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坐龙椅：明清帝王的风雨人生.上部

    坐龙椅：明清帝王的风雨人生.下部 目录

    前言 龙椅中人：碎影流年背后的雄心与惆怅

    第一章 朱元璋:一个乌托邦的惆怅

    朱元璋的1368

    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

    杀人容易 给理由难

    对权力进行重新洗牌

    朱元璋的乌托邦

    路径之别

    第二章 建文帝：一个王朝的风骨

    帝王的天真

    改革直指藩王们痛处

    正面交锋

    完败

    人文之死

    第三章 朱棣 的梦想与疼痛

    打扫永乐权力场

    一个人的舞台

    欲望半径

    苦不堪言的夏原吉

    海面上有什么

    第四章 朱高炽：胖子的突围

    出局的危险

    如履薄冰

    解缙的努力

    忍

    仁者无敌

    第五章 宣德：左手宦权 右手相权

    只是当时已惘然

    恩威并施

    梦幻团队

    一个王朝的宦气

    雄心不再

    第六章 英宗：命运节点种种宦官王振

    此消彼长

    预警

    亲征问题

    皇帝成了人质

    第七章 景泰：有些底气不足 有些朝不保夕

    雁过留声 人过留名

    天位已定 宁复有他

    两个男人的关系

    萎顿的气质

    帝国惊变

    第八章 英宗皇帝：天顺年间的反攻倒算

    天顺元年的春天

    模糊的历史真相

    命运的翻云覆雨手

    机心与机心的较量

    邪恶的 也是善良的

    第九章 宪宗：矛盾的混合体

    危机

    阉竖政治

    病态的帝国

    危险走向

    第十章 孝宗：一个皇帝的左支右绌

    新时代开始了

    走向沉沦

    深陷两难

    帝国的中衰

    第十一章 正德皇帝：黑色幽默 娱乐至死

    问题皇帝有点烦

    刘瑾上位

    诛杀刘瑾

    刘瑾之后是江彬

    正德游乐史

    第十二章 嘉靖皇帝：他比青烟更寂寞

    强臣弱君

    天意自古高难问

    严嵩的红与黑权力场上的弃子

    嘉靖大道场

    第十三章 隆庆皇帝：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徐阶的命运路径

    高拱的权力人生

    张居正和海瑞：世事如棋

    生活就是性生活

    第十四章 万历：起承转合的转

    躲猫猫游戏

    神宗和张居正

    王朝唱晚

    国本之争及其他

    乱象丛生

    第十五章 熹宗：过渡皇帝的几张面孔

    1620年

    熹宗的四张脸孔

    集体沉沦

    第十六章 崇祯：崩溃之旅的孤独君王

    伏笔与铺垫

    突围形象

    性格缺陷

    帝国的忧伤

    返回总目录前言

    龙椅中人：碎影流年背后的雄心与惆

    怅

    龙椅上的人生，明清帝王的碎影流年，这注定是本惆怅之书，也是

    纠结之书。

    首先，它讲述帝王的雄心，以及雄心背后的惆怅与局限。

    以朱元璋为例。洪武七年(1374年)十二月十三日，皇帝朱元璋完

    成了一项本应该由学者完成的工作：注解《道德经》。没有人知道，朱

    元璋在此时打开的是他的梦想之门。他心中有一个梦想，朱元璋的乌托

    邦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人以《道德经》为行动指南的理想国。没有叛逆

    和杀戮，有的只是顺从和安居乐业。在朱元璋心目中，《道德经》

    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所以注解《道德经》的工

    作非他莫属。这是治国之经，立国之本，是进入朱元璋乌托邦的通行证

    或者说敲门砖。

    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惩罚和对农民的亲近是

    相辅相成的。农民可以用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只能穿绢、布

    两种料子的衣服，并且商人在考学、从政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限制。另

    外为了进一步抬升农民的地位，朱元璋身体力行，亲自在皇宫大院里种

    植蔬菜，他甚至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可以说朱元璋的乌托邦就

    是个静态的大庄园，一切自给自足，唾弃商品经济，而在言行举止上，强调用一种思想、一种信仰来规范全体民众的意志和行动，从而让帝国

    呈现出知足常乐、和谐有序的气质来。

    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帝国基本上能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见祝

    允明《野记》)，似乎回到了周朝礼仪尊严、民风淳朴的时期，相对于

    元朝后期礼崩乐坏的状况，朱元璋打造的乌托邦令人刮目相看。

    此外，朱元璋还热衷于做一件事：修城墙。都城的城墙要修，长城

    的城墙更要修。朱元璋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但惆怅相伴雄心而来，因

    为龙椅中人朱元璋这样的所作所为类似于农民修院墙，表面上看着气派，实际上挡住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视野、雄心和开拓意识。与此相对

    应，朱元璋禁通外番。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二十七日诏令

    户部严申交通外番之禁，帝国向外的大门就此紧闭，外贸的屏蔽最终导

    致了视野的屏蔽，乌托邦中的人在四书五经中近亲繁殖着祖先的思维，帝国的思想被统一到几本枯燥的经书里头，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了。

    说到底，由于朱元璋观念的局限性，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龙椅中人普

    遍存在的闭合思维，导致了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

    的海洋文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朱元璋不知道，从他的新朝元年出

    发，他以及由他的子孙承继的帝国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愈行愈远。1381

    年，朱元璋下令修建山海关，进一步封闭帝国疆界，当这个乌托邦的长

    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已长达6000多公里时，英国颁布了最早的

    航海条例，东西方视野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朱元璋之

    后，他的子孙们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于1417年颁

    行，定为生员必读书时，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达·芬奇的

    意大利艺术家画出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而当隆庆、万历年间帝国意淫小说《金瓶梅》问世之时，莎士比亚的人性作品《哈

    姆雷特》《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了。东西方的思想之别

    也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1581年，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

    行“一条鞭法”。此前一年，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在

    财税改革的路径上较大明帝国遥遥领先。

    由于朱元璋等龙椅中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大明王朝注定不可能

    天长地久。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明亡。此前四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此前两年，法国B.帕斯卡发明利用齿轮转

    动进行加减法的计算机。此前一年，意大利科学家E.托里拆利和V.维维

    亚尼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与此同时，那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牛顿出

    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进入了倒计时——东西方文明或者说竞争力之

    别至此已如天堑鸿沟，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挡或扭转的。而从这样的

    时刻回溯，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已经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时对帝国气

    质、视野、思维的框定终于在此时得到报应，所有的因果轮回屡试不

    爽，逃无可逃。

    总之，在一切皇帝负责制的时代，皇帝由于个人能力、识见的缘

    故，往往掌控不了全局。可作为历史中枢神经的核心部位，皇帝又不能

    无所作为，这就形成一个悖论——一个不够称职的董事长带领公司全体

    员工试图走进新时代，结果往往差强人意。另外，作为汉人的最后一个王朝，明朝的“问题皇帝”和“试图解决

    问题的皇帝”都很多，也很有代表性。比如无为而治的万历皇帝和励精

    图治的崇祯皇帝。在历史大困局面前，他们的表现就像一个硬币的两

    面，只能看到面前的问题却看不到背后的实质，只知怨天尤人不懂悲天

    悯人，这样的皇帝往往会沦为历史的奴隶，被绑架着往前走，何谈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

    至于清朝的皇帝更是不易，在“满汉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最终再走

    向决裂的历史轮回中，清朝的统治活生生就是一个起承转合的历史，清

    朝的皇帝更是有着起承转合的人生，包括权力，也包括个人情感。特别

    是道光以降，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多悲情皇帝。他们的人生是支离破碎

    的，屁股下面的龙椅也是摇摇欲坠的。问题层出不穷，情感无所寄托，而囚徒天子光绪，被囚住的不仅是身体，更有自由、思想以及他的爱

    情。在这些基点上看皇帝，他们玩的不仅仅是权力博弈，也是人生和命

    运。是抓手，也是被抓手。他们实在是历史的那些冲突点、转折点、铺

    展点和萎缩点。

    不妨以康熙九子夺嫡为例，看看龙椅中人不得不面临的权力与人性

    的变异。一个皇位，相伴多少牺牲品。不争是争，争也白争。不管争与

    不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谁叫你生在帝王家呢？如果从“局杀”的角

    度看清代龙椅中人继承的选择手段、养成制度、更换程序以及危机处理

    方式等，真可谓龙椅中人都是试验品，没有谁的命运是可以自主的。所

    以才有顺治出家的传说，康熙选择太子的心力交瘁以及雍正难与人言的

    无情杀伐。

    是龙椅中人错了吗？也许是制度之错。总之这是个“局”。设局者或

    许早已离开，局中人却厮杀正酣。设局、入局、局杀。就是个游戏而

    已，愿赌服输。在康熙帝国，储权之所以可以挑战君权，是因为里头有

    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或者说设计。康熙为了培养胤礽的太子意识，特令礼

    部为其制定相应的皇太子礼节。但胤礽得陇望蜀，对太子权益做出过度

    追求。比如他当着康熙的面辱骂殴打平郡王纳尔苏、贝勒海善、公普奇

    等王公大臣，康熙出于维护储权的需要，对此毫不吭声。太子胤礽之所

    以在挑战君权的路上越走越远，应当跟康熙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关。太子

    的储权如此之大，自然会对皇帝的权威造成挑战。康熙规定，自己外出

    期间，在京大臣除去按例将各部院重要政务向他奏报之外，还必须同时

    禀报值守皇太子。另外康熙在亲征时，经常随带包括太子胤礽在内的6

    位年长皇子加以历练，令其知兵事。他在太子养成计划中的如是培养，既给了太子问政的能力，又滋长其野心，诚属不当。

    通观历史，大明王朝的太子养成教育制度堪称完备，可从“促织

    (蟋蟀)皇帝” 宣宗到“木匠皇帝”熹宗，嫡长子继承制下产生出来的“问

    题接班人”层出不穷，令大明帝国日益走向崩盘的境况。胤礽的情况也

    相类似，在成年后他暴露了人格缺陷，开始表现出对权力欲的特殊嗜

    好，以至于铤而走险挑战皇帝的权威，大清帝国的稳定性为此大受影

    响。总之对此类龙椅接班人模式的错位理解，导致了康熙帝国长达三十

    多年的无所作为，帝国付出惨重代价。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大清皇帝康熙宣布胤礽乃不孝不仁之人，列祖列宗“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以付此人”。胤礽的皇太子称号被废除，康熙将其幽禁在咸安

    宫。

    皇帝康熙无力左右局面，既未能将皇帝权威良性传导，又不能使能

    力出众的龙椅接班人选们得到信任，双方陷入互疑状态，而那些接班人

    的潜在人选们以内讧、内斗为能事，帝国再付代价：皇长子胤禔因争储

    位，谋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监禁，雍正十二年卒；皇二子胤礽二立

    二废，受禁锢，雍正二年卒；皇三子胤祉因参与太子结党，降为贝勒；

    皇八子原封廉亲王胤禩因争储位被夺贝勒，并受拘禁；皇十子胤 因

    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目；皇十四子胤禵因参与太子结党，父子反

    目……权力与人性的变异悲歌在龙椅内外一再奏响，令人不忍卒听。

    事实上，明清两朝，龙椅中人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永琰上位

    为嘉庆皇帝后，性格过于仁慈和谨小慎微，治国不力，以至于帝国上下

    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他也不能大胆推出改革措施，在帝国亟待转型的时

    刻坐失良机，诚为憾事。

    道光和咸丰这两位龙椅中人的成绩也乏善可陈。道光重用“多磕

    头，少说话”的大学士曹振镛治国，虽以节俭名世，财政状况却每况愈

    下——道光二十八年，帝国的户部仅存库银十二万三千九百余两，而道

    光三十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大清户部库银“入款有减无增，出

    款有增无减”。最主要的是作为一个大国的皇帝，道光的素质和视野很

    成问题。当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却很好奇“该女主(英国女

    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被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很显然这个皇帝在开拓意识和知识储备上是不称职

    和极其欠缺的。咸丰的情况更是糟糕。首先一点他器量狭小，不肯重用

    颇有能力的奕��和曾国藩，使得帝国危机四伏，在太平军的打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另外和前任道光一样，他作为一个大国的皇帝，素质和视野

    也很成问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下文要各参战部队“参酌施

    行”詹事府詹事殷兆镛提供的棉被御敌法以及其他匪夷所思的破夷之

    策，比如鱼网御炮法，成为中外军事史上的笑柄。如此低能的治理能力

    导致大清帝国危机四伏，咸丰最后未能收拾残局，只得匆匆逃到避暑山

    庄去避难……

    历史不堪回首，明与清，近三十个皇帝，他们的光荣与惆怅，他们

    那些难与人言或者不为人所知的人生况味，直至今日仍令人掩卷长叹，唏嘘不已。

    2017年5月于上海第一章 朱元璋:一个乌托邦的惆怅

    朱元璋的1368

    一个数百年王朝兴衰的浮沉线索，有时看似纷繁复杂，看不到出

    处，但如果耐下性子，究其线头，世人往往会发现，在某一个不经意的

    年头，某一个不经意的人手中，竟然掌握着历史转折年代的种种玄机。

    而1368年，对40岁的中年男人朱元璋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一年，按照《剑桥中国明代史》的说法，“中国被一群互争雄长

    的军人们弄得扰攘不宁。元帝妥懽贴睦尔仍然作为可汗稳坐在大都(今

    北京)的天子宝座上。占据四川国号夏的小明王明昇仍未被打败，同

    时，另外一些次要的割据自雄的人物也准备用武力抗拒国家的统一”。

    很显然，朱元璋应该是那一群互争雄长的军人们之一。而在24年之

    前，他只不过是皇觉寺的一个僧人，因为“逢大饥疫，父兄相继去世”，16岁的朱元璋被迫委身于一座寺庙苟且偷生。8年之后，在一块肮脏木

    牌的提示下，心情复杂的他离开僧人队伍，成为一名首鼠两端、形迹可

    疑、未获政府承认的军人。朱元璋参加的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郭子兴的部

    队，“初为亲兵，后升九夫长”。这是1352年，中国农历壬辰年，未婚青

    年朱元璋24岁，前途谈不上光明，甚至有些黑暗。因为他参加的是反政

    府武装，而在当时，这样的反政府武装数目众多，不成气候，大多属

    于“有今天没明天”的境况。至于郭子兴领导的这支队伍也未见特别之

    处，很多人之所以投奔他仅仅是为了混个肚皮儿圆，哪怕是短暂的吃饱

    饭也可以——那个时代，没有谁可以保证谁的明天，“今天还能活着”便

    是最好的目标。

    但朱元璋却在这样的境况中意外触底反弹了，他的人生迎来拐点。

    这是历史的诡异之处：一个配角甚至是群众演员突然跃升为主角，抢光

    了其他人的戏，风头一时无两，几乎令所有的剧中人大跌眼镜。当然我

    们现在仔细梳理一遍的话，一切其实都是有端倪可循的。所谓历史的伏

    笔若隐若现，是你的就是你的，朱元璋注定逃无可逃，当时的他已然被

    历史佬儿一眼相中了。

    第一处伏笔是他成了郭子兴的女婿。一个外号叫“马大脚”的女人成为朱元璋生命中的福星，助他一直走上“九五”之尊。不过朱元璋成为郭

    子兴女婿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此，更在于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可

    以“统其军，被小明王韩林儿授为左副元帅，奉宋龙凤年号，以令军

    中”，成为一支独立武装的实际领导人。这样的一种改变，毫无疑问让

    朱元璋有了从配角向主角跃升的空间和可能。

    第二处伏笔是儒士朱升向他吐出了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

    称王”(《明史·朱升传》) 。这九个字毫无疑问是乱世箴言，价比黄

    金。朱元璋由此懂得进退之道的要诀在退不在进，隐显之要在隐不在

    显。这一年是1358年，朱元璋30岁，他率领手下10万人攻克婺州(今金

    华)，俘掳元将帖木烈思等，设浙东行省，偏居一隅，冷眼旁观那些耐

    不住寂寞、纷纷称王称霸的人相互厮杀，自取灭亡。

    第三处伏笔是朱元璋招纳刘基、宋濂等为谋臣，并采纳刘基的建

    议，确定“先灭陈友谅，后攻张士诚，统一江南，再北上灭元”的方略，从而构建并实现其朱氏建国路径图。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战役中击

    杀陈友谅，歼灭了他的几十万部队。次年，朱元璋在应天即吴王位。不

    久，率军西征武昌，逼迫汉帝陈理(陈友谅子)投降。又过三年，朱元

    璋攻克平江，俘掳张士诚，随后命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征。这一切

    的进程全在刘基的设计当中。如果说妻子马大脚是朱元璋生命中的福星

    的话，那谋士刘基更是他的大福星。

    现在，40岁的中年男人朱元璋站在1368年的时间门槛上，踌躇满

    志，意气风发。因为1368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承转合”的开始。

    正月初四，朱元璋在百官的劝进和拥戴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

    明，改元洪武；二月十一日，他下令恢复唐制衣冠。很有从衣冠开始，开一代风气的意思；八月初九日，朱元璋更定六部官制，以为新朝的权

    力机构定轨……这一年，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就像以往那些朝代的开国皇

    帝那样，依样画葫芦为朱家王朝定规矩、画方圆。他有些得意，有些张

    狂，就像人间行乐图中，只有他朱元璋是唯一的大主角，也只有他一人

    可以抵达高潮。从胡惟庸案到蓝玉案

    一丝不安的气息从胡惟庸上台接替李善长做丞相开始呈现。刘基这

    才知道，自己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无足轻重。

    此前，这个浙江青田人曾向朱元璋献建国策并最终大功告成，但朱

    元璋开国封赏时刘基却仅为诚意伯，封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岁禄二百四十石。岁禄二百四十石是什么概念呢？与韩国公李善长相

    比，后者的岁禄是四千石，几乎是刘基的二十倍了。

    当然物质上的比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信任。朱元璋建国伊

    始，似乎对刘基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感。他向后者咨询丞相人选，在对杨

    宪、汪广洋、胡惟庸一一否定之后，朱元璋甚至表达了拜刘基为相，以

    取代左丞相李善长的愿望。但显然，这只是朱元璋做出的一个姿态而

    已，因为很快，谜底揭晓，浮出水面的那个人是胡惟庸。胡接替李善长

    做了丞相。这样的游戏朱元璋毫无疑问是玩得很纯熟了——可以虚心请

    教，但是坚决不听。由此，刘基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凶险之境，因为他

    很有可能被朱元璋出卖，使胡惟庸获知自己对他的评价。

    刘基是个对君主不用心的人，所谓“不用心”其实是褒义词，意思是

    不使心计，不耍小心眼。当朱元璋向他咨询胡惟庸的为人时，刘基如是

    回答：“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意思是胡惟庸像一匹劣马，如果叫它驾

    车，必然会翻倒。可面对这样的评价，朱元璋还是置若罔闻，依旧将大

    明帝国交给这匹劣马去管理，由此，刘基明白，自己该开路了，否则后

    果很严重。刘基选择在洪武四年急流勇退，回青田老家避祸，以度余

    生。

    朱元璋随后果然出卖刘基，因为胡惟庸很快就知晓后者对自己

    的“恶评”，并及时做出反应，称地方官员报告，刘基在老家看风水，找

    到一块颇有“王气”的风水宝地以建造自己的坟墓，其心可怖、可恨、可

    杀。由此，新朝的政治斗争在朱元璋有意无意的导演下惊心动魄地展

    开，他抓住这个官员间相互攻讦的机会，借胡惟庸之手除掉刘基，就此

    揭开新朝政治大清洗的序幕。

    谁都没想到，刘基之后是胡惟庸。朱元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

    机心得到了最充分、最残酷的表演和展示。刘基在洪武八年神秘去世，五年后，朱元璋屠刀举起，开始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在此前一年，朱元璋的杀人表演有一个预热的过程：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

    中丞涂节报告：刘基中毒而死，右丞相汪广洋清楚其中内幕，却故意隐

    忍不报，他的事君忠心到哪里去了？朱元璋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贬汪于

    广南，旋即赐死。毫无疑问，汪广洋的死是一个信号，朱元璋向胡惟庸

    开刀的信号——刘基中毒而死，谁干的？我让你干了吗？胡惟庸百口莫

    辩。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以“图谋不轨”罪诛杀左丞相胡

    惟庸，胡一家三族被诛，除此之外，多名官员涉案，因胡惟庸案被杀的

    人多达15000人。

    但15000这个数字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洪武十三年也不是案结的时

    间而是案发的时间。因为朱元璋的耐心足够长，机心也足够锋利。他的

    目光投向已经退隐的李善长。李善长自从交出相位后一直韬光养晦，不

    问政事。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他，目的是什么呢？

    十年后，朱元璋给出答案。他批评李善长“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

    不道”。那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朱元

    璋的耐心走到了尽头。他指使亲信收买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令其告发

    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的“事实”。历史在这里展现了残酷

    的一面，已经77岁的李善长及其家族七十余人因为家奴卢仲谦的告发而

    被杀，另有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涉案被杀。朱元璋杀

    到最后，甚至把助其事业成功的“浙东四先生”(刘基、宋濂、章溢、叶

    琛)全都干掉(刘基当然是早死早解脱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因李善长案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帝国一时间陷入了白色

    恐怖之中。

    或许可以列出一份因胡惟庸案而死亡的主要人物名单，当然这样的

    名单绝对是不完全的，他们是——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

    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

    舁、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

    中、大将毛骧、李伯界、丁玉和宋濂的孙子宋慎等，宋濂最后也未能幸

    免，他是贬死在四川的茂州，成为朱元璋政治大清洗的又一牺牲品。据

    事后统计，胡惟庸案加上随后的李善长案，共有45000多人失去性命。

    朱元璋新朝以其血腥的气息告诉世人，僧人皇帝可出世，可入世，在出

    世与入世之间勘破生死，玩得那叫一个“狠”。

    当然高潮还未来到，屠杀仍将继续，下一个出局者是蓝玉。蓝玉是

    常遇春的妇弟。洪武十二年封永昌侯，后封凉国公。朱元璋将他比作卫青、李靖式的人物。但是在李善长死后第三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六年二

    月，锦衣卫指挥蒋琐告发蓝玉谋反，真反假反当然已成历史的迷雾，重

    要的是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有所作为了。他借口蓝玉和一些人趁其出宫

    耕种耤田的时候试图杀害自己，宣告其谋反罪名成立。于是又一通大屠

    杀或者说政治大清洗开始了。蓝玉先被除掉了，随后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送了性命。再随后有15000人被杀，朱元璋通过蓝玉案，几乎把跟

    着他打天下的将领一网打尽。

    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朱元璋实施政治大清洗的两大案。通过这两

    个大案，朱元璋差不多让百分之八十的开国功臣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但是肯定还有漏网之鱼。对那些有幸躲过此二案的开国功臣，朱元璋如

    何对待呢？他采取了一一收拾的策略。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死；洪

    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死；洪武十七年，临川侯胡美死；洪武十

    八年，徐达死；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死；洪武二十七年，定远

    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死；洪武二十八年，宋国公冯胜

    死。他们都是“被死亡”，虽然罪名各异，但都是朱元璋权力意志的体现

    ——不死不行。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徐达之死，通过徐达之死或许我们可

    以看清朱元璋的欲望之花是如何“灿烂”绽放的。徐达其实是跟着朱元璋

    起兵的元老。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回老家招兵，徐达就跟

    随其左右了。几十年来徐忠心耿耿，战功赫赫。朱元璋曾称赞他“受命

    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货无所取。中正无疵，昭

    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并推为开国功臣第一。难得的是徐达为

    人恭勤谨慎，不骄不躁，很难让朱元璋痛下杀手。但朱元璋最后还是下

    了杀手，虽然他的杀招比较委婉，透着曲径通幽的意思。

    洪武十八年，已经交出兵权回老家安徽凤阳养老的徐达生背疽，一

    时痛苦难当。朱元璋知道消息后，派人前去探望，并特赐蒸鹅以示“关

    怀”。 背疽患者最忌吃蒸鹅，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徐达当然明白朱元璋

    的“关怀”是什么——到底还是不放心自己啊，哪怕已交出兵权，远离都

    城偏居一隅。徐达最后的选择是流泪吃下蒸鹅，几天之后去世。

    至此，朱元璋完成了他的屠杀表演。从僧人到皇帝再到屠夫，身份

    复杂的朱元璋让很多人看不懂。这个男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才能

    让其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举动呢？他是自毁长城还是再造长城？毫无疑

    问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解释，合乎情理的解释。杀人容易 给理由难

    太子朱标也需要解释，父亲朱元璋给了他一个解释。

    那还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案发，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

    人，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时间血流成河。太子朱标不明白，父亲为何如

    此嗜杀。帝国的人心是杀出来的吗？当初父亲给他安排的太子教育中，排在首要的一条是“仁”，所谓能仁才不失人心。但很显然，朱元璋的所

    作所为与此背道而驰，所以太子朱标需要获得一个解释。

    朱元璋没有给他解释，而是给他一根荆棘。他将这根荆棘随手扔到

    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毫无疑问，太子朱标不敢去捡，因为荆棘上的刺

    太多，扎手。朱元璋当头棒喝：刺多，不好下手。我先下手帮你弄干净

    了，你不就可以捡了吗？!

    这真是辩证法，治国如拾荆棘，不去刺无以收拾，而要行仁政，则

    必须先施暴政。朱元璋以中国农民式的质朴与思维行事，选择了牺牲自

    己的声名，以成全儿子仁政名声的“壮举”。似乎可以这么说，他的残暴

    里有大爱，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大爱。当然这样的大爱在几万条性命面前

    已然变得无足轻重。说到底还是私欲罢了。

    或许朱元璋自己也不想杀那么多人的，都是开国功臣，杀伐太剧的

    话新朝的稳定会成问题。所以有那么一两次他还是手下留情了。收买人

    心也罢，良心发现也罢，朱元璋到底放过了两个人的性命——一个是汤

    和，一个是朱升。汤和是朱元璋的发小，两人一起在牛背上长大，又一

    起“参加革命”，经受了生死考验。当然这不是朱元璋心慈手软的凭据，最主要的一点在于汤和知进退。在徐达、常遇春都死在朱元璋手上之

    后，汤和主动交出兵权，并对朱元璋说了这样一句话：“臣老矣，愿归

    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汤和如此的知进退最终为自己换来寿

    终正寝的结局。他是老死在中都的，死在朱元璋为其在中都盖的大房子

    里，真可谓“君臣两相宜”而不是“君臣两相疑”的典范了，只可惜这样的

    典范实在太少。

    与汤和命运相似的人是朱升。朱升就是那个曾向朱元璋建议“高筑

    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谋士。世上谋士分两种：一种是谋他不能谋

    己；一种是谋己不能谋他。朱升是第三种，既谋他又谋己，既谋国又谋

    身。在为朱元璋谋得天下后，朱升开始为自己谋一个“全身而退”。早在洪武三年(1390年)，朱元璋还没有大开杀戒之时，朱升就提出了退休

    的申请，请求告老还乡。这是一种远见卓识，谋士朱升厉害就厉害在对

    人性的洞察细致入微——朱升告老还乡时，求得朱元璋“免死券”一张。

    凭着这张“免死券”， 朱升活到72岁，寿终正寝。但他儿子朱同却未能寿

    终正寝，最后死在朱元璋的手下。因为“免死券”只保朱升不保朱同——

    任使朱升谋略盖天，也只能保自身一人平安罢了，而朱元璋的机锋因为

    一两个生者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彰显。

    历史的因果总是耐人寻味的，每一起命案都各有各的缘起缘灭。洪

    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案发后，朱元璋杀了三万余人，对新朝

    有可能存在威胁的开国功臣基本上都收拾干净了，应该说为太子朱标今

    后的治国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环境。此时，离蓝玉案发还有三年时间。

    没有证据表明蓝玉案是一定要发生的，如果时局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但

    世易时移，两年后(1392年)，太子朱标意外病死，16岁的朱允炆(朱

    标长子)成为皇储，而大将军蓝玉破哈剌章营，缴获人畜六万，回京后

    进封凉国公，功劳一时无两，实力也一时无两。此时的朱元璋65岁，深

    感自己百年之后，皇孙朱允炆不可能是蓝玉的对手(蓝玉是否会反不重

    要，重要的是他和朱允炆同处一个时代，这个很要命)，蓝玉案便势在

    必然地发生了。而蓝玉身后的15000条性命将注定成为这场阴谋的牺牲

    品——每一起命案都各有各的缘起缘灭，蓝玉案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注

    脚。

    虽然朱元璋的杀戮有着自己极大的私欲，但每一次他都会给出一个

    貌似有说服力的理由，让被杀者可以闭上双眼，不至于含恨死去，也让

    旁观者得以心服口服，不至于对新朝的稳定造成威胁。但世上事杀人容

    易给理由难，特别是要给近十万的被杀者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不

    是一般的难。

    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杀，朱元璋给出的理由是 “(李)善长元

    勋国戚，知逆谋不发”“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这个罪名的确很

    重，但监察御史解缙却对此提出质疑——既然李善长是元勋国戚，那他

    帮胡惟庸谋逆最好的结果无非也就是做一个元勋国戚，总不能做皇帝

    吧。既如此，他何苦要这么折腾呢？再一个，当时的李善长已经77岁，有没有精力折腾暂且不提，即便折腾成功了，又能享几年福？解缙的质

    疑可谓鞭辟入里，令朱元璋辩无可辩，只是解缙深知朱元璋杀心太盛，不敢亲自奏呈，因此他写的这份《论韩国公冤事状》，是由郎中王国用

    冒死呈上的——好在这一回的结局不是太悲剧，朱元璋在解缙强大的逻辑链条下找不出回击的由头，没有让此二人(解缙、王国用)坐罪，此

    事最后不了了之。对权力进行重新洗牌

    李善长含冤被杀从一个侧面暗示了朱元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私欲

    可以杀戮任何一个他认为该杀的人，并且无须正当理由。但对朱元璋来

    说，杀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死制度”，那些约束皇权、挑战皇权

    的制度。并且朱元璋通过一次次有预谋的杀人行动，巧妙地将制度杀戮

    引进其中，从而完成了新朝在“家天下”路径下的洗礼，血的洗礼。

    洪武九年，离胡惟庸谋反案发还有四年时间，朱元璋不动声色地做

    了一件事情：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此时在中央有中书省，地

    方有行中书省。中书省权力极大，统领百官，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事务，所以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的地位可以说是“一人之

    下，万人之上”。毫无疑问这是个危险的信息，起码在朱元璋看来是这

    样。但朱元璋没有直接拿中书省开刀，而是自下而上地变革，改变行中

    书省的名称与职能，由此架空中书省的权力延伸，以便将其孤立起来进

    行切割。第二年，也就是洪武十年，朱元璋下令“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

    省”，这个“诸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以后官员们

    的奏章直接递给他朱元璋就行了，别同时也给丞相一份。如此，中书省

    的权力被压缩了。朱元璋通过此举，切断了中书省与诸司官员间的联

    系，并直接向丞相发出警告——他要收权了。这一年六月十一日，朱元

    璋还干了一件事。他对中书省臣说：“你们应令天下臣民，凡愿上书奏

    言的，实封之后，直接送到我这里。我将一一阅览，择其善者付诸实

    施。”这就是所谓的“洪武十年奏言实封直达御前”事。这一事件伴随“诸

    司奏事勿关白中书省”事件同时发生，曲折地表达了朱元璋的权力焦虑

    和信任缺失。这个王朝的官僚机器以及官员阶层，不再值得他信任了，他对他们的情感反应从此转向疑虑、恐惧和弹压。

    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动手，左丞相胡惟庸案发，随即被杀。十

    一日，朱元璋发布了一道具有历史意义的旨令：罢除中书省，从此不

    设，废除左右丞相及其一切属官，只保留中书舍人一职。由于这道旨令

    意义重大，朱元璋给出的解释也就比较详尽。他首先表明：“自古三公

    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意思是丞相这玩意儿不是自古就有

    的，在定义上取消它的先天合法性；然后朱元璋认为“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这一

    说法从反面论证丞相制度的设立弊大于利，不设比设好；紧接着朱元璋

    回答了“没有丞相怎么办”的问题——朱元璋的制度创新或者说制度设计就是取消中间环节，大权一归朝廷。朝廷是谁，是朕，也就是他朱元

    璋；最后为了防止丞相制度的死灰复燃，朱元璋对百官进行了警告和威

    胁，也为朱家后嗣皇帝立下规矩：“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

    此奏请的，置之重典。”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朱元璋关于丞相制度变

    更的语录被录于《祖训》当中，成为明王朝始终奉行不渝的圭旨。

    其实，朱元璋的制度创新或者说制度设计里不仅包含制度杀戮，也

    包含制度引进。在消解丞相制度的同时，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引进了五

    军都督府。这是他在军事权力制约与集中方面的一个全新实践。此前，朱元璋的最高军事统帅部是大都督府。大都督府的大都督一人掌管全国

    兵马，是军事领域的“左丞相”。朱元璋自然不能容忍此类人物的存在，便撤销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一个大都督变身

    五个权力均等、互相制衡的都督，以效忠于大皇帝为荣，以私下结盟谋

    逆为耻。如此，朱元璋高枕无忧了。

    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说是朱元璋的天才发现，也是他的政治安眠

    药，确保其可以睡好下半辈子。当然朱元璋的政治安眠药不止一颗，他

    需要每个领域都来上那么一颗。体现在司法领域的一个制度设计便是大

    名鼎鼎的锦衣卫部门在洪武十五年得以确立，此时距胡惟庸被杀已经过

    去两年时间，离蓝玉引颈就戮还有十一年时间。那么蓝玉的死与锦衣卫

    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洪武十五年和洪武二十六年是否注定了一个人的

    宿命与一种制度的遥相呼应？答案是肯定的。

    锦衣卫一出场便是怪诞的存在，首先是它的着装阴阳渗透，可谓喜

    气里透着杀气，生死互易只在一线间。其次是它的地位很穿越，凌驾于

    公检法之上。明代司法系统呈“三法司”格局，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各

    司其职又互相制约。刑部掌管所有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都察院负责纠

    察百官治案，大理寺则对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进行修正。这样的独立审

    判与相互制约制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但锦衣卫上

    来后便“踢开党委闹革命”，一切司法程序都不在话下了。这无疑是一种

    制度践踏，可朱元璋默许甚至鼓励这样的制度践踏。朱元璋要的就是人

    人惧怕，令公权力全部归零到他的私权力中，以保证他的“家天下”目标

    不会遇到任何挑战。

    如此，洪武二十六年蓝玉的死便成了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这一

    年，蓝玉从漠北胜利归来，在夜经喜峰关犯了一个胜利者经常会犯的错

    误——骄傲。因为守关者反应迟缓，他骄傲地下令轰开城门，破关而

    入。蓝玉如此轻率的行为，导致锦衣卫指挥蒋琐告其谋反，在非正常的司法程序下，蓝玉“十月狱具族诛”，有冤都没地方说去。事情发展到这

    个地步，朱元璋的制度杀戮终于以一种血腥的方式对权力进行重新洗

    牌。随后，“蓝玉案”引发的15000人的鲜血强化和印证了这一结果。朱

    元璋终于无敌了。朱元璋的乌托邦

    现在，皇帝朱元璋一身戾气地站在了我们面前。他刻薄寡恩，睚眦

    必报，只要结果，不问手段，治大国如煮火锅，玩的就是高温、高压、一锅炖。总之这个人的形象看上去清晰可辨，毫无隐私可言，是个扁平

    人。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如果转过身去，朱元璋是否会呈现出他

    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历史总是耐人寻味，也总是出人意料。

    洪武七年(1374年)十二月十三日，朱元璋完成了一项本应该由学

    者完成的工作：注解《道德经》。事实上作为一个自学成才者，朱元璋

    或许有这个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就像在洪武元年发表的若干谈话一样，他是个悟性极高的人。但令人费解的是他的动机——朱元璋一方面构置

    冤狱，大开杀戒，实行“法家之治”，另一方面却在灯下皓首穷经，劝人

    向善，实行“道家之治”。他为什么要亲自干这件事？在道法之间，朱元

    璋的底线又在哪里呢？

    没有人知道，朱元璋在此时打开的是他的梦想之门。他心中有一个

    梦想，梦想伴随杀戮而生，朱元璋的乌托邦在他看来就是一个人人以

    《道德经》为行动指南的理想国。没有叛逆和杀戮，有的只是顺从和安

    居乐业。在朱元璋心目中，《道德经》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所以注解《道德经》的工作非他莫属。这是治国之经，立国之本，是进入朱元璋乌托邦的通行证或者说敲门砖。

    朱元璋的乌托邦版图辽阔，在这个乌托邦中，朱元璋呈现出来的形

    象是一个亲民特别是亲近农民的仁者。洪武五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南京

    三山门看见几个农夫在护城河里的冰水中捞工具。他立刻下令赏给这些

    农民锄头和工具，同时派人将那些整治农民的督工官吏痛打一顿。随后

    朱元璋下令，南京所有服役农民一律停役回家。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惩罚是和对农民的亲近相辅相成的。这当然起源于

    朱元璋的出身和他最初朴素的阶级情感，哪怕在身为统治阶层的第一代

    言人之后，朱元璋还是本能地保持着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原始冲

    动。为了惩治贪官污吏，朱元璋甚至下令在将他们处死后剥皮塞草，做

    成稻草人，以为后者警戒。而在其任内处理的两大贪案，则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朱元璋爱憎分明的统治观：

    郭桓案。洪武十八年发生了郭桓案。户部侍郎郭桓贪污，倒卖官

    粮。据朱元璋查实，郭桓直接贪污七百万石粮食，加上各种各样的折扣、钞，共计二千四百万石。此案牵连极广，从户部到十二布政司无不

    涉及，朱元璋发现后出手极狠，诛杀无数，《明史》记载说，“天下中

    人以上之家，破产大半”，这样的打击不可谓不狠。

    驸马欧阳伦案。欧阳伦是朱元璋的女婿，因为走私当时的战略物资

    茶叶且非法闯关而被告发到朱元璋处。在怎么查处驸马案上，朱元璋起

    初还是颇费踌躇的，因为欧阳伦的妻子是安庆公主，系高皇后马氏所生

    的女儿，也是他朱元璋最亲的人。杀还是不杀，朱元璋面临情与法的考

    验。但最后为了他的乌托邦之梦，朱元璋还是忍痛杀了驸马欧阳伦。世

    人一时为之震惊。

    在朱元璋的乌托邦中，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商人

    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并且商人在考学、从政等诸多方面都会

    受到限制。另外为了进一步抬升农民的地位，朱元璋身体力行，亲自在

    皇宫大院里种植蔬菜，他甚至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很有“我是

    农场主我怕谁”的意思。所以朱元璋的乌托邦可以说就是个静态的大庄

    园，一切自给自足，唾弃商品经济。而在言行举止上，强调用一种思

    想、一种信仰来规范全体民众的意志和行动，从而让帝国呈现出知足常

    乐、和谐有序的气质来。

    每月初一和十五，朱元璋都要举行乡村教育运动，教育村民要“和

    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由此，社会风气焕然一

    新，朱元璋的乌托邦初见成效。洪武末年，朱元璋的帝国基本上能做到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见祝允明《野记》)，似乎回到了周朝礼仪尊

    严、民风淳朴的时期，相对于元朝后期礼崩乐坏的状况，朱元璋打造的

    乌托邦令人刮目相看。当然这里面的原因细分起来有两种：一是他的调

    教功夫了得，整个帝国的思想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的

    严刑峻法打击了贪官污吏，使得国风、官风趋向正统和廉洁，朱元璋的

    帝国便不可能不变得“冰清玉洁”。

    与过往那些王朝相比，朱元璋的新朝显得如此强悍和与众不同。但

    是危险也如影随形，在随后的岁月，朱元璋乌托邦的破绽逐渐触目惊

    心，并发出可怕的断裂声，从而在根本上影响了一个王朝的气质与走

    向。在接下来近三百年的时间路径中，一幕幕悲剧无需彩排便接踵上

    演，而朱元璋及其子孙们却只能无可奈何、防不胜防，令人唏嘘不已。

    那么，到底是在哪个环节或者程序上出错了，才导致帝国走上悲情之旅

    呢？最后的答案有待揭晓。路径之别

    说到底还是制度之错。

    当朱元璋陶醉于他的乌托邦礼仪尊严、民风淳朴之时，他其实没明

    白一个道理：所谓礼仪尊严是指等级森严，而民风淳朴则是民风肃杀的

    曲折表达。那些貌似事半功倍地构筑他理想之国的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

    进入了失效期或者说病毒程序。利弊杂糅之间，帝国的隐患已是呼之欲

    出。

    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县学训导(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叶

    伯巨上书朱元璋，直指朱元璋“用刑太繁”，对官员杀戮太狠。昨天刚升

    的官，今天就把他杀了，搞得“天下臣民莫之适从”。所以在朱元璋的新

    朝做官，很多人做的不是官，而是恐惧。因为朱元璋每天都要杀人，区

    别只在于多和少而已。朱元璋杀人的一个重要暗示在他的玉带上。据说

    他上朝时如果将玉带勒到腹下，那就预示着他这一天心情不爽，肯定要

    杀很多官员；反之如果他这一天把玉带系在胸前，那大约表示他心旷神

    怡，不会杀很多人。

    在这样的肃杀背景下，众多的洪武朝官员每天都战战兢兢，以死囚

    的心态对待自己。特别是在四大案后，数万官员被杀，那些侥幸活着的

    官员不清楚自己哪一天也会人头落地，便每天在上朝前和家人诀别，吩

    咐后事，做好不归人的打算。如果下班后还能活着回来，那真是喜事一

    桩，要举家庆贺了——做官做到如此地步，也算亘古未有。

    为说明朱元璋杀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或许可以引用某条史料加

    以说明：洪武某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

    人，戴死罪、徙流罪办事者358人。也就是说364人全都该杀，只是因为

    杀光了没人干事，只好戴死罪、徙流罪办事。但让朱元璋百思不得其解

    的是，即便他这样广泛而深刻地杀人，贪官污吏仍层出不穷。他最终也

    只得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不知道其中的问题到底

    出在什么地方。

    事实上，朱元璋的制度性杀戮从一开始就原因复杂，包含着公私兼

    顾或者以私废公的因素，特别是在政治谋杀这一点上。朱元璋杀人越

    多，人心越荒凉，官员的恐惧和仇恨心理也随之增长，加上其心魔作

    祟，可杀官员便层出不穷，杀也杀不尽了；而在对待贪官污吏上，朱元璋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就把众多的官员特别是中下层官员置于铤而走险的

    境地，逼迫他们不贪便无以做官。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朱元璋定百

    官俸禄数额，规定正七品只有区区七石五斗，正九品更只有可怜的五石

    五斗!毫无疑问这样一点儿俸禄在官场潜规则面前只是杯水车薪，为了

    能将洪武朝的官做下去，众多官员不得不铤而走险，在制度缝隙间求生

    存。由此著名的空印案浮出水面，而朱元璋又借此大开杀戒，表演了一

    把他的清廉秀，却最终收效甚微——官场腐败现象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这不能不说都是制度惹的祸。朱元璋成也制度，败也制度，却到

    底弄不清自己错在哪里，实在是一个悲剧。

    官风一片肃杀，民风同样肃杀。虽然朱元璋的新朝夜不闭户、路不

    拾遗，但隐藏其间的深层次问题却是民众的不敢为与不能为。这是个笼

    子里的帝国，朱元璋规定了笼中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表

    情和动作。百姓们表面上安居乐业，其实却是行动权、思考权、迁徙权

    受限。朱元璋的乌托邦是静止凝固的一潭死水。死水里甚至没有微澜，有的只是腐败的气息和无可奈何的麻木不仁。朱元璋规定：“农业者不

    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意思是你们互相监督，谁

    都别跑到外面去惹是生非，否则就作为罪犯关押起来。朱元璋还热衷于

    做一件事：修城墙。都城的城墙要修，长城的城墙更要修。这样的所作

    所为类似于农民修院墙，挡住的却是一个帝国的视野、雄心和开拓意

    识。与此相对应，朱元璋禁通外番。他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

    二十七日诏令户部严申交通外番之禁：“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

    者，严治其罪。”帝国向外的大门就此紧闭，外贸的屏蔽最终导致了视

    野的屏蔽，乌托邦中的人在四书五经中近亲繁殖着祖先的思维，帝国的

    思想被统一到几本枯燥的经书里头，不可能再有什么创新了。

    说到底，这是东方封闭的内陆文明、农业文明和西方开放的海洋文

    明、商业文明的路径之别。朱元璋不知道，从他的新朝元年出发，他以

    及由他的子孙承继的帝国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愈行愈远。1381年，朱元璋

    下令修建山海关，进一步封闭帝国疆界，当这个乌托邦的长城东起鸭绿

    江，西到嘉峪关，已长达6000多公里时，英国颁布了最早的航海条例，东西方视野之别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朱元璋之后，他的子

    孙们诏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并于1417年颁行，定为生员

    必读书时，欧洲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那个叫达·芬奇的意大利艺术家

    画出了《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等作品。而当隆庆、万历年间帝国

    意淫小说《金瓶梅》问世之时，莎士比亚的人性作品《哈姆雷特》《李

    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问世了。东西方的思想之别也开始以一种微妙的形式表达出来，1581年，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

    鞭”法。此前一年，意大利威尼斯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银行，在财税改

    革的路径上较大明帝国遥遥领先。

    或许应该着重关注一下大明帝国最后的日子，关注一下最后日子里

    的中西方异事异相。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身死，明

    亡。此前四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此前两年，法国B.帕斯卡发明

    利用齿轮转动进行加减法的计算机。此前一年，意大利科学家E.托里拆

    利和V.维维亚尼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与此同时，那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

    家牛顿出生，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进入了倒计时——东西方文明或者说

    竞争力之别至此已如天堑鸿沟，不再是任何人力可以阻挡或扭转的。而

    从这样的时刻回溯，帝国的开创者朱元璋已经死去二百多年，他在世时

    对帝国气质、视野、思维的框定终于在此时得到报应，所有的因果轮回

    屡试不爽，逃无可逃。

    但究其实，朱元璋在世时就已经感受到种种报应了。朱元璋废相后

    不久便发现，他摆脱了制度的桎梏，自己却被桎梏住了——他既是皇

    帝，也是日理万机的宰相，每天营营役役，苦不堪言。《春明梦余录》

    中记载朱元璋每天需要批阅文件约20万字，处理事务400多件。可以这

    么说，在制度杀戮中，朱元璋成功地杀戮了制度，也在某种意义上杀戮

    了自己。虽然到最后他为了减轻重负，建置四辅官来分担事务，却终因

    所用非人而无济于事，让自己不折不扣沦为了制度的奴隶。

    朱元璋的制度之锢不仅仅表现在废相后遗症上，还表现在他大刀阔

    斧改革后的每一个领域几乎都产生了致命的反弹或者说副作用。洪武十

    年(1377年)五月二十九日，因为一个久事内廷的宦官言及政事，朱元

    璋严惩不贷，并且立法规定“寺人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但在

    他身后，帝国的宦官专权现象愈演愈烈，正统王振专权、正德刘瑾专

    权、天启魏忠贤专权，搅乱了朝廷的权力格局，也使得朱元璋的乌托邦

    走向褪色和混乱不堪，一个因果轮回已是清晰可见；而更严重的制度弊

    病还在于朱元璋确立的分封制度与宗藩政策。朱元璋生有二十六个儿

    子，他分封了二十四王，朱元璋当然明白汉代分封之后所产生的七国之

    乱恶果，只是那时已惘然。朱元璋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造骨肉兄弟间的

    反，但历史的残酷性却在明帝国毫无悬念地上演，这些领有军队的藩王

    拥军数万，人人心中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只要时机成熟，他们愿意像

    父亲一样，为了梦想而奋斗。

    这样的制度之弊让朱元璋的良苦用心最终化为泡影。在他死后不久，燕王朱棣开始“清君侧”，剑指朱元璋生前选择的帝国继承人朱允

    炆。乌托邦硝烟骤起，一切的制度设计都被推倒，重新洗牌。而朱元璋

    生前犯下的错误此时呈现得格外清晰：早在洪武九年，那个平遥训导叶

    伯巨就上万言书，指出朱元璋分封之弊，“如此封建，恐怕数世之后，尾大不掉。若削地而夺其权，则生怨望，甚至缘间而起，防之无及”。

    他甚至准确地预见了日后造反之人必是燕王朱棣。但当时的朱元璋却认

    为叶伯巨“间吾骨肉”，将他关了起来，直至死于狱中。这是朱元璋在分

    封制度与宗藩政策上所犯的一个错误：没有及时修订政策，未能防范危

    机的发生。朱元璋在此问题上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是生前杀戮太剧。四大

    案后，帝国再无可以力挽狂澜之将才，也就不可能辅助他的皇太孙朱允

    炆去保卫其政权合法性，“靖难”最终以建文帝朱允炆败亡，朱棣夺得皇

    位而告终。朱元璋的乌托邦至此完全变色，而他曾经倡导的《道德经》

    治国梦也只能成为明日黄花，朝花无法夕拾了。

    一个帝王的杀戮与梦想最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暴力收场，正所谓成

    也杀戮、败也杀戮，而梦想在不经意间，偷偷换了人间。第二章 建文帝：一个王朝的风骨

    帝王的天真

    很多年后，那个名叫朱允炆并最终不知下落的人，会不会在世界的

    某一个地方静静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的个人理想与其一度掌控的王朝

    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

    1398年，朱允炆21岁。这个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懿文皇太子朱标

    的次子，此时走到了人生拐点。他获得一个机会，以他的理想去点燃帝

    国的梦想。在此之前，他只是一个内向和忧郁的思考者；在此之后，这

    个21岁的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想成为行动者，为其接手的王朝涂上一层温

    情的色彩，规定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

    当然，朱允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还站着三个人：黄子

    澄、齐泰和方孝孺。这一年，太常寺卿黄子澄39岁，兵部尚书齐泰年龄

    不详，翰林院侍讲方孝孺41岁，所谓年富力强。这些人共同组成一个团

    队——儒家治国团队。从这一年出发，到1402年止，在差不多四年的时

    间里，朱允炆和他的团队尝试进行了儒家治国的实践。其实没有多少人

    知道，这竟然是一次生死实践——四年后，朱允炆和他的建文王朝就被

    其叔叔朱棣从历史的花名册中悄然抹去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建

    文帝朱允炆生死成谜。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不仅身死，还祸连亲族，一个王朝的信仰或者说理想以人文主义色彩高调开场，最终却以暴力美

    学的方式血腥收场，此后长达22年的永乐王朝加强了朱棣式的暴力美学

    风格，并且与朱元璋铁血般的洪武之治遥相呼应，温文尔雅的建文帝朱

    允炆夹在两个强悍男人中间最终成为失败皇帝，似乎没有多少值得记录

    的必要——唉，历史总是令人惆怅……

    但是，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权谋史和政治史，也不仅仅是暴力美学的

    大舞台。闪耀在血腥背后的那一丝黯淡而微弱的人性之光，那一些对文

    化、文人、文明的最初尊重，却恰恰构成了历史最值得说道的亮点与节

    点。当朱棣“靖难之役”功成大开杀戒时，建文王朝正面迎击的悲壮姿态

    以及姿态背后的文化、文人与文明的力量令人肃然起敬。这是当时已然

    不在现场的朱允炆遗留下来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在此之前和之后，这

    样一种对抗或者说文人的尊严几乎不可能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回溯

    建文帝和他的王朝，那是“颇有深意存焉”。因为它展示了一个帝王天真般的青春洋溢，他的生涩、决绝、自以

    为是和大悲悯、大感动。与朱元璋的老辣和朱棣的狠毒相比，青春皇帝

    朱允炆在转瞬即逝的四年时间里呈现了他的纯粹和理想主义情怀。这样

    的皇帝或者说男人，毫无疑问是令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改革直指藩王们痛处

    1398年是生死相依的年头。这一年明太祖朱元璋死了，明宣宗朱瞻

    基出生。越南陈朝顺帝死了，少帝即位。当然对朱允炆来说，他也面临

    着即位的问题。但世间事继承与背叛相反相成。朱允炆继承了朱元璋的

    皇位，却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其执政理念，尤其是朱元璋念兹在兹的暴

    力美学。这样的一种背叛似乎和朱允炆团队的教育背景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三人的学历背景和素质养成。

    黄子澄，洪武十八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修撰，伴读东宫，精通四书五经；齐泰，洪武十七年举应天乡试第一，第二年举进士，授

    礼部主事。曾因为官九年而无过失被朱元璋赐名泰。洪武三十一年提为

    兵部尚书。《剑桥中国明代史》评价他“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

    者，特别精于礼和兵法”；方孝孺，师从著名学者、有“开国文臣之

    首”称号的翰林学士宋濂，系建文帝的老师，倡导按照《周礼》更定官

    制，被明成祖手下的第一谋士姚广孝称之为“天下读书的种子”——这样

    的三个人组合在一起，便顺理成章地构成建文帝朱允炆以儒治国、以礼

    治国的梦幻团队。

    于是，对朱元璋暴力治国美学的反动或者说纠偏开始了。我们仿佛

    看到，那个忧伤的年轻人从1398年开始，情不自禁地以一个书生的眼光

    去打量他眼中的帝国，并试图有所作为。《明史·刑法二》记载说：“元

    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建文帝将其治下的囚犯人数一举

    减至朱元璋时期的三成左右，很有“构建和谐社会，从牢笼开始”的意

    思。

    不过最重要的改变还在于制度设计上。建文帝的制度设计相对于朱

    元璋的制度杀戮，实际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颠覆或者说修正。此时的方

    孝孺大展宏图。他言必称《周礼》，醉心于复古，醉心于以《周礼》制

    度重新界定大小诸司的品级和阶勋。在他提议下，建文帝重新规定官

    制：升六部尚书为正一品，设左右侍中，位列侍郎以上。这是自朱元璋

    废除丞相制度后，建文帝第一次把六部尚书提到了与都司同级的地位。

    毫无疑问这个地位比任何文官的品级都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建文

    帝加强文官之治的开始，他尝试着把权力重新交还给六部尚书，而不是

    像朱元璋那样大权独揽。另外建文帝还扩大国子监和翰林院的职责和人

    员编制，从教育和训练太子及诸年幼王子方面入手，普及儒家文化，希望以“修齐治平”理论来治国和治民。建文帝规定：亲王对自己的老师要

    以礼相待，谈话时，老师不必称臣，可以只称姓名。应该说这是对儒家

    文化的尊重和率先垂范。

    建文二年正月，建文帝做了另外一项尝试：诏减苏、松、嘉、湖重

    赋，每亩不得过一斗。他的宽政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体现，这也使建文

    朝成了一个令人怀念和惆怅的黄金朝代。因为危机在此时已经起来了

    ——建文新政的实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开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

    25个藩王在全国各地虎视眈眈着建文帝的所作所为。这25个藩王中，有

    24个是朱元璋的儿子，只有一个是其从孙。也就是说这些藩王绝大部分

    是建文帝的叔叔辈。位高权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少则三千，多则

    数万)。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建文新政，像极了一只羊在一群狼当中孤独

    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赏，但是狼们各怀心思。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藩王们的痛处。朱元璋的洪武朝时，左右都督是正一品，六部尚书只是正二品。建文帝将后者拔高至与前者

    同一品级，同时重用方孝孺等文人，与朱元璋当年仅封刘基为“诚意

    伯”的做法大相径庭。藩王们隐隐感到，这个年轻的皇帝正在构筑属于

    他一个人的帝国。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吗？否，他们甚至不是利益相关

    者，一些微妙的信息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一场与执政理念与切身利害相

    关联的冲突正在呼之欲出。它将不可遏止地到来。

    燕王朱棣第一个感受到了这层寒意的降临。正面交锋

    在朱棣20到35岁的时间节点，一些与权谋有关的腥风血雨事件在他

    身边残酷地发生：朱棣20岁时，右丞相汪广洋被谪贬到广南，朱元璋追

    敕杀之；21岁时，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

    丞涂节也被杀，另有15000人被株连。大将朱亮祖则被廷杖而毙；26岁

    时，徐达屈死。郭桓案发，株连万人；31岁时，胡惟庸案再兴，李善

    长、陆亨等被杀。谭王畏罪自杀；34岁时，蓝玉案发，除蓝玉因谋反被

    杀外，另有15000人被诛杀……于血流成河中，朱棣逐渐明白什么叫政

    治，什么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这样的人生体验，是小他17岁的朱允

    炆不具备的。朱允炆似乎也不喜欢厚黑学，这个抑郁的少年除了在洪武

    二十五年(1392年)以皇太孙的身份闪亮登场时与朱棣曾经惊鸿一瞥

    外，更多的时间是沉迷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洪武二十五年时，朱棣33

    岁，已然明白世事的个中三昧。

    1398年是以闰五月为分界线的。闰五月前，朱元璋令朱棣备边方

    略，同时节制北平都司、行都司及燕、宁、谷王府兵。闰五月后，一场

    针对他的军事行动迅速而秘密地展开。原因是在这个闰五月，朱元璋死

    了。帝国新的领导人是朱允炆。

    朱允炆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六月任命兵部左侍郎齐泰为兵部尚

    书，太常寺卿、曾经伴读东宫的黄子澄兼翰林院学士，同参军国大事。

    七月，建文帝朱允炆征汉中府教授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随后，朱棣就

    不安地观察到，时局出现了异动：周王被捕，罪名是谋反。八月，这个

    可怜的人被废为庶人。当然在八月，还有一些人也被逮捕。他们是齐王

    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燕王朱棣明白，朱允炆和他的团队已经动

    手了，最后的目标很可能是他。不过他此时的反应是疑惧——又怀疑又

    惧怕，不知如何是好。

    两个月后，朱棣的高参，一个叫道衍的和尚密劝其起兵。朱棣做出

    的反应是称病，暗地里开始练兵。这是朱允炆和朱棣二人过招的开始，虽然还是暗自发力，却已经针锋相对，一触即发。十一月，建文帝朱允

    炆采取了一个新动作，任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史，谢

    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不过此二人真正的工作是秘密监视燕王朱

    棣。

    这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建文帝还获得了一个机会，以加强他对朱棣行动时的反应力——燕府长史葛诚奉燕王之命到京师来汇报工作。建

    文帝召见后成功策反了他，令其在抓捕燕王的行动中做内应。由此建文

    帝在1398年完成了全部的布网工作，他要向大他17岁的叔叔朱棣采取行

    动了。

    世上事其来有自。一切的因缘或许来自于朱棣当年对还是皇太孙的

    朱允炆含义暧昧的一拍。当时的场合只有朱棣和朱允炆两人在，朱棣以

    手拍侄子的后背，用半开玩笑的口气对朱允炆说：“不意儿乃有今

    日!”——想不到你小子也有今天啊!“拍背门”事件发生后，有两个人

    心里产生了隐忧。一个是朱元璋。因为他碰巧看见了这一幕：一个藩王

    对储君动手动脚，言辞无礼，这怎么得了？!这还是他朱元璋在世的情

    况下发生的，他要去世了，文弱书生朱允炆怎么应对呢？另一个人便是

    朱允炆。或许从那时开始，他便有了削藩的打算。

    关于朱允炆的削藩计划，黄子澄大概可以站出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

    人。“拍背门”事件后，朱允炆在东角门对其伴读老师黄子澄说：我的皇

    叔们身为藩王，个个手握重兵，多行不法之事，如此发展下去，我该怎

    么办呢?黄子澄给出的回答是：“临以六师，即可歼灭。”在黄子澄看

    来，藩王们只有护卫兵，仅可自守。况且历史上也有经验教训——汉代

    的七国之乱，就是以造反的藩王自取灭亡而告终的。黄子澄总结——之

    所以出现这种结局是“大小、强弱、逆顺不同的缘故”。毫无疑问，黄子

    澄的回答直接促成了建文帝朱允炆在1398年的所作所为，因为他相信藩

    王一旦造反的话，“临以六师，即可歼灭”。

    当然在具体策略上，黄子澄和齐泰是持不同观点的。齐泰建议，擒

    贼先擒王，应该用霹雳手段率先解除对帝国威胁最大的燕王朱棣的权

    力。但黄子澄主张曲径通幽、循序渐进，先扫清外围，从势力较弱的周

    王入手，一个一个解除燕王朱棣身边的屏障，最后再拿他开刀。建文帝

    同意了黄子澄的建议，由此，历史只走向一种可能性：朱允炆和朱棣秘

    密PK，朱允炆打草惊蛇却自以为着意深远，朱棣未雨绸缪、徐徐布阵

    却不露声色。两人的处事方式和行动手段高下立判。

    历史就这样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只给建文帝朱允炆留下一条通

    道，选择和朱棣正面交锋，一决雌雄。事实上这是一场基本上没有悬念

    的战斗，尽管朱允炆开局很好，几乎要将朱棣请入瓮中，实施其关门打

    狗的策略，但形势比人强，朱棣也比朱允炆强悍得多。接下来，年轻人

    朱允炆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做得不好，顾此失彼，漏洞百出，留下他

    致命的败笔——朱允炆最终败于青春，败于他的生涩和盲目乐观，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宿命。完败

    还是来仔细看一看历史是怎样演绎的吧，看一看这两个人之间的推

    手如何让建文王朝在短短的四年时间走向湮灭，看一看在每个历史节点

    上，他们都做了怎样不同的处理，以至于最后造成建文帝不可挽回的败

    局。

    燕王朱棣在反叛之前，实际上是心存顾虑的。因为他有三个儿子

    (世子朱高炽、二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留在京师，变相地成为建文

    帝手中的人质。所以朱棣要举事，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便是设法让他的儿

    子们脱离建文帝的控制。由此，他和朱允炆的过招开始了。也就是从这

    一刻开始，朱允炆的稚嫩之处展露无遗，他的首鼠两端最终使其在这一

    回合输给了对手——朱允炆先是接到朱棣上书，朱棣以病重为由，乞子

    归藩，乞求建文帝准许他的三个儿子回来看一眼。朱允炆问计于齐泰、黄子澄二人。齐泰的意见是不放人，把燕王朱棣的三个儿子扣为人质，以阻止朱棣接下来可能的反叛。黄子澄的意见恰恰相反。他认为把朱棣

    的儿子扣为人质是授人以柄，将会成为朱棣起兵反叛的绝佳借口，因此

    放比不放好，另外放了还可以麻痹朱棣，朝廷方面可以攻其不备。建文

    帝同意了黄子澄的意见，准备放人，从而在与朱棣较量的第一个节点上

    先输一招，身陷险境而不自知。

    但世事总有起伏，建文帝在对待朱棣乞子归藩的问题上可谓一波三

    折，令世人对其性格上的软弱印象深刻，怒其不敏，哀其不决。在朱棣

    三子将放未放之际，魏国公徐辉祖向建文帝进言，说如果放此三人北

    归，无异于放虎归山，日后必为大患。于是建文帝问计徐增寿和怀庆公

    主驸马王宁，该怎么办？此二人的态度是坚决主张放朱棣三子北还，并

    摆出一系列貌似有理的理由。终于，建文帝做出放还燕王三子归藩北平

    的决策，由此真正做到了放虎归山——较量的第一回合，他完败了。

    建文帝完败第一回合，朱棣则在接下来的较量中取得胜利：1398年

    年底，建文帝完成布网工作后，朱棣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发疯。他一会儿

    在大街上狂奔，见人手里拿东西就夺；一会儿躺在地上做无赖状，怎么

    叫也不肯起来。甚至大夏天的，燕王朱棣在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

    使谢贵面前一边抱着火炉，一边上下牙齿打颤地反复念叨“寒甚”，完全

    是一副疯子行径，以此打消他们的顾虑。1399年7月，历史的拐点时刻

    终于来临。作为标志，首先是两个轻信的人——张昺、谢贵死在了朱棣手里。随后朱棣夺得北平九门，成立所谓的“靖难”之师。由此朱棣和建

    文帝的较量走向公开化和白热化，在同一个平台上，此二人智商和情商

    的较量成为影响建文王朝生死存亡的主要因素。所以接下来，穿过历史

    的弥漫硝烟，厘清两个男人过招的细节，看他们功败垂成，看他们力挽

    狂澜，看他们釜底抽薪，看他们高潮迭起，便成为一件值得做和有意义

    的事情。

    先看朱棣。朱棣1399年起兵时刚好40岁。但是没想到，老天爷一上

    来就给了他一个凶信。那是七月初七，朱棣夺得北平九门，开始发表誓

    师讲话，以鼓舞士气。朱棣在说完“奉行天讨”后，为了进一步表达他所

    追求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还专门祈求老天爷庇护道：“天地神明，照

    鉴予心!”可话音未落，老天爷就翻脸了，一下子乌云密布，狂风大

    作，暴雨倾盆，打得燕王府的瓦片纷纷掉落在地，令在场的人全都目瞪

    口呆。毫无疑问这是凶兆，朱棣的誓师讲话被蒙上了重重阴影，他手下

    的将士们也一个个对前途充满疑虑。该怎样处理这一突发事件呢？朱棣

    的老到与成熟开始起作用了。他首先进行了危机公关，暗示道衍和尚站

    出来对此怪异天象进行“合理”解释——道衍和尚果然站出来解释

    说：“这实在是祥瑞之兆啊!飞龙在天，从以风雨，殿瓦坠地，预示着大

    王将易黄瓦覆殿!”所谓“易黄瓦覆殿”是暗示朱棣要做皇帝的意思，因

    为明制规定只有皇帝的宫殿才能用黄瓦覆盖。随后朱棣站出来慷慨激昂

    地宣布，齐泰、黄子澄二人为奸臣，他依祖训起兵，是“奉天靖难”，这

    一点毋庸置疑。朱棣手下的将士们信服了，纷纷表示要跟着他干。由

    此，朱棣依靠他的智慧和经验圆满完成了危机处理。

    朱棣的下一个精彩看点在于设计陷害吴高上。镇守辽东的吴高和杨

    文是朱棣前进路上的拦路虎。前者有谋，后者有勇。为了除掉谋事周密

    的吴高，使杨文无计可施，成为一只脚走路的跛子，朱棣开始设计了。

    他令手下向此二人送信，在一封信中称赞吴高足智多谋，另一封信中嘲

    笑杨文窝囊无能，并且故意交换信函而送，给对方造成误送的印象。

    吴、杨二人得此奇怪信件，不敢擅自处理，上奏朝廷请求圣裁。由此建

    文帝落入朱棣的圈套，怀疑吴高有反心，下令将他贬官。辽东只剩有勇

    无谋的杨文独守，很快就被朱棣夺了去。

    朱棣的第三个看点是计袭沧州。建文二年(1400年)十月十五日，朱棣宣称要出征辽东，大部队开出通州北上，另一方面他又派人在直沽

    架设浮桥准备袭取沧州。随后他的部队突然改道南行，日夜兼程直抵沧

    州城下，打了毫无防备的沧州守军一个措手不及。此役朱棣共俘获沧州守军数万人，一举摧毁建文帝布下的掎角之势。“靖难之役”的战局由此

    走到一个拐点上。

    朱棣成事的第四个精彩看点体现在对自己儿子的利用或者说厚此薄

    彼上。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初一日，朱棣的部队与守卫浦子口的盛

    庸部发生战斗，结果吃了大亏，双方准备谈判，划江而治。这个时候朱

    棣的次子朱高煦率兵赶来，发誓要有所作为。朱棣为鼓其斗志，拍着他

    的背做托付状说：“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

    而代嗣。”这个高煦与他的大哥高炽一直不对付，朱棣此时的阵前许诺

    毫无疑问给了高煦为自己前程赌一把的信心和勇气，结果大功告成，长

    江天堑被燕军突破，燕军自瓜洲(今江苏境内)渡江，盛庸狼狈逃窜，燕军随后由镇江西进，目标直指南京，朱棣的人生很快抵达高点。这个

    集阴谋和阳谋、情感和理性、投资和投机于一身的人最终取代建文帝称

    王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回过头来看建文帝，看看他又败在哪里呢？历史同样给了我们清晰

    而冷酷的答案。从建文帝将燕王三子放虎归山那一刻开始，这个人身上

    的性格弱点便开始不断发挥作用，直到将自己送上不归路。建文元年

    (1399年)十二月，兵败归来的李景隆被建文帝加封为太子太师，并获

    得金币貂裘等赏赐。之所以出现这样荒唐的一幕，只因为书生建文帝高

    高在上，从不调查研究，以至于李景隆兵败加官晋爵成为建文元年最大

    的新闻或者说丑闻，而新闻制造者建文帝有意无意间成为彀中人而不自

    知，说起来也是悲剧了。或许从这一刻开始，他为自己启动了终极悲剧

    的倒计时。

    当然建文帝也懂计谋的，只是他的计谋总是功败垂成。建文三年

    (1401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建文帝朱允炆以夹河之败为由宣布罢谪齐

    泰、黄子澄的官职。不过建文帝此举的目的不是要惩罚齐、黄二人，而

    是想以这样一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举动期盼朱棣良心发现，带领燕兵北

    归。但燕兵没有北归，燕王朱棣将计就计，一方面视建文帝此举为“诛

    奸除恶”，如此他的“清君侧”之举便是光明正大，出师有名了，另一方

    面朱棣以吴杰、平安、盛席等部队“犹聚境上”为由，明确表示不肯奉诏

    休兵，建文帝的计谋流产了。

    但事实上建文帝还玩过“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的。他采纳方孝孺的

    建议，命令辽东部队入关攻击永平、真定，直捣朱棣的老巢北平，以为

    这样的话燕师一定会归救北平，然后他再玩一把前后夹击的兵家游戏，就可大功告成。但是很遗憾，这样的游戏没有玩成，因为在朱棣眼里，这个游戏很小儿科，他没有上当。至此，建文帝的败局已经隐约可见。

    最后时刻，建文帝试图力挽狂澜。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二十

    日，在燕军相继拿下高邮、通州、泰州、仪真等地后，南京已是岌岌可

    危。建文帝朱允 只得下“罪己诏”，以征兵勤王。同时他派人到朱棣

    处，表示可以割地请和，试图以此等待东南的勤王之师。但朱棣没有上

    当，如此，建文帝大势已去。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的不对等较量终于以

    朱棣的完胜而告终——唉，建文理想，只能是昙花一现罢了。人文之死

    或许我们应该承认，跟之前存在了31年的洪武王朝和之后存在了22

    年的永乐王朝相比，只有四年寿命的建文王朝似乎还来不及成长，稍纵

    即逝。但在遭遇暴力摧毁时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核却是坚硬无比，令

    人印象深刻。我们不妨来看一看，1402年之后，作为这个王朝精神内核

    的具体承载者，那些建文帝“人文之治”的忠实追随者是如何演奏王朝晚

    唱时最后的颤音的？

    方孝孺。这位建文朝制度的设计者一直梦想再行西周时的井田制，希望建文王朝像上古时代那样人人安居乐业，不行暴政。但是很遗憾，朱棣需要的只是他的声名而非执政理念。方孝孺显然不屑于屈身朱棣的

    永乐王朝下面讨生活。他的人生，最终和建文王朝一起戛然而止。所谓

    玉石俱焚，代价不是一般的惨痛。史料记载，方孝孺最后被朱棣下令诛

    了十族(九族及方孝孺学生)，人数不可考。而他自己则被“磔死”，死

    时年仅46岁，绝后。

    楼琏。侍读楼琏是宋濂的学生，算是方孝孺的同门师弟。方孝孺因

    为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被处死后，这个活落在了楼琏身上。但楼琏

    也拒绝完成，连夜上吊身亡，步方孝孺后尘而去。

    黄子澄。黄子澄对建文朝是念兹在兹，建文帝在宫廷大火中不知所

    终之后，这位弃臣便一个人跑到了海上，在茫茫大海中谋求起兵复国，后被他人告发，被捕。黄子澄最后选择为建文朝殉葬，被朱棣下令凌迟

    处死，株连九族。

    卓敬。言官卓敬曾在建文初上疏，建议将燕王徙封南昌，但建文帝

    终未采纳，以至于最后失国、失位。朱棣上位后惜卓敬之才，希望他改

    换门庭，为新朝效力。卓敬拒绝。最后他也被处死，诛五族。

    景清。建文初为北平参议，后升任御史大夫。在齐泰、方孝孺等人

    死难后，景清做了永乐朝的御史大夫，一时间被时人讥笑为“言不顾

    行，贪生怕死”，但他却在暗地里等待机会，图谋刺杀朱棣，事败之后

    被以“磔刑”处死。朱棣下令“诛灭九族”， 景姓族人几乎被斩尽杀绝。

    胡闰。大理寺少卿胡闰亲见方孝孺死难并被灭十族，他起而怒斥朱

    棣，同时公开为建文帝披麻戴孝，后被朱棣下令诛杀。家族死难者达二百一十七人。……

    唉，历史真是不忍细看。很难想象一个只有四年寿命的短暂王朝竟

    有如此多的不屈风骨。事实上以上所述不是个例——建文朝的追随者大

    多是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宣布和朱棣新朝的势不两立。这与其说是他

    们的个人行为倒不如说是建文王朝共同的精神遗产。文人之死，在腥风

    血雨中凤凰涅槃般地转化成了人文之死。虽然建文朝初露曙光的制度设

    计和人性关怀以及它的缔造者建文帝已然湮没在人世间，诚为憾事，但

    看整个大明帝国的历史，一个王朝曾经最柔弱的人群在另一个王朝中出

    人意料地呈现了最坚硬、最不屈的景观，也只有建文时代能够做到，此

    后的大明“万马齐喑究可哀”，王朝与王朝之间的异质构成几乎为零，到

    底没有多少看点值得浏览和留恋。在这样的背景比较之下，稍纵即逝的

    建文朝倒是弥足珍贵了。

    但是人间再无建文帝。他的生死成谜。他的故事和他的王朝，以深

    情开头，却只能以凄情结局。历史大规律，到底杀伐决断，仁慈者不

    存，说起来这也是令人感伤之处了。第三章

    朱棣 的梦想与疼痛

    打扫永乐权力场

    1403年，44岁的中年男人朱棣在这一年成了明帝国的领导人。此前

    一年，朱棣将忠于建文朝廷的文臣武将纳入“奸臣”榜，从诛五族到诛十

    族，狠狠地“辞旧迎新”了一把。建文朝的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

    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御史大夫练子宁、右侍中黄观以

    及大理寺少卿胡闰等被他人间蒸发了，新年钟声敲过，朱棣便取尧、舜

    之道，要“好生”治国。

    首先感受到朱棣善意的是他的兄弟们。这个正月，一度被建文帝朱

    允炆削废的周王朱橚、齐王朱 、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在华盖殿

    见到了慈眉善目的朱棣皇帝，他们把酒言欢，共叙劫波过后的兄弟情

    深。随后朱棣宣布他的藩王兄弟全都复归王爵，并各归封地。另外周王

    朱橚、谷王朱橞还有更大的收获：前者“增岁粟二万石”——被追加了年

    薪，原因是他和朱棣为同母兄弟，应特殊照顾；后者“赐乐七奏，卫士

    三百，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原因是谷王朱橞在去年朱棣率燕军

    攻打京师时，开门迎降有功，朱棣感其恩，予以厚赏。

    所以1403年便显得“分田分地真忙”了，朱棣和他的兄弟们其乐融

    融，共享胜利喜悦，朱棣在这一年建立建州卫，封胡查为安南国王，制

    定军功袭职例，派遣司礼监少监侯显出使西域乌斯藏，开浚吴淞江……

    只有建设，没有破坏；只有封赏，没有索取，很是新朝新气象。

    只是没有人知道，一条线索在隐秘生长。朱棣笑容可掬的善意背

    后，一股杀戮之气如影随形。因为他也遭遇了建文帝式的困惑——如何

    对待数目庞大的藩王们？建文帝削藩以激情始，以惆怅终，他朱棣又该

    如何处置呢？

    事实上在1403年朱棣就曲径通幽了。这一年宁王朱权乞请改封地为

    苏州或钱塘，被朱棣拒绝。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

    年(1391年)封藩大宁。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曾经面临一个重大抉择：

    帮四哥朱棣还是帮建文帝去坐天下？那是建文元年(1399年)十月，朱棣和建文帝开始生死较量。这是路线之争，当然也是生死之争，对宁王

    朱权来说同样如此。他最后做出的决定是倒向四哥朱棣，而朱棣也许诺

    事成后和他中分天下。四年之后，谜底揭晓，朱棣问鼎天下，但天下却

    没有曾经出过苦力的宁王朱权的份。尽管朱棣对周王朱橚、齐王朱

    、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厚待有加，但对宁王朱权却是区别对待。这

    似乎也是厚黑之术——越是有功之臣就越危险，朱棣最后将宁王朱权徙

    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年)，宁王朱权在封地南昌抑郁而亡。从

    1403年到1448年，长达45年的岁月里，宁王朱权这个曾经有着雄心壮志

    的藩王变身为一个游手好闲、找不到人生目标的文字工作者，著有杂剧

    十二种，另著有《通鉴博论》《汉唐秘史》《太和正音谱》等。他曾经

    的中分天下理想最终幻化成一行行文字，以及一个个消极虚无的名号。

    朱权在南昌自号癯仙，又称涵虚子、丹丘先生，端的是一副无所作为的

    心态。可以说朱棣不仅在肉体上同时也在精神上完全战胜了他。这是朱

    棣削藩的一个重大成果。

    当然朱棣削藩玩得最好的一招是恩威并施。所谓成熟男人的游刃有

    余——先恩后威或者先威后恩，朱棣总是将人心拿捏得收放自如，令人

    望而生畏。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帝王之术吧。和当年建文帝轰轰烈烈、剑拔弩张的削藩行动相比，朱棣的动作老辣低调、打草而不惊蛇，其拿

    捏适中的政治手腕毫无疑问是一流的。

    朱棣削藩表面看是政治行动，实际上却是一场人心的战斗。如果说

    削藩是针对兄弟间的人心战的话，朱棣与此同时也展开了另一场战争

    ——与他儿子们的心理战。在太子立废问题上，在与亲生儿子过招的过

    程当中，朱棣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他的确是个可以掌控全局的人，这

    个帝国，没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初四日，朱棣立世子高炽为皇太子，封高

    煦为汉王。这是个可堪玩味的举动。虽然立世子为皇太子符合帝王时代

    中国人的政治习惯和道德准则，但具体到朱棣身上，他却有意无意间玩

    了一把良心游戏。因为在建文四年(1402年)发生的浦子口战斗中，朱

    棣曾经拍着率兵赶来的次子高煦后背做托付状说：“吾儿勉之，世子高

    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现如今天下到手，朱棣却誓

    言成空，高煦真是情何以堪。由此他对父亲的幽怨乃至争斗之旅开始徐

    徐展开。父子间的过招以一种隐秘的形式秘密进行。

    朱棣却是不动声色。四月初四日，朱棣在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即对其进行养成教育。与此同时，朱棣将高煦封国云南，远离帝国

    的权力半径，使其无法有所作为。高煦拒绝远行，一副与父亲、兄弟对

    着干的态势，帝国隐隐地便有危机存焉。

    但对朱棣来说，高煦的姿态却是苍白无力的。因为这是老鼠和猫的

    较量。自古以来能成事的人首先必须学会韬光养晦。高煦如果真能低调

    去云南默默耕耘，朱棣倒觉得孺子可教，现在这样一副梗着脖子较劲的

    样子，明显不成熟。永乐十三年(1415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棣改封高

    煦于青州。但是高煦还是拒绝就封，由此朱棣开始警惕这个儿子是否有

    谋反之心。父子间的过招进入新阶段——高煦自以为得计，朱棣则冷眼

    旁观，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

    高调的人永远高调。事后回想起来，汉王高煦的人生败局就缘自

    于“高调”二字。在朱棣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期间，高煦在南京蠢蠢欲

    动。他私自招兵三千，精选自己的卫队，不把兵部放在眼里。甚至高煦

    还放纵他的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当兵马指挥徐野驴准备依法处置这

    一突发事件时，高煦出手了，用铁瓜锤猛击徐野驴致死，从而酿成惊天

    血案。那么朱棣回来后是怎么处置高煦狂妄之举的呢？他做了这样一件

    事：废高煦为庶人，关在西华门内，并将其三千私兵调往居庸关北，全

    部充公——毫无疑问，此一回合的过招，朱棣彻底掌握了主动权。高煦

    也从此一蹶不振，败在父亲手下，不再有翻身机会。

    至此，朱棣将永乐权力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场地周围不再有觑觎者

    和蠢蠢欲动者。但与此同时朱棣也成了帝国最孤独的人，身边不再有兄

    弟和儿子靠近。他离权力很近，离亲情很远。在权力和情感这样的对比

    和间隔中，朱棣才能获得一丝安全感。但这是一个帝王必须付出的代

    价，关于这一点，王者朱棣很明白。一个人的舞台

    有了安全感才能有所作为。当永乐权力场成为朱棣一个人的舞台之

    后，他开始倾情出演，演绎一出属于他的帝王戏。

    毫无疑问，朱棣的演出充满立体感。因为他总能从A面不动声色地

    跳跃到B面，两手抓，两手都能硬起来。朱棣似乎是儒家文化的衣钵传

    人，却更是法家治术的强硬实践者。在术与道之间，朱棣跳得出来，又

    能钻得进去。表面上看，他比建文帝还要深入骨髓地信奉“仁者爱人”，但在杀伐决断之间，朱棣并不亚于父亲朱元璋。这个精通方圆、软硬、真伪、善恶两极变化的人，比以往任何帝王都懂得治理他的国家和民

    众。他应该是一个辩证法大师，只是欠缺了边界或者说底线而已。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永乐年间的层层迷雾，看一看朱棣是怎样一个

    形象——第一印象显然很好，这个人侃侃而谈，似乎是一个智者，也是

    一个仁者。

    朱棣不仅敏于言，也敏于行。他会试天下贡士，择优录取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诏修《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

    全》，诏修曲阜孔子庙，裁汰诸司冗员，令朝觐官体察民生疾苦。

    以上这些可以说都是朱棣的A面，但是，翻开B面呢？我们又能看

    到怎样一个真实的他？他似乎不再仁者爱人了。关于这一点，永乐三年

    的庶吉士章朴可以作证。因为这一年他死了，被朱棣诛杀。朱棣之所以

    要杀这么一个文弱书生原因很简单——章朴家藏有方孝孺的诗文。而这

    个是朱棣绝对不能容许的。在政权的稳定性和儒家文化之间，庶吉士章

    朴以他的死证明了朱棣内心的一个真实选择。所谓历史的破绽处往往从

    细节显露出来，章朴之死便是这样一个细节。

    永乐十八年，朱棣开设东厂。此前他恢复了原本已被朱元璋废除了

    的锦衣卫，由此恐怖政治在永乐朝盛行。永乐官员们惊惶地发现，白天

    皇帝手持《四书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高呼“以仁治国”，夜里厂卫的

    特务可以一脚揣进门来直接将他们逮捕以及审讯，并且这样的野蛮执法

    行为刑部和大理寺无权干涉。这可以说是永乐朝皇权政治的最大特色。

    当然和永乐初年朱棣的政治大清洗相比，永乐官员们的惊惶其实是小巫

    见大巫。南京城破后，朱棣清宫三日，很多人死了，据不完全统计，建

    文旧臣除自杀者外被朱棣处死者竟达万人，建文帝所立的太子以及三个兄弟都被诛杀，只有一个人还活着。他就是建文帝两岁的幼子――这个

    可怜的人在朱元璋的故乡凤阳被幽禁了55年时间，直到对最高权力不再

    有任何威胁时才被放出来，史载他恢复自由时“不辨牛马”，真正的老小

    孩了。朱棣在永乐初年的政治大清洗毫无疑问呈现了这个世间人心黑暗

    的最大可能，而他对于杀戮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在某种程度上

    挑战了人性的极限。朱棣发明的“瓜蔓抄”以及“株连十族”死法残酷地完

    成了人性的兽变过程，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发明创造性死法，在死亡残忍

    度上一度超越父亲朱元璋的人在永乐朝摇身一变成为儒家文化的代言

    人，其伪善之至也算是人类奇观了。

    当然，单纯地在道德层面上对朱棣加以臧否毫无意义。而朱棣注定

    是要青史留名的。因为接下来他折腾大了，比他父亲朱元璋闹腾的动静

    要大，甚至比以往任何帝王闹腾的动静都要大，那么，他究竟都做了些

    什么呢？欲望半径

    一个人的欲望半径究竟有多大？穷其一生，又能达成多少目标呢？

    朱棣给出了一个答案，答案很是骇人听闻。

    在时间长度为22年的永乐王朝中，朱棣支持编撰了全世界最厚的书

    ——《永乐大典》。这部历时五年才得以编成的书共22937卷，装订了

    11095册。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迄今世

    界所公认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永乐朝建了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北京

    新宫。朱棣还下令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并且这“永乐大钟”也

    是世界上最大的钟，高6.75米，直径3.3米，重量达九万三千斤!毫无疑

    问，近十万斤的重量承载了朱棣对这个世界的野心和梦想。一如他对帝

    国的占有那样，要么没有，要有就必须是最大、最好的。

    而迁都之举从一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朱棣对世界的强烈占有欲。从

    南京到北京，帝国的都城虽然只是在地理方位上产生了变动，但落到疆

    域上，却是无与伦比的廓大。因为朱棣的战略视野发生了改变。他不愿

    像父亲朱元璋那样，以蜗居南京、打造小农社会为人生快事，也不仅仅

    是以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为能事。北京曾经作为朱棣的藩王府，在永乐朝

    构成了他重新观察和占有世界的新视点。而北京此前又是元朝的首都，是忽必烈经营天下的一个基点。只有从这里而不是南京辐射出去，才能

    拥有或者说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国情怀与动力。所以从永乐四年开

    始，朱棣就诏建北京宫殿，开始其经营天下的准备和努力，直到十五年

    后的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为其永乐王

    朝的版图定下雄心勃勃的中心点。而永乐王朝的版图，从太监郑和的视

    角看过去，“殊方异域，鸟言侏离之使，辐辏阙廷，盖兼汉、唐之盛而

    有之，百王所莫并也”。这样的盛况并不夸张。永乐三年(1405年)六

    月十五日，郑和奉命第一次出使西洋。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恩威之旅，这

    支有着二万七千八百多名船员的船队总共由二百零八艘船组成，浩浩荡

    荡地在大洋上漂荡，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荡漾出帝国的野心与自信，也

    荡漾出朱棣“威德远被”的治世企图。因为每到一地，郑和都会宣读一封

    敕书。这封敕书的宣读对象是“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主要内容是永

    乐大帝朱棣良好的自我感觉。朱棣在这封敕书里恩威并施，既体现

    了“威”也体现了“恩”。在“威”的方面朱棣使用了警告性或者威胁性的语

    言——“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并且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共

    享太平之福”。在“恩”的方面朱棣表示“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如果带着一颗诚心来朝拜永乐帝国，则全都有赏。事实上朱棣的恩赏不是随口

    说说的，他是真给。当然“威德远被”重要的是一个“远”字。朱棣的“威

    德远被”被郑和以立碑的方式具化在天涯海角，成为朱棣试图变身“古今

    一人”的努力标签——如此作为，他的秉性不可谓不鲜明矣。

    除了令郑和六次出使西洋，一再强化帝国对世界秩序的维护权和主

    导权外，朱棣的另一重大事功体现在五次北征上。朱棣想象自己是忽必

    烈或者成吉思汗，一次次地带领他的军队朝着北方的敌人攻击。这样的

    攻击在朱棣的想象中应该算建功立业，虽然最后收效甚微甚至毫无必

    要，但对朱皇帝来说，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做一个伟大的君王，必须

    时刻在路上。不过，与其说朱棣是跟敌人在战斗，倒不如说他在跟自己

    心中的欲念战斗。朱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又的的确确是一个人在战

    斗，就像那些万邦来朝的盛世幻象一样，朱棣得到了虚拟的尊重或者说

    统治权，可付出的却是真金白银。

    虽然在今天看起来，朱棣对弱小之敌兴师动众却劳而无功的北征不

    过是个性鲜明的行为艺术罢了，他突出的是自己，淡化的是敌手。事实

    上在伟大盛世的背景下，所谓的敌人也只是个背景，是可以模糊处理

    的，敌人们即便对自己避而不见，但只要有这个符号存在就好，因为这

    是朱棣演出行为艺术的需要——他玩了一把史上成本最高、持续时间最

    长、出场演员最多却收效甚微的行为艺术秀。仅此而已。

    不过对当事人朱棣来说，成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成果，政治成果。

    所谓政治经济学，政治永远排在经济前面。他要开创盛世，永乐盛世，就不能鼠目寸光，锱铢必较。然而户部尚书夏原吉却为此痛苦不堪。因

    为他不可能不锱铢必较——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皇帝率大军五征漠北，征安南，修长城，造北京城，建大报恩寺，编《永乐大典》，铸永乐大

    钟，每一样都需要钱，大把的钱。钱从哪里来？他这个永乐管家怎么

    当？所谓的“盛世”还能盛多久？没有谁可以告诉他。

    户部尚书夏原吉感觉自己度日如年。苦不堪言的夏原吉

    永乐王朝的账是不能算的，因为越算越心惊。很多年后，历史学家

    黄仁宇绞尽脑汁，也只能做一个大致的推测：他认为永乐年间诸多好大

    喜功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很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见《剑

    桥中国史·明卷》)。而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更是耗银达六百万两之巨，《广志绎》卷一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

    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拿出去七百余万两银子，过了十

    年，只剩百余万了。帝国的财政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就是在这样众多的

    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形象工程中不断产生的——荣耀背后，隐藏的是一个

    盛世的巨大阴影和难言惆怅。

    1420年是永乐十八年，这一年耗银无数的北京新宫建成了。北京新

    宫不是一座宫殿，而是由86座殿、48座宫、23座楼阁、22座馆组成，另

    外还有斋、室、堂、轩等建筑。为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宫殿群得以落成，超过十万的技术工匠和上百万的劳工付出了十四年的艰辛劳作，所有这

    些投入和劳动力要是折成银两来计算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朱棣当然无意

    于计算这些数字，他只是在懊恼——因为刚刚过完新年不久，也就是在

    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初八，紫禁城起火，奉天、华盖、谨身三殿

    同时被烧。营建多年的北京新宫，在落成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就被烧，朱

    棣第一次体会到作为盛世之君的挫败感。他可以纵横捭阖、建功立业，几乎无往而不胜，却无法抵抗来自上苍的预警(此次火灾在他看来是这

    个意思)。但挫败感接踵而至，并很快由天灾转为人事——火灾过后，礼部主事萧仪上奏，认为皇帝迁都是个错误的决策，不仅诸事不便，而

    且耗费巨大。不说建都、迁都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或者说浪费，单是每

    年要将四百万石从南方各省征集来的税粮漕运到北方，便是劳民伤财之

    举。毫无疑问，萧仪的上奏彻底打掉了朱棣作为盛世之君的良好感觉，当然也附带打掉了他自己的性命——朱棣以“谤君之罪”将萧仪处以极

    刑，总算是让他那张乌鸦嘴再也发不出声音来。

    不过朱棣的挫败感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又有不要命的人接着上疏

    了。他们是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此二人在上疏中说：“连年

    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疲)中国。宜明诏海外诸国，近者

    三年，远者五年一来朝贡，庶几官民两便。”(见《明太宗实录》卷一

    百二十)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由于郑和下西洋不断带回各国使节进京

    朝贡，搞得我国都有“接待疲劳”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的上疏不说朱棣迁都的是非，而是委婉地对朱棣好大喜功式大搞国家形象工

    程提出非议——这个叫朱棣真是情何以堪？!事实上朱棣自己也知道国

    库快撑不住了，早在郑和第一次出发下西洋的第二年，也就是1406年，朱棣便无奈地宣布：从今往后，农民在农闲季节服徭役三十天、工匠服

    徭役三个月一律延长至六个月，以贴补国用。可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可

    以做不可以说的，因为一说就错。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辑二人硬

    要把它说出来，帝国的脸面往哪里搁？朱棣几乎又要恼羞成怒了。只是

    这一次他稍微克制了一下自己，没有拿此二人开刀，而是孤身走我路，将国家级和国际级形象工程进行到底。

    真正苦不堪言的人是夏原吉。他一直没有轻松的感觉。郑和第一次

    下西洋时，朝廷搞了个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他却不在现场，而是一个

    人“布衣徒步”到了江浙，因为那儿正遭遇饥荒，夏原吉是赈灾去了。作

    为户部尚书，夏原吉很清楚帝国岁入的一大半给了驻扎在安南的军队、给了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也有一部分给予周边各国作为对他们进贡的回

    馈。当然迁都、戍边以及远征漠北也耗去了国库里不少银子。所以永乐

    朝这个管家，难当啊。总而言之，对于郑和多次下西洋，夏原吉是持反

    对意见的。

    直到很多年后，当朱棣终于壮志未酬地死在五征漠北的途中之时，夏原吉才如释重负。他后来给新上台的仁宗皇帝上疏，要求立刻罢下西

    洋事，以节约国用。如此，长达数十年时间的国家级形象工程才戛然而

    止。但朱棣在位之时，夏原吉还是委曲求全的。国用再艰难，管家再难

    当，他也要想办法当下去。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还是在朱棣征北问

    题上与其发生冲突了。朱棣五次征北，每次出兵都在30万到50万之间。

    这不比郑和下西洋仅仅是一个船队，即便有两万多人吧，那也只是北征

    大军的一个零头而已。史料记载，朱棣第一次北征运粮共二十万石，第

    三次北征运粮三十七万石，耗资巨大。并且第三次北征除运粮三十七万

    石外，还征用驴三十四万头，车177573辆，民夫235146人，以至于搞得

    民怨沸腾。吴中、吕震以及方宾等高级官员纷纷上疏，称因为连年北

    征，“粮饷不足”“戎马资储十丧八九”，反对朱棣继续搞这种大规模的行

    为艺术。夏原吉就是在这个当口火上加油，说出令朱棣勃然大怒的话语

    来的，他说：“毕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其八九，灾费迭作，内外

    俱疲。”朱棣当然不堪忍受夏原吉如是评价他的壮举，由此一场悲剧变

    得不可避免：夏原吉、吴中被罢职下狱，方宾畏惧自杀。夏原吉本来也

    是要论罪处死的，后来因为内阁大学士、工部尚书杨荣等人出面劝说才

    幸免于难。直到几年之后，朱棣死，仁宗朱高炽即位，夏原吉才官复原职。而那场关于盛世本质的质疑或者说拷问，却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

    因为那不是质疑的年代，它只需要行动和想象力；需要政治，不需要经

    济，搞经济的人是可耻的，搞政治的人却喧嚣尘上，风光一时。

    也只能是一时。1424年，朱棣在大型行为艺术秀当中死去，这个盛

    世的第一男主演终于谢幕人间。由此他的盛世遗产便面临着继承的问

    题。但是，他真的有盛世遗产吗？在那份貌似庞大的遗产清单背后，究

    竟有多少真实的含金量呢？历史很快就做出了残酷的回答。

    下西洋。事实上在郑和六下西洋之后，在朝中舆论压力下，明成祖

    朱棣就已萌生退意了。前财务大臣、户部尚书夏原吉被他投入监牢聊度

    余生去了，再也没人为他的伟业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朱棣黯然宣布“往

    诸番国宝船”等项，“暂行停止”。这个所谓的“暂行停止”当然是给自己

    脸上贴金的说法，此后继位的仁宗更是深明事理，不干这赔本赚吆喝的

    买卖。郑和终于“下岗”了。尽管到了1447年，一时心血来潮的明宪宗想

    再下西洋，但兵部刘大夏一针见血地指出：“三保下西洋，费钱粮十

    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弊政。”从

    此，下西洋的“壮举”成为这个帝国的绝响，再无余音产生。

    征安南。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

    后，才独立成国。1406年，朱棣命令他的部队护送安南的流亡王子回国

    就位，由此展开了对它三次用兵、长达二十年的征伐史。最终安南(交

    趾)虽被征服，但却使永乐王朝陷入巨大的财政泥潭。朱棣死后第三

    年，明军就撤出安南，设置了二十年之久的交趾布政司也被撤销，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永乐盛世的虚假繁荣和不可持续性。

    迁都。朱棣迁都北京，耗时十多年，耗资巨大，而这样的伟业也是

    不可效仿和延续的。朱棣死后，46岁的朱高炽登基，他似乎不喜欢北京

    这个燕王的发祥地，决定将都城迁回南京，却是未遂。因为他绝望地发

    现，没有财力回迁了，钱都被朱棣透支完了。作为一个可以证明的统计

    数字是，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21年(永乐十九年)，仅仅16年时

    间，帝国物价就飞涨了三百多倍。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是需要后来者埋

    单的，而朱高炽以及随后的接任者都是这样的埋单人。

    历史就是这样的恩怨相报、悲欣交集。每一个盛世都可疑，每一次

    虚假繁荣得到的都是伪高潮。朱棣一生最大的悲剧其实是将这样的伪高

    潮视作真高潮了。他一个人意淫，一个人高潮迭起，后来人却是苦不堪

    言。可以说这个好大喜功的皇帝用22年时间透支了大明朝的国力，使得后来的皇帝只能做一些缝缝补补、望梅止渴的活。这无疑是寅吃卯粮带

    来的必然结果。

    现在，朱棣走了，虽然壮志未酬，但总算惊天动地。什么都干了，过把瘾就死。不过郑和还有话说。作为永乐时代的弃儿，这个可怜的人

    此刻正在南京城做一个闲散的守备，那些曾经浩浩荡荡下西洋的海船则

    被搁置在南京港口，无所事事。他和它们，其实可以有更大作为的。而

    这一切都因为朱棣的好大喜功和视野狭窄落得如此下场。盛世之毁，究

    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挖掘。海面上有什么

    在人类的远洋航海史上，继郑和下西洋87年后，哥伦布启航了；92

    年后，达·伽马启航了；116年后，麦哲伦启航了。郑和船队拥有的船只

    数量超过两百艘，哥伦布船队则只拥有帆船3艘，达伽马的4艘，麦哲伦

    的5艘。郑和船队中最大的船叫“宝船”，史载，这艘船长四十四丈四

    尺，阔十八丈，换算成现在的度量单位，约相当于138米长，56米宽，绝对是当时海上世界的巨无霸。

    但是收获的成果呢？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船队“大有斩

    获”，他们在非洲东岸第一次发现了长颈鹿。当然这样的斩获准确地说

    是属于朱棣的，若干日子之后，朱棣在京城获得了来自非洲东岸的那只

    长颈鹿，只是没人敢叫它长颈鹿——它被视作神兽“麒麟”，作为永乐王

    朝威德远播、万邦臣服的明证而存在。朱棣在奉天门举行仪式亲迎这只

    祥瑞的到来，这样的权力确认游戏毫无疑问他是乐此不疲的，一如其在

    近二十年时间里一再放逐郑和和他的船队出游、巡弋这个世界一样，以

    满足他对权力传播和权力增值的渴望，那是一种快感。

    与此相反，在15世纪的海面上，哥伦布们也在出游，只是他们发现

    的东西与朱棣所渴望的东西大相径庭。哥伦布意外“发现”美洲大陆，欧

    洲文明第一次碰撞了美洲文明，从而世界历史的走向和洲际文明间融合

    与洗礼的进程大大提速；麦哲伦环行地球为西方人提供了视野学上的贡

    献，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在全球开始传播和发展，在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的拓展上居功至伟；达·伽马的贡献则突出在市

    场意义上，由于他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所以葡萄牙开始

    控制印度洋，为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上位抢占先机，并且达·伽马在航

    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经折算竟然达到他整个远征费用的

    60倍!这样的远航实在是具有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同时也开拓了全球海

    洋贸易的市场空间。尽管郑和下西洋也带回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土特

    产，比如他第六次出使西洋时，船队所采购的物品有：重二钱左右的大

    块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高二尺的珊瑚树数株，珊瑚枝

    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即斑马)、金钱豹、驼

    鸡、白鸠等，但这些物品的价值只在于满足朱棣臣服万邦的虚荣心而

    已，一如非洲东岸的那只长颈鹿，象征意义多于经济价值。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郑和下西洋虽然行至天涯海角，一路风景看遍，却并未看透世界大势。表面上浩浩荡荡，呈现的却只是皇恩浩荡而

    已。郑和的船队与其说是一支大型船队，倒不如说是永乐帝国的微观世

    界，近三万人的小社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移动的方式免费向沿途各国

    表演一出出活报剧，以输出永乐王朝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己任。这样的

    浩浩荡荡貌似不朽，可以传之后世，却很快偃旗息鼓，悄无声息，说起

    来真是朱棣的悲剧了——历史曾经如此意味深长地给他提供了一个可

    能，让他睁眼看世界，让他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以便突

    破墨守成规的帝国和他自己，但朱棣却只从政治和权谋出发，对世界做

    了一次自上而下的俯瞰，而后匆匆归去——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终于

    走向南辕北辙。

    就这样，一度扬帆远行的华夏海洋文明在朱棣的狭窄视野里悄然搁

    浅了。西方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后很快走向工业革命，他们的远洋船上开

    始使用蒸汽动力，但是明帝国在海禁国策的限制下，舰船的制式越来越

    小，并限制使用双桅，载重不得超过500石。“只能就地巡查，不能放洋

    远出。”毫无疑问，这是华夏海洋文明在遗传基因上的一种萎缩和自

    戕，帝国海洋意识上的自我封闭以永乐朝为起点，在郑和之后再无远

    行。150年后，明帝国已经想不起来“地球是圆的”了，想不起来曾经远

    航时的那份勇气与激情，而此时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带来的

    一张世界地图含义鲜明地拉开了东西方在海洋文明和观世视野上的巨大

    区别。这样的时刻，曾经威德远播的永乐帝朱棣又在哪里呢？

    他被贡奉在庙堂之上，仪态威严地成为一个牌位和传说。第四章

    朱高炽：胖子的突围

    出局的危险

    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朱棣的长子、徐达的外孙，他给人的第一印

    象是个行动迟缓的胖子、闷骚男，表情呆板、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

    来。而附着在他身上的所有历史关系其实可以用减法来计算，那些惊心

    动魄、满布刀光剑影的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决定了本文主人公朱高炽的

    生死存亡，他的命运随着这两个关系的展开和深入变得跌宕起伏。究其

    短暂的一生，大部分时间竟然都是在这两种关系中搏生存——一个弱者

    的生存之道由此浮出水面，令人印象深刻。也正因为如此，明仁宗朱高

    炽的帝王之路才独具一格，成为大明帝王成长史上的一个鲜明案例，值

    得细说。

    洪武二十八年，两个人的身份得以确认——17岁的朱高炽在这一年

    闰九月壬午二十一(1395年11月4日)被册封为燕世子，小他两岁的弟

    弟、15岁的朱高煦则被封高阳王。这样的身份确认在洪武二十八年完成

    无疑是意味深长的：朱高炽被册封为燕世子意味着他将是朱棣百年之后

    燕藩王的合法继承人，而朱高煦却没有这种可能。所以少年胖子朱高炽

    的洪武二十八年毫无疑问是阳光灿烂的，另外明太祖朱元璋也在公开场

    合表达了他对这个胖孙子的喜爱，这为朱高炽的人生加分不少。

    如此看来，朱高炽的人生似乎一眼可以看得到底——接班，成为燕

    王，然后老去，死去。当然这一切的规定情境是建立在帝国礼仪被不折

    不扣执行，同时朱高炽的身体状况能支撑他活得足够长的基础上才能发

    生的。只是这一点谁都无法保证。

    因为朱棣首先向命运说“不”了。这个朱元璋儿子当中的老四相貌堂

    堂，不甘心一辈子老死在北平。他和尚未成年的二儿子朱高煦一样，眼

    看着要成为帝国礼仪制度的牺牲品——礼仪真是什么都管，嫡长子的人

    生天生就与众不同，哪怕是草包一个。这是帝国维稳的需要，稳定是要

    付出代价的，比如公平、民主甚至包括能力。朱棣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胜

    于朱允炆，可嫡长子胜出制，你这个当叔叔的又能怎样呢？所以朱棣面

    临的选择其实是二选一：要么做礼仪制度的顺民，要么推翻它，做自己的主人——1399年，十四世纪的最后一年，燕王朱棣终于在北平起兵，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由此他和他儿子们的命运都进入不

    确定期——每一个人都面临变局：或者成功或者成仁。具体到朱高炽身

    上，这个燕世子的前景或者美好得令人怦然心动——朱棣闹“革命”一旦

    成功，坐上皇位，那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子；或者糟糕得无以复

    加：简单地说“革命”一旦失败，他和老爸都要一命呜呼。

    所以考验就此开始。1399年朱高炽21岁，胖得令人肃然起敬。在朱

    棣略带厌恶的眼光斜视下，他领着差不多一万老弱病残的预备役部队留

    守北平，开始其平庸得无人看好的军旅生涯。这里需要交代一下朱棣为

    什么要用略带厌恶的眼光看自己的这个嫡长子——没别的，只因为他

    胖，而且平庸。和二儿子朱高煦相比，朱高炽几乎在各方面都呈现了一

    个弱势男人的所有缺点——他不仅胖，还天生行走困难，走路一跛一跛

    的，是个胖子兼跛子。朱棣很难想象，万一“革命”成功，他坐上了龙

    椅，朱高炽怎么办？他也跛着爬上龙椅，将一摊横肉堆在上面，然后露

    出一个捡漏之后无比灿烂自得的平庸的笑脸？那简直是无耻!令人难以

    想象，也让朱棣难以接受。所以在建文四年(1402年)的浦子口之战

    中，因为朱高煦率骑兵赶来表现突出，朱棣才会拍着他的背说出那样一

    番话来：“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

    嗣。”这似乎是一种战术许诺，却未必不是朱棣在1402年真实心态的流

    露。不错，朱元璋是立下嫡长子嗣位的规矩，但人定胜天，多少规矩立

    下来就是拿来废除的，这叫改朝换代，一代新人胜旧人。更何况朱棣最

    后坐上龙椅恰恰是对这个规矩的蔑视和反动。老子如此，儿子何尝不能

    破旧立新呢？

    因此1402年的朱高炽便面临着出局的危险。这位燕世子没有建功立

    业，而是留守后方，对新朝的贡献远不如生龙活虎的二弟朱高煦，那

    么，当永乐王朝的大钟敲响之时，他的命运又会呈现怎样的走向呢？如履薄冰

    从1402年朱棣即帝位开始，到1404年永乐二年止，朱高炽的人生进

    入了悬置期。他的世子位置没有被废，但也并没被立为皇太子。换句话

    说，朱棣没有对他的命运进行评判，而是搁置起来，悬而不决。

    搁置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胶着。在朱高炽和朱高煦的能力拔河赛

    中，后者表现突出，令裁判员朱棣迟迟无法吹哨，以决胜负。

    首先朱高煦能力超强，性格外向，有王者之气。

    其次朱高煦相貌堂堂，一如朱棣，有王者之相。

    再次，朱棣自己不是嫡长子继位，急需朱高煦上位以补充说明情

    况。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朱棣在战时对朱高煦有过承诺，得天

    下后将传位于他，而朱高煦也的确表现突出，适合接棒。所谓君无戏

    言，朱棣骑虎难下。

    以上四点原因构成了对朱高炽上位的致命威胁。的确，威胁是致命

    的，因为朱高煦一旦上位，以其杀伐决断的个性，朱高炽很可能命将不

    保——一个弱者的生存困境，就此变得严重起来。

    当然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朱棣在立储问题上的暧昧或者说沉默

    给了百官们很多的想象空间。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等人开始上书力挺

    朱高煦为太子，给出的理由是“靖难有功”，这样的理由毫无疑问是胜过

    朱高炽守土之功的。舆论的力量打破了朱高炽和朱高煦能力拔河赛中的

    平衡关系，迫使朱棣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给出答案——弱者朱高炽还是

    强者朱高煦胜出？

    终于，大明朝第四任皇帝的候选人名单在永乐二年四月甲戌初四

    (1404年5月12日)揭晓。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朱高煦则被晋封汉

    王。朱棣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这个答案让朱高炽的命运似乎变

    得有惊无险了。

    但一切却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朱高炽从一个世子变身皇太子，迎来的却是父亲朱棣狐疑而审慎的目光，以及朱高煦不屑和仇视的眼神，甚

    至还包括三弟朱高燧蠢蠢欲动的挑战。因为这一天朱高燧也被封为赵

    王，要命的是他竟然也产生了怀才不遇的感觉——由此朱高炽四面受

    敌。这一切其实都是父亲朱棣设的局。在反复权衡之后，朱棣虽然勉强

    立嫡长子朱高炽为太子，但是对他的考验却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将会

    看到，在太子监国期间，朱棣是如何怀疑一切乃至于打击一切的，而朱

    高煦和朱高燧兄弟俩也联起手来，千方百计地打击他们共同的目标——

    朱高炽。朱高炽事实上是被推到了祭坛之上，从一个隐形目标变成非常

    明确和具体的公共打击对象。帝王之家，扭曲的父子、兄弟关系和权力

    蛋糕的切割纠结在一起，朱高炽真是如履薄冰、无法应招了。

    而他的忠实支持者、内阁学士解缙的非正常死亡则暗示朱高炽的皇

    权之路必定充满阴谋和血腥——他立在悬崖边上，虽然面对天堂，脚下

    却是深渊，是地狱。解缙的努力

    解缙是朱高炽的忠实支持者。这位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进士

    在他四十七年的人生道路中做的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将朱高炽从世子的

    位置推到皇太子的位置上，从而两人的荣辱前程被自然而然地绑定，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而朱棣对其先宠后弃以及敲山震虎的特殊关照则从一

    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他和朱高炽恩怨交集的父子关系。这对朱高炽来

    说，既是考验，又是警醒。坐上龙椅事更多，哪怕还没正式坐上去，仅

    仅是以一个太子的身份存在着，炼狱便已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永乐五年之前的解缙是朱棣的宠臣。当方孝孺被诛十族之后，解缙

    成了永乐朝的新一代天下文宗。这是政治的需要，是朱棣对其恩遇的开

    始，当然也是解缙个人才华的体现。他擢侍读，值文渊阁，又进翰林学

    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和胡广、杨士奇、杨荣等六人一起成为文渊阁大

    学士。这是大明朝第一批内阁成员，而解缙尤得圣心。朱棣经常在半夜

    将其召入宫中密商政务，甚至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

    朕，而朕不可一日无解缙。”恩宠可谓一时无两。

    其实，作为朱棣对解缙恩宠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在立嗣问题上对后者

    的尊重。他在自己难以取舍的时候最终听取了解缙的意见，立朱高炽为

    皇太子。解缙对犹豫不决的朱棣如是说：“世子高敬仁孝，天下共知。

    夺长为乱道之行径。”或许这样的时刻解缙看出了朱棣有立朱高煦为太

    子的想法，他直接表明态度——“夺长为乱道之行径”，希望朱棣以国事

    为重。显然，解缙的劝告或者说警告对朱棣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不敢立

    朱高煦为太子了，只是实在不看好朱高炽，朱棣找不到立其为皇太子的

    充分理由。

    几天之后，解缙就给了他这样一个充分的理由。他在一张《虎彪

    图》上挥笔写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

    顾。”而这张《虎彪图》也确实画出了作为百兽之尊的老虎父子相亲的

    动人情状，再配以解缙的题词，朱棣看了果然感同身受，最终做出立朱

    高炽为皇太子的决定。

    只是解缙没有想到，圣心最是难测。他极力将朱高炽从世子推到皇

    太子位置上的这一举动，随后就为其带来太子党党魁的隐身份。不仅朱

    高煦对其恨之入骨，朱棣也有意无意间对他刮目相看了：这个人，为什

    么和朱高炽走得这么近呢——感动之后是猜疑，朱棣将为君之道演绎得入木三分。永乐五年(1407年)，解缙的人生走到了拐点上。从宠儿到

    弃儿，这一年是实实在在的分水岭——他突然被朱棣贬为广西布政司右

    参议，给出的理由是“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当然这些所谓的理由

    都仅仅是表面上的说辞，真正的原因是——朱棣的猜疑心起来了。当朱

    高炽被立为皇太子之后，朱棣出于平衡的考虑，又给了朱高煦有别于寻

    常藩王的待遇，“礼秩逾嫡”。朱棣将朱高煦封国云南，却对其拒不就封

    听之任之，任其留在京城，甚至同意让朱高煦的儿子去朱高炽监国所在

    地南京，对其实施秘密监视。朱棣如此作为，解缙当然忧心忡忡，他忍

    不住进谏道：“是启争也，不可。”——皇上这样做，是开启争端啊，万

    万不可。但此时的朱棣却以为解缙离间其父子关系，是代表太子朱高炽

    的利益在说话，他当然要狠狠打击。朱棣在将其贬为广西布政司右参议

    后不久，又追贬为交趾(今越南北部)右参议，让解缙到越南待着凉快

    去。

    三年之后，已过不惑之年的解缙做了一件令人疑惑的事情，从而直

    接将自己逼上绝路。那是永乐八年，解缙从广西入京(南京)奏事，需

    要面见永乐帝朱棣，可当时朱棣因为北征不在京师，解缙眼看要失望而

    归，便擅自决定去谒见皇太子朱高炽。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欠妥的，因为容易授人以柄。事实上朱高煦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也确实加以利用

    了。他向父亲朱棣告状说：“(解缙)伺上外出，私觐太子，径归，无

    人臣礼。”(见《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这么一件小事经过朱高

    煦的渲染和演绎很快就发酵成立储之争中的大案。朱棣震怒之余颁旨：

    将解缙下狱。一批亲近太子的官员受到牵连。而解缙的命运更加令人感

    慨。他在永乐九年下狱后，朱棣对其一直不闻不问，直到五年后的永乐

    十三年正月，锦衣卫纪纲上报囚犯名录，朱棣恍如隔世地看见解缙名字

    赫然在列，才意味深长地问一声：解缙还活着？几天之后，心领神会的

    纪纲便找机会将解缙灌醉，然后拉到冰天雪地的郊外埋于积雪中活活冻

    死。这位《永乐大典》的总编纂至此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是年，他

    47岁。随后，解缙家被抄，妻子、宗族都被流放辽东。

    看一代才子解缙的生命简史，朱高炽当然会明白那些个中滋味——

    监国二十来年，一直在父亲朱棣狐疑的眼光下讨生活，处处如履薄冰，随时面临出局的可能——唉，那么漫长、尴尬充满危机的配角生涯，要

    怎么熬过去呢？忍

    武官李谅没想到，自己在早朝后与皇太子朱高炽的一次无心晋见，竟然会影响到他的仕途安危。他被言官弹劾了，称其私见太子，居心不

    良。更严重的是远在蒙古北征的朱棣大皇帝也在百忙中亲自写信，警告

    他不可与太子走得太近。

    武官李谅事件发生在太子监国时期。永乐七年之后，朱棣在外面建

    功立业，忙于营造国家级形象工程，太子朱高炽奉命监国，负责处理帝

    国的日常政务——也的确是日常政务，因为朱棣给他的授权里不包括以

    下三项内容：文武除拜；四裔朝贡；边境调发。这三项内容中第一项是

    人事任免权，第二项是外交接待权，第三项是军事指挥权。可以说每一

    项内容都是要害，关乎国柄，关乎最高权力的归属。特别是第一项人事

    任免权，更是朱棣难以放心的所在。他常年在外，万一太子私启权柄，将帝国权力操纵在他一人手里，那太子和皇帝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朱

    棣在离京前严格规定：“凡百官朝谒东宫，偕进偕退，不许独留私

    见。”这里的“东宫”是对太子的别称。朱棣不允许太子独留私见帝国官

    员，目的很明显，防止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这当然是政治的需要，所谓权谋之道，未雨绸缪。永乐七年(1409

    年)四月十八日，朱棣在北京直接写信批评皇太子说：“我命你监国，凡事务必宽大，严戒躁急。大臣有小过，不要遽加折辱；亦不可偏听以

    为好恶……”九天后，朱棣再次写信批评朱高炽说：“优容群臣，勿任好

    恶。凡功臣犯罪、调发将士，必须奏决。”这一次的口气不可谓不严

    厉，用了“必须奏决”四个字，明确取消朱高炽的人事处置权。那么，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朱棣如此动怒呢？起因其实很简单，缘于不久

    前朱高炽在朝会上批评了刑部尚书刘观。刘观是雄县人，深得朱棣赏

    识。永乐元年，朱棣做皇帝后，就升刘观为云南按察使，还没赴任呢，又马上官拜户部右侍郎。第二年，刘观调任左副都御史。永乐六年，升

    礼部尚书。同年十二月，任刑部尚书。从刘观的这份仕途履历表上我们

    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火箭式的干部，如果没有朱棣对他的赏识，根本不

    可能仅用六年时间就从一个地方干部爬到公安部部长(刑部尚书)这样

    重要的岗位上。而朱高炽之所以在朝会上批评刘观只是因为后者犯有过

    失，他还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行政处罚包括开除等决定，但朱棣显然认为

    太子越界了。在权力的蛋糕上染指了属于他的部分，由此，朱高炽受到

    严重警告。此后，朱高炽终于明白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里，他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

    但推手游戏并不因为朱高炽的一味退让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因为

    很多非主观因素会影响到这个游戏的运行轨迹。比如流言和谗言。朱高

    炽监国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流言和谗言却颠覆和扭曲了事情

    的真相，从而使得朱棣疑心大起，频频朝假想敌发动攻击。朱高炽监国

    期间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在朱棣回京后被一一否决，哪怕这其中无关权力

    的争夺，但在流言和谗言的催化下，朱棣也会在狐疑之后化掌为刀，猛

    击朱高炽子虚乌有的夺权企图。至此，另一个牺牲品开始浮出水面，他

    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继解缙之后，耿通作为朱棣新的假想敌，成为

    其不可不除的太子党主要人物之一。

    永乐十年的秋天，午门。帝国都察院奉朱棣之命召集全体文武大臣

    在此目击一个人的死亡。这个人便是大理寺右丞耿通。此前耿通三番五

    次地谏阻朱棣，称“太子事无大过误，可无更也”。意思是您老人家回京

    后老是否决太子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搞得朱棣为此龙颜大怒，发誓非

    将耿通这个唠唠叨叨的家伙杀掉不可。朱棣给出的杀戮理由是“(耿)

    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恕，其置之极刑”。这个极

    刑便是凌迟处死。史载朱棣说完这话之后，“廷臣不敢争，竟论奸党，磔死”。他是被寸磔而死的，死状惨烈之极。那个朱高炽站在历史的现

    场，看在眼里，真是寒在心头。他的寒意细说起来有这么三层：一是朱

    棣杀鸡给猴看，其目的不在除掉耿通，而是警告他不要蠢蠢欲动；二是

    廷臣们的表情是噤若寒蝉，不敢争，“竟论奸党”。在他和父亲的矛盾冲

    突中不敢站在自己这一边。很明显，自己被孤立了；三是耿通最后“寸

    磔而死”，朱棣的“诛心之治”是不到极限不罢休，他朱高炽的处境真是

    岌岌可危了。

    朱棣也的的确确加强了对朱高炽的管控。在征北期间，朱棣下令六

    科将太子日常行政事务逐条上报，并写明其赏罚的详细理由，以揣摩其

    背后动机。由此朱高炽监国，朱棣监子，权力的传导过程完全置于朱棣

    的秘密管控之下，朱高炽真是动辄得咎，举步维艰。永乐十二年(1414

    年)八月，新的打击不期而至。这一年朱棣结束北征回到北京，很不幸

    朱高炽派人迎接圣驾晚了一步，同时他在上呈的奏书中有些措辞也欠

    妥，朱棣由此认为太子怠慢自己，太子党必须狠狠打击。几天之后，朱

    棣眼中的太子党成员、东宫官属——尚书蹇义、学士黄淮、谕德杨士

    奇、洗马杨溥、正字金忠等人被关押了。虽然蹇义和杨士奇二人在做了

    自我检讨后释放，官复原职(天知道这检讨该怎么做，但杨士奇明显是心向太子的，因为他把迎驾迟缓之罪都揽到自己身上，以使太子顺利过

    关)，可杨溥、黄淮等人却长时间失去了自由，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直到朱高炽做了皇帝才被释放，东山再起。

    永乐十六年(1418年)，又一场新的考验降临到朱高炽身上。这一

    年，朱高炽因为宽恕了一个曾经立有军功的陈姓犯人而引起朱棣的猜忌

    ——这个犯人是他定罪的，太子却为了表示仁义擅自减刑，居心何在？

    于是礼部侍郎胡濙被派往南京，奉旨秘密调查皇太子的德行。好在胡濙

    这个人善于审时度势，不敢得朱罪日后要当皇帝的朱高炽，只以“皇太

    子诚敬孝谨七事”密奏成祖朱棣，才使得朱高炽的境况转危为安。由此

    可见，朱高炽监国二十年，每一天都是如履薄冰，随时面临生死抉择。

    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目送朱棣最后离世，并让自己成功坐上龙椅

    ——这其中靠的是什么？当然不仅仅是他东宫官属的回护，也不仅仅是

    礼部侍郎胡濙式官员审时度势后的庇护。他靠的其实还是自己，他的智

    慧，一个弱者的生存智慧。很难想象，朱高炽要是没有这样的本钱的

    话，他就不可能成功屏蔽父亲的猜疑，化解兄弟间的算计，然后坐上龙

    椅，君临天下。

    不错，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沉下心来细致地分析一下，在朱高

    炽身上体现出来的弱者生存术究竟有哪些？他的那些生存术又是如何让

    他转弱为强，笑到最后的？仁者无敌

    通常，胖子朱高炽会眼神迷离而略带颓废地混迹于一帮文人当中舞

    文弄墨、吟诗作赋，似乎是个胸无大志的主。但有一次，他与状元曾子

    棨下棋时写的一首诗却不经意间泄露了其胸中沟壑。诗曰：

    二国争雄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

    马行曲路当先道，将守深宫戒远征。

    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

    等闲识得军情重，一着功成见太平。

    这首诗文采虽不怎么样，却字里行间透出重重杀气。表面上写下

    棋，实质却落脚于攻城略地、建国安邦的治国策。这个貌似平庸的胖书

    呆子、帝国权力场上的弱者虽然在其强父悍弟的反衬下随时面临出局的

    可能，可偏偏世事如棋，韬光养晦者笑到最后。

    朱高炽就是那个韬光养晦者，他的生存之道是先示人以弱，再以弱

    胜强。当然真正要做到以弱胜强，还必须有不一样的思维，在细节处呈

    现远见卓识——恰恰在这些方面，朱高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完

    美。所谓细节决定成败，朱高炽之所以胜出，实在是他的人生一路行

    来，早已伏笔处处，最后只需连缀一体，便可水到渠成或者说大功告

    成。

    朱元璋最早发现了朱高炽身上异于常人之处，那就是思维，朱高炽

    式的思维。朱元璋有一次考察藩王嫡子的行政能力，让他们分别批阅大

    臣们的奏章。其他几位藩王嫡子事无巨细，对奏章的内容眉毛胡子一把

    抓，给人印象平平，但朱高炽却只关注那些军政大事，对奏章中出现的

    错字从不订正。朱元璋问他个中原因，朱高炽给出的回答是——这些都

    是小毛病，不足以劳烦天子知道。又一次，朱元璋检阅军队，众多藩王

    及其嫡子都早早率队参加，唯独朱高炽的军队姗姗来迟，原来当天天气

    非常冷，朱高炽不忍让士兵们饿肚子参加检阅，便等他们都吃完了饭才

    开始出发。由此，朱元璋对他刮目相看，说了以下这样一句话：“小子

    异日不可量也。”——你小子日后前程不可限量啊……这实在是一个阅人无数的政治老人对一个未来新兴王者的大胆判断

    或者说预言——和当时皇太孙身份的朱允炆一样，朱高炽几乎在每一个

    细节上都体现了仁者心态，对上仁，对下也仁。所谓仁者无敌，朱元璋

    透过朱高炽肥胖的皮囊预见到了他百年之后必有“王者兴”的一个趋势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确没看走眼。因为朱高炽的仁义或者说仁德

    在他长达二十多年的太子生涯中自始至终都呈现了出来，以至于以东宫

    官属为群体的保护伞在他头顶上一直灿烂打开，并且刀枪不入，助他安

    然无恙地成就“九五之尊”：解缙为了他能够上位在冰天雪地里活活冻

    死，家被抄，妻子、宗族流放辽东；大理寺右丞耿通为他仗义执言惨

    遭“寸磔而死”；杨溥、黄淮等人因为保他的缘故在狱中一关就是十年；

    甚至朱棣的心腹之臣，奉命调查太子德行的礼部侍郎胡濙也为他唱起了

    赞歌。所谓仁者无敌，这些活着或者已经死去的人都心甘情愿地为他证

    明，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王者蛰伏时期的坚强注脚。

    最重要的是朱高炽将仁德做到了极致——以德报怨，对他的兄弟们

    以德报怨。我们先来看朱高煦是如何对待朱高炽的。那还是在“靖难之

    役”的时候，建文帝使离间计，向固守北平城的朱高炽写信，以燕王之

    位做诱饵，劝其暗度陈仓。朱高煦得知此事后，马上落井下石，对父亲

    朱棣说世子(朱高炽)与朝廷暗地相通，肯定要反。但朱高炽是怎么处

    理这件棘手之事的呢？他连信都没拆，立刻派人星夜快马飞报朱棣，听

    凭父亲处理此信，事后也未对朱高煦有任何怨望。这是朱高炽以德报怨

    的第一回合。

    第二回合发生在永乐十四年。这一年朱高煦趁父亲朱棣去北京视察

    新都建设期间，在南京私自招兵三千，精选自己的卫队，甚至他还私自

    使用皇帝的乘舆器物，操练水战，放纵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试图阴

    谋叛乱。朱棣回来后大怒，当面夺去他的衣冠，并将其关在西华门内，准备废为庶人。这个时候朱高炽再一次站出来以德报怨——他苦苦哀求

    父亲保留朱高煦的亲王名分，以观后效，并且亲自给朱高煦写信，劝其

    悬崖勒马，从善如流。这样的胸怀，毫无疑问是宽广之极的。

    朱高炽以德报怨的第三个回合发生在他登基之后。尽管朱高煦败局

    已定，可他还是试图蠢蠢欲动，派自己的儿子朱瞻圻及心腹潜到北京，伺机作乱。仁宗朱高炽知道这一切后，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增加其每

    年的俸禄，赏赐宝物数以万计；甚至还封其长子朱蟾坦为世子，其余儿

    子均为郡王。这样的以德报怨，可谓亘古未有。而处处咄咄逼人的朱高

    煦终其一生，也未能成事。他的强悍无比最终沦为无力的虚张声势，多年的怨望无可奈何地败于朱高炽一以贯之的仁德。这可以说是人世间以

    弱胜强的绝佳个案。

    三弟朱高燧也败于朱高炽以德报怨的人生态度。这位朱棣嫡三子虽

    然和朱高煦相比能力稍逊，但也在夺嫡问题上蠢蠢欲动，屡次和朱高煦

    合谋，诬陷太子朱高炽。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出于权力平衡的需

    要，诛杀了诬陷太子朱高炽的顾晟，这个顾晟是朱高燧的长史。同时朱

    棣还要褫夺朱高燧的冠服，废其为庶民。这个时候朱高炽是怎么表现的

    呢？他为其求情，并最终保住了朱高燧的王位。但十四年后，朱高燧选

    择了恩将仇报，继续向朱高炽发难，甚至参与毒死父皇的阴谋行动。那

    是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五月，明成祖朱棣病重，护卫指挥孟贤等人

    在朱高燧的策划下伪造遗诏，准备毒死明成祖，同时废太子朱高炽，立

    朱高燧为帝。不久，孟贤的阴谋败露，被杀。朱棣震怒不已，他逼问朱

    高燧：“是你做的吗？”朱高燧哑口无言，吓得说不出话。而朱高炽大胆

    站出来，极力为这个三弟辩解说：“这是下人的所为，弟弟一定不知道

    的。”其宅心仁厚，由此可见一斑。而说到底这样的宅心仁厚是厚重和

    锋利的，极具道德感召力，他使朱高燧败得心服口服，在接下来的岁月

    里甘愿为其驱使——朱棣去世后，皇太子朱高炽在正式登基称帝前，朱

    高煦选择了负隅顽抗，试图一较高低，但几年前还和朱高煦一同联合起

    来打击陷害朱高炽的朱高燧，这时候也来到了北京，他第一个上疏请求

    兄长朱高炽即位称帝，甚至在后来册立皇后和皇太子时，朱高燧也差不

    多是第一个提议的人。说到底，朱高燧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功

    在朱高炽。后者在人格力量上完败了朱高燧。

    当然和两个兄弟相比，朱高炽最重量级的对手还是父亲朱棣。朱棣

    是不容易被感动的成熟男人。他更注重权谋之道，警惕的是权力侵蚀。

    朱棣既想把权杖交给一个有能力的人，同时他对这个人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忠诚、任劳任怨。正是在后一点上，朱高炽做得非常到位，他靠

    一个“忍”字，赢到了最后。朱高炽的“忍”字功夫是一流的。永乐十八

    年，北京城建好后，朱高炽应父亲之召从南京到北京。因为不喜欢北方

    的饮食，他就从典膳局带了二十个厨师以备饮食。但朱棣闻讯后勃然大

    怒，认为太子自作主张。他给朱高炽下手谕说：“你带了典膳局厨子二

    十人，为什么不向我汇报？”为了惩罚太子的自作主张，朱棣下令，每

    天只供应其两顿饭，此外连茶都不给，而朱高炽所带的典膳局厨子全被

    调拨到负责皇宫饮食的光禄寺以为朱棣服务。面对父亲如此苛刻的举

    动，朱高炽选择了忍耐。当然朱高炽要忍的地方几乎是时时处处的。他因为批评刘观受到朱

    棣的训斥，要忍；面对朱高煦和朱高燧的谗言诬陷，要忍；杨溥等忠臣

    被一关就是十年，他也要忍；甚至安插在他身边的宦官经常向朱棣密报

    其过失，更要忍，并且还要强颜欢笑，不能有半点不满，这叫什么？这

    大约就叫忍常人所不能忍吧。这样的“忍”字功，毫无疑问是朱高煦和朱

    高燧兄弟俩做不到的，所以到最后，胜出的那个人只能是朱高炽。永乐

    二十二年 ( 1424年 )七月，朱棣终于完成了对朱高炽长达二十年的人

    品和能力考察，在北征回京途中对侍臣说了这样一句话：“东官历涉年

    久，政务已熟，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朕惟优游暮年，享安和之福

    矣。”这或许可以看作他最后的政治交代吧，因为不久之后这位多疑的

    雄主就病死在榆木川，朱高炽顺利接位。

    对兄弟仁，对父亲忍；对心中的理想不抛弃、不放弃。这或许就是

    政坛“弱者”朱高炽的生存术。1424年，中秋节，北京紫禁城，在礼部的

    安排下，文武百官入殿行过五拜三叩头大礼后前往承天门外，静候隆重

    的登基仪式开始。47岁的中年胖子朱高炽身着金黄灿烂的皇帝服饰，一

    身赘肉、步履蹒跚地爬上奉天殿宝座。此时，四周鸦雀无声，紫禁城成

    了他一个人的舞台。

    毫无疑问，他的时代开始了。第五章

    宣德：左手宦权 右手相权

    只是当时已惘然

    1426年是宣德元年。此前一年的五月，洪熙帝朱高炽病逝于北京，结束了其九月之治。这个做了二十年监国太子的人存在的价值似乎只是

    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爬上龙椅，然后与世长辞。这实在是一种宿命了。

    相比之下，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命要好得多。从1426年开始计算的话，他

    在大明帝国的龙椅上坐了整整十年，直至1435年去世。宣德十年之治，起点便是1426年。如果站在大历史观的背景下看1426年，那更是意味深

    长得紧。此前21年，太监郑和开始下西洋的航程，祖父朱棣的欲望弥漫

    在东西洋的上空，经久不息；此前46年，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制

    度，为这个帝国立下权力的规则与潜规则；再往前追溯至1368年，便是

    明王朝开国之年，它与宣德元年的时间间隔为58年，差不多是一个甲

    子。世事甲子一轮回，朱元璋、朱棣的高蹈、严厉到了仁宗、宣宗这里

    开始走向宽仁与平和。就像长江流水，在险滩与险滩之间，大多是短暂

    的水流平缓之地。

    但历史毕竟意味深长，险滩与险滩之间注定遥相呼应。它们相望于

    江湖，互为因果。在历史的长河中，宣德十年的时间虽然水流平缓，却

    到底短暂。埋下的众多伏笔吉凶相间，有些虽然温和，有些却是锋利无

    比，必然的要在接下来的年代绽放出恶之花。16年之后，大太监王振毁

    掉朱元璋当年立于宫门前面，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碑，开始蠢

    蠢欲动、有所作为；23年后，“土木之变”爆发，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率

    军亲征，结果在土木堡被俘，近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明朝的中衰自此

    开始；31年后，于谦被杀，帝国的良心或者说理想惨遭屠戮；80年后，刘瑾掌司礼监；118年后，严嵩为首辅，开始其专权生涯。而这长达百

    年的世事因果，其实都能在宣德元年找到一丝因缘。这年七月，宣德皇

    帝设立内书堂，教宦官学文化，在制度层面上打破了朱元璋当年定下

    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清规戒律。而王振16年之后的毁牌之举，毫无

    疑问坐实了宣德皇帝向太监们放权的政治企图。千不怕，万不怕，就怕

    太监有文化。或许宣德皇帝设立内书堂和司礼监是出于削弱相权的需

    要，以内臣代为批红的方式来限制内阁大臣们票拟的操作空间，是一种政治策略或者说权力平衡，但世事利弊相间，宣德皇帝抓在手里的武器

    既可能伤人也可能伤己，一个王朝的内耗程序不经意间由朱瞻基这个貌

    似不可能惹祸的青年皇帝启动，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历史的吊诡实在是

    令人目瞪口呆：一方面，宣德皇帝以宽仁与平和带领大明人民走进新时

    代，另一方面，他又打开了一个盛世王朝由此中衰的魔盒，一切身不由

    己，再回头是百年身。

    只是当时已惘然罢了。恩威并施

    似乎没有谁比朱瞻基更了解“永乐盛世”的真相了。虽然在他之前，父亲朱高炽也曾经直接置身于那个“伟大”的盛世，并且亲历亲为，监国

    日久。但毕竟在当时朱棣还活着，许多盖子还不能揭开。到了朱棣与世

    长辞之后，朱高炽揭开帝国沉重的盖子，准备有所作为时，没想到天不

    假年，仅仅执政九个月便匆匆离世。所以“永乐盛世”后遗症的真正承受

    者和改变者其实是他的儿子朱瞻基。

    那么“永乐盛世”后期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永乐、宣德两朝的翰林官

    员邹缉在一份奏疏中是这样描述永乐末年社会状况的：“贪官污吏遍布

    内外，剥削及于骨髓。……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相仍，民至

    剥树皮掘草根以食。”甚至在富庶的苏、常、嘉、湖一带，也出现了民

    众逃亡现象，其内在原因“皆云重赋所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瞻

    基和朱高煦的眼神宿命般地对上了。前者忧伤而茫然，后者凶悍而炽

    热。一场与清君侧有关的古老故事再一次在新朝上演。抚摩历史的细枝

    末节，那个叫朱瞻基的年轻人究竟是如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大

    难问题的？现在，该是到了复盘那些往事的时刻。

    1425年，仁宗皇帝朱高炽病重，作为太子的朱瞻基还在南京主事。

    朱高炽要召还太子回京，以便传位于他。可要命的是以朝廷之大，当时

    竟然没有一位礼官敢赴南京迎驾。不为别的，只因为朱高煦彼时正在封

    地乐安州磨刀霍霍准备有所作为。礼官们谁都不想以身试刀，这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朱瞻基即位时政治形势的严峻。好在到最后，仪制司主事

    况钟主动请缨去迎还朱瞻基，这才使得朝廷的脸面得以保存。

    朱瞻基有惊无险地上位了，但真正的较量却才刚刚开始。这是1425

    年的6月，27岁的皇帝在其叔父怨毒目光的遥视下开始君临天下。一个

    底气不足的新时代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开张了。很多人开始首鼠两端，他

    们将人生的赌注游离在朱瞻基和朱高煦之间，不敢轻易押定。这一年，汉王朱高煦45岁，作为明成祖朱棣的第二个儿子，他在“靖难”时屡立战

    功，多次营救父亲于危难之中。虽然在随后的夺嫡行动中败给了朱高

    炽，但与其较量的那些人都是跟他一起从战火中滚过来的，所以朱高煦

    败亦无憾。另外，从经验累积上来看，45岁的朱高煦毫无疑问远胜于27

    岁的朱瞻基。他们是叔侄之间的战斗，这样的战斗其实从建文元年就开

    始了：靖难，一次次的靖难在亲人之间展开，结局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杀戮本身。1425年，这样的考验降临到朱瞻基身上，他将如何出招

    呢？

    朱瞻基选择了以柔克刚。他给予朱高煦的封赏很高，甚至远高于父

    亲在时定下的二万石禄米，这无疑在道义层面上将朱高煦置于不利地位

    ——我已经厚赏于你，你如果再起兵谋反，舆论的力量肯定不会站在你

    那边的。朱高煦当然也老到，见招拆招。他没有贸然起兵，而是小心翼

    翼地试探。在朱瞻基登基后的第二个月，他上疏陈奏“利国安民四事”，以试探朱瞻基的反应。换句话说，他是想看看自己在新天子心目中的地

    位——朱瞻基对自己是真心还是假意，如何处置奏疏见分晓。

    客观地说，朱高煦奏“利国安民四事”并无多少新意，甚至某些条款

    可行性甚差，但朱瞻基还是一一照准了，所谓“曲徇其意”。但朱高煦的

    试探还在继续。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朱高煦提出要派人入京进献

    元宵灯，以为新年祝福。朱瞻基当然知道叔叔祝福是假，借机窥瞰朝廷

    之事是真，但他并不点破朱高煦的“良苦用心”，只是回信淡淡致谢，玩

    的就是静观其变。由此朱高煦的试探进入第三个回合：索要财物。他向

    朱瞻基伸手要马匹和骆驼，朱瞻基见招拆招，不仅派人送上40匹骆驼和

    120匹马，甚至还额外赐他袍服，将君臣间面子上的恩宠做得极其到

    位，以使朱高煦进一步陷入可能的道德困境不能自拔——我朱瞻基什么

    都满足你了，也就消解了你谋反的动机。如是，朱高煦谋反的道德成本

    和机会成本将变得无穷大。

    朱高煦却没有按常规出牌。事实上他在乎的不是道德，而是实力。

    经过三次试探，汉王朱高煦在宣德元年的八月觉得自己已经摸清了朱瞻

    基的底牌，那就是新天子软弱可欺。宣德元年(1426年)的八月是不寻

    常的八月，因为北京地震了。天象似乎以一种暧昧的方式提醒朱高煦要

    抓住时机，完成巨变。八月初，朱高煦让手下一个叫枚青的亲信秘密进

    京，联络英国公张辅以为内应，准备举事。但是很遗憾，政治立场坚定

    的张辅站在了朱瞻基一边，并且将枚青贡献了出去，献给新天子。这是

    朱高煦的第一个失败。他的第二个失败接踵而至——朱高煦策反山东都

    指挥使靳荣未遂，而当地御史李浚在得知朱高煦欲反时，第一时间入京

    告变。由此，朱高煦的反叛开始变得颇为悲壮，这其中的原因或许部分

    可以归结为朱瞻基先前的恩宠功夫做得好，将其置于道德困境不能自

    拔，以至于朱高煦举事时追随者寥寥无几。

    寥寥无几也要揭竿而起，这是朱高煦一个重要的性格特征，否则他

    也不会一反再反了。朱高煦匆匆忙忙建立五军，在乐安开誓师大会，一如朱棣当年在燕府起兵时的情境，将一切形式玩得正儿八经；同时朱高

    煦还致信朝廷，指斥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几位朝臣为奸臣，要求把这些人

    交出来杀掉。此举进一步明确了朱高煦“清君侧”的靖难企图——朱瞻基

    由此被逼到历史的死角处，非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了。

    那么，他又是如何解决的？首先，朱瞻基将朱高煦的反信张榜公

    布，在政治底气上先胜一筹。因为朱高煦的信里不仅列出了他所谓的奸

    臣名单，还威胁说已在京城各个重要路口派兵把守，防止他们潜逃。朱

    瞻基有胆量将这样一封信公之于众，这是他底气十足的表现。

    其次，朱瞻基在敌情不明、己方将领惶恐的背景下决定御驾亲征，显示了他极为豪迈的军事底气。朱高煦高举反旗之后，宣德帝朱瞻基原

    本令阳武侯薛禄带领部队去平叛。但薛禄却胆战心惊，畏惧于朱高煦此

    前在建文“靖难”时的声名。在那场“靖难”战斗中，他们其实是战友。对

    于朱高煦的斤两，阳武侯薛禄还是心中有数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宣

    德帝朱瞻基决定御驾亲征——与其让一个心存畏惧的将领去平叛，还不

    如靠自己的勇气和号召力来扭转战局。这是朱瞻基一个具有超前意识的

    战争观。

    最后，在具体平叛过程中，朱瞻基冷静观察，坚持己见，体现了良

    好的心理底气和卓越的谋略观。朱高煦反叛，必然有一个战略进攻的方

    向，或济南或南京，众人七嘴八舌，作军师诸葛亮状。但朱瞻基认为这

    些说法都高估了朱高煦。原因有二，一是跟随朱高煦反叛的那些人他们

    的家属都在乐安，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不可能弃近图远，去攻打南京

    等地；二是朱瞻基即位不久，突然御驾亲征，是此前建文帝所不敢为之

    事，毫无疑问在舆论向背和道德勇气上给了朱高煦极大的心理压力，令

    他首鼠两端，无所适从，只能乖乖束手就擒。

    事实证明朱瞻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八月八日率军出征，十二天后

    就到达朱高煦的老巢乐安城北，随后朱瞻基只做了一个动作——送诏书

    给朱高煦，以进一步摧垮后者的心理防线。就这样，战争几乎没有打响

    就结束了。朱高煦选择了举手投降，后被软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楼。与

    此同时，参与谋反的王斌、朱恒及天津、山东各地的640多人全部被处

    死，另外发配边关者达1500人。朱瞻基获得完胜。和打了四年时间

    的“靖难之役”最后不知所终的建文帝相比，朱瞻基优雅地完成了他上台

    后的一个精彩亮相，甚至在后续动作上，朱瞻基也做得稳、准、狠，不

    留隐患。朱高煦最后的下场是被铜缸燃炭烧死的，他的儿子们也全部被

    杀。朱高煦之后是朱高燧。和朱高煦的咄咄逼人相比，朱高燧早已低调许多。但这个先前曾经蠢蠢欲动的三叔是留是除，毫无疑问考验着朱瞻

    基的政治智慧与伦理底线。而朱高燧也的确会做人，朱高炽即位之后，他就主动削解府中的两支护卫，使自己的护卫队仅存一支；及至朱瞻基

    即位，他又将自己的八百余石王府禄米交纳给朝廷，以示忠心。对于这

    样的一个“忠心耿耿”的亲王，朱瞻基的确下不去手。因为他发现朱高燧

    的所作所为已然将自己置于道德困境上，一如他自己先前对朱高煦所做

    的那样，恩到极处，便不好意思翻脸了。那么，困境中的朱瞻基又该如

    何应对呢？他玩了一把敲山震虎或者说曲径通幽的把戏：审讯朱高煦一

    案终结后，朱瞻基把朱高煦的供词和大臣们弹劾他的那些奏疏都拿给朱

    高燧看，个中意味请他自己感悟。朱高燧很快就感悟了出来——他马上

    向新天子写信，请求撤掉自己府中仅剩的那一支护卫队，以此来赎买余

    生的人身安全。

    交易就此完成。朱瞻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体现了他游刃有余的

    政治洞察力和把握力：一方面不对朱高燧赶尽杀绝，为新朝留下仁慈的

    口碑，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帝国的安全，因为自此之后，朱高燧既无抵抗

    之力，也无抵抗之心。宣德六年(1431年)八月二十六日，朱高燧这个

    惴惴不安的老者终于不再惴惴不安了。他死了，是老死的，也算是得一

    善终吧。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作为藩王，这样的老死是一种奢侈的归

    去，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的。

    更多的藩王却还在惴惴不安，因为朱瞻基将眼光投向了他们。朱元

    璋开国之后，藩王问题始终尾大不掉，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一

    回，朱瞻基决定提供一个终极解决方案。在以不同手段顺利解决二叔和

    三叔问题之后，朱瞻基的试点工作宣告完成，接下来他要大面积推广

    了。当然朱瞻基要在帝国全境推广的主要是三叔经验，因为朱高煦反叛

    未遂之后，其他藩王再无能力站出来叫板，所以朱瞻基要做的工作主要

    是怀柔，哪怕这怀柔的风格是软中带硬，令人不那么舒服的。

    随后，包括赵王朱高燧在内，共有赵、秦、楚、蜀、肃五位亲王主

    动要求解除自己的护卫部队。朱瞻基敲山震虎，恩威并施，就这样将朱

    元璋时代遗留下来的藩王扰主问题基本上解决干净了。而宣德一朝也终

    于由乱转治，一个时代的勃兴看起来已是指日可待。梦幻团队

    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治世的到来不可能只是帝王治国欲念的简单

    表达，在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治国团队。只不过对宣德皇帝朱瞻基来

    说，他刚一上位就很幸运地拥有了这样一支成熟得几乎无懈可击的梦幻

    团队，从而在他短短十年君临天下的时间段中，帝国的面貌或者说气质

    有了天壤之别。

    夏原吉、蹇义加上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这样行政经验丰

    富、治世能力老到而成熟的五人治国团队，在经过永乐甚至洪武朝腥风

    血雨的历练之后，简直就是历史佬儿慷慨赐给宣德皇帝的无价之宝。因

    为在此之前和之后，虽然也不乏名臣治国的个案，但要形成一个行政理

    念颇为一致的团队，并且团队成员之间能够做到声气相投甚至以德报

    怨，却是绝无仅有之事。关于这一点，以下的例子足以说明。“三杨”之

    中，杨荣虽然在谋划边防方面屡见成效，却失之于检点，生活作风比较

    奢侈，经常接受边疆将官给他的贿赂。朱瞻基就此事请教杨士奇，咨询

    处理意见。杨士奇以边防事务为重，认为杨荣人才难得，希望皇帝能够

    不拘小节，继续任用此人。朱瞻基感慨于杨士奇的宽容，向后者指出杨

    荣曾经对他有过非议一事，杨士奇马上道：“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

    荣。”事后杨荣得知此事，被杨士奇的以德报怨之举感动，也开始检讨

    自己的问题，三杨治国团队变得更加团结了。

    这是一个例子。但这个例子不是孤立，也不是静止的——《明史》

    对夏原吉的评价是“性宽和，有雅量，为诸臣第一”，这是治国团队能够

    走向团结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以“三杨”为主体的阁臣治国团队在接下来

    的时间考验中将这种互相支撑的理念一直延续到英宗朝，直到他们身

    后，以“土木之变”的突然爆发为标志，宣宗朝宝贵的治国财富才以一种

    触目惊心的方式反证了出来——“三杨”之后无能臣。这样的反面例证说

    明了“仁宣治世”是有其内在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它首先是有一个人才集

    体在支持、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在这样经验成熟的治国团队直接操刀下，宣宗朝解决了以下

    四大问题：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和交趾问题。

    这四大问题的解决完成了帝国拨乱反正以及由猛转宽的历史性难题。以

    不治求治，轻松地拓宽了一个帝国原本梗阻得无法前行的瓶颈——而这

    些功臣们也开始庆贺了。他们说到底都是些怀有浪漫情怀的文人，是文人政治家。功臣们常以诗唱和，他们的诗被后世称为“台阁体”。台阁体

    旖丽，台阁体自得，或许这样的诗作是几个宦海沉浮的老文人在那个短

    暂治世中的对影自怜和悠然自得而已，他们并不知道帝国的中衰已然不

    远。而皇帝也实在待他们不薄。宣德三年三月，朱瞻基召蹇义、夏原

    吉、杨士奇、杨荣等18位大臣同游万岁山。朱瞻基的用意是模仿唐太宗

    时恩宠房玄龄等18位大臣的旧事，以为治世之庆。蹇义、夏原吉、杨士

    奇、杨荣等人坐皇帝龙舟，唱盛世歌谣，游玩了整整一天，真是不亦快

    哉。但是，谁也没想到，朱瞻基有意无意间构筑的制度藩篱禁锢了一个

    治世更大的发展空间。宦官势力在朱瞻基的制度设计里开始活泼泼地成

    长起来，并很快成为与内阁全面抗衡的重要力量。也许在朱瞻基的心目

    中，他要阻击的只是阁权过于膨胀的可能，但是以扶持宦权为代价来行

    权力平衡之实，很多因果已不是他这个皇帝所能控制的。因为若干年

    后，那个影响大明时局或者说发展方向的宦官王振将要坐大他的势力，并与日渐式微的阁臣治国团队展开生死对决——而所有这一切因果关系

    的形成，其实就滥觞在“三杨”们旖丽的台阁体诗中，滥觞在宣德三年三

    月，皇帝朱瞻基与群臣同游的万岁山里。一个王朝的宦气

    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帝国刑部主事刘翀突然发现自己的职位

    起了变化——他从原先相当于公安部处级干部的身份改任翰林修撰，专

    门教习内书堂那些十岁左右的小宦官们读书识字。内书堂是新成立的一

    个无足轻重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教习数百名小宦官们读书识字，重要

    性自然无法与堂堂刑部相提并论。新翰林修撰刘翀的情绪一下子就低落

    了许多。

    这其实是皇帝朱瞻基在宣德元年于百忙之中做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

    举动，只是当时的刘翀还看不出其中深意——直到过后不久，他惊讶地

    发现，内阁大学士陈山也被调至内书堂与他做伴了。与他一起来的还有

    翰林修撰朱祚等四名翰林院官员。一个小小的内书堂，数百个十岁左右

    的小宦官，竟然动用了正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前来坐镇，刘翀感觉皇帝可

    能要搞搞新意思。

    很快，新意思出来了。这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宦官得到了重用，他

    们中间的佼佼者成为秉笔太监，开始替皇帝给内阁的票拟批红，而宣德

    皇帝朱瞻基每日只御笔亲批几本，其他的都让宦官们代劳了。

    这个时候，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专权的太监王振在哪里呢？此时他刚

    进宫，作为一个极有挫败感的前教书先生，略通经书却又自命不凡的他

    一狠心阉割了自己，准备以此去搏一个金灿灿的前程。事实上王振来得

    恰到好处，在制度缝隙处，王振成功变身或者说转型，成为服侍皇太子

    也就是后来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东宫局郎，在宦权逐渐生根发芽的过程中

    他潜伏了下来，等待有所作为的日子到来。因为若干日子以后，当宣德

    皇帝朱瞻基去世，已然占据司礼掌印太监职位的宦官王振，终于可以断

    然出手了。

    但在此时，一切都还山清水秀，“三杨”们的治国团队还可以吟吟台

    阁体诗，游游万岁山。不过，“三杨”们的治国团队要是足够细心或者警

    惕的话，或许可以察觉在皇帝的关照下，宦官的势力开始悄悄走强了。

    正所谓不怕宦官人数多，就怕宦官有文化。宦官有文化之后就能为其干

    政提供必要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个认识，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

    太监识字，并立铁牌严禁内官干政。这个内官指的便是宦官。但很显

    然，宣德皇帝朱瞻基没有这样的政治自觉和权力敏感。他一方面重

    用“三杨”们的治国团队去打理国事，另一方面开始培植宦官势力对前者加以抗衡。两手抓，试图两手都硬——一个帝国的气质在朱瞻基如此执

    政观的打造下终于变得暧昧与诡异，不再是纯粹的治世情境了。

    那么帝国的情境或者说权力图谱究竟如何呢？金英和范弘是司礼监

    太监，虽然地位不如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崇高，但后者却对这些司礼

    监太监极为尊敬。因为金英和范弘是天子近侍，他们的身上播洒着朱瞻

    基的光辉与恩宠。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金英和范弘甚至收到了朱

    瞻基专门向他们两位颁发的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