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作者：杨照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ISBN：9787508685984

    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总序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01

    钱穆(宾四)先生自学出身，没有学历，没有师承，很长一段时间在小学教书，然而他认

    真阅读并整理了古书中几乎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相关史料，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钱

    穆之所以写这样一本考据大书，很重要的刺激来自名噪一时的《古史辨》。钱穆认为，以顾颉

    刚为首的这群学者“疑古太过”，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看中国古代史料，处处寻觅伪造作

    假的痕迹，没有平心静气尽量客观做好查考比对文献的基本功夫。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

    本，是弄清楚这些被他们拿来“疑古辨伪”的材料究竟形成于什么时代。他们不愿做不能做，以至于许多推论必定流于意气、草率，于是钱穆便以一己之力从根做起，竟然达成将大部分史

    料精确排比到可以“编年”的成就。

    很明显，《先秦诸子系年》的成就直接打击了《古史辨》的可信度。当时任职燕京大学，在中国学术界意气风发引领风骚的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也立刻理解了钱穆的用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推荐钱穆到广州中山大学教书，还邀请钱穆为《燕京学报》写稿。中

    山大学钱穆没有去，倒是替《燕京学报》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钱穆说：“此文不啻特与

    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在燕京任教。”

    这是个“民国传奇”。里面牵涉那个时代学者对于知识学问的热情执着，也牵涉那个时代

    学者的真正风范，还牵涉那个时代学院重视学识高于重视学历的开放氛围。没有学历的钱穆在

    那样的环境中，单靠学问折服了潜在的论敌，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任教。

    这个传奇还有后续。钱穆后来从燕京大学转往北大。“中国通史”是当时政府规定的大学

    历史系必修课，北大历史系惯常的做法，是让系里每个老师轮流排课，将自己擅长的时代或领

    域浓缩在几堂课中教授，用这种方式来构成“中国通史”课程。换句话说，大家理所当然地认

    为“中国通史”就是由古至今不同断代的中国历史接续起来，顶多再加上一些跨时代的专史。

    可是，被派去教授“中国通史”课堂秦汉一段历史的钱穆，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公开对学

    生表达了质疑：不知道前面的老师说了什么，也不知道后面的老师要说什么，每个老师来给学生片断的知识，怎么可能让学生贯通地理解中国历史？学生被钱穆说服了，也是那个时代的精

    神。学生认为既然不合理就该要求改，系里也同意既然批评反对得有道理就该改。

    怎么改？那就将“中国通史”整合起来，上学期由钱穆教，下学期则由系里的中古史大学

    者陈寅恪教。这样很好吧？问了钱穆，钱穆却说不好，而且明白表示，他希望自己一个人教，而且有把握可以自己一个人教。

    这是何等狂傲的态度？本来只是个小学教员，靠顾颉刚提拔才破格到北大历史系任职的钱

    穆，竟然敢排挤数不清精通多少种语言、已经是中古史权威的大学者陈寅恪，自己一个人独揽

    教“中国通史”的工作。他凭什么？他有资格吗？

    至少那个年代的北大历史系觉得钱穆有资格，依从他的意思，让他自己一个人教“中国通

    史”。钱穆累积了在北大教“中国通史”的经验，后来在抗战中随西南联大避居昆明时，埋首

    写出了经典史著《国史大纲》。

    02

    由《国史大纲》的内容及写法回推，我们可以明白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以及

    北大历史系让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而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

    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用原来的方式教的，是“简化版中国历史”，不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关键，当然是在“通”字，而这个“通”字显然来自太史公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史

    记》包纳了两千多年，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

    于如何收集两千多年来留下来的种种资料，而在于如何从庞大的资料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

    中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

    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留下记录可供后世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是，这些偶然

    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

    什么关联，那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史家的根本职责就在于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并且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最简单、最基

    本的串联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

    现象，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

    “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借此理解时

    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通古今之变”，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是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找出

    意义与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们能从古往今来的漫长时间中找出什么贯通原则或普遍主题呢？

    或者通过消化漫长时间中的种种记录，我们如何回答那些只有放在历史长河里才能回答的关键

    问题呢？

    这是司马迁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变”理想，应该也是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从头到尾教“

    中国通史”的根本精神价值来源。“通史”之“通”在于建立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这是众多可能观点中的一个，借由历史的叙述与

    分析能够尽量表达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

    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如果是不同时代、不同主题就换不同人从不同观点来讲，那么追求

    一贯“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与精神就无处着落了。

    03

    这也是我明显不自量力一个人讲述、写作一部中国历史的勇气来源。我要说的，是我所见

    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一部分，讲述如何

    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有我如此诉说、如

    此建立“通古今之变”因果模式的道理。

    一言以蔽之，这个道理是“重新认识”。通过学校教育、普遍阅读或大众传媒，一些读者

    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些基本常识和刻板印象。我试图做的，是邀请这样的读者来“重新认识”中

    国历史，来检验一下你以为的中国历史和事实史料及史学研究所呈现的，有多大的差距。

    在选择中国历史叙述重点时，我会优先考虑那些史料或史学研究上扎实可信，却和一般常

    识、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违背的部分。这个立场所根据的，是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

    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并运用到研究中国历史中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也很不幸的是，这

    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

    常识中，以至于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重新认识”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

    学历史到底在学什么？是学一大堆人名、地名、年代，背诵下来用于考试时答题？这样的历史

    知识一来在互联网上随时都能查得到，二来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关联？还是学用现代想法

    改编的古装历史故事、历史戏剧？这样的历史，固然有现实联结，方便我们投射感情入戏，然

    而对于我们了解过去、体会不同时代的特殊性，有什么帮助呢？

    在这套书中，我的一贯信念是学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要探究How和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没有What当然无从解释How和Wh

    y，历史不可能离开事实叙述只存在理论；然而历史也不可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实叙述上。只

    叙述事实，不解释如何与为什么，无论将事实说得再怎么生动，也无助于我们从历史而认识人

    的行为多样性以及个体或集体行为逻辑。

    借由诉说漫长的中国历史，借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

    者梳理、思考当下的文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

    元样貌。在时间之流里，中国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明曾经有过太

    多不一样的面貌。这些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种种面貌，加起来才是中国。在没有如实认识中国历

    史的丰富变化之前，先别将任何关于中国的看法及说法视为理所当然。

    04

    这是一套一边说中国历史，一边解释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书。我的用心是希望读者不要只

    是被动地接受这些信息，将其当作斩钉截铁的事实，而是能够在阅读中去好奇、去思考：我们

    怎么能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又如何去评断该相信什么、怀疑什么？历史知识的来历常常和历

    史本身同样曲折复杂，甚至更加曲折复杂。

    这套书一共分成13册，能够成书的最主要原因是台湾“敏隆讲堂”和“趋势讲堂”让我两

    度完整地讲授中国通史课程，每一次课程前后横跨五个年头。换句话说，从2007年第一讲算起

    ，我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在十年备课及授课过程中，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消化关于中国历

    史的研究的各种论文及专著，并努力吸收这些研究的发现与论点，尽量有机地编组进我的历史

    叙述与讨论中。明白地说，我将自己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勤劳、忠实、不轻信不妥协的二手研究

    整合者，而不是进入原始材料提出独特成果的人。只有放弃自己的原创研究冲动，虚心地站在

    前辈及同辈学者的庞大学术基础上，才有可能处理中国通史题材，才能找出一点点“通”的心

    得。

    这套书有将近两百万字的篇幅，时间范围涵盖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这样一套书，一

    定不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错误。我只能期望能够将单纯知识事实上的“硬伤”降到最低，至于

    论理与解释带有疑义的部分就当作“抛砖引玉”，请专家读者不吝提出指正意见，得以将中国

    历史的认识推到更广且更深的境界。第一讲

    是时候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了01

    为什么要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在开始讲述中国历史之前，我想先请大家暂时假装从来没有学过中国历史，暂时假设中国

    历史对你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事物。

    我当然知道，大家在学校学过中国历史。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大家可能拥有的丰富底子，反

    而希望大家暂时忘记曾经学过的中国历史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学校学的中国历史背

    后有个假设，我们今天必须认真予以检讨。这个假设就是——将中国历史当作一个具备高度同

    构性 [1]

    的民族文化历程。

    我们过去读的中国历史建立在“同构性假设” [2]

    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从前课

    本里读到的尧、舜、禹、汤长什么样子？秦始皇、汉武帝长什么样子？唐太宗长什么样子？宋

    徽宗、明太祖长什么样子？这些皇帝或许各有各的长相，然而，我们从画像中可以看到，他们

    的衣服和装扮没有什么改变。我们应该要问：“真的如此吗？”如果我们一直用同构性假设去投

    射、想象和理解中国历史，那么，许多事实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甚至不会察觉到它们的存在。

    我们若是以为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有皇帝，就很难去注意，更难去理解中国的皇帝制度如何

    产生。从皇帝制度的产生这个角度去看中国历史，我们才能真切明白秦始皇的重要性，以及秦

    汉作为历史转折点的意义。说白了，我们得先将皇帝的同构性从脑海中删除，才能了解秦汉帝

    国建立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皇帝的出现与皇帝制度的诞生。

    秦汉之前没有皇帝，那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状况？去除了同构性假设，我们才能

    回溯没有皇帝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和侯，如何遂行有效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权

    力运作方式，与秦汉皇帝有何不同？再往上推，西周的天子和后来的皇帝又有什么不同？也就

    是说，我们在历史中需要看到的是“异”，而不是“同”。

    如果我们所想象的秦始皇、汉武帝，一路下来，到唐太宗、明太祖，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

    皇帝，而每一位皇帝都是同一个样子，那我们就更不可能理解商朝，不可能理解各种史料明确

    反映出来的商朝文化，以及商朝的政治统治，也不可能读懂商朝的史料。我们现在了解商朝，依赖的最重要的史料是甲骨文。以前的学者花了很多时间，还是弄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因为他

    们并不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的字形，而是没有能力解读甲骨文记载的活动本质。

    甲骨文和我们今天通用的文字有直接且密切的传承关系。一个懂中文的现代人只需一点儿训练，就可以快速认出约百分之六十的甲骨文。所以罗振玉和王国维这样的大学者，拿到甲骨

    印记，很快就解读出了很多字。然而认出字以后，学者却要再花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才真的清

    楚一连串文字讲的意思。为什么那么难？因为绝大部分人习惯用后来的中文及其指涉的内容去

    推想甲骨文要说的事，就走上歧途，浪费了很多时间。

    [1] 同构性，英文为isomorphism，常用于数学、生物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指的是事

    物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系统结构。它用于人文和艺术领域时，指的是历史或艺术品的精神、观念

    、形式等方面具有的相同或相似的内在结构。

    [2] 同构性假设，英文为isomorphism hypothesis，指的是以某一种固定的观念去类推与此相

    关的一切事物，下文将举例进行说明。02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

    历史指的是人类过去经验的总和。凡是人类过去所经历、所发生的都是历史。可是，历史

    知识和历史学不等于历史。历史是曾经存在，但是过去了就没有了的东西。例如，1935年在台

    湾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历史，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可是，1935年2月13日，一个到圆山附近去游

    逛的少年，今天我们没法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到圆山去的那件事，过去了，消逝了，再也

    无法还原。又例如，1946年8月10日，一个江西农民被拉壮丁到了部队，派到战场上打仗。我们

    无法知道他那一天经历了什么，那些经历对他有什么影响。

    我们不可能复原历史当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历史学、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

    一道鸿沟。历史学一直不断努力，想要尽量将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保留下来，予以重建。但是

    ，能保留的，能重建的，永远只能是真实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历史学与历史之间，必然

    是一种选择关系。

    历史这么大，历史学只能从中选取一部分予以保留，予以重建重现，并表达出来。历史就

    像地图一样。每一张地图都有比例尺，比例尺就意味着要将现实缩小。在缩小的过程中，也就

    排除了一些东西。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有一篇文章讲1∶1的地图。 [1]

    那张地图是覆

    盖在整个地球表面的一大张纸。1∶1的地图不会遗漏任何东西，然而这个地图没法用，也没有

    人需要。地图要有用，必然要缩小，要将一些东西排除在外，如此才方便。比例尺越小，地图

    涵盖的范围就越大，然而相对而言，它能保留的信息就越少。历史学也是如此。

    最完整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之间是1∶1的关系，把过去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如实、巨细靡遗，如同时间倒流般，全都搬上来给我们。这种历史知识只存在于想象中，现实中不会有。现实的

    历史知识必定经过选择，选择众多历史信息中的一小部分，将之转化为可传述、可理解的史学

    内容。

    如果历史知识是一张地图，那么我们要画的是什么样的地图？要用一种怎样的比例尺？依

    照什么样的原则，保留什么，又省略什么？这些是历史学极为关键的概念与原则。我希望读者

    暂时搁置过去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因为我想带大家走一趟不一样的旅程。

    在重新看这块庞大而又丰富的历史图景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曾经存在过的地图是如何

    画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张地图？这张地图是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原则，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为了要给谁用，所以才画成这个样子？让我们先跑到地图后面，检查其制作过程，然后再绕出来，换到另一个山头上往下看，或许最终会发现，原来的地图绘制进去的，只是全

    幅中国历史图景中的一个角落，而且是从特别的角度看过去的一个角落。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只

    这样看这个角落，而对另外存在的庞大区域视而不见。

    [1] 该文章出自[意]翁贝托·埃科《绘制1∶1帝国地图之不可能》，收录于作者的随笔集《带

    着鲑鱼去旅行》。03

    认识古代中国，从宋明理学开始说起

    我们对中国古史多少有点儿印象。这些印象是怎么来的？

    让我们回溯到明朝中期，从15世纪的一场争论开始讲起。当时士人圈中，最激烈、最关键

    的一个争议，是理学上的“程朱、陆王之争”。理学是宋朝以降中国士人学问的核心。理学试图

    建立一整套解释系统，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还有，在这个世界

    当中，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成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什么行为，不应该有什么

    行为？理学既要彻底追究源头，又要提供具体而实用的人生行为准则，是一套既大且细的学问。

    理学有两个关键特质。第一，理学探讨的范围甚至比西方的哲学更广。它不只是要解释这

    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还要明确规定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该有的行为准则。第二，理学是“一套”学

    问，它有严谨的逻辑，将众多内容容纳在一套可以讲清楚的道理中，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分开，做片段式处理。

    “程朱”和“陆王”代表的是理学内部源于不同的推论而产生的两种很不一样的整体态度。“程

    朱”是北宋的程颐(字正叔)、程颢(字伯淳)兄弟，加上南宋的朱熹(字元晦)；“陆王”是南

    宋的陆九渊(字子静)和明朝的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简单来说，“程朱”认为建立从

    宇宙到人生的整套学问，关键程序是“格物致知”；而“陆王”却主张，有意义的知识，其核心价

    值应该是“明心见性”。

    “程朱”强调人要变成合格的人，有一套程序，有一套功夫，要循序渐进，认识万事万物之

    理，进而从中认识“天理”，认识“天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划分根植的“性”。为什么朱熹要强调

    四书，将《大学》《中庸》突显出来，与《论语》《孟子》平起平坐？因为《大学》《中庸》

    讲的都是程序，都是按部就班、依序进展的功夫。对于“程朱”而言，人要一步步由近及远，由

    内而外，通过格物致知积累学问。对的学问、丰富的学问，让你成长为对的人、好的人、有用

    的人。

    “陆王”却不是从这种角度看世界的。依照孟子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在于有恻

    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在于有良知。良知就是天生的道德心。既然良知——天生的道德

    心——本来就在我们的心里，怎么要靠后天慢慢去学，靠一套吸收外在知识的功夫才培养起来呢？人的教育程序，一切学问的根本，都在于“致良知”——找到并发挥你的良心。这里不牵涉

    外在知识。陆象山发挥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认为内在道德本心是

    “大”，其他外在的知识相对是“小”，是附加的。

    这是看待世界和看待人的两种不同态度，却同属于中国近世社会 [1]

    重要的士人文化。宋

    朝之后，士人兴起，除了皇室之外，士人拥有最多的资源，更是社会的核心。因科举制长期积

    累的影响，士人掌控了集体价值的决定权。因此，士人相信什么，不是简单的个人信仰问题。“

    程朱、陆王之争”愈演愈烈，有其难解的政治和社会因素。

    两派争端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牵涉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每个环节其实都是政治。谁

    来出题，出什么样的题目？谁来阅卷，用什么标准阅卷？科举考试决定了很多人一辈子的前途

    和命运，决定他们一家子乃至整个家族后代的社会地位。“程朱”与“陆王”斗得厉害，因为不同

    派别对于考题和答案有不同看法，就会选择不同的人，淘汰不同的人。如此一来，宇宙论与人

    生论的信念，就和派别的壮大或消长紧密联结在一起了。当时社会上拥有最庞大资源的人，分

    别成了两个巨大的思想派别，一个是“程朱派”，另一个是“陆王派”，两派都必须想方设法压倒

    对方。

    [1] 根据近代一些学者和日本学者的观点，宋代以后的社会被称为“近世”，与当今常用的“

    近代”并不是一回事。本系列著作第八册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04

    程朱、陆王之争与古代经典注释

    不论是“程朱”说的“格物致知”还是“陆王”说的“明心见性”，他们的真理权威来源都是孔子、孟子，也就是所谓的“孔孟本意”，即孔子、孟子原始的思想和教导本意。两派僵持，一派说格

    物致知是孔孟本意，另一派说明心见性才是孔孟本意，而且彼此都指控对方违背了孔孟本意。

    因此，从明朝中期阳明学壮大之后，自然就引发了一个学问上的冲动，一个治学知识上的潮流

    ，那就是回归原典、原籍去探求孔孟本意的学术倾向。

    孔孟本意在哪里？在书中。不只是《论语》《孟子》，还有孔孟继承的周朝王官学经籍—

    —《诗》《书》《礼》《易》《春秋》。 [1]

    于是在这时开始了对四书五经认真仔细的考究。

    《论语》的字字句句都要弄清楚，尤其是牵涉两派解释差异的语句，例如“我欲仁，斯仁至矣”

    ，就七个字，但关系着人是否可以不靠学问积累而立即到达“仁”的境地。这句话是阳明学的重

    要依据，所以有很多讨论。“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七个字，如果不是“明心见性”，又有什么其

    他解释吗？如果你是“程朱派”的人，怎么做？你必定要主张“我欲仁，斯仁至矣”，不能用表面

    的字义来理解，这些字在孔子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和用法。

    出于辩论的需要，进而刺激“程朱派”士人将经书中出现过“欲”的经文统统搜罗整理，以便

    建立论据：古人讲的“欲”，本身就有层次，就有“功夫”的意思，不是单纯“想要”的意思。

    这种态度在明朝中期之后开始涌动，越来越多的人回到经籍本意上做各式各样的研究。此

    路一开，大家就发现，有待研究的题材还真多!自汉朝以降，中国的儒学传统就建立在传注传

    统上。也就是说，传统的知识学问并非以创造出新内容、新成分为目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

    国知识人表达知识的方式，是对于已经存在的经典进行解释和补充。汉朝时就定了基本前提—

    —所有值得说的、最美好、最重要的东西，都已经在之前的“黄金时代”被诸圣贤说过了。后来

    的人只能进行提醒(圣贤说的，我们或许忘了)和说明(圣贤讲得太精到，或许现在的人不能

    完全领略)。

    “传注”就是解经、注经、传经，就是历来积累的对于经书的丰富说明。从明朝中期开始，我们看到了知识学问倒溯的历程。许多人回头整理传注，进行新的分类，也就是建立自己认为

    适当的系谱。到明朝灭亡前，中国士人界已普遍接受了一条原则：要理解经籍文字的“本意”“正

    义”，要从传注一路回溯，一路重建。在回溯和重建过程中，越古老的资料就越接近孔孟时代的意见，价值也越高。

    讨论“我欲仁，斯仁至矣”，当然要看传注内容。朱熹、孔颖达和郑玄，各有各的解释。另

    外，《论语》中还记载了子张的看法，我们接受谁的，相信谁的？以前，这些不同时代的意见

    会被并列来讨论，可是现在有了新的原则，基本上越古老的论述就越有权威。子张是孔子的弟

    子，而且是亲炙孔子，所以他的话当然最可信。于是，“去古未远”成了他们口头和文章里经常

    出现的说法，时间久远慢慢取代了论理的精妙和精到，成为决定真理最重要的标准。不是说谁

    讲得特别好，而是谁讲得特别早，或讲得特别接近早先的本意。

    [1] 经学，旧称“王官学”。周朝及周朝以前的中国教育都是“学在官府”，教材就是今天我们

    所说的经书。05

    古代经典注释与考据学的繁荣

    这个变化在明朝中期以后开始发展，然而紧接着，历史迎来了巨大转变。1644年，明朝灭

    亡，女真人建立的清朝入关，统治中国。

    清朝的建立者看到，要统治中国，必得先收拾扮演社会核心角色的士人，所以首先就积极

    且严格地管制士人的书写和表达自由，于是有了一波又一波具备杀鸡儆猴意味的文字狱。士人

    阶层中本来就存在从理学内讧而来的追求孔孟本意的思想潮流，清朝建立后，文字狱威吓相加

    ，于是就产生了主导整个清朝最重要的学问形式——考据学。

    考据学有两个源头。一是考证五经与孔孟思想本意的内在冲动，二是外在的政治管制造成

    的思想钳制。文字狱的乌云笼罩，写别的东西都有危险，不晓得哪一天会因此贾祸，最安全的

    应对之策就是完全不表达自己的意见，讲来讲去都是五经，都是孔孟原来就有的意思。清朝统

    治者依然尊孔尊儒，以儒学为科举考试内容，所以研究古书既可以延续士人地位，又可以安全

    避祸。

    考据成了清朝最了不起的学问。那是一个奇怪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你的荣华富贵和职

    业生涯都取决于你能读多少中国传统古书，记得多少古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你能在古书中

    对比出多少差异来。

    考据的流行刺激士人追求成为大学问家，成为博学鸿儒。要被人尊敬，要能在官场上提高

    权威，一个人必须展现其读书的能力：一本书他可能读过160个版本，在这160个版本中，84个

    版本里的这个字是这样写的，另外76个版本里的这个字是那样写的。参酌其他30本书后，他评

    断这个字应该是那样写才对。别人只能叹服。今天我们提到做官的人，想到的可能是财政部部

    长或教育部部长，他们天天都在开会，官越大，会开得越多。清朝的官，却是每天在书房里读

    书，而且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读书：拿着各式各样的传注版本，不断对比。

    博学鸿儒不只博学，而且其博学有特殊目的。积累的博学为了能进行对比，最后才能提出

    自己的意见：古代这个字，初写下来时应该是这样，然而，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写？因为

    经过了那样的过程，在某一个特定的版本上开始出现差异。能够提出意见且让人信服，就可以

    在官场步步高升。那些具体和琐碎的事，有“吏”承担，不是“官”的工作。

    投注全国最精华的人力(最聪明的小孩儿，又长在可以提供最好资源的环境中，最有机会出头)，倾全国之力(朝廷鼓励，全社会最好的资源全部给这一群人用)，一两百年下来，当

    然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06

    阎若璩探案《古文尚书》

    考据刚开始，是考“经”。要证明孔孟本意到底是什么，当然要仔细考据经书，追究书中每

    一个字的原始意义。考经的过程需要追溯：什么样的佐证最有用？既然越后来的传注材料权威

    性越低，那就应该上溯去追，追到和孔孟时代甚至经书产生的时代最接近的文献来做佐证，那

    就是过去列为“子学”的书。《庄子》《老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这

    些春秋战国时期产生、流传下来的文本，和五经、孔孟的时代最接近，有些甚至是和孔孟同时

    期的。于是，从考经很自然地扩大到考“子”，也就是考据子学著作的版本异同。考据子学之后

    ，考据的精神继续发扬，再往外面去拉进更多材料来参酌对比，于是又有了考“史”的潮流，考

    证多种史书的内容异同。能够这样持续扩张其范围，实在是因为投注在考据上的人才资源太庞

    大了。

    考据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阎若璩对于《古文尚书》的完整研究。《尚书》按其版本流

    传，分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秦始皇焚书，使得书籍失传，《今文尚书》是老儒伏

    生等人在秦亡入汉之后，凭借记忆和口述，将《尚书》的内容重新记录下来的。《古文尚书》

    则传说是拆孔宅墙壁时寻获，藏在里面没有被秦朝烧掉的版本。依照这样的来源，《尚书》的

    内容若有出入疑义，《古文尚书》应该比《今文尚书》更可信。

    然而在传统上，很早就有人疑惑：《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读起来，在字句难易程度

    上明显不同，而且《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容易读懂。照道理说，《古文尚书》应该比较

    接近商周原本，《今文尚书》是后来伏生背出来的，有可能掺杂了后来的语法和用词，但为什

    么读来读去，《古文尚书》都比较简单？

    阎若璩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他详细考证《古文尚书》，将所有能够掌握的资料做了清清

    楚楚的排列，比对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古文尚书》是假造的，不可能是商周原本，应该是到

    东晋时才完成的。也就是说，上千年来，大家所相信的重要经书权威，认为最足以代表商到西

    周的文献，竟然是后人伪造的。阎若璩又考证出，伪造之事，东晋梅赜的嫌疑最大。

    这简直是个了不起的侦探故事。靠细心搜集资料，聪明敏锐的推理，阎若璩破获了一桩历

    史悬案。不过这个伟大的侦探阎若璩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远超过《古文尚书》的真伪判断。他开

    了一扇门，或者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从此，考据一事，表面上还是原来那个学问，骨子里却完全不同了。其中最大的不同，是从事考据之人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假设，已非同以往。07

    考据学的拓展

    ——从“辨伪”到“疑古”

    考据学内在理路的起源，是要考究本意。也就是说，要努力了解这些经书真正的意义，因

    为它们是真理的承载者。将经书上的每个字和每句话都弄清楚，不只是各家各派不用再吵了，我们也就充分掌握了真理。可是从阎若璩以降，投身于考据中的人，却不得不多自问一个更前

    沿、更根本的问题：这书是真的吗？

    大约从乾嘉之后，中国的学问主流中出现了“辨伪”的概念。追索本意之前，先得确认哪些

    文献是真的，哪些真正是孔子看到的文献，哪些真正是孔子写的。辨伪，先要将假的揪出来。

    然而，在辨伪的同时，也跃动着另一种特别的精神，那就是“疑古”。面对文献，人们开始有所

    怀疑：古代人的文字和古代的文献，真的如此这般吗？

    以辨伪之名，行疑古之实，这是不少考据学家采取的方式。他们刚开始不敢大张旗鼓，每

    个人都还是坚持，辨伪是为了确认真的文献。可是，到了道光和咸丰年间，尤其是鸦片战争之

    后，情况明显地改变了。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势力堂皇、无情地冲了进来。西方科技与西方思

    想源源进入，从根本上冲击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原来以辨伪为核心的考据学，逐渐转型成为以

    疑古为主。

    在西方的冲击下成长的新一代，强烈感受到沉重的屈辱，越来越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对。他

    们想：为什么中国这么脆弱？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腐败？有人就主张，和西方相比，中国没有科

    学。什么是科学？那个时代的年轻中国人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掌握扎实明确的科学知识，然而

    ，他们从屈辱经验的情感刺激中，却可以快速接受这种说法：科学就是求真，而求真的另一面

    ，就是不放过任何虚假。

    检讨中国的积弱不振，又一定会检讨到中国的官员与官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

    官场现形记》这两部清末谴责小说代表作，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无奈和悲愤。它们强调

    中国官场里的怪现状，正是一切罪恶的渊薮。而官场的恶中之恶，恶之源头，显然就是虚伪。

    人们认为，虚假和虚伪成了中国的病根。

    这些无奈而悲愤的年轻人向往西方，可是他们所受的教育却还是传统经、史、子、集与考据学的训练，他们最熟悉的是中国历史。如此一来，他们就感受到了官场与历史记录之间的某

    种对应关系。中国这么糟，不只是官场上的人虚伪，说假话，说大话，连我们记录历史的文本

    都同样在说假话，说大话，同样虚伪。这就让辨伪更进一步朝疑古倾斜了。

    疑古有了越来越强的动机，其中最强的动机是——救国。要让中国从虚伪中解脱出来，用

    科学的方式面对真实，面对自己。08

    顾颉刚的“古史层累构成说”

    疑古风潮始于清末，到民国初年更是流行。民国知识界疑古的代表性人物，首推编辑出版

    《古史辨》(全七册)的顾颉刚。顾颉刚为《古史辨》第一册写了一篇长序，原始版本的《古

    史辨》第一册有四百页左右，其中一百二十页是顾颉刚写的这篇序。他在序中将那个时代的年

    轻读书人面对历史知识时的挫折与疑惑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他们被挫折和疑惑刺激出了巨大

    的热情。读顾颉刚的长序，我们就能明白，《古史辨》不是一项单纯的、冷静的知识活动，而

    是一项热情的理想运动。

    这场理想运动很快吸引了许多学者投身其间，包括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等人。当时最活

    跃、最聪明的年轻人几乎都加入了进来。他们要救中国，要以科学的方法救中国，然而他们真

    的没有能力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科学，于是退而求其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胡适语)。他们对国故很熟，对科学的方法一知半解，所以整理起来，真正的重点就集中在对中国所有

    的古书进行一场大整肃，要从中间整出所有假的、骗人的内容。

    这场大整肃初期获得的重要成果，也是顾颉刚在那篇长序中明确提出来的一个理论，叫作“

    古史层累构成说”。 [1]

    “古史层累构成说”主张：中国历史有一个信史时代作为原点，从信史时代以下，历史才有

    了真正的记录，才可以被查核，也才可信。信史的起点，和过去传统讲的历史源头，有很长的

    一段距离。传统说法中，不管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还是从黄帝开始，都不是信史，都不可信。

    这些传统说法是怎么来的？是经历了一段造史时期而形成的。造史时期的人们热衷于制造

    历史，而且，他们依循一个基本原则陆续创造了种种历史传说。这个原则就是：越早前的历史

    是越晚后创造的。这里有一个人说：“历史是从这里开始的。”下一个在他后面出来造史的人，就会在他说的历史起点之前再找出一点，说：“哦，不对，历史其实是从这里就开始了。”再后

    面又有一个人出来，就又跑去造更前面的历史。这叫作“古史层累构成说”。古史是以相反的程

    序一层一层倒过来堆叠上去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越早的内容，其实是越后来创造的。

    顾颉刚等疑古派认为，中国信史的起点，最早只能推到《春秋》。《春秋》是第一部可稽

    核并可信的历史文献。换句话说，在《春秋》之前，在东周之前，历史都是依照“古史层累构成说”造出来的。关于西周的历史内容，大概就是春秋时代的人创造的，那时他们知道的“过去”和

    “历史”就是刚过去的西周。那么，商朝呢？一定是春秋后期或战国早期的人造出来并且放在西

    周之前的历史。

    “古史层累构成说”一度风靡全国，感染并说服了许多人。为什么要造史？因为春秋、战国

    的分裂局势，加上诸子活跃，百家争鸣，大家提出各种主张争取认同。在那种环境中，历史很

    有用，可以帮助增加学说的说服力，也可以提高新兴诸国的地位。“我的学说依古有据”，“我的

    祖先早有功绩”，这些说法在那个时代很流行，刺激了大家向前造史的合理动机。越后来的，越

    能站在别人已有的说法上，往前夸耀自己的古老传统和创始地位，所以造成了这种逆向积累的

    特殊现象。列国与诸子为了雄辩争胜，就拿历史当工具，造出许多久远的历史来。

    在疑古派的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造史者不是别人，正是孔子。这个看法其实是承袭清末

    公羊派，尤其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而来的。康有为抬高孔子，认为孔子不是真正要“复周

    礼之古”，而是要“托古改制”。也就是说，孔子讲的那些古代圣王，其实是假托，他将自己的理

    想寄托在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身上。

    这岂不就是造史——为了现实需要创造历史——的例证？孔子看不惯抓住权力不放、侵夺

    天子权力的诸侯，就对诸侯说：古代有真正伟大的君王，他不抓权力，自愿将天下禅让给真正

    有能力的继任者，这位伟大的君王名叫尧。尧成了禅让理想的古代代表，后来就有人在尧上面

    造出一个许由，他比尧更不爱权力，人家要将天下让给他，他非但没有接受，还马上跑到河边

    去洗耳朵，觉得自己的耳朵被那句话给污染了。他比尧更清高，更伟大。

    想要宣扬什么样的主张，大家就都学孔子托古改制，去创造出更久远的历史人物来做例证。如此一来，造史造得不亦乐乎，中国历史就被造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古了!

    过去中国古史知识最重要的依据，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从三皇五帝，从黄帝与蚩尤的时代开始讲起的。可是顾颉刚等疑古派大笔一挥，就将中国历史斩了将近一半。本来五千年的历史，一下子变成只有两千多年。对中国信史的主张，疑古派将它上纲为一种

    重要的现代态度与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先从承认自家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做起。他们认为，历史是历史，传说是传说，要摆脱过去的造假习惯，认真分辨清楚。

    [1] 1923年，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一册刊文《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层累

    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简称“层累造成说”，也称为“古史层累说”或“层累说”。本书统一称之为“古

    史层累构成说”。09

    社会史论战

    ——用“科学”认识中国史

    疑古是一种很激烈也很耸动的姿态。与《古史辨》大约同一时期，历史学界还有另外一波

    热闹讨论，那就是“社会史论战”。社会史论战的核心思想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重读中国

    历史，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不过，它有更明确的认识基础和目标，那就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

    ，重新给中国历史分期。

    社会史论战的源头，是恩格斯将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 Morgan)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

    主张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结合，提出了人类历史的演进规律——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母系社

    会，再从母系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再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再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

    会，最后则要再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一群中国年轻人学了这套理论，并将其作为科学规律，认定这就是已经取得科学证明的真

    理，回过头来强烈批判一般中国人还在强调的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的历史传说，因此掀起了社

    会史论战，要来争辩中国历史中到底哪一段是母系社会，哪一段是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

    取代奴隶制社会发生在什么时候之类的问题。

    社会史论战和《古史辨》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如果没有可信的史料，无法辩论社会史分期。或者说，要讨论社会史分期，必须先站在已经被检验过的史料上来谈才有意义，而经过《古

    史辨》疑古态度检验的史料，让这样的讨论成为可能。当然，受《古史辨》的影响，这些辩论

    对古史史料一般都采取了相当严苛的态度。

    他们接受了《古史辨》对于中国信史开端的看法，认为那时中国已经是奴隶制社会，正向

    封建制社会过渡。在此之前呢？与其相信各式各样后来层累构成的传说，还不如引用西方的科

    学理论，奴隶制社会之前一定有母系社会，就能依此推出来中国信史之前，也应该有母系社会

    阶段。10

    金石学的发展与甲骨文的发现

    在时间上与此平行的，还有其他关于古史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个重要的变化还是和考据学有关。从明到清，考据大盛。不过，清末之前，考据学考索

    的对象都是书。然而，受考据学的影响，金石学这门原本只是过去文人消遣的学问，开始有了

    不同的特性。

    金石学搜集、记录古文物，尤其注重钟鼎之器。部分古代钟鼎上面刻有铭文，传统上称为“

    金文”。在考据学好古而且强调记载越古越有权威的价值标准下，金文有了不同的重要意义。由

    各种条件判断，这些钟鼎之器时代久远，有早至商周时期的。如果其上铭刻的金文和器具一样

    古老，那么这些不见得能完全辨认的文字，岂不应该比书本和文字记录更真实、更权威？毕竟

    书上的文字是经过多次传抄才留下来的，金文却原样保持了当时的文字和内容。

    然而金石之学，尤其是对金文的研究，有其现实的局限。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多

    的文字铭刻保存下来，也没有足够多的古物可供建立器物系谱，辨认各种器物的年代排列，哪

    一个比哪一个早，进一步探测这件应该是什么时代的，那件又是什么时代的。因此，受考据学

    启发的金石之学一直只能作为旁枝，而且还是潜流式的旁枝，只吸引了少数人的兴趣。

    重要的突破出现在1899年。古史研究者注意到从地底挖出来的龙骨。龙骨是一味中药药材

    ，也就是石化了的动物骨骼残骸。不过，其中有一种上面有刻纹，被认为有神符加持，特别有

    效，也就可以卖到较高的价钱。这些有刻纹刻字的龙骨，其实就是甲骨。

    甲骨是甲和骨的合称。甲是龟甲，不是比较厚、比较硬的背甲，而是薄一点儿的腹甲，盖

    住肚子的那一块。骨则主要是牛的肩胛骨。不论是甲或骨，使用前要先整治，磨薄磨平，然后

    在其中一面钻凿一个洞，翻过来在洞底下用火烧，于是被钻凿得最薄位置的另一面，就会裂开

    ，裂开时会发出“卜”的声音，同时裂出不定的痕迹。看痕迹，解读痕迹所显示的意义，就可以

    揣测祖先的意思，然后再将祖先的意思和卜出的答案，记录在甲或骨上。这是后来历史学家重

    建的商朝甲骨的用途。

    1899年，在河南，突然一口气挖出了大量“卜甲”与“卜骨”。对金石学了解甚深的罗振玉最

    早发现这和古史间有非同小可的关系。从那时开始，陆陆续续有将近二十万片甲骨到了学者手

    中，直到1928年，中国考古史上出现了一项关键突破——小屯殷墟的发掘。今天已经充分明了，小屯殷墟是商朝最后一个都城。古史记录中的盘庚迁殷事件，其中的“

    殷”指的就是小屯这个地方。先是金石学者，后来是考古学者，被龙骨带领着，一路寻找其源头

    ，终于挖出了规模庞大的小屯殷墟遗址。殷墟发掘的意义非凡，那里出土了宫殿遗址和大批器

    物，出土了有铭刻的青铜器，还有更多带有清楚铭刻的甲骨。众多甲骨文字提供了确切的证明

    ，证实了商朝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顾颉刚等人断定的中国信史开端应该再往前推，至少推到

    将近四千年前。

    进一步探究甲骨文记录，正如后来《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甲骨文中卜问

    的主要内容是祭祀和兵戎，上面会有天干地支纪年、纪月、纪日，然后会有王的名称。将甲骨

    文里出现的王的名字排下来，和《史记·殷本纪》上叙述的几乎一模一样。如此产生的另外一个

    影响是，甲骨记录肯定了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有根据的。我们不能再指责司马迁

    是到处捡来各种传说，拼凑成三皇五帝一路下来到夏朝和商朝的故事了。甲骨文帮司马迁平反

    ，之后没有人可以再用轻蔑的态度对《殷本纪》指指点点了。我们难以质疑司马迁的历史记录

    ，也不得不惊叹，司马迁虽然离商朝有千年之久，却在文献记录上保持了准确。

    《殷本纪》原来被疑古派划在信史以前的传说部分，也就是不可信的部分，现在有殷墟甲

    骨证明它其实是可信的，如果《殷本纪》后面这一半，自祖甲以下都和甲骨资料相符，那么有

    什么道理去怀疑《殷本纪》祖甲之前的记录？再往前推，那么《殷本纪》之前的《夏本纪》呢？是不是也要重新评估《夏本纪》，至少不能理所当然地将之视为传说了吧？这就刺激了20世

    纪古史研究中极为热闹的夏史问题，很多新发现的考古遗迹都曾被看作可能的夏史材料。11

    发掘小屯殷墟的“天下第一所”

    刚开始追龙骨、研究甲骨的是一群民间学者，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后来在“五四运动”健将

    傅斯年等人的主持下，国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了“中央研究院”的第一个研究所，就是至今仍被

    戏称为“天下第一所”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为什么是“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什么将“

    历史”和“语言”放在一起？看史语所的英文名称会比较清楚，叫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是philology(语文学)，不是language(语言)。“中研院”另有一个“语言学研究所”，英文名

    称是Institute of Linguistics。傅斯年在德国所受的学术训练，和中国传统考据学有相通之处，都

    主张研究历史要从研究古文字和古语言开始。对古代文字和语言的研究，就是philology。要能

    够懂古文字和古语，才能够懂历史。

    傅斯年除了强调古文字语言的重要性，还强调用各种不同手段寻索并扩充史料。用他的话

    说，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意味着不能留在书房和图书馆

    里，那么，动手动脚也就摆明了要做考古工作。

    史语所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计划，就是河南安阳小屯殷墟考古。这个计划可以说是一战成名

    ，迅速奠定了这个机构的重要地位，对史语所，对中国后来的考古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

    第一个由国家支持并推动的考古发掘，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当时参与其中的人，真正有

    考古学背景的是李济，而跟着李济的一群年轻人，当时可能尚未决定自己的学术方向，比如董

    作宾、高去寻、石璋如和胡厚宣，他们挖完安阳小屯殷墟遗址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世

    界考古学界的顶尖人物了。

    他们发现了庞大的建筑结构、复杂的墓葬和精致的青铜器，还有大批刻有文字的甲骨。更

    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和文献相呼应，呈现了一个立体的历史图像。这的确是世界级的惊人考古

    发现。参与其中，他们就有了令国际考古学者都深感羡慕的实地考古训练与实战经验。

    不过，小屯殷墟挖完后，接着的计划却再也无法展开了，因为接下来是连年的战争。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到1945年才结束。而抗战结束之后的内战，直到1949年才结束。其

    中有些人到了台湾，有些人留在大陆。这些人的遭遇决定了后来中国古史研究的方向。

    我不知道哪一群人比较幸运。董作宾、高去寻和石璋如等人到台湾，继续做研究。他们还

    在“中央研究院”，在南港继续殷墟研究。当年考古发掘出的许多重要文物都被搬来台湾，他们可以和这些文物朝夕相处，把它们认识得更彻底，解释得更清楚。然而，不幸的是，作为考古

    学家，他们却从此失去了进一步的实地考古经验。想想，一个刚一出道就挖过小屯殷墟的人，要如何在台湾做考古？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们怎么可能提得起劲，认真去挖台湾新石器时代的

    遗迹，去挖凤鼻头、圆山贝冢。

    他们的悲哀在于，小屯殷墟就是他们学术人生的最高峰。当年挖殷墟时，董作宾33岁，他

    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到台湾后，他就一直研究殷墟，尤其是研究殷墟甲骨文，没做别

    的，也做不了别的。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将小屯殷墟弄清楚了，过几年回到大陆，可以去发掘

    更多文化遗址。他们一直等，一直等，也没有等到回大陆的那一天。

    正因为如此，这一批小屯殷墟发掘出来的考古遗址、遗迹与遗物，被研究的透彻程度，在

    世界史学史上恐怕是空前的，说不定也会是绝后的。以董作宾研究的甲骨文为例，每一片甲骨

    都有详细记录，整合起来排出了商朝后面一百三十年的时间表，不是年表，不是月表，细到可

    以做日表!只要有卜问，留在甲骨上有线索的，董作宾就可以靠干支与月相的指引，一一准确

    系日，确定这件事发生在哪个王的哪一年的哪一天。

    在青铜器制作方面，他们也巨细靡遗地复原了每一件器具的铸造过程。他们确认范铸法的

    制造流程，设计每一片的外范、内范怎么做，又怎么被拼起来，还估计了青铜熔液的温度，灌

    入熔液的角度。一直到拆范过程中会碰到的问题，这一切，他们都研究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这

    上面耗费了一辈子的精力。12

    彻底改写中国历史的考古发现

    构成强烈对比的是留在中国大陆的一群学者。他们有自己的优势，也有外在的局限。他们

    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他们所获得的资料也

    十分充足。他们延续了之前的社会史论战，最关心社会史分期的规律如何运用在中国历史上，比如，什么时候是奴隶制时代，什么时候是封建制时代，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何处，等

    等。

    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的另外一件大事，是用全新的人民立场将中国历史全部改写一次。过去从统治者立场讲的“反”和“乱”，都要改称“农民起义”。所以黄巢是“起义”，张献忠是“起

    义”，李自成也是“起义”，都是“起义”。同样出生于1910年前后的胡厚宣和夏鼐，有着很不一样

    的遭遇。曾经参与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胡厚宣，1949年之后在考古上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他

    在郭沫若的支持下，数十年埋首于甲骨文的整理研究，最大的成果是皇皇巨著《甲骨文合集》

    全十三册。夏鼐没赶上1928年的殷墟考古，1949年后主持过几场重要的考古发掘，1958年之后

    因国内形势而无法继续进行研究。还好他活得够久，经历了“文革”，后被誉为新中国考古学奠

    基人之一。

    “文革”之后，中国开展经济建设，大量进行现代化的公共工程。现代工程一定要挖地基，一往下挖，不小心就挖到古代的东西。突然之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忙起来了。每个

    人都被派出去还不够用，全在做“抢救性考古”。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古物挖出来，做基本的

    记录，然后就撤队，将工地还给施工单位，同时赶到下一个工地去“抢救”。中央的考古人员不

    够，后来各省就陆续成立了自己的文物队和考古队。

    这些抢救性考古的成绩，在很短的时间内，补充了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的资料。1

    949年之前学术界认识尚浅的历史内容，现在有了更加完整的新认识。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学

    整理出的系谱，有旧石器时代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然而，“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相差

    几十万年，中间的空隙无从弥补。新石器方面，能够确认的是彩陶文化与黑陶文化，但只是单

    纯地将这两种文化看成是在时间上相接续的，彩陶在前，黑陶在后，如此而已。

    丰富的考古新发现，让这样的解释架构越来越难应对。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都有不同地区

    的几个系统，而且都有各自的早、中、晚期，不能单纯地将它视为前后两个阶段。它们在时间上有重叠，在地区上也有差异。

    1949年之前，中国考古界的共识是，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然而当时安特

    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就举马家窑文化为例，主张制陶的技术其实是从西

    方传来的，因为在西北甘肃的马家窑出土的彩陶，在彩绘和烧制技术上，都高于同时期的河南

    仰韶。1949年之后，出现了更多新石器遗址，它们的地区分布与风格、技术和分期更复杂了。

    到底是哪里先影响哪里，就更加难以认定了。

    更麻烦的还有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河姆渡文化在大约与仰韶文化同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种

    植稻米的遗迹，还有了“脚楼”的建筑形式。这都是仰韶没有出现过的，绝对不可能是从仰韶传

    过去的。在河姆渡文化旁边的太湖区，接下来又发掘出了良渚文化，出土了大批良渚玉器。中

    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曾经出土过那么多、那么早又那么精美的玉器。

    还有一个足以改写新石器时代历史的遗址是西安半坡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的难得之处在于

    ，它是一个完整的居住遗址，整个村子都被保留在遗址里。考古过程中通常最容易挖到的，一

    是垃圾堆，一是墓葬，因为只有这两种地方最有可能留在土层里。居住区因为会不断反复使用

    ，后来使用就改变并且抹去了前面居住的痕迹。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让我们可以进行古代社会

    组织的细部研究。西安半坡遗址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复杂了，所以引发了一连串问题：为什么

    会有这么复杂的社会组织？发展到这么复杂的社会组织，前面应该会有的历程是什么？

    接着，又因为苏秉琦对红山文化的解释(苏秉琦1986年的论文《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

    ，在学术界掀起了热烈的讨论。红山文化在今天的辽宁、内蒙古一带，是一般认定的中国边界

    地带，不属于核心区域，可是红山文化在工艺技术、石器技术和陶器技术上，却远远领先于河

    南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还发现了大批明确的宗教祭典遗址，也异于仰韶的文化特色。

    还有，在各地考古遗址发现大量的城墙遗址，绝大部分是夯土墙基。什么是夯土？将泥土

    聚积在两边固定夹好的设施中，反复将泥土打实，叫作夯土。宫殿遗址也是建在夯土地基上的。要夯出庞大的宫殿和城墙基础，必定动员大量人力，也就告诉了我们那个社会的组织形态，尤其是统治形态，不会太简单。

    这些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中国历史。13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从考古开始

    先暂时放下经历过种种争议的文字和文献资料，以考古发现开始，检验目前找到的最古老

    的考古遗迹与出土对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为什么从考古开始？因为考古发掘无从否认，实

    实在在保存在土层里的对象就在那里，考古分析告诉我们许多无法否定的事实。先掌握这些事

    实，再以这些事实为基础来解读文献，就有了明确的方向。这本来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提供给我

    们的重要资源，是过去几百年研究古史和争论古史的人无法享有的资源，我们当然没有道理不

    善加利用。

    考古不是单纯的发掘，更重要的是长期积累经验开创出来的分析工具。例如，地层学(stra

    tigraphy)可以告诉我们，探坑挖下去如何分辨不同层的相对时间。台湾新北市八里区的十三行

    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制还原的考古探坑，构成了一整面墙，那就是地层学的现场教材。站在那面

    墙前，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时间，而且是大量的、长期的时间在那里展现着，可是我们有没

    有能力分辨各层时间。如何测量各层时间？到哪里是一层，哪里又是另一层？那是多少不同人

    群反复居住才创造出来的，可是这群人和那群人如何区分？又要如何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还有风格学(stylistics)，是利用挖出来的对象在风格上的异同对比，来定位这个文化的时

    代，以及安排与其他文化间的地理和时间距离。另外也用到一些非常明确的科学探测手法，以

    前利用碳-14( 14 C)很长的半衰期，来测知考古发掘古物的年代，现在还出现一些更新的技

    术。还有孢子研究、植物学研究和年轮研究，都可以用来确定时间，同时分析当时的自然或人

    为种植环境。

    完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铺出一条起点，知道哪些事是我们可以明确掌握的。例如，约四千

    五百年前，有一群人曾经在一个靠河的地方居住过，种植了小麦，还盖了什么样的住宅，住宅

    如何集拢成聚落，他们又在当时使用了些什么样的工具。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新石器时代重要的考古遗址从八千年前开始，有红山文化、仰韶文

    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当然，这些挖出来的考古结果，不会是这段历史的

    全部。有些重要的考古遗址还没有被挖出来，另外有些重要的考古遗址可能永远挖不到，也挖不出来了。我的老师张光直先生在过世前一直努力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大规模进行黄河下

    游的考古发掘。他相信那是商文明的真正起源地，可是因为黄河堆积的关系，一层层黄土堆了

    几千年，所以这个区域很难有考古成绩，根本不知道先商文化遗迹如果还存留着的话，究竟埋

    在多深的地方。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我们要尽量不受后来的看法和偏见干扰，才看得出真正的含义。第二讲

    考古学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史01

    “挖死人骨头”的考古学

    我在高中时自以为对文化有了特别的关怀，也自以为读了许多谈文化的书(《中国文化史

    》、《西洋文化史》、《东西哲学及其文化》、《中国文化的前途》和《佛教与中国文化》等)，却迟迟没有接触过一个名字上有“文化”二字的学科——文化人类学。

    还记得我们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对于摆在我们眼前的大学科系，绝大部分都搞不清楚状

    况。文科志愿中最奇怪、最难理解的，首推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只此一家

    ，别的大学都没有这种奇怪的系。但偏偏它又开在台大，不是任何其他大学。如果是台大以外

    的任何一所大学单独开了这个系，我们的反应可以很自然，很直接——不理它，当它不存在就

    是了。然而这是台大文学院的最后一个志愿，绝大部分人还是觉得不能放弃任何可能上台大的

    机会。

    于是我们难免要对考古人类学这几个字多看几眼，难免要讨论一下这几个字的含义。不知

    从什么时候起，中文组班的学长中间流传着一个对考古人类学的简单定义，用闽南话说就是“挖

    死人骨头的”。

    就算我年少时兴趣广泛，也不可能会对专门学习如何“挖死人骨头”动念的。我认定了就是

    要读历史系，外语系和中文系都没填进志愿里，当然不会考虑考古人类学系。

    没想到最后我依照自己的志愿进了台大历史系。在大一的必修课中，赫然出现了“考古人类

    学导论”。我高中时逃课比较多，上了大学更是变本加厉，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上课能不去就不去。开学好一阵子，我还没好好在“考古人类学导论”的课堂上坐过，也就一直

    没搞清楚这究竟是怎样一门学问。

    我不急，不在乎，历史系的学姐比我急，比我在乎。她好心地翻出自己大一时用过的笔记

    秘籍，硬塞给我。我花了一两个小时在图书馆翻了翻上学期的笔记，才明白，哇，考古人类学

    还真的是“挖死人骨头”的啊!

    陈奇禄老师教的“考古人类学导论”，先列出了考古人类学的分项内容，包括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志和文化人类学，然后就进入对体质人类学的说明。笔记上，都是密密麻麻的人

    体结构绘图和骨骼形状图，还有关于人骨的种种专有名词。乍看之下，很像医学系学生的课程

    内容，唯一醒目的差别是：不教肌肉，不管内脏，就只有骨头、骨头、骨头!寒假之前，上一个学期的“考古人类学导论”期末考试，我考得一塌糊涂。考卷上有一整道

    大题完全空白。陈老师上课时交代过，一定会考关于人类头骨的相关名词，大部分同学都知道

    要特别准备，只有我不知道。“请写出‘头宽’‘头高’‘头长’的定义及其学名”——对于这样的题目

    ，我只能望而生叹。

    考试成绩公布，我的“考导”(“考古人类学导论”的简称)真的“考倒”了，拿了62分，在班

    上排名倒数。看完成绩，走回文学院，我想起了笔记上说的，下学期“考导”的主要授课内容是

    文化人类学。为了避免又被“考倒”，我决定到图书馆借几本文化人类学的书，放假时好好提前

    进入状况。02

    从文化人类学到考古人类学

    这一读，竟使我状况大乱。文化人类学开阔的视野，逼我重新思考历史、历史学与历史系

    的训练。相较于文化人类学那种结合科学理论、荒野冒险与文学记录的研究方式，历史，尤其

    是我当时所了解的传统历史与史学，显得如此狭隘，如此单薄而且古板。

    大一下学期，和上学期彻底相反，“考古人类学导论”成了我最感兴趣的一门课。我还是没

    有花太多时间在陈奇禄老师的课堂上，不是因为对他教的没兴趣，而是嫌他教得太少，教得太

    慢了。我拿着那份笔记，把下学期“考导”课程中提到的每个人名和每个书名都记下来，然后到

    图书馆里抱回一堆又一堆的书。

    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认真读了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写缅甸高原社会原住民结构

    的书，读了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aw Malinowski)和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的民族志，还找到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忧郁的

    热带》的英译本。在台北逐渐热起来的日子里，我坚持阅读。

    然后，我确信自己喜爱人类学远胜过喜爱历史。于是我鼓起勇气，到“洞洞馆” [1]

    的考古

    人类学系系办，询问如何转系。

    系办的助教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前面三分钟，他认定我要问他如何从考古人类学系转出去

    ，因而带点儿不耐烦地反复声明：“你想转哪个系，就去问那个系，有的系有转系考，有的系没

    有。”我再三对他说，我就是想转入考古人类学系，所以才来问的，但这话好像无论如何都敲不

    进他的脑袋中。终于，他弄懂了，惊呼一声：“怎么会？”

    考古人类学系没有固定的转学规定。助教帮我问了之后告诉我，因为已经多年没有遇到有

    学生要转入了，所以，把成绩单交来，然后跟系主任谈谈，应该就可以了。

    那年考古人类学系的系主任，是李光周老师。约好时间后，我去办公室见他。他见面的第

    一个问题当然是：“你为什么会想转来我们系？”我早准备好了答案，立即将我对文化人类学的

    一点点认识全盘掏出，说了一大堆话，甚至还狂妄地比较了英国的功能结构学派 [2]

    和法国的

    结构主义学派 [3]。

    李光周老师面带微笑，很有耐心地听我讲，没有打断。等我讲完了，他才幽幽地问了一句：“这个系叫作‘考古人类学系’，但你都没有讲到考古学？”我愣了一下，还真没防备到会有此一

    问。我以为显现了自己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热情与理解，系主任应该是赞许地点头说：“很好，欢

    迎加入我们!”

    我根本没准备，也没有预想的答案。不到20岁的我，只能从心底掏出真话来。我不喜欢考

    古学，觉得考古是一门很无趣的学问，而且其研究方法与知识推论，大有问题。什么样的东西

    会留在地下，什么样的东西会被发掘出土，充满了偶然。要如何靠那么偶然又那么稀少的材料

    ，来推断过去的人类文化与历史呢？

    李光周老师还是面带微笑，很有耐心地听，也没有打断我。等我讲完了，李老师仍然带着

    微笑，给了我他的答复：“这位同学，现在我明白你的‘考导’成绩为什么会那么奇怪了。很抱歉

    ，我无法接受你转系，不是因为你刚刚说的话。你来之前，我们在系务会议上简单交换过意见

    ，系里有老师提醒我：一个‘考导’只考了62分的学生，实在不适合转进我们系。”

    我想争辩说：“那是上学期，下学期我一定会考出全班最高分!”但话却没说出口。李老师

    又多加了一句：“不过我个人很欢迎你多到系里来上课，尤其是上上考古学的课。你对考古学很

    有偏见啊!”

    三十多年后回想这段往事，我还是忍不住对自己的无知感到满脸燥热。我非但不了解考古

    学，也不了解中国考古学的惊人成就。我非但不认识代表中国考古学最高成就的学者，例如李

    济先生，也不知道李光周老师就是李济先生的公子!

    [1] 洞洞馆是台湾大学里的三栋联合建筑，包含农业陈列馆、人类学系系馆和哲学系系馆。

    [2] 功能结构学派(Fuctionalism School)盛行于20世纪20至50年代，用社会文化系统运行

    的功能来解释社会文化制度、关系及行为，并形成了一些理论模式，代表人物有马林诺夫斯基

    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类学家。

    [3] 结构主义学派(Structuralist School)的最大特点是运用结构分析法。1945年法国人类学

    家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结构分析》(收录于《结构人类学》一书)一文

    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学中的结构分析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的观点。03

    我学习考古学的趣事

    但李光周老师非但不以为忤，后来几年反而亲切待我，让我有机会接触、学习考古学，扭

    转了原先的无知与荒唐态度。二年级到三年级，我经常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所在的洞洞馆出没

    ，经常会碰到李光周先生，他都记得我，都会把我叫过来问几句话，说几句话。大二暑假时，李老师还破例让我和他们系里的学生去鹅銮鼻考古。当然，那个时候我看待考古学的态度已经

    完全不一样了。

    通过李光周先生，我因此有机会实地去从事考古。容我特别提及李光周先生，我大学毕业

    第二年，还在凤山当兵，突然接到李老师过世的消息，他那时还不到50岁。

    我曾经有幸在田野中几次进出。试想一下，一名历史系学生，因为考古学成绩太差，无法

    如愿转系，这位考古学出身的老师却愿意这样带我、鼓励我。因为李老师和后来的张光直老师

    ，我不只熟悉了考古学，而且对于考古学有了深切的感情。

    今天，台大没有考古人类学系了，改名为人类学系，将考古学纳入人类学，不再另外突显

    出来。其实，当年的考古人类学系名称，反映了中国特别的状况，也就是考古学的强大。考古

    学为什么特别强大？因为李光周老师的父亲李济那一辈人惊人的考古成就，建立了这门学科的

    自信与地位。

    不知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笑话，是关于可怜的波兰人的。在欧洲的刻板印象中，波兰人

    最笨，所以许多笑话都以波兰人为主角。光是以“需要几个波兰人才能换一个电灯泡”开头，都

    能衍生出几十个笑话来。

    另外一个普遍通行的笑话，是这样的。波兰发生空难，飞机坠毁。波兰军警赶往救援，波

    兰电视新闻实时报道，记者紧张激动地对着镜头说：“太悲惨了!太悲惨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挖

    出一千三百多具罹难者尸体，抢救工作还在进行中，仍未完成!”

    一架飞机失事，为什么会有一千三百多人罹难？哦，原来是飞机撞得太深，撞进了一个考

    古遗迹，但波兰人却搞不清楚!

    这个笑话一方面反映了欧洲人对波兰人的歧视和偏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考古学的

    偏见——把地底下的骨头挖出来，算学问吗？在西方，考古学直到19世纪中叶才渐渐成为一门

    成熟的学科，算得上是一门晚熟的学问。西方考古学是在19世纪中叶成熟的。任何学问和知识与19世纪的欧洲扯上关系的话，就必

    然会沾染上那个时代的两个看似冲突实则并容且互补的特性：第一，19世纪是科学与科学主义

    的世纪；第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19世纪又是浪漫主义的世纪。考古学在19世纪所经历的成

    熟过程，也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两个特性的影响。04

    改写考古学历史的谢里曼

    19世纪考古学崛起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是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

    n，1822—1890)。谢里曼拥有惊人的语言天分，会讲18种语言。他不是略通，拿来和人闲聊说

    几句日常会话而已。他充分利用这18种语言，在各地旅行时，走到哪里，就用那个地方的语言

    写日记。

    谢里曼还真走了不少地方。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发迹甚早，在俄罗斯帝国和美国都积累

    了庞大的财富，所以年纪轻轻的，41岁，就已经可以安稳退休了。

    退休这么早干吗？谢里曼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和财富，都耗在了小亚细亚的考古发掘上。

    他对这件事的投入和专注，夸张到甚至在离婚之后，他还在雅典的报纸上刊登征婚启事，征求

    对古希腊历史有强烈兴趣的女子当他的新娘。

    谢里曼小时候家境不好，念的是职业学校，没上过大学。不过他14岁时，在一个特别的场

    合听见一个大学生用古希腊语诵读《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深受吸引。以古希腊语诵

    读《荷马史诗》，诗行是押韵的，有很强烈的音乐性，而且是用传唱的方式留下来的。谢里曼

    从来没听过这么美的声音，于是，他立志要学古希腊文。凭借过人的语言天分，他很快就学会

    了，可以用古希腊文读《荷马史诗》了。在能够用古希腊文读《荷马史诗》之后，他产生了一

    个当时几乎没有人同意的强烈信念——他认为史诗中的这些内容不会是荷马或历代吟游诗人凭

    空创作出来的。

    《荷马史诗》在欧洲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是一代代欧洲青年所受的人文教养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荷马史诗》中的许多人物、故事，是欧洲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欧洲文献背后共同的

    典故。长期以来，大家都认定《荷马史诗》是希腊神话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和希腊神话有同

    样的来源。那当然不是历史，不会有历史的依据。

    《荷马史诗》中有很多与现实不符的内容。例如《伊利亚特》中最重要的英雄，是刀枪不

    入的阿喀琉斯，他只在脚踵上有致命弱点，那是因为他刚出生时，妈妈握住他的脚踵将他全身

    浸入神液中，妈妈手握之处没有泡到神液。他是半人半神。还有许多奥林匹斯天神穿插在史诗

    故事中，他们住在奥林匹斯山上，掌握人的命运，还会随时以其神力戏弄、干预人事。还有一

    个迷倒所有男人的大美女海伦，偏偏嫁了一个懦弱的丈夫，可是丈夫的哥哥却极度强悍……这些像是现实中会发生的事吗？然而，谢里曼读了《荷马史诗》，却凭直觉认定：那一场

    特洛伊围城的战争必定是事实。如果没有发生过那十年战争，荷马不可能凭空虚构，讲出这么

    精彩且复杂的故事。和当时一般人的常识不同，谢里曼坚持特洛伊围城真正发生过，而且下定

    决心要去证明众人抱持的常识是错的，他所相信的才是对的。

    要如何证明？靠考古发掘。谢里曼接触了考古学，考古学就是他的依赖。若是真的有那么

    一场战役，战争打了那么久，那么特洛伊城不会是一个小城，特洛伊城不可能凭空从这个世界

    上消失。只要用对的考古方式，就能将特洛伊城挖出来，证明给不相信的人看。

    在谢里曼的坚持下，如此疯狂的想法竟然实现了，写下19世纪考古学最浪漫、最惊人的一

    页。谢里曼改写了考古学史，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带有浪漫幻想的优秀人才陆续投身考古学的行

    列。05

    考古学是怎么产生的？

    19世纪的欧洲人怀抱巨大的知识野心，要用科学方法找到宇宙间所有的规律。这个野心来

    自积累多年的对于物质世界的研究。天上星辰的移动，基本上没有任何一步脱离牛顿力学定律。星辰如此，其他物质何尝不是如此？19世纪化学大幅进步，物质为什么是硬的或是软的，什

    么时候这一物质可以被烧掉，什么状况下又会存留下来，都依循着人可以发现、归纳、整理的

    化学规律。在我们能见到、能观察的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物质、所有的物体都有一套规律

    、规范，那就没有道理相信唯独人类的行为是例外。

    在19世纪，欧洲人做了这个既科学又浪漫的大梦——寻找、发现、确定“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又要往哪里去？”的规律和规则，然后从中取得预见未来的能力。要预见未来，先得整理现实

    和过去的材料，从对这些材料的研究中找出规则来。

    考古学是人类学的一支，而人类学是一门学习、研究、记录“原始文化”的学问。对非文明

    或文明开化前的人群生活进行观察记录，是人类学的学科使命。为了达成这个使命，一边以考

    古为工具，把过去人类曾经有过的遗迹发掘出来，另一边则以民族志的方式去研究撒哈拉沙漠

    的贝都因游牧民族，或者大洋洲的基里维纳群岛文化。

    人类学热衷于研究“原住民”(aborigine)，源自根深蒂固的规律信念：相信人类的演进有

    一定的规律，只要是人，就应该按照一样的规则变化，从粗糙、野蛮、简单的，一步步演变为

    文明、复杂、有礼貌、可以和平相处的。这些变化的过程，有一部分记录在文明历史中，可是

    毕竟不是一有人就有文明历史。这就留下了如下的关键难题：人是怎么开始有历史的？在有历

    史之前，人如何变化？

    处理和解决这个难题，要依循两条途径。一条途径是研究原住民。他们当时相信，像斐济

    岛上的居民，或是撒哈拉沙漠的贝都因人，都是“活化石”。人的演进发展只能有一条路，但是

    不同的人依照其聪明才智，依照其机遇不同，有的人走得快，有的人走得慢。西方人当然认为

    自己走得最快，回头看，哦，中国人落后了三步，日本人落后了五步，或许西伯利亚人落后了

    二十步。更后面甚至还有不曾发明文字的人，他们尚未走入历史时期，于是可以借由研究他们

    的行为、他们的生活，去模拟、理解全人类在历史时期之前的状态。

    另一条途径是研究史前人类的遗迹。埋藏在地底下保留下来的物质遗迹，可以部分复原当时的状况。民族志调查与考古学材料加在一起，就有机会完整建构起人类的史前文明史，获得

    对于人类史前文明的认知与了解。这个是考古学与人类学在19世纪关系密切，而且兴盛成熟的

    重要背景。

    考古学背负巨大的浪漫梦想。考古让我们证实过去真实发生过的事，考古让我们看到历史

    无法记载、没有记载的事，也可以帮我们修正历史曾经有过的记载。然而，伴随着这样的浪漫

    学科目标、学科精神的，却是极其严谨的科学主义下颇为枯燥无聊的工作。

    所以，培养优秀的考古学家比培养任何其他学科优秀的学者更困难，因为考古学的两面要

    求基本上是彼此矛盾的。缺乏浪漫和想象的能力，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考古学家；可是反过来看

    ，具备浪漫热情与充沛想象力的人，谁愿意耐着性子顶着大太阳在凤鼻头“挖死人骨头”？考古

    工作有其极度枯燥无聊之处，有时甚至必须等待运气降临。06

    考古学的考验

    因为一直对考古学充满兴趣，到美国念研究生时，我还修习过一门课，叫作“进阶考古学”

    (Advanced Archeology)。进阶考古学讨论课的第一堂，助教一进门，手里拿着两块石头，用

    右手的石头猛力去敲左手的石头，左手那块类似页岩的石头被敲开了。助教剥开一片薄薄的石

    头，突然往自己的手臂上一划，鲜血马上冒出来，滴到了地上。我们都看呆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考古系的助教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等本事，用最戏剧性的方式解释什么叫

    作石器。一般的石头和石器的差别在哪里？用这种令人难忘的方式，助教示范了最重要的一点

    ：石头是可以拿来用的。简单的石头可以拿来割，拿来切，拿来砸，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

    那么，我们如何分辨石头和石器？一般的石头什么时候会变成石器？从地底下挖出那么多

    石头来，要如何判别那是石头，还是代表人类史前文化的石器？

    想到考古，我们很自然地想到“挖死人骨头”，接着很可能自然地想到彩陶和黑陶，还有许

    多精美的出土器物。但这仍然是考古学较为浪漫的一面所留下的印象，不是普遍的事实。枯燥

    、艰难的事实是，在考古田野工作上，甚至连什么是值得被挖出来、值得被保留的都没那么清

    楚。死人骨头和彩陶、黑陶，至少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那是什么。

    考古需要耐心，也需要运气。上万年的人类活动留下了众多的对象，埋在地底下。古往今

    来的死人骨头，理论上应该有上亿尊吧!但谁知道它们都埋在哪里？那么广大的人类文明分布

    区域，以今天的条件，我们能够挖得广吗？我们能挖几个地方、哪些地方？你怎么知道在那一

    点上埋藏着凯达格兰人的遗物，你怎么知道要去那里挖出十三行文化遗址来？

    与人类文明分布的范围相比较，考古能挖的面积很小。但和考古发掘能挖出的对象尺寸相

    比，不幸的是，考古发掘进行的面积却又很大。在一平方米的范围内，我们要找并且能找到的

    是多大的东西？如果认真看考古报告，或真正去到田野，听过老师的现场叮咛，你会很惊讶，很紧张。一般的考古对象，例如石器、骨器和玉器，其尺寸只有五厘米、十厘米。在一平方米

    的方格里，拿着铲子一层一层挖下去，你真的有把握自己能找到，能分辨出那五厘米或十厘米

    的东西？

    考古学最大的一个考验是：你能看得出考古物件来吗？越古远的物件，就越难分辨。李光

    周老师当时让我去参加田野考古工作，我明白了，唯有实际参与田野工作，才懂得具体分辨人为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看一下我随手从丁村文化考古报告 [1]

    中挑出来的图，你有办法一眼

    看出来这些是石器而不只是石头吗？如果将这些东西拿来摆在桌上，说这是在路边捡来的石头

    ，你应该不会有任何怀疑吧？

    图2-1 丁村文化石器图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丁村遗址群1976—1980年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2014年。07

    考古怎么考？

    小的东西难挖，难辨认。大的东西、大尺寸的遗迹也并非很好挖，很好辨认。

    图2-2是郑州商城考古图。图上画出来的郑州商城差不多有七百米长，但这么大的一座城是

    怎么挖出来的？

    首先别弄错了，绝对不是先有一张藏宝图，告诉我们地底下埋了一座三千年前的城市。我

    们不是照着藏宝图往下挖的。开挖之前，谁都不知道底下有没有东西，有什么东西。所以开始

    的时候，一般是依照古文献判断这里可能是古代的重要居住区，或是在打地基时，偶然挖出了

    特别的、奇怪的东西，告诉我们这里值得一试。

    但也真的就是“一试”。没有藏宝图，不可能事先有完整的发掘计划，要挖哪里、挖多大、挖多远都不知道。考古人员只能按照现场条件，先开“探坑”，试探性地在这里挖一小块，在那

    里挖一小块。图2-2 郑州商城考古图

    郑州商城考古发掘的关键在第三号探坑，挖下去，在那小小的坑里挖到了夯土地基。从探

    坑发掘可以明确知道一件事：这个夯土地基的范围比探坑的面积大。好，那我们就沿着发现的

    夯土地基扩大挖，把完整的地基挖出来？想得美!一来，探坑旁边有现代的房子，哪能拆了人

    家房子让你挖？二来，你有多少人力经费可以一路挖，地基有多大就挖多大？

    考虑到现实因素，考古上真正的做法是，判断(其实大部分是猜测)这片夯土地基可能的

    分布与走向，再开其他的探坑。不同方向开了探坑，哪个探坑在类似地层也发现了夯土地基，就可以在想象的地图上，将这两片地基连起来。另一个探坑中没有夯土地基，那也许我们就在

    距离第三号探坑和这个探坑较近的地方再开一个探坑。

    要开挖很多探坑，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才能进行大面积的开挖。即便是大面积开挖，受限

    于当前的土地运用，必须躲开房屋、道路甚至人家的农田，仍然不可能发掘城墙的完整基址。

    这里挖一段，那里挖一段，然后想象地将各段连起来，还原整座古墙的位置。

    郑州商城应该是商朝中期的王都，规模几乎和清朝时期的台北城差不多大。就算我们认识

    到，郑州商城是了不起的考古发现，可是，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把地面的房屋、道路、公园都拆

    掉，去把郑州商城全部挖出来。我们只能靠探坑所得，半猜测地画还原图。考古学就是有这一层本质上的限制。许多埋藏考古遗迹的地方，是人类历史上长期的居址。两个因素会让考古资料难以保存。第一，一直到19世纪之前，我们生活中使用的绝大部分东

    西都会消失殆尽，回到大自然，不留任何痕迹。通常需要有特殊自然条件的配合才会留下痕迹。覆土隔绝了空气，或者在地层温度和压力改变下被石化的东西，才能留下来。反复居住的居

    址就没有这个条件。这一代人死了，下一代又来，地层上就很难积累东西。

    第二，像这种反复居住的居址，如今变成城市，上面有道路，再怎么了不起的人类文明的

    遗物，都非常难与这个活人正在使用的东西竞争。

    考古学有其学科本身的巨大限制。要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来埋藏在地底下的东西发掘出来

    ，除了耗费苦工外，还要忍受挫折，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哪里有东西。考古，难就难在人类文

    明的遗留物到处都可能有，但是实质发掘工作能挖的面积却相对很小。

    所以考古学必须依赖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一般人很不容易了解考古学的另外一面。挖东西

    ，把挖出来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式记录下来，需要什么想象力？

    太需要了，一方面需要想象力去寻找该挖、可以挖的地方，另一方面也需要想象力来将眼

    前挖到、看到的东西复原。

    我们看到的郑州商城，不是真正考古挖出来的模样。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到商朝中期已经

    有了这样的建筑物。宫殿建筑大概有30米~35米宽。这样一座大宫殿一直埋在土里，三千年后让

    我们挖了出来？当然不是。实际上从地里挖到的，是宫殿坐落的这片夯土地基。最关键的是，夯土地基上留有大大小小的柱洞。借由柱洞的分布及其大小，考古学家尽可能合理地去推测，在柱洞上立着什么样的柱子，这些柱子承载了什么高度、什么形状的屋顶。

    当你发现有两排柱洞并列，就推测有两排柱子并排，接着想象两排柱子应该有不同的高度

    ，来承载屋顶不同的斜度，才会如此安排。考古真正确知的是这些柱洞。

    到过考古田野的人都知道，刷子是考古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一定要学会用刷子刷的

    习惯与技术。郑州商城的宫室地基是在4.5米的地下挖出来的，一层一层挖下去，挖到差不多地

    下三楼那么深了，在那里就算你懂得分辨夯土与周围没有夯过的原始土层的差异，又怎么知道

    哪里有个柱洞呢？要靠经验，察觉可能有洞的地方，非常小心地用铲子将洞中没有夯过、硬度

    不同的土铲开，再用刷子将柱洞的形状、柱洞的范围刷出来。这个洞浮现了，然后看周围还有

    什么其他线索，一点一点去刷。这样一个带柱洞的夯土角落，大概就够一个研究生忙一个星期

    的了。08

    科学助推考古

    考古得到的材料很有限。不过，幸好考古学有19世纪科学主义信念的协助。

    科学主义信念相信人类发展依循同样一条道路，对于人类普遍生活的历史发展做了许多假

    设。例如，人类一开始都是先学会以敲击法，即“打”的方式去制造石器，让石头变工具，变武

    器。接下来，人类进一步学会用“磨”的步骤来改造石器。从用“打”的发展到用“磨”的，就是旧

    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区别。新石器时代之“新”，基本上就是由发展出磨制方法来定义

    的。

    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另一项重要发展，是人学会了如何有效、准确地控制火。有了

    火，能够控制火，然后才会出现考古学上另一项重要的人类文化标志物，那就是陶器。

    为什么绝大部分人类文化都会出现陶器？因为人类生活需要水，有了火，偶然的情况下火

    将土烧热烧硬了，产生的新东西具备不透水的特性，最适合盛水。泥土可以被捏制成不同形状

    ，再经过烧制变得不透水，人就拥有可以盛放水的容器了。

    新石器时代进一步发展，磨制石器更好用，人慢慢学会了翻土、播种，人为的农业产生了。人为种植的植物中，最容易生长，收获也最稳定的，是草本的谷物。但谷类作为食物有一个

    严重的缺点——坚硬，无法生食、即食。这个时候，幸赖有火，有烧硬的土做成的容器，人学

    会了将谷物加水放入容器中，经过加热将谷物煮软，变为可食的食物。如此人就能从谷类作物

    上取得稳定而丰富的热量来源，人的生活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这些变化发展，环环相扣，彼此关联。

    最早出现的粗糙陶器是用手捏的，接下来，人们稍微聪明一点儿，会有一个称之为绳陶的

    阶段。制造陶器的关键在于，器皿必须是中空的。刚开始的时候用手捏，非常不容易捏得平均

    ，也就不容易烧制成功。器皿表面温度不均匀，烧的过程中很容易破。后来发明了一种新方式

    ，将陶土揉成长条状，一圈圈、一层层绕出中空的器皿，只要陶土条揉得一样宽，像条绳子一

    般，这样堆起来的器皿壁面就会比较平均。绳陶明显的好处就是，比起单纯用手捏制的陶器，它的壁面均匀，拿去烧的时候相对而言不会因为壁面不均，热胀冷缩不平衡，而把陶器烧坏。

    绳陶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当人发明了陶轮，懂得将陶土转动，以便捏出壁面均匀、一般

    厚薄的陶器时。在功能上，轮制的陶器可以烧得很硬、很坚实，盛水烧煮都没问题。也就是说，单纯从功能角度看，轮制陶器够好了，所以几千年后，今天我们制陶烧陶的初步工具仍然是

    陶轮，和几千年前的人类使用的方式一样，都是在陶轮上捏陶。

    虽然功能完善了，但陶器并没有停止变化。下一个变化是，人发展出初步的审美观念，开

    始在意陶器外表好不好看，于是又出现了白陶和彩绘陶。

    白陶的产生，与烧陶的温度有密切关系。必须有高温烧陶的技术，才烧得出那种颜色来。

    烧陶温度提高，到了不仅可以烧硬泥土，而且可以烧熔金属的地步，于是出现了铜器。铜器分

    为红铜器和青铜器，差异在于烧制的温度。一般烧制温度较低的红铜，在时间上早于所需烧制

    温度较高的青铜。青铜的硬度远远高过红铜。

    考古学借由不同文化出土的东西，积累出这套规律来。以这套规律为准则，再反过来评判

    新出土对象的阶段顺序。挖出东西来，先用这套科学规律进行对比，排出一个基本发展阶段顺

    序来。有一种考古探坑、遗址最让人兴奋，堆积了很多层，每一层都有器物出土。一层层挖下

    去，像穿越时光隧道一样，逆向显示出不同时期文化的发展。09

    考古考什么？

    一般来说，重复居住的居址，通常不容易挖。人活得好好的，一代接一代，不会在地底下

    埋什么东西。房子旧了坏了，就把房子拆掉，废物运走，再在上面盖新的。居住遗址很珍贵，可以告诉我们最多的事情。西安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都是挖出两大块村落的居住遗址，很珍

    贵。但那是稀有遗址，不是一般考古发现的常态。

    大多数时候，最有机会挖到东西的地方其实是古人的垃圾堆。像是圆山贝冢，出土了一大

    堆贝壳，那就是当时的人吃完贝类，将壳集中丢弃的垃圾堆。考古学的进展必须经常依赖前人

    的垃圾堆。废弃的垃圾比持续使用的东西更有可能被留下来。通常没有人会搬走垃圾堆，以后

    使用居址的人也不会去动垃圾堆。

    最有价值的垃圾堆，是在“工坊”或“作坊”旁边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曾经办过汝窑特展，展

    览中的一部分展品是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当然是从清朝皇家一路流传下来的，都是精品。

    但另外一部分则是从河南汝州市的汝瓷博物馆借来的。小朋友会对这些借展品特别有感觉，特

    别有兴趣，他们直问：“这些东西怎么都破破的？”

    这些破破的瓷器，是考古学家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宫廷收藏的汝窑精品不可能藏在地里让

    考古学家去挖吧？考古学家能挖的，是汝窑作坊做坏不要，堆到垃圾场去的。这样挖出来的东

    西，在古董市场上的价格很低，可是在历史研究上的价值很高，让我们可以更普遍地了解当时

    的工艺技术与工艺标准。

    郑州商城挖出过一个最惊人的作坊及其垃圾堆，那就是“人骨作坊”。那是做骨器的地方，只不过使用的材料是大量的人骨。大陆的史学家就是以这个发掘结果证明奴隶制社会的存在，铁证如山，如果不是有大批命如草芥的奴隶，哪来的人骨材料，哪来的人骨作坊？

    考古学也高度依赖墓葬，这也不会被后来的人随便乱动。考古人类学系被戏称为“挖死人骨

    头”，说老实话，考古学家还真的很在意死人骨头。有两个条件使我们必须在意死人骨头。第一

    ，骨头最有可能石化，可以存留很久；第二，墓葬的方式，必定有其意义。像十三行文化遗址

    中人的墓葬，头都朝向同样的方向，那绝对不是偶然。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众多的“二次葬”，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叫“捡骨葬” [1]。如果

    是一次葬，出土时骨骸是照着人体形状排列的。但若是出土的骨骸集中在一起，就表示应该有二次葬的行为，也就是在下葬后经过一定时间，再将坟墓挖开，把皮肤肌肉彻底腐化后的骨头

    重新换个方式、换个地点再埋葬一次。为什么要这样麻烦地进行二次葬？这显然是牵涉人们对

    死亡、死后世界的想象与解释。

    就算只有一次葬，也可以看出一些复杂的意义。死人自己不会动，墓葬的姿势、位置、方

    向一定是活人帮他处置的。人死了，身体自然僵直，最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应该就是那样葬下去。但是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却常常发现侧身葬、屈身葬，甚至还有直身葬。为何如此大费周

    章？我们只能告诉自己：这些负责下葬的活人，一定有他们特别的想法。

    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看，一般来说，屈身葬的墓葬当中发现陪葬品的概率远高于

    直身葬。通常对特殊的人，会在他死时多做些努力，用比较复杂的下葬方式标示他的特殊性。

    表达特殊性的另一种手段是陪葬品。墓葬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凭借下葬的情况去推演其社会

    及文化意义。为什么选择这些东西陪葬？为什么放在这里？例如在屈身葬中，陪葬品经常放在

    头部两侧及膝盖边，肚腹位置放陪葬品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如此？思考、解答这种问题，极有

    意思。

    考古一般能挖到的是垃圾堆和墓葬，因此我们应该明白：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有高度偏差

    ，是有偏见的，绝对不可能构成全面的知识。考古学很大一部分靠概率，靠运气。

    秦始皇陵兵马俑很有名，那是公元前220年左右的东西。查《史记会注考证》，其中就搜罗

    了历来关于秦始皇陵地点的种种考证。 [2]

    换句话说，两千多年来，陵寝的地点不是秘密，也

    没有真正失传。历代许多其他的皇帝陵，几乎都被盗挖了，很多人知其地点的秦始皇陵，居然

    没有盗掘或出土记录。20世纪60年代，陕西农民挖到兵马俑，开始时还没有人认为那会是秦始

    皇陵里的东西。因为第一，初步发现的地方，离旧记载骊山秦始皇陵的中心有几公里远，谁想

    象得到秦始皇陵的范围会延伸那么远。第二，挖出来的东西没有人看过，没有人记录过，两千

    多年前的东西可能保留得好好的、从来没被挖出来过吗？

    但考古就是这么一回事。秦始皇陵竟被神奇地完整保留了下来，供后人发掘。到现在已经

    开挖，挖出大批兵马俑的这块区域，占整个秦始皇陵不到一半的面积，还有一半仍然埋在地底

    下。现在不能挖，不敢挖，因为人们没有把握挖了之后，与空气接触的快速氧化作用会不会摧

    毁里面的东西。必须要确知如何处理氧化问题才能开挖，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全部发掘，更

    没有人知道最终会挖出什么东西来。

    考古学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极其神奇，带着很大的运气成分。而且不管怎么努力，甚至运

    气也够好，考古能发掘出来的东西，毕竟还是像一幅总共由3600片拼图碎片构成的大拼图，却

    只是东一个，西一个，给了360片，要我们去解答：这拼图上到底画了什么？

    这360片拼图碎片，每一片都花很大力气，还要靠运气才能弄到，然而它们只是巨大的3600片拼图碎片的十分之一。此外的十分之九必须依靠想象与解释，单靠考古材料不可能还原那个

    大拼图。所以，想发挥考古的最大作用，要靠想象力，也要靠文字及其他史料的相互对比。

    [1] 捡骨葬，又称拾骨葬，俗称“捡骨”。它是一种二次葬的葬礼活动，流行于闽南人、客家

    族群、中国南方、琉球、东南亚部分地区。最早的记载见《墨子·节葬》，称“楚之南有啖人国

    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

    [2] 《史记会注考证》，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1865—1946)编撰，水泽利忠校补，1934年

    刊行于世。中文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10

    考古与文字记录的关系

    运用文字记录的史料时，一定要记得，并不是写下来的就是事实，就是可以依赖的史料。

    我们必须留心文字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写下来的。不同时候、不同情况会产生不同的偏

    见。没有不带偏见的文字记录。

    只有极少数历史资料是在历史事件发生时记录的，绝大部分文字资料都经过长久的编撰和

    修改过程。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殷本纪》时，距离商朝结束已有将近一千年。我们真的可以

    如此简单地接受、相信他对一千年前的事情的了解吗？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是一

    千三百年前，公元8世纪时的台湾历史，写得言之凿凿，你会相信那都是事实吗？

    文字记载的历史还有经典化的过程。我们今天已经不会知道，与司马迁同时期的其他人对

    于商朝历史的说法。我们甚至无法确定是否存在不同的说法。像《旧唐书》《新唐书》并存了

    两个正史版本，那是很少的。可是在律定到剩下两个版本之前，说不定原来有五个版本啊!后

    来的人在各种不同的说法中，选择保留其中一个或几个，代表性的经典形成了，同时也就意味

    着，许多其他版本被抛弃、被遗忘了。不能过度相信文字史料的理由就在这里。文字史料经过

    各式各样、各个不同时代的编辑和修改，编辑者、修改者都有各自的用意。像中国历史文献，越到后来问题越严重，追求同构性(homogeneous，又译为“同质性”“同类”)的力量越来越大，异质性的、不一样的东西，就很容易被淘汰。

    考古资料的一大好处，正在于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系统性出土的，所以相对而言不容易被

    私心控制改造。谁也没办法预见和规定哪些资料会被保留，哪些资料会被挖出来。也就是说，考古的偏差与文字的偏差不一样，被文字史料偏见抹杀的，不会因此在考古上挖不到，挖不出

    来。只要考古遗迹中挖出了原来文字记录上没有的材料，就提醒我们，这方面的文字记录是有

    问题的。

    不过反过来看，也有另一层提醒，那就是在考古上没有出土证据的，不见得就不存在。常

    见有人质疑文字记载：如果真有此事，为什么考古资料中看不到？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考古

    资料有，而文字资料没有，我们可以证明文字资料是错的；但是文字资料有，考古资料没有，却不见得文字就是错的。

    假使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文字记载所衍生的学问——比如古代地理学或古代地理考，我们就无从知道商朝的都城可能会在哪里。缺乏这些基础知识，考古就真的成了大海捞针。通过文

    字记载的对比，古代地理学约略指出了嚣城 [1]

    可能在哪里，我们才在那附近挖探坑，试探地

    底或许存留了什么。这是文字帮助考古的另外一个重要角度。这两种史料必须不断地彼此配合

    与对照。

    我们今天重读中国历史，一个原因就在于几十年来大陆出土了大批考古遗址，改变了过去

    人们对于中国历史的传统理解。大陆的考古有一定的基础，然而1949年后，先是对苏联老大哥

    一边倒，接着又有“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古文献学的根底，许多古文

    献学的大师后来都没有机会好好做研究。这是一件可惜的事。可以说，在考古与文献的对比结

    合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后来的人努力。

    一位熟稔古文献，聪明而且细心的史学家，能在文字史料里面发掘出许多信息。早在1955

    年，钱穆(字宾四)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中国古代山居考》 [2]。钱穆先生搜罗了古书

    记载，通过一字一字的考索，对比文字及其指涉的原则，做了大胆的推论，认为中国文明的起

    源不是在过去想象的河流边。当我们说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边，这个河边是什么样的“边”法？

    在《中国古代山居考》中，钱穆先生从后来的文字回推，看出中国古代的居住环境，以穴

    居为主。而且选择用来居住的洞穴，距离水边不会太近，当然也不能太远。1955年的这篇论文

    ，完全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重新阅读过去的古文字与古文字学资料，做出诠释。没过多久，2

    0世纪60年代后期发掘出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部分证明了钱穆先生的主张是正确的。典型的新

    石器仰韶文化遗址最普遍的居址是离水没有很远，高起来的地方，只是他们的“穴”并不是像山

    西窑洞那样从壁面凿洞进去，而是往地下挖半人高左右的深度，是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

    半穴居”。

    如果大陆的考古学家更早读到钱穆先生的论文，或许对于如何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

    就会有不一样的假设。考古挖出了大量资料，让我们知道古代文字记录应该如何解释；而文字

    记录上的内容可以修正我们对于考古资料可能产生的误判和误解。

    [1] 嚣，亦作隞或敖，今河南郑州商城。

    [2] 钱穆，《中国古代山居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三联书店2009年

    出版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收录了这篇文章。11

    中国历史要从新石器时代讲起

    我们讲中国历史起源，还是从新石器时代讲起比较合适。目前发掘所得的旧石器时代的遗

    物、遗址，从约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人开始，到北京人和蓝田人等，一路下来到山顶洞人。

    这些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迹零星出现，只能让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有这样的人存在过，却

    无法进一步去了解他们是谁，他们做了什么，因而对于说明中国文明发展恐怕不会有太大的帮

    助。

    新石器时代就不一样了。大陆已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量超过一千个，有很多

    不同区域、不同时间的材料可供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了中国的资料之外，还有庞大的世界性分布，可以拿来参考对比。

    经过长年以来全世界考古学者的努力，对于新石器时代文化，我们知道得很多。比如，借

    由两河流域的新石器考古发现，我们了解古代人类拥有磨制石器的能力时，其制陶技术也会有

    相应的巨幅发展。比较精细的陶器出现，又几乎都和定居农业生产密切关联。再者，一旦有了

    农业，社会组织就跟着改变，不可能用一家一户的分散方式，或者用狩猎分工的方式来从事农

    业，于是较大型的社会组织也就跟着出现了。往往较大型的社会组织扩展到一定的程度，就有

    了创造和使用文字的强烈动机。

    这几件事在两河流域及其他多个地区都是连带发展的。我们将之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

    新石器时代革命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日益增长的庞大社会组织。这些较为庞大的社会组织有不同

    形式，例如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以城邦的形式出现，在埃及则是以集中神权的形式出现。

    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其共通点是较为复杂的组织：会有农业耕种，会有农业技术的演进，会有

    随着农业生产而来的新的分配方法，会有初步的文字，会有依赖文字工具的初步统治形式出现。

    这些现象在很多地方都和新石器工具一并发展，那就相对容易了。在中国挖到一个新石器

    时代遗址，例如挖到仰韶村，挖到仰韶文化，或挖到龙山文化等，参考别的文化的例子，我们

    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问题的假设。

    真正发掘出来的可能只有陶器，然而观察陶器发展的状况，借由比较研究可以推测：什么

    样的人会做出有如此复杂纹饰的陶器？这些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起来共同生活？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堆造能烧出这一种陶器的窑？他们又用什么样方式上釉，如何维持釉色在高温中

    的表现？刚开始找到的是这些对象，然后顺着对象提示的问题，就要去找社会组织的证据。正

    因为有这样的问题意识作为支撑，后来考古学家才会挖出西安半坡遗址。

    西安半坡遗址最早挖到的是东北角的一个居住遗址，大概是六间居所。当时如果没有这样

    的问题意识，没有社会组织的概念，这个遗址的发掘很可能就止步于此。因为有社会组织上的

    关怀，想要弄明白这六间房子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组织安排下产生的，所以扩大发掘，最后挖出

    了一个将近五万平方米的大聚落。在这个聚落中，房子不同，其面向及房子间的分布距离都各

    有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要从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谈起，因为新石器时代才有“文化”的内容可谈。12

    “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什么是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这其实是个时代错乱的说法。因为新石器时代还没有“中国”存

    在，经历后来的历史发展，这一整块地方才变成一个亲和、彼此关联的巨大系统，也才有政治

    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严格地说，新石器时代早于中国的出现与确立。

    我们要明了中国如何诞生，如何出现，所以我们将研究和整理的范围定在后来产生中国文

    化的区域。我们该小心的是，不要倒果为因，以为新石器时代就有这么一块中国存在。比较适

    当的态度应该是，我们去调查，看在新石器文化的这个时间断面上，这片后来成为中国的区域

    里，有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在进行，并从中归纳这些人类活动的特征。

    新石器时代这个名词有两个大部分重叠却不完全一样的意义。第一，它指的是这些考古遗

    址显示那些人所使用的主要工具是磨制石器。我们挖到这样的石器，将之归入新石器的类别里

    ，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相区别。第二，它指的是一段时间跨度。中国考古学家一般倾向于

    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从约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算起，大致延续到两千五百年到三千年前左右(

    不同地区的结束时间不同)。可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有些挖出大量磨制石器的文化，不一定刚

    好在这段时间里。

    中国台湾所属的南方新石器文化，例如凤鼻头和大坌坑，或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文

    化，远远晚于中国核心区域的新石器时代。别人已经结束新石器时代的时候，这里的人还继续

    使用石器，或刚开始使用石器。它们并非同步发展。

    这和后面的历史分期概念不一样。当我们说“清朝”时，清朝作为一个断代概念，我们很明

    确地知道，就是从1636年到1912年。可是当裴李岗文化在约八千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同一时

    期，长江下游却还没有发现任何新石器的踪迹。而在台湾，一直到约一千五百年前，还有新石

    器时代的遗迹，所以台湾的新石器时代比较晚。这是不一样的时代和断代概念。

    讲到夏、商、周，最重要的是必须扭转从前的概念，尤其是以朝代概念来理解的夏、商、周。在朝代概念下，夏、商、周是“三代”，是前后接续的三个朝代。然而，依照目前的考古证

    据，对照文字资料来看，夏、商、周不只是三个朝代，而比较接近于三个不同地域的三个民族

    ，三种不同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夏、商、周其实是并存的，不是这个朝代结束，然后那

    个朝代开始。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分布非常广泛，而且其中有许多划分清楚的不同形

    态、不同系统。过去习惯的讲法，是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这个讲法不能说有错，因为在庙

    底沟的考古遗迹 [1]

    中，明确出现了仰韶文化在下，龙山文化压在它上面的分层。在同一个区

    域有仰韶文化，有龙山文化，二者是时间先后的关系。但是，不是所有地方都和庙底沟一样。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除了有时间先后的差别，还有地域的差别。龙山文化的发展比较靠东

    边，仰韶文化则是以河南为核心。除此之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由河姆渡文化发

    展而成的良渚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各有其分布地域。为什么称它们为不同的文化？因为它们虽

    然大致在同一个时期发生，而且技术程度差不多，然而各个不同的区域表现出强烈的地方特色。

    除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外，其他各个文化，到现在为止，考古学家还没有办法建构它

    们之间互动影响变化的明确模式。也就是说，至少依照现在的资料看来，不同区域的这些文化

    很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而不是如过去所想象、所主张的：仰韶文化是最早的中心，然后东传

    到龙山文化区，西传到甘肃的马家窑，南传到了河姆渡和良渚。这几个文化看来比较像是在同

    一个时期独立发展的。早于仰韶文化的红山文化更是独立出现的。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所提的“满

    天星斗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不是从一个中心逐渐散布到外围其他地方，而是在一个时期中

    ，许多不同地方满天星斗般各自发展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然后产生了彼此之间缓慢却复杂的互

    动交流。 [2]

    [1] 庙底沟的考古遗迹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原陕州老城南关附近，年代测定为公元

    前3900年—公元前2780年。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苏秉琦先生认为

    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

    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

    ，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

    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西南地区，从江

    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

    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13

    陶器

    ——理解中国文化开端的关键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很明显的特色，是出土的文物中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同期新石器

    时代文化更多的陶器。不只是数量多，最重要的是形制多，各式各样。有鼎，有壶，有豆，有

    罐，有高柄杯，有盘，有钟，有釜，有双耳杯，有盆，有瓮，非常多，这在其他地区的新石器

    文化里很少见。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么多不一样的东西？物品当然有其功能上的考虑，但多样性多到一定程

    度，就很难纯粹从功能角度解释。而且，如果以古文献来对照，我们就发现：中国古代文字里

    ，与器皿有关系的字，多得吓人。那就表示器皿一定有文化上的意义。故宫的青铜器，每件器

    皿的名称中都有很多字是你不认得的。不同形制的器皿都有一个古代留下来的称呼。为什么必

    须如此精确地去命名呢？图2-3 马家窑文化彩陶

    我有一位老朋友，他的女儿小时候对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得到了特殊机会接触马，还学

    习了马术，后来升高中时甚至还靠马术加分。因为对马有兴趣，这个小女孩就好奇去查了字典

    上以“马”为部首的字。一查不得了，第一点是发现这个部首下面收了好多好多字。如果查的不

    是现代汉语字典，而是《康熙字典》的话，那数量会更加惊人。第二点是这个部首里的字，绝大部分我们都不认识了，现在都不用了。以部首为单位比较的话，我们对于马字旁的字，识字

    率恐怕是最低的。

    我的这位老朋友，就是唐诺。在他的重要作品《文字的故事》中，他特别介绍、解说了众

    多陌生的马字旁的字。中国人曾经必定和马非常亲近，马在中国人曾经的生活中必定扮演过极

    其重要的角色，所以人们才会仔细观察马，给马分类，详细描述马的形状、种类、动作、行为

    和情形，才会发明并使用那么多与马有关的字。这些字，从发明到使用到被忽略、遗忘，记录

    了一段历史，存留了一段文明的经验与记忆。

    同样，中国古代有那么多和容器相关的字，今天大部分已不再使用，表明器皿在那个时代

    的人的生活中，有比我们今天更密切、更重大的意义。这些古字显然源自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形

    制。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个文化就有一些成分在萌芽、发展和跃动。

    一是众多的陶器形制，一是甲骨文和金文，直到后来的大篆和小篆里留下来的大量与烹饪

    有关的字。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开端的关键。第三讲

    新石器时代遗址与中国国家起源01

    国家从哪里来？

    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流传下来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种种记载与说法

    ，与我们看到的其他文明的状况有相当大的差距。

    其中一个差距是中国的传统文献，无法有效且有说服力地解释这个文明及其国家组织到底

    是怎么来的。小屯殷墟发掘结果显示，商朝的国家组织已经很发达。

    这从青铜器就可见一斑：重建夏、商、周的活动区域，标出发掘出土青铜器的几个考古遗

    址，再考察制造青铜器的三种原料——铜、锡和产生高热的燃料，就会发现原料产地和成品出

    土处之间有颇远的距离。换句话说，必须有足够的人力组织，不只是去挖掘和开采，还要将相

    当庞大沉重的原料运过来，然后将作坊建起来，并控制精巧复杂的塑造冶炼程序，才能制造出

    存留至今的青铜器。在商朝(至少在出现青铜器之前)，集体组织显然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这种组织是怎么来的？中国有一套传统的说法，但这套说法在现今看来没有说服力。传统

    说法没有解释组织发展的过程，是如何从粗糙、原始慢慢变得精巧、复杂，也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怎样的需求，让这么多人出于自愿或被迫组成一个国家。

    传统的说法是，因为有圣王，有天资英明的黄帝，他一个人就管理了整个国家。我们很难

    再接受这样的说法。正因为中国的传统没有一个到现在还能有说服力的说法，所以我们会从比

    较文明的角度，参考其他文明的例证来寻找答案。和商朝的时间约略相当又能相比的，一是美

    索不达米亚，一是埃及。这是两个重要的古老文明发源地。

    然而，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发展和中国相比，我们会马上察觉到不对劲儿的地方。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较大型的社会组织，以城邦和城市的形式出现。因为彼此之间的征战，为了防卫而形成城市。可是在城市将人保护好了之后，就发展出别的需求，就是城市与城市之

    间交易的需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出现最早的文字被称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根源是计数。

    [1]

    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共同冲刷出来的这片平原，又称两河流域。其文明遗物中，很

    常见、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泥印。在西方的大博物馆中都看得到这样的文物，小小的圆柱状，由泥制作而成，上面刻上花纹或图案，然后晒干或烧硬，让上面的刻文固定。什么时候会用到这种泥印？当人们彼此交易，要确认彼此同意的条件时，取过一块泥版，将交易内容用楔形文

    字写在上面，然后再封版，封版上用泥章滚过去，章上的图案印在上面，这样就没有人能擅自

    偷偷改动文字记录了，也就保障了泥版文件的信用。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文明的发展与商业行为、数字和契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没有这样发

    达的商业行为和商业需求，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明起源来解释中国，行不通。

    [1] 根据拱玉书等人的《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和《西亚考古史》等著作，关于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起源，有一种理论是数字说，即认为楔形文字起源于计数。当然，关

    于楔形文字的起源，还存在多种其他起源理论。02

    关于国家起源的“治水社会说”

    那么，中国会不会比较像埃及？埃及文明最显著的是金字塔等大型工程。兴建这样的大型

    工程，使得集体组织大幅发展，而大型工程的震慑作用，又反过来强化了集体组织中上层统治

    者的权力，让他们得以更容易、更有效地动员更多人力，兴建更多、更大、更震慑人心的大工

    程。

    比较文明，尤其文明起源的比较论上，曾经一度流行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1]

    提出的“治

    水社会说”。他认为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应该和灌溉密切相关。为了进行大型的灌溉工程，人们愿意让渡部分权力，因为灌溉直接影响农作生产，有具体、现实的动机，而且灌溉水利工

    程没办法零星地做，必须靠集体的努力。魏特夫很敏锐地看出，约公元1000年之后，中国拥有

    全世界最庞大、最惊人的灌溉系统。中国农业和水利灌溉工程关系密切，中国的农作物几乎都

    仰赖灌溉。魏特夫将这个现象向前推，再对照埃及的例子，既然埃及整个国家组织环绕着兴建

    金字塔而形成，那么中国的国家组织很有可能就是环绕着大型、集体水利工程产生的。这就是

    他的“治水社会说”，也一度吸引、说服了不少人，认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探测中国到底是怎么

    来的。

    然而，这里面有些问题，仔细探讨后，使得“治水社会说”在表面上的说服力丧失了。1955

    年，钱穆先生就特别针对“治水社会说”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作《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

    (收录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中)，但这篇论文完全没提魏特夫，也没有一个字讲

    到“治水社会说”。

    钱穆先生将中国古史材料中与农作物有关系的记载做了一次完整且全面的检验，得出了一

    些基本结论。钱穆先生在整理后，发现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农作物，依次是稷、黍、稻、粱。稷

    是高粱的前身，黍是玉米的前身，稻是旱稻，粱是小米。后来何炳棣先生在《黄土与中国农业

    的起源》一书中，也做过更详细、更准确的检验。他掌握了孢子分析的技术，可以分析从古老

    的地层里挖出来的各种孢子化石，借以研究出古代植物的物种分布。何炳棣先生的结论基本上

    与钱穆先生在1955年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考察了中国古代的主要农作物之后，钱穆先生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中国古代的农作

    物与灌溉无关，而是以钱穆先生称之为“山耕”的形式进行的。稷、黍、稻、粱都是在相对干旱的地方生长的作物。第二，他认为，文献里明确表现出这四样东西的珍贵程度。稻和粱都是非

    常珍贵的东西，到了战国时代，都还说人追求富贵是“为稻粱谋”，显示了稻和粱的价值。 [2]

    这个顺序也反映了食物与水之间的关系：越不需要水的食物越粗，越缺乏价值。如果水利灌溉

    工程很早就很发达的话，还会这样排序吗？如果说需要用比较多水的稻和粱，被认为是比较好

    吃的，那么在灌溉工程发达的情况下，大家应该都去生产稻和粱了，为何还种黍和稷呢？

    钱穆先生的这篇文章引出了他对中国经济史的一个突破性看法。钱穆经常被说成是保守派

    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家，然而实际上在面对历史和中国古书时，他一点儿都不保守，绝不死守

    传统说法。早在20世纪30年代写《先秦诸子系年》时，他就对《左传》里的“开阡陌”有了与传

    统相反的解读。

    “阡陌”指的是路，即横的路和直的路，那么“开阡陌” [3]

    是什么意思？应该就是开出路来

    ，在田里开出田埂来。传统上都是这样解释的：原来的一大块田没有田埂，阡、陌分界，到了

    春秋晚期，由“公田”变成“私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信念动摇了，因而人们在田里

    开出田埂来作为分界。

    但是钱穆对“开”字进行了古文字学的细密考证，再加上对封建制的全面理解，主张“开阡陌”是真意，和传统的理解刚好相反，应该是除掉阡陌，把阡陌，即田间分隔的地界、道路铲平。

    用这个方式来理解“开阡陌”，突然之间，中国经济史上很多东西都通了。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

    的历史发展就是封建制与井田制的崩坏。原本依照封建制，土地是明确分成一块一块，地界清

    楚隔开的，然而到了春秋战国之交，地界区隔“阡陌”开始被取消了。为什么要取消，一则因为

    失去了原本封建地界分隔的需要，二则更重要的是为了灌溉。

    钱穆先生写《中国古代农作物考》就是为了将这个古代农业经济过程讲得更明白——中国

    的大型灌溉工程是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才开始的，而大型灌溉工程的兴起，是以封建制与井田

    制的崩坏为前提的，从此中国农业经济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这就推翻了“治水社会说”的根本基础。中国不可能是因为灌溉水利而组成国家，建立大型

    统治组织的，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之前的几百年，中国的国家组织就已经建立并积极运作了

    ，留下了许多不可否认的证据。显然，套用埃及依赖大型工程建立国家组织的模式来解释中国

    古史，也行不通。

    [1]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90)，又译为魏复光、魏复古。美国人，原籍为德国，代表作有《东方专制主义》。

    [2] 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二：“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田饶谓哀公曰：‘……夫鸿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菽粟，无此五者，君犹贵之，以其所从来远也。臣请鸿

    鹄举矣。’”

    [3] 根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也记

    录了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的事情。03

    新石器时代的居所和食物

    写完《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之后，钱穆先生又在1956年发表了《中国古代山居考》，强化“山耕”的主张。这篇长论文主要考证的是古文献中的“穴”，以及和“穴”相关的字。古文字

    里大部分与居住有关系的字都源自“穴”字，是相关而且同样的来源。钱先生明确主张，从古文

    字学回溯，中国古代人的居住形式是穴居和山居。在不太高且离水源近的地方，挖洞穴而居，是留在文字记忆中的古代居住环境。因而早期农作，也就是以这种环境能够生产的作物为主，这类作物也就不可能需要大量的灌溉。

    钱穆先生是完全从古文字学的考证得到这样的结论。他当时无法用到考古学上的发掘证据。几十年来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基本上和钱穆先生的推论一致，但也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有

    所补充与修正。

    从目前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在约九千年前，几个地方已经有人居住的痕迹。到了约七千

    年前，陆续形成了几个重要的中心。从遗址出土的文物与建筑形式上看，这几个中心的文化差

    异很明显。比较明确的几个文化圈，一个是仰韶文化圈，另一个是大汶口文化圈，它开始的时

    间和仰韶文化圈差不多。大汶口文化就是后来龙山文化的基础。在南边，有大溪文化圈和马家

    浜文化圈。此外，不那么明确的，在东北边有红山文化圈，在东南边有大坌坑文化圈。

    依照目前的考古资料，考古学家相信，这几个不同的文化中心，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发展出

    各自的特色文化。到五六千年前，彼此之间开始有了交流。它们的交流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进行

    ，我们今天开高速公路一小时能到的距离，当时的人基于不同的偶然动机，通过不同的移动方

    式，可能要花二十年乃至五十年才能走完。

    仰韶文化圈后来发展为最早的一个文明中心，这里应该也是文字首先出现的地方。刚开始

    的时候有这么多个不同的文化圈，不过后来拥有文字的文明就取得了优势，尤其是在历史记忆

    与传承上的优势，所以用文字来述说古代历史时，中国文明的起源很自然就偏向以黄土区域为

    核心的了，其他没有发明或习用文字的区域，相对被遗忘了，一直到几千年后的考古发掘，我

    们才重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钱穆先生的《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考证出了四种重要作物，依次是：稷、黍、稻、粱。通过考古资料，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理解，四种作物的排序其实反映了一种“北方中心”的立场。从考古上，我们看到，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这些南方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旱稻种植的

    明确证据，旱稻在南方发展很早也很普遍，但对北方仰韶文化圈的人来说，旱稻是外来的，所

    以比较珍贵难得。如此我们就明白了，中国“北麦南稻”的倾向，大概早在五六千年前就已经形

    成。

    对于钱穆先生所说的“古代山居”，考古资料对此也有重要的补充。在关中仰韶文化区，居

    址多半离河很近，而且比河高一些，一方面为了取水方便，一方面应该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

    西安半坡等新石器遗址，都是在临河较高的地方发现的，而且这河不是大河，也不是黄河。仰

    韶文化在黄河流域出现，但不见得与黄河本身有关。过去会认为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一部分

    还是认定早期农业需要灌溉，理所当然地认定在黄河边，能借黄河水灌溉，是中国农业起源的

    必要条件。

    不过，除了仰韶文化区的居住选择之外，还有长江流域湖熟地区的台形遗址。 [1]

    这个区

    域雨量比较丰沛，取水方便，这里的人就稍稍远离水边，在高起来的台地上居住。这里与北方

    最大的差异在于，这里不会有山居，也比较早就有地上建筑物，并不依赖穴居。

    [1] 在长江下游地区，由于地势低下，水网纵横，人们常选择一些较高的土墩为居住地。由

    于长期居住在土墩上形成了较厚的文化堆积，这种遗址被称为台形遗址。台形遗址是研究江南

    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04

    新石器时代房舍遗址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上，很幸运地挖到了一些居住遗址。磁山裴李岗文化是比较早

    、比较简单的文化。这个居住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红烧土 [1]。有一块地方土质特别硬，证明

    当时已经有固定用火的地方，因为长年在那个地方用火，就把底下的地面烧硬了。

    日照东海峪的房址，面积就更大了。有清楚的柱洞，围绕着一个灶址，就是烧灶固定用火

    的地方，旁边还遗留有陶罐。这里出土了好几个房舍遗址。

    图3-1 磁山裴李岗石器图图3-2 日照东海峪遗址

    最具有历史说服力的是西安半坡的居住遗址。这里出土的每一个房舍遗址都有柱洞，柱洞

    的作用当然是立柱子支撑屋顶。另外房舍内地面都是下凹的，所以他们进屋是往下走的。半坡

    遗址F1大房子是整个遗址中最大的一座房子，有四个大柱洞，旁边还有小柱洞。经过重建，他

    们大致的居住样态不是钱穆先生所说的那种山洞穴居，而是半地下居。半地下居远比穴居少受

    自然条件限制。这种穴居的形式使得当时的人必须选择比较高的地方挖房子和盖房子。在太低

    的地方，尤其是比较潮湿的地区，一挖下去，泥水就冒上来。要有一定的高度，才能完成这样

    的房舍建筑。图3-3 半坡陶器

    这里我们碰触到了考古最迷人的地方，如何运用推论与想象，扩充对于眼前考古事实的理

    解。通过从西安半坡挖出并重建的这种房舍样貌，我们能进一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生活有什么

    样的理解或猜测？

    通过这样的房舍遗址，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农业已经有了发展。在发展农业之前，人类

    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不外乎渔猎与采集。不论是渔猎或采集，都需要很广大的领域才能养活一个人，更别说养活一家人了。采集文化能采集到的营养最丰富的食物是核桃一类的坚果，而核桃

    树的生长有一定的条件，今天把这片地方的核桃采完了，不可能明天又长出新的核桃来，所以

    若想让每一个人都活着，必须有相当大的空间。于是，渔猎与采集的生活无法发展出定居的文

    化，也不太可能花那么大的功夫去盖这样的房子。可以想见，在有限的工具条件下，要挖一个

    半穴居，砍木头，立柱子，做屋顶，多么不容易。没有道理花那么大力气，却使得自己来往于

    渔猎和采集地区更加受限、更加遥远。

    为什么农业可以支撑这种生活？农业就是谷物生产的重大突破，人从原来靠采集所得到的

    营养，转变成为主要以谷类作为热量的来源。谷类最关键的特色是一年生，也就是说，在同一

    块土地上今年种了，明年和后年还可以继续种。

    人类要发展农业文化，要依赖谷类为主要食物，这中间又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在没有

    充分掌握火的作用之前，大部分谷类作物都不可食。靠用火将谷物加水煮软蒸熟，人才有办法

    食用谷物过活。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有农业，必定要住在水边，还必定要有火，所以

    必定要有某种形式的灶。

    有火有水，但若是缺了可以装水受热的容器，农业生活还是不能成立。在人类文明起源中

    ，这是一项可能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出现的艰难突破，那就是陶器的发明。目前全世界的考古

    遗址中，最早的陶器痕迹大约出现在一万年前。花了非常久的时间，才在全世界多个文明的起

    源地陆续出现陶器。有了陶器，农业的条件才算真正成熟。

    [1] 红烧土为考古学中与建筑有关的历史遗存，通常用来判定房屋存在的可能性。史前时代

    的人们通常将草木和泥土掺和起来建造房屋，再用火烘烤墙体和屋顶，以使其结实坚固，泥土

    经过长时间烘烤后变成红色。此外，炊煮的灶炕、失火后的房屋和燎祭后的场所都会留下相关

    堆积。05

    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与陶器

    姜寨遗址的年代约为六千五百年前。这是一整个居住村落，全部发掘出土，所以不仅可以

    了解个别居住形式，还能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原型。

    村落里有不少房子，房子有大有小，坐落于不同的方向。房屋群的外围有一道壕沟，这是

    为了防止野兽侵袭的。壕沟可以防大部分动物，却防不了一种特别的动物——人，要防人就得

    筑城墙。所以如果发现城墙取代壕沟，围在村落外，通常也就表示住民防范的主要威胁从野兽

    转变为其他的人类。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相当有限。当时的工具以石器为主，要用原始的石器工具造出像姜寨那

    样供人们长期定居的村落，必然要花很长的时间。姜寨的集体村落之所以存在，多户人家要住

    在一起，可能是因为要挖壕沟。用那么原始的工具，个别人家绝对无法独自去挖防卫壕沟，只

    有聚拢起来才可以让大家都免于野兽的袭击。图3-4 姜寨遗址复原图

    另外，在许多村落型的居住遗址都发现了可能比壕沟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火窑。火窑是

    用来烧制陶器的。陶器没那么容易烧得出来。火窑有火膛，有火道，将要烧的东西放在里面。

    大约五千年前的考古遗址出土的火窑和现在台湾苗栗地区还在用的火窑，基本构造没有太大的

    改变。火窑中间是可以产生高温的地方，然后要有一个让高温通过的通道，借高温将泥土原料

    做成的东西改造为不透水的陶器。

    我们越来越相信，形成中国古代村落的另一个理由来自陶器制作的专业化。挖一个壕沟很

    难，同样，盖一个火窑，懂得怎样做火窑，使制作陶器的程序变得固定、有把握，也很不容易。拥有构筑火窑能力的人，往往就能吸引其他人靠过来，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小中型村落出现

    的另一个原因。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各个遗址中出现陶器的演变，还有陶器在当时人的生活中

    可能扮演角色的相应变化。

    庙底沟的陶器相对简单，我们很容易猜到它们的功能。庙底沟陶器的重要性在于出现平底

    的器型。之前的陶器，一来模仿大自然可以盛水的物体，比如瓢瓜等，二来有技术的限制，所

    以几乎都是圆底，显然是将陶器吊起来，从下面生火。这种形制的缺点是站不住，所以人们渐

    渐产生了突破技术限制、做平底容器的想法。

    除此之外，陶器的另一项重大转变与技术突破是三足器。中空器皿下方做了三只脚，可以

    腾空站立，让火从三足器底下烧，就省了吊器皿的麻烦。早期出现的三足器都不大，因为很不

    好烧，牵涉如何让三足和中空的主体黏合，稍微大一点儿就更难了。另外一个重要进展，是容

    器把手出现了。不过，在庙底沟时期，三足器还不多，有把手的容器也很少。

    没过多久，各个文化的制陶技术有很大的改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文化，因为我们

    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大汶口与良渚这两种文化是商朝重要的前身；相对地，仰韶文化——

    尤其是河南仰韶文化——可能是夏朝与夏人文化的前身。和属于仰韶文化圈的庙底沟二期相比

    ，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就花哨多了。大汶口有更多不同形制的陶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陶器的模样越来越特别；第二，从今天的陶工与烧窑技术往回推，这些陶器烧制的难度越来越

    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大汶口开始出现一些不太能纯粹从功能角度理解的陶器形制。图3-5 三门峡庙底沟遗址

    越来越多无法在功能与烧制方式上找出道理的陶器，引我们不得不假想：这些陶器对当时

    的人应该有作为器皿之外的重要意义。

    陶器的出现与存在，原本基于其耐高温与不漏水的功能性，促成了农业的快速发展，让谷

    类作物成为人类最重要的热量来源。可是至少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陶器扮演的角色好像已经不

    止如此了。有一些陶器很不好烧，看起来也不好用，他们为什么要花这功夫去做？除非是在好

    烧与好用之外，这样的东西还能带给当时的人不同的满足。图3-6 大汶口文化陶器图06

    陶器的重要意义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可以推想，在那个时代，陶器是人与大自然分界，属于人的生活

    中最明显、最独特的拥有物。若要在由大自然生产和提供的东西之外，拥有一种不同的、不是

    每个人都能从大自然取撷的东西，陶器绝对会是第一选择。当然，他们的生活中还有工具，不

    过在人类已经做出奇特多样的陶器时，工具却还处于相对原始的阶段，所以和工具相比，陶器

    是更合适的原始财产形式。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主张：生产工具的改变造成生产力的改变，是历史演变的根本原因。然

    而，我们看中国历史，从约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约三千五百年前，这

    几个区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并没有重大变化，一直以磨制石器作为最主要

    的生产工具。可是，各个不同区域在这两千多年间发展出来的文明何其不同!因此，不能单纯

    从生产工具的改变去理解文明的变化，尤其不能用它来理解中国文明的变化。

    越往东南走，陶器文化的发展越惊人。很多陶器形制显然是要分开先做好几个部分，然后

    再将各个部分拼起来，放进窑里烧成一个完整的器物，多么耗费心力和时间，更不用说这个过

    程中遭遇过多少失败!这样做出来的陶器却没有多增加什么特殊的功能。因此，我们无法忽视

    的事实是，陶器在此脱离了生活上简单的必需品地位，也不再是谷类作物储存和烹煮的附随品。

    往西北方向走，有发展路线不一样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在陶器形制上不突出，但是陶器表面却有丰富的纹饰。花纹这么华丽，变化那么多，又是为了什么？

    在马家窑文化的遗址中，将同一个坑的陶器都放在一起，我们马上会注意到：陶器的形体

    几乎都一样，在形制上面没什么创意，然而，几乎每个陶器表面烧绘的花纹都不一样。纹样完

    全不影响功能，所以费工夫画出来的花纹也不是为了好用。而且，这些陶器是在墓葬中发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还能天真地只把陶器当作器皿，只是好用的东西？它们必然还有其

    他的意义。

    今天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彩陶展览，最漂亮、最常被展出的就是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它们又

    大又漂亮，还有纹饰。但也就是这些现象使我们怀疑：这些陶罐真的是原本生活中使用的吗？

    它们摆放在墓葬里，保存完整，而且从出土的情况看来，不像有生活中使用过的痕迹。或许，这些陶罐就是为了放入墓葬中而特别烧制的？

    图3-7 马家窑陶器图

    考古最迷人的地方正在于会有类似这样的情况，逼得你不能不想，不能不有解释。我们发

    现，或者说我们也被迫去理解，至少到了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其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后

    期，制造、运用这些陶器的“有思想”的人，他们的生活里应该有了超越纯粹实用功能以外的考

    虑。07

    墓葬在说什么？

    新石器时代出土的许多墓葬，让我们进一步相信这一时期的人们必定有相当程度的意义思

    考，要不然不会有这些特殊的现象。

    华阴墓阵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其中M1有五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不止一人。有的有

    陪葬品，有的没有；有的遗骸是一次葬，死了就被埋在那里，还有一些尸骨是二次葬，先葬过

    ，后来才被移过来的。所有华阴墓葬竖坑，都是南北朝向，所有的遗体都是东西朝向，所有的

    头都朝同一边。这不会是偶然，这群人一定在想什么事情，一定有自己的道理判断：人要下葬

    ，就必须如此，才是正确的方式。

    这里墓葬的方位和华阴墓阵相反，头朝西边，不过方位都很正，正东或正西。中国文化中

    面向正方位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这里有不同的墓葬。一个是直身葬，陪葬品放在遗骸旁。另一个却在外面多做了更大一片

    夯土层，将陪葬品摆放在夯土层上。这两个墓葬的比较很容易理解，后者一定是在这个社会里

    特别重要的人，所以利用不同层的墓葬范围和不同的陪葬品来彰显其地位。但是我们真的很想

    知道，哪些器物放上面，哪些器物放里面，有什么区别、什么意义？大汶口墓葬图大溪文化墓葬图马家窑文化墓葬图

    图3-8 新石器时代墓葬图

    有人认为，这象征了当时的制陶者拥有很大的权力，或许，那是一位制陶者的墓葬。出土

    的陪葬品看起来都没有被使用过，也许是特别烧来摆入墓中的“明器”。 [1]

    一种猜测是死者应

    该和制陶有密切关系，一位制陶者为自己或父亲，或是徒弟为师傅，烧了一整套明器，将他可

    以烧出的各式各样的陶器都做了，所以同样的陶罐有这么多不同的花纹，简直像是一套烧陶的

    编目。它们像在展示：“嗯，我们家烧的陶器通通都在这里了，你们大家可以趁机看一下。”

    那是一个重要的制陶者向他所处的世界、所处的社会发布的权力宣言。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去发掘，去猜想。考古有一个好处，因为考古能拥有的出土资料太有限，所以考古的史学方法

    通常比文献的史学方法宽松。意思是说，反正资料那么少，在现有的考古资料里，只要没有明

    确抵触的，你都可以提出你的假想。这是考古另一个很迷人的地方，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去想，它可能是怎么回事。

    显然在这个时候，有些信仰观念已经萌芽。考古工作一定要和“死人骨头”打交道，一定要发掘许多墓葬。但是即便挖过许多死人，有些墓葬出土时，还是会让发掘的人觉得心里发毛，因为你清楚地感觉到那不是一般的埋葬，那里面有几千年前的人的思考与想象浮动，穿越几千

    年时空要对我们说些什么。

    即使是考古学家看到像大溪文化出土的屈身葬，还是难免心里发毛。屈身葬已经很困难了

    ，大溪文化的墓葬还用一种更困难、更戏剧性的姿态来下葬，让人总觉得这后面应该是有故事

    的。

    [1] 明器指的是古代人们下葬时带入地下的随葬器物，出自《礼记·檀弓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08

    陶器在说什么？

    西安半坡出土了为数甚多的陶器，这些陶器的花纹与马家窑的花纹不一样。早期马家窑的

    陶器纹饰是由绳纹、网纹一路发展，以整齐的几何图形为主。半坡出土的陶器，上面的纹饰却

    是他们对于世界的观察(鱼、羊等动物)。所以陶器的存在对当时的人很重要，而且越来越重

    要。除了让谷物和作物更方便食用和储存之外，陶器还成为人去想象外在世界，进而去表达他

    跟周遭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媒介。

    相较于其他文化，中国陶器的发明不算特别早。目前最早的陶器出土证据在俄罗斯。然而

    ，从出土的考古遗址来看，中国这块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就呈现了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陶器

    具备高度的社会意义。这是在其他许多文明中不曾看到的。陶器的社会意义越来越重要，这与

    中国国家的起源、中国最早的统治方式有着幽微却密切的关系。与其他地区的古文明相比，陶

    器——不管是在仰韶、大汶口还是良渚——都早早开始扮演作为群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意义承

    载和意义表达工具的角色。

    在中国新石器考古上有一只极为有名的陶碗，上面画了一个像是X光片上看到的人。我们

    无法从功能面上解释，为什么要在一只碗里面画东西，而且画的是人的骷骨。和前面所说的墓

    葬现象一样，这只碗告诉我们：当时的人对于死亡与死后世界应该有他们特殊的想象。没有死

    后世界的特殊想象，不太可能愿意或需要花力气做二次葬。有不少发掘出土的竖坑葬，很多骸

    骨排列葬下来，很多大陆的学者解释那是家庭或家族坟坑。到今天，我们也都有家族大墓，一

    个人死了，先葬在自己的坟里，隔一段时间后，要捡骨，将剩下的骨头收起来，摆放在金斗瓮

    (骨灰坛)里，放入家族集体的祖坟。或许新石器时代的竖坑葬就是类似的做法。显然那时的

    人开始想象死去的人彼此之间，以及死人和活人之间的关系了。

    马家窑陶器上的纹饰在表达什么？光凭直觉，我们就感受到这时已经跃动着一种具体化的

    倾向，这已经是造型艺术的开端了。陶罐上画了一个人，这个人形的意义或许和原始阳具崇拜

    有关，也可能代表某种生殖神。这几个陶器都一样，抽象的纹饰和具象的描绘并存，进一步具

    象的造型几乎要取代原来的陶罐形制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再进一步应该就会出现关于动物

    或人的纯造型呈现。图3-9 马家窑陶罐碗图

    最初烧陶土是为了制造器具，可是人类后来发现，陶土还有更多用处。可以在陶土上画图

    ，还可以用陶土做具象造型，可以将陶土捏成眼睛里看到的东西，也可以试着去画那些具体的

    东西。看到一样东西，想要把它画下来，这正是文明发源的一个冲动。

    奇特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看到这个冲动的萌芽，可是后来却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同时期的其他新石器文化相比，中国新石器文化能找到的具象造型艺术极为稀少。陶罐上

    面明明已经刻出了一个人，如果其用意是借此呈现外在世界，表达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那么下

    一步应该就是将陶罐丢掉，用陶土塑造一个人的模样。但是我们现在从考古资料上看到的最强

    悍的趋势反而是，陶罐的基本造型一直存留下来。西安半坡已经有这么多具体的图形和图案，然而这类具体的图画，到了后来从陶器演进到青铜器，都找不到进一步发展的证据。

    依照现有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我们看出一个重要的焦点：中国农业的起源过程中，每

    一种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确立都和农业有关，也都和陶器有关。然

    而，如果说这几个不同文化的彼此缓慢互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共通性，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

    形成的话，那么，至少有一个是对于器皿形制以及抽象纹饰的重视与坚持。大部分墓葬里的陪

    葬品都是陶器，用工具陪葬则少得多。此外，造型艺术在古代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发展。从新石

    器时代的器物到后来的青铜器，原来陶器所延续下来的这个脉络，在之后的中国文明中占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09

    以器皿为开端理解中国国家起源

    后来出现的青铜器绝不只是生活器具而已。陶器刚开始制造，或许还可以以个人或家庭为

    单位，用简单的方式烧制。然而，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像马家窑出土的陶器，所需的火窑条

    件就太复杂了，非得有专业化、集体化的发展不可。到了制造青铜器，那就更不得了了。烧制

    陶器一般至少需要600℃，换作铜器，就要烧到1000℃。这当然不是一般随手捡来干燥后的木材

    所能烧出的温度。其中涉及特殊的燃料，更涉及萃取原料的特殊方式，毕竟铜不是从地上捡了

    就有，混合青铜所需的锡也不是。制作越困难，耗费的力气越大，显然也就需要越强烈的动机

    和理由了。

    “中国青铜时代”其实是一个奇怪的表达，尤其对于依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大陆史学家

    来说，更是如此。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工具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国出现

    青铜，明确证据出现于约公元前3000年，那应该算作青铜时代的开端。不过，青铜时代前面的

    新石器时代，后面的铁器时代，其定义就是社会以石器或铁器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如果采用这

    个严格的定义，那就无从安顿中国青铜时代了。我们几乎找不到中国放弃了石器工具而改用青

    铜生产工具的任何证据。

    这要回到《左传》上记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目前传留

    下来或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上就是两种东西，一是礼器，二是兵器。青铜农具极其稀少。如

    果从生产工具的角度来看，中国其实是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

    商朝小屯殷墟制作出如此辉煌的青铜器皿的时代，农业生产都是使用石器。到了西周，就陆续

    出现了铁制工具，中间根本没有生产工具上的青铜时代。

    既然没有生产上的用途，为什么会有青铜？为什么用如此难锻造的青铜去做没有实际用途

    的东西？一般所熟知的代表性青铜器，例如毛公鼎和散氏盘，是为了拿来烹煮盛菜的吗？当然

    不是，它们不是实用的东西。

    青铜器的发展与源流，必须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那不是到了商朝，在商人文化中突

    然产生的现象，而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端倪。最早的中国人，比如大汶口、仰韶、良

    渚和河姆渡等几个文化区的人不知是独立发展还是彼此影响，开始出现的明确共通点，就在于

    视陶器为重要的意义承载工具，而不只是生活上有用的容器而已。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器承载的意义就逐渐超过它在生活上所提供的便利。

    良渚文化出土了精巧的玉器，更是没有实用性的物品。而良渚的玉器和陶器，都有丰富、漂亮的纹饰。类似的纹饰风格，我们会在商朝的青铜器上看到熟练的线条，带有高度抽象性，而非具体造型。

    我们没办法仅仅凭借考古明确地界定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文化”。然而，有几条线索清楚地浮现出来，可供我们追踪。第一，我们大致明了，从七八千年前，在现在叫作中国的这个区域里，哪些地方曾经有人居住，他们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生产(

    大部分都是农业)，又相应发展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第二，我们知道，后来商朝显现出的高度文明成就，是在七八千年前以降新石器文化的基

    础上慢慢积累起来的。这中间并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从前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

    所提的“西来说” [1]

    ，认为要到中亚去找中国文化源头的说法，现在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从

    考古上看，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

    相反地，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满天星斗般散落分布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是

    后来夏文明与商文明的主要构成元素。至少在一件事上，就是对容器的执迷——只要看到容器

    ，就喜欢得不得了——的确是一脉相承的。

    本来的工具转变成在文化生活、文化意义上的重要角色。这是其他同阶段文明中看不到的

    现象。你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看看，只要是六朝 [2]

    之前，你能看到的重要展品，几乎都是器

    皿。相对地，古代近东和古希腊的文化中，容器绝对没有这种重要性。不是说他们没有漂亮的

    器皿，古希腊所留下来的瓮，像是济慈特别写诗《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 Urn )来歌

    咏的，是很美，可是它们和中国从陶器一路下来到青铜器文明，整个脉络上器皿扮演的角色，却大异其趣。

    至少在现阶段，要理解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要理解中国国家的起源，必须研究器皿。

    [1] 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国远古之文化》，把仰韶文化确立为中国史前文化。他们认为

    ，在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以彩陶和尖底瓶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进入华北，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

    部分。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2] 六朝是对三国至隋朝统一之前中国六个南方王朝的统称，包括东吴、东晋、宋、齐、梁

    、陈。该称呼始于唐人。第四讲

    夏、商、周的同步发展和夏人共主01

    夏、商、周是前后接续的王朝吗？

    从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大概有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大汶口文

    化连接龙山文化，构成了山东龙山文化。另外有上接仰韶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更西边有陕西

    龙山文化，延伸出去就是甘肃的马家窑文化。南边早期有河姆渡文化，然后河姆渡慢慢扩展成

    为一个更大的长江流域的文化，一般称之为湖熟文化。

    这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的形成，首先冲击了我们过去对于夏、商、周的理解。

    以往对于夏、商、周的理解很简单、很直接，就是夏朝灭亡了之后是商朝，商朝灭亡了之

    后是周朝，这是用后来的朝代概念回头想象夏、商、周时期，不自觉地假定夏、商、周就像宋

    、元、明、清，是一个个政权的更替，是前后相续的政权名称。然而，若是运用与传统记载上

    夏、商、周同时期或稍早的考古资料，有些事显然不太对劲儿。图4-1 大汶口文化陶器图

    一个重要的证据是殷墟，它是20世纪中国考古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殷墟考古发掘出大批甲

    骨，整理这些甲骨使历史学家得以重新验证了《史记·殷本纪》的世系表。另外，这些甲骨记录

    的内容，也使得一般通称“商朝”的这个“朝”字启人疑窦。从甲骨资料检验商人与非商人(不属“

    商”这个民族或这个文化的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现“周”这个字不断出现，因此有足够多的材料

    让我们可以确认，这个字指的都是在西边的一个群体、一个民族。通过董作宾了不起的耐心编

    排，我们可以借由甲骨文详细的编年，知道殷墟的材料最早从武丁开始，武丁时期就已经明确

    出现“周”字，指聚居在商人西边的一个民族。经过罗振玉和王国维校正之后的《史记·殷本纪》世系表，一共列了十八位商先王庙号，武

    丁是从成汤算来第十二个。 [1]

    从武丁之后，一直到纣王结束，商灭亡，至少还有两百年的时

    间。换句话说，甲骨资料清楚显示，周人和商人至少有两百年的时间是重叠的。我们不能不开

    始怀疑：传统上认为周是一个朝代，是接续商朝出现的，这样的想法对吗？

    [1] 《史记·殷本纪》共列出了十七世三十一位王。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殷卜辞中所见

    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罗振玉1915年发表的《殷墟书契考释》中列举

    了十八位商先王庙号。02

    商取代夏成为共主，并未消灭夏

    再往上推，那商和夏呢？传统的说法也是夏桀被商汤灭了之后，才有商朝。那我们也来检

    验一下夏朝的相关考古发掘。古史学家徐旭生详细考查了古代的文献资料，对比所有古代地理

    学上与夏朝有关的资料，判断夏朝遗迹最有可能存在于河南西部。1959年，徐旭生筹划了一个

    大型的豫西考古，后来成果惊人，挖出了极为重要的偃师二里头遗址。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挖出了夯土宫墙基址，也挖出了大量文物，还挖出了到目前为止在中国

    古史研究上最早的金属遗留物。徐旭生本来是要找夏墟，结果在豫西偃师二里头找到明显高于

    已知新石器时代后期文明程度的遗址，包括城墙、宫室、夯土宫室基址和大量物件，甚至包括

    金属。他会如何解释这个遗址的发现呢？

    照理说，徐旭生应该很兴奋地宣告找到夏墟，然而因为特别的历史机缘，徐旭生没有做出

    这样顺理成章的结论。偃师这个地方，在古史地理资料上有过一个“西亳”。据传统文献记载，商汤灭了夏之后，建立的第一个都城是亳。偃师有过西亳这个名称，就让徐旭生认为这个遗址

    应该和商朝有关。压在二里头文化上面的地层，还有类似商朝中期文化的痕迹。

    徐旭生就断定，偃师二里头应该属早商文化，从早商一路发展到中商。整个二里头的遗址

    ，在时间和文化上是连续的，从上层一路往下并没有看出明显的断裂。徐旭生进一步推论，若

    底层属夏朝，上层已经到了商朝中期，那么中间经历了夏商改朝换代，就应该显示出剧烈变动

    的迹象才对，所以更确定了偃师二里头是商文明的一部分，不是夏朝的。

    豫西考古团是由徐旭生主持的，偃师二里头是由他主导挖出来的，而且他对夏朝地理做过

    详尽的研究，最后他说挖出来的不是夏朝遗址，而是一个早商的都城遗址，别人很难有资格和

    立场去质疑。

    后来经过“文革”的破坏和中断，中国考古学家重新回来整理中国古史架构时，经过反复对

    比讨论，越来越多人支持徐旭生最早的假定，夏墟应该在豫西没错，而且偃师二里头的地理位

    置就正落在文献记载上的夏朝方位，也就开始有了试图从偃师二里头考古遗址来探索夏朝与夏

    文明的主张。一直到1974年、1975年，终于有人出面挑战徐旭生的判断。

    也许徐旭生错了，或者说徐旭生其实原本就是对的，但被西亳这个地名给误导了。这个翻

    案的假定，在对中国古史的理解上掀起巨大的波澜。偃师二里头可以被认定为夏文化遗迹吗？在断代上，偃师二里头被断为夏朝，比早商更早，从考古层位上看没有问题。偃师二里头(豫

    西)和古史记载中商人发迹的地方，有相当大的差距，几乎所有关于商人起源的文献记录都指

    向更东边的地方。

    唯一的问题，如果是夏文化延续到商中期，那为什么在这个遗址上看到的是强烈的延续性

    ，而没有夏人被商人征服、取而代之的激烈断裂变化？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重

    新看待商朝与夏朝的关系。

    徐旭生看到考古遗迹中从底层一路往上并没有出现剧烈的变动，因此他判断应属延续几百

    年的同一个文明，基于此判定二里头为商朝文明。今天我们有理由换一种说法来理解，也完全

    符合考古资料所呈现的：底层本来就是夏朝文明，而一直到历史记载上所称的商朝的年代，其

    文明反映在物质遗留上并没有大的变动，是因为从夏朝变成商朝，至少对偃师这个地方，并没

    有造成巨大的冲击。

    换句话说，从各种不同因素进行分析，有另一个可能性更大的解释：偃师这里本来就是夏

    人的基地，尽管夏朝结束了，却并不表示来了一个外来民族或外来文化，压在这块夏人基地上。夏文明依照原有的形式继续在发展，夏民族及其文化并没有灭亡。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同时理解西亳这个地名的因由。西亳指的是，当商朝建都的亳在

    夏人都城之东，或许就是从商人本位出发，将这个地方称为西亳，一座在亳的西边的大城。

    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和古史专家接受的看法是：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原本的共主架

    构(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详细还原共主制度的运作)有了巨大改变，由商人取代夏人作为共主。商人建立了自己的基地，叫作亳，以亳为中心行使共主权力。然而夏人并没有因商人获得共

    主地位而被消灭，他们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其生活与文明。商人也始终意识到在其势力之西另有

    一支强大的旧有民族，商人以亳作为都城的名称，就将夏人旧都城所在地称为西亳。这样的理

    解让很多考古上的问题，都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解答。03

    同时存在的夏、商、周各在何处？

    其中一个获得较合理解答的问题，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如何与传统文献搭接。夏、商

    、周不是，至少不全然是前后接续的朝代，而是不同区域的三种文化，这就能和新石器时代文

    化分布的考古资料吻合了。

    夏、商、周很可能就是在三个不同区域所产生的三种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的结果。这三个地区陆续发展了比新石器时代更复杂、更庞大的村落联合组织，这种村落联合

    组织的势力分布，在东边是商，中间是夏，在西边则是周。而中国古代国家的成立是这三个区

    域、三股文化、三个民族互动的结果。

    从考古上看很清楚，河南龙山文化一步步演变成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演变到约四千年

    前，出现了夏文化的痕迹。

    另外，由陕西龙山文化发展出了周文化。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周原考古

    ，目的就是要考证出周朝、周人和周文化的源头。将陕西龙山与周原考古结果按考古层位可以

    毫不勉强地联系起来，那么差不多在公元前1800年，这里有了社会组织和文化上的转变。合理

    推测，周人与周文化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就在陕西存在了。

    最难定位的是商。大汶口以降的山东龙山文化展现了与商文化明确的相似性，然而从古史

    地理考据上看，商人发迹的地点比大汶口和山东龙山更往南些，比南方河姆渡文化衍生的湖熟

    文化区稍微往北边一些。所以商人的起源到现在不清楚，这是中国考古研究的大困扰，也是张

    光直先生一生留下的最大遗憾。

    可供查考的商人起源的相关地点，几乎都在黄河冲积区。这里的土都不是原生的。黄河每

    年带下来的冲积土，几千年来反复覆盖了这个地区。就算有考古遗迹，也都被沉埋在不知多深

    的沉积土下面，无法发掘。所以一直到今天，早商的考古迟迟无法有具体的突破。

    我们只能借由在夏、周考古所得的经验，来对商朝文明起源进行初步的理解与推断。我们

    合理推测，商人一部分起源于大汶口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