社会风险

    中国经济改革的风险

    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

    中国民粹性民族主义的危害第3章 反腐败斗争如何深化

    十九大与反腐制度建设

    中国反腐败斗争如何深化

    反腐败斗争为制度建设创造条件

    反腐败与中国反腐败制度的建设

    中国反腐败斗争揭示什么？

    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新政治意涵

    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反腐制度设计不能理想化

    第4章 政府治理的关键问题

    十九大与政商关系的重建

    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

    法治与中国“空转政府”的治理

    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

    不能有官场新秩序已建成的麻痹思想中国政治中的“群众路线”

    开放、竞争和参与：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

    集权为了改革，改革需要分权

    第5章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工具

    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优势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可持续崛起

    “一带一路”与全球经济再平衡

    “一带一路”与中国的“时代精神”

    中国“一带一路”的几个重大问题

    “一带一路”：做什么、怎么做？

    第6章 中国崛起已不可阻挡

    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

    中国外部崛起不可阻挡地缘政治变迁和政治秩序重塑

    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

    反思中国多边主义外交

    第7章 中国的大外交时代

    中国要避免轻信或者恐惧西方

    中国如何建设性地“平衡”美国力量？

    美国的“日本困境”

    中国要和印度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与东北亚的未来

    跋 行动与中国的命运

    版权页序 十九大与中国未来三十年

    党的十九大已经召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未

    来。十八大以来，中共一直号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

    努力工作。人们可以把十九大的使命置于这“两个一百年”的架构

    中来理解，这是一个关乎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往哪里

    去的问题。

    从现在起，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中国就要迎来第一个“百

    年”。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即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多数人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尽管并非易事，但是可以实现。因

    此，十九大所要考虑的更多是第二个“百年”。

    如何回答第二个“百年”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回答毛泽

    东的30年完成了什么，邓小平的30年完成了什么，今后的30年要

    完成什么。不管人们对未来抱有怎样的理想主义，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100年怎么也脱离不了这三个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前面两

    个时代已经过去，所能掌握的便是眼下这个时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时代做了什么？毛泽东时

    代当然不能从1949年算起。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就

    开始了统一国家这一近代以来最艰巨的任务。在之后的30年里，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迄今发生了很

    多变化，但在结构层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此外，毛泽东时代通过计划经济等手段确立了基本的经济制

    度和社会制度。尽管今天人们对这些制度存有争议，但这是那个

    时代国内国际环境的反映，并且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即使很多方面的影响并非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人能够预测

    得到的。当然，也不可否认，毛泽东时代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例

    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时代管了30年。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曾经

    希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一起抓，但最终还是把重点置于了经济

    建设。在这方面，邓小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

    个概念成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在这一理论下，中国进行了基本

    经济制度的重建，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并且也完成了加

    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

    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并且促成了数亿人脱离贫

    困。这些构成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此外，邓小平时代中国在

    政治上也有重大进步。

    不过，邓小平时代也给今天这个时代留下了诸多需要解决的

    问题，主要是过分侧重于经济，造成了被人们称为“GDP(国内

    生产总值)主义”的现象，即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

    同时，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也掩盖了很多政治方面的

    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党政干部腐败和国家法治体系的薄弱等。

    以十八大为标志，中国进入了第三个时代。不过，就社会发

    展来说，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的十年已经是一个转折点。当时，开始质疑经济至上的“GDP主义”，提出了“什么样的发展”的问

    题，并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概念的指引下，在社会建设

    方面努力不少。

    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社会体系在市场经济来临之后暴露出诸

    多问题，重建成为必然。在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时期，基本的社

    会保障制度得以重建。不过，在重建一些社会体系的同时，另一

    些则继续解体，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市场的畸形

    发展。

    就改革的目标而言，第三个时代的标志便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和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经济社会改革的方案，其目

    标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四中全会的改革主题

    则是建设法治国家。四中全会尽管没有直接提政治改革，但一般

    都认为这个改革方案所强调的法治国家建设这一核心，便是中国

    政治改革的关键。

    那么，就今天而言，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得

    怎样了呢？今天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未来又怎样走下去？这些都

    是十九大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挑战

    尽管十八大以来，经济增速放缓，但仍然维持了6.5%~7%的

    年增长率。考虑到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为所有经济体中最多的。到今天，没有人对中国将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存多少怀

    疑。不过，此后阶段的任务并不轻松。

    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是如何防止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或者富裕社

    会。在东亚，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

    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经济体都成功逃离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

    达经济体。但对中国大陆来说，即使要到达今天中国台湾的水

    平，即人均国民收入23000美元的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个

    过程并不容易。

    在社会发展方面，这些年中国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产

    生很大的收入差异和社会分化。中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有效的政策

    来实现和保障基本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

    全国性的“精准扶贫”政策了。根据这个政策，中国整个“十三

    五”期间，每年在农村减贫1000万人口。放眼世界，今天越来越

    多的国家都在面临贫困(或者再贫困化)现象，但没有一个执政

    党能够像中共这样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来扶贫。

    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因为面临人口的贫困

    化，社会抗议运动日益增多，但政府束手无策，使得社会充满巨

    大的不确定性。不过，“精准扶贫”并不能替代社会制度建设。

    即使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相比，中国社会制度的水平仍然较

    低，表现在社会建设投入不足、城乡分化、统筹级别低下、地区

    差异巨大等方面。如果有效社会制度得不到确立，国家整体现代

    化包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不过，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制度，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深化改

    革，求得完善。从今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这段时期，重中之重还是政治改革问题。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棘手的问

    题，但终究是一个逃不过去的问题。实际上，如前面所说，中共

    也从来没有逃避这个问题，自邓小平以来，政治改革方面也有了

    诸多探索。

    这些政治改革探索中，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有些

    方面甚至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成功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

    来，中国政治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错误。没有政治稳

    定做保障，很难想象这些年来经济和社会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

    就存在的问题而言，十八大之前的政治形势表露无遗，包括腐

    败、帮派政治、军队干预政治等等。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是一

    般人估计不到的，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就要铸成“颠覆性错

    误”。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十八大以来党把权力收归中央，通过

    把权力收归中央推动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打击俨然成风

    的帮派政治，涉及党、政、军各个领域。不过，把权力收归中央

    不仅仅是为了反腐败，更重要的是要推进改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把改革进行到底”。无论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还是克服既得

    利益推进改革，都需要把权力收归中央。现实地看，这些方面的

    目标也已经基本实现。

    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选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全面实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现法治中国建设呢？应当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并非狭

    义法律概念上的，而是一个广义概念，法治涉及党、政府、军

    队、经济、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尽管中国的法治建

    设有其自身的逻辑，既是学习外国经验，也是以自己为主体的学

    习，并非照抄照搬，不过，就政治发展和变化经验来说，人们预

    测很可能会是如下三种之一。

    第一，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一些人担心中国政治会走上俄罗

    斯普京模式，因为和俄罗斯一样，中国自十八大以来也经历了大

    规模的集权。普京式的集权更多是个人集权，而非制度集权；普

    京本人非常强大，但其背后的制度被大大弱化。就中国来说，尽

    管需要集权，但人们希望不是个人集权，而是制度集权。像中国

    这么大的国家，需要相当的制度集权。

    实际上，任何近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不过，中国的集权实

    际上已经和俄罗斯的集权方式区分开来，即集权体现为制度集

    权，而非个人集权，最主要表现在几个新设领导小组的正式化和

    透明化操作。这些领导小组的设计是为了克服既得利益(往往和

    旧制度体系有关)，为了顶层设计和推进改革。不过，这些小组

    的运作方式已经和以往的领导小组区分开来。正在试点推行的国

    家监察委员会更是一个大的制度进步。

    第二，蒋经国模式(或者称西方模式)。这种政治变化方式

    可能性比较低，但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性。很多重要方面的制度建

    设例如党内民主、集体领导、社会民主的稳步发展等，如果进展

    缓慢，那么也很有可能开始大规模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无论是以自上而下还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

    从东亚社会来看，一旦发生民主化，最容易走向美式民主

    化。韩国、中国台湾已经走上美式民主化。中国20世纪七八十年

    代对民主化运动式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展现了民主化的

    可能方式。美式民主化的动力包括地缘政治因素、世俗文化因

    素、教育因素等，这些因素一旦发生作用，就会产生强大的政治

    动力，形成的政治未来不可预测。不过，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

    体的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民主化会对一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

    影响。

    第三，李光耀模式。李光耀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制度集权模

    式。李光耀拥有无可争议的巨大个人权力基础，但其伟大之处在

    于李光耀并没有成为个人专制，而是把其所拥有的个人权力转化

    成为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权力。在制度集权的方式下，国家仅仅

    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

    型，即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拥有优良的社会制度体系。

    今天，即使新加坡的政治因为各种因素也在变化，但高程度

    的制度化使得新加坡不会受政治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继续领先

    亚洲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来说，诸多条件也可以促成自己

    走上这条路，通过制度集权，完成法治制度的建设，在此基础

    上，把国家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建设比较完备的社会制度体

    系。第1章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如果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所有存在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

    题，但发展一旦出现重大问题，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化。诚如“四

    个全面”论述所展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是头等大事，深

    化改革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近来中国政策界又对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开

    展了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争论了多年，但在进入经济发

    展“新常态”之后不久的今天又提了出来，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争论背后的经济状况更不容忽视。主要原因在于2014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之大远远超出了预期。本来“新常态”就是要实现长

    期平稳的发展，但现在看来，这并不容易实现。

    争论的焦点在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而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强调得不多(如果不是被完全忽视的话)，那就是，谁是发展的

    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寻找发展的主体，甚至要比界定增长点更

    为重要。目前，参与这场争论的经济学家往往过于注重界定增长

    点，例如产权、投资、出口、技术创新等那些能够促进经济继续

    增长的制度或者“潜力”。他们的讨论停留在理论“假设”层面，结

    果经常导致过分的乐观主义甚至是画饼充饥。要把经济增长点或

    者“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还是需要通过发展的主体，也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角来实现。就市场经济的本质来说，新的经

    济增长点在哪里这个问题，可以由发展的主体本身来回答。政府

    除了规定哪些不能做之外，就由发展的主体自己来寻找增长点，哪里有发展空间，发展的主体最清楚，并非政府或者经济学家所

    能规定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来增长缺乏动力，与改革和发展过

    于“中央化”是有关联的。中共十八大之后，对之前改革与发展缺乏顶层设计而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乱象的状况，进行了

    改革的顶层设计。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顶层设计不仅必

    须，也属必然。尤其是像法治那样的制度建设，必须自上而下地

    进行，否则很容易出现无政府状态。

    不过，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不代表中央政府本身就是唯一的改

    革与发展主体。中央政府是改革与发展设计的主体，也是一些领

    域的改革主体，例如财政税收、金融货币政策等，但在更多的改

    革领域，中央政府并非改革主体。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主要

    有四个改革主体，即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和地方政府。现

    在的问题在于，除了中央政府，这四个老的主体出现了很多问

    题，严重缺乏发展动力。

    民营企业除在互联网和金融等少数领域比较活跃外，在其他

    领域并没有显现发展势头。实际上，民营企业资本“向外走”的势

    头，要比其在内部增加投资的势头更为强劲。外资方面，尽管大

    规模撤资的现象并没有发生，但很多外资企业在减少对华投资。

    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因为反腐败等原因，基本上处于不作为的状

    态。现在唯一的亮点在于“众创”这一新现象。不过，尽管“众

    创”能够比较有效地提供一些就业机会，但对国家整体的产业升

    级和GDP的增加，不会产生有效的影响。或许，从长远来

    说，“众创”可以孵化一些高科技产业，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要应付目前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除了“众创”，还必须激发

    上述四个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在这些领域，中国可以通过一些制

    度改革，来激发这些主体的发展能量。只有把这些主体的能动性

    发挥出来，才能够把发展的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调动发展主体的积极性

    第一，要化解反腐败和改革动力之间的矛盾。反腐败会不会

    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共识，即从长远

    来看，反腐败非常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一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可以建立在腐败之上。在深度腐败情况下，中国形成

    了各种经济寡头甚至政治寡头，或者通俗意义上的“既得利益集

    团”。在大面积反腐败之后构造一个健全的制度基础，即法制和

    法治，才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过，从短期来看，反腐败

    对经济是有些成本的，人们可以称之为“整顿成本”。问题在于，如何在推进反腐败的同时减少成本。这方面，改革的空间不小，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反腐败要尽量减少对企业运作的负面影响。现在的情

    况是，一旦一个企业的老总出了问题，整个企业就会停止运作。

    不能简单把公司老总和公司等同起来。中国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立

    法。发达国家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可以参

    考。

    其次，确立健全的政商关系。不当的政商关系是企业和政府

    官员腐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根源，不过，整治政商关系并不是说

    不要政商关系。中国所需要的是健康的政商关系。政治人物依靠

    企业家来发展经济，而企业家需要政治人物来提供稳定的营商环

    境，两者之间必然会有关联。在西方民主国家，企业家有合法合

    理的管道来影响政治，例如政治(选举)捐款、游说、压力集

    团、公开的政治参与等。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政府有效利用企业家群体，把自身从低度发展提升为发达经济体。现在，这些

    经济体的政商关系也处于转型过程之中。中国政商之间的边界在

    哪里？这是需要研究的，可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

    再次，要大量起用新人。反腐败不仅仅要惩治腐败者，更重

    要的是要起用清廉者或者不腐败的人。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的运

    作，领导团队至关重要。反腐败运动清除了大量的腐败者，但在

    起用新人方面力度并不很大。起用的新人大都是那些不作为者，或者没有能力作为者，或者不敢作为者。这种情况严重影响着企

    业和政府的运作。

    第二个大领域就是要处理好法律和改革之间的矛盾。现在强

    调改革必须要有法律依据，这并没有错。不过，改革往往也意味

    着要冲破现有法律的规定，这就产生了改革和现有法律之间的矛

    盾。这里，有几个方法可以使用。

    其一是要清理旧的法律，修改甚至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减

    少甚至解除这些不合理法律法规对改革的约束。过去中国在立法

    方面，往往只做加法，即立新法，而忽视减法，即修改旧法。任

    何法律的制定都具有时代背景，时代变化，就要对法律进行修改

    或者废除。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积累了大量

    已经不合时代需求的法律和法规。尽管有关方面已经在推动这方

    面的工作，但还没有出现有形的结果。

    其二是要加快分权。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无论习近平还是

    李克强，一直在强调和呼吁行政审批权的下放，但至今并没有很

    大的效应。尽管也有分权，但所分之权，“含金量”不高。今天，大部分权力仍然在官僚机构手中。问题在于，官僚机构已经不作

    为。官僚本身没有使用权力，社会和企业也没有得到权力，这样

    就出现了权力闲置的现象。

    其三，法律要保护改革者。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中，很多

    地方尤其是基层出现了强劲的“举报风”，就是大家互相揭发。举

    报很有效，但对建立法治负面冲击很大。因此，举报行为必须给

    予法律依据。如果对所有举报者，只有奖励而没有惩罚，就会演

    变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互斗”情形，影响整个体制的运作。法

    律必须规定举报需要有什么条件，举报者也要担负法律责任。如

    果恶意的举报者不能得到惩罚，他们便毫无责任感。在改革者不

    能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没有干部官员能够有所作为。

    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

    第三个大领域就是要节制民粹主义，加快吏治改革。民粹主

    义具有一定的功效，但要意识到其限度。任何社会，在穷人还占

    人口大多数的时候，很多政策很容易倾向民粹主义。不过，民粹

    主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制约。实际上，中央

    的政策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所有政策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政府

    行政体系执行下去的。这就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吏治改革。

    其一，要改革工资制度，给政府行政体系提供足够的物质刺

    激。人们经常质疑高薪养廉制度。高薪不一定能养廉，因为人的

    贪婪是无限度的。但如果官员没有一定的薪资水平，腐败就成为

    必然。如果官员不能够有体面的生活，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权力寻租行为。中国官员严重的腐败所累计起来的钱，足够实

    现“高薪”了。如果实现不了合理的薪资水平，永远跳不出腐败的

    循环。工资制度方面，中国具有太多的改革空间。没有一个国家

    像中国这样，其官员的基本工资远远低于其他收入；也没有一个

    国家像中国这样，其官员工资可以连续那么多年不提高。因为工

    资制度不合理而带来的腐败，所牺牲的不仅是政权，也是全体人

    民。

    其二，要区分腐败和改革上的一些失误。要容许改革的试错

    性质。如果规定不能犯任何错误，就等于不容许任何改革。改革

    必然具有一定的风险，没有风险，哪有改革？20世纪80年代和90

    年代的改革能够有效推行下去，是因为当时的改革是可以试错

    的。在容许改革者试错的情况下，改革者具有动机承担风险。今

    天的改革执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不容许改革者犯任何错误。并

    且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在犯错误和腐败之间画等号。所

    以没有官员敢于承担任何风险，没有官员有改革动机。

    其三，要努力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区分开来。这方面，20世纪

    80年代有过很好的讨论，但马上被政治化，不了了之。中国传统

    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官僚体系，现在反而失去了。政务官可以由

    政治人物来任命，以形成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团队。政务官必须具

    有政策创新的能动性和执行力，而事务官也就是一般的公务员则

    是执行政务官所制定的政策。可以考虑从社会、企业(无论是国

    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学校等直接提拔一批有作为、敢于作为

    的政务官。这方面已经开始(例如在环保领域)，但远没有形成

    一种制度。(实际上，这种制度可以称为“社会培养干部的制度”，不仅关乎政策制定和执行，更关乎政权的合法性问题，需

    要另文讨论。)最近中国高层强调要起用“改革促进派”人才，这

    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不管怎样，今天的中国处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发展

    仍然是要务，是硬道理。如果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所有存在的问

    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发展一旦出现重大问题，问题的性质就

    会变化。诚如习近平“四个全面”论述所展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仍然是头等大事，深化改革和发展仍然任重道远。防止“新常态”变成“非常态”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开始进入“新常态”，通过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和发展的蓝图，主要表现在十八届三中全

    会和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和发展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市场化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四中全会

    通过的方案的主题，是推进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同时，也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持续的反腐败斗争，在强化执

    政能力的同时，克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和防止党内“帮派政

    治”的出现。这一系列的举动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悲

    观看法，展示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大好前景。

    但是，要实现所规划的美好前景，不仅需要把这些规划执行

    和落实下去，需要避免在执行过程中犯重大的错误，更需要提防

    有可能出现的塌方式的变化，甚至倒退。从近来的一些局部发展

    来看，塌方式的变化和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从政治

    和经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政治层面是近来意识形态尤其是“左”的意识形态的回归。意

    识形态里不同声音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最近争论已经进入新

    阶段，一些观察家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内战”。“左”派尤其

    是“左”派机会主义营造着类似“文革”那样的意识形态政治氛围，践行着“文革”那样的斗争方式。在中国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争

    论并不是简单的理论和学术争论，而是具有深刻的经济社会外部

    性，会深刻影响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在中国，意识形态始终是最大的政治。

    改革出现民粹主义

    一些改革也开始出现民粹主义的倾向。最显著的就是国有企

    业改革，从以前的极端新自由主义，开始转向极端的民粹主义。

    典型的例子就是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改革。从前是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仿照美国华尔街的方式，给国有企业领导人奇高的工资水

    平，并且对国有企业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管，造成了内部令人发指

    的腐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改革方式误入歧途，因为中国的国

    有企业毕竟不是华尔街的企业。国企主要依靠行政垄断和政治权

    力来谋取高额利益，毫无作为却收获高额利润，但华尔街企业则

    需要在市场上打拼，冒着无限的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模式在西方导致了老百姓的很

    大不满。中国老百姓也对国有企业的改革表达了高度不满。纠正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弊端是对的。问题是如何改革。根据十八届

    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市场化应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工

    资改革则表现出民粹主义的趋向，为了平复民众的不满，国企老

    总的工资从以往的上千万元甚至更多降低到数十万元。这就会走

    向另一个极端。过低的工资水平如何能够调动国有企业管理层的

    积极性？有迹象显示，人们试图从意识形态和道德说教来看问题

    和解决问题。不过，这样做并不能持久，也不会成功。一个更有

    效的方式是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市场化路线。国有企业必须

    市场化，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取利益，工资水平则需要在适当加以控制的前提下让市场决定。通过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大刀阔斧的

    改革，国有企业好不容易走出了困境。如果国有企业的改革走上

    了民粹主义路线，最终必然会给国企带来更多的问题，重新走回

    困境，导致改革的失败。

    反腐败的必要性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无须再谈，但也应当注

    意反腐败对经济的一些负面影响。在一些地方，反腐败已经从打

    寡头转向政治化和扩大化，不仅影响到官僚体系的运作，也影响

    到企业的运作。这次反腐败主要针对的是党政官员，而非民营企

    业。尽管发生了少数几个类似刘汉那样的案例，但对更多的企业

    家还是体现了“放过一马”的原则。尽管如此，反腐败还是对民营

    企业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法制不健

    全。例如，对企业和企业老板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制化。在发达

    经济体，一个企业的老板出了问题，企业仍然可以继续运作，因

    为企业老板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和边界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中

    国则不一样，在多数场合，企业老板一出问题，整个企业运作就

    停顿下来。第二，反腐败斗争过程中一些过度使用“非法律”的方

    式，例如用政治方式来迫使企业家承认和党政官员的腐败关系。

    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整体经济的运作。

    对政商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出现了理想化现象。政商关系无疑

    是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不过，要对政商关系做现实主义的

    和科学的理解。二战之后，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要数日本和东

    亚“四小龙”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被称为“东亚奇迹”。它们都形成

    了和西方不同的政商关系，批评者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支持

    者称其为“战略性资本主义”或者“发展性政府”。不过，一种更为科学的方式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东亚经济体的成功是

    同时发挥了市场和政府两个作用，政府和市场的有效配合，使得

    东亚社会仅用了30来年的时间，走完西方100多年的历程。

    相比之下，西方的发展的确是以市场为主。但这并不是说政

    府就没有发挥作用。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后发展国家，发展的早期也盛行重商主义，即通过政治和行政力量，保护民族

    产业，等民族产业成长起来，再让企业成为主体，并向外开放。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模式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也走了类似的道路，促成了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

    就像东亚其他经济体所经历过的，或者仍然经历着的，过于紧密

    的政商关系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转型，这需要

    理性思考。很多方面的政商关系必须得到改变，但把所有的政商

    关系视为腐败的根源并不确切。从东亚的经验看，通过改制，可

    以大大减少和控制腐败，但要避免过分理想化的政商关系。即使

    在西方，人们仍然在探讨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规制型政府的

    演进就是很好的例子。

    恶劣的资本运作

    在经济层面，今天也面临很多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并未发育成熟。中国的困境是处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

    关系。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这是十八届三

    中全会的主题。问题是，市场在哪里呢？从前是政府深度卷入经

    济运作，现在是要退出来。的确，如果政府不退场，市场永远发育不起来。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的退出并不表明市场的成熟。

    政府的退出和市场的成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更大的麻烦

    是，从法律上来说，很多应当归属企业的权力，现在仍然在政府

    官僚机构手中。现在因为种种因素(例如反腐败)，很多官僚机

    构已经不作为，出现了空转政府。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

    为，企业却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这样如何能够把国家

    的改革发展蓝图转化成为现实呢？

    更为严峻的事实是，中国已经接受了最坏形式的资本运作。

    尽管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中国企业的要务仍然是发展实体经济，但中国的企业家纷纷从投资实体经济转向资本运作。资本运作方

    式的恶劣性，比美国华尔街“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中国也面临一个困境：要和发达经济体竞争，只能走比发达国家

    更为无情和恶劣的资本运作形式。在早期表现为对农民工的压

    榨，现在是转向了具有高度投机性质的金融资本主义。通过“聪

    明”的资本运作，大量倒卖企业，把企业当作股票那样倒卖。这

    在美国已经产生了无穷的问题，中国会出现更严峻的问题，不仅

    会把一些好的企业吃掉，而且会制造大量的经济泡沫。不管其理

    论上有多么漂亮的话语(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投机资本的

    结果就是扼杀实体经济，把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没有其他的功

    效。可以预见，如果这种恶劣的资本运作不能得到纠正，中国永

    远产生不了优良和可持续的实体经济。

    尽管新常态已流行于大街小巷，但今天的中国还远远没有进

    入新常态。人们所知道的是，旧常态难以为继了，两位数的高增

    长阶段已经过去。除了这一点是确定的，其他方面都不确定。理想地说，新常态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比如10~15

    年，实现经济6%~7%的增长。显然，新常态是中国需要争取实现

    的目标。但是，现在还没有达到这种状态，中国面临经济下行的

    巨大压力。2014年实现了7.4%的增长，但普遍认为有很大的水

    分，最近就爆出一些地方政府虚报GDP数据的事例。其实这种虚

    报也符合一般情形，在经济比较热的时候，各地方会少报；但在

    经济下行的时候会多报，2014年已经把所有能够报的都报上去

    了，今后几年的下行压力会更大。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新常态到来之后，人们可以对中国今后的

    改革发展高枕无忧了。如果有了这种想法，那会是大错特错。实

    际上，能不能实现新常态是中国今后改革发展的关键。前些年有

    关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很有意义。如果不能实现

    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的脚步声便离中国不远了。从这个视角来

    看，今天的中国急需法制化和法治化。各种极端的主义、官僚的

    不作为、恶劣资本主义、腐败等等，都需要用法制来避免，用法

    治来整治。法制和法治是新常态的最好保障。一个自由放任改革时代的终结？[1]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和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

    面开始实施新的以顶层设计为先导的改革措施。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改革方案强调，在发挥市场的决定

    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为未来的改革定下了基

    调。究其本质，这个基调就是为了解决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

    题。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所有经济体所面临的最为关键的政治经济

    学问题。不过，现实地说，要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找到一个均衡

    点，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

    自近代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建制产生以来，人们都在寻

    找这个均衡点，但在很多时候并不那么成功。两者一旦失衡，经

    济危机不可避免随之而来。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市场经济，但都

    是一些地方平台上的市场交易活动，资本从来没有占据市场的主

    导地位。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在一些地区，资本逐

    步开始发挥作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

    制的确立，资本和市场退出舞台。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今

    天得到了完全的改观。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俨然已经成为一个资

    本主导的舞台，和其他市场经济体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不同的

    是，除了外国资本、本国资本、民营资本等一般资本外，中国还

    有庞大的国家资本在市场上活动。不管什么资本，当资本成为市

    场经济先导的时候，就要严肃看待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了。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历程是资本(不管是国际资本还是国内资本，不管是民间资本还是国有资本)自由主导的历程，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要建构一个资本和政府作用均衡的建

    制。或者说，如果前面30多年政府的角色是扶持资本发挥作用，那么今天政府必须在扶持资本和节制资本之间实现均衡。如何实

    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在法治、监管、产业政策和社

    会建设上强化其作用，同时应当避免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极端

    的经济民粹主义。从现实情况看，要实现市场的主导作用，那么

    就需要强化国家规制能力以避免经济利益集团化。“政府的更大

    作用”乃是保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一个社会各阶层都能参与、都能受惠的经济体。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命运

    历史地看，自由放任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有其必然性。20世

    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可以说是对计划经济的反动，而自苏联

    产生并扩散的计划经济本身又是对西方自由放任经济的反动。计

    划经济消灭了所有的市场，政府主导资源分配。改革就是把市

    场“请回来”，让市场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整

    个20世纪80年代，尽管人们对自由市场谈论得很多，但市场的空

    间实际上很小，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承包制(即从集体经济转型

    到家庭经济)、在城市容许和鼓励在国有企业之外生长出一个非

    国有的民营部门、中央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在财政上实行包干

    制等。同时，因为当时的改革还没有触动到国有部门，城市里的

    企事业单位仍然能够提供一定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意味着中国正式向计划经济告别，在走上资本

    主导经济道路的同时开启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的过程。市场体制

    在资源分配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自由主义和市场化成为中国经济

    的主流。经济方面，国有企业改革和相关的产业政策开始实施。

    1993年起对国企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主要措施包括兼并破产、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等；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形成“抓大放小”的

    改革战略，国有企业开始大规模改制。国有企业的改制造成了大

    部分当时处于亏损状态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在地方层面的民营化

    (即中国特色的“私有化”)。同时，另外一部分留下来的国有企

    业也通过减少教育、医疗等福利，把包袱抛给社会。很显然，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

    福利的市场化。前者表现为必然，因为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的存

    在势必拖垮整个国民经济；而后者则导致了诸多没有预想到的结

    果。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本身并没有实现市场化，到今天为止这些国企仍然是行政和政治组织，但其所负担的社会

    福利则被市场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绩斐然。改革

    的绩效通过GDP以及财政收入等的高速增长体现出来。从1990年

    到2000年，名义GDP年增长率达到18%。学界所说的“国家能

    力”(statecapacity)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迅速增强。税收特别是

    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维持高速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财政收入增长持续超过GDP增长。同时，政府在基础设施及其他

    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大增。但在企业和资本获得自由的同时，社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政府在监管企业、保障公平竞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没有

    发挥应有的功能。传统上计划经济负责的领域如医疗、教育、住

    房等逐渐市场化和货币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经济

    学首先进入医疗领域，使得这个领域成为暴富领域，其主体医

    院、医生、制药商成为暴富者，同时直到2003年，中国一半以上

    的居民没有医疗保险。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当时的人们把

    应付危机仅仅理解成为维持高GDP增长，结果导致了教育领域的

    产业化。在中国的传统中，家长们为了下一代，可以不顾一切地

    投入。尽管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提倡或者承认过教育的产业化，但

    实际上教育产业化成为当时应付危机的一个有效手段。直到今

    天，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具有产业化性质的。2008年世

    界金融危机之后，住房的产业化也愈演愈烈，房地产成为中国的

    经济支柱。至此，中国所有主要的社会领域都被货币化和市场

    化。这和西方刚好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在西方，随着经济的增

    长和发展，这些社会领域的产业化和货币化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因为民主的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攻克这些社会领域。在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这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和货币化

    程度也远较中国为低。只有拉丁美洲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

    右派政治强权(例如军人政权)的扶持下进入社会领域。不过，必须意识到，拉美国家的社会福利远较中国为高，因为这些国家

    在反殖民地统治过程中实现了相当长时期的民主政治，工会、宗

    教和市民社会等力量有能力为社会争取到社会福利。也就是说，就对社会的影响而言，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较拉美来得深刻。

    在政府的扶持下，资本主导的经济所产生的后果远远不止这些。单方面“亲商”，政府缺位监管经济成为必然。政府对企业的

    监管不力导致了食品安全问题、水污染、豆腐渣工程等等。基础

    设施建设呈现出过度投资的趋向，例如，桥梁、公路和码头等拆

    了又造、造了又拆。尽管GDP有了，但对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

    源造成了过度的浪费。此外，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全国居民收

    入基尼系数达到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08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491。除了收入之外，资产的分配也相当不平等。一线城市出

    现“蚁族”，而房屋却大量空置。西南财经大学一项研究估计中国

    的城镇房屋空置率2013年达到22%，其中一线城市空置率达到

    21%。

    客观地说，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中国政府也开始了医疗和义

    务教育改革，在社会保障方面也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

    树。但这些努力远远抵消不了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会领域

    的“新自由主义化”所带来的恶果。看病难、看病贵、房价居高不

    下等问题始终存在。产业政策上，经济结构转型也困难重重。制

    造业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上，许多高端产品依赖进口，比如手机的

    芯片、汽车发动机、精密仪器等。产业升级缓慢，产品附加值低

    下，经济整体缺失动力，诸类现象早已引发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

    等收入陷阱的忧虑和争论。

    政府和市场的重新定位

    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提出了两个要点：第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政府和市场关

    系的重新定义非常迫切，因为前面30多年已经给予人们诸多宝贵

    的经验教训。但是“深化改革”不应当被理解为毫无止境的市场主

    义，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限定在经济领域。如果市场的“决定

    性作用”继续在社会领域发挥，那么中国社会会变得更难以治

    理。在社会领域，政府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即使在经济领域，也不应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理解为政府的退出。虽然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政府在法制、监管、产业政策和社

    会政策上的作用不可替代。

    第一，政府必须提供一个法制框架。政府、企业、个人都在

    这个法制框架下活动。在理想状态下，国家通过一个公平的规则

    保证市场机制下竞争的自由和公正。政府在这方面的角色不可或

    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有了文本意义上的法律，即法制，但法治仍然很微弱，主要是法律执行力很低，很多法律只作为文

    本而存在。

    第二，监管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和法制相互

    补足，政府监管可以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如果产品和服务质

    量有问题，民众可以通过诉讼在事后追究企业的责任。而政府监

    管的重要之处在于可以相对更有效率地事前监督生产企业，保证

    产品和服务质量。同时，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地配置公共物品，如

    环境、公共卫生、公共交通等(“市场失灵”)，往往由政府提供

    这些公共物品。政府监管在提供和配置公共物品上非常重要。

    《决定》也强调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在这个体制下，非国有资本可以入股国有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参与基本设施建设等。

    不过，在混合所有制的情况下，政府监管变得更加重要，也更加

    困难。政府要通过监管体系，承担起监管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责

    任，但从结构而言，混合所有制会导致“左手监管右手”的现象。

    这方面，世界各国都有很多经验教训。例如美国在20世纪初

    出现了大规模的公共食品危机，大企业行为缺乏监管，环境问题

    日趋严重，等等。为了解决这些危机，美国建立了许多独立的政

    府监管机构像FDA(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等。种种危机，通

    过加强政府独立监管，逐渐得以缓解。目前的中国，政府监管的

    困难主要是监管机构不够独立甚至没有独立性，监管能力自然不

    足，监管投入自然不够。比如监管机构受地方政府管辖，独立性

    不强，受地方和部门利益影响很大。在混合所有制的前提下如何

    产生独立的监管机构，这是中国经济法制化的一个最严峻的挑

    战。

    第三，政府可以优化产业政策提高企业竞争力。除了传统的

    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政府可以通过战略性行业的国企，稳定宏

    观经济。2006年国资委提出对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的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这里的

    问题在于，如何在“绝对控制力”条件下，不让这些部门演变成垄

    断性的既得利益者，具有足够的动力通过产业升级，而非通过垄

    断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产业政策还包括政府可以对节能环保等行业，或对企业研发

    投入的补贴等来鼓励某些行业发展。当然，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

    升级是未来经济转型的关键。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决定了生产率的提高。目前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3%，大量的生产和

    出口集中在低附加值的部分。比如中国只生产了苹果手机附加值

    的4%，大量的利润被其他国家拿走。目前国家支持的七大新兴产

    业是好的开始。

    第四，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政府首先要对社会上的弱势群

    体提供社会安全网(safety net)，包括低保、养老金、失业保障

    等。同时对大多数民众提供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公共住房等基

    本公共服务。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学到很

    多经验。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走的道路和欧洲不同。在强调市

    场的作用方面，东亚经济体和欧洲类似，但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

    方面则很不相同。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方面，东亚经济

    体的政府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东亚政府

    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

    于欧洲那样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东亚，只有韩国有

    比较激烈的劳工运动，但仍然远较欧洲温和，其他经济体由于社

    会政策的确立而得以和平发展和转型。不难看到，这些东亚经济

    体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造就了经济奇迹，而且也造就了社会

    奇迹，即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改

    进能力、特有的企业终生雇用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资倍增计划等

    因素很快促成了中产阶层的成长。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中产

    阶层的成长主要是因为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和政府方面的社会政

    策。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国之后就确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后来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出台和完善医疗与教育

    政策等，为中产阶层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

    中国的社会政策刚刚开始，仍然需要大量的对社会基础设施

    包括学校和医院的投资。例如，中国的学校建筑尤其是从幼儿园

    到高中的建筑和教育设施，很多质量得不到保证。再如，因为老

    龄化社会来临，医院和养老设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的投资。不

    过，应当指出的是，尽管这些社会投资主要通过建设消费社会的

    途径对经济增长有间接的正面影响，但社会投资已经不可能支撑

    经济高增长，也不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如果不能像东亚其他经济体那样，通过社会制度建设，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那么中国就会面临

    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人均国民所得来说，中国已经进入

    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社会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讨论中国是否也会出

    现此类陷阱。从经济上说，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可

    持续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但内需社会的建设不

    仅关乎经济，还有两个方面的关键因素。一是在于社会政策方面

    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无论是欧洲还是东亚经济

    体，内需社会都是依赖这两个要素建立起来的。而这两方面因素

    的发展必然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实际上，内需社会和中产

    阶层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

    再者，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确立也有助于基本社会公平的

    实现，防止社会激进化。社会公平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很显然，但

    往往被忽视。社会不公平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更会影响到社

    会的精神层面，也就是职业伦理。社会的不公平和低职业伦理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通过提供公共服务而保证社会公平是政府的责

    任。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局势非常严峻。例如教育，因为教育

    资源在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均，中国社会呈现出封闭

    性。在名校，具有农村背景的学生越来越少，即使他们学业优

    秀，也往往因缺少经济资源而不能进入大学。保持社会的流动性

    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方面。当然，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各个

    领域都是如此，包括国有企业、政府等等。还有一个例子，两亿

    多农民工目前还很难享受居住地的社会服务。如何保持社会的开

    放性也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

    未来的风险

    政府在法制、监管、产业政策和社会建设上的作用需要加

    强。然而，加强政府功能的改革可能遭遇到以下几种风险。

    第一，极端自由主义思潮可能带来风险。自由主义过度强调

    经济增长和自由竞争，极端自由主义控制下的政府一方面忽视产

    业政策，另一方面放任市场机制进入社会领域，比如医疗、教育

    和住房的高度产业化和市场化。一旦如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

    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社会的不平等化会导致社会的激进化。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者一直在提倡私有化，因

    为他们把私有产权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产业政策对经济

    自由主义来说并不重要。在这个领域，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

    革庞大的国有企业。有几个因素的存在使得国家资本会继续在中

    国存在下去。就目前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形势来说，中国总体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仍然需要产业政策在继续提高中国企业

    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说，国有

    企业可以强化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通过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国

    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日常运作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不可或缺

    的角色。自汉代《盐铁论》以来，人们对国企的功能已经形成了

    诸多的共识，即国企要在一些关键领域扮演关键角色，包括国

    防、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危机、平衡市场等。这些功能当下仍然

    在继续。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市场化，而非私有

    化。

    第二，同样，民粹主义的抬头对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会产

    生巨大的风险。民粹主义过度强调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对经

    济增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强调不足。民粹主义提倡通过二次分配

    (各种福利政策)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福利的过度扩张一方面会

    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福利扩张会引起通货膨胀，从而带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20

    世纪90年代末，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拉美一些国家的社会支出

    可占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七十，而经济增长却远远滞后，同时

    通胀愈演愈烈。有些国家随之出现了大量资本外逃和债务危机。

    第三，是否持续维持国家能力对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是另外

    一种风险。这里的国家能力主要指财政的能力。目前经济每年能

    保持7%的增长，财政收入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政府债务在2013

    年还不到GDP的40%。社会改革应抓住目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

    时机，尽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未来经济增长放缓后，财政资源

    相对紧张，同时社会快速老龄化，城镇人口增多，社会保障开支增长。届时，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难度增大，甚至变得不可

    能。

    第四，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的实施可能会有浪费和腐败的风

    险。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钱越多

    公共服务就越好。在很多时候，人们所面临的往往不是钱多少的

    问题，而是钱如何用的问题。简单的投入不仅不能促成体制的改

    善，反而会导致体制的衰败。这已经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教育

    领域，这么多年来，因为没有把重点放在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

    上，而是放在财政投入上，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大规模、大面积

    的腐败。2012年教育经费已达到2.2万亿元，而申请审批这些经费

    的过程，往往出现腐败，投入越大，腐败越严重。又如公共住

    房，作为重要的社会产品，公共住房在这些年来得到了重视，但

    大部分公共住房建在交通和生活不便的郊区，并且聚集了大量的

    低下层社会群体，尤其是穷人。这个模式如果不能加以改变，公

    共住房模式可能演变成为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失败了的模

    式，即“贫民窟”模式。要实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社会政策必须

    注重这些细节，加强效率。

    第五，利益集团或者寡头在法制、监管、产业政策和社会建

    设上的副作用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利益集团可能是来源于地

    方利益，也可能是经济寡头或部门利益。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

    其体制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

    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

    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

    的垂直治理，形成了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

    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

    和金融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

    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

    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

    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

    有到位，国有企业在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

    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

    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一旦经济寡头转化

    成政治寡头，那么国家的分裂型政治将变得不可避免，情况犹如

    今天的乌克兰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在经济寡头已经形成的情

    况下，中国改革的要务一是尽快通过反腐败，切断经济寡头转化

    成政治寡头的通路，二是通过企业制度的改革，限制和制约利益

    集团。

    实际上，利益集团已经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环境。首先，利益集团对法制的执行实施有风险。举例来说，为什么与国有企

    业有关的一些法律和政策不能执行下去？这里主要还是经济结构

    的原因。没有一个平衡的经济结构，就不会有良好的法治和政策

    环境。在这里，马克思的思考是正确的。马克思认为，法律是经

    济政治力量的反映。因此，经济改革从长远看也必须为法治造就

    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那就是平衡的经济结构。只要国有企业继

    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且和政治结合在一起，那么法治就很

    难成为可能。法治，也就是法制的正常运作，取决于各方面力量

    的旗鼓相当。在力量较为平衡的情况下，作为法治核心的契约就

    成为可能。可以举一个有关民营企业的例子。中国已经修改了《宪

    法》，赋予私有财产合法的地位。更进一步，中国也制定了《物

    权法》，保护私有财产。但客观的现实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仍

    然感觉不到安全，并不相信政府有能力保护他们的财产。因此这

    些年来，他们努力逃避中国，大量往海外移民。政策层面也有类

    似的情况。中央政府已经制定了很多政策，容许和鼓励民营企业

    的发展，但是在实际层面，很多民营企业还是没有办法获得政策

    文本所规定的那些好处。

    其次，利益集团对产业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关于国家对技

    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应当一视同

    仁。值得指出的是，接受国家资本的往往是国有企业，而非民营

    部门。尽管从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很多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技

    术创新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就不能创新了。中国民营

    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比国有企业弱。因此，科技投资的分配必须

    把民营企业考量在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经济体都是通

    过培植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而崛起的。中国如果一味地把科技创

    新的大量投资注入国有企业而歧视民营企业，那么科技创新不仅

    没有效率，国有部门反而会演变成既得利益，把科技创新演变成

    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科技创新最终必然会演变成经济活动的

    简单扩张。同时，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国家的经

    济结构会处于长期的失衡状态。

    再次，利益集团对政府监管和社会建设也有负面影响。“监

    管俘获”的现象可能出现。“监管俘获”指的是在强大的利益集团的

    作用下，监管者反而为被监管的利益集团服务。比如说控烟监管，烟草集团上缴的利润税收占一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当一

    部分。这样，烟草集团对地方上控烟监管的执行影响极大。另外

    一个例子有关社会建设。2009年后的医疗改革建立了全民医保，开展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然而公立医院的改革举步维艰。公

    立医院改革之难主要是由于公立医院的巨额收入牵涉大量的既得

    利益，而相关改革要减少群众的医疗支出，就要触动这些利益。

    如何能摆脱利益集团对改革的羁绊，是未来政府需要面对的重大

    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放任式的经济改革已经难以为继。自

    由放任时代的终结需要重新界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但中国

    的困境是，要终结经济领域的自由放任，就要继续推进和深化市

    场化导向的改革。但在既得利益已经强大的经济领域，市场化导

    向的改革谈何容易!要终结社会领域的自由放任，那么就要求政

    府起到更大和更好的作用。但在社会力量极其弱小的社会领域，要获得政府更多的投入谈何容易!人们必须意识到，要重新界定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首先要界定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

    的关系关乎的是资本，而经济和社会的关系关乎的是人民百姓。

    [1] 本文作者：郑永年、钱继伟。中国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走下去[1]

    “中国模式”就是改革模式

    几年前您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十八

    大以后，您对“中国模式”是否有新的理解？

    我在几年前提的“中国模式”，跟中国国内一些学者所提的“中

    国模式”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所提的“中国模式”基本上是政治性

    的、意识形态性的。保守者会说“中国模式”很好，激进者就主张

    通过改革去掉这个模式。而我说的“中国模式”则是把中国的发展

    看成一个客观的对象来理解，它有很多经验，也面临很多困局。

    现在随着新一轮改革的深化，我更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

    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

    模式是一种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大的架构，而不是具体的政

    策。政策一直在变化着。我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依然没有变，还

    是跟其他研究者不一样。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变成西方的样子，我

    觉得中国还是会按自己本身的逻辑走下去。

    具体是什么逻辑呢？

    中国模式可以说就是改革模式，改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

    义的改革，是指对计划经济以及一系列管制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狭义的改革已经无法让我们理解当下改革的真实含义。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已经成为改革的负担，而

    有限的、不彻底的改革有时会通过制造既得利益而成为真正改革

    的“敌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模式”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

    条道路是否可持续，就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所以现在必须提倡

    一种广义上的改革，一种通过主动的国家转型，来应对大转型带

    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战略选择。

    从各国的经验看，中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欧洲道路，早期欧洲道路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对资本毫无节制，而对社会则毫无保护，结果是大规模工人运动的兴起，促使欧洲

    从原始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福利资本主义。第二种是东亚道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

    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

    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中

    国所面临的第三种选择就是成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

    家，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主要是

    要建立内需社会。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策方面的突

    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

    对中国来说，这三种道路都有可能。但很显然，东亚道路比

    较理想。面对新的形势，要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要大力进

    行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比如说经济方面的逻辑，不管你的

    看法如何，国有经济都会存在下去，只是存在方式会有所不同，是要通过垄断来生存，还是通过竞争来获得利润？这是怎么改革

    的问题。社会领域会出台一些社会政策，现在很多人说福利国

    家，我觉得这个概念属于西方，中国还远远到不了福利国家的程度，但是基本的社会保障是应该有的，也在逐渐实现。在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上，中国的政府肯定是强于市场的，西方的市场肯定

    是强于政府的。民主问题也是这样，中国也绝对不会走向西方的

    民主，还是会按照它自己的逻辑走向中国的民主。不管你喜欢不

    喜欢，这是一个事实。

    这种改革的逻辑也贯穿在反腐中？

    中国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先易后难”，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培养

    新利益来解决既得利益，或通过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改革的问

    题。“既得利益”是改革中的“难”，“新利益”是改革中的“易”。只

    要通过体制创新，培养经济社会新利益，就能找到突破口。体制

    创新的战略角色在顶层，而实践的主要角色还是地方政府、企业

    和社会。中央政府首先要界定自己能够做什么来推动新利益的发

    展，其次是中央本身要做体制创新。地方政府层面，一方面还是

    要减少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另一方面应切断地级市对县域的

    干预，恢复和赋权省、县两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企业方面，邓小平的思路依然非常有效，就是再一次鼓励非国有部门的发

    展，等到非国有部门壮大起来，再对国有部门进行改革。社会方

    面，首先需要分权给社会，社会有了自己的空间，才能去创新，社会力量强大了，政府才能专注于自己必须承担的功能和责任。

    这方面广东的经验值得借鉴。

    反腐是制度建设的一个突破口。标和本，是一种辩证关系，不治标难以治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一届新领导人都会在

    反腐败问题上加码，中国的反腐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的，而腐败

    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在加剧。本来公检法机构在任何国家都是正义的象征，而中国的公检法系统在一些地方却是腐败的，这

    些问题要加以解决，就要先治标。反腐不见得就一定能治本，但

    是不反腐就绝对不能治本。

    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反腐仍是靠领导人的决心在推行，对此您

    有什么看法？

    任何一个国家的反腐败，领导人的角色都很重要，民间力量

    只能施加压力。你想建立一个不会腐败的制度，反腐的运动仍是

    要做的。很多西方人批评中国的反腐败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但

    是美国19世纪反腐败同样是政府通过很多的社会运动来整治寡头

    的。你以为老百姓真能打掉寡头吗？还是要靠政府来打。

    所以说，分析时要看中国的整个战略环境，长远看，制度建

    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面积的腐败只能首先通过政治运动来解

    决。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腐败

    问题严重，也是通过设立廉政公署，发起大规模的运动来解决问

    题。当然，如果只治标不建立制度，腐败便会出现反弹，长效机

    制仍需要制度建设。在经济上，要确立清晰的预算制度，官员个

    人收入应货币化。在社会领域，一是要建立基本的社会制度，官

    员无须通过权力寻租来追求利益，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

    段，政府有能力搞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二是要分权于社会，培养

    社会力量，使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小，并对政府形成制约。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既有边界，又相互制衡，这是清廉政府的制度保

    障。那么政府和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矛盾时又怎么办呢？这里法

    制和法治就必须到位，司法领域是政府和其他社会角色之间最重

    要的讨价还价的领域。去GDP中心主义需要理念支撑

    反腐指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要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还存在许多现实阻力，比如说地方官员的GDP晋升模式，这个问

    题您怎么看？

    GDP主义在各个地方的轻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已经

    不讲GDP主义了，但有些地方GDP主义又回来了。以前鼓励提高

    GDP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就业，现在就业情况不是那么糟糕，那么

    GDP增速低一点又怕什么呢？在这方面，每个地区持有不同态

    度。

    GDP主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

    物，强调的是经济效率，当时是需要GDP的，因为这是改革的突

    破口。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很快有了中国变种，在国有

    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强有力的抵制。但

    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

    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

    度市场化。因此现在要以社会改革为主，因为医疗、教育、公共

    住房这几块都过分货币化了，结果GDP很高，但社会越来越不稳

    定。

    对地方官员的晋升而言，GDP是一个可以比较的指标，其他

    方面的指标不好比较。如果要改革以GDP为中心的晋升模式，这

    个指标问题怎么解决？

    中共中央从上一届开始就要纠正这个倾向，现在新一届中央政府下了大决心来改变这个局面。

    所以，现在还在主讲GDP的地方官员，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

    被顺利地提上去。好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还在一味确保GDP

    的全国排名。不过，对新领导层来说，如何淡化GDP主义，有效

    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

    挑战。

    就是说彻底的改变，还是要看中央理念变化的程度吗？

    对，就是理念的变化。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提法就说明

    了要调整GDP结构。中央衡量地方的指标是在变化当中，GDP的

    权重在下降。有没有社会冲突、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经济建设是

    否绿色环保、老百姓的满意度等，这些都在逐渐成为指标的一部

    分。

    以前GDP很重要，占主要的地位，现在可能会低一点。衡量

    指标一直在调整，只是好多地方领导没有理解和适应。各级官员

    都是在GDP主义的氛围下长大的，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他们会

    根据自己的偏好来理解高层的意图，比如将“改革是最大的红

    利”理解成“发展是最大的红利”。这种意识的调整是需要一段时间

    的。

    改革一定要有理念，理念就是你的目标，没有理念怎么去改

    革呢？没理念是做不了事的，包括邓小平，他也是有理念的。他

    在20世纪80年代说多少年后经济要翻一番，这是他的理念的一种

    体现。可以具体归纳一下这个理念吗？

    就像中国现在提的一些价值观，比如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很多决议都是理

    念层面的，理念就是要把这些价值作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不过在

    实际层面上，实现起来不容易。

    那么您认为实现这个共识应该做哪些铺垫？

    我觉得首要前提是要满足一些基本要求，比如说社会公平、经济可持续发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等。所以我的理念是比较现

    实的。现在有的人有几十套房子，有的一家人买不起一套房，在

    这么分化的情况下，我觉得还谈不到共同理念这个层次。我们首

    先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营造一个能达成共识的基础，再来谈

    理念问题。我觉得“很高很大”的东西对老百姓来说意义不大，华

    人圈的老百姓都是很现实的，都是通过诉诸远大的理想来争取具

    体的利益。

    影响力只是副产品，不应是智库追求的方向

    您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怎么看？

    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

    称为智库。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

    情。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

    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

    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

    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

    太近。

    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中国有两拨

    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这两拨人都

    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

    少的。

    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

    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

    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

    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遍性的标准。怎样做

    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

    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现在有这么多家智库给政府提建议，您觉得如何才能让政府

    采纳自己的建议？

    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

    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

    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

    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

    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

    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

    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

    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

    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

    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

    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

    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

    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

    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

    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

    [1] 本文是《时代周报》的访谈。第2章 改革的风险与挑战

    新利益成长起来，是对改革者最大和最有效的支持，改革者

    可以使用新利益对旧的既得利益构成的压力，克服它们的阻力，从而推进改革。没有新利益的出现和成长，改革者的权力再集

    中，也不足以克服现存既得利益。很显然，中国改革的前途，取

    决于高度集中起来的权力，能否公平培养出新利益来。中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风险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进入了新常态。尽管经济高增

    长阶段已经过去，不可避免地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但要实现和维

    持中速增长并不容易。自2014年始，经济增长失去了往日的动

    力，下行压力超出人们的预期。传统上，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四

    个主体即国企、民企、外资和地方政府，都呈现出“不作为”的态

    势。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失去了过去强劲的发展动力。这里原因

    很多，包括在反腐败的高压下，有些官员明哲保身，不敢有所作

    为；结构转型困难；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重新定位；市场化方向不

    明确；等等。外资勉强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但扩张有限。这

    里也有很多因素，包括西方各国和中国本身的经济民族主义抬

    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世界总体经济表现差等。民营资本

    除了互联网这一领域之外，也没有扩张投资的趋向。

    同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和维持中速经济增长对

    中国至为重要。这不仅关乎中国是否能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也

    即中产阶层社会)，把自身从中等收入提升为高收入社会，而且

    目前面临的大部分社会经济乃至政治问题，都需要通过发展来解

    决。如果有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如果发展停

    滞，就会成为现实的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来提供足够的增长

    和发展新动力。在这个内容里，人们可以把目前的内部“众创”和

    外部“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两个新主体。不过，从目前情况看，这两个主体要成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助力中国的经济增

    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以把政府支持和推动的“众创”运动，视为新的经济分权运

    动，并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众创”政策的理性。首先，就是要

    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主题，即市场化。市场化并非

    经济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只要政府退出市场，市场化就会自动

    到来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市场化必须由政府来推

    动。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找到市场化的突破口。很显然，这次选择

    了金融市场化。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目标。

    其次，在改革旧体制方面，尽管有顶层设计和集权，但仍然

    困难重重。改革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仍然难以从国家金

    融系统中得到足够的资金。因此，通过金融分权，在社会筹资成

    为必然。

    再次，金融改革也是让社会来分担风险的必要之举。国有银

    行不敢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也是

    可以理解的。中小企业是创业的主体，但其中很大部分会在竞争

    中失败而退出市场。国有银行当然不想承担这种失败的经济成

    本。从这个角度来说，融资的社会化既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

    题，也是经济风险社会化的工具。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通过“众创”来推动新的创业

    潮，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中国社会目前的企业家主体，是在20世

    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90年代经济分权(“下海潮”)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个企业家群体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他们中的

    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创业的冲动，而逐渐演变为消费群体，也有些

    则因为知识结构等原因，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

    难。而所谓的“富二代”的问题更大，很难找到几个有能力、使得

    人们看到前途的接班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一

    些政策工具，来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今天，中国政府鼓励

    包括大学、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众

    创业潮流，希望未来一代的很多企业家，会从这个创业运动中崛

    起。

    政策准备不足

    不过，股市的震荡给刚刚开始的“众创”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人们开始担心，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不能助力“众创”，反而会造

    成一场金融危机。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尽管如上所说，金融

    市场化有其理性，但从金融市场的表现来看，有关方面在没有充

    分的政策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权，同时也没有准备

    好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回应可能的市场反应。这里可以从几个方

    面来看。

    首先，中国的股市一直被视为政策市，即政府政策对股市影

    响过大，甚至主宰着股市。长期以来的政策市已经给股民造成了

    根深蒂固的思维传统，即一旦股市遇到麻烦，政府必然出手相

    救。而政府则往往是从社会稳定等因素来考量股市，一旦出现问

    题(或者被认为是出现“问题”的情况下)也必然干预。这次也不例外。这很容易造成股民绑架政府的局面。

    其次，政策设计没有充分考量到股民的本能思维。股市不仅

    是个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文化组织。股市的表现往往取决于股

    民的文化。而有关方面对这两个方面的考量是不充分的。就经济

    来说，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本性就是赢利，如果能够足够赢

    利，资本就会冒任何风险，包括生命。就文化来说，中国的股民

    历来就有类似于赌徒的投机性。在西方成熟市场，赌徒也是会冒

    险的，但不至于要把自己的生命赌上。但在中国，情况往往是不

    能把自己的性命赌上的人就不能叫赌徒。因此，无论是散户还是

    机构，都充分表现出这两个特点来。

    再次，有关方面对金融市场化的理解过于新自由主义化。金

    融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要退出；相反，与金融市场化必须同步

    进行的是政府要加强监管。没有监管或者监管不能到位的金融市

    场化，必然导致这个领域的无政府状态。而一旦出现无政府状

    态，政府的“事后监管”甚至控制就很难有效，甚至弄巧成拙。本

    来，金融市场化是为了让实体经济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但“众

    创”已经演变成“众炒”，走向了反面。实际上，这些年来，各种金

    融市场化工具包括影子银行、各种形式的“众筹”等，不仅无助于

    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而在加快实体经济的金融化。这就是没有能

    够科学理解金融市场化、监管不能到位的思想原因。

    更为麻烦的是，中国的政策分析者也和股民一样，停留在本

    能的分析水平。他们对近来变化的解读过于意识形态化，左、右

    派都呈现出民粹主义倾向。左派谴责政府的市场化改革目标，而

    右派质疑政府对股市的干预。更有人把这次股灾想象成经济领域的“王立军事件”。种种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不仅无助于政策的纠

    正和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导致民粹主义。民粹主义能够有效动员

    社会情绪，但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解决问题。今天在希腊发生的

    民粹主义就是这样。

    “一带一路”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如同“众创”，“一带一路”也

    有其很大的理性。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是向西方开

    放，结果导致过度依赖西方市场。今天，在西方经济不好的情况

    下，西方盛行保护主义，中国不得不减少对西方的依赖。这就要

    求中国开拓西方之外的市场，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其次，自

    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西方诸国没有足够的

    能力来进行结构性改革，从而实现经济再平衡。同样，中国也很

    难再通过依赖西方市场，来实现本身经济的再平衡，这也是中国

    走向开发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原因。再次，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

    开放，已经从资本短缺转型成为资本过剩，同时在很多领域产能

    过剩。这表明，无论是中国的资本还是产能，都需要寻求新的市

    场。在国内市场空间不足以消化过剩资本和产能的情况下，发展

    中国家就必然会成为中国所需要开发的市场。

    为了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央领导小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机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也得到了沿边沿岸国家的积极回应，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

    展是硬道理。不过，要实施这个巨大的项目并不容易。迄今为

    止，尽管政府层面做了巨大的努力，但很多其他方面的反应不如

    预期。因此，如何深化实施“一带一路”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这里需要考量很多问题，而其中下面几个问题至为关键。

    政府不能占据舞台

    首先是“一带一路”的主角问题。“一带一路”的主体是资本和

    资本的主人即企业，而非政府。政府必须积极参与搭台，但政府

    不能占据舞台。不过，到现在为止，给人的印象(尤其是海外)

    是，好像政府要走出去。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尽管有兴趣或者动力，但不知道如何参与

    进去、做什么、怎么做。这就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过于

    积极，而企业从一开始就缺少参与。如果不能把企业的力量动员

    起来，让企业成为主体，由政府来推动的“一带一路”就很难充满

    动力，更难实现可持续性。

    其次，“一带一路”内容过于单一。现在主要强调的是基础设

    施，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及其所需要的金融手段。的确，中

    国具有较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丰富的技术经验，而中国过剩

    的产能也往往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关，例如钢材和水泥等，同时发

    展中国家也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从理论上说，过剩资

    本、产能和技术的结合，可以构成巨大的“走出去”动力。但在现

    实国际政治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在所在国产生国家安

    全的考量。很多国家往往因为国家安全的考量，而很难接受中国

    帮助(更不用说是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此，必须大力

    拓展“一带一路”的内容。有关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例如

    早些时候在重庆召开的亚欧互联互通论坛上，除了基础设施、交通、能源、货物贸易等之外，还提出了是否在沿岸沿边建设产业

    园区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也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产

    业园区也是一种可以使得当地政府和人民受惠的方式，可以为当

    地政府提供税收和就业。中国也在一些国家例如白俄罗斯进行了

    试验，但并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推广到更多的国家。

    最后，如何保障资本的安全。“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往往法治建设和社会政治秩序不健全，资本必须冒巨大的风险。

    正是这个关切，中国的企业还是倾向于在欧美寻找投资机会。要

    减少企业的风险担忧，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西方政府在这方面积

    累了很多经验，中国可以学习。亚投行已经走出了很大的一步，即通过开放和多边主义的方式来保障资本的安全。类似的方式也

    可以推广到其他机构和企业层面。

    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要提升为高收入国

    家，接下来的10年至15年时间至为关键。就是说，要实现7%左右

    的年增长。这既需要像内部“众创”那样的市场化的改革，也需要

    像“一带一路”那样的“走出去”项目。在实施这些项目中，必然会

    出现问题，甚至是巨大的问题，解决问题需要依靠的是理性主义

    和专业主义，而非民粹主义和运动方式。总之，无论是对内还是

    对外，如果过去的数量经济依靠的是经济本能，今后的质量经济

    依靠的就是专业精神。中国不改革的政治风险

    就改革的顶层设计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改革方案。它的

    确考量到改革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涵盖了包括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和军事等在内的所有主要领域的改革。

    不过，《决定》毕竟是一个宏观的蓝图，需要很长的时间去

    实现。在实现这个蓝图的过程中，如果原来的顶层设计设想不

    当，或者执行不当，就会出现各种风险。不过，与改革所能产生

    的风险比较，就今天中国的现实来说，最大的风险仍然来自不改

    革。人们有必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来探讨改革或者

    不改革所面临的风险。

    从政治上说，改革的最大风险就是“改革力度不足”甚至是“不

    改革”。尽管改革会带来风险，但从近几十年的中国实践经验来

    看，最大的风险来自“改革不足”甚至“不改革”。今天中国社会所

    面临的风险，大都是过去没有改革，或者没有足够的改革所导致

    的，例如：经济方面的金融风险、地方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风

    险等；政治领域的官员腐败、政府官员不作为、政府信任危机

    等；社会领域的社会分化、激进化甚至暴力等。从政治上说，因

    为“不改革”而产生的风险往往变得不可控，而由于“改革”而产生

    的风险，往往是可控的。中国面临一种怎样的改革局面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

    定》，推出了总体改革方案。高层也一直在大力呼吁改革，社会

    对新的改革充满高度期待，但改革并不能马上见到效果并惠及社

    会层面。人们只听到了各种改革话语，但很难找到充满动力的改

    革执行者。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谁来执行改革？中央政府是改

    革的设计主体，也是中央所及的一些领域的改革主体，但中央政

    府绝非是所有改革的改革主体。在更多的领域，地方政府、企业

    尤其是国有企业和社会，才是改革的主体。现在的问题很明朗，中央高层在呼吁改革，但各个部委没有什么大动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对改革的执行，也没有什么大的回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从政治上说，至少有四个重要因

    素影响着人们的改革动力。

    第一，权力集中和改革之间的矛盾。中国早期改革的特点是

    分权，即把权力从上级政府下放到地方、企业和社会，让它们去

    执行改革。但现在的改革已经不一样，很多领域的改革需要集

    权。过去很长时间里没有改革或者改革不足，既“培养了”庞大的

    既得利益，也累积了巨大的改革风险。所以，新的改革设计和执

    行需要集权。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集中，既难以克服所面临的庞

    大既得利益的阻力，也难以化解所累积起来的风险。同样重要的

    是，改革必须要有人来担当和负责。改革是执政党的一种使命，它必须是一种责任制。历史上看，没有人负责的改革就没有出

    路。责任制则表明各级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把改革责任担当起

    来。因此，根据这两个需要，在中央层面已经成立了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省一级政府也成立了省级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也可以理解成为“改革的责任小组”。

    但改革从传统的分权转型到集权模式，也给改革的执行带来

    了影响。一是心理上的。从前的改革是分权式的，大家习惯了分

    权式的改革，现在要进行集权式的改革，就觉得不习惯了。二是

    人们对实际权力的考量。一些政府官员不知道权力的目的是什

    么。集权触动了他们手中的权力，就感觉到不自然。在这样的情

    况下，一些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对改革并不热心，好像一集权，改

    革就不是自己的事情了，而是主要领导的事情。

    第二，改革执行难和中国的人事制度有密切关联。改革需

    要执行，而执行是人去执行的。现行人事制度和改革之间存在着

    诸多矛盾。首先，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组阁制度”。组阁制度

    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无论是总统还是总

    理，或者各级政府首脑，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

    团队，这个团队就是内阁。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没有内阁制度表

    明，各级首脑没有自己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团队。

    其次，只有人事退休制度，而没有人事退出制度。一个官

    员，如果不犯错误，就可以一直留在岗位上，不管其是否有能力

    执行政策。而要把一个办事不力但也没有犯错误的官员调离岗

    位，成本经常非常高。

    再次，人事任命经常“系统化”，也就是不同“系统”(或

    者“口”)的领导人，对本系统的人事任命具有很大的权力，“系

    统”之外的干部很难进入。人事任命部门化，经常导致人事部门

    的既得利益化和利益的部门化。改革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一些系统想改革，但别的系统不想改革，这就导致了内部消耗、改革

    不力的结局。

    第三，今天的改革与反腐败同行。改革需要反腐败。腐败影

    响到政府自身的社会治理能力，更影响到政府的合法性水平。最

    显著的就是导致了社会对政府官员的深度不信任。现在政府的难

    处在于，即使要进行一些有利于社会大众和社会整体的改革，也

    很难得到社会的信任。就是说，在政府赢得社会的信任之前，推

    出再好的改革方案，也难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反腐败显然

    就是政府重拾社会信任的一种有效方法。当然，反腐败更是市场

    秩序所要求的。腐败，尤其是官商勾结的腐败，往往破坏市场秩

    序。在中国，因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关联，一些领域已经出

    现了类似利益集团经济的现象。这种现象必须通过反腐败来得到

    纠正。

    不过，事物都会有多个方面。反腐败必然对改革产生一

    些“负面”影响。在各级干部官员当中，现在有一些人心里不定，担心自己会不会出事情。于是，他们就采取“静观其变”的态

    度，“不动”比“动”要好。这很容易理解。改革就表明要“动”，而“动”必然会触及身边的各种利益关系，那些利益受到改革影响

    的人会有抵触，经常会去揭改革者的老底，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

    的“整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选择了“不动”。

    同时，在反腐败的同时，各级政府也在建立一些预防腐败的

    机制。反腐败本身不是目标，目标在于建立清廉政府。如何建立

    清廉政府？总体上，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通过把“把权力关在笼

    子里”。为了建立清廉政府，一些省份率先进行制度改革试点。例如，有些省份就已经开始列权力的“负面清单”，明确规定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干部官员不能做什么。例如规定省主要领导人不

    管财政、人事、项目等大权，因为从以往经验看，正是这些方面

    的大权没有受到限制，导致了地方官员尤其是“一把手”的腐败。

    这样做具有足够的政治理性。但是“负面清单”的做法和改革

    往往是相矛盾的。如果“负面清单”过长，领导人就不知道该做什

    么了。改革是要办事的，没有人办事，任何改革就不可能。实际

    上，主要领导人通过“不办事”的方法来实现清廉，这又会是变相

    的腐败，甚至是更大的腐败。很简单，主要领导岗位是中国政治

    生活中最为稀缺的资源，站在领导岗位而无所作为，就是最大的

    腐败。再者，靠不办事来求得清廉，并不算有本事，真正的本事

    就是既办事，又清廉。

    第四，不改革的风险也来自改革的主体没有明确起来。现

    在总的趋势是，中央政府已经变成了改革的主体，而其他则是改

    革的对象。其实不然。单就经济改革来说，中央政府是改革的顶

    层设计者，同时有很多领域的改革，中央政府也是改革的主体，例如财政、税收、货币、土地政策等等。但在大部分领域，尤其

    是地方、企业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中央政府并非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主体是地方、企业和社会。

    现在中央政府动起来了，但地方、企业和社会仍然无动于

    衷。于是，有关方面在大力呼吁要宣讲改革。不过，改革不需要

    做很多宣讲，要很多宣讲的改革很难做好，甚至会失败。要宣讲

    表明改革者并没有找到改革的主体，或者并没有为改革的主体找

    到足够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90年代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当时中央政府并

    没有什么宣讲，地方、企业和社会各方面自己就早已经动起来

    了，中央政府只顺水推舟。如果改革具有足够的自下而上的动

    力，中央政府就会处于一个比较主动的地位。

    中央政府并非一定要接受各种自下而上的改革，而是可以根

    据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接受和支持某一种改革，或者拒绝和

    否决某一种改革。但如果自上而下的改革遭到自下而上的抵制，中央政府就会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不过，中国也有自上而

    下的集权式改革的成功经验，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

    制改革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照理说，这样的改革很困难，因为

    要把财权和金融权从地方集中到中央来。但当时的改革者采用有

    效的策略，主要是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之间的有

    效协调，结果也成功了。

    为什么计划得好好的改革和改革的主体都动不起来呢？这是

    需要人们深刻思考的问题。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从前的这些

    改革主体，现在已经演变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了。这话有一定的

    道理。但既得利益的存在，并不表明改革的不可能。20世纪80年

    代和90年代，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也是存在的。没有一个社会是

    不存在既得利益的。改革没有动作主要是改革者的策略问题。无

    论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进并且成功，主要是

    因为改革者用有效的方式培养了新利益。

    新利益成长起来，是对改革者最大和最有效的支持，改革者

    可以使用新利益对旧的既得利益构成的压力，克服它们的阻力，从而推进改革。历史上看，很难找到通过依靠旧利益来改革旧利益的成功例子。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法律、制度和政策层面都

    没有向新利益倾斜。没有新利益的出现和成长，改革者的权力再

    集中，也不足以克服现存既得利益。很显然，中国改革的前途，取决于高度集中起来的权力，能否公平培养出新利益来。中国不改革的社会风险

    和政治风险(权力)及经济风险(资本)相比，中国改革或

    者不改革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更大。因为在政治、资本和社会三者

    之间，社会是最弱的一方，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最差，风险因此

    也就越大。中国的改革或者不改革，会对社会造成哪些主要风险

    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主题是市场化。这给中国社会所

    能带来的最大风险，便是社会领域更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的早

    期，改革者并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只是简单地把经

    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社会领域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教育、公共住房等，从世界的经验来看，在这些领域，政府

    应当扮演一个主要角色，辅以市场机制。这个领域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并非是同一件事情。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

    的主要目标，是资源配置的效率，但社会领域的市场机制的主要

    目标，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效率的最大化。

    中国在社会领域的改革显然出现了大问题，改革者把经济政

    策引入社会领域，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人们甚至可以

    说，中国过去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破坏社会领

    域取得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医疗领域的市场化，导致

    医院变成了暴富产业。1997年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应付危

    机，政府进行了教育的产业化，教育变成了暴富产业。2008年发

    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了应付危机，政府进行了房地产的产业化，房地产变成了暴富产业。在这些社会领域，中国的产业化远

    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要高，也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高。

    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想进行社会保障和教育的私

    有化，结果以失败告终。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不到的东西，在中国都做到了。当然，这不是要赞许的事情。西方的社会保障

    比中国好。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低的很多国家，社会保障也比中

    国好。社会领域遭到极大的破坏，导致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状

    态。

    因此，这些年中国开始重视起经济转型和政府转型，社会改

    革的议程也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涉

    及社会事业的改革。但是，与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相比，对社

    会事业的改革强调得不多，尤其是对社会改革和社会事业建设过

    程中政府的作用谈得不多，给人的感觉还是从前的思路，即把经

    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仍然在继续，即使在社会领域，改革也

    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

    市场化造福少数伤害多数

    一些人就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演变成20世纪皮诺切特时期

    的智利。在当时的智利，军人政权使用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推

    行西方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私有化。结果，新自由主

    义彻底摧毁了智利社会的基础，使得这个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状

    态。中国主张经济的混合体制，提倡市场化。不过，如果以政治

    权力和行政权力来推行市场化，也会出现人们不想看到、竭力想避免的结果。

    对大部分中国老百姓来说，经济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这

    些社会领域的服务的供应是否充分。经济改革给少数人带来巨大

    的财富，但对老百姓来说，财富便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

    房等。当人们说，经济改革的好处必须惠及人民的时候，也主要

    是指这些方面。对普通人来说，财富来自自己打工的收入，这份

    收入必须负担得起购买所有这些社会领域服务的成本。一旦这些

    社会领域被市场化(注意区别于政府向市场购买而提供给社会的

    市场化)，即成为有钱有势者创造巨额利润的地方，普通人不可

    能负担得起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服务的成本。即使在资本主义国

    家，这些服务也大多是政府提供的，而不是资本提供的。当然，西方国家普通老百姓争取到这些服务，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即

    长期的、不乏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

    中国的老百姓现在不怎么相信政府的改革，并非一点儿道理

    都没有，因为过去已经有太多的改革，不仅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好

    处，反而损害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如果改革是GDP导

    向的，在实际上是以破坏社会为导向的，那么改革越多，老百姓

    受损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改革消极就不难理解。如果

    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在实践层面仍然延续这种

    破坏社会的模式，社会风险会大到不可控制的程度。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只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建设和社会保

    障。对今天的改革，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动静，主要原因在于社会

    看不到改革和自己有什么关联。相反，社会普遍担心自己会在新一轮改革中再一次受损。但这种情况也同时说明，今后阶段的改

    革是否成功，取决于改革能否为大多数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而这些好处最显著的就是在社会领域。对改革者来说，要激

    发社会对改革的热情，就要从社会改革中找到突破口。

    社会的风险也来自今天产业发展的结构特征，即今天的一些

    产业，能够产生巨大的GDP，但产生不了很多就业，能够产生极

    少数富翁，但产生不了庞大的中产阶层。当今社会，任何国家都

    会把重点放在信息、金融等产业上，因为这些产业生产着巨大的

    GDP和附加值。不过，这些产业很少像传统制造业那样，能够通

    过创造巨大的就业机会，来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层。相反，这些

    产业的特征就是不产生就业机会，能够制造出极少数巨富者，而

    大部分就业者都是低收入者。

    在欧洲，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受过教育的青年人大量失业的局

    面。在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这才导致了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

    很多国家已经提出了“如何拯救青年一代”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但这里的因素并非青年人本身，而是如何改变现在的产业结构的

    问题。失业、财富差异、社会分化，这些是现代社会随时都会爆

    发出来的社会风险。

    政治激进化与革命的风险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由经济结构变异而产生的社会激进化。

    从深层次看，中国台湾地区发生的学生占领立法院的学生运动，便是经济结构变异的产物。当政府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社会运动。可以说，类似的社会运动已经遍布

    全球，既发生在非民主社会，也发生在已经民主化了的社会，它

    们反对资本、反对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政治力量及其政府。

    绝对不能低估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风险。这里主要的矛盾是

    ——改革，即使是沿着正确方向的改革，要取得成效，也需要很

    长一段时间。中国以结构调整为目标的改革需要时间。不过，社

    会等待改革所带来的成果，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今天中国社会对

    改革的态度，可以简单地概括成两句话，即高度期待和失去耐

    心。

    高度期待，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推出重大的改革举措

    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积累起来，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时候。这

    些年来，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急剧增长。不稳定因素的增

    长，是因为没有足够改革或者是错误的改革所致。也不能说过去

    的10年没有改革，但始终没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多数老百姓的

    感觉是，来自社会改革的一些好处，远远抵不上社会领域被市场

    化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尽管很多人对改革越来越失望，但还是

    对那些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好处的改革充满期待。

    同时，中国社会对不改革或者改革不足的现状越来越没有耐

    心。现在有了改革的顶层设计，但如果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仍然

    没有改革的动作，人民仍然不能享受到改革的好处，社会会变得

    更没耐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可能会加入政治激进化的世

    界潮流。尽管今天中国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已经大大提升，但一

    旦整体社会出现激进化，最有效的社会管治也会变得无济于事。

    社会管治只有在少数社会群体不满的情况下才会有效，一旦社会的大多数变得不满，不再是一个管治的问题，很可能会演变成一

    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所以，对中国的改革者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

    尽快把改革运作起来，执行下去，并且能够使得大部分老百姓获

    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仍然需要做两件事情，其一是明确市场化

    改革的目标，其二是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已经

    很明确，但要意识到，市场化并不是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是

    整体社会获得利益。其他所有指标包括GDP，都必须为这个目标

    服务。如果市场化的改革导致社会更加分化，即使总体上中国实

    现了高收入，社会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改革本身需要转型，即

    从少数人获利的改革，转变成多数人获利的改革。

    尽管改革需要全面改革，但鉴于社会没有耐心的情况，改革

    还必须首先找到突破口。找到突破口要比全面改革更为重要。如

    果能够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数百项改革中，找到少数几

    个突破口，进行攻坚战，在短时间内中国的改革格局就会有个根

    本上的转变。问题在于，突破口在哪里？如果要找到促成少数人

    变得更加富裕的突破口，很容易。过去的经验已经为人们展示了

    这些突破口。转变改革方式，就是要找到能够促成大多数人变成

    中产阶层的突破口。这些突破口也不难找，那就是社会领域。

    今后的改革不能再继续破坏社会领域，而是要在为社会提供

    充分保护的前提下，通过社会改革来谋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

    社会被破坏的程度来看，和19世纪的欧洲那样，中国已经到了需

    要一场社会主义运动来拯救市场经济、拯救社会的时候了。但中

    国可以避免欧洲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运动，而是走东亚经济体那样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运动、政府主动进行社会改革来

    保护社会的道路。归根结底，今天的中国，社会改革要比经济改

    革更重要。中国经济改革的风险

    经济改革的风险取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所界定的经济改革主题，是全面确立市场经济。尽管市

    场经济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经济改革目标，但至今中国

    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确实有了，但在很多方面

    并不是人们所想要的。

    市场经济至少有三个要素组成，即市场平台、市场主角和市

    场角色之间的交易规则。市场就是交易的地方，也就是交易的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交易的就是交易者，就是市场的主角。没有平

    台，交易者无法交易；没有交易者，平台也没有用。但更为重要

    的是，必须有规则，没有规则，交易者就无法交易。规则既可以

    是自然形成的、已经演变成“文化规则”的东西，也可以是人为制

    定的表现为理性的东西，例如法律和法规。要建成比较完备的市

    场经济，就要做这三件事情，所谓的风险也就是这三件事情能否

    做成。

    先来看市场平台建设。市场平台是分层次的，最简单的就是

    把中国的市场分成四个层次，即地方初级市场、跨地区和省份的

    区域市场、全国性市场、国际市场。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两头的

    市场平台，即地方初级市场和国际市场都非常好，而中间两块非

    常差。

    地方区域市场是自下而上的，是地方交易者自发形成的，很少牵涉政府的作用。只要政府不阻碍这个市场的发生和发育，这

    类市场会运作得相当有效。现在这类市场遍布中国各地，可以说

    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地方，就有这类市场。做得好的地方，这类市

    场已经和国际市场接轨。最著名的就是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

    这个市场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平台自发形成，或者在政

    府有限的帮助下形成；第二，市场呈现开放性和包容性，市场准

    入门槛非常低，因此交易者众多；第三，交易规则是在交易者之

    间自由交易的基础上自发形成的，价格等所有因素都由市场来调

    节。因为交易者众多，很难被少数人所操纵，因此人们普遍认可

    交易的公平性。

    国际性市场也做得很好，但这里的功劳不单是中国的，在很

    大程度上是国际资本所为。中国国际市场的形成，既是国际市场

    随着国际资本进入而延伸到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主动和国际市

    场接轨的结果。因为这个市场是西方市场的延伸，而西方市场经

    济总体上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个市场平台里，规则相当成熟和清

    晰。

    这个市场普遍受中国各类市场角色的欢迎，无论是国有企业

    还是民营企业，都想进入这个市场。这解释了很多中国现象。例

    如，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互相依赖度，远远低于

    各省和国际市场贸易依赖度的水平。也就是说，中国各省的经济

    和国际经济的整合程度，要高于各省之间的整合程度。又如，像

    浙江义乌这样的小商品市场，在国内得不到有效扩张，但很成功

    地发展出了国际市场。政府是球员兼裁判

    为何中国的跨地区和省份的区域市场，以及全国性市场，反

    而发展得差呢？可以从市场平台、市场角色和市场交易规则三方

    面寻找根源。在这两个层次，市场平台很难自发自下而上地产

    生，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基础制度设计和法

    律的制定。如果基础制度设计还可以由企业界自己来提供，法律

    则必须由国家来提供。

    这样的平台很难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是一个行政主

    导的政治体系，行政和市场往往难以区分开来。行政的特点就是

    其分割性，就是说各个区域是由不同的行政单位治理的。因为政

    治和经济不分，行政的分割性也决定了市场的分割性，造成了人

    们经常说中国是“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

    市场角色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两个层次，市场的

    主体是国有企业，至今跨区域和全国性的经济部门主体，还是国

    有企业。当然在一些部门，也出现了少量民营企业，但其力量还

    不是很强。在这两个层次，尽管存在着市场，但市场经常是被垄

    断的、不开放的。市场的角色有限，市场准入门槛很高，而非一

    般企业所能进入。这种情况也决定了这两个层次市场规则不成

    熟、不清楚，交易缺少公平性。

    道理很简单，这两个领域的交易规则，必须呈现为法律或者

    法规，而法律和法规必须由政府制定和实施。同时，因为这两个

    市场平台上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就出现一些重大矛盾，例如，政

    府如何对自己的企业和其他“非自己”的企业做到平等对待？政府如何规制自己的企业？政府如何约束自己不去干预自己企业的微

    观运作？

    建设市场经济，说穿了就是要建设这两个层次的市场平台，培养使用这两个平台的交易者，为这两个平台制定交易规则。表

    达为政策语言就是，要通过市场平台的建设来调整经济结构，让

    更多企业进入这两个平台，鼓励它们之间的竞争。这里的改革风

    险在于市场建设和政策之间的矛盾。经济改革是要进行市场建

    设，而市场建设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需要政策来推动。不过，并非

    所有的政策都能推动市场建设，政策制定和执行不当，反而会导

    致市场结构的恶化，甚至是倒退。市场建设和政策之间的矛盾，表现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这里只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金融改革。金融改革也涉及金融平台建设、金

    融业者的培养和金融交易规则的制定。金融改革的主要问题就是

    结构的不平衡。结构的不平衡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国有银

    行垄断问题。当民营经济已经是经济的半壁江山(甚至更多)的

    时候，还不存在服务于民营经济的金融结构。大型国有银行是服

    务于大型国有企业和少数大型民企的。用行政的方法要求国有银

    行服务中小型民营企业，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这就要求建立服务于民营企业的中小型民营银行；要培养中小型

    民营银行，既要求适合于它们的市场平台，也要求服务于它们的

    市场规则。

    如何入手来达成这样的结构(平台)改革？有效的政策就是

    利率自由化。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利率自由化也容易做，因为

    这样会提供一个动力机制。不过，问题并不简单。简单的利率自由化，有利于大型国有银行。如果让国有银行利率自由化，必然

    会导致结构的进一步恶化，也就是导致国有银行垄断的进一步制

    度化。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金融改革方案，结果很可能是国有银

    行更大的垄断、结构更大的失衡。

    第二个例子是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被定为中国经济制度

    的主要特征。从改革的角度来说，也是经济结构转型问题，其中

    一个目标就是要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均衡发展问题。这既

    是市场平台问题，也是市场角色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

    问题，但大多数人都是从经济逻辑来讨论，忘掉了政治权力逻辑

    和市场本身的逻辑不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互相持股，这是一

    个理想的说法。问题在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权力是不对

    等的。无论是国有企业让民营企业持股，还是民营企业让国有企

    业来持股，搞不好都会出现重大问题。

    这可以分成两种情形。第一种是民营企业持股国有企业，第

    二种是国有企业持股民营企业。但这里风险巨大。从企业自身的

    角度来说，好的国有企业是不会容许民营企业来持股的；另一方

    面，坏的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不想持股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唯

    一的可能就是政府使用政治和行政权力，迫使国企和民企之

    间“联姻”。这里的风险有两方面。第一，如果通过政治和行政权

    力，让民营企业持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大有可能会被拖累，导

    致失败。第二，如果通过同样的办法来迫使好的国企让民营企业

    来持股，就会像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民营化浪潮一样，导致大量

    的国有资产流失。同时，这种持股的红利必然流向那些和政府有

    关联的个人和企业，就是人们所说的“内部私有化”，而绝对不会流向普通老百姓，因此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平等。

    让国有企业来持股民营企业，结果又会怎样呢？结果会更糟

    糕。我们可以理性地假设，坏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一定是不会

    去持股的，国有企业要的是好的民营企业。不过，好的民营企业

    不太会自愿让国有企业来持股，甚至反对让国有企业来持股。但

    在现实中，民营企业很难抵抗，因为如果民营企业抵抗，其生存

    环境一定会恶化。国有企业必然会利用其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给

    民营企业制造种种麻烦，不让民营企业活下去。这不是虚构，人

    们可以去看看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改造的故事。公私合营改

    造就是要建立混合所有制。结果，这个改革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

    就完成了，成功了。可惜，这不是因为民营企业的自愿改造，而

    是政治权力所致。当政府控制了民营经济赖以生存的物资供应和

    市场这两个环节，民营企业只有投降的份儿。

    至今，很多人都没有想透彻混合所有制。中国存在着不同所

    有制，也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这已经是现实。但并不能把混合

    所有制，简单理解为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互相持股。可以确切

    地说，如果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市场平台建设不好，各类所有制企

    业的发展就不会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规则或者说法制经

    济就遥遥无期了。总体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个

    全面市场化的改革文件。中国的确需要一个优质市场结构。但如

    果政策执行不好，反而会破坏本来已经不理想的市场，导致更糟

    糕的结果。中国意识形态的回归及其影响

    意识形态回归成为中国社会近来发展的显著趋势。这个趋势

    值得重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意识形态是最容易影响改革发

    展方向的要素。意识形态的争论不仅仅是政治理念的争论，更不

    是学术问题，而是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和

    文化等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因此，意识形态的任何变化，成

    为国内外观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如果意识形态的争论

    处理不好，这个领域有可能成为出现颠覆性错误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始终是中国最为敏感和艰难的领

    域。20世纪80年代，在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党内和社会

    纠缠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影响最大的是要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

    济、市场经济是姓“资”还是姓“社”、开放政策是否会重复“租

    界”的争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说，类似的争论不可避免，也是

    科学决策所必须，但无休止的争论，制约了党及政府的决策效

    率，导致社会的思想混乱。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概念为止。这个概念的确立，则要归功于邓小平的“不争论”政

    策。邓小平认为，市场是社会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资本主义可

    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样就把原先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含义

    的“市场”概念，转化成为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概念。中国改革开放的突破，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政策概念确立之后才

    取得的。这个概念具有高度的方向性，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开放的

    大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海外

    的)提供了预期，为他们参与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机制。

    从邓小平时代的实践中，人们可以学到有关意识形态领域三

    条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无休止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争

    论，会带来决策的低效、体制内外思想的混乱、改革参与者的迟

    疑不决等弊端，对改革和发展都会产生阻碍作用。第二，要克服

    这种情况，仅仅管制和控制争论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确立

    新的、能够引导和推动改革和发展的意识形态。第三，要确立这

    种新的意识形态，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一些具有浓厚道德、宗

    教色彩和政治的意识形态，简化成为具体的、用于解决所面临问

    题的制度安排和手段工具。这三点都很重要。

    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

    在任何社会，很多政策的产生，都是为了应付所面临的现实

    问题，只是后来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种有效的政策实践是可

    以去意识形态化的。尤其在东亚文化的环境中，有效的政府往往

    是没有特定意识形态的，即“实事求是”。也可以说，“实事求

    是”就是东亚社会的意识形态。

    在社会层面，尽管今天的中国意识形态已经出现“百花齐

    放”的局面，但有三种“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

    的影响。第一，极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经济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经济增长和自由竞争，一方面忽视产业政策，另一方面放任

    市场机制进入社会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的高

    度产业化和市场化。一旦如此，国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中等收入

    陷阱，社会的不平等化则会导致政治的激进化。中国的经济新自

    由主义一直在提倡私有化，包括国有企业和土地，因为他们把私

    有产权视为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要素。这个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有所

    叙述。

    第二，激进政治自由主义。激进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市场也不

    可小看。如果经济新自由主义信奉市场，政治自由主义信奉的则

    是民主。政治自由主义者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视为政治权威主

    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民

    主化来制约政治权力，引入西方式的分权和宪政机制。这种倾向

    性很明显地表现在近年的“宪政之争”上。

    在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反对民主。激进政治自由主义者的

    问题，是他们往往脱离中国现实谈论民主，只把眼光放在发达的

    西方，并且有意忽视西方体制所出现的弊端，更是不去看一些发

    展中国家的民主陷阱。很多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往往和腐败、普遍的贫穷、无秩序与暴

    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

    主也是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

    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

    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

    主的品质成为问题。

    第三，“左”派民粹主义。如果说经济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效率，民粹主义则过度强调公平。这里包括强调“阶级斗争”的传

    统“左”派，也包括强调通过国家政策的二次分配的新“左”派。一

    般来说，民粹主义过度强调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对经济增长

    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强调不足。民粹主义提倡通过二次分配(各种

    福利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然而福利的过度扩张，一方面会给

    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福利扩张引起通货膨胀，会带

    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有太多的教训，前文曾经

    提到的一些拉美国家就是例子。

    或出现“颠覆性错误”

    在经济新常态下，更多、更好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变得不

    可避免，但也面临巨大风险，既包括超越经济能力的过度“福

    利”，也包括潜在的巨大浪费和腐败。社会政策需要大量的财政

    投入，但并不能简单地认为，钱越多，公共服务就越好。在很多

    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不是钱的多少问题，而是钱如何用的问题。

    要实现可持续和健康的发展，社会政策必须注重细节，提高效

    率。

    更不容忽视的是，民粹主义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影响中国

    的经济改革政策。例如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结构。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中，国企改革一方面市场化不足，另

    一方面管理人员的工资结构，又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

    过多。这导致了一方面国有企业继续通过垄断或者行政方式获取

    利益，另一方面又通过所谓的市场机制来分配所获得的利益。这种局面导致了社会的高度不满。但是，现在所侧重的管理层工资

    结构改革，过度受制于民众的压力，表现出民粹主义倾向，把管

    理层的工资压到非常低的水平。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影响国企管理

    层的人才录用和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发展不可持续。

    在今天的中国，“左”派和政治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都

    体现为极端的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竞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呈现出极端主义色彩，不难理解它们之

    间“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尽管它们所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

    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它们各自生

    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

    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它们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

    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是哪一派，与其说

    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它们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

    响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结合。

    目前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越来越激烈。“左”派机会主义，即

    那些利用意识形态争论谋取各种私利者，已经开始把“文革”的方

    法引入争论。同时，争论也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外部性，很多群

    体包括企业家、投资者等，对中国的发展重新评估。如果这种情

    况不能得到及时纠正，而开始影响政府决策，就会出现犯颠覆性

    错误的真实可能性。中国民粹性民族主义的危害

    在民族国家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民族主义无处不在。

    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精神始终反映在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尤其是爱

    国主义)，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美德。但同时，民族主义也

    不时地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近代以来各国之间的战争，无一不和民族主义有关，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也正因

    为如此，自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民族主义便是人们争论不休的

    话题。有人歌颂，有人诅咒。今天，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民族

    主义重新抬头和复兴，对国际和平与民族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巨

    大的挑战；民族主义也再一次成为人们不得不关心的重大议题。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只要这个世界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民

    族主义就不会远离人们。因此，一个现实的选择是构造一种比较

    理性的民族主义，避免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尤其是那些建立

    在民粹之上的民族主义。这也正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政治

    挑战。这种挑战既发生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宏观层面，也发生在社

    会心理的微观层面。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就是通过把自己

    融合进世界而崛起和强大。当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

    时候，他表达了其民族主义精神，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就是要通过

    改革开放，追求国家的强大。邓小平实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正是他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中国走到了今天，在短短30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转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近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

    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个转

    折点。2008年以来，西方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中国本身没有危

    机，也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扩散到中国。在很多年里，中国成

    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过，在同一过程中，西方和中国

    之间的各种冲撞也表现出来。从前西方经济好的时候，信心十

    足，并没有感觉到崛起中的中国真能“威胁”到西方。但是，深陷

    危机的西方，开始对自己信心不足，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西方

    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这种被中国“威胁”的感觉，促成西方做

    出各种有悖中国利益的事情。这种外在的变化，无疑为中国新一

    波民族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此外，很多内部因素，例如社会所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民族

    精神的萎靡不振等等，也是民族主义的内部驱动力。

    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力量。

    第一，传统比较“左”的力量。传统“左”派对西方的批评或者

    憎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他们强调传统意识形态

    的“纯洁性”，一旦涉及西方的东西，便恐惧起来，很害怕西方会

    改变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左”派一直对之抱怀疑态

    度，经常对改革开放发难。尽管中国通过和世界体系的融合变得

    更强大了，但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西方的看法和敌视。人

    们可以把这一力量称为极端主义者。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这种

    敌视其他国家的力量。第二，保守主义力量。无论何地，保守主义力量都是强

    调“国家利益”的，它们并不相信任何超越“国家利益”的东西的存

    在。中国的“国家利益”既包括硬力量如经济力量，也包括软力量

    如文明和文化。对保守主义来说，民族主义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利

    益的软力量，因此只要是民族的，也就是产生在中国的，就是好

    的。很自然，他们很抵制西方的文化“侵入”，提倡用“民族的”来

    对抗“西方的”。

    第三，愤青式民族主义。很多“愤青”没有经历过改革开放前

    贫穷落后的中国，成长在富裕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成

    长过程也刚好是国家的强大过程。对他们来说，一个国家要强大

    起来并非难事。他们为国家的发展而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目

    睹了近年来西方的衰落。因此，他们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感觉，甚

    至是自我欺骗的感觉，那就是，“西方衰落了，这个世界就是我

    们的了”。

    第四，民族主义的利益相关者。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出现在

    各个领域，包括意识形态、战略、文化、文学(包括网络文学)

    等等。“利益相关者”意味着通过使用民族主义，他们可以获得具

    体的利益，例如得到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经济利益。对这个群

    体来说，民族主义不是一种信仰、意识形态和文化，只是一种获

    取其他利益的工具。简单地说，就是用“国家利益”的名义来追求

    个人的利益。对这个群体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即

    使没有，也要将之塑造出来，因为通过这个“敌人”，可以追求到

    自己的利益。例如，他们往往夸大来自西方的威胁，包括军事战

    略、意识形态、文化等等。他们在把社会吓住了的同时，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

    工具性的民族主义

    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力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过分“自

    信”。对一些人来说，是自然的自信，对另一些人来说，“自信”只

    是“自卑”的另一种表达。自信很重要，不过，如果过分自信，或

    者假装自信，就会出现“义和团式”的自信。如果这样，民族主义

    就会走向愚昧。

    在知识群体中，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呈现出来的民族主

    义，既是对国内自由派的回应，也是对西方那些同样愚昧的、专

    事攻击中国的人的回应。这是两种错误的逻辑所致。中国自由派

    一向倾心于西方的民主自由。对他们来说，中国病了，西方没有

    病；中国要医治好自己的病，必须用西方的药方。他们中有些人

    甚至相信，中国可以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这一群体的思维，从

    近代到当代从来就没有缺失过。

    民族主义者的逻辑刚好和自由主义的相反。在他们看来，西

    方病了，中国没有病。这个群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列举了西

    方的种种病症。当然，有些病症的确是存在的，而有些病症则是

    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并不符合西方的实际。

    客观地说，这两群人都是有问题的。自由派的民主自由观往

    往来自西方的教科书，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在西方生活的实际

    经验，他们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好，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没有任何信心。民族主义者的逻辑也不能成立。一个人不能通过论证别人

    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别人的确生病了，这

    不能证明你自己没有病。别人生病了，你自己也可能有病，甚至

    是更严重的病。用证明别人生病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健康，那只

    是愚昧，最后会害了自己。

    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些民族主义群体中，存在着一

    种“泛道德化”的不正常倾向。一些人总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而爱

    国的就是道德的。只要是爱国的，什么样的手段都不重要，包括

    欺骗，为了爱国的欺骗也是道德的。因此，一些人并不了解西

    方，但他们任意曲解西方，希望激起人们对西方的憎恨。一些广

    受欢迎的所谓的民族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实际上并没有资格充当

    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有关西方的知识。没有成

    为一个好的知识分子之前，是很难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

    这种民粹性民族主义，最终不可避免使得国家走向衰落。这

    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孤立而纯洁的文化。即使是传

    统文化，也是在不同文化沟通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今天的全球

    化时代更是如此。

    现代主权国家并不是封闭国家。强大的国家都要善于学习外

    国的经验，同时也不能盲目地学。所以，各国需要批判性地学习

    外国经验。不存在一个不变的制度，任何制度都是在演进过程之

    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从来就不会有终结点。学习他国的最

    优实践，同时避免他国的沉痛教训，是进步的动力，也是塑造一

    个更好的制度的前提。这里的结论就是，人们可以批评他国，但

    不可拒绝学习他国，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的时代，既需要人们对民族的自

    信，也需要保持虚心的学习态度。这就要求塑造新型的理性民族

    主义精神。从这个视角看，人们应当花大力气纠正目前日渐盛行

    的民粹性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发动新一轮向其他

    国家学习的浪潮。文明的进步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在全球

    化时代，谁最终能赢得国家间竞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谁最民族

    主义，而取决于谁最开放。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制

    度建设，这需要更大的开放，向其他国家学习它们的制度细节，尤其是技术层面的制度细节。这里没有那么高调的意识形态，而

    只有人类发展出来的、用于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制度技术。这些

    正是中国的制度建设所需要的。

    一句话，盲目的民族主义会走向封闭，封闭会走向落后，走

    向衰落。这既是世界历史的经验，也是中国本身历史的经验。第3章 反腐败斗争如何深化

    在如此大面积的腐败状况下，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反腐败制度

    呢？用运动来清除大面积的腐败，确立良好的制度建设环境；确

    立一套符合时代需要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机制；用制度机制

    来保障清廉政府。十九大与反腐制度建设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反腐败斗争的持

    续展开了。这场反腐败斗争在广度、深度和高度等方面都是前所

    未有的。

    其广度表现在反腐涉及的官员数量，数以千计的官员被审

    判，并且仍然不断有新的官员被调查。其深度表现在反腐涉及的

    各个“死角”，这次反腐败可以说已经覆盖经济、社会、政治和文

    化等各个领域。其高度表现在反腐涉及的高级干部层级，所调查

    和审判的官员包括政治局原常委，甚至是现任政治局委员。

    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伟大的经济成就，但腐败

    一直困扰着党的领导。多年来，中共高层一直把反腐败与“亡党

    亡国”联系在一起。不过，在十八大之前反腐败斗争一波接着一

    波，但大都给人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十八大之后之所以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也是因为之前反腐不力，腐败蔓

    延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苍蝇老虎一起打”。这里最为重要

    的是对“大老虎”的整治。在十八大之前，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就是

    帮派政治(或者官方所说的“团团伙伙”)的形成和发展。这明显

    表现在包括周永康、令计划以及军队的徐才厚和郭伯雄在内的案

    例上。尽管这些案例发生在不同的领域(政法系统、中办和军队)，但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都各自形成了从中

    央到地方、横跨不同部委和不同地区的“团团伙伙”。

    更为严峻的是，这些团团伙伙不仅仅涉及巨量的经济意义上

    的腐败，而且也深度干预党的领导，因此时刻都可以对党的建设

    构成严重的政治威胁。在中共，人们对帮派政治似乎研究不多，但人们看看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今天的乌克兰等国家的现状，多少都能看到帮派政治对一个国家政治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毁

    灭性)影响。

    中共是中国的政治主体，是国家建设的领导者。在这个体制

    下，没有哪种危害能够像腐败那样(尤其是领导层高级干部的腐

    败)导致执政党“自我击败”了。数千年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

    点，历朝历代从辉煌建国到最后的消亡都是因为腐败。这也是毛

    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进行的有关“政治周期律”对话的核

    心要点。

    中共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从毛泽东到当代，都是重

    视腐败问题的，对腐败也经常是“格杀勿论”的。但是，这里的核

    心问题是：如何确立一套预防腐败和反腐败的制度？这套机制并

    非一时三刻所能确立，而是需要长期的探索。其中预防腐败要比

    反腐败更为重要，因为反腐败是事后惩治，而预防腐败是要防止

    腐败的发生。在这方面，十八大之前有过很多深刻的经验和教

    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深刻的经验和教训第一，过度的内部多元主义，即反腐败机制过多、过分散，而且缺少协调。从反腐败建制来说，中国从来不缺数量意义上的

    机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各个部委系统、各单个

    组织都有反腐败建制。例如党、政府、军队、人大、政协、教

    育、企事业单位都有反腐败的单位。不过，它们之间并没有有效

    的协调和合作。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还会相互掣肘。如果各

    部门之间不能配合，不但反腐败没有有效性，而且为腐败提供了

    制度空间。

    第二，没有解决好“利益冲突”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反

    腐败不能自己反自己，而应当由别人(即非利益相关者)来反。

    但这个简单的问题在十八大之前一直没有解决好，反腐败往往是

    自己反自己，“左手反右手”。各部委、各级政府的腐败都是自己

    负责来反。

    在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这就造成“一把手”的专断与腐败问

    题。例如在省委，省委书记是第一把手，而纪委书记负责反腐

    败。尽管纪委书记不是省委书记任命的，但纪委是由省委书记领

    导，如果省委书记腐败了，纪委书记如何反腐败？各市、各县都

    有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造成了地方独立的腐败

    王国问题。

    第三，没有充分考量到反腐败的法理基础问题。这里主要是

    指对被怀疑腐败的党政官员进行的“双规”现象。对党的干部尤其

    是高级干部来说，在绳之以(国)法之前先要受制于党纪。这样

    做实际上也是合理的。不过，在法学界和社会层面产生了很不同

    的意见，甚至误认为“党纪”在“国法”之上。十八大之后在这些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人们每天的关注

    焦点在什么人被双规调查，多少人已经被审判等问题，但忽视了

    制度层面所进行的建设。如前所述，反腐败是事后惩治，是一种

    防御性的做法。对执政党来说，在腐败的广度、深度和高度达到

    前所未有的时候，反腐败本身也是目的，因为如果不反，党的领

    导就会遇到大麻烦。

    不过，从长远来看，反腐败只是手段，建立一个不会使人堕

    落腐败的清廉政府才是目的。而清廉政府毫无疑问需要一整套预

    防腐败的制度。十八大以来的制度建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大

    的方面。

    其一，反腐败机构的有效集中。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运

    动的深入，权力逐渐集中在各级纪委，尤其是中纪委手中。全世

    界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反腐败想要有效，权力必须集中。从经验

    来看，集中的权力的确有利于反腐和廉政建设。

    人们可以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例说明这一点。香港的廉政公署

    和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其规模并不大，但权力高度集中，它们

    独立操作，并且对最高领导人负责。十八大之后的权力集中，改

    变了以往反腐败机构过多、过于分散的局面，其有效性从这些年

    反腐败所取得的成绩来说是不言自明的。

    其二，“让别人来反腐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横向

    看，中央各部委的反腐败事宜现在由中纪委来实施，也就是由中

    纪委派出反腐败机构和人员，进驻各部委，负责那里的反腐。各

    级政府也如此。从纵向看，反腐败实行“下管一级”，即省委一级的反腐败由中央纪委来实施，由此向下类推。这些制度彻底改变

    了以往“内部反腐”“自己反腐”的情况。而“下管一级”的反腐败机

    制，更是和“下管一级”的干部任命制度统一起来了。

    其三，中央巡视制度的复兴和实施。就中央地方关系来说，巡视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诸多传统制度

    中很有效的一种制度。这个制度的确立至少可望发挥两个作用。

    一个是，对腐败“不留死角”。另一个是，摆脱既得利益的困扰而

    对它们构成威慑。经验地看，任何地域性的制度一旦形成，时间

    一长，就会变成既得利益，就会产生腐败。而流动性强的巡视制

    度，就可以对之构成有效制约。

    其四，强化反腐制度的法理性基础。这主要表现在正在建设

    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些年来，这一制度已经在北京、山西和浙

    江等地进行了试点。这里不讨论这一新制度对中国整体政治制度

    的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制度有利于强化反腐败的法理

    性。这一制度的设立，明显和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以“法治”建

    设为中心的改革方案有关。

    正如王岐山2017年3月在两会上所强调的“广义政府”所示，党的领导也是这个“广义政府”的一部分。从实际运作来看，中国

    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

    子”。这种整合或者一体化，有利于法治建设。这样，赋予国家

    监察委员会以法理权力来惩治违法的党政官员，避免了以往对党

    政官员进行简单“双规”所带来的弊端。反腐败与政治斗争

    讨论到反腐败的未来，也有必要讨论一下围绕着反腐败所进

    行的有关“政治斗争”。反腐败是不是政治斗争？很多年来，“政治

    斗争”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敏感词汇。海外经常从“政治

    斗争”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认为反腐败仅仅是领导人之间

    的权力斗争。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本身对这个概念也敏感起来。其实不

    然。正如本文前面所说的，在中国的政治话语里面，腐败经常被

    视为会导致“亡党亡国”。既然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为什么不

    光明正大地对腐败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呢？

    任何政治制度里面都会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斗争。毛泽东时

    代有政治斗争，问题在于一是没有规则，二是搞了扩大化。这是

    有联系的两个方面，没有规则(也就是没有法治)就会扩大化。

    扩大化不仅仅是党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并且卷入了整个社会，过度政治化，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运作，甚至引发社会群体间

    的暴力。

    民主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斗争，即基于规则之上的政治斗争。

    但“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很容易导向民粹主义，把政治斗争向社

    会延伸，涉及社会大众，也会导致过度的政治化。近年来，西方

    民主社会的这种趋向也变得非常明显。

    西方多党之间的斗争表现为外部多元主义，政治斗争不可避

    免地会向整个社会延伸。中国则是“内部多元主义”，可以把政治“关在笼子”里。就是说，在内部多元主义背景下，围绕着反腐

    败的政治斗争主要限制在政治精英圈里面。这是一个巨大的进

    步。

    用“政治斗争”来形容日常政治生活当然不合适，因为党内对

    重大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都是为了达成共识。没有这种共识，政治不会有效运作。

    但对腐败行为如果也搞“多元”，容许其生存发展下去，中共

    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就会成为严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

    反腐败是“政治斗争”，只有通过这种“政治斗争”，中共才能实现

    长治久安的目标。中国反腐败斗争如何深化

    十八大以来，中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至今仍在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运动的深入，需要开始思考运动的一系

    列问题，例如，反腐败的现状如何？进行到今天有什么经验教训

    可以总结？如何深入下去？反腐败斗争向何处去？对这些问题的

    思考，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的腐败根源，以及如何建立少腐败甚

    至不腐败的清廉政府。

    因为存在着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就要去发现和整治腐败。

    反腐败斗争所触及的是已经发生腐败之后的事情。在反腐败之前

    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腐败，而反腐败斗争之后的问题，也是如

    何预防腐败。总体说来，现在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聚焦于中段，对前段和后段则强调得不够，使得人们在支持反腐败斗争的同

    时，对其未来充满不确定感。

    反腐败斗争到今天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也积累了诸多经验

    教训，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说。

    第一，反腐败斗争和法制与法治建设结合得不够。反腐败斗

    争本身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建设清廉政府。反腐败是建立

    清廉政府的起点，但清廉政府的确立还是需要依赖于有效的法制

    和法治。“法制”和“法治”是两个相关但不同的概念。“法治”就是

    根据法律行事，包括反腐败，并且人人(任何组织)在法律面前

    平等。“法制”则指的是一整套可以依据和执行的法律体系。“法制”是“法治”的前提。

    反腐败需要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二是

    根据制度反腐败。在这两方面仍然有许多改进空间。如同任何一

    次运动式的反腐败，这次反腐败斗争开始以来，各地也产生了一

    些不按法律来办的案子，办案人员经常过度使用非法律的方法。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法治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

    是，法治是改革的基础，任何改革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实际上，反腐败更是必须依据法律。在法治建设方面，十八届四中全会已

    经有了一个规划，很多方面还很具体，但就落实来说，仍是早期

    阶段。反腐败斗争可以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把反腐败斗

    争紧密地和法制、法治建设结合起来。

    避免成为窝里斗

    第二，反腐败如果长期处于运动的方式，不能转化为制度建

    设，就有可能触发和演变为无限制的政治斗争。依靠自下而上的

    力量来反腐败，其政治理性是可以理解的。反腐败的各种阻力是

    显然的，并且各种阻力主要来自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如果没有外

    部力量的参与，或者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的冲突，反腐败很难进行

    下去。实际上，在反腐败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腐败势力

    也有可能反扑。从目前的形势看，尽管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有所

    收敛，但反腐败的确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仍然需要依靠外

    部力量和内部的冲突。

    不过，反腐败斗争开展以来，地方政府层面已经逐渐形成一种风气，那就是组织内部的官员互相揭发，互相举报。在一定程

    度上，这种方法很有效，发动群众来反腐败。但在中国的政治环

    境里，使用这种方法要特别小心。在一些地方，互相举报甚至报

    复犹如“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在很多组织里面，本来大家因

    为各种利益纠纷，互相之间就存在很多矛盾甚至冲突。反腐败斗

    争一来，就给了矛盾的双方互相斗争的机会，往往是往日“受

    压”的一方，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击另一方，“反腐败”也成为最好的

    攻击手段。当然，这里也不应当否认“被举报”一方所存在的腐败

    问题。

    这种方式在中国已经形成一种传统，现在再次得到强化。尽

    管这种方法在政治上很有用，但会和法制、法治发生严重的冲

    突。过度使用此方法，会使得建立起来的法制无效，而法治更是

    建设不起来。反腐败必须防止无限政治化，腐败案件必须查，但

    必须建立在法制和法治的基础之上。在法制和法治基础上的反腐

    败，既可以彰显法律的权威，又可以防止执政党政治内部的对立

    化。在方法论上，一定的妥协是必需的。这里所说的妥协不是对

    腐败案件的妥协，而是在人事安排上的妥协。一旦互相揭发，人

    事问题的路线就重要起来，即反腐败的为一方，而腐败的为另一

    方。这样，就会用特定的人事来论路线，用特定的人来画线。政

    治“站队”的做法会造成无穷的党内政治斗争，即胜者为王、败者

    为寇。在反腐败方面，仍然需要团结更广泛的干部，否则如果造

    成了无限的政治化，就会演变成内部政治的严重对立。

    第三，反腐败还需要考量党的政策执行能力问题。反腐败方

    法不当，整个党政领导机构就会在执行政策方面，采取负面抵制的方法。今天，党的政策执行已经面临巨大的阻力。尽管高层大

    力推行改革，但各级政府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这和反腐败的方法

    有一定的相关性。反腐败有两个有机部分组成，一是清除腐败

    者，二是录用清廉者。在清除反腐败者方面，鉴于大面积的腐

    败，要把所有的腐败者清理掉，有很大的难度，但腐败者不能再

    担任重要工作岗位。这就要设计一套政策，类似香港当年的“大

    赦”政策，对一般腐败案件，在一个时间段之前的不再清查，这

    样就可以避免反腐败方面的民粹主义，稳定政治局势。但更为重

    要的是，要给清廉的新人以录用和提拔的机会。简单地说，就是

    要实行“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今天，在查处腐败方面取得

    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给清廉的人机会”方面显然做得不够。这使

    得执政党的政策执行不力。

    第四，反腐败不可以过于道德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

    们对贪官恨之入骨，这不难理解。实际上，中国社会“仇官”心态

    形成已久，对贪官进行道德谴责不仅必然，也属必要。但是，光

    是道德谴责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制度上的反思。现在发

    现的众多贪官，也是一步一步从基层上来的。难道在这么漫长的

    过程中，他们的腐败行为一点儿也没有被人们发现吗？那么多的

    干部为什么能够“带病上岗”？一些官员也不是一点儿好事情都没

    有做过，但为什么要使用腐败的方式来进行呢？这些问题并不仅

    仅是这些官员个人道德上的问题，而且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因此，反腐败的前段和后段同样重要。反腐败的前段就是预

    防腐败。预防腐败这个概念早已经提出，但并没有做得很有效。

    在这方面，人们关切的只是狭义的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而没有在广义的制度环境层面来考量问题。在很多方面，预防腐败和反

    腐败机制本身并没有多少关联，而是和其他方面的制度设计有

    关，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很多腐败尤其是国有企业

    领域的腐败，往往和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相关，要预防腐败就必

    须通过改革经济制度(如反垄断)来实现。再如，社会政策的确

    立。中国的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政策等

    等，还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往往是“双轨制”，即官员一轨、社

    会一轨，前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后者则仍然处于非常低的层

    次。又如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现在中共培养干部成本巨大，要

    培养一个干部往往需要数十年，但进入重要岗位没有多久，就变

    得极其腐败。并且，一些干部在腐败之前也很能干。这表明中共

    的干部选拔过程有很多问题，“带病上岗”往往是内部提拔而社会

    监督缺失的结果。腐败的政治意识方面也有问题。中国尽管

    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但历史上有多少“大夫”最终死于刑场上

    呢？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流传这种想法，形成党内的金钱

    政治呢？并且，尽管今天执政党也在努力推进法治建设，但法治

    建设的本质，即“皇亲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仍然没有推行开

    来。所举的这些制度建设，都是在反腐败前所应当确立和践行

    的，它们都有助于预防腐败。

    各种配套制度建设

    反腐败之后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方

    面也是中国社会呼声最高的。中共十八大开展反腐败斗争以来，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司法制度的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议程，包括建设巡回法院、跨区域法院

    和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些不仅可以减少甚至阻止司法地方主

    义，控制政治过多地干预司法，而且可以加强社会正义。在这些

    制度演变的背后，则是政法委本身的转型。政法委在其诞生时，目标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法制和法治建设，但后来目标发生了变

    化。现在纠正过来，要重新成为推进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政治机

    构。

    不过，反腐败制度本身如何建设，仍然是重要的问题。中国

    反腐败建制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构成了可以称为“内部多元主

    义”的局面，即体制内有太多的反腐败机构，党、政、军、人

    大、政协都有自己的反腐败机构，甚至连大学都有。这些机构缺

    失甚至没有协调，责任不明，不仅反腐败没有效率，反而给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