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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京权图字：01-2017-5100

    Domhoff

    Who Rules America? The Triumph of the Corporate Rich, 7e

    ISBN: 0078026717

    Copyright ? 2014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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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统治美国？：公司富豪的胜利：原书第7版(美)G. 威廉·

    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著；杨晓婧译.——北京：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135-9420-2

    Ⅰ.①谁… Ⅱ.①G… ②杨… Ⅲ.①政治-研究-美国

    Ⅳ.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03858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策划 杨芳州

    出版统筹 张 颖

    责任编辑 孙嘉琪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35-9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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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目 录

    序言

    导言

    第一章 美国的权力与阶级

    什么是权力？

    社会科学家眼中的权力

    三种权力指标

    什么是社会阶级？

    社会科学家眼中的社会阶级

    篇章导读

    第二章 公司共同体

    公司共同体的意外起源

    董事会

    公司共同体

    作为一个领导团体的董事网络

    公司法律师

    从小农场到农业综合企业

    小企业：并非制衡力量

    地方企业组成的增长同盟

    结构性权力及其局限性

    第三章 公司共同体与上层阶级

    美国真的有上层阶级吗？

    为权力做准备

    社交俱乐部

    上层阶级的“半边天”退出者、失败者和变革推动者

    延续性和向上流动性

    上层阶级是经济阶级吗？

    上层阶级和公司控制

    公司经理从何处而来？

    同化地位上升的公司经理

    阶级意识

    第四章 政策规划网络

    政策规划网络概述

    公司与智库和政策团体之间的关联

    基金会

    智库

    美国权力冲突中大学的多元角色

    政策研讨团体

    自由派–劳工政策网络

    权力精英

    对政策规划网络的客观评述

    第五章 公众舆论的作用

    舆论塑造网络概述

    努力在外交政策领域塑造舆论

    力图在经济政策领域塑造舆论

    权力精英和社会议题

    大众媒体的角色

    试图“强化”公众舆论

    何时能够忽略公众舆论，何时不能？

    第六章 政党和选举

    作为遏制策略的选举规则美国的选举限制和选民压制

    增长联盟是如何改变竞选规则的

    为何选举依然非常重要

    为何只有两个主要政党？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作为政府结构的党内初选

    竞选资金：重要，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奥巴马的捐赠人网络：一个历史案例

    公司为候选人提供的其他支持

    选举政治中的自由派–劳工联盟

    候选人遴选过程的结果

    但仍存在不确定性

    第七章 权力精英如何支配政府

    政府的角色

    特殊利益过程

    政策制定过程

    政府官员的任命

    第一届奥巴马政府

    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

    自由派–劳工联盟和国会

    公司抱怨缺乏权力：他们真正的恐惧

    公司支配的局限性

    第八章 大图景

    公司富豪为何如此强大？

    美国权力结构的转变

    权力和社会变迁

    第九章 其他社会科学家是如何想的？多元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

    组织性国家理论

    精英理论

    寻找共同基础

    参考文献G. 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杰出荣誉退休教授，心理学、社会学

    研究教授，普任社会科学系系主任、社会学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兼任

    其他三家委员会主席)，并且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柯维

    尔学院人。其著作《谁统治闰国？》(1967)及其后六版，均被用作

    社会学教材。其他著作有《权力精英和国家：在美国政策是如何制定

    的》(1990)、《国家自主性还是阶级支配？美国政策形成的个案研

    究》(1996)、《发现梦的意义》(1996)等。

    杨晓婧

    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硕士，现为自由译者。曾参与《吉尼斯世界纪

    录大全2015》《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14》翻译项目。本书是考察美国社会权力运作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工具，它将阶级、组

    织以及制度视角有机结合，同时汇聚了诸多独特而新鲜的实证信息。

    而经过全面的修订，这一经典之作更记录了美国在二十一世纪前十二

    年中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全貌。

    第7版特点

    ★ 详细分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间，公司共

    同体中的保守派如何为里根政府的上台以及此后的收入不平等创造条

    件。

    ★ 考察了竞选资金法律的演变过程及其对竞选的影响。

    ★ 提供了与免税善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研讨团体有关的新信息，公司富豪正是通过这些机构力图塑造公共政策。序言

    经过全面修订，新版《谁统治美国？》记录了美国在21世纪前十

    二年中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全貌。这些变化更可以说是代表了公司富

    豪的胜利，他们拥有并掌控着能够支配美国经济和政府的少数几家大

    型银行、公司、农业综合企业以及商业地产机构。新版借鉴了社会科

    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为公共利益团体和政府机构工作的专家所做的

    最新研究，以更新与公司关联 〔1〕

    、社交俱乐部、私立学校以及其他

    增强精英社会凝聚力的机构的有关信息。新版还包含了免税慈善机

    构、智库和政策研讨团体的新资料，诠释了公司富豪如何通过这些组

    织来力图塑造公共政策。

    公司和基金会与智库、政策研讨团体以及舆论塑造机构之间存在

    着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为更新拓展相关数据，新版《谁统治美国？》

    参考了《基金会在线名录》，因其汇编的资助信息极具价值。本书提

    供了基于公众舆论调查的新证据，更充分地证明了一个长期分裂的状

    态：中低收入阶层美国人在各种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上偏好自由主义

    政策，而华盛顿联邦政府却对此置若罔闻。

    基于对档案记录的最新研究，本版更加详细地解释了20世纪60年

    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公司共同体内部的温和保守派为何在一些关键

    经济问题上变得更加保守，这为里根上台以及自20世纪80年代起持续

    扩大的收入差距创造了条件。本书还解释了民权运动的兴起和自由派

    -劳工联盟内部的分裂如何在无意间使更为团结的公司富豪出现右倾

    趋势。

    新版援引2006年和2008年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取代共和党的案

    例，以及贝拉克·奥巴马2008年和2012年总统竞选的案例，证明了公众对政治决策的不满可以通过选举体现出来。本书还关注了因法院决

    议和竞选资金法律漏洞造成的竞选资金的急剧增长，公司富豪由此能

    够以匿名方式为政治行动委员会提供数十亿的捐赠用以投放攻击性广

    告。何况在过去，公司富豪针对限制竞选捐款、要求捐款更加公开透

    明的规定，总能找到相应的规避对策，在2010年和2012年的选举中，竞选资金甚至达到了天文数字的高度。

    理论辩论赋予社会科学文献以活力，为了使那些没有此方面背景

    知识的读者拥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所有关于替代性理论的讨论都被放

    到了本书新增的最后一章，以便读者观察经验性论证如何展开，且不

    会为任何可能令人困惑或分心的简要评价所干扰。这一变化还能够使

    读者更好地对理论争议做出自己的判断，因为在那时他们已经对经验

    性图景有了全面的了解。此外，读者——以及教师——即便是略过最

    后一章也不会错失前八章呈现的论点和证据。

    同 以 前 一 样 ， 本 书 还 设 有 专 门 的 辅 助 网 站

    (whorulesamerica.net)。读者可以在该网站阅读到许多在线文章和

    章节，网站还链接着一些方法论方面的工具。本书在相应位置对网站

    上的重要文献进行了标注，以便提醒读者，在这些议题上他们还能获

    得更加深入的补充材料。网站上一篇文章就“财富、收入和权力”进

    行了详细的探讨，而且定期更新资料。该网站还包含从国家和地方两

    个层面进行权力结构研究的方法学信息，以及上层阶级身份的社会指

    标清单，这一清单对研究位于成年人口前0.3%—0.5%、构成了社会

    中上层阶级的群体极有帮助。将这些资料从书中转移到网站上，可以

    帮助那些有志于进一步进行研究的人们了解到研究方法的更多细节，同时为实体书留出更多的空间以讨论相关的重要议题，这些讨论将给

    初次涉足权力领域的读者带来直接的益处。

    此前版本中针对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和《国家劳工关系法

    案》的详细讨论也被挪到了网站上，这使我们能够对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案的起源、实施和效果进行深入的历史论述，同时还可

    以对20世纪40年代到2010年之间力图扩充或废除这些法案的斗争进行

    探讨。这一变化使本书能够更多地关注近期发生的事件，比如国会

    2009—2010年度会期中自由派-劳工联盟在推动立法上遭遇的失利。

    几十年前，与上层阶级有关的资料远远多于公司共同体的信息。

    而现在这一情况却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一方面是因为从网上能够获取

    到越来越多与公司相关的讯息，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富豪越来越不情

    愿在《美国名人录》以及其他资料中公布他们的私立学校和社交俱乐

    部信息。因此，有必要比以往版本更加着重地强调，实质上，公司共

    同体和上层阶级是硬币的正反面，所以在表述公司和阶级之间基本的

    统一性时，不应强调上层阶级成员“控制”公司共同体，而应更多地

    使用“公司富豪”这一概念。

    此外，在讨论上层阶级与权力的关系时，应重点关注公司富豪内

    部的社会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因他们参与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社会

    机制而产生，如预科学校、排外的社交俱乐部、成人礼舞会以及精英

    聚会等。在这一点上，新版本依旧强调：通过对新贵及其子女的社会

    化，上层阶级的社会机制在权力平衡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

    将骄傲和优越感灌输给公司富豪的成员，同时培养普通公民顺从的意

    识。

    第七版对关键词也略微做了调整。我将竞选领域的两大对手称

    作“公司-保守派联盟”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因为“联

    盟”(Alliance)似乎比“同盟”(Coalition)一词更加准确。这一

    改变还可以使我们将“同盟”一词用于国会中自新政以来就存在的两

    个重要投票同盟，“保守派同盟”和“支出同盟”。保守派同盟大多

    因累进税制、工会、政府对商业的监管而形成，20世纪30年代末到20

    世纪90年代，该同盟在两大政党中都拥有极大的势力。但自20世纪60

    年代起，同盟中的南方成员逐渐向共和党倾斜，到21世纪头10年早期基本完成这一过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今天的民主党已

    同过去完全不同，但是，党内仍存留着一批极端保守派国会议员，他

    们在限制工会、削弱政府监管等问题上与共和党意见一致，且仍须依

    靠反工会公司温和派获取大量经费。

    至于国会中的支出同盟，一直以来它几乎完全根植于民主党内

    部。历史上，支出同盟通过为南方种植园主提供政府补贴来换取他们

    对全国的土地所有者和地产开发商所追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的支

    持。该同盟在近几十年内扩大了自己的支出目标，将大范围的教育与

    社会保险计划也囊括其中。

    本书虽未深入展示大量历史细节，或是援引所有的案例和学术参

    考文献，但它并没有简化或遗漏任何核心思想概念。本书给出了基本

    术语的定义，对于初涉此领域的读者而言更加通俗易懂。有时它也会

    用人们熟悉的术语解释相关概念，但这些术语与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定

    义稍有不同。因此，本书可以算得上是一本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它

    展现了最新的研究发现和理论洞见。书中许多简单提及的问题在我撰

    写或合著的书中都能找到进一步的论述，这些书还援引了上千位社会

    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做的重要研究，正是这些研究让这本书的完成成

    为可能(例如，Domhoff 2013; Domhoff Webber 2011; Gendron

    Domhoff 2009)。在这一方面，本书开启了一扇通往美国权力领域重

    要学术成就的大门，这些成就是二战结束以来上百位历史学家和社会

    科学家辛苦研究的结晶。

    在结束这篇新序言之前，我想向全美各地的几位同事表达我最诚

    挚的感谢，他们提供的信息和反馈使我能够及时完成本书的修订。感

    谢阿米尔·艾哈迈德，她在作为遏制策略的选举规则方面有激动人心

    的新发现，并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些观点；感谢玛丽·亨德里克

    森、琳达·洛鲍，以及詹姆斯·麦克唐纳(麦克唐纳是农业部经济研

    究所的一员，他为我提供了与农业和农业综合企业相关的资料与反馈意见)；感谢戴维·诺克对国家组织理论特性的概述；感谢杰夫·曼

    扎解答了我对投票和选举的困惑；感谢克雷格·赖纳曼对最高法院的

    深刻见解；感谢本杰明·佩奇提供的与公众舆论影响有关的重要文

    献；感谢彼得·菲利普斯提供的社交俱乐部的相关信息；感谢沃尔特

    ·戈德弗兰克实用的修改点评；感谢亚当·施奈德帮助提供表格和数

    据；感谢乔尔·多姆霍夫的研究工作。我还要感谢理查德·L.茨魏根

    哈夫特与我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他对前几章的修改建议。感

    谢为我提供宝贵反馈意见的书评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格雷格·

    安德拉诺维奇、米德尔塞克斯县学院的尼古拉斯·阿彻，以及南伊利

    诺伊大学的凯尔西·克雷奇默。

    我要特别感谢北达科他大学社会学系的克利福德·斯特普尔斯，他对最大的500家公司、主要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研讨团体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广泛的网络分析，并慷慨地将他丰富的新发现与我分享，我

    在第二章和第四章引用了他的若干结论。斯特普尔斯的研究为证明公

    司共同体与政策规划网络如何与政府相联系奠定了更为可靠而有说服

    力的基础。他还针对第二章和第四章若干小节的内容提出了极有帮助

    的修改建议。

    注释

    〔1〕 “公司关联”(corporate interlocks)是指由于大公司董事直接或间接地

    交叉任职而形成的公司间网络关系。——译者注导言

    在美国，公司、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是否拥有过多的权力？自

    20世纪80年代起，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在2011年，这一比

    例为67%)对于此类问题的回答都是：是的。这本书就是要解释，为

    什么即便美国人拥有了言论自由、充分参与政治的可能性，以及愈发

    平等的个人机会(这要归功于自由派人士所做的持续努力，他们致力

    于使每个人，不论他们的性别、肤色或性取向，都能获得充分的公民

    权利和平等待遇)，他们的回答依然是正确的。换言之，这本书试图

    解决一个表面上的悖论：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中，出身卑微但通

    过奋斗最终抵达商界、政府、大学及艺术界顶层的故事不胜枚举，为

    何会存在极端的公司支配呢？这一悖论更令人感到惊讶的地方在于，在其他许多民主国家中，公司并没有如此大的权力。在那些国家中，上层和底层人民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差距不像美国这么悬殊，而针对穷

    人、病人以及老年人的保障体系却更为强大。为什么和加拿大、西欧

    及日本相比，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贫困状况却最为严重？为什么

    富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差距在1980年至2010年之间会变得越来越

    大 ？ ( Alvaredo, Atkinson, Piketty Saez 2012; Bernstein

    2000; Gallup 2011; Wolff 2012)

    通过使用广泛的系统性经验结论，本书展示了大公司的所有者和

    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富豪——是如何联手维护他们作为支配权力集

    团的核心地位的。他们的公司、银行以及农业综合企业形成了一个公

    司共同体 ，在感兴趣的政策议题上左右着联邦政府，而这些议题同样

    会对其他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工作保障和福利产生深刻影响。与此

    同时，为夺取利益，公司共同体内部也存在着竞争，这将在参与竞争的公司领袖之间造成明显而激烈的冲突，有时甚至要通过国会内部斗

    争来解决。然而，在影响其整体利益的政策议题上——这些议题常常

    因有组织的工人、自由派人士、女权主义者、有色人种群体或强硬的

    环保人士发起的持续的政治挑战而遭受威胁——公司共同体总是异常

    团结。而在当选官员试图提高公司税率，或是针对商业活动出台新的

    规章制度时，公司共同体同样会更具凝聚力。因此，本书还讨论了另

    一个表面上的悖论：为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由公司领袖组成的高度

    竞争性团体是如何在政治和政策领域通力合作的。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公司领袖拥有完全而绝对的权力，或是说他们

    在每个新政策冲突中的胜利都在预料之中，也不代表他们立于不败之

    地。例如，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之间，对消费者或环境议题

    感兴趣的律师和其他行家里手能够通过诉讼、游说或宣传手段迫使政

    府限制某些公司行为，甚至挑战整个产业。他们还成功地帮助那些因

    公司恶行而蒙受损失的员工和消费者争取到数百万美元，使得公司法

    律师和共和党人最终推动了限制企业侵权责任方面的改革。此外，在

    工薪阶层的工人组织成工会并拥有罢工权后，他们的薪水和社会福利

    待遇都得到了改善。即使是最弱势的群体偶尔也能够通过静坐、示威

    及其他制造混乱的方式为他们的不幸争取一些补偿。

    此外，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是民权运动的又一大胜利，它开

    启了一个进程，使得由自由派美国黑人白人西班牙裔亚裔组成

    的投票同盟能够在竞选领域对公司共同体发起挑战。虽然本书证明，公司共同体在20世纪60年代后变得更加强大(部分是因为极少数美国

    白人强烈抵制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带

    来的变化)，但它还显示，限制公司权力的潜在力量也同时得到了发

    展。 〔1〕

    民主党逐渐从南方富豪以及城市民主党组织(在当时被称

    作“机器”，因为他们看起来强大而高效)的政治工具转变成一个由

    公司温和派、自由派、女性、有色人种群体、宗教自由派以及工会组成的政党。由此又出现了一个悖论：1965年至2011年，大公司首席执

    行官的收入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之间的差异由42倍扩大到380倍，但

    支持进步性社会变迁的新的政治机遇仍然得到了发展(AFL-CIO

    2012)。本书将对这些机遇的性质以及为何自由派-劳工联盟未能充

    分利用这些机会做出解释。

    部分因为公司富豪共享巨额的财富和共同的经济利益，部分因为

    反对他们共同利益的政治力量，公司富豪联合起来创建了自己的社会

    机制——封闭式小区、配有保安的公寓大楼、私立学校、排他的社交

    俱乐部、成人礼舞会以及幽静的避暑胜地。这些社会机制创造了一种

    社会凝聚力和一种群体归属感，即一种“自己人”的情感，并由此将

    公司共同体中的公司所有者和高层管理人员塑造成社会上层阶级 ，这

    将在第三章具体阐述。此外，为弥补人手不足，公司富豪资助并掌控

    着多种多样的非盈利组织，如免税基金会、智库、政策研讨团体等，用来帮助他们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选择。这些组织属于政策规划

    网络 的一部分，通过共同的捐赠人、理事以及专家顾问联系在一起。

    政策规划网络中级别最高的员工，即各种组织的理事会成员，与公司

    共同体的领袖以及上层阶级共同组成了公司富豪的领袖团体。这些领

    袖被统称为权力精英 ，他们通过为由公司富豪控制的公司和非营利组

    织的董事会效力而获得权力。权力精英的组成在第四章结尾处得到了

    更为详细的解释。

    公司富豪还试图塑造民意，使公众舆论倾向于他们所拥护的政策

    提案，并反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舆论塑造网络 通常会利用政策规划

    网络中业已形成的政策立场、阐述以及报告，通过大公司的公关部

    门、一般的公关公司以及许多小型的舆论塑造机构进行运作，他们的

    注意力大部分都集中在中产阶级志愿团体、教育机构以及大众媒体之

    上。舆论塑造网络虽然很少成功地改变公众舆论，但它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着，且能够声称：它确实改善了某些公司的形象，同时使人们

    对符合民众利益、原本条理清晰的政策变化产生疑虑和困惑。

    公司富豪还进入了选举舞台，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向两个政党的候

    选人捐赠巨额竞选资金，而共和党赢得了一边倒的青睐。他们还通过

    为政治家(在他们供职于政府部门之前或之后)提供能够赚钱的演讲

    机会、游说工作以及公司董事会中的高薪职位等方式，间接地参与到

    选举之中。自从公司在19世纪70年代成为美国社会中的支配机构后，公司富豪的种种努力使总统和国会两院中的多数派都成为亲公司派。

    历史上，国会中亲公司的多数派组成了保守派同盟 ，即参众两院中的

    大多数南方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立法提案上共同投票。(Shelly

    1983)然而，《选举权法案》的颁布使这一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非

    裔美国人和白人自由派将最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士推向了共和党，同

    时，在众议院中，黑人立法者慢慢地取代了南方仅存的少数白人民主

    党人士，到2012年，他们已经在众议院占据了21个席位。 〔2〕

    共和党

    内部，公司富豪与广泛的高度保守派宗教组织在堕胎、校园祈祷、同

    性婚姻等各种社会议题上达成共识。公司-保守派联盟 还吸纳了美国

    全国步枪协会，以及其他没有宗教归属的极端保守派反政府组织。与

    此同时，公司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在民主党中也占据很大的比重，他们为贝拉克·奥巴马2004年参议员选举以及2008年和2012年的总统

    选举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支持。

    公司富豪将经济权力转化为政策专家和政治通道的能力使他们成

    为对联邦政府影响最大的力量。自1985年以来，来自公司共同体和政

    策规划网络的领袖就一直被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委以行政部门的高级

    职务，而他们国会中的盟友则认真地倾听着他们的基金会、智库以及

    政策研讨团体聘请的专家提出的政策方案。经济权力、政策专家和持

    续的政治通道三者的结合使公司富豪成为支配阶级 ，这并不是因为他

    们拥有完全而绝对的权力，而是因为他们拥有塑造经济和政治框架的权力，其他群体和阶级必须在这一框架内运行，公司富豪还有权力改

    变与选举和选民相关的规定。因此，在涉及切身利益的议题上他们总

    是胜多败少。

    尽管公司共同体中的领袖在联邦政府中拥有权力优势，且利用政

    府实施了许多必要政策，但他们依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因为政府具

    有潜在的独立性以及帮助公司共同体对手的能力。公司共同体中的领

    袖深知他们对政府的需要，但政府同时让他们感到畏惧。领袖们在经

    济危机中尤其惧怕政府，然而这也是他们最需要政府的时候。2008年

    年末和2009年年初金融系统的几近崩溃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虽然

    公司共同体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税收和政府支出上，但根本问题在于公

    司共同体与政府在重要权力议题上对支配权无休止的争夺。尤其是，公司富豪十分警觉于联邦政府能够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普通美国人：

    (1)为失业人员创造政府工作，这可能使人们不愿意接受私营领域低

    薪或危险的职位；(2)改善医疗保险、失业补贴以及社会保障待遇，这也会导致人们不愿意接受低薪工作；以及(3)帮助雇员争取更好的

    职场权利和保护，这将使公司富豪更难控制工作场所。

    一般而言，公司富豪意识到，国会中的自由主义-劳工多数派能

    够使当前惠及各大公司的税务减免、补贴政策、研究拨款、政府采购

    以及规章制度发生改变。相反，自由主义-劳工多数派会将更多的税

    款用于学校、雇员持股公司，扶持可再生能源企业，提高对煤、石

    油、天然气公司的征税。他们甚至会支持将在市场上与私营公司竞争

    的公有控股公司。公司领袖清楚地了解这些可能性，因为某些情况在

    一两个州已经存在。比如说，北达科他州拥有一家州有银行和州有面

    粉厂(该面粉厂为美国最大)，这是进步派人士在1918年选举后短暂

    控制州政府的成果。公司领袖还明白，自由派提出这些可能性是为了

    构建一个市场体系，以便进一步扩大消费者、工人、环保人士以及小

    企业的利益(例如， Baker 2011; Carnoy Shearer 1980)。然而，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工会的任何支持都会遭到公司领袖的

    反对，他们把靠集体谈判协议实现的不现实的涨薪看作通货膨胀的主

    要起因。工会要求在职场规定和安全条例制定过程中拥有话语权也令

    他们颇感头痛。更严重的是，他们彻底反对作为潜在的组织基础的工

    会，因为工会拥护的一系列政策将削弱公司的权力。简而言之，在公

    司共同体眼中，控制劳动力市场 才是关键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年末大衰退突然出现的背景下，这些可能

    性在公司富豪眼中似乎变得格外真实。他们担心，政府领袖依靠纳税

    人的钱财将银行、抵押贷款公司以及汽车制造商从破产边缘挽救回来

    之后，这些机构将从此受到政府领袖的控制，尤其是民主党在2008年

    通过竞选掌控了白宫和国会的情况下。他们清楚政府救援和金融救助

    在过去就已经出现过——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铁路和南方

    种植园，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行业都曾接受过政府救助。

    但他们担心救助计划变得过于臃肿，延续时间太长，使得他们无法获

    得与之前同等程度的支配权。他们的担忧虽毫无根据，但却是真实存

    在的。公司富豪密切地关注着政府的一举一动，任何与政府独立有关

    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应，每当被问及原因，他们总会大

    喊“社会主义”——他们用这一词语来形容强势政府对经济领域施加

    更多控制的现象，正如许多国家中利用市场体制的政府一样。 〔3〕

    公司共同体的主要敌人——工会、自由派大学团体、宗教自由

    派、大多数有色人种群体以及地方环保组织——有时会在一些政策议

    题上联手，组成自由派-劳工联盟 。然而，这一联盟通常极难整合，因为它的成员在利益上存在分歧，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而且，和公司

    领袖相比，联盟能用于政治运动的经费少之又少，但这一差距已经有

    所缩小，因为(1)宗教保守派在一些问题上所持的极端立场令民主党

    对中上层阶级专业人士而言更具吸引力，而且(2)现在能够通过网络

    筹集小额经费。此外，虽然自二战以来，工会所代表的工薪阶层的人数比率不断下降，但是，它在2011年年末仍拥有1500万名会员(BLS

    2012)，仍然是联盟中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一部分。在超越种族

    和民族隔阂上，工会也比美国社会中任何部门做得都要好。

    自由派-劳工联盟还包括了少数来自富裕商业家族的男男女女，他们虽然家境殷实，却对公司共同体持批评态度。这通常是因为他们

    不喜欢——有时甚至是惧怕——共和党内部公司保守派与宗教保守派

    结成的联盟。有着优越社会背景的群体在自由派-劳工阵营中的存在

    表明，在政治取向的塑造过程中，将个体引向自由主义社会价值观和

    宗教价值观的意外经历(如遭遇极端贫困、宗教不容忍以及宗族歧视

    时受到的震撼)与阶级同样重要。这一群体对公司支配的反对令权力

    平衡更加复杂：美国存在阶级支配，但并非所有上层阶级都支持阶级

    支配。

    自由派-劳工联盟通过民主党中的自由派步入政治舞台，他们有

    时会派候选人参加党内初选以展现其政策目标，更常见的做法是发布

    蓝图规划，勾勒一个更为自由的经济，比如名为《繁荣经济》的小册

    子(Hacker Loewentheil 2012)。与极端保守派刺耳的警告以及自

    由派评论家热切的期望相反，在国家层级上，自由派-劳工联盟在民

    主党内从未掌握主要话语权；由于南方富豪曾经是党内的关键组成部

    分，该联盟甚至一度没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尽管民主党内部南方白人

    的离去创造了潜在的机遇，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段时

    间内，工会领导和自由派人士的影响比他们此后任何时期的影响都要

    大。在20世纪90年代，工会投入上千万美元用于总统大选年的政治活

    动，到2012年，若将各个级别的政府都囊括在内，这一数字将达到几

    亿美元。他们还雇用组织人员和会员到基层工作，通过打电话、邮寄

    信件、挨家挨户宣传等方式动员人们投票。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

    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就不断削弱，这不仅仅是因为成员的减少，还

    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各种议题上与自由派产生分歧，比如街区、学校、技术蓝领职业的种族融合；平权行动和用车接送外区儿童上学；

    职场女性问题；以及他们担心造成失业的环境保护法案。

    自由派-劳工联盟有时会从政治左派那里获得组织技巧和社会运

    动技巧方面的帮助，后者曾作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进步

    时代” 〔4〕

    争取女性投票权、20世纪30年代建立产业联盟，以及20世

    纪60年代开展民权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那些现在自称是自由

    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是反资本主义者的左翼人士同样是自由

    派-劳工联盟的激烈抨击者，因为他们对显著改良基于市场的经济体

    制的可能性表示强烈怀疑。他们还批评自由派只是将自己局限在改善

    代议制民主方面，而不是尝试推动参与程度更高的民主形式，使普通

    大众能够通过基层委员会以及其他当地组织参与到决策制定过程当

    中。此外，他们经常支持左翼第三党派，希望它们能够代替民主党，而这一策略遭到了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强烈反对。而且，他们中少数

    人相信，砸破橱窗玻璃、占领私人建筑、拆掉栅栏、与警察爆发冲突

    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这在1999年至2001年间反公司全球

    正义运动的示威和集会上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例如，Yuen,Burton-Rose, Katsiaficas 2001; Yuen, Burton-Rose

    Katsiaficas 2004)。这些分歧造成的结果是，同共和党中公司-保

    守派联盟内部存在的差异相比，自由派-劳工联盟与各种左翼团体之

    间的隔阂更大，更具有争议性。

    公司共同体与自由派-劳工联盟之间的主要政策冲突最好被描述

    为阶级冲突 ，因为它们关乎工资与利润的分配、税率与累进税制、工

    会的作用以及商业受政府管制的程度。自由派-劳工一方希望公司向

    雇员支付更高的工资并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款。它希望政府能够对广

    泛的商业活动加强管制，帮助雇员组织工会。公司共同体中大多数人

    都对这些政策目标表示反对，声称它们危及个人自由、市场的有效运

    作以及经济发展。这些分歧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多种不同方式得以体现：职场保护、罢工、全产业联合抵制、城市内大规模示威、对国会

    施压以及投票偏好。

    自由派对堕胎、同性婚姻、枪支管理以及其他社会议题的支持遭

    到了强硬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但由此产生的冲突并不是整体阶级冲突

    的一部分。它们属于不同的议题，与道德观念和政治观念的本质区别

    有关。(Lakoff 1996)它们也许还涉及截然不同的人生观，这些人生

    观反映了强硬自由派和强硬保守派的特性。(Tomkins 1964)这些差

    异不能简化为经济或是阶级结构，而且它们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政

    治和社会议题(例如，Altemeyer 2006; Jost Amodio 2012)。这

    些社会议题冲突的结果不会对公司共同体的权力产生直接的影响，但

    在竞选舞台上，它们是公司-保守派联盟与自由派-劳工联盟竞争的

    重要战场。

    为了使读者熟悉美国的六大政治取向，表0.1展现了宗教右翼、公

    司共同体中的极端保守派、公司共同体中的温和保守派、工会主义

    者、自由派以及左翼人士对关键问题的观点，正是这些观点使他们区

    别于彼此。将三个保守派群体与自由派、左派以及工会组织区别开来

    的关键议题是保守派对工会的一致反对以及他们对政府尽可能少地干

    涉经济的期望。然而，公司温和派与公司极端保守派在租房补贴、对

    学校的联邦补助以及社会保障等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温和保守派对

    女性选择权、同性恋者的公民权和婚姻权等问题也更加宽容。这些差

    异使一些温和保守派在民主党温和派中感到非常自在，但值得反复强

    调的是，即使作为民主党人士，他们仍强烈地反对工会。因此，尽管

    共和党中保守派和极端保守派之间关系紧张，相比之下还是民主党内

    部政策分歧更为深刻。

    表0.1 六个政治取向在关键问题上的政策偏好 除了环境监管这一重要的例外，他们现在对此已经接受。

    有些工会主义者也是自由派或左派。

    有些工会主义者，尤其是建筑贸易行业内的，对自由派社会议程的某些方面表

    示反对，有时会因此将票投给共和党。

    政治围栏的另一侧，自由派、左派以及工会主义者的取向是支持

    工会，试图让政府更大程度地参与到经济当中，以及拥护自由派社会

    议程。然而，正如之前所指出的，自由派-劳工联盟与左派之间存在

    的重大分歧——包括通过市场运转的私营企业体制能够进行多大程度

    的改革以带来更大的经济平等，以及第三党派的作用——将带来完全

    不同的经济方案与政治策略。这些分歧能够引发冲突，在某些情况下

    对共和党有利，这将在第六章进行讨论。

    公司-保守派联盟和自由派-劳工联盟都没有让大多数美国人民

    对他们产生强烈的忠诚感。因此，为获得普通民众的拥戴，他们一直

    处于竞争之中。当事情顺利时，普通民众大多只关注日常生活中积极

    的方面，比如说亲密的个人关系、工作上遇到的挑战，或是业余爱好

    及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等。典型的美国人通常对大多数政策议题漠不

    关心，只有在竞选前后才会关注政治候选人。他们的观点兼具自由派

    和保守派特征，这使那些有着强烈保守派、自由派或左派取向的人士烦恼不已，在他们看来，这些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一项基于2007年全

    国调查的分析总结称，美国人是“保守派平等主义者”。他们对大政

    府存有戒心，珍惜个人自由，但同时，他们也支持许多自由派经济方

    案，他们愿意缴纳更多的税款以使每个人都能享有更好的经济机会。

    (Page Jacobs 2009)

    普通中间派民众在触及政治偏好时通常自称温和派民主党或无党

    派人士，他们在选举舞台中的重要性可以从针对全国自由派和民主党

    比率进行的调查中看出来。根据皮尤民众与媒介研究中心(美国最大

    且最可靠的非盈利民调机构)的周期性调查，在2012年，仅有21%的

    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派，相比之下，32%的民众声称自己是温和

    派，而接近43%的民众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这与他们在2004年和2008

    年对自己的定位相差不大。(Horowitz 2008; Pew 2012, p. 11)但

    在投票站，这一比例却有所不同：2012年的选后民调中，25%的选民

    声称自己是自由派，40%的选民认为自己是温和派，而35%认为自己

    属于保守派。与此同时，令情况更加复杂的是，根据这些选民的回

    复，他们中有38%是民主党，30%属于无党派人士，32%属于共和

    党，这意味着，总统奥巴马和其他成功的民主党人若想在选举中胜

    出，必须获得温和派与无党派人士的支持，而共和党若想在南方及大

    平原地区的共和党票仓以及保守州以外获胜也同样需要这样做；此

    外，11%的自由派表示他们将票投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

    尼，而17%的保守派声称他们投给了奥巴马。(Edison Research

    2012)

    人们通常将此归结于美国人表面上的冷漠或无知，实际上，这一

    观点确实有几分道理。首先，使人们在新的政策提案上达成一致极其

    耗时，它将引发无休止的争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令频繁参会的人

    们感到灰心丧气。即使人们在大方向上达成了一致，在各级政府层面

    改变政策也需要花费多年时间。因此，除非情况危急，否则热情和动力很难维持。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关注日常生活中许多必要的事情和

    乐趣才更为理智实际，这将给他们带来个人成就感和满足感。换言

    之，当社会学者花时间理解不同的群体和阶级实现自我的环境时，他

    们发现人们的所作所为才真正具有意义，因为和伴随着政治活动而来

    的诸多付出、麻烦相比，日常生活的吸引力不可阻挡。(Flacks

    1988)

    然而在动荡时期，世事变得难以预料。人们会关注政治，同时清

    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事情及其造成的影响。

    人们可以分析过去，留意未来的趋势，但重大事件总在最意想不到的

    时候发生——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波澜

    再起、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突然的分崩离析，以及2007年年末开始的

    大衰退。更普遍的说法是，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对过去上千份预测

    的研究发现，所有的专家和媒体评论员对几乎所有问题的预测都是错

    误的。(Silver 2012; Tedlock 2005)

    注释

    〔1〕 对于社会运动最好的定义是：为改变既定的规章制度和习俗，通过非典型

    的、有时不守秩序的，且经常被视为违法的行动，长期挑战精英对手和当选官

    员的有组织的行动。社会运动的成员都是规则破坏者，虽然没有遭受过不公正

    对待的其他社会成员也认为这些人意图改变的法律和习俗是不公平的，这些规

    则如不允许非裔美国人在便餐馆就座用餐，不允许女性使用只对男性开放的大

    学图书馆，或者是因为人们的性取向而拒绝雇用他们等。因此，社会运动与新

    的政治运动截然不同。在政治运动中，自由派或极端保守派追求的只不过是赢

    得选举，而传统的“利益团体”则在遵守传统规则的同时，力求对自己关切的

    具体法规施加影响。

    〔2〕 本书中，南方指的是1954年最高法院判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之前，州法

    律要求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17个州：亚拉巴马州、阿肯色州、特拉华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马里兰州、密西西比州、密苏

    里州、北卡罗来纳州、俄克拉何马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得克萨斯

    州、弗吉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此外，除了西弗吉尼亚州和俄克拉何马州以

    外，这些州在1860年都实行奴隶制。西弗吉尼亚州曾经属于奴隶制州弗吉尼亚

    州的一部分，后来它从该州中脱离，在1863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州，而俄克拉何

    马州在内战爆发时是奴隶制地区。这一定义强调，“过去的南方”比20世纪70

    年代以来它在人们心中的概念范围更广、势力更强大。而今天的“南方”指的

    是过去的“深南部”，这一区域包括得克萨斯州东部、亚拉巴马州、阿肯色

    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佛罗里达州北

    部。

    〔3〕 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特点包括政府拥有所有创收资产的所有权，以及几

    乎不会依靠市场体制决定价格或消费需求的计划经济。西欧国家中，被美国保

    守派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几乎全部为私人所有制，且依靠着市场；这些

    经济体与美国经济的唯一区别在于，它们对某些公司行为的监管更为严格，对

    公民(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富人)征收的税款更为高昂，且拥有范围更广的、由

    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险系统(如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全民医保等)。这些国家

    被称作“社会民主国家”，与美国自由派想要实现的目标极其相似。

    〔4〕 在美国历史上，“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是指1890年至1920年期

    间，美国的社会行动主义和政治改良纷纷涌现的一个时代。——编者注第一章 美国的权力与阶级

    权力与阶级这些词总是令美国人略感不安。而权力精英、支配阶

    级 等概念亦使他们心生警惕。公司权力的范围已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

    注，而且有相当多的人倾向平等主义，他们认为，由相对固定的特权

    集团为其自身利益支配经济和政府，这一想法与美国人的本性相悖。

    然而，美国人和社会科学家每天讨论的权力与阶级到底指的是什么？

    他们的观点有何异同？这一章对这两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本章还介绍

    了研究权力与阶级的方法，同时对本书余下章节进行了简要的概括。什么是权力？

    美国人的权力观念源自它的殖民历史以及为争取独立与大不列颠

    王国的斗争，它们使平等待遇、参与政府事宜的权利等问题进入人们

    的视野。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些观念的产生不应只归因于独立战

    争本身，还归因于每个殖民地内部关于普通公民应扮演什么角色的争

    论。人们常常忽略的是，支持独立战争的普通公民不仅对他们的领袖

    提出新的政治诉求，还帮助他们反抗英国人。在反殖民主义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开始之前，各地的政府都建立在宗教领袖、首领、自封

    的代表大会或议会的权力和合法性的基础之上。1776年至1780年间，来自上层阶级的美国革命领袖为最初的13个州起草宪法时，期望的是

    各州立法机关能够就他们的草案进行讨论和投票，但他们不希望普通

    大众也以直接的方式牵涉其中。

    反而是由自耕农和手工业工人组成的“中等”阶级成员逐渐从他

    们的亲身经历中发展出这样一种思想：权力属于所有人民，政府的权

    力由人民授予。因此，他们坚持要求选出专门的代表大会来制定各州

    宪法，并由所有白人男性(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产)投票批准宪法。

    由于自己参加过革命抗争，又担心当时的“富有人士”将繁重的财产

    法案和税收政策写入宪法，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人民作为新

    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合法权力的源头这一革命思想，由此从人民中诞生

    了。(Palmer 1959; Piven 2006，第3章)

    最终，这些中产阶级反对派人士只赢得了一个由民选代表组成的

    制宪会议以及其后于1780年在马萨诸塞州投票批准宪法的权利。但自

    此之后，美国的“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观点却深入人心。此后，无论是自由派、左派、平民主义者，或是极端保守主义政治团体，在试图从“既得利益者”“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媒体”“官

    僚”以及“华盛顿的政客们”手里夺取专制权力时，总是声称自己代

    表了人民。甚至1789年的开国元勋们——尽管他们在财富、收入、教

    育及政治经验上远远超过普通民众——都不曾试图在未征得被统治者

    同意的情况下颁布旨在更加全面地保护私有财产、解决基本分歧的新

    宪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被迫增加了《权利法案》以确保宪法能够

    被接受。从深层的文化意义上讲，在美国，没有任何群体或阶级拥

    有“权力”，他们有的只是“影响力”。因此，任何拥有凌驾于“人

    民”之上权力的群体或阶级都被视作是不正当的。这或许能够解释为

    什么美国拥有权力的人总是声称自己没有任何权力(Vogel 1978对这

    一重要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社会科学家眼中的权力

    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相信，权力有两个相互交织的维度。第一个维

    度涉及共同体或国家追寻共同目标时有效行动的能力大小，即集体权

    力 。这里，重点是一个集体为实现其目标所拥有的技术资源、组织形

    式、成员规模以及共同精神的程度高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国

    家在20世纪后半叶变得更加强大，美国就是其中之一。此外，美国集

    体权力增强的原因在于，它能够将来自全世界、经济和教育水平各异

    的移民同化为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公民。非裔美国人被主流社会机制

    接纳，同样增强了这个国家的集体力量。

    权力的第二个维度关注的是共同体或国家内部的某个集团或社会

    阶级因关切的问题与对手产生冲突时取得成功的能力。这里，重点是

    凌驾权力 ，亦可称之为分配性权力 。下文中出现的“权力”一词，通常指的就是分配性权力。与美国大众信念相似，大多数社会科学家

    认为，分配性权力意味着巨大或占压倒性优势的影响力，而不是完全

    而绝对的控制。更确切地说，一个强大的群体或阶级即使遭到其他群

    体或阶级的反对，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Olsen, Marger 1993;

    Wrong 1995)这一定义抓住了体现在权力的日常含义中的斗争意味，同时包含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它还与本书的主要目标相一致，即展现

    公司富豪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实行自己拥护的政策，即使他们面对的

    是自由派-劳工联盟对大多数公司政策的有组织的对抗，以及反对特

    定政策的大众。

    通常来说，一个群体或阶级获胜的能力始于它对经济、政治、军

    事以及意识形态这四大社会网络的掌控，历史研究和跨国研究发现，在任何大规模社会中，这些网络为长久地行使分配性权力提供了主要的组织基础。(Mann 1986; Mann 2012; Mann 2013)经济网络包括一

    系列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对自然对象的提取、转化、分散和消

    费”来满足物质需求。(Mann 1986, p. 24)政治网络在现代具体表

    现为“政府”，它控制着其负责的地理区域内发生的各类活动，包括

    该领域内外人口的迁徙以及经济物品和武器的买卖。军事网络根植于

    有组织的身体暴力，目的在于杀死、制服、奴役对手。意识形态网络

    通常被视作一个组织网络，意在为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等终极问题提供

    答案，提高公共亲密度，同时减少其成员的罪孽和痛苦，而忠实的信

    徒、通过自由捐赠获得的大量经费和备受尊敬的领袖也由此产生。历

    史上，宗教团体，如教堂、清真寺、犹太会堂，是这一网络的主要机

    构。然而，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左派和右派的救世主政治运动、宣扬

    种族优越论的团体以及极具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加入其中。通过

    将自身问题归咎于特定群体或阶级，或是攻击被视为危险且人种低劣

    的国家，这些群体使他们的信徒的生命有了意义和目标。

    尽管经济和政治网络已经成为美国主要的权力网络(其历史原因

    将在第八章进行讨论)，这四种权力网络仍能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

    点通过不同的方式相结合，创造出极为不同的权力结构。例如，无论

    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军事力量在很多国家都曾占领政府、控制经济系

    统。而在其他国家，组织良好的意识形态群体已经能够获得广大民众

    的支持，并在必要时展示其实施武力的能力，以维持其对政府的控

    制。由于史料中记载了多种多样的权力结果，大多数社会科学家相

    信，唯一绝对的可以衍生出其他分配性权力形式的分配性权力基础并

    不存在。这表明，在社会科学中，分配性权力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正如自然科学中，能量是一个基础性概念一样：没有任何形式的能量

    或权力能够比另一种更“基本”。

    尽管这些一般性概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总出发点，但它们不够明

    确具体，因而难以应用于像美国这样复杂的民族国家中的分配性权力。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判断公司富豪是否拥有“权力”呢？三种权力指标

    分配性权力这类概念的正式定义并没有包含概念自身的衡量方

    法。以群体和阶级为期望的目标产生冲突为例，这一冲突是分配性权

    力的本质，但即使是在较小的群体中，人们也很难观察到能够揭示其

    运转方式的相互作用，更遑论观察一个庞大松散的社会阶级对另一个

    社会阶级施加影响。在一个共同体或国家内部的权力斗争中，人们可

    以观察到各种人和组织，而不是对立的社会阶级，虽然结果可能表

    明，人民和组织代表的恰恰就是社会阶级的利益。因此，有必要设定

    一套所谓的权力指标 。

    尽管分配性权力首要代表的是两个及以上竞争群体或阶级之间的

    关系，但出于研究的目的，将分配性权力视为一个特定群体或社会阶

    级的基本“特征”或“属性”是非常有用的。用类比的方式也许能够

    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可以说心理学家研究的个性特点以及物理学家

    提出的“磁性”概念都有相似的逻辑结构。因此，无论理论家关注的

    是物理中的“磁性”、心理学中的“友情”，抑或是本书中的“权

    力”，他们调查过程的性质都是相同的。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一个

    基本特征，它的存在只能通过一系列诊断迹象来推测，而这些迹象在

    不同条件下的强度也不尽相同。由于指标并非每次都会伴随特征一同

    出现，衡量特征的最佳方式是利用一系列与其有概率关系的指标或迹

    象。由此看来，研究是通过一系列如果-那么 语句得以推进的，而

    这些语句的基础是尽可能多的独立指标。如果 一个群体有权力，那

    么 至少一些权力指标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衡量的。(Lazarsfeld 1966

    对这一方法进行了经典论述。)权力运作时，权力指标并非每次都能出现或是得到测量，因此本

    书选择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力指标。它们被称为(1)谁受益？(2)

    谁管理？(3)谁获胜？每种经验性指标都各有优点和缺陷。然而，如

    果这三个指标都显示同一个群体或阶级最有权势，那么每个指标潜在

    的缺陷就不会构成严重的问题。

    谁受益？

    每个社会都拥有非常宝贵的物质客体与经验，尽管不同的社会中

    人们对宝贵的看法各不相同。假设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愿意尽可能

    多地分享这些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那么，就可以将它们的分配状况当

    作一种权力指标。由此推断，那些拥有人们想要得到的大部分事物的

    人，就是有权力的人。尽管一些价值分配可能是非预期的结果，无法

    真正地反映权力的状况，但一个社会中宝贵的经验和实物的总体分配

    状况，仍可被视为权力运作最明显和最稳定的结果。

    在美国社会中，大多数人最为看重的是财富、高收入、异国休假

    和健康的身体。人们都愿意拥有财产，获得薪水丰厚、有趣而牢靠的

    工作，在旅行和休闲中享受最美好的生活，活得健康而长寿。所有这

    些“价值”都不是均匀分配的，而且它们都可以被用作权力指标。然

    而，本书首要关注的还是财富和收入分配这类指标，因为历史上一百

    多年来与此相关的定量信息极为详尽。这并不意味着财富和收入等同

    于权力。而是说，高收入和拥有巨额财富只不过是较为明显的标记，能够证明一个阶级比其他阶级更有权力。

    使用价值分配作为权力指标的主张因以下研究进一步加强，这些

    研究显示，价值分配在各个国家都不尽相同，取决于相互竞争的政党

    和工会的相对实力。一份报告指出，在1945年之后的三十年中，西方

    民主国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与入选国家立法机关的高度自由派候选人比例呈反向变化。入选的自由派人数越多，流向下层阶级的收

    入也就越多。(Hewitt 1977)另一份报告研究了同一区域的18个西方

    民主国家，该报告认为，强势的工会和成功的社会民主党派，与更加

    平等的收入分配和更高水平的福利开支存在关联。(Stephens 1979)

    因此可以证明，价值分配的确随着竞争群体或阶级相对权力的不同而

    发生变化。本书第三章将呈现美国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信息。

    谁管理？

    权力归属还可以通过研究在公共机构担任要职以及参与到重要决

    策团体之中的群体来推断。如果一个阶级或群体的代表人数远高于或

    远低于它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那么，就可以推断出该群体或阶级是相

    对强势或是相对弱势。例如，如果占人口1%的阶级占据了政府30%的

    重要职位(也许是他们应占有职位数的30倍)，那么就可以推测出该

    阶级较为强势。相反，如果发现女人在政府领导职位中占据很小的比

    例，纵使她们在人口中占大多数，也不难推断，女人在社会重要部门

    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同理，如果确定一个有色人种群体中只有比

    例很少的成员担任领导职务，即使它在某个城市或州中占总人口的比

    例达到了10%至20%，也仍可以推测权力的基本过程——吸纳和排斥

    ——正在发挥作用。

    这一指标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一些政府职位也许并非如想象的那

    样真正地拥有权力，一些群体或阶级可能在“幕后”行使权力。然

    而，这一指标的实用性再次因一个事实得以加强，即该指标会随着时

    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大不列颠王国，拥有土地的贵族阶

    级的衰落和商业领袖的兴起，能够通过根据议会中不同群体代表指标

    的变化而绘制出的图表得以展现。(Guttsman 1969)同样，20世纪60

    至70年代，当美国的女性、非裔、拉丁裔和亚裔参加运动要求获得更高的话语权时，他们在权威职位中的代表比例也随之上升。

    (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06;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11)

    谁获胜？

    公司共同体和自由派-劳工联盟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包括

    税收、成立公会、商业管制等。以这些议题冲突为基础，通过判断哪

    一方能够成功发起、修正或否决政策选项，也可以推测权力所在。这

    一指标关注的是两个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非常接近正式定义所包

    含的权力过程。这是一个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会使用的指标。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也是最难正确使用的一个。决策过程的各方面也许

    秘而不宣，一些消息提供者也许会夸大或淡化他们的角色，而人们有

    关谁做了什么的记忆往往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就变得模糊。更糟糕的

    是，对于公司共同体的重要关注也许永远不会成为政治议程上的议

    题，因为公司共同体能够利用权力使自己一直处在非议题 的领域

    内。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知道问题的存在，但在政治舞台上它永远

    不会被提出，第五章和第六章将对这其中的种种阻碍进行讨论。

    尽管在使用“谁获胜”这一权力指标时会遇到上述困难，但我们

    可以建立一个理论框架用于分析政府决策，它将解决很多方法论问

    题。这一框架包含了公司共同体有意识、有计划地对政府和大众施加

    影响的诸多方法，使之能够非常直接地评判公司共同体的成功度。更

    具体地说，一共有四个相对独立但又相互重叠的过程(通过成员关系

    网络分析的方式发现)，公司共同体试图通过这些过程控制公共议

    程，并在议程中出现的议题上取得政策胜利。这些过程基于四个影响

    力网络，以后几章将对此进行更为详尽的论述。1.特殊利益过程 与小范围、短期的政策有关，涉及富有家族、特定公司以及商业的许多不同领域。它主要通过说客、公司法律师以

    及贸易协会运作，重点关注国会委员会、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以及

    监管机构(包括美国国税系统，目的在于避税)。说客通常由前任民

    选官员或是他们的助手、顾问组成。他们在私营部门能够获得不菲的

    收入，这是因为他们掌握的消息和人脉对于富有家族和公司而言极有

    价值。这一过程的一个子系统被称为“财富守卫业”，因为该过程

    中，上千位会计人员、税务律师、财产规划师以及其他参与者将他们

    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守护并扩大少数几个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族。

    (Winters 2011)

    2.政策规划过程 为公司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做出规划。它通过组

    成政策规划网络的基金会、智库以及政策协商小组来运转，重点关注

    白宫、国会的相关委员会，以及在纽约和华盛顿出版的重要报纸和舆

    论杂志。在这一过程中，公司领袖和学术专家、前任政府官员们探讨

    分歧，并为他们自己被政府任用做准备。

    3.舆论塑造过程 试图左右公众舆论，同时避免一些问题出现在

    公共议程之上。除了大型公关公司及许多小型组织之外，舆论塑造网

    络还包括各种爱国、反税收及单一问题组织，这些组织歌颂现状，同

    时提醒人们警惕“大政府”。这一网络中的组织雇用了许多广告经

    理、前任记者和前任政府官员。他们有时会在媒体上对公司共同体的

    对手进行猛烈的抨击。

    4.候选人遴选过程 旨在选出对特殊利益过程和政策规划过程中

    提出的议程表示赞成的政治家。它通过巨额的竞选捐赠、雇佣的政治

    顾问来运转，主要关注两大政党的总统竞选以及共和党的国会选举。

    综上所述，在这四个网络中工作的个体和组织构成了公司富豪政

    治行动的得力助手。它以公司共同体的结构性(经济)权力(将在下

    一章详述)、上层阶级的地位权力(将在第三章详述)以及政策规划网络内形成的专家权力(将在第四章详述)为基础，是公司和阶级支

    配联邦政府的最后一步。什么是社会阶级？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成为“阶级”一员意味着在生活中拥有

    固定的地位，这公然违背了机会平等的信念，而且似乎忽视了向上社

    会流动的例证。此外，美国人往往拒绝承认，阶级可能根植于财富和

    职业角色。他们也会谈论社会阶级，但总是使用委婉的措辞，如“穿

    西装的”(the suits)、“蓝血”(the blue bloods)、“半打啤

    酒乔”(Joe Sixpack)、“棚户区”(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cks) 〔1〕

    ，等等。

    美国人对阶级观念的厌恶源于这个国家的殖民史和革命史。在新

    的定居者眼中，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似乎与欧洲国家迥然不同，因为这

    个迅速扩张的边疆国家，既没有封建贵族的统治，也没有可继承的社

    会地位。在从英国手中夺取自由的战争中，所有阶级都需要团结一

    致，这一差异感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正如先前提到的，为了获取普

    通百姓的支持，来自较高阶级的革命领袖不得不在自由平等的问题上

    做出更多让步。他们还需接受，所有达到最低财产资格的白人男性都

    拥有选举权。这一条件绝非苛刻，因为在那时用公道的价格就能买到

    现成的土地。(keyssar 2009)对于这项交易，一位历史学家曾一针

    见血地评价：“领袖并非为平等而战斗，但为了取胜，他们接受了平

    等。”(Palmer 1959, p. 203)换言之，至少在赢得共同的战争之

    前，一个民族会为了抵御外部的敌人暂时团结在一起。

    尽管财富、收入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早在殖民和革命年代就已存在

    ——尤其是港口城市和南方——但对于这些明显的不平等，中产阶级

    成员以及处在社会经济阶梯顶层的商人、种植园主和律师总是含糊其

    辞、置若罔闻。一项以当时的日记、信件、报纸和其他文献为依据的历史研究证明，美国人反而自诩本国阶级间的差距要比欧洲小很多。

    他们承认贫富之分，但更愿意将自己的国家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度，同时骄傲地指出以下特征：庞大的中产阶级、乞丐绝迹、大多数人处

    于舒适的境遇，以及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的人们将拥有无限的机

    会”(Main 1965, pp. 239, 284)。

    然而事实是，当时有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被奴隶制压迫、十万

    多印第安人居住在殖民地西部，他们显然不属于这个自诩平等的中产

    阶级社会。相反，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自由民认为自己是这两个群体

    的对立面，即便这群有潜在危险的奴隶和印第安人若有机会也会为自

    由或守卫领土而战。这一同仇敌忾之心增强了美国移民的共识，使他

    们将“白种人”看作社会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根据“黑种

    人”“红种人”“白种人”以及后来其他肤色人群的存在而定义

    的“种族”，恰恰是美国社会的阶级特性不那么明显的原因之一；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原本被视为其他种族的移民群体也变成

    了“白人”，因为这一词语已成为定义内群体的另一种方式。

    (Waters 1990; Waters 1999)

    即使是上层阶级成员也偏爱这种更为平等的阶级系统，而不是欧

    洲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体制。为了强调这一点，一项对北美和欧洲民主

    革命的研究以一封信作为开头，这封信是美国上层阶级显赫家庭的子

    弟在1788年从欧洲寄来的。在对欧洲阶级体系的世袭头衔、虚荣浮

    华，以及更低层阶级的溜须拍马表达了厌恶之后，他断言“一定程度

    的平等是人类福祉不可或缺的”。似乎是为了确保他的论点有明确的

    限制，他在一定程度的平等 下面画了线。他接着论证，美利坚合众

    国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国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平等且“没有破坏必

    要的从属关系”(Palmer 1959, p. 3)。也就是说，阶级支配应尽可

    能微妙合理，这一原则也体现在《宪法》以及美国人探讨阶级的方式

    上。两百年之后，为了了解社会阶级对于美国人的意义，社会学家对

    波士顿和堪萨斯城的公民进行了代表性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与早期

    美国人的观点相似。尽管大多数人都清楚地意识到社会地位的差别，且主要根据收入、职业和教育(特别是收入)来判断社会地位的高

    低，他们仍旧强调系统的开放性。他们还主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取心、勤奋工作的动机之类的个人素质。此外，他

    们中有不少人都认为阶级的重要性正逐渐下降。这一想法的产生，部

    分是因为他们认为所有有种族和宗教背景的人，无论他们的职业或是

    教育水平如何，较以往而言都获得了更多的尊重和礼遇。但更重要的

    原因是，他们把亲友在职业和薪水上的提升看作社会进步的物证。简

    而言之，公众尊重每个个体的传统和对社会流动性抱有的信念(在20

    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之前，有色人种一直被排除在外)使阶级在大多

    数美国白人的日常思维中变得没那么重要。(Coleman, Rainwater

    and McClelland 1978)人们十分清楚经济和教育上的根本差别，而且

    能够依据谈吐、风度、衣着风格等外在特征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社会

    地位，但社会阶级的存在却很快地被忽略了。

    社会顶层人士更是以公开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讨论社会阶级问

    题的普遍厌恶。然而，他们都深知自己和朋友们与其他美国人的不

    同。在那项研究波士顿和堪萨斯城居民的报告中，一个上层波士顿人

    表示：“当然，社会阶级是存在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

    式。”接着，她又补充道：“也许你不应该用‘阶级’这个词，虽然

    —— 它 就 像 是 壁 龛 ， 每 个 人 都 能 在 其 中 找 到 合 适 的 位

    置。”(Coleman, Rainwater and McClelland 1978, p. 25)一项关

    于纽黑文市社会阶级的经典报告中提及了这样一个人，根据她的居住

    地段和教育背景来看，她应该处于社会顶层，当被问及她的社会阶级

    时，她似乎十分惊愕。恢复镇定后她回答道：“我从来不谈论阶级，不过能够感觉到它们的存在。”(Hollingshead and Redlich 1958,p. 69)一项对某中西部大城市中38位上流社会女性进行的调查中，一

    个社会学家在访谈结束时直率地询问受访者是否属于上层阶级的一

    员。她得到的回答同样带有迟疑和否认的味道：

    “我讨厌上层阶级(这个词)。只有非上层阶级的人才会用

    这个词。我只会说‘我们大家’，指我们这些出身比较好的

    人。”

    “我讨厌使用‘阶级’这个词。我们是负责任的幸运儿，我

    们出身世家，拥有一些家产。”

    “我们不应该分什么阶层。但令我感到窘迫的是，我承认阶

    层之分确实存在，而且我在我的社会阶层很有优越感。我喜欢做

    上层社会的一分子。”(Ostrander 1980, pp. 78-79)

    有关上层阶级社会心理的观点，尤其是证明了阶级支配正当性的

    优越感的演变过程，将在第三章得到进一步的说明。社会科学家眼中的社会阶级

    社会科学家对社会阶级的理解同典型的美国人一样，但前提是必

    须先解决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首先，他们对经济阶级和社会阶级

    进行了关键性的辨析。经济阶级由经济系统中地位相同的人组成，比

    如“公司所有者”或“雇员”，社会阶级则由互相交往的人组成，他

    们建立起内部社会组织，共享相同的生活方式，同时排斥那些他们眼

    中与自己不相像的人。社会科学家还强调，阶级的概念不仅包括各阶

    级之间的关系，还涵盖社会结构内部的一系列位置。因此，社会阶级

    的概念是一个模棱两可或者说二维的概念，既可以指人们所处的特定

    经济阶级或社会阶级，也可以表示阶级之间的关系。用之前的例子解

    释就是，公司所有者和工薪族构成了不同的经济阶级，但阶级的概念

    同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在内。

    经济阶级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区别十分重要，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关

    系的阶级往往同时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运转，但处在任何经济地

    位的人都有可能发展自己的社会组织，生活在同一街区，并进行社交

    互动。因此，特定经济阶级在何种程度上会同时成为社会阶级，因时

    间和地点的变化而迥然不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一个经济阶级的

    成员若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阶级的一部分，那么

    他们行使政治权力的能力也许就会受到限制。(Weber 1998; Wright

    1998)

    分析社会阶级

    处在特定经济地位的人是否同样属于某个社会阶级？若想对此进

    行系统性的研究，首先应寻找构成社会阶级的个体和组织之间的联系。这一流程被称作成员关系网络分析 ，它可以简化成一个矩阵模

    型，一个坐标轴上排列着学校、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另一个坐标轴上

    排列着个体。表1.1就是这种矩阵模型的一个假设性范例。

    表1.1 基于学校和俱乐部的假设性成员关系网络

    注：个体5是一个没有交集的“孤僻者”。他(或她)不属于社会阶级的一部分。

    如表1.1所示，个体和组织的交集生成方框(名为单元格 )，单

    元格中填写的信息显示了这个人是否是该组织的成员。可以利用这一

    信息创建两个不同的网络，一个是组织的，另一个是人际的。一方

    面，组织网络 由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构成，基于的是他们共同的成

    员。这些(为不同组织)共享的成员通常被称作重叠 成员或关联 成

    员。另一方面，人际网络揭示了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他们共同的

    组织联系决定的。[在本书网站(whorulesamerica.net)上，《如何

    进行权力结构研究》(How to Do Power Structure Research )一文

    借助示意图和表格，对这些以及其他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

    述。]

    为了给这种贯穿全书的分析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例子，可以假设

    一个研究人员掌握着若干私立学校和常青藤联盟大学的校友录、诸多俱乐部的会员名单以及成人礼舞会的嘉宾名册。通过确定哪些名字在

    这些名单中出现了两次或两次以上，就有可能判断出哪些组织属于相

    同的社会网络。此外还可以看出，网络中最核心的组织与其他许多组

    织都共享成员，而边缘性的组织也许只和其他非核心组织有共同的成

    员。此外，有些组织可能与任何其他组织都没有共同的成员，这就表

    明，它们不是这个社会网络的一部分。最后，那些作为网络一部分的

    组织就是社会上层阶级的制度框架。

    成员关系网络分析表面上非常简单，但它在理论上有着极为重要

    的意义，这是因为它包含了大多数社会学理论都非常关注的两种人与

    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和组织成员关系。因此，这些网络具有个人与

    群体的二元性 。(Breiger 1974)为便于分析，人际网络和组织网

    络通常被区别对待，而且有些社会科学家会谈及不同的“分析等

    级”，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类型或等级总是相互交织。因此我们

    使用“个人与群体的二元性”这一实用的表达来解释这一复杂的观

    点。

    这种基于网络的思维方式认为社会阶级由组织及其成员构成，这

    与此前对社会阶级的定义相吻合。例如，在早期有关美国社会阶级的

    经验性调查中，社会学家曾对20世纪30年代某南方城市的等级和阶级

    进行调查，他们将社会阶级定义为：

    彼此亲密交往的一大群人。一个阶级是由家庭和社会小集团

    组成的。这些家庭和社会小集团在非正式活动中(如拜访、舞

    会、招待会、茶会等)和更大的非正式事务中建立起联系，构成

    了社会阶级的结构。当一个人参加了大部分此类亲密交往的活动

    时，他(或她)就是这个社会阶级的一员。(Davis, Gardner

    and Gardner 1941, p. 59n)

    一位曾对纽黑文市阶级和权力进行过研究的政治科学家对类似

    的“社会地位”做出了定义：“在不考虑个人及癖性因素的情况下，那个圈子的成员只愿意赋予地位同等的人以社交和接待的传统特权；

    受社会欢迎的标志包括是否愿意一同用餐、在私人社交场合打成一

    片、成为同一俱乐部的成员、使用同类人认为得体的礼仪相交往、内

    部通婚等。”(Dahl 1961, p. 229)

    正如这些来自不同学科的相似定义所表明的那样，社会科学家普

    遍认同，美国确实存在社会阶级，这些阶级有着独立的社会组织、小

    团体活动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事实上，这也许是权力研究中唯一得到

    广泛认同的概念。对于研究权力的学者而言，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顶层社会阶级，即上层阶级，是否还是一个拥有并掌控大型营利

    资产的经济阶级。这一问题将在第三章得到详细的解答。篇章导读

    本书所呈现的分析挑战了美国人的基本信念，并遭到了那些推崇

    其他替代性理论(将在第九章讨论)的社会科学家的质疑。因此，有

    必要以严谨的方式展开论述，每介绍一个概念时都对其加以界定，同

    时提供系统各部分运作的经验性实例。通过这种探讨问题的方式，读

    者们能够一步一步得出自己的结论，自主判断本书的观点在某一时刻

    是否切中要害。最后，他们可以将自己对论证的评价与第九章讨论的

    理论相比较。

    以成员关系网络分析为出发点，本书的每一章都展现了累积论证

    的一个方面。第二章为全国性公司共同体的存在提供了证据，这一共

    同体包括华尔街的银行和股票经纪人、军火承包商、农业综合企业、会计事务所、公司法律师事务所，以及诸如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IBM之类的知名大公司。这一章对农业领域和小公司进行了简单的讨

    论，证明了它们虽与公司共同体联系紧密，但对其构不成任何妨碍。

    第二章表明，大多数地方商业团体都被组织成增长同盟 ，致力于提

    升当地土地的价值，这一章还讨论了公司共同体和地方增长同盟经常

    产生冲突的原因。

    通过分析校友名录、俱乐部名单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名册，第三章证明，公司共同体中的所有者和高管形成了一个紧密结合且界

    限分明的上层阶级，这一阶级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社交世界和社会心理

    学。公司共同体和上层阶级中的这一重叠使美国的富人群体被称为公

    司富豪。这一章指出，公司所有者和经理建立的社会纽带与他们共同

    的经济利益相结合，使他们在决策网络相遇时更容易克服政策分歧。

    简而言之，社会凝聚力促进政策凝聚力 。第四章证明，公司富人资助并掌控着由基金会、智库、政策研讨

    团体组成的网络，在公司共同体面临新麻烦时，这一网络会提供相应

    的政策和方案。通过参与这一政策规划网络，公司领导者可以更充分

    地理解超越自身狭隘的商业问题的一般性议题，讨论符合他们阶级利

    益的政策选项，结识专家学者并与他们在广泛的领域展开合作。第五

    章描述了政策规划网络中的几个组织如何与大公司的公共事务部门、大型独立公关公司，以及地方和国家层面上的非营利组织联系在一

    起，形成舆论塑造网络，力图影响中产阶级志愿群体，同时强化美国

    信念体系中的个人主义和反政府主义维度。

    第六章解释了美国竞选系统的本质，以及为什么和其他民主国家

    的选举系统相比，它在回应普通民众的偏好上要稍逊一筹。该章讨论

    了两个主要政党的实质，剖析了推动大部分重要立法的国会投票同

    盟，还解释了为什么竞选捐款在美国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也就是说，为什么富有捐赠者的支持对于在全国或人口大州竞选中获

    胜的候选人而言至关重要。

    第七章考察的是基于网络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公司领袖能够

    在利益攸关的议题上支配华盛顿的联邦政府。该章首先对特殊利益过

    程进行了探讨，提供了与减税、避税、特定公司补助相关的若干案

    例。该章接着简要地说明了将政策规划网络中提出的方案并入政府政

    策的若干途径。这一章最后对白宫内阁成员及幕僚的社会、教育以及

    职业背景进行了调查，指出他们基本都来自公司共同体和政策规划网

    络。

    第八章概述了最符合这些发现的理论框架：阶级支配 理论。这

    一理论的基础是对权力的四大基础要素——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

    形态网络——如何在美国相互关联的理解。它解释了经济网络在美国

    占支配地位的历史原因，正是因为该网络，公司共同体在美国比在其

    他工业化民主国家拥有更大的权力。通过比较四大权力网络在美国和多个欧洲国家的相对重要性，这一主张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印证。每个

    国家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因此不分时间地点的归纳是十分冒险

    的，但本章所做的比较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和美国相比，大多数国家

    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网络都曾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的更甚于

    美国。因此，不应将公司支配视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第九章讨论了本书中提出的阶级支配论与社会科学中三大替代性

    观点的异同，后者在1992年至2012年之间是该领域最受关注、经验性

    研究最多的理论。基于此前章节提供的实证信息，这一章还对每一个

    理论进行了简要的评述。此时，读者业已掌握充足的信息，能够据此

    自行判断替代性理论的效用及相关主张的可靠性。本章最后总结建

    议，此前描述的四大网络理论，即由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四

    大理论构成的组织网络，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交汇平台，使任何理论的

    支持者都无需放弃他们的核心见解。

    注释

    〔1〕 the suits指公司高管，因其西装革履，收入颇丰；the blue bloods指贵族

    血统，古老的西班牙贵族皮肤白嫩，蓝色的静脉血管清晰可见，因此他们宣

    称自己血统高贵纯正，流淌着蓝色的血液；Joe Sixpack指美国农村下班后和

    朋友喝酒玩乐的典型中下阶级人群；the other side of the tracks指城镇

    中被视为贫困和危险的地区。——译者注第二章 公司共同体

    将驾驭全美经济的几千家大公司、银行以及其他金融公司看作某

    种形式的共同体，乍一看似乎有些奇怪，但事实上，公司之间存在多

    种联系和共同纽带，包括共享的所有权、长期存在的购买与供应模

    式，以及聘请相同的法律、会计、广告和公关公司。公司还共享相同

    的(重叠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对公司的命运负有最终责任。因此，大公司还共享相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尤其是在追求利益这一点上。正

    如导言所指出的，他们都遭到劳工运动、自由主义者、左派、激进的

    环保人士以及其他反公司活动家不同程度的反对和批评，这也是他们

    关系增进的另一个原因。

    就研究而言，了解公司共同体全貌最为客观的起点就是关联

    (若一个人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董事会担任职务，连锁就会产

    生)，因为这是公司之间最醒目、最容易理解的联系。由于董事会董

    事的资料属于公开信息，因此可以借助成员关系网络分析，对19世纪

    初期以来的关联模式进行详细的研究。这些研究揭露的组织网络为公

    司共同体 这一术语提供了一个严谨的研究定义：它由所有通过重叠

    董事连接到某单一网络的营利性组织组成。

    早在20世纪50年代，商业杂志《财富》的记者就已经对创建该网

    络的起始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该杂志每年都会根据各公司的年收

    入，发布美国最大的500家和1000家上市公司排行榜，即《财富》杂志

    美国500强和《财富》杂志美国1000强榜单 〔1〕。在此基础上，我们

    不仅能够判断哪些公司共享董事，还能够发现，许多私营公司、金融公司以及公司法律师事务所同样属于这一网络，他们和《财富》500强

    公司分享共同的董事，因而还是公司共同体的一部分。

    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过分夸大这些关联的实际意义。诚

    然，关联对公司间组织创新的传播非常有价值，它们使同时在几个董

    事会任职的董事对作为整体的公司共同体有更充分的了解，能够增强

    政治凝聚力，而且似乎对一些关联公司的金融实践也有一定的影响。

    (Burris 2005; Dreiling and Darves 2011; Mizruchi 1996)但就

    本书而言，公司关联主要被看作一个切入点，外行人通过它能够对公

    司共同体有更多的了解。不应高估公司关联对于公司共同体运作的重

    要性，因为它们仅仅反映了一些表象。

    在考察了关联董事会确立公司共同体的轮廓之后，我们可以扩展

    成员关系网络分析，寻找公司董事维系的其他类型的组织联系。此类

    研究显示，公司共同体成员创建了两种类型的组织，旨在与其他成员

    及与政府发生关联。他们首先创立了贸易协会，这些协会是由特定行

    业或经济部门中所有工商企业组成的，如美国石油协会、美国银行家

    协会、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等上百家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只关注其

    成员的狭隘利益，并将自己关切的问题通过特殊利益过程(上一章结

    尾简要讨论过)反映给政府。

    其次，公司共同体因几个综合商业协会而联系得更加紧密，这些

    组织致力于寻求整体利益，并在政策规划过程中(将在第四章讨论)

    发挥作用，它们主要有：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世界大型公司

    联合会、商业委员会、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及商业圆桌会议。以全

    美制造商协会及其在各州的分会为例，自1903年以来，它的重心就是

    在经济的各个方面竭尽全力地反对工会。此外，该协会还经常性地反

    对诸如提高最低工资、失业补助以及社会保障金，或是任何能够赋予

    其员工更多权力的立法。2009年初，全美制造商协会抵制了两项提交

    到众议院的与女性工资歧视有关的法案，声称这些法案将“在公司努力保留就业岗位、创造就业机会时，为针对雇主的不正当诉讼打开闸

    门”(Pear 2009)。

    美国商会不仅仅局限于制造业，还包含了各种类型的美国公司，因此规模更大。美国商会能够通过各州和地方的分会接触到更多的共

    同体。它和全美制造商协会在理念上有很多共通之处。这两个协会共

    同构成了公司共同体中庞大的“极端保守”派(或群体)的组织基

    础。

    世界大型公司联合会在公司共同体中扮演的角色是事实搜集和信

    息传播，它发布了许多与商情和消费者信心相关的研究报告，共同体

    内所有成员对此都非常感兴趣。另一方面，商业委员会主要为联邦政

    府行政部门的高层领导安排正式但非公开的会面。在一些不涉及工会

    的议题上，它的成员(所有人都是现任或前任首席执行官)在各种政

    府社会保险和教育支持项目上所采取的政策立场有时会比全美制造商

    协会和美国商会更为温和。商业委员会与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建于

    二战时期的商业团体，旨在规划战后经济)的成员共同代表了公司共

    同体内部的“公司温和”派。

    商业圆桌会议既包含了极端保守主义人士，又包含了公司温和派

    成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组织负责协调公司共同体以对抗来自

    自由派-劳工联盟的全方位挑战。2011年，商业圆桌会议(209位成

    员)与商业委员会(132位成员)共享70位成员。此外，商业圆桌会议

    还与全美制造商协会共享13位成员，与美国商会共享11位成员，与经

    济发展委员会共享3位成员，与世界大型公司联合会共享3位成员。

    对这六家商业团体共同董事的研究证明了它们整体上的紧密联

    系。(Burris 2008; Staples 2013)而且这些联系比个体董事关联揭

    示的联系更为紧密，这是因为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数“基于公司”的

    关联。也就是说，一个公司的高级总裁也许是某个组织的董事，而另

    一个总裁可能又是另一个组织的董事。基于公司的关联证明，大公司的副主席(尤其是负责公共关系或政府关系的副主席)和法律顾问，以及小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掌控着全美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2011

    年，有9家大公司与这6个组织存在4个以上的关联。这其中，宝洁与6

    个组织存在关联，而安泰保险、IBM与其中5个组织存在关联。总体来

    看，共有239家《财富》500强公司与这6个组织存在一条以上的连接。

    (Staples 2013)公司共同体的意外起源

    权威的历史记录时而表明，美国最早的工商企业由个体家族所

    有，慢慢才发展成共享所有权和大量雇用经理的大型公司。事实上，公司共同体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英格兰纺织业的合资公司。在

    那时，共同董事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小群富有的波士顿商人组

    成不同的团体一起投资新兴公司。1845年，一个由80人组成的团体

    (历史学家口中的“波士顿协会”)控制了31家纺织公司，其规模占

    全国纺织业的20%。波士顿协会在美国早期铁路融资中也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同样，协会中有17个人在波士顿银行担任董事(该银行拥有

    这个城市40%的银行资本)，有20人是6家保险公司的董事，有11个人

    在5家铁路公司中担任董事。(Dalzell 1987)

    同一时间，其他大城市的富有投资者也在创建共同拥有和掌控的

    公司。以纽约为例，1816年，10家最大的银行和1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

    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关联网络。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其中10家

    公司有11至26个关联，6家公司有6至10个关联，余下的4家有1至5个关

    联。1836年，20家最大的银行中的18家银行、10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以

    及10家最大的铁路公司连接成了一个共同的网络。在这38家公司中，12家公司惊人地拥有11至26个关联，10家有6至10个关联，16家有1至5

    个关联。即使在那个通常被浪漫化为小工商企业时代的时候，这10家

    最大的银行也占据了纽约市银行资产的70%，以及全州银行资产的

    40%。(Bunting 1983)

    这些由金融公司和铁路公司组成的大城市网络一直维持着19世纪

    中叶的大致形态，直到1895年至1904年间发生的大规模合并运动让它

    们最终转型。这次合并运动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的公司网络，首次将大型产业集团包含在内。(Roy 1983)在那之前，产业集团一直由几个

    人或家族之间的合伙企业组成，通常与金融机构和股市保持着距离。

    与公司共同体扩张有关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显示，并没有什么经济

    效益因素能够解释产业集团相对突然的加入。相反，产业集团接受公

    司形式的组织更可能是由于各种经济、法律以及社会学原因。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来它们需要调节彼此之间不利于牟利

    的竞争，二来它们需要获得更好的法律保护，从而对抗对“托拉

    斯”进行激烈抨击的中产阶级改革者、平民主义农场主和社会主义者

    ——“托拉斯”指的是实业家在固定价格、瓜分市场以及或者分享

    利润上达成一致。(Roy 1997)当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

    法》宣布托拉斯为违法时(这之后恰巧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企业

    大幅削减薪水，员工愤怒地进行抗议)，实业家已经能够充分利用越

    来越多的权利和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是由立法机构和法庭逐步赋予

    被称为“公司”的法律载体的。自这一时刻开始，富人成了公司富

    豪，他们分布于各个商业部门(如农业、房地产)的财富从此得到了

    公司壁垒的庇护。

    几项研究显示，公司共同体在合并运动结束后一直相当稳定。自

    那以后，它总是会将同时期最大的公司吸纳在内，而金融公司直到最

    近才跻身中心位置。1904年至20世纪70年代之间，公司关联模式发生

    的三个变化反映了经济和金融的缓慢变迁，并因此证明关联通常能够

    体现公司共同体中不断变化的权力动态。首先，随着铁路公司在经济

    中重要性的下降，它的地位也越来越边缘化。第二，随着制造公司经

    济重要性的提升，其地位也变得越来越核心。第三，由于公司对银行

    的依赖逐渐减小，银行在非银行董事会中安插高层人士的可能减少，自己的董事会接收来自非银行公司的官员的可能性增加；这一逆流也

    许反映了商业银行从主要权力中心到合作与沟通的角色的逐步转变。

    (Mizruchi 1982; Mizruchi and Bunting 1981)简而言之，美国大公司总是为富人所拥有和掌控，他们分享共同

    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纽带，这些社会纽带甚至比亲属纽带还要多。此

    外，早在19世纪初，银行和保险公司为普通民众保管的存款和保险费

    就被用于投资和公司的扩张。同样，董事和高管控制公司是美国商业

    系统的早期特征，而非传闻所说的20世纪上半叶股东失去对公司的控

    制，让位于银行家和经理之后发生的变化。(Bunting 1987)许多社

    会科学家认为，公司的发展和重组是对科技与市场变化的敏锐而高效

    的反应，这一传统主张丝毫没有关注权力因素。相反，历史学家和社

    会学家做出的研究表明，大公司的出现是对法律变化和阶级冲突的一

    种反应，尽管必须承认，运输和通讯的改善促成了这些变化。(Roy

    1997)

    在详细考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间的公司共同体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了解一下公司董事会。董事会

    董事会是公司的正式管理机构。它通常由10至15人组成，每年召

    开约十次会议，每次一至两天。休会期间接受报告和其他信息。各种

    董事会委员会也会定期与高层管理者会面。董事会中设有一个规模更

    小的执行委员会，碰面的次数通常更为频繁，而最重要的个体成员有

    时则会每天都与负责公司日常事务的管理层进行沟通。董事会最重要

    的职责是雇用和解聘高级管理人员，但也为采纳或拒绝重要的政策变

    化负责。当管理层内部发生冲突，公司陷入经济困境，或是有可能发

    生合并或收购事项时，董事会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董事会虽然是正式的管理机构，但董事会中的公司管理人员(被

    称为内部董事 )有时却在塑造董事会决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内部

    董事有时还会和两至三名非管理层董事(被称为外部董事 )一起，设定会议议程，塑造董事在政策决策上的看法，确定新的外部董事人

    选。在这些情况下，只要事情进展顺利，董事会在公司管理方面的作

    用只比橡皮图章略强一些，而高层管理人员在提名经营公司的接班人

    方面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若外部董事对首席执行官的管理感到

    不满，他们通常在几乎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要求他(她)辞

    职。2012年10月，花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就经历了这种情况，原因是

    一度处于领先地位的花旗银行(2007年全球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没

    有像其劲敌一样，快速地从2008年致命性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Silver-Greenberg and Craig 2012)

    尽管董事会的具体作用会因公司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大体上

    来说，董事会体现了公司共同体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除了挑选高层

    管理人员和处理危机之外，它们的重要性还会以很多方式表现出来。董事会代表公司向公司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和公众发表观点。新的所有

    者要求在董事会中拥有席位，从而巩固他们的位置并拥有一个“情报

    站”。选举对手公司的高管进入双方董事会，可能意味着因恶意并购

    企图而引发的冲突最终告一段落。商业银行也力争在董事会中拥有一

    席之地，以便追踪贷款并保证公司的未来业务发展符合自己的期望。

    顶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也会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在其他一两家公司

    担任董事，因为董事资格是一个看得见的标志，说明他们的建议在本

    公司以外得到尊重。董事资格还帮他们获取商界动态的一般性情报。

    此外，投资银行家、公司法律师以及学术专家也会在董事会出现，这

    标志着公司尊重他们的专业知识。大学校长、前政府官员、知名女

    性、杰出的非白人也会被任命为董事，这表明，他们的高地位和名望

    对公司形象极具价值，尤其是当公司被指责涉嫌种族或性别歧视时。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06，Chapters 2-4)

    董事会之所以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因。从

    最广泛的意义来讲，董事会是美国社会中公司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界

    面。因为存在这一角色，本书将以其为方法之一，来综合基于阶级的

    理论和来自组织理论的见解。从组织理论的立场来看，董事会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董事会可以参与分配稀缺资源、处理各种存在极大不确

    定性的情况，并且与其他对公司未来成功起关键性作用的组织建立联

    系。在董事会中，组织视角通过内部董事得以体现。内部董事是公司

    的全职雇员，他们关心组织的生存，因此会尽可能地化解新方案对公

    司日常运转的影响。内部董事将外部董事视作是组织的“大使”，因

    为他们能够帮助减少组织环境中的不确定性。(DiTomaso 1980)

    外部董事通常来自其他大型营利型公司或是富有的上层阶级，他

    们在董事会中代表着阶级视角。他们希望确保任何一个特定公司的新

    政策提议都能与他们其他的牟利机遇相辅相成，且不会损害政治领域

    中一般性的公共共识。外部董事拥有一系列“资源”，这让他们能够代表一种阶级视角，这些资源包括他们自己的财富、与其他公司或非

    营利组织的联系、对商业和投资的一般性理解，以及与其他富人、筹

    资人和政治家的多种联系。当需要选举新的领袖或选择新的政策方向

    时，这些资源能让他们发挥实质性的影响。(Ostrander 1987)一位

    前雅虎首席执行官(她仅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一年就被辞退)在回忆该

    公司董事会时曾说道：“我不理解，我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花时间

    ——用花时间这个词比较妥当——没有花时间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关

    系。”(Miller 2012, p. B4)公司共同体

    美国经济体量的庞大几乎无法用语言来形容。2012年，全国生产

    的商品和服务总价值约为151亿美元，几乎是1984年经济规模的两倍，1945年的六倍多。然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大部分都由相对少量的雇用

    了上千甚至更多员工的公司提供，这些公司占据了利润的大部分份

    额。根据一项综合性调查(该调查尚未更新)，到2000年，美国大概

    有550万家公司、200万家合伙公司，以及1770万家非农场独资公司，这其中，拥有一千名以上员工的公司只有8300家，仅占公司总数的

    0.015%。经济财富的所有权甚至更为集中，《财富》500强公司占据

    了全美公司57%的利润，但仅雇用了16.3%的私营部门劳动力。

    (White 2002)

    20世纪70年代到2010年之间，几项针对大型公司的研究详细介绍

    了现代公司共同体。首先，就公司关联而言，它是一个“广泛的”网

    络体系，所包含的公司在2010年《财富》500强公司中占87.5%，在

    2001年930家大型公司中占84%，在1996年的1029家公司中占87.6%，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800家大公司中占90%。(Barnes and Ritter

    2001; Davis, Yoo and Baker 2002; Domhoff 1998, PP. 36-40;

    Mariolis 1975; Staples 2013)此外，大多数公司之间只有三四

    个“步骤”或“连接”之遥，但实际上，对于网络中的成员来说，通

    常只有前两个连接比较明显(尽管消息和八卦可能会传到他们不认识

    的人耳中)，因为大多数董事，和任何环境中的人一样，视野都无法

    超越“朋友的朋友”的范畴。

    2010年针对《财富》500强进行的研究为本章和第四章更深层次的

    研究提供了起点。在这一研究中，包含了87.5%《财富》500强公司的大型网络并不“密集”。这是因为在一个盘根错节的网络中，公司之

    间的联系只占所有可能联系的很小一部分。然而，公司共同体没有一

    个“核心”或是“中心”。处于网络中心的是拥有最多关联的公司，这些公司间的关联相对更为频繁。2010年，在董事关联总数方面最核

    心的30家公司包含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国际商业机器公

    司(第3位)、福特汽车(第7位)、威瑞森通信(第9位)、通用电气

    (第14位)、麦当劳(第15位)、联邦快递(第21位)，以及通用磨

    坊(第30位)。

    当我们将六大商业团体的董事添加到《财富》500强的数据库时，506家组织中有453家(占比89.5%)都属于同一个大型网络，这意味

    着添加这些团体仅仅将少数“孤僻者”引入网络中。它还揭示了网络

    中严重的“冗余”现象：即使某些连接断裂，网络也不会解体。同样

    值得注意的是，六家综合商业团体中，有五家拥有最高的中心性排

    名，而第一步分析中最核心的30家公司中，有28家跻身扩大版网络中

    最核心的40家公司。这些结果以系统的方式证明了此时大多数读者都

    已预料到的事实：核心大公司与商业团体紧密相连。(Staples

    2013)表2.1(第28—29页)呈现了这一分析的结果。

    公司共同体中商业圆桌会议和商业委员会的中心性还能够通过另

    一种方法得以证明，该方法尝试只利用271人(这些人可能只属于两个

    组织中的一个，也可能同时属于两个组织)重新创建整个网络，随后

    观察其还原程度。结果显示，《财富》500强公司中，有40%都与商业

    圆桌会议和商业委员会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换言之，即使相当多

    的公司都与彼此失去了直接联系，它们仍然能够通过商业圆桌会议和

    商业委员会与彼此建立关联。

    表2.1 公司共同体中中心性排名最高的40家公司(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的是将商业

    团体加入公司网络之前的公司排名) 〔2〕私营公司和金融公司

    2001年，除了上千家通过股票交易将股票卖给大众的公司之外，还有212家公司销售额达20亿美元以上，这些公司为家族成员或少数私

    人投资者私人所有；其中有65家的规模足以跻身《财富》500强，而且

    大多数公司都拥有10,000至142,000名员工。(Forbes 2011)还存在

    许多私人金融公司，它们不仅向所有公司提供金融服务，还拥有其中

    的很多公司，其中会参与买卖大公司(“私人股权投资”公司)。私

    人股权投资公司有时会购买公司将其转为私人所有，有时会将私人公

    司变为上市公司，有时还会向其他公司低价出售部分新购买的公司，这取决于哪些举措能带给它们更多的利益，获益的形式包括减税，或

    是大学捐赠基金、政府养老基金购买股票等。(Appelbaum, Batt and

    Clark 2012; Nanea and Smith 2012)针对《财富》500强董事、商业

    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成员的抽样研究显示，私营公司和金融公司通

    常都是公司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中的部分所有者还会参与第四章讨

    论的政策规划网络以及第五章讨论的舆论塑造网络。

    嘉吉公司是一家经营范围涵盖多种食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在65

    个国家拥有142,000名员工，在《财富》500强中排名第19位。该公司

    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都在一家《财富》500强公司董事会任职，且首

    席执行官还是商业委员会的一员。5个外部董事中有3人在多个《财

    富》500强公司任董事。2010年最大的20家私营公司中，有5家出现在

    商业圆桌会议上。继续查看排在后边的私营公司，排在84位的卡尔森

    拥有酒店、餐厅、度假村，雇用了52,500名员工，卡尔森家族的一个

    成员在埃克森美孚的董事会中任职。卡尔森公司的另一位董事，已退

    休的百思买首席执行官，还兼任通用磨坊的董事。嘉吉的首席执行官

    也是董事会一员，这使得卡尔森与商业委员会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卡尔森家族的成员还在大学和文化组织担任董事，这些人也在

    《财富》500强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另一方面，一些私营公司与《财富》500强或六大商业团体之间并

    不存在联系。科氏工业集团是美国第二大私营公司，如果它的股票公

    开上市交易，它会在《财富》500强中排名第29位，屈居波音公司之

    下。科氏工业集团没有在《财富》500强董事会任职的领导。但它的两

    大所有者，大卫·H.科氏和查尔斯·G.科氏(他们从父亲那里继承

    了这家公司，并将其打造成今日的产业巨头)，与许多其他公司董事

    一同隶属于各种文化委员会董事会。两兄弟还因在21世纪成为极端保

    守主义智库和共和党右翼的主要捐赠者而名声大噪。

    2011年五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TPG资本、高盛直接投资部门、凯

    雷集团、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集团和百仕通集团)以《财

    富》500强公司所有者、公司董事、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成员的

    身份成为公司共同体的一部分。TPG资本的三名创始人之一是通用汽

    车、哈拉斯娱乐公司以及未来能源控股公司的董事。高盛的头号合伙

    人和百仕通集团的共同创立者是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

    凯雷集团和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集团的主要合伙人是商业委

    员会的成员。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集团是2011年第四大私人股权投资

    公司，20世纪80年代后期，作为首个参与恶意收购大公司的早期私人

    股权投资公司，它一度声名狼藉。该公司的主要合伙人亨利·克拉维

    斯有时会被当作白手起家的大佬之一，但少有人知道他的父亲身价达

    数百万。他曾同时在8家董事会任职，包括西夫韦公司、纳贝斯克，以

    及他和合伙人在1986年后收购的吉列公司等。他的表弟兼合伙人乔治

    ·罗伯茨也在这其中7家董事会任职，同时还在另一家公司担任董事。

    2011年，67岁的克拉维斯只在一家董事会任职，而67岁的罗伯茨则辞去了所有董事会职务，但他们的公司仍与许多公司存在联系，两人的

    身价分别达到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

    就公司共同体而言，这一章节只触及皮毛，因为社会学研究中可

    以参考的系统性研究非常少。然而，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探求公司

    共同体的全貌。例如，可以研究顶级公司与排在《财富》1000强中靠

    后位置的公司的关系。以排在一千位的SRA国际公司为例，这家公司的

    一位董事(他在加入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前曾任职于摩根大通)也同时

    是Sungard数据系统公司(《财富》排行榜第380位)的董事。反过

    来， Sungard也有一位董事在美国医院集团公司(排行第77位)担任

    董事，还有一位则是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另一位SRA国际公司的董事

    是普罗维登斯私募公司集团(全美十五大私人股权投资公司之一)的

    合伙人。研究公司共同体中的联系时，SRA国际公司是最不可能被用作

    起点的案例，但如果在未来对其进行更充分的研究，也许能够揭示公

    司共同体的复杂性和范围，尤其是对更多的金融公司进行研究之后。

    国防公司是独立的吗？

    欧洲国家自16世纪起就建立了庞大的军队，目的在于扩大领土或

    抵御邻国的侵袭，与这些国家不同，美国直到二战才拥有大型的军事

    机构。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历史上联邦政府规模相对较小的原因，因

    为从12世纪有记录以来，军事预算一直是国家的最大开支。(Mann

    1986; Mann 1993)20世纪40年代之前联邦政府相对较小的规模还解释

    了为什么大型公司能够在塑造政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第六

    章和第七章所示)。然而，自二战以来庞大的国防开支让一些社会科

    学家断言，存在一个独立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它能够赢得自己

    所需要的预算拨款，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于公司共同体。

    有三个主要发现与这一观点相矛盾。第一，几家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如波音、通用电气、联合技术公

    司，同时还生产升降机、扶梯以及其他工业产品，因此，即便没有军

    事合同，这些公司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公司。第二，针对二战以来专门

    从事武器制造的少数几家公司进行的研究显示，通过银行联系和连锁

    董事，这些公司已经完全被整合进了公司共同体；此外，它们的董事

    和其他公司董事读的是同样的大学，加入的是相同的俱乐部。

    (Johnson 1976)

    对2010年顶尖国防承包商的董事关联进行的研究显示，他们被进

    一步整合进了更大的公司共同体当中。比如，2010年最大的国防承包

    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六家非国防公司存在董事关联，这其中就包

    括与孟山都化学公司的两个关联。排名第二的波音公司，与其他12家

    非国防公司存在联系，包括与雅培的两个关联。同样，2011年，排名

    第五位的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与12家非国防公司也存在着联系，包

    括与迪尔公司的两个关联。此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有一位董事是

    商业委员会的成员，波音公司有一位董事是商业委员会的成员，有一

    位是商业圆桌会议的成员，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有一位董事同时隶

    属于商业委员会和商业圆桌会议。更广泛地说，21家有实力进入《财

    富》500强的国防公司完全融入到了之前章节讨论的公司网络中，正如

    以下这一事实所证明的：一个以这21家公司董事为主体的网络，共吸

    纳了其他119家公司和六大商业团体中的五家，而商业圆桌会议和商业

    委员会仍然处于中心位置。

    第三，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观点与以下事实相

    矛盾，那就是，国防预算在总体经济产出(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

    占的比例会因外交政策危机和军事威胁的影响而上下浮动。这显然

    与“国防承包商和他们五角大楼的盟友有权力为自己分配所有想要的

    预算”的想法不符，否则，国防预算占GDP的比重就会一直保持稳定，或是不断增长。而事实上，国防预算在经济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在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后都有所下降。(Goertzel 1985)冷战结束

    后的十年间，国防支出也出现了大幅度的缩减，虽然国防预算继续上

    涨，成为联邦总预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我们能够发现，似乎公司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军事-

    工业综合体，同时还是美国消费者购买的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

    商。比如，波音公司，作为2011年第二大国防承包商，55%的营业额

    都来自民用销售。同年排在第十位的国防承包商霍尼韦尔公司85%的

    营业额都来自民用销售，其业务包括空气净化器、汽车产品等各类产

    品的制造，同时还涉及石油、天然气、医疗保险以及消防等领域。只

    有排第一位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民用收益占5%)以及第四位的雷

    神公司(民用收益占7%)主要依赖于军事合同。(Defense News

    2012)作为一个领导团体的董事网络

    公司共同体内部的关联由同属于两家以上董事会的董事创建，2010年，这些董事占《财富》500强公司董事总数的18.7%。自19世纪

    早期以来，无论公司网络的大小如何，这一比例一直未发生太大的变

    化。(Bunting 1983; Roy 1983)过去的研究显示，从人口特征上来

    看，同时在两家及以上董事会任职的董事与其他董事并无区别，但这

    些人在更多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董事，且更频繁地被委任以政府职

    务。(Dreiling and Darves 2011, pp. 1542-1543; Useem 1979)他

    们因此成为《财富》500强公司以及与这些公司相关的私营公司和金融

    公司的领导核心。但是，《财富》500强公司以及六大商业团体完整数

    据库中的5044位董事才是总的领导团体。

    2010年，处于公司共同体核心的那几千位《财富》500强公司董事

    都是谁呢？他们大多数都是公司经理、商业银行家、投资银行家和公

    司法律师，但也有少数是高校行政人员、基金会主席、前任民选官

    员，以及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代表。他们中的85%是男性，87%是白

    人，6.7%是非裔美国人，3.1%是拉丁裔美国人，2.4%是亚裔美国

    人。(Zweigenhaft 2013)

    与三四十年前相比，就女性及有色人种人数而言，今天的公司共

    同体具有更大的多样性，这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结果。然而，这一多样性却极具讽刺意味，因为公司董事会中的女性和有色人种的

    社会阶级和教育背景与他们的白人男性同仁非常相似，而与那些为争

    取更多包容而参加运动的群体却存在很多差异。他们还和那些白人男

    性中的大多数一样，信奉基督教，支持共和党的政治。而就担任公司

    董事的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而言，他们的肤色往往比其所在群体领袖的肤色要浅。(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06)至此，结合

    其他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白人男性董事选择的是与他们的阶级、教育和肤色最相似的新时代女性和少数族裔。还有证据显示，女性和

    少数族裔董事在商业及政府议题上的立场往往与其他董事相同。更为

    讽刺的是，他们的显赫地位让此前被排斥的群体不再注重集体行动

    (如社会运动)，而是开始关注个体的擢升。(Pettigrew 2008;

    Wright and Lubensky 2009; Zweigenhaft and Domhoff 2011, pp.

    139-141)

    这一由关联董事创建的广泛的公司网络，为逐步培育共同的商业

    和政治视角提供了一个总框架。这个框架是一个基础，它将朝着更普

    遍的阶级意识发展，并通过商业组织和环境得到强化(将在第三章和

    第四章讨论)。因此，通过研究关联董事和公司网络所获得的认知，是理解公司权力时一个有效的起点。但这并不能替代其他研究，即揭

    示政策观点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自由派-劳工联盟内部在特定问题上

    发生冲突时政府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公司法律师

    自美国公司形成起，就有专门从事公司法业务的律师。这些律师

    在全美从业律师中只占很小的比例，通常以合伙人的身份在大公司工

    作，这些公司有上百个合伙人以及更多的“准合伙人”——他们是刚

    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为公司打工，希望最终能够获得合伙人资格。

    合伙人每年的收入通常能够达到几十万美元，高级合伙人甚至能够挣

    得上百万，但21世纪早期，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聘用自己的律师，因

    此许多独立的公司法律师事务所不得不紧缩开支，并尽可能地削减律

    师们的高额年薪和奖金。

    19世纪下半叶，公司法律师事务所的规模和重要性随着大公司的

    发展而不断增长。这些事务所的合伙人在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制定州

    级法律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使公司形式成为极富吸引力和安全感的

    避风港。在当时，公司正承受着来自改革派和社会主义者的压力，后

    者试图通过全国性的法律将大型公司分解或社会化。(Parker-Gwin

    and Roy 1996)在20世纪，公司法律师将特拉华州打造成一个税收和

    监管的避风港，在这里，公司能够得到法院偏袒，它们的秘密有了滋

    生的土壤，少数股东可以更轻松地维持对公司的掌控，并有余力将自

    己的巨额财富投资到其他产业。其他州的政府官员估计，2002年至

    2012年之间，他们在税收上大概损失了95亿美元，因为在他们州内从

    事大规模商业活动的公司都把正式总部注册在特拉华州。自由派批评

    家们认为，如果全国的公司都能受到高标准的联邦宪法的约束，公司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恃无恐，并将失去很多权力，但自由派议员并没

    有权力改变这一现状。(Nader, Green and Seligman 1976; Wayne

    2012)到2012年，共有285,000家公司(包括60%的《财富》500强公司)声称特拉华州是他们的大本营。(Dyreng, Lindsey and

    Thornock 2011)

    20世纪早期，公司法律师会为重要的法律案件提供诉讼要点，但

    却很少出现在法庭上。当公司碰上与其产品危害性有关的诉讼时，法

    律顾问会给公司支招，教他们如何广义或狭义地解读让其提供相关信

    息的要求。企业高管进行并购和收购时，法律顾问也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法律顾问还是公司和政府之间重要的中间人，有时作为行政机构

    主要部门的领导，有时作为白宫的法律顾问。离开政府部门之后，他

    们又回归私人领域，带回的新知识和拥有的人脉让他们在公司客户那

    里更加吃香。他们通常会加入公司的董事会，其中一些则在职业生涯

    后期成为了公司领导。因此，许多公司法律师都是此前章节讨论的公

    司领导团体的一部分。

    一些社会科学家声称，尽管公司法律师与公司联系紧密，但他们

    是有着道德标准和公共价值准则的“专业人士”，这使他们与公司共

    同体区别开来。然而，一项对芝加哥四大律师事务所进行的详细研究

    提供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律师是公司共同体的一个固有组成

    部分。他们只对自己的客户，而非职业或是道德准则怀有高度的忠

    诚。从事这项研究的社会学家在报告中写道：“大型公司的律师拥护

    的是自主思想，这体现在他们对法律机构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理

    解，以及对律师在客户面前扮演的角色的理解，但在现实中，这一思

    想意义不大。”相反，每当遇到“现实情况，这些律师总是满腔热情

    地试图使自己的客户利益最大化，很少与客户就提议的行动所引发的

    更广泛的牵连产生严重的分歧”。他总结道，公司法律师并非如他们

    所说的那样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客户利益在律师实践活动中的支

    配性地位与‘公司法律师在法律系统中扮演着调解人的角色’这个观

    点相矛盾”。(Nelson 1988, p. 232)公司法律师与客户关系紧密，因而缺少独立的权力，但他们仍然

    能够轻易左右法学院、美国律师协会、法庭和政治机构的意见。上文

    援引的那位作者总结道，公司法律师“维持着当前的权利和利益分配

    体制，并使其具有合法性”，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则是为了维护客户

    的利益：“这些组织在法律系统中的影响力源于且只服务于公司客户

    的利益。”(Nelson 1988, pp. 264, 269)

    社会化打造了公司法律师的重商心态，有社会学研究人员对曾培

    养出总统奥巴马及其夫人米歇尔·罗宾逊·奥巴马的哈佛法学院进行

    过详细的研究。以访谈和课堂观察为基础，该报告称，法学院的学生

    需要经历艰苦的社会化过程，其结果是，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建立“集

    体认同”之中，这无疑确保了他们最终成为公司共同体的一分子。

    (Granfield 1992)作为这一社会化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学生们被

    教导，事情不存在非黑即白，只不过是灰度不同而已。暑期实习让学

    生尝到了商业世界的滋味。他们开始觉得，自己能够就读知名法学

    院，必然非常出色，一定会有强势的律师事务所慧眼识珠，许他们至

    少十万美元的起步年薪。因此，虽然一些学生在最初加入名牌法学院

    时对公共利益法律感兴趣，但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选择投身公司法律

    师事务所。和许多年轻同仁一样，奥巴马女士毕业后也曾做过一两年

    公司法律师，为芝加哥最著名的公司效力。但她认为这项工作单调乏

    味，因此在政府和大学另觅职位。但此时她已经与她未来的丈夫邂

    逅，当时奥巴马在她所在的公司做暑期兼职，而米歇尔恰好是他的指

    导者。(Mendell 2007)

    正如米歇尔·罗宾逊·奥巴马和贝拉克·奥巴马的职业生涯所表

    明的，并非所有毕业于名牌法学院的年轻律师都会选择公司这一条

    路，而那些来自知名度更低的法学院的学生也不太可能这样做。一些

    人成为了出庭律师，代表受侵害或受伤害的个体或群体与公司对抗。

    他们通常被视为公司法律师主要的敌人，促使担任公职的共和党人提出了各种法案修改方案，对公司责任加以限定。面对来自公司共同体

    的反击，许多出庭律师成为了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另一些年轻律师

    选择为政府工作，成为了检察官或公设辩护律师。还有一些人则关注

    环境、民权以及劳工法案，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加入了自由派-

    劳工联盟。

    由于律师兴趣和观点的多样化，在权力分析中，笼统地将其看作

    独立于公司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一个职业来讨论，并没有太大意义。尽

    管律师们拥有的一些特质使他们成为有用的调解人和政客(将在第六

    章后半部分进一步讨论)，但就权力研究而言，必须确定律师专攻的

    是哪一种法律，同时需要明白，公司法律师其实是公司共同体的雇佣

    兵。从小农场到农业综合企业

    19世纪下半叶，大型农场的投票在州和国家选举中非常关键，对

    于日益庞大的全国公司而言，农场主通常是他们主要的反对力量。许

    多愤怒的农场主都是反公司平民主义和劳工联盟的一员，该联盟在19

    世纪70年代初期创建了绿背劳工党，并在19世纪80年代创建了人民

    党，目的在于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人民党拥护的几项改革最终都得

    到了采纳，如由政府委员会设定铁路税、参议员直接选举以及联邦

    税。

    但早在一百年前，农场主作为公司共同体挑战者的日子就已经结

    束。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民党被富有的农场主和地方商业领袖

    组成的同盟打败了。1900年至2010年之间，农场数量从650万猛跌至

    220万，而农场平均面积增至三倍，达450英亩。因此，存留下来的农

    场所有者成为了一个利益团体，而不是大型的平民运动。此外，在20

    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之间，越来越多来自中西部和大平原的大家族农

    场主开始与南方种植园园主、加州大牧场主和种植者一道，逐渐成为

    雇佣劳动(尤其是外来兼职劳动力)的老板，并认定自己是工商企业

    的所有者。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自由派和左翼人士的帮助和鼓励

    下，农场工人一直在不停地尝试组建工会，这使大多数农场主对自由

    派-劳工联盟更加反感，因而更加亲近公司共同体中的极端保守派。

    在2010年，220万个农场当中有98%仍是家族所有，余者则掌握在

    合作社和少数几家公司手中，绝大多数农场的规模都非常小。约60%

    的农场每年销售额不足一万美元，66%的销售额不足四万美元。农场

    所有者90%的年收入都来自农场以外，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的

    低薪工作，这些公司迁址到农村地区大多是为了避开工会。而在农场阶梯的最顶端，仅仅4943家农场就占据了2010年农场总销售额的

    20%，这些农场的销售额都在500万美元以上。而另外31,600家农场

    (销售额在100万美元至490万美元之间)则占据了总销售额的

    31.6%。这意味着仅由50,000家农场(在农场总数中占比略高于2%)

    就创造了51.6%的销售额。更广泛地看，销售额达二十五万美元以上

    的农场共有197,000家(占总农场数的10.2%)，它们的销售总额占据

    了农场销售总额的83.4%。(Hoppe 2012)

    因1933年《农业调整法》而生成的各种联邦津贴进一步提升了大

    型农场的重要性。1995年至2011年之间累计发放的津贴达2773亿美

    元，只有38%的农场享受补助，但津贴中的75%都落入了其中10%的

    农场的腰包。这些数据来自美国环境工作组建立的一个实时数据库，该组织依据《信息自由法》，成功地迫使政府公开了这一信息。

    (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2012; Sciammacco 2011;

    Williams-Derry 2001)

    许多农场都属于大型“农业食品”系统的一部分。“农业食

    品”系统这一术语是农业社会学家创造的，用以涵盖从农场到大型连

    锁超市的所有事物。供应链受公司控制，在生产环节中，《财富》500

    强公司，如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迪尔公司以及纳威司达公司，会

    向农民销售种子、化学肥料以及农业设备。农民生产出农产品后，则

    有另一批大公司接管业务。近40%的农场(大多数年销售额在十万美

    元以上)都与公司签订了生产或销售方面的合同，因产品的不同而变

    化。比如说，90%的甜菜和家禽产品都通过合同交易，但玉米、大豆

    以及小麦的销售合约只占总销售额的23%至26%。(MacDonald and

    Korb 2011)无论是否存在合同，三家公司控制了87%的玉米研磨业

    务，四家公司控制了85%的大豆加工业务，四家公司控制了82%的肉

    牛屠宰业务，四家公司控制了63%的肉猪屠宰业务，其他肉类、谷类

    以及牛群培育领域的模式也都与此相近。本章之前讨论的美国国内最大的私营公司嘉吉公司在上文中提到的四个具体农业领域中的三个领

    域都排名前四，而泰森食品公司和JBS公司(一家巴西公司)则在其中

    两个领域排名前四。(James, Hendrickson and Howard 2013, Table

    1; Lobao 2013; Lobao and Meyer 2001)而在将食品销售给普通消费

    者的环节，十家连锁超市占据了所有食品杂货销售额的53%。(Food

    and Water Watch 2012, p. 4)

    少数几位年销售额超过25万美元的农场主被吸纳到各种“农产品

    团体”之中，这些团体由生产特定作物的农场主组成，如美国大豆协

    会、全国玉米种植者协会等。还有两三个综合性的农场团体，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美国农场局联合会，该组织称自己为“农业的声音”。正

    如大家所知道的，农场局声称自己拥有600万名会员，尽管他们中大多

    数只是通过农场局旗下的几家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农场局曾在2011

    年斥资600万美元来游说国会，并在2001年至2011年之间向国会候选人

    累计捐款1600万美元。(Shearn 2012)它通常会和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以及商业贸易协会在政治领域组成同盟。然而，一家名为全

    国农场主联合会的农场组织却往往与自由派-劳工联盟在一些关键问

    题上结成同盟，该组织的根源和基础都在于中西部和大平原的小麦农

    场主。

    除了全国农场主联合会，大多数知名农场组织，如农场基金会、全国农场-城市委员会以及食品产业链中心都与销售种子、化肥、农

    业设施，或购买农场主生产的商品的公司之间存在无数的公司关联。

    以2011年为例，食品产业链中心的17人董事会包含了来自孟山都公

    司、泰森食品公司、诺伟司国际公司(一家动物健康和营养公司)、荷兰合作银行(一家总部设在荷兰的金融服务公司，主要服务对象是

    农场主和农业综合企业)的官员，餐饮和奶农行业协会的代表，几位

    农场主，两位农业学校院长，以及农场局的主席。农场局旗下的几家

    保险公司都持有农业食品综合体中公司的大额股票。正如这份简短的概述所显示的，农场主并非公司共同体的制衡力

    量。他们势单力薄，且大多数人从农场获得的收入都非常少，因此很

    难产生政治影响。同时，许多大农场主都与能够控制食物生产各个环

    节的几家巨头签有生产或销售合同。另外，生产大量经济作物的农场

    主还与大公司的经理们同在农场网络中各个组织的董事会中任职，这

    也使他们被整合到公司共同体当中去。小企业：并非制衡力量

    传统意义上的小企业是指雇员少于500人的企业。公司公关部门的

    领导和美国商会的领袖总是声称，小企业是公司共同体重要的制衡力

    量，这是因为美国大约有2200万家这样的企业，而拥有500名以上员工

    的企业仅有14,000家。小企业的销售额在所有公司销售总额中占据一

    半左右，它们的用工也占私营部门劳动力的一半。

    小企业在美国信念体系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人们相

    信，它们体现了所有美国人独立和进取的精神。它们的支持者声称，大多数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小企业创造的，但他们忽视的是，小企业

    的失败率极高，因此也是大多数人失业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小企业

    的就业岗位净增长数并没有大公司高。此外，小企业通常薪资更低，且不太可能提供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不仅如此，小企业所有者的数量过于庞大，其企业规模过于多

    样，他们缺乏金融资产，在政治议题上各持己见，因此很难形成任何

    集体力量以挑战公司共同体。美国的小企业中，约三分之一都属于家

    庭兼职的生意或是固定工作以外的副业，另外三分之一靠的是个人奋

    斗。其余的三分之一则分散在移民族裔聚居区，很少与社区之外的企

    业主接触。正因为这些问题，小企业主尚未建立自己的协会，为自己

    的利益进行游说。

    然而，有一个名为全国独立企业联盟(NFIB)的组织声称自己代

    表小企业的立场。该组织由一位前商会成员在1943年建立，旨在赚取

    会费，并为游说自己的保守主义政策偏好提供平台。它在20世纪70年

    代转变为一家非营利组织，自此被富有企业主组成的小董事会控制。

    全国独立企业联盟每年支付给管理层数十万美元，用来管理700名员工和1.7亿美元的预算。该组织的主席此前曾做过钢铁行业的说客，被里

    根政府雇用，他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该组织，在2012年共赚得743,000

    美元。

    该组织的十四人董事会包括了几位与小企业形象相契合的董事，例如得克萨斯州奥斯丁一家发电机维修店(有一二十名员工)的老

    板，在伊利诺伊州昆西拥有印刷和邮寄公司的某家族的成员，南卡罗

    来纳州某个小城镇中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的会计师，以及在西雅图拥有

    五处办公室的家族临时职介所的老板。然而，董事会中还有千万富翁

    坐镇，以全国独立企业联盟的主席为例，他拥有一家全国最大的独立

    办公室用品公司，同时还是弗吉尼亚商业银行董事会的副主席，2011

    年，该银行在华盛顿都会区设有30家营业点。

    另一位富有的总裁在她家族继承的公司担任金融总监，该公司涉

    及的业务包括抹灰泥和干式墙，通常与华盛顿地区商业建筑的开发商

    合作；另一位董事和她的医生兄弟以及丈夫(一位成功的投资人)一

    道，共同经营一家独立的癌症治疗中心，该中心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大

    的连锁治疗中心之一；还有一位董事将1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用来建

    立公司，向中型企业销售数据存储设备。最后，还有一位食品公司的

    主席，其公司由家族拥有和管理，2011年共有1500名员工，销售额达

    2.5亿美元，这使它成为18,000家拥有500名以上员工的“小企业”中

    的一个，这18,000家企业的员工数占所有小企业员工总数的一半。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2006, Table 7)

    2011年，全国独立企业联盟共有35万成员，仅占小企业总数的不

    到2%。旅行销售代表负责招收新成员，每个新成员注册时都需要向其

    缴纳会费。但该组织的规模一直未能扩大，因为每年成员流动率都达

    到20%。全国独立企业联盟会定期对其成员进行调查，以了解它们在

    关键问题上的政策偏好，但每次调查的回复率仅有20%。这些结果于

    是就作为小企业的代表性意见被提出，尽管和对小企业主进行的一般性调查的结论比起来，这些观点往往过于保守，事实上，小企业主通

    常和他们的群体或族群秉持相同的政治主张。(Hamilton 1975,Chapter 7; Kazee, Lipsky and Martin 2008)2008年，一项研究对

    拥有不多于100名员工的小企业主进行了调查，他们中有近三分之一表

    示自己是共和党，三分之一声称自己是民主党，29%的人表示他们不

    属于任何党派。尽管全国独立企业联盟声称自己是无党派组织，但在

    1989年至2010年之间，该联盟90%的捐款都流入了共和党的腰包。

    (Mandelbaum 2009)

    事实上，全国独立企业联盟是一个强势的极端保守派游说组织，它的领导层和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共和党，并与其他极端保守派组织紧

    密合作，在州和国会层面上为保守派共和党候选人筹集资金。(CMD

    2012b; Olson 2006; Shaiko and Wallace 1999)全国独立企业联盟

    从名为美国十字草根政策战略研究所的共和党政治行动委员会那里接

    受了大量匿名捐款，2011年至2012年之间，该联盟将其98%的竞选捐

    款都赠与了共和党。

    与全国独立企业联盟展现的形象相反，那些超越了兼职和单干的

    小企业往往都属于行业协会的一部分，后者从大公司那里接受大部分

    资助和指导。这些小企业还是国内两大综合商业团体的成员，即美国

    商会和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商会的会员包括超过18万家公司，2800

    家州商会和地方商会；全美制造商协会则吸纳了12,500家公司及其子

    公司。这些数字远比公司共同体中几百家公司以及规模超过500人的

    18,000家公司要大。

    此外，许多小企业都是以大公司为中心的经济网络的一部分。最

    鲜明而长久的例证就是747,000家向普通大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特许经

    营商户，如便利店、快餐店、购物中心、汽车维修点等。(IFA

    2012)至于有时被宣传成创新和新工作主要来源的小型制造公司，往

    往依赖的是向大公司出售零件和服务，因此，它们很难成为企业共同体的制衡力量。许多这样的公司初始规模都在一百人以上，这一事实

    表明，大公司的分包合同对于它们的创立和存活而言非常重要。事实

    上，它们通常都是大公司资产分派产生的新公司，旨在摆脱工会员工

    或获得税务减免。

    然而，并非所有的小型制造公司都与大公司存在直接的联系。许

    多小企业都是一名作家所说的“小工业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使小

    企业涌入南方各州，寻找低薪的非工会劳工。(Browne, Skees,Swanson, Thompson and Unnevehr 1992, p. 24)还有一些企业的创

    办要归功于大学中培育出的发明和专利，尤其是在电子和生物技术行

    业。

    综上所述，在美国，不存在能够与公司共同体对抗的“小企业共

    同体”。能够全日制运营且员工数达到一定规模的少数几家小企业都

    已通过不同的方式被吸纳进了公司共同体的权力网络，这些方式包

    括：(1)加入由大公司支配的行业协会；(2)成为大企业的特许经

    营店，以及(3)为大公司提供货物或服务。这些纽带将大多数与大公

    司有关的小企业置于严苛的市场制约和政治制约之下。小企业过于分

    散，因此对于控制着超过一半商业资产的几千家大公司而言，它们无

    法构成制衡力量。地方企业组成的增长同盟

    美国最重要的小企业都被组织成地方增长同盟 。这一同盟的成

    员都共享利益，即强化其辖区内的土地使用，自土地所有者、开发商

    以及建筑承包商起都被吸纳在内。地方银行、电气公司和百货商店的

    经理也是增长同盟的成员，因为当地社区的发展与他们利害攸关。这

    些以土地开发为基础的工商企业，只有在通过特殊利益过程寻求补

    贴，或是在涉及城市基础设施的问题上为国会中的支出同盟提供支持

    时，才会与本书的主题“国家层次的权力”发生直接的联系。然而，对这些地方企业进行简要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所有权阶

    级的复杂性，观察公司共同体和增长同盟之间偶发的冲突(尤其是环

    境议题)为进步派活动家创造的政治机遇。这些地方企业另一个令人

    感兴趣的原因是，它们也是大城市中地方政府、州政府与众议院候选

    人的主要支持者。

    在经济方面，处于地方增长同盟中心的空间企业家 试图将土地

    和建筑的房地产收益最大化。这与公司共同体的目标，即将产品和服

    务的销售利润最大化稍有不同。为强调这一差异，这里，房地产收益

    的概念不仅包括购买土地和建筑的费用，还包括租客和购房者付给房

    东、房地产经纪人、抵押放贷人和产权公司的款项。(Logan and

    Molotch 2007)更概括地讲，地方增长同盟和公司共同体是所有权阶

    级的不同组成部分 ，这意味着，作为资产所有者和雇佣劳动的雇

    主，他们同属于相同的经济阶级，因此和非所有者相比，他们之间有

    着更多的共同点。地方增长同盟加强土地使用的最佳方法就是吸引公

    司到这一地区投资——这是他们过去合作的主要基础。因此，空间企

    业家会竭力满足公司的需求，努力地为公司提供基础设施、市政服务、劳动力市场以及具有吸引力的政治气候。公司投资、大学和政府

    部门投资引发的增长会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金融活动更加活

    跃，消费者支出增长，而土地和建筑的价值也因此水涨船高。

    然而，增长同盟和公司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冲突。如果公

    司认为监管调控过严，或是税收和雇员工资过高，它们就有可能搬

    走。大公司的离开将给增长同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而这一现象在20

    世纪70年代后变得越来越频繁。此外，企业迁址也导致对手城市为吸

    引新的资本投资不断地展开竞争，这使得增长同盟之间、增长同盟和

    公司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最终的结果通常就是“竞次”：为

    了吸引公司重新安置，各个城市会提供类似税务减免、更宽松的环境

    监管等对公司有利的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关于工厂选址

    的研究都显示，在公司决定为生产设备选址或重新选址时，没有工会

    的环境和低成本的原材料才是决定因素，而环境法规和地方税收政策

    是次要的。(Bluestone and Harrison 1982; Dreier, Mollenkopf

    and Swanstrom 2004)

    公司共同体和地方增长同盟之间持续最久的冲突与清洁空气有

    关。早在19世纪90年代，蒸汽发动机和烟囱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问

    题，大城市(如芝加哥)的地方增长同盟试图迫使铁路和制造商对此

    加以控制。然而面对公司共同体权力上的优势，它们的努力往往以失

    败告终。直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匹兹堡和洛杉矶开始出现严重

    的断电和雾霾现象，增长同盟才得以在这些战争中获得几场胜利，使

    加利福尼亚州的州一级组织和立法机构得以开始缓和一些最糟糕的境

    况。公司共同体和增长同盟之间的冲突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们为20

    世纪60年代涌现的环保运动奠定了基础，环保运动正是利用了所有权

    阶级内部的这一分歧。(Gonzalez 2005)此外，郊区房主很快也产生

    了同城市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的担忧：喷洒的杀虫剂威胁着饮用水的安全，雾霾则危害着他们的健康。这使他们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

    环保运动坚定的支持者。(Sellers 2012)

    除了公司搬迁和其他城市增长同盟的竞争外，地方增长同盟面临

    的潜在的紧张和冲突还有另一个来源，即在扩张和发展上与居民区的

    冲突。对于居民而言，街区是用来利用和享受的，而增长同盟却将居

    民区视为可在未来进一步开发的地皮，并用“最高效地利用土地”这

    一信条为新的开发来辩护。因此，高速公路、街道拓宽、高层建筑以

    及商业大楼最终总是遭到街区的强烈反对。当城里的利益集团试图扩

    大中心商务区(通常以损害附近的低收入居民区为代价)，或是建造

    大型高速公路鼓励郊区住户利用市中心，这一冲突往往上升为地方政

    治的焦点。自20世纪60年代起，这一扩张主义形式的开荒战略很大程

    度上造成了城市内部的紧张局势，因为非裔美国人是迁移最频繁的群

    体，他们无法迅速地在白人居住区找到合适的住处，因此不得不搬入

    拥挤的经济型公寓，那里不仅租金昂贵，还缺少完善的生活设施。而

    城市地区精英私立大学的扩张(以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为首)则进

    一步加剧了这一紧张局势。这些大学大量买进校园附近的住房，紧接

    着又使这些土地免除了税金。(Domhoff 2005b; Rossi and Dentler

    1961)

    在与增长同盟之间爆发的一系列冲突中，居民区的成功率是非常

    低的。由于居民主要关注的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他们的抗议往往

    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也很少和同城其他居民区组成更大的同盟。然

    而，在20世纪后三十年也存在几个特例，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加利福

    尼亚州的圣莫尼卡，以及伯克利、波士顿、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城市极

    具影响力的努力，确实带来了一些改变，甚至引来了增长同盟领袖的

    重大反击。(Clavel 2010; Domhoff 2005a)最持久且最成功的案例

    或许发生在圣克鲁兹，由居民区领袖组成的同盟得到了来自租金控

    制、女性健康、女权社会主义以及环保组织活动家们的鼎力支持，他们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校区的学生选民通力协作，致力于阻止

    由该市增长同盟在1969年后提出的每一个以旅游为导向的发展计划。

    圣克鲁兹的进步派人士随后赢得了对市政府的控制，他们在1981年至

    2010年之间做出了许多旨在提高日常生活质量的小改变，但推动更大

    改变的尝试(比如说向地方房产所有者销售房屋保险)却在州级层面

    上受到了来自支持增长同盟的立法者的阻挠。(Gendron and Domhoff

    2009)(进一步了解圣克鲁兹和其他城市中以居民区为基础的同盟在

    1960 年 至 2010 年 之 间 产 生 的 影 响 ， 可 以 参 考 本 书 官 网

    whorulesamerica.net上的两篇文章：《地方层面的权力：增长同盟理

    论》与《圣克鲁兹：最左的城市》。)结构性权力及其局限性

    就公司权力而言，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第一，美国主要的国家

    级工商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组成了公司共同体。公司

    共同体中存在着持续的竞争和交易，它们会引发紧张的局势、长期的

    分歧以及私人恩怨，但公司共同体仍旧能够在共同利益上保持团结一

    致，这依靠的是将其整合的各大组织——全美制造商协会、世界大型

    企业联合会、美国商会、商业委员会、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以及商业

    圆桌会议。第二，本章讨论的其他经济利益集团——小农场主、小型

    企业和地方增长同盟——没有一个能够为有效反抗公司共同体提供组

    织基础。第三，公司共同体中的公司董事通过他们在董事会议以及商

    业协会中建立的数不清的联系，为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公司领导团

    体提供了基础。

    商业活动赋予了公司领袖可观的直接权力。比如说，他们可以选

    择在何时、何处投资。如果认为新的法律或工会合同对他们构成了威

    胁，他们可以迁移或关闭他们的工厂和办公室。除非受到工会合同的

    限制，否则他们能够随意地雇用、提升和替换工人，且常常随心所欲

    地解雇上千名员工。这些经济权力使他们对大多数美国人具有一种直

    接的影响力，工人的收入来源于工资和薪酬，因此在直接挑战公司时

    往往犹豫不决。经济权力还赋予了公司共同体对民选和委任官员的间

    接影响力，因为一个城市、县或州的发展和稳定可能因缺少私人投资

    和无法提供就业岗位而陷入困境。

    简而言之，在公司领袖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公司共同体

    的绝对经济权力就能够对政府产生影响。这是因为公司所有者拥有按

    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何时花钱的合法权利，而政府官员则无力接管投资资金创造就业的职能。除非遇到严重的金融危机，否则政府通常都需

    要迎合企业。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满足公司领袖的需求，就有可能出现

    经济问题，最终导致人们萌生选择其他政治领袖的念头。由于大多数

    政府官员都不希望丢掉乌纱帽，因此他们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满

    足商业领袖的需求，并保持经济的健康运行。(Lindblom 1977)

    公司对投资功能的掌控，加之关闭工厂和辞退员工的权利，为公

    司共同体内部的领袖提供了一种结构性权力 ，结构性权力源自经济

    正常运行的模式，它独立于公司领袖试图直接影响政府官员的努力。

    虽然结构性权力非常强大，但它本身并不足以使公司富豪支配政府，尤其是面临经济或政治危机时。首先，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政府官

    员转向非商业选民以寻求他们对新的经济规划的支持。比如，私人所

    有权和市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似

    乎不大可能，但政府确实可以创建公司参与市场系统竞争，为它们提

    供投资的基金，或雇用失业工人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以此来重振萧

    条的经济。事实上，二战之后不久，自由派-劳工联盟曾推动过类似

    的立法，只不过最后在国会中输给了保守派同盟。(Bailey 1950;

    Domhoff 1990, Chapter 7)

    其次，在经济持续低迷时，结构性权力无法遏制员工占领工厂或

    破坏私人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领袖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工厂

    和设备。他们不得不借助政府，阻止未被授权的人员进入工厂，或是

    驱逐那些拒绝撤离的工人。2008年12月，芝加哥就发生了一起类似的

    意外事件。当时，共和门窗制造公司在没有任何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关

    闭，企图搬迁到工资更低的另一个州，该公司的工人在拿到公司拖欠

    的遣散费和假期薪金前拒绝离开。工人们还决定扣下他们在前几周为

    公司制造的窗户，以此作为和公司谈判的筹码。

    芝加哥的官员和当选总统奥巴马都表达了对该公司工人的同情。

    该市市长理查德·M.戴利并没有命令警察强行驱逐工人离开工厂。尽管美国银行当时已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防止其破产的250亿美金的救

    助，但一开始仍拒绝向这家公司提供贷款用以支付失业工人最后的薪

    水，然而在舆论哗然之后，美国银行又迅速改变了主意。(Luo and

    Cullotta 2008)人们最后还发现，当时美国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持有

    该公司40%的股份，该银行最终同意帮助提供拖欠前员工的钱款。摩

    根大通中西部地区董事长威廉·M.戴利是芝加哥市长的兄弟，同时还

    是奥巴马总统的早期支持者，他鼓励以和解的方式结束这场备受关注

    的静坐示威。(三年后，威廉·M.戴利担任了一年的奥巴马总统白宫

    幕僚长。)

    共和门窗制造公司的静坐事件清晰地表明，结构性权力主要关注

    的是公司共同体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它无法遏制公司所有者和工

    人之间动辄爆发的权力冲突，这意味着如果地方政府不愿意采取镇压

    措施终结抗议，强大的银行和与之关系密切的高管(比如说这个例子

    中的威廉·M.戴利)不得不提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在美国，并非

    所有类似的冲突都是非暴力的，例如，1877年，面对突然的减薪，愤

    怒的铁路工人发起了罢工行动。随后爆发的冲突造成超过100人死亡，大多数人都死于3000名联邦军人之手，他们乘坐火车辗转各个城市，试图平息一场场骚乱。仅在匹兹堡就发生了20起死亡事件，为报复政

    府对他们使用武力，愤怒的民众洗劫并焚毁了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局拥

    有的39栋建筑、104个火车头、46辆客车和1200辆货车。(Stowell

    1999)

    20世纪30年代的动乱中，死亡和毁坏财产并不普遍。但在1933年

    共有15名示威者身亡，1934年有40位，而1937年工会承认的静坐示威

    就有477次。(Fine 1969; Piven 2006, p. 88)值得注意的是，许多

    静坐示威都是由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器工人联合会发起的，几十年

    后代表芝加哥共和门窗制造公司工人的也正是这家工会，这表明，来自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的传统和组织记忆，依然存留在工人阶级的文

    化之中。

    这些例子清晰地表明，公司共同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确

    定性，因为并不是在所有的经济环境下，基层民众和政府官员都能接

    受公司所有者的观点。如果公司领袖想靠拒绝投资使政府屈服，或是

    在面临经济萧条时消极被动，那么就会引发风险。历史和诸如共和门

    窗制造公司工人所采取的突然行动让公司领袖明白，他们必须从三个

    选项中做出选择。他们需要做出决定，自己到底是希望和心怀不满的

    员工直接讨价还价，还是鼓励政府实施改革，抑或是借助警察的力量

    镇压动乱。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在和平妥协和镇压之间做出选择。因

    此，公司领袖相信，他们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对公众舆论和政府官员产

    生影响，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已经建立了各种组织。在一次研究访

    谈中，一位社会学家曾向一位公司高层领导指出，他的公司也许已经

    拥有足够的结构性权力，因此无需再努力影响民选官员。这位高管回

    答说：“我不确定，但我不希望见到你说的这种情况。”(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