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多元地理塑造了多元的生活

    第二章 罗马的统治奠定了物质的基础

    第三章 西哥特与摩尔人入侵：埋下反抗之种

    第四章 两个西班牙的对峙与破碎的中世纪版图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与黄金世纪的降临

    第六章 盛极转衰的帝国统治，塞万提斯早有预言

    第七章 王位继承战争与迟滞的工业化进程

    第八章 拿破仑战争：被支配的恐惧

    第九章 工业革命：西班牙人懒惰被动吗

    第十章 君主制的终结与“1898年一代”的改革愿景

    第十一章 西班牙内战：双方同样残酷

    第十二章 暗潮涌动的佛朗哥统治

    第十三章 重获新生：君主立宪的重建与世界参与者

    第十四章 结语：一个不断做选择的国家

    重新发现欧洲：西班牙何以成为西班牙

    A BRIEF HISTORY OF SPAIN

    作者：[英] 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

    译者：高银

    出品方：未读·思想家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Copyright ? Jeremy Black 2019

    First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19 by Robinson, an imprint of Constable Robinson. This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Brown Book Group, Londo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前言

    1787年，当亚瑟·杨格(Arther Young)游览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比利

    牛斯山时，他发现自己下榻的客栈不尽如人意，床硬，跳蚤、鼠患肆

    虐。但是，早在1742年，乔治·卡尔顿(George Carleton)便就西班牙之

    趣味做出了更好的说明。他笔下的马德里是这样的：

    美味的水果种类如此之多，我必须承认我从没见过哪儿的水果种类

    可以与之相比……他们的兔子没有我们英格兰的那么好；他们有许多山

    鹑，比我们的个儿更大、羽毛更美。因为西班牙没有草场，所以他们几

    乎不出产牛肉。但是，这里的羊肉很多，味道也极好，因为他们的羊只

    吃野菜；猪肉也很美味，因为他们的猪只吃栗子与橡子。

    西班牙占据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把葡萄牙挤到了边上，这片

    半岛区域明明是个次大陆，却假装成一个大一统国家。西班牙一度表现

    为鲜明的西班牙性以及独特环境与特色文化互相作用而组成的复杂混合

    体。其历史反映了这些混杂元素之间的冲突，除西班牙本国、本地区的

    过往外，西班牙在世界大格局中的流变同样是其历史的重要主题。事实

    上，从哥伦布1492年的首次航行开始，西班牙与世界的历史联系就对它

    的全球影响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直到1898年失去古巴、菲

    律宾与波多黎各之前，西班牙的殖民地对其国内局势以及它在欧洲的分

    量，都有着持续性的重大影响。此外，正如本书即将指出的，西班牙的

    历史远非必然：政治与勇士的作用举足轻重。

    这个国家的历史深受“历史战争”的影响——当下的争端与历史遗留

    问题之间的交锋无休无止。此主题将贯穿本书始终。这一点很重要，因

    为它有助于解释历史遗迹如今以何种方式呈现，解释为什么这些遗迹留

    存了下来并且可供人观瞻。人们应从这些“历史战争”出发，来阅读旅行

    指南与其他资料。这些战争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它们尤其

    影响了人们对罗马占领西班牙这件事的解读方式，包括对敌军中出色将

    领的看法。更近的战争有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

    (Christian Reconquista)，16世纪到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18世

    纪波旁王朝的中央集权，西班牙对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反应，1812—1931年君主制短暂废除期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政权反复交替的局面，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的背景及冲突本身，佛朗哥掌权时期(1939—

    1975年)以及随后的历史时期。所有这些历史，均为当时的目光所审

    视、为后世的笔触所描绘，提供了一个个饱含争议的时代背景。

    这个过程还将继续下去。写一部去政治化的西班牙史基本是件不可

    能的事，因为西班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它的过往历史塑造而成的。例

    如，收复失地运动推动了西班牙对美洲国家的征服，在那些地区开采金

    银的活动反倒导致了西班牙国内的经济停滞，而不像如今的中东地区那

    样，大发石油财并因此实现了经济繁荣。

    获邀写一部西班牙简史也给了我一个故地重游的机会，这有赖于诸

    位东道主以及与我同游之人的帮助。四处讲学让我得以游历巴塞罗那、毕尔巴鄂、卡塔赫纳、罗德里戈城、科伦纳、埃斯科里亚尔、格拉纳

    达、马德里、马拉加、潘普洛纳、萨拉曼卡、圣塞瓦斯蒂安、圣地亚哥

    与维多利亚。我想在此感谢诸位学者及其他促成我旅行的人，感谢他们

    的热情好客。以下诸位对本书较早一稿的评价使我受益匪浅：西蒙·巴

    顿、西尔维亚·伊斯佩尔特·邦宾、塞尔吉奥·何塞·罗德里格斯·冈萨雷

    斯、恩里克·加西亚·赫南、理查德·希契科克、尼古拉斯·英曼、理查德·

    卡甘、马克斯·金、马克·劳伦斯、尼克·利普斯科姆与海科·维尔纳·亨

    宁。同时，我也与许多人一道缅怀西蒙的溘然早逝，他是我多年的同事

    与朋友。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带我去阿利坎特，感谢莎拉与我一起在科

    尔多瓦、马德里、塞维利亚及西班牙北部度假。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好友

    泰勒·唐宁。第一章

    多元地理塑造了多元的生活

    环境以其自身的运作规律与严酷条件

    塑造了西班牙历史。

    “西班牙的雨大多落在平原上。”呃，不，并不是这样。但是这句因

    《窈窕淑女》(1956年)而广为人知，后来又被歌唱喜剧二人组夫兰达

    斯与史旺(Flanders and Swann)拿来调侃了一番的台词，着实把握住了

    人们理解西班牙环境的必要性。萧伯纳最初的剧本《皮格马利翁》

    (1913年)里并没有这句话，但它却出现在1938年的电影版中，后来更

    是在艾伦·杰伊·勒纳(Alan Jay Lerner)填词的1956年音乐剧中走红。在

    西班牙语里，这句话直译为“塞维利亚的雨是个奇迹”。

    事实上，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一种环境，而是多种环境。因为，西班

    牙的环境多种多样，对旅人来说可谓复杂多变。然而，最近的几十年

    间，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尤其是令人震惊的高速铁路干线的修建，环

    境上的复杂性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其中，让人尤为称奇的是长达1900英

    里(约3100千米)的西班牙高速铁路(简称AVE)。它连接了马德里、巴塞罗那与塞维利亚，包括从巴塞罗那出发，途经巴伦西亚、格拉纳

    达，终至塞维利亚的计划扩建的高速线。1992年，西班牙首条高速铁路

    干线开通，以马德里为起点，以塞维利亚为终点。2015年，该线延伸至

    加的斯(Cádiz)

    [1]。2004年，从马德里到马拉加的高速铁路运行时间

    为2.5小时。2008年开通，由马德里途经萨拉戈萨，终至巴塞罗那的高

    速线，全长386英里(约621千米)，运行时间大致相同。西班牙高速铁

    路也与法国铁路线连通了起来。此外，西班牙铁路产业享誉全球，铁路

    网也建到了国门之外，例如，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麦地那高速铁路。

    如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已成为基础设施的一大组成部分。国内

    民航服务同样起到了折叠空间、改变时间、加速地上传输的作用。而

    且，航空服务在经济领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它能确保深居内陆

    的马德里的居民可以在清晨吃到空运来的鲜鱼。事实上，马德里居民会告诉你，他们拥有西班牙最好的鱼。

    不过，这一切其实是在不久前才出现的。19世纪末，在人们将烈性

    炸药用于隧道挖掘之前，地形就塑造了西班牙不同地区的鲜明特色，同

    时也把这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山脉拉长了距离，隔断了不同区域，在

    恶劣天气加剧了种种地势问题时，这种隔断感显得尤为突出。彼时，无

    论是从国外前往西班牙，还是在西班牙国内旅行，旅人都面临着重重困

    难。

    要到西班牙的话，就得翻过比利牛斯山。这项任务由于冬天的天气

    与春天的融雪而变得异常困难，因为融雪会使河水猛涨。比利牛斯山脉

    海拔11168英尺(约3404米)，长期以来充当着国境分界线。山脉将过

    去的某些王国的领土一分为二，譬如阿拉贡王国、纳瓦拉王国。也就是

    在不久前，一些天然屏障才被清除。例如，东比利牛斯山一段开通了维

    耶拉隧道(Túnel de Vielha，1948)与卡尔迪隧道(Túnel del Cardí，1984)。在西比利牛斯山，连接法国与西班牙的松波特公路隧道

    (Somport road tunnel)于2003年开通。比利牛斯山中段尚无隧道。

    海上航行的困难直到人们利用蒸汽机克服了常见的海风(或者无

    风)、洋流与暴风雨的问题之后才得到解决。当时，各种问题在船舶由

    比斯开湾驶向西班牙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时尤为明显。

    关于西班牙国内的情况，1787年亚瑟·杨格提到了那里“糟糕的公

    路”。1729年，在从巴黎前往塞维利亚途中，威廉·斯坦霍普(William

    Stanhope)抱怨说，在西班牙旅行时，只有蹲在马背上才跑得快，但这

    个姿势可不舒服。而且，就算骑的是骡子，旅行者也得保持这个姿势行

    进100里格

    [2]。纳瓦拉自治区的特殊性，甚至说巴斯克地区的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其地理位置的与世隔绝，尽管在历史上，阿斯图

    里亚斯与坎塔布里亚更加难以到达。无论铁路如何缩短了马德里与巴塞

    罗那之间的距离，空间上的间隔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二者政治上的对

    立。

    人们无法认定西班牙具有单一的地理特征，这倒不是因为它面积太

    大，但国土面积确实是一个影响因素：西班牙的国土面积远超英格兰。

    其面积约为194980平方英里(约505000平方千米)，是仅次于俄罗斯、乌克兰与法国的欧洲第四大国。西班牙没有一种单一的地理特征，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可以充当全国中心地带的河谷，遑论能与尼罗河、密西西

    比河、多瑙河或者长江相提并论的河谷地区了。

    相反，西班牙地势以高原为主，梅塞塔高原(the Meseta)将全国

    的平均海拔拉高至640米。梅塞塔高原占据了西班牙中部的广阔领土，周围大多为山脉所环绕，尤其是西北面的坎塔布里亚山脉、南缘的莫雷

    纳山脉，以及东北面的伊比利亚山脉。越过后面两座山，便有较大的河

    谷了，流经此区域的是瓜达尔基维尔河与埃布罗河，它们分别是安达卢

    西亚自治区与阿拉贡自治区的重要河流。在这两处河谷之外，巍然耸立

    着更高的山脉，分别是内华达山脉与比利牛斯山脉。在众多山脉与海岸

    之间有许多滨海平原。随着重要河流，尤其是埃布罗河与瓜达尔基维尔

    河，一路奔流入海，这些滨海平原的面积会越来越大，重要性也渐次上

    升。杜罗河与塔霍河流经葡萄牙，并分别从波尔图与里斯本注入大西

    洋。

    滨海平原在北面的坎塔布里亚山脉与南面的内华达山脉处要狭窄得

    多。在那里，就算称不上目之所及都是山，至少视野会受到群山的限

    制。基本上，地中海、大西洋、葡萄牙国界线，以及作为法国与西班牙

    两国界山的比利牛斯山脉，共同构成了西班牙疆域的边界。

    从环境与农业角度来看，西班牙的海岸线在地质上存在巨大差异。

    此外，就整体而言，地中海要比大西洋更利于船只通航，而且二者的交

    汇处有些难以航行的水域，尤其是在地中海入海口处有一股强劲的自西

    而来的洋流，会对即将划向或驶往西方的船只产生巨大阻力。若利用北

    岸海面的下层逆流，船舶可部分规避这股洋流。当初腓尼基人正是据此

    成功地从地中海驶向了加迪尔(加的斯)。

    西班牙的领地延伸到了海上，其中以巴利阿里群岛与加那利群岛最

    为突出，还包括位于摩洛哥的沿海飞地休达与梅利利亚。这两块飞地相

    当于西班牙的直布罗陀。直布罗陀是位于西班牙南端的一块飞地，自

    1704年起被英国占领，不过西班牙历届政府一直声称自己拥有直布罗陀

    主权。西班牙帝国在其他地方的势力范围已不复存在，但是，它曾是世

    界上首屈一指的帝国，不论是从国土面积，还是全球势力范围来看，均

    是如此。

    地质多样性会带来气候上的显著差异，这恰好印证了西班牙的情况。位于梅塞塔高原上的卡斯蒂利亚，冬季严寒，夏季酷热干燥，其严

    酷的环境不适宜人类生活，也不利于农业发展。与此相对，沿海以及位

    于西班牙西北部、面向大西洋的加利西亚有几处地中海气候区。法国的

    布列塔尼地区、英格兰的西南诸郡与加利西亚之间不乏相似之处，这不

    仅体现在它们以鱼为主的日常饮食上，还包括充沛降雨造就的茂盛林

    木，以及鲜见于西班牙大多数地区的乳制品生产。而且，在加利西亚，人们喝的是苹果酒而不是葡萄酒，这点也十分引人关注。

    西班牙中部的梅塞塔高原，尤其是老卡斯蒂利亚(或曰卡斯蒂利亚

    北部)，大部分位于杜罗河流域。这里以种植业为主，尤以小麦种植居

    多，人口相对稀少。在与地中海沿岸比较之后，梅塞塔高原形成这样的

    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地中海沿岸地区水量充沛，因此可以形成人口稠

    密的灌溉区。那里采用密集型农业，种植了从柑橘类水果到水稻的各种

    作物。西班牙生活的多姿多彩即刻体现在环境的多样性上：从梅塞塔高

    原上艰苦的农耕田园生活，到巴伦西亚附近的农民于硕果累累的灌溉农

    田上的劳作，再到坎塔布里亚海岸星罗棋布的以捕鳕鱼为生的村寨。

    然而，技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

    (1605年、1615年分两部出版)中提到的往马德里运送鲜鱼的赶骡人，如今变成了卡车司机。在安达卢西亚大庄园(latifundia)里辛勤劳作的

    无产劳工(braceros)与在加利西亚的小庄园(minifundia)中劳作的农

    民之间的差距，如今渐渐被农业机械化消除。但是，农村生活的本质未

    变，远远未到被大型机械所取代的时刻。环境方面的考量依然十分重

    要。

    食物

    食物来源与烹饪法均与环境息息相关。同时，它们也受到历

    史，尤其是某些传统习俗的影响。其实，猪肉制品位于西班牙特色

    美食之列，尤其是“塞拉诺火腿”(Jamón Serrano)，以及阿斯图里

    亚斯以猪肉与豆子为主料的法巴达豆煲(fabada)。

    在国外，西班牙食物通常被不加区分地看成一个整体。虽然各

    地也有西班牙餐厅，但在数量上远少于意大利、法国、印度、中国

    与泰国餐厅。此外，近年来谈到西班牙时，有种新的饮食方式开始

    崭露头角，那就是西班牙开胃小吃(tapas)。在西班牙，它指的是下酒或者就着饮料享用的少量食物：一种典型的开胃小吃是西班牙

    蛋饼(Tortilla Espa?ola)，也叫土豆煎蛋饼。在英国，它通常指在

    餐馆里吃一道道小菜，如此一来，便能尝到许多种不同口味的食

    物。

    将西班牙食物不加区分地看作一个整体，会弱化食物的区域差

    异。鉴于篇幅有限，在此只能列出少许美味珍馐。但是，重点是在

    西班牙全国，在不同地区之内、之间寻求不同美食给人带来的愉悦

    欢欣。例如，西红柿、辣椒、平锅菜饭(paella)在地中海沿岸地区

    尤为著名。冷汤(gazpacho)是大多数外国人所知的唯一一道西班

    牙汤，最宜酷暑时饮用。还有许多其他汤品，大多更适于冬天喝，如扁豆汤(lentejas)与热汤(sopa de cocido)。其他菜与食物也是

    如此。

    葡萄酒之间的区别很大。起泡的加泰罗尼亚卡瓦酒、搭配甜品

    饮用的安达卢西亚葡萄酒与里奥哈(Rioja)红葡萄酒相差十万八千

    里。这些葡萄酒最好在原产地或产地周边地区享用——这正好为旅

    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由头。

    环境以其自身的运作规律与严酷条件塑造了西班牙历史。比如，私

    有财产经济——一种以土地分配明显不均为背景，建立在地租、极低的

    劳务报酬，以及诸如战争和军役之类的政治干预上的经济体系，在不同

    程度上影响着各地农民。此外，农民还完全依赖于他们所处的生存环

    境。

    在21世纪的当下，读者大多来自城市，因而难以理解西班牙农民的

    遭遇。一方面，农民们要承受不幸的自然环境灾害；另一方面，他们还

    要时刻承受着在恶劣环境中土里刨食的生存压力(考虑到过去使用的农

    具——犁，“土里刨食”这个说法真是恰如其分)。曾经在一段时间内，电力、内燃机、农作物选种与牲畜培育都没有在农村普及。因此，农业

    与农村生活也就显得一成不变。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生活中的种种艰

    辛。事实上，直到20世纪末，这些变化才在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出现。

    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动力主要限于人力与畜力，碾磨机则由风力或水

    力驱动。家具、器皿与食品既粗糙又简朴，庄稼与牲畜品种的改良全靠

    一代又一代的苦心经营。不管在哪儿，糟糕的极端天气与病害总会使农

    作物歉收，甚至颗粒无收，而人、畜的生存都离不开农作物。传统节日总能让人想起早期的农村生活。这些传统节日凸显了人们

    对四季和繁殖力的依赖，也反映了该年中饥荒期的存在。第二章

    罗马的统治奠定了物质的基础

    这些罗马遗迹界定了后继者的

    想象力边界。

    最近几十年间，西班牙考古工作有了极大发展。这项持续发展的事

    业对于了解西班牙古代史与近代史均意义重大。其中多数的考古发现出

    自西班牙本国人，但是，也有非西班牙籍学者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因

    此，与1975年佛朗哥的长期统治终结时的情形相比，西班牙的往事如今

    看起来结构框架要清晰得多。

    由出土的西班牙人祖先，即早期智人的遗迹可知，早期人类就已生

    活在西班牙了。许多地方都有这类考古发现，尤其是在西班牙的阿塔普

    埃尔卡山(Sierra de Atapuerca)、哈蒂瓦黑洞(Cova Negra)与莱泽克

    希基(Lezetxik)。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人类祖先大约是在85万年前，从非洲途经中东最后到达欧洲的。的确，从非洲到欧洲的路线方便畅

    通，这对早期定居来说至关重要。随后而来的是尼安德特人。再后来是

    克罗马农人，也就是现代智人的祖先。斗转星移，克罗马农人成了人类

    唯一的幸存族群，而西班牙的尼安德特人在公元前27000年就灭绝了。

    起先，穴居的克罗马农人学会了使用石头与复合型工具，将它们用作武

    器，并在此基础上熟能生巧。由此，他们得以在广阔的土地上四处移

    动。如果人们想一览后来的新石器时代的风貌，可以去参观蝙蝠洞

    (Cueva de los Murciélagos)的多处洞穴。

    西班牙壁画中自然颜料的运用技法之纯熟，让人叹为观止。画作中

    的主角是动物。维嘉洞(Cueva de la Vieja)中的壁画描绘了男人用弓箭

    猎杀雄鹿的场景；阿尔塔米拉洞(Cueva de Altamira)内的壁画里，有

    野牛与一头野猪；在小城龙达附近的皮莱塔山洞(Cueva de la Pileta)

    的壁画中，则出现了许多豹子、山羊，还有一条大鱼。这段西班牙历史

    不应被人遗忘，这些景点也不该被排除在游客的旅行路线之外。冰河时代让人感到难以适应。但后来气温升高，为植物生长提供了

    有利环境，最终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动物繁衍。人类从中受益，人口

    增长。大型哺乳动物深受气候变化之害，并被人类捕杀殆尽。野生庄稼

    经人工培育、繁殖后，谷物种植推广开来。放牧绵羊与山羊的情况也日

    益普及。

    于是，更加静态的生活方式取代了传统的狩猎—采集。终年有人居

    住的村庄被建造了起来，例如，公元前6000年位于奥尔洞穴(Coveta de

    l'Or)与内尔哈洞穴(Cueva de Nerja)附近的村落。这些定居地发展起

    了手工艺与贸易，也具备了建设与维护灌溉系统的人力资源。考古发现

    日益明确地记录了包括仪式在内的社会活动的存在。

    在铜器时代(the Copper Age，公元前4500—前2500年)，西班牙

    南部是重要的铜加工区。设计精美的坟墓中有许多贵重的陪葬品，这意

    味着社会分层已出现。谷物种植也在扩大。重要的铜器时代考古遗址包

    括阿尔梅里亚附近的洛斯米利亚雷斯(Los Millares)。人们在参观这处

    遗址时可以看到断壁残垣、房舍遗迹与重建的穹顶坟墓。现代主义风格

    的阿尔梅里亚考古博物馆收藏着从该遗址(及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

    马德里巨大的国家考古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惊人的历史横断面。那

    里大多数的藏品来自西班牙国内，其中包括在马德里附近出土的有着

    4000年历史的陶碗。这座博物馆值得游客前往首都去一探究竟。

    作为制造青铜的关键原料，锡在青铜器时代(the Bronze Age，公

    元前2300—前1500年)开始崭露头角。像铜一样，锡在西班牙也有产

    出。因此，贸易有所增长；西班牙拥有的贵重商品可供出口，由此获得

    的收入又可用于购买进口商品。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长，定居地不

    断扩张。青铜器时代主要的聚居地包括塞罗里欧(Cerro de Real)和纳

    瓦拉的科尔特斯。安特克拉附近的三座石坟宏伟壮观。在如今科尔多瓦

    附近的一处青铜器时代定居地，人们当时开采并利用了附近莫雷纳山脉

    的铜矿与银矿。在巴利阿里群岛，人们还发现了青铜器时代的石碑。

    青铜器时代的文明留下了斗争的痕迹，这点尤其以武器与防御工事

    的形式体现出来，就像阿尔加尔(El Argar)的遗迹那样。青铜器时

    代，西班牙东南部定居点的显著特征是：定居地由石头砌成，往往建在

    山顶之上。考古研究发现了修建防御工事的迹象。例如，2012—2013

    年，人们在拉瓦斯蒂达(La Bastida)

    [3]

    地区发现了围在入口通道处的部分砌筑墙，以及五个凸出的方塔。这些坚固的方塔之下还筑有地基，该地基经过精心设计，为的是防止这一惊人的建筑成就滑下峭壁。人们

    可以从紧靠着的诸栋塔楼中向敌人投掷武器，而正门在特殊防御工事设

    计的保护下，能使来敌无处遁形。

    这里还有一处蓄水池。不论是否筑有防御工事，蓄水池的建造对于

    定居地来说都是必要的。有了蓄水池，城内的人就更易从容应对围城之

    困，而入侵者则会选择积极进攻。

    大约建于公元前3000年(处于铜器时代)的伊比利亚防御工事区域

    中，有用来保护墙内成片区域的同心墙；该墙体建筑重在防御，墙上有

    箭眼。相比之下，作为权力中心的拉瓦斯蒂达建在山区。此处定居地的

    选择也许具有更加明确的军事目的，重在进行近战。我们无法确定这种

    与众不同的防御工事风格，尤其是坚固的方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

    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因为那里的同类建筑诞生的时代更早。

    群山之中仍有许多石砌的定居地，特别是所谓的“白色村庄”。这些

    地点的选址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性，可以密切监视从山谷进山的各条通

    道，而且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中

    世纪时期的西班牙村庄，如佩德拉萨塞拉(Pedraza de la Sierra)。就防

    御工事而言，能见度、守备与视野都很重要。这对各个层面、任何类型

    的防御工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某些防御工事的选

    址，以及基于某一位置的优劣而做出的反应。公元前45年，尤利乌斯·

    恺撒在西班牙与庞培的两个儿子作战，一位罗马作家如此描述这场战

    争：

    多山的国家适于安营扎寨、筑造防御工事。事实上，几乎整个远西

    班牙都是土地肥沃、灌溉充足的地区。这使围攻战变成了一项徒劳无

    功、艰苦困难的任务。鉴于当地人频繁突围，在这里，和别处一样，所

    有远离城镇的地方都处在塔楼与防御工事的严密把守下。建筑顶上抹了

    粗灰泥，而不是盖着瓦片，就像在非洲一样。此外，这些地方内部都建

    有瞭望塔……大部分村镇依地势建于高地之上。因此，谁想进村就得向

    上爬，这可并非易事。

    筑有防御工事的定居地常建在山坡上以警告来敌，此举尤用于警告

    来自海上的劫掠者不得靠近。这种模式在西班牙南部一直持续到19世纪北非入侵者的危机解除之后。沿海地区也建有山顶瞭望塔。例如，费罗

    堡的塔楼除了体现出阿拉伯特征外，或许还可溯源至西班牙地中海海岸

    地区的腓尼基文化。

    相应地，海上的往来在铁器时代日益频繁起来。具体表现是：大约

    在公元前800年，腓尼基商人在加的斯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基地，接着

    在东部更远的地方开拓了定居地，包括马拉加，以及远在阿尔梅里亚附

    近的比利亚里科斯。无疑，腓尼基人一路向北，最远到了加利西亚。西

    班牙的贵金属，尤其是铜、锡、金与银是他们的目标，而长途跋涉的辛

    苦往往是值得的。作为交换，腓尼基人购进了葡萄酒与纺织物等地中海

    商品。仰仗着这些矿产资源，西班牙在当时才得以融入更广阔的地中海

    经济体中。

    在位于如今法国马赛的希腊定居地，尤其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地区，希腊商人同样有所贡献。在埃姆普列斯(Empúries)，人们可以看到希

    腊遗迹。希腊人还远涉安达卢西亚。贸易成为技术推广以及包括写作在

    内的文化传播的手段。

    考虑到地理与面积的因素，那时的西班牙国内没有一个能够号令天

    下的政权，这种情况也出现在法国与英伦诸岛。部落王国占据了主流。

    同时，西班牙内部也有不同的文化群体，不过这些群体之间很可能存在

    许多重叠部分。伊比利亚文明与西班牙北部独特的凯尔特及巴斯克群体

    相比，大异其趣，与西班牙东北部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Celtiberian)

    相比也别有一番韵味。一方面，这些文化群体存在着诸多差异；另一方

    面，显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要想对这些文化群体进行分类并加以利

    用，会面临许多困难。例如，文化群体之间兼具独特性与重合处，将它

    们拿来对比，会产生许多问题。此外，经年累月的变化使得不同文化间

    的因果关系成疑。

    这些文化留下了些许遗迹，如吉桑多的公牛雕像，还有位于马德里

    以西的圣马丁-德巴尔代格莱西亚斯的花岗岩雕像。相似的雕像也见于

    阿维拉省全境。塞维利亚的考古博物馆收藏着塔尔提索斯(Tartessos)

    文明的金首饰。塔尔提索斯文明的核心区位于韦尔瓦附近，该文明活跃

    于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而且与腓尼基文明有关联。

    已知的考古记载乃至文字记录均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班牙与外界的联系，以及外国势力对西班牙的干预，这会导致西班牙本土的发展变

    化被严重弱化。腓尼基人在今突尼斯附近建立了殖民地，名为迦太基，他们的影响通过此城而非更遥远的腓尼基古国(今黎巴嫩)向外传播。

    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主要是迦太基与罗马为争夺西

    西里岛的控制权而展开的，最终以罗马控制了西西里岛与撒丁岛告终。

    战败之后，迦太基开始在西班牙南部与东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次扩张

    包括矿藏生产的产业化，同时也加剧了迦太基与罗马的矛盾。因此，公

    元前218年，战争再次爆发，罗马决定遏制迦太基的进一步扩张。同

    年，迦太基将军汉尼拔不顾罗马反对，占领了西班牙城市萨贡托。迦太

    基对萨贡托的控制权成为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导火索。在萨贡托城内，男

    人们突围至死，其他人集体自杀。但是，这座城市却留存了下来，那里

    的城堡遗迹反映了该地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受的统治。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主战场在意大利与西班牙。公元前218年，汉尼

    拔挥师越过法国南部，进军意大利。作为回击，罗马人派兵攻打迦太基

    在西班牙的领地，意图将其收入囊中，让罗马人垂涎的还有那里丰富的

    矿藏。公元前209年，罗马统帅西庇阿占领了新迦太基城(卡塔赫

    纳)。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后来记录道，西庇阿“告诉工人，他们

    当下就是全罗马人的奴隶。但是，如果他们忠心耿耿、勤奋工作，贡献

    出自己的能工巧技，那么他保证战胜迦太基之后会还他们以自由”。基

    于相同的原因，犯人中最身强体壮的也成了苦力。

    西庇阿乘胜追击，经拜库拉(公元前208年)与伊利帕(公元前206

    年)两次战役重创迦太基军队。这些胜利使罗马人控制了肥沃的瓜达尔

    基维尔河谷，这里正是西班牙的农业主产区。公元前206年，加迪尔

    (Gadir)被攻陷后更名为加迪斯(Gades)。

    公元前202年，西庇阿在北非扎马给迦太基以致命一击。在随后签

    署的和约中，迦太基被迫将其位于西班牙的领地全部割让给了罗马，包

    括对巴利阿里群岛的主权。然而，罗马直到公元前123年才使巴利阿里

    群岛俯首称臣。公元前197年，罗马将从迦太基手里获得的领地组建成

    两个行省：近西班牙和远西班牙。

    巴利阿里群岛：与众不同的历史巴利阿里群岛是西班牙自治区之一，总面积占全国的1%。2016

    年总人口为1107220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3%。群岛早期历史不

    详，但据说以希腊为发端。巴利阿里出土了许多青铜器时代的石

    碑，尤其是在梅诺卡岛上，例如该岛的巨石墓碑。人们不知道这些

    石碑的用途，但相信它们大多与葬礼仪式有关。位于马翁的梅诺卡

    岛博物馆便对丧葬文化颇为关注。腓尼基人曾经统治群岛，伊比沙

    岛的考古博物馆珍藏着他们留下的艺术。博物馆的磨坊山陵园陈列

    物中包括了腓尼基人的棺椁与女神塔尼特(goddess Tanit)的半身

    像。位于迦太基的腓尼基殖民地陷落后，巴利阿里群岛被划归罗马

    所有，但直到公元前123年罗马才征服这里。罗马人在群岛招募男

    丁入伍，使用的作战武器是投石器。5世纪60年代，汪达尔人占领

    了巴利阿里群岛。6世纪30年代，这里又被拜占庭帝国攻陷。公元

    707年，群岛被一支摩尔人舰队征服。9世纪中叶，这里又遭维京人

    洗劫。902年，科尔多瓦酋长国直接控制了巴利阿里群岛，以遏制

    那里日益猖獗的海盗劫掠活动。1050年，巴利阿里群岛成为独立王

    国。12世纪，阿尔摩拉维德(穆拉比特)人与阿尔摩哈德人展开了

    群岛争夺战。1113—1115年的意大利-加泰罗尼亚圣战(Italian-

    Catalan crusade)对巴利阿里群岛影响甚微，但是，1229—1235年，阿拉贡人征服了群岛。在这之后，他们在巴利阿里群岛建起了教

    堂。例如，伊比沙岛与帕尔马市的大教堂，还有马略卡岛圣母礼拜

    堂的修道院。位于马略卡岛上的帕尔马市是巴利阿里群岛自治区的

    首府，那里建筑风格各式各样，但是相对来说摩尔人遗迹较少。

    罗马征服

    公元前197年，罗马发动的数次有组织的征战并未触及西班牙的大

    部分地区，比如梅塞塔高原以及西班牙的北部与西部。此外，这些地区

    远离地中海，因此不易遭到来自海上的罗马军队的攻击(如前209年西

    庇阿发动的攻击)。实际上，像推翻迦太基一样推翻又一个“异族帝国

    的统治”是一回事，让西班牙国内臣服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迦太基政权

    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港口，这些地方可以围攻，因而更易夺取。与

    迦太基相比，西班牙其他地区的军事目标可要分散得多。

    以上各方面有助于解释为何罗马人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才征服了

    西班牙，但还有些更重要的因素，特别是罗马即将开展的一系列其他行动。这也说明，我们有必要始终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讨论一国历史。打败

    迦太基后，罗马又卷入与马其顿帝国的一系列战争之中，最终马其顿失

    去了希腊，但由于罗马将主要精力投入了马其顿战争，它直到公元前

    148年才恢复元气。其他的重要战役包括公元前192—前189年与塞琉古

    王国的安条克国王之间的战争，以及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

    146年)。

    然而，在此期间，罗马对西班牙的征服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随

    后，公元前139—前133年，尽管遭遇了顽强抵抗，罗马仍成功征服了西

    班牙大部分地区，包括被罗马人称为卢西塔尼(Lusitani)、加拉西

    (Gallaeci)与瓦凯伊(Vaccaei)的部落。其中，在公元前147—前139

    年，罗马遭到卢西塔尼首领维里亚图斯(Viriathus)的反抗。(萨莫拉

    省有一座不太显眼的维里亚图斯雕像，该省省旗致敬了他的丰功伟绩。

    此外，2010—2012年电视剧《西班牙传说》也以他的事迹为主线。)罗

    马人一边征服，一边在占领地设立了定居点，这一举动在前152年罗马

    对科尔多瓦的征服过程中也有出现。

    努曼提亚(Numantia)之围：公元前134—前133年

    努曼提亚是铁器时代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山丘堡垒。它控制着

    杜罗河的一处河流桥渡，其遗址位于今卡斯蒂利亚的索里亚市。公

    元前153年，努曼提亚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赶走了围攻他们的罗马

    人后，继续反抗，并于前137年击败了一支罗马军队。公元前134—

    前133年，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小西庇阿)围攻努曼提亚达13个

    月之久，不巧努曼提亚人又遭饥荒。即使如此，他们仍拒不投降，最终大多数人以自杀收场。后世的西班牙文化讴歌了这种英勇就义

    的行为。塞万提斯广受好评的诗剧《努曼西亚之围》(大约作于

    1582年，出版于1585年)便是一例。它将西班牙胜利的宿命看作是

    努曼提亚之魂浴火重生的结果。剧中，真爱交织着罗马的欲望，努

    曼提亚所有人的个体牺牲都被看作英勇之举。罗马人重建了努曼提

    亚城。1860年，人们发掘并鉴定了该城遗址。1882年，此处遗址被

    认定为国家历史遗迹。索里亚市努曼提亚博物馆内收藏着自努曼提

    亚出土的陶器。在随后的一个重要时期内，罗马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敌人，探索了

    其他可能，同时也迫切需要解决自己国内的矛盾。罗马人之间数次内战

    的战场包括西班牙与意大利。例如，在公元前80—前72年的塞多留战争

    中，昆塔斯·塞多留(Quintus Sertorius)就获得了一些西班牙当地部落

    的支持。最终，庞培大帝重建了西班牙的秩序。但是，没过多久，国家

    又陷入了新一轮的战争，这次与庞培对阵的是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

    48年庞培死后，他的两个儿子继续在西班牙反抗恺撒。他们召集了三个

    古罗马军团，控制了几乎整个远西班牙行省，包括科尔多瓦地区。公元

    前46年年底，恺撒迅速从意大利进军，在战争早期取得了一些胜利。随

    后，双方会战于孟达(Munda)，也就是今安达卢西亚的拉兰特胡埃拉

    附近。恺撒力挫敌军，科尔多瓦地区就此投降。接着，孟达市被围：

    从叛军手中搜来的盾与标枪被围成栅栏，死尸被堆成壁垒。其上，几把剑的剑尖各刺着一颗敌军首级。它们整齐地排列着，面朝城镇的方

    向。这么做不仅可以用栅栏将敌人围住，还能通过展示军队的骁勇善

    战，让敌人胆寒。

    孟达市投降了。

    抛开罗马人的内斗不谈，直到公元前17年，他们才完全控制西班牙

    的西北部。罗马评论者常常感叹反抗力量的强大，借机赞美自己取得的

    节节胜利，但同时他们的确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准确的描述。19世纪，西班牙民族主义评论家与艺术家致力于探寻前罗马时期西班牙国家起源

    的范例，他们对西班牙抵抗罗马的历史产生了兴趣。除顽强抵抗外，当

    时的西班牙人还要面对许多环境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山区作战、恶劣气

    候应对措施，以及后勤保障。

    19世纪，探寻西班牙国家起源的人可以回顾先辈的反抗罗马史。但

    是，人们通常不这么做。西班牙倾向于认同罗马的影响，因此也就不太

    关注对罗马人的反抗。相反，他们往往聚焦于中世纪抵御阿拉伯人时所

    取得的最终胜利。这种抵抗往往被塑造为可歌可泣的基督教精神。

    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

    罗马击溃坎塔布里亚诸部落后，西班牙成了罗马经济体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其主要贡献是金属矿产与安达卢西亚的农业。金、锡、铜这些金属为罗马帝国国库带来了巨额财富。最近的考古发现极大拓展了我

    们对罗马制造的认知。2014年，人们在西班牙西北部的拉斯梅德拉斯发

    现了公元前1世纪时的几座大型金矿。这一发现表明，此地是当时罗马

    治下开采出的最大金矿。而且，在这里，人们使用了水力系统，将高压

    水输送到金矿中，用于黄金加工。2017年，考古学家在西班牙南部的慕

    尼瓜(Munigua)城挖掘出了一个大型铜、铁开采遗址，那里有通风状

    况良好的地下坑道。如此一来，矿工就能向更深处挖掘、寻找矿藏。这

    些矿井之前就有人使用，例如迦太基人。但是，罗马人极大地提高了这

    里的金属产量。最近的考古发掘也证明，4世纪时的科尔多瓦建有一座

    大型罗马宫殿。

    安达卢西亚的农业以葡萄酒与橄榄油生产为主，而科尔多瓦以后者

    闻名。其他来自西班牙的重要进口商品还包括鱼露(garum)、羊毛与

    马匹。鱼露由鱼酱发酵制成，罗马人将它作为调味品。人们可以在位于

    塔里法西北部的巴埃洛克劳狄亚废墟和马拉加毕加索博物馆的地下室中

    看到鱼露作坊的遗迹。废墟还包括一座教堂、一个广场与一个剧院的遗

    迹，而毕加索博物馆的地下室中则收藏着腓尼基人防御工事的遗迹。

    西班牙的产品之于规模更大的罗马经济的重要性，意味着与之前相

    比，西班牙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有所提升。罗马人修路最初意在行使权

    力、展示权威，便于行军征伐、镇压叛乱。这些道路在半岛上纵横交

    错，道路交会处成了重要的定居地，其中的一个典型便是埃梅里达-奥

    古斯塔(梅里达)，那里的古罗马剧院、古罗马竞技场与狄安娜神庙都

    留存了下来。相应地，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特别是在将商品从城市

    运往港口方面，这些城市变得至关重要。随后，这些商品又会从各个港

    口，尤其是塔拉戈纳、新迦太基、阿尔穆涅卡尔、马拉加，出口到罗马

    去，而加迪斯是商品出口到安达卢西亚的重要港口。拉科鲁尼亚地区的

    一座灯塔以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命名，这座始建于2世纪的

    灯塔是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灯塔。灯塔上风很大，从此处看到的海

    景壮观而美丽。诸如橄榄油、葡萄酒与鱼露之类的西班牙商品不仅被出

    口到意大利，还被运往包括不列颠在内的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

    加迪斯

    在罗马统治下，加迪斯港口迅速繁荣起来。公元前49年，尤利乌斯·恺撒授予当地居民以罗马公民身份。奥古斯都时期的人口普查

    表明，这里主要通过贸易与农业土地所有权，获得了巨额财富。罗

    马人用沟渠引来淡水，维护腓尼基人供奉麦勒卡特神(Melqart)的

    神殿，后来罗马人将麦勒卡特与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合二为一。与上

    述措施不同的是，来自加迪斯的女孩会被送到罗马，她们因能歌善

    舞而受到青睐。5世纪时，该港口被西哥特入侵者破坏。

    大城市发挥了省会的功能。科尔多瓦是贝提卡(相当于今天的安达

    卢西亚省加上埃斯特雷马杜拉南部)的省会；埃梅里达-奥古斯塔是卢

    西塔尼亚(葡萄牙与梅塞塔高原西部地区)的省会；占据了半岛大部分

    地区的塔拉格尼西斯以塔拉戈纳作为省会。有些城市曾被用作军事基

    地，例如，莱昂与阿斯托加。甚至，一个罗马军团的总部后来一直驻扎

    在西班牙西北部。此举证明西班牙金矿、银矿的重要性。马德里的所在

    地之前并无城市。尽管寻找光辉历史的人言之凿凿地说，在西班牙于

    1561年定都马德里后，他们从中找到了蛛丝马迹，表明马德里起源于一

    个叫作马恩图亚-卡尔佩塔纳(Mantua Carpetana)的城市，但其实这只

    是无稽之谈而已。

    建筑物集中在城市中，科尔多瓦的古罗马广场与竞技场便是如此，但在城市外依然可以看到它们。在罗马，引水渠与桥梁是基础设施的重

    要组成部分。引水渠为城市提供了大量水源。建于1世纪的塞哥维亚的

    引水渠将水从阿塞韦达河(River Acebeda)引入富恩弗里亚山脉

    (Sierra de Fuenfria)，至今仍能正常运作。这条引水渠是双层拱门结

    构，长度约为118米。在塔拉戈纳附近，人们也能看到为此区引水的双

    层拱门结构。在如今的科尔多瓦，人们可以步行穿过罗马桥。罗马桥建

    于罗马统治时期，横跨瓜达尔基维尔河。后来摩尔人重修了这座桥。科

    尔多瓦还保留着重建的罗马神殿。在阿尔坎塔拉，跨越塔古斯河

    [4]

    的

    大桥经过了大面积修复，但其引人注目的中拱仍是罗马风格的。梅里达

    的罗马桥梁也算是保住了，尽管只有两座引水渠上的一些拱门留存了下

    来。萨拉曼卡的罗马桥横跨托尔梅斯河。在塔拉戈纳，人们可以探访竞

    技表演场、广场，以及一个壮观的古罗马圆形露天剧场的遗迹。

    城市是加速罗马化进程的温室，是政府管理与罗马宗教崇拜的中

    心，也是以税务、租金与日常花销的形式积蓄起的乡村财富所流向的地

    方。地主都想住在城里，在那儿穿罗马衣，讲拉丁语。在山区和其他远离城市的地方，罗马化的效果弱得多。而且，这些地方的经济更多关乎

    生存与农业。也正是这些地区吸引了继罗马之后的“蛮族”入侵者定居。

    这就造成了与罗马关系密切的西班牙东部、南部以及产矿区与西班

    牙其他地区之间在环境、文化与地理上的紧张关系。6世纪，在拜占庭

    (东罗马帝国)重新夺取西班牙东部与南部的部分地区时，这种矛盾起

    到了关键性作用。然而，随后这个地区再次分裂，西班牙南部自13世纪

    起属于卡斯蒂利亚，而西班牙东部则成为阿拉贡的一部分。看上去，地

    理因素势必会带来这些变化，但是，要把地理变成地缘政治，少不了人

    的参与。而且，人的能动性在这一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没有

    什么事是必然会发生的。

    伊塔利卡

    位于塞维利亚西北约5英里(约8千米)的伊塔利卡是罗马遗迹

    保存得最完好的地方之一。公元前206年，西庇阿将罗马老兵安顿

    于此，并在此建城，以控制瓜达尔基维尔河谷地区。伊塔利卡是在

    当地的一个伊比利亚村镇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它还是罗马皇帝图拉

    真与哈德良的故乡。这里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圆形剧场，足以容纳2.5

    万人，它展现了这座城市的规模与重要地位，当然，作为罗马帝国

    最大的圆形剧场之一，它也彰显出帝国的偏爱。在伊塔利卡，人们

    如今还能看到饰有镶嵌画的房屋废墟。6世纪，在西哥特人统治

    下，这里仍是一座城市，但日渐破败，走向毁灭。该地的考古挖掘

    工作始于19世纪20年代，在最近的数十年间，其重要性日渐凸显。

    危机四伏

    在西班牙人或曰出生于西班牙的罗马人图拉真(98—117年在位)

    及其继任者哈德良(117—138年在位)的统治下，罗马帝国达到鼎盛。

    他们的统治反映出西班牙对罗马帝国的贡献，尤其是在军队人数方面。

    事实上，图拉真与哈德良的掌权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西班牙的贡献同样

    体现在其他领域，例如，以卢坎与塞涅卡为首的作家群体。

    西班牙受到了罗马帝国整体发展的影响，影响范围包括从政治到疾病传播的方方面面。新兴宗教的传播也是帝国发展的一环。人们普遍信

    奉密特拉神，其中以埃梅里达-奥古斯塔地区居民为代表。由于公元132

    年罗马镇压犹太人起义引发了犹太人口的离散，犹太教也得以传播开

    来。许多犹太人最终在塔拉戈纳、托莱图姆、埃梅里达-奥古斯塔、科

    尔多瓦与加迪斯定居下来。此外，犹太教又衍生出了基督教这一全新

    的、与众不同的传播形式，后者的传播超越了种族的限制。

    宗教迫害致使基督教殉道士出现。大约在304年，萨拉戈萨教堂的

    执事圣文生(St Vincent)和他的姊妹在戴克里先皇帝的统治下殉道，同样殉道的还有圣库加法斯(St Cucufas)。尽管圣劳伦斯于258年殉道

    于罗马，但他实际上出生于西班牙，或者更确切地说，出生于巴伦西

    亚。

    在公元300年前后，西班牙有近20名主教。312年，基督教正式成为

    罗马帝国的国教。它迅速传播，并对后来罗马帝国的许多城市施以深刻

    的影响。塔拉戈纳成为西班牙主教座堂所在辖区，这一地位直至11世纪

    才被托莱多所取代。

    3世纪晚期和4世纪，为抵御“蛮族”侵袭，这些城市均筑有严密的防

    御工事。在加利西亚自治区的卢戈，如今人们可以沿着保存完好的城墙

    漫步，这些城墙部分是3世纪罗马古城墙的遗迹。每年，人们都要在卢

    戈欢庆罗马复兴节。

    罗马统治下的西班牙自2世纪70年代开始遭受“蛮族”入侵——来自

    非洲西北部的柏柏尔部落所实施的抢劫和掠夺。从柏柏尔人的居住地到

    西班牙的海上航道不仅距离短，而且在洋流的作用下相对易行。到了3

    世纪60年代，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了。无论是边境自身组织的防御，还是

    罗马对高卢(法国)的统治，均无法阻止日耳曼部落的军队越过比利牛

    斯山，洗劫塔拉戈纳。

    帝国内部还遭遇了政治、财政与经济上的动荡。而西班牙则暂时落

    入一个反叛的王国之手，叛军首领是波斯图穆斯，大本营在高卢。随

    后，奥勒良(270—275年在位)再度统一了罗马帝国，然而，他带来的

    复兴是有限的。

    为了加强管理，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重新界定了省界，引

    入联合执政体系，将西班牙与意大利、北非联系起来。但是，变革并未带来持久的和平。相反，它不得不面对自395年起东、西罗马的长久分

    裂。西班牙位于更易受到攻击的西罗马帝国。409年，一支由阿兰人、苏维汇人与汪达尔人组成的日耳曼邦联军入侵西班牙。罗马对西班牙的

    影响还在，但已被极大地弱化。至于英格兰，它与罗马在政治与军事上

    的联系于411—419年被一刀斩断了。

    苏维汇人

    苏维汇是日耳曼部落的一支，早年曾败于尤利乌斯·恺撒。一些

    苏维汇人在409年入侵西班牙后定居在加利西亚。他们宣誓效忠于

    西罗马帝国皇帝霍诺留(393—423年在位)，并在410—584年建立

    了一个从属于罗马的王国。他们的领土范围受到5世纪50年代西哥

    特人领土扩张的限制。随后，苏维汇人也受到了自身王国分裂的影

    响。6世纪，他们皈依了基督教，并与西哥特人和当地原住民融

    合。

    但是，罗马的影响力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它让人们体验了基督

    教、拉丁语、城市结构、国家统一，还留下了许多至今让人印象深刻，且为罗马的后继者树立了榜样的遗迹。这些遗迹界定了罗马后继者的想

    象力边界。在英国，拉丁语、城镇与基督教都消亡了，但是，这种情况

    并没有发生在西班牙。由此可见西班牙罗马化的程度之深。

    最近的考古发现帮助我们拓展了对罗马统治下西班牙的理解，也为

    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旅游景点，为博物馆贡献了更多的研究材料。今天的

    考古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惊人且有趣的罗马遗迹：塞维利亚的博物馆里藏

    有一座安置于古罗马别墅中的雌雄同体铜像，以及一尊密特拉神屠牛的

    雕塑；阿尔瓦塞特博物馆收藏了由象牙和琥珀制成、具有可活动关节的

    人偶；而梅里达与塔拉戈纳的博物馆里则收藏着瑰丽堂皇的镶嵌画。在

    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埃姆普列斯遗址，人们能看到一些罗马房屋。除上

    述城市遗迹外，一些乡村遗址也被发掘了出来。例如，位于塔拉戈纳附

    近的康斯坦蒂陵墓(Mausoleo de Centecelles)，那里有规模宏大的饰有

    镶嵌画的穹顶。第三章

    西哥特与摩尔人入侵：埋下反抗之种

    “上帝在试炼他的子民。”

    西哥特人

    与西罗马帝国的其他地区一样，西班牙在5世纪早期遭受了“蛮

    族”入侵。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侵略活动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之所以

    这样说，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些“蛮族”最初受雇于罗马帝

    国，是以援军的身份为其提供军事帮助并因此定居下来的。西哥特人便

    是如此。罗马人起先利用他们来对抗苏维汇人与阿兰人的入侵，之后西

    哥特人就被限定在西班牙西部地区活动。

    前往北非的汪达尔人也对西班牙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一些报道称，汪达尔人与安达卢西亚这个地名有关，因为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

    变体汪达尔卢西亚(Vandalasia)意为汪达尔人的故乡。但是，这一说

    法受到了抨击，因为有些人追溯了“安达卢斯”(Andalus)一词的词

    源，发现它是“大西洋”在某种阿拉伯地区语言中的叫法。

    454年，西哥特人进入西班牙，将苏维汇人驱至西班牙西北部。5世

    纪末，西哥特人占据了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以及法国南部。但是，507

    年，他们被法兰克人打败，因此在法国的势力骤减。这段历史成了比利

    牛斯山逐渐演变为重要政治边界的过程中的一环。

    6世纪中期，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内部动乱不断。利用此大好

    时机，拜占庭(东罗马帝国)重新征服了西班牙南部海岸的迦太基与巴

    利阿里群岛——这是罗马光复大业的一部分。最终，拜占庭再度攫取了

    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及北非部分地区。552—624年，拜占庭帝国建立了西

    班牙行省。卡塔赫纳的考古工作者曾于1983年挖掘出拜占庭时期的重要

    城墙，随后人们在那里开设了拜占庭城墙博物馆。

    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不会轻易屈服。相反，它迎来了领土与意识形态上的复兴。利奥维吉尔德

    [5]

    (569—586年在位)战胜了坎塔布

    里亚人，废黜了苏维汇人的最后一个国王。作为击退拜占庭帝国的一个

    环节，利奥维吉尔德收复了科尔多瓦地区。也许是受到了拜占庭范式的

    启发，利奥维吉尔德颁布新法典，发行新币，还制定了更为细致的宫廷

    礼仪。这些措施对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君主政体来说至关重要。此外，西

    哥特人保留了罗马的行政机构，继续使用拉丁语。587年，里卡雷德一

    世(586—601年在位)摒弃了阿里乌斯教的异端邪说，改信天主教，该

    举有助于将西班牙-罗马的大众与他们的西哥特统治者紧密团结起来。

    抵抗这一变革的阿里乌斯暴乱被镇压了下去。除宗教信仰外，西哥特人

    与西班牙-罗马人在服饰与葬礼习俗方面的差异也消失了。自614年起，西哥特人加快了再度征服西班牙的步伐，后来除巴利阿里群岛外，西班

    牙其他地域均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

    奴隶制对于西哥特人来说十分重要，许多奴隶是通过劫掠得来的。

    西哥特人甚至将奴隶吸纳进军队之中。奴隶身份与非部落成员的身份息

    息相关。奴隶反抗时有发生。694年，埃吉卡(Egica，687—702年在

    位)下令，西班牙国内拒不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将会以密谋叛变的嫌疑

    被贬为奴，但我们不知道这项规定是否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执行。西哥特

    统治时期留下了许多教堂遗迹，如7世纪班德的圣康巴教堂(Santa

    Comba de Bande)，以及位于帕伦西亚附近的圣胡安包蒂斯塔大教堂；

    还留下了一些金银首饰。

    1939—1975年，在独裁主义的中央集权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统

    治下，西哥特人备受推崇，因为他们在后罗马时代一统分崩离析的半

    岛，还使人民皈依了天主教。佛朗哥建造了一座西哥特人博物馆，为他

    们歌功颂德。佛朗哥死后，西哥特人就完全过时了。

    摩尔人的征服

    自711年以后，西班牙迅速落入摩尔人之手。这是摩尔人军事力量

    取得的许多重大胜利之一。在西班牙，基督教对西班牙衰落的解释长期

    以来具有宗教、天启与道德意味，“上帝在试炼他的子民”“反基督者的

    到来”均是重要主题。当时有一部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启示录

    评论》，作者是远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列瓦纳的一位名叫贝尔多斯的修

    道士。西哥特人统治下西班牙的灭亡也成为人们评判的一大主题，因为

    这里不断上演着劫掠、复仇与背叛的戏码。其中，最后一位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的一次劫掠在自身的灭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认为，西哥

    特王国之所以没能战胜摩尔人，关键在于丧失了道德的力量，反之，这

    种观点也能解释后来的历代统治者为何取得了成功。事实上，西哥特人

    的失败是摩尔人的强大与西哥特人自身的劣势，尤其是西哥特人内部的

    分裂，以及对巴斯克人等其他势力采取的军事征伐共同作用的结果。

    711年，摩尔人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于同年或次年打败并杀害

    了罗德里克。随后，他们迅速占领了科尔多瓦、托莱多、梅里达与萨拉

    戈萨。在横行了大半个西班牙之后，他们继续向前侵略了法国，如探囊

    取物般攻下了法国南部地区。虽然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他们在732年

    或733年兵败图尔，随后被逐出法国。759年，摩尔人又失掉了纳博讷这

    座大城市。

    与此同时，在西班牙国内，坎塔布里亚群山的天险阻碍了摩尔人对

    西班牙北部的进攻，同时也为基督徒提供了避难所。以这处庇护所为根

    据地，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西班牙在与摩尔人的战争中逐步发展壮大

    起来。此外，这处庇护所也是西班牙北部从高山地区到比利牛斯山南麓

    地区繁荣发展的基石。在哈卡(Jaca)附近，人们最终建起了阿拉贡地

    区的第一个省会。同时，由于西班牙北部土地荒凉，所以摩尔人对此地

    兴趣寥寥。722年，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科瓦东加，摩尔人落败了。人们

    将胜利主要归功于那里立着的一尊圣母马利亚雕像，此前人们常常对着

    该雕像祈祷。鉴于这种观点的影响，在8世纪余下的时间内，人们又在

    那儿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和一个小礼拜堂。后来，建于19世纪的基督教领

    袖柏拉奇(Pelagius)雕像被放在了胜利十字架下的显眼位置。另一尊

    雕像为青铜铸造，可追溯至1891年，位于希洪。

    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王国企图确立自己与西哥特人的继承关系，并

    希望借此保持与罗马人的联系。因此，人们把圣迹从托莱多运到了阿斯

    图里亚斯。阿斯图里亚斯的奥维耶多圣殿是阿方索二世

    [6]

    在9世纪为这

    些圣迹所造的神殿。这种延续性挑战了西哥特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与它的

    摩尔人后继者之间的联系。基督教统治下的西班牙北部地区建有许多修

    道院，其中有不少保存到了今天，它们与伊斯兰建筑形成了颇具启示意

    义的对照。位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黎波里(Ripoli)的一处本笃会修道

    院是众多修道院中最出众的一座。虽然它是12世纪留下的遗迹，但依然

    摄人心魄。同样令人震惊的还有建于9世纪的圣胡安德拉佩娜修道院，它最终成了阿拉贡与纳瓦拉统治者和贵族的伟人祠，该修道院位于山腰处的显眼位置，满足了罗马式风景的构图需要。同样让人称奇的还有莱

    尔修道院(Monastery of Leyre)，那儿是更早时期的伟人祠。

    自9世纪起，兴建的教堂以马蹄形拱门为主要特征。据说，这种形

    状的拱门早在西哥特时期就已存在。但是，以10世纪初埃斯卡拉达圣米

    格尔修道院(San Miguel de Escalada)为代表的一类建筑的马蹄形拱

    门，往往让人联想到科尔多瓦的大清真寺，而大清真寺的建造者也许来

    自“安达卢斯”(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

    8世纪末至9世纪初，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法兰克人试图将他们

    的霸权扩展至比利牛斯山南部地区。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很难在那里站

    稳脚跟，尤其是在778年镇压反抗的战役失败后。对于基督教统治的西

    班牙地区而言，法兰克的这次兵败至关重要：基督教统治地区得以维持

    住了诸王国相对独立的分裂状态。安达卢斯的情况与之类似，因为那里

    的统治集团均难以维持对远疆的长期统治。但是，若法国的前身——法

    兰克王国并未以巴黎为中心，而是以朗格多克

    [7]

    为大本营的话，就能

    更加持久地对西班牙施加影响，西班牙的历史也会因此改写。

    778年的罗兰之死

    潘普洛纳失陷后，查理曼大帝撤军。行至纳瓦拉的龙塞斯瓦列

    斯隘口(Roncevaux Pass)时，后卫部队又败于巴斯克人。该事件

    成为中世纪文学的重要素材。查理曼大帝的传记作家艾因哈德

    (Einhard)记述道：“那个地方密林深深，正是伏击的绝佳之

    所……法兰克人因军械沉重、道路崎岖而处于劣势。”11世纪的英

    雄史诗《罗兰之歌》浓墨重彩地渲染了将士的英勇无畏，深刻影响

    了后世的评价。

    长期战乱使得西班牙北部地区生灵涂炭。尽管围绕着权威确立与权

    力争夺，基督教小公国彼此冲突不断，但是主要矛盾仍聚焦于它们与安

    达卢斯地区的不和上。摩尔人的劫掠长期以来困扰着这些小公国人民的

    日常生活。从实用层面上来讲，摩尔人通过侵袭，掠取了战利品(尤其

    是奴隶)。后来，摩尔人的侵袭战也包含了意识形态上的动机，尤其是

    对不信教者的惩罚。男人决心通过军事行动彰显自己的身份与男子气概，这无疑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因素。

    基督教治下的诸公国进行了反击式劫掠，促使摩尔人加强了自己的

    防御工事。从长远来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马德里的建立。大约在860

    年，为控制瓜达拉马山脉以南的诸条路线，摩尔人在荒无人烟的马德里

    建起了一座城堡。

    然而，在此期间进行频繁掠夺的一方是摩尔人，无怪乎基督徒沿杜

    罗河修筑了一条防御阵线。同时，摩尔人的内部分歧，尤其是阿拉伯人

    与柏柏尔人在8世纪40年代的内斗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自8世纪50年代以

    降，阿巴斯王朝与倭马亚王朝之间的争夺，同样瓦解了彼此的力量。

    在摩尔人统治的地区，许多西班牙的基督教徒最终接纳了对方的文

    化与语言，他们由此被称作莫扎勒布人(Mozarabs)。但是，关于西班

    牙早期受摩尔人文化影响的程度存在争议，而且当时可供朝拜的地方相

    对罕见。10世纪，大量土著人口移居科尔多瓦。作为省会的科尔多瓦繁

    荣兴旺、充满活力，实乃众生向往之地。西班牙的财富聚集在南部地

    区，尤其是瓜达尔基维尔河谷附近，为科尔多瓦这座756年建立起来的

    省会城市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梅斯基塔

    科尔多瓦最摄人心魄之处非大清真寺(梅斯基塔)莫属。它始

    建于8世纪末，是在拆毁或改造圣文生神殿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

    而圣文生神殿的旧址则是供奉着两面神雅努斯的罗马神殿。大清真

    寺的选址既考虑了地理位置，又利用了绵延不绝的墙体筑就的天然

    屏障以抵御攻击。最初的清真寺于786年完工，随后几经扩建，尤

    其是在10世纪30年代，阿卜杜·拉赫曼三世主持为清真寺新建了一个

    塔尖。1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大清真寺扩建得更大了，还加了一

    个新的米哈拉布(圣龛)。后来，仍然是在10世纪，祷告殿新增了

    许多隔间，打破了建筑本身的平衡。

    相应地，1371年，人们在大清真寺里建了一个小礼拜堂；自

    1523年起，人们又在大清真寺正中央的位置建了一座大教堂。但

    是，在梅斯基塔，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一直延伸至人们视线边缘的成

    排立柱。其他的摩尔人遗迹还包括土耳其浴室(公共澡堂)和一辆水车。

    10世纪中叶，在阿卜杜·拉赫曼三世(Abd-ar-Rahman Ⅲ，912—961

    年在位)及其让人折服的继任者哈里发哈卡姆二世(961—976年在位)

    执政时，科尔多瓦被视为重要的权力中心。巴格达、拜占庭与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在此均设有大使馆。此外，未来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

    世(Pope Sylvester Ⅱ，999—1003年在位)也许在黎波里修道院修行期

    间(10世纪60年代)，参观过处于学术与文化顶峰时期的安达卢斯。教

    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曾是一名修道士，本名是欧里亚克的葛培特。阿拉伯

    数学知识传播到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以及算盘与星盘的引入，均归功

    于葛培特。后来，由于他与异教之间的所谓联系，他被指控为巫师，并

    被革出教门。1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科尔多瓦迎来了全盛期。这一时

    期为游客们留下了许多可供参观的景点，包括阿萨哈拉宫。这座位于科

    尔多瓦以西的宫殿是行政中心之所在。这座宫殿建于936—976年，部分

    原料来自罗马，还有一些北非的大理石。1010年，阿萨哈拉宫遭到洗

    劫，如今这里已是一片废墟，部分遗迹有待考古发现。

    历史学家常用“共存”(convivencia)这个术语来指涉多种族、多宗

    教的，据说还有“包容性”的安达卢斯文化。那里强悍的犹太教势力对人

    的精神生活影响深远。托莱多翻译“学校”促进了文化传播。因为哈卡姆

    二世喜爱书籍，支持科学研究，所以他鼓励将拉丁语与希腊语书籍译为

    阿拉伯语。

    悠久的历史：以阿利坎特与萨拉曼卡为例

    许多西班牙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罗马时期甚至是

    更久远的年代。这一段段历史反映出历代征服者如何在前人基础上

    建设城市，而农业社会又如何依靠相同的发展中心得以延续。作为

    信息的结点，许多城市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们在阿利坎特地区定居生活的历史已延续了7000多年。但

    是，此处第一个有据可考的定居点是在公元前4世纪由迦太基人建

    立起来的。他们将自己的定居点称为“白色的山峰”(Akra

    Leuka)，随后在这里定居的罗马人将此处唤作“鲁坎

    提”(Lucentum)。后来这里又处于西哥特人的统治之下。最终，它落入摩尔人手中，也就是在此期间，摩尔人给它起了个颇为现代

    的名字：阿利坎特，阿拉伯语意为“光之城”。历史提醒人们，政治

    边界在本质上是游移不定的。1246年，卡斯蒂利亚王国国王阿方索

    十世攻占了这座城市，但是，1298年，它落入阿拉贡王国，成为巴

    伦西亚王国的一部分。15世纪、16世纪，阿利坎特风平浪静。1609

    年，因驱逐摩里斯科人(Morisco)，阿利坎特遭到袭击。接着，该

    地区由于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支持查理三世，再度受创。此

    后，这座城市从19世纪末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中获益。在西班牙内战

    中，阿利坎特是最后一个陷落的共和国城市。直至1939年4月1日，佛朗哥才攻占阿利坎特。自20世纪60年代起，该城因旅游业迅速发

    展起来。

    另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是萨拉曼卡。在前罗马时代，瓦凯伊或

    曰维托内斯(Vettones)最早在那里建立了基地。公元前220年，该

    地被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攻陷。之后，这里又落入罗马人手

    中。因为这座城市有一座桥位于名为“银色大道”(Via de the Plata)

    的古道上，所以该地成了罗马人的重要交通枢纽。这条南北向的古

    道连接了梅里达和阿斯托加。继阿兰人与西哥特人的统治之后，萨

    拉曼卡在712年被攻占。

    10世纪，基督教徒又重新在这里定居。尽管皇家特许状直到

    1218年才颁布，但萨拉曼卡的高等教育早在1130年就兴起了。大学

    成了法律研究的主要中心。由于萨拉曼卡古城有两个大教堂与许多

    重要的17世纪建筑，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8年将其列为世界

    文化遗产。这座城市朝气蓬勃又魅力十足。第四章

    两个西班牙的对峙与破碎的中世纪版图

    这些统治者展现出了一种西洋棋般的

    权力观与实力排名意识。

    曼苏尔(Al-Mansur，977—1002年在位)执政时，西班牙的基督教

    各公国都城屡遭进攻、洗劫，几乎无一幸免，宗教场所也在劫难逃。位

    于布尔戈斯东南的圣多明各-德锡洛斯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to

    Domingo de Silos)便是一例。曼苏尔也许还火烧了科尔多瓦的图书

    馆。热爱艺术、科学与书籍，思想开明的哈里发哈卡姆二世被其抛之脑

    后。然而，曼苏尔去世后，位于科尔多瓦的哈里发辖地分崩离析，陷入

    内战。之后，群雄并起，独立王国(或曰酋长国)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涌

    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王国将大本营设在了塞维利亚。由此，塞维利亚

    在西班牙南部声誉日隆，最后甚至取代了科尔多瓦的地位。在别处，酋

    长国因长期纷争而日渐衰弱。它们不得不向基督教徒大量进贡。这一负

    担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实力，同时为基督教统治者提供了大兴土木、发

    动战争的资金。

    酋长国的衰弱成就了基督教统治者的节节胜利，这也有助于解释为

    何阿拉伯帝国没有在西班牙获得它在北非与中东取得的那般长久的成

    功。基督教在西班牙的高歌猛进早已促使(信奉基督教的)阿斯图里亚

    斯王国在914年将首都从奥维耶多迁至莱昂。与此相对，纳赫拉自920年

    陷落

    [8]

    后，成了纳瓦拉王国的首都。

    更富戏剧性的是，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围城之后，莱昂-卡斯蒂利

    亚王国国王阿方索六世(1065—1109年在位)于1085年攻下了托莱多。

    这也是基督教进军的结果。摩尔人在托莱多战役中领导不力，算是帮了

    阿方索六世的忙。作为西哥特人的古都、西班牙主教座堂辖区，托莱多

    是梅塞塔高原上的重地。与它差不多同时陷落的马德里，当时还未发展

    成一座城市。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期间，征服者的合法性部分源

    于“重新征服”(reconquest)这个概念本身。阿方索六世便由此自称为“全西班牙皇帝”，随后他将都城从莱昂迁至托莱多。

    对城市的选址、建造与未来发展而言，防御方面的考量是不可或缺

    的。阿方索六世的女婿在阿维拉建立了一个边陲小镇，那里坚固的城墙

    至今仍是一处引人注目的景点，它完全沐浴在阳光中，是世间最宏伟的

    一座纪念碑。阿维拉的大教堂建于12世纪，且筑有防御工事。然而，由

    于许多城镇变得不那么容易遭受摩尔人的攻击，它们中的不少都移址重

    建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纳瓦拉的桑圭萨，人们从地理位置更加安

    全的山腰向下移居至阿拉贡河大桥附近。

    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王国不仅接纳了西哥特人的艺术传统，也受到

    了摩尔人的影响。影响它们的还有更广泛层面上的欧洲发展变化，尤其

    是法国与意大利两地的新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1世纪，罗马式的

    建筑与装饰风格，尤其是罗马式大教堂，在加泰罗尼亚以及圣地亚哥-

    德孔波斯特拉之路(routes to Santiago de Compostela)沿线日益流行起

    来。建于12世纪的萨拉曼卡旧教堂就是罗马式风格的典范，其上雕刻的

    想象中的动物将这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加泰罗尼亚本笃会修道院的回廊

    上雕刻着144幅罗马式图案，其中刻有用飞鸟构图的美丽字母。后来的

    教堂体现了从罗马式到哥特式风格的过渡。圣多明各-德锡洛斯修道院

    美丽的罗马式回廊也刻有精美的图案，尤其是飞鸟图案。此外，基督教

    管辖的西班牙区域也因欧洲其他地区修道会教团的普及而受到了影响。

    为抵制基督教的发展，摩尔人请来了他们所谓的阿尔摩拉维德人

    [9]

    ，即撒哈拉的柏柏尔人，他们在11世纪60年代曾驰骋摩洛哥。1086年，他们合力在萨格拉哈斯(Sagrajas)打败了阿方索六世，暂时性地终结

    了基督教的进攻。11世纪90年代初，阿尔摩拉维德人占领了大部分酋长

    国。1094年，巴达霍斯落入阿尔摩拉维德人之手。但是，1094年，幸运

    的基督教战士熙德攻占了巴伦西亚，阿尔摩拉维德人遭遇了失败。

    熙德与英雄主义

    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是一位能力卓越、雄心勃勃的士

    兵，后来人称熙德。他是卡斯蒂利亚贵族，因同莱昂-卡斯蒂利亚王

    国国王阿方索六世失和，变成了一名雇佣兵、一个唯利是图的自由

    职业者。“熙德”这个称呼源于阿拉伯语的“赛义德”(sayyid)，即“阁下”，也可能是阿拉伯语“狮子”(asad)一词的变体，正如英

    格兰“狮心王”理查一世中的“狮子”一词。熙德与基督教徒及摩尔人

    都交过手，从别人给他的进贡中赚了不少钱。自1094年起至1099年

    去世，熙德统治了巴伦西亚地区，击退了阿尔摩拉维德的柏柏尔

    人。他死后，他的寡妻继承了他的位置，但被迫于1102年将巴伦西

    亚交给了阿尔摩拉维德人。

    后来，在12世纪的卡斯蒂利亚诗歌《我的熙德之歌》中，他被

    塑造成了一个英雄榜样。这首诗的作者无从稽考。事实上，熙德身

    上折射出了边境社会的机遇与投机主义。1961年大受好评的电影

    《万世英雄》由查尔顿·赫斯顿与索菲娅·罗兰饰演主角，讲述了一

    个充满冲突与背叛的故事，查尔顿把熙德的形象浪漫化了。熙德的

    身体被固定在鞍座的铁架中，他在死后取得了胜利，被刻画成“最

    纯洁的骑士”。

    类似的权力运作模式也可见于他处，正如在马拉加西北部的群

    山之中，人们能看到欧麦尔·伊本·哈弗莱(Umar ibn Hafsun，生卒

    年约为850—917年)的大本营仅存的遗迹伯巴斯特罗教堂(the

    church of Bobastro)一样。哈弗莱本是一个有着土著血统的盗贼，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他公然反抗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并取得了成功。

    927年，伯巴斯特罗最终陷落。

    11世纪90年代末，在地中海的另一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掀起了近

    两百年的血雨腥风。与此同时，一如这些国家利用圣战冲突获得更广泛

    的影响力，取得自身合法性那样，西班牙也发动了自己的十字军战争。

    这是一场交战双方互有进攻的拉锯战。11世纪初，在优素福·伊本·塔什

    芬(Yusuf ibn Tashfin，约1061—1106年在位)与其子阿里·伊本·优素福

    (Ali ibn Yusuf，1106—1143年在位)执政期间，阿尔摩拉维德人四处

    攻占西班牙其他由摩尔人统治的地区。1102年，他们从基督教徒手中重

    新夺回了巴伦西亚，又在1108年于乌克莱斯打败了阿方索六世，但1109

    年再次夺取马德里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之后，基督教诸邦重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并迅速发展壮大。在

    阿方索六世与阿方索七世

    [10]

    统治时期，莱昂尤为强大。1126年，阿方

    索七世继承了大一统的莱昂-卡斯蒂利亚-加利西亚王国的王位，随即起

    兵抗击了阿拉贡、纳瓦拉及反叛贵族。1135年，他在莱昂的主教座堂内

    加冕为“全西班牙皇帝”。他把西多会修士引进伊比利亚半岛，并且自1138年起与阿尔摩拉维德人对战。阿方索七世通过征战，将权力不断向

    南扩展，直至塔霍河流域，并大肆劫掠塔霍河以南地区，直到1157年逝

    世。1147年，在一次大张旗鼓的军事行动后，他占领了位于地中海沿岸

    的阿尔梅里亚。

    阿方索七世逝世前，将王国一分为二，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因

    此，1157年，卡斯蒂利亚与莱昂被分割开来。1141年，葡萄牙在与阿方

    索七世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并于1143年取得了完全独立。而早在1134

    年，纳瓦拉就脱离了阿拉贡。相较之下，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则在1137

    年合并，并于1148—1149年侵占了埃布罗河下游河谷地区。与此同时，独立的葡萄牙在1147年占领里斯本后迅速扩张。占领里斯本在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英国的十字军。

    自12世纪50年代起，西班牙的阿尔摩拉维德人被阿尔摩哈德人所取

    代。后者给阿方索七世造成了不少困扰，然而，有些摩尔人更愿意向基

    督教徒寻求帮助，典例便是阿尔巴拉辛酋长国的统治者向纳瓦拉发出了

    求助信号。1157年，阿尔摩哈德人攻占了阿尔梅里亚。直到1489年，卡

    斯蒂利亚才重新将其夺回。1177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1158

    —1214年在位)成功拿下了昆卡。但是，1195年，在哈里发雅库布·曼

    苏尔(1184—1199年在位)执政西班牙的安达卢斯地区时，阿方索八世

    在卡拉特拉瓦附近的阿拉科斯(Alarcos)被阿尔摩哈德人重挫。

    摩尔人统治下的不同时期在建筑与装饰艺术风格上特征迥异。与早

    期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相比，阿尔摩哈德的建筑风格更加简洁。人们可

    以在阿尔摩哈德人的首都塞维利亚欣赏到阿尔摩哈德式建筑与装饰，希

    拉尔达塔便是该风格的典型，它最初是清真寺的宣礼塔。摩洛哥的拉巴

    特与马拉喀什均有相似建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3世纪初，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再度加快了步

    伐，恢复了11世纪末时展现出的劲头。1212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

    八世统率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纳瓦拉与葡萄牙联军，自托莱多向南进

    发。阿方索八世占领卡拉特拉瓦之后，通过突袭在7月16日的拉斯纳瓦

    斯-德托罗萨战役中击溃了哈里发穆罕默德·纳西尔(1199—1213年在

    位)。这是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一场关键性的、影响深远的胜利，当

    时人们也认为这是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仗，并将胜利归因于主的庇

    佑。围绕王位继承所引发的争端使阿尔摩哈德帝国冲突不断，并最终崩

    溃，这为阿方索八世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刻的胜利相反，莱

    昂-卡

    斯蒂利亚自1157年阿方索七世去世后就处于分离状态。费尔南多三

    世(1217—1252年在位)于1217年成为卡斯蒂利亚国王后，又于1230年

    从父亲——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1188—1230年在位)那里继承了莱

    昂，由此莱昂-卡斯蒂利亚才再次统一。这样的分分合合对于因冲突引

    发的政治活动而言意义非凡，而这些政治活动至少部分地解释了战争的

    走向。因此，基督教徒与摩尔人双方不仅是为了控制与反控制才建造防

    御工事的。

    截至1275年，西班牙南部地区大多被铁蹄踏过。1224年，优素福二

    世去世后，阿尔摩哈德人的内部分歧严重影响了事态发展。因为随着阿

    尔摩哈德军队移向摩洛哥，安达卢斯分裂了，卡斯蒂利亚人就能在当地

    找到同盟了。1230年，阿方索九世击败安达卢斯，攻克了巴达霍斯。于

    (几个世纪后的)1671年被罗马教皇封为圣徒的费尔南多三世是个精力

    旺盛的人，他一路高歌猛进，纵横瓜达尔基维尔河谷地区。1227年，他

    占领了巴埃萨，1236年拿下了科尔多瓦，1238年攻克韦尔瓦，1243年攻

    克穆尔西亚，1245年攻克卡塔赫纳，1246年拿下哈恩，1248年拿下阿利

    坎特与塞维利亚。由此，摩尔人被逐出了塞维利亚。

    费尔南多三世去世后，他此前占领的一些地区落入了附庸于他的摩

    尔人总督之手，但他的儿子阿方索十世(1252—1284年在位)攻克了这

    些地方，将它们重新纳入卡斯蒂利亚王国版图之中，这些地区为：涅夫

    拉(1262年)、穆尔西亚(1264年)，以及阿利坎特(1266年)。唯有

    格拉纳达王国仍处于摩尔人控制之下。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自1238年起

    格拉纳达王国便是卡斯蒂利亚的属国，但实际上它已经独立了。

    这些被征服的地区出现了基督教化的倾向，这尤其体现在修建教堂

    与重新命名的行为中，但其他宗教的建筑美学在许多方面仍有所显现。

    在托莱多与塞维利亚，大教堂就建在原来的清真寺之上。摩尔人遗迹要

    么被清除，要么被改造，正如哈恩地区原本的11世纪巨型公共浴室被其

    他建筑物所覆盖。此外，在那些已成为基督教王国一部分的地区，出现

    了以建筑的形式来庆祝胜利的情况。教堂兴建、扩建成风。莱昂大教堂

    至今仍是一处重要遗迹。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过渡性罗马式-哥特风格建筑，例如，卡斯蒂利亚北部阿吉拉尔-德坎波奥的

    圣母马利亚皇家修道院。

    阿方索十世发起了以卡斯蒂利亚语编写西班牙通史的工作，意在将

    这一成果作为一种构建民族身份的方式，一种纪念其战胜摩尔人的政治

    工具，以此向大众普及文化。阿方索十世还赞助了天文学与科学事业，创作了法律巨著《法典七章》。同时，他也尝试将卡斯蒂利亚语确立为

    法律与政府机构的官方语言，还组织专人翻译《旧约》。而此前的费尔

    南多三世则是修道士的主要资助人，他为他们在安达卢西亚营造了许多

    房舍。这一时期，西班牙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成百上千的阿拉伯语单

    词进入了卡斯蒂利亚语，也有许多阿拉伯语作品被译入。

    与此同时，阿拉贡王国的“征服者”海梅一世(James Ⅰ of Aragón，1213—1276年在位)的活跃程度可以说与费尔南多三世不分伯仲。海梅

    一世先后攻克了马略卡(1229年)、梅诺卡(1232年)、伊维萨岛

    (1235年)，以及巴伦西亚王国(主要是在1238年)，随后又征战穆尔

    西亚。在此前后，葡萄牙人则向南进军，攻克了阿尔加维。由于地理位

    置等诸多原因，纳瓦拉未能参与这一领土扩张的进程，相反，它将自己

    的视线移向了北面，与法国取得了联系，直到1512年战败后又被划入卡

    斯蒂利亚王国的势力范围。

    在旷日持久的战乱后，塔里法于1292年被攻克，而基督教君主则开

    始将大部分精力转向新征服土地上居民的再安置问题。许多摩尔人已逃

    离了这些地区，尤其是在1264年大规模反叛之后，摩尔人被视为威胁安

    全的存在而遭到驱逐，余下的则靠辛勤耕作谋生。事实上，许多摩尔人

    群体都留了下来，尤其是在被收复的阿拉贡地区，他们被称作穆德哈尔

    人，享有特许状并获得了法律的认可。现实情况是，当时在许多乡镇

    里，基督教徒、摩尔人与犹太群体比邻而居，以至于出现了“共

    存”(convivencia)这个术语。人们将这一进程的推进归功于阿方索十

    世的政策。

    但是，仍有些摩尔人被迫为奴。继阿拉贡王国占领梅诺卡与伊维萨

    岛之后，大部分摩尔人被卖为奴隶，这既为俘虏摩尔人的人提供了金

    钱，又给他们腾出了定居的土地。奴隶中不仅有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

    在攻陷地被俘获的人，还有通过劫掠，尤其是北非的掠夺所获得的人。

    此外，加泰罗尼亚商人还从北非进口奴隶。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卡塔赫纳、加的斯与塞维利亚是主要的奴隶市场。如今，城市风貌中的这一

    面已荡然无存。

    伴随着基督教王国向南扩张而出现的基督教徒的再定居现象，通过

    内部消化的举措，参与了王国持续性的发展壮大过程。迁移与殖民构成

    了政策的关键要素。这些政策的制定利用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的宏观

    趋势，但是，随着统治权威的巩固，这些政策必然涉及一些具体的政治

    内容。这一发展壮大的过程包括乡镇的建立，也包括11世纪80年代和90

    年代阿维拉、塞哥维亚与萨拉曼卡的建立。同时，作为政府管理中心与

    经济结点的军事基地纷纷建立。骑士团的成立，尤其是12世纪圣地亚

    哥、阿尔坎塔拉、卡拉特拉瓦各骑士团的组建，同样是该进程的一部

    分。1158年，第一个骑士团，即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建立。骑士团取得了

    大量地产并在当地定居，起到守卫的作用。他们守护着许多城堡，例

    如，圣地亚哥骑士团就把守着阿拉孔的城堡。

    新成立的修道会同样有助于定居点的建立。举例来说，1144年，西

    多会修士应阿方索七世之邀，定居于萨拉戈萨与马德里之间的索里亚地

    区。他们自12世纪60年代起开始建造的圣马里亚德韦尔塔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ta María de Huerta)是气势恢宏的哥特式建筑，修道院

    的食堂尤为雄伟壮丽。其他重要的西多会遗址包括波夫莱特与桑特斯克

    雷乌斯(这两地从巴塞罗那出发均可抵达)，以及里奥哈的卡纳斯

    (Ca?as)与图德拉附近的维如埃拉(Veruela)。和基督教统治下的西

    欧其他地区一样，这里的定居者也遵循了一条普遍规律——他们是受

    《加冕宪章》的吸引而来。此外，尚武精神也起了一些作用，卡斯蒂利

    亚王国的“邪恶骑兵”(民兵骑士)便是典型。

    重新定居还意味着修建教堂。这既包括把清真寺改造成教堂(一如

    巴伦西亚圣母马利亚大教堂那般)，还涉及建造新教堂。在科尔多瓦，费尔南多三世一共建了14座教堂，其中包括圣米格尔修道院。15世纪，为给圣赫罗尼莫修道院提供建材，人们拆除了附近的阿萨哈拉宫的一部

    分。

    塞维利亚宏伟的大教堂就是建在一座清真寺上的，此处安葬着费尔

    南多三世。还有些之前被改造成清真寺的教堂又被改了回去，例如托莱

    多的基督教光明教会。再征服的过程为西班牙全国各地留下了许多纪念性活动。例如，阿

    利坎特省的阿尔科伊镇有一年一度的“摩尔人和基督教徒节”，象征着西

    班牙收复失地运动，圣乔治为广大基督教徒请命的情节在该节日的活动

    中有所体现。阿尔科伊是阿拉贡国王海梅一世于1258年建立的一个乡

    镇。

    政府改革

    英格兰并非唯一一个发展了早期议会制度的国家。早期议会制

    度也以定期集会的形式出现在一些西班牙王国中。在这些集会上，封臣为君主提供建议，大臣之间还有自己的组织结构。这种被称

    作“科特”(cortes)的贵族会议会宣布税款征收的有效性，表达不

    满，并提出议题。最早的贵族会议始于1188年的莱昂。这一制度变

    革在阿拉贡与加泰罗尼亚得到深化，在那些地区产生了专门处理休

    会期各项事务的常务委员会。

    与此同时，为了复兴罗马法，法律编纂与政治管理日益专业

    化。但是，随之而来的皇家势力与权力的扩大招致了贵族阶层的反

    抗，这也导致了13世纪60年代—14世纪40年代阿拉贡与巴伦西亚的

    多次动乱，以及13世纪70年代发生在卡斯蒂利亚的反叛。

    定居，需要考虑环境是否适应、经济能否发展以及定居点规模等问

    题。更靠南的地方有大片人烟稀少的地区，摩尔人也更多。在此，军事

    修会(military orders)在创造大片地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而

    这些土地也大多是为教会与贵族阶级的利益而开拓的。大部分的基督教

    农民仍待在偏北的地方。

    从长远来看，10—14世纪期间，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繁

    荣，而人口的变多也带来了消费市场与劳动力。富人阶层比自耕农更易

    从兴盛的农业中受益，后者一旦遇到困难，往往会沦为佃农。

    空前的繁荣也促进了已有宗教场所的重建与扩展。基于这个原因，建于 9世纪的黎波里修道院在11世纪被一个更大的修道院所取代，而该

    修道院于12世纪再建时的大门保留了下来。大门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

    《圣经》所描绘的历史，其中以《出埃及记》《列王记》与《启示录》最为突出，还有许多其他场景，主题即为斗争——这倒与西班牙失地收

    复运动颇为契合。在描绘《出埃及记》的场景中，摩西双臂高举，确保

    观看者能目睹画中战场上的军队和摩西一方所取得的胜利。

    在伊比利亚半岛，几个王国的统治者之间也会彼此征伐，包括在卡

    斯蒂利亚、葡萄牙、纳瓦拉与阿拉贡之间时断时续的内战。这些统治者

    展现出了一种西洋棋般的权力观与实力排名意识。例如，当阿拉贡国王

    佩德罗四世(1336—1387年在位)试图说服葡萄牙国王放弃与卡斯蒂利

    亚国王的同盟时说：卡斯蒂利亚国王志在夺取整个半岛的统治权。这事

    发生在“两佩德罗之战”(1356—1366年)期间，交战双方是卡斯蒂利亚

    国王佩德罗一世，以及他同父异母的兄长——特拉斯塔马拉公爵恩里克

    二世(Henry of Trastámara)。这次冲突引发了卡斯蒂利亚内战。在战

    争中，阿拉贡王国支持恩里克二世夺位，而后者最终于1369年击败并杀

    死了佩德罗一世，成为新任卡斯蒂利亚国王(1369—1379年在位)。

    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外国的干预加剧了西班牙国内的重重矛盾。

    英格兰弓箭手在阿勒祖巴洛特战役(1385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

    次战役中，葡萄牙挫败了卡斯蒂利亚的进攻企图。冈特的约翰也掺和进

    卡斯蒂利亚政治中。他是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于1372年迎

    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康斯坦斯。由于康斯坦斯是

    佩德罗一世之女，冈特的约翰便依据他与康斯坦斯的婚姻关系而索要莱

    昂-卡斯蒂利亚的王位。1386年，他率兵入侵加利西亚并占领了那里的

    大部分地区。1387年，在葡萄牙的支持下，他继续前进，但未能与来自

    特拉斯塔马拉的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一世(1379—1390年在位)交锋，因为他的军队遭遇了疾病肆虐与粮草短缺的问题。约翰与他的妻子随后

    宣布放弃对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所有权，以此换来了金钱与联姻作为补

    偿。他们的女儿凯瑟琳嫁给了胡安一世的儿子，即王位继承人恩里克，也就是后来的恩里克三世(1390—1406年在位)。

    1269年，马林王朝取代了阿尔摩哈德，成为摩洛哥的统治者。1275

    年，马林人开始攻打基督教统治下的西班牙，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

    是，1340年，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一世(1313—1350年在位)在萨

    拉多河战役中予以马林人关键性的打击，取得了重要胜利。后来，他在

    瓜达卢佩建了一座大修道院，感谢圣母瓜达卢佩实现了他战前的祷告。

    1344年，阿方索十一世占领了位于直布罗陀湾的阿尔赫西拉斯，有力地

    阻止了来自摩洛哥的进一步干预。罗伯特·布鲁斯之心

    1329年，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在弥留之际，嘱咐詹姆斯·

    道格拉斯爵士将他的心脏带往圣地，并带上征讨基督之敌的战场。

    在路上，道格拉斯加入了阿方索十一世对摩尔人特瓦城堡的围攻

    战。关于此事的描述众说纷纭，但其中最可信的一种说法提到，道

    格拉斯为鼓舞士气，将陈放着国王心脏的银制骨灰盒扔向前线，自

    己也冲锋至死。罗伯特·布鲁斯的心脏后来被人带回了苏格兰，安葬

    在梅尔罗斯修道院中。在特瓦镇镇中心，立有一块苏格兰大理石，以缅怀此事。

    在大西洋上，卡斯蒂利亚人自1402年起就开始了对加那利群岛的殖

    民。卡斯蒂利亚人抓捕土著的关契斯人(Guanches)，把他们视为下等

    人甚至奴隶。然而，卡斯蒂利亚人仍遭遇了顽强的抵抗。直到1496年，土著的反抗最终被完全镇压。

    由于黑死病带来的死亡，以及1350年阿方索十一世在直布罗陀围攻

    战中的兵败而亡，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被束之高阁，人们转而关注一些

    国内问题。1348—1350年，黑死病致使近三分之一的人丧命。土地荒

    芜，村舍被废弃，农作物产量下跌。地主想从当时数量稀少的劳动力身

    上榨取更多的利润，遂导致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为保障自身权益，劳动

    者团结起来组成了自己的同业公会。养羊需要的人手不多，因此牧羊业

    得到了发展，并为参与者带来了丰厚回报，受益者主要是大地主。

    梅斯塔

    13世纪，卡斯蒂利亚王国在梅塞塔成立了一个称为“梅斯塔皇

    家议会”(Royal Council of the Mesta)的机关，负责处理牲畜养殖

    规模扩大带来的各种问题。具体说来，牲畜主要指的是羊——它们

    为人类提供了在当时极为关键的羊毛、羊肉与奶酪。卡斯蒂利亚地

    区羊的数量大概从1300年的50万头增加到了1500年的500万头。羊

    的长途运输引发了地主之间的矛盾。从成片土地的利用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十分低效的选择。这一时期的许多发展都在其后的很长时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

    包括大学的建立，尤其是在萨拉曼卡(1218年)、莱里达(1300年)、巴利亚多利德(1346年)与韦斯卡(1354年)成立的大学。这些大学培

    养出一批受过良好教育、身为人文主义者的统治阶层。

    黑死病及其引发的社会矛盾导致了人们在宗教上对穆德哈尔人及犹

    太人更深的敌意。集体屠杀的暴力形式导致许多人死亡，如1355年发生

    在托莱多以及1391年发生在塞维利亚的屠杀。此外，很多犹太人被迫改

    信基督教，成了“改宗者”。他们是占大多数的老基督教徒与犹太教中坚

    力量之间的中间派。宗教裁判所为1492年驱逐犹太人的行为寻求合理性

    这一事实，西班牙人长期以来对于血统“纯正性”的固执，以及社会上对

    犹太人普遍的敌意，均反映了西班牙人对“改宗者”的态度。政治也发挥

    了作用，因为卡斯蒂利亚国王佩德罗一世所遭受的指控之一，就是他偏

    袒犹太人。生活在安达卢斯的犹太人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其中就包括

    1066年的格拉纳达大屠杀，以及在阿尔摩拉维德人与阿尔摩哈德人治下

    的数量更多的宗教迫害。

    1369—1516年的特拉斯塔马拉王朝

    [11]

    统治时期，卡斯蒂利亚动荡

    不安。1418—1469年，王室内斗，贵族不和，王室与贵族之间亦纠缠不

    清。当时许多规模宏大的城堡(如阿拉孔城堡)成为冲突上演的地方。

    据说阿拉孔城堡沾染了一个凶残求婚者的血迹，那人的尸体被混在了砌

    墙用的灰浆里。彼时，恩里克四世(1454—1474年在位)同父异母的妹

    妹伊莎贝拉一世宣布了自己对卡斯蒂利亚王国的所有权，而疑似恩里克

    私生女的胡安娜·拉·贝尔特兰尼哈也宣布自己享有王国继承权，与自己

    半亲的姑姑围绕王位展开了争夺。恩里克四世在位时，未能限制住贵族

    的特权。贵族阶层此前不仅得到了阿拉贡王国的支持，甚至在1460年成

    立了贵族联盟以反对恩里克。1474年，伊莎贝拉宣布自己继承王位，成

    为王国的统治者，此后，在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1474—1478年)

    中，伊莎贝拉获得了阿拉贡王国、大多数贵族与神职人员的支持，因为

    她的丈夫兼远房表弟费尔南多正是阿拉贡王国的王位继承人。另外，嫁

    给了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的胡安娜得到了葡萄牙以及一些大贵族的支

    持。然而，托罗之战(1476年)让胡安娜的继位大业分崩离析，她不得

    不宣布放弃王位继承权。塞维利亚的圣若望皇家修道院正是为了祈祷和

    感恩托罗之战的胜利，才得以修建。

    与此同时，阿拉贡王国将视线移向了地中海的东面。这个王国的版图最终囊括了巴利阿里群岛、西西里岛(1282年)、撒丁岛(1322

    年)、那不勒斯(1435年)，而占领那不勒斯意味着对意大利南部的统

    治。阿拉贡王国继承了加泰罗尼亚的海洋传统，意图与热那亚、威尼斯

    的海上力量一争高下。1380年，阿拉贡国王佩德罗四世(1336—1387年

    在位)对他的继承人说：“如果撒丁岛陷落，马略卡失去了来自西西里

    岛与撒丁岛的食物供给，人口将会减少，进而失守。此外，巴塞罗那的

    人口也会减少，它不可能在丧失西西里岛与撒丁岛的情况下独活。如果

    这些岛屿都被攻破的话，巴塞罗那的商业贸易也会中断。”佩德罗四世

    这番言论是想劝说他的继承人将王朝长期以来为攻克撒丁岛所付出的艰

    苦卓绝的努力延续下去。同时，他也是为了说服儿子在西西里的亲戚中

    寻一位新娘。

    受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的影响，在中世纪后期，西班牙南部的海洋

    传统已大不如前。虽然立足于西班牙西北部的远洋捕捞活动十分重要，但是，卡斯蒂利亚王国并没有大力支持该区域海上活动的发展。在伊比

    利亚半岛上，反而是葡萄牙最早开始探索大西洋的潜力。

    1458年，阿拉贡王国的遗产被分割。那不勒斯被传给了阿拉贡国王

    阿方索五世(人称“宽宏的”阿方索)的私生子费兰特(Ferrante)。阿

    方索五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意大利的强权政治上。虽然王国遭到分

    割，阿拉贡的统治者仍然关注着意大利的政治，尤其是它与法国的竞争

    关系。

    15世纪，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取得了胜利。与之形

    成对照的是，卡斯蒂利亚人在15世纪末又开始了针对各酋长国的进攻。

    这次军事行为与1479年建立的王朝联盟——以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为代

    表的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两个统治家族的结合——密切相关。该联盟的

    攻击目标是格拉纳达王国。自1482年起，格拉纳达王国就因内战而国力

    衰弱，加之没有外援，因此显得易于攻取。由于该王国采取一夫多妻或

    曰纳妾制，且没有长子继承的规定，遂在王位继承上出现了多名竞争

    者，他们常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自1485年龙达陷落起，王国要塞被逐

    个拔除。最终，1492年年初，格拉纳达城也被攻克了。西班牙的胜利在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以日耳曼人为主力的炮兵部队。此外，侵略军的规模

    以及以毁坏庄稼的方式开展的经济战，都是取胜的重要因素。就算格拉

    纳达王国的城镇挡住了炮击，也抵不过饥荒——这正是1487年马拉加陷

    落的原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格拉纳达王国自身覆灭的缘由。即便如此，西班牙人还是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攻占了格拉纳达王国。

    1492年1月，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进入了他们的新城，但仍下令保

    障当地宗教的权力、习俗与宗教自由。1494年，鉴于他们的胜利，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授予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天主教国王和王后”称号。教皇

    亚历山大六世生于1431年，本名是罗德里哥·迪波吉亚，曾担任巴伦西

    亚大主教。

    建筑工程，尤其是建造教堂的委托，反映出人们新获得的荣誉感：

    火焰哥特式(Flamboyant Gothic)或垂直哥特式(Perpendicular

    Gothic)风格渐渐发展为后来的所谓伊莎贝拉风格(Isabelline style)。

    后者的装饰颇具想象力。建筑风格上的这种变化可见于阿斯托加、布尔

    戈斯与塞维利亚的大教堂中，尤其是塞维利亚地区教堂的拱顶。收藏于

    圣格雷戈里国家博物馆内的巴利亚多利德国家雕塑博物馆正门，正是繁

    复精巧的伊莎贝拉风格的典型作品。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

    9世纪初，人们发现了使徒圣雅各之墓，地点就在今圣地亚哥-

    德孔波斯特拉。据说他曾在西班牙传教，在犹大(朱迪亚)地区被

    杀。逃走的门徒后来将他葬于西班牙。这处圣地屡现神迹，因此阿

    斯图里亚斯的历代国王以及后来的莱昂国王积极鼓励人们参与狂热

    的宗教活动。传言称，圣雅各在战争中显圣，帮助基督教徒打败了

    摩尔人。844年发生在洛格罗尼奥附近的克拉维霍(Clavijo)之战

    便是典型案例。自11世纪始，大批朝圣者从国外慕名而来。主要的

    朝圣路线以法国为起点，因为那里朝圣者很多。朝圣活动持续到了

    16世纪，在19世纪末还一度复兴。如今已有多条朝圣路线，其中一

    条以葡萄牙为起点，向北行进。2016年，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

    拉的朝圣者人数达27.7万。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大体上采

    用了罗马式风格，但也有一些哥特式工艺，还有一个华丽的巴洛克

    立面。邻近的圣马丁·皮纳里奥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San Martín

    Pinario)也值得予以特别关注。无论如何，圣地亚哥地区的历史是

    完整而难以分割的。朝圣之路沿途经过的主要地区还有埃乌纳特

    (Eunate)、蓬特拉雷纳、洛斯阿尔科斯与布尔戈斯。埃乌纳特有

    座精美的罗马式小礼拜堂。在蓬特拉雷纳，人们可以看到一座历史悠久的桥，在圣十字教堂里还有一个Y形的十字架。而洛斯阿尔科

    斯教堂内部的巴洛克风格精美绝伦。

    新世界

    自1453年起，卡斯蒂利亚就与西非有了贸易往来。但是，这种贸易

    关系在1479年中断了。由于《阿尔卡苏瓦什条约》的签署，卡斯蒂利亚

    将自己与几内亚以及黄金海岸地区的交易权拱手让给了葡萄牙。这反映

    出西班牙愿意长期从他人手中购买奴隶。

    与此同时，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向西班牙打开，因为热那亚人克里斯

    托弗·哥伦布(1451—1506年)以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的名义出航，于

    1492年抵达了西印度群岛。1493年，哥伦布归来时，在巴塞罗那受到了

    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的接见。1494年，《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将大西

    洋上的国家分为葡萄牙区与西班牙区。非洲被划给了葡萄牙，当时被称

    为美洲诸国的地区则被分给了西班牙。后来划归葡萄牙区的巴西，当时

    尚未被“发现”。

    质疑过去

    以佛朗哥式的民族主义观点来阐释西班牙历史，往往会侧重于强调

    基督教徒的身份与目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后民族主义则积极探讨与

    安达卢斯相关的内容。据说，中世纪的西班牙出现过一种宗教宽容的文

    化，即基督教徒、犹太人与摩尔人和谐共存，而不是基督教徒一枝独

    秀。这种共存状态及其影响是否重要，仍存有争议，而且宗教包容的程

    度往往被夸大了。然而，关于安达卢斯的论点极大地提高了中世纪西班

    牙在后民族主义历史文化背景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人们所期待的现代

    公民政治中的所谓融合主义，正是承接自过去的西班牙。

    中世纪带来的影响依然具有争议，且变幻无常。曾经，人们往往试

    图以不同的方式修饰历史，使之看上去更加仁慈温和。1986年4月23

    日，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对英国上、下两院

    发表演讲时，采取了有别于之前君主的立场。他赞扬道：“古代科特的

    贵族议会开欧洲议会之先河。君主须征得议会中公民代表的同意方能征

    税，以供西班牙土地收复运动中持久战事的需要。”2004年，由社会党主导的阿拉贡政府暗示说，他们准备弃用阿拉贡的纹章盾——上面画了

    四个割下的人头，因为它看起来实在是麻木不仁。此提案转而招致反对

    派——保守主义人民党的批评。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与黄金世纪的降临

    航海探险成了神学的一种形式。

    新大陆

    在近代早期，欧洲与美洲的初次接触是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

    1492年抵达西印度群岛时。他的航行构成了伊比利亚半岛扩张的一环。

    该扩张模式的一项重要元素是，非伊比利亚航海家(尤其是意大利航海

    家)出于经济目的，利用奉行扩张主义的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君主的支

    持开展活动。反过来，这些统治者想招募贤能为己所用，来丰富本国资

    源储备。这种扩张主义具有领土、宗教与经济意义。长期以来，葡萄牙

    与卡斯蒂利亚君主利用意识形态战争将摩尔人驱逐出了伊比利亚半岛。

    这项任务明显在1492年随着最后一个摩尔人王国格拉纳达的覆灭而宣告

    完成。在此之前，他们早已将对抗摩尔人的战火烧到了北非。他们也占

    领了大西洋东部的许多岛屿——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

    岛、大加那利群岛以及佛得角群岛，它们是通往西印度群岛与南美洲的

    航线上的重要中途岛。1483年，卡斯蒂利亚人终于征服了大加那利岛，而特内里费里岛也于1496年向卡斯蒂利亚投降。

    与葡萄牙在印度洋取得的成功形成对照的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继哥

    伦布之后率先开辟了美洲大陆，导致葡萄牙在此只得到了巴西。“发

    现”巴西只是一次偶然，实际上葡萄牙的初衷是想为当时的印度洋航线

    找到更好的风向与洋流。此外，葡萄牙没打算在卡斯蒂利亚王国所属区

    域以北的北美地区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尽管该区涉及葡萄牙的利益，特

    别是捕鱼业方面的利益。1493年，教皇出面分割了新大陆。随后，1494

    年，卡斯蒂利亚与葡萄牙双方签署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北美、中美与南美的大部分地区被分给了卡斯蒂利亚，或曰西班牙(卡斯蒂利

    亚与阿拉贡王国合并后的叫法)。由于葡萄牙易于遭受外部侵略，所以

    它没有准备好在这件事上公然挑衅强邻西班牙。1580—1640年的历代西

    班牙国王同时也是葡萄牙国王，这种共主联邦类似于英格兰与苏格兰在1603—1707年的关系，直到葡萄牙通过一次成功的侵略战，摆脱了西班

    牙君主的统治。

    [12]

    充满争议的哥伦布

    从一开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如今

    人们就其名头所作的文章与哥伦布生前所经历的毁誉相比，简直不

    值一提。哥伦布的航行历经千辛万苦：1476年，他的船在葡萄牙海

    岸附近失事；1492年，在驶入巴哈马群岛途中，他遭遇了水手哗

    变。然而，与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残暴统治相比，这一切都显得无足

    轻重。就哥伦布本人而言，政治上的钩心斗角并没有导致他被谋杀

    或遭处决。不过，1500年，哥伦布被革职后沦为阶下囚，被押送回

    了西班牙。

    哥伦布死后，围绕在他身上的争议从未中断过。1506年，哥伦

    布在巴利亚多利德去世。他的遗体先是被运往塞维利亚，然后被运

    到圣多明各、哈瓦那，最后又被运回了塞维利亚。哥伦布的遗体之

    所以被遣返回国，是由于西班牙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不敌美国侵略

    者，失去了对古巴的控制。据说，塞维利亚大教堂内的一处气派的

    坟墓是哥伦布最终安息之地。然而，问题来了：有人称1795年从圣

    多明各运往哈瓦那的并非哥伦布遗体。因此，他实际上是被安葬在

    了多米尼加共和国。

    19世纪末，对人或事进行缅怀或纪念的氛围尤为浓重。塞维利

    亚大教堂中有一座哥伦布纪念碑，这座碑最初本是为纪念风格阴郁

    的哈瓦那大教堂而建。除此之外，1888年，巴塞罗那万国博览会展

    出了一座著名的哥伦布纪念碑，其位置就在巴塞罗那市中心兰布拉

    大道尽头处。该纪念碑缅怀了1493年哥伦布来到巴塞罗那，在那里

    受到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接见时的情景。这一纪念碑的复制品在其

    他地方也能看到。

    无论如何，以四海为家的哥伦布如今作为广受争议的美国“文

    化论战”的一部分，是个很难评判的人物。大约在1451年，哥伦布

    出生于热那亚共和国。在效力于西班牙之前，他参与了葡萄牙的贸

    易活动。1992年，在哥伦布1492年横渡大西洋的周年纪念问题上，人们产生了严重分歧，其中尤富争议的一点是：哥伦布横渡大西洋

    这一事件究竟应不应该被视作剥削、奴隶制与种族灭绝的背景？自此之后，争端从未停止过。2017年，这一争论还导致纽约市警察局

    为曼哈顿的哥伦布圆环提供了全天候保护。洛杉矶的监事会与市议

    会决定，将哥伦布纪念日改为“原住民日”，因为有传言称，哥伦布

    是一个压迫者。巴尔的摩的哥伦布纪念碑也遭到了破坏。

    人们指责哥伦布奴役美洲土著，让他们暴露在各种疾病之下，并最终导致了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事实上，有人甚至用了“大屠

    杀”一词。人们在使用此术语的诸多释义时，应慎之又慎，力求精

    准，以免消解了这个词的威力。围绕哥伦布展开的辩论被政治化

    了，而且成了美国这个“大熔炉”社会富有争议的本质的一部分——

    有人宣称自己的传统遭到了践踏，又有人认为，自1937年起确立的

    美国法定节日“哥伦布纪念日”令人反感。诚然，人们对历史的描述

    既不固定也不唯一。事实上，1937年确立哥伦布纪念日，部分原因

    在于美国民主党人反对共和党在20世纪20年代执政时对美国盎格鲁-

    撒克逊系白人新教徒身份的强调。从这种强调中我们也能看出美国

    移民的局限性。

    无疑，哥伦布是经得起多重解读的。他所代表的许多东西似乎

    超越了时代。鉴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地理大发现”具有重商主

    义的特征，且在本质上是世俗的，那么关注的焦点自然被放在了经

    济利益上。更近代的人则探讨了航海家恩里克、哥伦布以及瓦斯科·

    达·伽马等人的信仰问题。人们强调，这些人想要获得金钱与同盟，以推动对耶路撒冷的再度占领，而对耶路撒冷的再度占领则是为基

    督重临所做的重要准备。因此，时间与空间均被纳入讨论，航海探

    险成了神学的一种形式。哥伦布在1502年第四次航行前往加勒比海

    地区之前，编纂过一本书，名为《预言之书》(Book of Prophecies)。在书中他说，世界末日将在155年后到来。

    西班牙并没有完全征服加勒比海地区，只占领了一些较大的岛屿，主要是伊斯帕尼奥拉岛、古巴与波多黎各。这些地方看起来易于攻取，适宜定居。这就为其他欧洲列强，尤其是法国、英格兰与荷兰占领其他

    岛屿留下了机会。同时，这也保证了印第安人在一些岛屿(例如圣文森

    特岛)上继续处于支配地位。然而，不幸的是，西班牙人带来了欧洲的

    各种疾病，尤其是天花。肆虐的疾病对土著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结果

    导致西印度群岛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急剧变化，同时也使印第安人士气大

    跌。疾病带来的影响是促成殖民者从非洲贩运黑奴的一大因素。这些岛屿一旦被攻破，马上就变成了西班牙开展活动的重要基地，其中以古巴为甚。古巴是西班牙入侵中美洲的跳板。为了利用好加勒比

    海地区最大天然港的深水区，西班牙于1519年建立了哈瓦那。更早的一

    次尝试是于1515年在巴塔巴诺湾口附近建港，然而，那里是蚊虫肆虐的

    沼泽地，又缺少一个有遮蔽的港湾，因此西班牙最终放弃了那次尝试。

    1519年，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率领一支450人的军

    队，配备14门小加农炮与16匹马，在如今墨西哥海岸的韦拉克鲁斯登

    陆。他代表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之外孙——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即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1519—1556年在位)，很快就推翻了阿兹

    特克帝国

    [13]

    的统治。阿兹特克帝国的大本营在中美洲，也就是现在的

    墨西哥中部地区。作为帝国首领的蒙特祖马二世(Montezuma Ⅱ)完全

    被科尔特斯吸引住了。他担心科尔特斯是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派来的特

    使，因此不愿果断地反抗科尔特斯。不过有关他将科尔特斯视作神灵的

    传言，也不足为信。科尔特斯不费一枪一炮就抵达了阿兹特克帝国的首

    都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án)。他在大神庙的庭院中屠杀了阿兹特克

    贵族，结果导致阿兹特克起义。科尔特斯不得不逃离特诺奇提特兰，同

    时蒙特祖马二世遇害。然而，面对起义军顽强的抵抗，科尔特斯仍于

    1521年杀回城中，将其镇压了下去。

    在这场战争中，武器的作用至关重要。美洲人既无火器，也无马

    匹。他们的社会均以木石为用，并无钢铁。印第安人的投石器、木棍与

    黑曜石大刀绝不是西班牙武器的对手。与印第安人的武器相比，西班牙

    人的加农炮、明火枪、十字弓，射程远且杀伤力大。在肉搏战中，西班

    牙人也因可以单手持钢剑而在力量与灵活性上占据上风。金属武器比石

    器有效得多，而且西班牙人穿着的金属铠甲比印第安人身着的棉甲保护

    性更佳。阿兹特克人大概无法使用缴获的火器，因为他们既没有火药，也缺乏必要的训练。

    但是，西班牙的火器极少而且攻速慢，火器的作用主要在于心理上

    的威慑。在与西班牙骑兵的对抗中，阿兹特克武士展现出了精湛的技

    艺，事实证明，他们镶满燧石与黑曜石的木棍格外有效。而玛雅人则很

    快学会用木桩来惊吓西班牙人的马。同时，西班牙人发现，土著的棉甲

    很有用，因为棉甲更适宜美洲的气候。但是，西班牙人仍保留了他们的

    钢盔，因为这是抵御弹弓的有效装备。从某些方面来说，西班牙征服美洲意义非凡。同时，这次征服也是

    1515—1530年更广阔空间内领土变化的组成部分。在此期间，叙利亚与

    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以及匈牙利王国均被奥斯曼人推翻，印度北部的

    苏丹国洛迪王朝被莫卧儿人颠覆。每一次成功的征服，以其独特的方式

    达成了惊人的成就。而且，从整体来看，这些征服提醒着人们变革的可

    能性，尤其提醒着那些在19世纪和20世纪无法动员民众参战、不具备可

    与列强匹敌之基础的国家：一旦统治者与精英阶级垮台了，国家也将迅

    速走向灭亡。通过招募当地已有的一些精英并与新的统治者达成谅解，变革得到了部分缓和，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变革实现了。于是我

    们能看到，莫卧儿人迅速起用了一些拉其普特人(Rajputs)，而奥斯曼

    人也很快招募了马穆鲁克军队与官员。

    16世纪早期与中叶，西班牙人在攻占中美洲、南美洲大部分地区

    时，也遵循了上述模式。西班牙人充分利用了墨西哥中部地区已有的矛

    盾，例如，与特拉斯卡拉人结成同盟。特拉斯卡拉人被阿兹特克的领土

    包围，因此不得不屈服于阿兹特克人，对此怀恨在心。特拉斯卡拉人与

    西班牙的其他盟军一道，在1521年西班牙攻克特诺奇提特兰的战役中，贡献了大量兵力。来自印第安人的帮助使西班牙能与占据绝对人数优势

    的阿兹特克人相抗衡，这一点意义重大。

    渐渐地，阿兹特克人学会了改变自己的战术，以对抗西方的武器，尤其是火药。在中美洲，与取得了战斗优势的西班牙结盟意味着胜算更

    大。此外，许多中美洲人愿意与西班牙人一道对付阿兹特克人的事实，也反映出阿兹特克帝国本质上的缺陷——缺乏同化理论与实践。

    以征服阿兹特克作为开端的西班牙领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

    于当地人的支持，尤其是西班牙人奔赴远疆作战以及对抗非传统敌人

    时。1524—1526年，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

    [14]

    继

    续采取早前(前西班牙时期)从墨西哥中部展开的领土扩张模式。他率

    领印第安同盟军入侵危地马拉。但是，过度的暴力及苛刻的贡赋与劳役

    摧毁了他(和他的盟军)征服危地马拉所获得的成功。为应对持续的反

    抗，他的哥哥豪尔赫招募了5000—10000名印第安武士加入1527年的危

    地马拉入侵战。直到1529年，在对当地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之后，豪尔

    赫才取得了成功。来自印第安人的支持至关重要。这也许是西班牙成功

    的最重要因素，其重要性超过了新型疾病的影响、西班牙的军事技术以

    及当地人的内部分歧。因为，印第安人的支持给西班牙带来了战斗力、情报、物资运输的途径，以及补给的获取与筹备。

    因此，在1540—1542年的米克斯顿之战(Mixtón)中，总督安东尼

    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征用了10000名印第安盟军。此

    外，当地土著士兵还被用作防军。16世纪90年代前，新加利西亚当地的

    弓箭手就在为西班牙人守护道路与银矿了。相应地，他们享有财政补贴

    与法律特权。

    在南美洲，1519年建立的巴拿马城成了弗朗西斯克·皮泽诺于1524

    年、1526年与1531—1532年三次远征秘鲁的大本营。在最后一次远征秘

    鲁时，皮泽诺于1532年11月迅速攻克了印加帝国，俘虏了印加统治者阿

    塔瓦尔柏，占领了首都库斯科。但是，接下来皮泽诺遇到了顽强的抵

    抗，尤其是在1536年，曼可·印加用某种方式将反抗力量凝聚在了一

    起。然而，西班牙凭借高超的作战水平，仍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胜利。

    此外，有足够多的当地人支持西班牙侵略者，而且他们的傀儡国王曼可

    ·印加也为西班牙提供了重要战场与诸多政治优势。印加反抗史在当时

    产生了巨大影响。曼可·印加的遇刺身亡奠定了西班牙成功的基础，这

    证明领导力至关重要。然而，西班牙的征服还是花了7年多的时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战争历时弥久表明了西班牙人的目标是征服而

    非劫掠。军事行动之后，西班牙人通过为新领地命名的方式，象征性地

    宣示了主权。这一过程伴随着如下行为：殖民者带着他们的农作物与牲

    畜前来新领地；鼓吹基督教，破坏敌人的宗教仪式；引入了行政机构与

    任期制度，例如，古典罗马帝国时期基于市镇的统治方式。此外，西班

    牙对当地精英阶层与本土物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接受，以及当地人对

    西班牙人的适应，均意义重大。

    在占领、屠杀之余，人们也许可以描绘一幅更加祥和的西班牙征服

    图景，其中尤为鲜明的是，基督教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所发挥的融合

    作用。基督教利用了当地的传统与习俗，但也保留了自己的欧洲源头。

    新领地作为一个思想交融的神圣空间，带给人们一个关键性启示：在征

    服与被征服的双方达成和解后，还存在一种更为广泛的合作模式，这种

    模式可被视为西属美洲的政治基石。人们甚至可以以融合与共识为因，推出社会稳定之果。稳定是该地区的重要特征，同时也解释了西班牙统

    治下当时及后世的美洲社会不如英国统治下的美洲那般活力四射的原

    因。然而，这种解释忽视了西班牙人占领美洲的主要过程以及比较的维

    度。在美洲，印第安人社会往往被定性为粗俗、原始、未开化的。这样

    一种定性不仅推动了全面战争的爆发，促成了统治者的冷酷无情(就像

    在墨西哥那样)，还促使西班牙人下定决心，要完全抹杀掉印第安社会

    的鲜明特色。西班牙人还毁坏了印第安人的宗教场所，肃清了他们无法

    接受的印第安习俗。西班牙评论家对这些习俗评头论足，以彰显其统治

    的优越性。也许，在西属美洲，基督教徒的敬拜仪式在一定程度上降格

    了，但是，基督教本身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肃清印第安本土宗教的运

    动中，宗教裁判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偶像焚烧便是其中的一项举

    措。

    这与欧亚大陆上大部分地区的情况相异。在欧亚大陆上，虽然存在

    严重的宗教冲突，但纵使奥斯曼人、莫卧儿人大肆攻城略地，也不曾终

    结其他人的宗教活动。然而，西班牙人及其后代却从未在数量上超过土

    著或各种族混合群体的人口。因此，尽管西班牙人不断征讨异教神祇，还控制印第安劳工，打压土著贵族阶层，但是他们还是将成片成片的土

    地留给了乐于与他们合作的印第安人，尤其是那些愿意与西班牙人一道

    征伐的印第安人。

    其他欧洲人将会效仿西班牙人的做法。布道主义是优越感的必然产

    物，同时也旨在让征服变得名正言顺，旨在加强对原住民的控制。最终

    的结果是，对土著文化的攻击远比人们看到的还要严重。例如，西方和

    非西方的征服者大肆破坏印度本土文化，最终导致疾病肆虐，社会分裂

    直至土崩瓦解。土著文化所面临的这种困境，在新大陆被发现之初便已

    注定。西班牙人所发动的征服战的模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全面，这

    种基于基督教命定扩张论的征服模式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亦有所体

    现。然而，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应将西班牙的历史置于更广阔的欧

    洲发展的框架下看待。西班牙统治的残酷被16世纪的西方历史与公共文

    化所强化了。这一时期，以奥斯曼帝国为首的复兴运动发起了对基督教

    国家的攻击，后果之一便是对基督教徒的奴役，这是影响西班牙人对其

    他宗教之态度的重要因素。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基督教世界内部明显增加

    的宗教暴力，尤其是宗教改革后对异端的通行处理手法(比如将异端描

    绘成动物，剥夺其人性等)，也促使西班牙人对异教的看法发生改变。

    极端暴力行为还殃及了来到新大陆的其他西方国家的人，但这些人

    只占少数。他们之所以被殃及，部分原因正是在于他们人数较少。例如，1565年，一支西班牙军队屠杀了在佛罗里达占据了一席之地的胡格

    诺派信徒(法国新教徒)。屠杀囚犯，原因之一在于俘虏难以控制、照

    看，但是，主要原因其实是宗教上的狭隘和自以为是，以及对所谓威胁

    的有意摧毁。在地中海地区，基督教徒与摩尔人之间有过大规模的相互

    奴役，也都采取过屠囚的做法。

    西班牙人面对着推翻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统治的后果。但是，在北

    美洲与南美洲的其他地方，情况则大不相同，因为与入侵者对抗的是各

    个部落。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部落高度一致。相反，在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模式与政治组织上，各部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些部落是高

    度发达的，例如，居于哥伦比亚中部高地，开采祖母绿的穆伊斯卡人。

    在1536年西班牙的一次贪婪的远征后，穆伊斯卡部落被攻占。然而，印

    第安人结合崎岖的地形所展开的反抗，可能令侵略者难以招架。自16世

    纪80年代起活跃在委内瑞拉、巴拿马与哥伦比亚的贝尔纳多·巴尔加斯·

    马丘卡(Bernardo Vargas Machuca)记录下了传统印第安武器与战术所

    造成的威胁，例如，毒箭、自高处滚落的石块、伏击与陷阱。同时，他

    也记录下了印第安人如何应对西班牙的军事优势及其局限性。例如，印

    第安人会利用雨水对火药的克制来获益。

    在很大程度上，西班牙帝国的目的与天性均暗示了当地人反抗的力

    度。在缺乏印第安人支持时，西班牙人在美洲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他

    们在智利中部地区的作战便是如此。1598—1604年，来到智利的西班牙

    人被赶出了中央山谷；此后，比奥比奥河成了边境，在该河以外的地

    区，阿洛柯人是独立自主的。

    在墨西哥北部，西班牙人遭遇了来自奇奇梅卡地区游牧战士的抵

    抗。这些游牧战士在极其不利于西班牙骑兵作战的地形上，将手中弓箭

    的杀伤力发挥到了极致。相应地，西班牙人集结了印第安同盟军，结果

    双方之间的战争演变成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长期斗争的一种新形

    式。西班牙人发现，制服对手并非易事，而且他们从该区银矿上获得的

    收益被战争耗费了太多。同时，当地人为了获取更大机动性，捕获并使

    用了西班牙马匹，这对于西班牙人而言也是一大威胁。最终，西班牙人

    放弃了包括掠夺奴隶在内的激进政策，转而以更加平和的举措来缓和矛

    盾，例如，用礼物来贿赂对手，用基督教传教活动来软化对手。事实

    上，文化被控制以及本土独立自主活动遭到破坏并不能涵盖美洲所面临

    的全部情况。由于边界极为重要，极深的“中间地带”就成了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这个“中间地带”与其说是一个分区或一片地带，不如说是长

    久以来西班牙势力活跃区域的一部分，是其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在墨西

    哥北部，西班牙政策的转向带来了定居点的增加与堡垒的建立，也因此

    改变了定居地的陆上风貌。

    关于金子的传言驱使着西班牙远征队自墨西哥向北进发，前往美国

    腹地。以弗朗西斯科·巴斯克斯·德·科罗纳多(Francisco Vásquez de

    Coronado)为首的一批人进入了如今的新墨西哥州，又从那里继续进

    发，于1540年抵达了美国中部大平原。最终关于金子的传言被证明是讹

    传。和在墨西哥获得的收益相比，西班牙人在美国的收获简直不值一

    提。与此相似，1539—1542年，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远征队残忍洗劫了密西西比河下游及周边地区之后，就没有后续的行动

    了。1540年，索托在莫比尔(今亚拉巴马州塞尔马市)战役中打败乔克

    托族，赢得了胜利。在战斗中，他的骑兵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一片开

    阔地带。索托去世后，路易斯·德·莫斯科索(Luis de Moscoso)率部队

    在1542—1543年继续前进，行至今天的得克萨斯州东部。这支远征队带

    来的许多疾病给了当地人致命打击。

    获利太少虽然不是西班牙人对墨西哥以北的美国兴趣寥寥的唯一原

    因，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598年，西班牙人向北进发，建立了一个他

    们称之为新墨西哥的根据地。但是，这处位于圣菲的定居点过于边缘

    化，因为它并不如人们料想的那般可以通向太平洋。再往南一些，由于

    西班牙人无意中带去的疟疾所引发的灾难，作为玛雅文明之中心的尤卡

    坦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在1527—1541年被征服，而佩滕省中部的伊察人

    (Itzás)直到1697年才被打败。

    一般说来，西班牙的殖民政策与实际操作，包括对印第安人宗教仪

    式的取缔，都影响了当地社会，还限制了流行病肆虐之后人口恢复的可

    能性。这些现象所引发的问题又因种植园农业与采矿业所带来的商机而

    进一步恶化，因为种植园农业与采矿业都需要大量劳力。明显的解决策

    略就是从西班牙控制的领土范围之外获得印第安人奴隶。16世纪，西班

    牙人对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的印第安人实施了大规模奴役；这种奴役是

    战争的一个方面。贩卖奴隶所得的收益致使印第安社会动荡不安，因为

    部落之间为了抓人为奴，而频繁发生冲突。这种情况也发生在西非。其

    结果是，人被商品化，奴隶贸易极大影响了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

    系。尽管在美洲大陆，西班牙从奴隶贸易中取得了收益，但由于印第安

    人的反抗、逃跑，殖民者仍然面对着包括奴隶的可支配性与成本在内的

    各种问题。此外，在西班牙统治的范围内控制印第安劳工的行为也受到

    了皇家立法的影响。这是因为皇家立法不得不屈服于神职人员施加的压

    力——神职人员要求将印第安人看作即将接受基督教的国民，而非奴

    隶。事实上，新大陆的蓄奴行为在1542年的《新法》(Leyes Nuevas )

    中被正式取缔了。但是，撇开奴隶的造反不谈，这项立法的确推动了西

    班牙人在秘鲁的事业。官方命令的执行需要时间，还经常被地方官员与

    地主刻意无视。此外，契约工制度，尤其是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即将土地与印第安人家庭分配给殖民者的制度)，以及强制性的迁移政

    策，尤其是分派制(repartimiento)，构成了事实上的奴隶制。在分派

    制下，一部分男性人口不得不离家工作。

    在与非洲黑奴抵达的口岸相距较远的边疆地区，印第安人奴隶依然

    十分重要，例如墨西哥北部地区。然而，可支配性与成本的天平开始倾

    斜，殖民者倾向于从西非购买奴隶并将他们从大西洋上一路运来。起

    先，非洲人是经由西班牙被运到西属美洲地区的。但是，自1518年起，出现了将他们直接运往美洲的“席位”，或曰许可证。由于最初获取非洲

    黑奴的成本要高于使用印第安人奴隶，所以在西属美洲地区，人们常将

    黑奴用作家奴(这种高价值的奴隶制暗示了黑奴的成本)。

    到16世纪中期，情况已发生了改变。非洲所提供的劳动力不再是微

    不足道的一部分，而正在稳步变成重要的奴隶来源，其中的一大原因

    是，人们认为非洲黑奴的体力比印第安奴隶要好。非洲黑奴的价格依然

    比印第安奴隶的要高。有多种控制价格的方式，例如劳务抵债。然而，从大西洋上运来的黑奴人数在17世纪出现了巨大增长。

    西班牙文明在估算美洲及美洲印第安人口时遇到了许多问题。收复

    失地运动与基督教传教活动提供了一个计算框架，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理

    论框架。此外，古典时期的文献也提供了相关模型，罗马帝国的扩张为

    后世的西班牙提供了参考。与此同时，西班牙人不得不应对古典时期

    (西方)作家不甚了解的新大陆，尤其是前所未见的动植物，如牛油

    果。事实上，在哥伦布时期的世界文化交流中，西班牙起到了关键作

    用：将玉米、土豆与番茄引入欧洲，同时又将马匹、猪与葡萄酒输入美

    洲大陆。新大陆即所罗门王获得大量黄金与象牙的俄斐、他施的说法，尤其

    是秘鲁即俄斐的观点，遭到了人们的否定。部分原因在于新大陆根本没

    有大象。古典主义时期作家的一些论断也被证明是假的。例如，亚里士

    多德曾说，因为热带地区过于炎热，人们无法在那里生活。一般来说，由于古典时期缺乏关于美洲的描述，这就促使人们重新建构权威的实

    质，将重点放在见证人的实录与同时代人的大胆尝试上——这对于西班

    牙人理解美洲而言相当重要。此外，西班牙人一方面将印第安文化视为

    异教的、邪恶的，对其不屑一顾并予以毁灭；另一方面又尝试去适应印

    第安文化。在基督教之内，印第安宗教崇拜也有了一席之地。

    当时也有人尝试去理解印第安文化。方济各会修士贝尔纳迪诺·德·

    萨阿贡(1499—1590年)本是被派往墨西哥以抵制当地“偶像崇拜”的，但他反倒开始欣赏起阿兹特克文化与纳瓦特尔语，记录了许多文本，还

    创建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论。然而，由于异族通婚，种族的划分日益复

    杂，最终就像在西班牙本土一样，划分出的种族类别越来越多。

    西班牙的一些建筑物也参考了新大陆的建筑风格。在龙达市萨尔瓦

    铁拉侯爵宫殿里，支撑山墙的位置处有两尊雕像，每尊都雕塑着赤身裸

    体被缚在一起的一对美洲奴隶。

    强权西班牙

    西班牙很可能从一些非西方的敌人，尤其是阿兹特克人与印加人身

    上获得了可观的收益。但是，在面对其他对手时，它却失败了，尤其是

    在面对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时。在近代早期的任何时刻，西班牙与同时代的主要世界大国相比，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西班牙独

    特的全球势力范围以及相应的雄心壮志。这里所说的“全球”是现代意义

    上的概念。尤其是在腓力二世(Philip Ⅱ)于1580年获得了葡萄牙王位

    之后，在世界上的几大霸权国家中，西班牙帝国的势力范围无与伦比，而且它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这样的影响力为西班牙带来了

    经济利益，同时也使之作为一方霸主，在许多不同领域内展现实力并达

    到了无人能及的程度。近代早期西班牙的这番图景，预示着与其大相径

    庭的19世纪局势中，英国与现代美国的地位。同处于近代早期的中国与

    印度莫卧儿帝国，既缺乏这种能力，也无雄心。

    除了作为一方霸主在不同领域内展现实力外，西班牙还有机会思考如何进行全球合作。但是，全球合作的实用性受到了当时的技术(尤其

    是信息传递、军队输送)与资源的严重限制。因此，说到底，全球协作

    的想法足够大胆。这些想法是早已在远东地区摸爬滚打过一段时间的西

    班牙军人幻想的产物，但遭到了腓力二世及马德里政府的断然拒绝。马

    德里是在1561年成为西班牙首都的。西班牙进入菲律宾则是在1565年，用现代国家的标准来衡量，西班牙在菲律宾影响甚微，势力范围也很有

    限。事实上，人们没有理由相信，正常情况下西班牙能够在16世纪30年

    代成功推翻印加人的统治，更不用提远比印加人强大得多的中国人了。

    在西班牙推翻印加王国的例子中，印加国内具有毁灭性的内战是西班牙

    成功入侵的重要背景；17世纪40年代，中国明朝统治者被推翻也属于类

    似情况。至于西班牙在1519—1521年对阿兹特克政权的颠覆，实际上，当地人的内部分化削弱了他们对外族的抵抗，也为西班牙人提供了帮

    助。然而，西班牙的评论者可不会特意强调这一点。与之相对，他们会

    强调文化价值，包括来自宗教的支持。由于骑兵享有的荣耀与社会地

    位，马匹的重要性也被夸大了。

    在主要的世界大国中，当时只有西欧国家，尤其是葡萄牙与西班

    牙，才有能力同时在两个半球中有所作为。虽然奥斯曼帝国希望将自己

    的势力投射到遥远的印度洋，但它始终无法与西班牙不断在更大范围内

    部署力量的努力相提并论。此外，奥斯曼人在兵败印度洋后，也就放弃

    了在那里部署势力的尝试。最终，两国的势力结构构成了一种距离上的

    对比：一边是越洋的西班牙帝国，另一边是主要跨越了地中海的奥斯曼

    帝国。与这种差异紧密相关的是，西班牙帝国严重依赖贵金属，而奥斯

    曼帝国则更多地依靠土地与贸易。西班牙与美洲的贸易往来受到贸易署

    (Casa de Contratación)的控制，后者是1503年成立于塞维利亚的一个

    机构。之后，由于河道堵塞，贸易署在1717年转移到了加的斯。

    国内势力

    帝国的成功让贵族阶层不得闲暇，且给他们提供了在政府工作的机

    会。伊莎贝拉的统治带来了稳定的局势。与此同时，矛盾在暗中交织，尤其是当君主想要扩大自己权力之时，斗争也愈加激烈。矛盾之一在

    于，君主意图将贵族从地方统治者的位置上移除，例如，伊莎贝拉分别

    于1492年和1503年，将加的斯与卡塔赫纳从贵族手中夺走，又如，她下

    令让卡塞雷斯的贵族阶层拆掉自家砌有城垛的堡垒。1500年，拥有西班

    牙全国80%人口的卡斯蒂利亚主导了这个人口数量为550万的国家。费尔南多与伊莎贝拉之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之母胡安娜

    一世(1504—1555年在位)，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王朝政治中是个关

    键人物。凭借王位继承，丧夫后的胡安娜成了西班牙、美洲大陆、那不

    勒斯与西西里岛名义上的统治者。但是，由于患有精神疾病，她甚至连

    自家的仆人都管不了。人们对于胡安娜精神状况的担忧多半出于宗教上

    的考虑：根据当时流行的观点，不宜治理国家的君主一定是触怒了上

    帝，而且胡安娜与王国之间的联系意味着一方的罪孽将会影响到另一方

    的救赎。通过女王明显的疯癫，神意昭然若揭。这也就解释了胡安娜与

    统治权的分离，同时也使剥夺女王统治权的行为合法化了。胡安娜的处

    境促进了早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皇权从个人主导转向了团体与家庭式

    管理。尽管1504年伊莎贝拉一世去世后，胡安娜继承了卡斯蒂利亚王

    位，但是费尔南多在查理五世成年前一直担任卡斯蒂利亚的摄政王。

    卡斯蒂利亚在被纳入查理五世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之后，胡安娜的

    统治便结束了。这一版图融合在1515—1525年引发了一起政治危机。查

    理五世使用法语、起用非西班牙裔谋臣、要求征收新税、扰乱现存荫庇

    关系网的种种做法，导致危机加深。卡斯蒂利亚的城市公社起义(1520

    —1521年)，以及具有更激进社会意识的巴伦西亚神圣联盟(1519—

    1520年)与马略卡神圣联盟(1522—1523年)均遭到了镇压，例如，1521年比利亚拉尔城市公社起义军便以失败告终。失去贵族的支持是起

    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比利亚拉尔，起义军大多失去了来自卡斯蒂利

    亚贵族的宝贵领导与重要战斗力。这一情况是起义运动日益激进的社会

    思想以及查理对皇室利益的重新分配这双重作用所造成的结果。贵族被

    国王拉拢，从而疏远了起义者。胡安娜拒绝帮助城市公社起义军，有助

    于查理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最终，城市公社起义军的领袖在起义中心

    之一的塞哥维亚被斩首。起义的其他中心还有托莱多与巴利亚多利德。

    此后的社会形势要稳定得多，在很大程度上，这是西班牙将皇权下

    放给了地方团体与贵族阶层的结果。1556年，查理五世退位，将西班牙

    的统治权移交给了腓力二世。他的禅让是有意为之，而非被逼无奈。

    1591年，阿拉贡发动了叛乱，规模不大且很快被平息下去。起义军大多

    是由卡斯蒂利亚贵族从他们的领地上招募来的。这次起义表明，此种军

    事资源一直以来都颇为重要，1580年由贵族组建起来的，助国王攻打葡

    萄牙的援军正是这种军事资源的典型体现。帝国的目标

    截至1535年，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帝国从新占领

    的秘鲁一直延伸至德国与奥地利，而西班牙刚刚在1533年占领了位于秘

    鲁的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查理的个人目标对整个帝国的运作方式产生

    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与其他王朝一样，对于头衔与荣耀的考量会影响君

    主的决定，当需要优先处理的几件事产生冲突时，这种考量也有利于解

    决问题。王朝的目标是世代相传的。例如，16世纪，如果阿拉贡国王费

    尔南多没有追随祖先的脚步，在意大利西部逐利而为的话，西班牙之后

    可能仍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内。这种可能性在16世纪20年代与17世纪40

    年代，都有可能化为现实。如果它真的实现了，势必危及西班牙在教皇

    面前的地位。

    在统治意大利方面，费尔南多的外孙查理五世显得更加笃定，他也

    确实成功统治了意大利。查理的雄心壮志主要在于获取尊贵与荣耀，但

    不仅限于此。他继承了哈布斯堡、勃艮第、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四个家

    族的属地，这对于他征服意大利十分重要。在他做决定时，他的名声是

    一个极为关键的考量因素，尤其是在解决多个领土间优先级产生冲突的

    问题时。在这方面，查理延续了其前辈的做法，强调声望与地位。对王

    朝荣誉与王朝使命的强调导致他在政治文化上大胆激进，毫无温和可

    言。这一风格也见于那个时期的房屋与教堂，例如，格拉纳达的查理宫

    殿，以及塞维利亚查理五世宫殿的房间。

    作为教会在新大陆的传播者，查理展示出了西班牙君主制在全球的

    新影响力。教会传播者这一角色始于查理外祖父母统治时期，其具体表

    现可参见塞维利亚阿尔卡扎尔宫审判院内悬挂的那幅《航海者的圣母》

    画作。这幅祭坛装饰画(retablo)出自阿莱霍·费尔南德斯之手。画中的

    圣母用自己的斗篷庇佑着西班牙的征服者与船只，查理也在受保护者之

    列。1556年，查理退位后于尤斯特修道院中安度晚年，直至1558年去

    世。他的儿子腓力二世(1556—1598年在位)在马德里附近建造了埃斯

    科里亚尔王宫，王宫内皇家陵墓入口上方用浮夸的拉丁语铭文称赞查理

    为“最尊贵的独裁者”。西班牙的影响力跨越大洋，因此命定扩张论与普

    济主义也变得日益重要。与此同时，有人称腓力二世晚年时期的政策除

    了具有救世主般的帝国主义色彩外，传统王朝政治的意味似乎更为明

    显。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并不仅限于越洋方面。虽然为了保存海军实力，国家需要接受诸多限制，但是这些限制并未引起腓力二世足够的重视。

    西班牙仍能在大西洋与地中海水域供养大型舰队。各种类型的海洋环境

    与相应的任务所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因此，在腓力二世统治时期，西

    班牙将舰队调遣至亚速尔群岛、地中海东部、塔古斯河、英吉利海峡、北海，以及更远的水域。对16世纪末的西方列强来说，西班牙的这一部

    署可谓与众不同。西班牙在资源调动方面的独特之处，既体现在资源挖

    掘的深度上，也反映在非比寻常的广度上，而且海、陆两方面均有涉

    及。因此，在多个地域空间内，西班牙都是一股重要的军事力量。但在

    同时，它也不得不承担大笔开销，且树敌众多。

    地中海强国西班牙

    西班牙长期以来与摩尔人为敌这一主题，逐渐演变成了西班牙人与

    奥斯曼人之间的斗争。彼时，这一主题已成为西班牙历史、民族身份与

    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朗哥呼应了这个主题，并将其转化为与

    现代性之间的矛盾。

    继1492年战胜格拉纳达之后，西班牙人自诩为新“上帝选民”，由于

    地中海的屏障业已清除，他们开始加强对北非的征讨力度。16世纪伊

    始，奥斯曼人尚未在地中海西部站稳脚跟，反之，他们即将出现在今阿

    尔及利亚与突尼斯的海岸上。另外，西班牙军队久经格拉纳达战火的淬

    炼，而它的北非对手们却不堪一击、四分五裂。梅利利亚镇在1497年被

    攻破，米尔斯克比尔是在1505年，奥兰是在1509年。而对布日伊、的黎

    波里与阿尔及尔的佩尼奥岛(Pe?ón de Argel)的占领则迫使阿尔及尔

    于1510年臣服于西班牙。

    16世纪20年代，由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将他的大部分(尽管远

    非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自己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身份上，所以西班牙在地中海地区的境遇反倒急转直下。这揭开了西班牙在哈布

    斯堡王朝统治时期陷入长期困顿的一页。查理五世将用在与法

    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战斗上(比如，发生在意大利地区的战斗)，而

    不是用于与奥斯曼帝国一较高下，这种情况在陆地上尤为明显。

    16世纪20年代那十年，正是查理五世在帕维亚力挫弗朗索瓦一世

    (1525年)，并取得一次决定性胜利(1529年)的阶段。与其他战事相比，1529年的胜利更具决定性意义，因为这次取胜带来了更长久的和

    平。但是，王朝权力模式的特点是：家庭利益和个人意志要与统治疆域

    内的集体力量形成联动。在对法作战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中，我们不知道

    如何更好地去定义“西班牙”，也不知道如何更正确地去看待西班牙的复

    合君主制。而这一问题也将会在日后关于西班牙国家地位的讨论中反复

    出现。例如，西班牙从那不勒斯、西西里岛获取军事支持的能力，以及

    从热那亚、托斯卡纳与马耳他骑士团等委托人兼同盟国那边获取资源的

    能力，称得上是“西班牙”的实力吗？这些能够用来解释西班牙的民族身

    份吗？

    尽管查理五世对各类事务的优先级排序值得人们关注，但也应看

    到，他仍在对抗法国、奥斯曼的战役中部署了联军力量。因此，我们很

    难界定当时的西班牙。16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西班牙不仅投入了大量

    的物资与军力用于在地中海地区与法国作战，还要在与奥斯曼人的战争

    中坚守匈牙利边境。此外，查理五世之所以要与弗朗索瓦一世争夺意大

    利，是因为想要实现外祖父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与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

    帝马克米利安一世的遗愿。

    反之，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势力日益强盛。1517年，帝国迅

    速夺取了埃及。这场完胜尤为重要，因为它极其有力地巩固了奥斯曼海

    上强国的地位，同时，尤其是在埃及农业和商业的帮助下，奥斯曼帝国

    雄厚的经济实力得到了保证——这正是奥斯曼人称霸地中海的坚实基

    础。事实证明，这一基础对于帝国将自己的影响力投射到更西的北非地

    区意义重大。此外，由于奥斯曼帝国的直接控制取代了当地政权，西班

    牙人被迫处于守势，打了一场防御战，被动地保住了自己的据点、势力

    范围以及与意大利之间的海上联系。西班牙在北非的影响力远不及奥斯

    曼帝国，而且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西班牙还得付出巨大代价。北非巴

    巴里“海盗”劫掠了西班牙海岸，尤其是南部的海岸。为此，西班牙加强

    了防御工事。例如，在卡洛斯一世与腓力二世统治时期，直布罗陀海峡

    修筑了防御工事。1524年，人们在清真寺原址上建造阿尔梅里亚大教堂

    时，加建了防御工事。

    1534年，奥斯曼帝国将突尼斯从支持西班牙的统治者穆莱·哈桑

    (Mulay Hasan)手中夺了过来，这引发了查理五世在1535年的军事行

    动。查理为了自己的名声，甘愿以身试险，御驾亲征，如此一来就更容

    易号召贵族参战。大批西班牙贵族加入到战斗中。这次远征调动了82艘战舰以及3万余名士兵。军饷主要来自从热那亚银行家处获得的贷款，而来自美洲的印加黄金则被用来偿债，西班牙转移资金的能力体现了其

    军事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远征军在酷热天气下发动进攻，展现出水陆

    两栖作战的能力，而且，他们还在陆上作战中取得了胜利。戈利塔堡垒

    位于突尼斯湾入海口处，虽有奥斯曼驻军重兵把守，但仍被西班牙远征

    军团团围住。一周后，附近的突尼斯被攻陷。遵循西班牙在美洲地区

    (尤其是中美洲)保留印第安贵族阶层的模式，查理五世在突尼斯任命

    了一位亲西班牙的摩尔人统治者，而军队则继续驻扎在戈利塔。一张编

    织于1554年的法兰德斯壁毯记录下了查理的胜利，这张壁毯悬挂在塞维

    利亚王宫内哥特风格的卡洛斯五世王宫中。

    巴利亚多利德

    巴利亚多利德位于西班牙北部(古卡斯蒂利亚)两河交汇处，由一个前罗马与罗马时期的小定居点发展成重要的卡斯蒂利亚权力

    中心以及商业、制造业城市。1469年，阿拉贡王子费尔南多与卡斯

    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在此喜结连理，并将巴利亚多利德定为王国的

    新首都，取代了旧都布尔戈斯。1561年，在腓力二世统治下，马德

    里取代巴利亚多利德成了首都，不过后者在1601—1606年又短暂地

    重获首都地位。当时迁都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对腓力二世统治的反

    抗。失去政治权力意味着没落，而没落又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巴利

    亚多利德城中留下了许多建筑杰作，包括马约尔广场(主广场)与

    未完工的大教堂。巴利亚多利德是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雕塑艺术的

    中心，人们可以在那里看到阿隆索·贝鲁格特(Alonso Berruguete)

    与胡安·德·朱尼(Juan de Juni)的作品。

    正统宗教

    西班牙占领格拉纳达后不久便出现了宗教迫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人们认为正统宗教对政治忠诚与君主权威来说至关重要。1492年，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的犹太人获命在皈依基督教与被逐出境二者之间择

    其一。只有三座犹太教堂躲过了这场驱逐犹太人的劫难，其中两座在托

    莱多，还有一座在科尔多瓦。它们得以幸存的唯一原因就是这三座犹太

    教堂被改造成了基督教堂。犹太人的墓地也被破坏，被建于其上的其他建筑物覆盖。人们如今还能参观的昔日犹太区有科尔多瓦犹太区、塞维

    利亚的巴里奥圣克鲁斯，以及卡塞雷斯犹太区。

    1502年，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并非如此)的摩尔人也面临着相同的

    抉择，但是离开王国的条件让流亡变得异常艰难。1526年，阿拉贡与巴

    伦西亚也竞相针对摩尔人发布了相似命令。因此，生活在西班牙的摩尔

    人即穆德哈尔人的身份结束了。16世纪，格拉纳达强迫人们改变宗教信

    仰，同时也实行了文化控制。1501年，格拉纳达举行了一次大火焚烧阿

    拉伯语书籍的活动。清真寺要么被毁，要么被改建成教堂，要么是这两

    种情况的结合。龙达清真寺的宣礼塔被改建成了教堂的钟塔。改建后的

    教堂仍保留了原清真寺的马蹄形拱门。特鲁埃尔长期以来是穆德哈尔艺

    术的中心，那里的清真寺在1502年被关闭。

    其他少数民族与非正统宗教团体同样遭受了迫害。罗姆人被放逐到

    阿尔马登的水银矿上从事强制性劳动，因为白银的生产需要用到水银。

    还有些人被迫在桨帆船上做苦力。

    光改变宗教信仰是不够的。西班牙还通过了纯正血统法规，限制犹

    太改宗者，使他们不能获得某些特定的荣誉与职务。西班牙国内对摩里

    斯科人(表面上改变信仰的摩尔人)的严厉态度可以与他们对奥斯曼人

    的斗争相提并论。1568—1571年，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起义反抗限制

    他们语言与传统服饰的禁令。他们从奥斯曼人那里寻求帮助未果，反而

    遭到残酷镇压。大批起义军被屠杀，部分是被西班牙贵族阶层召集的军

    队所杀害的。

    这种社会动员反映出天主教独裁意识形态规范的强制性。在西班牙

    乡村地区，人们想要贯彻落实特伦托会议(1545—1563年)制定的改革

    方案的意愿非常迫切。16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强烈意愿受到宗教裁判

    所、宗教法庭的推崇，但各种改革推进的速度与程度仍有差别。持异见

    者遭到了苛责。例如，1568年，一个名叫卢克雷西娅·德·莱昂的女婴出

    生于一个平民家庭。自少女时期起，卢克雷西娅就能通过梦境进行预

    言，支持者认为她是得到天启的先知。她的梦批判了腓力二世的统治。

    1588年，在三场梦中，卢克雷西娅都看到了一条七首恶龙——代表着七

    宗罪，它口喷火焰，大火席卷了西班牙。腓力二世命令宗教裁判所以异

    端邪说与煽动叛乱罪将她逮捕。卢克雷西娅遭受酷刑，之后被关进女修

    道院。宗教裁判所的主要职责就是确保基督教的正统性。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阿拉贡王国的土地上，在宗教裁判所授意

    下频繁开展的信仰行动(火刑)在当时很受欢迎，因为受罚的大多是外

    来者。巴伦西亚王国的宗教裁判所试图压制基于错误教义的极端暴行，这种做法受到了人们的称许。到了18世纪，宗教裁判所依然展现出了吸

    纳新成员的惊人能力。与此同时，宗教上的紧张局面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与危机感让人精疲力竭。

    在世界范围内，西班牙支持符合天主教利益的事业，尤其是在法

    国、不列颠群岛与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耶稣会或曰耶稣会士的创始人

    依纳爵·罗耀拉就是西班牙人。人们可以在吉普斯夸探访他出生时神圣

    场景的遗迹。

    帝国负担重重

    在当时，全球范围内，没有哪个国家的成就能与西班牙帝国的相提

    并论。西班牙活动范围大，引发了许多问题，帝国任重道远。在某种程

    度上，这就解释了长期以来西班牙对军事外包日益深重的依赖，以及对

    私有资源与资本的倚重——这么做都是为了维持西班牙的军事活动。和

    敌人相比，西班牙之所以能够更好地处理大规模、旷日持久的战争所带

    来的全新挑战，是因为西班牙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新大陆的银矿、信

    贷、作为复合君主制国家调动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利用“潜移默化的

    影响”从其他国家吸纳资源的能力。这些优势掩盖了近代早期西班牙的

    效率低下。

    自16世纪70年代中期始，西班牙搁置了自己与奥斯曼帝国的冲突，因为它企图在发生于西欧的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年)中占据主导

    地位。西班牙重新占领了大部分低地国家，在最开始成功介入宗教战

    争，力挫英国对西、葡统辖的新大陆地区的进攻，以及对意大利进行了

    持续统治，这些均表明，西班牙当时即将到达前所未有的权力顶峰。

    因此，认为西班牙到16世纪90年代已是强弩之末的观点是错误的。

    歌剧的误导：《唐·卡洛斯》

    基于弗里德里希·席勒的戏剧《西班牙之子唐·卡洛斯》(1787年)，朱塞佩·威尔第创作了歌剧《唐·卡洛斯》(1867年)，该歌

    剧以真实性著称。也许是因为近亲繁殖，卡洛斯性情反复无常，在

    1562年他从台阶上摔下来之后，其性格问题更为严重了。1568年，作为腓力二世继承人的卡洛斯王子(1545—1568年)在准备逃离王

    宫时被自己的父亲逮捕，不久后就去世了。

    为抨击腓力二世，人们很快开始围绕卡洛斯之死编造各种传

    闻，将卡洛斯刻画成一个秘密的新教徒与主张荷兰自由的人。此

    外，他还与自己年轻的继母伊丽莎白·德·瓦卢瓦有染，最后他被毒

    杀。然而，这些说法都无稽可考。在歌剧中，卡洛斯庄重承诺献身

    自由事业，还带着一队佛兰德人代表面见腓力二世，然而腓力二世

    拒绝了他们获得自由的请求。歌剧描绘了马德里的一场对异教徒的

    公开火刑，处刑时响起了一个天籁般的声音，呼唤着受刑人的灵魂

    升至天国。宗教法庭的大审判官强烈要求处死奸夫卡洛斯，而查理

    五世的亡灵却支持卡洛斯。

    与此同时，战争的各项成本空前昂贵，并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

    机。拖欠贷款的结果包括将负担转移至银行家头上，这还意味着债务的

    强制重新安排。战争严重扰乱了政府的经济状况、财务系统与贸易。

    此外，在腓力二世统治下，西班牙难以将军事成就转变为政治和

    解。对他而言，向低地国家、不列颠群岛与法国做出妥协太困难了。在

    他看来，宗教的正统性是由上帝、王朝、政治与他个人共同提出的必然

    性要求。

    与上述情况相反，西、葡共同的天主教信仰帮助腓力二世顺利接管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