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自 序

    一、洪武年：帝国的枯棋与势棋

    1.一个王朝的江湖背景

    2.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

    3.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

    4.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

    5.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

    二、靖难事：帝国的黑色魔咒

    1.皇位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2.屁股下的火药桶

    3.陷入群狼的包围之中

    4.跑偏的“三驾马车”

    5.谁才是真正的王牌

    6.比谁都清醒的“政治疯子”

    7.致命的“多米诺骨牌”

    8.朱棣的政治新花样

    三、内阁：无法丈量的权力半径

    1.帝国的荷尔蒙时代

    2.“大礼议”背后的吊诡

    3.不合作的非暴力者

    4.权力者心中都藏着一条蛇

    5.与狼共舞的日子

    6.不按常理出牌的对手

    四.后帝国时代：垮塌的权力三脚架

    1.“国本之争”：有多少债可以重来

    2.“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

    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

    五、完结篇：谁也无法阻止的崩盘

    1.魏忠贤：“第三代宦官之王”差一千到一万

    2.朋党们：最后的救赎，或者死亡之舞

    3.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

    4.英雄：最后一根擎天柱的崩塌自 序

    二十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读到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

    五年》。说句实话，那次阅读体验并没有给我带来愉悦，直读得磕磕

    绊绊，头晕眼花。也正是那次阅读，严重挫伤了我对于历史书籍的阅

    读积极性。因为当时刚刚走出校园不久，对于历史知识的认知，还停

    留在教科书上那些没心没肺的文字。书没有读透就只好暂时放下，谁

    知道这一放就放了十余年。等到我再度拾起这本书的时候，人已经过

    了不惑之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发现，曾经让自己迷恋的那些历史

    幻象或者真相，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已经不具有吸引力了。历史的

    真实度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唯有人心的真实才是打开那扇大门的

    钥匙。

    诚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开头所说:“这平平淡淡的一

    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一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真相值得我们去追根溯源。

    黄仁宇先生让我懂得了，历史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也是可以这样读

    的。历史是人的历史，并不是几个概念、几个观点堆砌起来的历史。

    近年来，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将大量的时间用于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

    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这本书也不例外，我再一次

    将目光锁定在了明朝的官场上。

    明朝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

    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其中的每个局都是这段漫长历史过程

    中的重要一环。官场游戏贯穿始终，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

    弈，就像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在朱元璋平定天下

    之前，他听说自己的对手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疏于政事，就

    曾发过一通感慨。这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草根皇帝说：“我诸事无不

    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

    事，岂不着人瞒!”言下之意，是说老子天天像防贼一样防着这些官

    员，还是被当成冤大头忽悠。这句话为三百年的帝国官场奠定了一个基调，皇帝与官员的权力

    博弈成为明王朝的主旋律。朱元璋扫平四方，他在自己的帝国布置了

    无所不在的特务网络，用铁血手段来处罚贪官污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然而，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

    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

    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朱元璋大量诛杀官员的根本目

    的并不是真的要净化帝国官场生态，而是为自己的继任者“拔刺”。

    这种目标上的差异，就决定了明朝的权力博弈不可能达到真正“拨乱

    反正”的效果。

    草根阶层出身的朱元璋创建了大明帝国，创业的艰辛是其他权贵

    出身的皇帝所不能体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这份家业的继承和延

    续有着更为谨慎的布局。他杀戮开国功臣，废除丞相，让诸藩王离

    京，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皇权的专制，被他运用到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明朝才会成为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和官场权力博弈的

    集大成者。可是大明王朝这部政权机器，并没有按照开国者所设定的

    轨迹往前发展。明朝真正完全控制朝政的皇帝只有洪武、永乐两代。

    尽管这列帝国列车一再跑偏，可它却能够保持不脱轨，延续276年国

    祚，这让人实在难以理解。仔细分析起来，从一开始朱元璋所布下的

    局，已经为后来的文官斗权、阉党乱国埋下了伏笔，而每一个局都是

    帝国权力链条上的重要一环，环环相扣，直到最后，将帝国和他的末

    代皇帝崇祯扣成了一道死亡结。

    宗承灏一、洪武年：帝国的枯棋与势棋1.一个王朝的江湖背景

    朱元璋出身于一个佃农家庭，他的父亲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

    有，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野草的

    种子一样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落到哪里都会生根。

    朱五四一生从淮河下游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

    漂泊到濠州(安徽凤阳)，他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迁徙，先后搬过七次

    家。早在他的上一代，也就是朱元璋祖父生活的时代，他的家族就脱

    离了宗族所在地句容(今属江苏)的朱家巷。

    朱元璋是在父亲朱五四搬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

    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年是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

    年)，此时中华大地正处在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

    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南人范畴，位居末等，而他们又是末

    等南人中最为穷困、最为低贱的雇农，属于草根中的草根。

    朱元璋投胎于朱家，注定了他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社

    会最底层人群中一员。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农民的命运绝对不

    会比地上爬行的一只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

    家族和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绝境。

    在朱元璋之前，朱五四已经生了七个孩子，朱元璋是第八个，于

    是就取名“重八”。元璋这个名字，还是他加入郭子兴义军之后取

    的。“璋”的意思是“锋利的玉器”，这个字或多或少表达了朱元璋

    的一种人生态度。八个小孩只活下来了六个，四男两女。朱元璋出生

    的时候，朱五四已经年过半百，也算得上老来得子。只是这个新出生

    的孩子并没有给这个困窘的家庭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又增加了负担。

    当然对于乱世中的底层人民来说，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家族、一个家

    庭在这场艰难的赌博中的一个筹码？

    对于生活在封建时期的农民来说，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就

    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网络的庇护，就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抛弃，成为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在农村

    来回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可能。

    元至正四年(1344年)，天灾横行，淮河流域一带旱灾、蝗灾和

    瘟疫轮番摧残着这片土地。

    朱元璋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灾难，后来朱元璋在《御制皇陵

    碑》中，痛苦地回忆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

    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当

    他的父亲、母亲和大哥相继死了以后，他的嫂子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只剩下他和他的小哥哥相依为命，兄弟俩的生活无以为继。

    十六岁的朱元璋迎来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连亲人病逝都无

    钱安葬，可以说连最起码的生存都面临着考验。由于朱家是生活在自

    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传统社会最讲究的便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

    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朱家这样从父辈才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他们根本享受

    不到宗族力量的庇护。当他们的生活陷入绝境之时，很少会有人愿意

    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

    实，也让朱元璋的性格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朱元璋的外祖父陈公也是一个有过游民经历的人，他曾经在南宋

    爱国将领张世杰手下当过亲兵。宋朝灭亡后，他做过巫师和画符念咒

    的风水师。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意识或多或少地会对自己的外

    孙产生影响。

    为了能够混口饭吃，朱元璋选择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一名游方

    和尚。当生活将朱元璋逼向绝境的时候，他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的炎

    凉，但他并没有在生活的苦海恶浪中乱了自己的方寸。这种处事态度

    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朱元璋到寺中不足两个月，就迎来了一场大饥荒。寺庙的住持只

    好把粮仓封了，让本就无路可走的僧人们到纷乱的世道里去寻找活

    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让他们去化缘乞讨。朱元璋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走出寺庙。这时候的他有

    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所引发的。

    在此之前，他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

    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

    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从他迈出皇觉寺门槛儿的那一刻，朱元璋陷入

    人生的大迷茫中。就算他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可他也无法为自

    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他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

    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生或者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都

    是微不足道的事。

    从朱元璋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便将他身上所有

    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符号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

    乎所有的血缘关系链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官府衙门不会管他

    的死活，地方甲长也当他早已不存在，现如今连一座破寺庙也不肯收

    留他。

    当一个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已经在将他

    抛弃。学者王学泰曾经这样描述过游民的性格：“游民脱离了主流社

    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

    一群人。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反对现存社

    会秩序，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做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

    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几乎不具有文化教

    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通行道德所鄙视

    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

    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

    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

    面。”

    朱元璋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最后又返回

    到皇觉寺。在《皇陵碑》中，朱元璋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三年的

    流浪生活。“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

    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

    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风鹤呖，俄浙沥以飞霜。身

    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当云游三年再度归来，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拥有了丰富的游民经

    验。有人推断朱元璋在这三年的流浪生涯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组织。如果说人的青少年时期是一

    个学习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三年的江湖经历就像是朱元璋在社会大学

    里读完了本科。在任何时代，游民的社会经历和社会经验都会比那些

    困于一处的农民更加纷繁复杂。正因为如此，才历练出了他的多重性

    格。

    朱元璋晚年在回忆自己的那一段人生经历时，不无得意地感慨

    道：自己“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

    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也就是说，那一段江湖经历，让朱元

    璋迅速成长并成熟起来。这段经历帮助他跨过了青涩的懵懂年代，直

    接进入成年人的复杂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朱元璋学会了用另外一

    种角度去看待事物，体验到的世情冷暖也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他学

    会了识人的本领。

    王家卫在他的电影旁白里，意味深长地说：“人就是江湖，有人

    的地方就有了江湖。”正是江湖改变了朱元璋的性格，也正是这种性

    格赋予了大明王朝一种阴郁复杂的时代特征。

    一个被社会和生活迅速催熟了的农村孩子，从乡村到江湖，他获

    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勇敢、精明，以及生存的手段。江湖在赋予他这

    些东西的时候，也同样会损伤他身上所具备的与道德有关的品质。对

    于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人，空谈道德显然是不现实的。就像一头在

    草原上生存的狼，填饱肚子才是第一位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什么

    样的手段都可以去尝试。

    从土地上出走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一个在生活陷入绝境时听天

    由命的农民。在江湖的历练下，他正在成长为一头大胆而狡黠的野

    兽。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勇气才是生存的最大法宝。史料记

    载，为了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世道里生存下去，少年时的朱元璋曾经多

    次和街头的乞丐们打架，很多时候是以一敌众，刺刀见红。就是在这

    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博弈中，他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

    喉咙。因此，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朱元璋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

    愈发强烈。

    就在朱元璋为了混口饭吃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

    闹腾得如一锅开水。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颍州的白鹿

    庄起义开始，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十个月之间，北起黄

    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一副末世狂舞的乱象在中华大地蔓延开

    来。当时许多像朱元璋一样走投无路的贫民为了能够保住最后的生存

    底线，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

    社。白莲社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

    义。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他们的口

    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天平”。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

    聚集了三千人，他们个个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

    者是颍州人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

    兵。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的带头大

    哥。一个多月后，起义军就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让朱元璋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都被生生

    扯断。父母不存，兄弟失散，一切家族亲戚关系都被割断了，只剩下

    他在这个世上来去无牵挂。地方官府不再管他的生存或者死亡，甲长

    也不来管他何处来、又何处去，甚至连他栖身的寺庙也不再管他吃斋

    还是念佛。平生第一次，他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

    人生的定位。

    每天睁开眼睛，展现在他面前的天地是无序、混乱、凶险的。失

    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

    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他吞没。命运在将一个人逼入绝境的同

    时，也会为他打通另一条道路。就在这生无所依的时候，朱元璋收到

    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

    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

    清楚朱元璋目前的处境，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机会，不如

    放手一搏，反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一个“死”字。

    这封信的内容用七个字概括，那就是“速从军，共成大业”。朱

    元璋收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用他自己后来回忆的话说就是“既忧且

    惧”，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才好。当然，促使朱元璋迈出关键一步的还是严峻的形势：一是汤和的

    那封来信被人发觉，而且发现之人要到官府去揭发这件事；二是朱元

    璋出家的皇觉寺已经被元兵烧毁，意味着今后他将无容身之所，成了

    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无产者。

    也就是说，朱元璋最后走上造反道路，并不是出于一个英雄对于

    未知前途的幻想，更多的是一个底层小人物的求生欲望。

    古代社会，漂泊无根的游民和辗转于天灾人祸中的贫困农民是很

    少有机会接受教育的，也就谈不上具备文化知识。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他们很难做出理性的自觉行为。那些文人士大夫的人生价值观对

    他们来说，是无法理解的。让他们为了实现某种理念或某种社会理

    想，义无反顾地投入造反的行列是无法想象的。

    当汤和向朱元璋发出邀请的时候，朱元璋内心纠结了很长一段时

    间，他甚至用自己从外祖父那里学来的卜筮之法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

    运。在朱元璋自己写的一篇叫作《纪梦》的文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

    幕：朱元璋使用“珓杯”来为自己算卦。珓杯是用竹或木做成的像杯

    一样的东西，杯口朝上是阳，杯口朝下是阴。两个杯抛起，落在地

    下，以阴阳来判别吉凶。他希望神灵能够为自己指引方向，可让他万

    分失望的是，神灵并没有给他明确的答案。

    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当时造反活动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

    四处漂泊流浪的游民。

    作为那些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的游民，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眼前的现

    实利益。他们不像那些老实巴交、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一样容易上当受

    骗(历来参加秘密宗教造反的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人生的重大抉

    择面前，会将自己的投入成本与将来可能得到的收益进行反复的计

    算。

    如何去做才能有利于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集团？如何去做才能有效

    地规避风险？他们会将其中的利害算得清清楚楚。他们追求的是“大

    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理想社会，“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

    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

    人生理想。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事法则，有奶便是娘。他们可以做到

    一边英雄豪迈，一边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

    组织起来，忠义堂上的权力交椅却不容有丝毫的含糊。

    在接到汤和的信后，朱元璋反复为自己占卜吉凶。其实每一次占

    卜都是内心的一次计算过程，为自己付出的行动寻找一个能够说得过

    去的心理支撑点。

    农民如果不是因为破产，不会成为走投无路的游民，也就不会轻

    易加入造反者的行列。连朱元璋这样的无产者走上造反道路都需要再

    三权衡，犹豫不决，更不用说那些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农

    民了。

    在封建君主制社会里，那些居住分散的小农和游民是散漫的无组

    织力量，他们要想对抗强大的权力集团，或者仅是为了求生而忤逆了

    权力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因此，在他们萌生造反念头的

    同时，必然也要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不然就无异于以卵击石。

    朱元璋投到郭子兴的军中以后，凭借着年轻人敢想、敢闯、敢干

    的“三敢”精神，又加上天生的一副好脑子，很快就独当一面。在其

    加入义军不到一个月之后，就被郭子兴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渐渐地成

    为郭子兴身边的心腹之人。

    郭子兴更是将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她

    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在部分野史与地方戏曲中她被称为马秀

    英。朱元璋和马姑娘结婚以后，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蛋子摇身一变成了主帅的女婿。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的生活与他在庙里当和尚的情形大不一样，起

    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他除了自身之外，并没有任何可以倚靠

    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

    和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

    郭子兴拉拢朱元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壮大自己的

    实力。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地方，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权力抱团

    的问题，相互之间并不和睦。濠州城中的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

    孙德崖等四人，每个人都想成为带头大哥。彼此猜疑，很难相容。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徐州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彭早住和赵

    君用投奔濠州城。进城不久，赵君用就勾结孙德崖在大街上把元帅郭

    子兴给绑架了。郭子兴的部下害怕孙德崖，不敢反抗，就连郭子兴的

    儿子也吓得躲藏起来。

    朱元璋此时正在淮北地区与官军作战，元帅郭子兴遭到扣押的消

    息传来。他连夜赶回濠州，找到关押之所将郭子兴救出。朱元璋在郭

    子兴的麾下得到了锻炼，耳濡目染，心智大开。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并不甘心长居人下，内心也有了一套自

    己的利益算计。他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乱世求生存，有了枪杆

    子才会有话语权，才有可能去赢得更光明的未来。

    第二年(1353年)三月，围困濠州城的元军将领死在军中。两个

    月后，围困濠州达半年之久的元军只好撤离，濠州解围。元军虽然退

    去，可是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没有半点儿消停，反而在失去

    外部威胁的情况下愈演愈烈。

    这种没完没了的权力内耗，使得朱元璋渐生厌倦，也萌生了去

    意。

    在朱元璋看来，这帮人压根儿就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要想在

    这乱世之中干出一番事业，就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到哪里

    去找人？谁能够忠心不二地追随自己？朱元璋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自己

    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资源，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

    这时候濠州因为被围得太久，城里的军士已经死伤过半，粮草严

    重缺乏。朱元璋就偷偷返回怀远用盐换了些米，补给郭子兴的部队。

    几个月后，朱元璋再次返回自己老家招兵买马，“倡农夫以入伍”。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朱元璋就在家乡拉起了一支队伍。队伍

    虽然只有区区七百多人，但对于朱元璋来说意义重大。郭子兴也非常

    满意，将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可朱元璋此时的心态已经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他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判断郭子兴是难成大事的主儿。朱

    元璋觉得该到了自己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七百兵丁交给别人带。自己

    只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了濠州，南下定远，去开辟属于自己

    的新天地。朱元璋带走的这二十四个人是他精心挑选的，大多是他的老乡。

    在这里不妨列出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

    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

    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

    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明

    朝的开国功臣。这些人可以说是朱元璋事业的先驱者，他们帮助朱元

    璋打下了大明天下，建立了惊天的伟业。元末乱世蜂拥出那么多扯旗

    造反之人，最后是朱元璋摘取了权力王冠上那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一

    个连最低生活保障都无法实现的草根中的草根，为什么能够笑到最

    后？

    所有的功成名就都不是天上掉馅儿饼。就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

    势而言，朱元璋的根据地是最小的，兵力是最弱的。从与元军主力对

    峙这一点而言，朱元璋并不是元军最为看重的对手。在朱元璋与元军

    之间至少隔着三个割据政权，东面是张士诚，西面为徐寿辉，北面乃

    红巾军主力小明王。他们牵制了元军的主力，拱卫着朱元璋的地盘。

    这一客观环境与有利条件为朱元璋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提供了可

    乘之机。

    就在小明王率领的红巾军主力在北方与元军进行着殊死搏斗、处

    于两败俱伤的时候，朱元璋却从中大获其利，不断向南面和东南发

    展，将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全数攻下，作为向外发展的坚固堡垒与前

    哨基地。

    打下徽州后，儒士朱升向朱元璋献上了极为重要的三句话：“高

    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这三句话是要朱元璋暂时巩固后方，发展生产，缩小目标，慢慢

    谋取天下。朱元璋接受了这个建议，一方面将战斗力与生产力合二为

    一；另一方面又把地方武装与正规部队分开，不但扩大了生产力，还

    加强了战斗力，这也是朱元璋能在群雄割据的战争中“一枝独秀”，并最终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朱元璋是个极度务实之人，在《太祖实录》里记载了他说过的一

    句话：“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俘伪……不事虚诞。”朱元璋

    不是一个只唱高调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践行“务实”二字。郭子兴死后，韩林儿政权只是将朱元璋任命为郭子兴部的第三号

    人物。朱元璋很清醒地认识到，现在还不到称王的时候。其实他早就

    有能力从韩林儿政权中脱离，可他一直没有这么做。用朱元璋自己的

    话说就是：“建大事者，必勤远略，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篑土

    可成；江湖之广，由勺水所积；天下之大，岂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

    之兴，皆上察天运，下顺民心，从容待成，曷尝急遽？”

    他的所有对手都忙着割据一方，称王称帝，只有朱元璋在那里埋

    头干活，征讨四方。朱元璋是各路造反者中最后一个称帝的，也是真

    正笑到最后的那个人。2.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闹腾过后，就会迎来一个

    换汤不换药的新时代。相比较而言，欧洲的农民起义也许在规模上不

    如中国，但同样来得频繁，冲击力也更加强悍，更为重要的是对封建

    统治有着毁灭性的打击。起义成功之后，欧洲的那些领导者很少有人

    想着再去当皇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起义的目的是消灭封建贵族，取

    消农奴制，建立土地公有的村社制。

    但是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那些起义者的心目当中，他们

    扯旗造反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推翻一个旧体制，重新建立一个新体制。

    他们打倒皇帝，图的就是皇帝屁股底下的那张龙椅，要的就是自己能

    够取而代之，登上王者的宝座。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句话反映了封建时代造反民众

    的普遍心态和主流思想。我们在翻阅历史时，会一次次地为之扼腕叹

    息，叹息那些流血和阴谋怎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上演。新建的政权统治

    不过是前朝的复制与翻版，而高高在上的永远是张家的皇帝李家的

    王，下面匍匐着的官僚就像是同一台机器生产出来的复制品，庞大的

    政治机构犹如一辆腐朽的破车运行在跑偏的历史轨道上，一次次翻

    车，又一次次发动点火。

    不过，经过一次摧枯拉朽的扫荡，帝国表面的污垢就会被暂时性

    地清除殆尽，新王朝的主人看起来较为英明，朝廷官员们也较为清正

    廉明，封建地主的剥削也趋于缓和。可是好日子总是如昙花般绚烂于

    一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机器又会出现新的磨损，政治空气又

    会变得污浊不堪，权力集团的统治又会陷入和前朝相同的困境之中，历史又得周而复始地来那么一次大规模的清污运动。这场权力运动中

    的带头大哥获得了成功，最终登上了皇位。于是一次新的权力循环就

    开始了。

    历史的发展，就这样循环着往复不断。谈不上是进步，也谈不上

    是落后，就像黑格尔所概括的那样，彼时的中华帝国就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

    以朱元璋的农民意识而言，他不仅难以挣脱这一模式，反而会加

    固其运行功能。

    对元末纷乱的天下大势而言，如果没有出现一个朱元璋，肯定会

    有张元璋、李元璋挺身而出，以实现推翻蒙古政权统治的目的。因

    此，朱元璋对中国历史的主要影响并非战争时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

    上皇位后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左手偏执，右手妥协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六个人为公爵，另外二十八人为侯爵，并赐给他们大量土

    地，同时颁有免死铁券。如果本人或其子孙获罪，还可以免死数次。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道象征着荣誉和功勋的免死铁券，在日后看来

    却仿佛成了一道道催命符。尤其是在洪武朝中后期掀起的那一场接一

    场的血腥屠杀中，那些得到铁券的家族几乎全部都被卷入其中。

    朱元璋在这场权力运动中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既要大封功臣，颁赐“免死铁券”，又要大开杀戒，诛戮功臣；既要消除皇权的潜在

    威胁，又要避免天下人讥讽他言而无信。

    在朱元璋所颁发的“免死铁券”中，都刻有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

    的话：“除逆谋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朱元

    璋在这里预先埋下了伏笔，那就是“逆谋不宥”——谋反罪不得免

    死。

    有了这事先埋下的伏笔，后来的大开杀戒也就有了理由。在这次

    受封的功臣中，李善长是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晋封公爵的。其他受封

    的公、侯则全部来自武将集团，由此可见李善长身份之特殊。

    朱元璋为了将皇室与功臣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还通过联姻的手段

    夯实帝国的权力底盘。郭英之妹为朱元璋宁妃，徐达、冯胜、蓝玉之

    女皆为王妃。李善长、傅友德、胡海、张龙等勋贵之子皆尚公主，与

    朱元璋结成儿女亲家。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来确保

    那些开国功臣进入和平年代后依旧保持忠贞，以巩固朱家王朝的统

    治，使大明江山能够传祚无穷。这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股份制公司，用

    股份将这些权力股东拴在帝国的裤腰带上。

    然而没过几年，这段短暂的和谐时光就宣告结束。“飞鸟尽，良

    弓藏。”皇帝与功臣始终难以摆脱这种权力困境，历史的活剧也如同

    盗梦空间的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下去。当权力运转进入到这样一个怪

    圈中，作为局中之人挣扎得越厉害，遭遇灭顶之灾的可能性也就越

    大。每个朝代的开国者都无可幸免，朱元璋的朝代也同样不例外。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颁布榜文，对帝国文武官员严加戒

    饬，并且在其中严厉指责部分有功之臣在新的时代里放松了个人世界

    观的改造，干下违法乱纪之事。这可以看作朱元璋对骄傲放纵的功臣

    们发出的一种警告，同时也传递了君臣关系趋于紧张的一个信号。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璋又先后炮制了《资世通训》和《臣

    戒录》等训诫性的制度。在这些制度里，朱元璋逐步褪下温情的面

    纱。他警告那些曾经的战友、如今的帝国官员：你们不要自恃功高就

    不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如果你们对我不忠、逾越礼制，将会受到

    严厉的惩罚。

    这些功臣虽然嗅到了帝国的上空弥漫着不祥的气息，可他们并没

    有意识到，这时候朱元璋已经在心中将无形的屠刀缓缓地举起。从无

    形到有形，有时候缺的只是一个借口。

    有人借用经济理论来形容朱元璋与那些功臣的关系，说他们是一

    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是说，朱元璋作为帝国的法人代表，他手里控

    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又分身乏术，抽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亲力亲

    为，于是就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

    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所能做的，就是派发高薪给功臣们，同时让他

    们在政治上享受高职位。朱元璋希望用这些现实的利益来换得功臣对

    皇权的一颗赤胆忠心。当然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在

    任何时候都要保证皇权独大，保证这些开国功臣不要生出异心，更不

    要想着去造反。造反是一项高风险，但同时也是高收益的活动。对于任何一个皇

    帝来说，要让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世传下去，就要慎重考虑功臣造反问

    题。在搞不清楚谁将会造反的时候，每一位功臣都有可能成为皇帝怀

    疑的对象。其实这是一种有缺陷的逻辑，因为这一完全靠帝王内心推

    测来完成的命题，对于功臣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新朝刚立，朱元璋任命了两位丞相，分别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

    相徐达。左、右丞相无异于早期明教中的左、右护法，一文一武。李

    善长是安徽定远人，他和胡惟庸是小同乡，和朱元璋是大同乡。而徐

    达和朱元璋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凤阳人。从年龄上看，李善长比朱元

    璋整整大了二十一岁，应该不算是同辈中人。

    李善长并非没有文化的草根阶层。史料记载“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他是一个读书人，并且是一个修习过法家思

    想，深谋远略的知识分子。李善长与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有着很大的不

    同，爱“习法家言”的人往往是那些权力世界里的实用主义者。他们

    认为儒家信奉的那一套“为政以德”过于温良恭俭让，不足以为政治

    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善长与朱元璋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朱元璋后

    来推行的那一套摄魂夺魄的铁血政策与法家“以暴抗暴”的统治理念

    如出一辙。

    当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李善长便出任了他的右相国。在相国

    这个位置上，李善长干得颇有起色，也充分展现了他能裁善断的相

    才，可谓大明开国的首功之臣。在王朝更替、皇权易主的大时代背景

    下，很多像李善长这样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每天醒来思考的第一个问

    题就是如何能够在这乱世之中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当第一桶金到手

    的时候，他们会幻想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权力王国。

    虽然是文人士子，可他们并无济世情怀。毕竟苟且于乱世，生存

    才是第一位。儒家推崇的导君于正、匡扶社稷的人文理想，在他们的

    思想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少的，在他们看来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主义。

    帝国建立之初，与元朝相比，政出中书的权力表象依然存在。对

    于赤手空拳起家夺得政权的朱元璋来说，他的权力欲望比任何人都要

    强烈，他将处理朝政视为自己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大明天下以后的一种人生乐趣。这种乐趣是权力带来的，归根结底还是从这种权力游戏

    中得到的满足。

    如果能够将帝国朝政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那是一件多么让人过

    瘾的事。可“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

    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就算宰相们对他唯命是从，可是制度的鸿沟

    摆在那里，想要跨越也不容易。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宰相们是不

    愿意去劳驾皇帝的。在他们看来，自己举手之间就能摆平的事，再转

    手交给皇帝，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遇上勤政的皇帝倒也无妨；如果

    遇上贪图享乐的慵懒之君，他们这么做就很容易惹祸上身。

    这是宰相的想法，朱元璋却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宰相们分

    明是在钻制度的空子，故意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瓜分皇权。

    明朝立国之初，中央权力机构设有三大席位，分别是：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正如朱元璋所说：“国家新立，唯三大府总天下

    之事。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

    于此。”他还说道：“中书省是国家法度之根本，朝廷百官都要遵

    从，凡朝廷命令都由中书下达。”

    中书省总领帝国政务，大都督府分管军事，御史台则负责监督检

    察，三大机构的领导者要同时对皇帝负责。从帝国政治制度的表面看

    来，政治、军事和纪检部门各负其责，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大都

    督府和御史台都要受到中书省的掣肘和节制。

    作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李善长和徐达这两个左、右丞相官

    居正一品，与中书省平行的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是大都督和

    左、右御史大夫，他们都是从一品。所以从品级上来看，大都督和御

    史大夫比宰相要矮上半个头。左、右丞相让中书省的权力体系实现了

    两条腿走路，但右丞相徐达作为一员武将，长年领兵在外，追讨遁入

    草原沙漠的北元势力。这样一来，中书省大权独揽的就只有李善长一

    个人了。

    如此一来，中书省就成了左丞相李善长的一言堂。李善长跟随朱

    元璋多年，既有高超的行政才能，又深得皇帝的信任，于是在他身边

    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功臣集团。集团成员分布于帝国权力机构

    的各个部门，把持着政府的行政运作。即使李善长是个有品有行的政治完人，可在面对一人之下、万人

    之上的局面时，估计也会在某个时刻被手中的权力冲昏头脑。更何况

    他本就不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明史说他“外宽和，内多忌刻”。只

    要有官员稍微侵犯他的权益，就会被他安个罪名夺去官职。朱元璋将

    宰相的权力交给这样一个小心眼儿的家伙，那么党同伐异的权力格局

    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的。

    李善长出身淮西，对于淮西集团的内部人士百般庇护。在李善长

    身居高位时期，他所重用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同乡之人。如此一来，在

    帝国的权力系统中，除了中书省的权力过重，还会形成一个盘根错节

    的淮人朋党。战争年代，掌权者需要乡人抱团相助，可等到江山坐

    稳，官僚集团的抱团只会削弱皇权。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有着清醒的

    认识。因为清醒，所以才让他无法容忍。

    洪武四年(1371年)，汤和、傅友德平定蜀地，天下已定。虽然

    还有一些敌对的小股势力在边境上打游击，虽然扩廓帖木儿领着北元

    骑兵还在和帝国的右丞相徐达缠斗不休，虽然梁王还在云南试图做最

    后的挣扎。但是辽阔的中原地带已经成为明朝的天下，平灭或者驱赶

    四方边境之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突发事件，大明王朝的版图格局基本上

    也就尘埃落定了。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在悄然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由

    一名军事统帅向帝国领袖转型。他开始着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

    朝廷制度，在诸多的改革方案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宰相制度的存与

    废。

    中书省的存在对于朱元璋而言是皇权专制道路上的第一大障碍，皇帝要大权独揽，势必要降低宰相的权力。要触及宰相制度，就不得

    不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生生撕开一道缺口，否则的话就会师出无名。

    制度的缺口往往存在于人，而人的缺口又往往发乎于人性。要废

    除一项制度，首先要废除制度内的人。朱元璋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顾

    虑的：一是将现任宰相拉下马，能否废除现行制度；二是废除此项制

    度，能否堵住天下流言。

    现实容不得他继续犹豫。如果我们把一个新皇帝视为进京赶考的

    举人，那么朱元璋对于自己的这份答卷显然是胸有成竹的。这难免会

    让我们联想起六百年后的1949年的春天，中国革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退回来就

    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朱家的江山虽然最后亡在李自成的手上，可李自成却没有能力开

    创一个属于李家的新王朝。对于权力运行的规则体系，朱元璋在登上

    皇位的那一刻，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路。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

    长并不仅仅是个普通的臣子。在长期的反元斗争中，朱元璋同李善长

    建立起来的情谊并不比徐达等将领少，对这个大他二十岁的长者，朱

    元璋的心里更多的是敬重与感激。时过境迁，随着各自身份的变化，这份感激也滋生出了更为复杂的情绪。

    洪武初年，在即帝位、册封皇后、立太子等一系列的帝国大事件

    中，李善长都充当着大礼使的重要角色。朱元璋甚至还让李善长担任

    了太子朱标的太子太师，等于是将帝国的未来也交到了李善长的手

    中。没有十足的信任，朱元璋是不会这么去做的。

    当然君臣之间的这份信任并非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当年朱元璋

    羽翼未丰，寄身于郭子兴麾下。有一次，郭子兴听信身边人的挑拨，扬言要夺回朱元璋的兵权，更要将李善长调到自己身边效命。

    李善长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跑到朱元璋面前表忠心，说到动情

    之处，居然涕泪满面。这让朱元璋大受感动，从此愈发器重。对于朱

    元璋来说，李善长是一个亦臣亦师的人物。只要李善长没有犯下谋逆

    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行，朱元璋实在找不出一个与他撕破脸皮的理由。

    建国之初，朱元璋并没有想过要清理李善长、徐达这些开国功

    臣。从他对功臣的封赏来看，他还是愿意与这些革命战友共同分享胜

    利果实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朱元璋对付功臣的条件尚未

    成熟。一是统一大业尚未圆满，还需要功臣们尽心竭力；二是朱元璋

    和诸臣一路走来，如果说连一丝情分都没有，也是不合常理的。

    洪武初年，明朝权力系统的实权派人物大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也就是所谓的“淮西勋贵”。他们和朱元璋同饮淮水，操着同一地区

    的方言，有的甚至是他儿时一起讨饭放牛的穷哥们儿，比如写信拉他

    入伙的汤和。

    也正是由于地方势力的抱团，才帮助朱元璋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

    一步一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在这里，权力结构中的“地缘效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在创业阶段凝聚了人心。

    在帝国的整个创业过程中，“淮西集团”个体之间结成了以同

    乡、师生、亲友为纽带的庞而杂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在明朝初年的

    官场上同样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

    中国的熟人社会讲究的是差序格局，何为差序格局？用社会学家

    费孝通老先生的话说，就好像我们把一块石子丢在水面上，水面会形

    成一圈圈向外放射的波纹，而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圈子的中心。在差序

    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向外辐射出去的，是私人联系

    的累积和增加，而社会范围也正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发展起来的网

    络。

    一个时代的权力系统扯出来的私人网络越多，那么它所分离出来

    的子系统也就越多，这个时代的权力私有化也就会越发严重。盘根错

    节的关系网络等于把权力结构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和再分配，它的目的

    指向性就一个，那就是把正式权力资源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使用。

    地方势力带来的是权力资源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又将孕育出主

    宰官家权力的富豪权贵阶层。当士族权贵们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权力、暴力、财富、势力等完成权力资源的世袭制传递，也就意味着，作为

    终极资源和最高资源的官家权力，也正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重新分

    配。

    “淮西集团”的产生，主要是源于制度性的权力管道渗透进古代

    中国的传统乡土观念，并使得这种“地缘性”的观念转化为帝国官场

    基因的一部分。李善长只是常例，并非特例。

    至正十四年(1353年)七月，朱元璋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

    州)。在行军途中，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是地方的知名

    人物，就很礼貌地接待了他。双方在交流中顿生相见恨晚之意。

    李善长号称“里中长者”，朱元璋就将其留在了自己身边，任命

    为记室(秘书官)。在任命之前，朱元璋问了他一个问题：“如今乱

    世当道，先生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我平定天下吗？”

    李善长的回答是：“你应该向秦末大乱中起家的刘邦学习。刘邦

    同样是草根出身，但是他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做到了三点：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刘邦凭借这三点，只用了五年的时间，便成就

    了一番帝业。你朱元璋的老家是濠城(今安徽凤阳)，距离汉高祖的

    老家沛县(今江苏沛县)不远。山川王气，将会在你的身上得到应

    验。只要你能够效仿刘邦，将来就一定能够成就像他那样的帝王之

    业。”

    李善长的这一席话并不亚于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对。朱元璋对

    李善长为自己提供的这套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略非常满意。其实

    李善长所说的是儒法杂糅的权力博弈术，儒家只是表皮，法家才是其

    内在本质。他之所以能够博取朱元璋的信任，最关键的是他抓住了朱

    元璋的心理。这时候朱元璋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成就帝王之业。

    朱元璋接受了这套儒法杂糅的治国理念。朱元璋早年长期生活在

    社会的最底层，历尽生活的艰辛，对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中挣扎求存的

    悲惨境遇有切身体会。如果说朱元璋刚开始投军是为了能够混口饭

    吃，那么等到他真正掌握了一定权力后，内心便萌生了济世安民的想

    法，也就是一个帝王梦。

    也正是从厚待李善长开始，围绕在朱元璋身边的文人渐渐多了起

    来。

    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冯国用、冯国胜

    (后改名为冯胜)两兄弟前来投奔。因为二人也都是读书人，所以朱

    元璋十分敬重他们。

    冯氏兄弟向朱元璋献上的一句话是：“有德昌，有势强。”就是

    说，有势力固然可以强大，但是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拥有道德操守，那么他的事业就可以蒸蒸日上。他们还向朱元璋建议：“建康(今江

    苏南京)虎踞龙盘，帝王之都，拔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

    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

    可定。”

    当时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冯氏兄弟能够如此明晰地把

    握天下大势，此等政治远见着实令朱元璋眼前一亮。正处于用人之际

    的朱元璋大喜，当即任命二人为军中参谋。

    第二年(1355年)，朱元璋夺取太平，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

    山长陶安率领地方百姓出城相迎。陶安向朱元璋进言：“海内沸腾，豪杰并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这些投奔朱元璋的儒士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无一例外地

    规劝朱元璋多行仁义，勿动杀念，勿掠财物，以成就他们理想中的仁

    义之君的光辉形象，这让朱元璋的仁义之师与那些只为财物而烧杀抢

    掠的造反者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至正二十年(1360年)三月，朱元璋又将闻名一方的“浙东四学

    士”征召到自己麾下。他们分别是青田(今在浙江文成)的刘基、龙

    泉的章溢、丽水的叶琛和浦江的宋濂。

    这些能人贤士的加盟，把儒家所主张的那套“顺天应人”之理和

    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同时灌输给了朱元璋。在这种政治权术的

    指引下，朱元璋从一个只知道造反求生存的草莽英雄变成了一统天下

    的霸主，一个懂得如何玩弄权术的政治高手。

    在那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阶层，只要你参

    与到争夺官家权力的斗争中，并希望能够从中获利，就不能不运用儒

    家思想这个屡试不爽的政治法宝。虽然在使用的方法上各有千秋，或

    公开以之为号召，或暗地使用。离开了这件政治法宝，你就很难取得

    预期的效果。

    如果我们将朱元璋比作一个大学生，那么此刻围绕在他身边的那

    些儒生就是花钱聘来的客座教授。学生悟性再高，没有教授的倾心点

    拨，是很难做到融会贯通的。朱元璋之所以会在群雄之争中笑到最

    后，与自己从儒生们那里所接受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

    朱元璋是个没有文化底子的草根，在造反起义之前，他的社会身

    份只有两个：一个是乳名叫朱重八的长工，一个是法号叫如净的游方

    和尚。

    草根的底子却成就了一段儒家特色的创业之路，这不能不说是一

    个历史的奇迹。朱元璋在自己的创业和守业阶段，大打儒家特色牌。

    朱元璋不光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用实际行动向那些儒生们靠

    拢，比如朱元璋经常在空闲时间学习充电，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史料记载，朱元璋人生中写下的第一首诗《不惹庵示僧》：“杀

    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汉，只顾哓哓问姓

    名。”文字中的豪迈气象表露无遗，文字功底也可见一斑，这哪里像

    是一个半文盲写的？由此可见，朱元璋是历代帝王中自学成才的典

    范。谈迁《国榷》说：“吴王微时，目不知书，起兵后，日亲诸儒，浏览神解，手撰书檄，注射简峭，文士顾不及也。”

    在刚刚起兵时，朱元璋就率先亮出了儒家“尊王攘夷”的那面大

    旗。朱元璋当年北伐时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

    陈纪，救济斯民”。当时长江南北的汉人已经被蒙古人和色目人统治

    了近百年，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朱元璋竖起的这面民族大旗，可

    以说是笼络人心最好的一种手段。

    与此同时，朱元璋又祭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高端理论——仁者无

    敌。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的第二年，也就是从他独自带兵开始，就在

    严肃军纪方面大做文章。他曾经对手下的武将们说：“每攻下一城，听到你们不乱杀人，我就很高兴。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鸟不

    会投到老鹰盘踞的树林，百兽不会进入布满陷阱的地方。百姓们会自

    动远离残暴的军队，去投奔不乱杀人的武装。”

    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他的军队在城中

    大肆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将队伍里的大小头目全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他告诫那些武官：“破城时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

    去!”(《皇朝本纪》)与此同时，他又召集全城的男人到州衙门前

    集合，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她们与自己的男人回家过

    日子。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群体，只要能够苟安于世，他们就

    绝不会冒险去做不法之事。在乱世之中，那些手握兵器的各路武装，只要不残害他们，能够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他们就会在关键时刻投

    桃报李。

    朱元璋攻灭张士诚的战役中，张士诚兵尽粮绝。史料记载，当时

    城中的一只老鼠都能卖百文钱，皮靴、马鞍等都被煮食充饥。张士诚

    不忍城中百姓受罪，就向百姓说：“事已至此，我实无良策，只有自

    缚投降，以免你们城破时遭受屠戮。”百姓闻言伏地号哭，愿与士诚固守同死。城破之时，张士诚只烧了自己的王府，没有烧掉全城百姓

    的房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张士诚的生日七月三十日晚上，苏州

    的老百姓就烧久思香、点地灯来纪念他。(“久思”音同“九四”，张士诚原名张九四。)

    朱元璋在元末诸军中也以“独不嗜杀”而闻名，因此赢得百姓拥

    戴，这是朱元璋事业得到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在守业阶段，朱元璋打的是儒家提倡的“民生牌”。朱元璋是贫

    苦农民出身，在他的内心深处比谁都要清楚“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

    本，以厚民生为本”的道理。《明实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帝国建

    立后，朱元璋定都南京，当他看见南京城内有一些沿街露宿无家可归

    的流民时，便让官员在南京城内找一块空地，盖了二百六十间房屋提

    供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免费居住。然后朱元璋又要求江苏华亭县的官

    员将当地宋朝遗留下来的居养院进行翻修，好让无房的当地人居住。

    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朱元璋下旨将这种办法推行到全国，要求

    中书省官员派人深入各地寻访无衣食、无住房的穷人，然后给以衣食

    和住房。

    朱元璋对此的解释是：“朕在当贫民的时候，曾经目睹民间的疾

    苦。自己恨当时不能给天下饥民以庇护，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朕扫平

    四海。但御宇十余年来仍不能实现当初之志，各位臣工应该帮助朕实

    现这个理想，如若不然，你们也就没有必要来辅佐朕。所以万不能使

    天下有一人无衣穿、无饭吃、无房住。”

    每个帝王在自己奋斗的道路上，心里都会揣着一张蓝图，或者说

    是自己的政治理想。

    朱元璋的理想就是要让全天下的人(尤其是底层劳苦大众)都能

    够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虽然这只是一张理想蓝图，也曾遭到世

    人的质疑，但朱元璋仍然不遗余力地推行下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

    出渗入朱元璋血液里的民本思想。

    在朱元璋身边的那些儒生士子中，李善长算是最为特殊的一员。

    不光因为他是通习法家的儒生，更主要的是他与朱元璋之间的那层微

    妙的权力关系。朱元璋曾经与李善长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朱元璋说：“如

    今群雄纷争，要打好仗，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现在群雄中

    有些管文书与做谋士的幕僚，总喜欢说一些左右将士的坏话，从而导

    致文武不和，将士难以施展才能，这样的军队非败不可。将士垮了，好比鸟儿失去羽翼。主帅势孤力单，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这是一个

    教训。你应该为我搭建一座桥梁，将文武官员的心连在一起，千万不

    要像那些幕僚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朱元璋的这幅政治蓝图中，李善长扮演着

    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左右时局的重要角色。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就是靠

    着为刘邦转运粮饷而摘得头功，进而荣升丞相。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萧

    何，也就能够明白李善长在朱元璋心目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

    朱元璋自称吴王后，就将李善长封为右相国。因为元朝是以右为

    大，所以说这时候的李善长已经是大明创业团队中的CEO了。

    李善长没有辜负朱元璋的信任，不光接手军机檄文之类的文案工

    作，更主要的是保障了军队的后勤供给，使得前线将士能够安心作

    战。同时他还为新立的明朝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经营盐

    茶、铸钱、开矿冶炼等活动做出了规范。

    在李善长的高效运作之下，朱元璋的统治区域呈现出一派兵强马

    壮、经济繁荣的景象。吴国元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封李善长为宣国

    公。后来改革官制，不再像元朝那样以右为尊，改以左为大，李善长

    也理所当然地调整为左丞相。

    在朱元璋大封功臣之时，李善长虽然没有在战场上获取卓著的军

    功，但是并不妨碍朱元璋对他高看一眼、厚爱三分。朱元璋给出的褒

    奖理由是：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好(给军食，功甚大)。于是授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除了上面这些优厚的待遇，朱元璋还赐给李善长免死铁券，“尔

    免二死，子免一死。”在朱元璋封公的六个人中，李善长名列第一。

    李善长更是被朱元璋比作萧何，其风光程度在洪武功臣中绝对是首屈

    一指的。

    这时候的右丞相徐达常年领兵在外东征西讨，朝中实权基本上掌

    握在李善长一个人的手中。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勋贵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中炙手可热，这种权力上的垄断地位为其他地区的政治势力所不

    满、所觊觎。但是在朱元璋的保驾护航之下，就算其他权力集团有什

    么非分之想，也只能将羡慕嫉妒恨暗藏于心。

    淮西集团的权力勋贵们把持了洪武初年的帝国权力要塞，由权力

    集团释放出来的熏天气焰让其他派系根本无法近身，更谈不上掣肘。

    当权力集团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欲望无法得到遏制的时候，那么帝国

    的权力纷争也就愈演愈烈，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的帝国政界上层圈子中存在着一个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官僚

    集团，而且这个政治集团是以朱元璋为背景的，早在朱元璋创业之

    始，就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由于朱元璋的培植与倚重，淮西集团的

    权势被迅速推至最高点。淮西集团与其他派系之间的矛盾也由最初的

    暗流涌动，开始浮出水面，直到在帝国权力高层掀起滔天巨浪。

    为了能够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攫取更大的权力空间，淮西勋贵

    又岂能容得下其他势力集团与自己利益分肥？他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

    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正常或者非正常的手段来打击压制其他势力

    团体。

    从前期的李善长到后来的胡惟庸，前后十七年的时间里，淮西权

    力集团都在竭力挤压其他势力集团的生存空间，根本不给非淮人掌握

    大权的机会。正如吴晗先生所说：“对不是自己系统中的人排挤，从

    乡里观念出发而演变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年政治上的一个特

    征。”

    李善长势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朱元璋对淮西集团的倚

    重，作为淮西党人的带头大哥，李善长手中握有的权力愈大，就意味

    着集团势力在帝国权力系统中能够分肥到的利益蛋糕也就越大。

    刘伯温到底得罪了谁

    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此时能够与淮西集团相抗衡的只有浙东集

    团，而浙东集团的领军人物正是刘基。在一些演义性的文学作品里，刘基被塑造成一个能占会卜的算命先生，他写的《烧饼歌》向朱元璋

    暗示了大明王朝未来所发生的事，甚至明亡之后数百年的事。虽然这

    些故事和预言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刘基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

    与宋濂、章溢、叶琛等人并称“浙东四贤”。早在元末之际，“浙东四贤”在浙东地区已经是久负盛名的风流

    人物。至正年间，浙东贤士改换门庭，由事元而事明。“浙东四

    贤”虽然是一个组合式的名号，但是他们之间从无拉帮结派之举。就

    是在刘基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人集团斗争时，其余浙东人士并没有像

    淮西党人那样抱团共同对付政敌。

    与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这些淮西人相比，刘基作为后

    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朱明王朝里究竟能够占据多大的权力比

    重，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件事。

    刘基出身浙东的青田大族，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史料记载，刘基在读书方面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今北京)

    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有关天文的书籍，翻过一遍后竟然默记于心，能够背诵出来。书店的主人便要将书送给他，他却说：“书已经在我

    的心中了，要书何用？”

    元朝至顺年间，当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刘伯温就考中了进士，这在

    当时算是起步较早的后备干部。三年之后，刘基正式进入元朝体制

    内，虽然只是一个正八品的高安县丞，但是在他心中却藏着一幅锦绣

    蓝图。《明史》中对他的评价是“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

    色”。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人品不错、心系天下的好官，但同时也是一

    个不懂得掩饰自己情绪的感性文人。

    与科举的顺利晋级相反，刘基的仕途走得一波三折。这主要是因

    为科举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

    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刘基的性格其实并不适合波诡云谲的

    官场，在他还只是一个八品小官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日后的结局。

    刘基刚刚步入官场时就遇到了棘手的案件，这个案子在前任官员

    手中已经结案，刘基拿过来一审发现是误判，他想推倒重新审理，结

    果却遭到了原审判官的攻击。虽然这次攻击毫无根据，但是案子却没

    有重新审下去，刘基被调往他处当了一名掾史(副官)。年轻气盛的

    刘基一气之下索性辞职不干。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辞职。

    信心满满的刘基，在官场小试牛刀就遇到了挫折。刘基虽然辞职

    赋闲在家，但是他仍然没有脱离朝廷官员的编制。因为他是进士出

    身，官员名册上始终都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所以等到朝廷的官员编

    制有了空缺，还会将他重新起用。对于刘基来说，这一次等待的时间似乎漫长了那么一点儿。等到

    他再度回到官场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三年。这一次，刘基被

    元廷任命为浙江儒学副提举，也就是分管教育的副主管。

    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浙东黄岩人方国珍举兵反元，行省推

    举刘基为元帅府都事。刘基接到命令后，返回处州平定方国珍叛乱。

    就在刘基准备大干一番建功立业之时，方国珍又掉转方向归顺了朝

    廷，摇身一变成为海道漕运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第二

    年，方国珍又晋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自己的平定对象华丽转型成为行省大

    员，而那些收了贿赂的官员却要反过来折腾自己人。无乱可平的刘基

    就这样被元朝廷削夺了兵权，只好弃官返回生养他的青田故里，处于

    半隐退状态。对于如此结局，刘基百思不得其解。愤然离去的他，不

    免仰天长叹：“臣不敢负国，今无所宣力矣!”

    刘基这样的文人，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可是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张士诚，还是朱元璋，都不

    过是在乱世中浑水摸鱼的一方流寇，难以成就大业，更不值得以性命

    相托。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

    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不得不隐就成为刘基这样的末世文人

    所做出的无奈选择。

    处州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

    朱元璋的军队也步步紧逼。隐居的刘基已经无法再为朝廷效力，他要

    对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新的调整，可是他从内心深处瞧不起那些割据

    一方的草寇势力。

    这时候，刘基所能做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

    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二是写出那部传世的寓言巨作《郁离子》，借此抒发乱世文人的心头郁结。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中所

    说：“(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

    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

    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

    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这句话正是对刘基这样的社会精英分子的真实写照，新旧社会秩序的交替，让他

    们的人生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刘基等地方实力派的加入，不仅化解了元朝的抵抗力量，也使浙

    东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任命刘基为弘

    文馆学士时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朕初到浙东时，你就对我颇有

    好感。等朕回归京师，你就亲来投奔。这时，浙东之民对我还未深

    信，你老卿一至，山越清宁。”

    刘基的出山，可以说一半是朱元璋请出来的，另一半是被当时的

    形势逼出来的。明朝军队占领金华等地后，为了能够迅速在浙东地区

    打开局面，朱元璋想尽一切办法将刘基这些有影响的浙东大族收为己

    用，以安抚地方人心。

    朱元璋对刘基的了解，不像他对淮右集团成员了解得那么多。他

    知道刘基这个人，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浙东以后的事。朱元璋

    是游民出身，他的知识水平是有限的，对知识界精英人物的了解也大

    多来自别人的描述。刘基“少有英名，海内闻之”，就算朱元璋在此

    前不知道刘基的大名，但是怀揣着平定天下之志的朱元璋，对于人才

    的渴望要超出同时期的其他几路反王，他深知要实现平生之志，不能

    光靠自己这样的泥腿子，必须广纳天下人才俊杰。李善长算一个，刘

    基也算一个。

    这是成功的创业之主在创业阶段惯用的一套伎俩，但凡势力遍及

    之处，他们都要征召当地的名士大儒为己所用。就算不能为己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不管是真的尊儒，还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天下人眼中的印象分，朱

    元璋总是会摆出一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贤明姿态。在进入浙东

    前，朱元璋的人才库里已经储备了李善长、胡惟庸、汪广洋、陶安、朱升等一大批家门口的(江淮一带)文人谋士。

    自古以来，浙东一带都是英才荟萃之地，刘基、宋濂等人自然不

    会逃过朱元璋的视线。明代张萱的《西园闻见录》中记载：朱元璋刚

    到滁阳的时候，韩国公李善长就向他举荐浙东的名士宋濂，说他知星

    象经纬。宋濂却谦虚地说自己的本领远不如青田的刘基。至正十九年(1359年)，明军攻下处州城，刘基被强行带至南京

    面见朱元璋。刘基坚决不愿留下来辅佐朱元璋，无奈之下朱元璋只好

    又将其放回。带到身边的人才就这样走了，朱元璋并不甘心。

    没过多长时间，朱元璋又指示他的另外一员部将孙炎去劝刘基出

    山，孙炎这时候的身份是处州总制官。按照朱元璋的指示精神，他一

    次又一次派人恳请刘基出山为大明效力，自己还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

    信劝说刘基，可刘基屡辞不就。其原因正如他的好友宋濂所说：“刘

    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刘基是个

    重气节的君子，既然他已经做了元朝的官，那么就羞于再去做大明的

    官。

    其实对于朱元璋的一再征召，刘基内心还是有一番纠结的。作为

    一名乱世书生，他心中有着自己的利益考量。儒家的伦理道德、国家

    的命运和个人的政治前途等，都成为左右他抉择的因素。特别是从元

    朝的官吏转而投靠自己历来所不屑的乱贼草寇，经历如此巨大的角色

    转换对于他来说显然是困难的事。

    明朝建立后，有人杜撰出西湖望云和陈说天命的故事。说的是刘

    基在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曾经游览西湖，见西北方的天空飘起

    奇异的云彩，映照在湖水中，同游的文人雅士都以为是庆云，准备分

    韵赋诗。刘基却在旁边大声说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十年

    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

    此时的杭州城还是元朝的繁华之地，同游的人都以为刘基喝醉了

    酒，说的是醉话。这帮胆小怕事的文人吓得躲得远远的，抱怨

    道：“刘基，你这不是要连累我们抄家灭族吗？”

    等到十年之后，朱元璋攻破处州时，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刘基在

    家中大摆筵席，向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

    耶？”于是与朋友叶琛、章溢应盛情之邀辅佐朱元璋。处于各种势力

    纵横捭阖、互争胜负之际，早已声名远播的刘基想要安安稳稳地过一

    种半隐半仕的生活，显然是不可能的。形势逼迫着他必须做出抉择，才能于乱世求得生存。

    刘基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觉得这时已经控制家乡处州的朱元

    璋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投奔对象，尽管一时半会儿他还无法甩掉身上的道德枷锁。在纷扰的现实面前，道德只是挂出去用来忽悠人的羊头。

    此时的朱元璋，也正想尽一切办法逼迫着刘基跟自己一起上路。

    刘基投奔朱元璋后，不但为其制定了长远的军事战略规划，而且

    以其敏锐、准确的判断力，参与指挥了许多堪称经典的战役。龙凤六

    年(1360年)，陈友谅攻陷太平后，率舰队从采石顺流东下，直逼应

    天。朱元璋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退守钟

    山，这令朱元璋极为失望。

    就在这关键时刻，刘基提出了诱敌深入之策。朱元璋听从刘基的

    建议，将陈友谅诱骗至龙湾，一举将其击溃。还是在刘基的鼓励下，朱元璋亲自领兵奇袭陈友谅的老巢。打得陈友谅携家带口逃奔武昌，结果束手就擒。像刘基这样一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才，在战争

    年代是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人才。但是放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人极有

    可能成为权力博弈者的眼中钉。

    刘伯温和朱元璋的关系，在明朝建立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水乳交融

    的蜜月期，就像朱元璋自己所说：“三军所向，治国方略，卿能言

    之，朕能审而用之。”

    然而等到帝国建立后，君是君，臣是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朱

    元璋用刘基参议决策多年，对其城府之深是有所忌惮的。龙湾大捷，奇袭江州，显示了刘基的过人智谋；拒绝救援安丰，将小明王别置滁

    州，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至于那些传说中的占卜术，更是让刘基的

    头顶上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神秘莫测的光芒。

    将这样一个人放在身旁，让他“看守”朱家的江山社稷，朱元璋

    又怎能高枕无忧？其实对以刘基为代表的非淮人集团，朱元璋一直怀

    有戒备之心。朱元璋虽然以优厚的礼节相待，但并不信任他们；虽然

    授予他们官职，但并未委以重任，给予实权。

    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立二十一功臣庙于鸡笼山，朱元璋亲

    定功臣位次，刘基居然不在其列。第二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勋爵，封

    公者三十人，刘基仍然被排除在外。

    如果真是论功行赏，刘基的功劳并不在这些人之下。事隔半月之

    后，朱元璋只是象征性地给刘基加封了个诚意伯，同时受封的还有汪

    广洋，位次、食禄都在刘基之上，可见朱元璋在对待这位诚意伯时并没有拿出十足的诚意。刘基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240

    石，而李善长是4000石，足足多出了十几倍。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刘基只不过是做一些虚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而

    已，始终没有将其引为股肱，更没有像对待淮西集团李善长等人那样

    倚重。

    淮西与浙东两大权力集团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开始了明争暗斗。

    朱元璋似乎很愿意看到官僚集团内部上演这样一出好戏。作为帝国的

    一把手，朱元璋对帝国官僚除了有乡土之情外，还掺杂着他的驭臣之

    术，在使用人才方面，亦有不囿于乡党的观念。

    两大权力集团的斗争，其实说白了就是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

    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刘基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

    没有一个类似于李党的政治集团在背后为自己撑腰。

    单枪匹马同一个拥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相抗争，刘基从一开始

    就处于明显的劣势。要知道，在帝国权力集团的斗争中，如果没有一

    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作为依托，又没有掌握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的

    支持，单凭一己之力，想争取斗争的胜利，那简直是权力世界的天方

    夜谭。

    洪武元年(1368年)，上演了刘基与李党(淮西集团)的第一次

    正面交锋。这一年，朱元璋北巡，命刘基与李善长留守京师。当时的

    刘基是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帝国监察机构的官员。他的官职是御史

    中丞(御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汤和、邓愈)，手里并没有多

    少实权。

    引发双方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件涉及中书省都事李彬的案件。李彬

    是李善长的亲信，因为犯了罪被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

    处死他。李善长连忙上门说情，可刘基还是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朱元

    璋。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

    巧合的是朱元璋的这份回复恰好落在李善长的手中，他心中愤怒

    却也不敢隐瞒。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生编硬造了一个理由。他

    以为只要自己开口求情，刘基应该会卖自己一个面子。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

    李善长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便以此为借口。如果刘基坚持要

    杀李彬，那就索性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刘基给他的答案是：“杀李彬，天必雨!”

    刘基的态度是如此决绝，没有一点儿商量的余地。李彬就这样被

    依法处死，李善长就这样被彻底激怒，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

    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

    气象。可是这一次刘基的运气实在不好，过了很长时间也不见一滴

    雨。等到朱元璋北巡归来，李善长的小宇宙开始爆发了。他指控刘基

    在祈雨坛下杀人，才会惹得天怒人怨。

    李善长还嫌自己的能量不够，指使众多对刘基怀有敌意的官员集

    体围攻，毫无疑问其中以淮人居多。对于横行无忌的淮西集团的官员

    们而言，刘基就是他们捞取权力资本的最大障碍。这帮人对刘基是既

    惧且怕，一定要想办法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刘基一人独挑李党(淮西集团)的结果，是自己黯然退离了大明

    王朝的权力场。刘基在当时的朝野上下，名望遐迩，如果他是一个心

    术不端的官员，是完全有能量在朝中搞一个浙东人的小圈子、小山头

    的，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李善长对刘基虽有诸多不满，抱怨他为人死板，过于严肃，可是

    在制定治国之策时，他还是会与刘基商讨。刘基亦能一如既往，不避

    嫌恶，坦诚讲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就连朱元璋在刘基离开朝堂后，也

    发出这样的感叹：“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

    从。”

    洪武三年(1370年)，李善长迎来了个人权力生涯的巅峰，掌控

    着大明朝的官僚权力机构。李善长虽然有些高处不胜寒，但他并没有

    完全被眼前的幻象冲昏了头脑。跟随朱元璋这么多年，他对朱元璋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自己的了

    解。李善长深知朱元璋不会满足于做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

    辖的中书省威权最重，也最容易成为皇帝眼中的靶子。自己在中书丞

    相位置上多待一天，朱元璋就会多猜忌一天。

    随着刘基的黯然离去，淮西集团在帝国权力场上再无对手。李善

    长位居左丞相，其地位仅次于朱元璋这个帝国的一把手。加上他又是

    皇帝的同乡，权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光其个人权势到达巅

    峰，就连其亲友的势力也遍布朝堂内外，人事关系盘根错节。

    对于这样的功臣，历代开国皇帝既用之又忌之。用是因为他们确

    实好用，忌是因为功高震主。朱元璋也将这种纠结的心态传递给了李

    善长，他说：“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

    心志，对越神明。”这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臣子，你要做到时时检

    点自己，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乱来，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如果一件

    事情做得不合理，就可能会前功尽弃。

    聪明如李善长，又怎么会听不出来朱元璋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这

    是皇帝在向他这个开国功臣敲响警钟，让他低调做人，不要过于张

    扬。否则的话，再大的功劳、再多的免死金牌也起不了作用。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以“患病”为由向朱元璋递交

    了一份辞职报告。在李善长看来，自己这么重要的官员退休应该是帝

    国的一件大事，皇帝不应该草率对待。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朱元璋并

    没有与他虚伪客套，就势批准了他的请求。

    李善长主动退出权力场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敏锐性极高

    的他已经嗅到了帝国朝堂上弥漫着的危险气息。他在自己最为风光的

    时候选择退出，不是真的想要放权，而是为了明哲保身。

    让人遗憾的是，精明如李善长，也难以猜中故事的结局。对于帝

    国的权力集团而言，这是一场灭顶之灾，不是谁想躲就能轻易躲得过

    去的，它就像一张大网从天而降无处不在。

    李善长就这样致仕(退休)回到老家安徽定远，虽然中央朝廷赏

    赐土地若干顷，并赏给一百五十户人家为他守冢，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卫士二十户。可物质上的丰足远远比不了权力带给一个人的精神满足。虽然是荣归故里，可李善长还是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年

    仅五十八岁的李善长就这样被提前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了。昨天还处

    于权力的巅峰，今天就远离了权力的核心地带，他又如何能够甘心？

    李善长致仕的旨意一下，朝中百官无不震惊。朱元璋与李善长之

    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两个月前刚刚被封为国公，可谁又能料到转

    眼他就退休回家抱孙子了。一时间，帝国权力集团内部人心鼓噪，朝

    局大动。

    等到皇帝宣布李善长的继任者时，朝臣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稍微

    安顿下来。李善长病休在家，此时的中书省大权都掌握在杨宪的手

    里。杨宪并非淮人，他是检校出身。检校是帝国的特殊权力机构培养

    出来的特殊人才，是朱元璋为自己的权力系统量身打造的特务人员。

    检校的主要职能是察听在京大小官吏的不法行为，包括街头巷尾

    的风闻之事。类似于权力系统内的狗仔队，其职责就是专门收集官员

    的隐私和民间的舆论。

    检校的足迹无处不在，直接向朱元璋本人负责，没有其他中间环

    节。当时最著名的特务是杨宪、高见贤、夏煜和凌说，这四个人专门

    刺探别人的阴事。朱元璋曾经扬扬得意地说：“唯此数人，譬如恶

    犬，则人怕。”

    检校只能执行监视、侦查之类的事务，并没有扣押处罚犯人的权

    力。朱元璋犹嫌不足，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具有法庭与监狱的正式机构

    ——锦衣卫。锦衣卫与皇朝的府、部、院没有隶属关系，它超越于一

    切机构之上，由皇帝直接主管。朱元璋对此相当倚重，将全国所有政

    治重犯交其审理判处。此后，明朝历代皇帝都将它作为自己的耳目爪

    牙，职权也就日益扩大。

    由于杨宪是检校出身，所以他只对朱元璋负责，只听从朱元璋一

    个人的指挥。3.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

    洪武三年(1370年)，随着李善长的离开。中书省的权力结构也

    随之发生变化，这时候中书省右丞是杨宪，左丞是汪广洋。汪广洋本

    来是中书省的参知政事，曾经被朱元璋外放到陕西锻炼了一段时间，也算是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京官。中书省最高官职是左丞相，其次是右

    丞相，然后依次是左丞、右丞、参知政事。

    由于左丞相李善长致仕退休，担任右丞相的徐达又常年戍边在

    外，左、右丞相皆成虚位。如此一来，身为左丞的汪广洋就理所当然

    地成了中书省真正的当家人。

    朱元璋在中央权力核心地带的中书省布下汪广洋和杨宪这两颗棋

    子，有他的利益考虑。

    两人都是独立于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之外的无党派人士，不属于

    帝国权力集团的“正室”，只能算是权力“偏房”。朱元璋让杨宪进

    入中书省本来是想用他来制衡李善长，但是杨宪后来的表现超出了朱

    元璋的掌控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只好把宝压在了汪广洋的身

    上。朱元璋将汪调任中书省左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让汪广洋挑起中

    书省的大梁；二是用汪广洋来掣肘杨宪。

    可汪广洋并不愿意做别人手中的提线木偶，哪怕提线的人是洪武

    皇帝朱元璋本人。汪广洋进了中书省，并没有如朱元璋所期待的那样

    去压制杨宪。汪广洋在这里玩了一把“无为而治”的策略，平日里不

    管不问，大事小事任由杨宪去处理。

    权力游戏有时候就像是小孩子玩的跷跷板，汪广洋在这一端不作

    为，就会导致杨宪在另一端大作为。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跷跷板岂

    有不跑偏之理？

    杨宪识破了朱元璋的权力博弈手段，他开始堂而皇之地针对汪广

    洋。想要抓汪广洋的把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汪广洋平日里表现得谨小慎微。尽管如此，杨宪还是找到了破绽，他弹劾汪广洋不孝

    顺母亲(奉母无状)。这一招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致命。明朝标榜以

    孝治天下，一个文官如果不遵守孝道，就是不听圣人言，就是全民公

    敌。

    汪广洋就这样被削职为民，放逐还乡了。杨宪觉得还不过瘾，便

    再次向朱元璋奏本。于是处分再度升级，汪广洋被打发到了当时的蛮

    荒之地海南去反思过错了。

    杨宪与李善长结下梁子，除了权力上的利害关系，还有一个私人

    原因，那就是杨宪的胞弟中书省参议杨希圣曾经因事得罪李善长，遭

    到罢黜。杨宪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早就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朱元璋面前进言：“李善长无大才，不堪为

    相。”

    朱元璋在安排中书省官员的时候，考虑最多的应该是政治派系的

    利益布局。政治派系除了自然状态下的地缘效应，还有就是在权力斗

    争中结成的利益同盟。比如说李善长罢黜杨希圣，然后杨宪在皇帝面

    前诋毁李善长，无形之中就会被划入淮西派的对立面。

    胡惟庸曾经忧心忡忡地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

    为大官矣。”

    这样一句话等于是把杨宪划到了淮西派的对立面。在李善长和胡

    惟庸等淮西派的潜意识里，以刘基为首的浙东派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在权力博弈场上，不能做朋友就是敌人。杨宪虽然在地缘上不属于浙

    东，但是在李善长等淮西人士看来，与他们为敌的杨宪早已是浙东集

    团的一分子。杨宪如果有机会当上丞相，那么他们这些淮西人士就会

    永无出头之日。

    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党人当然不能坐等事态继续恶化，他们要

    趁着朱元璋还没有倾向于浙东派时将杨宪赶出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

    于赶出这个世界。在官僚集团的集体发力之下，杨宪被朱元璋处以极

    刑。

    其实如果非要追溯杨宪的后台，既不是浙东派的刘基，也不是其

    他政治派系，而是朱元璋本人。杨宪进入中书省就是朱元璋一手安排的，之所以最后沦为棋盘上的一颗弃子，是因为作为一颗过河卒子他

    走得太远，远到脱离了朱元璋为他设定好的既定轨道。

    杨宪是检校出身，就算朱元璋有心将整个帝国的权力系统变成一

    个庞大的特务机构，可那些功臣和官员也不会接受。在如何处理杨宪

    的问题上，各大政治派系的意见是出奇地一致，那就是联手将杨宪踢

    出局。杨宪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中书省的权力博弈中招致

    各大利益集团的仇视与排斥？

    杨宪是山西阳曲人，十分精明能干，由于受到朱元璋的器重，以

    检校身份直接选拔进入中书省，并被委以中书左丞的要职。杨宪在中

    书省任职期间的表现是相当不安分的，大肆任用亲信、聚集朋党、刺

    人隐私，在帝国的权力系统上层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山西帮。他们

    在朱元璋面前大肆诋毁李善长，企图挤掉这一淮西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山西帮取而代之。

    此事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的切身利益，是一场你死我活

    的斗争。

    关于杨宪之死，史书上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李善

    长、胡惟庸等淮西派人士向朱元璋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

    洋；二是浙东派的刘基向朱元璋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最终将杨

    宪置于死地。

    其实不论是这两项罪名中的哪一项，杨宪都罪不至死。真正置杨

    宪于死地的，不是刑律罪责，而是权力集团的利益需求。无论是淮西

    派的李善长、胡惟庸，还是浙东派的刘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杨宪居

    于显位。杨宪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更高估了山西帮的势力。

    作为一颗棋子，它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迎合主人安排的战局，而

    是整天想着走出主人的控制，那么它的命运除了自我毁灭，还能有更

    好的选择吗？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杨宪，而让自己与功臣们的

    关系陷入僵局。更何况此时的朱元璋还没有下定决心彻底改革中书省

    体制。在这样的利害计算之下，他做出这样的取舍也是符合逻辑的。

    于是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样做了帝国的第一

    个冤大头。在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无官可守的清冷岁月让曾经执迷于权力

    的他寂寞难耐。他也许会站在淮水岸边，遥望着南京的方向，发出一

    声长长的叹息。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财

    富与显赫，更重要的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强大。不甘就此谢幕的李善长

    连着向朱元璋发了几道奏疏，汇报说自己的病早就好了，希望皇帝能

    够给自己一个继续为帝国效忠的机会，发挥一个老干部的余热。

    朱元璋看着奏疏苦笑连连。这个老伙计想要重新回归权力中枢的

    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朱元璋担心他再次进京，就在凤阳当地给他安

    排了一个活儿干，委托他在凤阳主修宫殿，接着又将江南十四万户富

    裕人家迁到凤阳，在家乡再造一座皇城。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将李善长像钉子一样钉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让他死了重返

    权力巅峰的那颗心。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

    李琪，并封李琪为驸马都尉。在准备操办喜事时，他通知李善长可以

    进京主持儿子的婚礼。

    当年的丞相，如今又成为皇帝的亲家翁，此等荣耀绝非一般臣子

    能够享有的。李善长进京以后，虽然被洪武皇帝委任了一些职务，但

    是想要东山再起却是枉然。权力带来的荣耀已如明日黄花，李善长知

    道，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次染指帝国权杖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了。

    就在李善长逐渐远离权力核心地带之际，一位后辈同乡拎着礼物

    找上门来。来者名叫胡惟庸，也是安徽定远人。他提着二百两黄金就

    敲开了李善长的家门，这个说话办事透着精明的老乡，成了李善长正

    要物色的接班人。

    没过多长时间，胡惟庸就荣升太常少卿，平步青云。接着，胡惟

    庸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二儿子李佑。就这

    样，李、胡两家的来往更加密切了。

    随着李善长与中央权力核心渐行渐远，朱元璋也开始着手为李善

    长的离去寻找新的接班人。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虽然离开了帝国的

    权力中枢，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完全放手。胡惟庸的出现，让李善长

    找到了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也是自己的权力接班人。当李善长了解到朱元璋非常看好胡惟庸时，李善长知道，眼前这

    个人是自己的最佳接班人。于是，李善长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

    合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心腹继续安插在权力机关的核心层，可谓是

    一举两得。

    胡惟庸之所以为朱元璋所赏识，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

    璋在用人上从来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

    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的一把手，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这个羽翼丰

    满的权力集团对急于抓权的朱元璋来说如芒在背。胡惟庸原本只是朱

    元璋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且又是淮西

    人这一点，才决定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以制约李善长。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

    心，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拉近关系，这让朱元璋不得不有所忌惮。若说

    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权力集团的二把手。

    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是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并没有丝

    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他们要想在权力场

    上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

    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门心思结交李善长，自然成为淮西

    集团新的代言人。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

    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胡惟庸和杨宪一

    样，一门心思要登上帝国的权力巅峰，成为中书省的第一人。

    杨宪被除掉以后，胡惟庸前面的绊脚石就只剩下汪广洋一个人

    了，他又岂能轻易放过这唾手可得的机遇？杨宪死后，李善长在老家

    养病，从流放路上召回的汪广洋就成了中书省的实际负责人。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告老还乡，汪广洋升为中书右

    丞相，胡惟庸继续作为他的属官留任。然而汪广洋的运气实在太差，在此之前辅佐他的杨宪一门心思要将他赶出中书省，而这一次辅佐他

    的胡惟庸根本就没有拿他当回事。

    中书省的好多事情，胡惟庸自己就可以拍板做决定，根本就不用

    告知他这个名义上的中书左丞和后来的右丞相。经历了上次罢职流放

    的折腾，汪广洋抱定一个原则：没有原则就是最大的原则，对中书省

    的事务概不过问。汪广洋越是缩头不争，胡惟庸就越是步步紧逼。洪武四年，刘基

    和李善长一前一后告老还乡，一对冤家就这样双双离开了朝廷。在中

    书省昏暗的灯光下，就剩下了汪广洋和胡惟庸朝夕相对。朱元璋实在

    忍受不了汪广洋的碌碌无为，让他压制杨宪，他反而被赶出京师；让

    他主持政务，他又拱手将权力让给胡惟庸。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朱元璋以“无所建白”的理由罢免了

    汪广洋右丞相的职务，并将其打发去了遥远的广东行省当参政。转而

    让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的职务把中书省的工作全都名正言顺地接了过

    去。

    汪广洋以为真正离开权力中心，就可以落得逍遥自在。但是朱元

    璋并不这么想，没过多久又将其召回京城，让他做了左御史大夫。让

    汪广洋这样性情懦弱之人当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对于急于揽权的胡惟

    庸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汪广洋在左御史大夫任上和他以前在中书省

    时一样，一无建树，丝毫没有影响到胡惟庸的相权。

    且说汪广洋被派往广东后没过多久，胡惟庸与李善长的关系又递

    进了一步。在两人的包办之下，胡惟庸的侄女与李善长的侄子结为了

    夫妻。如此一来，胡、李二人就变成了间接的儿女亲家。有了这层亲

    戚关系，胡惟庸俨然已成为李善长在朝堂上的代言人，支使起李善长

    的旧部也是得心应手。

    大概也是因为这层姻亲关系，胡惟庸和朱元璋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了。这一年的七月，胡惟庸升为中书右丞相，实至名归地主持中书省

    的政务。此时的中书省，自从李善长退休以后，左丞相的位置一直空

    缺着。徐达虽然一直兼着右丞相的头衔，但是他为人谨慎，加上常年

    带兵在外，政务方面也是只占位置不问事。如此一来，右丞相胡惟庸

    就变成了真正的独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死了杨宪，走了汪广洋，又和李善长结为亲家，胡惟庸的风头无

    人可及。随着权势的增大，胡惟庸渐渐忘乎所以，对于胆敢挑战他权

    威的人是一个也不放过。胡惟庸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已经退休在

    家的刘基。这时候已经预感到山雨欲来的刘基，隐居山中，不再过问

    朝政，每天以喝酒下棋为乐，绝口不提自己的功劳。

    刘基想要逃避现实，但是严酷的政治斗争旋涡仍将他卷入其中。

    胡惟庸上位之后，听闻刘基曾经在皇帝面前说过他的坏话，说他不具备当丞相的资格，心里便对刘基十分怨恨。当日，朱元璋和刘基君臣

    私下论相本来是极为机密的，却不知为何走漏了风声。

    等到胡惟庸案发后，才有人想到可能是朱元璋派检校故意放出的

    风声。别说刘基本就是淮西集团的死对头，单就此次论相而言，就足

    以使胡惟庸与刘基之间心生仇隙。在丞相的人选问题上，刘基出于公

    心劝导朱元璋不要撤换李善长：“善长勋旧，能调和诸将。”(李善

    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他

    多次找机会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

    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况下，自己就很难在朝廷施展手

    脚，坚决辞谢。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道：“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

    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

    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在刘基看来，胡惟庸是最不

    合适做丞相的，就好比一匹劣马，叫它驾车，必然会导致翻车事故。

    朱元璋见以上人选都入不了刘基的法眼，就故意试探刘基：“我

    的丞相人选，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生的？”(吾之相，诚无逾

    先生。)

    刘基看穿了皇帝的心思，推托道：“臣疾恶太甚，口无遮拦，一

    向闲散惯了，无法应对繁杂的行政事务，在这个位子上，恐怕辜负皇

    上的重托。天下之大，哪里会找不到人才呢？请明主悉心搜求。不过

    刚才提到的几个人，确实并不合适。”时隔不久，胡惟庸当上了左丞相，这让刘基备感失落。他不免在

    一些故交好友面前感叹：“使吾言不验，苍生福也。”就是希望自己

    评价胡惟庸的那句话不要得到应验，那样的话就是天下百姓之福，大

    明王朝之福。

    刘基于洪武四年(1371年)告老还乡以后，就一直安居于老家浙

    江青田，过着布衣粗食的生活。虽然远离帝国权力的核心地带，但是

    刘基依然表现得谨小慎微。他知道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并没有放松对自

    己的警惕，而他在帝国的各个角落布下的眼线也在死死地盯着自己。

    为了与帝国权力阶层撇清关系，也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完全放弃权力，回乡的刘基从来不与当地的官员见面。

    有一次，青田知县以布衣身份去拜见他，二人相谈甚欢。分别之

    时，这个知县才透露自己的身份，并表达了对刘基的仰慕之情。刘基

    听后当即下跪，口称小民，从此闭门不见客。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即便刘基如此小心谨慎，可还是没有跳出帝

    国权力规则的羁绊。浙江和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那里长

    期被盐枭所占据。由于当地的盐枭不服管制，埋下了诸多不安定的因

    素。此处离刘基的家乡很近，刘基就向朱元璋奏请在此处设立巡检司

    进行管制。刘基就这件事写了一份奏章，并派大儿子刘琏带到南京，越过中书省，直接送达朱元璋。

    之所以要让这份奏章越过中书省，刘基有自己的一番考虑。他知

    道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胡惟庸不会拿自己太当回事儿，这也就意味

    着朱元璋很有可能看不到这份奏章。中书省有权在皇帝之前先拆看大

    臣的奏章，如果这份奏章落到胡惟庸的手里，肯定会被截留于中书

    省。

    胡惟庸很快就知道了刘琏进京面圣这件事。对于刚刚主政中书省

    的胡惟庸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胡惟庸立刻指使刑部尚书吴

    云上书弹劾刘基：“刘基说过谈洋这个地方有王气，他想等自己死后

    把墓建在这里。由于当地百姓不肯让地，这才请求朝廷设立巡检司驱

    逐百姓，好拿到这块好地方。”

    胡惟庸的这一招不是一般的毒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等待

    着刘基的将会是谋反大罪，要诛灭九族。王气只能是皇帝才能够具备

    的气场，做臣子的如果想得到王气，那就是忤逆，就是造反。在封建宗族社会的意识形态里，后人对于祖宗坟地的位置选择非常讲究，甚

    至将后世子孙的祸福吉凶都押在了这件事上。

    朱元璋不愧为一代雄主，他虽然也敬天祭天，但并不是轻易就会

    被人忽悠的。他看到奏章后并没有按谋反罪逮捕刘基，当然遇到这样

    的事情，他也不可能坐视不管，就势剥夺了刘基的朝廷俸禄。朱元璋

    对这件事的态度颇值得玩味，史料上的原文是这样记录的：“帝虽不

    罪基，然颇为所动，遂夺基禄。”

    朱元璋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真的相信胡惟庸所言，刘基为自己

    选了一块有王气的风水宝地吗？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朱元璋明白，凭

    借刘基在帝国权力场上的能量和个人气场远远达不到称王称帝的地

    步。如果说朱元璋对刘基还有忌惮之处，那就是对方的才能。江山初

    定，如果像刘基这样有影响力的人才心生异志，或另投他人，对于朱

    元璋和他的新王朝来说，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

    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朱元璋剥夺刘基俸禄之举是故意做出来

    的，做给胡惟庸看的。但是朱元璋的态度使得刘基再也坐不住了，他

    不顾老病之躯，千里迢迢赶赴南京城，准备向朱元璋当面陈清事实。

    刘基重返京城等于是羊入虎口，想要挣脱显然是不可能的。为了

    表明心迹，他留京不归。或许是天意使然，刘基进京之后就病倒了，而且一病多年。胡惟庸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就此放过他。史料记载

    胡惟庸曾派医生到刘基那里去看病，刘基吃了医生开出的药，“有物

    积腹中如拳石”，反而导致病情加重。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派人护送刘基返乡养病。临行

    之前，他写了一道密文交予刘基，在这篇密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君王

    的无情：“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

    刘基刚返回故里，病情就迅速恶化，一个月后，六十五岁的刘基

    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死在了浙江青田故里。关于他的死，历史在

    这里打了好几个弯弯绕。朱元璋后来与刘基的儿子在谈到这件事的时

    候，把刘基死亡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胡惟庸的身上，当然这是发生

    在刘基死了十几年以后的事。这时候的帝国权力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

    的变化：一是独相胡惟庸被杀，震动帝国上下；二是朱元璋试图将胡

    惟庸的党羽扩大化，那样就可以将其党羽剔除干净，并且借着胡惟庸

    案大肆杀戮功臣。史料记载，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对刘基的次子说过

    这样一番话：“你父亲活着的时候，满朝都是党，只有他一个不结

    党，结果遭到了胡惟庸的毒害，吃了他(们)的蛊。”

    又说：“你休道你父亲吃了他们的蛊，其实你父亲心里是有分晓

    的，他们便忌恨于他。若是那无分晓的，他们也不会忌恨他。到如

    今，我朝廷是有分晓的，终不会亏待了你父亲的好名声。”

    其实在这件事上，胡惟庸极有可能是背了黑锅的。胡惟庸“谋逆

    案”本身就是一件不靠谱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冤案。丞相之死

    需要给天下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而谋逆是最能说得过去的理

    由。在朱元璋的一手操作之下，胡惟庸死后很多年，那些要命的黑材

    料还在一条一条地往他的档案袋里塞。其中胡惟庸下药毒死刘基，也

    就成为其中一条罪状。

    胡惟庸接过李善长淮西集团领袖的权杖，有心将刘基逼向绝境。

    此时的刘基已经无法对他构成威胁，他不会为了一个老病将死、离开

    朝堂之人再去冒这个险。话说回来，就算真是胡惟庸毒死刘基，那么

    真正的幕后主使又会是谁呢？

    其实朱元璋、胡惟庸(淮西派)在这里玩了一出无间道式的权力

    博弈游戏。朱元璋很好地利用了帝国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将刘基之

    死与胡惟庸谋反案捆绑在一起。朱元璋除掉刘基的决心已定，却不想

    亲自动手，免得背上千古骂名，眼见胡惟庸如此急不可耐地要置刘基

    于死地，正好可以顺水推舟，借刀杀人。

    他也不用说什么，只需要做几个冷漠与怀疑的表情，以胡惟庸的

    精明又怎能领会不了皇帝的意思？更何况此时胡、刘二人势力悬殊，一个是把持威权的独相，一个是被皇帝抛弃的过气老臣。君臣相互利

    用，但终是朱元璋更胜一筹，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等到多年以后，朱元璋以雷霆手段扫荡了帝国官场之后，说了一

    句意味深长的话：“满朝皆党，只有刘基不从。”这等于是在为胡惟

    庸案的扩大化制造舆论，就算刘基真是一个能掐会算的半仙，也算不

    出来，自己在死了以后，还能够成为朱元璋手里一颗有用的棋子。当

    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基在临死之际布下的一场权力弈局，而布下这

    场局的目的就是瓦解李善长、胡惟庸的淮西集团。如果上面的说法有一个成立，那么刘基之死就更具有一种英雄末

    路的悲剧色彩。无论怎样，刘基与李党之争，是以个人之力同一个权

    势在握的庞大党群相抗，无疑是以卵击石，注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失

    败的命运。

    在刘基与淮西集团博弈的过程中，朱元璋一直在冷眼旁观。胡惟

    庸上蹿下跳的表演在朱元璋看来和一个官场小丑没什么两样，无所掣

    肘的相权是可怕的。此时的朱元璋，心里已经渐渐有了改组中书省、废除宰相制度的想法，但如此大的动作非得杀人不可。

    胡惟庸当了中书右丞相以后，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截留奏

    章等行径确实是有的，但靠这些零碎的罪名将胡惟庸彻底击倒，显然

    分量还不够。

    洪武九年(1376年)，胡惟庸在右丞相的位置上已经待了三年时

    间。朱元璋好像是在故意娇宠一个放肆的小孩，任其为所欲为。也许

    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这一年，中央政府撤销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

    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平章政事就是副宰相)。虽说多年空

    缺，但这两个位置此前一直没有废除。同时，在地方上废除了元朝实

    行的行中书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直接向中

    书省负责。

    本来在中书省的编制中，左、右丞相是级别最高的，其下分别为

    平章政事，左、右丞和参知政事，如今废除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的

    职位，中书省就只剩下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的编制，其下虽然增

    设了几个和地方布政使司相联系的官职，但不过是辅助丞相而已。

    权力机构的改革使得胡惟庸在中书省，甚至在帝国的整个官僚集

    团，都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4.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

    随着元朝势力一路向北败退，天下大局逐渐趋于稳定。朱元璋认

    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他动手的时候了。当然

    促使他动手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渐严峻的形势。新朝建

    制，那些手握重权的开国功臣们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

    不该去的地方，这让朱元璋无法忍受。

    朱元璋决定出手，而且准备出重拳。他将目标直接指向相权，他

    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权力夺回来，对帝国的权力系统

    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

    件让朱元璋很头痛的事，也是开国君主遇到的最大难题。那些在帝国

    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

    食物，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

    制度，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稳自己的江

    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他在内心做出

    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下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皇帝不就有

    可能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了吗？虽然说，德厚不足以止乱，威

    势却可以禁暴。对于古代官家集团而言，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的约

    束，只是单纯地以儒治国，想要使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自如，也是难

    以想象的事。

    古代封建治者一边高举旗帜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

    授；一边又要求权力集团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适当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和

    要求，按照社会普遍公认的伦理道德原则活动。一句话说透了，就是

    要上应天意，下如民愿。

    从表面上看，国家机器是在上天与民众之间搞伦理调和，实质上

    是在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间搞利益调和。上层统治力量要努力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寻求一个合适的借口，披上一件让大多数人无可争

    辩、无话可说的伦理外衣。

    从政治运作和伦理观念这两个角度来讲，朱元璋要从几位大臣手

    中收回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就必须采取一种合适而有效的策

    略。既要让天下人觉得这事干得顺乎天意民心，又能够顺理成章地夺

    回大臣们手中握着的重权，为自己的后世子孙执掌天下权柄扫清障

    碍。

    正面：天降祥瑞引发的血案

    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朱元璋出席了一次廷臣们召开的御前

    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朱元璋当着胡惟庸为首的帝国领导班子成员的

    面说了这样一段话：“凡是政治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

    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

    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

    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这样的政治腔调在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的耳朵听来，不过是朱

    元璋在为自己捞取一个开国皇帝应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朱元璋专门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

    政要件，这就是通政司。顾名思义，“通政”一词取自政治清明、上

    下相通之义。朱元璋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巡行全帝国的地方政府。这样

    做是为了促进地方的下情得以上达。

    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向世人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朱元璋准备为

    帝国的权力系统动一场大手术，一场要命的大手术。通政使司究竟是

    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朱元璋为什么会在这上面花心思呢？通政使司的

    主要职能就是每天将朝臣们的奏章进行收纳整理，然后呈报于皇帝，让“实封直达御前”，然后再转交于相关职能部门来分别予以处理。

    明朝建国初期，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制度是参考元制而

    来的。大臣们所呈报的奏章要先经过中书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

    中书省直接处理，然后按照宰相批注的意见分别发往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职能部门。如果奏章涉及军

    政大事，宰相当不了家，那么就要转呈朱元璋最后拍板定夺。当时的情况下，帝国官员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飞过中书省

    这一级，直接摆在皇帝的案头。在宰相们看来，帝国官员的奏章是需

    要分门别类、区别对待的。哪些内容能够让皇帝过目，哪些内容不能

    让皇帝看见，这些并不取决于朱元璋本人的好恶，而是由中书省来决

    定，也就是由宰相来决定。

    作为宰相来说，这是他最乐于享受的一项政治福利；可对作为皇

    帝的朱元璋来说，这也是他权力空间内最不能容忍的一处软肋。通政

    使司的成立，显然是朱元璋破解权力困境所挥出的一记重拳。胡惟庸

    内心有了危机感，他意识到自己以后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都处于皇帝的监控之下。

    通政使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夺权的部门，夺的不是

    别人的权力，而是宰相的权力。制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多年来形

    成的权力程序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虽然出现了

    一个通政使司，但是宰相制度并没有马上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

    章还是要送达中书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后的决断。

    朱元璋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最终还得依靠

    检校们收集的情报。检校在无形之中就成了皇帝安插在中书省的内

    线，除了监视中书省的权力大鳄们，还要替皇帝掌握朝臣们所上书的

    奏章内容，免得皇帝当这个冤大头。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在权力系统内担当更多的职

    责，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仍然存

    在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

    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他在洪武十一年(1378

    年)的一次会议上，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说：“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

    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是因为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

    令都出自于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

    朝又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在朱元璋看来，自己要随时掌握天下实情，随时掌握帝国官员的

    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自己已经找到了治国安邦的密码，那么他就不会再做丝毫的动摇。朱元璋下诏，诸司今后奏事不要再报经中书省，直接向他这个皇

    帝奏报。朱元璋这么做，有一个人坐不住了，这个人就是胡惟庸。此

    举对胡惟庸手中握着的相权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它从根本

    上动摇了宰相专权的根基。在此之前，胡惟庸利用手中的相权排除异

    己，打击政敌，靠的就是旧制中“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一条款。

    这项制度赋予了丞相极大的权力自由度，他可以任意扣压奏章，欺下瞒上。而那些六部长官就是想在皇帝面前告丞相的御状也不可

    能，因为他们无权与皇帝直接取得联系。如今颁布实施的新政打破了

    这一局面，六部官员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与皇帝接上头。这样一

    来，独相胡惟庸的危机感顿生，他的丞相权力正在被朱元璋一步一步

    架空。

    胡惟庸的个人履历大致如下：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早

    年追随朱元璋起兵，颇受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知县、吉安通

    判、太常少卿等职务。洪武三年(1371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

    六年(1374年)七月，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洪武八年(1376年)，李善长在扩大权势的过程中受了一点儿小

    挫折，因为他作为左丞相，被汪广洋弹劾为傲慢和不忠。汪广洋是高

    邮(在今江苏)人，自1355年以来一直为自己的前途命运奔波。他对

    他的对手李善长怀有嫉妒心理。

    有案可查的是，朝臣们第一次对胡惟庸的攻击是在洪武九年

    (1377年)八月份。这时候，胡惟庸已经把他的那些利益盟友提拔到

    了高级职位上，并且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将他认为的反对者们赶出了帝

    国的权力要害部门。

    胡惟庸大肆排除异己的做法令官员们感到恐慌的同时，更多的是

    感到愤怒。浙江人御史韩宜可就在朝堂之上当着朱元璋和满朝文武的

    面攻击胡惟庸及他的两个盟友。他告发胡惟庸等人不忠于朱元璋，僭

    越了皇帝的权力，要求朱元璋把这帮人全部收监或者斩首。

    朱元璋非但没有听从韩宜可的话，还命人把韩宜可交付有司并下

    狱。幸运的是这位御史并没有被处死，这是朱元璋在动手之前安定胡

    惟庸集团的缓兵之策。他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不不愿意打草惊

    蛇。这次事件虽然没有撼动胡惟庸，但却引起了朱元璋与诸臣的警

    醒。皇帝已经察觉到了胡惟庸在权力运行中的失控状态，尤其是当朱

    元璋听说胡惟庸有夺权的野心和阴谋，他知道，不能再这么继续等待

    下去，他必须采取措施。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的某一天，胡惟

    庸忽然对外宣称，自己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是天降祥瑞的预兆，为了显示自己不敢独享祥瑞的端正态度，胡惟庸邀请朱元璋前去观赏

    此等稀罕之事。

    这事来得过于蹊跷，既然是上天降下的祥瑞，作为皇帝的朱元璋

    又怎有不去之理？天下之大，只要我们稍加留心的话，就会发现全国

    各地每天都会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而在那个时代，无法解释的事

    都会与上天扯上关系。皇帝是天子，上天捣鼓出来的玩意儿，天子又

    怎能不去捧捧场。

    当朱元璋走到西华门时，突然有个太监闯到他的车马前，紧紧拉

    住了缰绳。太监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朱元璋的銮驾，半天

    没说出一句话，却急得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询问之下，才知

    这名太监名唤云奇。

    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小小的太监胆敢冲撞当今皇帝的圣驾。缓

    过神来的卫士们立即扑了过去，将云奇按倒在地就是一通乱揍，差点

    儿没把他活活打死在朱元璋的面前。

    可无论怎么打，云奇一直用手指着丞相胡惟庸府邸的方向。这引

    起了朱元璋的高度警觉，他感觉事情来得太过于突然，其中必有隐

    情。他当即让车队返回，自己亲自登上宫城向丞相府邸方向望去。不

    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他看见了什么呢？按照史书记载，朱元璋发

    现了胡惟庸府院内藏着士兵，刀枪林立。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皇帝的眼神比我们普通人不知道要犀利

    多少倍，居然可以穿透厚厚的墙看见藏匿其中的刀兵。朱元璋当即下

    令将胡惟庸逮捕，并于当天将其处死。

    这里有一个天大的疑问，那就是云奇身为内使，在西华门任职，离胡惟庸的府邸非常近。既然他事先已经知道胡惟庸想要谋逆，为什

    么不提前告发，非要等到事发前一秒钟，才冒着杀头的风险拦驾阻

    止？况且如果胡惟庸真要谋反，也是秘密设下埋伏，怎么会堂而皇之

    地将刀枪亮在光天化日之下，让朱元璋登上城墙就可以一览无余？史料记载，丞相谋反是天大的案件，胡惟庸当天就被下狱，当天

    就被处死，处置得如此匆忙，难免会让人疑惑。据《明太祖实录》记

    载，就在事发的四天前，中丞涂节就已经告发胡惟庸谋反。以朱元璋

    猜忌多疑的性格，他怎么还会冒冒失失地去胡惟庸家看子虚乌有的祥

    瑞？可见，云奇告变是一件不太靠谱的事。

    但无论过程是怎样的，胡惟庸谋反案成了板上钉钉之事。这件事

    前前后后纠结了长达十余年的时间，成为洪武年的第一大案。

    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了《昭示奸党录》，告诫帝国的文武官员

    们，做臣子千万莫学胡惟庸，不然会落得很凄惨的下场。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布局？还是胡惟庸真就有了谋反之意？开国

    之初，朱元璋对自己的权力系统还没有完全腾出手来认真梳理，只是

    在元朝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王朝的体制，在中央仍然设立中书省

    作为辅佐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

    中书省的权力结构设置是左、右丞相(后改名丞相)，正一品；

    左、右丞，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员

    外郎等官员。

    在当时看来，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可以说是总领百官，工作事务

    涉及方方面面，就连帝国的一切命令及章奏也需要中书省代为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

    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权、军务。也就

    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权力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在这种权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里，更像是一个震慑人的牌位。

    丞相的权力极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后来盛极一时的

    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从洪武元年起，中书右丞相

    徐达就一直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直到十七年后他死在北京城。

    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就

    有个缺点，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问题难以平衡。在封建制度

    中，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官家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

    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给一把手打工的。历史上曾经先后有过两次皇权与相权的博弈。第一次是汉武帝

    时，汉武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权力

    递增法则，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

    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第二次是隋唐之时。丞相之

    职被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

    约。

    丞相的特殊性质就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处理得

    不好，皇帝太强势了，丞相就会经常换人，而且有可能是换一个杀一

    个；皇帝太软弱了，皇权就可能为相权所架空。

    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的话，朱元璋所能做的就只是根据丞相的建议

    发发圣旨了，自己根本不用操什么心。百姓和官僚可以不知道他朱元

    璋是谁，但一定要知道当今的丞相是谁，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情。

    朱元璋出身于草根阶层，在当了皇帝以后，他还是能够清醒地认

    识到自己的不足：文化底子薄，知识结构非常不合理。他在学习前朝

    明君圣主们治国经验的同时，也以一个草根阶层的立场来观察自己的

    帝国和臣子。这时候他或许会想起前朝那些实权派大臣，他们在掌权

    时说一不二，风头甚至盖过了皇帝。他或许还会想到，丞相因为权力

    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帝的权力地位。比如

    东汉末年，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这应该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这种忧虑促使着他对本朝

    的权力结构做出重大的改革与调整。在变革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朱元

    璋当初设置丞相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朱元璋当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至少他是基于三

    个方面考虑：

    一是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朱明王朝刚刚建立，可以说是百废待

    兴，需要尽快结束连年的战争阴霾，安抚四海的生灵，巩固新的政

    权。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整套

    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建立一套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光需要大

    量的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就只有先

    拿旧的体制先应付着。二是国家的需要。当时纷乱的天下还不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

    时候，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仍在大规模地

    进行当中。同时对新收复地区的统治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我

    们可以想象，崭新的朱明王朝的政治事务是何等的繁重。对于一个百

    废待兴的政权，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人才，治国的人才。人才不

    光在二十一世纪最贵，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贵的一项资源。这时候设

    立中书省，授大臣以重权，可以说是新帝国发展的需要。对于朱元璋

    来说，当务之急就是使招揽的人才尽快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并且

    能够灵活处理各种政务，应对各种危机。同时这种做法也摆明了朱元

    璋对大臣们的一种姿态：战友们，我们都是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拼杀过

    来的，我们同担患难，我们同享富贵。作为建国皇帝，这种姿态是一

    定要有的，这样才能形成上下齐心、君臣携手共创伟业的良好局面。

    三是个人的需要。朱元璋当上皇帝的时间还很短，随着帝国疆域

    的急剧扩张，原有的统治经验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现在的需求。也就是

    说在一段时间内，朱元璋还无力单独有效地处理所有的官家事务，他

    需要的是治国的帮手。还有就是，在帝国的创业阶段，那些文武大臣

    们都曾经立下过赫赫功勋。朱元璋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功勋、才能和特

    点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也是权力分肥制的具

    体体现。也就是说，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官僚集团的权势过重而中

    央权力分散，是权力分配的共性。

    侧面：天罗地网织就血色蓝图

    从胡惟庸位极人臣之日起，朱元璋张开的权力大网也就到了逐步

    收紧的重要时刻。

    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起点应该始自胡惟庸因“谋反”案被杀。这是

    皇权与相权的血色博弈。胡惟庸被处死难道仅仅是因为谋反？一句含

    糊不清的“擅权枉法”是无法将一切历史真相都抹平的。至于“谋

    反”则是在胡惟庸死后多年，朱元璋分期分批摊派到他头上的罪名，后世一直争议不断。

    胡惟庸被杀之后，帝国的皇权运行模式突然成了一架令人恐惧的

    绞肉机。由胡惟庸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像在帝国的天空刮过了一场龙

    卷风，这难免会让我们想起朱元璋说过的那句话：“刘伯温在这里

    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这句话为胡惟庸案的后期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胡惟庸

    不是一个人谋反，而是以他为首的权力集团在谋反。当胡惟庸被“谋

    反”后，那些与他有来往的人就应该是同案犯。

    毕竟“谋反”不是闹着玩的小事情，需要有充足的参与人员，需

    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朱元璋之所以花费大力气

    将胡惟庸谋反的罪名坐实，就是为了能够将更多的帝国官员牵扯进

    来。就连领到“免死金牌”的李善长最后也没有逃脱，直到搭上性命

    才算了结。

    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训话以后，原来在中书省

    统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

    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是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成了皇

    帝——中书省——六部。

    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

    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是朱元璋的意思是，六部可以直接给自己打报

    告。这样的话，在六部尚书的管理和使用上，就陷入了双线模式。在

    君臣齐心、意见统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政务畅通，如果皇权与相权发

    生顶牛，事情就会比较麻烦。

    尚书任何事情都不能瞒着皇帝，因为毕竟皇帝才是真正的帝国一

    把手；但是他又不能不上报中书省，皇帝批阅过的条子，最后还得交

    由中书省来发布，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书省这一关的。如此一来，帝

    国的权力运行就变成了多头管理，这可苦了那些奔波于皇帝和宰相之

    间的六部官员。如此繁复的权力程序让他们疲于奔命，往往会造成一

    些常识性的错误。

    朱元璋也看到了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弊端，他早就有心在帝国官场

    掀起一场革命，但苦于找不到革命的突破口。

    朱元璋的这场革命终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式爆发了。这

    一年的九月，位于今天越南东南部地区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

    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时间上报皇帝。

    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那里

    得到消息。消息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

    宫门都没有找到，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流落街头。朱元璋勃然大

    怒：“我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如果传扬出去

    将有辱我大国声威。”

    朱元璋当即传唤中书省的两个江湖大佬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

    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为何隐瞒不报。

    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责

    任，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1376年)，汪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汪广

    洋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汪广洋最初还是想在

    帝国的权力场上有所作为的，不然他不会公然挑衅前丞相李善长的权

    威。

    弹劾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汪广洋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

    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还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可是汪广洋并不是

    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弹劾李善长失败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事后

    朱元璋将其重新放入中书省，但他的心性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

    变。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逆境造就了人，困境磨炼了人。汪广

    洋既无意再去困境里磨炼，也无意参与到这场权力斗争中。在多年的

    宦海生涯中，最初的政治理想已经离他越来越远。

    从汪广洋进入中书省的那一刻起，他就有着一种强烈的预感，那

    就是朱元璋在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他也正在被朱元璋

    当枪使。自己当初能够挑战李善长，那么以后也可能站出来挑战胡惟

    庸，朱元璋看中他的正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勇气”。

    他是一颗棋子，朱元璋的目的就是靠他来盘活中书省这盘棋，借

    以削夺相权。

    这个发现让汪广洋感到莫名的惶恐与失落，他开始变得躁动不

    安，很多时候只能靠酒精的麻醉才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汪广洋对于中书省二把手的这份工作失去了耐心和勇气，任由胡

    惟庸为所欲为。对于占城国来使这件重大的外交事故，汪广洋根本就

    没有反应过来，在朱元璋问起时，不知道如何作答，只是跪在那里支

    支吾吾，磕头如捣蒜。

    胡惟庸辩解说这种事情一向都是由礼部负责，都是礼部惹的祸，与中书省无关。

    面对胡惟庸的狡辩，朱元璋找来礼部官员和两位宰相当面对质。

    礼部官员面对帝国两大宰相毫无惧色，说这件事已经给中书省打过报

    告，没有上奏朱元璋是中书省的错。

    中书省与礼部当着皇帝的面踢皮球，这让朱元璋非常恼火。手下

    这帮官员敢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干部，当面还敢推诿扯皮，毫无担

    当。朱元璋下令将礼部负责接待外使的相关人员全部下狱，同时让检

    校暗中调查谁才是这件事的负责人。

    这是一场明暗两面的牌局。在明面上，两位宰相和礼部官员只是

    被暴怒之下的朱元璋骂了一通，毫发未伤；而在历史的暗面上，朱元

    璋已经在酝酿一场帝国的暴风雨。

    在南京城中书省那昏暗的烛光下，胡惟庸和汪广洋怀揣着各自的

    心思坐立不安。这种不安前所未有，他们从朱元璋暴怒的表情里已经

    感觉到，这一次不同往日，从皇帝不耐烦的表情里释放出的是杀气。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汪广洋是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责任人。

    朱元璋下令将汪广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

    废”，放到今天这个罪名就是“行政不作为”。本来朱元璋将其安排

    在中书省，就是作为掣肘胡惟庸的一颗棋子，结果汪广洋却当起了装

    聋作哑的甩手掌柜，把好端端的一步活棋走成了死棋。

    朱元璋再度将汪广洋贬往海南，并囚禁了其他有责任的官员，包

    括胡惟庸在内。对于汪广洋，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就在于他辜负

    了自己的期望。当船行至安徽黄山地区太平县时，朱元璋又追加了一

    道圣旨，追究汪广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袒护杨宪等罪责，赐毒让其自裁。估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汪广洋都没有搞清楚，自己

    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朱元璋。能够在太平县这个不太平的地方走完生命的旅程，对于汪广洋来

    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太平是汪广洋事

    业的起点。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汪广洋还是元朝的一名进士，并没有

    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县。每日诗酒人生，静静地等待人生机

    遇的降临。就在这一年，明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

    平。求贤若渴的朱元璋，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

    谈甚欢，从此汪广洋走上了权力的不归路。

    终点又回到起点，谨小慎微的汪广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

    朱元璋消除相权的祭旗人，不仅让人扼腕叹息。

    就在汪光洋被赐死之后，又横生枝节：汪广洋的侍妾陈氏从死，掀起了新的波澜。在当时，如果政府官员死了，如果有未生育子女的

    妻妾从死，应该是贞洁行为，作为皇帝应该为这样的女子来个死后追

    封。陈氏从死的消息传至南京，就在朱元璋准备追封时，得知陈氏的

    身份是没入官籍的一个受处分官员的女儿。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责

    问礼部官员：“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没官的妇

    女只能赏给功臣，文官怎么能享受这个待遇？这其中必有蹊跷。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朝廷官员在背地里瞒着他做些不

    法之事，那些官员胆敢有一件事瞒着自己，将来就会有十件、百件。

    他设立特务机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无处不在。

    朱元璋要求司法部门和检校将此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养奸。明

    眼的官员这时候已经看出来，朱元璋是在借势发挥，要把这篇文章做

    大，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就没人清楚了。皇帝彻查文臣，作为文臣领袖

    的胡惟庸又怎能逃脱干系。在朱元璋看来，胡惟庸的权力触角已经伸

    展得无处不在，再任其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将他这个皇帝的权力架

    空。

    相权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胡惟庸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要实现

    这两点，需要一个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也就在这时，一个叫涂节的

    官员适时跳了出来。

    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监察部的官员。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合情合理。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涂节还是胡惟庸的死党，而且在胡惟庸的权力集团中占据重要

    位置，胡一直视他为亲信。由这样一个人来攻击胡惟庸，是再好不过

    的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

    庸涉嫌毒杀刘基，并意图谋反。虽然毒杀刘基并无实据，真相还不确

    定。

    可对于朱元璋来说，眼下他需要的不是反复求索的真相，而是一

    个杀人的理由。

    御史中丞涂节是个很会揣测上意的聪明人，他从朱元璋一次又一

    次的无名邪火中读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内容：胡惟庸已经失宠。朱元璋

    需要一个理由，而自己需要一个机会。于是胡惟庸就成为这场交易的

    筹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帝国还沉浸在浓浓的新年

    气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却笼罩着阴霾。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意图造反。

    朱元璋在接到涂节的报告后，批转司法部门连夜突审。审查结果

    很快出来：胡惟庸谋反罪名坐实，同时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

    嫡系也难辞其咎，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下令陈宁以及涂节陪同胡惟

    庸一起上路。这样的结局颇具戏剧效果，三人若在刑场相遇，不知会

    作何感慨。

    新年伊始，帝国的权力中枢一下子就被剔除了三个文官大臣。一

    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尤其是丞相胡惟庸的突然倒

    台，使得帝国上下为之震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定下的罪名

    是“擅权枉法”。

    “擅权枉法”是个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个筐，任何逾越法

    律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从打压同僚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

    独断，就连沉湎于声色犬马之类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内。

    就在帝国官员惊魂未定之际，到了正月十一，朱元璋又接连颁下

    了两道圣旨:一是废除中书省，二是废除大都督府。两道圣旨等于是把

    帝国的权力运行做了一个重新布局，那些仍旧处于极度震骇状态下的官员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洪武皇帝朱元璋早就酝酿好了这一切，因为

    这两道诏令绝非十天就能够完成的。

    中书省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权力

    运行机制应运而生。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

    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官职。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也全部收归

    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

    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

    朱元璋借着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机会，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权

    力分给原来丞相统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了监察机构在权

    力系统内的地位。在官家复式权力结构中，丞相作为官僚系统最顶端

    的那尊大神，在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一直与皇权进行着此消彼长的博

    弈。朱元璋索性将其连根拔除，为自己的继任者们“拔刺”。

    在对权力集团上层进行大手术的时候，朱元璋出台了一系列安民

    抚民的政策，力图不触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利益，使得这

    次官家机构的大整顿和官家权力的大转移，得以平稳实施。

    这次权力整顿运动虽然让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但手握

    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还是被皇权生生斩落马下。不光文官权力机构做

    了大幅度调整，军事机构也同样做出调整。大都督府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

    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也就此消失。

    经过整顿之后的帝国权力系统顶端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皇

    权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之欲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相权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察机关这

    七大部门瓜分了这块权力的大蛋糕，各部门只对皇帝负责，受皇权的

    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既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掣肘。

    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监察范围，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

    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充分体现出官僚集团内部权力的相

    生相克，这样既达到了分流相权的目的，又健全了权力结构中的监督

    机制。

    为了给自己的子孙扫除障碍，他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

    准再提设立丞相的事，帝国的大小官员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帝国建立以来最为特殊的一段时光。

    人心惶惶的正月过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此时

    的大明朝，没有了中书省的宰相，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无所禁忌的巅

    峰状态。

    权力带来的衍生物就是应尽的义务，就算是皇帝也不例外。没过

    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开始在朱元璋身上显现出

    来。身为一个合格的君主，他的底线是保障帝国的基本运行。眼下这

    无所禁忌的权力，给朱元璋带来的不光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更有繁重

    的工作压力。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个小时左右的

    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

    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估计还不够四个小时。

    有史学家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

    朱元璋面前的奏章有将近二百封，里面大大小小共计约有五百件事需

    要皇帝亲自定夺。那些帝国文官都是写文章的好手，一篇奏章能让他

    们写得洋洋洒洒，文四骈六。往往几万言的注水文下来，真正能够切

    入正题的只有几百字。

    史料记载，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

    的奏章，朱元璋令人诵之。结果读到六千多字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正

    题。朱元璋勃然大怒，将茹太素在朝堂上杖责一顿。第二天，再令人

    诵之，当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

    朱元璋不由叹道：“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

    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

    一道五百字就能够说清问题的奏折，结果却注水成了万言长文，这在当时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按照一封奏章五千字计算，二百封就

    是百万字。一个人每天的阅读量达到上百万字，这的确是一件让人崩

    溃的事。而且，皇帝不仅要看奏折，还得动脑子去考虑如何解决问

    题。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即使朱元璋有着超强的精力也无法承

    受。从医学角度来讲，精力透支容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引发情绪

    病。朱元璋本来就不是一团和气的人，长期置于这种工作状态下，脾

    气也变得更加暴躁易怒。

    这种情况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君臣关系的极度恶化。朱元璋一个

    人根本无法完成一天百万字的奏章批阅量，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

    面：今天看不完就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呈递上来。周

    而复始，官员们得不到皇帝的回复就不敢擅自开展工作，这样就会使

    得帝国的权力运行效率大打折扣，官员们就会落下行政不作为的恶

    名，遭到皇帝的惩罚……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们的关系也变

    得越来越紧张。5.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

    胡惟庸虽然死了，可是李善长依然活在世上。帝国权力中枢的大

    部分官员还是李善长在任时的老部下，他们面对胡惟庸已死、皇帝对

    他们日益不满的现实，只能回到李善长的羽翼之下，以寻求庇护。

    这种做法在朱元璋看来，就成了官员们结党营私和图谋不轨的双

    重罪责。朱元璋明白，自己要想实现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就要想办法

    分化官僚集团，各个击破，千万不能再让他们形成抱团之势。

    李善长的存在让那些文官功臣集团心有所属，这是朱元璋最为不

    安的地方。

    对于朱元璋来说，淮西集团虽然因胡惟庸之死受到了重创，但是

    只要他们的带头大哥李善长还活着，淮西勋贵集团就一天不会消失。

    事实也的确如此，外廷的大部分政府部门都由这个集团的人把持。在

    洪武十四年(1381年)成立了大理寺和都察院，和刑部一起并称三法

    司。刑部掌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形成了大明朝廷正

    常的司法程序。但三法司的人也多是文官集团的人，朱元璋觉得实在

    靠不住。最让朱元璋信任的人，莫过于身边那些检校。

    检校从建立之初就为朱元璋一手掌控，为朱元璋夺权、弹压官员

    立下过汗马功劳。检校只是个职务名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官僚机

    构。虽然检校有侦查权，却不能扣押人犯和判罪量刑。要想让检校发

    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如果将检校并入外廷文

    官系统的三法司，只会让他们拘束于国家法律和程序，无法做到任意

    妄为。

    朱元璋要找到清洗大臣的理由，其实很好找，就两个字——谋

    反。和谁谋反呢？和胡惟庸。要向天下人证明一个死人谋反并非多么

    难的事，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朝堂上的淮西集团的官员，面对栽

    赃于死人这件事，他们也有口莫辩。朱元璋要的就是他们有口莫辩。不辩就等于默认，默认就意味着

    他们都是胡惟庸的同党，一个也不能少。

    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早已尘埃落定的胡惟庸案再生波澜，犯

    罪性质也从当初暧昧不清的“擅权枉法”变成十恶不赦之首的“图谋

    造反”。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短短的五年时间

    里，被胡惟庸案牵扯进去的功臣有一公、二十侯，其中连坐、死罪、黥面、流放的有数万人之多，朝中文臣几乎为之一空。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案子流出的最后一滴血，正是李善长的

    血。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天，注定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季节。虐

    杀的阴云在天空几度徘徊和犹疑，最终还是决然地降落到李善长的身

    上。

    一月，李善长定远老家的一段老房子的墙体倒塌，惊吓了这位年

    近八旬的古稀老人。他只想在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屋子里安度余生，他

    不忍心惊扰乡里，便给自己曾经的战友汤和写了一封信，要求借三百

    名士兵修缮房屋。

    就在这三百名士兵到来的第二天，在他家十五里外的濠塘镇上发

    生了一起惊天大案。

    如果说朱元璋对这个案子还有一点儿家丑不愿外扬的顾忌在里

    面，那么汤和这块落井的石头却正好砸中了朱元璋的脚。在汤和借兵

    给李善长的同时，他拟好的一封告密信也正在赶往京城的路上。有人

    说汤和太过无情，可是在权力斗争中，无情要别人的命，有情却有可

    能会要了自己的命。汤和毕竟年轻许多，还想在这个世上多活几年，他更不想让妻儿有一天跟着自己上断头台。他目睹了身边的战友们被

    朱元璋一个一个收拾掉，变得惶惶不可终日。这么多年的权力斗争，让汤和明白了一个道理：主人不会将自己豢养的所有猎犬一网打尽，最后肯定会留下一条，用来看家护院、装点门面。当他发现朱元璋的

    杀气再次出现后，为了能够成为笑到最后的那条看家犬，汤和不得不

    出卖昔日的战友。

    汤和借出的三百名士兵使朱元璋很容易就联想到了刺杀太子的数

    百名刺客。按照朱元璋以往的脾性，他根本不会在这件事上多做周旋，肯定会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里下旨捉拿李善长归案。不过这一

    次朱元璋欺骗了所有人的直觉，他居然忍住了。刺杀太子的罪名虽然

    很重，但是并不符合他心中的布局。朱元璋没有利用这个事件对胡惟

    庸案下手，因为这桩刺杀案对他而言，还有另外一层深意在其中。

    朱元璋决定再忍一忍、再等一等，他相信李善长还会祭出更加愚

    蠢的昏招。他已经等了十一年，也不在乎再多等几个月时间。

    李善长就像是一个走在布满陷阱的道路上的盲人，他压根儿就没

    察觉到自己已经从鬼门关转了一圈，毫无知觉地走过了第一个陷阱，却再也逃不过第二个陷阱。这一年的三月，他的一个转弯抹角的亲戚

    丁斌犯事被判流放。夫人在他面前痛哭一番，讲述丁斌如何对李善长

    心存孝敬。或许真是人一老，耳根就会变软。夫人的痛哭让李善长无

    法驳回情面。他第二天就上奏朱元璋：“恳求陛下看在老臣当年的微

    末之功的分儿上，给丁斌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只可惜皇帝的耳根却不软，朱元璋从这封信中寻觅到一个绝佳的

    机会。既然李善长想为丁斌求情，那么就以丁斌作为突破口。

    朱元璋当即密令左都御史詹徽追查丁斌案。朱元璋在交代任务

    时，并没有将事情挑明。可是詹徽却在只言片语的交代中揣测到了圣

    意，他连夜拷问丁斌。李善长一心替丁斌脱罪，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丁斌会反过来出卖他。在詹徽的利益诱导下，丁斌供出了李善长之弟

    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

    这里不得不佩服詹徽心机之巧，他之所以选择李存义为突破口，是因为此人既是李善长的弟弟，也是胡惟庸的亲家，是沟通李、胡二

    人的天然桥梁。李存义很快就供出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的供词：胡惟

    庸多次请求他找李善长共举大事，李善长不许，胡惟庸亲自来说，李

    善长终于长叹：“我已老，汝等自为之。”

    这句“汝等自为之”是詹徽最得意的手笔，它符合李善长的身

    份，轻一点儿说是知情不报，但往深处想就是默许胡惟庸造反。他虽

    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也心有此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李善长有作案

    动机。

    即便是造反未遂，那也是一项重罪。詹徽随即大规模网罗罪名。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善长的家奴纷纷跳起来告状，绘声绘色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直到此时，文武百官才如梦方醒。

    或许是怕李善长案牵连自己，文武百官也纷纷跳出来展开大规模的口

    诛笔伐。千夫所指，李善长求生无门。四月，朱元璋批下此案。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太师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案，赐

    死，夷其三族，赦其长子驸马李祺及临安公主所出嫡二子李芳、李茂

    死罪，贬为庶民。李善长遭到灭族当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为了剪

    灭勋臣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就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国用上书，替

    李善长说了一番公道话。

    王国用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

    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

    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

    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

    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

    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

    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

    这句话就是说：李善长和陛下是一条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

    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大官，位

    极人臣。他没有冒险造反的必要条件，更何况参与成败尚未可知的造

    反。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更是大错。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

    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他即使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无非

    封太师国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给王子而已，难道能比今日所

    得富贵更进一步吗？李善长难道不知，江山社稷并不是靠侥幸就能夺

    取的吗？

    朱元璋看完王国用这封上书，竟然没有怪罪于这个五品郎中，可

    见他在内心也是认同这番话的。李善长被灭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

    恩所致，但和李善长参不透帝王心思也有很大关系。王国用所说“出

    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这是李善长生前的荣耀，也是置他于死

    地的刀锋。

    不知道白发苍苍的李善长临刑前是怎样一番心态，想当年李斯与

    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李斯发出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人生感

    叹。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有相同的慨叹。很多搅进权力场中的知识分子，至死也不会有这种醒悟的。就算生命重新再来一次，权力依然是

    他们的心头好。

    李善长和胡惟庸的死并没有让朱元璋停下脚步，他派出检校，四

    处收集所谓的谋反证据，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拿出来反复清算。

    在这种滚雪球似的清算方式下，死了的胡惟庸依然还在起作用，罪名

    也在不断地升级改造中，由最初的“擅权枉法”发展到私通日本、蒙

    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

    罪名每升级一次，打击面就扩大一次。牵连的人员也由与胡惟庸

    关系紧密的亲族、同乡，延伸至故旧、僚属以及其他有关系的人。凡

    是能够牵扯上一星半点儿关系的，皆被问罪受刑，先后杀掉了三万多

    人。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长、参与军机的刘基相比，宋濂作为一代文

    宗，只不过是替朱元璋起草文书、教育太子，对江山的威胁应当不如

    两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泄露宫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

    如瓶。有一次他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派人秘密监视。第二天，皇帝问

    宋濂昨日是否饮酒，客人是谁，用了什么样的下酒菜。宋濂具实回

    答，朱元璋笑言真是这么回事，宋濂没有说谎。一个大臣连私生活都

    要受到皇帝的严密关注，就算取得富贵，怕也难以体会到人生的快

    乐。

    宋濂的下场也不好，他的长孙被牵连进胡惟庸案，朱元璋准备杀

    他，马皇后对朱元璋说，老百姓为子弟请老师，尚且以礼仪对待始

    终，何况天子。况且宋濂致仕在家，未必知道此事。在马皇后的劝说

    下，朱元璋饶了宋濂一命，但仍将他被发配到茂州，最后死在了四川

    夔州。

    在胡惟庸死了十二年后，帝国再度掀起“蓝玉案”。作为一代名

    将、开国功臣的蓝玉，受封凉国公，为人桀骜不驯。蓝玉是常遇春的

    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朱标就

    有了亲戚关系。

    《明通鉴》中记载，蓝玉身为太子朱标的亲戚，极为关心东宫的

    权力之争。他曾经提醒朱标要提防燕王朱棣：“燕王在国，抚众安静

    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君人之度……臣又闻望气者言，燕地有

    天子气，殿下宜审之。”意思是说，燕王朱棣不是一般人，收买人

    心，迟早是要造反的，我找过人望他的气，燕地有天子气象。朱标却不以为意，淡淡地说“燕王事我甚恭谨”。蓝玉在说这件

    事的时候，曾经专门叮嘱太子朱标不要传扬出去，可结果还是传到了

    朱棣的耳朵里。等到太子朱标病死，燕王朱棣在入朝奏事的时候就对

    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

    掉之势。”朱棣这句话虽然没有指明蓝玉，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蓝玉

    曾经在太子面前说过朱棣的坏话，朱棣现在要施行报复，再加上“纵

    恣不法”四字，更是确指蓝玉。

    在这种情况下，蓝玉竟然毫无收敛，仍是率性而为。蓝玉在战场

    上是不可多得的将帅之才，出征西番，擒得逃寇，且捉住了建昌卫的

    叛帅。可是一旦离开战场，他的表现只能用一介莽夫来形容。在战争

    结束的归途中，他就干了一件颇为让人不齿的事。他用暴力霸占了元

    主的老婆，结果这位妃子羞愧自杀。蓝玉的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

    政策，也不得人心。他的这种做法让朱元璋十分愤怒，但考虑到蓝玉

    功劳很大，便没有深究，而蓝玉却以为这是默许他的作为，于是更加

    放肆起来。

    在这之后，蓝玉的这类胡作非为越来越多。比如说他在回到喜峰

    关口时，由于已经是黑夜，守关的官员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关就立刻

    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攻

    击关卡，打破城墙强行闯入，还颇为扬扬自得。

    蓝玉还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当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

    时，他毫不顾忌后果，竟然堂而皇之地驱逐御史。

    诸如此类不靠谱的事件让朱元璋极为恼火，他原来准备封蓝玉为

    梁国公，为了警告蓝玉，他把“梁”字改成了“凉”字，从这里就可

    以看出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

    蓝玉征西归来，以为回朝后会得到封赏，没想到朱元璋根本就不

    理他。到册立皇太孙时，他满以为会让自己做太子太师，却没想到自

    己还是太子太傅，反倒让冯胜、傅有德两人做了太子太师。这让蓝玉

    十分愤怒，扯着袖子大喊道：“难道我还做不得太子太师吗？”他这

    一番闹腾弄得朱元璋更加不高兴了。

    自此以后，蓝玉上朝奏事，没有一件能够获得批准。蓝玉不仅没

    有收敛，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有一次，他见朱元璋的乘舆远远经

    过，便指着说：“那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锦衣卫听到了这句话，立刻报告蓝玉谋反，并说他与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

    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河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

    人私底下相互勾连，准备起事，欲劫皇上车驾。

    朱元璋正愁找不到借口，便将其拿下，亲自审问，再由刑部刑讯

    逼供，以假作真。据称蓝玉在受审时对他的叛逆罪供认不讳，同时在

    他的招供过程中，又把许多侯爵以及吏部尚书詹徽都牵扯进来。詹徽

    曾经主持审理过李善长的案子，现在又奉旨受理蓝玉一案。让人意想

    不到的是，蓝玉的供词把詹徽也拉了进来。

    洪武二十五年(1393年)三月，蓝玉被公开肢解。蓝玉作为军队

    统帅部属众多，受株连的人数众多，而且最后的下场都是族诛。也就

    是一人犯罪，或受株连，就按家按族屠戮。在蓝玉一案中，许多开国

    功臣都跟着成了刀下冤魂。这就不免让人猜测，朱元璋之所以要实行

    这种大清洗，就是要除掉可能威胁皇位继承人的帝国权贵们。

    事后，朱元璋为了辩明自己行为的正确性，他想出了各种办法。

    胡惟庸案结束以后，朱元璋搞了一个《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蓝玉

    案结束以后，朱元璋又搞了一个《逆臣录》，并且是朱元璋“手诏布

    告天下”，列名《逆臣录》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朱元璋这样

    做的目的，显然是想给蓝玉和胡惟庸两件清洗案做个了结，同时向帝

    国的权力集团和民间社会传递出一个信息：这两件大案是钦定的，谁

    也不准来翻这个案。

    朱元璋掀起的这场“连环三击”前后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受

    诛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有五万人之多。效果是达到了，可天意民心

    却难以交代过去。

    其中有些人的确属于罪大恶极，自取灭亡。譬如永嘉侯朱亮祖仗

    着手中的威权，横行霸道，可谓恶贯满盈。但更多的人死得实在是冤

    枉，罪名安的也是不清不楚。朱元璋巧妙地借助朝臣之间的矛盾，将

    诬陷栽赃运用到了极致。他先后以谋逆、谋反、通倭等种种罪名把胡

    惟庸、蓝玉、李善长等几大权力集团全部收拾干净，只杀得刀锋卷

    口。

    “蓝玉案”发生一年后，宋国公冯胜在缸上设板，用碌碡在上面

    打稻谷，声响远震数里。有仇家状告冯胜私藏兵器，朱元璋将其召入

    京城，赐以毒酒，冯胜毒发而死。颖国公傅有德，奏请土地，不仅不准，反被赐死。定远侯王弼躲在家里偷偷叹息：“皇上春秋日高，喜

    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结果被检校监听并告密，也被朱

    元璋赐死。

    经过这么上上下下的一番折腾，帝国的开国功臣已经所剩无几。

    依然有幸存活于世的，一个个都远离权力核心地带，自己笼起袖子晒

    太阳去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没有因罪

    获刑，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是死在胡蓝大案之前，沐

    英镇守云南，天高皇帝远。只有汤和躲过了这一场接一场的血腥清

    洗，实在是不容易。要知道汤和同颖国公傅友德是儿女亲家。他洁身

    远引、解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