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译丛》

    主编刘新成

    编辑委员会 李伯重 李庆新 梁占军 刘北成 刘家峰

    刘文明 刘新成 施诚 王立新 夏继果 向荣 岳秀坤“全球史译丛”总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20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

    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之后演变为一种编纂

    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

    一般认为，1963年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一书是全球

    史诞生的标志。40多年来，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蓬勃发展。在美

    国，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5年后又

    提高了10个百分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

    中学讲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国26所研究型大学中已有14所开

    设了名为“全球史导论”的研究生课程；2005年有些大学把全球史

    列入了本科生教学计划；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魁北克两省，75%

    以上的中小学校开设了全球史课程。在德国，世界史教育已有上

    百年历史，但近来出现了有关如何讲授世界史问题的热烈讨论，不少教师和学者主张用“全球史观”改造乃至取代传统的世界史教

    育体系；2005年在德国召开的“欧洲全球史学大会”更把这一讨论

    推向高潮，年轻一代史学家多数是全球史的积极拥护者。在意大

    利，2001年全球史课程进入中学；在2002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

    上，虽然仍有许多史学家坚持认为世界历史只能是国别史和地区

    史的总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体的历史，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进

    行国别史和地区史研究也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在哥伦比亚，虽然

    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课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学界广

    泛接受；许多历史学家主张，由于拉丁美洲的历史与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欧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密

    切关系，因此应当将拉美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放在全球史的宏

    观背景之下重新进行审视和描述。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

    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

    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

    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

    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

    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

    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

    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

    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后现代主

    义思潮构成了全球史产生的最重要的学术背景。后现代主义从批

    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

    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

    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

    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

    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

    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

    响。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

    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基于以上背景，全球史学

    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

    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40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

    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

    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

    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

    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

    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

    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刚一

    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

    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

    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

    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

    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

    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

    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家”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

    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

    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

    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

    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

    内，因而长期被忽视。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

    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

    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

    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

    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

    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

    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

    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

    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

    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

    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

    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

    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600年以后的上千年时

    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

    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

    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流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

    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

    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

    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

    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

    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

    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

    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

    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

    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

    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

    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

    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

    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

    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

    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

    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也提出，社

    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

    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

    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

    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

    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

    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

    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

    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

    由来已久，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

    上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样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

    洲中心论”呢？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

    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

    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

    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

    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

    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

    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迪佩什·查克拉巴

    蒂(Dipi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

    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

    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

    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

    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

    论”的确做出了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

    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

    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

    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

    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

    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

    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

    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

    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

    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

    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

    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

    国家的榜样作用。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

    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

    大利，在21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

    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

    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

    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

    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

    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

    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

    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

    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

    点。其一，忽略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

    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

    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很

    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

    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

    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

    题。20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

    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

    学界同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对横

    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

    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

    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

    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

    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

    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

    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刘新成

    2006年5月中文版序言

    有机会为《公司与将军》中文版作序，我深感荣幸。本书的

    主要目标是考察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

    Indische Compagnie VOC)在日本的经验，以及二者在全球化过

    程中的相遇。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在日本获得了持久的商业据

    点，但是在德川幕府秩序边缘寻求一席之地的尝试却屡屡受挫。

    本书的三个部分，依次考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大使前往江

    户、在日本群岛周边海域发动海上战役、欲将中国台湾占为己有

    等问题。此外，本书还将以上问题与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在亚洲

    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了对比。

    关于理解荷兰人在亚洲的活动及其地位的问题，前人已有卓

    越的开创性研究，本书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包乐史(Leonard

    Blussé)、加藤荣一(Katō Eiichi)、永积洋子(Nagazumi

    Yōko)、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杰

    克·威尔斯(Jack Wills)等学者，贡献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

    和高度创新性的研究成果。我在研究生期间最初接触到这些研

    究，并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近些年来，新一代杰出的年

    轻学者继承了他们开创的研究，包括欧阳泰(Tonio Andrade)、松方冬子(Matsukata Fuyuko)、玛莎·柴克林(Martha

    Chaiklin)、古拉姆·纳德里(Ghulam Nadri)、郑维中(Cheng

    Wei-chung)、杭行(Xing Hang)等学者。包乐史在这一领域占

    有独特地位，这些学者中不少人正出自他门下。尽管限于篇幅，这里无法详细总结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研究的最新动向，但是撰写这篇序言确实给了我难得的机会，来介绍《公司与将军》出版

    前后涌现的新成果，这些成果对我思考亚洲的荷兰商业帝国问题

    有着深刻影响。

    首先要提到的成果并非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而是一个网

    站和在线数据库。它使得运用技术改变历史书写这一渴望已久却

    很难实现的目标成为现实。本书中很大篇幅聚焦于外交活动，以

    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努力在东亚外交秩序中寻求立足之地。我

    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地位的转变，即从最开始临时虚构

    一位君主，到后来将公司塑造成德川幕府将军的忠实属臣。在我

    完成本书初稿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许多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

    活动的研究著作喷薄而出。这些著作对于包乐史撰写新外交史的

    强烈呼吁，无疑是一种回应。尽管有关外交活动的研究突飞猛

    进，但是最令人兴奋的一项新近发展，是出现了具有开创性的在

    线平台Sejarah Nusantara(https:sejarah-nusantara.anri.go.id)。这

    是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Republik of

    Indonesia)和科斯基金会(the Corts Foundation)合作的产物。这

    一强大的网络在线资源，使得收藏在印度尼西亚国家档案馆中的

    资源，包括《巴达维亚决议》(the Batavia Resolutions)在内，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实现了对外开放；这也使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

    外交活动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对有关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成为可能。

    在资料丰富的Sejarah Nusantara网络平台中有一个板块是《外

    交函件(1625—1812)》(Diplomatic Letters, 1625—1812)，这

    些外交函件清楚地呈现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外交活动的规

    模。该网站收集和整理了在将近两个世纪内与巴达维亚往来的大量外交函件。在浏览该平台界面时，首先震撼我们的是这些外交

    信函的数量之多。若用于写作，《外交函件》中可检索到的信函

    总数达8568件。此外，通过一个支持检索的目录，该网站还展现

    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保持通信往来的大大小小的不同政权模式，如从微型的海港政权到庞大的领土国家。尽管我试图在本书中阐

    明某一段时期内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某个地区的外交活动，但

    是《外交函件》展现的却是整体外交活动，以及它是如何在荷兰

    帝国和以巴达维亚城堡为中心辐射出来的庞大外交网络的全部范

    围中发挥作用的。学者们的许多研究项目和学位论文已经引用该

    资料，而且我毫不怀疑它在未来的研究著作中仍会被大量引用，所以它的潜在影响并非夸大之词。荷兰东印度公司外交活动研究

    领域的发展，需要大力感谢外交函件整理项目的所有参与机构，以及为这些资料的分类、复制和分析工作做出贡献的每一个人。

    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在18世纪末已经解体，但是几个世纪以

    来一直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在巴达维亚建立了帝国总

    部，而且在安汶岛(Amboina)和班达(Banda)等地建立了一系

    列殖民地，它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如此显而易见，所以本书主

    要将焦点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也就不难理解。但是近些年来，在上

    述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研究已经

    成为一个饶有活力且令人振奋的子领域。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

    过去十年间，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更广泛的中国海洋世界之间

    互动往来的研究大量出现。大约在我完成初稿的同时，另外三位

    学者也在撰写书稿，这些著作极大地开阔了我们对荷兰东印度公

    司在东亚地区角色的理解。欧阳泰是当今这一学术领域里成果丰富、影响巨大的学者之

    一，因其首部开创性著作《台湾如何成为中国的领土》(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而广为人知。该书考察的是荷兰东印度

    公司的活动如何转移到台湾的历史过程。欧阳泰在书中展现了一

    个复杂的荷兰殖民政权是如何以中国劳动力为基础，通过一个被

    称为“共同殖民”的过程建立起来的。[1]

    他的第二部著作——

    《1661，决战热兰遮：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胜利》(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出版

    于2011年，当时我的书稿也接近尾声。欧阳泰在该书中对中荷战

    争(1661—1668)进行了细致分析，挖掘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

    成功及其掌控下的郑氏海上网络之间的针锋相对，进而重新评估

    了欧洲和亚洲之间海上力量势均力敌的状态。[2]

    我的研究主要关

    注法律以及法律标识的延伸如何限制了暴力活动，而欧阳泰关注

    的是暴力活动本身。《决战热兰遮》是对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军事革命”这一著名理论做出的回应，同时也是建立

    在该理论的基础之上；该书对发生冲突的双方持中间立场，表明

    虽然欧洲人的确占有技术上的优势，尤其在要塞和船只方面，但

    是其扩张范围并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广泛。[3]

    该书有两个

    重要成果：一是重新理解关于欧洲军事优越性问题的争论；二是

    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之间的冲突变成一个全球化背景下的个

    案，并且使其迅速成为所有世界史研究者的必读物。

    另外两部关注郑氏集团的研究著作，与我的书稿大约在同一

    时间面世。第一部是杭行在2015年出版的杰出著作——《海洋东

    亚中的冲突与商贸：郑氏家族与现代世界的形成(1620—

    1720)》(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1620—

    1720)。该书主要以郑芝龙(死于1661年)和儿子郑成功(1624

    —1662)以及孙子郑经(1642—1681)三个人物有所重叠的传记

    资料为核心。郑氏家族三代共同建立了一个跨越东亚和东南亚地

    区的强大海上集团，后来还在台湾西部海岸建立起一个具有明显

    的海上发展倾向的领土政权。杭行利用这些相互交叉的传记资

    料，首先指出郑氏集团成功地借用了中国的传统体制、机构和正

    统性，因此能够笼络商人和巩固商业利益；继而表明，郑氏集团

    能够将其转化为非常成功的政权体制，并在台湾建立起领土政权

    和“东亚海域的非正式经济霸权”[4]。

    我在本书中揭示并考察了中国商人在长崎递交的许多申诉。

    通过这些申诉想要讨论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曾经一度卷

    入德川法律秩序，而在此秩序中，它针对三个主要竞争对手——

    日本商人、葡萄牙商人和中国商人的敌对活动受到极大限制。其

    结果是，对荷兰东印度公司使用武器的一贯做法，由最初的限制

    变成后来的极力阻止，这个看似将要主导日本周围海域的集团实

    际上备受挫折。杭行在其著作及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幕府将

    军的中国伙伴：十七世纪日本德川政权与郑氏集团在海洋东亚的

    联盟》(“The Shogun's Chinese Partners: The Alliance between

    Tokugawa Japan and the Zheng Family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itime East Asia”)中进一步指出，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商人在德

    川秩序中的地位。[5]

    杭行认为，中国商人事实上并非处于社会最

    底层，而是比其他外国团体有着更高的身份和地位，因此能够获

    得德川政权的保护和支持。而造成这一事实的关键，则在于一直

    与日本保持长久联系的郑氏家族的作用。只有在德川政权与郑氏家族之间的联盟破裂以及清朝入主台湾之后，中国商人的地位才

    急转直下。

    在我考察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氏集团在通往日本的航线上以

    及在长崎等港口城市所爆发的冲突时，郑维中在2013年出版的专

    著《中国海域的战争、贸易和走私(1622—1683)》(War,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1683)则扩大到郑氏集

    团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爆发的商业、外交和军事战争，涵盖的

    是从日本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的一个广阔海洋世界。[6]

    我的书中仅

    偶有关注到发生在东南亚的一些事件，《中国海域的战争、贸易

    和走私(1622—1683)》这本书，作为TANAP项目的另一项突破

    性成果，则精彩地论证了这两个区域之间在该时期的紧密联系，同时也展现出德川政权的政策——尤其是为通往日本的郑氏商船

    提供保护的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如何蔓延到遥

    远的港口城市，甚至国家政权。

    以上所有研究，都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置于持续不断发生剧烈

    变化的海洋环境中进行考察。它们丢弃了过时的欧洲优越论，展

    现出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难以对付之外还有另一面，即在一个竞

    争激烈的舞台上频繁遭遇挫折。虽然以上成果使得这一研究领域

    在全新方向上有了令人欣慰的推进，但是仍然遗漏了一些学术巨

    擘——正是他们的重要贡献和全心扶植，才塑造出如今这一代研

    究者。约翰·威尔斯，即人们所熟悉的杰克，于2017年1月13日过

    世。我初次遇到杰克，是2004年在日本的一次会议上，后来我匆

    匆离开。之后的每次会议，我都因为他的学术热情而受到鼓舞，而且对其渊博学识无限敬畏。他的著作中有一系列开创性研究，都是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互动交往，这些研究的学术水

    准几乎无人能超越。[7]

    在我的书稿将近完成时，杰克也曾阅读

    过，书中的许多观点还可以直接追溯到我们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学

    术会议上所进行的讨论。

    业师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虽非研究荷兰东印度公

    司的专家，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球史学家和海外华侨华人史学

    者。他于2017年9月不幸早逝。除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我的学

    位论文外，他还鞭策我将本书提交出版，而且对每一章节都提出

    了宝贵意见。他的学术生涯一直充满慷慨无私、仁慈博爱，是我

    辈学人的杰出榜样，我在此表示深切怀念!

    [1] Tonio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Dutch, Spanish, and Han

    Colonizati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Tonio Andrade, Lost Colony: The Untold Story of China's First

    Great Victory over the We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3]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reprinted 1996.

    [4] Xing Hang, Conflict and Commerce in Maritime East Asia: The Zheng

    Family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ern World, c. 1620–1720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

    [5] Xing Hang, “The Shogun's Chinese Partners: The Alliance between

    Tokugawa Japan and the Zheng Family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ritime East

    Asi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5.1 (2015): 1– 26.[6] Cheng, Wei-Chu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s, 1622–

    1683, (Leiden: Brill, 2013).

    [7] John E. Wills,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22–1681.(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

    hsi, 1666–168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导言 驯服荷兰人

    1627年10月，一个庞大的使团抵达江户——德川幕府的政治

    首府，一座不断扩张中的城市。这个使团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

    派出的，当时该公司作为在亚

    洲最具影响力的欧洲企业，迅速崛起。彼得·奴易兹(Pieter

    Nuyts)[2]

    位列队伍的最前面，坐在由六位轿夫抬着的专用轿子

    中。作为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新近毕业生和荷兰东印

    度公司的杰出顾问，彼得·奴易兹担任此次向幕府将军派出的特

    使。紧跟其后的随行队伍引人注目，有近三百人之多，其中包括

    荷兰将士、全副武装的武士、身着制服的青年侍从、翻译、马

    夫，当然还有许多仆人。这支使团力图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断

    增长的自信，因此此次出使日本经过精心策划并且开销巨大。他

    们不仅准备了丰厚的礼物，而且带来了对幕府将军的一系列要

    求。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彼得·奴易兹就不得不连夜逃离江户。

    他的使团被草草打发，甚至连幕府将军的面都没见到；他的礼物

    被弃置一旁；他的要求也被忽略。与来时的隆重排场相比，此次

    这位特使的返程，没有任何随员陪伴。由于未经官方许可，彼得·

    奴易兹只能找了几个轿夫来，帮他抬轿以穿过江户漆黑的街

    道。[3]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成行，但是他们尚未到达街

    道的尽头，就被一个当地巡夜者喝令拦下。这些轿夫惊恐万分，突然扔掉轿子四散而去，留下荷兰特使站在街道中间，孤立无

    助。彼得·奴易兹使团或许是一次格外惊人的失败，但其经历绝非

    独一无二，这种情况在当时甚至更为普遍。事实上，许多前往亚

    洲的其他欧洲使团也处于同样的境地，亚洲人对他们的身份或权

    威视若无睹。像彼得·奴易兹这样的个人，在欧亚之间的全球性碰

    撞中处于岌岌可危的前线位置。这种处境从1497年瓦斯科·达·伽

    马率领小型舰队，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贸易航线时便已开始。在接

    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些航线逐渐延长直至可以环球航行，逐渐

    加密直至成为可靠的远洋贸易快速通道。在达·伽马的开拓性航行

    之后，首先是葡萄牙人，后来是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成

    千上万的欧洲人进入亚洲海域。他们在那里开始遭遇一连串的强

    势政权，这些政权所拥有的军事、经济和文化资源，都远远超过

    欧洲最具支配地位的政权。当欧洲人在亚洲秩序的边缘争夺地盘

    时，其结果便是出现了类似1627年发生在日本的场景。

    本书所要考察的是欧洲人和一个强势的亚洲政权之间的冲

    突，聚焦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德川幕府之间的交锋。众所周

    知，在17世纪活跃于亚洲的所有欧洲海外组织中，荷兰东印度公

    司最为强大；而德川幕府对日本群岛的强势统治已经超过250

    年。通过分析这一交锋中的某些关键时刻，本书将围绕有时被称

    作“全球化第一阶段”的概念提出一系列问题：在早期近代的亚

    洲，欧洲权力的性质和程度如何？欧洲人如何处理与像日本德川

    幕府这样的亚洲政权的关系？他们又在当地的政治秩序中处于何

    种位置？最后，对这样一种遭遇政治的考察，如何改变我们对传

    统上被定义的“欧洲崛起”(the rise of Europe)的理解？大分流

    当然这一时期勇于开辟新大陆的水手，远不止达·伽马一人。

    早在达·伽马出发的五年前，另一支由西班牙——比葡萄牙更强大

    的邻国——派遣的探险队，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率领下，离开

    欧洲海岸去开辟通往印度的航路。但是这两支舰队并没有在南亚

    次大陆会合，而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进发，结果不仅遭遇了迥

    然相异的文明，也最终开启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欧洲扩张路线。与

    他们在亚洲的竞争对手不同，向西航行的欧洲人能够攻克庞大的

    帝国，征服帝国的子民、文化和领土，还能永久地改变他们所发

    现的新大陆的政治和社会面貌。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是只有在

    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差异才逐渐扩大——那时哥伦布的探险

    超越了地理限制，成为欧洲早期近代扩张的一个重要象征。

    结束首次航行返回欧洲时，哥伦布报告称：“发现了许多人

    口稠密的岛屿后，我以我们最伟大的国王的名义将其占领。”[4]

    哥

    伦布这种带着典型自信的陈述，描绘了他们向西扩张的关键举动

    ——占领仪式(the ceremony of possession)。[5]

    诸如此类的哥伦

    布报告，首次出现在1492年10月12日，当时他刚结束了一次长达

    33天的远航，这个舰队司令带着一面西班牙王室的旗帜，登上了

    瓜纳哈尼岛。历史的见证者们簇拥在他周围，身后远处还有大量

    若隐若现的舰船，哥伦布“为国王和王后占领了这个岛……应要

    求做出了声明”[6]。后来欧洲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将这一著名场景

    制成雕塑，至今仍装饰在许多公共建筑物上。在这些雕塑中，舰

    队司令身佩利剑并带着标语，代表着西班牙王室向土著们索要岛屿，而后者充满敬畏和恐惧，在他身后缩成一团，毫无反抗。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种占领仪式一再上演，为一个稳步

    向内陆推进的帝国奠定了基础，而在这之前首先是在沿海扩张。

    欧洲快速扩张的步伐通常被归因于两个关键优势，除了把势力边

    界往外推以外，同时还能适时重整美洲大陆的秩序。历史学者已

    经注意到这套十分可怕的技术——能切割衣物和肉体的铁制武

    器，能远距离杀人的火器枪炮，能使穿戴者免于伤害的钢制盔甲

    ——由欧洲人带来的这套技术产生了十分可怕的后果。[7]

    这套技

    术单独使用起来已难以对付，组合应用几乎势不可挡，所向披

    靡。就在瓜纳哈尼岛冲突发生几十年后，埃尔南·科尔特斯

    (Hernán Cortés)以总数仅两千、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推翻了

    阿兹特克帝国而名声大振。科尔特斯的成就被拿来与弗朗西斯科·

    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相提并论，后者曾率领一支规模小得

    多的、仅由167名士兵组成的队伍进入中美洲，沿途屡获大捷，最后推翻了庞大的印加帝国。[8]

    研究者认为，这些战争手段带着

    一种强烈的自信，使得欧洲人将新世界视作一张白纸，可任由他

    们勾画自己的壮志宏图。[9]

    这种欧洲优越性的绝对信念，在与新

    文明的遭遇中得到了加强而非削弱。有了这种信念的支撑，哪怕

    是规模较小的、寡不敌众的探险者们，也敢于向强大的土著政权

    索要广阔领土，甚至宣战。

    最近几十年来，这种胜利者的叙述——将欧洲探险者和拓殖

    者当作文明的先驱论点，至少在学术著作中已基本上不复可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哥伦布探险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新观点。

    然而这种转变后的叙事，也没有改变欧洲人自信的、征服的基本轮廓。[10]

    当充满征服和镇压等悲惨故事向西扩张，继续占据着学

    术研究的中心位置时，欧洲人怎样在亚洲取得进展，特别是他们

    怎样与那里的政权打交道，却几乎很少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其结

    果是，欧洲人带着先进技术抵达遥远海岸的熟悉场景，以及对其

    自身优越性的绝对信服，只是偶尔在美洲研究中被简单提到，在

    亚洲研究领域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修正。由于哥伦布的阴影以这种

    方式在世界史上赫然耸立，因此阻碍了研究者深入理解欧洲权力

    在亚洲早期扩张中所受限制的意图。[11]

    职是之故，历史学者在寻找欧洲力量在亚洲的证据时，转向

    了两种熟悉的模式。有些学者认为，军事技术(尤其是坚船利

    炮)改变了亚洲海域的政治格局；有些学者则试图寻求文化上的

    假设，认为那些完全不同的遭遇战得到一种基本自信的支撑，即

    相信欧洲人能让他们的亚洲对话者们沉默。[12]

    后者很显然就是爱

    德华·萨义德富有开创性的东方主义的研究逻辑，尽管他关注的是

    一段更近的历史时期，但是已经影响到历史学者，特别是那些致

    力于与现代帝国建立联系的学者。通过将高级帝国主义的政治推

    进到更早的世纪，这种研究已经跨越了历史的鸿沟。[13]

    紧随萨义

    德先驱性工作的研究成果，把“自信的欧洲人确信自身优越性”这

    一观点作为最基本的预设，同时其目的在于揭开东方主义话语的

    内在逻辑。在这些研究者中，托马斯·罗伊(Thomas Roe)尤其

    值得注意。作为17世纪英国的驻印大使，托马斯·罗伊的日记提供

    了乔茨娜·辛格(Jyotsna Singh)所谓“殖民想象”的证据。这种“殖

    民想象”使得欧洲人在进入领土帝国时代很久以前，就敢于对当

    地居民发号施令。[14]当对技术和文化的自信观念出现时，学者们在教科书中提出

    了一种明确的看法，即公元1500年代表了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

    刻。当时充满自信且全副武装的欧洲，不仅领先于新世界，也领

    先于亚洲，进而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这种把公元1500年看作欧

    洲分水岭的观念，在杰出的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的著作——出版于1998年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15]

    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达。[16]

    对于兰

    德斯来说，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航标志着现代的开端。因为作为

    一种更具活力的文化的继承者，欧洲人从此开始面对并最终战胜

    了相对停滞的文明，比如“缺少变化、专注，尤其是好奇心”的明

    代中国。[17]

    《国富国穷》的主题，是围绕着一条帝国时间轴而不

    可避免地形成的欧洲统治权。

    但是当我们更仔细地审视欧洲和亚洲相遇的具体细节时，就

    很难认同任何将公元1500年当作明确历史转折点的看法。尽管间

    或有技术优势和极度自信的阶段，但是并不能把它们串联成一个

    更为宽泛的欧洲权力模式。这一重要事实已被部分学者所认知，这些学者与持修正主义取向的主要代表欧阳泰展开针锋相对的辩

    论，后者称历史上的“1492年模式”是将探险远航等同于“西方崛

    起”。[18]

    通过对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他们已经从各种角度联合

    破解了这一解释模式。[19]

    像石康(Kenneth Swope)、龙沛

    (Peter Lorge)和孙来臣(Sun Laichen)等历史学家指出，存在

    一个与欧洲同步发展的亚洲军事革命，因此他们反对过度关注欧

    洲的技术创新。[20]

    另外一些学者，像包乐史和欧阳泰自身[21]

    ，则明确指出了欧洲成功的亚洲根源。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台

    湾或巴达维亚(Batavia)等不同地区，欧洲结构的微弱影响并不能掩盖其背后更为本质的亚洲基础。而与此同时，像威廉·汤普森

    (William Thompson)和G.V. 斯卡梅尔(G. V. Scammell)等学

    者，则关注亚洲地方联盟在促进欧洲扩张中扮演的关键角色。[22]

    一群富有洞见的经济史学者也已加入，他们质疑长期以来发展水

    平的比较观点，还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

    Bin Wong)、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及其他

    学者一起，联合对“1492年模式”发起猛烈抨击。他们辩称，欧洲

    优势确立的时间线应该推迟到1800年以后。[23]

    这些研究成果——这里提到的还只是少数——对所有涉及近

    代早期欧洲分水岭的观念都提出了质疑。此前有关跨区域研究中

    那种普遍的叙述得到遏制，比如欧洲人发现，即使是最锋利的武

    器也可能变钝，甚或像在日本的例子，武器被夺走。在缺乏真正

    有效的筹码时，他们被迫依靠谈判、请愿，并请求开辟出一块能

    在现存政治秩序内部活动的有限空间。为保证在亚洲的一席之

    地，欧洲人需要经过漫长且通常是绝望的争夺。这样带来的附加

    影响是，削弱了欧洲人对自身优越性的任何想象。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欧洲在这一时期的扩张更应当被视为某种程度的焦虑而不

    是自信，这种焦虑感弥漫在与亚洲的广泛互动中。

    由哥伦布探险直接引发的大分流，其关键因素是亚洲国家的

    出现。亚洲地区那些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已习惯于和外国人打交

    道，甚至完全有能力回绝外国人的要求。从首次接触的那一刻起

    ——当达·伽马在1498年探险到达位于印度西部海滨的卡利卡特港

    (Calicut)时，他就试图努力解决类似的窘境。由于无法让卡利

    卡特的统治者屈从他的意志，这位葡萄牙探险家被迫转变为请求者，带着外交文书而非占有的标识物出现在宫廷，并且渴望获得

    谈判的机会。[24]

    在这个过程中，达·伽马开创了一种欧洲人在亚

    洲深入推进时的行为模式，并在后世不断上演。事实上，如果说

    在美洲，占领仪式占据了欧洲人扩张的中心位置，那么在亚洲，就是派出特使前往当地统治者那里，借谈判以期获得特许权。这

    两种行为背后的尖锐分歧，将欧洲探险的大分流性质推向顶峰。

    当达·伽马因靠近卡利卡特而被不断警告时，它的统治者实际

    上是一位相对弱小、没有太大影响力的君主，而在接下来的几十

    年中，欧洲人被迫与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政权打交道，比如中国

    的明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日本的德川幕府，这些政权

    在一个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

    们的领土面积和政治权力让欧洲人日益感到不安。在谈到中国

    时，一位作家提醒他的读者，仅仅用文字是无法描述这个国家的

    富裕的：“我特此给读者一个必要的警告，借此让他们可以想象

    中国的地大物博，鉴于遥远的事物通常听起来比它们实际上更为

    伟大，对中国而言恰恰完全相反，中国比它听起来更为伟大……

    这些事物必须眼见为实而不能仅靠口耳相传，因为跟他们的所见

    相比，他们的所闻微不足道。”[25]

    如果我们要找出一个欧洲在早期近代亚洲扩张的典型代表，那么我们可能会选择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勇敢水手——莱缪尔·格

    列佛。格列佛最早出现于1726年，他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

    物。[26]

    其他小说中的漂流者——最著名的如鲁宾逊·克鲁索，都

    创建了自己的王国，与他们不同的是，格列佛遇到了一连串的国

    家和统治者。[27]

    每一次他试图努力去应付对手时，却总是无能为力，甚至生死未卜。在小人国，斯威夫特笔下的主人公偶然闯入

    一个地方，那里居住着一群身高不及他十分之一身长的人。格列

    佛很快发现，除了身高以外，他并不能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影响。

    他非但没能让自己成为一个上帝一样的统治者，反而被迫服兵役

    并臣服于当地统治者。[28]

    在大人国岛，格列佛则置身于巨人社会之中，即使最微小的

    动物都能让他感受到威胁。为了生存，他变成了王室的玩物，没

    完没了地在宫廷成员面前表演。在最后的航海中，格列佛在慧骃

    国遇到了一种高度智能化的马，他不再相信欧洲文明的任何力

    量，并决心完全放弃他的祖国。在每次经历中，格列佛都被孤

    立，被剥夺了其他探险家紧紧抓住的权力，并陷入前途未卜的绝

    望中。在应对这些问题时，他为了在一个更加强势的社会边缘获

    得生存空间，不得不做出调整，声称自己“比别的动物和奴仆更

    卑微”。[29]

    到了最后，他的变化是如此彻底，以至于经历了开化

    的野蛮人阶段，他成为完全的文明人。当格列佛被迫离开在慧骃

    国的主人时，在向一个高等社会表示臣服的最终仪式中，他跪

    地“亲吻他的马蹄”。[30]

    虽然明显属于虚构，但是格列佛遭遇的基本模式对于许多在

    亚洲的欧洲代理人来说非常熟悉，他们同样被困在陌生的岛屿

    上，没有任何权力。两个相伴相生的问题——一是互动，一是适

    应——把我们带入他们的经验的核心。首先，欧洲企业与亚洲政

    权的相遇到底属于什么性质？这里的目的不在于回答现已过时的

    呼吁，即呼吁把欧洲人排除在外书写自主的历史——尽管过去他

    们通常处于边缘位置——而是要说明欧洲人与亚洲最重要的政治组织相遇的准确性质。[31]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对欧洲人带来

    的强大武器有所认知，同时要考察这些武器在当地是怎样被实际

    部署的。

    从学者们首次重新评估欧洲人出现在亚洲的性质开始，接下

    来的几十年中，出现了两种足以提供更广泛的解释框架的模式，以此思考已经发生的相遇。这两种模式都强调欧洲人入侵亚洲的

    局限性，但是他们采取的方式很不相同。霍尔顿·弗伯(Holden

    Furber)反对“达·伽马时代”(Vasco da Gama epoch)的一元化观

    念，所谓“达·伽马时代”，指欧洲霸权从1498年初并一直持续，直

    到1945年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的到来。他因将早期近代

    时期描述为“合作时代”(age of partnership)而著名，这种观点认

    为欧洲人和他们的亚洲对话者之间发展出了紧密联系。[32]

    对弗伯

    来说，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更应当被描述为合作，“而不是权力

    和敌意的彰显”。[33]

    合作的结果是把欧洲推向亚洲视为一个扩展

    的和相对无冲突的学习过程，在这过程中双方逐渐接近彼此。通

    过强调彼此相互适应，弗伯的研究路径很自然地借用了长时段

    (longue durée)的分析方法，从而把互动看作是跨越几十年甚至

    几个世纪，而不是数年的结果。更近一些的研究者继续采用这一

    框架研究了荷兰人从1604年到1765年在暹罗的情况。[34]

    虽然其中

    的某些片段被视为重要的里程碑，但是总体上的重点在强调知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这个过程只有在19世纪早期的工业帝国

    主义出现以后才被打断。

    有些学者虽然承认弗伯的著作在改变历史争议中的重要性，却批评其中对两者关系相互理解和共享结构的看法过于乐观。[35]

    1990年，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通过强调欧洲人和亚洲

    的统治者、官员或商人在那个时代发生的潜在暴力和持续冲突，挑战了这种过于广泛的合作关系的观点。他的著作描述了一个更

    为黑暗的“冲突时代”(age of contained conflict)，在这个时代

    有“对于武力的无数试验，对于弱点的相互探查，以及反复出现

    的地方冲突”。[36]

    与运用“合作时代”框架的全面研究不同，“冲突

    时代”模型论证了另一种最适用于依据极其详细的无数的个案展

    开的分析模式。[37]

    虽然关注的焦点在于关系的分裂，但是苏布拉

    马尼亚姆的观点是，这个充满经常性冲突的时代包含着某种程度

    的学习过程。而这个过程却是十分剧烈的，因为和解的达成往往

    更多是因为较弱的一方让步了。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冲突不仅仅

    是当其他的功能性安排失效时出现的异常时刻；恰恰相反，在很

    多情况下，这种冲突能够直接建立一个调节欧洲企业和亚洲国家

    关系的系统。换句话说，它们是富有成效的，为后来双方的互动

    制定了规则。

    对冲突及其处理能力的强调，相应地导致了第二个关于欧洲

    的反应——特别是对其适应性的疑问。与格列佛一样，在亚洲的

    欧洲人被迫转移立场，做出让步，或者有时完全重塑自我，目的

    是在强大的当地政权的边缘保有一席之地。尽管这一调整和适应

    的过程构成了欧洲人在亚洲的早期经验的核心，但是此中焦点在

    于，这就与亚洲历史研究中历来存在的两种观点相左：要么过分

    强调怎样理解亚洲国家在19世纪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获得一

    席之地，要么过分强调亚洲国家怎样屈从于殖民主义的怀抱。然

    而，在最后的评估中，后一个时期尽管非常重要，但相对短暂。

    彭慕兰及其他经济史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亚洲国家比以前想象得更强大、持续时间更长，同时也揭示了欧洲霸主地位的时间限

    制。实际上，除了在某个相应的阶段工业帝国主义的工具得到前

    所未有的扩张以外，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都默认亚洲也是至关重

    要的因素，这一点变得愈益明显。[38]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准确理

    解欧洲人如何适应亚洲主导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摒弃已有的欧

    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历史观显得尤为重要。本书希望通过

    考察荷兰与日本的遭遇，对这一广泛的研究计划有所贡献。公司与将军

    1609年，第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出现在日本。正值一

    个新政权——通常被现代学者称为德川幕府，对该群岛的巩固统

    治时期。在结束了长期的地方性冲突以后，德川家康(1543—

    1616)——日本三位伟大统一者[39]

    中的最后一位——确立了政府

    制度，对两百多名保持半独立的领主(大名)确立中央统治，这

    些大名被允许保留最重要的自治权，包括保有自己的军队和征税

    的权力。[40]

    在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动荡以后，通过德川家康的儿

    子(德川秀忠，1579—1632)和孙子(德川家光，1604—1651)

    的改革，德川幕府的统治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

    荷兰人第一次踏上日本领土时，就发现日本与邻居中国形成

    鲜明对比，日本政府愿意——甚至渴望与他们进行接触，并准备

    让他们的代表进入其政治和商业中心。后来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幕

    府之间的关系持续甚久，直到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债务重压

    下崩溃。[41]

    从1609年开始，荷兰人在日本经营着一个永久性的基

    地，最初位于九州岛西北角的平户，后来改在长崎港的出岛。尽

    管日本工厂——当时指的是荷兰在日本的贸易商栈——分布在九

    州岛西部边缘，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却几乎每年都要前往江户，通常在江户待上几个月之后才获准离开。荷兰人借此保持与幕府

    将军以及德川政府不断扩展的机构之间的定期联系。

    尽管持续时间长得惊人，但德川幕府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

    的关系——特别是近些年来，很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可以在

    日本德川史学的发展中得到部分解释，同时这也是以往过分强调欧洲对早期近代日本重要影响的结果。谟区查(Charles Boxer)

    在他那本被多次再版的作品——《日本的基督教世纪(1549—

    1650)》(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中辩称，基督教由西方传教士于16世纪引入日本，并对日本产生了变革性

    的影响，由于日本当局越来越害怕新进宗教的破坏性力量，于是

    在17世纪30年代颁布了著名的海禁法令，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

    系。[42]

    谟区查的研究将欧洲置于日本对外关系的中心位置，并设

    想日本与欧洲海外企业之间接近全封闭的关系，开启了一个日本

    孤立的时代。这种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两位学者——罗纳德·

    托比(Ronald Toby)和荒野泰典的质疑，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德

    川海禁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仍与亚洲国家保持着密切合作，最

    明显的就是朝鲜和琉球王国。[43]

    虽然他们的著作相当成功地把日

    本重新带回亚洲，并证明日本与欧洲的联系并不是其外交政策的

    全部，但托比和荒野介入的附带影响，是顺理成章地避开了对在

    日本的欧洲人的关注。

    除了一些重要的研究，如赖尼尔·赫塞林克和松方冬子的著作

    以外，已有研究习惯上采用了两种视角的其中一种。[44]

    赖尼尔的

    论述更受日本学者的青睐，即狭隘地强调贸易。这种研究路径的

    典型代表是岛田竜登的著作《18世纪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亚洲内

    部贸易扩张》(The Intra-Asian Trade in Japanese Copper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与许

    多相关最新的、更普遍的研究一样，该书旨在把荷兰东印度公司

    当作一个纯粹的商业组织，来理解荷兰贸易网络的性质。松方冬

    子的视角可能最好称为综合的研究路径，旨在描述荷兰东印度公

    司在日本的地位。在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是日本荷兰先驱历史学家永积洋子的著作，她把平户时期(1609—1641)单独抽离出

    来，在总体性分析中提供了合理的关注点，包括对贸易、政治、日常生活，以及其他一系列议题在内的讨论。[45]

    尽管建立在这两

    种路径基础上的研究对理解荷兰人在日本的情况做出了宝贵的贡

    献，但是两者都未能抓住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德川政权关系这一核

    心问题。

    本研究旨在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本书的出发点是要重新审

    视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身的性质。尽管使用公司(company)来描

    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相当普遍——并且也将在本项研究中采

    用，但是很显然，这个简单的词汇事实上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导。

    荷兰东印度公司曾被誉为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的确有些职能

    让它看起来像一个现代化公司，但是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

    种权力即使是今天的世界五百强也不具备。[46]

    因此，正如朱利恩

    ·范古尔(Jurrien van Goor)所说的那样，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视为

    一个成功地结合了公司和政府两种形态的混合组织。[47]

    这种复合性可以直接追溯到公司的基础性文件——《1602年

    宪章》，特别是其中一个单独的条款。在一系列枯燥的条款中，第35条规定了这一组织复杂的业务结构。因为该条款赋予荷兰东

    印度公司一项以往更多地是由国家垄断的主权权利。[48]

    该条款规

    定：“好望角以东，也包括麦哲伦海峡在内，上述这些公司将获

    准与亲王和君主以荷兰议会的名义签订协议和合同。为了保持这

    些地方以及维护其良好的秩序，他们也可以建立要塞和据点，任

    命官员、军队、司法长官，以及其他服务人员。”[49]

    具体来说，宪章第35条描述了三种宽泛的权力：有权与可能遇到的统治者进行直接外交，有权拥有(当然也包括部署)军事力量，以及有权

    通过建筑堡垒和据点夺取领土。这种强有力的三位一体结构形成

    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生俱来的权力，从它的第一艘船只出现在亚

    洲海域开始，该公司就充分利用了这种权力。

    在这里列出的三种权力中，对于哪种权力使用得最为频繁没

    有任何疑问。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伟大历史学家包乐史，曾经

    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整个战略建立在两个工具上——外

    交和暴力。他交替使用“schenkagie”(通过礼品和外交追求优惠的

    贸易条件)和“conqueste”(通过暴力征服土地或获得有利的贸易

    条件)来描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运作。[50]

    带着信件和礼物，第一

    个荷兰探险队的领导者试图打开与跨区域君主的直接联系，以此

    确保进入外交网络(diplomatic networks)[51]。虽然条约必须提

    交给荷兰议会审批，但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遥远距离，意味着荷

    兰东印度公司拥有自由从事独立外交的权力。与这种外交推动同

    时进行的是同样有活力的军事建设。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由一

    个本身看起来处在无休止战争中的国家所创建的，因此从一开始

    它就被深深地卷入暴力中。荷兰舰队攻击伊比利亚人在亚洲的贸

    易网络，瞄准像马尼拉和马六甲这样的关键据点，然后从事大规

    模的海上劫掠。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想获得机会进入最有利可图

    的贸易网络，于是同时准备将其枪炮对准当地的竞争对手。一旦

    当地官员与他们的敌人达成共识，或者被认为已违反了既定合约

    权利，而拒绝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入市场时，荷兰舰队就会向亚洲

    国家的船只开火。除了享有外交和暴力的权利(rights)以外，荷

    兰东印度公司还声称通过宪章第35条授权建造堡垒、任命总督、建立法律结构和完整的政府建制。这实际上是一张为建立殖民地而开的空白支票，在诸如安汶岛(Amboina)、爪哇、班达

    (Banda)和台湾得到兑现，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这些地区获

    得了它的第一批领地。

    研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学家有时将其历史描述为一个本

    质上的商业组织不情愿地进入帝国大厦(empire building)的过

    程，而且该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被逐渐改变。[52]

    虽然荷兰东印度公

    司的确从来不曾为帝国设计一个宏伟的蓝图，它也不只是一个商

    人渴望便宜买入、高价卖出的企业集团。一份针对在亚洲工作的

    高级职员所写信件进行的研究指出：这些职员并不会将他们的雇

    主视为一个受到限制的组织，从而集中关注纯粹的商业贸易，同

    时避免其他不必要的纠葛。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它是一

    个复合的机构，可以最直接地通过荷兰在亚洲的权力扩张获得利

    润。[53]

    尽管可能在太多不同的语境中被引用过很多次，身为早期

    荷兰总督的扬·彼得松·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54]

    的话，仍

    能表明边境官员的更开放的态度：“在东印度群岛的贸易必须通

    过自己的武器来获取与维持……这些武器必须通过贸易赚取的利

    润提供资金。总之，没有战争的贸易或没有贸易的战争都是无法

    维持的。”[55]

    与其说是在亚洲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由不情愿的

    因素导致了一条奇怪的路线，不如说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

    就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56]

    连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对手都明确承认，这是荷兰扩张模

    式最重要的特点；如果想要获得同样的成功，必须加以仿效。对

    荷兰模式最具有启发性的评价，来自17世纪荷兰联合省(the

    United Provinces)最伟大的观察家威廉·坦普尔(WilliamTemple)：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通过战胜葡萄牙人，和对土著人

    的许多战争及其胜利，进而迫使后者签订了排斥所有其他国

    家的商业条约，允许在海峡和关口建立堡垒——控制了这些

    地方的交通入口，荷兰人在吞并东印度群岛的整个贸易方面

    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已经由东印度公司……[实现了]，公

    司运行起来更像是一个联邦，而不是一个商业组织，从而在

    东印度群岛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由公司的指令进行统治的政

    府，然而在别的方面却表现得像个主权国家，通过最精明的

    计算，保持与他们最伟大的国王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关系，同

    时有能力在海上发动40人或50人、在陆上发动3万人的战

    役。[57]

    因此，在描述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最重要的贸易活动以外，利

    用其主权权力从事的外围活动时，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实际情况

    是，宪章15第35条所授予的权利对荷兰人在亚洲的推进至关重

    要。

    虽然亚洲国家的官员从未读过《1602年宪章》，但是他们面

    临的是一个决心充分利用其规定的组织。荷兰东印度公司在17世

    纪前后到达过很多国家。从小型的港口政权到庞大的帝国，它都

    明确宣示其权力，并决心利用其全副武装的力量来实现其预期目

    的。结果是经常发生冲突，当地官员反对侵略性的闯入者，这些

    侵略者通常在看起来没有明显的外交、政治或商业网络的地方活

    动。这种模式在日本表现得非常明显，公司带着雄心勃勃的计划

    来到日本，目的是得到德川幕府外交的承认(以便提高其谈判地

    位)，获得主要贸易路线的控制权，驱逐竞争对手(最明显的就

    是葡萄牙人)，并在东亚建立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在与幕府官员

    的讨论中，在发生了他们为了外交合法性返回欧洲的小插曲以

    后，公司的代理人断言荷兰总督有直接派遣大使进驻江户的权

    力，坚持认为他们可以在幕府将军的海域与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

    伴挑起战争，而且当拒绝对那些早已航行多年的日本商人开放贸

    易机会时，宣称台湾岛是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些

    野心，荷兰东印度公司决心部署自己的武器，尤其是一个强大的

    舰队，而且还有一套阐释合法性理论工具的通用语言——这种表

    达部分来自诸如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等著名学者的叙

    述。[58]

    这种策略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越来越有序的德川幕府世界中

    变成一种不安分的存在，而且带来了与日本当局的持续冲突。外

    交、暴力和主权上的冲突，这三种由宪章第35条款授予的权力，构成本书所要处理的主题。与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一样，我认

    为这一时期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双方互动的特

    征不是一种相对和谐的伙伴关系，而是一系列的冲突。通过发掘

    可靠的史料(包括荷兰文和日文史料)，本书的目的是要提供针

    对这些个案的详细案例研究。通过这种方式，本书将避免使用更

    为综合的研究路径，而代之以聚焦于一系列关键时刻的研究方

    法。换而言之，本书并不是荷兰人在日本或者荷兰东印度公司贸

    易的历史——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曾在这些方面16做出过细致

    的研究——而是分析作为一个混合组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群岛中的具体运作。[59]

    对这些冲突的关注，产生了一种新支点，而非人们熟知的故

    事——荷兰人在日本自我节制。对荷兰人的标准分析突出了他们

    作为一个只对贸易感兴趣的新教商人的作用，用格兰特·古德曼

    (Grant Goodman)的话说，荷兰人追求一种“稳健和适度的政

    策”——与他们的竞争对手葡萄牙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更关心拯

    救灵魂——这使得他们可以避免与日本当局产生不必要的冲

    突。[60]

    实际上如果更仔细地考察17世纪上半叶的状况，就会发现

    在日本的荷兰人面临着接连不断的冲突，情况岌岌可危。然而荷

    兰东印度公司的记录倾向于展现德川幕府的专制政权性质，后者

    固执地提出不合理要求，因此公司遇到的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

    是自己造成的。换言之，它们并非源自幕府将军的突发奇想，而

    是来自公司自身的政策。与有时被想象为温驯谦恭的商人形象完

    全不同，荷兰人在德川日本，特别是在日本工厂的早期，是一个

    暴力和破坏性的存在。

    除了记录由公司对其主权权利主张所导致的结果而出现的个

    别争端以外，本书将试图论证这些争端持久性地塑造了荷兰人在

    日本的性质。当1609年荷兰的第一艘船出现在日本的港口时，荷

    兰人并没有立即在德川秩序中确立特定的位置。而在开始出现一

    系列冲突并得到最终解决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了其一贯的特

    权，并加强自我塑造以满足德川幕府的期望。在这些冲突范围

    内，德川幕府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开始成型，并最终发展成

    它们的永久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到更早的一点，这些冲突

    是富有成效的，虽然结果不是双方协商出一个折中方案，而是较弱一方的持续撤退，并且转移到一种新的立场。

    在不同的情况下，同样的基本模式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公司

    的外交、暴力和主权权利的最初声明引起了一系列冲突，这些冲

    突只能以荷兰东印度公司撤退、让步，或者彻底投降的方式才能

    解决。这是一个关于荷兰人是如何被一个不稳定的外交叙事击败

    的故事，在这一叙事中，荷兰人未能说服幕府官员接受荷兰总督

    的合法性以及派遣大使的权利；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他们如何找

    到自己最可靠的工具的故事，这些工具包括海上暴力在内，首先

    被要求削减，然后基本上被禁止使用；此外还是一个关于他们如

    何在强大的亚洲国家的阴影中挣扎着解释和捍卫殖民地财产的故

    事。结果是荷兰人被迫放弃了他们对主权国家的主权要求，同时

    被迫重塑自己——从一位虚构国王的臣民转变为将军的忠实奴

    仆，从好斗进取的海盗转变为温驯谦恭的商人，从坚持维护殖民

    地的主权转变为德川幕府的合法臣民。在这个适应过程的最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态。

    与此同时，与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的模式一致，有关不断

    冲突的广泛框架也适合亚洲其他地区。日本情况的不同之处在

    于，这些冲突的解决方式几乎完全一致地以一方受益结束。不像

    欧洲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这里没有太多的给予和接受，荷兰

    东印度公司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它在日本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多么弱

    小。简单来讲，与其说荷兰人控制了德川日本，不如说是被德川

    日本所控制。并不奇怪，这是一段令人不安的经历：技术上的优

    势被抵消，一种在纸上显得如此强大的法律语言哑然失声，即使

    是最激进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的信心也遭到彻底动摇。为了理解这一过程最终结果的意义，我们可以回到格列佛那

    里，与小说中的目的地一起，他访问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家。在

    下关港(Shimonoseki)登陆日本主岛以后，格列佛决定“隐瞒我

    的国籍，并称自己是荷兰人，因为……荷兰人是唯一允许进入这

    个王国的欧洲人”。[61]

    在江户，他观察到荷兰人被迫进行踏绘

    (fumie)，这是一种要求幕府将军的臣民践踏十字架的仪

    式。[62]

    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荷兰人是被无情的暴君强迫从事拒

    斥基督徒的行为，不如说是他们愿意参与——隐藏自己信仰的任

    何痕迹都是为了赢得幕府将军的青睐。正如格列佛过去的遭遇那

    样，他们务必通过对一位外国君主的引人注目的奉献，来争先恐

    后地证明他们的忠诚。

    斯威夫特当然是在描述一场虚构的遭遇，但是他对在日荷兰

    人状况的描述却植根于历史事实。虽然他在准备撰写这篇小说的

    该片段时，所读到的确切材料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是有

    理由相信，作者可能对恩格尔贝特·坎普法(Engelbert

    Kaempfer)的《日本史》(History of Japan)很熟悉，该书最后

    于1727年在英国出版。[63]

    一位在长崎工作了两年(1690—1692)

    的德国医生坎普法，写出有关荷兰人在日本状况的最详细也最广

    为阅读的作品。通过对前雇主的尖锐批评，坎普法谴责他们太愿

    意屈服于一个异教徒统治者的愿望。坎普法著作中最著名的部

    分，可能要数他对幕府将军接见日本工厂的荷兰长官

    (opperhoofd)[64]

    的描写：

    当荷兰船长(captain)[65]

    出现时，立刻有人很夸张地大

    声喊道：“oranda kapitan。”(荷兰船长)接着他上前去表示敬意。然后他就在进献礼品摆放处和幕府将军高高的座位之

    间，用手和膝盖匍匐着向前爬，直到他们提醒他。他用膝盖

    跪拜着，把头贴在地板上，然后像龙虾一样，爬回到原来的

    位置，其间没有任何交流。这个简短的、悲惨的程序，就是

    这次著名接见的所有内容。[66]

    由于无法抬起头，荷兰人甚至没能看清楚幕府将军的样子，因为幕府将军坐在接见大厅的另一端，荷兰人甚至都没来得及瞥

    见一下他们的崇拜对象就必须离开。

    尽管像斯威夫特和坎普法这样的观察家往往喜欢关注踏绘的

    屈辱细节或者幕府将军的接见，但是这些只是更广泛关系的最明

    显象征。在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被约束在一定的框架内，这种

    控制正如任何在亚洲的欧洲海外企业所经历的一样。日本幕府体

    制成功地限制住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约束它的活动，把它转化

    成一个顺从的仆人，让荷兰东印度公司愿意为幕府提供军事服务

    和源源不断的有关世界各地的情报。到了17世纪30年代，用荷兰

    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们自己的话来说，它已经成为德川幕府“忠实

    的奴仆”，如一位荷兰总督特别夸张地宣称，他和他的部下十分

    乐意“为将军服务，并用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来保护日本王国”。[67]

    当然，语言本身是会骗人的，我们应当谨慎地对待这类修

    辞，它是研究欧洲扩张的每一位历史学家都非常熟悉的修辞。在

    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简单地将权力隐藏在当地合法性的外衣之

    下。比如在印度，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就利用了类似

    的修辞。在1765年伯格萨尔(Buxar)[68]

    战役胜利以后，他声称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莫卧儿皇帝的忠实奴仆。[69]

    尽管有这样或那样

    的宣言，特权和权力还是转移到了英国，其中包括对印度许多富

    裕的省份征税权这一巨大收获，它能够将克莱武的雇主从可怕的

    金融困境中拯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服务和家臣的修辞掩

    盖了企图——掏空这个曾经强大的亚洲国家，直到它只剩脆弱外

    壳。然而在日本，有关欧洲人主次关系的这种修辞发挥着完全不

    同的功能。在这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而不是幕府被掏空，因为

    它的行动能力被剥夺，而且被迫在日本秩序中接受局限的位置。

    除了做出忠诚的声明以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迫真正履行其作为

    奴仆的职责，有时甚至是以非常尴尬的方式。最明显的例子，莫

    过于1638年公司为服务于幕府将军，自愿将枪口转向躲藏在岛原

    (Shimabara)一个荒废堡垒上的基督教反叛者。

    这个受约束的过程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而言意义重大，这意味

    着它从来没有获得它曾经寻求的那种主导性商业地位。对日本本

    身也同样意义重大，[70]

    因为双方关系的这种状况使得德川幕府可

    以选择性地吸收技术、信息和商品，同时不接受任何更具破坏性

    的、通常伴随着欧洲入侵亚洲而出现的副作用。荷兰东印度公司

    的工厂从来不是日本了解世界的唯一窗口，但是它提供了一个进

    入日本群岛的重要通道，同时也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幕府将

    军忠诚的下属的角色，除了为后者提供便利以外别无选择——即

    使是在自己的利润枯竭以后。与此同时，这种调整的影响更为广

    泛，尤其是在坎普法描述荷兰人在日本的状况的著作出版和翻译

    以后。罗伯特·马克利注意到，日本“引起了17至18世纪的史学危

    机，基督教在日本失败以后，在出岛的荷兰人持续遭到驱逐，这

    成了对欧洲价值观和欧洲中心主义预设的嘲讽”。[71]

    对坎普法历史著作及其他类似的叙述的读者来说，荷兰人在日本的地位是亚

    洲国家持续拥有权力，同时也是欧洲人失去对国际业务的控制的

    鲜明标志。

    尽管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处于特别弱势地位的观念不

    存在任何争议，而且事实上也已经得到诸如坎普法及其他现代学

    者凿凿可据的证明，但是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展示荷兰人如何，以

    及为何变成了他们最终在德川日本时代的那种情形。为此，本书

    将分成三个部分，分别关注有关外交、暴力和主权问题的冲突。

    虽然这些事件在历史编年上存在重复，但还是将它们分开阐述，以便揭示各自发展的时间脉络。第一部分从维克多·斯普林克尔

    (Victor Sprinckel)1608年首次递交到日本的外交信件开始，至

    荷兰东印度公司参与岛原之乱为止。通过考察这一时期的外交，本书将梳理两者相遇的全部历史过程，以及在日本的荷兰代表们

    所做出的一系列不同伪装。第二部分讨论从1609年开始(当时荷

    兰东印度公司初到日本)至1665年(当时它同意取消中国船只航

    行到日本群岛的行动)的海上劫掠活动。重点阐述荷兰东印度公

    司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企图在日本周围海域动用海军力量，最

    后在很大程度上归于失败的尝试。第三部分研究从1624年开始

    (当时公司在大员树起了旗帜)至17世纪30年代(在它同意将前

    殖民地长官引渡给德川幕府之后)的主权争端。文明化和社会化

    在日本历史上，全副武装且带着一系列要求的西方炮舰抵达

    当地海域是一幅强大的图景。1853年，佩里(Perry)[72]

    的黑船

    舰队出现在江户湾——这起通常被认为是日本历史上关键转折点

    的事件，随后引起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明治政府的统治者努力

    通过改革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来重振国家。这个大规模剧变的

    目标是使日本达到一个“文明国家”的标准，正如西方列强所定义

    的那样，借此它可以以一个平等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国际大家庭。

    用一位明治政府官员的话来说，日本必须“仔细考虑权利和义

    务……[那是一个文明国家的]需要。文明国家拥有一定的权利

    (tsūgi)；这样做是获准加入它们行列的要求”。[73]

    通过这种方

    式，佩里的黑船开启了一个强制的社会化过程。日本被迫适应一

    个现有的政治秩序，它几乎没有权力改变。[74]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

    部分，其领导人接受了新的准则：关于该国应该如何在全球舞台

    上活动，以及一份陌生的国际法词汇表。

    大量笔墨用来描述日本为了在国际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而经

    历的转变，还有一个涉及西方和日本的社会化过程，却几乎没有

    受到任何关注。虽然人为弱化明治时刻的重要性将是一个错误，但事实上，欧洲霸主地位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相当短的时间内

    确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这种历史动态恰恰相反——

    亚洲占据着中心位置。正因为如此，当早期的外国舰队在17世纪

    出现在日本港口时，它受到的待遇与佩里截然不同。虽然这第一

    代黑船的到来也引发了社会化的进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被迫适应当地的政治秩序，他们所能改变的东西很少。在找到

    了适应德川日本的策略以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被迫放弃既

    定的做法，接受一套新的规则和新的政治词汇，使其表现得体。

    最后，就像明治日本的统治者一样，他们在一个外国秩序中找到

    了安全地带，却发现自己已付出昂贵的代价。

    [1] 注：在大多数情况下，本书均完整译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少数情况下

    单独对译company或organization为“公司”，因此除非特别说明，书中所见“公

    司”均指荷兰东印度公司。——译者注

    [2] 彼得·奴易兹的名字在史料中有多种拼法(详见第二章)，因此中文翻译

    也有多种，有学者译为彼得·纳茨、彼得·奈茨，本书统一译为彼得·奴易兹。

    ——译者注

    [3] 7 November 1627, Daghregister van de reijse gedaen bij Pieter

    Nuijts ende Pieter Muijser, oppercoopman,als ambassadeurs aen den keijser

    ende rijcxraden van Japan van 24 Julij 1627 tot 18 Februarij 1628, VOC

    1095:491v.

    [4] Major, Select Letters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2.

    [5] 学界对这些仪式的研究受到帕特里夏·希德(Patricia Seed)先驱性著作

    的影响。参见Seed, Ceremonies of Possession。

    [6] Markham, The Journal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35–36.

    [7] Elliott, “The Spanish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of America,” 175.

    [8]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119.

    [9] De Certeau, The Writing of History, xxv–xxvi.

    [10] 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总结了这种景象，他写道：“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之后第一个十年，在新世界探险的欧洲人共同经历了复杂的、成熟的，以及最为

    重要的、强大的移动技术(mobile technology of power)：书写、航海仪器、船舶、战马、军犬、有效的装甲，以及杀伤力很强的武器，包括火药。他们的文化特

    点是在他们自己心中的巨大自信，体现在一种建立在指挥和服从基础上的政治组

    织，一种对陌生人和同胞使用强制暴力的意愿，以及一种以无休止的爱之神的折磨

    和谋杀表现为中心的宗教思想。”参见Greenblatt, Marvelous Possessions, 9。

    [11] 哥伦布的经验在世界历史上的扭曲性影响曾受到许多学者的审察。我自己

    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受到欧阳泰和罗伯特·马克利(Robert Markley)的影响。参

    见Andrade, “Bey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Markley,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and “Gulliver and the Japanese”。

    [12] 卡洛·奇波拉(Carlo Cipolla)在其代表作中指出：军事技术是“欧洲

    崛起”的关键因素。参见Cipolla, Guns, Sails, and Empire。类似的观点可以在

    以军事革命主题为中心的研究中看到，这些研究认为不论是在欧洲历史上，还是在

    世界历史上，军事技术都扮演了中心角色。参见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83。

    [13] Said, Orientalism.

    [14] Singh, Colonial NarrativesCultural Dialogues, 2.

    [15] 该书已有中文译本，参见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版)。——译者注

    [16] 戴维·兰德斯在2006年的文章《为什么是欧洲和西方？》中，也提出过类

    似的观点。

    [17]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96.

    [18] Andrade, “Bey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167.

    [19] 因篇幅所限，我只能从这些学术著作中选择一小部分作为参考。

    [20] Swope, “Crouching Tigers, Secret Weapons”; Lorge, The Asian

    Military Revolution; Sun, “Military Technology Transfers from Ming

    China.”

    [21] 原文如此。——译者注[22] Blussé, Visible Cities and Strange Company; Andrade, 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 Thompson, “The Military Superiority Thesis”; Scammell,“The Pillars of Empire.”

    [23]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Wong, China Transformed; Frank,Re Orient.

    [24] Ravenstein, The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51–63.

    [25] 引自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56–57。

    [26]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27] 我并不是第一个将这些线索联系在一起的人。琳达·科利(Linda

    Colley)在她精湛的著作《俘虏》(Captives)中，最早开始用格列佛和克鲁索两

    个角色，比较欧洲扩张的不同情景。参见Colley, Captives, 1–3。

    [28]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39.

    [29] Swift, Gulliver's Travels，第104页。

    [30] Swift, Gulliver's Travels，第313页。

    [31] Smail, “On the Possibility of an Autonomous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32] “达·伽马时代”的概念是由潘尼迦(Panikkar)在《亚洲与西方霸制》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中提出来的。有关“合作时代”的讨论，参见

    Kling and Pearson, The Age of Partnership.(潘尼迦著作的副标题是“亚洲历

    史上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1498—1945)”[A Survey of the Vasco Da Gama

    Epoch of Asian History, 1498–1945 ]。——译者注)

    [33] Furber, “Asia and the West as Partners Before Empire and

    After.”

    [34] Ruangsilp,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Merchants at the Court of

    Ayutthaya.[35] 数年以后，阿欣·达斯·古普塔(Ashin Das Gupta)在弗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谨慎的框架。他指出：“合作伙伴可能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接受彼

    此，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接受一个人人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贸易和政治

    结构。”参见Das Gupta,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32。

    [36] Subrahmanya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erce, 297.

    [37] 有关相关学术研究的综述，参见Vink, “Indian Ocean Studies and the

    New Thalassology,” 56。

    [38] 菲利佩·费尔南德兹-阿梅斯托(Felipe Fernández-Armesto)用令人难

    忘的典型方式，总结了这种普遍的观点：“当我想象中的这些人——站在非常高远

    的视角(此处原文是‘the Galactic Museum-Keepers’，直译为‘银河博物馆的管

    理者’。——译者注)回顾我们的过去时，与宇宙边缘附近的制高点的客观性一

    样，未来一万年，他们将中心聚焦于中国，以及西方文明中的一些小玻璃窗的一

    角。”参见Fernández - Armesto, Civilizations, 22–33。

    [39] 这里所说的“日本三位伟大统一者”，除了德川家康以外，还包括丰臣秀

    吉(1537—1598)和织田信长(1534—1582)。——译者注

    [40] 在一项重要的研究中，马克·莱维纳(Mark Ravina)认为德川幕府是一

    个“复合政府”(compoundstate)，并且强调了其统治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参见

    Ravina, Land and Lordship in Early Modern Japan, 27。

    [41] 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本身崩溃了，但是荷兰人在日本的贸易基地一直持续

    到19世纪下半叶。

    [42]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该书先后于1967年、1974年

    和1993年再版。

    [43] Arano, Kinsei Nihon to Higashi Ajia; and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44] 赖尼尔·赫塞林克的先驱性研究，通过聚焦于1643年布雷斯肯斯事件

    (Breskens Incident)，讨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德川幕府之间的关系。本书第三

    章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参见Hesselink, Prisoners from Nambu。松方冬子分析了荷兰人提交给德川幕府的情报报告。参见Matsukata, Oranda fūsetsugaki to

    kinsei Nihon。此外还应该提到迈克尔·莱佛(Michael Laver)的重要著作，尽管

    并没有专门对荷兰人进行分析，但是其中也包含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片段。参

    见Laver, Japan's Economy by Proxy and The Sakoku Edicts and the Politics

    of Tokugawa Hegemony。

    [45] Nagazumi and Takeda, Hirado Oranda shōkan Igirisu shōkan

    nikki. 本书的前半部分聚焦于荷兰工厂，由永积洋子撰写，她还撰写了许多有关荷

    兰东印度公司和日本关系的其他重要著作。

    [46] 关于这些权力是主权还是准主权，学者们意见各不相同。珍妮丝·汤姆逊

    (Janice Thomson)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赋予了几乎所有的主权权力”，而

    李克莱弗斯(M.C. Ricklefs)则将这些权力称为“准主权”。参见Thomson,Mercenaries, Pirates, and Sovereigns, 32; Ricklefs,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30。在我看来，考虑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混合属性及其程度，没有任何

    理由不使用主权这个词。

    [47] 范古尔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混合的政府：作为商业公司运营却实际

    上扮演了王国的角色”。参见Van Goor, “A Hybrid State”。巴伦兹

    (Barendse)说得特别清楚，他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欧洲是商人，在亚洲是政

    府。”参见Barendse, The Arabian Seas, 299。

    [48] 作者在行文中有时用“power”，有时用“right”，本书对译为“权

    力”和“权利”，读者可根据不同语境对其具体用意加以体会。——译者注

    [49] Van der Chijs, Geschiedenis der stichting van de Vereenigde O.I.

    Compagnie, 130. 原始文献的条款没有编号，但是第35条成为日后的行事标准。

    [50] Blussé, “Amongst Feigned Friends and Declared Enemies,” 154.

    关于这两种策略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参见Borschberg, The Singapore and

    Melaka Straits。

    [51] 作者在行文中有时用“diplomatic networks”，有时用“diplomatic

    circuits”，本书统一译为“外交网络”。——译者注

    [52] Gaastra,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60.[53] 这方面思考我受到了菲利普·斯特恩(Philip Stern)对英国东印度公司

    的开创性研究的影响。在反对标准的“与帝国贸易”(trade to empire)的叙事

    中，他提出了“审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另一种视角，即不是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或者

    作为盎格鲁—不列颠政府的组织机构，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和政治共同体”。

    参见Stern, “A Politie of Civill Military Power,” 257。同时参见他的The

    Company-State。

    [54] 在台湾地区史研究中通常译为库恩、顾恩等。——译者注

    [55] 引自Winius and Vink, The Merchant-Warrior Pacified, 30–31。

    [56] 作为不同视角的例子，埃尔斯·雅各布(Els Jacobs)主张，历史学家们

    过于关注“战火和炮声”(smoke of battle and the roar of cannon)，为此研

    究的焦点应回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活动中来。参见Jacobs, Merchant in Asia,10。

    [57] Temple, The Works of Sir William Temple, 173–174.

    [58] 马丁·范·伊特叙已经证明，格劳秀斯——此前的理想化研究主题将他称

    作国际法全球体系之父——应当被理解为荷兰人在亚洲扩张的关键性法律合作者。

    参见Van Ittersum, Profit and Principle。

    [59] 最近的研究参见Laver, Japan's Economy by Prox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60] Goodman, >Japan and the Dutch, 16.

    [61] Swift, Gulliver's Travels, 223.

    [62] 踏绘是德川幕府发明的一种仪式，目的在于测试外国人是否是基督徒(天

    主教徒)。其具体做法是：让人用脚踏在刻有圣母玛利亚或耶稣像的木板(铜板)

    上，如果是虔诚的基督徒是不愿意踩玛利亚和耶稣的像的，这样是否是基督徒就辨

    别出来了。一旦被发现，通常会被处以死刑。后来在禁止基督教后，踏绘也被用来

    测试进入当地的荷兰人是否是传教士。——译者注

    [63] Kaempfer, Kaempfer's Japan.

    [64] “opperhoofd”意指日本工厂的荷兰长官。有学者译为荷兰商馆馆长、商馆领事、首席代理商等，甚至有学者提出与华人中间的甲必丹(Kapitan)相似。本

    书统一译为“长官”或“荷兰长官”。——译者注

    [65] 疑此处作者引文有误。“captain”当同下文的“Holland captain”(荷

    兰商馆馆长)，而按引文意思，应该是“shougun”(幕府将军)而不

    是“captain”(荷兰商馆馆长)。——译者注

    [66] Kaempfer, Kaempfer's Japan, 359.

    [67] Tokyo daigaku shiryō hensanjo, Dagregisters gehouden door de

    Opperhoofden van de Nederlandse Faktorij in Japan, 6:204. 东京大学历史研

    究所正在从事一个出版在日本的荷兰长官日记的项目。该系列从尼古拉斯·库克巴

    克尔(Nicolaes Couckebacker)1633年日记开始，随后是《日本日志》

    (Dagregisters Japan)。

    [68] “Buxar”亦拼作“Baksar”，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一座城市，邻近北方

    邦。有学者译为布克萨尔、布克沙尔、布克夏尔等，本书统一译为“伯格萨尔”。

    ——译者注

    [69] Sen, Distant Sovereignty, xii–xiii.

    [70] 在一篇很少被引用但却很重要的论文中，乔治·韦纽斯(George

    Winius)和马库斯·芬克(Markus Vink)已经明确揭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企

    图的落空。参见Winius and Vink,“South India and the China Seas: How the

    V.O.C. Shifted Its Weight from China and Japan to India”。

    [71] Markley, The Far East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246–247.

    [72] 全称Matthew Calbraith Perry，又译为马修·培里，是19世纪美国东印

    度舰队司令。曾于1853年率领四艘黑色铁甲军舰开到江户湾，以武力威胁日本幕府

    开国，并于第二年在横滨签订了《神奈川条约》(即《日美亲善条约》)。这就是

    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黑船事件”或“黑船来航”。——译者注

    [73] Craig, Civilization and Enlightenment, 149.

    [74] Suzuki, “Japan's Socialization.”第一部分 外交

    第一章 来自共和国的王室书信

    我之所以造访贵国……乃奉荷兰国王之命。

    ——海军上将科内利斯·马泰利夫·德扬

    (Cornelis Matelieff de Jonge)，1607年

    160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两艘船只抵达日本西部的平户。

    在抛锚停泊在港口的狭窄港湾后，这次探险的领导者准备派遣一

    队代表，前去寻求德川家康的接见。德川家康是这个军事政府的

    创始人，当时正临近他执政的第十年。一位荷兰的高级贵族——

    莫里斯亲王(Prince Maurits)在一封信中，记录下了荷兰人在日

    本的一些情况，但是并没有说明这封信的目的，以及为什么一个

    属于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商业公司的代表团会携带这样一份文件到

    日本，这使这封信看起来只不过是历史的脚注。[1]

    根据大多数针

    对随后所发生事情的描述，私营商人只关心交易，并无任何特别

    的外交主张，因此荷兰人受到一位友好的幕府将军的接待，后者

    迅速答应了他们所有的要求。[2]

    这样一来，尽管荷兰东印度公司

    是亚洲政治的陌生闯入者，但第一次接触被视为一个典型的简单

    的互动，一次幕府将军和公司职员的简单情感交流，不需要额外

    的解释。

    这种倾向于掩盖欧洲外交活动，把它作为一个基本上简单的

    谈判过程的做法，并不仅限于日本。无论是在小型港口国家，还是在海岸地带的强大政权，达·伽马之后的指挥官们总是在他们的

    船只抛锚以后试图通过派遣大使，带着官方信函和礼物，接近这

    片土地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因此，从一开始，大使们就充当了殖

    民扩张的基本工具。然而虽然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欧洲人闯

    入亚洲商业网络的方式充满兴趣，但是详细介绍他们外交活动性

    质的研究却少得可怜。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是，即使是在诸

    如卫思韩等学者的开创性研究以后，我们对欧洲大使所面临的挑

    战的了解，相较于我们对欧洲商人为了征服其在亚洲的贸易困局

    中所进行的斗争来说，要少得多。[3]

    虽然有一些大使非常成功，但是他们要求进入的外交网络的

    复杂性——这种网络可能正如非常复杂、难以捉摸、抗拒渗透的

    任何商业网络一样——不应该被低估。考察大使的相关史料可以

    看出，与亚洲国家的外交接触的过程是一个比它有时看起来更为

    棘手的事情，而且也是欧洲企业经常产生的问题。正如欧洲商人

    发现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售一样，欧洲大使经常发现他们在

    参与亚洲的外交事务时准备不足。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雇员素质

    低下，礼物不甚合理，或者文件存在问题，以及目标极不现实，许多大使步履维艰。更简单地说，外交总是充满波折，特别是在

    两者相遇的最初阶段，即欧洲人试图在亚洲确立影响时。

    近些年来，这种观点得到诸如里士满·巴伯(Richmond

    Barbour)等学者的有力佐证，他分析了在印度早期的英国外交官

    面临的考验和磨难。[4]

    这样的研究所面临的长期困难之一，是英

    国东印度公司的大使们用尽各种方式努力去让别人相信，他们的

    君主——一个为该组织外交活动而被认定的傀儡，引用一个莫卧儿帝国官员的话来说，不应仅仅被视为“卑微的亲王”，这种亲王

    很少在统治当地的大法庭中受到尊敬。[5]

    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同行命

    运的问题。荷兰作为一个共和国出现的事实，已经促使一些学者

    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及作为其前身的组织享有独特的优势，这

    一优势使其代表在与亚洲国家的谈判中游刃有余。安·拉德温

    (Ann Radwan)在研究公司在印度的活动时认为，荷兰人是非常

    幸运的，因为他们母国政权的性质意味着他们不会被要求去不停

    地维护一个遥远君主的荣耀。[6]

    尽管在某些情况中确实是这样，但也有大量证据表明，共和国的背景通常更多时候会成为障碍而

    不是优势。

    作为商人领导的商业公司的雇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长官努

    力去解释，他们到底代表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一个私人组织会如

    此坚定地进入通常由国家垄断的外交网络。令事情进一步复杂化

    的是，公司不能简单地指望欧洲通过借用君主的名义获得合法

    性。荷兰共和国在欧洲内部并无确定地位，是一个由不受约束的

    议会所统治的政治试验，缺乏君主这样一位随时都可能卷入外交

    谈判中的人物。综合以上事实可以发现，尽管所有的欧洲人都在

    努力操纵外交网络，但是当它在创造一种在亚洲各朝廷都可接受

    的叙事时，荷兰人——正是因为他们母国政权的性质——面临一

    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将我们带回到1609

    年使团，同时也把我们带回到这封由亲王莫里斯所写的信件中。

    当这个小型特使团前往会见幕府将军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

    并不是作为私营商人，而是作为声称代表“荷兰国王”——一位根据莫里斯亲王的模糊想象而精心设计的虚构君主——的大使们，寻求进入幕府官员所称的通商或者商业关系。[7]

    对这一特征的介

    绍提供了一种可以保护荷兰东印度公司活动的王室外衣，从而掩

    盖了组织没有经验的特点，尽管同时还通过提高荷兰特使的地位

    为他们提供一个现成的交流框架，更为其外交活动铺平了道路。

    它同时还有一个额外的影响，即延迟了由公司外交野心引起的冲

    突，这种外交野心直到后期才表现出来，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

    没有王室傀儡调停的情况下选择与幕府将军打交道——这将在下

    一章中详细叙述。本章的目标是通过审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

    们实际上所说(或所写)，并且假设这种叙事非常重要，将“荷

    兰国王”放回到荷兰人与德川幕府相遇的历史脉络中。当特使解

    释说他们来自“荷兰国王”，这并非一起翻译中的意外事故，或者

    一种轻率地置于一些更实质性东西之上的外交修饰。事实上，正

    如德川幕府的档案所清楚记录的那样，它提供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与将军谈判第一阶段的结构和逻辑。

    欧洲大使在亚洲

    16世纪和17世纪进入亚洲的欧洲企业，全部都在努力寻找合

    适的钥匙来解锁他们在整个地区遇到的各种不同的外交线路。瓦

    斯科·达·伽马1498年抵达卡利卡特时，他立即给当地的统治者发

    出了一封信件，“通知他一个代表葡萄牙国王的特使带着信件来

    了”。[8]

    以王室代表的身份，他自称葡萄牙国王的代理人，由国王

    提供经费以便与亚洲的君主取得联系。虽然达·伽马很容易夸大葡

    萄牙的军事力量，但是这种对他自己和自身角色的定位，实际上

    是根深蒂固的。与哥伦布的航海情况一样，他的探险队已经获得授权和资助以期获得亚洲的财富。与17世纪使它黯然失色的商业

    公司不同，葡属印度总督府(the Estado da India)是一个由葡萄

    牙王室控制的组织机构，它是葡萄牙在亚洲扩张的首要工具。正

    因为如此，每个在东方探险的葡萄牙人都宣称是“为国王服务”，虽然大多数人只是试图为了自己的利益从事私人交易来补充他们

    的工资收入。[9]

    在卡利卡特首次登陆亚洲以后，许多葡萄牙大使分散在亚洲

    各国，从事一系列的活动。结果在短短几十年里，他们的活动从

    印度的海滨延伸到了中国的宫廷。与他们的著名先驱一样，这些

    大使依赖遥远的欧洲国王，来为他们的使命提供合法性，并且为

    交流提供框架。在王室旗帜下的代表团，带着印有王室玉玺的文

    件，并且展示出国王的画像。[10]

    随后提出的要求也基本上一致。

    1498年，达·伽马曾解释说：“他受命口头告知对方……[葡萄牙

    国王]希望……[和卡利卡特的统治者]成为朋友和兄弟。”[11]

    在随后与一系列国家的谈判中，大使们为了结成政治联盟并获得

    贸易优惠，不断向当地统治者宣示国王的“友谊”(amizade)

    和“兄弟关系”(irmandade)。[12]

    这两个概念意味深长：兄弟关

    系“指向一个带有心理暗示的虚构血缘关系”，这种方法通过建立

    君主联盟从而建立起跨文化的联系以达到共同目标，与此同时，友谊则伴随着各自的一套相互之间的义务。[13]

    因此，这种君主与

    个人之间联系的概念，有可能跨越遥远的距离，并且不需要任何

    面对面接触，就可以提供一个用于贸易的组织结构和随后相互作

    用的一致逻辑。

    虽然它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交流框架，但是把对国王的依赖作为外交交流的关键也带来了自身的难题。最常见的困难在于，说服他人认真对待葡萄牙主权。一方面大使们怀有对君主权力及

    其友谊希求的宏大要求，另一方面他们的使团又表现得低声下

    气，有时甚至伪装得非常低劣，他们竭力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分

    歧。这种要求和表现之间的分歧最早出现于1498年，当时卡利卡

    特的国王注意到，达·伽马“告诉他，他来自一个非常富裕的王

    国，但却什么也没有带给他”。[14]

    遇上诸如中国皇帝这样的君主

    时，把王室兄弟关系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也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中国皇帝掌控着一个等级系统，将外族人提拔到帝国首都的

    文明中心，因此倾向于排斥任何与欧洲小君主平起平坐的观念。

    但是，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葡萄牙人的报告确实具有简洁这

    样一个重大优点。相比之下，17世纪出现在亚洲港口城市的英国

    商人是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赞助者而到达那里的。与荷兰东印度

    公司一样，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家由商人组织、提供资金并安置

    人员的私营商业公司，在政府之外独立运行。用乔治·马塞拉曼

    (George Masselman)的话来说，其代理是“受到匿名资本”而非

    君主的雇佣。[15]

    那么如何呈现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管理机构来控

    制的自治组织？[16]

    一个显而易见的、可以被迅速采纳且毫无争议

    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借用官方的合法性来对组织的独立性进行分

    析。当他们为第一艘远征亚洲探险的船只装备好时，组委会决定

    征集“来自女王的、写给印度王子和君主的信件”，“这被认为是为

    确保得到良好接待的最明显的权宜之计”。[17]

    原因显而易见：如

    果公司的雇员并没有真正代表英国的官方——在那时指的是伊丽

    莎白女王，那么他们至少可以以君主的名义和声望与他们的努力

    联系在一起，以此获准访问，否则将被拒绝。[18]第一次远征的指挥官詹姆斯·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在

    1602年到达亚齐——一个位于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强大海洋王国，也欢迎来自“荷兰国王”的大使——的时候，他充分利用了女王的

    来信，迅速承担了大使的角色，同样依靠与王室联系的方式来解

    释他的出现。他被带到苏丹面前，“以当地国家的方式表达他的

    敬意，声称他由英国最强有力的女王派遣，向殿下表示祝贺，同

    时和他商谈有关和平及与其君主之间的友好关系”。[19]

    这封信

    从“受到神的恩赐的伊丽莎白——英格兰、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女

    王……到伟大而强有力的亚齐国王(位于苏门答腊岛)，我亲爱

    的兄弟”，直接以一番对君主之间兄弟关系的祈祷开头。[20]

    它继

    续为同等的统治者之间提供“友谊和联盟”，以亚齐人和英国公司

    商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框架。一旦亚齐国王接受，这种友好关系的

    纽带将为伊丽莎白在亚洲的臣民们提供一套既定的特权，从而使

    其在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21]

    正如葡萄牙的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对君主的依赖既带来了明

    确的好处，同时也创造了另外一套并非不重要的问题。君主顶多

    只是一个能同安乐却不能共患难的朋友，他们通常乐于帮忙，但

    有时也允许竞争对手进入其业务领域，这反倒阻碍了公司的利

    益。[22]

    更重要的是，将微弱的王室声望嫁接到私营商业企业中，有时带来的损失要多于帮助，从而导致一种明显的不确定性和混

    乱，并且可能会破坏外交使命。[23]

    例如王室信件偶尔会交给匆忙

    招募的商人，这些商人通常素质很差，并不足以扮演王室大使的

    角色。有一个叫爱德华兹的先生——一位非常不幸的人物，被他

    的同胞描述为一个“呆头呆脑的家伙”，他在1614年取得了驻印

    度“大使的头衔和资格”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24]

    他表现得看起来并不像大使，特别是在接受一位像英国国王那样伟大人物的

    派遣之后，便“失去了机会，被(莫卧儿帝国)国王宫廷大门外

    的门童一脚踹开，成为我们国王和国家不可挽回的耻辱”。[25]

    虽然失败一直存在，但君主的引入为英国在亚洲的代理人提

    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有利机制——特别是在接触的第一阶段。它

    不仅提高了特使个人的地位，还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框架和说辞。

    与英国大使一样，荷兰在亚洲的大使也是一个独立的商业组织的

    雇员，但是他们的共和国背景意味着：他们缺乏这样一位君主

    ——一个不言自明的能够立刻为公司服务的傀儡。

    荷兰的问题

    荷兰共和国，又被称为荷兰联合省，诞生于与西班牙哈布斯

    堡王朝军队的苦战中。[26]

    从1568年开始，荷兰北部的多个省份联

    合反抗菲利普二世(1556—1598)，冲突持续不断，除了1609年

    至1621年短暂停战以外，直到1648年，战争整整持续了80年。在

    与西班牙的长期斗争中，反叛省份的领导人创建了一种新的政府

    机构，这一政府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尽管战争持续时间

    很长，但荷兰共和国的政治形态并不是一个经过坚定的民族主义

    者深思熟虑和总体规划后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在逐渐消除可

    能的替代品以后，一部分一部分拼凑而成的。[27]

    诞生于叛乱中的政治体制高度分散，因为每个省份都希望在

    不放弃各自利益的情况下获得集体安全。用威廉·坦普尔的话来

    说，由此产生的政治体制是“一个由七个拥有主权的省份组成的同盟，它们团结起来共同防御，但是彼此之间并不相互依

    赖”。[28]

    中央政府机关——荷兰议会——由每个省议会或州的代

    表组成。由于每个省份都只收到一票，这种制度从理论上说能保

    证平等，但是其主体是在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荷兰省——七个省

    份中最大也是最富有的省份。虽然控制了战争与和平的宣示权，以及国防和国际外交方面的事务，但荷兰议会在各个省份以及各

    个城市和城镇中拥有的权力却非常有限，这使得后者保持了一定

    程度的自主性。[29]

    荷兰特使尽管代表了一股新兴力量，但是当他们寻求进入欧

    洲和亚洲的外交网络时，面临着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30]

    首先，荷兰联合省不仅缺少一位君主，而且正如它的批评者们高兴地指

    出的那样，它还处在持续反抗前任国王的状态中。其次，作为其

    主权权威的是一个多元化的机构——荷兰议会，在国际政治中鲜

    有明显的同党。[31]

    最后，荷兰共和国在欧洲内部处在一个岌岌可

    危的地位，它仍然被困在与一个强大敌人的绝望战争中。这些问

    题综合在一起，使得它普遍被视为——特别是在签署1609年停战

    协定之前——一个外交局外人和一个叛变的国家，因此其代表也

    就不应该被给予全权大使的待遇。[32]

    如何在亚洲最好地代表这个国家，这一问题在1595年就出现

    了，当时正值荷兰东印度公司组建前的七年，科内利斯·德·郝特

    曼(Cornelis de Houtman)率领一个小型舰队驶入印度洋。他的

    探险队已接受远地公司(the Far Lands Company Compagnie Van

    Verre)的派遣，该公司是联合省热切的商人为打入亚洲市场而创

    建的许多组织之一。这些企业被统称为“公司”(theprecompaniesvoorcompagnie?n)，当时“公司”联合派遣了15支远

    征队前往亚洲，共有65艘船。[33]

    虽然有些远征队比较成功，为他

    们的投资者带来了丰富的货物和充足的收益，但是这些企业存活

    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新世纪的开始，荷兰政府汇集竞争对手公司

    的董事召开共同会议，旨在控制不受限制的竞争。经过几个月的

    艰苦谈判，最后的产物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该公司通过合并原

    有的六个公司组成。

    像远地公司这样的组织在消失以前，一个持久的外交交流模

    式已被成功地建立起来，这种模式随后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继承和

    发展。德·郝特曼在1596年登上了爪哇西部繁华的万丹港时，就承

    担了大使的身份，并开始与当地的主权国家建立外交关系。[34]

    德

    ·郝特曼出现的准确性质取决于几个月前由远征队的支持者所做的

    决定，目的是越过暴躁的荷兰议会以获得独立的、准国王的，因

    此也是——用外交术语来说更熟悉——合法性的角色。我们所说

    的那个人就是莫里斯亲王，荷兰共和国的执政

    (Stadhouder)[35]

    ，也是荷兰联合省早期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他

    将在荷兰向亚洲扩张的第一阶段发挥重要作用。

    荷兰执政(the office of Stadhouder)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

    控制时期早期遗留产物，当时其首脑充当了君主的地方代理人。

    他们对国王宣示效忠，在国王的辖地运作，自身却并非王室中

    人。当主权因暴力叛乱[36]

    从菲利普二世转移到各省时，荷兰执政

    并未像预想中的那样，轻易地从历史中退出。相反，它在当地继

    续维持，虽然其首脑从王室代理人转变为国家仆人，但实际上职权在逐步加强。[37]

    原则上，各省政府选择他们自己的总督，但是

    数个省份通常选出同一个人，因此荷兰执政在很大程度上由奥兰

    治-拿骚亲王家族所垄断。[38]

    德·郝特曼于1595年抵达万丹时，荷

    兰共和国由莫里斯亲王(1567—1625)掌权，后者正是在他父亲

    ——著名的“沉默者威廉”(Willem de Zwijger)1584年被暗杀后

    继承了其职位。

    荷兰执政的正式权力主要涉及军事事务，在其担任共和国军

    队的指挥官期间，莫里斯负责指挥与西班牙的战争，领导荷兰军

    队在一系列重要的战役中获得胜利。[39]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荷兰执政的影响远远超出战争事务的范围，进入荷兰政治权力的

    核心。[40]

    作为荷兰共和国最显赫的贵族，同时作为一个统一的符

    号——通过该符号可以凝聚民族认同感——执政享有极高的威

    望，并且在政府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在他生命的

    最后几年里，莫里斯想方设法驱逐了为他服务多年的国内竞争对

    手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开始

    成为荷兰联合省的主导政治力量。但是，尽管掌握了巨大权力，他们却并非国王。相反，整个17世纪，荷兰执政仍然被困在共和

    国政府机构影响中的暧昧位置上。即使在他们方兴未艾的时期，荷兰执政们仍然不得不与荷兰议会合作，被迫通过达成共识而不

    是通过法令来执行政策。事实上，荷兰执政本身在荷兰政治体制

    设计中甚至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部门，因此在本世纪中期，荷兰议

    会维护自身的首要地位时，已被空置了很长一段时间。[41]

    尽管从未踏足过欧洲以外的地区，莫里斯的名字和形象却一

    次次出现在荷兰公司所到之处——起先是荷兰远地公司(voorcompagnie?n)，然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42]

    大使们带着

    荷兰执政签署过的信件，携带着他赠送的礼物，以他的名义签署

    条约，并通常将莫里斯当作其在亚洲活动背后的一个象征性存

    在。就其本身而言，莫里斯在外交谈判中处于中心位置并不足为

    奇，因为荷兰执政在欧洲承担着相似的功能。在欧洲，荷兰议会

    承认“在与欧洲君主打交道时，某种类型的‘王室成员’的存在是必

    要的，目的是确保彼此之间平等的沟通”。[43]

    而在亚洲，他所起

    的作用则更被放大，尽管总是以象征的形式出现，但是不仅出现

    的时间更早，而且处在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44]

    欧洲和亚洲之间

    的遥远距离给荷兰代表提供了余地，也使这一人物形象不断膨

    胀，在一系列的外交谈判中，荷兰执政要么取代荷兰议会，要么

    承担一个新的、同时也更壮观的君主身份。[45]

    在与亚洲统治者和

    官员的讨论中，莫里斯通常以两种身份出现，要么谨慎地将自己

    的正当头衔放在荷兰议会之下，要么如发生在日本的情形那样，更直接地以“荷兰国王”的名义出现。[46]

    德·郝特曼与万丹官员签

    署的第一个协议的某个版本中，莫里斯以后者的幌子出现，其中

    就涉及“荷兰国王”。[47]

    之所以能够这样描述莫里斯，是因为他看起来确实像那么回

    事，在如何把荷兰执政塑造为一个令人信服的君主的问题上，与

    其说是一个全面的重塑，不如说仅限于在身份边界上模糊定义。

    尽管这位至高无上的人物只是在奥兰治的小法兰西公国拥有自身

    的权利，但是随着其规模和富裕程度在17世纪的稳步扩张及增

    长，莫里斯及其继任者们开始处于宫廷的中心。[48]

    在他们的标准

    肖像中——有一些实际上被运到亚洲——荷兰执政们被象征王权

    特征的符号所包围，并以一个傲慢的姿态出现。在一幅米歇尔·詹斯·范·米勒费尔特(Michiel Jansz.van Mierevelt)所绘的著名肖像

    画中，莫里斯穿着由政府赐给他的镀金盔甲，右手握着将军的指

    挥棒，一顶华丽的羽毛帽放在他身旁的一个基座上。[49]

    要理解诸如“荷兰国王”这种人物在外交谈判中的角色，就要

    分析他们的亚洲对话者因对不情愿的荷兰使节缺乏了解而做出的

    临场反应。[50]

    考虑到这个事实，即荷兰联合省确实拥有一个非常

    复杂的、难以描述的政府体系(而在早期近代亚洲缺乏明显的同

    类)，这种解释显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即荷兰代表做出了微妙的决定，即将王室傀儡引入谈判中以提高

    他们的地位。换句话说，荷兰大使们引入这个人物并不是单纯因

    为他们必须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

    如果我们审视荷兰执政被引入亚洲的时间，那么这一点就变

    得非常明确。经过很长时间的斗争以后，他在外交谈判中并没有

    露面。在当时的谈判中，勇敢的共和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去解

    释他们国家的性质，这些受挫的人被当地的无知者耽误了太多的

    时间，最后只好放弃。更确切地说，在一艘船单独启航之前——

    也就是说在实际接触发生前的几个月或几年，第一次远航到亚洲

    的支持者已经从奥兰治亲王那里获得了文件。他们离开欧洲时，德·郝特曼和其他三位官员带上了被认为是来自莫里斯的特许状公

    函，公函随后被递交给万丹的官员，目的是建立联系以及“建立

    坚定的和平与团结联盟”。[51]

    通过这种方式，荷兰大使决定把荷

    兰执政推出来，利用荷兰执政这个形象开启贸易。

    进入当地的外交网络时，引入一位王室傀儡带来了明显的好

    处。前公司(precompanies)在亚洲的策略——这种方式更适合荷兰东印度公司——依靠获得直接进入亚洲宫廷的渠道，以便签

    订条约、建立联盟，或者迫使对方做出安全让步。因此，荷兰代

    表踏上新的领土时，他们的首要目标永远是——引用一份早期资

    料里的话——“与国王对话”。[52]

    但是，问题是这一地区的私营商

    人很少站在整个地区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许多统治者倾向于遵

    守中国的格言：“人轻无外交”。[53]

    如果荷兰大使被当作商人——

    商人应该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应该介入外交事务——而被解

    雇，那么就破坏了保障他们获取所期望结果的任何机会。通过将

    自己与一位国王般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德·郝特曼和其他像他这样

    的人从商人变身为王室大使，同时也打开了一条清晰的通往宫廷

    的道路。正如英国代表的情况一样，将君主带入谈判能带来额外

    的优势，可以给荷兰特使提供一个现成的、以强势个体之间的私

    人联系为导向的交流结构。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一系列不同国家建

    立关系，也提供了一个通过荷兰执政及其亚洲同行之间持续推进

    的友谊而取得让步的机制。图1.1 奥兰治亲王莫里斯肖像(约1613—1615)

    米歇尔·詹斯·范·米勒费尔特(Michiel Jansz.van Mierevelt)绘感谢阿姆斯特丹

    国立博物馆惠准使用

    鉴于这些好处，莫里斯的遥远存在笼罩在荷兰扩张的第一阶

    段就不足为奇了。在德·郝特曼抵达万丹后20年，荷兰执政在亚洲

    不同国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作为回应，一些当地统治者发

    出了他们自己的信件，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向“荷兰国

    王”回派大使。[54]

    在一次往来中，特尔纳特(Ternate)[55]

    的统治

    者——一个生产丁香的小国苏丹——从“风上之地的丁香树拥有

    者”向“风下之地[56]

    的荷兰国王”表达了问候。[57]

    在马来半岛，柔

    佛(Johor)的苏丹欢迎荷兰人成为他们反抗葡萄牙人的珍贵盟

    友，坚持称荷兰执政为“我们的兄弟”，并且援引了军事伙伴的逻

    辑，希望两个国王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承诺双方互相

    支持。[58]

    在缅甸勃固统治者(the ruler of Pegu in Burma)的信

    中，当他向“强大的荷兰国王，我全副武装的兄弟”写信时，同样

    运用了类似的表述。[59]

    其中最持久的关系是与暹罗大城王国(the kingdom of

    Ayutthaya in Siam)建立的。大城王国的历代统治者通过炫耀这

    些来自遥远的荷兰特使的信件，来支持这种与荷兰执政的联系。

    事实上，大城王国的君主对这种联系如此感兴趣，以至于埃卡托

    撤阿特(Ekatotsarot)国王(约1605—1610年)在1606年向“荷兰

    国王”派遣了自己的大使。来自暹罗的特使经过长途航行抵达荷

    兰联合省，向“总是被他们称为‘荷兰国王’”[60]

    的莫里斯献上一封

    写在金箔上的王室书信。为了确保关系的延续，荷兰东印度公司随后递交了至少四份不同的信件，以及荷兰执政送给暹罗的各种

    礼物。[61]

    莫里斯在外交谈判中最引人注意的作用，也许可以在荷兰公

    司竞争对手的档案中看到。与荷兰人做着相同生意的英国人，抗

    议他们的竞争对手“几乎没怎么夸赞过他们的国王，意思是(伯

    爵)莫里斯在他们的文件中都被称为荷兰吉拉(Raja Hollandathe

    Raj of Holland)”。[62]

    这种表达方式最后通过新闻报道传回英

    国，詹姆斯一世传唤了荷兰代表团并谴责了他们：“那里的人到

    处都把你们的奥兰治亲王当作伟大的国王和领主，而把我当作小

    国君主，仿佛我屈居他之下似的，这是对那些野蛮的国王的误

    导。”[63]

    由于渴望获得在亚洲的优势地位，英国商人特别提醒亚洲官

    员，荷兰联合省是一个小型的政治怪胎，没法与欧洲的伟大王国

    相比。[64]

    当在日本的荷兰代表“开始赞美他们的荷兰国王是基督

    教世界最伟大的国王，而且管辖所有在他之下的人”时，他的英

    国对手向聚集的听众宣布，他“不需要说谎，因为荷兰根本就没

    有国王，而是被一位伯爵统治着，或者说他们统治着他”。[65]

    在

    万丹，德·郝特曼最早使用“荷兰国王”信件的地方，英国的代理人

    为庆祝英国君主的加冕日组织了盛大的表演，他们戴着“红色和

    白色相间的化纤面料围巾”，用“一面中间有红色十字架的旗子”装

    饰他们的房间。当一大群人聚集在装饰华丽的建筑前时，他们宣

    告自己是强大君主的臣民，而荷兰人却39“没有国王，他们的土

    地被各省总督统治着”。[66]尽管来自荷兰执政的信件为大使们提供了宝贵的工具，但是

    这无法保证他们取得成功。就像爱德华兹先生一样，这个“呆头

    呆脑的家伙”灾难性的出使被莫卧儿帝国的官员一脚踢开，有些

    荷兰代表的表现证明他们很难适应这个角色。比如，1603年，荷

    兰海军副司令泽巴尔德·范德威尔德(Sebald van de Weerd)在负

    责与康提国王(the king of Kandy)的结盟时，由于激怒了他的主

    人结果最后被杀。[67]

    然而，更常见的问题更多地源于资源的普遍

    匮乏而不是这种卑劣的表演。这些文件涉及的许多使团，都是匆

    忙中临时组成，同时素质较差，以至于破坏了荷兰公司展现的基

    础。这就是在日本的荷兰人的情况，在那里，荷兰人跌跌撞撞地

    走向了与并无充足武器的幕府将军的首次相遇。

    发现日本

    日本与荷兰之间的首次相遇并不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而是

    由其中一个荷兰公司(voorcompagnie?n)造成的，后者更早进入

    亚洲，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发展。1598年，来自鹿特丹市的一群

    商人集结了一支小型舰队准备去亚洲探险。[68]

    舰队由五艘船组

    成，它们各自拥有炫目的名字：“希望号”(HoopHope)、“博爱

    号”(LiefdeLove)、“信念号”(GeloofFaith)、“忠贞

    号”(TrouweFidelity)，以及“佳音号”(BoodschapGood

    Tidings)，舰队由雅克·马于(Jacques Mahu)和西蒙·德·科德斯

    (Simon de Cordes)指挥，他们的任务是沿着向西的航线通过麦

    哲伦海峡，然后进入太平洋。从一开始，探险队就因遇上了差劲

    的领导和坏天气挫折不断。只有两艘船——“博爱号”和“希望

    号”——在穿越了著名的危险海峡以后，成功地在太平洋汇合。1600年4月，“博爱号”在途中失去了它的姐妹船，到达日本九州

    岛。这时，“博爱号”船只及其船员们处于非常糟糕的境地。原来

    的队伍有100多名水手，现在只有24人幸存，其中有许多人还濒

    临死亡。同样地，与日本进行接触的也是这群近乎遭遇海难的水

    手，而不是有组织的探险队员。事实上，“博爱号”船只后来被

    毁，幸存者被困在日本群岛。

    荷兰人是在一个关键时刻来到日本的，当时正值关原决战之

    前六个月。这次决战奠定了德川氏统治的基础。威廉·亚当斯

    (William Adams)是“博爱号”的英国籍引航员，作为少数几个身

    体条件良好的官员之一，被派往前去觐见德川家康，这件事成为

    后来艺术作品的题材。1600年5月，威廉·亚当斯被带到未来的幕

    府将军前，被问及探险的缘起和目的，以及欧洲更开放的政治环

    境。[69]

    但是，尽管日本对这个新的欧洲集团确实有相当大的兴

    趣，但是，根据“博爱号”船员的状态以及当时荷兰在亚洲势力尚

    弱的存在，并没有明确的机制可以促进进一步的交往。结果，幸

    存者无法离开日本群岛，于是在日本的一个长期驻地被安置下

    来。他们之后的命运相当跌宕。其中两位船员——扬·约斯滕·范

    洛登斯坦恩(Jan Joosten van Lodenstein)和威廉·亚当斯——作为

    幕府将军的临时顾问而声名鹊起，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像他们后来

    所声称的那样有影响力。[70]

    其他人像苗其尔·凡·桑梧特

    (Melchior van Santvoort)[71]

    ，“博爱号”的前任会计，借着日本

    贸易繁荣的东风，确立了自己独立商人的地位。

    1605年，成立仅三年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打开了马来半岛在

    帕塔尼港(Patani)的贸易基地，这一消息传到了日本。作为回应，一队“博爱号”的幸存者成功地获得了德川幕府许可，允许他

    们与自己的同胞建立联系。随后这支探险队的负责人是原“博爱

    号”船长雅各布·奎科内克(Jacob Quaeckernaeck)和始终进取的

    苗其尔·凡·桑梧特。他们没有自己的船，不得不想办法登上一艘

    由平户藩提供和装备的船只——平户藩希望将富裕的荷兰商船吸

    引到他们的领地上。[72]

    在奎科内克启程前，幕府官员给他发了一

    份文件，荷兰语史料称之为“特许证书”(letters of charter)。[73]

    尽管它在后来被理解为贸易特许，也因此作为得到德川幕府支持

    的明确证据，但是这种假设——正如许多人也会遵循它——依赖

    于对这份普通文件过于乐观的估计。“特许证书”并没有做出多少

    有价值的让步，它看起来顶多算是一个基本的旅行通行证。一年

    后幕府官员发给荷兰商人第二份文件，从内容上看几乎是相同

    的，主要是授权其持有人可以使用在日本群岛的任一港口，并且

    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伤害或者虐待。[74]

    经过一段相当迅速的航行以后，奎科内克和桑梧特在1605年

    12月到达帕塔尼岛，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家小型的荷兰工厂。虽

    然他们毫无疑问受到同胞的欢迎，但是工厂缺乏必要的资源以派

    遣自己的使团与德川幕府取得联系。结果，桑梧特选择返回日本

    继续他在那里的繁荣业务——显然他对回到一个卑微的雇员的生

    活毫无兴趣，留下奎科内克等待下一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的

    到来。最后在1606年7月，这位前任船长得到了消息：荷兰军舰

    在科内利斯·马泰利夫·德扬——巧合的是正好是奎科内克的表弟

    ——的指挥下，正在围攻葡萄牙人占领的、位于马来半岛对面的

    马六甲港。经过横跨陆地的旅程，奎科内克在一个月后到达了荷

    兰舰队那里，并把“特许证书”交给了马泰利夫。尽管历经劫难，他还是被葡萄牙火枪击中头部，不久身亡。

    在荷兰联合省，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所谓的十七先生

    (Heeren 17Gentlemen 17)[75]

    ——在根本不了解这些进展的情况

    下，开始自己准备打开与日本的关系。与行之有效的做法保持一

    致，他们向荷兰执政求助，决定在1606年2月向莫里斯请求一封

    写给“日本国王”(King of Japan)的信件。[76]

    保卢斯·范·卡登

    (Paulus van Caarden)指挥的前往亚洲的舰队带上了这份文件，并转交给另外一个探险队，直到1609年在日本重新露面。在该信

    件仍在运送途中时，在帕塔尼岛的荷兰工厂，最新上任的长官维

    克多·斯普林克尔，决定尝试建立与德川幕府的联系，并且让幕府

    相信，荷兰东印度公司确实计划派遣一支远征队前往日本。他选

    择给幕府将军写信来建立联系，信件由当时经常与帕塔尼贸易的

    桑梧特带到日本群岛，抵达之后便交给威廉·亚当斯并转呈给幕府

    将军。

    作为第一份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发给德川幕府，以及第一

    份以“荷兰国王”为名义的官方文件，斯普林克尔在1608年2月所

    写的这封信件，显然非常重要，但同时它也是即兴外交的典型例

    子。在打开与亚洲政权之间的关系方面，荷兰东印度公司真正受

    惠的手段是一封来自奥兰治亲王的信件，但是斯普林克尔没有办

    法抓住这个最基本的外交道具，不得不即兴发挥。通过这样的方

    式，他为随后的互动阶段奠定了基调，其特点是匆忙写就的文件

    和临时配备的使节。其信件的开头很有说服力，同时也标志着莫

    里斯在日本的首次亮相。在缺少来自荷兰执政的信件的情况下，斯普林克尔为了绕过各种棘手的局面，选择用王室的合法性包装自己。他开始把君主推到前面，用一个杜撰的和真实的头衔巧妙

    组合在一起，解释他是“以我们国王和亲王阁下——拿骚·莫里斯

    公爵的名义”写的信。[77]

    通过这种方式，斯普林克尔很快担任了

    王室代理人——接受其主人的任务并代表其主人建立联系的忠实

    仆人——的角色。

    在建立了这些凭据之后，斯普林克尔开始简要叙述双方建立

    联系的历史：

    陛下应该知道，1605年12月2日，雅各布·奎科内克和桑

    梧特曾经来过……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亲王阁下以及我们

    荷兰和泽兰的尼德兰人的利润，已经成功获得陛下许可。从

    陛下信中的要点来看，前述奎科内克生前将信件交给了海军

    司令科内利斯·马泰利夫·德扬，我们希望将从那天开始的九

    个月之内送到荷兰，而且也将送到亲王阁下(莫里斯)的手

    中，我们(以亲王阁下的名义)对陛下感激不尽。

    这份叙述小心翼翼地强调，在幕府将军和荷兰国王之间建立

    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正如斯普林克尔所暗示的那样，德川家康的

    信件当时可能已经送到荷兰联合省——更具体地说，已经送到莫

    里斯的手中。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简单的旅游通行证演变成由幕

    府将军写给荷兰执政的直接通信。一旦荷兰执政从他的兄弟君主

    那里收到了来信，他当然会用自己的信件做出回应，从此开启建

    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道路。

    尽管因缺少来自荷兰执政的文件而受到阻碍，斯普林克尔仍

    设法把自己推到王室代理人的位置上，但是他为君主辩护的宏大要求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困境。如果这封信是以“荷兰国王”的名义

    寄送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应该是相应丰富的礼物。显然，问题是

    没有任何真正珍贵的东西随着斯普林克尔的信件而来，当时斯普

    林克尔被困在一个遥远的工厂中，也无法获得任何其他荷兰大使

    所使用的用来显示威望的物品。可以预见的结果是进一步的曲

    解；斯普林克尔解释道，随着他的信件带来的物品不应当被视

    为“礼物，但应当作为祝贺被收下，因此不必考虑礼物本身，而

    应该注意行动背后的意愿”。[78]

    尽管礼物(gifts)和贺礼

    (congratulatory)之间的准确区分远没那么明显，但是很显然，斯普林克尔认为，为了使“荷兰国王”和那些由水晶酒杯、玻璃器

    具和只值112荷兰盾的衣服组成的不起眼的礼物之间划清界限，他必须这么做。如果必须赠送什么东西，那么他尽量保证，它必

    须不能玷污荷兰执政的声誉。

    信件的结尾，斯普林克尔向幕府将军保证，荷兰船只会在接

    下来的三年内来到日本。事实上，在这个自行指定的最后期限之

    前，一支小型的探险队即将抵达日本群岛，但是正如斯普林克尔

    着手写下他那封1608年信件时的情况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荷兰东

    印度公司并没有准备好即将到来的任务。

    第一位荷兰大使

    1607年，彼得·韦尔霍夫(Pieter Verhoeff)和一支由13艘船

    组成的舰队离开欧洲，其中两艘船将最终到达日本，并在那里确

    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永久性存在。抵达万丹时，韦尔霍夫收到了

    葡萄牙人正在准备大型货船的消息，那些货船每年往返于中国澳门和长崎之间。为了抓住这一珍贵的猎物，他给两艘停泊在柔佛

    海岸的船——“狮箭联合号”(the Vereenichde Leeuw met Pylen)

    和“秃鹫号”(the Griffoen)——发出了信息，指示“截获那些将从

    中国澳门开往日本(长崎)，并且我们确定且清楚载货丰富的船

    只”。[79]

    只有葡萄牙人在运送任务中失败了，韦尔霍夫才有航行

    到日本，开启与幕府将军的关系的可能。

    正如荷兰史料中通常提到的那样，在出发追逐中国澳门大帆

    船以前，“狮箭联合号”和“秃鹫号”停在了帕塔尼，在那里他们“带

    上了一些丝绸、胡椒和铅，以便即使我们不能截获大帆船，那么

    我们也可以拿出证据来，表明我们渴望与日本开展贸易和(在日

    本)建立工厂”。[80]

    匆忙的停留证明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合

    法的商业企业，同时也为它所承诺的未来贸易提供了物资，这非

    常符合临时接触的第一阶段的性质。这又是另一种伪装，在这种

    情况下荷兰人隐瞒了这样一个事实：相比于与日本长期贸易的前

    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早期这些年，对葡萄牙船只携带的丰厚战

    利品更感兴趣。

    尽管“狮箭联合号”和“秃鹫号”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无法截

    获葡萄牙大帆船，反而在前往日本的途中被葡萄牙人用两天时间

    就打败了。由于最初的目标已经落空，他们继续在九州力图执行

    韦尔霍夫的额外指令。在抵达平户港时——奎科内克曾于1605年

    离开该转口港——他们受到了当地官员的热烈欢迎，这些官员渴

    望吸引另外一批外国商人到他们的领地上。然而，正如所有荷兰

    东印度公司的探险一样，这次舰队在与边缘地区的低级官员谈判

    时毫无准备。于是，舰队委员会很快决定派出一位大使进入内地，以便“与皇帝陛下(幕府将军)议定一份有关商业贸易自由

    的条约”。[81]

    通过这种做法，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遵从组织章程

    中的期望，积极介入外交网络，同时介入传统上由国家大使所占

    有的活动空间。

    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

    事先有意的设计，1609年使团在担任这一角色时所具备的条件奇

    差。毫无疑问，与这一时期抵达日本的其他外交代表团，比如来

    自朝鲜或琉球王国甚或是派往亚洲其他地区的荷兰代表团相比，它显得黯然失色。使团通常由四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大使、队伍、礼品和政府公函。尽管派往日本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同

    时具备这四个要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要素都特别具有说服力。

    大使是这一时期所有外交使团的中心人物。作为君主的私人代

    表，他的责任是确保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其祖国的声誉。从更实用

    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大使也需要出席盛大的仪式和参加使团使命

    之一的文化交流活动。因为要求较高，所以任务通常分派给高级

    官员或高级贵族。比如，在德川幕府时期，来自琉球王国的使团

    历来都由一位王子率领，通常是手握统治权的君主的儿子，而来

    自朝鲜的使团可以包括多达三位不同的大使，一并处于高级官员

    的掌控之下。[82]

    这与荷兰使团形成了鲜明对比。舰队委员会任命

    了两位低级别的商人——亚伯拉罕·范·登·布鲁克(Abraham van

    den Broek)和尼古拉斯·普伊克(Nicolaes Puyck)——充当大

    使，他们是被临时征召为外交官的。这两个人都很普通，普通到

    几乎没有出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大型档案中，也没有特别的外

    交资格或外交经历。[83]17世纪头十年来到日本的使团，通常包括由相关人员组成的

    大型队伍，在日本群岛穿行时形成了壮观的景象。典型的队伍来

    自朝鲜，其中一支于1607年抵达日本，由大约400人组成，其中

    包括翻译人员、抄写员、精通文学的官员、艺术家、医生、乐

    师、乐队指挥、军事官员、骑兵、剑客、鼓手、信号员、船长、海上引航员、导游、马厩管理员、号手、信使、仆人、水手和屠

    夫。[84]

    相比之下，荷兰东印度公司仅仅召集了5个人，其中包括

    两位大使、充当翻译的桑梧特，以及两位不具名的助手。即使与

    荷兰派往亚洲其他宫廷的使团相比，这支队伍也完全无法拿得上

    台面。1596年在万丹登陆时，科内利斯·德·郝特曼带着8名穿着缎

    面和天鹅绒的军官、12位水手长、1位小号手以及1位仆人，其中

    这位仆人携带着传统上为贵族所用的仪式阳伞。[85]

    后来派往康提

    王国——现在属于斯里兰卡——的大使，其队伍包括3位号手和

    两位旗手，其中一位旗手在前面负责举着奥兰治亲王的旗帜，另

    一位旗手负责将西班牙国旗拖行于其身后。[86]

    第三个要素，礼品，更成问题。与其宏大规模相匹配，朝鲜

    和琉球的使团通常会给日本带来非常可观的贡品，但是即使焦点

    缩小到荷兰，1609年使团仍远远不及。[87]

    派往其他国家的荷兰使

    团仔细地携带着与荷兰执政直接相关的奢侈物资，这些物资可以

    作为其身份和友谊的具体象征。比如1601年派往亚齐苏丹的使团

    带着一千枚金币，特别是镀金的武器，以及一套“象征我(莫里

    斯)希望与陛下保持友谊关系的”镜子。[88]

    在不同的场合，暹罗

    统治者收到过一套盔甲、一些手枪、一面盾牌、一支戟，以及更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顶用珍珠装饰的“金王冠”。[89]

    或许最引人注

    目的是肖像画，其中一幅肖像画由荷兰大使交给了康提国王。这幅画被小心翼翼地挑选出来，来表达将荷兰执政视为对等君主的

    观念。在这幅肖像画上，莫里斯“全副武装地骑在马背上，人高

    马大，仿佛是绘制于佛兰德斯战场上一样”[90]。

    因为1609年前往日本的使团组织得如此草率，没有带去来自

    荷兰执政的礼物，而且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物品能够作为可接

    受的贡品。在选择给幕府将军及其官员的礼品时，舰队委员会的

    结论是：“虽然礼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船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

    用来当作礼物。”[91]

    解决办法是继续即兴发挥，以及到附近港口

    进行短暂的购物。虽然大使们习惯从他们的家乡带去特产，但是

    舰队委员会决定有必要派遣其中一位成员，带着“1600雷亚尔[92]

    到长崎去买一些二手或三手丝绸，这可能会使这里的一些贵族感

    受到被尊重”。[93]

    他们所选择的购物地点——长崎非常便利，位

    于平户南部不到一百英里的地方，而且作为葡萄牙商人在日本的

    主要贸易中心，长崎能够供应一些可靠的奢侈品。最后，送给幕

    府将军的礼物实际上是一些奇怪物品的混搭，包括两箱生丝、130条枪弹、两只黄金酒杯，以及一些象牙。结果，很显然幕府

    将军不为礼品所动，舰队委员会不得不通过保证“陛下将来会从

    船上获得更多的满足”，来强调对于未来财富的含糊承诺。[94]

    综合来看，大使、队伍以及公司的礼物都存在问题，这使得

    1609年使团的最后一个要素，即来自荷兰执政的信件变得最为重

    要。实际上，它提供了整个企业的一个焦点，这远远超过了大使

    们自己，而且根据这份文件，它表明荷兰资料为使团说明了其基

    本原理。其目的很简单，是为了“向陛下展示(vertoonen)[95]

    来

    自亲王阁下的信件”，以及希望以此获得适当的认可。[96]

    这样，普伊克和范·登·布鲁克，尽管他们贵为大使，但是当信件——显

    然构成整个企业的核心——被推到前面时，他们几乎成了背景。

    虽然所讨论的文件没有副本存留下来，但是通过考察荷兰执政发

    往亚洲的其他信件，某种程度上获得其大致的内容仍是可能的。

    特别是当这些信件要送给(亦即这里所讲的情况)与荷兰人尚未

    建立联系的一个普通君主时，它一再回到相同的基本主题。

    在文本以外，这些信件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视觉对象，即使

    收件人无法理解其书面内容，视觉设计也可以用来传达权威。与

    英国君主发往亚洲的信件一样，他们把精心设计的书法、令人印

    象深刻的印章以及华丽的装饰边框融合在一起。[97]

    其中一封信件

    有莫里斯用金墨水写的标题，巨大的粗体字母延伸到顶部，底部

    用一条引人注目的红色天鹅绒带作为框架。[98]

    另一封信其三面都

    用厚厚的金带包围，这样就用闪烁的颜色、黑色的墨水和奶油纸

    创造了引人注目的组合。[99]

    信件的外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位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官员鼓励他的长官，确保荷兰执政用到尽可能

    多的印章，以获得最好的效果。[100]

    来自荷兰执政的信件，通常一打开就能看到给遥远的通信者

    呈现的“友谊”(vriendschap)。[101]

    这种观点假定存在一个跨越

    远距离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拥有同等权威的对等人物在本质

    上平等的基础上互相通信。[102]

    这个有关君主的想象共同体的存

    在，使荷兰执政可以到达千里之外，同时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巨大

    鸿沟，直接与各种各样的“帝王、诸侯、领主和统治者”交

    流。[103]

    虽然这种联系是个人行为，即通过个人书信的交换而取

    得、维持联系，但是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对莫里斯友谊关系——或者兄弟关系，正如它有时在这些信件中出现的那样——的

    接受，与一系列特定的义务绑定在一起。[104]

    这样一来，友谊就

    变成了另一种可以用于建立国家和贸易基础之间交换的商品，与

    任何物质性的东西一样重要。

    兄弟君主一旦默许这种友谊的存在，其做出的回应便是对在

    亚洲的荷兰商人提供支持，也就是在实际上给予他们有利的商业

    和法律让步。关于这点，在莫里斯颁发的一份文件中有所总结：

    我们这些省份的人民非常热衷于贸易，准备访问各岛、各省和遥远的人民，并且与他们进行贸易。激励他们的天性

    看起来相当不错，因此会有机会顺应那些(遥远的)土地的

    居民，同时有相互的、坚定的友谊……因此，一般来说，尤

    其是在任何土地、港口和海滩上，我们都祈祷和希望，你们

    不仅会接受和欢迎我们的海军将领及其船只和货物，而且还

    会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同时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尊敬

    的和值得称赞的企业走向希望和成功。我承诺并用我们最神

    圣的诺言和保证担保：如果他们的船只或臣民来到我们这些

    省份，我们将高兴地向他们表示我们对这一帮助的感激之

    情，同时将为他们提供可能的帮助和服务来回报他们。[105]

    由此可见，它不是一个单向的交流，这封信件谨慎地强调，所有的让步都是相互的。因此，荷兰执政承诺，任何来自其通信

    国的船只抵达荷兰联合省时，都将获得同样的特权。这是一个有

    吸引力，而且显然是基于王室亲属关系的简单逻辑——我将授予

    你的臣民在我的土地上自由交易的权利，如果你也给我同样的权

    利的话——但是它也是虚幻的：作为荷兰执政，莫里斯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承诺，而且几乎没有亚洲商人会跑到荷兰联合省去。

    相反地，交易是在一厢情愿下进行的，作为这种个人及其主权关

    系的直接后果，是允许荷兰商人提出广泛的贸易特权，却得不到

    任何回报。

    这些信件，通过把几乎没有共同点的各种国家所组成的复杂

    场景，化约成由平等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网络，其实是把政治简

    单化了。与此同理，这些信件也同样处理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难

    题。来自荷兰执政的信件为荷兰人向亚洲推进铺平了道路，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简单版本：统治者和臣民。荷兰东

    印度公司在亚洲是一个新型的组织，一个拥有一整套主权权力的

    混合型企业，在政府之外独立运行，但它极力想在这些信件中找

    到一些参考证据。[106]

    显而易见，他们向荷兰人在亚洲的活动提

    供了一套王室外衣，在一个熟悉的门面背后隐藏了公司组织的新

    面貌。用莫里斯自己的话来说，荷兰人不过是“我的臣民”——他

    们在亚洲的表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理解。[107]

    结果是要改造像普伊克和范·登·布鲁克这样的人，把他们从

    为股东服务的公司雇员转变为只需履行他们职责的王室臣民。这

    样一来，至少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外交交流被

    降低到一种更为熟悉的对等关系。与来自朝鲜、琉球王国或其他

    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没有什么不同，荷兰人只不过是由他们的君

    主派遣的、代表他前来建立关系的另一群使臣，因此完全可以纳

    入现有的外交范畴。

    普伊克和范·登·布鲁克带着来自荷兰执政的信件，于7月27日

    出发前往平户。[108]

    他们乘船穿过繁忙的濑户内海，一周后到达了商业大都市大阪。在那里他们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官方大使，享

    受到了第一项权利，即免费运输和使用驿马。[109]

    8月13日，普伊

    克和范·登·布鲁克一行抵达骏府——现在属于静冈县的一个小

    镇，荣休的幕府将军们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宫廷。一到达那里，互动的步伐便迅速加快。大使的第一次会见是与幕府将军的两位

    最高级顾问——后藤正三郎(Gotō Shōzaburō)和本田雅纯

    (Honda Masazumi)——进行的，他们对荷兰代表团表示欢迎，并承诺确保提供一次幕府将军的接见。[110]

    他们很好地履行了诺

    言，大使们在第二天就被直接带到了德川家康那里。

    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与幕府将军的这次关键性的首次会

    见，有两份描述存世：一份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