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较量：乐观的经济学与悲观的生态学

    作者：【美】保罗·萨宾

    译者：丁育苗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9-01-01

    ISBN：9787544294720

    价格：68.00元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目录

    CONTENTS

    序

    引言

    第一章 生物学家的援救

    第二章 关于增长的梦想和恐惧

    第三章 聆听卡珊德拉

    第四章 乐观主义的胜利

    第五章 两极化的政治

    第六章 赌一赌地球的未来献给我的父母 For my parents一个典型的冬日周末早晨，家里冷冰冰的。此时正值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后期，父母将恒温器设在六十华氏度

    [1]。哥哥在厨

    房拿着《波士顿环球报》的体育版，靠在冰箱的散热孔旁。而我

    戴着羊毛帽，在餐厅的暖风口前看最喜欢的漫画。

    说起来，这本书正源自童年时期那些寒冷的早晨。在之后的

    篇幅中，我要面对的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地球上人类的未来。同

    时，本书还将试着回答一个挥之不去且更为私人的问题：我家究

    竟为什么这么冷？

    我出生于一九七〇年三月，第一个地球日的前一个月。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的环保意识深深影响了我的家庭：从罐头到热能，努力节约一切，坚信浪费可耻。我还记得穿二手衣服、在家理发

    和不看电视的习惯。恒温器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身处资源匮

    乏的世界，我们应该减少消耗。日常生活中的小抉择，反映了关

    乎正确生活方式的更重大的道德决策。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大学时期以及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坚持

    这一道德准则。我为高中校报写专栏，批判物质主义，关注臭氧

    层。大学期间，我学习历史和环境研究，甚至在校园的垃圾回收

    车上结识了我未来的妻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在研究生院

    攻读美国历史期间，我从案卷中抽身，建立了一个非营利项目

    —“环境领导力项目”，将同样关心环境问题的学者、倡导型组

    织、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同仁们聚集起来。

    序此时，我的思想日渐成熟。我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例如，反

    对将危险的发电站建在贫民区，或者大幅削减美国国家环保局的

    执行预算—但要说明自己支持什么却很难。“绿色经济”究竟如何

    运作？我们应当如何权衡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三者之

    间的关系？环境领导力项目就是想排除党派立场的分歧，挑战诸

    如此类的问题。我希望通过激烈的争论，找到令人信服的方式来

    平衡互相较量的社会目标。

    二〇〇八年，我开始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执教，希望能继续思

    考这些问题，尤其是美国社会在气候变化和其他关键问题之上的

    分歧。论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环保运动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

    强烈反响和讨论，为我深入分析自由派和保守派在环境问题上不

    同的态度提供了途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通过了里程碑

    式的环保法案。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两党日益分化。党

    派分歧的根源是什么？针对这一变化，学者的普遍解释是，政治

    党派正在变成拥有更加一致的意识形态及地域特征的集团，它们

    只是利用环境问题来分化阵营。根据这种解释，共和党放弃了环

    保，将这一问题留给了民主党。另一种解释则强调经济利益：企

    业会反对代价高昂的政府监管，并敦促政客们反对新规定。还有

    一种解释：许多人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建立的保守派智囊

    团和机构，它们对自由派倡导者支持的环境监管提案发起了策略

    性的媒体攻击。

    这些解释都有很多历史证据支撑，但它们并没有深入剖析不

    同观点之间的真正分歧。人们对环保立法的抵制不单纯是因为政

    治和经济利益。我认为，环保主义者的极端主张间接引发了其他

    人对美国环保运动的抵制，并让同样极端的保守派反对者赢得了

    支持。换言之，我们如今看到的环境问题上的政治鸿沟是各派相

    互作用的结果。只有探究这一分歧主要的理念因素和历史因素—

    而不是只从政治和经济维度上探索—我们才能减少有关环保政策

    的党派冲突，找到一条更务实的道路。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和经济学家朱利安·西

    蒙(Julian Simon)的针锋相对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人们得以窥见

    不断扩大的政治分歧。具体而言，他们赌的是五种金属的价格，但这场赌局的意义更为深远，代表着我们对人类和地球未来的集

    体下注。这场赌局尖锐地质疑了环保主义者广泛认同的假设，即

    我们正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资源匮乏并可能陷入灾难的世界。它

    还考验了保守派关于自由市场和技术创新会带来持续繁荣的信

    念。我希望通过更好地了解事情的正反面，真正听取双方的论

    点，使当下关于未来的对话有所不同。

    在党派相争的时代，出版一本关于政治的书会让人惶恐不

    安。坦白说，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通过管理地球的方式来

    定义自己的。当然，生活在地球上的方式不止一种。我曾将节约

    视为应对资源匮乏和自然条件限制的唯一可行方式；但现在，我

    意识到这是将道德观运用到参数和可能性不断变化的世界之中，只是一种不确定的尝试。我仍旧将恒温器的温度设定在低温挡。

    但研究了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的争论之后，道德的确定性

    似乎更加难以捉摸了。

    从在家中暖气旁生出的念头到这本书成形，一路走来，我需

    要感谢很多人。埃利希和西蒙的家人始终慷慨奉献他们的时间和

    故事。感谢保罗和安妮·埃利希、丽莎·丹尼尔、萨莉·凯洛克，以

    及丽塔·詹姆斯·西蒙、丹尼尔·西蒙、戴维·西蒙、朱迪斯·西蒙·加

    勒特，感谢他们与我面谈或是电话沟通。内奥米·克莱特曼、保罗

    和安妮·埃利希、萨莉·凯洛克慷慨地提供了家庭照片。我也很感

    激林肯·卡普兰、阿里斯蒂德斯·德米特里奥斯、约翰·哈特、唐纳

    德·肯尼迪、查尔斯·米切纳、威廉·诺德豪斯、史蒂芬·施耐德、约

    翰·蒂尔尼和丹尼尔·温伯格给了我采访的机会。

    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对手稿做了大量点评，帮我改进良多，包

    括爱德华·鲍尔、让·汤姆森·布莱克、林肯·卡普兰、弗里茨·戴维

    斯、费比安·德里克斯勒、戴维·恩格曼、约翰·麦克·法拉格、贝弗

    利·盖奇、格伦达·吉尔摩、马修·雅各布森、内奥米·拉默利奥克斯、安东尼·莱斯洛维茨、戴维·麦考密克、史蒂文·摩斯、杰弗里·

    帕克、戴维·普洛茨、克莱尔·波特、泰勒·普里斯特、杰伊·特纳、克里斯·尤德里、佩里·德·瓦尔派、约翰·沃戈、理查德·怀特和唐

    纳德·沃斯特。在本书成形前，威廉·克罗侬提供了宝贵的初期建

    议，并深刻影响了我对历史与环境政治的关系的思考。与理查德·

    布鲁克斯、唐纳德·陈、乔恩·克里斯坦森、威廉·德弗雷尔、罗宾·

    艾因霍恩、格雷戈里·杨、赛斯·戈德曼、雅各布·哈克、丹尼尔·凯

    夫利斯、马修·克林格、南希·兰斯顿、佩恩·洛、珍妮弗·马龙、斯

    蒂文·穆夫森、达拉·奥罗克、彼得·珀杜、伊桑·波洛克、汤姆·罗

    伯森、哈里·司盖博和杰伊·温特等人的对话，也让我受益匪浅。

    我感谢这本书的出版方。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让·汤姆森·

    布莱克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专业指导。萨拉·胡佛对手稿做了很棒

    的润色，劳拉·琼斯·杜利的编辑工作使这本书更加完善。我的代

    理人戴维·麦考密克娴熟地帮助我推进了这一项目。加布里埃尔·

    博特略、阿维纳什·恰克、杰罗德·道金、乔安娜·林茨、凯拉·卢和

    迈克尔·维索尔莫斯基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出色的研究协助。我还

    由衷地感谢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遗产中心、班克罗夫特图书

    馆、吉米·卡特图书馆、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美

    国国家档案局、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马里兰大学和耶鲁

    大学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给予我帮助。

    我非常感谢耶鲁大学提供的学术研究支持，包括由莫尔斯人

    文学科奖、A·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基金和弗雷德里克·W·泰勒出

    版基金提供的资助。

    在耶鲁，我很高兴能和约翰·沃戈、阿米蒂·杜利特尔、萨拉·

    斯迈利·史密斯和杰弗里·帕克等人一起发展环境研究本科专业，而且受益匪浅。感谢耶鲁的同事让-克里斯托弗·阿格纽、内德·

    布莱克霍克、戴维·布莱特、丹尼尔·波茨曼、加里·布鲁尔、贝基·

    康奈金、丹尼斯·柯蒂斯、亚力克斯·菲尔逊、保罗·弗里德曼、乔

    安妮·弗里曼、贝弗利·盖奇、格伦达·吉尔摩、杰伊·吉特林、罗伯

    特·哈姆斯、凯伦·赫伯特、乔纳森·霍洛韦、马修·雅各布森、本·基尔南、珍妮弗·克莱因、玛丽·雷、丹尼尔·马加齐纳、约瑟夫·曼

    宁、乔安妮·迈耶罗维茨、阿兰·米哈伊尔、史蒂文·平卡斯、史蒂

    芬·皮蒂、威廉·兰金、朱迪思·雷斯尼克、爱德华·鲁格莫、马尔奇

    ·肖尔、罗纳德·史密斯、弗兰克·斯诺登、蒂莫西·斯奈德、亚当·

    图兹、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珍妮弗·范弗莱克、查尔斯·沃尔

    顿、约翰·沃纳和约翰·威特，我很欣赏他们融洽的同事关系和远

    见卓识。历史系教授劳拉·恩格尔施泰因和乔治·昌西给了我大力

    支持。感谢德克·贝格曼、基什瓦尔·里兹维、达西·蔡斯、伯里克

    利·刘易斯、希拉·黑尔、佩奇·麦克莱恩、保罗·埃尔·费萨维、迦

    勒·克莱普纳、特德·鲁格、戴维·西蒙、迈克尔·斯隆、莱斯利·斯

    通、戴维·伯格、罗宾·戈尔登和我的友情，我很欣赏他们的风趣

    幽默。环境领导力项目的朋友和同事不断激励我。每年夏天，基

    蒂·培根会邀请大家去她佛蒙特州的家中待几个星期，分享她的秘

    密天然游泳池，一起吃蟠桃。我们乐于将这一传统交由詹姆斯·斯

    特姆、雷切尔·格罗斯、伊娃和夏洛特继承。

    幸运的是，我有一个非常支持我的大家庭，我的父母玛杰丽

    和吉姆·萨宾对新奇想法和冒险的热爱影响了我，很高兴能将这本

    书献给他们。家里依旧冷冰冰，却是一个适合成长的好地方，应

    当给他们颁发一枚养育子女的金牌。迈克尔和黛比·萨宾致力于教

    书育人，让我心生敬佩。我的侄子扎卡里、马修和侄女埃琳娜是

    大家的开心果。我妻子一家，里克和艾琳、拉腊、马特、卡特和

    埃拉、吉尔、乔尔、哈珀、特雷弗、戴娜和戴维给予了我莫大的

    支持和快乐，我真的非常幸运。

    过去几年一直和妻子埃米莉一起写书，这种同心协力给我带

    来了意想不到的乐趣。我热爱我们共同创造的生活—她是我此生

    下的最确定也最正确的赌注。我的儿子伊莱和西蒙忍受着我和妻

    子同时写作时对他们的忽视，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和对世界的好奇

    却给了我很多惊喜。写这本书时，我问当时八岁的西蒙，我们怎

    么知道世界人口过剩了没有？他答道：“所有东西快用完的时候

    就过剩了。”我在接下来的篇章中说明了，事情远远比那复杂得

    多。但有时候，简单的话语却能抓住最根本的事实。为了伊莱和西蒙，以及所有的孩子，我希望我们能谨慎下注，创造一个人性

    化且繁荣的未来。

    [1] 约合15摄氏度。一九七〇年一月初，在《今夜秀》的录制现场，一位男子在

    深夜脱口秀主持人约翰尼·卡森的身旁坐下，他身材瘦高，留着一

    头黑色短发、蓄着鬓角。三十七岁的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保罗·

    埃利希上身微微前倾，毅然警告全国电视观众，人口过剩正威胁

    着人类和地球。两年前，轰动一时的悲观主义作品《人口炸弹》

    使埃利希一举成名。“养活全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埃利希在书

    中警示，并预言数亿人“将死于饥荒”。他在《今夜秀》的首秀中

    将自己打造成了冷静预示厄运降临的预言者形象，给美国人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卡森向数百万美国民众介绍埃利希时，一场新的环保主

    义运动开始了。在同月的国情咨文中，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向

    国会和全体民众提出，“七十年代的严峻问题”在于美国人能否与

    自然和平共处。此时正值第一个地球日的前三个月，尼克松也准

    备成立美国国家环保局。尽管埃利希的预言残酷严峻，但他本人

    却是一位风趣幽默的嘉宾，睿智自信、笑声爽朗。卡森又在二月

    和四月两度邀请埃利希上节目。每次节目结束前，屏幕上都会放

    出人口零增长组织的地址，该组织由埃利希建立，旨在推动控制

    人口的议程。每天约有一千六百封信涌入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

    福附近洛斯拉图斯的组织总部。人口零增长组织迅速在全美发展

    了八十个分会。

    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同样三十七岁却鲜为人知的工商管理

    学教授朱利安·西蒙正在家中观看埃利希的节目，此时他充满愤

    引言怒，又心生嫉妒。卡森问埃利希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之间的关

    系，埃利希直言“这再简单不过了，约翰尼”。人口增长，食物供

    应就会随之减少。埃利希表示“避免饥荒为时已晚，数百万人会

    因此而死”。

    然而在朱利安·西蒙看来，人口与食物之间的关系绝非如此简

    单。这位师承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近期写道：加工过的鱼、大

    豆和藻类可以“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以满足现在和未来的需求，并且成本低廉”。和埃利希饥荒逼近的观点相反，西蒙认为可以

    通过先进的技术缓解许多国家严重的蛋白质匮乏。分配问题在实

    际操作层面是个挑战，但西蒙认为，迅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未必会

    造成全球性的食物短缺。

    但他现在只能独自坐在客厅里，一边发着牢骚，一边看着深

    受全美喜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注视着保罗·埃利希，像西蒙后来抱

    怨的那样，带着一副“佩服到呆若木鸡的表情”。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未来的激烈讨论中，西蒙和埃利希代

    表了两种极端论调。埃利希的可怕预言为当时的新环保主义意识

    打下了基础，西蒙的质疑则加剧了保守派对美国政府扩大监管范

    围的强烈反对。十年间，埃利希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写作和

    演讲的邀约蜂拥而至。他至少上了二十次卡森的节目，那可是别

    人梦寐以求的上镜机会。他还为《星期六评论》写专栏，并在

    《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上和读者分享自己对饥荒和人口增

    长的担忧。埃利希的评论内容广泛，涉及核能、濒危物种、移民

    和种族关系等方面。他毫不犹豫地谴责那些“得了增长狂热症的

    经济学家和贪图利润的商人”，并警告因人们争夺有限资源而导

    致的“社会浪潮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数年来西蒙一直扮演着失意受挫、常被忽视的角

    色。“我能做什么？去和五个人谈谈我的观点？”后来他说道，“有

    这么个人，领导着环保主义者的狂热势力，拥有大量观众，这让

    我束手无策。”他的愤恨背后略显讽刺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西蒙也曾据理力争，主张减缓人口增长。他曾撰写文章，指出生育控制计划是各国寻求经济增长的“绝佳经济筹码”。他还

    利用自己在市场营销方面的专长提升家庭计划

    [1]

    的效率。但到

    了一九七〇年，埃利希活跃在电视荧屏上时，西蒙已经改变了想

    法。他不再认为人口增长会带来问题。与埃利希的世界末日理论

    不同，西蒙认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想法、更新的技术以及

    更好的解决方案。人口增长并不会引发世界危机，反而有助于解

    决危机。正如西蒙在其一九八一年里程碑式的著作《终极资源》

    中提出的，人类才是“终极资源”。

    这位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和这位鲜为人知的怀疑论者，在二十

    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正面交锋，用一场双方观点纠缠不休的赌局为

    这十年画上了句号。一九八〇年，西蒙在《社会科学季刊》中向

    埃利希发起挑战，提出二人进行一场比试，以检验他们对未来截

    然相反的预测谁对谁错—一方担忧人口过剩，认为世界末日将

    至；另一方看好人类的前程，持乐观态度。

    埃利希同意和西蒙打赌，他赌铬、铜、镍、锡、钨的价格会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上涨。这个一千美元的赌局看上去很简单，只

    关于“五种工业金属的价格”“十年内”“上涨或下跌”。然而其意义

    却远不止于此。埃利希认为，金属价格上涨将证明人口增长会导

    致资源匮乏，从而支持他呼吁政府主导的控制人口以及限制资源

    消耗政策。埃利希的理念反映了一九七三年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

    人们的普遍认识，即全球都面临着重要资源耗尽的风险以及增长

    的极限。西蒙则认为，市场和新技术会使价格下降，由此可以证

    明社会并未面临资源危机，人类的福祉在稳步提升。这场赌局的

    结果，要么会为埃利希的反人口增长活动和环境灾难论提供论

    据，要么会推动西蒙关于新技术和市场的力量将丰富人类资源的

    乐观主义观点。

    埃利希和西蒙将他们的赌局置于二十世纪后期美国自由主义

    和保守主义冲突的风口浪尖。多篇学术期刊上的文章记载了这件

    事，两人的赌局反映了当时发生在全美的文化冲突，同时也体现了一九八〇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吉米·卡特和其共和党竞争者

    罗纳德·里根截然不同的思路。

    作为政府规划者和爱好自然者，吉米·卡特支持环境保护和相

    应的限制政策，并认同资源是有限的。他主张美国需要调整消费

    和生产，以适应“急速缩减的资源”。卡特投入了宝贵的政治资本

    来改变美国的能源政策，将其视为优先实施的国家战略。

    罗纳德·里根则正相反，他在竞选时承诺让美国再次成为伟大

    的国家。里根坚信资源并非有限，不该因此遏制美国的未来。在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竞选宣言中，里根谴责道：“有些来路不明

    的无名专家改写现代历史……做出一些预测……好让我们相信高

    标准的生活水平是种自私的挥霍，我们必须摈弃这种生活，因为

    我们不得不共享稀缺的资源了。”里根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

    环保法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于是，在他击败卡特、就任总统

    后，立即延缓了数百项新法规，并命令各机构负责人审查并废除

    其他累赘的规定，其中许多都是环保法规。

    尼克松的“环保十年”就此终结。里根反对联邦法规的激进举

    动，终止了体现现代环保运动早期成果的两党合作。塞拉俱乐部

    和其他倡导型组织的成员剧增，他们谴责里根，力图将其任命的

    保守派官员逐出白宫。美国国内就谨慎看待还是乐观看待环境问

    题分成了两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进一步说，民主党和共和

    党之间的分歧正是围绕着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打赌的那个

    问题展开的。美国和地球是否面临环境危机？我们是否正在耗尽

    资源，所以不得不节约？美国的增长是否受到自然的限制？

    这些有关人口增长、资源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其实由来已久。

    埃利希广泛传播对于人口增长的恐惧，使得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

    的观点再度流行。马尔萨斯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在一七九八年

    的著名论述中宣称“人口增长的力量”大于“地球为人类提供生活资

    料的能力”。他认为人口迅速成倍增长，生活资料却只能缓慢递

    增。呈指数增长的人口和有限的生活资料之间的固有矛盾，注定让人类承受苦难。马尔萨斯阴郁地写道，“必需品这一无处不在

    的自然法则”使所有动植物都遵循“既定的界限”。有限的生活资料

    会通过“令人痛苦的必需品法则、苦难和对苦难的恐惧”限制人口

    的增长。马尔萨斯有关人口增长、自然限制和生存竞争的理念深

    深影响了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

    [2]

    ，推动

    了十九世纪中叶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发展，并在一个世纪之后得到

    保罗·埃利希等生物学家的推崇。

    然而，马尔萨斯的早期批评者，例如英国哲学家威廉·葛德

    文，嘲笑马尔萨斯有关人类注定承受苦难的理念，算是预言了朱

    利安·西蒙对埃利希的批判。一八二〇年，葛德文写道，马尔萨斯

    冷酷无情的人口增长理论不过是“空中楼阁，显然毫无基础可

    言”。葛德文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会比马尔萨斯预计的要缓

    慢。他还坚信人类并没有给地球上的大量资源造成很大压力。葛

    德文认为，只需一点技术进步，地球就可以养活九十亿人口。另

    一位十九世纪的马尔萨斯的批评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农业

    生产力“通过利用资本、劳动力和科学，可以无限增长”。恩格斯

    宣称“由人类自由支配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

    和农业的迅速发展，的确在短时间内证明马尔萨斯是错误的。世

    界人口从一八〇〇年的约十亿增长到了一九六〇年的近三十亿。

    但是，保罗·埃利希和同时代的人坚信，马尔萨斯所言的最后审判

    日只是延期了。因为信奉马尔萨斯的警告，相信人口加速增长与

    食物供给有限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埃利希和其他新兴的人

    口过剩预言者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朱利安·西蒙反对埃利希的马尔萨斯主义思想，因此他的观点

    也触及了一些庄严神圣的问题：人类生活在地球上的意义是什

    么？我们如何衡量人类社会是否成功？西蒙受到英国哲学家杰里

    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影响。边沁提出，社会中“正确与错误的

    衡量指标”应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依据这一原则，朱利安

    ·西蒙支持人口持续增长，因为这意味着更多人可以过上富足且有

    意义的生活。边沁还指出，“有两种至高无上的力量—痛苦与快

    乐”支配着人类，他将善定义为让快乐最大化，让痛苦最小化。西蒙并没有使用“痛苦与快乐”这样浅白的措辞，但他同样将人类

    福祉置于他的道德体系的中心。西蒙从人类平均寿命、患病率、可提供的食物和工作以及人均收入等方面衡量社会的发展水平。

    保罗·埃利希则反对用这些简单的计算方法衡量社会成功与否。他

    认为，人类并非衡量一切的标准。人类需要正确看待自身在地球

    广大的生态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埃利希还反对西蒙的乐观预测，警告人们如果不做出改变，终将遭受更大的苦难。

    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之间的矛盾是这场长期无解的争

    论的延续。不过，两人的赌局很符合时代的要求。这场赌局由冰

    冷的自然资源价格变动来决定输赢，正是日益两极分化的美国政

    治论辩的缩影。政客和评论家们不是在冷静细致地评估政治抉

    择，而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进一步激化反对方的态度。生物

    学家和经济学家频繁抛出针锋相对的重要见解，不再尽力缓解紧

    张局势，试着整合双方观点。对自然限制或市场力量的过度夸张

    为这次交锋推波助澜。面对社会风险时，社会价值观和态度的根

    本分歧也往往没有受到人们重视。尽管辩论从形式上满足并激励

    了党派支持者，但是它造成了立法瘫痪，同时加深了双方的政治

    敌意。例如，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如今日益凸显的关于气候

    问题的政治辩论，便陷入了人口增长和资源匮乏的早期辩论的套

    路，正如埃利希和西蒙之争。受这种两极分化的遗毒，气候变化

    要么被说成是子虚乌有，要么被说成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有没有

    其他的思考未来的角度呢？与其将保罗·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的

    冲突视为简单的正邪之间的道德较量，不如通过他们的故事改变

    我们对于环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其实，尽管二人

    的观点鲜明强烈又针锋相对，但都经过深思熟虑，其背后的意义

    深远。最终，这场赌局给双方敲响了警钟，有望引出一场更温

    和、更高效，甚至更有希望的关于未来的对话。

    [1] 以家庭为单位，考虑其经济条件和妻子的健康状况而有意识

    地安排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措施。[2] 活跃在19世纪的英国博物学家、人类学家与生物学家，因独

    自创立“自然选择”理论而闻名。时值一九六八年冬，长期担任塞拉俱乐部执行董事的戴维·布

    劳尔希望招募保罗·埃利希。他在广播里听到埃利希预言了食物短

    缺与饥荒爆发、自然环境恶化、拥挤的地球上冲突加剧的灾难。

    于是，布劳尔想请这位当时三十五岁的斯坦福生物学家将这些想

    法写成书，归入巴兰坦图书公司出版的塞拉俱乐部平装书系列。

    埃利希同意了。他和妻子安妮紧密合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疯

    狂赶工，完成了手稿。他在短短数周内“极尽疯狂”地赶写草稿，然后交由朋友们加工润色。《人口炸弹》一书于一九六八年年中

    问世，出版时将保罗·埃利希列为唯一作者。据埃利希称，这本书

    的目的是促使“人口危机成为今年竞选的议题”。他在给朋友查尔

    斯·伯奇的信中这样写道：“至少在本学年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将

    出现在‘竞选活动’中。”埃利希下定决心要改变美国人看待人口问

    题的方式。

    埃利希将《人口炸弹》一书送到了乐于接受残酷预言的读者

    手中。同年，罗伯特·F·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华盛顿特

    区、芝加哥和堪萨斯城发生了暴乱，巴黎和墨西哥城爆发了学生

    运动。与此同时，越战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埃利希更是雪上加

    霜，发出了“大范围饥荒”的警告，并呼吁人们进行“根治性手

    术”，切除人口增长失控这个“肿瘤”。他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

    的危机汇总起来，得出了一个宏大得多的结论。他表示，人类享

    受了长达四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但“这种繁荣显然要结束了”。他

    呼吁读者从人口总数中寻求每一个社会争论的答案。虽说是汽车

    太多造成了雾霾，但归根结底是人口过剩导致了汽车过量。更多

    第一章 生物学家的援救的孩子意味着要建更多的学校，偿还更多的学校公债。埃利希警

    告人们，为了保持社会福利水平，出生率应该与死亡率持平，否

    则“人类终将走向毁灭”。

    《人口炸弹》成了畅销书，三年内加印了二十二次。埃利希

    随之成为全美著名的环境问题发言人，演讲邀约不断。在人口过

    剩的框架下，埃利希还谈到更广泛的威胁，包括过度消耗、杀虫

    剂的使用、疾病以及生态系统的限制，他认为这些问题会限制未

    来的食物产量。许多环保主义者逐渐将伶牙俐齿且充满热情的埃

    利希视为“我们最优秀的战士”。埃利希的话总是透着一股机敏幽

    默。某个感恩节的早晨七点，埃利希在旧金山的一档电视节目上

    回答观众问题。有位女士打电话给埃利希。她说：“素食主义就

    是问题的答案。”埃利希回应道：“除非吃沙拉可以让男人性无

    能。”“你怎么称呼使用安全期避孕法的人？”埃利希开玩笑

    说：“父母。”埃利希能说会道，是个打嘴仗的好手，与人们刻板

    印象中不擅长解释自己工作的研究员形象截然相反。为了确保

    《人口炸弹》能尽可能广泛地吸引读者，埃利希付给十二岁的女

    儿十美元，让她阅读手稿并标记每一处难懂的段落。

    很快，埃利希的行程表上就排满了公共活动，他从科学家变

    成了名人。他的演讲费增至每场一千美元(考虑通胀因素，相当

    于二〇一三年的六千美元)。电视和广播节目发出采访邀约，出

    版社请他出书。一九六八年八月，埃利希对朋友说：“最近我花

    在广播和电视上的时间似乎比在床上的时间还要多。”当月的一

    天，在华盛顿特区，埃利希从上午七点到午夜一共上了七个广播

    和电视节目，中午还和一位报社记者做了场午餐访谈。埃利希解

    释：“这本书为我提供了很多在公众和媒体面前高谈阔论的机

    会，我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在书出版后的一年内，狂热

    的工作节奏使埃利希精疲力竭、健康堪忧。医生嘱咐他减少活

    动，他却很少听劝。光一九七〇年，埃利希就做了一百场公开讲

    座，参加了两百次广播和电视节目。每次出差回家，都要应付大

    量的信件：有的人向他提出见解和问题，有的人向他征求意见。

    保罗·埃利希已经达到了目的，站在舞台中央，拥有大量对他感兴趣的观众。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他仅将一部分时间用于生物研

    究，而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写作和演讲，探讨人类与自然界岌岌

    可危的关系。

    保罗·埃利希成长于新泽西州郊区，当时正值核能和化学时代

    来临，城市化兴起。他的父亲威廉是位衬衫推销员，母亲露丝是

    名家庭主妇，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九四一年，保罗九岁，妹妹萨莉四岁半，全家从费城搬到了梅普尔伍德。这个郊区小镇

    有着安静的街道和优秀的教学体系，附近城市的犹太家庭纷纷移

    居至此，埃利希家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甚至在高中对面买了栋房

    子。因为工作，威廉·埃利希时常带着样品箱出差。搬去新泽西州

    几年后，年逾三十的威廉患上了霍奇金淋巴瘤。威廉工作劳累，再加上身体衰弱，抚养孩子的重任大多落在了露丝的肩上。威廉

    最终因劳累和疾病于一九五五年去世，他生前并没有太注意保罗

    早期对昆虫和蝴蝶的兴趣。露丝却鼓励保罗探索户外世界，她坚

    强又不失温柔，和儿子一样，是个极为聪明的人。威廉去世以

    后，她本想回费城做英语和拉丁语老师。

    少年时期的埃利希常常漫步在梅普尔伍德的田野中，手里拿

    着蝴蝶网探索大自然。十几岁时在佛蒙特州夏令营，他第一次学

    习了捕捉和保存蝴蝶标本。那时他只觉得标本“漂亮”，并且喜爱

    收集东西。很快，卧室里堆满了蝴蝶标本盒，装着热带鱼的鱼缸

    则杂乱地放在二楼。后来埃利希搬到阁楼上睡觉，以便节省更多

    的卧室空间摆放收集的东西。某天，家里的暖气(或是电)停

    了，妈妈冲去学校接他，好让他回来救鱼。十五岁的时候，埃利

    希坐火车去纽约，向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蝴蝶收藏展馆的馆长查

    尔斯·米切纳毛遂自荐。米切纳没有钱雇一个高中生，于是他给了

    年轻的埃利希一些色彩缤纷的热带蝴蝶标本作为回报，这些没有

    标签的标本对博物馆并没什么收藏价值。

    高中时，埃利希早早地在科学领域展现出了智慧，他愿意挑

    战他人的想法，并热爱实地考察。他总是“非常自信，坚信自己

    的观点”。一九四七年，年仅十五岁的埃利希成为鳞翅目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新组织专门研究蝴蝶。他是少数来自新泽西的

    成员。次年，埃利希在学会编辑的《鳞翅目新闻》上发表了自己

    的第一篇科学考察笔记。在只有三段长的报告中，埃利希详细描

    述了他在梅普尔伍德家中和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他曾在那儿度

    过夏天—对蝴蝶的观察。埃利希仔细检查了四百多个橙粉蝶标本

    的眼睛颜色。他对科学的热忱使他与同龄人产生了隔阂。“这孩

    子非常不合群，”他的母亲后来回忆，“也难怪，他一直拿着蝴蝶

    网追蝴蝶，伙伴们总是嘲笑他。”埃利希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要遵

    从自己的内心，他深信自己能理解世界运作的方式，看见被同龄

    人忽视的自然界的运行模式和美丽。

    新泽西州郊区为培育年轻的环保主义者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梅普尔伍德和周边的小镇是化学防虫的战区。大卡车在街道上前

    行，喷洒DDT杀蚊子。埃利希发现越来越难找到“没被洒过DDT

    的食用植物来喂毛毛虫”。后来，研究化学品成为埃利希的学术

    兴趣。一九五三年，他在研究生院的第一份助教工作就是研究果

    蝇的DDT耐药性发展。房地产商建起郊区住宅，破坏了新泽西州

    的农场、起伏的山丘和乡村小路。埃利希反感新泽西州周遭地貌

    的改变。后来，他回忆道，自己对环境的兴趣渐长，正是始

    于“当我看见原来收集蝴蝶的地方建起了住宅区”。可以说埃利希

    属于在郊区蓬勃发展浪潮中长大的那一代环保主义者。田野、树

    木和后院吸引了这些家庭入住，但房地产建设的热潮和对蚊子及

    其他害虫的控制却威胁着郊区的自然环境。这个问题唤醒了许多

    像埃利希这样的郊区居民的政治意识。

    一九四九年秋，埃利希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他对昆虫

    和生物的热情不减。大学期间，埃利希和两名二战退伍军人在费

    城的一间校外公寓里同住了一年。他喜欢和朋友们度过美好时

    光。尽管也喜爱研究，他却称自己的大学时代专攻“烈酒和女

    人”。埃利希声音洪亮，笑声爽朗，对各类话题都持激烈的观

    点。人类的未来就是一个备受青睐的话题。正是在这段时期，埃

    利希阅读了费尔菲尔德·奥斯本的《我们被掠夺的星球》和威廉·

    福格特的《生存之路》，这两本写于一九四八年的书向世人做出了人口过剩和资源匮乏的著名警示。奥斯本是纽约动物学会的会

    长，福格特则是著名的鸟类学家，两人都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的依

    赖性。他们利用不久前发生的世界大战，强调了由资源消耗和人

    口过剩引发的危害。奥斯本写道，“人类与自然的冲突”是一场“沉

    默无声的战争”，所造成的“终极灾难甚至比滥用原子能还要严

    重”。奥斯本描述了森林枯竭、耕地短缺和人口增长的危害，警

    告人们：“倘若继续重蹈上个世纪的覆辙，文明将面临最终危

    机。”他呼吁人们要有谦卑之心，“蔑视自然的时代已经终结”。而

    人类这一“全新的‘地质力量’必须认识到与自然合作的必要性”。

    威廉·福格特赞同奥斯本的观点，认为人口过剩和资源消耗危及人

    类的生存。他写道，“人类毁灭性的开采方式就像原子弹爆炸后

    笼罩广岛的蘑菇云”。他坚信，人类不过是另一种“臣服于自然法

    则的生物”。奥斯本和福格特的书为年轻的埃利希及其朋友的夜

    谈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欣然接受他们的观点，认为人类和其他

    生物一样臣服于相同的自然法则和资源限制，而且面临着可怕的

    风险。

    埃利希对科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他决定将科学作为自己毕生

    的职业追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的夏天，上完大二和大三

    后，埃利希都作为北方昆虫调查队的现场专员被派往加拿大北极

    和亚北极区。大学毕业后，埃利希继续在堪萨斯大学读生物学专

    业的研究生。他重拾对蝴蝶的爱好，在高中导师查尔斯·米切纳的

    指导下进行研究。米切纳已经从纽约搬到堪萨斯。在一次采访

    中，米切纳亲切地回忆起埃利希，说他是个“聒噪傲慢”同时又“聪

    明能干”的小伙子。人们常说，要想找到米切纳，只要顺着走廊

    听保罗·埃利希的大嗓门就可以了。在科研团队中，埃利希凭借个

    人魅力和交际能力脱颖而出。他兴趣广泛，研究范围远超出狭窄

    的蝴蝶领域。

    就读研究生期间，埃利希遇见了安妮·豪兰，一名同校的法语

    学生，比他小一岁。安妮也读了保罗读过的那些书，认同他的观

    点，认为人口增长会对土地造成压力。安妮在爱荷华州得梅因的

    一个文艺之家长大，有着非常开阔的人生观。祖母曾参加主张妇女参政的游行，母亲和姨妈都决心要拥有自己的事业。安妮的母

    亲为《得梅因纪事报》的社会版写文章，姨妈则在芝加哥一家著

    名的广告公司工作。然而，安妮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却因她和保罗

    的关系而耽搁了。安妮大三的时候两人开始交往，几个月后的一

    九五四年十二月，他们便结婚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丽莎在次年十

    一月意外降临。由于经济拮据，外加有了新生儿，安妮只能辍

    学，承担起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责任。那时他们认为自己养不起第

    二个孩子，而当负担得起的时候，却似乎不合时宜了。

    尽管安妮有很强的求知欲，却一直没能完成学业。她和保罗

    紧密合作，利用自己的艺术天赋，先是为保罗的博士论文画插

    图，之后又为两人一九六一年出版的《认识蝴蝶》画了上百幅插

    画。这是安妮在家里照顾孩子之余能做的工作。后来，保罗开始

    撰写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安妮也加入其中，最后也成了一名公

    众人物。保罗是“嘴”，安妮则是“脑”。保罗喜欢拿二人异常亲密

    的共生式的合作关系开玩笑。他性格外向，喜欢被人群围绕，让

    人开怀大笑，而安妮(尤其是在早期的婚姻生活中)则倾向于退

    居幕后。

    一九五九年，在芝加哥完成博士后研究后，保罗和安妮·埃利

    希带着丽莎搬去了帕罗奥多。在那里，保罗在斯坦福大学生物系

    开始了超过十五年的教学生涯。在人口生物学方面，他有数百篇

    科学论文，其中颇有影响力的是一九六五年与斯坦福的同事彼得·

    雷文合著的论文，推动了关于“协同进化”—即动物和植物在一系

    列的适应性防卫和反应中共同进化—理论的研究。埃利希强有力

    的分析和他所代表的新生态科学，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人们对人类

    和自然环境的关联性的注意。埃利希和雷文等生物学家说明了生

    态系统的运作方式，并且记录了快速变化的环境、濒危物种所面

    临的威胁以及DDT等有毒化学品如何通过全球食物链迁移。

    在斯坦福成功开展研究项目后，埃利希跻身二战后的一代生

    物学家之列。这些生物学家将工作置于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下。一

    九六二年，雷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引发了一场有关化学杀虫剂危害的轩然大波，公众的担忧因此成了新政治环

    保主义的一部分。环保主义成为一种世俗宗教，埃利希对此欣然

    接受。他认为保护自然、恢复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是人类

    的道德义务，并在实现这种义务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埃

    利希后来说，自己的政治观念发展是一段“自然的过程”。“我并没

    有突然跳出来说‘天哪，我要让所有人停止胡闹’，更像是顺其自

    然。”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美国人一样，由于政府和企业

    并未公开有关新化学品和核辐射风险的重要信息，埃利希越来越

    怀疑他们能否有效地应对生态危机。他强烈主张美国人应该重视

    更简单的生活方式，放弃有风险性的技术和挥霍浪费的消费方

    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印度的食物危机触动了埃利希，促

    使他从实地研究转而面向大众。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间，保

    罗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学金，和安妮搬去了澳大利

    亚。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作为前往泰国和柬埔寨的长途旅行的

    一部分，埃利希和家人在印度旅行了几周。那时候，新闻报道示

    警，干旱和粮食低产引起的“大规模饥荒”威胁着数百万印度人的

    生命。保罗本想在克什米尔捕获一些蝴蝶做标本，却发现这一地

    区“过度放牧”。然后，埃利希一家去了新德里，这里大量的贫困

    人群令他震惊不已，深深影响了他的看法。“长久以来，我对人

    口爆炸的认识都停留在理性层面。”埃利希在《人口炸弹》的开

    篇就提到了这次印度之旅，“而在几年前德里的一个臭烘烘的炎

    热夜晚，我才从感性层面上理解了这个问题。”

    妻子、女儿和我乘着老旧的出租车返回酒店，车座上有跳

    蚤，车只能挂第三挡。我们的车缓缓过城市，进入拥挤的贫民

    窟。气温超过了三十八度，空气里弥漫着烟尘。街道上挤满了

    人，人们在吃饭，四处张望，睡觉，参观和争辩，尖叫，手伸进

    出租车车窗乞讨，随地大小便，挂在公交车上，放牧。人头攒

    动，人挨人，人挤人。我们缓缓穿过人群，喇叭按得滴滴响。这

    里的尘土、噪音、闷热和炊烟构成了地狱般的场景。在担忧能否安全返回酒店之余，埃利希也承认自己仅仅

    是“不习惯在印度的所见所闻”。然而德里街道造成的感觉超过了

    他的承受力，给了他极度混乱的“人口过剩感”。这种对印度街市

    生活的极度反感在西方游客中普遍存在，但他本能地将其归咎于

    人口总数，而不是印度的文化形态或治理能力，这反映了西方的

    思维方式正在发生转变。

    埃利希认为，人口增长给资源带来的压力将会压倒一切技术

    进步。农业领域的创新也会遭遇人类无法克服的自然限制。他批

    判说，那些“狭隘的同事想提出一些愚蠢的万能药来解决食物问

    题”。诺曼·博洛格等农学家利用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提供的资金，寻求用肥料、杀虫剂和新作物品种来显著提高农业产量的方法，此举后来被称为“绿色革命”。博洛格荣获一九七〇年的诺贝尔和

    平奖，成功研发了高产抗病的全新小麦品种，大大提高印度的粮

    食产量，缓解了食物危机。埃利希认为，食物产量激增，充其量

    只能为全社会赢得短暂的时间来采取行动应对人口增长。最糟糕

    的情况下，绿色革命甚至可能使局势恶化，“等冲突发生的时

    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人口了”。一九七〇年一月，埃利希在给农

    业经济学家莱斯特·布朗的信中写道，害虫抗药性渐增等“生物因

    素”将使绿色革命“在不久的将来偃旗息鼓”。然而他失望地发现，绿色革命的成功使许多人相信“人口问题已经解决”，“无论有多少

    的人”，地球都可以养活。

    埃利希对于人口过剩和饥荒的恐惧，反映了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中期精英们的普遍担忧。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五年，世界人口

    从二十五亿增长到三十三亿五千万。许多评论家质疑地球能否承

    载不断增长的人口。一九六五年，《新共和》杂志宣布“世界人

    口已超过食物供给，饥荒已经开始”。该杂志预测，即使是“激进

    的对策”也无法扭转局势。“全球灾难”将在十年内爆发。杂志编辑

    写道，“二十世纪最后的三十几年中，唯一且最为重要的事实”就

    是世界饥荒。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也赞同这一观点，一

    九六五年六月，他对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即将到来的世界饥荒

    可能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一九六八年一月，正是埃利希撰写《人口炸弹》的那年，一个自称“制止人口爆炸活动团队”的团体

    开始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刊登整页的广告，其中

    充斥着末日启示的意象。有一则广告上画了一只巨大的秒表，称

    每八点六秒就有一个人“死于饥饿”；另一则广告显示“世界人口的

    增速已超过了地球供应食物的能力”；还有一则广告在标题“对和

    平的威胁”下面放着一张婴儿的图片，警告人们“人口的暴增会让

    我们居住的世界走向灭亡”；还有一幅三格漫画，将地球描绘成

    一个将要爆炸的炸弹，而控制人口是解除威胁的唯一方法。

    这些暴力的比喻，突显了全球人口增长与美苏冷战的交叠。

    争夺战略优势时，美苏越来越倚重借助经济发展援助的方式来赢

    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而人口增长危及了它们为促进国际关

    系发展而做的努力。那些将目标转向海外，企图证明资本主义生

    命力的美国人，担心自己的努力将会被贫穷和饥荒淹没。一九六

    六年，林登·B·约翰逊

    [1]

    在演讲中警示道：“无论是和平还是权

    力，都无法长久抵挡数百万绝望之人心中的焦躁和不满。”

    马尔萨斯式灾难会加剧全球冲突，对这一问题的恐惧催生了

    激进的解决方法。威廉和保罗·帕多克兄弟在一九六七年出版的

    《饥荒一九七五!》一书中表示，美国应该将军事急救分类的概

    念运用到国际食物援助中，将这些国家分为“无法救助”(海地、埃及、印度)、“尚可救助”(利比亚、冈比亚)或者“应该救

    助”(巴基斯坦、突尼斯)。帕多克兄弟的分类法和限制食物援

    助的理念在华盛顿特区得到了响应。一九六六年，约翰逊总统拒

    绝将美国小麦运送至印度，直到印度执行了强有力的家庭生育计

    划。据总统顾问约瑟夫·卡利法诺透露，约翰逊曾告诉他：“我不

    会把对外援助浪费在拒绝处理本国人口问题的国家上。”约翰逊

    和美国其他的政策制定者们对印度面临马尔萨斯式危机一事有多

    坚信，以及他们有多需要利用饥荒的说法来促使国会同意继

    续“粮食换和平”出口计划，有待历史论证。但美国的救援工作规

    模之大毋庸置疑：两年间，美国送往印度的小麦数量约占全美年

    产量的四分之一。印度政府拒绝“饥荒”的标签，并坚信任何短期的国内食物短

    缺都是国家战略的重心偏向工业产量导致的。然而埃利希、帕多

    克兄弟和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印度的人口增长已经超过了该国生

    产食物的能力。埃利希支持帕多克呼吁将食物援助与人口控制挂

    钩，并称其为“善意的强制措施”。一九六七年，埃利希对同事

    说：“最近我在所有关于人口危机的演讲中都引用了帕多克兄弟

    的话。”他说自己相当“震惊”，美国人竟会为了将鉴别分类法运用

    到国际食物援助中一事感到“惊恐”。美国应当宣布不再向印度等

    国家援助粮食，因为有“客观分析指出，印度的食物与人口之间

    的失衡已经无可挽回”，埃利希在英国杂志《新科学家》中这样

    说道。在给澳大利亚同事查尔斯·伯奇的信中，他写道：“任何对

    没有人口控制政策的不发达国家的援助，都是浪费。”这些观点

    震惊了许多读者和听众，其中就有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

    物理学家阿尔文·温伯格。温伯格公然抨击丰衣足食的美国人

    的“精英主义”，抨击宣称“马尔萨斯之钳”是唯一能迫使人们少生

    孩子的方式的美国人。“人们饿肚子时，除了给予他们食物，我

    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温伯格写道，所谓“今日遭受的痛苦……是

    为了人类长期的利益”这种说法，“是令人发指的科学的傲慢”。

    对国外食物短缺的极端反应，以及同意中断给这些国家进一

    步的援助，都是埃里希的科研理念的直接反映。和许多生物学家

    一样，他认为人类不过是另一种动物物种。他对人口过剩的恐惧

    反映在他关于蝴蝶生态的推论上。可用资源与来自捕食者和疾病

    的外部威胁构成一种脆弱的平衡，蝴蝶就在这种平衡中生存。和

    缓的“自然平衡”并不能让蝴蝶的数量保持稳定。确切地说，所有

    动物物种都具有种群周期性盛衰起伏这一特征。种群数量增长到

    某一临界值后，就会因资源短缺、疾病和对其他种群的依赖等因

    素而减少。“生物学家熟知人口增长曲线，”在一九六九年以人口

    过剩为主题的论文《生态灾难》中，埃利希写道，“在从爆发到

    谷底的这一曲线中，我们正处于爆发阶段。资源丰富时，人口快

    速增长，最终会耗尽食物及其他必需品，进而导致人口下跌至较

    低的水平，甚至灭绝。”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失衡必然会在“人类历

    史的大灾难中得到重新调整”。埃利希警告人们，人口过剩会导致饥荒、瘟疫或热核战争，这些会提高人口死亡率，削减过多的

    人口数量。一九七〇年，他在《奥杜邦》杂志上表示：“我们已

    经经历了一段长时间的人口爆发—接下来就是人口谷底。”

    许多生物学家试图和埃利希一起，从生物系统和非人类生物

    的种群数量中推断出人类社会的命运。例如埃利希的朋友，耶鲁

    大学的人口生物学家查尔斯·雷明顿也在研究蝴蝶。他也将昆虫数

    量与人类联系在一起。雷明顿十分热爱昆虫，曾在电视节目上生

    吃蝉，以证明它们的美味。他通过研究检验昆虫数量与植物的关

    系，发现在低种群密度下，昆虫个体能更好地存活。在他看来，这对人类社会的启示是显而易见的。一旦人口增长，悲剧就会发

    生。最起码，人类的生活将不再富足圆满。“我很害怕。”一九七

    一年接受采访时，雷明顿表示，“在人口稳定下来之前，会发生

    许多可怕的事，比如饥饿、大规模饥荒、严重污染、为娱乐消遣

    消耗土地、只让付得起钱的人受教育、服务水平退化等等。”生

    态学家尤金·奥德姆曾写道：“如癌细胞般增长的人口会愈加威胁

    到人类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人类就像是环境的寄生虫，“毁灭

    宿主”就会面临灭绝的风险。值得称赞的是，埃利希、雷明顿和

    奥德姆等生物学家将矛头指向了人类对自然愈加强烈的控制欲和

    征服欲，这种欲望导致了一系列耗资巨大的科技计划，例如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提议利用核爆炸在阿拉斯加修建深水港口

    的“战车计划”。然而，正如后来朱利安·西蒙所言，生物学家对人

    类与蝴蝶的差异不甚了解，对如何管理经济体系并缓解资源短

    缺、促进投资和创新也知之甚少。

    美国太空计划的成功以及从太空拍摄到的地球照片，也影响

    了埃利希和他的同事。地球从月球上方升起、浮在太空中的绝妙

    画面启发了人类从全新的角度看待自身。人类孤独地生存在宇宙

    中，完全依赖于地球有限而脆弱的共享资源。埃利希在一九六七

    年的演讲中说道：“第一步就是要让每个人都相信，地球如同一

    艘宇宙飞船，只能装载有限的货物。”荒凉的月球地貌同样让人

    印象深刻。据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观

    测，月球、火星和金星都无法支持人类独立生存。“有限的世界只能供养有限的人口。”哈丁总结道。人类应该学会在地球有限

    的自然资源允许的条件下生存。埃利希、哈丁等人呼吁为了地球

    这艘宇宙飞船，人类需迅速将经济模式转型为“太空人经济”

    [2]。

    为了阐明宇宙飞船或救生筏的概念，一九六九年，加州有八十九

    名男女禁食一周，住在只有两个房间的狭小的避难所里，体

    验“人口过剩的后果”。

    就在埃利希和哈丁等生物学家用生态学抓住公众的想象时，环境问题也吸引了众多年轻科学家的关注，其中就有两名年轻的

    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和约翰·哈特。后来，霍尔德伦和哈特

    成了埃利希最亲密的同事和挚友，并在和朱利安·西蒙的赌局中成

    为埃利希的盟友。霍尔德伦和哈特两人的学术生涯都是从物理学

    领域开始的，但不久就转而研究环境科学中更为普遍的问题。二

    战后，由于冷战时期核武器和核能的发展，以及太空竞赛，美国

    科学界在物理学家身上投注了大量的资金和关注。然而，在二十

    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霍尔德伦和哈特这样有抱负的物理学家对于

    越南战争、对于由军队为物理研究提供资金感到万分失望，将研

    究方向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全面分析。遵循热力学基本法则，即“能量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霍尔德伦和哈特赞同埃利

    希的理念，即自然限制会束缚人类社会，因为水、食物和能量这

    些社会基本构成无法凭空产生。霍尔德伦和哈特喜欢这种简单粗

    暴的算法。

    认识保罗·埃利希的时候，约翰·霍尔德伦正在斯坦福大学攻

    读等离子体物理学博士学位。霍尔德伦成长于加利福尼亚州圣马

    特奥，距离斯坦福不远。高中时，他阅读了地球化学家哈里森·布

    朗一九五四年所写的《人类未来的挑战》，接受了布朗跨学科研

    究人口、资源和技术的方法。布朗对“基因健全”和“物种退化”的

    思考中带有明显的优生学思想，这些似乎没有吸引年轻的霍尔德

    伦。但布朗的书为他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一个将科学应用于政策制

    定的新方向。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完航空学和物理学后，霍尔德伦

    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受埃利希的讲座和作品的鼓

    舞，约翰通过研究生物学的妻子谢利找到了埃利希，当时谢利和埃利希在同一间实验室工作。

    尽管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相差十二岁，而且霍尔德伦当时还是

    个博士生，但两人依旧成了密友和合作伙伴。一九六九年，埃利

    希和霍尔德伦为生命科学期刊《生物科学》合著了一篇有关人口

    问题的论文，说明技术并不是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万能药”，批

    判了《星期天增刊》认为科学完全控制住了局面的观点。他们认

    为，在海上和热带地区耕作、廉价核能和沙漠地区灌溉都不能解

    决人口问题，“扩大地球承载能力的努力永远赶不上毫无节制的

    人口增长速度。”对于埃利希这样的生物学家，与霍尔德伦这样

    的等离子体物理学家合著作品，有助于增加他关于能源和技术领

    域的理论的可信度。埃利希和霍尔德伦主张，与技术变革相比，控制人口能更有效地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比方说，我们应该

    想想，建立核能农工业联合体需要耗资十八亿美元，而这笔钱能

    支付多少例输精管结扎手术？”一九七〇年，霍尔德伦完成了博

    士学位，任职于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埃利希和霍尔德伦

    开始为《星期六评论》合写专栏，探讨人口和环境议题。他们所

    写的文章涉猎广泛，包括越南使用落叶剂对食物生产造成的影

    响，霍尔德伦和埃利希将其视为“生态灭绝”和“反人类罪”。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霍尔德伦的学术生涯腾飞时，他与

    埃利希的合作并未中断。埃利希曾在一九七〇年的一封信中提

    到：“约翰一直与我密切合作，探讨环境问题。我在这一领域的

    每一项见解都有他的功劳。”埃利希有时会让霍尔德伦代表他参

    加会议，发表他们共同的观点。埃利希和霍尔德伦一起编了两本

    有关环境问题的书，并于一九七三年和安妮合著了《人类生态

    学》这本教科书。二人一直为他们所说的“献给人类的理性策

    略”而奋斗。控制人口增长是这一策略的核心。他们认为人口数

    量会让人类的影响成倍扩张。二人发明了一个等式，代表左右人

    类影响环境的几种因素：人类影响=人口数量×富裕程度×技术因

    素(I=P×A×T)。霍尔德伦和埃利希利用这一等式，反驳了人口

    增长对环境的影响呈直接的负面倍增效应这一沾沾自喜的观念。霍尔德伦最终加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该校参与创立

    了能源与资源小组，这是一个他领导了二十多年的跨学科研究生

    项目。他继续利用自己的物理学背景，积极开展针对核军备控制

    议题的活动。霍尔德伦在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

    [3]

    中起

    了关键的领导作用。一九九五年，该组织因在减少武器和维护和

    平方面的努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作为组织代表，霍尔德伦发

    表了获奖感言。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任教时期，还成了

    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约翰·哈特是第三个加入埃利希和朱利安·西蒙赌局的人。他

    的经历与霍尔德伦相似，也是从研究物理学转向研究环境科学。

    哈特在纽约郊区长大，父母都是高中老师。和埃利希一样，他童

    年时着迷于郊区的野生动物，如青蛙、蛇和鸟。他为自己见过的

    鸟列了一张表，他的卧室和埃利希的一样，像是一间自然历史博

    物馆。哈特同样从对郊区自然的研究中发展出了政治环保主义。

    青少年时代，他就对人类砍伐郊区的树木盖新房子感到愤愤不

    平。叛逆期的他偶尔会在夜里外出，拔掉测量用的标桩，企图扰

    乱开发工程。

    在投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抗议之前，哈特

    追求的是传统学术道路。他在数学方面有天赋，也喜爱科学。一

    九六一年，哈特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威斯康星大学研究

    物理学。一九六五年，他完成了博士学位，在加州的劳伦斯伯克

    利实验室待了两年。此时正值湾区学生激进主义的高潮。一年前

    这里刚发生了“言论自由运动”，数千名学生共同制止了警察逮捕

    民权运动的组织者。当时抗议者包围了押送组织者的警车，并爬

    到车顶上，谴责学校设立禁止校内集会结社的禁令。哈特在伯克

    利的数月间，反战示威者烧毁了征兵卡，吊起了林登·约翰逊总统

    的雕像，并设法阻止火车将士兵送往奥克兰军事基地。哈特也成

    了一名激进主义者。他通过民权组织“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辅导非

    裔美国学生，并在反对越南战争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激进。一九六

    八年，哈特搬去耶鲁，担任物理学助理教授。之后，他和其他年

    轻教员一起反对战争，抗议科学研究军事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哈特在物理学家同事罗伯特·索科洛的协助下，将耶鲁的科学

    课程暂停一天，以反思战争和科学与军事之间的关系。

    哈特在耶鲁反战宣讲会中展现的领导力，意外地导致他从物

    理学研究转向了环境研究。宣讲活动后，一位来访的演讲者邀请

    哈特和索科洛加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环境问题暑期研究项目。他

    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拟建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新机场。研究得出

    结论，如果为了在大沼泽地国家公园的边缘修建机场而给沼泽地

    排水，就会危及五十万人的淡水供应。研究报告终止了修建喷气

    机机场的计划。这段经历激励哈特回到了湾区，进入劳伦斯伯克

    利实验室的新能源与环境部门工作，研究酸雨等有毒化学物质对

    生态系统的影响。没过几年，哈特就开始与约翰·霍尔德伦一同在

    伯克利的能源与资源小组教授解决环境问题的相关课程。在之后

    的学术生涯里，哈特一直留在伯克利。

    哈特一直欣赏保罗·埃利希和《人口炸弹》。但他第一次见到

    保罗·埃利希是在一九七四年或一九七五年，和约翰·霍尔德伦共

    进晚餐的时候。他对埃利希的第一印象便是“有趣得要命”。两位

    科学家成了好友。埃利希夫妇和约翰·霍尔德伦邀请哈特暑假时一

    同前往落基山生物实验室。自一九六一年起，安妮和保罗·埃利希

    的暑假都是在这间位于高海拔地区的生物研究站度过的，这个研

    究站创立于一九二八年，位于科罗拉多州的老矿镇哥特。埃利希

    夫妇将这个实验室当作了另一个家。这里的研究环境绝佳，他们

    可以靠保罗搞学术挣的微薄薪水来此小憩片刻。起初，保罗和安

    妮先是住在采矿时代留下的旧棚屋里，用科勒曼牌野营炉做饭。

    后来，他们盖了一个单间小屋，坐落在海拔九千英尺高的山杨树

    林里。从埃利希夫妇的小屋向外看，可以看见附近哥特山的迷人

    景色，那是位于科罗拉多州甘尼森国家森林里的一座岩石山峰。

    对于门外就有蝴蝶可以观察，附近的山地草场上还有田野调查的

    地点，保罗感到十分欣喜。安妮在科罗拉多州的河里学习飞钓。

    他们的女儿丽莎，有时还有她的朋友们会和保罗及安妮一起去哥

    特镇，担当田野调查的助理，做些追踪雌性蝴蝶之类的工作。例

    如以二十分钟为一个单位，观察它们有没有产卵、卵能否采集。多年来，每天早晨埃利希会和哈特及霍尔德伦一同在山地草场散

    步。这三位科学家还会一起爬上一万三千英尺高的科罗拉多高

    峰，晚上喝酒、聊天、讲故事。他们将这样的地方作为思考社会

    崩坏和地球毁灭的场地，实在是非同寻常，甚至违背直觉的。

    埃利希与好友们讨论自然环境面对的可怕威胁时一致同意，若想不违反生物和物理限制，政府必须积极行动，解决人口问

    题。否则，严酷的自然法则会使社会和生态系统崩坏。埃利希在

    《人口炸弹》中写道，为了避免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专家们应该

    确定“稳定的美国最优人口数量”，政府则应该采取政策，让人口

    达到这一最优数值。埃利希认为维持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人口数量

    极少，曾多次表示这一数字大约只有一九七〇年三十七亿世界人

    口的百分之十七(约六亿人)，也有更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是世界

    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约十五亿人)。

    埃利希并非是唯一从生物学跳转到政治宣传领域的人。一九

    六八年，在一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公地悲剧》中，生物学家加

    勒特·哈丁警告人们，环境问题不能交由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

    的手”来决定。哈丁讲了一则寓言：在公共牧地上，为了谋取个

    人利益，所有牧民都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牛群，不顾这会造成草地

    的退化。遵循这一逻辑，他说道，工厂会为了一己私利而危害公

    共利益，将污染排放到空气和水中。每个家庭出于同样的动机会

    不断生育，即便人口过剩危及了共同繁荣。哈丁认为，人们需要

    重新定义财产权，无论是污染的权利，还是想生几个就生几个的

    权利。他表示“生育自由是不能容忍的”，并承认“‘强制’一词在大

    多数自由派看来是肮脏的”，然而为了自我拯救，社会需要接

    受“得到普遍认可的相互强制”。哈丁讲述的“公地悲剧”成了环保

    运动中的关键比喻，埃利希等人利用这一比喻来解释对无人监管

    的公共财产资源的破坏，这些资源包括渔业和清洁的空气等。

    埃利希不仅想谈论行动的必要性，他还想真正行动起来。在

    《人口炸弹》出版不久后，埃利希和同事一起建立了人口零增长

    组织，提倡在美国进行人口控制。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体现了埃利希的理念：想在海外推广人口限制，必须先稳定国内情况。此

    外，美国人消耗过大，因此每有一个美国人出生，消耗资源的比

    例都格外大。埃利希、耶鲁生物学家查尔斯·雷明顿和康涅狄格州

    律师兼环境保护主义者理查德·鲍尔斯在纽黑文市打了一场壁球，有了创立人口零增长组织的想法。著名生物学家如加勒特·哈丁、哈佛的爱德华·威尔逊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乔治·伍德威尔

    加入了该组织的董事会。截至一九七〇年四月，随着埃利希在

    《今夜秀》节目上的亮相，该组织在全美的分会增至近一百个。

    埃利希曾写信给美国生态学会的成员，介绍人口零增长组织。在

    信中他写道，“生态”已经成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词汇”。这个全

    新的组织将“向美国人揭示失控的人口增长、‘牛仔’经济与环境恶

    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科学家们有责任去纠正所有“无知”言论。

    一旦涉足美国政治，就意味着人口零增长组织不得不应对节

    育、堕胎和妇女权利等颇具争议的问题。埃利希推动减缓人口增

    长的措施也借助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革命，以及将性爱与繁

    殖割裂的尝试。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埃利希并没有将性交视为神

    圣。他抨击“性压抑”，并称赞性是“人类主要且最持久不衰的娱

    乐”。埃利希开展活动，积极反对教皇保罗六世于一九六八年发

    布的教皇通谕《人类生命》—通谕中申明了天主教会有禁止大多

    数节育方式的传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人口零增长组织持

    续抗争，大力倡导堕胎权和避孕措施。在加利福尼亚州，人口零

    增长组织试图协助堕胎合法化的提案投票通过。作为组织的第一

    任会长，埃利希敦促人们推动堕胎合法化，并消除对避孕的限

    制，从而实现人口控制。埃利希嘲笑有人将胎儿等同于人类，就

    像是“混淆了设计蓝图与建筑物”。一九七〇年，在纽约通过了自

    由堕胎法后，非营利性组织美国环保协会的创始人查尔斯·沃斯特

    曾欣喜若狂地写信给埃利希：“我没想到这一切会这么快发生!

    这项法案现在是纽约州的正式法律了。”沃斯特将人口增长视

    为“问题之最”，他和许多环保主义者一样，认为现成的堕胎途径

    是预防计划外生育的重要工具。他还呼吁男性承担起节育的责

    任，包括接受输精管结扎术。埃利希甚至宣传自己的结扎手术，并在一九七〇年为《奥杜邦》杂志写的文章中表明自己已经绝育的事实。他还加入了自愿绝育协会的董事会，该协会提倡通过外

    科手术绝育。其他人口控制倡导者也纷纷效仿埃利希。弗雷德·亚

    伯拉罕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精神病学系成员，兼任洛杉

    矶人口零增长组织的会长。他于一九七〇年在《洛杉矶时报》上

    公开讲述了自己做输精管结扎手术的过程。《时代周刊》注意到

    了这些宣传活动，但认为它们很边缘化，“显然，很少有美国人

    会效仿保罗·R·埃利希和他的一些年轻追随者”。

    埃利希和人口零增长组织也对女性在职场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一个家庭应该拥有几个孩子等问题表明了立场。女性的权利

    并非安妮和保罗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的婚姻中，两人都扮演了相

    当传统的角色。保罗希望安妮在家照看丽莎、做晚饭、帮他打包

    出差的衣物，以及料理其他家事。尽管安妮的绘画、写作以及后

    来的公开演讲让她超越了家庭主妇的身份，但她的职业生涯很大

    程度上从属于保罗的工作，是他的事业的衍生品。安妮认为自己

    是女权主义者，但女权不是她关注的重心。然而，只要女权问题

    与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埃利希夫妇就会积极支持。他们认为，鼓励女性工作会减小家庭规模，因此呼吁社会提供免费或低价的

    儿童托管，从而让女性外出工作。一九六九年，安妮·埃利希在给

    同事的信中写道：“大量的女性生不止一个孩子，是因为她们没

    有别的事可做。”罗杰·雷维尔是哈佛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也赞同除了选择做母亲之外，女性应该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雷维尔宣称：“在一场运动中，我是一名激进分子—那就是妇女

    解放运动。”同时，人口问题成为人口零增长组织和埃利希夫妇

    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时选择的立场可能让女性的

    生活更艰难。他们呼吁美国政府出台政策，不鼓励大家庭的产

    生，包括对纸尿布、奶瓶和婴儿食品征收“奢侈品税”，这看起来

    有些苛刻。埃利希夫妇还呼吁进行税制改革以遏制生育，包括由

    生孩子减税转变为增税，并提议给没有孩子的夫妻彩票和奖励。

    植物生物学家、堪萨斯州土地研究所的创立者韦斯·杰克逊同样认

    为，“没有孩子的夫妻应该缴纳最少的税”，而有三个孩子的夫妻

    就该“付出高昂的代价”。杰克逊也呼吁对奶瓶、毛毯、婴儿床和

    其他育儿用品征税。生物学家一方面明确要求对大家庭征收更高额的税，另一方

    面又回避呼吁政府采取直接手段来防范“计划外”生育。埃利希、哈丁等人不排除将强制措施作为必要的正当手段的可能性，但他

    们也意识到这在政治上行不通。埃利希反对父母拥有“不可剥夺

    的生育权”，认为全世界都规定每个家庭最多生育两个孩子或许

    是最公平的方式。他提出利用药物或公共饮用水达到强制绝育或

    暂时性不育的假想，却回避呼吁政府直接进行生育控制。当人们

    对在公共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表达愤怒和质疑时，埃利希反驳

    说，“在政府将不育剂加入水里之前，社会说不定已经瓦解

    了。”尽管加勒特·哈丁曾写道“生育自由是不能容忍的”，并认为

    基于自愿的生育控制注定会失败，但出于战略考量，他还是在一

    九七〇年警告政府不要采取强制措施。哈丁认为人们还未发明出

    有效的强制节育技术，他表示：“在谈论强制措施时，我们不应

    说蠢话。”人口控制运动应该更专注于不鼓励生育，并增加堕胎

    和节育的途径。埃利希曾模仿著名的反吸烟宣传广告，为人口零

    增长组织的小家庭宣传活动募集资金。

    舆论对埃利希和哈丁等人关于强制措施的立场存在疑虑。在

    《人口炸弹》中，埃利希呼吁创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构”来协

    调“构建美国合理人口规模所需的一切步骤”。该“人口与环境

    部”的职能之一就是资助开发全新节育技术的项目，这些项目中

    可能包括“大规模不育剂”。埃利希在一九六九年的演讲中表

    示：“并非所有强制手段都让人恐惧。”他还说道：“显然，政府乃

    至整个世界都必须承担起监管人口规模的责任，正如当前它们试

    图监管经济一样。”这些观点激起了一些人的抵制，人口零增长

    组织的领导者们努力将该组织与“强制节育”的呼吁分离开来。一

    九七〇年四月，人口零增长组织的执行董事雪莉·拉德尔向埃利希

    保证，该组织“十分清楚什么对议题有害，什么对议题有利”。她

    明白“讨论强制节育是大忌”。拉德尔坚信“亲子关系应是一项特权

    而非权利”，但她也承认提倡强制措施会带来“负面影响”，年轻一

    代“并不支持暴力，我知道加利福尼亚州的氛围并不适合讨论强

    制手段”。埃利希和人口零增长组织因此转而推动人口教育、自

    愿节育以及一些更为温和的政策改革。然而，作为科学家兼辩论者，埃利希却被逻辑和抽象原则的微妙区别吸引。他坚持为自己

    的观点辩护，认为严峻的形势将会证明激烈的强制措施是正当

    的。他警告人们，如果不采取行动，“人们会在某天醒来后发现

    强制节育才是生存的唯一希望”。为此，埃利希和其他人口控制

    倡导者承受了来自政治左派和右派双方的批评，左派担心人口强

    制措施对穷人和少数族裔的影响，而右派则担心高压政府会插手

    家庭事务。

    保罗·埃利希一直将人口问题视为更大的环境危机的一部分，在《人口炸弹》一书中，他将大量精力投入了有毒杀虫剂和工业

    污染问题。随着该书大获成功，埃利希试图利用个人名气和身为

    科学家的资历获得更广泛的政治影响力。相比党派关系，他更重

    视人口问题。他公开支持民主党，但也与同样关注环境议题的自

    由派共和党人紧密合作，比如彼得·麦克洛斯基。麦克洛斯基是埃

    利希夫妇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国会选区的代表，于是保罗和安妮

    出于战略原因加入了共和党，这样他们就能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

    支持麦克洛斯基。一九六八年，埃利希和另外十一位生态学家支

    持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竞选总统。在一封写给三千名

    科学家的公开信中，这些生态学家谴责“食物、水、空气、空

    间、人口数量、尊严和生存危机”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年轻人

    的不满以及人类价值的衰微”。埃利希和联名的学者们知道有些

    生态学家希望远离政治，但他们反对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国

    家能否将这样的职位交给候选人？每一位生态学家是否必须秉承

    良知，检查候选人的记录和政治信仰，努力选出能在危机中给予

    人们最大希望，并指引我们前进的候选人？”埃利希和其他联名

    的学者坚信，通过给编辑写信、协助候选人和教育政策制定者等

    方式，生态学家也可以做出贡献。他们要推动关于“最基础的议

    题”的讨论。如果这些努力有效，那么“大选之后，在向新政府提

    出意见时，生态学家就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在一九六八年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大败汉

    弗莱。随后，埃利希开始写信给总统，希望能与政府合作。埃利

    希表示，政府不重视“人口-食物-环境危机”一事，令所有生态学家都十分忧虑。他希望能帮助尼克松“采取能使人类生存下去

    的重大举措”。埃利希对新政府的开放心态并没有维持很久。尼

    克松任命阿拉斯加州长沃尔特·希克尔为内政部长时，埃利希强烈

    要求审查希克尔在阿拉斯加开发一事中的记录。在由斯坦福大学

    通讯社发布的新闻稿中，埃利希谴责希克尔“既不了解，也不愿

    接受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不理解我们需要保护因人类自身的疏

    忽大意而被破坏的环境”。他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写道，希克

    尔的上任“足以让所有环保主义者不安”。

    埃利希还试图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影响该州政策，推

    动某些提案。一九六九年，埃利希将一长串有关人口和环境问题

    的立法设想提交给了圣何塞市的民主党加州州议员约翰·瓦斯康塞

    洛斯。其中有关人口立法的设想包括：不鼓励移民至加州；包含

    穷人在内，所有人实行节育；通过自由度更高的堕胎法；改变对

    单身、无子女者和小家庭不公平的税法。他还呼吁在经济上给妇

    女更多机会，并提供低价的儿童托管服务，这样可以帮助妇女投

    入职场，减少生育。在环保方面，埃利希敦促加州禁止使用

    DDT，增加购买杀虫剂和除草剂的难度。他还呼吁政府采取进一

    步措施应对雾霾，例如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埃利希提到，奥

    克兰的加州参议员提出的“禁止内燃汽车的法案……没有被通

    过，十分令人遗憾”。(这项法案于一九六九年在州参议院获得

    通过，却没有在众议院通过。)他继而建议加州禁止“所有马力

    超过一百或一百二十五的汽车，若有人需要更高马力，需在严格

    监督下使用”。埃利希同时力劝政府减缓加州的开发速度，不鼓

    励郊区扩张。瓦斯康塞洛斯的助理弗兰克·奥尔里奇对此回

    应，“就加州的政治局面和萨克拉门托市民众的意识水平而言”，埃利希抵制内燃机的提议“是不切实际的，但其他一些提议在各

    方面来看都不错”。埃利希回复，他“明白有些提议要想立即实行

    的确不切实际，但……认为它们是值得一提的，也许两三年后就

    不再是不切实际的事情了”。埃利希希望能为国家转变方向开拓

    道路。

    埃利希的判断是正确的，美国的环保政治正在迅速变化。一九六九年，尼克松总统就职几周后，圣塔巴巴拉海岸发生了严重

    的原油泄漏事件，使得环保问题更加紧迫。电视上播放着浑身沾

    满石油的鸟类死在加州海滩上的画面，激起了人们反对工业污染

    的决心。圣塔巴巴拉的反石油积极分子迅速组成了一个名为“石

    油滚开”(GOO)的抗议团体，抵制在加州沿岸进行石油钻探。

    当地的组织者发布了《圣塔巴巴拉环境权利宣言》，呼吁“环境

    正开始反抗人类，应该进行一场革命，改变人类对环境的所作所

    为”。除了石油污染带来的威胁之外，该宣言还谴责了乱扔垃

    圾、污染空气、灭绝物种和压缩公共空间的行为，并提倡用全新

    的道德观念来“管理人类与所有生命形态的联系”。圣塔巴巴拉原

    油泄漏六个月后，克里夫兰的凯霍加河因充斥着炼油废水和废弃

    物而起火。这一事件进一步推动了早期环保运动的发展。凯霍加

    河燃烧事件既不是首次，也不是情况最糟的一次，但它加剧了人

    们对自然环境正遭破坏的担忧。因污染引起的缺氧和水藻爆发将

    导致伊利湖“消亡”，这则预言同样助长了人们对于环境恶化的担

    忧。

    尼克松总统通过加强自己在环保问题上的资历，战胜了一九

    七二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竞争者亨利·杰克逊和埃德蒙·马斯基等

    人。一九六九年七月，在埃利希出版《人口炸弹》一年后，尼克

    松发表演讲，称全球人口增长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世界性

    问题”。他是第一位重视人口问题的美国总统，这意味着埃利希

    的宣传活动取得了成果。尼克松警告人们，人口数量的增长可能

    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威胁。他发誓支持其他国家实行自愿的人口和

    家庭计划。尼克松也宣称人口增长给美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他承诺拨出更多的联邦资金，用于支持家庭计划项目，支持对人

    口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的研究，并呼吁创建委员会来调查美国

    未来的人口趋势及影响。人口增长和美国前景委员会于一九七〇

    年开始运作，由标准石油创立者的孙子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领

    导。他同时还为“家庭计划服务中心”、人口理事会和其他人口组

    织提供财力支持。

    一九七〇年，尼克松继续就环保问题展开积极活动，决意不让民主党主导任何领域的政治决策。国会和总统一同开始了前所

    未有的两党政策制定，这不仅出于政治竞争的考量，也源于共同

    的目标。新一波的联邦立法从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制定开始了。此

    法案声明了环境价值观，即提倡“在人类与环境之间建立既富有

    生产力又令人愉悦的和谐关系”，并要求联邦机构评估各类行动

    对环境的影响。除此之外，该法案还成立了环境质量委员会，为

    总统提供建议，帮助总统协调联邦政策。起初，尼克松倾向于启

    用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且力度较弱的环境顾问委员会，但他必须支

    持法律，否则会招致严厉的批评。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尼克松

    签署了国家环境政策法，这是他在七十年代颁布的第一个正式法

    案。他表示自己坚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人无疑将通过净

    化空气、水和居住环境来偿还过去欠的债，如果不从现在做起，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尼克松积极采取行动，获取了对这一议题的控制权，并在一

    九七〇年一月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环境修复是一项“超越党

    派的事业”，“七十年代的大问题”是美国人将“屈服于”环境恶化，还是将“与自然和平共处”。美国不应让居住在城市里的国民忍

    受“拥堵不堪的交通、令人窒息的烟雾、有毒有害的污水、震耳

    欲聋的噪音和对犯罪的恐惧”，而是应当追求平衡的经济增长，维护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一九七〇年二月初，尼克松向国会专

    门发布了一条关于环保的信息，宣布启动一系列立法提案和行政

    命令，彻底处理空气和水污染、管理固体废物、建立公园和休闲

    区。环境清理工作不仅仅在于保护环境，还在于“修复”环境，这

    需要“动员所有人”。尼克松试图把环境问题塑造成所有美国人共

    同面临的挑战。他放弃找出“罪魁祸首”，而是将矛头指向了人们

    普遍对环境问题的疏忽大意。尼克松的做法迎合了人们对个人责

    任和不可持续的美式生活日益密切的关注。后来，沃尔特·凯利笔

    下的卡通人物波哥曾针对人口增长问题说过这样的名言：“我们

    已经遇到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

    保罗·埃利希促成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关注，这种关注正持续

    升温，尼克松及其竞选对手不过是与大众的关注点保持一致。一九七〇年四月，在首个地球日，两千多万美国人走上街头，呼吁

    采取环保行动。保罗·埃利希是国际地球日组织小型指导委员会的

    八名成员之一。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人、参议院环保先驱盖洛德·尼

    尔森提议举行全国性的环保宣讲会，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

    人、众议院环保先驱兼埃利希所在选区的国会议员彼得·麦克洛斯

    基的支持。埃利希在斯坦福时的学生丹尼斯·海斯领导着这个全国

    性组织，努力协调许多地区性的独立的地球日活动。在西北大学

    举行的为正式的地球日做准备的大型宣讲中，埃利希向八千多名

    观众发表了演讲。西北大学的这场活动有九位演讲者，持续了四

    个多小时，之后所有参与者被分成十九个小组，一直讨论到黎明

    时分。本次活动的高潮是有二十五名美国印第安人抢占讲台，打

    断了演讲，其中两人穿着整套印第安人服饰。他们要求校方停止

    援助那些“排放污染，杀害我们”的公司。在加州南部的演讲中，埃利希表示，“过度发达国家”的人们是“地球的掠夺者和污染

    者……我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否则都将走向死亡”。埃利希和

    其他评论者对美式生活方式的批判成了新的主流观点。《纽约时

    报》宣称对于美国人来说，四月二十二日的地球日就如母亲节一

    般。“保守派支持这个节日，自由派也支持，民主党、共和党和

    独立党都支持……没有一个公职人员反对。”

    控制污染背后的政治推动力压倒了华盛顿对变革一贯的抗

    拒。地球日三个月后，尼克松通过重建联邦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成立了全新的统一的美国国家环保局(EPA)。因联邦法律要求

    显著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国会大幅放宽了新国家环保局的权

    限。与此同时，联邦法院从严解读了对环境影响报告的新要求，并允许独立的环境法律组织介入有争议的开发计划。有关潜在的

    环境影响的诉讼案件将阿拉斯加石油管道等大型开发计划推迟了

    数年。其他计划，例如约翰·哈特反对的南佛罗里达州修建喷气机

    场的提案，也统统被取消。新的法律和法院判决深深改变了联邦

    政府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触动了经济。对于环保运动而言，这

    是一场惊人而迅速的胜利，也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企业与政府之

    间最为深刻而急剧的关系转变。然而，保罗·埃利希和许多环保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此。尽管尼

    克松总统已将全球人口爆炸形容为“一头冲进马尔萨斯式噩梦”，但埃利希仍呼吁采取更激进的行动去反击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

    一九七〇年一月，尼克松承诺拨款一百亿美元用于治理水污染，埃利希称此事“滑稽可笑”。他预计美国每年需要花费五六百亿美

    元才能控制污染问题。尽管尼克松签署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并重

    组了国家环保局，一九七二年总统大选前期，埃利希仍然批评

    他“在真正严峻的环境问题上毫无作为，对人口政策所持的立场

    也让人绝望”。埃利希反对越南战争，认为尼克松是“头号生态罪

    犯”，因为在他看来，越南战争是对越南人民和环境“生态灭绝

    式”的袭击。其他环保主义者都十分赞同埃利希的看法，对尼克

    松感到失望并抱有敌意，这些情绪都体现在了一九七二年出版的

    《尼克松与环境：毁灭的政治》中。尽管政府已经进行了不少改

    变，环保主义者仍然认为尼克松阻碍了更为彻底的变革，嘴上功

    夫多于实际行动。

    尼克松也因自己在环保领域缺乏政治优势而倍感挫败。他认

    为，埃利希等环保主义者提出了他永远无法满足的要求。一九七

    〇年的中期选举后，尼克松开始从环境政治中抽身，他告诉白宫

    幕僚长H.R.赫德曼：“环保不是一个好的政治议题，我担心我们可

    能做得太多了。”尼克松渐渐注意到环境政策带来的高昂经济成

    本。他担心新的环保法会阻碍经济增长，并公开警告人们“追求

    生态健全是以破产为代价的”。尼克松曾私下抱怨：“有些人想回

    到远古时代。”他还私下对一群汽车公司的总裁说，环保主义者

    就是“体制的敌人”。一九七二年初，尼克松否决了由他自己建立

    的人口委员会提出的议题。为了在一九七二年总统大选开始前赢

    得天主教徒的支持，他反而开始强调无限制堕胎将带来威胁。尼

    克松继续在公开场合将环境问题弱化为政治议题，他关注的重心

    转向了外交，包括里程碑式的访问中国之行。

    随着一九七二年总统大选的临近，为了麦戈文，埃利希加入

    了全国环保主义者委员会。但他对这位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并不

    是心甘情愿的，初选时也因麦戈文在人口问题上的立场“不够强硬”而拒绝支持他。埃利希极力劝说麦戈文赞同自由派有关堕胎

    和节育的立场。意识到将堕胎与人口控制联系在一起会有政治风

    险后，埃利希试图找出两者的区别。他解释道：“人口控制主要

    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让他们想少生孩子。”而避孕和堕胎则是

    让“已决定建立小家庭的夫妻实践起来容易而安全”。得到了充分

    的保证后，埃利希最终于一九七二年秋天公开支持麦戈文。他敦

    促麦戈文在环境问题上攻击尼克松，还抱怨麦戈文没有邀请他去

    团队中发挥更多的作用。“若是面对特定的加州观众，我坚信我

    与你联合会带来政治上的助益。”埃利希认为自己了解舆情，环

    境问题将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竞选议题。同年十月，埃利希自

    己草拟了一篇新闻稿，批评尼克松忽视蓝领工人、穷人和少数族

    裔在环境问题上遭受的不公。他表示：“他们不得不在烟雾和污

    秽中工作与生活，他们干活儿的农场暴露在极易让人中毒的杀虫

    剂中—他们无法和尼克松的百万富翁们一样，住在污染源的上风

    口。没有一个群体会比蓝领工人更能从健康的生态环境中受益

    了。”尽管受到埃利希和其他环保主义者的此类攻击，尼克松仍

    然凭借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二年间的多项成就，成功维护了自己

    在环境领域的阵地。环境议题在竞选活动中遭到削弱，他便将重

    点转移到了越南战争、文化议题和麦戈文的第一位副总统候选人

    所接受的电休克治疗上。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的总统大选中大胜

    麦戈文，埃利希发现自己再一次被排除在了政府之外。

    随着埃利希名声大噪，他和家人都付出了个人生活层面的代

    价。埃利希做客《今夜秀》引发公众关注后，一家人受到了来自

    精神不稳定的观众的死亡威胁和关注。安妮让丽莎拉好窗帘，这

    样外人就无法看到家里的情况，从而射杀他们。他们在家中安装

    了警报系统，尽量不让别人知晓他们的住处。当时是北加州的动

    荡时期。越南战争期间，斯坦福校园和帕罗奥多地区都处于混乱

    之中。某年夏天，一位痴迷埃利希的女精神病患者闯入他家，并

    带着她的狗住下了，而埃利希一家当时正在科罗拉多州的野外观

    测站。警方前来调查时，发现埃利希的屋子乱七八糟，成堆的纸

    和书胡乱地散落一地。他们以为这里被洗劫了，后来却得知，保

    罗和安妮生活的地方本来就是这副样子。这后来成了家里人常讲的笑话。

    鲜少有科学家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言辞技巧，能成为埃利

    希这样的公众人物。他的一些科学家同事形容自己感到“精神分

    裂”，面临两难的抉择，一方面是职业责任和个人的严谨态度，另一方面是人口过剩加之于他们的“道德约束”。其他人质疑充满

    煽动性的风格是否真的适合埃利希，并批评他宣扬世界末日即将

    到来的言辞。著名的生态学家尤金·奥德姆就曾在一九七〇年写信

    给埃利希，说：“尽管必须有一些像你这样的生态学家保持‘高曝

    光度’，我们同样也要鼓励许多其他的生态学家用可信度来支持你

    们的曝光度。”在评论保罗和安妮·埃利希于一九七〇年出版的

    《人口、资源、环境：人类的生态问题》一书时，著名的海洋学

    家兼哈佛人口研究中心主任罗杰·雷维尔将埃利希称为“生态灾难

    的新主教”。雷维尔在评论中表示，埃利希作品中展现的“情感和

    类似宗教的感染力很难让人们深入思考并采取有效行动，但这才

    是解决这一难题迫切需要的”。雷维尔尤其不满埃利希滥用“暗示

    世界末日的副词和形容词”，例如惊人的、让人清醒的、灾难

    (提到三次)、巨大地、激烈地、灾难性的、戏剧性地、极大

    的、高度致命的、极度危险的(提到两次)、有剧毒的、更严

    重、非常幸运、非常脆弱、几乎完全、极有可能、新生的恐惧、不够可怕、巨大的危害、生物意义上的世界末日、超级致命、高

    效得近乎灾难。全书有三百多页，仅在四页中就出现了上述词

    汇。埃利希的导师查尔斯·伯奇用更友好的态度戏称埃利希为“亲

    爱的比利”，表示“我差点以为自己正在给比利·葛培理

    [4]

    写信”。

    伯奇还说：“你上次的来信读起来就像是比利的布道，说《圣

    经》中的世界末日大决战即将来临，恳求世人在尚有时间的时候

    早做准备。”埃利希与神学的联系并非伯奇牵强附会。一九六八

    年末，《人口炸弹》一经出版，他就在旧金山恩典座堂和斯坦福

    纪念教堂举行过主日布道。

    埃利希势不可挡的犀利言辞激励了许多人，也使那些认为他

    的厄运预言不过是夸大其词的人心生反感。就连他的支持者也表

    达了顾虑。埃利希和霍尔德伦曾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间为《星期六评论》写专栏，据该报编辑约翰·李尔称，他接到过一些

    著名科学家及埃利希以前的学生打来的电话，都在批评埃利希的

    文章。李尔改写了一九七一年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的一篇专栏文

    章，以弱化他们的主张，并告诉二人：“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人

    抱怨，认为你们过度简化了讨论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偶尔

    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埃利希将亚利桑那州州长杰克·威廉姆斯称

    作“小丑”和“傻子”，批评对方在环境和人口议题上的观点。他的

    犀利言辞赢得了关注，也引发了争议。他将对手称作笨蛋和傻

    瓜，这种行为背后是他的道德信念和自信。一九七〇年，埃利希

    在给人口危机委员会的会长威廉·德雷帕的信中写道：“我马不停

    蹄地写下这些令人震惊的东西，就是想要改变不可改变之

    事。”一些支持埃利希的科学家和他一样拥有夹杂着绝望的正义

    感，他们“以地球的名义”给“武装起来的同事”写信，但大多数人

    却不能感同身受。芝加哥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菲利普·豪泽认

    为：“我只相信埃利希对蝴蝶的研究。”

    有些批评者抨击埃利希过度简化问题、过度悲观，也不喜欢

    他的尖刻言辞，而一些左派人士则批评他执意认为人口增长是环

    境问题的根源。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植物生理学家巴里·康芒纳

    就不太在意人口问题。在康芒纳看来，人们应多关注贫困、技术

    和科学。他曾经参与宣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地表核试验的危害，警告人们放射性同位素锶-90已进入食物链和人体。在一九七一年

    出版的畅销书《封闭的循环》中，康芒纳阐明了持续破坏自然环

    境的既不是人口，也不是富裕，而是新技术和科学发明—包括塑

    料和清洁剂—它们打破了自然的生物循环，制造了新型有害污

    染。康芒纳表示是企业对利益的追逐使环境不断恶化，而非人口

    增长，呼吁人口控制就好比“试图通过减少载货量并赶乘客下船

    来拯救一艘漏油船”。他认为资本主义和它使用的新技术确实存

    在“很严重的问题”。当然，康芒纳也过度简化了问题，以此抨击

    埃利希过分强调人口过剩。在反驳康芒纳所写的“糟糕至极的

    书”时，埃利希指出，康芒纳对化学和技术的关注，弱化了人类

    对环境的其他重要影响，例如为了农耕整治土地早在工业革命前

    就出现了。康芒纳和埃利希在关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上争执不

    下，逐渐演变成个人矛盾，两位骄傲的科学家开始在出版物和公

    共论坛上痛斥对方。康芒纳未经授权便抢先在《环境》杂志上发

    表了埃利希和霍尔德伦对他的书的书评，以及他个人对此的反

    驳。这种做法激怒了埃利希和霍尔德伦。(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的

    文章原本计划晚些时候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却在发表

    前被广泛流传。)一九七二年斯德哥尔摩举办联合国环境会议期

    间，两人的关系跌至低谷。在与官方会议同时进行的非政府论坛

    中，埃利希参与了一场小组讨论，组中有两名康芒纳的支持者。

    讨论中，还有五名反对埃利希的激进分子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走上

    台批评埃利希，似乎将会议变成了一次伏击。康芒纳坐在观众席

    中俯瞰着会议进展，并不时给盟友递上写着建议和问题的纸条。

    埃利希最终大喊“出来吧，巴里宝贝!”，试图刺激康芒纳来一场

    正面交锋，但康芒纳拒绝了。

    埃利希和康芒纳的冲突凸显了当时掌握着主要话语权的人之

    间的竞争，也体现了埃利希因为持续关注人口问题而招致左翼的

    批评。穷人和有色人种的支持者加入康芒纳的阵营，猛烈抨击埃

    利希呼吁的人口控制。有人认为，是旨在改良人种的优生诉求在

    推动人口运动。新泽西的一位人口零增长组织成员表示：“黑人

    权力的支持者们根本不会买我们的账，他们坚信我们只对种族灭

    绝有兴趣。”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哈里森·布朗这个激励了约翰·

    霍尔德伦的人，就曾对人类的“遗传健全性”表示担忧。弗雷德里

    克·奥斯本—《我们被掠夺的星球》的作者费尔菲尔德·奥斯本的

    堂兄弟—于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五二年分别协助创立了美国优生学

    会和人口委员会。在美国数十个州的州立精神病院里，数千名贫

    穷的少数族裔妇女因为优生政策而被强制绝育。在一九七〇年

    的“适度人口与环境”国家会议上，四十名非裔美国人挺身抗议。

    他们反对“将这个有预谋的邪恶灭绝计划合法化”，认为该计划旨

    在减少黑人、其他有色人种、穷人和移民人口。华盛顿特区圣伊

    丽莎白医院的精神病医生爱丽丝·古拉缇声称：“我们不能自取灭

    亡。”她批评了参会者的几个观点，如生孩子是特权而非权利；

    可以先给幼儿打避孕疫苗，之后再给他们可以生育的解药；住在贫民区的人应为自己的悲惨困境负责。古拉缇认为，节育并不会

    影响富裕的白人家庭，相反，新法律会“轻而易举地控制贫困的

    黑人家庭，尤其是那些靠政府援助维生的家庭”。全国城市联盟

    中主管黑人学生项目的勒罗伊·里奇更为直白地警告人们：“他们

    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们必须阻止。”会议上的抗议活动也反映出

    非裔美国人更为普遍的担忧：参与环保运动的人越来越多，这可

    能会使人们对抗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和种族歧视的努力付诸东

    流。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市长理查德·哈彻便批评环保主义者“分散

    了美国处理黑人和棕色人种人权问题的精力”。城市联盟的惠特

    尼·杨则宣称：“我们应该在战胜贫穷之后，再对污染开战。”

    保罗·埃利希认为自己是关心穷人和少数族裔的社会正义倡导

    者。他本人并不相信种族差异。在他看来，生物学上的种族分

    类，并不能成为社会中群体区分的依据。在一九六七年针对一篇

    现代生物学综述性论文发布的评论中，埃利希表示：“将‘种族’一

    词运用到人类身上是十分危险的，运用到其他动植物身上，可能

    也毫无根据。”尽管埃利希并没有积极参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

    民权运动，但在五十年代读研究生期间，他曾参与废除堪萨斯州

    劳伦斯市餐厅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某次，有位牙买加的黑人科

    学家来实验室访问，宾馆的餐厅却拒绝为其提供服务，他只能靠

    吃自动贩卖机里的糖果和其他食物度过周末。埃利希和一些科学

    家同事为他的遭遇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总的来说，埃利希批评

    美国是个“种族歧视的社会”，无法为不同肤色的儿童提供平等的

    教育机会。他还全力为贫民区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发过声，尽管

    常常是在谈论环境或人口这样的大框架时提到的。他相信，环境

    问题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更是隐秘的威胁，并试图证明阻止人口增

    长是符合社会公平的。

    作为一九七〇年人口与环境会议的闭幕发言人，埃利希强有

    力地为这次活动以及更广泛的人口控制运动辩护，反对人们指控

    他是穷人克星和种族主义者。但他也称赞了抗议者，认为他们的

    举动引导人们去关注教育水平低下、社会不平等和城市衰退等十

    分紧迫的问题。埃利希表示，贫民区是环境亟待改善的重中之重。次月，即一九七〇年七月，保罗和安妮·埃利希在《全美新民

    主党人联盟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直白地指出了人口控制

    和“种族灭绝”之间的关系。埃利希夫妇坦言，有色人种认为人口

    控制政策会带来种族灭绝，该观点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有

    些人口运动的支持者“似乎对控制其他人种的人口很感兴趣”。埃

    利希夫妇呼吁，政府实行人口控制计划，首先要降低“富裕的美

    国白人”的出生率。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富裕人口增长才是

    最大的威胁。他们在文中写道：“就环境恶化而言，一个美国孩

    子的出生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是一个印度孩子的五十倍。同样，美国穷人拥有的掠夺和污染的能力也远远不及一个处于平均水平

    的美国人。”埃利希夫妇要求首先关注美国富人和中产阶级白人

    的人口增长问题，他们才是环境的主要破坏者。

    尽管埃利希曾直言不讳地批判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人口运

    动涉及的种族歧视问题仍令他困扰。人口运动关注的是缩小家庭

    规模，这引起了人们的恐惧，担心会导致针对社会边缘人群和政

    治弱势群体的控制。埃利希否认种族的概念，并批判美国的种族

    主义，然而他仍得艰难地为自己和自己的观点辩护。一九七四

    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一起成立“反种族主义委

    员会”，与其他学者一同撰写文章抨击《人口炸弹》。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埃利希大部分时间都在说服大众：人口控制和其最新

    的政治表现，以及限制移民都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和合理性。

    埃利希在政治上的弱势说明了新兴的环保运动和美国自由主

    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美国自由主义强调的是通过政府行动刺激的

    经济增长，以及以权利为基础的社会公平。质疑人口规模、技术

    和经济增长有极限，与支持大政府的自由主义者的观念背道而

    驰，如加州州长派特·布朗，他曾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监督修建大

    型高速公路和水利工程，并扩张州立大学体系。埃利希对于过度

    消费的批判，同样与自由主义者降低价格以促进消费的主张相矛

    盾。他建议生育权利需由各州限制或控制，也让民权支持者和保

    守派颇为担忧。因而环保主义既挑战了美国左翼的观点，也挑战

    了右翼的观点。通过经济监管和限制，环保主义可能会威胁到一部分特权群体，但通过限制会对私人土地和利益造成威胁的发

    展，环保主义也对特权群体有所保护。也许是美国文化中复杂的

    政治对立，以及像埃利希和康芒纳一样的个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环保运动无法推举出一位能够代表环保主义的领导者。环保主

    义从未有过像马丁·路德·金一样的人物，为这项运动和国家确立

    道德指南。埃利希坚持科学研究和教学，这为他提供了作为公共

    知识分子的言论舞台，却也限制了他的角色。他为顾问委员会效

    力，但避免担任管理类或领导类职务。这十年中的头几年，环保

    运动逐渐被法律和围绕新规范展开的激烈斗争定义。而在这样的

    运动中，埃利希只是一位思想领袖，而非律师或政治活动组织

    者。他关注大范围的变化和对人类的普遍威胁，这意味着他从未

    投入华盛顿特区和州议会那些充满技巧和妥协的谈判。他和康芒

    纳等人只是负责整合知识框架，思考生态危机，并敦促美国人采

    取行动。

    [1] 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2] 1966年，经济学家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提出了“太空人

    经济”的概念，用于指代和“牛仔经济”这种认为资源无限、可

    无限消费的经济理念相反的循环经济。

    [3] 一个由学者和公共人物组成的国际组织，宗旨是减少武装冲

    突给世界带来的危险。

    [4] 美国当代著名的基督教福音布道家，担任过数任美国总统的

    顾问。一九七〇年，保罗·埃利希整个冬天都在国家电视台和广播电

    台之间奔波，面向喜爱他的全国观众巡回演讲。朱利安·西蒙则待

    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的家中。没有人在意这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学

    和市场营销学教授对环境问题的看法。然而二月末，著名的精神

    病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取消了原计划要在厄巴纳基督教青年会及

    基督教女青年会教员论坛上做的关于青年运动的演讲。朱利安·西

    蒙答应顶替利夫顿出场。西蒙演讲的题目“科学并未显示人口过

    剩”道出了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要研究的主题。他大胆宣

    称：“在我看来，人口爆炸并非灾难，而是一场人类的胜利。人

    口增长是过快还是过慢，是基于价值观做出的判断，而非科

    学。”

    尽管论坛规模不大，但西蒙的相反观点引起了当地学生报社

    和教师同事的关注。两个月后，围绕四月的地球日开展的“环境

    危机周”宣讲会上，西蒙受邀在周二晚的“人口计划”小组讨论中提

    供对立观点。这次他有了大量的观众。在伊利诺伊大学拥挤的礼

    堂里，家庭计划协会的主席阿兰·古特马赫就家庭计划和人口增长

    对环境的影响做了主题演讲。西蒙的演讲在古特马赫之后，他质

    疑了人口增长和资源匮乏是否真的会造成问题。伊利诺伊大学生

    物学教授、西蒙的同事保罗·西尔弗曼随后上台发言。西尔弗曼就

    坐在西蒙旁边，他无视古特马赫，花了二十分钟当面大声斥责西

    蒙的发言。西尔弗曼称西蒙为“伪预言家”，认为他对于世界食物

    供给的乐观看法“既缺乏学识，也没有实质内容”。相反，西尔弗

    曼声称自己和古特马赫，以及保罗·埃利希都是在“为世界的未

    第二章 关于增长的梦想和恐惧来”而奋战。西蒙被这番言论攻击气得七窍生烟，抱怨活动组织

    者曾承诺演讲者只会针对当日主题发言，不会相互攻击。他怀恨

    在心—两周后，在教员聚会上，西蒙找西尔弗曼搭讪，并把一杯

    饮料泼到了他的脸上。两人进而扭打在一起。伴随着难堪，乃至

    暴力，西蒙开启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生涯。

    西蒙在大学宣讲活动中的尴尬处境，反映了他在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扮演的角色—挑战埃利希世界末日预言的怀疑论者。西蒙

    并非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起初，他也认为人口增长会造成严峻

    的经济威胁。在六十年代后期的学术文章中，西蒙试图从经济层

    面证明投资家庭计划的合理性，并提出一些改进推广及宣传手段

    的方法。然而，西蒙早期对人口控制的热情，不久便转变为质疑

    人口增长是否真的会导致经济问题。考虑到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

    响尚不明确，西蒙渐渐开始怀疑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能否轻易评

    判人口增长的道德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朱利安·西蒙关于人口增长造成的经济

    影响的文章，正好契合其他经济学家为理解经济增长的原因和限

    制因素而构建的框架。尽管保罗·埃利希等生物学家强调人类活动

    受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限制，这种限制无法消除，但主流经济

    学家仍然质疑自然资源独特的重要性，他们更强调人力资本、技

    术和创新。他们认为，自然不过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因素。通过

    开发替代品、减缓需求和刺激生产，市场能够对资源消耗进行有

    效管理。朱利安·西蒙赞同这一观点，并将其发展成了针对环保主

    义的挑衅式批判，以及对保罗·埃利希末日预言的尖锐抨击。

    朱利安·西蒙在自传《逆流人生》中写道：“我第一次学会

    说‘要打赌吗’，是在和父亲争论某件事的时候，他会以一种权威

    的姿态说出错得离谱的话，并且拒绝任何质疑。除了‘要打赌

    吗’，我无话可说。”西蒙喜欢事实和数据，他喜欢在实证的基础

    上比较自己的理论和别人的理论。他生性好斗，喜欢尖锐的言辞

    争论。学术工作占据了他全部的时间。他撰写及编辑了二十多本

    书、一百多篇学术文章，以及大量的评论和热点文章。朱利安·西蒙好辩的风格，以及他对学术、对理性辩论的热

    衷，都和保罗·埃利希极为相似。这并非巧合，两人都来自新泽西

    州相似的犹太社区。西蒙的祖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纽瓦克开了

    一家五金店，姑姑们就住在五金店二楼的公寓里。他的父母后来

    搬去了纽瓦克市旁边的维夸西克—菲利普·罗斯所著的《波特诺的

    抱怨》中的神经质犹太主角在此度过了童年，这地方也因此成

    名。维夸西克坐落于现今纽瓦克市机场附近，战前的居民大多是

    犹太人。两层的隔板房沿街而立，街角有家犹太肉铺。西蒙小的

    时候，送奶工还是用马车运送牛奶。一九四一年，西蒙的父母带

    着九岁的独子搬去了新泽西州米尔本，这里距离保罗·埃利希在梅

    普尔伍德的家只有几英里。和埃利希家一样，西蒙家也是向社会

    更高层流动的犹太家庭，这样的家庭分散在纽瓦克市周边的郊

    区。

    搬到米尔本后，西蒙愈加孤独，并敏锐地意识到家里没有经

    济保障。为了融入郊区生活，他将维夸西克移民喧闹的生活抛诸

    身后。有时他会觉得自己是附近唯一的犹太孩子。到米尔本后，他的父亲总是竭力寻找并保住工作，却经常处于失业的状态。家

    人小心翼翼地掩饰着家中的经济窘况。有段时间，西蒙的父亲在

    纽约工作，担任咖啡烘焙师，但据西蒙回忆，“每天清晨，他拿

    着公文包离开家，就像其他去纽约金融区和银行区工作的人一

    样。”只不过父亲的公文包里装的不是工作文件，“而是午餐”。西

    蒙后来表示，大约十二岁的时候，他便在情感上和父亲疏远，因

    为他断定“他们之间无话可说”。孩童时期的西蒙认为“除非我做了

    惹恼他的事情”，父亲从不走进他的世界。成年后，西蒙回忆起

    父亲，认为他无法养家糊口，且思维散漫，评论事情总是带有个

    人偏见。西蒙和母亲更亲近一些，但他还是感到母亲并不认可自

    己。回顾童年，西蒙感到“乐趣太少”，“欢庆的时刻”也寥寥无

    几。他与两位留在纽瓦克的未婚姑姑关系更为亲密。终其一生，他对拥挤喧闹的城市都抱有好感。

    尽管西蒙怀念城市移民生活这个舒适圈，但他也享受到了一

    些郊区生活的乐趣，比如在磨坊的贮水池里玩曲棍球，骑自行车等。他加入了美国童子军，并在十四岁时成为一名鹰级童子军

    [1]。西蒙后来回忆：“在为获得自然研究勋章而学习时，我尤其感

    到快乐。我喜爱用藤蔓和树枝在小溪上建起一座小桥，还对自己

    生火的能力倍感自豪。”十二岁的时候，西蒙参加了六周的童子

    军营，与同样来自米尔本童子军协会的男生们合住。这些人全是

    比他大一岁的白人新教徒，而且是童子军营的老成员。西蒙记得

    自己被这些男生戏弄凌辱，他最后“快疯了”，于是向所有人宣

    战。男生们这才收敛了些。这段经历让西蒙感到自己是个斗志旺

    盛的局外人。西蒙认为自己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从小就同

    情“那些在困苦生活中挣扎的穷人、没有权势的人和因环境而贻

    误机会的人”。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仍旧不喜欢精英主义的行为

    和态度。”尽管埃利希就成长于几英里外的地方，所处的环境也

    大体相似—家境并不富裕，也没有精英背景—但西蒙的偏好使得

    他更容易与颇具影响力且受到权威主流机构支持的环保人士发生

    冲突。

    然而即便朱利安·西蒙鄙视精英阶层，他仍渴求外界的认可及

    精英机构提供的晋升机会。一九四九年，他获得海军预备役军官

    训练营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学习。同年，埃利希进入宾夕法尼

    亚大学，两人都是二战后美国一流学院和大学里迅速增长的犹太

    学生群体的一员。然而，与埃利希相比，西蒙的学术之路较为曲

    折，取得学术上的成功也更晚。大学时，西蒙做过各种工作，例

    如百科全书销售员、药店店员、啤酒厂工人、草籽工厂员工、出

    租车司机和锡罐厂工人。这些经历使他对又苦又脏的工作有了切

    身的体会和理解。在草籽厂的地板上吸灰尘的回忆，促使西蒙将

    毕生的热情投入技术之中，想彻底除去这些既乏味又不利于健康

    的工作。大四的时候，西蒙还常常通宵打扑克，用赢得的钱维持

    自己的大学生活。西蒙对笨拙之人没什么耐心，但他的大学密友

    认为他是绝佳的同伴。西蒙富有好奇心，又有幽默感，对各种各

    样的人都有兴趣，例如后来成为著名雕塑家的好友阿里斯蒂德斯·

    迪米特里厄斯。

    一九五三年，西蒙获得实验心理学学位，从哈佛毕业。之后，他在海军驱逐舰上当了三年分队军官，任职于北卡罗来纳州

    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列尊营。尽管他没有亲眼见证朝鲜战争，但是

    去过世界各地，通常都是些游客们很少去的地方，例如建设中的

    港口城市。后来，他凭借早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印象，记述了这些

    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是如何改善经

    济状况的。后来西蒙离开了海军，进入纽约的广告行业。一九五

    七年，他进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学习，获得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

    位和商业经济学博士学位。

    西蒙在芝加哥大学就读的时候，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

    希·A·哈耶克等经济学家开始挑战罗斯福新政的正统经济观念。

    尽管西蒙攻读的是商学院的博士学位而非经济学院的，这些经济

    学家—各自领域里的巨人—仍然以他们的自由市场思想激励了西

    蒙。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经济自由会带来繁荣和

    个人自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弗里德曼撰写文章抨

    击政府的监管—租金控制和专业执照—并推动为曾经的违禁品建

    立新市场，例如污染物和初等教育。哈耶克也曾在其二战期间所

    著的《通往奴役之路》中警告人们，由政府把控经济决策将导致

    暴政。

    尽管西蒙从未师从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但他将二人视为志同

    道合的人。“你无法选择自己的亲属，”西蒙后来写道，“但你可以

    做做白日梦。”他梦想中的家人是一些著名的理论家，其中一些

    是保守派名人。“威廉·詹姆斯做我的父亲，哈耶克当叔叔，米尔

    顿·弗里德曼当哥哥，西奥多·舒尔茨是我的论文导师，戴维·休谟

    是我的偶像。”西蒙没有解释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人做家人，但可

    想而知，他认为这些人的理念与自己的抱负和自我认知紧密相

    连。他对詹姆斯十分着迷，可能是因为这位哲学家提出了实用主

    义理论并强调“科学忠于事实”。西蒙忠于数据，乐于接受数据揭

    露的真相，哪怕真相有时不符合自己的预期。休谟同样是一位经

    验主义者，他呼吁人们摒弃所有“没有事实和观察基础”的哲学体

    系。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舒尔茨都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芝加哥大

    学保守派经济学家。在芝加哥期间，西蒙和社会学专业学生丽塔·詹姆斯相识并结

    婚。丽塔青少年时期曾是左派积极分子，是纽约社会主义青年团

    体的一员。但她已将那段经历抛在脑后。她同样发现芝加哥学派

    提倡的自由市场能让人摆脱束缚，令人振奋。安·兰德那些强调个

    人权利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小说，以及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都激励了丽塔。完成学业后，朱利安和丽塔·西蒙于一九六一年搬

    去了纽约地区，以便让朱利安开展生意，丽塔则继续学术研究。

    朱利安·西蒙建立了一家直邮公司，贩卖花朵、花式咖啡和茶等产

    品。他还短暂地尝试过卖一美元一本的小册子，指导人们如何立

    遗嘱，如何做家酿啤酒，如何冒险做些违反政府限令的事，比如

    无照当律师以及通过邮寄售卖酒类。这些禁令都是米尔顿·弗里德

    曼曾明确批评过的。西蒙在自传中回顾并提及，这几年很多规定

    都变了，指导人们立遗嘱和酿酒的书，如今可以在书店中正常销

    售了。做生意的经验巩固了西蒙的自由论观点。他抱怨“官僚主

    义的暴政”，认为它迫使小企业主关闭了具有生存力的企业。

    做了几年各式各样的生意之后，朱利安·西蒙开始不安于现

    状，决定写一本关于如何开展直邮业务的书。他认为，学术上的

    地位能让他从事一直想做的事，比如写作和思考。那时正是高等

    教育壮大发展的时候，各所大学都在迅速扩充师资。朱利安在伊

    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寻得了一份教广告的工作。丽塔越过了裙带

    关系守则—该守则用来限制聘请职工的配偶—在该校的社会学系

    就职。两人在安静的布西大道上买了房子，走路就可以去学校。

    他们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戴维于一九六四年出生在厄巴纳，一年后，妹妹朱迪斯出生，随后很快又有了第二个儿子丹尼尔。

    朱利安和丽塔两人勤俭持家。丽塔生产时停了几节课，但很快又

    补了回来。白天，夫妇两人雇人照看孩子，这样他俩都能在学校

    全职工作。

    虽然在厄巴纳过着田园式的家庭生活，朱利安·西蒙的学术之

    路却遭遇了低谷。他患上了抑郁症，被折磨了近十三年。后来他

    将自己情绪上的挣扎归咎于一桩出了意外的邮购业务，但从未提

    及任何细节。西蒙患上抑郁症的事只有妻子知道，抑郁使他痛苦不堪。“我巴不得去死。”西蒙写道，“只是我想到孩子们需要我，正如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父亲，才忍住没有自杀。”“每天无休无止

    地回想自己的过错和失败，让我疼得直打滚。我不允许自己做妻

    子建议我去做的事，因为那些事能让我快乐，而我认为自己就该

    承受痛苦。”孩子们对西蒙的病情一无所知。他喜欢带孩子们骑

    车出城，去大学的实验农场，戴维坐在车筐里，朱迪斯坐在后座

    的篮子里。他们长大一些后，朱利安喜欢带着戴维和戴维的朋友

    们一起打篮球。这些年里，西蒙总能在工作中寻得庇护。顺利完

    成学术写作项目让他获得了家庭生活以外的些许快乐。但工作上

    的投入或许也加深了他的抑郁。西蒙拒绝进行药物治疗，因为他

    害怕药物的副作用会损害思维的清晰度。

    身为学者和作家，朱利安·西蒙喜欢针对数据提出基础问题，看看会揭示出什么。他从相对平常的问题入手，如通过经济分析

    决定有多少书应该存放在大学图书馆，又有多少书应存放在外面

    的新仓库里，紧接着开始针对一些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比如在

    一篇文章中，他估算了为弥补受奴役的祖先被迫付出的劳动，非

    裔美国人应该获得多少赔偿金。他的方法并非基于道德，而是从

    更实际的角度出发，关注没有获得报酬的劳动力的价值。他发

    现，这些奴隶的后代在一百年后获得的赔偿金额，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计算时采用的利率：如果以每年百分之三的利率计算，就是

    五十八亿美元；如果以更高的百分之六的利率计算，就是五万亿

    美元。与西蒙早期涉及争议性主题的文章一样，关于赔偿金的文

    章小心地避开了政治问题，如是否理应支付赔偿金，以及现在用

    钱赔偿当初的强制劳动能否完全弥补当事人的损失这样的道德问

    题。犹太经济学家在写关于赔偿金的文章时，必定会联想到自身

    的遭遇，但西蒙并没有在文中提及犹太人的苦难或是纳粹大屠杀

    幸存者。西蒙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希望通过利用看似简单却理

    性的数据与分析来解决令人担忧的社会挑战—又或者市场长期缺

    乏效率的问题。

    丽塔·西蒙和丈夫一样喜欢利用数据应对有争议的问题，但态

    度更为中立。夫妻两人搬到厄巴纳几年后，丽塔邀请了一些著名的左派领袖来大学演讲，谈谈他们三十年代的经历，重温她自己

    激进的过去。前社会党领导人诺曼·托马斯、前托洛茨基主义者马

    克斯·沙赫特曼和前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纷纷踏入位

    于伊利诺伊州麦田中的大学，回顾激进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丽

    塔已经放弃了年轻时的政治倾向，但她知道什么主题引人注目。

    她汇编的《我们眼中的三十年代》成了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

    丽塔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撰写有关陪审团、职业女性、种

    族关系、跨种族领养以及移民等主题的文章。针对每一个主题，她喜欢将问题定义得狭窄一些，然后收集相关调查数据，而且常

    在总结研究的社会意义时戛然而止。举个生动的小例子，一九六

    六年三月，八百多名守卫、投递员和女仆在伊利诺伊大学举行了

    为期三天的罢工，在学校办公楼和宿舍前面拉起了警戒线。丽塔

    趁机让学生向一百六十四名教职工做了电话调查，探明他们对此

    次争端的态度。她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简报上公开了调查结

    果，结果显示大多数教职工都会选择越过警戒线。和她所写的许

    多文章一样，丽塔用中立的语气描述了工人与大学之间关于报

    酬、工作时间安排和合同期限的冲突，回避了对罢工活动的支持

    或反对态度。

    作为六十年代的成功学者和三个孩子的母亲，丽塔·西蒙是女

    性运动的先锋。她曾写文章探讨女性在学术界面临的挑战和裙带

    关系问题。与同时代许多在高等教育界争夺席位的人一样，丽塔

    也反对基于性别的赞助和扶持行动，赞同仅以优点作为衡量标

    准。丽塔并没有让自己卷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她记

    得自己曾告诉抗议的学生们，她必须缩短会面时间，回家照顾孩

    子，他们只能次日再继续争论。丽塔·西蒙在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

    系表现出色，于一九六八年成为该系第一位女系主任，一直任职

    到一九八三年，只有全家休假去以色列的时候才会短暂离开岗

    位。一九七八年，她担任了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的

    编辑。朱利安和丽塔的婚姻关系非常平等，两人都追求全职学术工作。不过，作为早期倡导性别平等的先驱者，朱利安有其自身

    的局限性，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社交障碍和持续的抑郁症；丽塔同

    意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时，朱利安坚持要求丽塔明确表示他不

    是“妻子”，他们不会在家里宴客。

    在伊利诺伊大学广告学系工作几年后，朱利安·西蒙与系主任

    发生冲突，然后于一九六六年转去商学院教授市场营销。西蒙也

    在寻找新的研究领域。他选定了人口增长问题，决定从人口增长

    将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假设入手。针对该主题所写的前几篇论文

    中，他尝试将自己的营销专业知识运用于推广节育。比如，在一

    九六八年的文章中，西蒙建议对家庭计划进行宣传，简述了推广

    节育的建议。他的著作在倡导者中获得了认可。一九六九年，人

    口委员会的W·帕克·莫尔丁安排西蒙前往印度，看看能否推广可

    激励节育的方案。人口委员会还为西蒙提供了一份开展营销宣传

    活动的工作。

    起初，西蒙假设人口增长会带来可怕的经济威胁，正如保罗·

    埃利希坚称的那样。西蒙看到了多生孩子会直接抵销额外的收

    入。比如，在一九六九年一篇关于避免生育的论文中，他想尝试

    算出家庭计划宣传活动的成本和利润，以证明投资宣传活动是合

    理的。他在文中写道：“我的出发点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如

    果出生率更低的话，经济状况会更好……因而从经济角度考量，让更多人节育是一件好事。”西蒙得出的结论是，每少生一个孩

    子，国家便能多获得至少一百一十四美元。他将至多耗费五美元

    便减少一次出生的节育计划称为“美妙的经济交易”。西蒙认为对

    家庭计划和节育的投资收益是其他发展投资的“四十倍”。他颇为

    激动地表示，家庭计划宣传活动“规模太小，政府必须加大力

    度”。西蒙还呼吁政府向不生育的公民支付现金补贴。尽管在印

    度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政府向每个家庭支付一百一十四美元“在

    经济上是合理的”，但只需更少的费用就能大大改变人们的行

    为。在对政府支付现金补贴的研究中，西蒙体现了他在芝加哥大

    学学市场经济时受到的影响。在他看来，在规划家庭的规模时，人们也会做出“理性的决定”。他们不会“像动物一样不加思索地繁殖”。

    然而，西蒙早期对降低出生率的劝告，很快就被对人口增长

    是否会带来危险的疑惑取而代之。对推广节育和生育率的研究促

    使他开始探索家庭规模的动态变化。根据一个家庭过往财富与教

    育水平的不同，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变化对于生育率的影响有很大

    区别。收入增加会鼓励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生育。相反，对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而言，更多的收入会使她们减少生育。提高

    教育水平也会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更多的学校教育会使受教育

    程度较低的女性减少生育，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则很少受到影

    响。另一方面，小型家庭往往会利用额外收入增加生育，而大型

    家庭通常不会。换言之，生育率并不只是由一种公式决定的。似

    乎没有一种策略能成功减缓或控制生育率。

    当西蒙意识到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十分复杂时，也愈加怀疑人

    口增长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后来，西蒙将自己观点的转变归功于

    由西蒙·库兹涅茨和理查德·伊斯特林提供的对比数据，这些数据

    是二人在研究国家经济增长与人口的关系时收集的。库兹涅茨和

    伊斯特林在一九六七年撰写的文章中表示，没有历史数据显示人

    口增长削弱了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指出：“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

    多的创造者和生产者。”丹麦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对于农业

    增长的研究也助长了西蒙刚萌发的疑虑。博塞拉普发现，人口增

    长推动了农业创新，并刺激经济体内的储蓄增多。相比托马斯·马

    尔萨斯农业模式限制人口规模的观点，博塞拉普持有相反的看

    法：是人口的规模和密度促使人们采取相应的经济高效的农业模

    式。

    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下，西蒙开始质疑人口增长会带来危

    险的主流观点。造成这一转变的既有理智的因素，也有感性因

    素。他说一九六九年，在华盛顿特区参加海外人口计划会议时，自己曾顿悟过。西蒙提前到达了会议地点，便去参观附近的硫磺

    岛纪念碑。他在阵亡士兵纪念碑前沉思时，回想起了犹太牧师罗

    兰·葛图森著名的硫磺岛悼词中的一段，那段话是对有潜力的人才和希望的逝去的哀悼。西蒙后来写道：“于是我想，我疯了吗？

    我究竟为什么要让人们少生孩子？他们中间没准就有莫扎特、米

    开朗琪罗，甚至是爱因斯坦，或者能给家人和族群带来快乐的

    人，又或者是享受人生的人。”心态改变后不久，西蒙便在一九

    七〇年的地球日登上厄巴纳的讲台，质疑人口增长会对社会造成

    威胁的科学假设。

    西蒙对地球人口增加的乐观态度与他的新研究吻合，他认为

    人口增长会增强而非削弱经济。一九七五年，西蒙写了一篇关于

    基础设施与道路建设的文章，其中谈到，“众所周知”高人口密度

    的“副作用”是拥挤和堵塞，以及每位农民和消费者能分到的土地

    更少。但高人口密度也会带来经济回报，“使每位工人拥有更多

    的基础设施”。在欠发达国家的某地区，人口越多，就越容易提

    供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从而为获取市场、新供给和技术帮助提

    供便利。西蒙同样也挑战了旧经济模型，该模型假设人口增长越

    快，储蓄的人就会越少，资本投资也会减少。西蒙借鉴了博塞拉

    普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反而会增加农业投资，比如在灌溉方面

    的投资。在评估发展中国家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西蒙批判

    了“人口增长不利于每位工人的产出增长”的假设。他举例指出，一六五〇年以后，欧洲人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西蒙的模型

    表明，尽管高速的人口增长未必有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从长远来看，适度的人口增长比起缓慢的人口增长，能带来

    相对更好的经济表现”。

    西蒙的学术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的影响“复杂且微妙”，“既不

    直接，也不明确”。西蒙于一九七五年写道：“对此做出任何的判

    断，都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和假设。”价值观很重要，因为经济

    学家必须决定如何评估社会进步。社会福利是取决于人均收入，还是取决于社会能供养的人口数量？西蒙赞同功利主义观点，认

    为“活着的人越多，福利也越多”。他称之为“圣经式的功利主义福

    利函数”，因为圣经训诫人们要多生多产。西蒙直言自己的哲学

    立场与保罗·埃利希存在分歧。埃利希发问：“六十亿或者更多的

    人口，与目前三十亿人口相比，有什么好处吗？我们不该问问人们究竟想要什么吗？”埃利希并不认为“人多比有限的自由人口更

    可取”。无论在道德还是经济上，西蒙都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

    他认为，“如果让尽可能多的人孕育生命是发展经济的目的，那

    么许多人所认为的当下最大问题—人口增长—就是一次胜利，而

    非灾难”。

    尽管朱利安·西蒙开始怀疑人口增长威胁论，并预言人口增长

    会带来更好的未来，环境倡导者依然坚信保罗·埃利希在《人口炸

    弹》中对灾难的预警。一九七二年，由一群实业家、科学家和政

    治领袖组成的国际组织“罗马俱乐部”出版了《增长的极限：罗马

    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该书讲述了人口增长和过度消耗

    资源带来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正朝人类逼近。作者丹尼斯和德内

    拉·梅多斯夫妇、乔根·兰德斯、威廉·贝伦斯三世是麻省理工学院

    的管理专家和科学家。他们与杰伊·弗瑞斯特合作。弗瑞斯特是电

    子与计算机工程师，是将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用于分析社会系统动

    态的先驱。弗瑞斯特在一九七一年所写的《世界动力学》中，创

    造了关于全球人口、资源和污染的模型，预言工业时代经济进步

    的终结。此外以丹尼斯·梅多斯为首的年轻同事进一步发展了弗瑞

    斯特的模型，增加了模拟的复杂程度。他们的世界系统“基本行

    为模型”与埃利希之前提出的蝴蝶模型相似，“人口和资本呈指数

    增长之后必会暴跌”。《增长的极限》的作者用计算机模型来包

    装世界末日的观点，为他们的预言增添了分量。该书封面的勒口

    处写着这样的警告：

    你的孙子孙女会感谢你留给他们一个这样的世界吗？一个工

    业生产力下降到零的世界，人口数量已经经历灾难性下跌，空

    气、海洋和土地的污染无可挽回，文明成了遥远的记忆。

    这就是计算机预测出来的世界。更令人惊恐的是，这种崩溃

    并非渐渐成形，而是突如其来，无法阻挡。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的建模师对自己的技术能力很有信心，但

    他们怀疑新技术是否能让人类回避自然的限制。他们解释道：“每当我们成功地利用技术消除一些增长限制或者避免崩溃

    时，系统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暂时超越，然后回落。”罗马俱

    乐部想借此书唤起人们的“哥白尼式精神革命”，宣称“只有坚信没

    有其他生存之道，才能激发我们所需的道德、知识和创造力”，达到全球的均衡状态。

    一九七二年三月，《增长的极限》在史密森学会隆重发表，有二百五十多名美国参议员、众议员、各机构领导、商业领袖和

    其他各界人士参加发表会。《增长的极限》激起了大众和学术界

    的激烈讨论。如此热情的回应进一步推动了由保罗·埃利希和其他

    环保领袖引发的恐惧和焦虑。人们对《增长的极限》欣然接受，反映大众对经济增长是减少贫困的最好方法这一观点的怀疑与日

    俱增。这本书畅销全球，印刷了一千两百多万册。埃利希为该书

    写了推荐语，称其做了“巨大的贡献”，他呼吁那些因为这本书心

    绪不宁的读者行动起来“改变现实世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将《增长的极限》称为“觉醒的号角”，人类必须留意号角的鸣

    响。另一位作家称：“如果这本书没能让每位读者震惊……那地

    球就完蛋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称《增长

    的极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档”。刘易斯赞同书中表达

    的“生态学家一直试图教导我们的真理，即生命的诸多元素是相

    互关联的，这些元素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圆环，必须综合考

    虑”。一个领域无法轻易避开限制，不对其他领域产生影响。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受到《增长

    的极限》启发而写出的文章，作者是罗格斯大学的动物学教授伯

    特伦·穆雷。他说明了科学家如何将“生态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的

    发展上，以及他们相信人类会受到和其他物种一样的限制。穆雷

    在文中表示，总有人对美国人说，他们“必须在不断增长的经济

    体系和零增长的经济体系之间做出抉择”。他煞有介事地问

    道：“美国人如何能判断谁对谁错呢？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

    义者？”穆雷站在了《增长的极限》和埃利希阵营的悲观主义者

    一边。他引用人口持续增长中的“生态原则”，认为“毫无疑问，崩

    溃无法避免”。他指出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相同的现象”。经济学家急切地追求经济增长，生物学家则把生物组织的

    持续增长视为“癌症”。穆雷从生物学跳到政治学，认为不论哪种

    意识形态的社会都同样“看重增长且充满浪费”，我们需要另一

    种“符合生态学理论”的全新的经济体系：“零增长体系”。这个全

    球化的经济体系将“受到高度监管”，是“一个遍及全世界、对环境

    负责的经济体系……由国际规划团队管理，该团队由联合国组织

    最为合理”。穆雷附和保罗·埃利希和约翰·霍尔德伦，坚信技术专

    家无法“避开生态法则”。他在文章中描述了将人类社会、生态模

    型与经济模型之间的对立理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将有生物学

    家广泛参与。他的文章同样强调了环保主义者们广泛关注的国家

    及国际社会的监管，包括环境监管和经济计划。《增长的极限》

    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提供了政治口号，同时也为思考社会如

    何运行提供了知识模型。

    在“世界模型的标准运行”中，《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展现了一个未能改变现有趋势的未来。根据他们的模型，由于物质资源

    和食物供给迅速减少，污染迅速增加，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口会

    急剧减少。(B表示出生率，D表示死亡率，S表示服务)——梅

    多斯等人所著，《增长的极限》，124页

    《增长的极限》中谈到失控的经济体系将超出可利用的资

    源，这个观点引发了诸多关注，因为政策制定者和评论者已经开

    始哀悼廉价能源和矿产时代的结束。一九七二年三月，核物理学

    家拉尔夫·兰普于《增长的极限》发表几周后，在《纽约时报》上

    警告人们，美国对能源的永不餍足，却面临着自然资源供给“极

    为有限”的问题。兰普写道，美国“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会面临严

    峻的能源短缺”，“在地球最富裕的土地上，我们让自然不堪重

    负……能源富裕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创下新纪

    录，石油公司被迫去遥远的阿拉斯加、阿尔及利亚和西伯利亚等

    地寻找新的供应源。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者对此表示赞同。一九

    七二年秋的国会听证会聚焦于“外交政策对能源危机的影响”。一

    九七二年十一月中旬，美国商务部部长彼得·彼得森告诉数千名参

    加美国石油协会年会的石油公司高管，处理能源问题将成为一九

    七三年总统最重要的新计划。彼得森透露：“低成本能源的时代

    几乎已经结束，大力水手的便宜菠菜就要吃完了。”第二年春

    天，美国国务院高级石油顾问，后来成为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的詹姆斯·埃金斯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影响力的文

    章，他选择用另一种比喻来形容早期的石油危机：“这次狼真的

    来了。”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狼来了。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以色列

    对埃及和叙利亚两国的战争中，因美国支持以色列，阿拉伯石油

    生产国削减石油产量，并拒绝将石油卖给美国。阿拉伯石油禁运

    证实了政策制定者最大的恐惧，即美国面对“石油武器”时十分脆

    弱。资源限制忽然威胁到了美国的繁荣。在长达五个月的石油禁

    运期间，石油价格翻了两番，从每桶三美元增长至十二美元出

    头。突如其来的供应缩减和价格骤增激起了人们对资源短缺的恐

    惧，对于许多当代观察者而言，这一危机似乎也证实了《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同年十一月，《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写着“一切

    耗尽”，配图是美国的拟人化形象山姆大叔恐惧地盯着空空如也

    的丰饶角

    [2]。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国会迅速通过了提高美国

    石油产量和减少消耗的法案。很快，阻碍在阿拉斯加兴建石油管

    道的政治僵局就被打破了。多年来，阿拉斯加修建石油管道一事

    因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土地归属的诉讼一直搁置。如今，石油管

    道法案顺利通过，明确禁止对建设石油管道的环境影响做更多的

    司法审查。与此同时，尼克松签署了一九七三年的《美国铁路改

    进法案》，表示“新兴趋势和国际事件”使“铁路的能源效率”成

    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十二月，国会还通过了全国日光节约法

    案，并于一月初通过了一项措施，旨在将所有车辆的时速限制在

    五十五英里以内。尼克松以能源节约为由为两项法案做辩护。这

    些措施标志着政府开启了全新的全国性运动，降低美国对进口石

    油的依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总统以及国

    会的领导人都将能源政策列为优先事务。

    虽然在七十年代，公众对资源短缺和环境限制的焦虑不断加

    深，但许多评论家和经济学家—即便面对石油禁运—仍然对世界

    面临资源短缺和生态限制这一观点表示怀疑。这些批评者，包括

    朱利安·西蒙在内，谴责《增长的极限》的结论严重威胁了世界和

    平与稳定。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等经济政策制定者

    认为，限制经济增长将加剧贫困和不公，导致战争和革命。国际

    金融专家亨利·瓦利奇也批评了该书提倡的反增长政策。一九七二

    年，瓦利奇面向报刊编辑做演讲时警告道，通过限制资源消耗或

    提高能源价格来抑制经济增长，等于“否定数十亿人对更好生活

    方式的渴望”。他称之为“自杀式”措施，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社会

    动荡不安。记者戴维·安德森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有一种方

    法可替代《增长的极限》建议的“完全停止增长”。安德森提出，社会可以实现“选择性增长”，即允许“人类生存”和“现有经济生活

    的持续运作”，又不会造成过多的浪费和污染。这种替代方法能

    让“全世界的财富、人口和技术达到新高度”，比人类现在采取停

    止增长的极端方法而维持现状要高得多。安德森认为，为了避免

    潜在的资源短缺的威胁，反增长的拥护者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险，那就是全世界数十亿人的持续贫困。

    还有些批评者质疑《增长的极限》模型的准确性，怀疑该书

    在人口增长、资源、死亡率和污染之间建立的反馈回路。他们对

    全新的计算机模型尤感不屑。马克斯·勒纳在《洛杉矶时报》上撰

    文嘲笑：“你能看到这些曲线上升、下降、飞涨、跳动、交汇、联结，但总是走向毁灭。”他还用带点打油诗的口吻批评道：“尘

    归尘，土归土，躲得过炸弹袭击，躲不过曲线指数。”《纽约时

    报书评》更加严厉，称该书“不过是富有争议的小说而已”。《泰

    晤士报》的评论员表示，《增长的极限》并非“重新发现了自然

    法则，而是……(重新发现了)一句计算机科学最古老的格言：

    输入的是垃圾，输出的也是垃圾”。他们认为，该书的计算机模

    型“采取武断的假设，搅拌摇匀，再得出看似科学的武断结论”。

    这些对《增长的极限》一书的批评，反映了学术界尤其是经

    济学家的质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经济学家在研

    究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后，开始质疑自然资源投入的重要性，转

    而强调人力资本、技术和创新。经济学家哈罗德·巴内特和钱德勒

    ·莫尔斯于一九六三年出版了《稀缺和增长：自然资源可用性的经

    济学》，旨在消除人们对限制和资源耗尽的恐惧。这本书对朱利

    安·西蒙的影响格外重大。巴内特和莫尔斯认为，自然资源经济随

    着人类“对物理宇宙知识的增长而改变，这些改变将技术进步纳

    入了现代世界的社会进程”。他们在书中写道：“自然资源可用性

    会受到绝对限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资源的定义会随着时

    间发生彻底且不可预料的改变。”以佛蒙特州的花岗岩为例，该

    州人民世世代代只用它作为建筑材料和墓碑。但巴内特和莫尔斯

    指出，随着核能的发现，人们才知道一吨花岗岩的铀含量等于一

    百五十吨煤所蕴含的能量。这两位作者稍微夸大了花岗岩和煤之

    间的等值，因为从花岗岩中提取铀成本昂贵，十分困难。不过他

    们只是想说明：科学时代的资源开发“相比之前的机械时代，不

    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类型上都大不相同”。无处不在的物质，如“海水、黏土、岩石、沙子和空气”如今都成了经济资源。巴内特和莫尔斯提出了一个关于市场如何与技术和科学相互

    作用的理论，解释为什么核能的发现是顺理成章的人类智慧的结

    晶，而非“纯属意外”。通过科学进步，人们能够利用宇宙中充足

    的能量克服表面上的限制。巴内特和莫尔斯承认：“限制可能存

    在，但这种限制无法用经济术语来定义或详述。”现代人类与自

    身生活的物理世界之间有着灵活的关系。资源短缺和替代物出现

    未必意味着成本提高。特定产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但替代品和

    创新可以降低成本或改变市场。巴内特和莫尔斯指出，在市场社

    会中，“相对成本的改变、需求的转变、开拓更广阔市场的希望

    —增长的方方面面—都会制造问题，然后找到解决方案”。他们

    得出结论，本质上，自然资源问题是“质”的问题。人们或许会因

    为想避免过度拥挤，或为了保护珍贵的环境而选择解决人口增长

    问题，但他们不必担心人类基本的生活和生存。

    巴内特和莫尔斯的话代表了一代经济学家的看法，其中就包

    括对灾难预言表示怀疑的朱利安·西蒙。耶鲁经济学家威廉·诺德

    豪斯否认了杰伊·弗瑞斯特在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世界动力学》中

    提出的模型和计算，认为这本为《增长的极限》奠定了基础的书

    是“没有数据支持的评估”。诺德豪斯表示，弗瑞斯特的模型默

    认“没有技术进步、没有新资源开发、没有替代物发明，也没有

    能引导用充足资源替代稀缺资源的价格体系”。换言之，这个模

    型与人类经济的实际运作并不相符。诺德豪斯解释，在现实的经

    济环境下，面对稀缺问题，充足的资源和新技术会给出相应的反

    馈：“铁、铝和通信卫星替代铜；氯替代碘；静电复印术替代印

    刷中使用的锡和铅。”他认为这种更替会持续下去，除非未来变

    得“和过去截然不同”。他还抱怨，弗瑞斯特的模型—还有由此延

    伸出的《增长的极限》—将人类视为“一群没有知觉的生物，不

    愿意也无法抑制繁殖的欲望；无法发明电脑、节育用品或合成物

    质；没有价格体系来协助分配稀有物品，或鼓励发现新物品”。

    诺德豪斯的分析则表明，人类比埃利希的蝴蝶拥有更多的选择。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因研究经济增长理论获

    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同样严厉抨击了《增长的极限》的模型及之前的类似模型。索洛称这项研究“作为科学、作为对公共政

    策的指导都毫无价值”。他嘲讽这些模型“完全无视日常的市场力

    量”。价格体系使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应对相对的资源短缺。市场

    通过刺激人们开发替代物、更有效地使用资源和增加产量来管理

    资源消耗。一九七三年，在给美国经济学学会做的伊利演讲

    [3]

    中，索洛反复向听众强调：“早在第一个山顶洞人钻木取火时，这个世界已经在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了。”社会无须担忧跨越增长

    的自然限制。更重要的是，未来可能出现资源稀缺并不代表当代

    的人类就必须削减消耗。索洛在一篇有关代际公平的文章中坚

    称：“前代人有权先用完自然资源，只要他们能增加可再生资本

    的储存量。”索洛写到，换言之，因为劳动力和资本商品可以替

    代资源，消耗自然资源的方式应和其他资产相同。

    尽管索洛相信市场效率，但他也承认就像在经济政策的其他

    领域一样，市场失灵的情况也会发生在资源使用方面。资源生产

    者可能不会考虑到包括污染和浪费在内的所有社会因素，他们消

    耗资源的速度会比最优速度更快或者更慢。索洛指出，信息不准

    确会导致消耗的资源未能有效利用。他建议政府应该承担起重要

    角色，“不断收集和宣传有关技术、储备和需求的信息”。他还建

    议，可以利用税收将收集信息的社会总成本摊到个人头上。

    尽管索洛认同人口增长、环境恶化和资源耗尽都是重要的问

    题，但他强调这些问题都是标准的经济学分析对象，并非不祥的

    预兆或无法控制的威胁。他认为《增长的极限》和相似的模型都

    有所夸大，并预先设定了悲惨的结果。索洛抱怨，环保主义者将

    批评他们的人视为颓废的享乐主义者和寻求刺激的人，认为他们

    对地球的未来漠不关心。“如果你认为天堂就是以九十英里的时

    速行驶在六车道的高速公路上，一边看着广告牌一边污染着拥挤

    的湖泊上方的空气，而且这片湖泊本身已被双一百马力发动机小

    艇的尾气污染了，而且你说起食物就只知道可可脆麦片，那他们

    就会认为你支持增长。”然而索洛并没有提出可以引导理智行为

    的重要警告，只是总结道，《增长的极限》的模型“转移了人们

    对补救式公共政策的注意力”。他提出疑问：“在计算机宣布世界末日到来之际，谁还会关注为征收硫排放税立法这种不起眼的事

    呢？”

    当然，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像诺德豪斯和索洛一样对未来持

    乐观态度，就像并非所有的自然科学家都赞同埃利希那种世界前

    景堪忧的观点。罗伯特·海尔布罗纳是研究经济思想的历史学家，也是任职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经济学家。他宣称人类的前景

    将“痛苦、艰难，可能毫无希望”。他在一九七四年出版的《探究

    人类前景》一书中表示，世界人口增长预示着“残酷的马尔萨斯

    式结果”。受到埃利希有关绿色革命文章的影响，海尔布罗纳形

    容高儿童死亡率是“人类极大的悲剧，但也是人口统计学中重要

    的安全阀”。他和埃利希都担心短期内降低儿童死亡率和提高食

    物产量会造成“威胁”，将导致亿万额外人口达到生育年龄。海尔

    布罗纳认为“只能想象出两种结果”：要么不发达国家陷入社会动

    荡，要么“能够阻止世界坠入地狱”的高压政府崛起。尽管海尔布

    罗纳因曾撰文研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马克思等伟大的政治经

    济学家而广受尊敬，却无法代表日益技术化且关注量化模型的主

    流经济学。其他在该领域边缘的经济学家，例如埃利希的知识盟

    友赫尔曼·戴利，试图创造全新的环境或生态经济学，挑战关于经

    济增长重要性的主流假设。戴利和同事并不赞同索洛、诺德豪斯

    以及其他主流经济学家的核心前提：经济模型和经济市场能够充

    分说明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成本，以及劳动力和资本能在很大程度

    上替代自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朱利安·西蒙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关

    于生育和人口在技术层面的问题的，也有关于其他经济问题的。

    文章发表在经济学、人口学和发展学的学术期刊上。他的文章未

    能引发大众对《增长的极限》和能源危机的讨论。西蒙对于人口

    和资源短缺的整体观点，反映了索洛和诺德豪斯等经济学家对于

    市场经济适应性的普遍看法。这些经济学家对于资源短缺的思考

    与生态学家截然不同。生态学家将稀缺资源视为一种根本的限

    制，它们要么迫使人类发生剧烈变化，要么引发危机；而经济学

    家则将资源短缺或丰富视为动态的变量。科学家认为，在生态系统中，丰富的资源导致过度增长，而资源一短缺，崩溃就会发

    生；而经济学家则认为，在市场中，丰富的资源会带来增长，而

    资源短缺却不会导致危机。相反，资源短缺会带来挑战，刺激经

    济往新的方向发展。生态学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生态系统各部分

    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各个物种在其中扮演的独特角色，而许多

    经济学家则越来越脱离生物系统，反对自然限制的说法。

    从一九七〇年在首个地球日发表演说开始，朱利安·西蒙对主

    流人口增长观点的尖锐抨击变得愈加夸张，以致其他经济学家不

    愿附和。西蒙关于人口增长应该“使我们激动而非害怕”的言论，震惊了许多人。他完全否定有关人口增长的正统观点，将自己孤

    立于其他经济学家。西蒙坚信市场不败，这样的信念同样超过了

    诺德豪斯和索洛等更为主流的经济学家。自由派和环保主义者，例如反对西蒙的伊利诺伊大学动物学家保罗·西尔弗曼，就认为西

    蒙是头脑简单的空想家，看待严肃的环境问题时过分乐观了。乐

    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的对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进一步加深。

    环保主义者能够影响国家决策，尤其是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

    间。与此同时，朱利安·西蒙和其他批评家加大抨击力度，全力批

    判人口控制和环境监管。

    [1] 最高级别的美国童子军。

    [2] 又名丰饶羊角，为装满鲜花和果实的羊角，象征丰收和富

    饶。常见于西方的雕塑和绘画中。

    [3] 美国经济学学会每年举办一次的演讲，邀请杰出的经济学家

    主讲。以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之名命名。一九七四年六月，保罗·埃利希和好友约翰·霍尔德伦从加利

    福尼亚飞往华盛顿特区，前往国会做证。他们受邀谈谈有关一项

    提案的想法，这项提案要求政府的经济学家分享重要商品和物料

    的相关数据。这场参议院听证会显示，一九七三年石油禁运之

    后，《增长的极限》和对资源短缺的恐惧引起了国会的关注。石

    油禁运使油价翻了两番，并使整个国家对能源产生了危机感。华

    盛顿州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担任听证会主席，他表示重要原材料

    和能源资源遭人掣肘是“美国经济病症的核心”。伊利诺伊州共和

    党温和派参议员查尔斯·珀西同样形容石油禁运是“痛苦又耻辱的

    经验”，而美国其他的原材料也面临同样的风险。珀西认为，反

    对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不过是在“给自己壮胆”。参议员们相信，美国自然资源大丰富的时代已经结束。肯塔基州的民主党人沃尔

    特·赫德尔斯顿则表示这是“自然供给与人类需求之间的冲突……

    无论是地球、美洲大陆还是美国，都不能再被当作资源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永恒之泉了”。

    曾提出庆祝和宣传首个地球日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盖洛德·尼

    尔森是国会中的环保主义领头人，他抱怨说：“历史上的资源专

    家最后都成了卡珊德拉的合唱团。”尼尔森指的是希腊女先知卡

    珊德拉，尽管她能准确预言未来的灾难，却总被人忽视。与卡珊

    德拉一样，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等科学家拥有预言“全球性灾难”的

    能力，这灾难来自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但他们却遭受着无人相

    信的诅咒。尼尔森警告人们，现在全世界都可能面对“卡珊德拉

    困境的可怕后果”。

    第三章 聆听卡珊德拉主流政治家们对埃利希和霍尔德伦的热情推崇，显示出环保

    主义者已经突破了卡珊德拉的角色—事实上，人们广泛听取他们

    的意见，他们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加。埃利希和霍尔德伦在参议院

    听证会上都谈到了有关资源短缺和世界毁灭的预言。埃利希说

    道，“地球的新时代”即将来临，人类会从“丰富时代走向稀缺时

    代”。十年内，食物和水就将变得难以获取、价格昂贵，这会导

    致十亿甚至更多人死于饥渴。主要矿物供给将告罄，使工业缺乏

    重要原料。“疯狂增长的经济”将陷入萧条，美国人将面临经济零

    增长乃至负增长。

    埃利希发言结束后，霍尔德伦开始为《增长的极限》《人口

    炸弹》及同类书籍辩护。《增长的极限》的批评者认为市场价

    格、技术创新和便宜的能源“多少能帮我们摆脱困境”。霍尔德伦

    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罗伯特·索洛和威廉·诺德豪斯等经

    济学家误解了经济学扮演的角色。霍尔德伦承认，经济学通过价

    格帮助社会有效分配稀缺资源。但是，价格和市场并不能让“稀

    缺资源变得不那么稀缺”。因此，霍尔德伦又回到了经济学无法

    克服的基本生态限制这一观点之上。经济学家将资源、劳动力和

    资本看作经济生产中可以互换的因素，但霍尔德伦却坚持认为生

    态系统无法通过人工手段维持。对于自然生态系统而言，不存

    在“技术上的对等物”。他表示，人类不能像运行阿波罗太空舱一

    样经营地球，他将“对技术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视为社会面临

    的“最危险的导向”。

    霍尔德伦称自己“坚定地属于新马尔萨斯阵营”，坚信人口增

    长将超越可利用的资源。他表示，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担负起举

    证责任。“究竟是相信悲观主义者而他们却错了的结果比较糟

    糕，还是相信乐观主义者而他们却错了的结果比较糟糕？我想结

    论显而易见。”他附和了埃利希在《人口炸弹》中的结论，两人

    同样认为按照风险管理的原则，人们应该更重视环保主义者的警

    示，“如果我错了，人类还是会吃得好、住得好，会更加幸福”。

    霍尔德伦和埃利希对提案的优势充满信心，这反映了许多环保主

    义者对人们呼吁经济增长的无视。埃利希和霍尔德伦轻慢地对“零增长”社会和“消除发展”畅所欲言。他们并不承认，阻止增

    长可能致使人们无法脱离贫困，或者造成任何严重后果。

    保罗·埃利希在华盛顿的发言，体现了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对于经济增长的终结和紧缩时代来临的看法。在出版的书和发表

    的演讲中，埃利希形容美国是过度发展的国家，以危险且不可持

    续的方式消耗着地球上的资源。保罗和安妮·埃利希在一九七四年

    出版的《富裕的终结》中写道：“未来的前景是什么？”该书批判

    了美国的大规模消费社会，与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于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畅销书《富裕社会》不谋而合。但加尔布雷

    思呼吁实行能够加强经济安全、解决社会不公的公共投资策略，埃利希夫妇却认为美国的发展模式注定要失败。埃利希夫妇在文

    中写道：“未来三十年里，全球各国都将陷入增长狂热，面临解

    体。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无限增长的游戏已经结束，我们已

    接近极限。”埃利希夫妇以其特有的华丽辞藻写道，现今的社会

    应自发改变，以避免未来由灾难引发的变化。他们认为这些提案

    的短期成本不值一提，包括阻止经济增长将导致的失业，总好过

    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

    埃利希夫妇传达的信息远远超越了人口本身，涉及深远的社

    会转型。洛杉矶因其混乱的交通和城市扩张成了埃利希夫妇反对

    的典型，“在资源短缺的时代，不适宜人类居住城市的最佳范

    例”，应该重建城市中心，停止开发郊区。埃利希夫妇提议改

    变“美国整体的交通模式”，放弃联邦高速公路，改为建设铁路。

    建筑物和电器应该有效率标准，浪费的照明和加热技术应该禁止

    使用或加以限制，扩大回收利用的范围。其中一些设想后来成了

    环保运动的核心原则，例如发展市中心附近的交通枢纽，或者为

    电器设置全国的功率标准。而其他的设想却没有多少吸引力。埃

    利希夫妇提议取消恰好出现在星期一的假期，以鼓励人们多在本

    地休闲，减少周末小长假驾驶出行的活动。当然他们也明白这是

    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呼吁建设高速公路的游说团体、工会和其他

    商业利益团体都会加以阻挠。考虑到政府和企业可能不会回应环境危机—美国绝对会“在

    能源领域搞砸”—埃利希夫妇呼吁个人采取行动，节省能源，为“富裕时代的终结”做好准备。他们的一些建议反映了自我否定

    和节俭的文化，这种文化难以与“唯我”十年盛行的自恋主义和业

    已萌芽的消费主义共存。例如关灯、在冬天调低恒温器温度、夏

    天提高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