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土地与祖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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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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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土地与祖先是由美国汉学家易劳逸所著,副标题为:“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讲述中国近400年来,经济人文所发生的改变,以及带来的问题。

家族土地与祖先预览图




《家族、土地与祖先》目录
第1章 人口:增长与迁徙
第2章 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
第3章 神、鬼和祖先:民间信仰
第4章 农业:概况
第5章 20世纪早期中国农民的贫困化
第6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商业:贸易工具和贸易地理
第7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制造业:失败哦的工业革命?
第8章 西方社会影响下的商业和制造业
第9章 现代化早期的新社会阶层
第10章 社会当中的“阴”:秘密社团、土匪及纠纷
《家族、土地与祖先》原文摘录
虽然政治变革和经济变迁曾使近代中国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但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文化基础——“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根基并未发生改变。在我个人看来,这种“未变”有些可惜,因为老的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与实现政治自由、性别平等所需价值观是相悖的,并且是一种不太值得尊重的社会关系——民众与当权者处于从属关系——得以持续存在的根源。不过,老的价值观经久不衰,也意味着中国人一直就是既热情又冷漠、既勤劳又懒散、既进取又保守、既慷慨又自私的群体。应该说,中国人身上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着迷的居民。
《家族、土地与祖先》读者评价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易劳逸对中国明清以来社会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他剖析和研究了这四百年间人口的增长与迁徙、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民间信仰、农业概况、贸易发展、制造业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虽然难免挂一漏万,却很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哲学观点。
所谓“经济基础”,即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所谓“上层建筑”,即是指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明清四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表面上看似眼花缭乱,实际上却是有轨迹可循的,最终也的确是“农村”包围了“城市”!更何况,即使是在城市里,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中国的小农经济是相适应的。
家族土地与祖先截图


家族、土地与祖先 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美]易劳逸 著 苑杰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2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550-1949
Copyright ? 1988 by Oxford Vniversity Pres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6)第17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美)易劳逸
著;苑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1(2019.2重印)
书名原文: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550-1949
ISBN 978-7-229-13421-1
Ⅰ.①家… Ⅱ.①易…②苑… Ⅲ.①社会史-研究-中国-1550-1949②
中国经济史-研究-1550-1949 Ⅳ.①K248.07②F1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2760号
3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JIAZU TUDI YU ZUXIAN: JINSHIZHONGGUO SIBAINIAN SHEHUI JINGJI DE CHANG
YU BIAN
[美]易劳逸 著
苑杰 译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徐宪江 伍 志
责任编辑:陈 丽 李 翔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张 宁 胡 刚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工作室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4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125 字数:290千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2次印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5目 录
第2章 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 The Family and the Individual in Chinese
Society
第3章 神、鬼和祖先:民间信仰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Popular Religion
6
土地占有及农业劳动力的变化
小农生产方式
第4章 农业:概况 AGRICULTURE: An Overview
20世纪的变化
民间信仰的社会效用
神职人员
宗教崇拜和节日
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数据统计
社会互动的内容
女性与婚姻
女孩和童年
女人地位的变化
家庭
先驱者的经历
迁徙:一个扩张的帝国
为增长的人口拓展食物来源
人口转型
第1章 人口:增长与迁徙 POPULATION: Growth and Migration
致谢 ACKNOWLEDGMENTS
前言 PREFACE第5章 20世纪早期中国农民的贫困化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Problem of “Peasant
Immiseration”
第6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商业:贸易工具和贸易地理 COMMERCE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The Instruments and Geography of Trade
第7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制造业:失败的工业革命? MANUFACTURING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A Failed Industrial Revolution?
7
晚明的社会文化背景
工业主义的“萌芽”
国家和商业:中介人体系
对外贸易和白银经济
八大区域
集市体系
银行业
货币
度量衡
运输
1931年前中国农民贫困化之谜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中期评估:截止到1930年的情况
政治崩溃和慢性暴力
社会关系中日益凸显的不和谐
手工业
农业的商品化
不断提升的土地租赁率
人口过剩
小农经济的租赁体系工业化进程的障碍
第8章 西方社会影响下的商业和制造业 Commerce and Manufacturing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est
对外贸易
银行业
轮船和铁路运输
外国制造业
近代民族工业
战时和战后的工业
工业遗产
帝国主义的影响
第9章 现代化早期的新社会阶层 New Social Classe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帝制时代晚期的社会精英
新精英阶层
城市无产阶级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影响
家庭主义的变化
第10章 社会当中的“阴”:秘密社团、土匪及纠纷 THE YIN SIDE OF
SOCIETY: Secret Societies, Bandits, and Feuds
秘密社团组织
土匪
械斗
动荡的社会
结论 常与变 CONCLUSION Constancy and Change
8
9
10本项研究希望在运用以往研究成果中所包含的洞见基础上,对中国近现
代经济和社会史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从而为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做
出努力。
——易劳逸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narrow that gap by drawing on the insights of
this new monographic literature to present a general survey of China’s recent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loyd E. Eastman
11PREFACE
前言
12
的“近现代中国史”却往往令人感到不明就里。
米价格研究等课题就非常令人感兴趣,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涵盖上述问题
异常深奥难懂。比如,关于江西“棚民”的研究和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稻
经验的专题文献。然而,这些研究在主题方面非常分散,并且让人觉得
里。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才拥有了大量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和经济历史
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固守在政治和思想领域
经济和社会因素不重要。其实,教授们在相关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多地触
学生们的历史认知之所以是孤立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教授认为
代政治变迁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建立起关联。
不复存在,等等。不过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能够将这些知识与中国近现
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从此
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打破了中国本土手工业体系并且阻碍了中国近
削而更加贫穷并因而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还了解到帝
学生们可能也通过课本了解到,中国农民因受到地主越加严酷的剥
如何建立新中国,却很少知道这些政治事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乎就是一部政治史。学生们知道太平天国运动,知道五四运动和毛泽东
命频发之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从课堂上学到的中国近现代史几
中国一直处于政治混乱的漩涡当中,人民饱受内乱外辱、军阀割据、革
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13
和探讨此前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体制和结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回
现,对中国“现代化早期”很多社会和经济变迁问题的理解,必须先关注
最初开始此项研究时,我并没有想从明代开始。然而,很快我就发
见,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现代化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
济角度来看,这九十年仿佛是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在这里,为方便起
年到1949年期间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由此,至少从社会和经
工业在中国社会中也得以发展。这些变化促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1860
时,秘密社团组织和土匪群体也开始活跃起来;此外,商品贸易和近代
体,这些群体逐渐从社会结构的上层开始取代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同
仅仅是部分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更多新的社会群
代化”步伐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却也大大地加速了。此后,部分地,也
然而,即便鸦片战争不能算作“现代”中国开端的标志,中国的“现
至于我们缺乏必要的历史背景去找出共产主义体系中暗含着的连续性。)
以往的社会和经济以及政治和历史阶段,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这场革命发生得过于晚近,以
点。(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成立却仿佛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
的爆发等重要政治事件在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中也算不上是重要的转折
问题也并无裨益;同样,清朝在1644年的建立,或者辛亥革命在1911年
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的问题,即使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之后的中国
治研究时所用的时间划分法不怎么好用了。比如,用后一种方法来考量
当一个人从事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时,他很快就会发现在其从事政
而为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做出努力。
的洞见基础上,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和社会史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从
正在拉开越来越远的距离。本项研究希望在运用以往研究成果中所包含
可见,专项研究与学生在课堂上能学到的知识之间的分立使得两者
14
一样。文盲和经济窘迫的农民阶层与富裕且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在家庭
会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肯定与高度商业化且相对富庶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不
差异性是相当突出的。比如,境内遍布贫瘠高地且人烟稀少的贵州在社
注)的两倍,在四个世纪内,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社会和经济状况的
泛化的概括。单从面积上讲,中国是欧洲(不算俄罗斯欧洲部分面积——译者
的风险,即可能会对特定时空中的、具有特殊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
书写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史,很容易让人面临这样
同观点,即应将1550年到1860年视为“帝制时代晚期”。
Wakeman Jr)等学者也有相同的发现。[2]
也就是说,我和这些学者持有共
续。”[1]
在罗友枝之前,马若孟(Ramon H. Myers)、魏斐德(Frederic 其核心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对以往时期的延
时代晚期(16世纪—19世纪),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但
地位。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曾经写道:“这个时代,也就是中国帝制
当然,以往学者也同样认为16世纪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占有重要
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
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
下,仍旧决定从明代,特别是16世纪开始着手研究——这个时代标志着
图景的社会和经济源头。因此,我在学术界以往对此研究甚少的情况
最高峰,而且我们更想要,也有必要再向前追溯更远,去寻找那个时代
究时,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它的确代表了清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健,西方影响十分薄弱的时期。然而,当我们关注18世纪并对其进行研
世纪,因为这个时期是清代发展的高峰时期,而且是传统体制依旧强
溯到1860年之前。可是,我们需要回溯多远呢?有人认为应该回溯到18结构、人际关系、道德观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鉴此,我们如何还能
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做“一概而论”呢?
根据地域、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对社会和经济的具体情况)进行具
体分析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本书的综合性质却决定它不可避免且有必要
做一些一般性概括,不过我在做概括时很谨慎地标识了其适用范畴和例
外情况。本书是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一项“细致而微”的研究,无法“毕
其功于一役”。普遍性始终是存在的,但读者也应铭记林语堂那句话,即“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括了太多面向,对她
难免有许许多多抵牾歧异之见解”。[3]
或许中国农民那句俗语“十里不同
风”是对中国社会这种情况更为简单明了的描述。
Notes
注释
[1] Evelyn S. Rawski,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David Johnson et 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p. 3.
[2] Ramon H. Myers,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 no. 2 (February 1974) : 273—75, and “On the Future of Ch’ing Studies,” Ch’ing-shih Wen-t’i 4, no. 1 (June 1979) : 107—9; Frederic Wakeman, Jr., “Introduction: The
Evolution of Local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pp. 1
—2.
[3]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Day, 1936) , p. xiii.
15ACKNOWLEDGMENTS
致谢
16
1987年5月
伊利诺伊,乌尔班纳
L. E. E.
了我非常重要的帮助。
纳、詹姆斯·L. 沃森、蒂姆·怀特和玛丽莲·B. 杨等,也在不同方面给予
迈尔斯、苏珊·纳坎、托马斯·G. 罗斯基、詹姆斯·E. 谢里丹、安·沃特
克、杜赞奇、戴维·约翰逊、亨利·J. 拉姆里、刘翠溶、苏珊·曼、罗蒙·H. 特维尔、理查德·E. 巴瑞特、穆里尔·贝尔、劳伦·勃兰特、戴维·D. 巴
息和知识,并在必要时给予了我很多批评性建议。此外,威廉姆·S. 阿
得·史川和罗纳德·托比等,他们很乐意与我对话,为我提供了丰富的信
伊大学的同事们,特别是罗伯特·B. 克劳福德、伊沛霞、宗像清彦、彼
相信我对您是怀有十二分的感谢之情的。同时,我也要感谢我在伊利诺
书时可能会发现某些地方很明显是运用了他的成果,此时,请您一定要
示感谢,可出版业的行规并不允许我这样做。因此,很多作者在读到本
运用脚注或者间接引用等方式,向对本研究有所助益的作者及其成果表
讲稿以及未刊稿等是显然不现实的;而更不走运的是,我本来计划充分
文献,但在此列举所有为本研究提供数据和相关阐释的书籍、文章和演
本书是以以往研究为基础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本项研究参考了大量第1章
POPULATION: Growth and
Migration
人口:增长与迁徙
自1400年到1850年,中国人口数量增长了六倍,中国的社会面貌
也因此发生了改变:村庄越来越密集,集镇数量越来越多。所有新增
加的人口都需要吃饭,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必须去拓荒,通过
砍伐森林来增加耕地面积。然而,1850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却仅为
1400年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人口数量大且不断增长是影响中国明
清两代经济和社会结构最为重要的因素,其实,大量繁衍人口也正是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16世纪时中国的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我们知道得并不确切,因
为那个时候的人口普查并不像今天这样科学。一般说来,皇帝只想知
道自己统辖的国土上有多少纳税的男丁,却并不在意人口总数有多
少。地方官员在定期向朝廷呈报其辖地内人口数量时,经常随意篡改
和捏造数据来取悦上级。
17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人口转型
尽管中国古代人口普查报告中有很多数据都是编造的,但人口曲线
在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总体发展趋势还是很明晰的。从东汉(25―220)到唐
代(618―907)的七八个世纪里,中国人口数量有时候达到了6000万
―8000万,但从未超出这个上限。到了宋代,也就是11世纪,人口数量
大约达到了1.08亿,此后在蒙古人发动战争及元代统治时期,人口数量
则出现了回落(如表1.1所示)。
表1.1 中国人口和耕地面积估算表
年份 人口数量
(百万)a
耕地面积
(百万市亩)b
人均耕地亩数(以平
均人口数和耕地面积
为基础)
125 561
732 451
1086 1081
1400 65-802 370(±70)8 5.1
1600 1603 500(±100)8 3.1
1650 1253
1779 275(±25)4 950(±100)8 3.5
1850 430(±25)5 1,210(±50)9 2.8
1934 5036 1,470(±50)10 2.9
1953 583(±15)7 1,678(±25)11 2.9
18
19
8.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
1968)》,第216页。
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1982年,第178页;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
中国(第一部分)》,提交给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论文选集,华盛顿特区:
7.约翰·S. 埃尔德:《中国近期人口数据:问题与展望》,载《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
稿);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
6.理查德·E. 巴雷特:《中国1953年人口反投影统计的结果(1849—1929)》(手
1968)》,第16页,第207—208页。
阿尔丁出版社,1968年,第271页;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
长》,载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等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芝加哥:
5.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64页;约翰·S. 埃尔德:《人口增
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
4.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63—64页;铂金斯:《中国农业
3.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209页,第216页。
芝加哥:阿尔丁出版社,1969年,第193—201页。
社,1959年,第22页;德怀特·H.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2.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
3(1960年3月):249。
来源:1.约翰·D. 杜兰德:《中国人口统计:公元2年至1953年》,载《人口研究》13,No.
季到三季粮食,所以这里引用的耕地面积实际上少于“收成面积”。
b.耕地面积包括所有种植作物的土地,但不包括牧场。其中大多数耕地每年生产两
注:a.用斜体字表示的几个年代的人口数量比起其他年代数据更可靠。
20
——先是明朝结束与元朝的征战之后进入社会和经济复苏时期,后来则
解释也有很多种,一种观点认为这得益于中国长期处于和平与稳定时期
大变化,而是因为人口死亡率有所下降。此外,关于人口死亡率下降的
出生率有所增长——其实在传统农耕社会人口出生率很多年间都没有太
的增长?没有人知道确切原因,不过人口学家坚信这不仅仅是因为人口
为什么中国人口在1400年之后,特别是在18世纪能够实现如此快速
利的作用下,中国人口到了19世纪中期已达到4.3亿之众。
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虽然逐渐放缓,但在此前人口增长复
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保持这样的人口增长率可以说是一个特例。18世
末的3亿,这表明当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而传统农耕社会能在长达
纪中国人口增长几乎翻了一倍多——从1700年的1.5亿增长到了18世纪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上升时期,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18世
随着清朝统治在17世纪80年代逐渐得以巩固,中国的人口数量经历
的骤减。
年代末40年代初暴发了致命的时疫,这些因素一并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
期。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及各种征战频发,再加上中国北方在17世纪30
近几个世纪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发生在17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明清更迭时
中,饥饿和时疫总是会定期地和灾难性地夺走人的生命。中国人口数量
数量曲线在这几个世纪当中也时而走高或走低。在所有的传统农耕社会
在四百五十年间增长了五倍,这堪称人口方面的重大变迁。当然,人口
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
11.同上,该数据实际上是1957年的数据。
10.同上,第16页,该数据实际上是1933年的数据。
9.同上,第240页,该数据实际上是1873年的数据。
21
布罗代尔虽无法提供证据证实自己关于1450年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
个时期里变得非常低。
散甚至导致维京人无法再横渡大西洋到达北美洲,而北半球的温度在这
再比如,14世纪时,北半球连续出现多个严冬,同时期大西洋冰山的扩
里发生变化。比如,就在大约一万年前,世界还处于更新世冰河时期。
可能在于气候的变化。气候学家公认,世界气候总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
布罗代尔曾尝试对此现象做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他认为,主要原因
象。
数量增长这一客观事实表明,人口骤增可能并非某一国家所特有的现
国一样出现过成倍增长现象。这一时期,世界上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人口
指出,“这种同步是一个问题”。[1]
此外,俄国人口数量在18世纪也和中
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译者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感到困惑,他
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提
(包括在17世纪的回落)与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几乎是同步的。法国著
跑题,我们注意到,欧洲人口数量在15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起起落落
上述这些尝试对中国特定时期人口数量增长所作的阐释似乎都有些
活到成年并繁衍后代。
米、马铃薯和花生等粮食作物使食物供给更加充足,更多中国人因此能
这种致命疾病的几率得以大大降低;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从美洲引进的玉
天花的人痘接种法,让人们对天花病毒有了免疫能力,此后中国人死于
纳(Edward Jenner)发明牛痘接种法二百年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预防
增长是由于医疗卫生实践水平提高的结果,比如早在西方人爱德华·詹
(历史学家一般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康雍乾盛世”——译者注);另一些人则认为人口
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清朝接连出现的康熙、雍正、乾隆缔造的盛世 动相关的推测,但他的另一个推测却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即“哪怕是轻
微和慢性的气候变化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后果”。伊利诺伊大学的杰弗
里·N. 帕克(Geoffrey N. Parker)也曾指出:
在整个夏季,平均气温每下降1℃,农作物生长期就会延迟3周
至4周,并致使农作物能成熟地区的最高海拔高度下降约152米。即
使是现在,每延迟收割庄稼1天,每公顷作物产量就会比不延迟收
割的产量减少63公斤;在欧洲北部,夏季平均气温每下降1℃,农
作物生长期就会延迟30天左右。相较今日而言,在17世纪,人们在
很多刚刚开垦的荒地上用比较原始的方法进行耕种时,气候变化对
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更为显著。[2]
中国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清更迭时期)曾发生饥荒、政治斗争和人
口数量下降等,而且这些事件的发生几乎与欧洲历史上的“小冰河
期”(Little Ice Age)同步,而这种“同步”恰可印证上述提及的气候变化效
应。17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被称为“蒙德极小期”(Maunder minimum)的太阳活
动非常衰弱的时期,当时中国中原地带湖泊上冻频率高于历史上有文献
记载的任何一个时期。此外,这种气候变冷的趋势与日本17世纪30年代
末40年代初导致大量人口因饥饿和疾病死亡的“宽永大饥荒”(the great
kan’ei famine)也是同期发生的。由此可见,布罗代尔的推测——欧洲和中
国在人口数量上实现“同期”增长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可能是全球变暖所
造成的——可能是很有道理的。
22
23
能抗病抗旱,在不同土壤中和气候条件下健康成长。然而在传统中国,室中通过反复测试进行杂交繁殖实验等促成基因突变来改良种子,使其
此外,撒播良种也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现在人们能在可控的实验
高质量的粪肥。
得肥料很好用,同时也是因为数量不断增长的人、猪和役畜能产出更多
升作物产量。农民们之所以大量运用传统施肥法,一是因为他们的确觉
近三倍。另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是施肥,这种方法非常利于提
溉法的土地面积为13亿亩,而到了1900年已达35亿亩,在总体上增长了
地面积上的粮食和各种作物都有所增产。比如,1400年全国采用传统灌
由于当时全国农民几乎都在密集地运用传统种植技术,所以单位土
提升粮食产量。
新技术来增加粮食供应量,而且还通过广泛应用传统方法和开荒造田来
竹管组成水轮)将水引向高处灌溉农田等技术。当然,中国人不仅靠运用
泽地排水,保护滨海平原不受海水冲刷,建造水库,用各种设备(比如用
治水方面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他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已逐渐学会了沼
方法和生产工具与15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并无二致。清代农民唯有在
而,当时中国农业技术在总体上尚未发生变革。清代农民所使用的生产
实令人无法回避:中国人口比之前多得多,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吃饭。然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为增长的人口拓展食物来源
Growing Population
Expanding Sources of Food for the
24
山坡上生长,而不会跟稻子或其他农作物形成竞争。美洲作物的另一些
合种植小米和大麦。相同地,花生可以在砂质壤土、河边沙洲和陡峭的
可以在丘陵地带和旱地上种植,而这两种土地此前并未得到开垦或不适
作物,而是作为补充提升了农作物总体产量和食物供应。玉米和马铃薯
那些不适合中国某些本土作物的土壤当中,而且它们并没有取代原来的
来自新大陆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不仅可种植在
纪,马铃薯也被引入了中国。
大陆的作物,比如玉米、红薯和烟草等都在16世纪被引入了中国。17世
牙人带到了中国,种植在中国东南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另一些来自新
贡献。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十年之内,花生这种作物可能最初由葡萄
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也为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做出了重要
小麦、谷子、大麦这三种作物当中的一种。
以北,农民通常在一季之内种植两种作物——先种稻子,然后再选择种
年之内能够有两季收成,在某些地方甚至能有三季收成。在亚热带地区
够带来收成的翻倍。在中国南部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快熟稻使农民一
稻子、小麦及其他粮食作物早熟品种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们能
纪早期,有一些品种只需60天~80天就成熟了。
境内又发现了另一些早熟品种,其成熟季只需90天~100天。到了19世
右缩短到了现在的130天左右。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当中,人们在中国
译者注)的早熟稻就被引进了中国,稻子的成熟季由此从原来的180天左
子”已经广泛地种植于该地区。早在宋代,原产于占城(位于今越南境内——
顶上发现了一种野生稻种,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种
子就像是涌入一个国家未开发土地的移民。比如,一个农民在一个小山
变种获得了成功,才会推荐给别人并鼓励别人也播种这个变种。新的种
农民可能只是在耕作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变种,然后尝试播种这个优势就是它们具有相对较强的抗旱能力和高产量。比如,旱地生长的红
薯每英亩(1英亩=6.07亩)就能够产生比其他旱地作物高出两倍的卡路里。
不过,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不情愿地把这些来自美洲的食物
摆上餐桌。比如中国人后来很快就喜欢上的花生,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只有富人才能吃得起。一个曾在1787年赴北京访问的学者发现,花生
是当地正式宴席的必备菜品。直到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花生才成为穷
人们也能吃得起的日常食物。
另一些美洲传入的农作物则并不太受欢迎,问题在于中国人不喜欢
它们的味道。即便今天中国人也大多不喜欢吃马铃薯。玉米和红薯则具
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对17世纪和18世纪迁徙到陡峭和贫瘠的山
区的农民来说,这两者逐渐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物——因为山区不适合种
植传统农作物。据江西地方志记载:“大抵山之阳宜于苞粟,山之阴宜
于番薯……可食至次年三月,洵山家厚实也。”[3]
(作者引自何炳棣《中国人口
研究(1368―1953)》,而此文出自《玉山县志》——译者注)在1637年,稻米仍占
中国人谷物食物消费总量的七成,小麦则次之,玉米和红薯仅是山区人
的主要粮食来源。其实,直到20世纪,来自美洲新大陆的农作物仍未真
正改变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习惯。
25
26
图,自此这种格局延续了千年之久(公元前111―公元939)。不过,这些地
东省在内的政治统辖范围,此后不久,又将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纳入版
能力却相对较弱。比如,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已确立了包含今天广
相比于自身强大的政治扩张力,汉人通过经济方式拓展生活区域的
徙,汉文化的传播仍在继续。[4]
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旷日持久的过程,即便在今天,汉人的迁
挡地发展壮大,几乎融合了“挡在”其前进道路上的所有民族及其文化。
于星星之火的汉人却拥有非常强大的活力,在随后三千多年当中势不可
别是民族属性上区别于汉人的越人、黎人、蜀人和壮人等。然而,发端
一,而且当时在“中国人”生活的区域之外还生活着在政治、文化上,特
中国人”的居住区在面积上刚抵得上今天“中国人”生活区域的十分之
河大拐弯处的地方。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些“汉人”或者说“早期
般的史前时代出现于中国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区,即今天西安附近靠近黄
“中国人”通常是指区别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汉人”,这个族群在迷雾
地还是靠开荒得到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边疆垦殖”经验的延续。
田(将河边或湖边洼地辟为耕地)等方式来拓展耕地。当然,大部分新增的耕
示)。在人口稠密地区,人们通过在山坡上开荒,沼泽排水以及建造圩
1400年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增长了四倍(如表1.1所
密集使用传统耕种技术和引进外来农作物,另一半则来自于开荒耕种。
中国在1400年以后的四个世纪里新增的食物供给量,有一半来自于
迁徙:一个扩张的帝国
Migrations:An Expanding Empire
27
比如江西的丘陵地区仍被原始森林所覆盖,是虎、鹿等走兽的天堂。这
多土地还处于未被开垦的蛮荒状态。在16世纪晚期,中国的很多地方,种,而且在其他超出当时中国文化边界的地方,在丘陵地带和山区,很
不过,在淮河流域和湖北的低地区,人口仍然很稀少,大量耕地有待耕
里,中国人已把自己的生活区和文化拓展到了低洼地、河谷和平原上。
quarter-moon crescent)(如图1.1所示)。而在西部和南部等正在开发中的区域
会地理格局。在明代早期,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新月地带”(the 1400年以后,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仍在持续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社
等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
汉人迁到南方后在农耕方面产生了诸多变化,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农耕方式、新的烹饪方式,并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等。总之,由于
要粮食。中国文化由此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稻作基础上产生了新的
水稻。从亩产量上看,水稻是谷子的两倍,因此大米迅速成为汉人的主
方人主要在靠降雨供养的旱地上种植谷子、小麦和大麦,南方人则种植
随着人口向南方迁徙,中国人的食物供给方式也发生了剧变。[5]
北
1200年,中国超过75%的人口都生活在南方。
而同时期原本作为汉文化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人口仅增长了54%。到了
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因自然增长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增长了七倍,8世纪到12世纪,随着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移至南方,中国东南地
牧民族的入侵,北方大量汉人开始向南迁徙至长江流域。此后,也就是
热带”(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为躲避北方游
很快,汉人就开始了向南方的迁徙,即历史上所谓的“中国之挺进
国文化的核心区域。
方一直是帝国地处偏远的蛮荒之地,而汉人聚居的中国北方地区才是中些地方除了有一些原始部落,几乎没有别人,或者偶尔会有一些猎人、挖草药的人、土匪或隐士出没。即便在一个世纪以后,一个荷兰人到台
湾时竟发现那里“是一片水乡泽国,鱼类丰富……到处都是鹿、野猪、野山羊、野兔、丘鹬、鹧鸪、鸽子等各种飞禽走兽……这片土地尚未被
开垦,但非常富饶”。[6]
28
民众迁徙到这些地方;有时也会通过向民众承诺免税,为他们提供种
缅甸的边境线上拓展,在北方则是向长城一带拓展。朝廷有时甚至强制
朝廷鼓动民众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迁徙,在西南方向主要是向明朝与
1400年后中国人口成倍增长,移民也相继涌向边疆地区。明朝时期
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第85页。经授权再版。
来源:Yeh-chien Wang,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剑桥,马萨诸塞:
清代中国人口迁徙情况
[图1.1]
29
中有些地区甚至成了无人区,曾经富饶的土地被弃耕,长满了野草。对
在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和捻军起义(1853―1868)期间遭受重创,其
当时的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安徽和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江西等地,时的东北地区和海外流动,抑或是不可思议地返回到东部“新月地带”。
部“新月地带”的移民。相反,农民和很多想改善经济环境的人开始向当
和西北部等“开发中”地区因人口超载而负担过重,所以不再接受东
19世纪后半叶,人口迁徙流动方向发生了转变。1800年左右,西部
的重新排列组合。
的结果)。整个中国人口分布则因为此番内部人口大迁徙而发生了根本性
3500万人(部分原因是,当地人口也在自然增长,但当地人口大幅增长主要还是人口迁徙
的四川在1786年到1850年的三代人期间,人口增长了四倍,合计超过
徙行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目前可知的是,作为人口迁徙最大接受地
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地区间迁
湾岛。
大规模较小的迁徙潮发生在东部地区,方向是从广东,特别是福建到台
向西北方向,沿汉江流域,从湖北北部穿过陕西南部,进入甘肃;第三
等地,同时还有部分人口溢出到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第二大迁徙潮
个方向迁徙:最大的迁徙潮是向西涌动的,如江西、湖北、湖南、四川
人口大幅增长使这种自愿迁徙行动达到了顶峰状态。迁徙者最初沿着三
其实,各地区间人口大规模迁徙大多是个人自愿行为,到了清代,当地爆发张献忠起义而人口骤减。
也用类似的方式加速了对四川的再开发,而此前的明末时期,四川曾因
过这些方式,明朝廷成功地向云南迁徙了约一百万人口。清朝在17世纪
子、工具和役畜,而且还帮助建造堤坝和灌溉网络以鼓励他们迁徙。通
30
外移民的政策,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迫于经济压力仍在向海外大规模
的马尼拉和马六甲移民了——这说明当时的民众并未理会官方禁止向海
不过早在15世纪和16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向当时作为东南亚商业中心
明朝以及1893年之前的清朝,朝廷是禁止本国民众向海外移民的。
万,而到1953年又增长到了4700万。
来。自此,东北地区人口从1860年的300万一跃增长到1907年的1700
的开通不仅为移民提供了便利,而且还将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了起
年,当时恰逢第一条铁路即将在东北平原的无垠沃野上开通运行。铁路
对抗沙俄对东北日益增长的野心。关内民众向东北大规模移民始于1902
年期间,清廷逐步废除了禁止移民东北的禁令,目的是“移民实边”,以
关外就成了一个对关内贫民和饥民虚位以待的巨大空间。1860年到1907
然维持在一百万左右。由于关内人口压力在19世纪和20世纪持续增长,慨地放开禁令允许北方饥民迁入,但直到180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人口仍
北。尽管总有一些猎人和冒险者违反禁令迁徙到了东北,朝廷也数次慷
东北是清朝统治者的故乡,在清代绝大部分时期都禁止汉人移居东
过剩压力的首要选择。
福建人和广东人来说,移居东南亚以及更远的地方是他们逃离故乡人口
河北)人和山东人来说,东北到处都是机会。对于中国南方人,特别是
因此被迫寻找其他能够谋生的地方。对于中国北方人,特别是直隶(今
西部“开发中”地区人口已达到满负荷状态,东部“新月地带”的过剩人口
的若干次起义中遭受重创,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因此在持续增大。由于
“新月地带”以北和以南地区并未像长江下游地区那样在19世纪中期
中”地区回迁到东部“新月地带”。
的前景,于是,数百万的移民从河南、湖南以及江苏北部这些“开发
于其他地方那些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而言,这些地方给他们提供了诱人移民。一些中国移民成为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合同劳工——他们在去往海
外的途中和后来的就业过程中曾遭受过无法言说的惨遇;另一些中国人
则移民至印度洋诸岛和南非;而绝大部分中国南方人都移居到东南亚地
区,并逐渐成为那里的主要少数族群,到了20世纪中叶,东南亚的华人
数量已经达到约1300万。
31The Pioneer Experience
先驱者的经历
在中国境内迁徙的移民很快就发现,自己过去在边远地区的生活与
东部“新月地带”居民的生活相差甚远。边远地区的生活可以用“无归
属、暴力和被动卷入商品化的农业经济”[7]
来形容,那里很少有人知道
《礼记》和《论语》,而拥有武装力量的地主等豪强就是当地的显赫人
物。中国的边远地区,就像19世纪的美国西部一样,并不适合精致者和
孱弱者生活。
土地开发者、“移民领袖”(settler-chiefs)或“山主”(mountain-lords),即
率先开发和掌控新开发土地的人,他们通常是比较富有的人或是出身较
好的创业者,希望在山林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大片土地,他们通过抢夺或
从当地少数民族手里买到了大量土地。在获得土地之后,他们招募大量
移民垦荒,并给后者提供种子和牲畜,或是出资建设灌溉系统。可以
说,这些移民领袖通过提供土地、资金和人力等方式为人口迁徙提供了
工具性的便利。
人们通常用刀耕火种法垦荒,并且会在此后几年里收获颇丰。然
而,刀耕火种式的农业通常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因为人
们很少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人们沿着山坡开辟笔直的
田垅,种植玉米和红薯,雨水很快就会冲刷掉肥沃的表层土,然后人们
就会移到新的山坡上开荒耕种。19世纪早期的一位官员严如熤
(1759―1826)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一过程:
32
33
相对而言,边远地带的移民总是更加“坚强勇敢和自力更生”,者。
时中国的那些不发达地区就是东部“新月地带”所需初级产品的主要提供
供者。就如同当今世界上不发达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运送原材料一样,当
去的是羊毛、皮革和石膏,而当时的东北则是粮食、原木以及皮毛的提
(作为美食)。云南向外运送的是朝廷用来铸币的铜。从西北各省运送出
苎麻、靛蓝、漆、油桐树种子(桐油可用作清漆里的干燥剂),甚至还有熊掌 边远地区的另一些初级产品也被运到了发达地区,包括茶、大麻、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很快就给整个国家的林业资源造成了严重浪费,山坡也因树木砍尽而形
才能引导大量粗大的原木沿河而下。不幸的是,早期移民这种过度砍伐
河流,然后再经过一些主河道,比如长江等,而且通常需要一百人左右
原木运送至山下。以这种方式运送原木下山,通常会先经过一些较小的
期移民经常砍伐树木,甚至砍光覆盖整个山头的树木,然后通过河流将
部“新月地带”急需用于建设、烧火以及造纸的重要资源。边远地区的早
产品以贴补自己微薄的收入。比如,山里多的是原木,而这正是东
大多数移民都是在这些边远山林地区的土中刨食,向市场出售初级
性地永久流失了。
由此,中国绝大部分最有价值的资源,即肥沃的土地,就这样悲剧
柴立骨难支。[8]
腹不能耐,鬻卖及妻儿。回思岁方富,肥甘供朵颐。何知遘此悯,断暮炊。蕨根野蒿菜,青汁流泥匙。称贷向亲友,同病攒双眉。空
失节,颗粒难预期。平川人饱食,山民伤阻饥。东邻绝朝糗,西家
况乃山土薄,石骨本崄巇。三年为沃壤,五载已地皮。雨旸偶但“他们必须依靠群体,而不是个人来实现自力更生,因为唯有与其他
迁徙过来的伙伴一道工作,这些先驱者才能取得成功”。首先,这种合
作对抵御边远地区原住民,即非汉人族群的敌意十分必要。新来的移民
会联合起来在自己聚居地周边建起竹栅栏作为防御,并且用“刀、匕首
和火绳枪”[9]
将自己武装起来。其次,在清理山林和共同建设灌溉网的
过程中,合作也很必要。可见,这些先驱者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
实情况使他们不会向个人主义的方向发展,也正因如此,浓厚的中国
式“互助”倾向逐渐被培育了起来。
在边远地带的移民生活中,暴力一直都存在,新移民们总是会被当
地的非汉人族群所击败。在那些已经满负荷的,且上乘土地也已被占用
的地方,人们经常会为如何分配土地和水等日益稀缺的资源而爆发争
吵。不仅如此,由于在同一区域内居住的各移民群体通常来自不同省份
或地方,他们操着各自的方言,彼此很难互相理解,却宁愿固守自己的
风俗习惯(不愿沟通),这更加助长了争吵和误解的发生。
当然,朝廷的官僚机构逐渐地拓展到了这些“发展中”地区,这些官
僚机构在当地办学,而当地的一些年轻人也为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
机构而去求学,由此这些地区逐渐得以接触到所谓高等文化。不过,强
人政治、群体斗殴和私下械斗等“边民传统”的生命力一直很顽强,即便
到了20世纪早期,在江西山区和台湾等地,集体暴力事件依旧高频率地
发生着。
34
[1]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Vol. 1,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The
注释
NotesLimits of the Possible (New York: Harper Row, 1979) , p. 48. 关于15世纪至19世纪中期世界人口
数量的探讨参见该书第31—51页。
[2] Geoffrey Parker, Europe in Crisis, 1598—1648, p. 22, 转引自William S. Atwell,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no. 2 (February 1986) : 225—26。
[3] 转引自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 146。
[4] 实际上,“汉人”的前身是世人所称的“华夏人”。在公元前3世纪,华夏人与很多非汉人
共同融合为后来的“汉人”。
[5] 若干世纪以来的中国饮食及中国人对待食物的观点和态度是中国社会史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有关于此的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参见K. C. Chang, ed.,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6] 转引自Johanna Menzel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1729—18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p. 40. Ellipses in source。
[7] Stephen C. Averill, “The Shed Peop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Yangzi Highlands, ” Modern
China 9, no. 1 (January 1983) : 85—86.
[8] 转引自Evelyn S. Rawsk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an River Highlands, ” Ch’ing-
shih Wen-t’i 3, no. 4 (December 1975) : 68。
[9] Meskill, Chinese Pioneer Family, p. 50.
35第2章
The Family and the Individual
in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
36
么说有夸张之嫌,因为中国人也有家庭以外的生活场域,不过,说家
个人对家庭有贡献,那么他就是好的,否则就怎么都不好。[1]也许这
能够对家庭福祉有所贡献就是评判一个人言行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一
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社会的根本所在”,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是否
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组织的定义性特征。家庭主义是“中国社会区别于
可译为家族主义,考虑到本书语境,这里译为“家庭主义”——译者注)可被视为中国
家庭作为一个组织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家庭主义”(familism也
理后事——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的话就更是如此。
接代从而使家族姓氏得以延续,能照顾年老的父母并在父母故去后料
挥自己独特潜力的个体,而是因为他(她)能帮助家里干活,能传宗
的差异。在中国,孩子受到重视并非是因为他(她)是一个注定要发
关系的不同,也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与当代西方社会在家庭概念上
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凸显了父与子关系和子与父关系这两种
母的职责——的象征性惩罚。这种仪式性行为虽然很细微,却是葬礼
棺材,以示对他不孝——因为他此生和来世都不能继续担负起照顾父
在中国,一个人如果比他的父亲死得早,他的父亲就会拍打他的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却是毫无疑问的。家庭
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战略核心”。[2]
37
38
是一个气球,会因为财富的注入随时膨胀”。[3]
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通
的一生中可能会在不同时期经历上述所有家庭类型。“中国家庭……像
明中国家庭生活具有动态性特征,一个由一对父母组成的家庭,在他们
将中国家庭分为这三种类型主要是为了描述的便利,但这同时也表
子。主干家庭可被视为联合家庭的不完整形态。
种家庭通常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以及一个已婚儿子和其妻
型则是介于小家庭和联合家庭之间的类型,即主干家庭(stem family)。这
子和孙媳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并且共同负担家庭花销。最后一种类
夫妇跟他们的未成年孩子以及两个或更多的已婚儿子和其妻子,乃至孙
型。第二种类型是大规模的联合家庭(joint family),在这种家庭里,一对
组成的,在人数上通常是三人到六人。中国家庭有六成都属于这种类
最多只包括两代人。规模较小家庭一般是由父亲、母亲和他们未婚子女
较小的“夫妇式家庭”(conjugal family)或“小家庭”(small family),这种家庭
社会人类学家一般将中国的家庭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规模
却是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的五十多人或更多人的庞大单位。
数量也各有不同——有的家庭只包括属于同一世代的两个人,有的家庭
的组织,通常会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规模,不同类型的家庭包含的世代
单位。这些成员共享家庭财产,包括钱财。其实,家庭是一个形态多变
若干有血缘关系、姻亲关系,或通过收养建立关系的成员所组成的经济
传统的中国“family”,用汉语说是“家”或“家庭”——通常被界定为
家庭
The Family
39
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就破除了经济上的长
此外,经济上没有形成长子继承制体系是大多数家庭无法形成联合
庭。
一个儿子能够活到成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很难发展成联合家
国家里,很多父母在儿子结婚后不久就故去了。更甚者,很多家庭只有
堂”,或哪怕是“三世同堂”的理想。在一个平均寿命大约只有三十岁的
基本的人口统计能说明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家庭才能达到“五世同
不超过6%~7%成的家庭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
要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五世同堂”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家庭。然而,只有
当然,儿子越多越好,而这对夫妇所有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后代都
按照家庭主义的规约,中国的丈夫和妻子必须至少生一个儿子——
够无限延续下去。
全是另一回事——是为了将来儿子能反过来支持他们,并使家庭血统能
独立的、自我实现的个体;而在中国,父母养育儿子——养育女儿则完
代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西方,父母养育子女,目的是使得他们成长为
和年老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组织。中国家庭给其成员灌输的价值观与当
单位(有关于此,接下来的章节会有所论述),它同时也是一个承担着照顾贫困
位,一个为了所有在世或故去的家庭成员的福祉进行祭祀的宗教性质的
同时,中国家庭也是一个所有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经济单
父母故去或决定分家,这个家庭的类型就会再次发生变化。
且也把妻子带入这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就成了联合家庭。然而,如果
的家庭以后,这个家庭就变成了主干家庭;如果第二个儿子也结婚了并
他们的家庭就属于小家庭类型;当他们的大儿子结婚并将儿媳带入父母
过婚姻建立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家庭——只要他们的孩子还未成年,40
儿子、儿媳以及孙辈跟自己共同生活,那么这个家庭就能发展成联合家
有时候,某个富裕家庭的家长本人如果较为强硬,能在有生之年让
机会分割父亲的财产。
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意味着家里会有更多的儿子能长到成年,并因此有
七个孩子里要是有两个能够活到成年,便是“烧高香”了。[4]
富裕家庭的
养育和更好的医疗待遇,因此活到成年的几率更高;而穷人家所生的六
妻子所生儿子得到的份额要少。生在富裕家庭里的孩子们能得到更好的
予了分割父亲遗产的权利,当然,他们所得到的份额通常会比父亲原配
比起穷人,富人会娶妾并因此生育更多的子女,而妾所生的儿子也被赋
为容易被分割。富人往往比穷人结婚要早,所以生的孩子更多。此外,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富人家的财产虽足够支撑一个联合家庭,却尤
子必须在婚后与父母同住。在家庭主义系统中,这是既定的道德。
他儿子在结婚以后必须搬出去。虽然大多数情况是如此,但至少一个儿
成了长子婚后仍旧在家里与父母同住并照顾父母的习俗。长子以外的其
太小,无法支撑农民及其所有已婚子女生活。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才形
己的财产有所增加。不过,这种分割和继承意味着大多数农田的面积都
是因为能熟练地侍弄农田而发了财,中国人都会去购买田地,从而使自
情也会反向发展,因为只要有一点儿可能,比如通过当官、经商或哪怕
里,儿子们什么都分不到,所以被迫去当佃农和小贩以谋生。此外,事
当然,这种财产不断分割的过程也会受到限制。在特别贫穷的家庭
多继承一份家产以侍奉年老的父母和祭祀祖先——前提是他能一直活下去。)
份额会逐渐缩小。(因为中国的家庭实行祭祀上的长子继承制,所以长子会比其他儿子
后都有权利均分家庭财产。因此,随着世代的推移,每个人的土地占有
子继承制。这种制度被破除之后,一个家庭里所有的儿子在父亲故去之
41
如果是在19世纪,他们也会抽大烟来挥霍家庭财产。中国有句俗话
献精神和进取心,所以他们在长辈去世后会大把花钱——赌博、娶妾,人们总是认为,富裕家庭里的成功人士的孩子缺乏父辈乃至祖父辈的奉
现象的倾向,他们喜欢把一个家庭的衰落归结于后辈的挥霍和不道德。
亲。可中国人总是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用道德感来看待所有社会和政治
得差”。这些现象其实可能就是巧合,因为有些儿子能力就是会不如父
在职业生涯中上升到比父亲以往更高的位置上,也有可能会“比父亲混
流动的无情法则。其实,所有社会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儿子既有可能
另一个导致大多数联合家庭只能存在很短时间的原因是向上或向下
后,他们可能会选择分家产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弟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家的厨房,不在一起做饭也不在一起吃饭。最
来,即使这些兄弟仍旧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也会分开过——所有的兄
紧张的兄弟对彼此更加质疑,直到他们觉得再也无法忍受彼此。接下
的怨恨要更大。妻子会不停地跟丈夫抱怨种种不公平,使原本已经关系
起与其得到份额相匹配的工作量,对此,妯娌之间往往比兄弟之间产生
个兄弟的小家庭在大的联合家庭中得到了更多份额的财产,或没有担负
此外,妯娌间的嫉妒和敌意会让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如果某
的先在倾向”。[5]
国兄弟之间很难相处好的现象了,“兄弟们在成年之后有一种彼此敌视
产的管理和共同收益的处理而发生矛盾。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中
律权威或经济权利。因此,在这种家庭中,兄弟间经常会因为对共同财
长子继承制体系作为支撑,兄弟间没有哪个人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法
久。最年长的哥哥一般都会要求弟弟们对他顺从,但因为没有经济上的
了兄弟联合家庭(fratemal joint family),但这种家庭很少能够在一起生活很
庭。有些时候,他的儿子们在他死后仍在一起生活,那么这个家庭就成叫“富不过三代”。当然,也有例外。由于向下流动的力量总是存在,加
上没有经济上的长子继承制,家庭成员之间又容易起争执,再加上死亡
率高等,足以解释为何大多数家庭都无法维持联合家庭的理想状态了。
然而,家庭的解构却总会受到大家族的抵制。家族是一个由拥有共
同祖先的后代所组成的群体,它是家庭主义在直系家庭基础上的延伸,涵盖一个男性祖先的所有父系血缘亲属。有时候,一个大家族甚至包括
两三千位男性成员。[6]
家族组织在中国南方非常发达,有时候整个村子
的居民都属于一个家族。中国北方地区也有家族组织,但北方地区的家
族组织不像南方地区的家族组织那样拥有权威和财富。
强有力的家族组织会组织编写族谱来维系所有成员对家族的认同,壮大家族声誉,同时也承担着各种公共职能(比如祭祀祖先,惩戒犯错误的成
员,照顾有需要的成员等)。没有族谱,后辈就容易分散,会失去家族认同
感。族谱记载着一个家族的集体记忆,人们能够依此确定家族成员身份
以及彼此的关系和顺序(这十分有助于一个人在祖先祭祀过程中行为得当),最重
要的是,人们还能够据此确定谁拥有受益于家族财产的合法地位。
对强有力的家族组织来说,要持续存在下去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拥有
共同财产,拥有可用于建设宗祠和给家族里的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的经
费,有时候家族甚至需要出资建立家族防御工事。共同且永久地持有家
族共同财产,有助于抵制拥有共同祖先的家族在传承若干代之后出现的
个体家庭分家倾向以及衰落趋势。比如,在安徽省桐城市,一些当地的
望族传承了四五百年的时间,其中有一些家族甚至从明代一直传承到了
20世纪。这种所谓逆家族解体而动的力量其实主要来自于家族组织及其
家庭主义的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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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女性的理想在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普及。女性的贞操成为一种虚幻的崇
翻,对中国本土的生活方式的推崇得到强势复兴,提倡禁欲的新儒学关
权制为准绳的对女性言行的严苛标准。随着蒙古人的统治在1368年被推
新儒学在宋代晚期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这强化了从前班昭提出的以父
以继承她父亲的财产。13世纪以后,对女性的压制开始变得严重起来。
即使是到了宋代晚期,一个上层社会的女性如果没有兄弟的话,她也可
情,而且女性对于贞操的态度,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都比较开放。
性经常可以很自由地与男性交往,离婚对她们而言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其实在帝制时代早期,女性地位要比后来高很多。汉代至唐代的女
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7]
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
静自守,毋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
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
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
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
妹——那里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表述,她这样描述所谓贞洁烈女的言行:
调过无数次的儒家关于女性的理想,在班昭(约45―约117)——班固的妹
女人却成了社会中最受歧视和盘剥的社会群体。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被强
中国社会处于母系氏族时代时,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然而有史以来,帝制时代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在史前时代,当
女人地位的变化
The Changing Status of Women拜:一个女人如果被强奸了的话,自杀就是唯一可以证明她美德的选
择;寡妇再嫁会受到谴责,儒学家们还经常为“寡妇是应该殉葬来表达
对已故丈夫的忠诚,还是应该活下来侍奉公婆和养育孩子”的问题进行
争论。
无论如何,这就是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的旧式理想。然而,现实
却往往与理想相悖。明清两代,寡妇再婚几率其实很高,有时候这是出
于经济的需要,有时候是因为公婆逼迫她这么做,这样公婆就可以占有
她的嫁妆和她已故丈夫的那份财产。此外,对生活在农村的底层人来
说,女性贞操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德。
到了帝制时代晚期,一些女性的地位才逐渐得以提升。从16世纪晚
期开始,教育设施和书籍出版逐渐得到普及。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从
这时开始才有机会分享当时越来越普及的教育资源,尽管有数据表明当
时女性的识字率大概只有1%~10%。上层社会的女性无疑更有机会接
受教育,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些女性还成了著名诗人、书法家和画
家。据说,这些成为诗人、书法家和画家的女性也很容易成为女学者。
这一时期,包括诗人袁枚(1716―1798)和改革家兼官员的龚自珍
(1792―1841)等少数男性开始认识到,诸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话很没
有道理,他们对男尊女卑的宗法观念提出批评,并呼吁给予女性以更多
的受教育机会,呼吁社会抛弃关于女性贞操的苛责。
学术界直到近期才开始进行关于帝制时代晚期女性史的研究,但这
些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仍基本是假设性的。实际情况似乎是,直到19世
纪晚期,女性解放的倾向仍旧没有在社会中发挥什么效力,到了清代早
期,女性地位甚至下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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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这一期间女婴被杀死的比率约为5%,男婴被杀死的比率约为
无奈时也会放弃刚出生的男婴。根据对1851年到1948年之间的杀婴统
的频率的描述可能存在夸张的成分,因为其实在处于困境时,父母被逼
(父母更常见的选择是)直接把她扔掉让她自生自灭。然而,对中国杀女婴
口。有时候,一些家庭会在一个女孩刚出生时就把她溺毙在水里,或
说,更是如此,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家庭需要养活更多只消耗不产出的人
一家如果生了好几个女儿,就会被认为遭到了诅咒,对贫困家庭来
个女儿,当然,最好只有一个女儿。
女儿将来会成为弟弟们的好帮手。其实,绝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家里有一
会从这位年轻母亲头胎生育女儿的事情上看出更加积极的趋势,因为大
示她母亲有生男孩的希望。年轻母亲的某位年长且经验丰富的朋友甚至
出生也会给家人带来些许欣慰,因为这表明她的母亲有生育能力,也预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一个女孩是她母亲的第一个孩子,那么她的
着了夜贼”。
时,她却很快会嫁到陌生人家里。有一句老话叫做“生女孩就像是家里
人之前,父母要供养她吃穿,当她刚刚长大能帮家里做家务和干农活
先的职责。相形之下,女孩是父母的负担和“赔钱货”,在她17岁左右嫁
里干农活,在父母年老时侍奉他们,并且在父母亡故之后承担起祭祀祖
照家庭主义的硬性要求,只有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而且男孩才能帮家
一个女孩即使在刚刚出生时也很难给父母带来真正的欢愉,因为按
女孩和童年
Girls and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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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一样生活了。这种变化对于男孩来说尤为突然,因为女孩们早就
行事了。他们仿佛突然就被要求具备成年人的理智,由此准备开始像个
然就到了该上学或下地干活的年龄了,因此他们也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
孩子受到如此宠爱的状态在六岁前后会突然停止。男孩子们仿佛突
就不会非要让孩子们像大人一样行事,对待男孩子们尤其如此。
气也会很容忍。只要孩子们还不至于让自己或兄弟姐妹陷入险境,父母
笑他们。此外,只要在父母可承受范围内,父母对孩子不听话或耍小脾
厕方面都顺其自然。如果孩子们因此弄脏了自己,妈妈也只会温和地嘲
斥他们——美国人在这方面却正相反。在长到两三岁之前,孩子们在如
大人对待小孩如厕的态度非常宽松,不会让孩子们感到紧张,也不会训
当然,中国的小孩无论男女,在童年时代都会受到宠爱。比如说,则必须靠米粥而不是母乳存活下来。
女孩,她就会去一个富人家给那家孩子当奶妈,而她自己刚出生的女儿
不会是这样。有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一个穷人家的女人如果刚生了一个
去看病的时机通常较晚,为她祈福的意愿也总是较弱,但男孩生病了就
断奶的时间普遍比男孩还要早几个月。如果一个女孩生病了,父母带她
是什么。出生顺序较为靠后的女孩得到的爱和照顾就自然更少些。女孩
也总是会因为第一个或第二个孙辈的出生感到高兴,而不论孙辈的性别
她喂奶,而她的爸爸也可能会因为第一个孩子出生感到高兴,爷爷奶奶
在背上。这个家人有可能是她妈妈,虽然妈妈哪怕有些许不快但也会给
别。一个女孩如果是家里的长女的话,她的家人也会把她抱在怀里或背
得到的待遇通常更取决于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而不仅仅取决于她的性
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也会不断有人提醒她,她是一个“没用的女孩”,而她
就算一个女婴出生后没有被父母杀死,也没有因其他原因而夭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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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带着怒气打孩子的时候通常是非常狠的,所以经常会把孩子身
就抓住离我最近的那个打了一顿,然后他们就都老实了。[8]
老大打了一顿。我觉得可能真打疼她了,但他们几个太气人了,我
过一会儿你自己也就忘了。就像昨天……我又热又生气,我就抓住
我也是那样,你气坏了的时候必须打他们,要不他们就跑了,我手里有什么我就拿什么打他们。”另一位母亲则这样说:
说:“我打孩子时从来就不看地方,那时候我都气疯了,哪有工夫看?
子来发泄怨气。当有人说一个母亲打孩子“不看地方”时,她笑着
被繁重家务所累,或者觉得自己命不好,因此就毫无道理地打自己的孩
了。”然而,孩子受惩罚并不完全是因为父母要教育他们,有的母亲是
用?你只有把其中的一个拉过来结结实实打一顿,另几个也就跟着听话
母亲曾经说过:“你以为你训斥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听你的吗?这有什么
就是惩罚他们的不恰当行为,而且惩罚的方法似乎都是体罚。一位中国
国家庭里流行这样一种教育方法,即用来鼓励孩子正确行为的唯一方法
此外,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被体罚的经历。中
避开父亲。因此,父子之间多的是规矩,少的是温情。
说,父亲似乎是令人敬畏的和不苟言笑的人,所以只要有可能儿子就会
不可及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言传身教地教育儿子所必需的。对儿子来
们总是倾向于严厉地对待儿子,让儿子觉得父亲是严厉的、苛刻的和遥
国,父亲习惯像朋友那样跟儿子相处,而中国的父亲没有这种概念,他
丝不苟地执行他的命令,儿子稍有偏差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在今天的美
拘礼节的和幽默的,但现在却突然变得严格和严厉起来,他要求儿子一
的、无拘无束的日子。当父亲的在此之前对待儿子也一直是热情的、不
被教会照顾弟弟妹妹了,但男孩们在这个年龄段之前却一直过着被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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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代表着小脚女人出身上层社会并受过良好教育。长着天足的女
有漂亮的脸固然很好,但拥有一双小脚却更有吸引力。小脚不仅是美
输于女人的性器官对他们的吸引力。对传统社会的中国男性来说,女人
唤起男人的性冲动,男人们都幻想着爱抚女人的三寸金莲——这甚至不
迷于缠足女人穿的绣花小鞋,缠足女人摇摇摆摆地走路和她的翘臀都能
给女孩子们缠足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提升她们的性吸引力。男人们痴
下很难走出家门。
不再疼了,但她们在余生当中却得一直跛着脚走路,在没人帮助的情况
过程彻底结束后,缠好的小脚就成了“三寸金莲”。此后,女孩子们的脚
的肌肉也萎缩了,皮都掉了,有时候甚至有一两个脚趾也会烂掉。这个
来的疼痛也一直不会停止,血和脓浸透了绑带,接下来,缠足女子脚上
地缠在脚后跟上,使脚背成为弓形。缠足力度是逐渐增大的,而由此带
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绑起来,使其都蜷曲在脚底,然后再把绑带紧紧
缠足的后果是严重的。缠足就是用长约三米、宽约五厘米的绑带把
即使是女乞丐和女挑夫也都是小脚。
福建和湖南等省的乡村,女性缠足比率相对较低,而在河南和陕西省,体,如满族、苗族、客家人等族群。不同地域之间也有差异,在四川、通常来自社会最底层,或来自某些少数民族及拥有特殊文化的少数群
象,到了19世纪,五到八成的中国女性都会缠足。那些留着天足的女子
社会流行起来。到了明代早期,留有天足的女子已经成为人们的嘲笑对
子,并且学着舞女的样子缠足。在元代(1271―1368),这种做法在整个
为了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此后,皇宫里的女子也开始羡慕起小脚女
始于唐代晚期或五代时期(9世纪―10世纪)宫廷当中的舞女,后者缠足是
对女孩来说,母亲给她缠足是她走向成年的最痛苦阶段。缠足习俗
上打得淤青,有时候还会打得孩子出血。人,找到一个好丈夫都不容易。
缠足|此图是缠足与天足的对比|图2.1
关于男人鼓励女人缠足,还有一种更为黑暗的社会学解释。缠足限
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因此在实际上有助于强化新儒学12世纪以来宣扬
的女性美德以及将女性隔离在社会之外的理想。一个女人被限制在家
里,没有学习的必要,也没有了解外界的必要,这样她就能保持无知,自然也就比不上男人。因此可以说,缠足也是确保男性地位和使女性臣
服的方法。
49
50
内。新娘的家庭地位最好比较高,但又不要太高。《礼记》曰:“昏礼
在缔结一桩婚姻时,婆家也会将新娘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考虑在
婆家蒙羞。
家的负担;如果这个女人太有吸引力,就有可能发生私通事件,从而使
人,那简直就是对这个家的诅咒;如果这个女人身体不好,就会成为婆
够适应新家并适合持家就更好了。如果某家娶了一个又懒脾气又坏的女
结一桩婚姻的主要目的就是找一个能给家庭传宗接代的女性,如果她能
——婚姻由家庭来决定,结婚也是为了家庭。对于新郎的家庭来说,缔
夫的意见却从来不会被问及。在中国,婚姻被看作是整个家庭的事情
了。[9]
虽然这件事对她来说非常重要,但她自己的意见,包括她未来丈
当一个女孩长到17岁左右,她就做好准备迎接结婚这个人生转折
式”,年轻人很早就步入婚姻,只有日本较为接近“欧洲婚姻模式”。
雅斯特(Trieste)这条线以东的区域中的很多社会都遵循着“中国婚姻模
(Leningrad,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更名,1991年恢复原名为圣彼得堡——译者注)到的里
至意味着他们需要等到父母退休或故去才能结婚。不过,从列宁格勒
结婚。在欧洲婚姻模式下,年轻人在结婚前通常需要先经济独立,这甚
提供的结构性支撑下,中国的年轻人甚至在没有获得经济独立时就可以
婚。相比较而言,中国女性结婚的年龄普遍要早得多。在家庭主义体系
种模式中,女性通常在20岁到25岁才步入婚姻,甚至有些女性终身未
18世纪以来在西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欧洲婚姻模式”,在这
女性与婚姻
Women and Marriage
51
未来会是怎样的。对新娘来说,婚后初期确实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一段
在他的原生家庭(natal home)和熟悉的环境里,他甚至很明确地知道他的
对新郎来说,结婚之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仍旧生活
他长辈面前,然后才被送入洞房,而这个时候她才会见到她的丈夫。
了之后,新娘在来到婆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被正式地带到公婆和家庭其
的”因素就会凌驾于家庭需求和幸福之上。当一桩婚姻被妥当地安排好
情、外貌或性吸引力等因素的影响,如此上述这些“短暂的”和“不重要
常容易引起争议。如果年轻人有权利选择伴侣,他们就会容易受到感
前甚至从未见过对方,反过来,如果两个人婚前就对彼此有感情,则非
理想的状态是,未来的新郎和新娘之间彼此并不认识,在入洞房之
事情,需要媒人从中周旋。[10]
程中所有需要讨价还价的事情一样,彩礼和嫁妆的数量也是一个敏感的
夫或公公是否赌博或嫖妓?(偶尔去嫖妓,并不是什么大事。)与缔结婚姻过
同持家的婆婆是否宽容?她要嫁的男人是否能干?是否大手大脚?她丈
此女孩父母也会相对较多地考虑女孩未来的幸福。比如,将来要与她共
孩的家庭在受这场婚姻影响的程度上要远远低于她将要嫁去的家庭,因
此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受益。然而,毕竟女孩是嫁到别人家去,所以女
女孩的家庭也会考虑自身是否能因女孩嫁给一个有前景的丈夫并因
人,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烦。因此,父母在张罗儿子婚姻的时候,儿子是否喜欢要嫁给他的女
很别扭,也会很费钱,而且婆家也会经常面临娘家借债和请求帮忙的麻
位太低,那么婆家可能就得在招待她娘家人(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时感到
庭的声誉,并且能带来无法计量的经济和政治好处。如果新娘的家庭地
者,将合二姓之好。”所有的家庭都会意识到,有利的婚姻能够提升家时期,她从自己的原生家庭里脱离出来,置身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群
当中,对接下来的日子乃至长久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全然不知。最好的情
况就是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对她很体贴,也不是很讨厌,并由此跟丈夫产
生爱恋之情,这样她就会拥有一个伴儿和可依赖的小港湾。然而不幸的
是,丈夫和妻子在新婚时对彼此通常比较有距离感,因此互相比较冷
漠,他们的感情一般都是在步入婚姻很久之后才可能培养起来。在卧室
之外,夫妻之间很少互动,他们在公开场合甚至彼此不讲话,除非丈夫
需要命令妻子为他做什么。他们如果感情外露就会招致他人的严重不
满。
婚姻绝非是为了增进一对新人的感情和幸福程度,相反,却是为了
实现家庭目标,即生育男性继承人给整个家庭传宗接代,生育女孩以分
担家务并在将来她的公婆年迈时提供照顾。夫妻之间如果有感情,那么
他们就会将自己的打算和幸福凌驾于家庭目标之上,这也会减弱婆婆对
儿子的掌控,有时甚至促使年轻的夫妇想分家单过。因此,新婚夫妇之
间的感情,被认为对整个家庭的团结和壮大具有破坏性,而非建设性。
在新娘的新生活当中,婆婆比起她的丈夫还要重要。两个女人通过
这桩婚姻建立了一种紧密和长久的联系,她们一起做饭,一起收拾家,一起下地干活,一起缝缝补补。在这对关系当中,婆婆占据着支配地
位,新媳妇很难满足这位年长女性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婆婆通常会
以容忍和友好的态度来开启她与儿媳的关系,但是年轻的儿媳对于干家
务活相对生疏,毕竟她在自己父母家里学到的与在新家里学到的不太一
样。另外,儿媳对于婆婆继续掌控她的儿子也具有潜在的威胁——关于
这一点,当我们接下来讨论“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时会更为明显——
这也是为什么两个女人之间很快就会出现裂痕的重要心理和实际因素。
52
53
脸面并且最终会在她坟前哭泣和忏悔,她就会觉得很满足。
庭会因她自杀而把婆家告上衙门,她婆家会遭到清算,而她婆婆会丢尽
那个厉鬼会一直等着报复自己并因此备受煎熬。新娘一想到她的原生家
她认为她死后会变成厉鬼回来折磨那个折磨过她的人,她的婆婆也知道
示)。对于被虐待的新媳妇来说,自杀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有吸引力。
悲惨的事实,而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基本都是刚刚订婚或结过婚(如图2.2所
离婚的女人也有可能自杀。在中国,20岁左右的女性大量自杀是个
妓女。
婚的。在这种情况下,离了婚的女人如果年轻漂亮,就很有可能沦落为
手货”的单身汉通常都很穷困,毕竟他们都是因为支付不起彩礼才没结
止的,除非她再婚,否则她将无法维持生计。而且,那些可能接受“二
会让他们很尴尬。理论上,她是可以离婚的,但实际上离婚是被严格禁
因为她已不再属于娘家,她的父母也会把她看成是负担,并且认为这样
没那么容易。一个女人想要逃回自己娘家或长期待在娘家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新媳妇都会觉得自己的新生活无法忍受,但是想要逃脱却
处搁。
邻居家女人如果将婆婆虐待儿媳的闲话传到村子里,婆婆的脸面就会没
介入。通常邻居家女人的存在却有可能节制婆婆虐待儿媳的行为,因为
所以儿媳偶尔挨打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的父母通常也不愿意
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这种矛盾反而是不正常的和令人觉得奇怪的,和进来。她可能会跟自己的娘家父母抱怨,但人们认为婆媳之间的矛盾
婆的打骂或者虐待,她是无人可以求助的,她的丈夫和公公都不愿意掺
人刚结婚的第一年通常也是她一生当中最为紧张的一年。如果她遭到婆
相对于儿媳的谦恭,婆婆总是显得霸道、专横和残忍。相应地,一个女
或早或晚,两个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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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她希望这个孩子是个男孩,不过即使是个女孩,也
一个新娘子从紧张和不愉快的氛围中解脱出来的时机通常是她第一
性》(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第118页。经授权再版。
来源:马格里·沃尔夫:《中国的女性及其自杀》,载马格里·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女
女性自杀率剖面图
[图2.2]
55
概念是“子宫家庭”,这与她丈夫对家庭的认知全然不同,后者是一
感,但这只限于她对由母子构成的家庭的认知,也就是说,她对家庭的
年轻的媳妇只有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才能找到对这个新家的归属
很孤立,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的。
另外,她怎么也感觉不到与丈夫家族祖先的情感联系,因此她总是感到
属于丈夫的家,总觉得丈夫的家人对她持怀疑态度甚至可能怀有敌意。
在结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刚嫁过来的女人总是会觉得自己不
把女孩灵魂安置在家里任何的角落都会给家里带来霉运。
布袋安置在家里某个黑暗的角落里——虽然中国一些地方的民众都认为
气”。[11]
因此,很多家庭都把象征女孩灵魂的、装有夭亡女孩骨灰的小
样,“如果你把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放在祭台上,祖先一定会很生
家庭的祭台上。但同样情况下,男孩却可以,就像一个村民所说的那
尴尬局面。按照传统,她不属于任何家庭,她的牌位也不能放在她原生
如果她在结婚之前死去,她的父母就会面临一个不知如何安放她灵魂的
白自己并不是原生家庭的真正成员,而是“属于另一个家庭”。实际上,在年轻的媳妇看来,家庭的概念却有所不同。从童年开始,她就明
负责掌管家庭荣誉、积累财产。
前的家族掌管者的继承者和受益者,他因此也要负责延续家族世系,并
成的封闭世系,他自己才是这个家庭稳固的和不可或缺的成员,是他之
来,这个家庭是一个由他们所能追溯的祖先到无限延续下去的血脉所组
不过,她不可能像她丈夫那样受到这个家庭的认可。在她丈夫看
现在,她成功地在这个家庭里占据了一个位置,并且相对有所保障了。
在没有生第一个孩子之前,一直就没有被当作是这个家庭的真正成员。
至少证明了她有生育能力,能给这个家庭生育男孩传宗接代。其实,她
56
我们刚刚探讨的婚姻,即一个女人在她16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出嫁
婚姻的变形
折磨的儿媳。[13]
个心怀恐惧的外人,而是这个家庭的女性家长,也许已经也有了她可以
也建立了对这个家以及邻里和所在村落的无比熟悉的感觉。她不再是一
后,她开始成为这个家庭的掌事人,在家里的地位也非常稳固,由此她
她和丈夫才真正地形成了共同利益并且建立了共同的感情。在婆婆去世
最后与她丈夫的父系家族(patrilineal family)的概念统一起来。这个时候,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女人关于子宫家庭的概念也会逐渐转变,族而产生的花销,对认为财产只属于子宫家庭的女人来说就是浪费。
消耗很多财产,或为某位经济困难的兄弟提供经济支持。这种因姓氏家
外,因为丈夫更加珍视整个姓氏家族,所以他可能会为姓氏家族的排场
所掌控,那么他对自己妻子所建立的子宫家庭的支持力度就很小。此
时候他甚至是子宫家庭的敌人”。[12]
比如,如果这个丈夫继续被他母亲
的。有人说,“父亲固然很重要,但他并不是这个家庭天然的成员,有
在女人眼里,她的丈夫与她眼中的子宫家庭之间的联系也是不稳定
的危险。
切基于爱情的婚姻并不利于“子宫家庭”的扩展,相反都会使其面临解体
感因此受到威胁。这也是中国婆婆强烈反对儿子恋爱结婚的原因——一
为儿媳的存在至少对婆婆继续掌控自己的儿子带来了挑战,婆婆的安全
之后得到扩展。不过,儿媳的到来却给“子宫家庭”带来了新的矛盾,因
系的所有成员。女人的“子宫家庭”将在她儿子把儿媳娶进门并生儿肓女
种“姓氏家族”(surname family)的概念,即这个家庭包括这一姓氏有血缘关
57
虽说对置身于次要婚姻形式当中的夫妇来说,这种婚姻并不怎么
必须由他们的父亲或家庭强迫他们在新婚之夜圆房。
姐弟的他们——至少在心理上如此——对发生性关系也非常反感,最终
兄妹或姐弟一样被抚养大,所以他们对婚姻感到极度厌恶。成为兄妹或
密程度和对彼此的满意度要比主要形式中的夫妻弱得多,因为他们曾像
心理角度来看,两者则有很大的差别。在婚姻的次要形式当中,夫妻亲
从法律上讲,婚姻的主要形式和次要形式其实没有本质差别,但从
时甚至不办任何仪式就让他们圆房。
系。很快,在她月经来潮后,家人就会为他们举办一个简约的婚礼,有
直到15岁左右的时候,她与未来丈夫的关系通常是兄妹或姐弟关
此,童养媳的死亡率要远远超出在原生家庭长大的女孩的死亡率。
到很好的治疗。在成长过程中,她通常会受到虐待并且要干重活。因
的亲生女儿,通常会给她提前断奶,她因此非常容易生病,但是却得不
而,实际上,她的养父母对她通常都很严苛和冷酷。养母如果有同样大
后像是这家的女儿一样被养大,甚至可能是吃未来婆婆的奶长大。然
常是六个月左右,最大不超过一岁——时就被送到她未来丈夫家中,然
在婚姻的次要形式中,已经订婚的新娘通常在她还是个婴儿——通
关联的社会价值观。
姻形式比前文提及的主要婚姻形式更能凸显中国社会中与“家庭主义”相
门”“招婿”——译者注),也就是成年男性嫁入女性的原生家庭。[14]
这两种婚
的家庭当中;另一种形式叫做“入赘”(uxorilolal mariage)(“入赘”俗称“倒插
式——译者注),在这种形式当中,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已经订婚
式:一种叫做“次要形式”(minor form)(这里指我国古代甚为流行的“童养媳”婚姻形
并脱离原生家庭的形式是婚姻的主要形式,其实还有另外两种婚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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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从陌生人那里买一个儿子要花很多钱,而且
通常不被看好,因为从亲戚或熟人那里过继来的儿子通常会忽视养父母
姊妹家过继一个儿子,或者从遥远的村子里买一个儿子。这后一种方法
然而,这个问题是有法可解的。一种方法是从丈夫的兄弟或妻子的
令他焦虑的未来。
无人照顾、故去之后无人祭祀等问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就是最
婚姻形式,否则他们就要面对家族后继无人,以及他们自己在年老之后
见,但也绝不罕见。一个没有生育男性继承人的家庭通常就会选择这种
入赘,是第二种所谓非正统的婚姻形式,其虽不如次要婚姻形式常
庭形成威胁。
出浪漫的感情,而恰因如此,这个儿媳妇也很难对婆婆所珍视的子宫家
对她的期待。然而,她未来的丈夫却很难与“姐”或“妹”一样的妻子培养
会在其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熟知丈夫家的生活方式,并且符合她未来婆婆
媳关系。一个女孩如果在其丈夫家而不是自己的原生家庭中被养大,就
并从小把她养大这种方式,来避免主要形式婚姻中必然出现的紧张的婆
的孩子定下一桩次要形式婚姻的最主要原因,是想要通过收养一个女儿
还是婴儿时就把她送到未来丈夫家养育。实际上,一个家庭选择给自己
位高的家庭与贫困家庭一样,也为儿子养童养媳,同时也会在自己女儿
的还不是结婚成本的问题,而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很多富裕且地
当然,很多父母倾向于给自己儿子选择次要形式的婚姻,主要考虑
宴有时能花掉婆家整年的收入。
者需要给新娘娘家彩礼,而且还需要给新娘和她的家人买礼物,一场婚
之前,给她提供吃穿所用的花销远远少于主要形式婚姻的花销,婆家后
姻形式给婆家带来的经济负担要轻,在“收养的女儿”真正嫁给自己儿子
好,但婆婆却觉得颇有裨益。首先,这种婚姻形式比主要的或传统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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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形式的两成到四成。在有些地区,比如江西南部,这个比例几乎达到
在华南的广东一带则较为常见,在那里,次要婚姻形式几乎占据所有婚
国北方,这两种形式都不太常见,而在长江流域的江苏和安徽等地以及
次要婚姻形式和入赘并不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的婚姻形式。在中
能够娶到媳妇和获得经济保障的方法。
光棍汉。入赘,虽然是个降低身份的事情,但对这样的男人来说毕竟是
少数,几乎每个村子都会有一些穷得拿不出彩礼也没有继承财产可能的
情的妻子的家人也会像对待佣人那样对他。即便如此,入赘的人也不在
不人道的和不道德的,他会被乡里乡亲所轻视,即便是本应觉得欠他人
的父母并祭祀自己的祖先。一个远离自己父母的男人怎么都会被认为是
社会关于家庭的价值观是儿子必须延续自己家族的血脉世系,服侍自己
不过,无论婚前是如何约定的,入赘的丈夫都会很悲惨,因为中国
子。
权利,他妻子父母的财产也只会留给他妻子和那些姓了妻子姓氏的孩
生活一段时间。在第二种形式中,入赘的男人并没有继承妻子家财产的
姓他自己的姓,他的孩子中有一部分姓他妻子的姓,并且只在他妻子家
且同意自己的孩子也姓妻子的姓氏。在另一种形式中,入赘的男人仍旧
(male daughter-in-low)一样脱离了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姓妻子家的姓氏,并
入赘也有很多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入赘的男人就像一个男媳妇
孩容易得多。)
儿无女的家庭则倾向于先收养一个女儿,然后再让一个男人入赘,这样要比直接过继一个男
择。这样的家庭会去物色一个可以入赘过来娶他们女儿的男人。(那些无
缔结一桩入赘婚姻给没有男性继承人但有女儿的家庭提供了好选
这个买来的儿子的忠诚度也是一个问题。
60
眼的位置上,而且不过一代就会被挪走。
后牌位也会被安置在地主家的祭台上,当然有可能只是被放在一个不显
承人——虽然她的孩子与正妻的孩子不可能享有同等地位;而且在她死
必须从不同于地主的异姓家族中选取,因为她的孩子也会成为地主的继
被卖掉。然而,小妾并不仅仅是提供性服务的家奴,与正妻一样,她也
活儿,并且给正妻当佣人。她可能因地主的一时之念就被从家里赶走或
上也大大低于地主的正妻。小妾通常需要卑微地承担起没有人愿意干的
纳妾时不会给小妾任何好处,也不会举办婚礼,小妾在社会和法律地位
地主的兴趣而被收房;此外,女艺人或妓女也比较容易成为小妾。地主
父母把她卖给地主为后者提供性服务;有时候,地主家的女佣也会引起
小妾总是来自于下层社会,大多数时候,小妾都是农家女儿,她的
视为道德上的污点。
社会对男人纳一个或多个小妾并没有设置法律上的障碍,而且也不将此
夫一妻制的社会,这意味着一个男人一次只能娶一个妻子,[15]
但中国
的事情,因为小妾是上层社会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中国是实行一
人纳妾无论是为了传宗接代还是只是为了自己取乐,都是一件提升声誉
丈夫纳妾也是解决没有生育后代的婚姻的一种方法,而实际上,男
纳妾和外遇
是规律。
此可见,要对中国社会的婚姻情况做总体概括是危险的,因为多样性才
就很少见了,比例大概是从零到15%,但入赘婚姻仍旧占据了10%。由
式,一成是入赘婚姻。在离海山约二百四十公里的地方,次要婚姻形式
世纪早期的婚姻状况,发现那里人们的首次婚姻中四成都是次要婚姻形
了七成到八成。有学者曾详细研究过台湾北部一个叫做海山的地方在20
61
能。嫖妓被认为是一种陋习,却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陋习。妓院经常被
人都会发现他们只能在妓院里找到浪漫的爱情,而在家里则没有这个可
集市上逛低级的窑子,而上层精英去城镇的高等娱乐场所罢了。很多男
得到原谅。这适用于所有的社会阶层的男性,只不过是穷人去家附近的
对妻子的性忠诚,只要他不在邻居和亲属当中找乐子,那么他通常都会
纳妾在中国是一种制度性存在,这表明中国社会并不十分看重丈夫
素存在的。
争斗当中。由此,纳妾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生活中总是作为破坏性因
认为女人的事情不在他管辖范围内,因此不愿意掺和到两个女人之间的
人家的,那么她也不可能从原生家庭那里找到支持和安慰,而且地主也
妾就跟儿媳一样,如同生活在地狱中。如果这个小妾是被自己父母卖给
较愉快。然而,更多的情况则是正妻对小妾心怀嫉妒,这种情况下,小
咱们就使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小妾就会受到较多的包容并且过得比
夫人就总是支持自己的丈夫纳妾,她说:“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
性服务的繁重任务,或者是想要借此提升家族声誉。《红楼梦》里的邢
时候妻子会鼓励丈夫纳妾,或者是因为她想要逃脱总是必须给丈夫提供
绝大多数时候,小妾在家中地位的高低一般取决于正妻的态度。有
主需要寻找性满足时他们才被允许在一起。
格。然而,社会逐渐不允许地主和小妾之间产生过多的感情,只有在地
就会很高。其实,小妾只有生了儿子才能获得进入这个家族世系的资
给地主生了个儿子,特别是在地主的正妻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她的地位
小妾——所以,地主和小妾之间经常会产生真正的情感。如果这个小妾
有一种情况是地主的正妻和父母并没有考虑他是否喜欢就给他选了一个
其法律地位关系不太大。通常情况下,地主都是自己选小妾——当然也
小妾的地位高低其实更取决于她与地主及其正妻的关系好坏,而与
62
跟她那“兄弟”般的丈夫达到性满足,因此只能在外面寻找这种感觉。然
远远高于主要婚姻形式下的女性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童养媳”很难
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为什么次要婚姻形式下的女性发生私通的比例要
言,236位步入次要婚姻形式的女性当中,37.7%的人可能曾与丈夫以
入主要婚姻形式的女性当中,16.5%的人可能有过私通行为。比较而
婚外情发生的几率因婚姻形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海山315位走
际上却很常见,而且也会得到容忍”。[18]
寡的女性当中有四成的人后来都生了私生子,私通“虽不被允许,但实
会选择再嫁。[17]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台湾北部的海山地区34岁前守
却很难产生于底层社会的贫穷家庭。那些年轻的、经济困难的寡妇通常
烈妇”就如同“联合家庭”形式一样,通常只见于上层社会的富裕家庭,的寡妇,政府通常通过建立贞洁牌坊的方式赐予荣誉,但这样的“贞洁
妓女并不是唯一违背儒家关于女性贞洁理想的群体。对于拒绝再嫁
特别孝顺的女儿,肯为她父母还债,比其他女孩强多了”。[16]
去当妓女的女孩,如果这个女孩在村子里举止端庄,他们还会夸她是个
此他们并不会去谴责一个“遵从父母之命,牺牲自己过正常日子的权利
下,每个人都在进行道德让步。乡里乡亲也都知道彼此的经济状况,因
家里太穷,而且她们的收入还会成为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
道德谴责,正如在西方社会一样。很多女孩或女人进入这个行当是因为
因为对嫖妓的容忍,那些沦为妓女的女孩和女人并不会受到强烈的
满足父亲的愿望带父亲逛妓院。
高容忍度在一个著名的孝子故事上得到了最好的证实——一个儿子为了
跟妓女在一起而写出他们一生当中最好的诗歌。中国传统社会对嫖妓的
当做做生意和政府官员谈论正事的场所。此外,很多文人也经常会因为而,真正的原因可能并非是因为纯粹的欲望问题,有研究者指出,那些
出轨的女性主要是想要给她丈夫家生育一个男性继承人,但她那个“兄
弟”般的丈夫却总是避免跟她发生性关系,所以她必须去找丈夫以外的
人——有时候甚至是婆婆授意她这样做的——这样她才可能怀孕。[19]
这都是在服务于家庭主义。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的性生活似乎是一本正经的,但实际上,一些关于乡村生活的研究却充斥着强奸、私通和勾引等一种原始性冲动
的想象。[20]
私通行为在穷苦人那里的发生率要高于精英阶层,后者还是相对受
制于儒家关于女性理想的学说。无论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认为中国传统
社会中的女性是被隔离在社会关系之外,特别是隔离性接触的观点都是
十分不妥的,就像说典型的中国家庭都是五世同堂一样不妥。
63
64
这个俄罗斯人无疑是在抱怨令他十分沮丧的事情。即使是那些与中
这些人跟中国人都没有任何共性。[21]
之间,法国农民和莫斯科学者之间都有着成百上千个共同点,但是
最为珍视的品德。我告诉你,西伯利亚不识字的伐木工和美国教授
先生!(他很激动,捶打自己的胸膛……)个人良知是我们西方基督教文明
为面子而活,根本就不在良知的层面上考虑问题。道德和良知呢?
你: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不讲道德,他们为形式而活,为表现而活,人是不可知的,我们永远理解不了他们。你知道吗?让我来告诉
永远不要以为你了解中国人。不要相信你会弄明白他们。中国
俄罗斯外交官在1972年曾经这样发泄他对中国人的怒气:
与中国人打交道时经常会感到很困扰,有时甚至使他们感到恼火。一位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社会关系内容方面显著不同,西方人因此在
同却使两者在社会互动方面截然不同。
美国社会并无结构性差别,但这两个社会关于上述关系的心理属性的不
会关系。在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上,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今的
的前提和本能——却可能是不同的,而这最终将导致形成全然不同的社
中,社会关系的结构可能是相同的,社会关系的内容——激活社会关系
系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区分都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方法。在两种不同文化当
当对中国社会或任何其他社会中的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时,对社会关
社会互动的内容
The Content of Social Interactions
65
佣者、长官与僚属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类似于家庭内部的垂直和不平
依附角色之间的关系。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比如说师生、雇主和被雇
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基本上都是垂直的和不平等的关系,即权威角色与
是这样)。在不同程度上,夫妻、母女、婆媳、兄妹、兄弟等其他家庭成
可挑战的形象,而儿子对父亲都是顺从的、卑微的和忠诚的(至少表面上
进程的深刻影响。中国的父亲对儿子来说总是高高在上的、严厉的和不
庭当中找到,而中国人在一生当中在社会互动中的反应受到家庭社会化
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绝大多数特征都可以在中国人的家
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
如,两个关系十分紧密的朋友),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
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比
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
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
行为的几大特征。
一点也非常重要。然而,抛开上述考虑,我们或许能概括出中国人社会
在行为动因上必然带有其所属社会关系或阶层的某些特征——认识到这
身处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个体或成员(例如没受过教育的农民与思想复杂的文人)
的社会当中人的行为原因进行分析,将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比如,对行为原因进行分析,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情况复杂
为动机与西方人完全不同。
慷慨以及他们丰富生活中的西方人,也会意识到中国人的互动模式和行
国人建立了长期和深厚友谊的西方人,哪怕是曾经沉浸在中国人热情和
66
“快干活”,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工人们正在干的活。他们下命
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他们经过工人的身旁,就会大声催促工人
国的工厂主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权威角色的代表:
的不顺从和独立进行严厉惩罚,体罚是很常见的事情。20世纪40年代中
似乎是无所不知的,他绝不能容忍来自学生的任何挑战,并且会对学生
对儿媳采取的都是严苛和严厉的,有时候甚至是故意刁难的态度;老师
形成了深远影响。社会关系中的上级对待下级,比如父亲对儿子,婆婆
这种上下级关系或权威―从属关系模式对中国社会的人际互动关系
会有一个人在地位上要高于另一个人”。[22]
确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没有任何两个人真正是平等关系,必然
一方都不期待在这种关系中谋求自己的利益。可很显然,“中国社会的
当然,中国人非常享受亲密的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崇尚平等,任何
而不是平行的。
可以进行各种组合,但无论怎样组合其决定的社会关系却总是垂直的,样是他却可能必须对自己出身高官家庭的妻子表示顺从。上述因素虽然
比出身富裕家庭但没受过教育的地主或商人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同
关系的微妙差别。一个中等家庭出身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可能会
位的影响程度是各有不同的,而它们之间进行不同的组合就会带来社会
教育成为决定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五个因素对一个人社会地
外,财富和权力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中国社会赋予了教育很高的地位,具有绝对权威,兄弟对姐妹的关系要优先于姐妹之间的关系。在家庭以
育等因素。在家庭成员当中,年龄和性别则是决定性因素。兄长对弟弟
各阶层之间的相对地位主要取决于年龄、性别、财富和权力以及教
等关系。
67
有感情的关系。两个人可能有关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可能好,也可能
时被翻译为“感受”(feelings)或“感觉”(sentiment),它指的是有感情的、带
关系本身只是一种联系,赋予其内容和力量的其实是感情。感情有
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事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
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26]
人们非常渴求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
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
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
会化过程中就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
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
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二个特征是,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
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
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
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
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
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
明确的服从态度”。[25]
的人”。[24]
因此,有人说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一特征就是对权威表现出
上“总是迂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
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
要的命令,好像只是为了显示他们拥有下命令的权力。[23]
一些官员,哪怕他们只是助理工程师,也总是越权去给工人下不必
令的时候也总是非常狂暴和粗鲁,仿佛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奴隶。另
68
是“有面子”。中国人用“脸”或“面子”来指代我们所说的“face”,其实两
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
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
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投资’,将来会有很好的回报。”[28]
国人这样做的时候,他通常对对方的回报和反应有所期待。给他人帮忙
法将来可能会换来好处。一位中国学者对此做了如下解释:“当一个中
时经常会花费很多钱在请客和送礼上,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润滑关系的做
的人也是维系良好关系的常见方式。中国人在自己家庭或家族遭受不幸
系;帮忙或送礼则是另一种培养感情的方式,宴请一个可能对自己有用
位高的一方采取恰当的尊重和顺从的态度无疑会有助于迎合这种上下关
方就越要费心去维系好他们之间的感情。维系感情有很多种方式,对地
努力,这段关系就会失效。通常,关系中的某一方社会地位越高,另一
无论关系的本质如何,只要其中任何一方不再为维持或改善关系而
关系。
的关系形式是师生关系或同学关系,抑或是一个人离开本土之后的同乡
的兄弟安排工作,不论这个人是否适合做这个工作。另一种承载着感情
带关系盛行的原因之一,比如政府官员或工厂主会为自己的叔叔或妻子
有义务支持那些失业、生病和年老的亲属。[27]
这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裙
的社会服务和慈善基金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按照传统,家庭成员
会崇尚的道德责任。这也是中国社会不需要建立当今美国社会那样复杂
搞好感情。家族和亲属关系尤为如此,因为亲属之间互信互助是中国社
在这种社会价值观指导下,很多中国人都倾向于在一段关系中首先
的有无或好坏。
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感情,因此他们关系的效力取决于他们之间感情
69
一个人如果“太要面子”通常会遭到嘲笑。“太要面子”这个词一般来说是
人们并不认为“太要面子”是积极和正面的品质(而“要脸”则受到赞赏),很“丢脸”(因为小气既有道德意味又暗示着他们的社会地位)。
面子”他仍会这么做。反之,如果他们过分俭省,就会“很没面子”,也
席,哪怕这会使自己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但为了给自己和自己家“挣
他就“有面子”了。不太富裕的农民在儿子结婚或在父亲去世后大办宴
仅仅是出于好意,而且还是在显示他有能力负担这些巨大的开销,这样
乡学,修桥以便利公共交通或请戏班子唱戏来娱乐乡里等慈善行为,不
地位为本位,大多数中国人都渴望“有面子”。比如说,富裕的村民建立
富和权力,受过的良好教育,有能力强的朋友等。因为中国社会以社会
不是来自于他人给予的正面道德评价,而是来自于一个人自己拥有的财
“有面子”和“有脸”一样,意味着受到别人的尊重。不过,“面子”并
的地主无情地抢掠一个穷困寡妇的土地,人们就会骂他“太不要脸”。
控力。如果一个人故意表现出与其社会地位不符的言行,比如一个富有
位高的人陷入这种纷争当中,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则是言行得体和拥有自
出手就不会觉得“丢脸”,因为整个社会对他们的言行标准较低。如果地
在意是否“丢脸”。社会底层的农民或工人如果陷入土地纷争并因此大打
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也不在乎道德虚名,那么他就不会太
她“怕丢脸”,即招致村里其他女人的负面评价。
门就被邻里认为是很“丢脸”。限制婆婆虐待儿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含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行为符合其社会地位的意思。一个富人如果太抠
是“丢脸”的事情。中国人给太多行为都赋予了道德含义,所以“脸”也包
是否“丢脸”。比如一个人自诩道德高尚却被发现说谎或有欺骗行为就
而带来的自尊。因为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
者在意思上是有差别的。“脸”的意思是一个人因道德高尚,拥有好名声
70
服从,对不服从的惩罚是对孩子进行残酷的鞭打直至打出血或者打出血
养育的主流理论是长辈必须碾压年轻人的意志。孩子被要求对父母绝对
就算孩子活过婴幼儿时期,父母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感情,因为关于父母
少。可能是因为孩子经常夭亡,所以父母就愚蠢地不对他们投入感情。
在10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父母对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投入的感情很
命。”妻子可以再找,但是马如果死了却是经济上的重大损失。[31]
生病,农民会马上冲到铁匠那里照顾他的马,而让他的妻子听天由
情。在法国,农民看重他的马胜于看重他的妻子。“如果马和妻子同时
人认为当事人有权对此有所抱怨”。[30]
在底层社会,夫妇之间很少有感
世纪早期,在英国有产阶级当中,人们就像买牛卖牛一样买卖孩子,没
巨大变化。在英国,婚姻的缔结是出于“对家庭实际利益的算计”,“16
与今天大有不同了。在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
度和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社会也
其实,我们经常忽略一个明显的事实,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社会制
们嘲笑的对象。[29]
子”的满族人在尽力找回他本已经失去的社会地位,但他最终变成了人
用手蘸口水写字,然后吃掉芝麻。这个滑稽故事讲的就是这个“太要面
的芝麻。他还装做生气的样子拍桌子把掉在缝里的芝麻弹起来,并继续
指蘸着口水装着在桌子上写字,在这个过程中,他趁机吃掉粘在手指上
贵族,怎么能像一个农民一样从桌上捡起芝麻放到嘴里呢?于是他用手
从点心上掉下来的芝麻也吃掉。不过,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过去可是
人本来没钱却一定要去茶馆买一块点心,吃完之后没有吃饱,所以想把
去原有地位之后无法适应较低的社会地位和穷困生活,比如,一个满族
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满族人就是“太要面子”的最好例证,他们在失
贬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在追求超过他原本应有的社会地位。1911
71
[4] 杰拉德·温菲尔德(Gerald F. Winfield)曾写道:“在中国绝大多数现代医院里,女性在
[3] Ibid., p. 9.
Technology Press, 1959) , p. 20.
[2] C. K. Yang,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1925) , pp. 187—88, 105.
[1] Daniel Harrison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New York:
注释
Notes
有力支撑的民间信仰问题。
楚地了解上述领域的变化。然而,首先,我们必须考察作为家庭主义强
始加速了。在对中国经济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考察之后,我们会更加清
的变化仍不十分清楚,但我们却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变化开
会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以及女性地位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发生了怎样
外,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我们现在对中国社
国社会生活中令人不愉快的那些特征并不是中国或亚洲国家独有的,此
这些关于18世纪以前欧洲社会的描述提醒我们,帝制时代晚期的中
迫了她的要害器官引起窒息,因此造成了她的死亡”。[33]
脏的发育,她的胸骨遭到压迫而内陷,两根肋骨已经折断,紧身内衣压
小女孩死了,医学检查表明,“她的紧身衣使她非常痛苦,阻碍了她肺
身内衣中,她们因此躯干变形,甚至变得残疾。在1665年,一个两岁的
欧洲人并不缠足,但年轻女性腰身却被塞进钢制或者鲸骨制作的束
于,个人不重要,家庭最重要”。[32]
很少给予爱护。“对这个时期有产阶级人际关系进行理解的关键就在
将长子看成是继承家族姓氏和财产的人选。不过即便是对长子,父母也
泡。在英国精英阶层,家里的长子对其他弟妹拥有绝对权威,因为父母
72
从这个意义上讲,子宫家庭更是用于那些能够维持主干家庭及联合家庭形式的富裕家庭,而不
都很贫困。在这样的家庭里,丈夫与其原生家庭的血缘关系较弱,与其妻子儿女的关系较强。
上,据我们所知,三分之二的中国家庭都主要是由父母及其子女组成的夫妇式家庭,而且通常
主要是对婆婆和儿媳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来说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实际
念看起来多么充满理性,中国的新娘们对此也不会太感兴趣。另外,其实子宫家庭的概念可能
心家庭的价值观,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假设女性深以此种价值观为然,那么无论子宫家庭的概
和社会属性上的差别,不过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女性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内化了男性核
[13] “子宫家庭”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洞见到了中国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在心理
33页。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p. 32—41,转引自该书第
[12] “子宫家庭”是卢蕙馨(Margery Wolf)提出来的概念,参见Margery Wolf, Women and Society, ed. Arthur P. Wolf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p. 148。
[11] 转引自Arthur P.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订婚宴和婚宴上以及婆家给新娘买的金银首饰上。因为“要面子”,所以就要实实在在地花钱。
生家庭,而是会成为新郎和新娘所共同建立的新家的财产。另一些钱花在订婚喜饼以及大型的
旗鼓地带到新家里去,这样邻里乡亲才能看到这些嫁妆并为之赞叹。嫁妆通常不属于新郎的原
庭的财产。作为回馈,新娘也要带着布料、衣服、家具以及钱等嫁妆嫁到新家,而且是要大张
都要为婚礼花上全年一半甚至更多的收入。新郎家要支付彩礼,而这笔彩礼将成为新娘原生家
[10] 对任何阶层的家庭来说,婚礼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事件。无论是新郎家还是新娘家
[9] 20世纪以前,大多数中国女性在17岁左右结婚,而男性则在19岁左右结婚。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p. 70—71。
[8] 转引自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7] 转引自R. H.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Leiden: Brill, 1961) , pp. 98—99。
代。
同于家族的。虽然宗族成员也共有姓氏和财产,但他们并不一定是来自于同一个血缘世系的后
外,宗族也拥有共同财产、祠堂等相同要素等,因此看似与家族相似,但其在严格意义上是不
一个祠堂进行祭祀以象征他们之间的团结。传统上,这种伞状组织被视为高等级的家族。此
[6] 一些家族因为增殖很快,所以逐渐衍生出很多生活在不同社区中的支系,但支系仍在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2—44, 195—96) 。
Myron L. Cohen,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p. 178. 孔迈隆(Myron L. Cohen)发现,兄弟联合家庭至少能在分家在即之时保持稳定,参见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ed.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5] Maurice Freedman, “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 in Family and Associates, 1948, p. 109) 。
存活下来。参见Gerald F. Winfield, 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其一生中怀孕5至12次,甚至多达15次,才能有一两个孩子存活下来,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都没有
73
p. 294.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ed. John K. Fairban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 [28] Lien-sheng Yang, “The Concept of ‘Pao’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 in 机构等。我对此的印象是这些机构数量很少且彼此相距很远。
[27] 在帝制时代晚期,照顾鳏寡孤独以及残障人士的机构主要是教会、家族及私人慈善
(Garden City, N.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0) , p. 109.
[26] 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Purpose and Fulfillment in Great Civilizations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p. 265.
[25] Francis L. K. Hsu,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p. 112.
[24]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 pp. 118—19.
[23] Kuo-heng Shih,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A Study of Labor In Chinese War Industry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Service Center, 1971) , p. 6.
[22] Wolfram Eberhard, Moral and Social Values of the Chinese: Collected Essays (Taipei:
[21] 转引自Simon Leys, Chinese Shadow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 , p. 181.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 pp. 163, 164, 181, 228, 229。
1978) , pp. 104—105, 108—09, 117;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20] 相关例证参见 Jo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pp. 182—83.
[18] Wolf and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pp. 159—60.
1985] , p. 321)。
Asian History, ed. Susan B. Hanley and Arthur P. Wolf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Uxorilocal Marriage in China, ” 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妇再婚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她家里缺乏成年男性劳动力(参见,Burton Pasternak, “On the Causes and Chieh-shan,Marriage and Adoption, P. 228),然而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却坚持认为寡
[17] 武雅士和黄介山指出,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的寡妇“通常”会再婚(参见Arthur P. Wolf [16]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p. 208.
严重损害姻亲的事情从而给家族造成重大损失时才能再娶。
[15] 在中国,男人能再娶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一个男人只有其首任妻子婚前失真或做出
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精彩论述,参见Arthur P. Wolf and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 [14] 此处主要借鉴了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黄介山(Chieh-shan, Huang)有关于此的
是用于那些无法维系上述两种形式的贫困家庭。[29] 这个故事摘录于 Hu Hsien-chin, “The Chinese Concept of ‘Face, ” in Pers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al Milieu, ed. Douglas G. Haring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56) , p. 460。
[30]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Row, 1977) , p. 190.
[31] Ibid., p. 103. Ellipses in source.
[32] Ibid., p. 112.
[33] Ibid., p. 162.
74第3章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Popular Religion
神、鬼和祖先:民间信仰
75
中国人对超自然认知的起源至今笼罩在史前时代的迷雾当中。据
神说“我要撒尿,请躲开点”。
人告诉小男孩鬼神无处不在,当小男孩夜晚在路旁撒尿之前,会对鬼
生活的最明显证据。人们认为鬼神是无所不在的,比如,平时总会有
看见有人烧香、烧纸钱、上供、放鞭炮,而这恰是中国人活跃的信仰
门神(spirit gates)以阻止恶灵进入。不论你在哪一天去哪个村镇,都会
上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祭坛和上供的地方。每家每户进门处都张贴
宇,道路甚至田间小径旁也有数不过来的供奉各种神灵的神祠;实际
是无形的,但却真实存在。每个村镇里最高大和华丽的建筑通常是庙
注神秘和超自然力量。中国人认为,神灵和灵魂无所不在,虽然它们
实际上,数个世纪以来中国所有社会地位和经济阶层的人都很关
沉迷于对神的存在的思考”。[1]
胡适曾指出,“中国人不像其他种族那般重视来世……他们没有时间
蒙羞的那些宗教偏见和迷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知名的学者
很多外来观察者认为,中国人非常理性,他们没有曾使欧洲社会周代(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的可考文献,我们在20世纪仍可见到的民
间信仰的某些基本要素其实在那时已经基本形成了。比如,那时的人
们已拥有祖先崇拜的观念,认为世上存在着很多能影响凡人命运的鬼
神,而且相信可以通过占卜和祭祀对鬼神施加影响。
包容性是中国社会本土信仰的标志性特征。民间信仰到汉代时已
融入了诸如“阴阳”“五行”等改良了的宇宙观概念;汉人移居到北
方平原地区之后又融合了当地的很多信仰要素;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
里,中国民间信仰又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神学理论和神灵观并因此变
得更加丰富。
从公元2世纪到10世纪的近八百年间,佛教和道教因受到特定朝
代统治者的推崇而拥有大量信众,所以中国本土信仰与儒学思想几乎
淹没在这两种宗教当中。佛教在中国尤为流行,唐代的中国几乎就是
个佛教国家,寺庙拥有无上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中国人的宗教情感
有着很深厚的影响。
76
路,当然,它们也是因为融合了佛教和道教思想和特点才得以复兴
随着道教和佛教的衰落,儒家思想和本土信仰逐渐走上了复兴之
派也面临着教义和制度衰落的困境。[2]
践而非哲学思考而保持着活力,但到了帝制时代晚期,就连这两个流
能。在众多佛教流派中,只有禅宗和净土宗这两个流派因强调宗教实
场所。和尚在智识和道德方面不再是表率,也不再具有传达教义的职
教也逐渐失去活力,寺庙不再是普度众生的场所,却成了人们避世的
虽然皇帝曾向道士咨询和寻求精神慰藉,但大众却不太信仰道教。佛
公元9世纪到12世纪期间,道教和佛教开始走向衰落。在元代,的。比如佛教的灵魂转世和因果报应观念就被融入了民间信仰当中,而且佛教的菩萨也被纳入了民间信仰的万神殿。此外,民间信仰还从
道教那里吸收了巫术和神化历史上或传说中的伟大人物等做法。尽管
民间信仰经历过种种与其他宗教的融合,但从基本要素方面来看,帝
制时代晚期和现代化早期的民间信仰仍旧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时代的那
个民间信仰,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77
78
的官员,也有类似皇帝的最高神灵,他们共同构成了金字塔式的层级关
信仰的万神殿是帝制时代中国官僚体制的映射,万神殿中既有掌管一方
权力最大和最令人敬畏的,就像是现实社会当中的官员。实际上,民间
神、鬼和祖先是神灵最为主要的三种类型。在凡人的想象中,神是
说,赢得神灵的支持、避免遭到神灵的厌恶是非常重要的。
食物、钱财和住所。由于他们拥有干涉凡人生活的能力,所以对凡人来
旧被赋予了凡人的性格特征。他们会骄傲、嫉妒、愤怒和高兴,也需要
好,但另一些神灵很坏。虽然这些神灵拥有超越凡人的力量,但他们仍
里也有官僚和普通民众,也有警察和士兵,乞丐和流氓。有些神灵很
民间信仰的信众认为,神灵世界是人类社会图景的映射。神灵世界
产生直接影响的世界。当然,人们也能反过来影响神灵世界。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神灵世界却是一个无比真实的、能对人们生活
在人们的想象中,生活在他界当中的神灵通常不能被肉眼所见,但
丁等事情的回应程度。
在意信仰的神灵是否灵验,即神灵对他们祈求保佑、治愈疾病和生育男
灵的凡人们并不关注超自然力量体系本身在神学层面上的矛盾,而是更
道教的神话英雄等神灵都在民间信仰的万神殿里和谐共存。信仰这些神
民间信仰是多神论的和万物有灵论的,山神、树神、佛教的菩萨和
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数据统计
Supernatural Realm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79
在中国,土地神庙到处可见。一般说来,土地神庙就是一座小房
了。
从前村子的土地神之间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以后他就归新的土地神管辖
是严格控制在一定地域之内的。当一位农民移居到另一个村子时,他与
神的许可。土地神与其信众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土地神的职权范围
丧嫁娶都会向土地神报告,就连想要搭建或拆除一栋建筑也会征求土地
录他们的言行并向上级神灵报告。正因如此,人们无论生老病死还是婚
一方百姓不受游魂野鬼侵犯,同时他也会监督其管辖范围内的人们,记
围通常包括一个或几个村子,抑或一个城市。土地神的首要职责是保护
了。作为“仙”,土地神类似县官,负责掌管特定地域内的事务,管辖范
god),或“土地公公”。土地神信仰早在公元1世纪就普遍见于中国各地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神灵世界官僚体系中还有一个土地神(earth
望灶神在天帝面前替自家说些好话。
或其他种类的糖,或用好吃的和酒给灶神上供,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
承和贿赂,所以在春节庆祝活动开始之初就会给灶神的嘴上抹上糯米糕
下的这家人的言行。人们认为所有的神灵与人间的官僚一样都需要受奉
每当春节快要到来之时,灶神就会返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他监管
方的碗柜上贴上灶神像。
形成的家庭都会从老炉灶里带走一块炭火放在自家炉灶里,并在炉灶上
阶层的婚姻式小家庭还是上层社会的数代同堂的联合家庭,分家之后新
是做饭的地方,也是这家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无论这个家庭是农民
者的角色。在传统中国社会,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有炉灶,这个炉灶既
灶神是神灵世界官僚体系最底层的神,在每家每户那里扮演着监督
系。
80
这些神并非无所不能,他们与凡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层级不同而不在
感知到的事物的神。[3]
体各个部分和器官的神,以及所有能被感知到的事物和大量不能被
日月星辰神,路神以及没有路的地方的神,风云雷电神,掌管人身
神,掌管村镇的神,商业神,山神和江河湖海神,天神和地狱神,管财富、地位和幸福的神,战神,保护老年人的神,死神,生育
各类自然神和保护神,治病的(包括被恶灵附体或者牙疼病)神,掌
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在1910年写道:
中国传统社会有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类型和各种功能的神,正如一位
来好运;战神关帝是忠诚的象征,而且还能为他的信仰者带来财富。
封为天后的妈祖最初是保护航海者的女神,她能治病、能降雨,还能带
能力的圣人。比如来自于佛教的慈悲女神观音,其主要职能是送子;被
其实也有很多神灵并不被认为是官僚,他们更像是拥有智慧和魔法
国皇帝在凡间的地位。
上级报告。位于神灵体系最高层的是玉皇大帝,他在神界的地位如同中
一般意义上的监督者,他们像是官僚体系里的巡视员,到处巡视然后向
地神的神灵,城隍(city god)则是管理城市的神灵。此外还有另一些神是
与人们的关系很疏离。比如,上帝公(shanp-ti-kung)被认为是直接领导土
在灶神和土地神之上,还有很多能力更大的神,但他们高高在上,神龛里供着土地神像。
行仪式,而不是非要赶到镇中心才能办这些事。一些家庭甚至在家中的
建更小的,甚至和家里狗舍差不多大的土地神庙,这样他们才能随时举
子,通常建在村子中心地带。其实农民更倾向于在小路或者田间地头搭
81
徒,中国人对地狱的恐惧感要弱得多。不过,在中国,一个人想要在死
界行走的方法,就如同他们在凡间一样。因此,比起西方虔诚的基督
符号的衣服也是这个用意。讲求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由此找到了在神灵世
轻亡者灵魂遭受折磨时的痛苦,而给亡者遗体穿上绣有佛经或其他灵验
就会免遭惩罚。以烧纸钱的方式给地狱中的官僚提供祭品(贿赂)能够减
天才能在地狱转一圈)当中某些特殊时刻举办上文提及的仪式,亡者的灵魂
很多中国人相信,在亡者入殓期间或在此后49天(人们认为亡灵需要49
次投生到阳世。
以忘记所有痛苦——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然后再
劈开,用碾子碾死他等。在经历这些磨难之后,阳魂会喝下一碗孟婆汤
布这个人生前做过的错事和对他的惩罚,比如让他下油锅,把他从中间
后,他的阳魂会被派到地狱去面对神界的法官,后者会当着阳魂的面宣
荡过程中慢慢消失。相对而言,阳魂是不朽的和较为复杂的。一个人死
太重要了。阴魂通常在已故者的棺材或坟墓旁边徘徊,但它最终会在游
个是阴魂,阴魂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必备的,但它在一个人死后就不
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其实只要关注两个魂的存在就足够了。其中一
属性为阳(由此可见,儒家最著名的哲学家也是民间信仰的信徒)。
儒朱熹(1130―1200)断定人只拥有10个“魂”,其中7个属性为阴,另外3个
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人相信每个人都拥有36个“魂”,但是宋代大
成祖先还是变成鬼魂全看他们的命运了。关于一个人拥有多少“魂”,一
比神低一级的则是普通男女的灵魂。这些普通男女在故去之后是变
是这个县的县太爷——现在他已经不是了。
神秦裕伯(1296―1373)生前其实是明朝翰林,而掌管江西某县的神灵则
于类型不同。很多神其实只是拥有神力的、卓越的祖先,比如上海保护
82
在父母死后不祭祀父母,那么父母的灵魂就会给他或他的家人带来疾
灵魂的职责。儿子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带给他生命的恩赐,如果他不孝,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女孩注定是要出嫁的。儿子必须承担起照拂他父母
有人给他提供必需品。因此,这个人至少要有一个儿子。女儿在这方面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做好准备,这样他在死后才会
测,这些被烧掉或埋掉牌位的亡魂会彻底消失,但并不会沦为饿鬼。
位会通过某种仪式被烧掉或埋掉,所以也必然会从祭坛上撤下来。据推
(祖父母或高祖父母,但不会再超出这个范围)。较为次要的或更久远的祖先的牌
(比如这个世系的创始者或生前当过官的祖先),或那些能被在世的人记住的祖先 位。相应地,一般家庭通常也只祭祀那些最重要的或最有权势的祖先
有祖先献祭,就算没有别的原因,家里的祭坛也放不下那么多人的牌
中国人往往从典型的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他们不必给故去的所
至于像鬼魂一样在地狱里游荡。
情,也唯有如此,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才能享受到祖先应有的待遇,而不
为近世祖先,尤其是为亡故的父母和祖父母献祭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祖仪式,而这即可被界定为中国人“最基本的宗教”。[4]
对中国人来说,为亡者灵魂举办提供必需品的仪式就这样一直延续着,逐渐成为祭
鬼魂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并且总是心怀不满和恶意的。
其提供必需品的灵魂就会沦为鬼魂——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的想象中,供。有孝顺的后代为其提供必需品的灵魂就能成为祖先,而没有后代为
宿、穿衣和花钱,只不过这些待遇只能靠世间的人以仪式献祭等方式提
的确相信灵魂会在超自然界的某些地方继续存在,而且仍需要吃饭、住
尽管中国人关于已故者阳魂再生的观念中暗含着一些矛盾,但他们
后免去痛苦的折磨,必须要有男性继承人才行。
83
灰的布袋送到寺院、尼姑庵或萨满那里,和尚们为获得报酬就会为这个
有些父母比较关爱死去女儿的灵魂,他们会把女儿的牌位或装有女儿骨
常不把她视为家族成员,所以她的兄弟姐妹及其后代也不会祭祀她。也
不幸的是,女孩死后就不会有这样的待遇,因为女孩的原生家庭通
长孩子”(the first to die had actually been the eldelt)的说法让兄弟姐妹祭祀他。
姐妹中最年幼的,他的家人也仍愿意按照“第一个死去孩子就算是最年
他——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少见,不仅如此,就算这个死了的男孩是兄弟
之后死了,他的父母把他的牌位摆到家族祭坛上并让他的兄弟姐妹祭祀
便有可能受到恶灵影响也仍肯“动脑筋”。比如一个男孩在度过幼年时期
的婴儿和那些不幸的人的灵魂都会变成鬼魂,前提是他的父母或亲人即
意外死亡的女人的灵魂也有成为鬼魂的危险。其实,也并不是所有夭折
未婚女子或已嫁但未育就死去的女人的灵魂,自杀的、溺死的以及
也就不会再附到这对父母下次生的孩子身上了”。[6]
子不会那么早就死去,如果野狗把他吃了,恶灵就会进到狗的身体里,此山东人是这样解释的,“肯定有个恶灵藏在孩子的身体里,否则那孩
东,人们把夭折的婴儿埋得很浅,这样方便野狗把尸体挖出来吃掉,对
他的父母就会认为这个孩子是假借孩子的样子来害他们的鬼魂。在山
成为鬼魂。夭折婴儿的灵魂也通常被认为是鬼魂。如果一个婴儿夭折,阴间那些没有被祭祀的灵魂或非正常死亡及暴死的人的灵魂通常会
剧。
收养或缔结入赘婚姻来获得一个男性后代,则会被认为是非常可怕的悲
变成鬼魂,取决于其是否受到后代祭祀,而没有男性后代,也没能通过
的幸福,但其中仍讲究互惠原则。[5]
因为一个灵魂究竟是变成祖先还是
病、死亡和各种不幸。不过,祖先通常都很宽容慈悲,会保佑子孙后代
84
为,如果直接叫他们“鬼”,可能会惹怒他们并招惹灾祸。
魂上供。中国人经常把鬼魂委婉地称为“好兄弟”(Good Brothers),他们认
和厄运。中国人因此在农历每月初二或十六给那些潜藏在住所附近的鬼
人的事。同样鬼魂也有可能给那些没有慷慨地给他们供品的人带来疾病
意义上都被视为敲诈者,如果不给乞丐一些救济,他们就会做出一些害
蔑视鬼魂,但也知道鬼魂不是好糊弄的。在现实世界当中,乞丐在某种
中国人通常把鬼魂与乞丐、流氓、强盗等同视之。不过,他们虽然
先,对这个农民来说就是鬼魂,他会因此感到害怕。
村老林家已去世的老母亲在她忌日前一天前来接受祭祀的。林家的祖
看到一个白色幽灵穿过田野飘向他所在的村子,而他的伙伴确认这是同
人的祖先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鬼魂。比如说,一个年轻的农民说他
伤害。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悖论:一个
陌生的,因为人们一般都会认为陌生人很可疑并且很可能会给别人带来
因为他们是死于暴力或不公正;他们也可能是恶毒的,仅仅因为他们是
人给它们提供在灵界舒适生活的必需品;他们也可能是愤怒和卑鄙的,鬼魂一般被认为是恶灵,他们总是饥饿的和卑劣的,因为凡间没有
的“第一个”妻子,而这个男人的儿子今后必须担负起祭祀她的职责。
婚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这意味着这个女人会被默认为这个男人
包,那么命中注定他就必须娶这个已故女孩。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男人已
生辰八家的纸装进一个布包里然后扔在路边,如果路过的男人捡起布
祭祀。缔结冥婚的通常办法是,已故女孩的父母把装着写有女孩名字和
婚,这样这个女孩就能成为另一家世系的成员并受到这个世系的后代的
已故女孩的父母会通过各种方式找一个在世的男人与已故女孩的灵魂结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给死去的女孩缔结一桩冥婚(ghost marriage)。这个
死去的女孩做一些基本的仪式。
85
手的盆或碗,因为超自然界(supernatural world)没有供鬼魂洗手的地方。到
做熟的和切块的,或者生的和整个的。这些供品旁边都会有一个用来洗
对声名狼藉的和什么都吃的鬼魂,人们会给他们各种形式的食物,米饭和筷子,因为神是不会在祭祀的人面前吃东西的。
的整猪,带着根和叶子的整根甘蔗),此外还有三杯酒和一盘水果,但不会有
而且基本上都没有经过加工(比如拔光了毛只留下几根尾羽的整鸡,肠子绕在脖子上
最简单,是人马上就能吃的食物,而给玉皇大帝的供品不但个头很大,的形式和规格因神的级别不同而不同。比如,给级别低的土地神的供品
的整块肉,比如一只鸭、一条鱼,或整扇猪肉,也包括一些蔬菜。供品
私密场所里享用。供品通常包括三到五种已经煮熟但未切片也不加调料
道理。因此,给神的供品就等于送给神的礼物,神在接受礼物之后会在
家庭饭桌上轻松愉快的气氛,这跟县官不能与普通农民一起吃饭是一个
完全不适用于人们与神灵或鬼魂之间的关系。神高高在上的地位会打破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或社会地位相同的人之间的亲密感和舒适感,生前吃饭时一样,所以也会在祭坛上摆上米饭和筷子供祖先使用。
的辛辣食物和祖母喜欢的米糕等摆上祭坛;人们给祖先上供时就和他们
放上调料,连汤都是热的,也会根据祖先生前的喜好,比如把祖父喜欢
的食物。人们在祖先祭坛上摆的都是做好的现成食物,他们会把肉切好
看成是受供奉和祭奠的家族成员,因此会邀请祖先回家享用其生前喜欢
中国人通过祭品的差异区分三种不同的超自然神灵。中国人把祖先
宗教崇拜和节日
Religious Worship and Festivals
86
会很旺,信众也会大量增加,甚至财政捐助也会相应增加。在中国传统
为灵验的神灵。如果一个神灵很灵验,那么供奉这位神灵的寺庙香火就
控,而且他们可以径自去祭拜他们认为对解决自己关注或在意的问题尤
信仰者可以在一天当中任何时间到庙里来,无须受神职人员的掌
官、水官三位天 ......
[美]易劳逸 著 苑杰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2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550-1949
Copyright ? 1988 by Oxford Vniversity Pres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6)第17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美)易劳逸
著;苑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9.1(2019.2重印)
书名原文: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550-1949
ISBN 978-7-229-13421-1
Ⅰ.①家… Ⅱ.①易…②苑… Ⅲ.①社会史-研究-中国-1550-1949②
中国经济史-研究-1550-1949 Ⅳ.①K248.07②F1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2760号
3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JIAZU TUDI YU ZUXIAN: JINSHIZHONGGUO SIBAINIAN SHEHUI JINGJI DE CHANG
YU BIAN
[美]易劳逸 著
苑杰 译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徐宪江 伍 志
责任编辑:陈 丽 李 翔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张 宁 胡 刚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工作室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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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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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14.125 字数:290千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2次印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5目 录
第2章 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 The Family and the Individual in Chinese
Society
第3章 神、鬼和祖先:民间信仰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Popular Religion
6
土地占有及农业劳动力的变化
小农生产方式
第4章 农业:概况 AGRICULTURE: An Overview
20世纪的变化
民间信仰的社会效用
神职人员
宗教崇拜和节日
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数据统计
社会互动的内容
女性与婚姻
女孩和童年
女人地位的变化
家庭
先驱者的经历
迁徙:一个扩张的帝国
为增长的人口拓展食物来源
人口转型
第1章 人口:增长与迁徙 POPULATION: Growth and Migration
致谢 ACKNOWLEDGMENTS
前言 PREFACE第5章 20世纪早期中国农民的贫困化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Problem of “Peasant
Immiseration”
第6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商业:贸易工具和贸易地理 COMMERCE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The Instruments and Geography of Trade
第7章 帝制时代晚期的制造业:失败的工业革命? MANUFACTURING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A Failed Industrial Revolution?
7
晚明的社会文化背景
工业主义的“萌芽”
国家和商业:中介人体系
对外贸易和白银经济
八大区域
集市体系
银行业
货币
度量衡
运输
1931年前中国农民贫困化之谜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中期评估:截止到1930年的情况
政治崩溃和慢性暴力
社会关系中日益凸显的不和谐
手工业
农业的商品化
不断提升的土地租赁率
人口过剩
小农经济的租赁体系工业化进程的障碍
第8章 西方社会影响下的商业和制造业 Commerce and Manufacturing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West
对外贸易
银行业
轮船和铁路运输
外国制造业
近代民族工业
战时和战后的工业
工业遗产
帝国主义的影响
第9章 现代化早期的新社会阶层 New Social Classe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帝制时代晚期的社会精英
新精英阶层
城市无产阶级
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影响
家庭主义的变化
第10章 社会当中的“阴”:秘密社团、土匪及纠纷 THE YIN SIDE OF
SOCIETY: Secret Societies, Bandits, and Feuds
秘密社团组织
土匪
械斗
动荡的社会
结论 常与变 CONCLUSION Constancy and Change
8
9
10本项研究希望在运用以往研究成果中所包含的洞见基础上,对中国近现
代经济和社会史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从而为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做
出努力。
——易劳逸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narrow that gap by drawing on the insights of
this new monographic literature to present a general survey of China’s recent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Lloyd E. Eastman
11PREFACE
前言
12
的“近现代中国史”却往往令人感到不明就里。
米价格研究等课题就非常令人感兴趣,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涵盖上述问题
异常深奥难懂。比如,关于江西“棚民”的研究和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稻
经验的专题文献。然而,这些研究在主题方面非常分散,并且让人觉得
里。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才拥有了大量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和经济历史
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固守在政治和思想领域
经济和社会因素不重要。其实,教授们在相关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多地触
学生们的历史认知之所以是孤立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教授认为
代政治变迁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建立起关联。
不复存在,等等。不过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能够将这些知识与中国近现
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从此
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打破了中国本土手工业体系并且阻碍了中国近
削而更加贫穷并因而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还了解到帝
学生们可能也通过课本了解到,中国农民因受到地主越加严酷的剥
如何建立新中国,却很少知道这些政治事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乎就是一部政治史。学生们知道太平天国运动,知道五四运动和毛泽东
命频发之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从课堂上学到的中国近现代史几
中国一直处于政治混乱的漩涡当中,人民饱受内乱外辱、军阀割据、革
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13
和探讨此前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体制和结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回
现,对中国“现代化早期”很多社会和经济变迁问题的理解,必须先关注
最初开始此项研究时,我并没有想从明代开始。然而,很快我就发
见,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现代化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
济角度来看,这九十年仿佛是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在这里,为方便起
年到1949年期间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由此,至少从社会和经
工业在中国社会中也得以发展。这些变化促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1860
时,秘密社团组织和土匪群体也开始活跃起来;此外,商品贸易和近代
体,这些群体逐渐从社会结构的上层开始取代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同
仅仅是部分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更多新的社会群
代化”步伐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却也大大地加速了。此后,部分地,也
然而,即便鸦片战争不能算作“现代”中国开端的标志,中国的“现
至于我们缺乏必要的历史背景去找出共产主义体系中暗含着的连续性。)
以往的社会和经济以及政治和历史阶段,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这场革命发生得过于晚近,以
点。(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成立却仿佛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
的爆发等重要政治事件在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中也算不上是重要的转折
问题也并无裨益;同样,清朝在1644年的建立,或者辛亥革命在1911年
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的问题,即使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之后的中国
治研究时所用的时间划分法不怎么好用了。比如,用后一种方法来考量
当一个人从事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时,他很快就会发现在其从事政
而为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做出努力。
的洞见基础上,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和社会史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从
正在拉开越来越远的距离。本项研究希望在运用以往研究成果中所包含
可见,专项研究与学生在课堂上能学到的知识之间的分立使得两者
14
一样。文盲和经济窘迫的农民阶层与富裕且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在家庭
会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肯定与高度商业化且相对富庶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不
差异性是相当突出的。比如,境内遍布贫瘠高地且人烟稀少的贵州在社
注)的两倍,在四个世纪内,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社会和经济状况的
泛化的概括。单从面积上讲,中国是欧洲(不算俄罗斯欧洲部分面积——译者
的风险,即可能会对特定时空中的、具有特殊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
书写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史,很容易让人面临这样
同观点,即应将1550年到1860年视为“帝制时代晚期”。
Wakeman Jr)等学者也有相同的发现。[2]
也就是说,我和这些学者持有共
续。”[1]
在罗友枝之前,马若孟(Ramon H. Myers)、魏斐德(Frederic 其核心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对以往时期的延
时代晚期(16世纪—19世纪),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但
地位。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曾经写道:“这个时代,也就是中国帝制
当然,以往学者也同样认为16世纪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占有重要
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
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
下,仍旧决定从明代,特别是16世纪开始着手研究——这个时代标志着
图景的社会和经济源头。因此,我在学术界以往对此研究甚少的情况
最高峰,而且我们更想要,也有必要再向前追溯更远,去寻找那个时代
究时,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它的确代表了清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
健,西方影响十分薄弱的时期。然而,当我们关注18世纪并对其进行研
世纪,因为这个时期是清代发展的高峰时期,而且是传统体制依旧强
溯到1860年之前。可是,我们需要回溯多远呢?有人认为应该回溯到18结构、人际关系、道德观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鉴此,我们如何还能
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做“一概而论”呢?
根据地域、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不同(对社会和经济的具体情况)进行具
体分析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本书的综合性质却决定它不可避免且有必要
做一些一般性概括,不过我在做概括时很谨慎地标识了其适用范畴和例
外情况。本书是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一项“细致而微”的研究,无法“毕
其功于一役”。普遍性始终是存在的,但读者也应铭记林语堂那句话,即“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括了太多面向,对她
难免有许许多多抵牾歧异之见解”。[3]
或许中国农民那句俗语“十里不同
风”是对中国社会这种情况更为简单明了的描述。
Notes
注释
[1] Evelyn S. Rawski, “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 David Johnson et 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p. 3.
[2] Ramon H. Myers, “Transformation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 no. 2 (February 1974) : 273—75, and “On the Future of Ch’ing Studies,” Ch’ing-shih Wen-t’i 4, no. 1 (June 1979) : 107—9; Frederic Wakeman, Jr., “Introduction: The
Evolution of Local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pp. 1
—2.
[3] Lin Yu-tang,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New York: Day, 1936) , p. xiii.
15ACKNOWLEDGMENTS
致谢
16
1987年5月
伊利诺伊,乌尔班纳
L. E. E.
了我非常重要的帮助。
纳、詹姆斯·L. 沃森、蒂姆·怀特和玛丽莲·B. 杨等,也在不同方面给予
迈尔斯、苏珊·纳坎、托马斯·G. 罗斯基、詹姆斯·E. 谢里丹、安·沃特
克、杜赞奇、戴维·约翰逊、亨利·J. 拉姆里、刘翠溶、苏珊·曼、罗蒙·H. 特维尔、理查德·E. 巴瑞特、穆里尔·贝尔、劳伦·勃兰特、戴维·D. 巴
息和知识,并在必要时给予了我很多批评性建议。此外,威廉姆·S. 阿
得·史川和罗纳德·托比等,他们很乐意与我对话,为我提供了丰富的信
伊大学的同事们,特别是罗伯特·B. 克劳福德、伊沛霞、宗像清彦、彼
相信我对您是怀有十二分的感谢之情的。同时,我也要感谢我在伊利诺
书时可能会发现某些地方很明显是运用了他的成果,此时,请您一定要
示感谢,可出版业的行规并不允许我这样做。因此,很多作者在读到本
运用脚注或者间接引用等方式,向对本研究有所助益的作者及其成果表
讲稿以及未刊稿等是显然不现实的;而更不走运的是,我本来计划充分
文献,但在此列举所有为本研究提供数据和相关阐释的书籍、文章和演
本书是以以往研究为基础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本项研究参考了大量第1章
POPULATION: Growth and
Migration
人口:增长与迁徙
自1400年到1850年,中国人口数量增长了六倍,中国的社会面貌
也因此发生了改变:村庄越来越密集,集镇数量越来越多。所有新增
加的人口都需要吃饭,这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必须去拓荒,通过
砍伐森林来增加耕地面积。然而,1850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却仅为
1400年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人口数量大且不断增长是影响中国明
清两代经济和社会结构最为重要的因素,其实,大量繁衍人口也正是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16世纪时中国的人口数量究竟有多少,我们知道得并不确切,因
为那个时候的人口普查并不像今天这样科学。一般说来,皇帝只想知
道自己统辖的国土上有多少纳税的男丁,却并不在意人口总数有多
少。地方官员在定期向朝廷呈报其辖地内人口数量时,经常随意篡改
和捏造数据来取悦上级。
17A Demographic Transition
人口转型
尽管中国古代人口普查报告中有很多数据都是编造的,但人口曲线
在一段历史时期里的总体发展趋势还是很明晰的。从东汉(25―220)到唐
代(618―907)的七八个世纪里,中国人口数量有时候达到了6000万
―8000万,但从未超出这个上限。到了宋代,也就是11世纪,人口数量
大约达到了1.08亿,此后在蒙古人发动战争及元代统治时期,人口数量
则出现了回落(如表1.1所示)。
表1.1 中国人口和耕地面积估算表
年份 人口数量
(百万)a
耕地面积
(百万市亩)b
人均耕地亩数(以平
均人口数和耕地面积
为基础)
125 561
732 451
1086 1081
1400 65-802 370(±70)8 5.1
1600 1603 500(±100)8 3.1
1650 1253
1779 275(±25)4 950(±100)8 3.5
1850 430(±25)5 1,210(±50)9 2.8
1934 5036 1,470(±50)10 2.9
1953 583(±15)7 1,678(±25)11 2.9
18
19
8.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
1968)》,第216页。
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1982年,第178页;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
中国(第一部分)》,提交给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论文选集,华盛顿特区:
7.约翰·S. 埃尔德:《中国近期人口数据:问题与展望》,载《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
稿);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
6.理查德·E. 巴雷特:《中国1953年人口反投影统计的结果(1849—1929)》(手
1968)》,第16页,第207—208页。
阿尔丁出版社,1968年,第271页;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
长》,载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等编:《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芝加哥:
5.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64页;约翰·S. 埃尔德:《人口增
的发展(1368—1968)》,第16页。
4.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第63—64页;铂金斯:《中国农业
3.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209页,第216页。
芝加哥:阿尔丁出版社,1969年,第193—201页。
社,1959年,第22页;德怀特·H. 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2.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剑桥,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
3(1960年3月):249。
来源:1.约翰·D. 杜兰德:《中国人口统计:公元2年至1953年》,载《人口研究》13,No.
季到三季粮食,所以这里引用的耕地面积实际上少于“收成面积”。
b.耕地面积包括所有种植作物的土地,但不包括牧场。其中大多数耕地每年生产两
注:a.用斜体字表示的几个年代的人口数量比起其他年代数据更可靠。
20
——先是明朝结束与元朝的征战之后进入社会和经济复苏时期,后来则
解释也有很多种,一种观点认为这得益于中国长期处于和平与稳定时期
大变化,而是因为人口死亡率有所下降。此外,关于人口死亡率下降的
出生率有所增长——其实在传统农耕社会人口出生率很多年间都没有太
的增长?没有人知道确切原因,不过人口学家坚信这不仅仅是因为人口
为什么中国人口在1400年之后,特别是在18世纪能够实现如此快速
利的作用下,中国人口到了19世纪中期已达到4.3亿之众。
纪7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虽然逐渐放缓,但在此前人口增长复
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持续保持这样的人口增长率可以说是一个特例。18世
末的3亿,这表明当时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而传统农耕社会能在长达
纪中国人口增长几乎翻了一倍多——从1700年的1.5亿增长到了18世纪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上升时期,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18世
随着清朝统治在17世纪80年代逐渐得以巩固,中国的人口数量经历
的骤减。
年代末40年代初暴发了致命的时疫,这些因素一并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
期。这一时期,农民起义及各种征战频发,再加上中国北方在17世纪30
近几个世纪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发生在17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明清更迭时
中,饥饿和时疫总是会定期地和灾难性地夺走人的生命。中国人口数量
数量曲线在这几个世纪当中也时而走高或走低。在所有的传统农耕社会
在四百五十年间增长了五倍,这堪称人口方面的重大变迁。当然,人口
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到1850年的约4.3亿——中国的人口数量
11.同上,该数据实际上是1957年的数据。
10.同上,第16页,该数据实际上是1933年的数据。
9.同上,第240页,该数据实际上是1873年的数据。
21
布罗代尔虽无法提供证据证实自己关于1450年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
个时期里变得非常低。
散甚至导致维京人无法再横渡大西洋到达北美洲,而北半球的温度在这
再比如,14世纪时,北半球连续出现多个严冬,同时期大西洋冰山的扩
里发生变化。比如,就在大约一万年前,世界还处于更新世冰河时期。
可能在于气候的变化。气候学家公认,世界气候总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
布罗代尔曾尝试对此现象做出一种可能的解释,他认为,主要原因
象。
数量增长这一客观事实表明,人口骤增可能并非某一国家所特有的现
国一样出现过成倍增长现象。这一时期,世界上很多地方同步出现人口
指出,“这种同步是一个问题”。[1]
此外,俄国人口数量在18世纪也和中
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译者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为此感到困惑,他
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提
(包括在17世纪的回落)与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几乎是同步的。法国著
跑题,我们注意到,欧洲人口数量在15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起起落落
上述这些尝试对中国特定时期人口数量增长所作的阐释似乎都有些
活到成年并繁衍后代。
米、马铃薯和花生等粮食作物使食物供给更加充足,更多中国人因此能
这种致命疾病的几率得以大大降低;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从美洲引进的玉
天花的人痘接种法,让人们对天花病毒有了免疫能力,此后中国人死于
纳(Edward Jenner)发明牛痘接种法二百年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预防
增长是由于医疗卫生实践水平提高的结果,比如早在西方人爱德华·詹
(历史学家一般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为“康雍乾盛世”——译者注);另一些人则认为人口
是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清朝接连出现的康熙、雍正、乾隆缔造的盛世 动相关的推测,但他的另一个推测却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即“哪怕是轻
微和慢性的气候变化都会带来非常重大的后果”。伊利诺伊大学的杰弗
里·N. 帕克(Geoffrey N. Parker)也曾指出:
在整个夏季,平均气温每下降1℃,农作物生长期就会延迟3周
至4周,并致使农作物能成熟地区的最高海拔高度下降约152米。即
使是现在,每延迟收割庄稼1天,每公顷作物产量就会比不延迟收
割的产量减少63公斤;在欧洲北部,夏季平均气温每下降1℃,农
作物生长期就会延迟30天左右。相较今日而言,在17世纪,人们在
很多刚刚开垦的荒地上用比较原始的方法进行耕种时,气候变化对
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更为显著。[2]
中国在17世纪三四十年代(明清更迭时期)曾发生饥荒、政治斗争和人
口数量下降等,而且这些事件的发生几乎与欧洲历史上的“小冰河
期”(Little Ice Age)同步,而这种“同步”恰可印证上述提及的气候变化效
应。17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被称为“蒙德极小期”(Maunder minimum)的太阳活
动非常衰弱的时期,当时中国中原地带湖泊上冻频率高于历史上有文献
记载的任何一个时期。此外,这种气候变冷的趋势与日本17世纪30年代
末40年代初导致大量人口因饥饿和疾病死亡的“宽永大饥荒”(the great
kan’ei famine)也是同期发生的。由此可见,布罗代尔的推测——欧洲和中
国在人口数量上实现“同期”增长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可能是全球变暖所
造成的——可能是很有道理的。
22
23
能抗病抗旱,在不同土壤中和气候条件下健康成长。然而在传统中国,室中通过反复测试进行杂交繁殖实验等促成基因突变来改良种子,使其
此外,撒播良种也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现在人们能在可控的实验
高质量的粪肥。
得肥料很好用,同时也是因为数量不断增长的人、猪和役畜能产出更多
升作物产量。农民们之所以大量运用传统施肥法,一是因为他们的确觉
近三倍。另一个得到广泛应用的传统方法是施肥,这种方法非常利于提
溉法的土地面积为13亿亩,而到了1900年已达35亿亩,在总体上增长了
地面积上的粮食和各种作物都有所增产。比如,1400年全国采用传统灌
由于当时全国农民几乎都在密集地运用传统种植技术,所以单位土
提升粮食产量。
新技术来增加粮食供应量,而且还通过广泛应用传统方法和开荒造田来
竹管组成水轮)将水引向高处灌溉农田等技术。当然,中国人不仅靠运用
泽地排水,保护滨海平原不受海水冲刷,建造水库,用各种设备(比如用
治水方面实现了重大技术突破,他们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已逐渐学会了沼
方法和生产工具与15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并无二致。清代农民唯有在
而,当时中国农业技术在总体上尚未发生变革。清代农民所使用的生产
实令人无法回避:中国人口比之前多得多,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吃饭。然
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为增长的人口拓展食物来源
Growing Population
Expanding Sources of Food for the
24
山坡上生长,而不会跟稻子或其他农作物形成竞争。美洲作物的另一些
合种植小米和大麦。相同地,花生可以在砂质壤土、河边沙洲和陡峭的
可以在丘陵地带和旱地上种植,而这两种土地此前并未得到开垦或不适
作物,而是作为补充提升了农作物总体产量和食物供应。玉米和马铃薯
那些不适合中国某些本土作物的土壤当中,而且它们并没有取代原来的
来自新大陆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不仅可种植在
纪,马铃薯也被引入了中国。
大陆的作物,比如玉米、红薯和烟草等都在16世纪被引入了中国。17世
牙人带到了中国,种植在中国东南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另一些来自新
贡献。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十年之内,花生这种作物可能最初由葡萄
从美洲引进的农作物也为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做出了重要
小麦、谷子、大麦这三种作物当中的一种。
以北,农民通常在一季之内种植两种作物——先种稻子,然后再选择种
年之内能够有两季收成,在某些地方甚至能有三季收成。在亚热带地区
够带来收成的翻倍。在中国南部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快熟稻使农民一
稻子、小麦及其他粮食作物早熟品种的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们能
纪早期,有一些品种只需60天~80天就成熟了。
境内又发现了另一些早熟品种,其成熟季只需90天~100天。到了19世
右缩短到了现在的130天左右。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当中,人们在中国
译者注)的早熟稻就被引进了中国,稻子的成熟季由此从原来的180天左
子”已经广泛地种植于该地区。早在宋代,原产于占城(位于今越南境内——
顶上发现了一种野生稻种,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种
子就像是涌入一个国家未开发土地的移民。比如,一个农民在一个小山
变种获得了成功,才会推荐给别人并鼓励别人也播种这个变种。新的种
农民可能只是在耕作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变种,然后尝试播种这个优势就是它们具有相对较强的抗旱能力和高产量。比如,旱地生长的红
薯每英亩(1英亩=6.07亩)就能够产生比其他旱地作物高出两倍的卡路里。
不过,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不情愿地把这些来自美洲的食物
摆上餐桌。比如中国人后来很快就喜欢上的花生,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只有富人才能吃得起。一个曾在1787年赴北京访问的学者发现,花生
是当地正式宴席的必备菜品。直到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花生才成为穷
人们也能吃得起的日常食物。
另一些美洲传入的农作物则并不太受欢迎,问题在于中国人不喜欢
它们的味道。即便今天中国人也大多不喜欢吃马铃薯。玉米和红薯则具
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对17世纪和18世纪迁徙到陡峭和贫瘠的山
区的农民来说,这两者逐渐成为他们的主要食物——因为山区不适合种
植传统农作物。据江西地方志记载:“大抵山之阳宜于苞粟,山之阴宜
于番薯……可食至次年三月,洵山家厚实也。”[3]
(作者引自何炳棣《中国人口
研究(1368―1953)》,而此文出自《玉山县志》——译者注)在1637年,稻米仍占
中国人谷物食物消费总量的七成,小麦则次之,玉米和红薯仅是山区人
的主要粮食来源。其实,直到20世纪,来自美洲新大陆的农作物仍未真
正改变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饮食习惯。
25
26
图,自此这种格局延续了千年之久(公元前111―公元939)。不过,这些地
东省在内的政治统辖范围,此后不久,又将今天越南北部地区纳入版
能力却相对较弱。比如,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已确立了包含今天广
相比于自身强大的政治扩张力,汉人通过经济方式拓展生活区域的
徙,汉文化的传播仍在继续。[4]
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旷日持久的过程,即便在今天,汉人的迁
挡地发展壮大,几乎融合了“挡在”其前进道路上的所有民族及其文化。
于星星之火的汉人却拥有非常强大的活力,在随后三千多年当中势不可
别是民族属性上区别于汉人的越人、黎人、蜀人和壮人等。然而,发端
一,而且当时在“中国人”生活的区域之外还生活着在政治、文化上,特
中国人”的居住区在面积上刚抵得上今天“中国人”生活区域的十分之
河大拐弯处的地方。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这些“汉人”或者说“早期
般的史前时代出现于中国北部的黄土高原地区,即今天西安附近靠近黄
“中国人”通常是指区别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汉人”,这个族群在迷雾
地还是靠开荒得到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边疆垦殖”经验的延续。
田(将河边或湖边洼地辟为耕地)等方式来拓展耕地。当然,大部分新增的耕
示)。在人口稠密地区,人们通过在山坡上开荒,沼泽排水以及建造圩
1400年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中国的耕地面积增长了四倍(如表1.1所
密集使用传统耕种技术和引进外来农作物,另一半则来自于开荒耕种。
中国在1400年以后的四个世纪里新增的食物供给量,有一半来自于
迁徙:一个扩张的帝国
Migrations:An Expanding Empire
27
比如江西的丘陵地区仍被原始森林所覆盖,是虎、鹿等走兽的天堂。这
多土地还处于未被开垦的蛮荒状态。在16世纪晚期,中国的很多地方,种,而且在其他超出当时中国文化边界的地方,在丘陵地带和山区,很
不过,在淮河流域和湖北的低地区,人口仍然很稀少,大量耕地有待耕
里,中国人已把自己的生活区和文化拓展到了低洼地、河谷和平原上。
quarter-moon crescent)(如图1.1所示)。而在西部和南部等正在开发中的区域
会地理格局。在明代早期,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新月地带”(the 1400年以后,中国人口数量的增长仍在持续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社
等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
汉人迁到南方后在农耕方面产生了诸多变化,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农耕方式、新的烹饪方式,并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等。总之,由于
要粮食。中国文化由此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稻作基础上产生了新的
水稻。从亩产量上看,水稻是谷子的两倍,因此大米迅速成为汉人的主
方人主要在靠降雨供养的旱地上种植谷子、小麦和大麦,南方人则种植
随着人口向南方迁徙,中国人的食物供给方式也发生了剧变。[5]
北
1200年,中国超过75%的人口都生活在南方。
而同时期原本作为汉文化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人口仅增长了54%。到了
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因自然增长和人口迁徙等原因增长了七倍,8世纪到12世纪,随着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逐渐移至南方,中国东南地
牧民族的入侵,北方大量汉人开始向南迁徙至长江流域。此后,也就是
热带”(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为躲避北方游
很快,汉人就开始了向南方的迁徙,即历史上所谓的“中国之挺进
国文化的核心区域。
方一直是帝国地处偏远的蛮荒之地,而汉人聚居的中国北方地区才是中些地方除了有一些原始部落,几乎没有别人,或者偶尔会有一些猎人、挖草药的人、土匪或隐士出没。即便在一个世纪以后,一个荷兰人到台
湾时竟发现那里“是一片水乡泽国,鱼类丰富……到处都是鹿、野猪、野山羊、野兔、丘鹬、鹧鸪、鸽子等各种飞禽走兽……这片土地尚未被
开垦,但非常富饶”。[6]
28
民众迁徙到这些地方;有时也会通过向民众承诺免税,为他们提供种
缅甸的边境线上拓展,在北方则是向长城一带拓展。朝廷有时甚至强制
朝廷鼓动民众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迁徙,在西南方向主要是向明朝与
1400年后中国人口成倍增长,移民也相继涌向边疆地区。明朝时期
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第85页。经授权再版。
来源:Yeh-chien Wang,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剑桥,马萨诸塞:
清代中国人口迁徙情况
[图1.1]
29
中有些地区甚至成了无人区,曾经富饶的土地被弃耕,长满了野草。对
在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和捻军起义(1853―1868)期间遭受重创,其
当时的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安徽和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和江西等地,时的东北地区和海外流动,抑或是不可思议地返回到东部“新月地带”。
部“新月地带”的移民。相反,农民和很多想改善经济环境的人开始向当
和西北部等“开发中”地区因人口超载而负担过重,所以不再接受东
19世纪后半叶,人口迁徙流动方向发生了转变。1800年左右,西部
的重新排列组合。
的结果)。整个中国人口分布则因为此番内部人口大迁徙而发生了根本性
3500万人(部分原因是,当地人口也在自然增长,但当地人口大幅增长主要还是人口迁徙
的四川在1786年到1850年的三代人期间,人口增长了四倍,合计超过
徙行动,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目前可知的是,作为人口迁徙最大接受地
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地区间迁
湾岛。
大规模较小的迁徙潮发生在东部地区,方向是从广东,特别是福建到台
向西北方向,沿汉江流域,从湖北北部穿过陕西南部,进入甘肃;第三
等地,同时还有部分人口溢出到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第二大迁徙潮
个方向迁徙:最大的迁徙潮是向西涌动的,如江西、湖北、湖南、四川
人口大幅增长使这种自愿迁徙行动达到了顶峰状态。迁徙者最初沿着三
其实,各地区间人口大规模迁徙大多是个人自愿行为,到了清代,当地爆发张献忠起义而人口骤减。
也用类似的方式加速了对四川的再开发,而此前的明末时期,四川曾因
过这些方式,明朝廷成功地向云南迁徙了约一百万人口。清朝在17世纪
子、工具和役畜,而且还帮助建造堤坝和灌溉网络以鼓励他们迁徙。通
30
外移民的政策,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迫于经济压力仍在向海外大规模
的马尼拉和马六甲移民了——这说明当时的民众并未理会官方禁止向海
不过早在15世纪和16世纪,中国人已经开始向当时作为东南亚商业中心
明朝以及1893年之前的清朝,朝廷是禁止本国民众向海外移民的。
万,而到1953年又增长到了4700万。
来。自此,东北地区人口从1860年的300万一跃增长到1907年的1700
的开通不仅为移民提供了便利,而且还将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了起
年,当时恰逢第一条铁路即将在东北平原的无垠沃野上开通运行。铁路
对抗沙俄对东北日益增长的野心。关内民众向东北大规模移民始于1902
年期间,清廷逐步废除了禁止移民东北的禁令,目的是“移民实边”,以
关外就成了一个对关内贫民和饥民虚位以待的巨大空间。1860年到1907
然维持在一百万左右。由于关内人口压力在19世纪和20世纪持续增长,慨地放开禁令允许北方饥民迁入,但直到1800年前后东北地区的人口仍
北。尽管总有一些猎人和冒险者违反禁令迁徙到了东北,朝廷也数次慷
东北是清朝统治者的故乡,在清代绝大部分时期都禁止汉人移居东
过剩压力的首要选择。
福建人和广东人来说,移居东南亚以及更远的地方是他们逃离故乡人口
河北)人和山东人来说,东北到处都是机会。对于中国南方人,特别是
因此被迫寻找其他能够谋生的地方。对于中国北方人,特别是直隶(今
西部“开发中”地区人口已达到满负荷状态,东部“新月地带”的过剩人口
的若干次起义中遭受重创,这些地区的人口压力因此在持续增大。由于
“新月地带”以北和以南地区并未像长江下游地区那样在19世纪中期
中”地区回迁到东部“新月地带”。
的前景,于是,数百万的移民从河南、湖南以及江苏北部这些“开发
于其他地方那些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而言,这些地方给他们提供了诱人移民。一些中国移民成为美国和拉美地区的合同劳工——他们在去往海
外的途中和后来的就业过程中曾遭受过无法言说的惨遇;另一些中国人
则移民至印度洋诸岛和南非;而绝大部分中国南方人都移居到东南亚地
区,并逐渐成为那里的主要少数族群,到了20世纪中叶,东南亚的华人
数量已经达到约1300万。
31The Pioneer Experience
先驱者的经历
在中国境内迁徙的移民很快就发现,自己过去在边远地区的生活与
东部“新月地带”居民的生活相差甚远。边远地区的生活可以用“无归
属、暴力和被动卷入商品化的农业经济”[7]
来形容,那里很少有人知道
《礼记》和《论语》,而拥有武装力量的地主等豪强就是当地的显赫人
物。中国的边远地区,就像19世纪的美国西部一样,并不适合精致者和
孱弱者生活。
土地开发者、“移民领袖”(settler-chiefs)或“山主”(mountain-lords),即
率先开发和掌控新开发土地的人,他们通常是比较富有的人或是出身较
好的创业者,希望在山林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大片土地,他们通过抢夺或
从当地少数民族手里买到了大量土地。在获得土地之后,他们招募大量
移民垦荒,并给后者提供种子和牲畜,或是出资建设灌溉系统。可以
说,这些移民领袖通过提供土地、资金和人力等方式为人口迁徙提供了
工具性的便利。
人们通常用刀耕火种法垦荒,并且会在此后几年里收获颇丰。然
而,刀耕火种式的农业通常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意想不到的影响,因为人
们很少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对环境造成破坏。人们沿着山坡开辟笔直的
田垅,种植玉米和红薯,雨水很快就会冲刷掉肥沃的表层土,然后人们
就会移到新的山坡上开荒耕种。19世纪早期的一位官员严如熤
(1759―1826)曾生动地描述过这一过程:
32
33
相对而言,边远地带的移民总是更加“坚强勇敢和自力更生”,者。
时中国的那些不发达地区就是东部“新月地带”所需初级产品的主要提供
供者。就如同当今世界上不发达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运送原材料一样,当
去的是羊毛、皮革和石膏,而当时的东北则是粮食、原木以及皮毛的提
(作为美食)。云南向外运送的是朝廷用来铸币的铜。从西北各省运送出
苎麻、靛蓝、漆、油桐树种子(桐油可用作清漆里的干燥剂),甚至还有熊掌 边远地区的另一些初级产品也被运到了发达地区,包括茶、大麻、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很快就给整个国家的林业资源造成了严重浪费,山坡也因树木砍尽而形
才能引导大量粗大的原木沿河而下。不幸的是,早期移民这种过度砍伐
河流,然后再经过一些主河道,比如长江等,而且通常需要一百人左右
原木运送至山下。以这种方式运送原木下山,通常会先经过一些较小的
期移民经常砍伐树木,甚至砍光覆盖整个山头的树木,然后通过河流将
部“新月地带”急需用于建设、烧火以及造纸的重要资源。边远地区的早
产品以贴补自己微薄的收入。比如,山里多的是原木,而这正是东
大多数移民都是在这些边远山林地区的土中刨食,向市场出售初级
性地永久流失了。
由此,中国绝大部分最有价值的资源,即肥沃的土地,就这样悲剧
柴立骨难支。[8]
腹不能耐,鬻卖及妻儿。回思岁方富,肥甘供朵颐。何知遘此悯,断暮炊。蕨根野蒿菜,青汁流泥匙。称贷向亲友,同病攒双眉。空
失节,颗粒难预期。平川人饱食,山民伤阻饥。东邻绝朝糗,西家
况乃山土薄,石骨本崄巇。三年为沃壤,五载已地皮。雨旸偶但“他们必须依靠群体,而不是个人来实现自力更生,因为唯有与其他
迁徙过来的伙伴一道工作,这些先驱者才能取得成功”。首先,这种合
作对抵御边远地区原住民,即非汉人族群的敌意十分必要。新来的移民
会联合起来在自己聚居地周边建起竹栅栏作为防御,并且用“刀、匕首
和火绳枪”[9]
将自己武装起来。其次,在清理山林和共同建设灌溉网的
过程中,合作也很必要。可见,这些先驱者面临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
实情况使他们不会向个人主义的方向发展,也正因如此,浓厚的中国
式“互助”倾向逐渐被培育了起来。
在边远地带的移民生活中,暴力一直都存在,新移民们总是会被当
地的非汉人族群所击败。在那些已经满负荷的,且上乘土地也已被占用
的地方,人们经常会为如何分配土地和水等日益稀缺的资源而爆发争
吵。不仅如此,由于在同一区域内居住的各移民群体通常来自不同省份
或地方,他们操着各自的方言,彼此很难互相理解,却宁愿固守自己的
风俗习惯(不愿沟通),这更加助长了争吵和误解的发生。
当然,朝廷的官僚机构逐渐地拓展到了这些“发展中”地区,这些官
僚机构在当地办学,而当地的一些年轻人也为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
机构而去求学,由此这些地区逐渐得以接触到所谓高等文化。不过,强
人政治、群体斗殴和私下械斗等“边民传统”的生命力一直很顽强,即便
到了20世纪早期,在江西山区和台湾等地,集体暴力事件依旧高频率地
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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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Vol. 1,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The
注释
NotesLimits of the Possible (New York: Harper Row, 1979) , p. 48. 关于15世纪至19世纪中期世界人口
数量的探讨参见该书第31—51页。
[2] Geoffrey Parker, Europe in Crisis, 1598—1648, p. 22, 转引自William S. Atwell,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no. 2 (February 1986) : 225—26。
[3] 转引自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p. 146。
[4] 实际上,“汉人”的前身是世人所称的“华夏人”。在公元前3世纪,华夏人与很多非汉人
共同融合为后来的“汉人”。
[5] 若干世纪以来的中国饮食及中国人对待食物的观点和态度是中国社会史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有关于此的一项引人入胜的研究参见K. C. Chang, ed.,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6] 转引自Johanna Menzel 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1729—189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p. 40. Ellipses in source。
[7] Stephen C. Averill, “The Shed People and the Opening of the Yangzi Highlands, ” Modern
China 9, no. 1 (January 1983) : 85—86.
[8] 转引自Evelyn S. Rawsk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Han River Highlands, ” Ch’ing-
shih Wen-t’i 3, no. 4 (December 1975) : 68。
[9] Meskill, Chinese Pioneer Family, p. 50.
35第2章
The Family and the Individual
in Chinese Society
中国社会的家庭和个体
36
么说有夸张之嫌,因为中国人也有家庭以外的生活场域,不过,说家
个人对家庭有贡献,那么他就是好的,否则就怎么都不好。[1]也许这
能够对家庭福祉有所贡献就是评判一个人言行最重要的标准。如果一
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社会的根本所在”,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中,是否
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组织的定义性特征。家庭主义是“中国社会区别于
可译为家族主义,考虑到本书语境,这里译为“家庭主义”——译者注)可被视为中国
家庭作为一个组织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家庭主义”(familism也
理后事——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的话就更是如此。
接代从而使家族姓氏得以延续,能照顾年老的父母并在父母故去后料
挥自己独特潜力的个体,而是因为他(她)能帮助家里干活,能传宗
的差异。在中国,孩子受到重视并非是因为他(她)是一个注定要发
关系的不同,也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与当代西方社会在家庭概念上
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凸显了父与子关系和子与父关系这两种
母的职责——的象征性惩罚。这种仪式性行为虽然很细微,却是葬礼
棺材,以示对他不孝——因为他此生和来世都不能继续担负起照顾父
在中国,一个人如果比他的父亲死得早,他的父亲就会拍打他的庭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却是毫无疑问的。家庭
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战略核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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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是一个气球,会因为财富的注入随时膨胀”。[3]
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通
的一生中可能会在不同时期经历上述所有家庭类型。“中国家庭……像
明中国家庭生活具有动态性特征,一个由一对父母组成的家庭,在他们
将中国家庭分为这三种类型主要是为了描述的便利,但这同时也表
子。主干家庭可被视为联合家庭的不完整形态。
种家庭通常包括一对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以及一个已婚儿子和其妻
型则是介于小家庭和联合家庭之间的类型,即主干家庭(stem family)。这
子和孙媳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并且共同负担家庭花销。最后一种类
夫妇跟他们的未成年孩子以及两个或更多的已婚儿子和其妻子,乃至孙
型。第二种类型是大规模的联合家庭(joint family),在这种家庭里,一对
组成的,在人数上通常是三人到六人。中国家庭有六成都属于这种类
最多只包括两代人。规模较小家庭一般是由父亲、母亲和他们未婚子女
较小的“夫妇式家庭”(conjugal family)或“小家庭”(small family),这种家庭
社会人类学家一般将中国的家庭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规模
却是四世同堂或五世同堂的五十多人或更多人的庞大单位。
数量也各有不同——有的家庭只包括属于同一世代的两个人,有的家庭
的组织,通常会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规模,不同类型的家庭包含的世代
单位。这些成员共享家庭财产,包括钱财。其实,家庭是一个形态多变
若干有血缘关系、姻亲关系,或通过收养建立关系的成员所组成的经济
传统的中国“family”,用汉语说是“家”或“家庭”——通常被界定为
家庭
The Family
39
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就破除了经济上的长
此外,经济上没有形成长子继承制体系是大多数家庭无法形成联合
庭。
一个儿子能够活到成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很难发展成联合家
国家里,很多父母在儿子结婚后不久就故去了。更甚者,很多家庭只有
堂”,或哪怕是“三世同堂”的理想。在一个平均寿命大约只有三十岁的
基本的人口统计能说明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家庭才能达到“五世同
不超过6%~7%成的家庭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
要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五世同堂”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家庭。然而,只有
当然,儿子越多越好,而这对夫妇所有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后代都
按照家庭主义的规约,中国的丈夫和妻子必须至少生一个儿子——
够无限延续下去。
全是另一回事——是为了将来儿子能反过来支持他们,并使家庭血统能
独立的、自我实现的个体;而在中国,父母养育儿子——养育女儿则完
代西方社会截然不同。在西方,父母养育子女,目的是使得他们成长为
和年老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组织。中国家庭给其成员灌输的价值观与当
单位(有关于此,接下来的章节会有所论述),它同时也是一个承担着照顾贫困
位,一个为了所有在世或故去的家庭成员的福祉进行祭祀的宗教性质的
同时,中国家庭也是一个所有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经济单
父母故去或决定分家,这个家庭的类型就会再次发生变化。
且也把妻子带入这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就成了联合家庭。然而,如果
的家庭以后,这个家庭就变成了主干家庭;如果第二个儿子也结婚了并
他们的家庭就属于小家庭类型;当他们的大儿子结婚并将儿媳带入父母
过婚姻建立了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家庭——只要他们的孩子还未成年,40
儿子、儿媳以及孙辈跟自己共同生活,那么这个家庭就能发展成联合家
有时候,某个富裕家庭的家长本人如果较为强硬,能在有生之年让
机会分割父亲的财产。
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意味着家里会有更多的儿子能长到成年,并因此有
七个孩子里要是有两个能够活到成年,便是“烧高香”了。[4]
富裕家庭的
养育和更好的医疗待遇,因此活到成年的几率更高;而穷人家所生的六
妻子所生儿子得到的份额要少。生在富裕家庭里的孩子们能得到更好的
予了分割父亲遗产的权利,当然,他们所得到的份额通常会比父亲原配
比起穷人,富人会娶妾并因此生育更多的子女,而妾所生的儿子也被赋
为容易被分割。富人往往比穷人结婚要早,所以生的孩子更多。此外,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富人家的财产虽足够支撑一个联合家庭,却尤
子必须在婚后与父母同住。在家庭主义系统中,这是既定的道德。
他儿子在结婚以后必须搬出去。虽然大多数情况是如此,但至少一个儿
成了长子婚后仍旧在家里与父母同住并照顾父母的习俗。长子以外的其
太小,无法支撑农民及其所有已婚子女生活。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才形
己的财产有所增加。不过,这种分割和继承意味着大多数农田的面积都
是因为能熟练地侍弄农田而发了财,中国人都会去购买田地,从而使自
情也会反向发展,因为只要有一点儿可能,比如通过当官、经商或哪怕
里,儿子们什么都分不到,所以被迫去当佃农和小贩以谋生。此外,事
当然,这种财产不断分割的过程也会受到限制。在特别贫穷的家庭
多继承一份家产以侍奉年老的父母和祭祀祖先——前提是他能一直活下去。)
份额会逐渐缩小。(因为中国的家庭实行祭祀上的长子继承制,所以长子会比其他儿子
后都有权利均分家庭财产。因此,随着世代的推移,每个人的土地占有
子继承制。这种制度被破除之后,一个家庭里所有的儿子在父亲故去之
41
如果是在19世纪,他们也会抽大烟来挥霍家庭财产。中国有句俗话
献精神和进取心,所以他们在长辈去世后会大把花钱——赌博、娶妾,人们总是认为,富裕家庭里的成功人士的孩子缺乏父辈乃至祖父辈的奉
现象的倾向,他们喜欢把一个家庭的衰落归结于后辈的挥霍和不道德。
亲。可中国人总是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用道德感来看待所有社会和政治
得差”。这些现象其实可能就是巧合,因为有些儿子能力就是会不如父
在职业生涯中上升到比父亲以往更高的位置上,也有可能会“比父亲混
流动的无情法则。其实,所有社会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儿子既有可能
另一个导致大多数联合家庭只能存在很短时间的原因是向上或向下
后,他们可能会选择分家产从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弟都建立一个属于自己家的厨房,不在一起做饭也不在一起吃饭。最
来,即使这些兄弟仍旧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也会分开过——所有的兄
紧张的兄弟对彼此更加质疑,直到他们觉得再也无法忍受彼此。接下
的怨恨要更大。妻子会不停地跟丈夫抱怨种种不公平,使原本已经关系
起与其得到份额相匹配的工作量,对此,妯娌之间往往比兄弟之间产生
个兄弟的小家庭在大的联合家庭中得到了更多份额的财产,或没有担负
此外,妯娌间的嫉妒和敌意会让兄弟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如果某
的先在倾向”。[5]
国兄弟之间很难相处好的现象了,“兄弟们在成年之后有一种彼此敌视
产的管理和共同收益的处理而发生矛盾。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中
律权威或经济权利。因此,在这种家庭中,兄弟间经常会因为对共同财
长子继承制体系作为支撑,兄弟间没有哪个人拥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法
久。最年长的哥哥一般都会要求弟弟们对他顺从,但因为没有经济上的
了兄弟联合家庭(fratemal joint family),但这种家庭很少能够在一起生活很
庭。有些时候,他的儿子们在他死后仍在一起生活,那么这个家庭就成叫“富不过三代”。当然,也有例外。由于向下流动的力量总是存在,加
上没有经济上的长子继承制,家庭成员之间又容易起争执,再加上死亡
率高等,足以解释为何大多数家庭都无法维持联合家庭的理想状态了。
然而,家庭的解构却总会受到大家族的抵制。家族是一个由拥有共
同祖先的后代所组成的群体,它是家庭主义在直系家庭基础上的延伸,涵盖一个男性祖先的所有父系血缘亲属。有时候,一个大家族甚至包括
两三千位男性成员。[6]
家族组织在中国南方非常发达,有时候整个村子
的居民都属于一个家族。中国北方地区也有家族组织,但北方地区的家
族组织不像南方地区的家族组织那样拥有权威和财富。
强有力的家族组织会组织编写族谱来维系所有成员对家族的认同,壮大家族声誉,同时也承担着各种公共职能(比如祭祀祖先,惩戒犯错误的成
员,照顾有需要的成员等)。没有族谱,后辈就容易分散,会失去家族认同
感。族谱记载着一个家族的集体记忆,人们能够依此确定家族成员身份
以及彼此的关系和顺序(这十分有助于一个人在祖先祭祀过程中行为得当),最重
要的是,人们还能够据此确定谁拥有受益于家族财产的合法地位。
对强有力的家族组织来说,要持续存在下去最重要的要素就是拥有
共同财产,拥有可用于建设宗祠和给家族里的年轻人提供教育机会的经
费,有时候家族甚至需要出资建立家族防御工事。共同且永久地持有家
族共同财产,有助于抵制拥有共同祖先的家族在传承若干代之后出现的
个体家庭分家倾向以及衰落趋势。比如,在安徽省桐城市,一些当地的
望族传承了四五百年的时间,其中有一些家族甚至从明代一直传承到了
20世纪。这种所谓逆家族解体而动的力量其实主要来自于家族组织及其
家庭主义的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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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女性的理想在整个中国社会得以普及。女性的贞操成为一种虚幻的崇
翻,对中国本土的生活方式的推崇得到强势复兴,提倡禁欲的新儒学关
权制为准绳的对女性言行的严苛标准。随着蒙古人的统治在1368年被推
新儒学在宋代晚期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这强化了从前班昭提出的以父
以继承她父亲的财产。13世纪以后,对女性的压制开始变得严重起来。
即使是到了宋代晚期,一个上层社会的女性如果没有兄弟的话,她也可
情,而且女性对于贞操的态度,无论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都比较开放。
性经常可以很自由地与男性交往,离婚对她们而言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其实在帝制时代早期,女性地位要比后来高很多。汉代至唐代的女
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7]
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
静自守,毋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
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
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
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
妹——那里得到了完全不同的表述,她这样描述所谓贞洁烈女的言行:
调过无数次的儒家关于女性的理想,在班昭(约45―约117)——班固的妹
女人却成了社会中最受歧视和盘剥的社会群体。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被强
中国社会处于母系氏族时代时,这一点其实无关紧要;然而有史以来,帝制时代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在史前时代,当
女人地位的变化
The Changing Status of Women拜:一个女人如果被强奸了的话,自杀就是唯一可以证明她美德的选
择;寡妇再嫁会受到谴责,儒学家们还经常为“寡妇是应该殉葬来表达
对已故丈夫的忠诚,还是应该活下来侍奉公婆和养育孩子”的问题进行
争论。
无论如何,这就是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的旧式理想。然而,现实
却往往与理想相悖。明清两代,寡妇再婚几率其实很高,有时候这是出
于经济的需要,有时候是因为公婆逼迫她这么做,这样公婆就可以占有
她的嫁妆和她已故丈夫的那份财产。此外,对生活在农村的底层人来
说,女性贞操并不是最重要的美德。
到了帝制时代晚期,一些女性的地位才逐渐得以提升。从16世纪晚
期开始,教育设施和书籍出版逐渐得到普及。从某种程度上讲,女性从
这时开始才有机会分享当时越来越普及的教育资源,尽管有数据表明当
时女性的识字率大概只有1%~10%。上层社会的女性无疑更有机会接
受教育,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些女性还成了著名诗人、书法家和画
家。据说,这些成为诗人、书法家和画家的女性也很容易成为女学者。
这一时期,包括诗人袁枚(1716―1798)和改革家兼官员的龚自珍
(1792―1841)等少数男性开始认识到,诸如“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话很没
有道理,他们对男尊女卑的宗法观念提出批评,并呼吁给予女性以更多
的受教育机会,呼吁社会抛弃关于女性贞操的苛责。
学术界直到近期才开始进行关于帝制时代晚期女性史的研究,但这
些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仍基本是假设性的。实际情况似乎是,直到19世
纪晚期,女性解放的倾向仍旧没有在社会中发挥什么效力,到了清代早
期,女性地位甚至下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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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这一期间女婴被杀死的比率约为5%,男婴被杀死的比率约为
无奈时也会放弃刚出生的男婴。根据对1851年到1948年之间的杀婴统
的频率的描述可能存在夸张的成分,因为其实在处于困境时,父母被逼
(父母更常见的选择是)直接把她扔掉让她自生自灭。然而,对中国杀女婴
口。有时候,一些家庭会在一个女孩刚出生时就把她溺毙在水里,或
说,更是如此,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家庭需要养活更多只消耗不产出的人
一家如果生了好几个女儿,就会被认为遭到了诅咒,对贫困家庭来
个女儿,当然,最好只有一个女儿。
女儿将来会成为弟弟们的好帮手。其实,绝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家里有一
会从这位年轻母亲头胎生育女儿的事情上看出更加积极的趋势,因为大
示她母亲有生男孩的希望。年轻母亲的某位年长且经验丰富的朋友甚至
出生也会给家人带来些许欣慰,因为这表明她的母亲有生育能力,也预
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一个女孩是她母亲的第一个孩子,那么她的
着了夜贼”。
时,她却很快会嫁到陌生人家里。有一句老话叫做“生女孩就像是家里
人之前,父母要供养她吃穿,当她刚刚长大能帮家里做家务和干农活
先的职责。相形之下,女孩是父母的负担和“赔钱货”,在她17岁左右嫁
里干农活,在父母年老时侍奉他们,并且在父母亡故之后承担起祭祀祖
照家庭主义的硬性要求,只有生男孩才能传宗接代,而且男孩才能帮家
一个女孩即使在刚刚出生时也很难给父母带来真正的欢愉,因为按
女孩和童年
Girls and Childh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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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一样生活了。这种变化对于男孩来说尤为突然,因为女孩们早就
行事了。他们仿佛突然就被要求具备成年人的理智,由此准备开始像个
然就到了该上学或下地干活的年龄了,因此他们也不能再像小孩子一样
孩子受到如此宠爱的状态在六岁前后会突然停止。男孩子们仿佛突
就不会非要让孩子们像大人一样行事,对待男孩子们尤其如此。
气也会很容忍。只要孩子们还不至于让自己或兄弟姐妹陷入险境,父母
笑他们。此外,只要在父母可承受范围内,父母对孩子不听话或耍小脾
厕方面都顺其自然。如果孩子们因此弄脏了自己,妈妈也只会温和地嘲
斥他们——美国人在这方面却正相反。在长到两三岁之前,孩子们在如
大人对待小孩如厕的态度非常宽松,不会让孩子们感到紧张,也不会训
当然,中国的小孩无论男女,在童年时代都会受到宠爱。比如说,则必须靠米粥而不是母乳存活下来。
女孩,她就会去一个富人家给那家孩子当奶妈,而她自己刚出生的女儿
不会是这样。有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一个穷人家的女人如果刚生了一个
去看病的时机通常较晚,为她祈福的意愿也总是较弱,但男孩生病了就
断奶的时间普遍比男孩还要早几个月。如果一个女孩生病了,父母带她
是什么。出生顺序较为靠后的女孩得到的爱和照顾就自然更少些。女孩
也总是会因为第一个或第二个孙辈的出生感到高兴,而不论孙辈的性别
她喂奶,而她的爸爸也可能会因为第一个孩子出生感到高兴,爷爷奶奶
在背上。这个家人有可能是她妈妈,虽然妈妈哪怕有些许不快但也会给
别。一个女孩如果是家里的长女的话,她的家人也会把她抱在怀里或背
得到的待遇通常更取决于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而不仅仅取决于她的性
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也会不断有人提醒她,她是一个“没用的女孩”,而她
就算一个女婴出生后没有被父母杀死,也没有因其他原因而夭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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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带着怒气打孩子的时候通常是非常狠的,所以经常会把孩子身
就抓住离我最近的那个打了一顿,然后他们就都老实了。[8]
老大打了一顿。我觉得可能真打疼她了,但他们几个太气人了,我
过一会儿你自己也就忘了。就像昨天……我又热又生气,我就抓住
我也是那样,你气坏了的时候必须打他们,要不他们就跑了,我手里有什么我就拿什么打他们。”另一位母亲则这样说:
说:“我打孩子时从来就不看地方,那时候我都气疯了,哪有工夫看?
子来发泄怨气。当有人说一个母亲打孩子“不看地方”时,她笑着
被繁重家务所累,或者觉得自己命不好,因此就毫无道理地打自己的孩
了。”然而,孩子受惩罚并不完全是因为父母要教育他们,有的母亲是
用?你只有把其中的一个拉过来结结实实打一顿,另几个也就跟着听话
母亲曾经说过:“你以为你训斥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听你的吗?这有什么
就是惩罚他们的不恰当行为,而且惩罚的方法似乎都是体罚。一位中国
国家庭里流行这样一种教育方法,即用来鼓励孩子正确行为的唯一方法
此外,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被体罚的经历。中
避开父亲。因此,父子之间多的是规矩,少的是温情。
说,父亲似乎是令人敬畏的和不苟言笑的人,所以只要有可能儿子就会
不可及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言传身教地教育儿子所必需的。对儿子来
们总是倾向于严厉地对待儿子,让儿子觉得父亲是严厉的、苛刻的和遥
国,父亲习惯像朋友那样跟儿子相处,而中国的父亲没有这种概念,他
丝不苟地执行他的命令,儿子稍有偏差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在今天的美
拘礼节的和幽默的,但现在却突然变得严格和严厉起来,他要求儿子一
的、无拘无束的日子。当父亲的在此之前对待儿子也一直是热情的、不
被教会照顾弟弟妹妹了,但男孩们在这个年龄段之前却一直过着被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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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代表着小脚女人出身上层社会并受过良好教育。长着天足的女
有漂亮的脸固然很好,但拥有一双小脚却更有吸引力。小脚不仅是美
输于女人的性器官对他们的吸引力。对传统社会的中国男性来说,女人
唤起男人的性冲动,男人们都幻想着爱抚女人的三寸金莲——这甚至不
迷于缠足女人穿的绣花小鞋,缠足女人摇摇摆摆地走路和她的翘臀都能
给女孩子们缠足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提升她们的性吸引力。男人们痴
下很难走出家门。
不再疼了,但她们在余生当中却得一直跛着脚走路,在没人帮助的情况
过程彻底结束后,缠好的小脚就成了“三寸金莲”。此后,女孩子们的脚
的肌肉也萎缩了,皮都掉了,有时候甚至有一两个脚趾也会烂掉。这个
来的疼痛也一直不会停止,血和脓浸透了绑带,接下来,缠足女子脚上
地缠在脚后跟上,使脚背成为弓形。缠足力度是逐渐增大的,而由此带
除大脚趾外的四个脚趾绑起来,使其都蜷曲在脚底,然后再把绑带紧紧
缠足的后果是严重的。缠足就是用长约三米、宽约五厘米的绑带把
即使是女乞丐和女挑夫也都是小脚。
福建和湖南等省的乡村,女性缠足比率相对较低,而在河南和陕西省,体,如满族、苗族、客家人等族群。不同地域之间也有差异,在四川、通常来自社会最底层,或来自某些少数民族及拥有特殊文化的少数群
象,到了19世纪,五到八成的中国女性都会缠足。那些留着天足的女子
社会流行起来。到了明代早期,留有天足的女子已经成为人们的嘲笑对
子,并且学着舞女的样子缠足。在元代(1271―1368),这种做法在整个
为了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此后,皇宫里的女子也开始羡慕起小脚女
始于唐代晚期或五代时期(9世纪―10世纪)宫廷当中的舞女,后者缠足是
对女孩来说,母亲给她缠足是她走向成年的最痛苦阶段。缠足习俗
上打得淤青,有时候还会打得孩子出血。人,找到一个好丈夫都不容易。
缠足|此图是缠足与天足的对比|图2.1
关于男人鼓励女人缠足,还有一种更为黑暗的社会学解释。缠足限
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因此在实际上有助于强化新儒学12世纪以来宣扬
的女性美德以及将女性隔离在社会之外的理想。一个女人被限制在家
里,没有学习的必要,也没有了解外界的必要,这样她就能保持无知,自然也就比不上男人。因此可以说,缠足也是确保男性地位和使女性臣
服的方法。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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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新娘的家庭地位最好比较高,但又不要太高。《礼记》曰:“昏礼
在缔结一桩婚姻时,婆家也会将新娘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考虑在
婆家蒙羞。
家的负担;如果这个女人太有吸引力,就有可能发生私通事件,从而使
人,那简直就是对这个家的诅咒;如果这个女人身体不好,就会成为婆
够适应新家并适合持家就更好了。如果某家娶了一个又懒脾气又坏的女
结一桩婚姻的主要目的就是找一个能给家庭传宗接代的女性,如果她能
——婚姻由家庭来决定,结婚也是为了家庭。对于新郎的家庭来说,缔
夫的意见却从来不会被问及。在中国,婚姻被看作是整个家庭的事情
了。[9]
虽然这件事对她来说非常重要,但她自己的意见,包括她未来丈
当一个女孩长到17岁左右,她就做好准备迎接结婚这个人生转折
式”,年轻人很早就步入婚姻,只有日本较为接近“欧洲婚姻模式”。
雅斯特(Trieste)这条线以东的区域中的很多社会都遵循着“中国婚姻模
(Leningrad,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更名,1991年恢复原名为圣彼得堡——译者注)到的里
至意味着他们需要等到父母退休或故去才能结婚。不过,从列宁格勒
结婚。在欧洲婚姻模式下,年轻人在结婚前通常需要先经济独立,这甚
提供的结构性支撑下,中国的年轻人甚至在没有获得经济独立时就可以
婚。相比较而言,中国女性结婚的年龄普遍要早得多。在家庭主义体系
种模式中,女性通常在20岁到25岁才步入婚姻,甚至有些女性终身未
18世纪以来在西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所谓“欧洲婚姻模式”,在这
女性与婚姻
Women and Marri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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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会是怎样的。对新娘来说,婚后初期确实是她生命中最痛苦的一段
在他的原生家庭(natal home)和熟悉的环境里,他甚至很明确地知道他的
对新郎来说,结婚之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仍旧生活
他长辈面前,然后才被送入洞房,而这个时候她才会见到她的丈夫。
了之后,新娘在来到婆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被正式地带到公婆和家庭其
的”因素就会凌驾于家庭需求和幸福之上。当一桩婚姻被妥当地安排好
情、外貌或性吸引力等因素的影响,如此上述这些“短暂的”和“不重要
常容易引起争议。如果年轻人有权利选择伴侣,他们就会容易受到感
前甚至从未见过对方,反过来,如果两个人婚前就对彼此有感情,则非
理想的状态是,未来的新郎和新娘之间彼此并不认识,在入洞房之
事情,需要媒人从中周旋。[10]
程中所有需要讨价还价的事情一样,彩礼和嫁妆的数量也是一个敏感的
夫或公公是否赌博或嫖妓?(偶尔去嫖妓,并不是什么大事。)与缔结婚姻过
同持家的婆婆是否宽容?她要嫁的男人是否能干?是否大手大脚?她丈
此女孩父母也会相对较多地考虑女孩未来的幸福。比如,将来要与她共
孩的家庭在受这场婚姻影响的程度上要远远低于她将要嫁去的家庭,因
此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受益。然而,毕竟女孩是嫁到别人家去,所以女
女孩的家庭也会考虑自身是否能因女孩嫁给一个有前景的丈夫并因
人,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烦。因此,父母在张罗儿子婚姻的时候,儿子是否喜欢要嫁给他的女
很别扭,也会很费钱,而且婆家也会经常面临娘家借债和请求帮忙的麻
位太低,那么婆家可能就得在招待她娘家人(经常会有这样的事情)时感到
庭的声誉,并且能带来无法计量的经济和政治好处。如果新娘的家庭地
者,将合二姓之好。”所有的家庭都会意识到,有利的婚姻能够提升家时期,她从自己的原生家庭里脱离出来,置身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群
当中,对接下来的日子乃至长久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全然不知。最好的情
况就是她发现自己的丈夫对她很体贴,也不是很讨厌,并由此跟丈夫产
生爱恋之情,这样她就会拥有一个伴儿和可依赖的小港湾。然而不幸的
是,丈夫和妻子在新婚时对彼此通常比较有距离感,因此互相比较冷
漠,他们的感情一般都是在步入婚姻很久之后才可能培养起来。在卧室
之外,夫妻之间很少互动,他们在公开场合甚至彼此不讲话,除非丈夫
需要命令妻子为他做什么。他们如果感情外露就会招致他人的严重不
满。
婚姻绝非是为了增进一对新人的感情和幸福程度,相反,却是为了
实现家庭目标,即生育男性继承人给整个家庭传宗接代,生育女孩以分
担家务并在将来她的公婆年迈时提供照顾。夫妻之间如果有感情,那么
他们就会将自己的打算和幸福凌驾于家庭目标之上,这也会减弱婆婆对
儿子的掌控,有时甚至促使年轻的夫妇想分家单过。因此,新婚夫妇之
间的感情,被认为对整个家庭的团结和壮大具有破坏性,而非建设性。
在新娘的新生活当中,婆婆比起她的丈夫还要重要。两个女人通过
这桩婚姻建立了一种紧密和长久的联系,她们一起做饭,一起收拾家,一起下地干活,一起缝缝补补。在这对关系当中,婆婆占据着支配地
位,新媳妇很难满足这位年长女性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婆婆通常会
以容忍和友好的态度来开启她与儿媳的关系,但是年轻的儿媳对于干家
务活相对生疏,毕竟她在自己父母家里学到的与在新家里学到的不太一
样。另外,儿媳对于婆婆继续掌控她的儿子也具有潜在的威胁——关于
这一点,当我们接下来讨论“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时会更为明显——
这也是为什么两个女人之间很快就会出现裂痕的重要心理和实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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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面并且最终会在她坟前哭泣和忏悔,她就会觉得很满足。
庭会因她自杀而把婆家告上衙门,她婆家会遭到清算,而她婆婆会丢尽
那个厉鬼会一直等着报复自己并因此备受煎熬。新娘一想到她的原生家
她认为她死后会变成厉鬼回来折磨那个折磨过她的人,她的婆婆也知道
示)。对于被虐待的新媳妇来说,自杀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有吸引力。
悲惨的事实,而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基本都是刚刚订婚或结过婚(如图2.2所
离婚的女人也有可能自杀。在中国,20岁左右的女性大量自杀是个
妓女。
婚的。在这种情况下,离了婚的女人如果年轻漂亮,就很有可能沦落为
手货”的单身汉通常都很穷困,毕竟他们都是因为支付不起彩礼才没结
止的,除非她再婚,否则她将无法维持生计。而且,那些可能接受“二
会让他们很尴尬。理论上,她是可以离婚的,但实际上离婚是被严格禁
因为她已不再属于娘家,她的父母也会把她看成是负担,并且认为这样
没那么容易。一个女人想要逃回自己娘家或长期待在娘家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新媳妇都会觉得自己的新生活无法忍受,但是想要逃脱却
处搁。
邻居家女人如果将婆婆虐待儿媳的闲话传到村子里,婆婆的脸面就会没
介入。通常邻居家女人的存在却有可能节制婆婆虐待儿媳的行为,因为
所以儿媳偶尔挨打被认为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她的父母通常也不愿意
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这种矛盾反而是不正常的和令人觉得奇怪的,和进来。她可能会跟自己的娘家父母抱怨,但人们认为婆媳之间的矛盾
婆的打骂或者虐待,她是无人可以求助的,她的丈夫和公公都不愿意掺
人刚结婚的第一年通常也是她一生当中最为紧张的一年。如果她遭到婆
相对于儿媳的谦恭,婆婆总是显得霸道、专横和残忍。相应地,一个女
或早或晚,两个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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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她希望这个孩子是个男孩,不过即使是个女孩,也
一个新娘子从紧张和不愉快的氛围中解脱出来的时机通常是她第一
性》(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第118页。经授权再版。
来源:马格里·沃尔夫:《中国的女性及其自杀》,载马格里·沃尔夫编:《中国社会的女
女性自杀率剖面图
[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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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子宫家庭”,这与她丈夫对家庭的认知全然不同,后者是一
感,但这只限于她对由母子构成的家庭的认知,也就是说,她对家庭的
年轻的媳妇只有在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才能找到对这个新家的归属
很孤立,至少在最初阶段是这样的。
另外,她怎么也感觉不到与丈夫家族祖先的情感联系,因此她总是感到
属于丈夫的家,总觉得丈夫的家人对她持怀疑态度甚至可能怀有敌意。
在结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刚嫁过来的女人总是会觉得自己不
把女孩灵魂安置在家里任何的角落都会给家里带来霉运。
布袋安置在家里某个黑暗的角落里——虽然中国一些地方的民众都认为
气”。[11]
因此,很多家庭都把象征女孩灵魂的、装有夭亡女孩骨灰的小
样,“如果你把一个令人厌恶的东西放在祭台上,祖先一定会很生
家庭的祭台上。但同样情况下,男孩却可以,就像一个村民所说的那
尴尬局面。按照传统,她不属于任何家庭,她的牌位也不能放在她原生
如果她在结婚之前死去,她的父母就会面临一个不知如何安放她灵魂的
白自己并不是原生家庭的真正成员,而是“属于另一个家庭”。实际上,在年轻的媳妇看来,家庭的概念却有所不同。从童年开始,她就明
负责掌管家庭荣誉、积累财产。
前的家族掌管者的继承者和受益者,他因此也要负责延续家族世系,并
成的封闭世系,他自己才是这个家庭稳固的和不可或缺的成员,是他之
来,这个家庭是一个由他们所能追溯的祖先到无限延续下去的血脉所组
不过,她不可能像她丈夫那样受到这个家庭的认可。在她丈夫看
现在,她成功地在这个家庭里占据了一个位置,并且相对有所保障了。
在没有生第一个孩子之前,一直就没有被当作是这个家庭的真正成员。
至少证明了她有生育能力,能给这个家庭生育男孩传宗接代。其实,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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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探讨的婚姻,即一个女人在她16岁到18岁这个年龄段出嫁
婚姻的变形
折磨的儿媳。[13]
个心怀恐惧的外人,而是这个家庭的女性家长,也许已经也有了她可以
也建立了对这个家以及邻里和所在村落的无比熟悉的感觉。她不再是一
后,她开始成为这个家庭的掌事人,在家里的地位也非常稳固,由此她
她和丈夫才真正地形成了共同利益并且建立了共同的感情。在婆婆去世
最后与她丈夫的父系家族(patrilineal family)的概念统一起来。这个时候,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女人关于子宫家庭的概念也会逐渐转变,族而产生的花销,对认为财产只属于子宫家庭的女人来说就是浪费。
消耗很多财产,或为某位经济困难的兄弟提供经济支持。这种因姓氏家
外,因为丈夫更加珍视整个姓氏家族,所以他可能会为姓氏家族的排场
所掌控,那么他对自己妻子所建立的子宫家庭的支持力度就很小。此
时候他甚至是子宫家庭的敌人”。[12]
比如,如果这个丈夫继续被他母亲
的。有人说,“父亲固然很重要,但他并不是这个家庭天然的成员,有
在女人眼里,她的丈夫与她眼中的子宫家庭之间的联系也是不稳定
的危险。
切基于爱情的婚姻并不利于“子宫家庭”的扩展,相反都会使其面临解体
感因此受到威胁。这也是中国婆婆强烈反对儿子恋爱结婚的原因——一
为儿媳的存在至少对婆婆继续掌控自己的儿子带来了挑战,婆婆的安全
之后得到扩展。不过,儿媳的到来却给“子宫家庭”带来了新的矛盾,因
系的所有成员。女人的“子宫家庭”将在她儿子把儿媳娶进门并生儿肓女
种“姓氏家族”(surname family)的概念,即这个家庭包括这一姓氏有血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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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对置身于次要婚姻形式当中的夫妇来说,这种婚姻并不怎么
必须由他们的父亲或家庭强迫他们在新婚之夜圆房。
姐弟的他们——至少在心理上如此——对发生性关系也非常反感,最终
兄妹或姐弟一样被抚养大,所以他们对婚姻感到极度厌恶。成为兄妹或
密程度和对彼此的满意度要比主要形式中的夫妻弱得多,因为他们曾像
心理角度来看,两者则有很大的差别。在婚姻的次要形式当中,夫妻亲
从法律上讲,婚姻的主要形式和次要形式其实没有本质差别,但从
时甚至不办任何仪式就让他们圆房。
系。很快,在她月经来潮后,家人就会为他们举办一个简约的婚礼,有
直到15岁左右的时候,她与未来丈夫的关系通常是兄妹或姐弟关
此,童养媳的死亡率要远远超出在原生家庭长大的女孩的死亡率。
到很好的治疗。在成长过程中,她通常会受到虐待并且要干重活。因
的亲生女儿,通常会给她提前断奶,她因此非常容易生病,但是却得不
而,实际上,她的养父母对她通常都很严苛和冷酷。养母如果有同样大
后像是这家的女儿一样被养大,甚至可能是吃未来婆婆的奶长大。然
常是六个月左右,最大不超过一岁——时就被送到她未来丈夫家中,然
在婚姻的次要形式中,已经订婚的新娘通常在她还是个婴儿——通
关联的社会价值观。
姻形式比前文提及的主要婚姻形式更能凸显中国社会中与“家庭主义”相
门”“招婿”——译者注),也就是成年男性嫁入女性的原生家庭。[14]
这两种婚
的家庭当中;另一种形式叫做“入赘”(uxorilolal mariage)(“入赘”俗称“倒插
式——译者注),在这种形式当中,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已经订婚
式:一种叫做“次要形式”(minor form)(这里指我国古代甚为流行的“童养媳”婚姻形
并脱离原生家庭的形式是婚姻的主要形式,其实还有另外两种婚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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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从陌生人那里买一个儿子要花很多钱,而且
通常不被看好,因为从亲戚或熟人那里过继来的儿子通常会忽视养父母
姊妹家过继一个儿子,或者从遥远的村子里买一个儿子。这后一种方法
然而,这个问题是有法可解的。一种方法是从丈夫的兄弟或妻子的
令他焦虑的未来。
无人照顾、故去之后无人祭祀等问题。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就是最
婚姻形式,否则他们就要面对家族后继无人,以及他们自己在年老之后
见,但也绝不罕见。一个没有生育男性继承人的家庭通常就会选择这种
入赘,是第二种所谓非正统的婚姻形式,其虽不如次要婚姻形式常
庭形成威胁。
出浪漫的感情,而恰因如此,这个儿媳妇也很难对婆婆所珍视的子宫家
对她的期待。然而,她未来的丈夫却很难与“姐”或“妹”一样的妻子培养
会在其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熟知丈夫家的生活方式,并且符合她未来婆婆
媳关系。一个女孩如果在其丈夫家而不是自己的原生家庭中被养大,就
并从小把她养大这种方式,来避免主要形式婚姻中必然出现的紧张的婆
的孩子定下一桩次要形式婚姻的最主要原因,是想要通过收养一个女儿
还是婴儿时就把她送到未来丈夫家养育。实际上,一个家庭选择给自己
位高的家庭与贫困家庭一样,也为儿子养童养媳,同时也会在自己女儿
的还不是结婚成本的问题,而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很多富裕且地
当然,很多父母倾向于给自己儿子选择次要形式的婚姻,主要考虑
宴有时能花掉婆家整年的收入。
者需要给新娘娘家彩礼,而且还需要给新娘和她的家人买礼物,一场婚
之前,给她提供吃穿所用的花销远远少于主要形式婚姻的花销,婆家后
姻形式给婆家带来的经济负担要轻,在“收养的女儿”真正嫁给自己儿子
好,但婆婆却觉得颇有裨益。首先,这种婚姻形式比主要的或传统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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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形式的两成到四成。在有些地区,比如江西南部,这个比例几乎达到
在华南的广东一带则较为常见,在那里,次要婚姻形式几乎占据所有婚
国北方,这两种形式都不太常见,而在长江流域的江苏和安徽等地以及
次要婚姻形式和入赘并不是普遍存在于中国各地的婚姻形式。在中
能够娶到媳妇和获得经济保障的方法。
光棍汉。入赘,虽然是个降低身份的事情,但对这样的男人来说毕竟是
少数,几乎每个村子都会有一些穷得拿不出彩礼也没有继承财产可能的
情的妻子的家人也会像对待佣人那样对他。即便如此,入赘的人也不在
不人道的和不道德的,他会被乡里乡亲所轻视,即便是本应觉得欠他人
的父母并祭祀自己的祖先。一个远离自己父母的男人怎么都会被认为是
社会关于家庭的价值观是儿子必须延续自己家族的血脉世系,服侍自己
不过,无论婚前是如何约定的,入赘的丈夫都会很悲惨,因为中国
子。
权利,他妻子父母的财产也只会留给他妻子和那些姓了妻子姓氏的孩
生活一段时间。在第二种形式中,入赘的男人并没有继承妻子家财产的
姓他自己的姓,他的孩子中有一部分姓他妻子的姓,并且只在他妻子家
且同意自己的孩子也姓妻子的姓氏。在另一种形式中,入赘的男人仍旧
(male daughter-in-low)一样脱离了与原生家庭的联系,姓妻子家的姓氏,并
入赘也有很多种形式。一种形式是,入赘的男人就像一个男媳妇
孩容易得多。)
儿无女的家庭则倾向于先收养一个女儿,然后再让一个男人入赘,这样要比直接过继一个男
择。这样的家庭会去物色一个可以入赘过来娶他们女儿的男人。(那些无
缔结一桩入赘婚姻给没有男性继承人但有女儿的家庭提供了好选
这个买来的儿子的忠诚度也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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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的位置上,而且不过一代就会被挪走。
后牌位也会被安置在地主家的祭台上,当然有可能只是被放在一个不显
承人——虽然她的孩子与正妻的孩子不可能享有同等地位;而且在她死
必须从不同于地主的异姓家族中选取,因为她的孩子也会成为地主的继
被卖掉。然而,小妾并不仅仅是提供性服务的家奴,与正妻一样,她也
活儿,并且给正妻当佣人。她可能因地主的一时之念就被从家里赶走或
上也大大低于地主的正妻。小妾通常需要卑微地承担起没有人愿意干的
纳妾时不会给小妾任何好处,也不会举办婚礼,小妾在社会和法律地位
地主的兴趣而被收房;此外,女艺人或妓女也比较容易成为小妾。地主
父母把她卖给地主为后者提供性服务;有时候,地主家的女佣也会引起
小妾总是来自于下层社会,大多数时候,小妾都是农家女儿,她的
视为道德上的污点。
社会对男人纳一个或多个小妾并没有设置法律上的障碍,而且也不将此
夫一妻制的社会,这意味着一个男人一次只能娶一个妻子,[15]
但中国
的事情,因为小妾是上层社会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中国是实行一
人纳妾无论是为了传宗接代还是只是为了自己取乐,都是一件提升声誉
丈夫纳妾也是解决没有生育后代的婚姻的一种方法,而实际上,男
纳妾和外遇
是规律。
此可见,要对中国社会的婚姻情况做总体概括是危险的,因为多样性才
就很少见了,比例大概是从零到15%,但入赘婚姻仍旧占据了10%。由
式,一成是入赘婚姻。在离海山约二百四十公里的地方,次要婚姻形式
世纪早期的婚姻状况,发现那里人们的首次婚姻中四成都是次要婚姻形
了七成到八成。有学者曾详细研究过台湾北部一个叫做海山的地方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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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嫖妓被认为是一种陋习,却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陋习。妓院经常被
人都会发现他们只能在妓院里找到浪漫的爱情,而在家里则没有这个可
集市上逛低级的窑子,而上层精英去城镇的高等娱乐场所罢了。很多男
得到原谅。这适用于所有的社会阶层的男性,只不过是穷人去家附近的
对妻子的性忠诚,只要他不在邻居和亲属当中找乐子,那么他通常都会
纳妾在中国是一种制度性存在,这表明中国社会并不十分看重丈夫
素存在的。
争斗当中。由此,纳妾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生活中总是作为破坏性因
认为女人的事情不在他管辖范围内,因此不愿意掺和到两个女人之间的
人家的,那么她也不可能从原生家庭那里找到支持和安慰,而且地主也
妾就跟儿媳一样,如同生活在地狱中。如果这个小妾是被自己父母卖给
较愉快。然而,更多的情况则是正妻对小妾心怀嫉妒,这种情况下,小
咱们就使不得?”在这种情况下,小妾就会受到较多的包容并且过得比
夫人就总是支持自己的丈夫纳妾,她说:“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
性服务的繁重任务,或者是想要借此提升家族声誉。《红楼梦》里的邢
时候妻子会鼓励丈夫纳妾,或者是因为她想要逃脱总是必须给丈夫提供
绝大多数时候,小妾在家中地位的高低一般取决于正妻的态度。有
主需要寻找性满足时他们才被允许在一起。
格。然而,社会逐渐不允许地主和小妾之间产生过多的感情,只有在地
就会很高。其实,小妾只有生了儿子才能获得进入这个家族世系的资
给地主生了个儿子,特别是在地主的正妻没有子嗣的情况下,她的地位
小妾——所以,地主和小妾之间经常会产生真正的情感。如果这个小妾
有一种情况是地主的正妻和父母并没有考虑他是否喜欢就给他选了一个
其法律地位关系不太大。通常情况下,地主都是自己选小妾——当然也
小妾的地位高低其实更取决于她与地主及其正妻的关系好坏,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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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她那“兄弟”般的丈夫达到性满足,因此只能在外面寻找这种感觉。然
远远高于主要婚姻形式下的女性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童养媳”很难
外的人发生过性关系。为什么次要婚姻形式下的女性发生私通的比例要
言,236位步入次要婚姻形式的女性当中,37.7%的人可能曾与丈夫以
入主要婚姻形式的女性当中,16.5%的人可能有过私通行为。比较而
婚外情发生的几率因婚姻形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海山315位走
际上却很常见,而且也会得到容忍”。[18]
寡的女性当中有四成的人后来都生了私生子,私通“虽不被允许,但实
会选择再嫁。[17]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台湾北部的海山地区34岁前守
却很难产生于底层社会的贫穷家庭。那些年轻的、经济困难的寡妇通常
烈妇”就如同“联合家庭”形式一样,通常只见于上层社会的富裕家庭,的寡妇,政府通常通过建立贞洁牌坊的方式赐予荣誉,但这样的“贞洁
妓女并不是唯一违背儒家关于女性贞洁理想的群体。对于拒绝再嫁
特别孝顺的女儿,肯为她父母还债,比其他女孩强多了”。[16]
去当妓女的女孩,如果这个女孩在村子里举止端庄,他们还会夸她是个
此他们并不会去谴责一个“遵从父母之命,牺牲自己过正常日子的权利
下,每个人都在进行道德让步。乡里乡亲也都知道彼此的经济状况,因
家里太穷,而且她们的收入还会成为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在这种情况
道德谴责,正如在西方社会一样。很多女孩或女人进入这个行当是因为
因为对嫖妓的容忍,那些沦为妓女的女孩和女人并不会受到强烈的
满足父亲的愿望带父亲逛妓院。
高容忍度在一个著名的孝子故事上得到了最好的证实——一个儿子为了
跟妓女在一起而写出他们一生当中最好的诗歌。中国传统社会对嫖妓的
当做做生意和政府官员谈论正事的场所。此外,很多文人也经常会因为而,真正的原因可能并非是因为纯粹的欲望问题,有研究者指出,那些
出轨的女性主要是想要给她丈夫家生育一个男性继承人,但她那个“兄
弟”般的丈夫却总是避免跟她发生性关系,所以她必须去找丈夫以外的
人——有时候甚至是婆婆授意她这样做的——这样她才可能怀孕。[19]
这都是在服务于家庭主义。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们的性生活似乎是一本正经的,但实际上,一些关于乡村生活的研究却充斥着强奸、私通和勾引等一种原始性冲动
的想象。[20]
私通行为在穷苦人那里的发生率要高于精英阶层,后者还是相对受
制于儒家关于女性理想的学说。无论这种判断是否正确,认为中国传统
社会中的女性是被隔离在社会关系之外,特别是隔离性接触的观点都是
十分不妥的,就像说典型的中国家庭都是五世同堂一样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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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俄罗斯人无疑是在抱怨令他十分沮丧的事情。即使是那些与中
这些人跟中国人都没有任何共性。[21]
之间,法国农民和莫斯科学者之间都有着成百上千个共同点,但是
最为珍视的品德。我告诉你,西伯利亚不识字的伐木工和美国教授
先生!(他很激动,捶打自己的胸膛……)个人良知是我们西方基督教文明
为面子而活,根本就不在良知的层面上考虑问题。道德和良知呢?
你:根本问题在于他们不讲道德,他们为形式而活,为表现而活,人是不可知的,我们永远理解不了他们。你知道吗?让我来告诉
永远不要以为你了解中国人。不要相信你会弄明白他们。中国
俄罗斯外交官在1972年曾经这样发泄他对中国人的怒气:
与中国人打交道时经常会感到很困扰,有时甚至使他们感到恼火。一位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社会关系内容方面显著不同,西方人因此在
同却使两者在社会互动方面截然不同。
美国社会并无结构性差别,但这两个社会关于上述关系的心理属性的不
会关系。在父子关系和夫妻关系上,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今的
的前提和本能——却可能是不同的,而这最终将导致形成全然不同的社
中,社会关系的结构可能是相同的,社会关系的内容——激活社会关系
系的内容和结构进行区分都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方法。在两种不同文化当
当对中国社会或任何其他社会中的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时,对社会关
社会互动的内容
The Content of Social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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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者、长官与僚属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类似于家庭内部的垂直和不平
依附角色之间的关系。家庭以外的社会关系,比如说师生、雇主和被雇
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基本上都是垂直的和不平等的关系,即权威角色与
是这样)。在不同程度上,夫妻、母女、婆媳、兄妹、兄弟等其他家庭成
可挑战的形象,而儿子对父亲都是顺从的、卑微的和忠诚的(至少表面上
进程的深刻影响。中国的父亲对儿子来说总是高高在上的、严厉的和不
庭当中找到,而中国人在一生当中在社会互动中的反应受到家庭社会化
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绝大多数特征都可以在中国人的家
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
如,两个关系十分紧密的朋友),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
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比
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
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
行为的几大特征。
一点也非常重要。然而,抛开上述考虑,我们或许能概括出中国人社会
在行为动因上必然带有其所属社会关系或阶层的某些特征——认识到这
身处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个体或成员(例如没受过教育的农民与思想复杂的文人)
的社会当中人的行为原因进行分析,将是一个十分困难的任务。比如,对行为原因进行分析,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情况复杂
为动机与西方人完全不同。
慷慨以及他们丰富生活中的西方人,也会意识到中国人的互动模式和行
国人建立了长期和深厚友谊的西方人,哪怕是曾经沉浸在中国人热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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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干活”,甚至连看都不看一眼工人们正在干的活。他们下命
无论任何时候,只要他们经过工人的身旁,就会大声催促工人
国的工厂主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权威角色的代表:
的不顺从和独立进行严厉惩罚,体罚是很常见的事情。20世纪40年代中
似乎是无所不知的,他绝不能容忍来自学生的任何挑战,并且会对学生
对儿媳采取的都是严苛和严厉的,有时候甚至是故意刁难的态度;老师
形成了深远影响。社会关系中的上级对待下级,比如父亲对儿子,婆婆
这种上下级关系或权威―从属关系模式对中国社会的人际互动关系
会有一个人在地位上要高于另一个人”。[22]
确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没有任何两个人真正是平等关系,必然
一方都不期待在这种关系中谋求自己的利益。可很显然,“中国社会的
当然,中国人非常享受亲密的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崇尚平等,任何
而不是平行的。
可以进行各种组合,但无论怎样组合其决定的社会关系却总是垂直的,样是他却可能必须对自己出身高官家庭的妻子表示顺从。上述因素虽然
比出身富裕家庭但没受过教育的地主或商人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同
关系的微妙差别。一个中等家庭出身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可能会
位的影响程度是各有不同的,而它们之间进行不同的组合就会带来社会
教育成为决定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上述五个因素对一个人社会地
外,财富和权力是决定性因素。因为中国社会赋予了教育很高的地位,具有绝对权威,兄弟对姐妹的关系要优先于姐妹之间的关系。在家庭以
育等因素。在家庭成员当中,年龄和性别则是决定性因素。兄长对弟弟
各阶层之间的相对地位主要取决于年龄、性别、财富和权力以及教
等关系。
67
有感情的关系。两个人可能有关系,但他们之间的感情可能好,也可能
时被翻译为“感受”(feelings)或“感觉”(sentiment),它指的是有感情的、带
关系本身只是一种联系,赋予其内容和力量的其实是感情。感情有
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事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
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26]
人们非常渴求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
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
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
会化过程中就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
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
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二个特征是,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
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
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
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
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
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
明确的服从态度”。[25]
的人”。[24]
因此,有人说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一特征就是对权威表现出
上“总是迂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
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
要的命令,好像只是为了显示他们拥有下命令的权力。[23]
一些官员,哪怕他们只是助理工程师,也总是越权去给工人下不必
令的时候也总是非常狂暴和粗鲁,仿佛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奴隶。另
68
是“有面子”。中国人用“脸”或“面子”来指代我们所说的“face”,其实两
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
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
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投资’,将来会有很好的回报。”[28]
国人这样做的时候,他通常对对方的回报和反应有所期待。给他人帮忙
法将来可能会换来好处。一位中国学者对此做了如下解释:“当一个中
时经常会花费很多钱在请客和送礼上,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润滑关系的做
的人也是维系良好关系的常见方式。中国人在自己家庭或家族遭受不幸
系;帮忙或送礼则是另一种培养感情的方式,宴请一个可能对自己有用
位高的一方采取恰当的尊重和顺从的态度无疑会有助于迎合这种上下关
方就越要费心去维系好他们之间的感情。维系感情有很多种方式,对地
努力,这段关系就会失效。通常,关系中的某一方社会地位越高,另一
无论关系的本质如何,只要其中任何一方不再为维持或改善关系而
关系。
的关系形式是师生关系或同学关系,抑或是一个人离开本土之后的同乡
的兄弟安排工作,不论这个人是否适合做这个工作。另一种承载着感情
带关系盛行的原因之一,比如政府官员或工厂主会为自己的叔叔或妻子
有义务支持那些失业、生病和年老的亲属。[27]
这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裙
的社会服务和慈善基金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按照传统,家庭成员
会崇尚的道德责任。这也是中国社会不需要建立当今美国社会那样复杂
搞好感情。家族和亲属关系尤为如此,因为亲属之间互信互助是中国社
在这种社会价值观指导下,很多中国人都倾向于在一段关系中首先
的有无或好坏。
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感情,因此他们关系的效力取决于他们之间感情
69
一个人如果“太要面子”通常会遭到嘲笑。“太要面子”这个词一般来说是
人们并不认为“太要面子”是积极和正面的品质(而“要脸”则受到赞赏),很“丢脸”(因为小气既有道德意味又暗示着他们的社会地位)。
面子”他仍会这么做。反之,如果他们过分俭省,就会“很没面子”,也
席,哪怕这会使自己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但为了给自己和自己家“挣
他就“有面子”了。不太富裕的农民在儿子结婚或在父亲去世后大办宴
仅仅是出于好意,而且还是在显示他有能力负担这些巨大的开销,这样
乡学,修桥以便利公共交通或请戏班子唱戏来娱乐乡里等慈善行为,不
地位为本位,大多数中国人都渴望“有面子”。比如说,富裕的村民建立
富和权力,受过的良好教育,有能力强的朋友等。因为中国社会以社会
不是来自于他人给予的正面道德评价,而是来自于一个人自己拥有的财
“有面子”和“有脸”一样,意味着受到别人的尊重。不过,“面子”并
的地主无情地抢掠一个穷困寡妇的土地,人们就会骂他“太不要脸”。
控力。如果一个人故意表现出与其社会地位不符的言行,比如一个富有
位高的人陷入这种纷争当中,人们对他们的期待则是言行得体和拥有自
出手就不会觉得“丢脸”,因为整个社会对他们的言行标准较低。如果地
在意是否“丢脸”。社会底层的农民或工人如果陷入土地纷争并因此大打
如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也不在乎道德虚名,那么他就不会太
她“怕丢脸”,即招致村里其他女人的负面评价。
门就被邻里认为是很“丢脸”。限制婆婆虐待儿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含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行为符合其社会地位的意思。一个富人如果太抠
是“丢脸”的事情。中国人给太多行为都赋予了道德含义,所以“脸”也包
是否“丢脸”。比如一个人自诩道德高尚却被发现说谎或有欺骗行为就
而带来的自尊。因为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
者在意思上是有差别的。“脸”的意思是一个人因道德高尚,拥有好名声
70
服从,对不服从的惩罚是对孩子进行残酷的鞭打直至打出血或者打出血
养育的主流理论是长辈必须碾压年轻人的意志。孩子被要求对父母绝对
就算孩子活过婴幼儿时期,父母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感情,因为关于父母
少。可能是因为孩子经常夭亡,所以父母就愚蠢地不对他们投入感情。
在10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父母对自己未成年的孩子投入的感情很
命。”妻子可以再找,但是马如果死了却是经济上的重大损失。[31]
生病,农民会马上冲到铁匠那里照顾他的马,而让他的妻子听天由
情。在法国,农民看重他的马胜于看重他的妻子。“如果马和妻子同时
人认为当事人有权对此有所抱怨”。[30]
在底层社会,夫妇之间很少有感
世纪早期,在英国有产阶级当中,人们就像买牛卖牛一样买卖孩子,没
巨大变化。在英国,婚姻的缔结是出于“对家庭实际利益的算计”,“16
与今天大有不同了。在帝制时代晚期,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
度和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社会也
其实,我们经常忽略一个明显的事实,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社会制
们嘲笑的对象。[29]
子”的满族人在尽力找回他本已经失去的社会地位,但他最终变成了人
用手蘸口水写字,然后吃掉芝麻。这个滑稽故事讲的就是这个“太要面
的芝麻。他还装做生气的样子拍桌子把掉在缝里的芝麻弹起来,并继续
指蘸着口水装着在桌子上写字,在这个过程中,他趁机吃掉粘在手指上
贵族,怎么能像一个农民一样从桌上捡起芝麻放到嘴里呢?于是他用手
从点心上掉下来的芝麻也吃掉。不过,他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过去可是
人本来没钱却一定要去茶馆买一块点心,吃完之后没有吃饱,所以想把
去原有地位之后无法适应较低的社会地位和穷困生活,比如,一个满族
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满族人就是“太要面子”的最好例证,他们在失
贬义的,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在追求超过他原本应有的社会地位。1911
71
[4] 杰拉德·温菲尔德(Gerald F. Winfield)曾写道:“在中国绝大多数现代医院里,女性在
[3] Ibid., p. 9.
Technology Press, 1959) , p. 20.
[2] C. K. Yang,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Columbia University Teachers College, 1925) , pp. 187—88, 105.
[1] Daniel Harrison Kulp, 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New York:
注释
Notes
有力支撑的民间信仰问题。
楚地了解上述领域的变化。然而,首先,我们必须考察作为家庭主义强
始加速了。在对中国经济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考察之后,我们会更加清
的变化仍不十分清楚,但我们却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变化开
会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以及女性地位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发生了怎样
外,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实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虽然我们现在对中国社
国社会生活中令人不愉快的那些特征并不是中国或亚洲国家独有的,此
这些关于18世纪以前欧洲社会的描述提醒我们,帝制时代晚期的中
迫了她的要害器官引起窒息,因此造成了她的死亡”。[33]
脏的发育,她的胸骨遭到压迫而内陷,两根肋骨已经折断,紧身内衣压
小女孩死了,医学检查表明,“她的紧身衣使她非常痛苦,阻碍了她肺
身内衣中,她们因此躯干变形,甚至变得残疾。在1665年,一个两岁的
欧洲人并不缠足,但年轻女性腰身却被塞进钢制或者鲸骨制作的束
于,个人不重要,家庭最重要”。[32]
很少给予爱护。“对这个时期有产阶级人际关系进行理解的关键就在
将长子看成是继承家族姓氏和财产的人选。不过即便是对长子,父母也
泡。在英国精英阶层,家里的长子对其他弟妹拥有绝对权威,因为父母
72
从这个意义上讲,子宫家庭更是用于那些能够维持主干家庭及联合家庭形式的富裕家庭,而不
都很贫困。在这样的家庭里,丈夫与其原生家庭的血缘关系较弱,与其妻子儿女的关系较强。
上,据我们所知,三分之二的中国家庭都主要是由父母及其子女组成的夫妇式家庭,而且通常
主要是对婆婆和儿媳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来说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实际
念看起来多么充满理性,中国的新娘们对此也不会太感兴趣。另外,其实子宫家庭的概念可能
心家庭的价值观,我们其实不得而知。假设女性深以此种价值观为然,那么无论子宫家庭的概
和社会属性上的差别,不过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女性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内化了男性核
[13] “子宫家庭”这一概念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洞见到了中国社会中的男女两性在心理
33页。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p. 32—41,转引自该书第
[12] “子宫家庭”是卢蕙馨(Margery Wolf)提出来的概念,参见Margery Wolf, Women and Society, ed. Arthur P. Wolf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p. 148。
[11] 转引自Arthur P.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订婚宴和婚宴上以及婆家给新娘买的金银首饰上。因为“要面子”,所以就要实实在在地花钱。
生家庭,而是会成为新郎和新娘所共同建立的新家的财产。另一些钱花在订婚喜饼以及大型的
旗鼓地带到新家里去,这样邻里乡亲才能看到这些嫁妆并为之赞叹。嫁妆通常不属于新郎的原
庭的财产。作为回馈,新娘也要带着布料、衣服、家具以及钱等嫁妆嫁到新家,而且是要大张
都要为婚礼花上全年一半甚至更多的收入。新郎家要支付彩礼,而这笔彩礼将成为新娘原生家
[10] 对任何阶层的家庭来说,婚礼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事件。无论是新郎家还是新娘家
[9] 20世纪以前,大多数中国女性在17岁左右结婚,而男性则在19岁左右结婚。
University Press, 1972) , pp. 70—71。
[8] 转引自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7] 转引自R. H.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Leiden: Brill, 1961) , pp. 98—99。
代。
同于家族的。虽然宗族成员也共有姓氏和财产,但他们并不一定是来自于同一个血缘世系的后
外,宗族也拥有共同财产、祠堂等相同要素等,因此看似与家族相似,但其在严格意义上是不
一个祠堂进行祭祀以象征他们之间的团结。传统上,这种伞状组织被视为高等级的家族。此
[6] 一些家族因为增殖很快,所以逐渐衍生出很多生活在不同社区中的支系,但支系仍在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2—44, 195—96) 。
Myron L. Cohen, House United, House Divided: The Chinese Family in Taiwan (New York: Columbia p. 178. 孔迈隆(Myron L. Cohen)发现,兄弟联合家庭至少能在分家在即之时保持稳定,参见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ed. Maurice Freedm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5] Maurice Freedman, “Ritual Aspects of Chinese Kinship and Marriage, ” in Family and Associates, 1948, p. 109) 。
存活下来。参见Gerald F. Winfield, China: The Land and the People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其一生中怀孕5至12次,甚至多达15次,才能有一两个孩子存活下来,更多的时候是一个都没有
73
p. 294.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ed. John K. Fairban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 [28] Lien-sheng Yang, “The Concept of ‘Pao’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 in 机构等。我对此的印象是这些机构数量很少且彼此相距很远。
[27] 在帝制时代晚期,照顾鳏寡孤独以及残障人士的机构主要是教会、家族及私人慈善
(Garden City, N.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0) , p. 109.
[26] 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Purpose and Fulfillment in Great Civilizations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p. 265.
[25] Francis L. K. Hsu, 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p. 112.
[24]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 pp. 118—19.
[23] Kuo-heng Shih, 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 A Study of Labor In Chinese War Industry Chines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Service Center, 1971) , p. 6.
[22] Wolfram Eberhard, Moral and Social Values of the Chinese: Collected Essays (Taipei:
[21] 转引自Simon Leys, Chinese Shadow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 , p. 181.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 pp. 163, 164, 181, 228, 229。
1978) , pp. 104—105, 108—09, 117; William Hinto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20] 相关例证参见 Jonathan D. Spence,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pp. 182—83.
[18] Wolf and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pp. 159—60.
1985] , p. 321)。
Asian History, ed. Susan B. Hanley and Arthur P. Wolf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Uxorilocal Marriage in China, ” in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妇再婚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她家里缺乏成年男性劳动力(参见,Burton Pasternak, “On the Causes and Chieh-shan,Marriage and Adoption, P. 228),然而巴博德(Burton Pasternak)却坚持认为寡
[17] 武雅士和黄介山指出,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的寡妇“通常”会再婚(参见Arthur P. Wolf [16] Margery Wolf, Women and the Family, p. 208.
严重损害姻亲的事情从而给家族造成重大损失时才能再娶。
[15] 在中国,男人能再娶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一个男人只有其首任妻子婚前失真或做出
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精彩论述,参见Arthur P. Wolf and Chieh-shan, Huang, 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a, 1845— [14] 此处主要借鉴了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黄介山(Chieh-shan, Huang)有关于此的
是用于那些无法维系上述两种形式的贫困家庭。[29] 这个故事摘录于 Hu Hsien-chin, “The Chinese Concept of ‘Face, ” in Pers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al Milieu, ed. Douglas G. Haring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56) , p. 460。
[30]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Row, 1977) , p. 190.
[31] Ibid., p. 103. Ellipses in source.
[32] Ibid., p. 112.
[33] Ibid., p. 162.
74第3章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The Popular Religion
神、鬼和祖先:民间信仰
75
中国人对超自然认知的起源至今笼罩在史前时代的迷雾当中。据
神说“我要撒尿,请躲开点”。
人告诉小男孩鬼神无处不在,当小男孩夜晚在路旁撒尿之前,会对鬼
生活的最明显证据。人们认为鬼神是无所不在的,比如,平时总会有
看见有人烧香、烧纸钱、上供、放鞭炮,而这恰是中国人活跃的信仰
门神(spirit gates)以阻止恶灵进入。不论你在哪一天去哪个村镇,都会
上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个祭坛和上供的地方。每家每户进门处都张贴
宇,道路甚至田间小径旁也有数不过来的供奉各种神灵的神祠;实际
是无形的,但却真实存在。每个村镇里最高大和华丽的建筑通常是庙
注神秘和超自然力量。中国人认为,神灵和灵魂无所不在,虽然它们
实际上,数个世纪以来中国所有社会地位和经济阶层的人都很关
沉迷于对神的存在的思考”。[1]
胡适曾指出,“中国人不像其他种族那般重视来世……他们没有时间
蒙羞的那些宗教偏见和迷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知名的学者
很多外来观察者认为,中国人非常理性,他们没有曾使欧洲社会周代(公元前1046—公元前256)的可考文献,我们在20世纪仍可见到的民
间信仰的某些基本要素其实在那时已经基本形成了。比如,那时的人
们已拥有祖先崇拜的观念,认为世上存在着很多能影响凡人命运的鬼
神,而且相信可以通过占卜和祭祀对鬼神施加影响。
包容性是中国社会本土信仰的标志性特征。民间信仰到汉代时已
融入了诸如“阴阳”“五行”等改良了的宇宙观概念;汉人移居到北
方平原地区之后又融合了当地的很多信仰要素;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
里,中国民间信仰又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神学理论和神灵观并因此变
得更加丰富。
从公元2世纪到10世纪的近八百年间,佛教和道教因受到特定朝
代统治者的推崇而拥有大量信众,所以中国本土信仰与儒学思想几乎
淹没在这两种宗教当中。佛教在中国尤为流行,唐代的中国几乎就是
个佛教国家,寺庙拥有无上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对中国人的宗教情感
有着很深厚的影响。
76
路,当然,它们也是因为融合了佛教和道教思想和特点才得以复兴
随着道教和佛教的衰落,儒家思想和本土信仰逐渐走上了复兴之
派也面临着教义和制度衰落的困境。[2]
践而非哲学思考而保持着活力,但到了帝制时代晚期,就连这两个流
能。在众多佛教流派中,只有禅宗和净土宗这两个流派因强调宗教实
场所。和尚在智识和道德方面不再是表率,也不再具有传达教义的职
教也逐渐失去活力,寺庙不再是普度众生的场所,却成了人们避世的
虽然皇帝曾向道士咨询和寻求精神慰藉,但大众却不太信仰道教。佛
公元9世纪到12世纪期间,道教和佛教开始走向衰落。在元代,的。比如佛教的灵魂转世和因果报应观念就被融入了民间信仰当中,而且佛教的菩萨也被纳入了民间信仰的万神殿。此外,民间信仰还从
道教那里吸收了巫术和神化历史上或传说中的伟大人物等做法。尽管
民间信仰经历过种种与其他宗教的融合,但从基本要素方面来看,帝
制时代晚期和现代化早期的民间信仰仍旧是两千多年前孔子时代的那
个民间信仰,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77
78
的官员,也有类似皇帝的最高神灵,他们共同构成了金字塔式的层级关
信仰的万神殿是帝制时代中国官僚体制的映射,万神殿中既有掌管一方
权力最大和最令人敬畏的,就像是现实社会当中的官员。实际上,民间
神、鬼和祖先是神灵最为主要的三种类型。在凡人的想象中,神是
说,赢得神灵的支持、避免遭到神灵的厌恶是非常重要的。
食物、钱财和住所。由于他们拥有干涉凡人生活的能力,所以对凡人来
旧被赋予了凡人的性格特征。他们会骄傲、嫉妒、愤怒和高兴,也需要
好,但另一些神灵很坏。虽然这些神灵拥有超越凡人的力量,但他们仍
里也有官僚和普通民众,也有警察和士兵,乞丐和流氓。有些神灵很
民间信仰的信众认为,神灵世界是人类社会图景的映射。神灵世界
产生直接影响的世界。当然,人们也能反过来影响神灵世界。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神灵世界却是一个无比真实的、能对人们生活
在人们的想象中,生活在他界当中的神灵通常不能被肉眼所见,但
丁等事情的回应程度。
在意信仰的神灵是否灵验,即神灵对他们祈求保佑、治愈疾病和生育男
灵的凡人们并不关注超自然力量体系本身在神学层面上的矛盾,而是更
道教的神话英雄等神灵都在民间信仰的万神殿里和谐共存。信仰这些神
民间信仰是多神论的和万物有灵论的,山神、树神、佛教的菩萨和
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数据统计
Supernatural Realm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79
在中国,土地神庙到处可见。一般说来,土地神庙就是一座小房
了。
从前村子的土地神之间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以后他就归新的土地神管辖
是严格控制在一定地域之内的。当一位农民移居到另一个村子时,他与
神的许可。土地神与其信众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但土地神的职权范围
丧嫁娶都会向土地神报告,就连想要搭建或拆除一栋建筑也会征求土地
录他们的言行并向上级神灵报告。正因如此,人们无论生老病死还是婚
一方百姓不受游魂野鬼侵犯,同时他也会监督其管辖范围内的人们,记
围通常包括一个或几个村子,抑或一个城市。土地神的首要职责是保护
了。作为“仙”,土地神类似县官,负责掌管特定地域内的事务,管辖范
god),或“土地公公”。土地神信仰早在公元1世纪就普遍见于中国各地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神灵世界官僚体系中还有一个土地神(earth
望灶神在天帝面前替自家说些好话。
或其他种类的糖,或用好吃的和酒给灶神上供,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
承和贿赂,所以在春节庆祝活动开始之初就会给灶神的嘴上抹上糯米糕
下的这家人的言行。人们认为所有的神灵与人间的官僚一样都需要受奉
每当春节快要到来之时,灶神就会返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报告他监管
方的碗柜上贴上灶神像。
形成的家庭都会从老炉灶里带走一块炭火放在自家炉灶里,并在炉灶上
阶层的婚姻式小家庭还是上层社会的数代同堂的联合家庭,分家之后新
是做饭的地方,也是这家人作为一个整体的象征。无论这个家庭是农民
者的角色。在传统中国社会,每家每户的厨房里都有炉灶,这个炉灶既
灶神是神灵世界官僚体系最底层的神,在每家每户那里扮演着监督
系。
80
这些神并非无所不能,他们与凡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层级不同而不在
感知到的事物的神。[3]
体各个部分和器官的神,以及所有能被感知到的事物和大量不能被
日月星辰神,路神以及没有路的地方的神,风云雷电神,掌管人身
神,掌管村镇的神,商业神,山神和江河湖海神,天神和地狱神,管财富、地位和幸福的神,战神,保护老年人的神,死神,生育
各类自然神和保护神,治病的(包括被恶灵附体或者牙疼病)神,掌
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在1910年写道:
中国传统社会有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类型和各种功能的神,正如一位
来好运;战神关帝是忠诚的象征,而且还能为他的信仰者带来财富。
封为天后的妈祖最初是保护航海者的女神,她能治病、能降雨,还能带
能力的圣人。比如来自于佛教的慈悲女神观音,其主要职能是送子;被
其实也有很多神灵并不被认为是官僚,他们更像是拥有智慧和魔法
国皇帝在凡间的地位。
上级报告。位于神灵体系最高层的是玉皇大帝,他在神界的地位如同中
一般意义上的监督者,他们像是官僚体系里的巡视员,到处巡视然后向
地神的神灵,城隍(city god)则是管理城市的神灵。此外还有另一些神是
与人们的关系很疏离。比如,上帝公(shanp-ti-kung)被认为是直接领导土
在灶神和土地神之上,还有很多能力更大的神,但他们高高在上,神龛里供着土地神像。
行仪式,而不是非要赶到镇中心才能办这些事。一些家庭甚至在家中的
建更小的,甚至和家里狗舍差不多大的土地神庙,这样他们才能随时举
子,通常建在村子中心地带。其实农民更倾向于在小路或者田间地头搭
81
徒,中国人对地狱的恐惧感要弱得多。不过,在中国,一个人想要在死
界行走的方法,就如同他们在凡间一样。因此,比起西方虔诚的基督
符号的衣服也是这个用意。讲求实用主义的中国人由此找到了在神灵世
轻亡者灵魂遭受折磨时的痛苦,而给亡者遗体穿上绣有佛经或其他灵验
就会免遭惩罚。以烧纸钱的方式给地狱中的官僚提供祭品(贿赂)能够减
天才能在地狱转一圈)当中某些特殊时刻举办上文提及的仪式,亡者的灵魂
很多中国人相信,在亡者入殓期间或在此后49天(人们认为亡灵需要49
次投生到阳世。
以忘记所有痛苦——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然后再
劈开,用碾子碾死他等。在经历这些磨难之后,阳魂会喝下一碗孟婆汤
布这个人生前做过的错事和对他的惩罚,比如让他下油锅,把他从中间
后,他的阳魂会被派到地狱去面对神界的法官,后者会当着阳魂的面宣
荡过程中慢慢消失。相对而言,阳魂是不朽的和较为复杂的。一个人死
太重要了。阴魂通常在已故者的棺材或坟墓旁边徘徊,但它最终会在游
个是阴魂,阴魂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必备的,但它在一个人死后就不
对普通人来说,他们其实只要关注两个魂的存在就足够了。其中一
属性为阳(由此可见,儒家最著名的哲学家也是民间信仰的信徒)。
儒朱熹(1130―1200)断定人只拥有10个“魂”,其中7个属性为阴,另外3个
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人相信每个人都拥有36个“魂”,但是宋代大
成祖先还是变成鬼魂全看他们的命运了。关于一个人拥有多少“魂”,一
比神低一级的则是普通男女的灵魂。这些普通男女在故去之后是变
是这个县的县太爷——现在他已经不是了。
神秦裕伯(1296―1373)生前其实是明朝翰林,而掌管江西某县的神灵则
于类型不同。很多神其实只是拥有神力的、卓越的祖先,比如上海保护
82
在父母死后不祭祀父母,那么父母的灵魂就会给他或他的家人带来疾
灵魂的职责。儿子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带给他生命的恩赐,如果他不孝,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女孩注定是要出嫁的。儿子必须承担起照拂他父母
有人给他提供必需品。因此,这个人至少要有一个儿子。女儿在这方面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做好准备,这样他在死后才会
测,这些被烧掉或埋掉牌位的亡魂会彻底消失,但并不会沦为饿鬼。
位会通过某种仪式被烧掉或埋掉,所以也必然会从祭坛上撤下来。据推
(祖父母或高祖父母,但不会再超出这个范围)。较为次要的或更久远的祖先的牌
(比如这个世系的创始者或生前当过官的祖先),或那些能被在世的人记住的祖先 位。相应地,一般家庭通常也只祭祀那些最重要的或最有权势的祖先
有祖先献祭,就算没有别的原因,家里的祭坛也放不下那么多人的牌
中国人往往从典型的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他们不必给故去的所
至于像鬼魂一样在地狱里游荡。
情,也唯有如此,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才能享受到祖先应有的待遇,而不
为近世祖先,尤其是为亡故的父母和祖父母献祭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祖仪式,而这即可被界定为中国人“最基本的宗教”。[4]
对中国人来说,为亡者灵魂举办提供必需品的仪式就这样一直延续着,逐渐成为祭
鬼魂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并且总是心怀不满和恶意的。
其提供必需品的灵魂就会沦为鬼魂——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的想象中,供。有孝顺的后代为其提供必需品的灵魂就能成为祖先,而没有后代为
宿、穿衣和花钱,只不过这些待遇只能靠世间的人以仪式献祭等方式提
的确相信灵魂会在超自然界的某些地方继续存在,而且仍需要吃饭、住
尽管中国人关于已故者阳魂再生的观念中暗含着一些矛盾,但他们
后免去痛苦的折磨,必须要有男性继承人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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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的布袋送到寺院、尼姑庵或萨满那里,和尚们为获得报酬就会为这个
有些父母比较关爱死去女儿的灵魂,他们会把女儿的牌位或装有女儿骨
常不把她视为家族成员,所以她的兄弟姐妹及其后代也不会祭祀她。也
不幸的是,女孩死后就不会有这样的待遇,因为女孩的原生家庭通
长孩子”(the first to die had actually been the eldelt)的说法让兄弟姐妹祭祀他。
姐妹中最年幼的,他的家人也仍愿意按照“第一个死去孩子就算是最年
他——这种做法其实并不少见,不仅如此,就算这个死了的男孩是兄弟
之后死了,他的父母把他的牌位摆到家族祭坛上并让他的兄弟姐妹祭祀
便有可能受到恶灵影响也仍肯“动脑筋”。比如一个男孩在度过幼年时期
的婴儿和那些不幸的人的灵魂都会变成鬼魂,前提是他的父母或亲人即
意外死亡的女人的灵魂也有成为鬼魂的危险。其实,也并不是所有夭折
未婚女子或已嫁但未育就死去的女人的灵魂,自杀的、溺死的以及
也就不会再附到这对父母下次生的孩子身上了”。[6]
子不会那么早就死去,如果野狗把他吃了,恶灵就会进到狗的身体里,此山东人是这样解释的,“肯定有个恶灵藏在孩子的身体里,否则那孩
东,人们把夭折的婴儿埋得很浅,这样方便野狗把尸体挖出来吃掉,对
他的父母就会认为这个孩子是假借孩子的样子来害他们的鬼魂。在山
成为鬼魂。夭折婴儿的灵魂也通常被认为是鬼魂。如果一个婴儿夭折,阴间那些没有被祭祀的灵魂或非正常死亡及暴死的人的灵魂通常会
剧。
收养或缔结入赘婚姻来获得一个男性后代,则会被认为是非常可怕的悲
变成鬼魂,取决于其是否受到后代祭祀,而没有男性后代,也没能通过
的幸福,但其中仍讲究互惠原则。[5]
因为一个灵魂究竟是变成祖先还是
病、死亡和各种不幸。不过,祖先通常都很宽容慈悲,会保佑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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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直接叫他们“鬼”,可能会惹怒他们并招惹灾祸。
魂上供。中国人经常把鬼魂委婉地称为“好兄弟”(Good Brothers),他们认
和厄运。中国人因此在农历每月初二或十六给那些潜藏在住所附近的鬼
人的事。同样鬼魂也有可能给那些没有慷慨地给他们供品的人带来疾病
意义上都被视为敲诈者,如果不给乞丐一些救济,他们就会做出一些害
蔑视鬼魂,但也知道鬼魂不是好糊弄的。在现实世界当中,乞丐在某种
中国人通常把鬼魂与乞丐、流氓、强盗等同视之。不过,他们虽然
先,对这个农民来说就是鬼魂,他会因此感到害怕。
村老林家已去世的老母亲在她忌日前一天前来接受祭祀的。林家的祖
看到一个白色幽灵穿过田野飘向他所在的村子,而他的伙伴确认这是同
人的祖先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鬼魂。比如说,一个年轻的农民说他
伤害。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关于超自然力量的悖论:一个
陌生的,因为人们一般都会认为陌生人很可疑并且很可能会给别人带来
因为他们是死于暴力或不公正;他们也可能是恶毒的,仅仅因为他们是
人给它们提供在灵界舒适生活的必需品;他们也可能是愤怒和卑鄙的,鬼魂一般被认为是恶灵,他们总是饥饿的和卑劣的,因为凡间没有
的“第一个”妻子,而这个男人的儿子今后必须担负起祭祀她的职责。
婚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儿子,这意味着这个女人会被默认为这个男人
包,那么命中注定他就必须娶这个已故女孩。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男人已
生辰八家的纸装进一个布包里然后扔在路边,如果路过的男人捡起布
祭祀。缔结冥婚的通常办法是,已故女孩的父母把装着写有女孩名字和
婚,这样这个女孩就能成为另一家世系的成员并受到这个世系的后代的
已故女孩的父母会通过各种方式找一个在世的男人与已故女孩的灵魂结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给死去的女孩缔结一桩冥婚(ghost marriage)。这个
死去的女孩做一些基本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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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盆或碗,因为超自然界(supernatural world)没有供鬼魂洗手的地方。到
做熟的和切块的,或者生的和整个的。这些供品旁边都会有一个用来洗
对声名狼藉的和什么都吃的鬼魂,人们会给他们各种形式的食物,米饭和筷子,因为神是不会在祭祀的人面前吃东西的。
的整猪,带着根和叶子的整根甘蔗),此外还有三杯酒和一盘水果,但不会有
而且基本上都没有经过加工(比如拔光了毛只留下几根尾羽的整鸡,肠子绕在脖子上
最简单,是人马上就能吃的食物,而给玉皇大帝的供品不但个头很大,的形式和规格因神的级别不同而不同。比如,给级别低的土地神的供品
的整块肉,比如一只鸭、一条鱼,或整扇猪肉,也包括一些蔬菜。供品
私密场所里享用。供品通常包括三到五种已经煮熟但未切片也不加调料
道理。因此,给神的供品就等于送给神的礼物,神在接受礼物之后会在
家庭饭桌上轻松愉快的气氛,这跟县官不能与普通农民一起吃饭是一个
完全不适用于人们与神灵或鬼魂之间的关系。神高高在上的地位会打破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或社会地位相同的人之间的亲密感和舒适感,生前吃饭时一样,所以也会在祭坛上摆上米饭和筷子供祖先使用。
的辛辣食物和祖母喜欢的米糕等摆上祭坛;人们给祖先上供时就和他们
放上调料,连汤都是热的,也会根据祖先生前的喜好,比如把祖父喜欢
的食物。人们在祖先祭坛上摆的都是做好的现成食物,他们会把肉切好
看成是受供奉和祭奠的家族成员,因此会邀请祖先回家享用其生前喜欢
中国人通过祭品的差异区分三种不同的超自然神灵。中国人把祖先
宗教崇拜和节日
Religious Worship and Festi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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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很旺,信众也会大量增加,甚至财政捐助也会相应增加。在中国传统
为灵验的神灵。如果一个神灵很灵验,那么供奉这位神灵的寺庙香火就
控,而且他们可以径自去祭拜他们认为对解决自己关注或在意的问题尤
信仰者可以在一天当中任何时间到庙里来,无须受神职人员的掌
官、水官三位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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