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1999)

    序(1990)

    第一章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

    第一节 “妇女”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

    第二节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强制性秩序

    第三节 社会性别：当代论辩的循环废墟

    第四节 对二元论、一元论的理论梳理以及超越的可能

    第五节 身份、性别与实在形而上学

    第六节 语言、权力与置换策略

    第二章 禁制、精神分析与异性恋矩阵的生产

    第一节 结构主义的关键交换

    第二节 拉康、里维埃尔与伪装策略

    第三节 弗洛伊德与性别抑郁

    第四节 性别的复杂性与认同的局限

    第五节 禁制重新表述为权力

    第三章 颠覆的身体行为

    第一节 朱莉娅·克里斯特娃的身体政治

    第二节 福柯、赫尔克林与性别不连贯的政治

    第三节 莫尼克·维蒂格：身体的瓦解与虚构的性别

    第四节 身体的铭刻，操演的颠覆

    结论：从戏仿到政治

    译后记朱迪斯·巴特勒

    1956年出生于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

    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巴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在

    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成就卓

    著，主要著作有《性别麻烦》、《身体之重》、《消解性别》、《欲望

    的主体》等。

    宋素凤

    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先后赴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和访问学者。曾

    任教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国立安东大学。主要学术领域为妇女、性别

    与文化研究。著有《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

    究》，译有《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合译)、《激情的疏离：女

    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合译)。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by Judith Butler

    Copyright ? 1990, 1999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part of Taylor Francis Group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性与性别学术译丛

    Gender Studies

    性别麻烦

    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fy

    Judith Butler

    [美]朱迪斯·巴特勒 著

    宋素凤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著；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

    ISBN 978-7-5426-2889-3

    Ⅰ.性… Ⅱ.①巴…②宋… Ⅲ.女性主义—研究 Ⅳ.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37508号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编 者[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译 者宋素凤

    责任编辑王笑红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sh.cn

    印 刷上海叶大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4月第2次印刷

    开 本640×978 116

    字 数195千字

    印 张15ISBN 978-7-5426-2889-3C·285

    定价：30.00元总序：性、性别与社会建构论

    李银河

    这套译丛所涉及的领域是性与性别研究。所选作者的基本理论倾向

    是社会建构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性与性别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

    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至今已经持续了近半个

    世纪。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生理决定论渐渐失去了影响力，社会建

    构论占了上风。而本书系的作者巴特勒等人正是这场论争当中的主要人

    物。

    从1960年代起出现的性别新概念认为：将某些行为归属于男性或女

    性只是一种社会习惯(就像在英文中将船称为“她”，而其他文化中却不

    会如此)。社会建构论最初的观点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

    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许多差异都不是源于一个基因，而是许多基因的

    相互作用。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在经过

    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

    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它会随

    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是社

    会和符号的创造物。

    极端本质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生理决定的；而极端社会建构论则认

    为：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实。论争双方各自坚持

    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与此相应的是“自然”与“文化”的两分

    法。前者强调天生的自然基础；后者强调养育的作用，社会条件，社会

    权力关系，或者个人选择。

    社会建构论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多种理论：

    一、性别的文化建构论：性别建构的差异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以及某一文化之内。性别的文化建构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

    别的概念和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比如，亚洲文

    化要求女人被动和柔顺，亚洲女性的人格特征就会被这样建构起来。女

    性主义不仅强调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还强调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建构，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

    二、社会角色理论：男女的心理区别来源于社会角色不同，由于劳

    动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里活动，男性更多在社会上活动。许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社会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来自身体的区

    别，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体力大小的区别等，但

    是更多地决定于社会习俗对性别角色的规定。

    三、心理分析理论：男女两性的起源和发展是长期的争论，心理分

    析是最早涉足这一问题的。从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可以知道，虽然

    两性具有极为不同的心理本质、性本质，但是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

    质、异性恋、同性恋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环

    境造成的。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被认为是颠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关系的第一人。他认为，性别的结构与权力结构共存，权力在两分的、表面上看去是本质主义的性别区别中是因不是果。根据福柯的观点，生

    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它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形成

    的。福柯提出了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和抵抗的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国

    家的管理技术、医疗和快乐学的知识领域。他的基本观点是，权力是生

    产性的，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就连压制本身也是生产性的。目前被当

    作天经地义的性别差异其实是由权力生产出来的。

    运用社会建构论来定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的

    尝试是罗宾(Gayle Rubin)在1975年发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经济

    学”笔记》一文。她的理论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生理

    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类的性和生殖这种生

    理的原始物质被人类的社会干预所塑造，以传统的方式加以满足，无论

    这些传统方式有多么糟糕。她强调社会干预在塑造性别规范中的重要作

    用，摈弃了对性别结构现状的生理决定论的解释。

    这套译丛的作者们更是从各自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建构论这一

    性与性别领域中的前沿理论。这个书系收入了在这个领域产生过并正在

    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从哲学、历史、心理、艺术等角度，为读者提供

    了一个深远的背景，上面记载着从远古到今天，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

    包含的、建构性与性别的非凡努力和力量博弈。

    相信这套丛书能够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性与性别研究领域中最辉

    煌、最新颖的思想成果，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更新观念，从人类最优

    秀的大脑的思维成果中受益。语言·主体·性别

    ——初探巴特勒的知识迷宫

    倪湛舸

    在有限的篇幅内介绍女性主义理论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一件

    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只能选择简略地梳理巴特勒理论体系中的三条

    重要线索：语言，主体，性别，希望能够对读者的阅读和思考起到抛砖

    引玉的作用。

    梳理巴特勒的语言观，理解奥斯汀(J. L. Austin)的“言谈行动

    论”是第一步。在著名的语言学著作《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中，奥斯汀举例说明言谈如何行事，比如：法官宣

    判，司仪主婚，或是为人或物命名。这样，语言就具备了所谓“表演

    性”(performativity)，然而，在奥斯汀看来，语言的行动力或表演性

    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仪式，比如：司仪不能宣判人和猴子结为夫

    妇，而路边乞丐为就要下水的新船所起的名字也不可能被采用。在这方

    面，布尔迪厄(Bourdieu)进一步强调了奥斯汀的论点，前者认为：当

    法官宣判时，他所依赖的权威(authority)并非来自言说本身，而是具

    化为法警和枪支的国家暴力。然而，布尔迪厄对语境的深入分析在弱化

    言谈行动的独立性(autonomy)的同时，其实也弱化了言谈行动的当下

    性，他暗示着言谈和语境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完全重合或密不可分的。所

    以，布尔迪厄的例子应该这样被重新解读：言谈行动需要权威的支持，而语言的权威并非出自具体言谈(utterance)的语境。相反地，语言本

    身是个巨大的象征系统，它的横亘先在于具体言谈，并在其结束后继续

    延伸。所以，具体言谈以及其行动其实通过一种引用(citation)关系依

    附于这个巨大系统而生效。而且，这种引用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所以，具体言谈可以脱离甚至背离它所生成的语境，于是便形成了新的引用关

    系(recitation)，并且塑造出新的意义(resignification)。

    以上便是巴特勒对语言的理解，简而言之，在诸多先驱学者的影响

    下，她主张“言说者言说语言”的说法应该被修正为“语言言说言说

    者”——这可以被“翻译”为“语言塑造主体”。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

    单，让我们再回到布尔迪厄的例子：法官在由法警和枪支所支持的语境

    里宣判。在这里，法官的宣判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引用”。对此，让我

    们扮演德里达(Derrida)以发问：引用必然成功吗？国家暴力的介入难道不正凸现了引用关系的脆弱？德里达甚至这样声称：引用的失败是不

    可避免的，然而，“失败”里其实蕴涵着意义重组的可能性。所以，“语

    言言说言说者”并不准确，追随着德里达，巴特勒进一步把这个说法修

    正成“语言和言说者互相言说”。她的语言观是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根

    植于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和拉康(Lacan)的三界说。虽然德里达和拉

    康号称在学术思想上互不影响，他们的语言观却深富异曲同工之妙。德

    里达致力于割断柏拉图所设定的词与物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词与思之间

    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我口言我心”)，他不仅通过打消口语和书写的

    对立而消解内外先后高下等等对立并最终论证了意义的无尽延异，更是

    提醒我们“辞不达意“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而拉康对潜意识的研究也得

    出了类似的结论。和德里达的“失败说”相对应，拉康也认为语言有其根

    本的局限性。在拉康的理论体系里，词的主宰者并非思(Logos)，而

    是同语言一般建构的潜意识。我口所言并非我心所想，因为，我所能想

    的、也就是所谓的意识之后，还有潜意识的存在。进一步地，当我使用

    语言的时候，我其实进入了拉康所说的象征界(Symbolic Realm)，区

    别于想象界(Imaginary Realm)和实在界(Realm of the Real)的象征

    界是先于个人存在的语言共同体，在这里，我们引用规范，遵守法则，被语言所言说，被社会所塑造。然而，实在界如同康德笔下的物自体一

    般抗拒语言的入侵。再者，和母体息息相关的想象界在诸多女性主义者

    看来能够提供另一种不同于象征界语言的语言，也就是克里斯蒂娃

    (Kristeva)和西克苏(Cixous)等人所宣扬的女性书写(Ecriture

    féminine)。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巴特勒巡视语言是如何塑造主体的。来看阿尔

    图赛(Althusser)的召唤(interpellation)故事：某人在街上行走，身后

    有警察大叫“喂，那边的人!”那人回头，认定警察叫的是自己，从此成

    为了被权力(为警察所象征)所召唤塑造而出的主体(subject)。这

    个故事的含义是，我们的身份是被塑造的，而且是通过语言被塑造的，警察的召唤就是这样一种表演性的言谈行动。巴特勒试图为阿尔图赛的

    故事注入一些福柯式的因素。福柯认为权力是多元且分散的，所以，警

    察并非权力的象征，他只是个引用者，引用着难以断定起始的召唤传

    统，一个语言传统。相应地，街上的人不必回头承认就已经被召唤塑

    造成主体，因为语言的运作超越他的个人意志。这时，在巴特勒重新诠

    释的召唤故事里，福柯的权力说和奥斯汀德里达拉康的语言说彼此

    结合，为巴特勒审视女性主体身份提供了理论框架。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指出，女人并

    非生来就是(be)女人，她在社会中成为(become)女人。在她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曾经一度主张生理性别(sex)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区

    别，前者是天然的“生来就是”，后者有一个被社会所塑造的“成为”的过

    程。巴特勒的“语言塑造主体论”是否只是又一种“性别是社会构建”的说

    法呢？答案是否定的。巴特勒走得更远，她对女性主义的贡献正在于她

    借助重读德·波伏瓦而解构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对立，而这一解构

    正是在“语言和言说者互相言说”的框架里完成的。上文我已经简介了与

    德里达的反逻格斯语言观平行发展的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巴特勒对主体

    及其构建的分析是在语言和精神分析的层面上进行，她否认纯自然的生

    理性别的存在，因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一样，都是位于象征界的社会

    构建，所谓的纯粹自然也许只属于拒绝语言侵蚀的实在界。于是，生理

    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并无意义，而我们的身体也绝非只有物质性的存

    在——这里，巴特勒挑战着笛卡尔(Descartes)的身心(mind-body)

    二元论，后者不仅割裂了物质与精神的联系，更是把物质置于精神的统

    治之下，而巴特勒的反攻则在于她把精神重新纳入身体的范畴，在她看

    来，身体涵盖物质、精神和社会多个层面。换言之，我们的身体固然有

    其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却不能被简单理解成白板(tabula rasa)。就女

    人身份而言，我们不能说她生来就拥有生理性别，而后天在社会环境中

    又形成了社会性别。

    这方面，弗洛伊德(Freud)和拉康关于性别形成的精神分析理论

    为巴特勒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阐明性别、语言、主体和社会法则之间

    的密切联系，让我们先整理一下弗洛伊德和拉康的部分学说。弗洛伊德

    早已提出这样的论点：性别并非生理构造，而是心理意识。当一个孩子

    意识到自己没有阴茎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是女孩。当另一个孩子意识

    到自己有阴茎并开始担心失去它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是男孩。在拉康

    的三界理论中，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转折通过孩子面对并误认镜中自己

    的影像而得以实现(也就是著名的“镜像说”)，孩子的主体之所以形

    成，必须摆脱对母体的依赖(想象界的特征)而进入由法则(尤其是所

    谓的“父亲之名”)而统治的象征界，也就是语言与社会的世界。在弗洛

    伊德、拉康以及众多前人的基础上，巴特勒建立了她自己对精神性身体

    的论证。首先，主体是由社会法则所塑造的，正如同语言言说言说者。

    所谓的性别没有社会与生理之分，它只是一种社会法则，具有建立在权

    力基础上的合法性，并且相对地封闭(也就是说必须排斥不符合这种法

    则的她者)，被反复引用，这种引用的结果就是书写出我们(具有性别

    特征)的身体，建立起我们的主体。然而，我们应该对“语言言说言说

    者未必成功”这样的说法记忆犹新。福柯说，法则是发散的，不确定

    的；德里达说，引用可以是失败的——所以，巴特勒说：那些被排斥被放逐的她者——女性，同性恋者，有色人种，劳工阶级——时时刻刻威

    胁着那个规范的主体，她们是完美世界里的憧憧鬼影，她们提醒我们意

    义重组和主体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这样的理论框架里，让我们最后来看巴特勒著名的表演论

    (performativity)，表演性是建构重建主体的重要途径，然而，贯穿

    始终的表演性(从奥斯汀的言谈行事开始)，绝不能被误解为演员戴上

    面具进行表演。所谓的变装(drag)和戏拟(parody)所指的是基于社

    会建构基础上的重建，并非随心所欲或心血来潮的空中楼阁。在这种意

    义上，另一位女性主义理论家娜斯邦(Martha Nussbaum)把巴特勒批

    评成本着失败主义精神而逃避现实的嬉皮领袖，虽然不无其道理，却其

    实是误读。巴特勒的表演论所阐释的是身体的建构过程以及重建的可

    能：首先，纯粹的天然性身体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身体”，是重重社

    会规范依赖社会强制反复书写、引用(另一种表述是：表演)自己的结

    果。换言之，作为社会规范的性别(生理性的“性别”作为独立概念几乎

    完全地被文化性的“性别”所涵盖了)通过表演来创造主体。规范(性

    别)，表演(引用)，主体(身体)，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理论上可

    以做区分，实际上却是一个不断流动着自我创造的完整过程，即，性别

    规范引用自己从而表演出主体，而所谓的“面具说”却假设了某个可以戴

    面具的主体的存在。性别不是面具，可以随戴随摘，更不存在一个先于

    表演的主体，仿佛“面具”下真有某个“演员”(主体)。其次，因为有社

    会性文化性的规范存在，被创造的主体注定有边界，然而，边界之外并

    非空白，边界外的生存，就是那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特例，比如，异性

    恋社会中的同性恋者，以及难以被主张两性区别的自然科学(所谓的自

    然科学毕竟也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所归类的双性人。再次，因为表演

    (书写、引用)总有缺陷和失败，主体只能无限地接近合乎规范，而不

    是完美无缺的铁板一块，这里的缺口、缝隙和空白就是她者重返的门

    户，而她者的重返所引发的主体重建，才是变装和戏拟的真正意义所

    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巴特勒不仅把性别当作创造主体的表演规范，更是开始关注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规范与性别的交叉影响——这是当

    今性别研究的整体走向，解放事业的各个分支总得互通有无，虽然“解

    放”的概念同“面具”或“演员”一样，本身就是一座海市蜃楼。序(1999)

    十年前我完成《性别麻烦》的稿子，送到路特里基出版社出版。我

    不知道这本书会有这么广大的读者，也不知道它会对女性主义理论构成

    具有挑衅意味的“介入”，以及被引为开创酷儿理论的文本之一。这本书

    的生命超出了我的意图，这当然部分是因为对它的接受的语境不断改变

    的结果。如同我曾经写的，我知道自己成为一些形式的女性主义攻击批

    评的对象，与之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即使我认为这文本是女性主义的

    一部分。我是在一种内部批判的传统下书写，希望能够激发对它所属的

    思潮运动的基本词汇的批判性检视。过去和现在都有正当的理由从事这

    样模式的批评，而且我们要能够区别可以为这个运动带来更民主、更具

    有包容性的生命的愿景的自我批评，以及企图从根底破坏这个运动的批

    评。当然，总是有可能把前者误读为后者，但我希望《性别麻烦》不会

    是这样的情形。

    1989那一年我最关注的是批判女性主义理论里普遍存在的一种异性

    恋假设。我试图对抗那些对性别的界限和性质做一些自以为是的假定，并把性别限定于一般所接受的男性与女性的概念的观点。过去和现在我

    都认为，任何以其实践的先决条件为由而限制性别意义的女性主义理

    论，在女性主义内部设立了排除性的性别规范，而且往往带有恐同症的

    后果。过去对我来说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女性主义应该小心不要理想

    化某些性别表达，这将反过来产生新的等级与排除的形式。特别是，我

    反对那些真理体制(regimes of truth)，反对它们规定某些形式的性别

    表达是错误的或后天衍生的，而另一些则是正确的以及原初自然的。重

    点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性别化的生活方式，以为本文的读者提供一个可

    能的典范。相反地，本文的目的是想为性别打开可能性的领域，而不强

    制规定什么形式的可能性应该被实现。也许有人会好奇“打开一些可能

    性”最终有什么用处，然而，没有一个了解在社会世界里，以一种“不可

    能的”、难以读懂的、无以实现的、不真实的和不合法的状况生活是什

    么滋味的人，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性别麻烦》试图揭露我们对性别化的生活有些什么可能性的思考

    本身，如何从一开始就被某些习以为常的、暴力的假定给扼杀了。本书

    也试图瓦解所有一切挥舞着真理话语的大旗、剥夺少数性别实践与性实

    践的合法性的努力。这并不是说所有少数实践都要被容许或受褒扬，但

    我认为在对它们作任何性质的结论之前，我们应该先要能够对它们作思考。最让我忧心的是，面对这些实践的恐慌是如何使它们成为不可想

    的。打破比如说性别的二元框架，难道真的这么恐怖、这么吓人，因此

    必须从定义上把它当作是不可能的，而在意义的探索上把它从思考性别

    的一切努力中剔除？

    我们可以在当时所谓的“法国女性主义”中找到一些这样性质的假

    定，它们在文学研究学者以及一些社会理论家当中广受欢迎。即使我反

    对我认为是性差异原教旨主义核心的异性恋主义，我也援引了法国后结

    构主义来论证我的观点。我在《性别麻烦》里的研究，结果成为某种形

    式的文化翻译番易(cultural translation)。后结构主义被拿来影响美

    国的性别理论，并改变女性主义的政治困境。即便后结构主义在它的一

    些表象里以形式主义的面目呈现，超然于社会语境和政治目的等问题，但在较晚近的美国方面对它的挪用上，情形并非如此。事实上，我的重

    点不是把后结构主义“应用”到女性主义上，而是以明确的女性主义立场

    重新表述那些理论。尽管一些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辩护者对像《性别

    麻烦》之类的书里，后结构主义竟然被如此公然赋予“主题”倾向大表失

    望，但在文化左派内部对后结构主义的一些批判，却对那些认为它的前

    提能够产生任何政治上进步的结果的主张表示强烈的怀疑。然而在这两

    种理论立场里，后结构主义都被当作是统一的、纯粹的以及铁板一块

    的。近年来，那个理论，或说那一套理论，已经演变为性别与性研究、后殖民与种族研究了。它失去了它早先发展的形式主义，在文化理论领

    域获得了新的、移植的生命。关于我的研究，或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盖娅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斯拉沃

    热·齐泽克(Slavoj Zi?ek)的研究，究竟属于文化研究还是批判理论仍

    有争论，但也许这样的问题只是显示了两个研究领域的严格区分已经打

    破。有一些理论家会宣称上述所有的理论都属于文化研究，也会有从事

    文化研究的学者不愿把自己界定在任何理论立场内(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英国文化研究的创始者之一——

    不在其列)。但是论辩的双方有时候忘记了理论的面貌正因为一些文化

    的挪用而有所改变。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场域，它必然是不纯粹的，从中

    理论于文化翻译番易中浮现，而且就是文化翻译番易事件本身。这

    不是以历史主义来取代理论，也不是简单地对理论进行历史化，以揭露

    它的一些概念化主张其实有着历史偶然性的局限。更确切地说，这是理

    论从不同文化地平线的交会之处浮现，在此翻译番易的需求孔急，而

    它能成功与否并不确定。

    《性别麻烦》根植于“法国女性主义”，而法国女性主义本身是一个

    奇异的美国建构。只有在美国一地，这么许多不同的理论被结合在一起，好像它们形成了某种统一的整体似的。虽然本书已经被翻译为多种

    文字，在德国对有关性别与政治的讨论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但它在

    法国的出现——如果最后成真的话——将比其他国家要晚得多。我提出

    这点是要强调这本书表面的法国中心主义，跟法国、以及法国实际的理

    论现实有着明显的距离。《性别麻烦》倾向于以一种融合的方式，同时

    解读不同的法国知识分子(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克里斯特

    娃、维蒂格)，而他们彼此之间少有联系。而且在法国他们各自的读者

    群，即使有也极少同时阅读另外几人的作品。事实上，本书知性上的杂

    混性恰恰标志了它的美国性，因此对一个法国的语境来说它是外来的。

    同样地，它对“性别”研究的英美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的强调，也与衍生

    自结构主义研究的“性差异”话语有极大的不同。如果本文在美国有被指

    控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危险，在法国对于那些为数极少的、考虑过这个文

    稿的法国出版商来说，它有着令人不安的“美国化”理论的倾向。 〔1〕

    当然，“法国理论”不是本书唯一的语言。它来自与女性主义理论，与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特质的论辩，与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与盖尔·

    鲁宾关于性别、性欲与亲属关系的卓越的研究成果，与以斯帖·牛顿关

    于扮装的开创性研究、莫尼克·维蒂格杰出的理论与小说写作，以及与

    人文学科中的男同志和女同志观点的长期交流。许多1980年代的女性主

    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女同志主义与女性主义在女同志—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里合流，然而《性别麻烦》却力图否定女同志实践例示了女

    性主义理论这样的观念，而在两个词语之间建立一个比较具有麻烦性的

    关系。本书里的女同志主义不代表回归到所谓作为一名女人最重要的特

    质；它并不神圣化女性特质，或者指向一个女性中心的世界。女同志主

    义并不是对一套政治信仰的情欲实现(性欲与信仰以远为复杂的形式彼

    此关联，而且两者经常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本书诘问的是：非规

    范的性实践如何使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稳定性受到质疑？某些性实

    践如何驱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女人是什么？男人是什么？如果性别

    不再被认为是通过规范性欲得到巩固，那么有没有某种性别危机是独属

    于酷儿语境的呢？

    性实践有能力使性别变得不稳定，是我从阅读鲁宾的《交易女人》

    所产生的想法，而我试图证明规范的性欲强化了规范的性别。扼要地

    说，根据这个架构，一个人之所以是女人，是因为在主导的异性恋框架

    里担任了女人的职责；而质疑这个框架，也许会使一个人丧失某种性别

    归属感。我把这看作是本书的第一个“性别麻烦”的表述。我试图去理解

    一些人因为“变成同性恋”而承受的一些恐惧和焦虑，以及害怕跟某个在外表上“同”性别的人发生关系后，会丧失自己的性别归属、或不知道自

    己将变成什么的忧虑。这构成了在性欲与语言两个层次上所经验到的某

    种本体的危机。当我们考虑到在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与变性性

    欲、女同志与男同志的抚育权、T(butch)与P(femme)新身份等主张

    下浮现的新的性别形式时，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比如说，什么时

    候、又为什么，一些做了家长的T-女同志成为“爸爸”，而另一些却成

    为了“妈妈”？

    凯特·伯恩斯坦(Kate Bornstein)提出的概念又如何呢？她说：变

    性人不能用名词“女人”或“男人”来描述，而必须以能彰显“作为”不断变

    化的新身份，或者更确切地说，能彰显那使性别化身份的存有受到质疑

    的“中间状态”(in-betweenness)的主动动词来说明其意义。虽然有些女

    同志认为T跟“作男人”无关，但另一些人却坚持他她们(译者按：在

    此代名词的性别成为问题)的T性不过是、或曾经是达到他她们想望

    的男人身份的一条途径。这样的悖论在近几年无疑又增多了，提供了一

    些本书原来没有预期到的关于性别麻烦的例证。 〔2〕

    那么我试图凸显的性别与性欲的关联究竟是什么？当然，我无意宣

    称一些性实践形式生产了某些性别，而只想说明在规范异性恋的情境

    下，对性别的管控有时候是用来维护异性恋制度的一个方法。凯瑟琳·

    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对这个问题提出一套论述，跟我的论点

    不谋而合，但我认为我们之间也有关键性的、重大的不同之处。她写

    道：

    静止下来作为人的一个属性，两性不平等表现为社会性别的形式；流动起来作为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它表现为性欲的形式。社会性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平等被性化后的凝结形

    式。 〔3〕

    根据这个观点，性别等级生产并巩固社会性别；生产、巩固社会性

    别的并不是异性恋规范，而是所谓支持异性恋关系的性别等级。如果性

    别等级生产并巩固社会性别，而且，如果性别等级预设了一种社会性别

    的运作概念，那么社会性别就成了社会性别产生的原因，这个论述最后

    成了套套逻辑。也许麦金农只是想概述性别等级的自我复制机制，但她

    表达出来的并非如此。

    “性别等级”是否足以解释社会性别生产的条件？在何种程度上，性

    别等级为了一个或多或少是强制性的异性恋机制服务？而社会性别规范

    又如何经常地受到管控以支撑异性恋霸权？

    当代法律理论家凯瑟琳·弗兰克(Katherine Franke)富有创意地运用了女性主义与酷儿观点，她指出麦金农在假定性别等级优先于社会性

    别生产的时候，她也接受了一个假定的异性恋模式来思考性欲。弗兰克

    提出不同于麦金农的一种性别歧视模式，有力地论证了性骚扰是性别生

    产的一种范式性寓言。不是所有的歧视都可以理解为骚扰；有一些骚扰

    行为的情况可能是有人被“打造”为某个性别，但是还有其他强加性别的

    方法。因此就弗兰克而言，对性别歧视与性歧视的权宜区分是很重要

    的。举例来说，同性恋者也许会因为他们的“外表”无法符合一般所接受

    的社会性别规范而在职场上受到歧视；而对同性恋者的性骚扰之所以发

    生，很可能不是为了支持性别等级，而是为了推行社会性别规范。

    虽然麦金农对性骚扰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但她也建制了另一种形

    式的规则：拥有某个性别意味着已经进入了一种异性恋的臣服关系。在

    分析的层次上，她所做的等式与占主导地位的恐同论述形式有异曲同工

    之处。这些论述的其中一个观点是规定并批准以性来总领性别秩序，认

    为是真男人的男人就一定是直的(straight)，是真女人的女人就一定是

    直的。而另外有一些观点，包括弗兰克的，批判的正是这种形式的性别

    管控。因此在性别与性欲的关系上，性别歧视者与女性主义者之间的观

    点有所不同：性别歧视者宣称女人只有在异性恋性交行为里——在其中

    臣服成为她的快感——展现女人性(从女人被性化的臣服中散发并获得

    肯定的一种本质)；而女性主义观点则主张必须推翻、消灭性别，或者

    使它变成具有破坏力地暧昧，因为性别一直是女人的一个臣服的符号。

    后者承认前者的正统描述所具有的力量，承认前者的描述已经成为强大

    的意识形态运作着，但是试图与之对抗。

    我不辞冗长说明这点，是因为一些酷儿理论家在分析上对性别与性

    欲做区分，拒绝接受它们之间有因果上或结构上的联系。从某个观点来

    说这很有些道理：如果这样的区分的用意在于表明异性恋规范不应该规

    定性别秩序，而且这样的秩序安排应该被反对，那么我坚定地支持这个

    观点。 〔4〕

    但如果它的意思是(从叙述上来说)性别并没有受到性的

    管控，那么我想恐同症运作的一个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方面，没

    有被那些无疑是投入了最大的热忱与之战斗的人们所察觉。然而重要的

    是我也得承认：实行性别颠覆对性欲或性实践来说可能并不代表什么。

    性别可以变得暧昧，而丝毫不造成对规范性欲的干扰或使它有所调整。

    有时候性别暧昧正好可以起到抑制非规范的性实践或使之转向的作用，从而保持规范性欲不受到破坏。 〔5〕

    因此，我们不能在比如说扮装、或是跨性别与性实践之间划上任何相应的关系，而我们也不能预先绘测

    出性别扭转或改变的历程里，异性恋、双性恋和同性恋倾向的分布。近几年我很多功夫都花在澄清和修改《性别麻烦》里所概述的操演

    性(performativity)理论上。 〔6〕

    要说明操演性到底是什么是有难度

    的，这不仅是因为对“操演性”可能有什么含义，我自己的看法随着时间

    而改变——大多是为了回应一些杰出的评论 〔7〕

    ，也因为许多人采用

    了这个概念并对它做出自己的阐述。我原先是从德里达对卡夫卡《在法

    律门前》的解读，得到如何理解性别的操演性的灵感。在小说中，等待

    法律的主人公坐在法律大门之前，赋予他所等待的法律一定的力量。期

    待某种权威性意义的揭示，是那个权威所以被赋予、获得建制的方法：

    期待召唤它的对象、使之成形。我怀疑对于性别，我们是不是也役于类

    似的期待，认为性别以一种内在的本质运作，而有朝一日也许会被揭

    露。这样的期待最后的结果是生产了它所期待的现象本身。因此首先，性别的操演性围绕着这样进一步转喻(metalepsis)的方式运作，我们

    对某个性别化的本质的期待，生产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第

    二，操演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通过它在身

    体——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文化所支持的时间性持续存在 〔8〕

    ——

    这个语境的自然化来获致它的结果。

    针对这个学说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被提出，其中有个问题特别值得在

    此提起。认为性别是操演性的观点，试图指出我们所以为的性别的内在

    本质，是通过一套持续的行为生产、对身体进行性别的程式风格化而

    稳固下来的。这样看来，它显示了我们以为是自身的某种“内在”的特

    质，其实是我们期待并通过某些身体行为生产的；推到极致来说，它是

    一种自然化的行为举止的幻觉效果。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一切有

    关心灵的“内在”的概念因而都被抽空，而那内在性是一个谬误的隐喻？

    《性别麻烦》在前面的部分对性别抑郁的讨论，明显引用了内在心灵的

    隐喻，但是这个重点并没有带入对操演性的思考本身。 〔9〕

    《权力的

    精神生命》(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与我最近讨论精神分析主题的

    一些文章，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许多人认为本书前后几

    章之间出现不一致的症结之所在。虽然我否认全部的心理内在世界只不

    过是一套程式风格化的行为的结果，但我仍然认为把心理世界的“内

    在性”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上的错误。世界的某些特

    征，包括我们认识和失去的人们，的确成为自我的“内在”特征，但它们

    是通过那个内化(interiorization)的过程转化的，而那个内在世界——

    用克莱恩学派的说法——的建立，正是心理实行内化的结果。这表示完

    全可能有某种心理的操演理论在运作，需要我们作深入的探究。

    虽然本书并没有回答身体的物质性是否完全是建构的这个问题，但我后来的许多研究都以此为焦点，而我希望这能为读者澄清一些问题。 〔10〕

    操演理论是否能够移用到种族议题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进

    行了研究。 〔11〕

    在此，我要强调一些种族的假定总是以某些方式支持

    性别话语，这点我们需要探究清楚。另外，我也要强调种族和性别不应

    该被简单地拿来类比。因此，我认为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不是操演理论是

    否可以移用到种族上，而是当它尝试处理种族问题时，这个理论会发生

    什么变化。这些论辩大多集中于“建构”的特质上，探讨种族建构的方式

    是否与性别一样。我的观点是任何单一的建构论述都是不够的，这些范

    畴总是互为彼此的背景而运作，而且它们往往从彼此身上找到最强有力

    的表达。因此，种族的性别规范的性化(sexualization)需要同时从多

    副眼镜来解读，而这样的分析必定会使性别作为独一的分析范畴的局限

    无所遁形。 〔12〕

    虽然我列举了激发此书写作的一些学术传统和论辩，但我无意在这

    短短的篇幅里提出一份完整的说明书。有关这本书的生产情境，有一个

    方面总是没有被人理解：它不仅是从学院里，也是从我参与其中、风云

    际会的各种社会运动里，并且是在美国东岸——在本书写成之前，我在

    那儿居住了十四年之久——的女同志、男同志社群的语境里生产的。尽

    管这个文本身体力行了对主体中心位置的解构，这儿有一个人在：我参

    加过许多会议，到过许多酒吧，参与许多游行抗议，看到许多种类的性

    别，了解到我自己徘徊在其中一些的十字路口上，而且在性欲的一些文

    化边缘上与之相遇。我认识许多人，他们试图在某个争取性别认可和

    自由的重要运动里找到他们自己的道路，成为那个运动的一份子，随着

    那个运动带来的希望与其内部的分歧而感到鼓舞和挫折。在安身于学院

    的同时，我也在学院之墙外过着生活。虽然《性别麻烦》是一本学术著

    作，但对我而言，它起自某个跨界的念头：发生在我坐在瑞合博斯海

    滩，想着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生活里不同的各个面向联系起来的时候。我

    想，我能以某种自传的模式来书写，并不是把我这个主体重新归回一个

    中心的位置，但是它也许给了读者某种安慰：有某一个人在这里(我暂

    且悬置了这个某人是产生于语言的这个问题)。

    这本书直到今天仍持续在学院外流传，这是最令我感到鼓舞的经验

    之一。这本书被“酷儿国”(Queer Nation)组织所采用，而它关于酷儿

    自我呈现的戏剧性的反思，与“爱解”组织(Act Up)(译者按：1987年

    于纽约成立的爱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Act Up为词首缩写)的策略互相呼应。同时，它也是促使美

    国精神分析学会和美国心理学会成员重新评价他们目前关于同性恋的规条的材料之一。操演性性别的问题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应用在视觉艺术

    里，其中包括惠特尼美术馆以及洛杉矶欧特斯艺术学院的展出。本书关

    于“女人”的主体以及性欲与性别的关系的论述，也在维姬·舒尔茨

    (Vicki Schultz)、凯塞琳·弗兰克(Katherine Franke)和玛丽·乔·弗拉

    格(Mary Jo Frug)的著作中，进入了女性主义法学以及反歧视的法律

    学术研究范畴内。

    另一方面，由于我自己的政治参与，我也被迫对《性别麻烦》里的

    一些立场作修正。在这本书里，我倾向以完全负面而且排除性的框架来

    理解“普遍性”的主张。然而，当我作为国际男同志与女同志人权委员会

    ——这个组织在广泛的人权议题上为性少数群体争取权益——的理事会

    成员之一，接着又成为该组织的理事长(1994—1997)，与一群杰出的

    活动家共事之后，我开始看到正因为这个词语是一个非实体、开放架构

    的范畴，它本身具有重要的策略使用价值。在那里我开始了解对普遍性

    的主张可以是预期性和操演性的，它召唤一个还不存在的现实，让尚未

    相遇的文化地平线之间有交会的可能性。因此，我对普遍性有了第二种

    观点，我把它定义为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文化翻译番易工作。 〔13〕

    最近，在与尔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齐泽克合写的一本书

    里，我必须把我的研究与政治理论、并且再度与普遍性的概念联系起

    来。这本书讨论霸权理论以及它对理论上的行动主义左派所具有的义涵

    (预计于2000年由伏尔索出版)。

    我的思考产生的另一个实践的维度与精神分析有关，是学术同时也

    是临床的一个工作计划。我目前与一群思想前进的精神分析治疗师共同

    策划一本新的杂志，《性别与性欲研究》(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试图使临床与学术的研究在性欲、性别与文化等问题上开

    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性别麻烦》的评论者和读者朋友都注意到了它的文体非常艰涩。

    看到这样一本书，从学术标准来说不容易消化而难以“普及于大众”，的

    确会让人感到不解，也令一些人恼火。有人对此感到惊讶，那可能是因

    为我们低估了阅读大众对阅读复杂的、挑战性的文本的能力与欲望，尤

    其是当那个复杂性不是毫无理由的，当那个挑战是为了质疑那些被视为

    理所当然的真理，当对那些真理的想当然的态度的确带来压迫的时候。

    我想文体是一个复杂的领域，不是我们可以因着一些自觉想达成的

    目的而单方面选择或控制的。詹明信在他早期讨论萨特的书里对这点说

    明得很清楚。当然，一个人可以练习文体，但你所能用的文体不完全是

    一件可以选择的事。此外，文法也好，文体也好，都不是政治中立的。学习那些决定什么是可理解的言语的规则，是一种反复灌输、引导到规

    范化的语言的一个过程，而拒绝遵守规则的代价是丧失了可理解性本

    身。如同在阿多诺(Adorno)的脉络下，杜拉希拉·科内尔(Drucilla

    Cornell)让我注意到的：常识是没有任何激进性的。如果认为一般所接

    受的文法是表达激进观点的最佳媒介，那将会是一个错误，因为文法对

    思想，更确切地说，对什么是可想的本身强加了诸多限制。然而，一些

    扭曲了文法，或者对命题意义的主语-动词的要求隐含了质疑的表述，显然刺激了某些人。这样的表述为读者制造了额外的负担，有时候读者

    对这样的要求感到不快。那些感到不快的人是不是在做“说平实的语

    言”的正当要求？还是，他们的抱怨来自对知性生活的一种消费期待？

    是否也许有某种价值可以从这样艰涩的语言经验里获得？如果如莫尼克

    ·维蒂格所论证的，性别本身通过文法规范而获得自然化，那么要在最

    根本的认识论层次上改造性别，其中一部分就要从挑战那使性别得以成

    形的文法来进行。

    对清晰的要求，让人忘记了表面“清晰”的观点背后运作的伎俩。阿

    维塔尔·罗内尔(Avital Ronell)记得那个时刻，尼克松望进全国人民的

    眼睛，说着：“让我把一件事彻底说清楚”，然后开始说谎。在“清晰”的

    符号下暗渡的是什么？当清晰度已经宣告达成，而我们没能调动某种批

    判的怀疑精神，我们将付出什么代价？谁设计了“清晰”的准则，这些准

    则又是为了谁的利益服务？坚持透明度是所有沟通的必要条件，这样狭

    隘的标准排除了些什么？“透明”又隐蔽了什么？

    我成长的过程对性别规范的暴力有所体会：一位叔叔因为他解剖学

    上不正常的身体而受到监禁，被剥夺了亲人与朋友，在堪萨斯大草原上

    的一所“收容所”里度过余生；同性恋表亲因为他们的性倾向——不管是

    真的还是想象的——而被迫离家；我自己16岁那年的出柜风暴；以及后

    来成年生活里，遭遇失掉工作、爱人、家庭的景况。这些都让我遭受了

    严厉而足以带来创伤的谴责，所幸，它们并没能阻止我去追寻乐趣，以

    及坚持为自己的性别生活寻求合法的承认。正因为性别在被暴力地管

    控的同时，它也如此地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要使这样的暴力进入

    大众的视野很困难。它不是被认定为生理性别的一个自然展现，就是被

    认定为一种文化上恒常不变的事物，没有人为的力量能够改变它。我对

    被排除的生命所承受的暴力也有所体会，这样的生命不能以“活着”名

    之，它的幽闭状态意味着某种生命的剥夺，或者某种持续的死刑。我

    想，这本书展现的顽强的使性别“去自然化”的努力，是来自一种强烈的

    欲望：对抗理想性别形态学(morphologies of sex)所意味的规范暴力，同时根除一般以及学术性欲话语所充斥的那些普遍存在的自然的、理当如是的异性恋假设。这个去自然化的书写，不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臆测的

    那样，只是出自一种玩文字游戏、或是提出戏剧性的花招来取代“实质

    的”政治的欲望(就好像戏剧与政治总是截然区分的一样!)。它来自

    一个要生存下去，要让生命可能，以及重新思考这些可能性的欲望。如

    果我叔叔能够在有家人、朋友或者另外一些扩大意义上的亲属的陪伴下

    生活，世界会变什么样的呢？我们必须如何重新思考理想的身体形态学

    对人类加诸的各种限制，而使那些无法趋近标准的人不至于被宣判虽生

    犹死？ 〔14〕

    有些读者问《性别麻烦》寻求拓展性别的可能性领域，是不是因为

    某个原因。他们问这样去设想新的性别设定为的是什么目的？我们应该

    要如何对它们做评价？这个问题通常是先有了一个前提，也就是，本书

    没有着墨于女性主义思想规范性(normative)或者规定性

    (prescriptive)的一面。在这个批评交战里，“规范”无疑有两层意义：

    我经常使用这个词语，主要是拿来描述某些形式的性别理想在日常生活

    所行使的暴力。我通常把“规范性的”当作“与管理性别的规范有关的”的

    同义词使用。但是“规范性的”也与伦理的合理化有关：它是如何建立

    的，从这儿又产生了什么具体的结果？有一种对《性别麻烦》的批评诘

    问是：我们如何在此书提出的理论叙述的基础上，对性别应该如何被活

    出来进行判断？我们在反对“规范的”性别形式的同时，不可能不涉及某

    种关于性别化的世界应该如何的规范性观点。然而我要指出的是，本书

    即使有提出任何积极、规范性的见解，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规定性

    的形式：“照我说的方法颠覆性别，生活就会变得美好。”

    那些作出这样的规定，或者那些乐意去判定什么是颠覆性的、什么

    不是颠覆性的性别表达的人，他们的判断建立在某种描述的基础上：性

    别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呈现，然后根据那些呈现于眼前的，对那些性别

    面貌做出规范性的判断。但是什么条件决定了性别面貌的领域？我们可

    能会有做以下区别的诱惑：对性别的描述性解释是对什么使性别可以被

    理解的一种思考，探究性别成为可能的条件；而规范性解释则试图解答

    哪些性别表达是可接受的、那些是不可接受的问题，并对区分这些表达

    提出让人信服的理由。然而，什么可以有资格成为“性别”这个问题本

    身，就已经证实了广泛存在的规范性权力的运作——一种偷换概念的运

    作，在“事实是什么”的陈述说明下，暗转为“情况会是什么”的判断。因

    此，对性别领域的描述本身，决不是先于、或者是能够与它的规范性运

    作的问题分开的。

    我没有兴趣对什么是颠覆性的，而什么不是颠覆性的作出一些判断。我不仅认为这样的判断不能脱离语境来做，也认为如此作出的判断

    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语境”本身就是假定的一种整体，历经时间的流变

    而显露了其本质上的不统一)。就如同隐喻随着时间的流逝凝结为观念

    而丧失了其隐喻性，同样地，颠覆性的表演也由于一再的重复，而且最

    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在商品文化——在其中“颠覆”具有市场价值——里

    的重复，直有着变成僵死的陈腔滥调的危险。举出何谓颠覆的标准的努

    力终究都会失败，也应该要失败。那么我们使用这个词语到底是着眼于

    什么？

    一直以来我最关注的是下列这样的问题：什么构成、什么又不构成

    一种可理解的生活？有关规范的性别与性欲的假定，如何事先决定了什

    么才可以是合格的“人”，以及“可以过”的生活？换句话说，规范性的性

    别假定如何运作，限定了我们用以描述人的领域本身？什么方法可以使

    我们认识到这限定性的权力？而我们用以改变它的手段又是什么？

    《性别麻烦》里为了解释性别的建构和操演的维度而对扮装所作的

    讨论，并非就是颠覆的一个范例。把它当作颠覆行动的范式，甚至是政

    治能动性的一个模范，将会是个错误。这其中的要义其实是很不同的。

    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看到的是一个男人作女人的穿着打扮，或者一个女人

    作男人的穿着打扮，那么他就会把这两个认知的第一个词都当作是性别

    的“真貌”；而通过这样的明喻修辞法引入的那个性别则不具“真实性”，被认为是一个虚假的表象。在这样的认知中，一个表面的真实与一

    个“非真实”并连在一起，而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真实，而把次要的

    那个性别面貌当作不过是幌子、游戏、谎言以及幻觉。但是，什么样的

    关于“性别真貌”的意识建立了这样的认知方式？也许我们以为我们知道

    这个人的解剖学上的特征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而且以前也

    的确没认识到过解剖学描述层次上存在的变异)。或者，我们从那个人

    的衣着，或是穿着的方式得到那个认识。这是自然化的认知，即使它是

    建立在一系列文化推论的基础上；而这些推论有一些是非常不正确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例子从扮装换成变性，我们就无法再从遮盖以及表

    达身体的衣着，得出稳定的解剖学的判断。那个身体可能是手术前的、转化中的、或是手术后的身体；即使“看到”了那个身体也不一定解决得

    了问题：因为我们用来观察的范畴是什么呢？当一个人稳固的、习以为

    常的文化认知不足以应付的时候，当一个人不能肯定地判读他看到的身

    体的时候，正是一个人不再确定他面对的身体是一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

    身体的时候。在范畴之间的犹疑难决，正是我们所讨论的身体所经历的

    经验。

    当这样的范畴成为讨论的问题的时候，性别的真实也陷入了危机：如何区别真实与非真实变得不再清晰。这也是一个契机，使我们得以了

    解那些我们以为是“真实”者、我们援引为自然化的性别知识者，实际上

    是一种可变的、可修改的真实。管它叫颠覆还是其他的什么!虽然这个

    洞见本身并不构成一种政治革命，但是如果对于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

    真实的，人的观念上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的话，是不可能有政治革命

    的。而有时候这样的改变的发生，来自某些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清楚论

    述的实践，它们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基本的范畴：性别是什么，它如

    何被生产、被复制，它的可能性是什么？在此，对积淀、物化的性

    别“真实”领域的理解是：它也许可以改头换面，而且还是以较不暴力的

    方式被改变。

    本书的重点不在颂扬扮装，把它当作一种正确的、模范的性别表达

    (即使对不时发生的贬低扮装的情形予以反抗是很重要的)，而在说明

    自然化的性别认识对真实构成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暴力的限制。就性别

    规范(理想的二元形态、身体的异性恋互补性、有关正确的和不正确的

    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理想和规则等，许多都得到种族纯粹的法规以及

    反对异族通婚的禁忌的支持)确立什么会是、什么不会是可理解的人的

    特质，而什么会、什么不会被认为是“真实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建

    立了使身体可以得到合法表达的本体领域。如果《性别麻烦》有一个积

    极的规范性任务的话，那就是坚持把这个合法性拓展到那些一直以来被

    认为是错误的、不真实的、以及无法理解的身体上。扮装是一个例子，意在证明“真实”并不像我们一般所认定的那样一成不变。这个例子的目

    的在于揭露性别“真实”的脆弱本质，以对抗性别规范所施行的暴力。

    在本书以及其他地方我试图了解：假如不能跟它由以形成的那个权

    力动能(the dynamics of power)分离的话，那么政治能动性可能会是什

    么？操演的重复性是一种能动理论，而这理论不能否认权力是构成它的

    可能性的条件。本书并没有从社会、心理、物质、以及时间性等方面对

    操演性做充分的解释。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为了回应许多杰出的批评而

    持续做的澄清工作，主导了一大部分我后来发表的文章。

    过去十年间也出现了对此书的其他关注，我已试图通过不同的发表

    文章一一解答。关于身体的物质性的特质，我在《事关紧要的身体》一

    书里对我的观点重新做了一些思考和修改。关于“妇女”的范畴对女性主

    义分析的必要性的问题，我在《偶然性的基础》(“Contingent

    Foundations”)一文里修改并拓展了我的观点，本文可在我与琼·斯科特

    (Joan W. Scott)合编的《女性主义者理论化政治》(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路特里基，1993)，以及与多位作者合著的

    《女性主义争论》(Feminist Contentions)(路特里基，1995)里找到。

    我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导致自传性书写的终结，但它的确使人们注意

    到“我”这个主体以它所能使用的语言来表达自身时遭遇的困难。你读到

    的这个“我”，部分是出自那个决定了语言可用的人称的文法的一个结

    果。我不在那个结构我的语言之外，但我也不全是由那使这个“我”成为

    可能的语言所决定的。就我所了解的，这是自我表达的困境，意思是：

    你永远无法脱离那个建立了我对你的可得性(availability)的文法来感

    受我。如果我把那文法当作是清透的，那么我就不能警醒人们注意到语

    言建立、同时又废除可理解性的这个方面；而这将使我在此对你所描述

    的、我致力于达成的研究计划面临挫败。我这里并非故作深奥，只不过

    是想让大家注意到某种困境，而没有这个困境的话，是不可能有任

    何“我”的出现。

    当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思考时，这个困境呈现了独特的一个维度。

    我对探究语言中“我”的晦涩性的努力，在《性别麻烦》出版后愈来愈朝

    精神分析转向。一般对心理理论与权力理论的两极化，在我看来对其目

    的是适得其反之举，因为性别的社会形式所以会如此具有压迫性，部分

    来自它们造成的心理困境。我在《权力的精神生命》(史丹福，1997)

    里尝试探讨如何可以把福柯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思考。我也运用精神分

    析来抑制我的操演性观点偶尔出现的唯意志论倾向。《性别麻烦》有时

    候读起来像是性别不过是一种自我创造，或者，好像我们可以跳开某个

    性别呈现的表面而直接解读出它的心理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

    假定都不得不做些修改。此外，我的理论有些摇摆不定，有时候把操演

    理解为语言性的，有时又把它设定为戏剧性的。我现在认为这两者一直

    是互有关联，而且是彼此错落出现的。把言语行为重新设想为一种权力

    的例示，让我们无法不注意到操演的戏剧性和语言性的维度。在《可激

    动的语言》里，我试图指出言语行为是表演出来的(因此是戏剧的，呈

    现给观众、接受诠释)，同时也是语言的，通过它跟语言惯例隐含的关

    系，促成一套结果的发生。如果有人对言语行为这个语言理论如何与身

    体的姿态产生联系感到不解，他只要把言语本身想成一种带来特定语言

    结果的身体行为就行了。因此，言语不独独属于身体表现，也不独独属

    于语言，而它同时作为言语和行为的特质必然是暧昧的。这种暧昧性对

    出柜实践、对言语行为的造反力量、对同时作为身体诱惑与伤害威胁的

    一个先决条件的语言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

    如果要在现在的情况下重写这本书，我将会加入对跨性别和双性人

    的讨论：理想的性别二元形态如何在这两种话语里运作；这些相关关注

    所支持的与手术介入(surgical intervention)的各种不同的关系。我也会加入对种族化的性欲的讨论，特别是，有关异族通婚的禁忌(以及

    对跨种族性交换的浪漫化)对性别所呈现的自然化以及去自然化的形式

    来说是如何重要。我持续期待性少数群体之间形成某种联盟，能够超越

    简单的身份范畴，能够拒绝对双性情欲的抹除，能够对抗、消解限制性

    的身体规范所强加的暴力。我希望这样的联盟是建立在不可化约的性欲

    复杂性上，观照到它与各种话语和制度权力动能的牵涉；也希望不会有

    人急躁地把权力简化为等级，否定了它的一些生产性的政治维度。即使

    我认为在现今统治我们的法律、政治和语言话语里，寻求对性少数身份

    的承认是很艰困的一项工作，但我仍然认为它是求生存的一个必要之

    举。为了政治化的目的而调用身份范畴，总是面临身份将来可能成我们

    所对抗的那个权力的一个工具的危险。这不构成不去使用身份、以及被

    身份利用的理由。没有一个政治立场是纯粹而没有权力渗入的，也许就

    是因为这样的不纯粹性，才能产生具有打破、颠覆管控机制潜能的能动

    性。那些被认为“不真实”的人们仍然抓着真实不放，同声一气地紧抓，而那操演上出乎意料的情况产生了至关重大的不稳定性。此书的书写是

    一个集体奋斗的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奋斗在为那些生活于、或者试

    图生活于性别边缘的人们，扩展具有生活价值的生命的可能性上面已

    经有了一些成果，而未来它也将持续这个成果 〔15〕。

    朱迪斯·巴特勒

    伯克利，加州

    1999年6月

    注 释

    〔1〕 在这版付印的时候，有法国出版商考虑翻译这本书。不过，这只是因为狄狄耶·

    艾里本(Didier Eribon)和其他人在目前法国关于是否给予同性伴侣关系合法认可的政治辩论

    中，引用了本书的一些论点。

    〔2〕 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两篇短文：《TP：女同志性别之秘》的后记

    (Butch\Femme: Inside Lesbian Gender)，萨利·曼特(Sally Munt)编，伦敦：卡塞尔出版社，1998年；另一篇是我为《跨性别在拉丁美洲：人物，实践与意义》(“Transgender in Latin

    America: Persons, Practices and Meanings”)所作的后记，刊载于《性》(Sexuaalities)杂志1998

    年的特刊(卷5，第3期)。

    〔3〕 凯瑟琳·麦金农，《正宗的女性主义：生命与法律论述集》(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 on Life and Law)，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6—7。

    〔4〕 可惜《性别麻烦》的出版比伊娃·科索夫斯基·赛菊克(Eve Kosofsky Scdgwick)

    的《衣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伯克利与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

    年)早了几个月，因此我这里的论证没能受益于她在那本书的第一章里对性别与性欲的细致的

    讨论。

    〔5〕 乔纳森·高德博尔格(Jonathan Goldberg)让我相信这点。〔6〕 有关我的著作的大致书目，以及对我的研究的引用，参见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图书

    馆网页上埃迪·耶格何颜(Eddie Yeghiayan)的杰出的工作成果：http:sun3.lib.uci.edu～

    scctrWellekindex.html。

    〔7〕 我特别感谢比迪·马丁(Biddy Martin) 、赛菊克、齐泽克、温迪·布朗(Wendy

    Brown)、塞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曼迪·莫尔克(Mandy Merck)林·雷屯(Lynne

    Layton)、提摩西·考夫曼-欧斯波恩(Timothy Kaufmann-Osborne)、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南希·弗雷塞尔(Nancy Frazer)、黛安娜·法斯

    (Diana Fuss)、杰·普芮塞尔(Jay Presser)、丽莎·达根(Lisa Duggan)以及伊丽莎白·格罗茨

    (Elizabeth Grosz)，他们对操演理论提出了见解深刻的批判。

    〔8〕 关于操演的仪式维度的概念，与皮埃尔·布尔狄厄(Pierre Bourdieu)的习性

    (habitus)的概念类似，我是直到写完本书以后才了解到这点。我事后对这点共鸣做了一些说

    明，参见《可激动的语言：操演行为的政治》(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纽约：路特里基出版社，1977年)最后一章。

    〔9〕 杰奎琳·罗斯指出了这本书前后章之间的断裂，我受益良多。前面部分探究性别

    的抑郁心理建构，而后面部分似乎遗忘了一开始的精神分析探讨。也许这说明了最后一章的某

    种“狂热”症候，弗洛伊德把这种心理状态定义为否认丧失的机制之一，也就是抑郁症。《性别

    麻烦》在它结束的篇章里，似乎忘记或否认了它才刚清楚表达的丧失。

    〔10〕 见《事关紧要的身体》(Bodies That Matter)(纽约：路特里基出版社，1993

    年)，以及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变成真实：科技实践与真实的具化》(“Getting Real:

    Technoscientific Practices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Reality，《差异》(Differences)，卷5，第2

    期，页87—126)一文，她在文中作了出色、有趣的批判，把《事关紧要的身体》所提出的一些

    问题与当代科学研究联系起来。

    〔11〕 塞迪亚·哈尔特曼(Saidiya Hartman)、丽莎·罗伊(Lisa Lowe)和多琳·侃多

    (Dorinne Kondo)这些学者的著作影响了我。许多目前对“蒙混过关”(passing)的研究也探讨

    了这个问题。我自己在《事关紧要的身体》一书讨论内拉·拉尔森(Nella Larson)“蒙混过关”的

    文章中，尝试对这个问题提出初步的探讨。当然，霍米·巴巴对后殖民主体的模仿分裂

    (mimetic splitting)的研究，在几个方面跟我的研究有近似之处：对强调少数群体身份如何在

    被宰制的情形下既被生产、也被撕裂的操演性概念而言，关键的问题不止是被殖民者对殖民“声

    音”的挪用，也包括认同的分裂状况。

    〔12〕 柯比那·莫尔色尔(Kobena Mercer)、肯达尔·托马斯(Kendall Thomas)和霍顿

    斯·斯皮勒尔斯(Hortense Spillers)的研究，对我在《性别麻烦》之后对这个主题的思考有莫大

    的助益。我也希望尽快发表一篇有关弗兰茨·法农(Frantz Fanon)的文章，探讨他的《黑皮

    肤，白面具》里关于模仿(mimesis)与夸张(hyperbole)的问题。我感谢葛雷格·托马斯

    (Greg Thomas)，他刚完成他在伯克利的修辞学博士论文，探讨美国种族化的性欲问题，他激

    发并丰富了我对这个重要交集的理解。

    〔13〕 我在后来的写作里提出了一些对普遍性的反思，最显著的是在《可激动的语

    言》的第二章。

    〔14〕 参见北美中间性别协会(The 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的重要出版材

    料，这个协会比其他组织付出更大的努力，致力于让大众注意到身体性别异常的初生婴儿及孩

    童所遭到的严酷与暴力的性别管控。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以下网址跟他们联系：

    http:www.isna.org。

    〔15〕 我感谢温迪·布朗、琼·斯科特、亚历山德拉·查辛、弗朗西丝·巴尔特寇斯基、珍

    妮特·哈雷、米歇尔·费何尔、霍米·巴巴、杜拉希拉·科内尔、丹尼斯·瑞里、伊丽莎白·维德、卡

    佳·西尔弗曼、安·培勒格里尼、威廉·康纳利、盖娅特里·斯皮瓦克、尔内斯托·拉克劳、爱德华

    多·卡达伐、佛罗伦斯·多尔、大卫·卡散吉安、大卫·英格以及迪娜·艾尔-卡西姆，在这篇序文

    写成的1999年春季，他们给予了我支持和友谊。序(1990)

    当代女性主义对性别意义的论辩每每引起某种忧虑感，好像性别的

    不确定性最后可能将以女性主义的失败告终。或许麻烦并不一定是带着

    这样负面的价值意味。在我童年的主导话语里，捣乱是一件你想都不要

    想的事，因为那会给你惹上麻烦。叛逆的行为与对叛逆的训斥似乎陷在

    同样的框架里，这个现象使我对权力的微妙伎俩有了一些初步的批评见

    解：通行的法律以麻烦威吓人，甚至让人有身陷囹圄的麻烦，所有这些

    都是为了让人远离麻烦。因此，我的结论是麻烦是避免不了的，挑战在

    于如何最好地制造麻烦，什么是身处麻烦的最好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

    逝，更多的疑义出现在批评视野里。我注意到麻烦有时候是用来委婉地

    表示某些根本上的神秘问题，而这通常与所有阴性事物所谓的神秘性相

    关。我拜读西蒙·德·波伏娃的作品，她解释说在一个男权主义的文化框

    架里做女人，意味着做一个对男人来说是神秘的与不可知的源头，而这

    在我读萨特的时候似乎得到了证实：对萨特来说，所有的欲望——非常

    成问题地被假定为异性恋的、男性的——都被定义为麻烦。当一个女

    性“客体”莫名地回视了一记眼光、逆转凝视、挑战男性位置的职权与权

    威时，对那个男性欲望主体而言，这出乎意料的干扰、未预料到的能动

    性，使麻烦成了不光彩的丑事。男性主体对女性“他者”极度的依赖，立

    时暴露了他的独立自主的虚幻性。然而，这样辩证的权力逆转并没有特

    别抓住我的注意力——虽然我的确留意到了其他事。权力并不只是关于

    主体之间的交换，或是主体与一个他者之间经常性的倒置关系；事实

    上，权力的运作在于生产我们用以思考性别的那个二元框架本身。我的

    问题是：什么样的权力设定建构了主体与他者、“男人”与“女人”之间的

    二元关系，以及这些词语内在的稳定性？什么样的限制在其中运作着？

    这些词语是不是只有遵从一个异性恋矩阵来设想性别和欲望，才不会造

    成困扰？当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认识体制(the epistemic regime)的面具

    被摘下，显示其实是它生产、物化了这些表面的本体范畴的时候，主体

    以及性别范畴的稳定性又会有什么变化？

    然而，如何能够对一个认识本体体制予以质疑？什么是干扰那些

    支持性别等级(gender hierarchy)和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的性别范畴的最好的方法？想想“妇女病”(female

    trouble)——历史上对女人没来由、时不时犯小毛病的一种设想，这背

    后呼之欲出的观念是女人天生就是麻烦——的命运。尽管对女人身体的医疗是严肃的，但这词语也是可笑的；而能笑对严肃范畴，对女性主义

    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毫无疑问地，女性主义仍然需要有自己的严肃游戏

    的形式。《女人的烦恼》(Female Trouble)(译者按：电影译名均参

    照IMDb中文网的资料)是约翰·沃特斯(John Waters)的一部由帝凡

    (Divine)领衔主演的电影的片名，而帝凡也是《变发》(Hairspray)

    的男女主人公。他反串女人，隐含了性别是一种假冒为真的持久扮装

    的意义。她他的表演使得自然与人为、深层与表面、内在与外在的区

    分——这些几乎都是性别话语所一向赖以运作的——变得不稳定。扮装

    是对性别的模仿，还是，它戏剧化了性别所由以建立的那些意指性的姿

    态动作？作为女人是一种“自然事实”，还是一种“文化表演”？或

    者，“自然性”是由那些通过性别范畴、在性别范畴内生产身体，并受到

    话语限制的操演行为所建构的？尽管有帝凡的例子，男同志和女同志文

    化里的性别实践经常在戏仿的语境里以“天生自然”为主旋律，凸显了原

    初的、真实的性别的操演性建构。我们还可以指出什么其他的基础性身

    份范畴——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的二元架构，揭露它们其实是一

    些创造自然、原初、不可避免的事物等结果的生产机制？

    要想揭露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欲望等基础范畴是某种独特的权力

    形式产生的结果，需要一种形式的批评探究方法，也就是福柯改造自尼

    采、定名为“系谱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方法拒绝追索那些受到压抑

    而深埋的性别的源头、女性欲望的内在真实、以及纯正或真正的性别

    身份；相反地，系谱学探究的是，将那些实际上是制度、实践、话语的

    结果，有着多元、分散的起源的身份范畴，指定为一种起源或原因，这

    样做的政治着眼点是什么。本书将围绕着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

    (phallogocentrism)与强制性异性恋等这样一些定义性制度的问题进行

    探讨，并试图去除它们的中心性地位。

    正因为“女性的”不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它的意义与“女人”一样地

    麻烦与不定。而且，由于两个词语只有在作为彼此相关的词语的时候才

    有麻烦的意指，这里的探讨以性别以及它所暗示的关系上的分析为重

    点。此外，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应该试图解决首要的身份问题，才能进一

    步开展其政治任务这样的想法，已经不再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相反

    地，我们该问的是：对身份范畴进行激进的批判，它所造成的结果会带

    来什么政治上的可能性？当作为一个共同基础的身份不再限制女性主义

    政治话语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新的政治形式？而寻找一个共同的身份以

    作为女性主义政治的基础的努力，这在何种程度上排除了对身份本身的

    政治建构和管控从根本上进行探究？

    本书分为三章，从非常不同的话语领域对性别范畴进行一种批判式

    的系谱学探究。第一章“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对“妇女”作

    为女性主义的主体，以及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重新进行思考。强

    制性异性恋与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被理解为一种权

    力话语体制，它们通常从非常不同的途径回应性别话语这个中心问

    题：“语言如何建构生理性别范畴？“女性阴性”(the feminine)是否

    抗拒语言中的再现？语言是不是被理解为阳具逻格斯中心的(吕丝·伊

    里格瑞的提问)？是否只有“女性”这一性是在一个混同了女性的(the

    female)与性的(the sexual)语言里被再现的(莫尼克·维蒂格的论

    点)？强制性异性恋和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在什么点上、如何有着交

    集？它们之间的分裂点又在哪里？语言又如何生产了支持这许多不同的

    权力体制的“生理性别”这个虚构的建构？在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语言里，什么样的连续性被认定是存在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这些

    词语是截然不同的吗？什么性质的文化实践产生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

    和欲望之间的断裂与不一致，并质疑它们之间所谓的关联性？

    第二章“禁制、精神分析与异性恋矩阵的生产”选择性地检视了结构

    主义、以及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关于乱伦禁忌的论点：也就是认为乱伦

    禁忌是试图在一个异性恋的架构里，强制实行截然区分的、具有内在一

    致性的社会性别身份的一种机制。在一些精神分析话语里，同性恋的问

    题总是与一些文化上无法理解的形式联系一起，而在女同性恋的情形

    里，又跟女性身体的去情欲化有关联。另一方面，琼·芮维尔和其他精

    神分析学者的研究，试图通过对身份、认同与伪装的分析，以精神分析

    理论来解释复杂的性别“身份”。当我们以福柯在《性史》里批判压抑假

    设的框架来思考乱伦禁忌，我们将看到那个禁制性的或司法性的结构，一方面在一个男权主义的性别经济里确立了强制性异性恋制度，同时

    也使我们得以对那个经济提出关键性的挑战。精神分析是不是一种反基

    础主义的研究方法，它肯定某种性别的复杂性，而这复杂性事实上解

    除了僵化的、等级化的性别符码的管控？还是说，它仍然维持了某些

    未被察觉的关于身份基础的假定，而这些假定的运作对那些等级本身是

    有利的？

    最后一章“颠覆的身体行为”一开始先就克里斯特娃对母性身体的建

    构做了批判性的检视，以指出她的研究里所隐含的决定性别与性欲是否

    在文化上可被理解的一些规范。虽然福柯试图对克里斯特娃提出批判，但仔细检视他本身的一些著作，发现他对性差异所表现的漠视是很有问

    题的。然而，他对性别范畴的批判提供了某种洞见，让我们深入了解为

    了确立单义的性别而设计的当代医学虚构的管控实践。维蒂格的理论与小说提出对文化建制的身体进行某种“解体”，她认为形态学

    (morphology)本身是来自霸权概念系统的一个结果。这章的最后一

    节“身体的铭刻，操演的颠覆”援引玛丽·道格拉斯和克里斯特娃的研究

    成果，认为身体的疆界和表面是被政治地建构的。为了使身体范畴去自

    然化、重新对这些范畴进行意指，我采取的策略是在一种性别行为操演

    的理论基础上，描述并推荐一套戏仿实践，这些戏仿实践打破身体、生

    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欲等范畴，并且超越二元的框架来展现它们具有

    颠覆性的重新意指与增衍。

    每个文本的源头似乎都超出了从它自己的框架内所能重建的。这些

    个源头确立并启发了文本的语言，其中来龙去脉要对文本本身做透彻的

    剖析才能了解，当然也不能保证这样的剖析有完结的时候。虽然我在这

    篇序文一开始提供了一个童年的故事，但它是一则寓言，不能简化为事

    实。事实上，此文一个大体的目的是探索性别寓言如何建立自然事实这

    个错误命名并使之得以流传。要寻回这些文章的起源，找出使本书得以

    竟成的各种不同的契机，显然是不可能的事。这些文章的集成是为了促

    使女性主义、男同志与女同志的性别观点、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之间能

    够有所交集。哲学是目前调动这个作者-主体(author-subject)的主导

    学术机制，虽然它即使有也极少脱离其他话语而单独存在。这篇研究试

    图对那些立足于学科领域的重要边界上的立场给予肯定。重点不在于保

    持边缘性，而是参与到从其他学科中心发展出来的各种网络或边缘地

    带；所有这些集结起来，构成了对那些权威的多元置换

    (displacement)。性别的复杂性需要一些跨学科的、后学科的话语，以便能抵抗学院对性别研究或妇女研究的驯化，并使女性主义批判的概

    念具有激进的特质。

    这本书的写成是拜许多机构与个人的支持之所赐：美国学术团体协

    会在1987年提供了一笔新获博士学位者奖学金；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

    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在1987—1988学年年间，提供了奖学金、住房以

    及激励思考的论辩的机会；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师研究奖学金也于

    1987、1988年夏天资助我的研究；琼·斯科特在我文稿写作的不同阶

    段，一直担任了一位重要而敏锐的批评者。琼·斯科特在批判、重新思

    考女性主义政治的预设框架上所做的不懈努力，给了我挑战、激发了我

    的灵感。由琼·斯科特所主导、于高级研究学院举办的“性别专题讨论

    会”上，经由我们集体思考的一些重要、具有挑战性的立场分歧，帮助

    我厘清并阐明了我的一些观点。为此，我感谢里拉·阿布-卢格霍德、叶斯敏·额尔格斯、堂娜·哈拉维、伊夫林·福克斯·凯勒、多琳·侃朵、雷

    那·拉普、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博格和路易丝·提利。我在1985年、1986年分别于卫斯理恩和耶鲁大学开设的“性别、身份与欲望”研究生专题课

    的学生们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总是不吝去想象一些另类的性别化

    的世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妇女研究研讨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人文研究中心、圣母院大学、堪萨斯大学、阿默斯特学院以及耶鲁大学

    医学院发表这本书的部分内容的时候，得到了各种批评回应，对此我深

    表感谢。我也要对下列人士致谢：琳达·辛格，她所坚持的激进立场弥

    足珍贵；桑德拉·巴尔特奇，谢谢她的研究以及适时的鼓励；琳达·尼克

    尔森，她给了我一些编辑上的建议和批评意见；还有琳达·安德森，谢

    谢她敏锐的政治直觉。我也要一并感谢以下个人、朋友和同事，他们帮

    助我的思考成形并给予支持：埃勒维兹·摩尔·阿格尔、埃内斯·阿萨尔、彼得·寇斯、南希·寇特、凯西·纳塔森、洛伊斯·纳塔森、莫里斯·纳塔

    森、斯德西·派斯、乔希·沙皮洛、玛格丽特·索尔坦、罗伯特·斯通、理

    查德·凡和埃茨提·沃透。我感谢桑德拉·施密特，她细心地帮助我整理了

    本书的文稿，还有梅格·吉尔伯特的协助。我也谢谢莫琳·麦克葛罗根，她以幽默、耐性和杰出的编辑指导，鼓励了这项以及其他的写作计划。

    一如既往，我感谢温迪·欧文：她无以伦比的想象力、犀利的批评

    以及她的研究带给人的思想激励。第一章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主体

    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其实是变成的。

    ——西蒙·德·波伏娃

    严格地说，“女人”不能说是存在的。

    ——朱莉娅·克里斯特娃

    女人没有一个性别。

    ——吕斯·伊里格瑞

    对于性的调用……建立了性别这个观念。

    ——米歇尔·福柯

    生理性别范畴是政治范畴，它创建了异性恋社会。

    ——莫尼克·维蒂格

    第一节 “妇女”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

    大体来说，女性主义理论假设存在有某种身份，它要从妇女(译者

    按：涉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政治范畴的“women”译为“妇女”，而在第二

    章、第三章精神分析话语及其他语境中则译为“女人”。)这个范畴来理

    解，它不仅在话语里倡议女性主义的利益和目标，也构成了一个主体，为了这个主体追求政治上的再现。然而，政治(politics)和再现

    (representation)是争议性的词语。一方面，在追求拓展妇女作为政治

    主体的能见度与合法性的政治过程中，再现作为一个运作的框架；另一

    方面，再现是语言的规范性功能，被认为不是揭露、就是扭曲了那些关

    于妇女范畴我们所认定的真实。对女性主义理论来说，发展一种全面或

    是足以再现妇女的语言，对促进妇女的政治能见度似乎是必要的。有鉴

    于在广泛的文化情境里，妇女的生活不是受到错误的再现，就是完全没

    有得到再现，这点显然益形重要。

    近来，这种普遍存在的认为女性主义理论与政治之间具有关联的观

    念，从女性主义话语内部遭到了挑战。对妇女主体本身的理解方式，不

    再限于稳定或持久的框架。有大量文章对“主体”作为再现——更确切地

    说是解放——的终极代表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但是，对于什么建构

    了、或者应该建构妇女范畴，这些文章彼此之间极少有一致的意见。政

    治和语言再现的领域先设定了一套主体形成的标准，结果只有被认可是

    主体者才能得到再现。换句话说，必须先符合作为主体的资格才能得到

    再现。福柯指出权力的司法(juridical)体系生产主体，然后又再现这些

    主体。 〔1〕

    司法性的权力概念似乎以完全负面的方式来管控政治生活

    ——也就是说，通过一些具有历史偶然性、并可以撤回的选择的运作，对与那个政治结构相关的个人进行限制、禁制、管制、控制，甚至“保

    护”。然而受到这些结构管控的主体，由于它们服从于这些结构，因此

    是根据这些结构的要求而形成、定义以及复制的。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正

    确的话，那么把妇女再现为女性主义“主体”的语言与政治之司法建构，它本身就是话语建构的，是某种特定形式的再现政治的结果。结果女性

    主义主体成了那个原本应该是推动其解放的政治体系的一个话语建构。

    如果这个体系证实了是根据一种统治的分化轴线来生产性别化的主体，或是生产那些被认定为男性的主体的话，那么从政治上来说这就大有问

    题。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加批判地诉诸这样的一个体系来“解放”妇女，显然是自砸阵脚。

    “主体”的问题对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女性主义政治，因为司法主体一律是通过某些排除性的实践生产的；这些排除实践在政

    治的司法结构建立完成之际就不再“彰显”。换句话说，主体的政治建构

    是朝向某些合法化以及排除的目的发展，这些政治运作被某种把司法结

    构当作基础的政治分析给有效地遮掩以及自然化(naturalization)了。

    司法权力无可避免地“生产”了一些东西，而宣称它只不过是再现它们而

    已；因此，政治必须关注权力的这个双重作用：司法的与生产的。事实

    上，律法生产“律法之前的主体” 〔2〕

    这样的概念，而后又将之隐藏，为

    的是把这个话语结构当作一个自然化的基本前提调用，然后用它合法化

    律法本身的管控霸权。只探讨如何使妇女在语言和政治上得到更充分的

    再现是不够的；女性主义批判也应当了解“妇女”这个范畴——女性主义

    的主体——是如何被生产，同时又如何被它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本

    身所限制。

    事实上，妇女作为女性主义主体的这个问题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

    也许并没有一个在律法“之前”的主体，等待在律法里再现，或是被律法

    再现。也许主体，和对一个时序上“之前”(before)的调用一样，都是

    被律法建构的，作为律法取得合法性的一个虚构基础。关于普遍存在的

    认为律法之前的主体具有本体完整性这样的假定，也许可以这样理解：

    它是自然本质的假设——亦即那构成古典自由主义司法结构的基础主义

    (foundationalist)神话——残留于当代的痕迹。对一个非历史的“之

    前”的一再操演调用，成为保证人的前社会本体的一个基础前提；而个

    人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被统治，从而构成了社会契约的合法性。然而，除了支持主体概念的基础主义虚构以外，女性主义在假定妇

    女这个词代表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这方面，也遭遇了政治上的问题：妇女

    绝不是一个稳定的能指，充分得到了它要描述和再现的对象的同意；即

    使在复数的情形，它也是一个麻烦的词语、一个争论的场域、一个焦虑

    的起因。如同丹尼斯·瑞里(Denise Riley)的书名《我是那名字吗？》

    所暗示的，这个提问正是从这个名词可能有的多重意指产生的。 〔3〕

    如果一个人“是”女人，这当然不是这个人的全部；这个词不能尽揽一

    切，不是因为有一个尚未性别化的“人”，超越他她的性别的各种具体

    属性，而是因为在不同历史语境里，性别的建构并不都是前后一贯或一

    致的，它与话语在种族、阶级、族群、性和地域等范畴所建构的身份形

    态交相作用。因此，“性别”是不可能从各种政治、文化的交会里分离出

    来，它是在这些交会里被生产并得到维系的。

    认为女性主义必定要有一个普遍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建立在一个

    所谓跨文化的身份上的政治假设，通常伴随着这样的概念：对妇女的压

    迫有某种单一的形式，可以在父权制与男性统治的普遍或霸权结构里找

    到。近年来普遍父权制的概念广泛受到批评，因为它不能解释性别压迫

    在它们存在的具体文化语境里是如何运作的。这些理论是考虑到了各种

    不同的语境，但这不过是为一个从一开始就预设的普遍原则，寻找一

    些“例子”或“例示”而已。这种形式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受到批评，不仅

    是因为它试图殖民、窃用非西方文化，用以支持一个高度西方化的压迫

    概念，也因为这些理论有建构一个“第三世界”、甚或一个“东方”的倾

    向，在其中性别压迫很微妙地被解释为一种本质的、非西方的野蛮性的

    症候。女性主义急切想为父权制建立一种普遍性的特质，以强化女性主

    义所宣称的它具有代表性的表象，有时候这促使了女性主义者过于急功

    近利地祭出统治结构在范畴上或是虚构上的普遍性，而据此生产妇女共

    同的屈从经验。

    虽然普遍父权制这样的主张已经不再像当初那么具有公信力，但是

    想要置换由这个框架推演出来的结果，也就是关于“妇女”的设想有某种

    普遍的共通性这样的概念，一直是要困难得多。当然，已经有很多相关

    的辩论：妇女之间是不是有某种共通性，而且是先于她们的压迫？或

    者，是否单单她们的压迫经验本身，就足以使“妇女”之间有某种结盟？

    妇女的文化是不是有某种独特性，独立于迫使她们臣服的霸权、男权文

    化之外？妇女的文化或语言实践的独特性与完整性，是否总是以某个比

    较优势的文化结构为参照，因此也局限于这个框架？有没有“独特的女

    性”这样的领域，它不仅因此与男性领域区分，而且在这样的差异里，它可以从“妇女”的某种未标记的、假定的普遍性上辨识出来？男性女

    性的二元分立不仅成为使那独特性可以被辨识出来的独一的架构，并且

    在所有其他方面，它也使得女性的“独特性”再度完全脱离了语境，而在

    分析上以及在政治上，与阶级、种族、族群等建构，以及其他建构“身

    份”、同时也使单数的身份概念成为错误命名的权力关系轴线分隔开

    来。 〔4〕

    我认为一般所假定的女性主义主体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实际上因为

    它所赖以运作的再现话语的种种限制而有所松动。过于急促而不成熟地

    坚持主张有某种稳定的女性主义主体——理解为一个严丝合缝的妇女范

    畴，必然造成对这个范畴多重的排拒。即使这建构是为了解放的目的而

    精心设计的，这些排除的领域还是显示了这个建构的强制性与管制性所

    造成的后果。的确，女性主义阵营里的分歧，以及矛盾地来自“妇

    女”——女性主义宣称它所代表者——对它的反对，显示了身份政治必

    然具有一些局限性。有人建议女性主义可以试图扩大它所建构的主体的

    再现范畴，但反讽的是，由于这样的提议拒绝考虑这些再现主张的建构

    性权力，结果使得女性主义的目标面临了失败的危险。以纯粹“策略”的

    目的而诉诸妇女范畴的做法，不会使这个问题得到改善，因为策略总是

    有超出它们意图的目的之外的意义。在这里的情形，排除就可以算作这

    样一种无意为之而适得其反的意义。为了符合再现政治上女性主义必须

    表达一个稳定的主体的要求，女性主义因此使自己受到了粗糙的错误再

    现的指责。

    显然，我们的政治任务不是拒绝再现政治——好像我们可以做得到

    一样!语言和政治的司法结构构成了当代的权力场域；因此，没有一个

    理论立场是外在于这个场域的，我们只能对它自我合法化的实践进行某

    种系谱学的批评。基于这样的情况，重要的出发点如马克思所说的是历

    史的当下。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个建构的框架里，对当代司法结构所生

    产、自然化以及固化的身份范畴做出批判的论述。

    或许在这个文化政治的关键时刻，在一些人所说的“后女性主义”的

    时代，我们有机会从女性主义观点的内部，对建构一个女性主义主体这

    样的指令进行反思。在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中，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

    思考本体论的身份建构，才能够设想出一种可以在其他基础上复兴女性

    主义的再现政治。另一方面，为了使女性主义从必须建构一个单一或持

    久的基础这样的必要性里挣脱出来，我们也到了该考虑某种激进批判的

    时候了，因为单一或持久的基础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一直被它排除于外的

    那些身份位置、或是反身份位置的挑战。把女性主义理论建立在“妇女”作为主体这个概念上的排除性实践，是否悖论地破坏了女性主义拓

    展它所主张的“再现”这个目标？ 〔5〕

    问题也许要更为严重：把妇女范畴建构为一致的、稳定的主体，是

    不是对性别关系的一种不明智的管控和物化(reification)？这样的物化

    不是正好与女性主义的目的背道而驰吗？在何种程度上，妇女范畴只有

    在异性恋矩阵(the heterosexual matrix) 〔6〕

    的语境下才获得稳定性和

    一致性？如果稳定的性别概念不再是女性主义政治的基本前提，我们现

    在也许可以期待某种新的女性主义政治来挑战性别和身份的物化，这种

    政治形式将把可变的身份建构当作一个方法上和规范上的先决条件——

    如果不是一个政治目标的话。

    追溯那些生产并隐藏合格的女性主义司法主体的政治运作，正是一

    种探讨妇女范畴的女性主义系谱学的任务。在我们质疑“妇女”作为女性

    主义主体的努力过程中，可以证明不加置疑地调用这个范畴，使女性主

    义作为一种再现政治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被排除了。把再现的对象扩及

    一些主体，而这些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在排除那些不符合对主体的一些心

    照不宣的规范要求的主体之上，这有什么意义呢？当再现成为政治唯一

    的重心时，这在不经意间维系了什么样的统治与排除的关系？女性主义

    主体这个身份不应该成为女性主义政治的基础，如果主体的形成是在一

    个权力场域里发生，而由于对这个基础的主张，这个权力场域在一般的

    规律下是被掩盖的话。也许非常悖论地，只有不再一味认定“妇女”这个

    主体的时候，才能够显示“再现”对女性主义是有意义的。

    第二节 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望的强制性秩

    序

    “妇女”无可置疑的一体性经常被援用来建构一种身份的团结意识，但是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译者

    按：“sex”与“gender”并列时，翻译作“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但个别

    出现的时候，由于不同理论家对这两个词语在概念使用上有一些差异，因此视情况以及语境的不同，“sex”翻译作性、性别、性别或生理性

    别，而“gender”译作性别或社会性别。)的区别却引发了女性主义主体

    的分裂。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原本是用来驳斥生理即命运的说

    法，以支持这样的论点：不管生理性别在生物学上是如何地不可撼动，社会性别是文化建构的。因此，社会性别既不是生理性别的一个因果关

    系上的结果，也不像生理性别在表面上那样固定。这样的区分容许了社会性别成为生理性别的多元体现 〔7〕

    ，因而已经潜在地挑战了主体的

    统一性。

    如果社会性别是生理上性别化的身体所获取的社会意义，那么我们

    就不能说某个社会性别以任何某种方式、从某个生理性别发展得来。从

    逻辑上推到极限，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暗示了生理上性别化的身

    体和文化建构的性别之间的一个根本的断裂。即使我们暂时假定二元生

    理性别具有稳定性，也不能因此断定“男人”这个建构绝对是男性身体衍

    生的自然结果，或者“女人”只能体现女性身体。此外，即使生理性别在

    形态和构造上毫无疑问是二元的(这将成为一个问题)，我们也没有理

    由认定社会性别应该只有两种形貌。 〔8〕

    二元社会性别体系的假定隐

    含地保留了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是某种模拟(mimetic)关系的信念：

    社会性别像镜子一样反映生理性别，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被它所限制。

    当我们提出建构的社会性别身份根本上是独立于生理性别这个理论时，社会性别本身成为一个自由流动的设计，结果男人(man)与男性

    (masculine)大可以意指女性身体，就像它们意指男性身体一样；而女

    人(woman)与女性(feminine)也大可以意指男性身体，就像意指女

    性身体一样。

    社会性别化的主体在根本上的分裂也引发另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能

    够指涉某个“特定”的生理性别或某个“特定”的社会性别，而不先探究生

    理性别和或社会性别是通过什么手段、如何给定的吗？到底“生理性

    别”是什么？它是自然的、解剖学的、染色体的，还是荷尔蒙的？女性

    主义批评家要如何评估企图为我们建立这些“事实”的科学话语？ 〔9〕

    生

    理性别有没有一个历史？ 〔10〕

    是不是每一种生理性别都有一个不同的

    历史，或是多个历史？有没有一个历史可以说明生理性别的二元性是如

    何建立的，也就是可以揭露这个二元选项是一个可变的建构的一种系谱

    学？那些由各种不同的科学话语生产的生理性别表面上的自然事实，是

    否为了其他的政治或社会利益服务？如果生理性别不可变的特质受到了

    挑战，那么也许这个称为“生理性别”的建构跟社会性别一样都是文化建

    构的；的确，也许它一直就是社会性别，结果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

    分证明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区别。 〔11〕

    如果生理性别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范畴，那么把社会性别定

    义为文化对生理性别的诠释就失去了意义。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性别只看

    作是文化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上所铭刻的意义(一种司法性的概

    念)；社会性别也必定指向使生理性别本身能够建立的那个生产机制。

    结果是，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关系并不像文化之于自然那样；社会性别也是话语文化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生理性别化的自然”或

    者“自然的生理性别”得以生产，并且被建构为“前话语的”、先于文化

    的，成为一个政治中立的表面，任由文化在其上施行作为。“生理性

    别”从本质上被建构为非建构的这点，将在第二章有关列维-斯特劳斯

    和结构主义的讨论中再度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很清

    楚的是：为了成功地稳固生理性别内在的稳定性与二元的框架，一个方

    法是把生理性别的二元性建构为一个前话语的领域。对于把生理性别生

    产为前话语的这点，我们应该如此理解：它是社会性别所指定的文化建

    构设置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们要如何重新阐述社会性别，才能够含括

    那些生产前话语的生理性别这个结果、同时又隐藏了这个话语生产运作

    的权力关系？

    第三节 社会性别：当代论辩的循环废墟

    是否有“某种”所谓人所拥有的性别？还是说，性别是所谓人的存有

    的一个本质的属性，如同“你是什么性别”这个问句所隐含的意义一样？

    女性主义理论家宣称社会性别是生理性别的文化诠释，或是社会性别是

    文化建构的时候，这个建构的特色或机制是什么？如果社会性别是建构

    的，那么它能不能建构成别种风貌？或者，它的建构性是否暗示了某种

    形式的社会决定论，排除了能动性(agency)和改变的可能？“建构”是

    否暗示了有某些法则，它们根据普遍的性差异坐标轴产生社会性别差

    异？社会性别的建构如何发生，在哪里发生？对于某种不能假定有一个

    先于它存在的人类建构者的建构，我们能从中找到什么意义？在一些论

    点里，社会性别是建构的这样的观点暗示了某种社会性别意义的决定

    论：这些意义铭刻在解剖学上有所区分的身体之上，而这些身体被理解

    为一个严格的文化律法的被动接受者。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或一套律法的

    框架来理解“建构”社会性别的相关“文化”，那么社会性别似乎就跟它在

    生理即命运这样的论述下没什么两样，都是命定的、是固定的。在这样

    的情形里，成为命定的不是生理，而是文化。

    另一方面，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说：“一个人不是生来就

    是女人，而其实是变成的。” 〔12〕

    对波伏娃来说，社会性别是“建

    构”的，但她的论述隐含了一个能动者，一个我思故我在的主体

    (cogito)，它以某种方式获取或采用那个社会性别；而原则上，这个

    主体也可以采取另一个性别。社会性别是不是像波伏娃的论点所暗示的

    那样是可变的、可以受意志控制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建构”是否可以简化为一种形式的选择？波伏娃很清楚一个女人是“变成”的，但总是在

    一种文化强制下成为一个女人。显然，这个强制性不是从“生理性别”而

    来。在波伏娃的论述里，没有任何一点保证变成女人的“那位”一定是女

    性。如果如她所说的：“身体是一种情境(situation)，” 〔13〕

    我们就无

    法诉诸一个没有被文化意义诠释过的身体；因此，生理性别不能构成一

    个先于话语的解剖学上的事实。事实上从定义上来说，我们将看到生理

    性别其实自始至终就是社会性别。 〔14〕

    关于建构的意义的争议，似乎陷在传统哲学上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两

    极化的泥泞里，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怀疑一些共同的对思想的语言限

    制，形成、同时也限定了这些论辩的框架。在这些框架下，“身体”成了

    被动的媒介，受到文化意义的镌刻；或者它是一个工具，通过它某种专

    擅和诠释的意志决定着自身的文化意义。不管是哪种情况，身体都只是

    被当作一个工具或媒介，一整套的文化意义跟它只属于外在的联系。然

    而，“身体”这概念本身是一种建构，跟那些构成性别化的主体领域里无

    数的“个别身体”一样。我们不能说个别的身体有某种可意指的

    (signifiable)存在，而这存在先于它们的社会性别标记；于是问题出

    现了：在何种程度上，身体是在社会性别的标记里、通过这些标记形成

    的？我们如何重新设想身体，使它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媒介或工具，等待

    着某种全然非物质性的意志的激活力量？ 〔15〕

    不管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是固定的还是自由的，都是一种话语的作

    用，如下文会提及的，这话语试图对分析设定某种限制，或是试图确保

    人道主义的某些信条成为所有对社会性别的分析的先决条件。所谓不可

    撼动的场域，不管它是属于“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或甚至是属

    于“建构”这个意义本身，它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我们了解，在作任何进一

    步的分析的时候，什么文化可能性是能够、而什么又是不能够被调度

    的。对社会性别进行话语分析时所受的限制，预设并支配了文化中可想

    象的以及可实现的性别设定(gender configurations)的可能性。这并不

    是说任何、所有的性别的可能性都是开放的，但是分析的底线显示了被

    话语限定的经验的局限性。这些限制一直设置于某种霸权文化话语的框

    架里，而这话语又是建立在以普遍理性的语言的面貌呈现的二元结构的

    基础上。因此，在那个语言所建构的可想象的社会性别领域里，限制已

    经被内设了。

    社会科学研究者把社会性别当作分析的一个“要素”或一“维”，但是

    社会性别也应用到肉身具现(embodied)的个人身上，作为生物、语

    言、以及或文化差异的“标记”。在后面几项情形里，社会性别可以理解为一个(已经)在生理性别上分化了的身体所承担的意义，但即使如

    此，这个意义只能在它与另一个对立的意义之间的关系里存在。一些女

    性主义理论家宣称社会性别是“一种关系，”事实上是一组关系，而不是

    一种个人的属性。另一些追随波伏娃的观点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则认为只

    有女性这个性别是受到标记的，而普遍的人与男性这个性别是等同的，因此女人是以她们的性别来定义，而男性则受到举扬，承担了超越身

    体的普遍人格。

    吕斯·伊里格瑞(Luce Irigaray)让这个议题的讨论变得更复杂，她

    认为在身份话语里，女人即使不构成矛盾，也是一种悖论。女人这

    个“性别”不是“一个”性别。在普遍男权主义的语言——一种阳具逻各斯

    中心(phallogocentric)的语言——里，女人成了那不可再现的

    (unrepresentable)。换句话说，女人代表了一个不能够被思考的性

    别，是语言的不在场(absence)和晦涩难解的部分。在一个系于单义意

    指的语言里，女性这个性别构成了那无法约束、无法指定的部分。在这

    层意义上，女人这个性别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 〔16〕

    伊里格瑞

    反对波伏娃所认为的女人是被指定为他者的观点，她认为主体与他者两

    者都是用来支持一个封闭的阳具逻格斯中心意指经济(phallogocentric

    signifying economy)，这个意指经济通过对女性完全的排除来达成它一

    统权力的目标。对波伏娃来说，女人是男人的反面，是缺乏，通过与它

    的对比，男性身份得以区别开来；对伊里格瑞来说，这个辩证本身形成

    一个体系，排除了一个与他完全不同的意指经济。在萨特式的能指-主

    体(signifying-subject)与所指-他者(signified-Other)的框架里，不

    仅女人受到错误的再现，这样的错误意指也点出了这整个再现结构的不

    足。因此，这个不是一个数的性别提供了一个出发点，用以对霸权的西

    方再现，以及支持主体这个概念的实在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substance)提出批判。

    实在形而上学是什么？它如何指导了关于性别范畴的思考？首先，人道主义的主体概念往往假定一个实在的人，承载着各种本质的和非本

    质的属性。人道主义的女性主义立场可能把社会性别理解为人的属性，而人的本质被描述为一个未区分性别的实在或是“内核”——是为理念

    的“人”，代表一种普遍的理性、道德思辨或语言的能力。普遍的人的概

    念，被一些历史与人类学的立场以某种社会性别理论置换，作为一个思

    考的出发点。这些立场对社会性别的理解是：在具体可指的语境里由社

    会所建构的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或者语境的观点认为：

    人“是”什么，社会性别“是”什么，总是与决定它的那些建构的关系有关。 〔17〕

    社会性别作为一种不断改变、受语境限定的现象，它不指向

    一个实体的存有，而是指向一些具有文化与历史特殊性的关系整体里的

    某个相关的交集点。

    然而，如果是伊里格瑞，她会坚持女性这个“性别”是语言的一个不

    在场，文法无以表述的一种实在，因此，这个观点暴露了实在是男权中

    心话语的一个持久而基本的幻想。这不在场并没有在男性中心的意指经

    济里被标记出来——这与波伏娃(以及维蒂格)所认为的女性是受到标

    记、而男性则未被标记的论点正好相反。对伊里格瑞来说，女性不

    是“缺乏”(lack)或是“他者”(Other)，从内在和对立面来定义男性这

    个主体。相反地，女性回避了再现这个要求，因为她既不是“他者”也不

    是“缺乏”；这些范畴与萨特式的主体联系，内在于阳具逻格斯中心体

    系。因此对伊里格瑞来说，女性永远不可能会如波伏娃所说的那样是一

    个主体的标记。此外，我们也不能够在任何特定的话语里，以某种男性

    与女性之间的限定关系对女性进行理论构建。因为在这里话语是个不切

    题的概念。即使具有多样性，话语仍然创建了那许许多多阳具逻格斯中

    心的语言模式。因此，女性也可以说是不算数的一个主体。在一个男性

    构成的封闭循环的能指和所指的意指经济里，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是不能

    获得再现的。极反讽的是，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其实已经预示了这个

    无解之题：她说男性无法解决女人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成

    了球员兼裁判。 〔18〕

    上述立场的差异绝对不是截然区分的；每一种立场都从社会建制的

    性别不对称的语境里，质疑“主体”与“社会性别”的位置性与意义。上述

    立场提供的可能选项绝没有穷尽所有对社会性别的诠释的可能性。女性

    主义在社会性别的探讨上的循环论辩这个问题，在现存的不同立场上凸

    显出来：一方面一些立场假设社会性别是人的第二特征，另一方面其他

    立场又强调人的概念本身——在语言中占据主体的位置——是一个男权

    中心的建构与特权，它实际上排除了女性这一性别在结构上和语义上的

    可能性。这些关于社会性别的意义(社会性别到底是不是我们要讨论的

    词语？或者是否生理性别的话语建构其实才是更基本的？又或许，我们

    要讨论的是妇女群体或个别妇女，以及或男性群体与个别男人？)的

    尖锐分歧，使得我们有必要在极端不对称的社会性别关系语境里，从根

    本上重新对身份的范畴进行思考。

    对波伏娃来说，在存在主义的厌女症分析范式里，“主体”一直就是

    男性的，它等同于普遍的事物，与女性“他者”有所区别；女性“他者”外

    在于人格的普遍规范，无望地成为了“特殊的”，具化为肉身，被宣判是物质的存在。一般对波伏娃的理解是她在为女人的权利作呼吁，实际上

    就是要让女人成为存在主义的主体，以便能被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框架所

    含括；但是，她的立场也隐含了对抽象男性认识论主体超脱肉身具现的

    特质的某种重要批判。 〔19〕

    的这个主体是抽象的，甚至否认了它自身

    受社会所标记的肉身具现，然后它把它所否定、贬低的肉身具现投射到

    女性的领域，最后把身体重新命名为女性。身体与女性的联系，以一种

    神奇的互动关系作用：女性由此而被局限于她的身体，而悖论地，被全

    盘否定的男性身体成为承载一个表面上彻底自由的非物质性工具。波伏

    娃的分析隐含了这样的提问：男性通过什么样的否定与否认的行动，获

    得了超脱肉身具现的普遍性，而女性则被建构为一个被否定的肉体性存

    在？主人-奴隶(master-slave)的辩证关系，在这里以一个非平等互

    惠、不对称的性别关系的框架来全面重新表述，它预示了伊里格瑞后来

    所描述的男性中心意指经济，这个意指经济包括存在主义主体，同时也

    包括它的他者。

    波伏娃提出女性身体应该是女人获享自由的情境(situation)和媒

    介(instrumentality)，而不是一个定义与限制的本质。 〔20〕

    肉身具现

    理论是波伏娃的分析的中心思想，但显然这个理论因为不加批判地复制

    了笛卡尔对自由与身体的区分而有所局限。尽管我之前试图做相反的论

    证，但显然即使在提出要统合这些词语的时候，波伏娃还是维持了精神

    身体的二元论。 〔21〕

    这个区分的保留可以解读为阳具逻格斯中心主

    义的一个症候，而波伏娃低估了它。从柏拉图开始，到笛卡尔、胡塞尔

    以及萨特一路延续下来的哲学传统，灵魂(意识、精神)与身体的本体

    论区分，无一不支持着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臣服和等级关系。精神不但征

    服了身体，还不时做着完全逃离肉身具化的幻想。文化上精神与男性、身体与女性的联系，在哲学和女性主义领域里都有精辟的文献资料可

    考。 〔22〕

    因此，任何对精神身体二元区分不加批判的复制，我们都

    应该对之重新思考，检视这个区分如何因袭陈规地生产、维系以及合理

    化了固有的性别等级。

    波伏娃理论里关于“身体”的话语建构，以及身体与“自由”的分割，没能在性别这个轴线上标示出精神与身体的二元区分，而这样的区分原

    本可以说明性别不对称何以会如此顽强不去。在她公开的论述里，波伏

    娃指出女性身体在男权中心话语里是受到标记的，而男性身体与普遍等

    同，不被标记。而伊里格瑞清楚地指出，标记者与被标记者都是由男权

    中心的意指模式所维系，在这意指模式里，女性身体实际上被“划出”了

    可意指的范畴。用后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她被“删除”(cancelled)，而不是被保留。在伊里格瑞的解读里，波伏娃所谓女人“是性别”的论点

    被倒转过来：女人不是指派给她的那个性别，而其实又是(而且肉身具

    化了[en corps])男性这个性别，只不过是以他者性(otherness)的形

    态展现于世。对伊里格瑞来说，意指女性的阳具逻格斯中心模式，永远

    是在复制那些由于自我膨胀的欲望而生出的幻想。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

    不但没有在语言上做出自我克制的姿态，允许女人拥有他性(alterity)

    或差异性(difference)，反而提出了一种命名来遮蔽女性、窃据其位

    置。

    第四节 对二元论、一元论的理论梳理以及超越

    的可能

    对于使性别不对称得以复制的基本结构，波伏娃和伊里格瑞显然有

    不同的看法；波伏娃从一个失衡的辩证关系里失败的互惠性寻找原因，而伊里格瑞却认为这个辩证关系本身是男权中心意指经济独白式的精心

    构造。伊里格瑞揭露了男权中心意指经济的认识论、本体论以及逻辑结

    构，此举虽然明显地拓宽了女性主义批判的范畴，但是她的分析的力度

    也正因为这样全球化的触角而削弱了。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出一个铁板一

    块、独白式的男权中心经济，它超越各种性差异所由以产生的文化与历

    史语境？不能认识到性别压迫在各个具体文化里的运作，这本身是不是

    一种认识论的帝国主义？——而简单地把文化差异解释为同一种阳具逻

    格斯中心主义的“各种例示”，是不会让这个问题得到改善的。努力

    把“他者”文化纳入一个全球一体的阳具逻格斯中心经济，作为它多样化

    的引申，这是一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它的危险在于重复了阳具逻格斯中

    心经济自我膨胀的作为，把那些原本可以用以质疑一统化概念的差异，殖民于同一的符号(the sign of the same)之下。 〔23〕

    女性主义批判应该深究男权中心意指经济一统化的主张，但同时也

    要保持对女性主义一些一统化的作法的自我批判。将对手在形式上定为

    单一这样的做法是一种倒转话语(reverse-discourse)，它不加批判地模

    仿了压迫者的手段，而不是提出一套不同的框架。既然这样的策略在女

    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的语境里都能适用，这表示殖民的作为并不主要或

    是完全属于男权中心主义的，它也能够有所运作而影响种族、阶级与异

    性恋中心控制等其他关系，这里仅举数例。显然，像我现在这样列出各

    种压迫形式，是假定了它们彼此之间有明确的区别，依序共存于一个水

    平轴上，而这个水平轴并没有说明它们在社会领域里的交集。垂直模式同样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不能把压迫简单地总结成几个等级，以因果关

    系联系起来，然后分别划归在“本源”和“衍生”等类别下。 〔24〕

    事实

    上，权力场域部分是由辩证的掠夺(dialectical appropriation)这种帝国

    主义式的作为所构成的，它超出也包含性差异这个轴，它映射了交错的

    各种差异函数的关系，而这些差异函数不能简单地总结为几个等级，不

    管是在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框架下，还是其他替补这个“主要压迫条

    件”位置的框架之下。辩证的掠夺以及对他者的压迫，并不是男权中心

    意指经济的唯一手段，它只是众多手段之一，主要被拿来为扩大、合理

    化男权主义领域服务，但并不仅止于此。

    当代女性主义关于本质主义的论辩，从其他方面对女性身份与男权

    压迫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普遍性的主张建立在一个共同或共享的认识

    论立场的基础上，而这个认识论立场被理解为表达出来的对压迫的意识

    或是压迫所呈现的共同结构；或者，它呈现在女性特质、母性、性，以

    及或阴性书写(écriture feminine)表面上的跨文化结构里。这章一开

    头的讨论说到像这样全球化的姿态引发了一些妇女的批判，因为她们认

    为“妇女”这个范畴是规范性的和排他性的，阶级与种族特权未受标记的

    那一维，并没有因为对它的调用而有所撼动。换句话说，坚持妇女范畴

    具有一致性与一体性，实际上是拒绝承认那些建构各种各样具体的“女

    人”的文化、社会与政治等交叉成因所具有的多元性。

    有些人尝试发展联盟政治，不预先设定“妇女”的内涵应该是什么。

    相反地，他们提出对话式碰撞的想法，主张不同立场的妇女在一个新出

    现的联盟架构里，各自表达自己的身份。我们当然不能低估联盟政治的

    价值，但是联盟的形式本身，这个渐渐浮现、不可预知、汇聚各种立场

    的形式是无法事先设计的。尽管联盟的建立显然有民主化的动机作为驱

    力，但是当联盟理论家试图在事先为联盟结构定下一个理想的形式——

    一种能保证最后成功达成一统的形式——时，结果可能是她(译者按：

    原文用阴性代名词)无意间横插进来，成为这个过程的主导者。其他相

    关的努力，如决定什么是、而什么不是对话的正确形式，什么构成一个

    主体-位置，以及最重要的，什么时候“一统”算是达成，都会妨碍联盟

    自我成形、自我设限的动能。

    事先坚持要以联盟的“统一”为目标，这是认定团结——不论其代价

    为何——为政治行动的一个先决条件。但什么样的政治要求这样为统一

    预先埋单？也许一个联盟需要承认它的矛盾，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同时保

    有这些矛盾。也许对话式的理解所要求的，也包括接受分歧、破裂、分

    裂和碎裂，承认它们是民主化的曲折过程的一部分。“对话”这个概念本身是有文化特殊性、受到历史限制的。对话的一方也许因为对话开始进

    行而感到安心，但另一个人的感受可能根本就不是如此。我们必须先诘

    问那些决定和限制对话的可能性的权力关系，不然这个对话模式有再度

    堕入自由主义模式的危险：假设所有说话的能动者都站在平等的权力位

    置上，在发言时对什么构成“一致意见”与“统一”有着同样的预设，并

    且，也认为这些是需要追求的目标。事先假设有一个“妇女”范畴在那

    儿，只需填入各种种族、阶级、年龄、族群和性欲等成分就可以变得完

    整，这是错误的想法；假设这个范畴在本质上是不完整的，可以让这个

    范畴永远成为各种竞争的意义得以存在的场域。这个范畴定义上的不完

    整性，也许可以作为去除了强制力的一种规范性理想。

    “统一”是不是有效的政治行动所必需的？过早对统一的目标有所坚

    持，是否正是造成阵营里更严峻的分裂的原因？一些被承认的分裂的形

    式，或许正因为它们不预设、也不企求妇女范畴的“统一”，而能有利于

    联盟的行动。“统一”是否在身份的层次上设立了一种排他性的团结规

    范，而排除了那些颠覆身份概念的疆界、或者试图以实现这样的颠覆作

    为其直接政治目标的行动的可能性？没有了“统一”作为预设和目标——

    不管是哪种情形，都是在概念的层次上创立的，也许在不以表达身份为

    目的的具体行动语境里，就可以出现一些临时性的统一。没有了女性主

    义行动必须建立在某种稳定、统一、大家都认同的身份上这样的强制性

    预期，那些行动也许就可以较快地启动，而且对一些认为这个范畴的意

    义永远是有待论辩的“妇女”而言，也显得合拍一些。

    像这样反基础主义的联盟政治路数，不把“身份”当作前提，也不认

    为我们能够在联盟集体达成之前知道它的形式或意义。由于在现有的文

    化架构里表达一种身份，意味着设立一个定义，而这定义预先排除了在

    政治投身行动中、或通过这些行动所形成新的身份概念的可能性，因

    此，基础主义策略不能够以转变或扩大现有身份概念作为一个规范的目

    标。此外，当大家一致同意的身份，或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对话结构(现

    已确立的身份通过它们来表达)，不再构成政治的主旨或主题之时，那

    么身份就可以因应那些建构它们的具体实践而成形或者消解。有些政治

    实践为了达成一些期待的目标，而在因应历史情境变化的基础上创建身

    份。联盟政治不需要一个扩大的“妇女”范畴，也不需要一个一举呈现其

    复杂性的内在多元的自我。

    性别是一个复杂的联合体，它最终的整体形式永远地被延宕，任何

    一个时间点上的它都不是它的真实全貌。因此，开放性的联盟所支持的

    身份，将因应当下的目的，或被建构或被放弃。它将是开放性的一个集

    合，容许多元的交集以及分歧，而不必服从于一个定义封闭的规范性终极目的。

    第五节 身份、性别与实在形而上学

    那么，“身份”(identity)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认为身份始终如一，经过时间的流变而仍无所改易，它是统一而且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这样

    的假设的基础是什么？更重要的，这些设想如何启发了关于“性别身

    份”的话语？如果有人认为对“身份”的讨论应该先于对性别身份的讨

    论，那他就错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依照大家能够理解的辨识性别

    的标准予以性别化，“个别的人”才能被理解。传统上社会学的讨论试图

    从能动性的角度理解人的概念；能动性具有本体上的优先性，先于使人

    能够得到社会能见度与意义的各种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在哲学话语里，对“普遍的人”的分析阐述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无论在什么社会语

    境“之内”，这个社会语境与作为人的定义结构——不管是意识、是语言

    的能力或是道德思辨——的联系可以说都是外在的。在本书中我并不会

    考察这些相关文献，但是这些研究的一个前提却是我批判分析以及试图

    逆转的焦点。在哲学论述里，什么构成了“人的身份”这个问题，几乎一

    律围绕着人的什么内在特征，在时间的流变中建立起人的连续性和同一

    性这个问题上打转；而在此这个问题将变成：在何种程度上，关于性别

    成形与区分的管控性实践(regulatory practices)建构了身份，建构了主

    体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人始终如一的特质？在何种程度上“身份”其实

    是一种规范的理想，而不是经验的一种描述特征？支配性别的管控实

    践，又如何也支配着文化上对身份的理解概念？换句话说，“人”的“一

    致性”与“连续性”，不是有关人的一些逻辑或分析的要素，而其实是社

    会所建构与维系的理解规范。由于“身份”通过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性

    欲等稳定化的概念确立，因此在文化中出现的那些“不一致的”或“不连

    续的”性别化存有——看起来是人，但不符合人所由以定义的文化理解

    体系里的性别化规范——使得“普遍的人”这个概念受到了质疑。

    在某种意义上，“可理解的”性别是那些建立和维系生理性别、社会

    性别、性实践与欲望之间的一致与连续关系的性别。换句话说，那些不

    连续、不一致的幽魂——它们也只能透过与现存的连续性与一致性规范

    的关系来被想象——一直是被律法所禁止、所生产的；这些律法企图在

    生物性别、文化建构的性别，以及这两者通过性实践在性欲展现方面

    的“表达”或“结果”之间，建立因果的或外现的关联线索。

    认为也许有某种关于性别的“真理”——福柯反讽的用语——存在，这样的观念正是通过管控性的实践而生产的；这些管控实践通过一

    致性的性别规范矩阵，生产一致的身份。对性欲的异性恋化，需要并创

    建了“阴柔”和“阳刚”两个明确区分而不对称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其中两

    者又被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外现属性。我们通过文化矩阵来理解性

    别身份，而这个文化矩阵要求某些“身份”不能“存在”——指的是那些社

    会性别风貌不符合生理性别的身份，以及欲望的实践并非“根据”生理性

    别或社会性别而来的那些身份。在这里的语境，“根据”是某种限定性的

    政治关系，由建立并管控性欲的形式和意义的文化律法所设立。事实

    上，正因为某些形式的“性别身份”没能符合支配文化可理解性的规范，它们从这范畴内看来只能是发展失败的例子，或者在逻辑上是不可能

    的。然而，这些性别身份的持续存在与增衍，为暴露这个理解范畴的局

    限以及它的管控性目的，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并且也因此在这个理解矩

    阵(matrix of intelligibility)的框架里，打开了一些可与之抗衡、具有颠

    覆性的性别无序(gender disorder)矩阵。

    在思考这些混乱秩序的实践之前，似乎有必要先了解“理解的矩

    阵”：它是单数的吗？它是什么组成的？强制性异性恋制度以及建立了

    生理性别这个身份概念的话语范畴，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特殊的联盟关

    系？如果“身份”是话语实践的结果，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我们所理解的

    作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实践与欲望之间的某种关系的性别身份，是一个我们可以确定为强制性异性恋机制的管控实践所造成的结果？这

    样的解释会不会把我们带到了另一种一统化的框架，只不过强制性异性

    恋机制代替了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成为性别压迫的一个统一的原因？

    在法国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范围里，对生产性别的身份概

    念的权力体制有非常不同的理解。想想那些不同立场的分歧：如伊里格

    瑞认为只有一种性别——男性，它在对“他者”的生产中、通过这样的生

    产精心打造自身。还有一些如福柯的立场，认为不论是男性或女性，性

    别范畴是无处不在的管控化的性欲经济的产物。也想想维蒂格的论点：

    在强制性异性恋的情境里，性别范畴一直都是女性的(男性向来不受到

    标记，因此与“普遍的”等同)。不管如何出人意表，维蒂格与福柯同样

    都认为性别范畴将因为异性恋霸权的瓦解和汰换而消失，甚至消解。

    这里举出的各种诠释模式显示，理解性别范畴的不同方式系于权力

    场域如何被表达。有没有可能保持这些权力场域的复杂性，综合思考它

    们生产性的能量呢？一方面，伊里格瑞的性差异理论显示，我们永远无

    法在西方文化的传统再现体系里，以“主体”的模式来理解女人，因为她

    们代表的正是再现的恋物崇拜，因此实际上是无法被再现的。根据这样

    的实在本体论，女人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她们是差异的关系，是被排除者，而这个再现领域也由此得以划定自我的界线。女人也是一

    种“异己”，这异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那个一直以来-已经是-男性

    (always-already-masculine)的主体的反面或“他者”。就像我们稍早讨

    论的，她们既不是主体，也不是主体的他者，而是二元对立经济的一个

    异己，而二元对立经济本身是男性用以进行独白式自我阐发的一个伎

    俩。

    所有这些观点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性别在霸权语言里以一种实在

    (substance)的面貌存在，从形而上学来说是始终如一的一种存有。这

    样的表象是通过对语言以及或者话语的操演扭曲而达成的，它掩盖

    了“生而为”(being)某个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个事

    实。对伊里格瑞来说，文法(grammer)永远不可能会是性别关系的一

    个真实的指标，因为它支持一种实在的性别模式，这个模式是由两组正

    面的、可再现的词语组成的二元关系。 〔25〕

    在伊里格瑞看来，实在的

    性别文法假定了男人与女人，以及他们的阳刚与阴柔的属性的区分，它

    是二元分立体系的一个实例，这个体系有效地遮掩了男性的单义、霸权

    话语——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使得女性这个具有颠覆多元性的场没

    有发声的余地。对福柯来说，实在的性别文法把一种人为的二元分立关

    系强加于性别之上，也硬性规定了这个二元体系的两个词组各自的内在

    一致性。对性欲的二元化管控，压制了某种干扰异性恋、生殖与医学司

    法霸权的性欲形式的颠覆多元性。

    对维蒂格来说，加之于性别的二元限制是为了强制性异性恋体系的

    生殖目的服务的。有时候，维蒂格宣称强制性异性恋制度的推翻，将带

    来真正的人道主义，使“人的概念”从性别的枷锁解放出来。在另一些语

    境里她又指出，非阳具中心的情欲经济的丰富性以及传播，可以消除生

    理性别、社会性别与身份的一些假象。还有其他一些文本情境里，“女

    同性恋”似乎成了一种第三性别，是超越强制性异性恋制度强加于性别

    的二元限制的希望之所寄。维蒂格在为“认识主体”辩护的时候，她与意

    指或再现的霸权模式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形而上学上的扞格；事实

    上，这个有着自决属性的主体，似乎是存在抉择的能动者以女同性恋的

    名号重新还魂：“个体化主体的到来，首先必须打破性别范畴……女同

    性恋是我所知道的超越性别范畴的唯一概念。” 〔26〕

    她并没有批判地指

    出，根据一个无可回避的父权象征秩序的规则，“主体”一律为男性的，而是提出了一个等量齐观的女同性恋主体作为语言使用者来取而代之。 〔27〕

    对波伏娃也好，对维蒂格也好，把女人等同于“性别”(sex)(译者按：此处强调女性受到身体性化特征的标记，因此译为性别突

    出“性”的一维)，是把女人这个范畴与她们身体外在的性化特征混同，是拒绝给予女人自由和自主权，就好像这些理当是男性所享有的一样。

    因此，要打破性别范畴就得摧毁一个属性——性别；通过某种厌女症作

    风的提喻法，性别这个属性僭越了人——自决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

    ——的位置。换句话说，只有男人是“人”，而除了女性没有其他性别

    (gender)(译者按：朱迪斯·巴特勒此处似乎并没有着意区分sex与

    gender)：

    性别是两性政治对立的语言指标。在这里性别是单数的，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两种性别。

    只有一个性别：女性；“男性”不是一个性别，因为男性不是男性，而是普遍的。 〔28〕

    维蒂格因而呼吁打破“性别”，让女人能够拥有一个普遍的主体的

    身份。在迈向这个破除的过程中，“女人”必须同时采取一个特殊的和普

    遍的观点。 〔29〕

    维蒂格的女同性恋作为一个能够通过自由而实现具体

    的普遍性的主体，它肯定而非挑战建立在实在形而上学前提之上的人道

    主义理想所规范的期许。在这方面维蒂格与伊里格瑞有所不同，这不止

    是从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本质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来说， 〔30〕

    也是

    从维蒂格对一种实在形而上学的坚持来说；这样的实在形而上学肯定了

    人道主义的规范模式为女性主义的框架。维蒂格支持女同性恋解放的激

    进志业，坚持对“女同性恋”和“女人”作区分，然而她却从为前性别化的

    (pregendered)“人”——以自由为其特性——辩护着手。这样的做法不

    仅肯定人类的自由具有前社会的(presocial)性质，同时也认可了那应

    为性别范畴的生产和自然化负责的实在形而上学。

    在当代的哲学话语批评里，实在形而上学是与尼采联系的一个词

    语。密歇尔·哈尔评论尼采时，强调一些哲学本体论陷在某些“存

    有”(Being)和“实在”(Substance)的幻想里，这些幻想受到这样的信

    念所鼓舞：文法上主语和谓语的表达方式，反映了实在以及属性的先在

    本体真实。哈尔强调这些概念形成了人为的哲学工具，由此某种简明

    性、秩序和身份得以有效地建立。然而，它们绝非揭示或再现了某种事

    物的真实秩序。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当我们把这种尼采式的批判应用到

    支配着许多有关性别身份的通俗与理论思考的心理学范畴时，它变得相

    当具有启发性。按照哈尔的思路，对实在形而上学的批判，隐含了对把

    心理学上的人当作一个实在事物的观念的批判：

    从其系谱学对逻辑体系进行摧毁，它同时带来的结果是建立在这个逻辑体系上的心理学范畴的崩溃。所有心理学的范畴(自我、个己，个人)源自于实在身份的幻想。推本溯源，这

    个幻想的基础是一种迷信，这个迷信不止欺骗了我们的常识，也欺骗了哲学家——指的是对语

    言的信仰，更准确地说，是对文法范畴的真理的信仰。文法(主语和谓语的结构)让笛卡尔确

    信“我”是“思”的主体，而实际上是思考趋近“我”：追根究底，对文法的信仰不过是传达了想要

    成为自己思想的“原因”的意志。主体，自我，个己，不过是许许多多的谬误的概念之一，因为

    它们把一开始只是语言上的真实的那些虚构的统一性，转化为各种实在。 〔31〕

    维蒂格从其他途径提出了批判，她指出人是不可能在语言里被意指

    而没有受到性别标记的。她对法语里性的文法作了政治性的分析。根据

    维蒂格的说法，性别不止指代人，给予他们人的“资格”，也构成了一个

    概念上的认识体系，通过这个认识体系，二元对立的性别得到普遍化。

    虽然在法语的情形里，除了人以外，其他各类名词也被赋予了性别属

    性，但维蒂格指出她的分析对英语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性别标

    记》(1984)一文开头她写道：

    根据文法学家的说法，性别标记与实词(substantives)有关。他们从功能的方面讨论性别

    标记。如果他们质疑它的意义，他们可能开玩笑说性属是“虚构的性别”……就人的范畴而言，两者[英语和法语]同样都是性别的承载者。两者都臣服于一种素朴的本体论概念，在语言里

    把各个存有强行划分为不同的性属……性别作为一个涉及存有的本质的本体论概念，它跟其他

    无数属于同样的思考脉络的素朴概念一样，根本上是属于哲学范畴的。 〔32〕

    对维蒂格来说，如果性别“属于哲学范畴”，那就是说它从属于“那

    个不证自明的概念体系，哲学家们相信如果没有这些概念，他们无法发

    展一个系统的理性推理。这些概念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本质上它们的存

    在先于所有的思考、所有的社会秩序。” 〔33〕

    维蒂格的观点在通俗的性

    别身份话语里得到确证，亦即对性别、对“性欲”不加批判地用上各种有

    关“存有”的词性变化属性。宣称自己“是”一个女人，“是”异性恋者，而

    不加置疑，正是这种性别实在形而上学的一个症候。在“男人”和“女

    人”的情形都一样，这样的宣称往往把性别的概念归于身份的概念之下

    并导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就是某种社会性别，而且他她之所以是那

    个性别，是由于他或她的生理性别、对自我的心理认知，以及对那个心

    理自我的各种不同的表达，而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性欲望的表达。在这样

    一个前女性主义的语境里，社会性别被简单地(而不是批判地)与生理

    性别混淆，成为身体具化(embodied)的自我的一个统合的原则，并且

    靠着与“异性”的对照，来维系这个统一性；而这个异性的结构在生理性

    别、社会性别与欲望之间，维持着一种与它平行但对立的内在一致性。

    一名女性说：“我觉得自己像个女人”，或是一名男性说“我觉得自己像

    个男人”，这样的表述预设了两种情况下的宣称，都不是毫无意义而多余的。虽然表面上看来作为某个特定的解剖学个体并没什么问题(我们

    稍后会讨论为什么这个设想本身也是问题丛丛)，但是性别化的心理倾

    向或文化身份的经验却是一种实践的成果。因此，“我觉得像个女人”是

    真实的，以至于阿丽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的歌里理所当然地

    召唤了一个定义性的他者：“你让我觉得像个天生的女人。” 〔34〕

    要实

    现这样的结果需要与对立的另一性别有所区别才行。因此，一个人是他

    她所是的那个性别，是因为他她不是另外的那个性别，这样的模式

    预设也强化了这个二元对立的结构加之于性别的限制。

    只有当生理性别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与社会性别——这里社会性

    别是指对自我的一种心理上、以及或是文化上的定性——以及欲望

    ——这里欲望是异性恋欲望，因此它是通过与其所欲望的另一个性别之

    间的某种对立关系来自我区别——有必然的关系的时候，性别才能指涉

    某种有关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欲望的整体经验。因此不管是男人还是

    女人，每一个性别的内在一致性或一统性，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二元

    对立的异性恋情欲结构。这个制度性的异性恋情欲结构要求每一个性别

    化的词语必须是单义的，它也生产这样的单义性，而这些性别化的词语

    在一个对立、二元的性别系统里，构成了性别化的可能性的界限。这样

    的性别概念不仅预设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时

    也暗示欲望反映或表达性别，而性别也反映或表达欲望。这三者的形而

    上学的一致性，被认定只有在投向异性的一种差异化的欲望里——亦即

    一种二元对立的异性恋形式里——才能真正地被认识，真正地得到表

    达。不管是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建立某种因果连续性的自

    然主义范式，还是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同时或依次显现了某

    种真实的自我的本真表达(authentic-expressive)范式，在此，我们都

    看到了伊里格瑞所说的那个“古老的对称美梦”被预设、被物化以及被合

    理化。

    以上对性别粗略的整理，为我们理解实在化(substantializing)的

    性别观点的政治动机，提供了一条线索。强制性、自然化的异性恋的制

    度化，它要求并规定性别是一种二元关系，在其中男性词语与女性词语

    有所区别，而这样的区别是通过异性恋欲望的实践达成的。对二元体系

    的两个对立的要素进行区别，其结果是巩固了两组词语，巩固了它们各

    自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与欲望之间的一致性。

    如果我们要在策略上置换这个二元关系以及它所倚赖的实在形而上

    学，就必须假定女性与男性、女人与男人等范畴，同样是在这个二元框

    架里生产的。福柯无疑也同意这样的诠释。福柯在《性史》卷一结束的一章，以及他为《赫尔克林·巴尔宾：新近发现的十九世纪阴阳人的日

    记》 〔35〕

    所写的简短但重要的导言里指出：生理性别范畴先于所有对

    性差异的范畴化，它本身就是通过某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性模式

    (mode of sexuality)所建构的。把生理性别建构为分立、二元的范畴这

    样的生产手段，通过假定“生理性别”是性经验、行为和欲望的“原

    因”(cause)，而隐藏了这个生产机制本身的策略目的。福柯系谱学的

    探究揭露了这个倒“果”为“因”的表象，这是某种特定的性机制的产物，企图在各种对性的话语诠释里，把截然区分的生理性别范畴设立为基础

    性的、原因性的功能，以试图对性别经验进行管控。

    福柯在阴阳人赫尔克林·巴尔宾的日记的导言里指出，他对这些物

    化的生理性别范畴的系谱学批判，是无意得自一些无法在自然化的异性

    恋医学律法话语里获得解释的性实践的一个结果。赫尔克林不是一

    个“身份”，而是一个身份在性别上的不可能性。虽然在这具身体里、在

    这具身体上同时分布有解剖学上男性和女性的元素，但这不是造成不光

    彩的丑闻的真正原因。在赫尔克林身上，生产可理解的性别化的自我的

    语言成规，发现自己变得左支右绌，因为支配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欲

    望的规则，在她他身上汇聚又瓦解。赫尔克林调用并重新分配了二元

    体系的组项，而这样的重新分配扰乱了那些组项，造成它们的增衍而超

    出了那个二元体系。根据福柯的说法，赫尔克林无法在原来的性别二元

    体系里被划进任何范畴；赫尔克林解剖学上的不连贯性

    (discontinuity)，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场域，展示汇聚于她他身上的

    令人不安的异性情欲和同性情欲，而绝非其原因。福柯拿赫尔克林大作

    文章动机令人质疑， 〔36〕

    但是他的分析隐含了一个有趣的信念：性

    别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悖论地被某种自然化的“异”性恋制度所排

    除)在促成以身份为本的性别范畴形成的同时，也隐含了对实在形而上

    学的批判。福柯把赫尔克林的经验想象成“一个快感的世界：没有了猫

    儿，而笑容四处蹦达”。 〔37〕

    在此，欢笑、幸福、快感和欲望被描绘成

    一些特质，没有了所谓它们依附的某种持久不变的实在。它们是自由流

    动的属性，提醒了我们可能存在着某种性别化经验，它不能用名词(广

    延之物[res extensa])与形容词(属性，本质的和非本质的)组成的

    实体化与等级化的文法来理解。福柯粗略地读过赫尔克林的日记后，提

    出一个非本质属性的本体论，他指出有关身份的假定是某种受到文化限

    制的秩序和等级原则，是一种以管控为目的的虚构。

    如果我们能够用一种阳刚的属性来谈论一个“男人”，而把那个属性

    理解为那个男人有幸拥有但并非本质的特点，那么我们也可以用阴柔的属性——不管它是什么——来谈论一个“男人”，而且仍然能够保持那个

    性别的完整性。然而，一旦我们丢掉“男人”和“女人”作为持久不变的实

    在的优先性，我们就不可能再把一些不和谐的性别属性，放在一个本质

    上完整无缺的性别本体之下，作为它的各种亚级或非本质的特征。如果

    持久不变的实在这个概念是一种虚构，是通过一种强制性的秩序，把各

    种属性安置到前后一致的性别序列里而产生的话，那么那些不符合这些

    序列或因果的理解模式的属性，它们展现的不和谐性就使得性别作为一

    个实在，亦即男人和女人作为名词的可行性受到了质疑。

    一个持久不变的实在或是性别化的自我的表象，也就是精神病学家

    罗伯特·斯托勒尔所说的“性别核心”， 〔38〕

    是依照文化所建立的一些一

    致性脉络对属性进行管控而生产的。因此，要揭露这个虚构的生产过

    程，取决于那些抗拒被既有的主体名词，以及从属形容词的架构所同化

    的属性所展现的摆脱规范之举。当然总是可能有人坚持不和谐的形容词

    对所谓它们所修饰的实在身份，进行事后的追加界定，因而拓展了实在

    的性别范畴，把它们原先排除的一些可能性包含进来。不过，如果这些

    实在只不过是因应历史情境的变化、通过对属性的管控而创造的一致性

    的话，那么实在的本体本身不仅是一个人为的结果，同时它在本质上也

    是多余的。

    在这层意义上，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但它也不是一组自由流动的属

    性，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性别的实在效果是有关性别一致的管控性实

    践，通过操演(performatively)生产而且强制形成的。因此，在我们所

    承继的实在形而上学话语里，性别证明是具有操演性的——也就是说，它建构了它所意谓的那个身份。在这个意义上，性别一直是一种行动，虽然它不是所谓可能先于它存在的主体所行使的一个行动。在实在形而

    上学的框架之外重新思考性别范畴，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必须思考尼采

    在《论道德的系谱》里的主张是否具有切题性：“在行动、实行、变成

    的背后没有‘存有’；‘行为者’只是加诸行为之上的一个虚构——行为是

    一切。” 〔39〕

    对尼采的话做一个他没有预见、或不会谅解的应用，我们

    可以推而论之：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身份；身份是由被认为是它

    的结果的那些“表达”，通过操演所建构的。

    第六节 语言、权力与置换策略

    然而，大量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文献假定行为的背后有个“行为者”。

    这些论点认为没有一个能动者，就不可能有能动性，因此也没有了发动改变社会中的统治关系的潜能。在有关主体问题的理论阵营里，维蒂格

    的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占据一个暧昧的位置。一方面，维蒂格似乎是质疑

    实在形而上学的，但另一方面她又保留了人的主体——个人——作为能

    动性的一个形而上学的中心位置。虽然维蒂格的人道主义明显预设了行

    为的背后有行为者，但同时，她的理论也描述了性别在文化的物质实践

    里的操演建构，驳斥那些倒“果”为“因”的诠释其实有着时间性的限制。

    在一段充满互文性的文字里，显示了维蒂格与福柯思想上的联系(也透

    露了他们两人的理论都有马克思物化概念的痕迹)，她写道：

    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方法告诉我们，我们以为是压迫的原因或起源的，事实上只是压迫

    者强加的标记；“女人的神话”，加上它在女人被窃占的意识和身体上的物质效果和展现。因

    此，这个标记并非存在于压迫之前……生理性别被当作是“直观的既定存在”、“可以感知的既定

    存在”、“身体的特征”，属于自然秩序。但是我们以为是身体而且是直接感知之物，其实只是一

    个复杂精微的、神话的建构，一个“想象的构成。” 〔40〕

    由于这种对“自然”的生产是依据强制性异性恋的指导原则运作的，因此

    在她看来，同性情欲的出现超越了性别范畴：“如果欲望能够自我解

    放，那么它一定跟性别的初步标记没有关系。” 〔41〕

    维蒂格把“性别”当作一种标记，它以某种方式为制度化的异性恋

    所应用；而通过对那个制度的有效挑战，这个标记可以被消除或被模糊

    打乱。当然，她的观点与伊里格瑞大相径庭。后者把性别“标记”当作男

    性霸权意指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意指经济通过一些自我阐发的思辨机制

    运作，而这些思辨机制实质上决定了西方哲学传统的本体论领域。对维

    蒂格来说，语言是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它的厌女症倾向绝对不是结构

    性的，而只是呈现在它的应用上。 〔42〕

    对伊里格瑞来说，打开另一种

    语言或意指经济的可能性，是逃脱性别“标记”的唯一机会，因为对女性

    范畴来说，性别“标记”不过是阳具逻格斯中心体系对女性这一性别所施

    行的抹除之举。伊里格瑞试图揭示，两性之间表面上的“二元”的关系是

    男权体系排除女性的伎俩；而维蒂格认为像伊里格瑞这样的立场，重新

    巩固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关系，致使一种神话的女性概念重新流传。维

    蒂格显然引用了波伏娃在《第二性》里对女性神话的批判，她声

    称：“没有‘女性书写’。” 〔43〕

    维蒂格显然同意语言有让女人臣服、排除女人的力量。然而，作为

    一个“唯物主义者”，她认为语言是“另一种物质性的秩序”， 〔44〕

    是能

    够被彻底改变的一种机制。语言从属那些具体的、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实

    践与制度之列，它们由个人的抉择维系，因此，可以经由作选择的个人的集体行动而有所削弱。她认为“性别”这个语言的虚构，是被强制性

    异性恋体系所生产、传播的一种范畴，其目的在依照异性恋欲望这个轴

    线来限制身份的生产。在她的一些著作里，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以及

    其他独立于异性恋契约的位置，提供了推翻或者扩增性别范畴的契机。

    然而，在《女同志身体》一书以及他处，维蒂格似乎反对本质上围绕着

    生殖器官建构的性欲，她呼唤一种另类的快感经济，而这快感经济同时

    也将挑战受到所谓女性独特的生殖功能所标记的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45〕

    在此，超越生殖经济而增衍的快感，也暗示了一种独特的、属于

    女性的情欲弥散形式，这种形式被理解为对抗生殖取向的再生产建构的

    一个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对维蒂格来说，《女同志身体》可以理解为她

    对弗洛伊德《性欲三论》的一种“倒错的”(inverted)阅读。弗洛伊德在

    《性欲三论》里论述生殖性欲在发展上高于比较不受限制、比较弥散的

    婴儿期性欲。只有“性欲倒错的人”——弗洛伊德对“同性恋者”所援用的

    医学分类——无法“达成”生殖性欲的规范。为了对生殖性欲进行政治批

    判，维蒂格运用“倒错”来做一种批判性的阅读实践，她肯定的恰恰是那

    些弗洛伊德视为未发展的性欲特征的价值，成功地开创了一种“后生殖

    性欲政治”。 〔46〕

    的确，发展这个概念在异性恋矩阵里只能被解读为正

    常化(normalization)。然而，我们对弗洛伊德只能够做这样的一种解

    读吗？在何种程度上，维蒂格的“倒错”实践，其实仍忠于她所寻求拆解

    的那个正常化模式？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比较弥散、反生殖取向的性欲

    模式，是这个性欲霸权结构的一个单一的、对抗性的另类选择的话，那

    么在何种程度上，那个二元关系注定会不断地自我复制下去？有什么可

    以颠覆那个二元对立体系的可能性存在呢？

    维蒂格与精神分析的对抗关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维蒂格的理

    论——虽然现在完全“倒错”过来——正是建立在她力图打破的精神分析

    发展理论的假定上。多形态的变态性欲被假定先于性别的标记而存

    在，被举扬为人的性欲的终极目的(telos)。 〔47〕

    女性主义精神分析

    学者对维蒂格的一个可能的回应，也许会说她对作为“性别标记”发生的

    场域的语言，不止论述不够也低估了它的意义和功能。维蒂格认为这个

    标记实践有着历史情境的限制，根本上是可以改变、甚至是可有可无

    的。与福柯的管控性实践的概念，或是维蒂格对异性恋压迫的唯物论诠

    释的情况比起来，拉康理论里的原初禁制(primary prohibition)在运作

    上要更强力，而历史随机性则较低。

    如同伊里格瑞对弗洛伊德的后拉康式的重新论述一样，拉康理论中

    的性差异不是一个简单的、保留了实在形而上学作为其基础的二元体系。男性“主体”是一个虚构，是由禁止乱伦、并且强行以一种异性恋化

    的情欲对它进行无限的移置的律法所生产的。女性从来不是一个主体的

    标记；女性不能成为一个性别的“属性”。事实上，女性的意义是缺乏

    (lack)，由象征秩序(the Symbolic)，亦即成功创造了性差异的一套

    分化语言规则所意指的。在奠定象征秩序律法——大写父亲律法(the

    law of the Father)——的禁制的要求下，男性的语言位置经历个体化发

    展并向异性恋情欲转化。隔绝****、进而建立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

    的禁忌，是一个“以大写父亲之名”制定的律法。同样地，禁绝女孩对她

    的母亲和父亲产生欲望的律法，要求女孩承担母性的象征，延续亲属关

    系的规则。因此男性和女性位置，都是通过生产文化上可理解的性别的

    那些禁制律法所创立的，它们的创立端赖一种无意识性欲的生产，而这

    无意识性欲将在想象领域重新浮现。 〔48〕

    不管是从反对拉康阳具逻格斯中心主义(伊里格瑞)的立场书写，还是对拉康进行批判性的重新阐述，女性主义对性差异的挪用，都不把

    女性范畴当作某种实在形而上学的表达，而试图以不可再现的不在场

    (absence)对女性范畴进行理论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