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显微镜下的大明

    作者：马伯庸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ISBN：9787540488475

    本书由北京中联百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

    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序 言

    开门见山，先澄清一下读者看完书后可能会产生的两个误会：

    这本书不是小说，是历史纪实；

    我不是专业的明史学者，我是个作家。

    那么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

    历史纪实？

    这完全是机缘巧合。

    2014年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

    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这

    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听完讲述，我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

    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

    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

    作《丝绢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

    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

    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

    《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

    面的钩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

    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

    生动细腻的故事。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

    感。

    兴奋之余，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

    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我自己动

    手，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

    众，遂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

    是文最初发表于我自己的微博，立刻引起了广泛关注，读者们的

    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

    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

    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

    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

    很少。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

    书忽略。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

    度概括，很少会细致入微地描写。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

    一句“苛政猛于虎”，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

    态——抓到了蛇，便弛然而卧；抓不到，就要被悍吏骚扰。读者们看

    到这些细节，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从而理解

    作者的深意。

    《丝绢全书》的价值，也正在此。从官修实录的视角来看，徽州

    税案只是一句简单的记载，记下有这么个事就够了。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变，如何激化成民变，又如何收场，详尽过程还得看

    《丝绢全书》才能了然于胸。

    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具体

    到民众闹事、官员开会的种种手段，具体到各个利益集团的辩论技

    巧，一应在目，恍如亲临。

    写完徽州丝绢案，我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随后又相继写了

    《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

    律政风云》《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等几篇纪

    实。

    几篇纪实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

    末》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

    的博弈下发生变化；《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

    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明代司

    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讲

    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

    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

    今生》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从中探讨明代政治

    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

    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

    “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

    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

    度。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这本书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

    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张立宪在评论著名纪实文学《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时说：

    “真正的叙事高手从来不用定性或装饰性质的字眼，而是把得出结论

    的权利和快乐留给读者，这一点拉莱·科林斯和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也做到了。”我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因此也效仿先贤，在这几篇文

    章里，尽量不去下什么结论，而是忠实地把所有的事情都展现出来，交给读者自己去判断。

    另外，再次重申，我不是专业学者。

    在研读这些资料时，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

    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比如说，明代采用两

    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丝绢案初稿里，相关人等要去户部上告，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

    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比如说，在

    《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里，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

    龄，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后来经人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错误。

    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你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

    的资料和研究论文。

    这些论文旁征博引，推论严谨，运用史料的方法更是精妙。每一

    篇论文，都着眼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小问题，正好能回答我对某一处细

    节的疑问。许多篇论文汇总起来，就能在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形成

    独特的创见。让你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在研读过程中，你能够清晰

    地感觉到所谓“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他们彼此支援、借鉴与启发，一个学术成果引出另外一个，环环相扣，众人拾柴，最终堆起了一团

    醒目的学术火焰。

    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在学术界早就不新

    鲜了。比如徽州丝绢案，研究它的学者很多，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

    破。只可惜学术与大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生

    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我的职责，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

    分享给大众。

    所以这本书的诞生，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

    在《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中，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

    涛、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其中秦庆涛将

    《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注释，是整篇文章的基础；章亚鹏、李义

    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并从财政学角度进行

    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

    态。

    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

    疏漏之处。她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

    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校了

    婺源《保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这才有了后续的《笔与灰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一文。在撰写《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时，特别要感谢

    的是社科院的阿风老师。他不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还与我讨

    论很久，使我获益匪浅。

    《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的主要参考书是

    《后湖志》，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

    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

    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

    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

    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

    “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

    于世，便于愿足矣。”

    除去他们之外，我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篇幅所限，不能尽列。

    总之，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

    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第一卷

    学霸必须死

    —徽州丝绢案始末引言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

    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

    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

    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

    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

    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

    弈，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纤毫毕现。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的起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盗匪，追

    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第 一 章

    都是学霸惹的祸

    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大明共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

    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

    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

    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

    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郭

    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

    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

    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长年

    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不算当

    地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军户

    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

    军分区——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

    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注释】

    徽州府与新安卫：根据《明史·地理志》与《明史·兵志》的记

    载，明代的整个疆土管理分别隶属于两大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府、县这一行政系统，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这一

    军事系统。明初，徽州府直属中书省，后改属南直隶，下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歙县为附郭。新安卫，直隶于中军都

    督府，虽设于徽州府辖区，其守备衙署亦在歙县，却不受徽州府管

    辖。

    图一·1《徽州府山阜水源总图》(来自弘治《徽州府志》)

    军户：据《大明会典·户部》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

    户口，置户帖、户籍，记录人户之名字、年龄、居住地等信息，户帖

    发给百姓，户籍上交户部，作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的根据。明代人

    户分军、民、医、匠、阴阳等多种类型，除优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须承担不同的差役，不允许变籍，所担差役亦世袭。其中，军户便是

    世袭供应军差义务的特定人户，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

    明人一般以脱离军户为幸。明代诸多著名阁臣如李东阳、万安、刘

    吉、梁储、高拱、张居正、叶向高等人，皆出自军户。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

    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

    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

    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

    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

    库。

    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

    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

    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一个

    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

    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

    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

    匹生绢。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

    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

    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

    担的。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

    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注释】

    《大明会典》：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大全。有明一代于弘

    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会典》。弘治年间，徐

    溥、刘健等奉敕修成《大明会典》180卷，至孝宗死，未及颁行。正德

    年间，李东阳等奉敕重加校订后由司礼监刻印颁行，是为正德本。嘉

    靖年间续修的《会典》并未刊行。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等奉敕重

    修《会典》成228卷，为万历本。文中帅嘉谟所阅者应为正德本《大明

    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

    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

    订，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亦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权威性很

    高。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

    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

    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按道理，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只压在歙县一处呢？虽然歙县的体量比其他五县都要大，可也不

    能这么欺负人哪。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

    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

    无关的古早线索。

    【注释】

    《徽州府志》：现存明代《徽州府志》有两个版本，一为彭泽、汪舜民等人编修的弘治《徽州府志》12卷，一为汪尚宁等人编修的嘉

    靖《徽州府志》22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汪尚宁为歙县人，曾官至

    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退休归里，组织一帮人员重修了《徽

    州府志》，后来亦被卷入学霸帅嘉谟引起的这场争论。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

    四年(1364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

    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

    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注释】乙巳改科：据《徽州府志·食货志》记载，吴元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订了徽州府的赋税旧制，将六县的“夏税生丝”

    折麦征收。第二年，即乙巳年，行中书省核查徽州府赋税时发现，该

    府吴元年的田赋增减额存在问题，派人将府、县所属官吏羁押至省，在严密监督之下，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赋数额，岁史称“乙巳改

    科”，其中特别指出了歙县亏欠原额夏麦9000余石。

    图一·2 嘉靖《徽州府志》书影

    在这次改制中，朝廷发现歙县的夏麦数量有问题，与去年同比差

    了9700石，于是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

    钱，以弥补夏麦缺额。

    【注释】石：古人把石块凿孔成凹行，用于称量粮食，“石”因此成为容

    量单位，音(dàn)。《说苑·辨物》载：“十斗为一石”。古代的

    容量单位有：勺、合(gě)、升、斗、石，为10进制。出自《淮南子

    ·缪称训》的“以升量石”，比喻以肤浅的理解力难以推测深奥道

    理。出自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朝升暮合”则用以形容生

    活的艰难。日常生活中，石与合因其过大或过小而较少被使用，人们

    常用的是升和斗，故有升斗小民、日进斗金、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说

    法。

    这个“补欠夏税”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

    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

    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每石折银3

    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

    生绢折成银子，每匹7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

    没什么关联。

    【注释】

    折率：明初所定的赋税，本是建立在实物财政的原则之上，政府

    根据需要的物品来确定征收的物品种类，百姓根据各地土产的特点缴

    纳不同的物品。但是，各地的出产与政府的需要总有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来代替。或者，在政府实物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改征当时具有一般等价物职能的物品作为财政储备，这时就需要有一

    定的换算比例，即折率。明中叶赋税改革，逐渐以白银作为衡量标准，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银率了，这一比率主要是由税物要送往的仓库

    与用途等因素决定。如据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间，徽州府

    夏麦征收，征入当地永丰仓每石征银4.5钱，送往京库(北京)每石征

    银2.5钱，运往南京光禄寺每石征银6钱。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

    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

    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

    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

    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按说这笔钱

    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

    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

    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

    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歙县简直倒霉透了。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

    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

    (1535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这个“人丁丝绢”

    有问题。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

    ——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

    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这两个官职的管辖范围可不只有应天府一

    个地方，而是涵盖了除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之外的整个南直

    隶地区，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辖制。

    在具体的分工上，应天巡抚协调各府州县，以赋役为主，也兼管

    司法、治安；巡按以监察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军事。勉强用

    现在做对比的话，一个是省长兼军区司令，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

    纪委，找他们两位，算是拜对了衙门。

    市里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两位很快给了

    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

    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

    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

    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

    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开始采取行

    动。隆庆四年(1570年)的年初，帅嘉谟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

    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

    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绢八千七百八十

    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大概意思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徽州府志》里也提到了，这

    是铁证。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

    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

    欠的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

    象，方便行事——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

    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

    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

    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

    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

    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注释】细查帅嘉谟所引用之《大明会典》可知，浙江、湖广的各布政

    司、府、州运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夏税丝绢数分别为3509匹、4992

    匹，二者共计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为：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庐州府、安庆府、宁国府、苏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凤阳

    府、扬州府与池州府。上述各处所缴为丝绵折绢或农桑丝折绢，唯有

    徽州府缴纳的税项有些不同，乃是人丁丝折绢，有8779匹，与帅嘉谟

    所说的8780匹稍有出入。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

    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

    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

    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

    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

    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

    心。

    【注释】

    大明税制：帅嘉谟引用《大明会典》所载各司、府送往南京户部

    承运库的丝绢税额，来哭诉歙县独自承担的徽州府丝绢税额比浙江、湖广两司的总额还多，实在太失公平。他如此计算，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认定南京承运库记载的税额，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纳丝绢税额

    的全部。但实际上，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因着两京制度，明代

    的承运库有南、北之分，帅嘉谟引用数据并未将北京承运库算入。并

    且，地方上交中央的丝绢税并非都送往承运库，部分折银可能送至太

    仓银库，部分丝绢可能送至丙字库。所以，南京承运库所收纳的，仅

    是丝绢税额的一部分而已。如下页图表所示，若给《万历会计录》所

    记载的嘉靖、万历时期各布政司、府、县的丝绢税的总额做个排名，可以发现，徽州府的丝绢税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歙县则在诸县中

    名列第六，都比较靠前，却也与名列第一的严州府、淳安县有相当大

    的差距，更不能与浙江、湖广二司共计167,544匹的总额相比。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

    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

    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

    款，恳乞均平。”

    【注释】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

    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

    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歙

    县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赋税重担这么多年，百姓已贫困至极，无以为

    生了。幸蒙上天眷顾，遇见您这样仁慈、贤明的御史大老爷，小的有

    幸向您详细陈明状况，恳乞大老爷均平赋役，救歙县百姓于水火!

    短短一段话，先后两次要求“均平”。

    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

    “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把这次税赋争

    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注释】

    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可知，明初沿用两税法，根据官

    方登记的户籍，田地要征收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丁要承担多种

    徭役。后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赋税、加派杂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

    逃亡以躲避赋税。政府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故决定将一州一县的

    田赋、种类繁多的徭役、杂税合并起来，除必须的米麦之外，都折成

    银两，分摊到该州县的田地上，按照拥有田地的多寡来征收赋税，官

    方征收、官方解运，称为“一条鞭法”。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得以

    稳定增加，也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提高了效率。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

    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

    挂上了钩。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

    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只要

    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

    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叫海瑞，号

    刚峰。

    【注释】

    海瑞：据《明史·海瑞传》等可知，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

    南琼山人，自幼丧父，靠母亲节衣缩食抚养成人，对百姓的贫苦深有

    体会。海瑞中举后曾至南平任代理教谕，有御史来县学视察，一些学

    官想要讨好上司，一见面就全身趴在地上行磕头大礼。海瑞则只是作

    揖而已，他认为学校不是官府衙门，是师长教导学生的地方，不应该

    屈膝下跪。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画面：身为教谕、站在中间的海

    瑞，只是作揖，不下跪；两边的学官趴在地上磕头，正如一个“山”

    字，又像一个笔架，因此海瑞就有了“笔架博士”的外号。海瑞升任

    淳安知县后，不仅坚决抵制上司的额外摊派，并且积极取消不合理的

    赋税、杂役，减轻百姓负担。

    不用多说了。

    其实较起真来，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

    因为这次“人丁丝绢”争议的核心，是税负归属，到底歙县单出

    还是六县一起出？至于实物折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这就好比两个人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谁出这顿饭钱，才是争执

    的重点，至于这钱是给现金还是刷信用卡，并不重要。等警察来了，其中一位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你给评评理，为了响应国家鼓励使

    用信用卡的号召，这顿饭钱该谁出？”警察听了肯定莫名其妙，这两

    件事根本没关系啊。

    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

    不露破绽，反而显得煌煌正气，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这些，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解决方案。

    他深谙官僚禀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

    拿不出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

    了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

    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

    丝。”

    看，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朱笔批准便是。

    这样一来，无论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歙县都能减少至少

    一半负担。

    不得不说，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当真是诉状杰作。开头借了朝

    廷大势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翔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

    说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诉于情感层

    面。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关于帅嘉谟的职业，史无明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猾讼

    棍。从这份诉状来看，若非状师大手，还真写不出来这等文字。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

    的高度重视。

    钱粮税赋，历来都是民政事务的重中之重。隆庆四年二月初十，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

    查清楚。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

    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

    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突

    然传来消息，海瑞调职，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离职，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这里按

    下不表。总之，徽州这摊事，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

    海瑞是帅嘉谟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调任，让“人丁丝绢”案子陡

    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尽管巡按刘世会还在，尽管徽州知府段朝宗还

    在，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要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来说可是彻头彻尾的

    坏消息。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五

    县籍的官员、胥吏、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

    要知道，徽州府不比别的小地方，在朝中做过官的人极多。那些

    致仕的官员与中央关系密切，又热衷于彼此联姻，经营成一个盘根错

    节的关系网络。这里的乡绅乡宦，个个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县纷争，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应天抚、按两院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注释】

    徽州府出身官员中身居高位者众多，进入《明史》名臣列传者就

    有四十多位，在安徽省内，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初因军功任

    职者众多的凤阳府。特别的是，徽州府出身的官员多是宣德以后以科

    第进入仕途、官运亨通的。嘉靖、万历时期在朝为官者，绩溪有官至

    工部尚书的胡松，以计谋擒获倭寇首领、后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的胡宗宪；休宁有官至福建兵备签事的汪泗论；婺源有官至兵

    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的汪元锡，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余懋学，官至兵部侍郎、别号“潘青天”的潘珍；歙县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的汪尚宁，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的许国，等等。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

    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

    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

    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

    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

    好处，反而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帅嘉谟为什么当初不去找徽州府讨公道，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呈

    文？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

    但下面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

    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

    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

    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

    考查黜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才是

    朝觐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

    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

    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一

    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

    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

    个县中耆老的连署。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绩溪的态度

    ——此事无关钱粮，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刀笔却暗藏机锋。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为恳恩遵国典、据府

    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

    “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嘉靖

    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注释】

    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本县为了响应

    府衙的号召，今特遵照《大明会典》《徽州府志》之记载，均平赋

    税，补救弊政，切实缓解百姓多年之困苦，以示大人的浩荡洪恩!

    变乱国制，罔上虐下：(帅嘉谟)实乃假公济私的无耻之徒，他

    兴风作浪，妄图变乱国家大政，对上欺骗、蒙蔽大人，对下虐待、陷

    害百姓。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

    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但他解释

    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令他们补

    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责

    任，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嘉

    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

    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

    该歙县单独交。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

    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的这个辩驳，实在毫无道理。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即使按洪

    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

    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

    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

    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哪里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

    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

    变之忧，官民两便。”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免得激

    起民变，这样官府和民众都方便。

    杨教谕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眼，恰好就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

    您不照原样征税，恐怕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

    了。

    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就击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五县的

    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

    乱。明年就是朝觐考查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

    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

    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

    圜。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

    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

    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

    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

    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

    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

    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

    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

    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

    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

    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

    绢”，这个没问题。那么，“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又是怎么被改成

    “人丁丝绢”的呢？

    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会浮出水面。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他要在这积

    存了两百年的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皇天不负苦心人，居然真的被帅

    嘉谟找到了线索：

    奥妙就奥妙在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收据，上面写得

    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

    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缴纳，一般默

    认是六县均摊。

    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

    绢”这个科目没了。只有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

    丝”。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

    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

    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

    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

    扛。“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

    巢。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

    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

    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

    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口气交了

    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凭空臆测。

    在大明府、县这两级的政府里面，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叫作“三

    班六房”，三班指皂班、壮班、快班，合称为衙役；六房分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知府和知县是

    流官，干几年就会调走，但三班六房的职位往往为本地胥吏所把持。

    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熟知基层，他们又掌握着专业技能，职务世代

    相传，自成一个体系。没他们配合，贵为知府也没法施展拳脚。

    尤其是六房中的户房，分管钱粮，是胥吏管理的重灾区。小吏们

    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

    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你说这得多嚣张。嘉靖年间的一位官

    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

    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注释】

    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

    田与民田两种，皇庄、学田、牧马草场、园陵坟地、勋贵庄田、百官

    职田、边臣养廉田等，都是官田，其余为民田。田地是政府征收赋税

    的重要来源，明初曾核实天下田地，造有鱼鳞图册，以制定赋税额

    度，每一次田地的变动都要记录在案。但是，当土地兼并严重的时

    候，富人可以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更可怕的是，被收买的

    小吏，可以使用高超却卑鄙的手段，使得家有良田千亩的富家在官方记录中表现为无田，富家便可轻松逃避赋税；而根本没有田地的穷家

    却被登记为田产丰富，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这笔丝绢税，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

    县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

    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

    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

    知弊由何作”，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是不对的。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事，做错了，就得拨乱

    反正。

    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缴纳，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

    没有吗？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

    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

    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

    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

    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

    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没有退缩。这个耿直倔

    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

    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我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

    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这个“彪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

    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

    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

    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

    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

    讼”。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

    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

    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

    证。”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

    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

    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

    人：“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

    徽州人的风格。

    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

    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南

    京这套备份政府，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

    是很有发言权的。

    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

    广诸司，都是膏腴之地，天下半数税赋，皆出于这里。南京户部的影

    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

    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但从各种官府文

    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

    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以帅嘉谟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

    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

    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欢搜

    集民意，风闻奏事，找他们管用。

    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枢

    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

    脸。他所求的，只是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

    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

    “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

    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这个批语，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

    南京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

    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

    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

    作何议处。”

    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歙县的税赋肯

    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

    县。

    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接下

    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帅嘉谟高高兴兴地

    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

    顶。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

    应淡漠，但私下里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五县籍贯者。帅嘉谟

    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

    太平了。

    要不，把他干掉算了。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

    “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

    条冤魂。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

    逃脱。具体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帅嘉谟

    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

    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

    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这件事终于再度沉

    寂下去。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

    方。

    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隆庆六年(1572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帝即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

    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但徽州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

    格。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

    遗忘，再没人提起过。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可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第 二 章

    六县大辩论

    万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

    令，要求缉拿帅嘉谟。

    逮捕令是这么写的：“今照帅嘉谟，既能具词呈告抚按，必为有

    力之家，有谋之辈，何为捏作在外，屡提不到。中间必有主使之者，拟合行提。为此，仰县官吏速究帅嘉谟有无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

    辈奸恶，渐不可长，设法缉拿解府，从重问拟，庶足以警余奸，毋得

    迟违。”

    这个缉拿帅嘉谟的罪名，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你帅嘉谟有本事去

    两院告状，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直躲在外头，一定非奸即

    恶!

    太不讲道理。帅嘉谟外出避祸，可不是自己情愿的。何况户部隆

    庆五年下的文，时隔四年，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不配合调查，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迟钝了。

    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仓促拟成。从逮捕令的字里行间，我们能

    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有点气急败坏，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

    这份急就的逮捕令，很快下发到了歙县。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

    误，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因为帅嘉谟是军户，隶属新安卫，所

    以这事必须跟卫所协调。军户历代都得当兵，户籍寄在各地卫所之下，自成体系。地方民

    政部门如果碰到涉及军户的事，必须知会卫所。

    半个月以后，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在新安卫的协助下，歙县总

    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叫帅贵。一问方知，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只留下帅贵看家。

    知县姚学闵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徽州府，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

    “无凭拘解”。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执法，跨省执法需要凭

    据，我们歙县可拿不出来。

    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件事上，一点也不热心，毕竟帅嘉谟是在为

    本县利益奔走。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说什么，只好先把帅

    贵拘押了事。

    没想到，这事才过了十几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

    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嘉谟。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旧事重提，先把关于“人丁丝绢”的前因

    后果重述一遍，然后回顾了各级各届领导对此事的批示。紧接着，他

    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踪：“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

    帅嘉谟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也没提谁是主使。但既然他不敢回

    徽州，那凶手从何而来，昭然若揭。这一句指控，真是绵里藏针。

    当然，对于徽州府，帅嘉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今奉爷台仁

    恩催议，千里奔归，伏乞作主，怜悯偏苦，洞察奸弊。”意思是，今

    天您既然催促我，我便千里星夜赶回，希望您能为小人做主。

    这句话，算是针对徽州府“屡提不到”给了一个解释。

    在呈文的最后，帅嘉谟又提出了一项新证据：顺天八府，也有

    “人丁丝绢”这个税种，皆为诸县分摊，没有例外。这个顺天八府的税种虽非决定性证据，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

    证。同样是“人丁丝绢”，人家都是分摊解决，怎么就你徽州府这么

    特殊呢？

    看来他在江夏县这几年，根本没有心灰意冷，仍旧在孜孜不倦地

    搜寻证据，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范围。

    不过帅嘉谟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相当蹊跷。

    徽州府的缉拿令发于三月初九，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歙县才搞清

    楚帅嘉谟的下落。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送到也得四

    月初了。而到了四月初十，帅嘉谟的呈文竟然已经送到了徽州知府的

    案头。

    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里地，帅嘉谟从接到报信返回徽州，到撰

    写呈文提交官府，只用了十七天时间，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

    除非，这封呈文，帅嘉谟早就准备好了。

    除非，徽州府的动向，歙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

    这才符合实际情况，帅嘉谟为歙县万民请命，歙县怎么可能会无

    动于衷？明面上歙县乡绅们不便公开支持，但私下肯定会给予支持。

    从种种蛛丝马迹能感觉到，帅嘉谟和歙县之间，早在暗中密切联

    络，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动作。

    无论如何，帅嘉谟的再度出现，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大概是嗅

    到空气里什么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徽州府这回的态度积极

    得可怕，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两天之后，四月十二日，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帅嘉谟的

    呈文转发给歙县，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丝绢案，你们好好详查一

    下。这个命令，很有意思。按道理，这件事应该是六县合议，再拿出

    个章程。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让歙县先去详查，岂不等于让原告

    自己去审犯人吗？

    没想到，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歙县竟

    然就发了一篇申文给徽州府，洋洋洒洒好长一篇。

    这篇申文，出自知县姚学闵之手，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

    申文的开头气势十足：“歙县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恳恩遵照

    《大明会典》，均平绢赋，以苏偏困事。”

    姚学闵的申文，简单来说就是两点：第一，《大明会典》记载徽

    州府输“人丁丝绢”8780匹，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第二，“人

    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

    上。

    这篇申文，基本就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唯一不同的是，上

    一次是下民上书，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不光背书，还要赤

    膊上阵。

    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户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

    能隐晦表示。而姚学闵根本不多顾虑，直接撕破了脸皮，指着户房那

    些书吏的鼻子开骂。

    知县大人表示，徽州府的户房，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世顶名缺，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歙县没人在府里，只能被人

    欺负。所以 “人丁丝绢”被篡改成“夏税生丝”这件事，一定是出自

    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

    【注释】世顶名缺：明代的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不仅不得在本籍

    任职，且不能久任；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

    力，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说。户房的书吏，是衙门内六部

    胥吏的一种，负责办理夏税秋粮的征收、丁差徭役杂课的派遣，绝对

    是大有油水的肥差。

    这故事的真假，没法查证，反正姚学闵说了，这是“父老相

    传”。

    姚学闵一介知县，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猛？谜底就在申文里的一

    串人名。

    为了壮大声势，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这些乡宦大多

    是退下来的本籍高官，虽然无权，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

    力，不容忽视。

    事实上，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他们下对基层平

    民控制力度相当大，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

    各项产业。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中国有

    “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

    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

    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向徽州府展现出肌肉。

    【注释】

    皇权不下县：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在帝制中国，皇帝拥有绝

    对的权力，但他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管理整个国家，官僚体制即为皇

    权的执行者或工具。而实际上，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县以下没有任何行政单位。所以，在县衙门到百姓家门口这个范围，是地方

    乡贤、宗族在发挥重要作用，中央的权力进入不了与人民日常有关的

    地方公益范围，故有“皇权不下县”之说。

    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

    汪尚宁，歙县竦口人，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相当于

    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汪道昆，歙县千秋里人，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文名极盛，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为“后五子”之一。后人猜测《金瓶梅》

    的作者时，汪道昆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可见这人的实力。

    【注释】

    兵部左侍郎：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明代的兵权分为两部

    分，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与训练，而征调军队的权力归属于兵

    部，二者互相制约。兵部左侍郎，正三品，兵部尚书的副手，辅助尚

    书负责各地驻军的粮草、军队的调动以及军队官员的任命，相当于现

    在的总后勤部、总参、武装部、国防部等部的副部长。

    江珍，歙县溪南人，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

    【注释】

    贵州左布政使：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明朝的地方政府权力

    乃是一分为三的，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民政，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名，都指挥使司负责军事，最高长官分别为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权并立，互不隶属。贵州左布政使，从二品，为贵州省最高行政长

    官，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省长。

    方弘静，歙县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注释】

    南京户部右侍郎：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明廷原本定都金

    陵，明成祖朱棣夺位后迁都北京，但依旧保留了金陵陪都的地位，改

    称南京，并设置了南京六部。其中，南京户部右侍郎是南京户部尚书

    的副手，辅助尚书征收南直隶与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的夏税秋

    粮，督责漕运和全国盐引勘合，负责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虽不及

    北京的户部侍郎，但也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

    程大宾，歙县槐塘人，进士，官至贵州按察使。

    【注释】

    贵州按察使：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按察使，执掌一省司法

    监察之权，纠察官员风纪，澄清吏治，铲除奸暴，断案平冤；并对布

    政使、都指挥使有监察之责，将情况上告吏部、都察院，以备考核。

    贵州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政法委书记的总和。

    曹楼，歙县雄村人，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

    【注释】江西右参政：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各布政司内参政一职，从三品，人员不定，因事而设，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等事，分担布政使的职能。明代的江西布政司设有督粮道一人，负责征收、押运漕粮；督册道人员不定，负责督造鱼鳞图册、黄册等，以作为当

    地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的根据；分守道人员不定，负责向各府、直隶

    州传达催办布政司的公事。曹楼所任之江西右参政，即为上述三道之

    一。

    江东之，歙县江村人。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要到后年才考中。

    再后来，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

    【注释】

    御史：江东之弹劾冯保时任山东道御史。据《明史·职官志》记

    载，明代都察院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主要负责纠察内外百

    官之风纪。若在京，则稽查两京衙门审理刑狱案件有无拖延、枉曲，并巡视京营、仓场、内库、皇城等；若外派，则为巡按，代天子巡

    狩，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位卑却权重，负责纠察地方官吏、举荐人

    才、断理冤案、督察税粮与户口、督修水利等公共设施、检查学校教

    育等。山东道御史，相当于现在中纪委派往山东的巡组组长。

    要说徽州，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底蕴深厚。区区一个歙

    县，随随便便就拽出六七位还在世的进士高官助阵，个个身份显赫，地位不凡，简直就是全明星队，别人眼睛都要被闪瞎了。

    有他们背书，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歙县这次突开重炮，绝对是筹谋已久。从

    徽州府发文到歙县回复，一共就三天，若是临时准备串联，哪里来得

    及？

    歙县乡绅们一定是早早开始筹划，就等着突发奇袭，打五县个措

    手不及。

    可是，歙县哪儿来的胆量，把所有的矛盾都摆到台面上跟五县打

    对台？就算有乡宦联署，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

    很快答案就来了。

    五月十日，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说歙县申文干系重

    大，必须仔细地检阅会典、府志、赋役等文件，会同五县通查，一有

    结果，立刻上报。

    注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内，历届应天巡抚、按两院给的批复，都

    是“仰府查议报夺”，没太多倾向性，就算催促六县合议，也是不急

    不忙。

    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明显偏向歙县，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一

    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而且鲍希贤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复，而是让兵备道发出宪牌。

    【注释】

    宪牌：在明代，官府发出的公文告示，称为信牌，而兵备道、巡

    按御史、巡抚等均属监察官员，他们发出的信牌，称为宪牌。

    所谓兵备道，是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负责整饬兵务的机构，独立

    于地方官府而存在。它虽有军方色彩，但兵备道长官却经常挂着一个按察使副使的头衔，所以兵备道也算是半个司法线上的机构，有受理

    诉讼的职能，而且手里有武装力量，必要时可弹压地方。

    南直隶没有按察使，但是有巡按御史，同样属于兵备道的上级主

    官。

    徽州附近的兵备道，全称叫作“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

    备道”，简称徽宁兵备道，由兵备副使冯叔吉兼领。由他出手发出宪

    牌，是暗示徽州府，这次别再用“恐生民乱”当理由了。真闹起来，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

    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嘉谟之前，歙

    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

    这一回，上有应天巡按、兵备道副使支援，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

    呐喊，上下一起发力，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底气十足。此

    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独闯敌阵，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摆明车马要做正面决战。

    面对这空前的压力，徽州府自然无从抵挡。五月十日兵备道的宪

    牌发出，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转发给五县，催促他们前来合议。大家要

    注意，这个五月十四日，是宪牌送到五县的时间。也就是说，徽州府

    几乎一收到兵备道的文书，一点没耽误，立刻转发出去了。

    可见徽州府是真吓坏了。

    面对歙县蓄谋已久的突袭，其他五县一时间蒙了。这事不是早黄

    了吗？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

    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过来商议。这回，五县

    不能像上次一样装聋作哑了，必须有所表示才成。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这是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实力位居

    五县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乡贯故里。知县吴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

    发回申文，算得上神速了。

    可惜速度虽快，质量却很糙。这篇申文的论点，和当年绩溪杨教

    谕的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8780

    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丝绢”，那是南京承运

    府的事。

    这个论点破绽很大，无甚新意。不过这也没办法，一共没几天时

    间，吴琯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

    不过吴琯到底也非庸人，他后来官至给事中，说明头脑很好使。

    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

    查阅黄册。

    黄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

    来施行。它是一手资料，最具权威。黄册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

    始攒造，十年一届，从无中断，涵盖每一个大明府县，具体到户，是

    中国档案史上的一个奇迹。

    吴琯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

    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知道谁对谁错。

    按照规定，每一届的黄册都会抄送数份，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

    底，原册送交南京户部。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吴琯此举，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虽然阵

    势不如歙县，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徽州真的太厉害

    了，只是辖下两县打架，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

    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绩溪县也加入战团，同样是知县领

    衔。

    有了婺源县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知县陈嘉策选择

    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上。

    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徽州一共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

    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

    常州府进贡茶叶，《大明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

    贡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所以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丝，《大明

    会典》一定会单独写出来“征于歙县”。

    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绿豆，只由

    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

    收，睢宁、赣榆两县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义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缴纳。

    列完这一大堆，陈嘉策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

    常，《大明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

    少，毫无道理。

    哦，对了，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翻箱倒柜，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两县打起头阵。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宁、祁门两县终

    于桴鼓相应。休宁的知县陈履，应该也是个学霸级的人物。他准备了将近一个

    月，兵强马壮，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

    ——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夏麦9700石，折绢4000多匹；而每年歙县却

    要缴纳“人丁丝绢”8780匹。多交的4000多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

    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改科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

    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

    田地，以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

    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

    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3斤。每24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是

    8779匹整，没有任何问题。(原始资料即如此。)

    陈履的调查成果，还不仅止于此。

    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陈履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

    悌等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显然，生

    丝是歙县特产土贡。在洪武十年(1377年)、二十四年(1391年)，永乐十年(1412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

    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24两

    调整到了20两，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得去外地买丝，但当年它明明可以靠自

    产。朝廷征丝绢税，只可能是从歙县收。

    至于《徽州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很简单，因

    为《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当然得掺私货啊!

    至于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

    州府，没写独征于歙县，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没必要。会典是国

    家级档案，只记录到府就够了，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

    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根本荒唐。

    陈履的回答，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帅嘉谟就是

    当面辩论，恐怕也会感到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写得极其乏味，无非老

    生常谈加哭穷而已。没办法，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申文由县丞

    刘守德代理撰写。

    又过了一个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

    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吴琯、陈嘉策、陈履三员大将坐镇，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

    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

    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再加

    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根本扛不住呢!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六个

    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

    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

    县们拼个你死我活。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

    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

    不过。他们一打听，立刻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

    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

    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于是在乡宦们的刻

    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

    论中来。

    徽州风俗一向健讼，百姓一碰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

    状。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没法调停这个纠纷。于是六县民

    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有歙县的老

    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有

    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几

    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两院、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

    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

    面对这种窘境，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可见上级主管

    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

    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或者说，徽州府怎么敢拿出结论

    来啊？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连民间都争吵不休，甚至已经

    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六县民怨都在蓄积，谁敢去惹？

    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到了万历三年年底，十二月初一，丝绢

    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

    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

    “人丁丝绢”8780匹，均摊六县。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遂

    哄骗歙县先垫上。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改入

    “夏税生丝”的科目里。从此以后，徽州在歙县征收“夏税生丝”，向上缴纳“人丁丝绢”，瞒天过海两百年。

    对于吴琯、陈嘉策、陈履三个人的反驳，帅嘉谟却未置一词。

    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再次转发六县，要求合议。这篇转发

    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

    突然重启丝绢案的调查。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

    示一一附在前头。从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

    原来早在年初，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府，四年前

    让你们查勘“人丁丝绢”的事，到底查得如何了，徽州府这才想起

    来。

    隆庆五年，帅嘉谟进京告状，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一道文，催促

    徽州府查勘。后来帅嘉谟失踪，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徽州府以为上

    头把这事给忘了，也就搁置不理了。

    谁知道，时隔四年，户部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来文催促。而

    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文书前头写得清清楚楚：“奉圣旨：户

    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奉圣旨？这是惊动皇上了？

    不对，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这个“奉圣旨”，其实是代表内阁

    的授意，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你说徽州府慌不慌？所以从万历三年二月

    开始，徽州府一反常态地积极推进丝绢案的查证，而且处处偏袒歙

    县，结果惹出来了一场六县大辩论。

    如今吵到年底，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行到五县。五县立刻跳

    了起来，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纯粹在自说自话。

    这次五县不单干了，正式抱团，合着发了一篇《五邑民人诉辩妄

    奏揭帖》。他们懒得多费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条，即此前婺源知县吴

    琯的提议：“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如系六县公赋，甘派

    无词；如系歙县额科，乞严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

    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是不是，用证据说话!

    歙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

    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岂各县抗违不回，延挨会计，歙苦无伸，恳恩

    差人守提，早赐均摊归结。”

    翻译一下：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仔细核查，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查

    明白了好回话。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拖拖拉拉，至今未有结果，害

    我们歙县有苦却无处申冤!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早将这笔重税

    分摊六县，以示公平!

    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

    提查黄册的事？

    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撕得昏天黑地。

    巡按宋仪望看到这一幕，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积愤已

    久，五县纷争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

    复置私喙矣。”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什么模样，生怕酿成民乱，所以话

    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和和稀泥，赶紧把这事平了”的意

    味。

    上下的压力，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心想，得，我过不好年，你们谁也别想过好。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态

    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

    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

    不贷。”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不许拖延，不许不给。

    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按中国人传统，有什么事

    过完年再说。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看得出来，知府是真

    急眼了。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

    吴琯这一次，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盯住帅嘉谟的几个论点

    咬。

    第一，帅嘉谟说“人丁丝绢”和“夏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

    对。

    他算错了!

    乙巳改科，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的。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

    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该县轻

    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

    记入黄册档案。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麦7升。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

    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完全对得上。(原始资料即如此。)

    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国初

    到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你可真外行。

    第二，帅嘉谟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

    8780匹，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

    歙县独输。

    他弄错了!

    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弹

    药”。

    浙江的“夏税丝绵”，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温、台、处三府不

    用缴。但《大明会典》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夏税丝绵”，为什么不

    注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为这是《大明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言府而不言县；在

    各布政司，则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注明，《大明会典》得多厚

    啊？

    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国

    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那是特产贡品好吧!跟田赋有什么关系？

    第三，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其他五

    县也亏欠，六县亏欠的总额，恰好与“人丁丝绢”的税额对得上。

    他算错了!

    吴琯对这个疑点，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

    乙巳改科之前，歙县产麦19,632石，产米17,688石；婺源产麦

    8315石，产米8315石。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婺源产麦8000石，确实亏欠300石麦，但是大米丰收了，远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

    要补麦，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

    第四，帅嘉谟说户房的五县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哄骗歙县。

    吴琯对这个质疑，简单回复了一句：歙县长官又不是白痴，就算

    歙县长官白痴，老百姓也不傻。这么大的税额，都要真金白银往外

    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

    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你说徽州户房被五县小

    吏把持，但别忘了，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歙县的。”

    潜台词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岂

    不更会徇私喽？”

    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歙县人，当年巡抚

    广西，跟俞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总督两广军务时，击破了

    打着“倭寇”旗号的海寇，光复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战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

    而南京户部，恰好管着丝绢之事，所以吴琯把这事挑明，是怕殷

    正茂会偷偷偏袒歙县。

    在文章末尾，吴琯又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尽快查询

    洪武十四年的册籍，搞清楚怎么回事。

    两天以后，帅嘉谟没回复，反而是歙县知县姚学闵拍马而至。

    不过这回他没有大马金刀地跟吴琯力拼，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

    夫，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歙县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大老爷请看，徽州的四司银

    16,212两，歙县要负担5361两，其他五县共负10,851两。砖料银708

    两，歙县负担234两，其他五县共负473两。军需银12,215两，歙县负担4032两，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歙县

    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沉重无比。你们怎么忍心把‘人丁丝绢’又

    砸在我们头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从道理这个层面，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五

    县。吴琯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让姚学闵不得

    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

    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在申文结尾，姚学闵也同意，应

    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记录。

    这份申文，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没办法，发出时间是十二月二

    十七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么事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

    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一直到万历

    四年(1576年)的二月，祁门、绩溪、休宁、黟县才相继回复。他们

    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婺源县的意见，催促尽快开查黄册。

    与此同时，五县又扔出一条更具爆炸力的证据。

    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五邑查明丝绢

    缘由呈词》。这篇呈词很枯燥，但是相当有杀伤力。里面是每一县从

    乙巳改科后缴纳的赋税定额与增减之变，极为详尽。

    原文既长又烦琐，我姑且贴出其中休宁一县的赋税报表，让大家

    看看效果。

    原额夏税麦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秋粮米一万八

    百四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六勺。改科多麦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

    八勺，该银二百一十四两八钱五分一厘三毫。加米一万一千八百五十

    一石四斗八升八合，该银五千七百四十七两九钱七分一厘七毫。麦米

    共银六千六十二两八钱二分三厘。该县国初钱粮当歙三分之二，今照数平抵外，比歙多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七钱三分五厘，歙将何者相

    抵。

    细致到了这地步，可见古人在数据方面一点也不含糊。

    注意看最后一句“歙将何者相抵”，每一县的报表结尾，都会加

    一句“歙将何者相抵”，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你们歙县哪个

    税目相抵了？

    每张报表重复一遍，一共重复了五次，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质

    问。

    是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县大事不妙。歙县也觉得这个实在

    难以回应，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未必准确，还得看朝廷黄册

    才能定夺!

    于是，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

    上。

    万历四年四月，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正式要求调取洪

    武十四年黄册。头大如斗的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

    申请调阅。

    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历代的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玄武

    湖——库房。这些都是朝廷机密文件，不能随便调取。想查询，必须

    得到南京户部批准。

    其实在这之前，歙县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暗地想抢个先

    手。不料户部直接把去的人踢了回来，理由是“越申”。因为黄册库

    是户部下属机构，不是什么小州县都能随便来查询的。要查，得徽州

    府提申请。休宁县、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申请查询，被黄册库以同样的理由

    踢回。虽然三县都未得逞，但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斗争有多么激烈。

    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南京户部终于批准。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

    支调查团，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休宁县学训导组成，准备开赴

    南京查阅。

    应天巡按宋仪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恐怕徽

    州人还是会纠缠不清。无论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

    闹特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江西余干人，以中

    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审阅黄册的队伍。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把诸县带头闹

    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除了几位知县唇枪

    舌剑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

    里影响很大，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要么频繁越级上书、上访、上

    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民

    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

    在宋仪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眼看

    查阅黄册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

    于是连同帅嘉谟在内，还有五县的黄棠、程文昌、汪福髙、吴敏

    仕、胡国用等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老百姓，被尽数控制起来。不过帅嘉

    谟很快被释放了，因为他作为首倡之人，必须赶赴南京。

    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七月十三日动

    身，于七月二十三日晚抵达南京。二十六日，调查团向南京户部投

    文，次日得到召见。户部尚书殷正茂勉励了他们一番，说：“二百年黄册，岂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然后派了负责后湖管册的一个

    姓王的户科给事中、一个许主事予以协助。

    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都面露难色，说时间这么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调查团急了，我们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无

    论如何还请协助。

    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紧接

    着，他们眼前一黑。

    黄册十年一造。洪武十四年恰好是第一批黄册攒造的时间，从那

    时候算起，到万历四年，一共造了十九批，积攒起来的黄册数量，可

    谓浩如烟海。

    别的不说，单是徽州府相关的黄册就装满了足足二十个架子。光

    是搬运工人，就得临时雇用一百五十人。而调查团能查卷册的呢？一

    共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休宁县学训导三个人，外加一个编外的

    帅嘉谟。这四个人埋头去查，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

    关键他们还不能亲自入库去查。黄册库的规矩，外人不得入库，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想查怎么办呢？得由黄册库的官吏找到相关

    档案，先抄一遍，再把抄件发给他们。这么做很安全，很负责，就是

    效率极其低下。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等呗!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一撸袖子，开

    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

    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徽州府又出事

    了。

    八月十四日，歙县一个叫许一纯的生员，突然上书徽州府，提出

    了一个新理论：“黄册的记录，并没那么可靠!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实在太容易了。而《大明会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权

    威性。如果黄册跟《大明会典》矛盾，应该以后者为准。”

    这一下子，五县舆论哗然。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实在荒唐。黄

    册是国初朝廷派员监修，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而《大明会典》是政

    府法规手册，二手资料怎么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

    不用问，这是歙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开始造势了!

    五县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击，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你骂我

    “罔上规避，侮文蔑法乱政”，我骂你“五县奸刁，妄行捏奏”，甚

    至还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门口，哭着要求“恳天作主，剿虎安民”。

    瞧瞧这用词，剿虎，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

    结果正如宋仪望所担心的那样，闹事者关了一批，又来一批，抓

    都抓不完。在他们的煽动下，诸县立刻又沸腾起来，局势又一次大

    乱。

    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处安抚，一面催促南京那边尽快拿出一个

    结果才好。

    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

    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

    随之而来的，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

    在报告里，帅嘉谟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

    最关键的“乙巳改科”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完全丢失。

    没了？

    没了!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傻眼了。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呢。之前你说得那

    么热闹，现在你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怎么办？

    帅嘉谟对此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在报告后半段写道：从乙巳年

    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前后差了十六年，很有可能五县改窜黄册、府志在先，造册在后，不足为信。然后抛出一句话：

    “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

    造之图籍……岂奸反指府志黄册为成法，而妄奏藐《大明会典》、部

    劄为私书。”

    意思是说：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相信

    《大明会典》的权威性。

    得，事情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全白忙活了。

    说实话，帅嘉谟这个主张，实在强词夺理。资料汇编怎么可能比

    原始记录还可靠？无非是《大明会典》对歙县有利，所以他才死死咬

    住这一点。

    消息传回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徽州府各

    县民众几乎气炸了，放弃了讲道理，直接改成人身攻击。再后来干脆

    开骂，污言秽语，什么都泼上来了。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第 三 章

    稀泥与暴乱

    徽州府的这个乱象越闹越大，户部终于看不下去，迅速下发了一

    道公文。

    在这份公文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则五

    县不从；若径依五县之奏，则歙县不从，告讦日增，终非事体。”

    你们天天这么骂，也不是个办法。既然黄册已经没有了，那么怎

    么解决呢？户部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由户部和应天巡、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即每年解送

    户部和解送应天的税额)，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

    折麦米、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总算总除，平均一下。如果

    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而数字均平的话，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

    的；如果数字不均平，说明丝绢是额外多出来的，就不该歙县独负。

    户部给的这个算法，似乎有些无理。六县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级的田地、赋税额度和内容也不相同，这么大笔一画，均平折

    算，未免太简单粗暴了。

    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点子？

    奥妙就在“均平”二字，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了。

    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帅嘉谟用这个词，成功地响应了国家号

    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这一次，户部用了这个词，自然也有用意——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

    虽然张居正真正开始着手清丈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1578年)，正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是在万历九年(1581年)。但在万历四年

    这会儿，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开展。南京户部作为税法执行部

    门，对政治风向自然最为敏感，他们必须紧跟中央新形势。

    在户部看来，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

    “人丁丝绢”、什么“夏税生丝”、什么“亏欠夏麦”，这么多科目

    夹缠不清。一会儿交生丝，一会儿交夏麦，乱七八糟，折算复杂，正

    是旧税制的弊端，不出问题才怪。

    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这事就算彻底解决了。

    这个思路，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银两。

    也就是说，南京户部认为，徽州的问题，是旧税法的错，只要改

    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因此，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

    赋役之法。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件往事：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沉

    寂，到了万历三年年初，南京户部突然“奉圣旨”旧事重提，这才让

    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启调查。

    会不会从一开始，这就是户部——或者更大胆地猜测一下，首辅

    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

    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届

    时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

    是顺水推舟？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哭了。本来六县都快打

    出脑浆了，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还添乱。可这是上头的指示，怠慢

    不得，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核算。

    不过仔细想想，黄册已佚，赋税来源已成无头官司，两边各执一

    词，根本无法解决。这么快刀斩乱麻，把历史遗留问题全数切割，不

    失为一个好办法。

    徽州府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总算赶在十月结束前，把整个六县

    的数字捋了一遍。与此同时，应天巡、按两院的税吏，也完成了部额

    与府额的梳理。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

    果。

    在这个算法之下，歙县各项钱粮，已经超出了各县平均之数。也

    就是说，“人丁丝绢”确实是额外的负担。

    结论的语气很暧昧，态度却很清楚：“人丁丝绢”这笔赋税当初

    到底怎么来的，不必深究，但现在均平之下，再让歙县独输，显然就

    不合适了，以后得六县一起承担才是。

    消息传到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这些人一想，户部尚书殷

    正茂正是歙县人，不用问，他肯定徇私枉法，偏帮本乡。

    一时之间，整个徽州府除歙县外，对堂堂尚书大人骂声不绝。有

    说殷正茂“知亏无解，藉手户科条陈事例，遂借以逞私臆”，有的痛

    斥均平之法“不论源流、不论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为

    变乱之计”，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南京，打了多少个喷嚏。

    民间骂声滔滔，官面上却得继续解决问题。根据那份均平报告，歙县负担了额外税赋，必须予以减轻。但具

    体如何操作，还得由地方上具体商量。

    不过这事，可不能让六县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来不可。

    巡按宋仪望对上头的精神心领神会，把这事委托给了当初调查黄

    册的三位监督官员：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

    官舒邦儒。

    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抚

    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

    “人丁丝绢”继续由歙县独交，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不

    予撤销。但歙县在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去

    5260两，分摊给其他五县来交。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谓均平银，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

    的一种役法改革的产物。

    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还要负担徭役，无偿为各级政府

    提供劳力服务。徭役的种类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均平银，就是让

    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分摊到每亩

    地里去，让老百姓按亩缴均平银。需要力役时，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

    拨款雇用人手。

    换句话说，老百姓不必亲自去服徭役，交钱就行了，不耽误自家

    农时。政府也很高兴，雇人干活，总比一家一户拽壮丁来得方便，工

    作效率更高。而且摊役入亩，也大量减少了政府工作量。一举三得。

    这个做法经过数年试行，颇受欢迎，因此各府纷纷这么搞。徽州

    府也每年编列均平银，各县分摊统收，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四

    司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砖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等等。这个太平府方案，即是将田赋税额转嫁到役银上去。这就能体现

    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赋、役皆能折算成银子，互相合并转移非常方

    便。

    唯一的问题是，它换汤不换药，怎么腾挪，五县都是吃亏。因为

    他们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现在却要替歙县补5000多两银子到均平银

    里去。

    这个方案报到兵备副使冯叔吉那里，被驳回了。

    冲抵均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但吃相实在太难看了。一共6145两

    的丝绢赋税，转嫁了5260两到五县头上，等于歙县只负担14%，其他县

    86%，这很明显是拿总税去除县数，平均而得。

    问题是，歙县的经济体量占了徽州府的一半，不可能这么简单地

    平均了事。你们偏帮歙县也可以，但是不要做得这么明显啊。

    冯叔吉大笔一挥，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把5260两改成了3300

    两。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

    46%和54%，大致符合各自的经济比重。(具体的计算方式很复杂，因

    为均平之后诸县或多银或少银，彼此冲抵折算，这里不赘述。)

    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黄册与《大明会典》抛在一

    边，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之现在

    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别闹了。

    这时候，已然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过年期间，诸事停滞。等过

    完万历五年(1577年)的正月，地方才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户部，请尚

    书殷正茂酌定。对于冯叔吉的这个方案，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

    句话：“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这个方案上报到北京，于四月五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帝的

    批准，下发圣旨。

    其时万历帝还未亲政，这基本可以视为是首辅的意见。

    圣旨下发户部，户部再往下发，一级一级传到徽州府，时间正是

    六月初七。考虑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离，再加上内阁以及各级官府的

    处理批阅，这份文书的流转算是极其罕见地高效。

    对这份圣旨，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

    歙县人民欣喜若狂。他们本来的主张，正是要求丝绢税由六县均

    摊，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正中下怀。

    从此以后，他们头上的赋税，少掉了3000多两银子。从隆庆三年

    到万历五年，八年抗战，终于大获全胜。

    其他五县，则望着圣旨呆若木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抗

    辩白说了？黄册白查了？道理白讲了？歙县每一条主张，都被我们驳

    得体无完肤，结果户部一句“均平”，就全给抹掉了？

    五县明明已经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可因歙县这么一闹，最后

    还是让它得了偌大的好处。

    对于这个太平府分配方案，五县嗤之以鼻。保留一个“人丁丝

    绢”的虚名空壳，换成“均平银”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最后还不是

    要六县均摊负担!婺源有一位知名乡宦如此讥讽道：“这是朝三暮四

    之术，拿咱们当猴子耍呢。”

    一时之间，五县群议汹汹，无不义愤填膺，跟开了锅似的。可

    是，这不是府议，不是部议，而是圣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众人纵

    有不满，也不敢公开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机好生安抚，说不定他

    们会咽下这个哑巴亏，接受既成事实。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彻底引爆了整个局势。

    就在冯叔吉把方案上报的同时，帅嘉谟也悄悄地第二次赶赴南

    京。他怀揣着歙县乡宦提供的一笔资金，进京运作。圣旨发下来以

    后，帅嘉谟胜利完成任务，高高兴兴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实现，他实在太高兴了，觉得该犒赏一下自

    己，就用这笔赞助费从有关部门给自己弄了一副冠带。

    朝廷对于乡里年高德劭的耆宿，有时候会授予冠带，叫作冠带荣

    身。偶尔也会授予见义勇为好青年，叫作冠带义士。这是一种荣誉性

    的装饰，和现如今胸口挂个大红花差不多。

    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差点连命都丢了，弄个冠带戴

    戴，不算过分。

    歙县的老百姓，也是这么想的。等帅嘉谟回到歙县时，全县的百

    姓都拥出来，热烈迎接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税的大英雄。他们搞了

    一个盛大无比的欢迎仪式，个个手执红花欢呼，旁边还有乐班吹奏。

    帅嘉谟进城以后，在百姓的簇拥之下游街庆祝，所到之处，呼声群

    起，俨然英雄荣归。

    这边厢歙县锣鼓喧天，那边厢五县民众可都要气炸了。县城里传

    出的每一声欢呼，都化为一记耳光，重重扇在他们的脸上。抗争八

    年，被歙县佬把这个便宜占走了不说，居然还卖乖!尤其是看到帅嘉

    谟这个奸佞小人此时在街头耀武扬威，再想到以后繁重的税负又要沉

    重几分，五县民众内心的火山再也无法压制，彻底喷发。

    你们歙县不是靠闹事闹出一个减税吗？好，我们也闹!

    六月十一日，圣旨转送到婺源县。其时吴琯已经去职，由徽州府

    通判徐廷竹临时代理政务。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进贺表，还没来得及走，衙门就被数千愤怒的婺源民众给堵住了。他们手执木棍、火把，在衙门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应，停止这种不公正

    的加税方案，不答应就不准走。

    面对快要爆炸的民众，徐廷竹不得不口头允诺，然后惶惶离去。

    随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县。

    舒邦儒算是这个太平府方案的发起人之一，他接到任命后，知道

    这事极为棘手。可是任命在手，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边赶路，一边琢磨着该怎么安抚婺源民众。没想到，他刚过休宁县，还没到婺

    源呢，就被当地愤怒群众给拦住了。

    眼前漫山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断。站在人群最前头的，是

    当地闹腾最凶的几个人，身后还有一排排有身份的乡绅。他们拦住舒

    邦儒的队伍，向他递了一篇抗议申文，请他转交徽州府。

    【注释】

    里排：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代编辑赋役黄册，以一百一

    十户为一里，推选家中丁粮多的十户人家为里长；余下百户编为十

    甲，每甲十人，一人为甲首。每年由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负责催征

    赋税。如此排序，十年为一个周期，是为排年。故某一年轮值的里

    长，被称为里排。

    耆民：耆，年老，指称六十岁以上之人，故耆民为年高有德之

    人。

    说是申文，其实应该算是战斗檄文。上来就痛骂户部尚书殷正茂

    是“权奸变制殃民，势压无容控诉”，骂完了殷正茂，又骂歙县“歙逆恃户部而变户法，以歙人而行歙私”——听见没有，都已经用上

    “歙逆”这种词，几乎按敌国来对待了。

    往后的话，更是难听：“欲赴阙上书，以声歙人变乱成法之罪，欲兴兵决战，以诛歙邑倡谋首衅之人。”听见没有，都要兴兵决战

    了。

    骂完以后，更发出威胁：“一旦更派，县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时处分，诚恐酿成大变。”

    舒邦儒接了这份申文，脸都吓白了。休宁人没客气，把他的随行

    书吏和仆役拽出来痛打了一顿。幸而舒邦儒有官身，还不至于有人敢

    动他。但看这个阵仗，他也只能做小伏低，接下申文答应帮忙转交。

    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过休宁，来到婺源，以为能松

    口气，结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数千人聚在一处，遮道鼓

    噪。

    又来了!

    这回是婺源民众，在当地乡绅的带领下聚了五千人，他们就这么

    围在长官身边。远远地，有一个叫程天球的乡民，居然还在县城外竖

    起一杆大旗，上面长长一条横幅：“歙宦某倚居户部，擅改祖制，变

    乱版籍，横洒丝绢，贻毒五邑。”那气势，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

    个字了。

    在这一片诡异的气氛中，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婺源县城。他没

    想到的是，等在前头的，是一番更诡异的局面——婺源县，居然自治

    了。

    前面说了，婺源的知县吴琯已去职，代理县政的徐廷竹又忙着准

    备进京之事，整个婺源县在六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十几天权力真空期。偏偏此时又赶上丝绢税闹得民意沸腾，当地豪强争执不休，群龙

    无首。于是，婺源县里的一个有心人趁势而起。

    这个人叫程任卿，是当地的一个生员，原本负责司理署印。他在

    整个丝绢案中的地位，仅次于帅嘉谟，不过他的重要性，要到整个事

    件结束之后才体现出来。

    程任卿是个有豪侠气质的人，他敏锐地注意到婺源县的权力真

    空，如果利用当前局势做点惊人之事，可以在乡梓刷出极高的声望

    值，对未来大有好处。

    于是他四处串联，拉拢当地大族和有影响力的乡绅乡宦，同时对

    普通老百姓宣讲煽动，声言若朝廷不肯把丝绢税改回去，就要闹事。

    程天球那杆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里都扛着。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风凛凛，又有人要为民请命，情绪无不高

    涨，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时之间，程任卿声望大涨，风头无

    二。

    当程任卿觉得已经掌握了婺源人望之后，作为整个运动的最高

    潮，他率人突然占领了婺源县衙隔壁的紫阳书院，成立了议事局，俨

    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注释】

    议事局：程任卿等人在婺源县成立之议事局，乃是民众自立的草

    台班子，被官方判定为非法组织，也是程任卿的重要罪状之一，官方

    认为他聚众百余人，自任长官，捉打公差，支用粮米，甚至要向全县

    征收税粮入自己的口袋，实在罪大恶极。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议事局进入中国，同样是在万历年间，为寄居澳门的葡萄牙人所建立，又

    称作市议会、市政厅，负责管理租界内葡萄牙人在行政、经济、军事

    及宗教方面的各种内部事务，是其维持地方治安的最高权力机构。

    紫阳书院，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关。朱熹朱老夫子，恰好

    是徽州婺源人，所以这个紫阳书院，正宗到没法更正宗了。程任卿占

    领这里，显然是早就谋划好的。

    这个所谓的议事局的创建目的——或者说对外宣称的目的——是

    组织、协调诸县的民众抗议丝绢税。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

    准备了大量标语，上书“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义之日”之类的话，贴得十里八乡到处都是。

    他甚至还亢奋地放言：“但有里排一名不出，我等赶上其门，有

    一县不来，我等赶入其县，遍传乡镇。”这是要把熊熊烈火烧到其他

    四县去。

    至于那杆大旗，就戳在书院中间，威风凛凛。它已经成了程任卿

    和诸县的标志性约定，并有一个名称：激变旗。

    那会儿徐廷竹还没走，他觉得你们随便折腾，但这大旗实在是太

    碍眼了。激变旗？啥叫激变，就是闹事啊，你们是唯恐别人不把你们

    当反贼？

    迫于官府压力，程任卿让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议事局的工

    作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他先后策动了几件大事。

    一是千人围攻县衙，逼迫徐廷竹代传冤情；二是动员休宁县半路

    拦截舒邦儒，代递申文；三是婺源城外五千民众向舒邦儒示威。在先后数次大举动上，议事局展现出了很强的协调能力，短时间

    内造起了极大的声势。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赶紧发动他们征集捐

    款，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用以维持运营。老百姓看到好几个当官的

    都被迫妥协了，觉得这个议事局确实能干大事，纷纷慷慨解囊。大笔

    大笔的钱财，就这么流进紫阳书院。

    这个议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无账簿，也无监管，收多少钱，花

    多少钱，全由程任卿一言而决。如果他想要从中渔利的话，实在是再

    容易不过了。

    财帛动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净的，也没法保证别人不眼

    红。议事局里有另外一个生员，叫程文烈，他看到这大笔款项，贪念

    顿生，暗中策划把管局这个位置夺过来。

    这个计划的实施，就定在了舒邦儒进婺源县城的次日，万历五年

    七月一日。

    书接上回。话说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几乎进入自治状态的婺源

    县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画卯。程任卿作为议事管局，也来到县

    衙，和一群里排、耆老等着接见。此前在休宁和婺源城外，议事局让

    这位大老爷吃了两次亏，下马威也给够了，现在面谈，可以争取到足

    够的利益了。

    几个人正在谈话，正好来了一个歙县送信的快手，名叫王学。婺

    源人一听是歙县来的，登时脸色就不太好看。

    “快手”不是现在那个“快手”，而是指衙署里负责传唤官司、传递文书的差人，和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熟知

    的“捕快”。偏偏这个后生态度还很嚣张，说你们不要妄想丝绢税恢复旧制

    了，我们歙县花了700两纹银，搞定了府里的户房程德焕，就连你们的

    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他拍着胸脯说可以说服五县认缴丝绢税。

    愤怒群众一听，大怒，这还了得，立刻叫嚣着把婺奸程德焕、程

    任卿拽出来。程文烈趁机和其他几个人鼓噪呐喊，带领群众冲入县

    衙。

    可怜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勋，后一刻就被打成了出卖婺源的反

    动分子。他大声抗辩，可是根本没人听，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

    顿，几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兴奋地站在高凳之上，指着程任卿说给

    我狠狠打!这伙人打到兴头上，还拿出刀来，把他从县衙胁迫到紫阳

    书院，继续施暴。

    特别要指出，这一段详尽描写不是笔者凭空想象，真的是史料里

    明文记载的。

    但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个两败俱伤，反而让另外一个叫何似的读

    书人渔翁得利，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

    去挪用公款，结果一查箱底，还剩六两白银，又惹起一阵内讧。

    舒邦儒一看这架势，闹得实在不像话，正要写信回府里求援。婺

    源人担心议事局的丑事曝光，居然把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拦截了，不允许传递。舒邦儒坐困愁城，这下连消息都断绝了。

    婺源议事局这边大乱，休宁那边也是一片喧腾。

    在吴大江、程时鸣几个当地读书人以及豪强的带头之下，一万多

    乡民聚集起来，搭着木梯，直接翻上县衙墙头，把告示榜文全数撕

    毁，砸掉一切和歙县有关的商铺设施；然后又高举黄旗，日夜围着县衙鸣锣呐喊，挟持知县陈履；他们甚至找了几个人，身穿青衣小帽，手执锁链，声称要直接把所有参与丝绢税方案制订的官员锁拿进京。

    休宁人也向婺源人学习了“先进的”信息管制经验，在各处派人

    把守，任何过往文书，都必须审查以后才能通过，要求“一票一揭，必经休民人验而后发”。

    有了婺源、休宁两县带头，其他三县也相继发出檄文，一起闹将

    起来。五县人民买卖也不做了，地也不种了，专门在徽州府与外界的

    各个路口围堵歙县商人，见一个打一个，货物全部截留抢走。甚至有

    一伙激进分子，声称要闯入殷正茂在歙县的产业，烧祖屋，刨祖坟，好好给这位户部尚书点颜色看看。

    一时之间，徽州境内烽烟四起，政务为之瘫痪。整个徽州府，这

    回是彻底乱了。

    徽州府这下可再也无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脸黑线，委

    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几任知府姑息搞出来的事，结果这炸弹却等到他

    上任才爆炸，实在太欺负人了。

    可怜他一介知府无权更改丝绢方案，又不敢瞎许诺什么，解决不

    了深层次的矛盾，只能含糊其词地发了无数公文试图安抚，效果可想

    而知。

    与此同时，徐成位顾不上体面，急忙向抚、按两院及兵备道发文

    求援，请求上级迅速拿出个办法来，不然徽州今年怕是连税都没人交

    了。

    上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徽州变乱又掀起一股离奇巨浪。

    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带头的军官叫赵涞，也是歙县人。他一直

    很想回家看看，苦于军法森严，不敢擅动。这次赶上暴乱，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直奔歙县而去。为了掩人耳目，赵涞还派手下歙籍士兵

    到处散布流言，说婺源人要暴动。(这个说法来自婺源，真实性是很

    值得怀疑的，姑妄听之。)

    【注释】

    把总：根据《明史·兵志》的记载，明代京营分为三大营，设千

    总、把总等领兵官；各地方总兵之下，也设有把总领兵。故，把总在

    千总之下，领兵几十人至百人，为军队中的基层领兵官，相当于现在

    的排长或连长。

    婺源人听到歙县人造谣说他们造反，勃然大怒，议事局立刻派人

    到处散播谣言，说真正想造反的是歙县人。负责协调的人到了休宁，休宁这边的带头人吴大江表示，你们玩得不够狠，看我们的!

    此前他们已经挟持了休宁知县陈履，所以官印可以随便乱盖。吴

    大江遂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

    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婺源两县遭到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休宁知县

    陈履被掳走，婺源署理县事的推官舒邦儒惨被殴打，连兵备道都被围

    了，歙贼不日将越境四出，情况十万火急!

    万余“歙贼”入侵，真亏他想得出来，想象力太丰富了。

    休宁县的伪造公文发得痛快，那些接到急报的外省布政司衙门可

    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这里发生暴乱，整个东南都要为

    之骚动。因此对这份军情急报，东南诸省都很重视。

    可研究来研究去，各省布政司衙门觉得很奇怪。徽州府的上级主管是应天巡抚，按道理出了乱子，应该先往南京

    那边报才对。如今休宁县的告急文书越级不说，居然还跨省，难

    道……南京已经被“歙贼”占领了？

    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时就下来了。

    “歙贼”居然嚣张到了这地步，当年倭寇也没这么厉害啊。

    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动，诸省哗然。谁能想到，徽州府出了这

    么一个厉害的县，敢和整个江南单挑。在那几天，“歙贼”风传江

    南，人人闻之色变，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荒诞。

    南京方面不是傻子，眼看整个东南都震动了，大为不满，责令徽

    宁兵备道尽快查明这“歙贼”到底是怎么回事。

    徽宁兵备道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闹到这个地步，他们自然也

    坐不住了。副使冯叔吉赶紧率先做出反应，连发两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语气严厉，让民众各自回家，“如有随途跟走，群呼类

    引，嚷乱有声者，即系恶少棍党”。后一道语气柔和，说冯副使准备

    巡看五县，仔细倾听百姓呼声，不过天气太热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

    必远道迎接，留几个人问话就是。

    这不是客套话，冯叔吉真的亲自赶到徽州，还带着不少兵马。他

    一是巡视五县，弹压民乱；二是要查明“歙贼”的真相。徽州府也赶

    紧发出禁约，禁止六县民众互相仇视伤害，否则严惩不贷云云。

    至于应天巡抚，他正忙着给那些受惊扰的外省衙门解释，南京没

    事，徽州也没有乱贼流出，大家不要惊慌……

    无论徽州府还是兵备道，此时的态度都还好，只是温言劝慰老百

    姓别误会，并没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嘴脸。可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复乱局，等事态平息，就要秋后算账

    了。

    一直到这时，五县里的乡宦们才意识到，这回可能有点玩大

    了……

    起初五县闹事，这些乡宦一直在背后推动，希望借此施压，可民

    心一起，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休宁县有位乡宦叫汪文辉，在当地极有地位，官至尚宝司卿，算

    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积极支持五县维权，可到了这会儿，他

    觉得不对劲了。汪文辉紧急联络了几个有力之人，说这事得往回收，咱们是维权，不是谋反，真闹大了，有理也变没理了。

    汪文辉连忙准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

    县并不打算闹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稳而已，外头传言什么遮道

    殴打、竖激变旗什么的，都是谣言，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笔颇佳，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忘告状：“今各县愤激，事

    实至此，衅孽始萌，犹可杜息。其指斥之实，惟知切齿于殷门；其号

    呼之状，惟欲求申于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于君父。”

    三个排比，层层推进，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又指出乱

    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

    臣。

    有他带头，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调门一致降低，都态度恳切地

    表示：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我们都

    是顺民。

    乡宦们的呼吁，让民间的热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后朝廷的脾气就

    上来了。七月二十日，这次不是兵备道，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

    汹地发出安民告示。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没有含糊地称“五县”或

    “六县”，而是直接点了休、婺、祁、黟、绩五县的名，杀气腾腾地

    表示：

    “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

    姑息。”

    耐人寻味的是，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居然还有一

    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

    在这份公文里，逮捕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以歙县津贴

    之费，输纳冠带，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

    你这是诈骗歙县百姓的公款，去给自己买冠带荣誉，还到处显摆，这

    才导致了五县民众闹事。

    这些钱有多少呢？一共四十两。

    看得出来，上头为了尽快平复乱局，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

    五县民众了。你没罪，也得挑出点罪过来——可是，帅嘉谟一手促成

    丝绢税改革，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

    兵备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说他挪用公款买冠带。

    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惹出这么大乱子，不收拾你收拾谁!

    于是，这位一心为歙县谋利益的英雄，稀里糊涂地以诈骗罪进了

    监狱。

    当然，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因为没过几天，巡抚都院发出数

    份公文，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

    烈、何似、吴大江、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要追究他们的责任。随着这些责任人的入狱，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弹压，加上当地乡

    宦拼命安抚劝说，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之乱，总算逐渐恢复了平

    静。

    可无论是抚、按两院还是徽州府，心里都明白，此时的平静是暂

    时的。暴乱的根源在于丝绢税，这个不解决，始终是个隐患。

    因此他们也纷纷上书户部，表示这个丝绢税的改革，虽然是圣上

    批准过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地，两京官场都有震动。

    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

    岳纷纷上本，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

    斟酌。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即使没有偏袒之心，也该避嫌，这次出事他也有责任。

    其实他们对于徽州丝绢案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

    句话寥寥带过。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

    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

    要，赶紧把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奏请(皇

    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注释】

    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圣上万万不可犹犹豫豫、模棱两可啊!恳请圣上裁断是非，以正视

    听，杜绝此类争端，但愿能永保地方太平无事!在重重压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不过并未得到批

    准。

    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

    丝绢税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经有了圣旨，也得改。

    只不过，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这脸，不能让皇上丢。

    所以朝廷给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这么说的：“虽令由钦定，始有专擅

    之情，事属乡邦，不免有可疑之迹。”意思是，圣旨虽然钦定了丝绢

    税的改革，但你们在具体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大概是主事官员的籍

    贯落人口实了吧。

    朝廷定的调子是对的，是底下的人给唱歪了。谁唱歪的呢？到底

    还是让歙县出身的殷正茂背了这口黑锅。

    上头既然同意修改丝绢方案，下面各路官员便重聚太平府，再次

    商议。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

    这个方案与原来相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对五县多让了

    一步。

    歙县丝绢税不变，减免的均平银数额，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

    2000两，由五县均摊。

    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五

    县出2000两。

    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你当这是菜

    市场讨价还价？一块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体统了。

    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负担就是负担，一分银子也是负担!老百姓闹了这么久，早就轻车熟路。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

    雪花，纷纷飞向各级衙门。官员们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

    吧!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议，就将近一年。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总

    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县均平方案》。

    此方案对歙县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丝绢税照旧，减免的均平

    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

    而这2530两，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

    在隆庆六年，户、礼、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减免了一部

    分，一直留在府账上。同时还有一笔军需银，每年都会剩点结余。徽

    州府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诸县再均

    摊50两，一共是2000两整。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则从五

    县征派补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扛下来了。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徽州

    府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所得，数量只会减少，早晚用光；而军需

    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万一是负数，那么这笔钱，还得让五县来承担。

    换句话说，这2000两银子的来源，是不稳定的。

    前面三个方案，是横向朝三暮四，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

    挪；这第四个方案，却是纵向朝三暮四，按时间轴来的。五县初期可

    能交得少，可随着时间推移，几乎可以肯定会逐年增多，最后回到原

    来的水平。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对歙县来说，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而从料价银、军需银

    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是2000两。

    还有530两无法冲抵，账不平啊。

    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线，让谁多扛一

    分，估计都得爆炸。

    要么，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因为你这里减交，那里就要多交，算来

    算去，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一干能吏高官，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

    子愁眉不展。

    这时，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这个科目本身

    就不合理呢？让它吃亏，岂不就正好两便吗？

    什么？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

    有哇，两个字：协济。

    所谓协济，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由上级出面协调，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这种援助一般来说都是临时性质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了防备倭寇，徽州府协济苏

    州、松江海防16,000两银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了巩固长

    江防御，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1300两银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徽州府协济池州10,000两，用于迎接仪仗开

    销。

    这些大的协济，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钱就不用给了。可还有

    一些琐碎的小协济，虽属临时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规，变成一

    项长期性的税负。这是大明税制的一个特点，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轻

    易更改不得，日积月累，形成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链条。这些琐碎协济，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不

    依行政划分而行，经常跨数府数县。比如兵备道副使冯叔吉这个

    “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的头衔，就是依长江而备，跨

    越六府。若想寻求地方支援粮饷，非得靠徽宁兵备道来协调。

    因此，兵备道对各地的协济情况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员的建议，请兵备道出面，清查一下协济费用，看哪

    一项有不合理之处，取消便是。

    兵备道也想尽快从这个泥沼里脱身。于是在副使冯叔吉的授意

    下，兵备道清查了一遍账簿，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科目：协济金衢道

    解池州府兵饷银。

    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衢州、严州兵备道，它的驻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没什么关系。徽州为什么要给它兵饷？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

    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

    明明是徽州协济金衢道的费用，却要送去徽宁道的池州，这账目

    流向也太乱了吧？

    仔细一查，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了防倭，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

    副使，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到了四十一年(1562

    年)，这个机构被裁撤，却没有下家来接盘。徽州府在那段时间，处

    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

    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复往日，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这事

    不用着急处理。没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一群来自金华的矿工化身流贼，冲入婺源

    县大掠一番，徽州六县为之震动。

    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遂移文邻近的金衢道，希望

    他们就近协防。协防需要兵饷，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于是徽州

    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每年解送衢州。

    后来到了隆庆六年，朝廷设立了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

    道接回来。按说这笔饷银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

    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

    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

    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徽宁兵备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

    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兵备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

    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中间加上“解池州府”

    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到池州来就好

    啦。

    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还觉得挺高兴。因为解送兵饷本

    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这么一改“解池州

    府”，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阖府上下，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

    情。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名义上一笔给

    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

    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

    说白了，这算重复征税。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吗？

    奥妙就奥妙在这儿了。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

    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如果不知道“协济

    金衢道”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

    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

    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

    法”，就是这么来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

    惯。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

    么产生的。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

    吗？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

    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

    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

    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从这

    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

    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

    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

    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徽

    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

    一倍。

    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高，效率

    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

    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烦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

    走。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

    环节里被消耗了。

    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

    控失灵，天下大乱。

    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

    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

    罢了。

    大明灭亡的原因，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

    示。

    咱们书归正传。

    前面说了，“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这笔税银，本身并不

    合理。徽宁兵备道一直很担心，万一又碰到一个类似帅嘉谟这种爱较

    真的人，说不定会再起波澜。这一次既然有人提议，兵备道索性顺水

    推舟表示，为了徽州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吃点亏，从这笔兵

    饷银里抽出530两来，把最后的亏空补上吧。

    这笔原本是重复征收的税，就这么巧妙地被洗白了。兵备道高风亮节，解决了最后的问题，诸位官员看到了成功的曙

    光，连忙又经过一轮讨论，做了一点微调，使之更加完备：

    减免料价银的库存有限，不能支撑逐年抽调，直接并入军需银。

    五县额外负担的那50两也算了，省得他们啰唆，直接也并入解池

    州府兵饷银。

    于是，在万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炉了。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

    2530两。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

    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集妥协、折中之大成，把负担压力分散到歙

    县、徽州府、兵备道等诸多方面。这样一来，歙县少交了2000多两银

    子，心满意足；五县一点负担不用加，也心满意足；徽州府和兵备道

    略吃了点亏，但消弭了一场大乱，杜绝隐患，也合算。

    对朝廷来说，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二则趁机清理冗税杂

    役，统一钱粮，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这个方案真是把方方

    面面都照顾到了，难怪执笔者得意地称其为“共免两全法”。

    这一次，上上下下俱松了一口气。兵备道赶紧发布大字榜，通告

    六县新的税制，并得意扬扬地宣布：“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

    册，永为定规。”

    我相信，在张榜公布的一瞬间，这几个字轰然化为斗大的金黄色

    大字，配着恢宏的音乐，在徽州官场大小官员脑海中旋转。他们此时

    一定百感交集，涕泪交加。

    不容易啊，这一场肇始于隆庆四年的大纷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

    年，先后五版解决方案，至万历七年终于彻底消弭。中间多少波折，多少折腾，总算熬过去了。

    尘埃落定，生活还得继续。

    让歙县人感到高兴的是，旷日持久的丝绢纷争，把各种细节、征

    派原理都讨论得很透彻，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脚，反而会主动找别

    的税目设法再减免一点。这时又赶上了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歙县

    所承担的人丁丝绢，不必全以实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银或折色折银，不必先卖粮食再买丝了，无形中又少了一层负担。

    据学者考证，万历七年之后，歙县真正实交的人丁丝绢税，其实

    只有额定的七成。

    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学霸帅嘉谟所赐。

    而帅嘉谟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第 四 章

    秋后算账

    万历五年七月，兵备道拿住帅嘉谟，把他关在监牢里待审。同时

    被捕的，还有包括程任卿在内的一伙五县闹事分子。

    两个月后，徽州府终于拿出了初审判决：帅嘉谟、程任卿以及其

    他几个人，被判充军。其中帅嘉谟的罪名是“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

    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

    在状词里，徽州府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帅嘉谟自夸有手

    段，向歙县老百姓收取银钱，说你们补贴我上京告状，我自有办法帮

    你们免征赋税。他利用歙县民众的恐慌心理，收敛了大量钱财，假公

    济私——比如私自弄了套冠带，用的就是公款。

    这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翻译过来就五个字：“谁让你

    多事？”从官府视角来看，这起纷争根本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帅嘉谟

    一个人挑起来的，当初你如果乖乖闭嘴做你的数学作业，哪儿还会有

    后面这么多事？

    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

    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法律问题，咱们政治解决。

    初审意见提交给兵备道。可是冯叔吉很不满意，觉得徽州府怕得

    罪人，给判轻了，不足以警诫别人。于是冯叔吉把这些人提到太平

    府，让安庆、池州、太平三府会审，再议一次罪名。这次商议，最终给帅嘉谟定的处罚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

    军”。这个判罚，从他本人角度来说实在是冤枉，但从官府角度，没

    弄死你，算是很讲良心了。

    万历六年七月十九日，这份判决意见得到刑部尚书严清的支持，具题上奏，并于二十日拿到圣旨批准。一切都尘埃落定。

    然后，帅嘉谟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边之

    路。他当时是何心情，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欣

    慰的是，歙县民众并没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赋的英雄。在《歙县志》里

    的义士一项，专门记载了帅嘉谟的事迹，以及一段评语：“以匹夫而

    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

    士。”

    不知道在隆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帅嘉谟翻开歙县账簿第一

    页时，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巨大风波，他是否还会继续。

    丝绢案的始末和帅嘉谟的经历，就讲到这里，不过故事还没说

    完。

    因为英雄并非只有他一个。

    在五县民众心中，也有好几个慨然倡义、奋勇抗争的大英雄。如

    果没有他们的拼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万历四年就把歙县的负担强加

    过来了。

    这些人，也都是当之无愧的五县义士。

    比如曾经卷入议事局风波的何似，在等候判决期间去世，死之前

    留下一封遗书，写得十分慷慨激昂：“身虽殒殁，而生平义气之正，鼎镬甘如饴，刀锯不足惧者，必不与囹圄而俱泯。”不过在官府眼中，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头，欲除之而后快。于是

    这些人和帅嘉谟同时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敛骗财，有的是

    聚众斗殴，有的是寻衅滋事，判罚也轻重不一，从杖责、下狱到流放

    充军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议事局，仅这一项就和

    别人的性质截然不同。

    官府对他的判词里说：“以欺众罔利之徒，转为犯上作乱之渐，建旗张局，召号者数过万余，缚吏侮官，陆梁者状非一出，造飞言于

    达路，则江、浙、闽、广亦各惊心。毀禁示于公墙，则山泽闾阎几为

    解体。”

    这些罪状，都是大犯忌讳的事，从判词来看，距离谋反只差了一

    线。

    所以程任卿的判决最重，居然是斩监候——相当于死缓。整个徽

    州大乱中，被判处死刑的，只有他一个。

    程任卿真是个奇人，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哭诉哀号，而

    是慨然上书自辩。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带讼师光环，洋洋洒洒写了

    一大篇，居然探讨起判决书里援引的大明律和犯罪事实的适用问题。

    他没否认那些指控事实，但是声称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性

    质不适用于本案。一点、两点、三点……论点鲜明，逻辑缜密，旁征

    博引，简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风云》。如果说帅嘉谟是数学

    学霸的话，那么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时的法律达人。

    这些抗辩，并未能改变他被判死刑的事实。不过斩监候这个罪名

    很微妙，判了死刑，但什么时候执行却没说，这就留下许多可以操作

    的空间。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并没有秋后问斩，而是舒舒服服

    待在监狱里。徽州府考虑到五县民众的情绪，不敢轻易执行死刑，索

    性一直拖着。

    程任卿在监狱里待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写书。

    狱中写书这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不过程任卿要写的这本书，和

    寻常的可不一样——准确地说，他不是写，而是编书。程任卿联络了

    徽州府的官吏和诸县友人，把围绕丝绢案的大大小小的文书，都搜集

    起来，汇集成册。

    要知道，丝绢案持续了这么久，中间各个利益集团无数次争吵议

    论，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乡绅们的书信、题记、状书，诸县申文，诸府、兵备道、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帖、告示、宪牌、奏

    文、判决书、保书，等等，应有尽有。

    徽州又有健讼传统，健讼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因此各县

    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私人还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编这本书

    不缺素材。

    他只花了半年，便编撰成一本书。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程任卿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误会

    的名字，叫《丝绢全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讲怎么造丝绸的，以后

    可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一个书架里。

    《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从隆

    庆四年帅嘉谟上书海瑞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终

    (其实最后还附了一篇何似的临终说帖)，一共收录各处文书一百三十七篇，基本上囊括了整个徽州丝绢案从官府到民间的全部重要文

    献。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剖白心迹，表明冤

    屈。很难得的是，程任卿并没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他虽然自认冤

    屈，但对《丝绢全书》没有进行任何裁剪修纂，始终保持客观中立。

    哪怕是对他和五县不利或谩骂的文字，照样一概收录，不改一字，最

    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注，略微辩解几句。

    《丝绢全书》里的很多歙县文献，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个贪图小

    利、沽名钓誉的丑角。不知道程任卿编撰到这一部分时，是不是会摇

    头苦笑。但他严守立场，未做涂抹，而是原封不动地抄录进去，堪称

    史学家的典范。

    中国很多古代史料，往往只记录大要而忽略细节，重结论而轻过

    程，多高层而少下层，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间的事件——记录

    语焉不详，框架虽在，细处缺失。后世之人，只能从字里行间的蛛丝

    马迹去猜测。像徽州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一句描述。光看那

    个，研究者恐怕只会当其是一场普通民变，一掠而过。

    感谢程任卿，能保留下这么多材料，我们才得以窥到当年那一场

    大辩论的真实风貌，从起因到结果，从官府态度到民众反映，无不历

    历在目，生动无比。

    这篇小文里有大量细节描写，绝非“键者”杜撰脑补，实在是

    《丝绢全书》里收录的资料太细致的缘故。明代民间县一级事件，能

    记录到这种程度的，可谓绝无仅有。

    (附截图一张，足见里面提供的史料详细到什么程度——差不多

    可以当电影脚本来用了。)程任卿的这个斩监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后来有个做官的同

    乡叫余懋学，上书给他喊冤，最终得以改回充军，并被发遣到边疆。

    程任卿这人也真有能耐，戍边期间居然还立了大功，当上了把总，最

    终荣归故里。

    婺源人民，始终记得这位抗争英雄，也在《婺源县志》里的义士

    传里留了一个位置给他。而《丝绢全书》，也因此流传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丝绢的故事还没完。

    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距离徽州丝绢案已经过去十几年。

    这件尘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开一角，显露出了一个此前几乎没人

    留意的惊天细节。

    掀开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员——南京户部右侍郎余懋

    学。他忽然上了一道《豁释丝绢大辟疏》，为程任卿乞求减刑。在这

    篇疏里，余懋学讲述了当年徽州之乱期间发生的一件隐秘往事，而且

    牵涉了一位曾经的大人物——张居正。

    万历三年，余懋学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以敢言直谏而著称，先

    后数次上书，批评张居正的种种政策太过操切，言辞十分激烈，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尤其是万历五年“夺情”事件之后，张居正把余懋

    学削职为民，赶回婺源老家永不叙用。

    余懋学返回婺源之时，正赶上徽州之乱爆发。

    当徽州丝绢案爆发之时，有人来找余懋学助威。余懋学为人比较

    警惕，没有答应，只是写了封信给徽州知府，劝说恢复旧制。结果户

    部尚书殷正茂误以为他也参与其中，还写信来询问。余懋学忽然意识

    到，这是张居正余怒未消，打算借机惩治自己，便行事更为谨慎，闭

    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来往。

    万历五年八月前后，暴乱差不多结束了，官府开始四处抓人。可

    奇怪的是，无论是两院还是兵备道，首先发出来的缉拿令，都口口声

    声说是豪右宦族作乱。

    余懋学这个说法，在《丝绢全书》里也有佐证，其书里收录了

    《查豪右牌面二张》《按院再议均平查访豪右宪牌》《都院再访豪右

    宪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级官府的明发文件。另外还有一份歙县人的

    举报信，说五县暴乱的主谋，在于“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当地土豪乡宦？余懋学认为，这是得自张

    居正的授意，试图把他也攀扯进来，好进一步报复。

    按照余懋学的说法，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了

    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在于前南京尚宝司卿汪文辉和余懋

    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写了一封信给应天巡按郑国仕，说余懋学和另外一个叫洪垣的婺源乡宦是主谋，一定得严惩。

    甚至连殷正茂，都亲自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

    系。种种压力之下，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

    抓捕当地豪强。可命令传到了徽州府这一级，态度陡然消极下去——

    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一道乡绅，要实施有效统治，不争取到他们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听从上级指示，使劲打击当地豪右，那会得

    罪一大片人，以后管起来就更难了。所以徽州府给朝廷回了一封公

    文，叫《本府回无豪右申文》，不用看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本

    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了。”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才发牌捕拿。现

    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的几个朋友王锡爵、陆光祖、李世

    达等人也写信过来劝其守正，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

    不是豪右作乱，那一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动作。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的罪碴儿，心里

    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

    结果原本给程任卿判的是充军，被张居正这么一插手，最后变成了斩

    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

    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了张居正和王篆的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

    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至于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了。

    余懋学这次上疏，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

    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的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

    一直为释放程任卿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评

    了一通朝廷对徽州丝绢案的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

    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

    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的，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懋学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一条鞭法

    的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一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

    事情就为了针对一个回家待业的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了。最多是

    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了。

    徽州之乱，究其过程，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么关系，他单纯是想

    多了。

    有趣的是，别看余懋学对徽州丝绢案有诸多批评之词，却只字不

    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一句：“乃若丝绢均

    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一喙，以滋纷扰。”

    什么意思？现在丝绢案已经过去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免得再

    生变乱。

    余懋学心里很清楚，徽州的“人丁丝绢”税惹出那么多风波，费

    了多少力气才算谈妥。他身为徽州人，可不敢轻易言改。万一因为自

    己一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辩论一次徽州的丝绢税？还是算了吧。第二卷

    笔与灰的抉择

    婺源龙脉保卫战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九月初九，正逢大明的传统佳节——

    重阳节。

    在这一天，帝都的天家会登上万岁山，登高燕饮，簪菊泛萸。从

    京城到十三个布政使司、南北直隶的普通百姓，同样也要畅饮重阳

    酒，分食花糕。家里有女儿的，还会在这一天返回娘家，一起拜祭灶

    神和家堂，其乐融融。

    不过此时的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却是一片愁云惨雾。居民们虽

    然也忙于重阳之事，可都有些心不在焉。从知县、县丞、主簿、典

    史、县学教谕到当地有名望的乡绅乡宦，都聚在紫阳书院，一脸颓

    丧，一脸愕然。

    就在一天前，有本县的快手从南京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抄回了一

    份乡试榜单。

    明代科举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其中乡试是行省一级的

    考试，三年一次大比，考试时间是在八月，因此又称“秋闱”。能通

    过秋闱乡试的士子，成为举人，有了进京跃龙门的资格——范进中

    举，境况立即天翻地覆，可绝不是小说家夸大。

    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正是大比之年，整个南直隶的学子都汇聚到

    了应天府，集中考试。乡试一共三场，一般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

    五日举办，放榜日期则视考官阅卷速度而定。像南直隶这种文教繁盛

    之地，每一届考生都高达四千余人，往往拖到九月初才会放榜。

    榜单一出，婺源县派去观榜的快手第一时间抄了结果，回报县

    里。

    这次结果，让他们无比震惊。

    婺源，脱科。就是说，婺源县去考试的士子，一个中举的都没有。

    严格来说，这一届婺源县中举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汪元哲，一个

    叫汪若极。不过他们俩一个是六合人，一个是旌德人，只是寄籍在婺

    源县学。所以更准确的表述是：万历二十八年秋闱，婺源县本籍学子

    全军覆没。

    这简直太荒唐了。

    婺源是什么地方？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儒宗根脚，灵

    气攸钟，一等一的文华毓秀之地。

    即使好汉不提当年勇，只看本朝往届乡试成绩：上一届，也即万

    历二十五年(1597年)，婺源籍中举士子七人；再上一届，万历二十

    二年(1594年)，中举士子六人；再上一届，万历十九年(1591

    年)，中举士子七人；甚至在万历十三(1585年)、十六年(1588

    年)两届，每一届都赫然有八位婺源士子过关。前追隆庆、嘉靖、正

    德、弘治、成化诸代，哪一届秋闱，婺源县都能拿下至少一掌之数的

    解额。

    要知道，这可是南直隶，是竞争最残酷的考区。婺源区区一县，能保持如此之高的中举率，足可以自矜文运丕隆。

    这么一个科举大县，今年竟然被剃了一个光头，这怎么可能？

    婺源人的第一个念头是，不会主考官在舞弊吧？

    科场舞弊，不算什么新鲜事。不过这一届的主考官，一个叫黄汝

    良，一个叫庄天合。黄汝良是著名的清直之臣，顶撞过藩王，惩治过

    南京守备太监；庄天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行止端方，两个人都不像

    是会作弊的人。

    那问题只能出在提调官身上。提调官是负责科举具体庶务的官员，最容易居中搞搞猫腻。这一

    届的提调官是应天府的府丞，叫徐公申。婺源人一打听，问题还真出

    在这家伙身上。

    嘉靖四十年之后，应天乡试不允许南直隶籍贯的人做主考官，以

    防有偏袒同乡的行为，对提调官的籍贯却没限制——毕竟提调官不管

    阅卷，想偏袒也没办法。

    可人的智慧总比规则要高明一些。不参加阅卷，同样有办法做做

    手脚。

    徐公申是苏州长洲人，他利用提调之权，故意把老家苏州、松

    江、常州三府的卷子和江北的庐州、凤阳、淮安、扬州四府的混在一

    起，先送进考官房；等到阅卷过半，他再把应天、镇江、徽州、宁

    国、池州、太平六府的卷子送进去。

    科举都是主观题，是否中举，完全取决于考官一念之间。江南士

    子的水平，比江北高出一截。徐公申把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掺

    在一起送进去，无形中会产生对比，让三府中举率更高。

    更何况，本届乡试人数太多，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容易心理倦

    怠。批前面的考卷，可能还会仔细批阅品味；批到后来，便开始敷

    衍，恨不得全刷下去才好。徐公申把应天等六府的卷子押后送达，等

    于为自己老家淘汰掉了一半竞争对手。

    对这个行为，六府考生愤恨不已，却也无可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