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班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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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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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班底是由卡尔·伯恩斯坦与鲍勃·伍德沃德联合所著,副标题为:“两个小人物是如何改写美国历史的”,讲述了作者们是如何以普通记者的身份,接触到哪些白宫幕后的故事。

总统班底作者简介
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
卡尔·伯恩斯坦,16岁时在报社当勤务工,19岁时成为新闻记者,自1966年起在《华盛顿邮报》工作。因参与《华盛顿邮报》对于水门事件的报道,获普利策奖。
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
鲍勃·伍德沃德,《华盛顿邮报》副总编,因参与水门事件和“9·11”事件的报道,两次荣获普利策奖。
总统班底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是《华盛顿邮报》的普通记者,他们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得到一次像样的新闻报道机会。所以,当他们在接到水门闯入案这桩被公认为“三流盗窃案”的报道任务时,失望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但机会来了。记者的敏感使他们感到了这个案子后面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他们压抑已久的才华以及对正义的追求,顿时迸发出来。经过日日夜夜艰苦卓绝的调查采访,他们最终把深匿幕后的白宫二、三。
总统班底原文摘录
1972年6月17日,星期六。早晨9点钟。这么早就来了电话。伍德沃德摸索着电话听筒,一下子醒了过来。电话是《华盛顿邮报》本地新闻编辑打来的,说是当天凌晨,有五个人带着照相设备和电子窃听装置,在民主党总部的一桩盗窃案中被逮捕,问他能不能来一下? 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刚刚工作了9个月,他一直在寻找一次像样的星期六新闻采访任务,但这一次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差使。这桩在当地民主党总部发生的偷盗案,听起来很像是他一直在做的大多数新闻——关于不卫生的餐馆、二三流的警察腐败现象的调查。伍德沃德本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些东西:他刚完成了一系列关于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的未遂暗杀案的报道。瞧,现在他又要回过头去走老路了。
总统班底截图


书名:总统班底
作者:【美】卡尔·伯恩斯坦 鲍勃·伍德沃德
译者:杨恒达
责任编辑:张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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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致谢
就像《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一样,此书是与我们
的同事——管理人员、编辑人员、记者、图书管理员、电话接线
员、新闻助理——合作努力的结果。自从1972年6月17日以来,我们得到他们的帮助、支持和忠告。有些人很突出。我们特别感
谢凯瑟琳·格雷厄姆、本杰明·C·布拉德里、霍华德·西蒙
斯、哈里·M·罗森菲尔德、巴利·苏斯曼、里昂纳德·道尼、劳伦斯·迈耶、拉里·福克斯、比尔·布雷迪、道格拉斯·费
佛、伊丽莎白·多诺万、菲利浦·盖耶林、梅格·格林菲尔德,罗杰·维尔金斯和摩利恩·乔伊斯。
另一些人把他们的时间、精力、忠告贡献给了此书的准备工
作。我们要感激泰勒·布朗奇、玛丽·格雷厄姆、伊丽莎白·德
路、海恩斯·约翰逊、戴维·奥布斯特的帮助和仁慈。对娜拉·
伊佛伦、芭芭拉·科恩、理查德·科恩表示特殊感情和感谢。
理查德·斯奈德和西蒙与舒斯特公司的工作人员——尤其是
克利斯·斯坦麦茨、伊利莎·萨克斯、哈利叶特·利品斯基、索
菲·索尔金,他们准备了投入生产用的手稿——给予我们巨大的
容忍,因为已经错过最后期限,生产计划得改变,复杂的技术问
题得考虑。自始至终,工作人员,尤其是丹·格林、米利·马尔
穆尔、海伦·英格利士、泰利·敏谢利,有使不完的热情,更重
要的是他们的友谊。
没有罗伯特·芬克的工作,此书就不可能出版,他在研究中
帮助我们,把想法贡献给我们,还温和地向我们提出批评。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编辑爱丽丝·梅休的赞赏和尊敬,她的思
想和指导反映在每一页上。
卡尔·伯恩斯坦
鲍勃·伍德沃德华盛顿特区
1974年2月献给总统班底的其他先生女士——
他们在白宫或其他地方——
冒险为我们提供
秘密信息。
没有他们,就没有
《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
也献给我们的父母。人物表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理查德·M·尼克松
总统班底
阿尔弗雷德·C·博德文(总统连任委员会安全警卫)
亚历山大·P·巴特菲尔德(总统副助理、H·R·霍尔德曼
的助手)
约翰·J·考菲尔德(约翰·埃利希曼的随从人员)
凯恩·W·克劳逊(白宫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查尔斯·W·柯尔逊(总统特别顾问)
肯尼思·H·达尔伯格(总统连任委员会中西部财务主席)
约翰·W·迪安(总统顾问)
约翰·D·埃利希曼(总统国内事务助理)
L·帕特里克·格雷(联邦调查局代局长)
H·R·霍尔德曼(总统助理、白宫幕僚长)
E·霍华德·亨特(白宫顾问)
赫伯特·W·卡尔姆巴赫(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副主席、总
统私人律师)
亨利·A·基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理查德·C·克莱恩丁斯特(美国司法部长)
埃吉尔·克罗(总统国内事务副助理、埃利希曼的助手)
弗雷德·C·拉吕(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约翰·米切尔的助手)
G·戈登·李迪(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顾问、约翰·埃利希
曼的助手班子前成员)
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
杰伯·斯图亚特·马格鲁德(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竞选的副
主席、霍尔德曼的前助手、白宫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罗伯特·C·玛迪安(总统连任委员会政治协调员、前助理
司法部长)
约翰·N·米切尔(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前司法部长)
鲍威尔·莫尔(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
罗伯特·C·奥德勒(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行政与人事的主
任、前白宫工作人员)
肯尼思·W·帕金森(总统连任委员会律师)
赫伯特·L·波特(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调度的主任、霍尔
德曼的前助手)
肯尼思·利兹(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青年工作的主任律师)
唐纳德·H·赛格雷蒂(律师)
戴文·L·舒姆威(总统连任委员会公共事务主任、前白宫
新闻助理)
休·W·斯隆(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霍尔德曼的前助手)
莫里斯·H·史坦斯(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席、前商业部
长)
戈登·C·斯查骞(霍尔德曼的助手)
杰拉德·沃伦(总统新闻副秘书)
戴维·R·扬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亨利·基辛格及约
翰·埃利希曼的助手)罗纳德·L·齐格勒(总统新闻秘书)
闯入者
伯纳德·L·巴克
弗吉利奥·R·冈萨雷斯
欧仁尼奥·R·马蒂内斯
詹姆斯·W·麦考德
弗兰克·A·斯特吉斯
检察官
亨利·E·皮特森(助理司法部长)
厄尔·J·西尔伯特(哥伦比亚特区助理联邦检察官)
唐纳德·E·坎贝尔(助理联邦检察官)
塞穆尔·E·格兰泽(助理联邦检察官)
法官
约翰·J·西利加(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大法官)
《华盛顿邮报》
凯瑟琳·格雷厄姆(发行人)
本杰明·C·布拉德里(总编辑)
霍华德·西蒙斯(执行编辑)
哈里·M·罗森菲尔德(大都会新闻编辑)
巴利·苏斯曼(哥伦比亚特区新闻编辑)
参议员山姆·J·欧文(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主任)目 录
致谢
人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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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1972年6月17日,星期六。早晨9点钟。这么早就来了电
话。伍德沃德摸索着电话听筒,一下子醒了过来。电话是《华盛
顿邮报》本地新闻编辑打来的,说是当天凌晨,有五个人带着照
相设备和电子窃听装置,在民主党总部的一桩盗窃案中被逮捕,问他能不能来一下?
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刚刚工作了九个月,他一直在寻
找一次像样的星期六新闻采访任务,但这一次似乎并不是什么好
差使。这桩在当地民主党总部发生的偷盗案,听起来很像是他一
直在做的大多数新闻——关于不卫生的餐馆、小规模的警察腐败
现象的调查。伍德沃德本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些东西:他刚完
成了一系列关于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的未遂暗杀案的报
道。瞧,现在他又要回过头去走老路了。
伍德沃德离开自己位于华盛顿市区的一居室寓所,穿过六个
街区,步行前往报社的编辑部。周六的新闻编辑部异常宁静,一
百五十多英尺见方的大房间里,一排排颜色明亮的办公桌整齐地
列在一块巨大的吸音地毯上。这一天,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吃午
餐,把一周里剩下的工作干完,然后再读一读星期日增刊。伍德
沃德在编辑部门口停下来,接收他的邮件和电话留言,然后到本
地新闻编辑那儿报到。他很惊奇地得知那些盗贼闯入的不是当地
民主党人的小办公室,而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水门办公商住综
合大楼里的总部。
水门大厦并不是民主党人时常光顾的地方,这幢豪华的办公
商住综合大楼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的河岸上,像联邦同盟俱乐部一
样,它是共和党人的天下。住在里面的人有美国前任司法部长,现任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约翰·N·米切尔;总统竞选运动主管
财务的主席,前商业部长莫里斯·H·史坦斯;共和党全国主
席,堪萨斯州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尼克松总统的秘书罗丝·玛
丽·伍滋;以及飞虎队王牌飞行员陈纳德的遗孀,著名的共和党女主持人陈香梅,以及尼克松政府的许多头面人物。
这座设施先进的综合型大楼,有着蛇齿形的混凝土护栏和同
样吓人的房价(许多两室的公寓套房房价为10万美元),它已成
了理查德·尼克松执政期间统治者们在华盛顿的象征。两年前,它曾是一千名反尼克松示威者的攻击目标,人们高喊着“猪
猡”“法西斯”“Sieg Heil”(1)
,试图冲击这座共和党政权的堡
垒。他们撞上了华盛顿防暴警察的坚固人墙,被催泪瓦斯和警棍
驱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里。水门大厦那些焦虑的住户站在
阳台上目睹了这场冲突,当示威者被赶走,来自波托马克河上的
西风将催泪瓦斯从他们眼前带走的时候,一些人欢呼起来,举杯
祝贺。在那些被击倒在地的人群当中,有一位《华盛顿邮报》的
新闻记者,将他击倒的警察也许没有看见挂在他脖子上的记者
证,而是只盯住了他较长的头发了。他叫卡尔·伯恩斯坦。
此刻,当伍德沃德开始打电话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伯恩斯坦
——这家报纸的两位弗吉尼亚政治新闻记者之一——也在从事这
桩盗窃案的报道。
哦,天哪,可别是他。伍德沃德想起了办公室里的一些传
闻,说伯恩斯坦很有抢新闻的本事。
上午,伯恩斯坦复印了现场记者的记录,他告诉本地新闻编
辑,自己要再做一些核查。本地新闻编辑耸耸肩表示同意,于是
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给他在水门大厦能找到的每一个人打电话
——服务台接待员、侍者、客房部服务员、餐厅服务员,等等。
伯恩斯坦后退了几步,朝编辑部的另一头看去。他的办公桌
和伍德沃德的办公桌相隔大约二十五英尺,中间有一根柱子。似
乎伍德沃德也在进行有关这个新闻的工作。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伯恩斯坦想。鲍勃·伍德沃德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很会玩弄权
术。伯恩斯坦猜想,这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海军军官团的退役
老兵,尽管有各种好条件,却不一定有丰富的经验来应付调查性
的报道。伯恩斯坦知道伍德沃德写不好,办公室有传言说英语不
是伍德沃德的母语。伯恩斯坦是一所学院的退学生。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在《华
盛顿星报》当勤务工,十九岁时成了新闻记者,自1966年起在
《华盛顿邮报》工作。他有时做些系列调查报道,走遍了法院和
市政厅,喜欢写有关首都人和邻近地区的长篇文章,很能侃。
伍德沃德知道伯恩斯坦偶尔为《华盛顿邮报》写些有关摇滚
乐的文章。这合情合理。但他听说伯恩斯坦有时评论古典音乐,就难咽这口气。伯恩斯坦看上去像是伍德沃德瞧不起的那种反文
化的新闻记者。伯恩斯坦则认为,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的
迅速崛起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如说是因为上司对他的信
任。
他们从来没有在同一条新闻上合作过。此时伍德沃德二十九
岁,伯恩斯坦二十八岁。
这条新闻的最初细节是一个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三十五年
关于警察方面报道的老记者从水门大厦打电话传出来的,此人叫
阿尔弗雷德·E·刘易斯。刘易斯在华盛顿新闻界多少是一个传
奇人物——他一半是警察,一半是新闻记者,经常穿一件都市警
察穿的蓝色毛衣,下部有扣子扣住,扣子下面是一个铜六角星的
皮带搭扣。三十五年中,刘易斯从来没有真正“写过”一条新
闻,他通过电话把细节告诉加工改写编辑,多年来,《华盛顿邮
报》甚至没有在警察总部放过一台打字机。
细节是这样的:凌晨2点30分,五个身着工作西服、戴着普
雷太克斯牌外科橡胶手套的人被逮捕。警察从他们身上截获了一
台步话机、四十卷未曝光的胶卷、两架35毫米照相机、撬锁工
具、钢笔大小的催泪瓦斯枪,以及显然既能窃听电话又能窃听室
内谈话的窃听装置。
“还有钱。其中一个人有814美元,另一个800美元,另一
个215美元,另一个234美元,另一个230美元,”刘易斯口授
道,“大部分是100元票面,号码连着……他们似乎认识路,至
少有一个肯定熟门熟路。他们在宾馆的二层三层有房间。那天晚
上这些人还在大楼餐厅的同一张餐桌上吃龙虾,一个人穿着从罗
利商店买的西服。”伍德沃德从刘易斯那儿知道,嫌疑犯将要在当天下午出庭接
受预审。他决定前往。
伍德沃德以前去过法院。审问程序是地方法庭司法运作体制
的一种固定模式:在法官面前迅速过一下堂,法官为被指控的皮
条客、妓女、行凶抢劫的路贼——这一天是这五个人——规定保
释金的数额。
一群辩护律师像往常一样聚在走廊周围待命,为那些掏不起
律师费的被告充当由政府付费的辩护人。他们通常被称为“第五
街律师”——因为法院和他们的街面办公室都在那条街。走廊上
有两个律师正在小声抱怨——一个穿一身磨损的雪克斯金斜纹细
呢西装,瘦高个;另一个是胖子,他曾为地下监狱分区的案子作
辩护而受过处罚。他们本来已被任命为五个窃贼作辩护,后来又
得到通知说,那些人已经聘了自己的辩护律师,这可是不寻常
的。
伍德沃德走进审判室,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坐在中
间一排的一个年轻人,留着时髦长发,穿一身翻领略微宽大的昂
贵西服,长长的下巴,眼睛朝周围转来转去,似乎正处在一个不
熟悉的环境中。
伍德沃德在他旁边坐下来,问他是不是为那五个人来的。
“也许吧,”那人说,“我不是备案的辩护律师。我是以个
人身份来的。”
他说他叫道格拉斯·凯迪,并介绍了身边一个看上去有点贫
血的小个子,说他是备案的辩护律师,名叫小约瑟夫·拉佛提。
拉佛提像是刚从床上被拉起来的,胡子也没有刮,眯着眼睛看
人,好像怕光的样子。这两个人不时地在审讯室进进出出。伍德
沃德终于把小个子堵在过道的角落里,搞到了五个嫌疑犯的姓名
地址。其中四个来自迈阿密,有三个是美籍古巴人。
道格拉斯·凯迪不想说话。“请不要把这当做个人问题
看,”他告诉伍德沃德,“那将是一个错误。我没什么好说
的。”伍德沃德向他打听他的委托人。
“他们是我的委托人。”他说。
可你是律师吗?伍德沃德问。
“我不想和你说话。”
这个叫凯迪的年轻人走回审判室里。伍德沃德跟了进去。
“求你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五个人能交保释金吗?伍德沃德问。
在好几次有礼貌的问话遭到拒绝之后,凯迪终于回答说,这
些人都受人雇用,都有家庭——这些因素在法官规定保释金时会
加以考虑。他又走到走廊里。
伍德沃德跟出去:跟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
案子中来的?
“我没参与这个案子。”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
“瞧,”凯迪说,“我在一次社交场合遇见过被告之一伯纳
德·巴克。”
在哪儿?
“华盛顿特区。那是陆海军俱乐部的一次鸡尾酒会。我们谈
得很投机……我要说的就这些。”
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中来的?
凯迪原地转过身,走回审判室里。半个小时后,他又走了出
去。
伍德沃德继续追问他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里来的。
这一次凯迪说了。他在凌晨3点多接到了巴克妻子打来的电
话。“她说她丈夫告诉她,如果到3点他还没有给她打电话,就
可能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凯迪说他是巴克在华盛顿认识的惟一的辩护律师。伍德沃德
又问了一些问题,但他不再回答,说他已经说得够多了。
下午3点,五个嫌疑犯由一个执法官领着进了审判室,仍然
穿着深色的工作西服,只是皮带和领带都被取走了。他们毫无表
情地坐成一排,搓着双手,朝法官席那边望着。看上去他们很紧
张,一副谦恭而又固执的样子。
当书记员宣布开庭时,政府检察官厄尔·西尔伯特站了起
来。此人瘦削,专心致志,表情严肃,戴一副角质架眼镜,喜欢
在审判室里以戏剧性的姿态发表辞藻华丽的言论,熟悉他这一点
的第五街同行们都称他为“珍珠伯爵”(2)。他主张这五个人不应
该以保释金获释。他们报假名字,不同警方合作,带有“2 300
美元现金,有前往国外的倾向”。他们因从事带有“不可告人
的”目的的“职业盗窃”而遭到逮捕。西尔伯特拖着长音强
调“不可告人的”一词。
法官詹姆斯·A·贝尔逊问那几个人的职业。有一个人大声
回答说他们是“反共分子”,其他人点头表示同意。法官已经习
惯于听到各种异乎寻常的职业,可这次却显然没有准备。他把其
中个子最高的一个叫出来,那人自称小詹姆斯·W·麦考德。麦
考德的头顶正在变秃,有个扁平的大鼻子,下巴方方正正,牙齿
完好无损,一副和善的样子,似乎和他那轮廓分明的特征不相一
致。
法官问他的职业。
“安全顾问。”他回答。
法官问是哪儿的安全顾问。
麦考德轻轻地拖长声调说,他最近从政府部门退休了。伍德
沃德移到前排,侧身前倾。
“政府的什么部门?”法官问。
“中央情报局。”麦考德小声说。法官微微畏缩了一下。
天呐,伍德沃德几乎叫出声来,中央情报局。
伍德沃德坐出租车回办公室报告麦考德的陈述。八位记者参
与了拼凑这条署名为阿尔弗雷德·E·刘易斯的新闻。当傍晚6点
半的截稿时间接近时,《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霍华德·西蒙
斯来到新闻编辑室南侧的本地新闻编辑办公室。“这是一条了不
起的新闻”,他告诉本地新闻编辑巴利·苏斯曼,把它登在星期
日的头版上。
新闻的第一段说:“昨天凌晨2点30分,有五人被逮捕,指
控是参与一项精心策划的阴谋,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窃听了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是前中央情报局的雇
员。”
与此同时,联邦大陪审团宣布要对此案进行调查。但即使这
样,西蒙斯仍然认为这一事件还是有太多的未知因素,因而不能
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很可能是由于疯狂的古巴人,”他说。
确实,认为这次闯入事件也许是共和党人所为的想法似乎没
有说服力。1972年6月17日,民主党大会之前不到一个月,尼克
松总统在民意测验中远远领先于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至少超出
他们19%以上。理查德·尼克松认为,共和党占多数的形势将支
配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就像民主党人控制了前两代人的情况
一样。这种状况似乎是很有可能的,民主党处于混乱之中,好时
光到了头。被白宫和民主党公认为是尼克松最弱的对手、南达科
他州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居然作为明显受欢迎的人赢得了民
主党的总统提名。
《华盛顿邮报》的这条新闻指出:“这五个嫌疑犯为什么要
窃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他们是否为其他个人或组织工
作,都没有得到直接的解释。”
伯恩斯坦为星期日的报纸写了有关这些嫌疑犯的另一条新
闻。四个人来自迈阿密:伯纳德·L·巴克,弗兰克·A·斯特吉
斯,弗吉利奥·R·冈萨雷斯,欧仁尼奥·R·马蒂内斯。他给《迈阿密信使报》的一个记者打了电话,得到了一长串古巴流亡
领导人的名单。据《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到迈阿密的古巴人
圈子进行核查的结果,这四个迈阿密的嫌疑犯全都参与了反卡斯
特罗的活动,据说都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我从来不知道他是
否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巴克太太告诉伯恩斯坦,“那种事情,男人从来不告诉女人。”)。按照好几个人的说法,他们当中惟
一的非古巴裔人是美国雇用兵斯特吉斯,此人一直在招募好斗的
古巴人到民主党全国大会去示威。一个古巴人领袖告诉伯恩斯
坦,他称之为“前中央情报局人员之流”的斯特吉斯和其他人打
算利用雇用的肇事分子,在全国政治会议期间在街上揍反战示威
者。
那个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钟,伍德沃德离开了办公室。他知
道他本该待得更晚,来调查詹姆斯·麦考德。他甚至没有核对一
下当地的电话簿,看看华盛顿市内或郊区是否有一个叫詹姆斯·
麦考德的名字。
《华盛顿邮报》负责全国新闻的工作人员很少报道有关警察
的新闻。在苏斯曼的要求下,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两人第二天早
晨都回到办公室继续从事这方面的报道。这是6月18日,一个阳
光明媚的星期天。美联社电文上一处令人难堪的更改表明,根据
政府存档的竞选运动开支报告,詹姆斯·麦考德是总统连任委员
会(CRP)的安全协调员。这意味着,麦考德应该受到进一步的
注意。
两位新闻记者站在新闻编辑室的中间,你看着我,我看着
你。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伍德沃德问。伯恩斯坦不知道。
在洛杉矶,美国前司法部长、总统竞选活动主管约翰·米切
尔发表了一个声明:“此人是一家私人安全机构的老板,数月前
被我们委员会雇来帮助安装安全系统。按我们的理解,他有一些
业务上的客户和利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要强调此人和其
他涉案人的所为既不代表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在我们
的竞选运动中,或者说在选举过程中,是不能容忍这种活动的,我们既不会允许,也不会加以宽容。”
在华盛顿,民主党全国主席劳伦斯·F·奥布里安说,闯入
事件“提出了我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活动中所遇到的最丑陋的
政治黑幕问题。仅仅由尼克松先生的竞选活动主管约翰·米切尔
跑出来声明其清白,是打消不了这些问题的”。
发布米切尔和奥布里安的声明的电讯社在从全国性政治家那
里收集正式声明方面是靠得住的。两位记者把注意力转向了盗
贼。
他们在电话簿上查到了麦考德的私人安全咨询机构的号码,但没人应答。他们又核查了按街道地址开列电话号码的“互见使
用”人名地址录。在麦考德家里或他的企业里,电话都没人接。
麦考德公司的地址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亨格福德路414号,这
是一栋很大的办公楼。罗克维尔市的互见索引簿开列了住户的名
字。两位记者把这些名字分了分,开始分头给这些人的家里打电
话。一个律师在电话里回忆说,去年夏天有一个为他做兼职工作
的女孩认识麦考德,或者,也许是女孩的父亲认识他。这个律师
只记得那女孩的姓——可能是威斯特尔,也可能与此接近。他们
又去找有着类似姓氏的人的电话,找到了五个。最后,伍德沃德
终于联系上一个叫哈兰·A·威斯特雷尔的,此人说认识麦考
德。
威斯特雷尔显然还没有读过报纸,因此很奇怪伍德沃德为什
么对麦考德感兴趣。伍德沃德说为写一篇报道,他正在收集有关
信息。威斯特雷尔似乎很高兴,就提供了一些关于麦考德及其朋
友的情况,还给了伍德沃德一些人的电话号码。
渐渐地,麦考德的轮廓开始浮现:得克萨斯北部地区人;虔
信宗教,是华盛顿第一浸礼会的积极成员;有一个在空军学院当
士官生的儿子和一个智力迟钝的女儿;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后备
役军人;中央情报局前任人身安全防卫长官;蒙哥马利专科学校
的安全课程教师;一个忠于家庭的人;极其认真;文静,可靠。
尽管有约翰·米切尔关于麦考德的声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一致
认为,他是专职为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的。有几个人提到了麦考德的正直,他那“坚如磐石的”性格,但也有些别的评价。威斯特雷尔和其他三个人说麦考德是标准
的“官员”——不愿意主动采取行动,必恭必敬地听从指挥,执
行命令毫不含糊。
伍德沃德用打字机打出了一条新闻的最初三段,认定水门大
厦窃贼之一是从总统连任委员会处领取薪水的安全协调员,把它
递给了本地新闻组的一个编辑。一分钟后,伍德沃德注意到伯恩
斯坦正在编辑身后查看。之后,伯恩斯坦拿着那纸新闻走回他的
办公桌,打起字来。伍德沃德完成了第二页,把它递给编辑。伯
恩斯坦很快从那里接过手来,回到他的打字机。伍德沃德走过
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伯恩斯坦正在改写这条新闻。伍德沃德读了改写的稿子。写
得好多了。
当天夜里,伍德沃德驱车前往麦考德家,这是一栋很大的二
层楼砖房,在郊区的房屋中是一流的,离穿过罗克维尔市的主干
公路70S大道不远。灯光亮着,但是没人开门。
午夜过后,回到家中的伍德沃德接到一个电话,是《华盛顿
邮报》定期负责夜间警察新闻的记者尤金·巴沁斯基打来的。巴
沁斯基的活儿被认为是报社里最不好的工作,时间不好——从傍
晚6点半工作到凌晨2点半。但是这个高个子、留着山羊胡子、很
文静的男人似乎喜欢他的工作,或者说他似乎喜欢警察。他同许
多警察搞得很熟,夜间采访时,他很容易在警察总部的各个小组
之间穿梭往来:凶杀组,风化组(被堂皇地称作“品行部
门”),交通组,情报组,性行为组,行骗组,偷盗组——这些
划分反映了城市生活在警察眼中的分类。
巴沁斯基从一个警察那儿得知,从水门大厦被捕的两个迈阿
密人的通讯录里,发现了一个叫霍华德·E·亨特的人和电话号
码,旁边还注上了小小的标记“W· House”(白宫)
和“W·H·”(白宫的英文缩写)。伍德沃德坐在电话旁的一
张硬板椅子上,查对电话号码簿。当他找到马里兰州的波托马克蒙哥马利县富饶的郊外马场区域有关于小霍华德·E·亨特的电
话号码后,给对方拨了电话,可没人接。
第二天早晨在办公室,伍德沃德开列了一张头条新闻的单
子。麦考德的一个邻居曾经说他见过麦考德穿一身空军军官的制
服,还有一个邻居说麦考德是空军预备役的中校。伍德沃德后来
给五角大楼打了五六次电话,一个管人事的军官告诉他说,詹姆
斯·麦考德是附属于紧急战备状态办公室的以华盛顿为中心的特
种预备役部队的中校。那军官给他念了部队花名册,上面只有十
五个名字。伍德沃德开始打电话。打到第四个人的时候,一个叫
菲利普·琼斯的军人偶然提到,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开列激进分子
名单,帮助制订适合于战争时期新闻媒介和美国邮政的检查制度
应急计划。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一个叫詹姆斯·格林的人,据巴沁斯基
说,这人在迈阿密的电话号码可以在欧仁尼奥·马蒂内斯的通讯
录上查到。格林先生自称是迈阿密大学负责住房的人员。他说,马蒂内斯两个星期前同他联系,询问大学是否能在8月份共和党
全国大会期间安排大约三千名年轻共和党人的食宿。伍德沃德打
电话给总统连任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以及几个正在华
盛顿和迈阿密准备大会计划的共和党官员。他们全都说从来没听
说过马蒂内斯,或者没听说要用大学来为年轻的共和党人提供住
宿的计划。
但是那个星期一的首选目标是亨特。那些迈阿密嫌疑犯的所
有物开列在巴沁斯基搞到的一份来自警察方面的秘密清单上。
有“两张黄线纸,一张写给‘亲爱的朋友霍华德先生’,另一张
给‘亲爱的H·H·先生’”,一个没有寄出的信封,里面有亨
特的个人支票,写着6.36美元,开给罗克维尔的雷克伍德乡村俱
乐部,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同样金额的账单。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消息来源,一位为联邦政府工作
的老朋友。这位朋友不喜欢别人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里,他匆匆地
说,这个案子将会“激化”,但是他无法解释,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快接近下午3点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要在“新闻预
算”中列出他们期待第二天的报纸刊登的新闻。被指定写星期二
发表的水门大厦新闻的伍德沃德抓起电话,拨了456-1414——
白宫。他要找霍华德·亨特。交换台接线员接到了一个分机上。
没有应答。伍德沃德正要挂断电话,接线员插进来说:“他可能
在另一个地方,那是柯尔逊先生的办公室。”
“亨特先生现在不在这里,”柯尔逊的秘书告诉伍德沃德,她给了他华盛顿一家公关公司——罗伯特·R·穆伦公司的号
码,她说,亨特在那儿担任写手。
伍德沃德走到新闻编辑室东头的全国新闻组那里,问一个叫
J·D·亚历山大的全国新闻助理编辑谁是柯尔逊。亚历山大是
一个身材矮胖的人,三十五六岁,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他笑了
起来。美国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W·柯尔逊是白宫的“职业打
手”,他说。
伍德沃德又给白宫打电话,问人事办公室的一个办事员,霍
华德·亨特是否受白宫雇用。对方说她要查一下档案。片刻之
后,她告诉伍德沃德,霍华德·亨特是柯尔逊的一个顾问。
伍德沃德打电话到穆伦公关公司,要找霍华德·亨特。
“我就是霍华德·亨特,”对方的声音说。
伍德沃德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是吗?有什么事?”亨特的声音显得不耐烦。
伍德沃德问亨特,为什么在水门大厦被逮捕的两人的通讯录
里有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天啊!”霍华德·亨特说。然后他很快地加上一句:“由
于事情正在裁定中,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砰的一声挂断了电
话。
伍德沃德认为他有了一条新闻。但是,任何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都可能出现在一本通讯录中。尽管乡村俱乐部的账单似乎是
亨特同盗贼之间有联系的额外证明,但又是什么联系呢?一条标
题为《白宫顾问同窃听嫌疑犯有关》的新闻可能会是一个严重错
误,会产生误导,这对亨特很不公平。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白宫信息传播事务副主任凯恩·W·克劳
逊,此人在今年1月份之前一直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将
通讯录和警察清单的事告诉了克劳逊,然后询问亨特在白宫的职
责是什么。克劳逊说他要核查一下。
一小时后,克劳逊回电话说,亨特是白宫关于撤销对五角大
楼文件不得公开的禁令问题的顾问,最近又担任一项毒品情报计
划的顾问。他说,作为顾问,亨特最后一次领薪水是在3月29
日,从那以后他不再为白宫做任何工作。
“我非常彻底地调查了这件事,我相信柯尔逊先生和白宫的
任何人都不知道,也没有参与这个不幸事件,”克劳逊说。
这么说真是多此一举。
伍德沃德给穆伦公关公司董事长罗伯特·F·贝内特打电
话,向他打听亨特。贝内特是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F·
贝内特的儿子,他说:“我猜霍华德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这不是
什么秘密了。”
但这对伍德沃德来说是个秘密。他给中央情报局打电话,一
个发言人说,亨特自1949年至1970年都为这个部门工作。
伍德沃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打电话给政府里的朋友,请
求指点。那位朋友声音很紧张。以不准公开引用为条件,他告诉
伍德沃德,除了通讯录里发现的姓名电话以及那张未寄出的支票
等情况外,联邦调查局有许多理由认为亨特是水门事件调查中的
主要怀疑对象,不过他又强调,伍德沃德不能在报道中使用这条
信息,因为这是私下谈话。但他的朋友向他保证,一条关于某人
同通讯录和乡村俱乐部有关的新闻报道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
题。当然,他的保证也不能见报。本地新闻编辑巴利·苏斯曼对上述情况很感兴趣。他翻遍了
报社图书馆里关于柯尔逊的剪报,发现在1971年2月的一条新闻
报道中,一个匿名的消息灵通人士把柯尔逊描绘成一个“有创见
的智囊人物……掮客,收拾烂摊子的家伙,必要时不择手段”。
伍德沃德关于亨特的报道认定他的身份是在白宫为柯尔逊工作的
一个顾问。报道使用了上述引文,并指出引文出自一则人物简
介,作者是“凯恩·W·克劳逊,眼下是白宫的一名助理,不久
前还是《华盛顿邮报》记者”。
这条新闻报道的标题是《白宫顾问同窃听嫌疑犯有关》。
那天早晨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上的总统住所,总统新闻秘
书罗纳德·L·齐格勒简单回答了记者关于水门大厦闯入事件的
问题,他说:“某些人也许会试图夸大这件事。”齐格勒把这个
事件说成是“三流盗窃未遂案”,白宫没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评
论。
第二天,民主党主席奥布里安向总统连任委员会起诉,要求
对方赔偿100万美元的民事损失。奥布里安提到了柯尔逊“有可
能卷入”闯入事件,他指责说,事实正在“清晰地同白宫联系起
来”,还说:“我们之所以了解这次窃听事件,只是因为它败露
了。还可能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到底是谁卷入了呢?我相信我
们将见证这届政府受到的最终考验,可就在四年前它还曾那么虔
诚地表示要投身于一个法律与秩序的新时代呢。”
(1) 德语:希特勒时期德国纳粹分子的招呼用语,意思是“欢呼胜利”。
(2) 厄尔·西尔伯特的英文是Earl Silbert,“earl”在英语中有“伯
爵”的意思,前面再加上一个“P”,就成了“珍珠”的意思。戏称他
为“珍珠伯爵”的人是拿他的名字作文章,影射他喜欢使用华丽的言
辞。——译者2
苏斯曼让伯恩斯坦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休息了两天。星期三一
上班,伯恩斯坦就打电话给一个尼克松政府的前官员,打听关于
查尔斯·W·柯尔逊的情况。他本以为会得到一些有用的背景资
料,谁料那人却说:“无论谁是这次闯入事件的负责人,都一定
是个对政治不懂装懂的人,我想这就是柯尔逊之所以引起注意的
原因……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到那儿去寻找真正的政治信
息,他们会寻找别的……丑闻,流言。”
此人尽管离开了白宫,但仍同以前的同事们保持着广泛接
触,因此对白宫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对白宫
的内部运作却几乎一无所知。
伯恩斯坦问他,是否认为总统竞选委员会有可能或白宫(更
不大可能了)支持水门事件这样的愚蠢行为。伯恩斯坦等着他说
不。
“我很了解总统,我知道如果他需要别人做这样的事情,肯
定不会做得这么差劲,”这位前官员说。但是,总统让他的竞选
助手取得一切可以取得的政治情报和流言,这倒不是难以想象
的。他回忆说,一个白宫政治顾问“总是在谈论步话机。你谈论
政治,他谈论装备。在白宫,总有人热衷于那些毫无价值的搞情
报的玩意儿。其中一些人愚蠢到竟认为会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这位老兄对白宫的这番描绘,同伯恩斯坦平日在报上读到的
那架平稳、运转顺利的机器,那些细心认真、训练有素、全都一
模一样的白宫人士(他们总是被千篇一律地叫作“总统班底”)
形成了鲜明对照。
伯恩斯坦向那人打听白宫前助理罗伯特·奥德勒的情况,此
君现在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人事主任。委员会说,麦考德是奥德
勒雇用的。
“那是胡说八道,”那位前官员回答,“米切尔不会不管这样一个决定的,他会根据某一个安全问题专家的建议作出决
定。”
他说,雇用麦考德肯定会牵涉到至少另一个人——米切尔的
助手弗雷德·拉吕,他是这位前司法部长的左膀右臂。伯恩斯坦
草草记下名字(把它拼成了拉卢),同时又得知了有关他的更多
情况。
“我想,如果有任何窃听装置直到闯入的时候还在运转的
话,那么拉吕肯定会知道。”
这位前官员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情况。默里·卓提纳,总统的
老朋友,自从尼克松在国会发起反杰里·沃尔里斯和海伦·迦哈
根·道格拉斯运动以来,他一直是不正当竞选手段的专家,主管
着某种被称为“选票安全措施”的工作。虽然未经官方确认,这
项工作的目的是防止民主党人暗中用舞弊手段赢得选举,总统和
他的支持者(以及某些民主党人)一直认为这样的事情在1960
年发生过。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伯恩斯坦从报社的政治新闻记者、专栏
作家戴维·布罗德那儿得到一个名字,布罗德建议伯恩斯坦同他
联系。这是一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官员,布罗德说他是个“非
常坦率的家伙”,说他也许会知道些什么,因为他属于为共和党
大会安排安全措施的人员之列。总统连任委员会说,麦考德担任
过大会安全问题顾问。
“麦考德从来没有为大会做过任何一种安全工作,”那位共
和党官员告诉伯恩斯坦,“我想他一直在从事的工作,是保证委
员会实现连任选举。总统连任委员会关心的只有理查德·尼克
松。他们对共和党的关心微乎其微。即使有了机会,他们也会毁
掉这机会的。”
伯恩斯坦问,你对约翰·米切尔和总统连任委员会否认自己
与此事有牵连相信吗?
那人笑了。“我和鲍勃·多尔在那些人被逮捕的当天谈过,我们一致认为,这一定是围着委员会或白宫转的那些下贱军官们干的。无论卓提纳还是柯尔逊,都不过是被抛出来的替罪羊。”
伯恩斯坦没有料到,同尼克松政府关系密切的人竟然以如此
的轻蔑和挖苦来谈论总统周围的人。他走到房间那一头,把情况
告诉苏斯曼。苏斯曼认为这个信息很有意思,然后很不自在地告
诉伯恩斯坦,要他放弃关于水门事件的工作,因为弗吉尼亚的地
方新闻不可能继续在选举时期把两个政治新闻记者中的一个专门
安排在这项工作上。
伯恩斯坦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回到他的办公桌,但是情绪很不
好。《华盛顿邮报》欠了他将近四个月的假期。直到闯入事件发
生时,他都一直在计划利用这个夏天来一次横贯全国的自行车旅
行。他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设法留下来搞水门事件的新闻。
他写了五页的备忘录,概括了他所谓的“卓提纳理论”,并把副
本送到了苏斯曼、伍德沃德、报社的大都会新闻编辑哈里·M·
罗森菲尔德那里。
“当然,这是一种牵强的解释,”备忘录一上来说,“但
是……柯尔逊是卓提纳在白宫的继承人。……柯尔逊很可能会
在‘选票安全措施’的某些方面同卓提纳有联系。这可能意味着
评估卓提纳提供的任何信息。”
第二天,罗森菲尔德让伯恩斯坦继续从事卓提纳理论,看看
他还可以了解些什么。(1)
同一天,即6月22日,在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
总统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对闯入事件的看法。“白宫同这次特别事
件没有任何牵连。”他说。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慢慢推敲着“这次特别事件”这一措
辞。巧合的事情太多了,不可能如此轻巧地搪塞过去:华盛顿的
一个律师说,他可以确定无疑地断定,5月份为已故联邦调查局
局长J·埃德加·胡佛举行追悼仪式的时候,会场外有人袭击五
角大楼文件案被告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弗兰克·斯特吉斯就是
其中之一。一个嫌疑犯的通讯录上有被参议员麦戈文在民主党大
会上用做总部的宾馆房间的草图。迈阿密的一个建筑师说,伯纳德·巴克试图搞到大会会议厅及其空调系统的蓝图。亨特在穆伦
公司的老板罗伯特·贝内特是大约一百个假竞选委员会的组织
者,用来将成百万的美元汇集成总统连任竞选活动的秘密捐款。
麦考德被逮捕的时候,带着请求获得参加民主党大会的大学记者
证的申请。他最近去过迈阿密海滩。迈阿密来的盗贼嫌疑人中有
一些在被捕前三周就到过华盛顿,当时一些著名的民主党律师在
水门办公楼里的办公室被盗。
在总统发表声明后的一小时之内,记者们被总统连任委员会
的公关主任戴文·L·舒姆威告知,约翰·米切尔命令对民主党
总部的闯入事件进行一次内部调查。
7月1日,也就是总统发表声明的九天后,米切尔辞去了尼克
松竞选活动主管的职位,他解释说,是太太坚持要他退出的。
伍德沃德问了好几个正在处理这一新闻稿件的《华盛顿邮
报》工作人员,是否相信这一辞职同水门事件无关。他们都相
信。
然而第二天,大都会新闻编辑哈里·罗森菲尔德皱着眉头告
诉伍德沃德:“一个像约翰·米切尔这样的人,是不会为了妻子
放弃那些权力的。”
查尔斯·柯尔逊的名字最初引起伯恩斯坦注意后不久,一个
记者同行告诉他说,他曾经和一个在白宫工作的年轻女子约会
过,他想是在柯尔逊的办公室里。伯恩斯坦打电话找到了她。她
说自己是为柯尔逊的助手工作,不是为柯尔逊本人工作。她知道
一点霍华德·亨特的事。
“我怀疑他们所有人,尤其是柯尔逊,因为他如此过分地保
护总统,拼命为他辩护,”她说,“他总是带着文件来回奔忙,但是守口如瓶。”不过不管怎么说,亨特真的很好,是一个令人
愉快的人,很讨人喜欢。他是你周围少有的能让你感觉很自在的
人,偶尔他还会带她去吃午饭。虽然他只是受聘当顾问,“却几
乎每天都在那里工作。他过一段时间会去趟佛罗里达……还去加
利福尼亚”。那是在1971年的夏天和初秋。亨特完全像柯尔逊一样守口如瓶,她说:“但是办公室里有人告诉我,霍华德正在
对不同的事情做调查工作,包括五角大楼文件。”她有这样的印
象,他并不像白宫说的那样,在从事“撤消”对文件不得公开的
禁令的工作,相反,却在试图发现它们是如何被泄露给报纸的。
“大约在同时,”她说,“我看到他桌上有一本关于查帕奎
迪克岛的书,于是我就打听这事。他也是在对那个案子,对肯尼
迪做调查工作。他们不愿意……他们从来不给我全部的信息。”
是谁告诉她亨特正在调查肯尼迪?
是柯尔逊办公室的另一个秘书。那时候她在亨特桌上看到涉
及肯尼迪参议员和查帕奎迪克岛上汽车事故的其他文件和书籍。
她记得有一本书是软封面的,“书名很简单,诸如《肯尼迪与查
帕奎迪克岛》之类”。她认为,有些资料是从白宫图书馆借出来
的。柯尔逊的助手之一——她记不清是哪一个了——也告诉她亨
特正在调查肯尼迪。“这已得到上面的证实。”她补充说。
伯恩斯坦给白宫打电话,要找图书管理员。电话被接到一个
助理图书管理员简·F·施莱切尔那里。伯恩斯坦说明自己是记
者,问她是否记得亨特先生借的那本关于肯尼迪参议员的书是什
么书名。
“我想,关于这个,我确实记忆犹新,”这位管理员回
答,“我拿了一大堆关于肯尼迪参议员和查帕奎迪克岛问题的资
料。”施莱切尔太太加上一句:“我想我有记录。”她请伯恩斯
坦等她有工夫核查记录后再打电话过来。
“我想,你指的那本书也许是杰克·奥尔逊写的,叫《查帕
奎迪克之桥》。”施莱切尔太太打来电话说。伯恩斯坦问她亨特
是什么时候借的书。施莱切尔太太让他不要挂电话。当她几分钟
后回到电话机旁时,声音显得很激动。“我没有亨特先生外借的
卡片,”她说,“我记得我把这本书给过什么人,但是没有亨特
先生外借的卡片。”根本没有关于这本书的卡片,她从来没有拿
到过亨特的索书单。她让伯恩斯坦去找新闻办公室。她不知道亨
特是谁。伍德沃德接着给她打电话,打听关于肯尼迪资料的情
况。“我没有权利说出去。”她回答。
伍德沃德又拨通了白宫的电话总机,要找一个他曾经在社交
场合见过的年轻的总统助理。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在这个官员得
到不会使用他名字的保证后,他告诉伍德沃德,亨特被白宫指定
从事一项对肯尼迪私生活的调查。他不愿说是谁指令的,但是他
的话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柯尔逊是知情者之一。这个官员记
得,亨特从国会图书馆取过一些关于肯尼迪的资料。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坐了一辆出租车到国会图书馆,找到了
负责处理白宫索取资料问题的办公室。一个图书管理员站在走廊
里有礼貌地告诉他们,白宫的事务是保密的。不过最终,两位记
者总算找到了一个更有合作态度的管理员,他们把整个下午花在
阅览室里,翻遍了成千上万张纸条——自从1971年6月亨特受雇
白宫以来的每一张索书单。
伍德沃德给凯恩·克劳逊打电话,告诉他伯恩斯坦同白宫图
书管理员谈话的情况。后来,克劳逊回电话来说,他同施莱切尔
太太谈过了。“她否认同伯恩斯坦谈过话。她说她两次都让你们
去找新闻办公室。”他说,亨特从来没有接受过同肯尼迪参议员
有关的任务。“他可能一直在做他自己的研究,”克劳逊
说,“你知道,他写了45本书。”霍华德·亨特写的是间谍小
说。
伯恩斯坦为此事给那位前政府官员打电话,对方告诉
他:“白宫对肯尼迪绝对多疑。”尼克松总统、白宫幕僚长
H·R·霍尔德曼、柯尔逊都“鬼迷心窍地”想要获取能毁掉肯
尼迪候选人身份的情报。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写了一条新闻报道,说亨特受雇白宫期
间一直在调查肯尼迪。两个记者认为这条新闻的重要意义在于说
明亨特不是一个普通的白宫顾问,而是一名政治特工。
哈里·罗森菲尔德热情很高,把《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本杰
明·C·布拉德里拉了过来。布拉德里从他的玻璃隔断办公室里跑出来,坐到靠近伯恩斯坦办公桌的一张椅子上。他双手捧着这
篇报道的副本,摇着头。这意味着两位记者将在水门事件的报道
上同布拉德里发生冲突。《华尔街日报》曾经把布拉德里描绘成
一个国际珠宝窃贼。五十岁的布拉德里曾是肯尼迪总统的密友,对有关肯尼迪家族的新闻非常敏感。
他往后一靠,说道:“你没搞清楚。一个图书管理员和一个
秘书说亨特这个家伙看一本书。如此而已。”
伍德沃德告诉他,白宫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说得明明白白,亨特正在从事对肯尼迪的调查。
已经接近截稿时间。其他记者都盯着这儿看。
“来源的级别有多高?”布拉德里问。
伍德沃德对于是否应该将消息来源透露给总编辑不太有把
握。你想要知道消息来源吗?伍德沃德犹豫地说。
“你就告诉我他是否在总统助手这一级。”布拉德里说。
伍德沃德不太清楚头衔,他描述了那人的大概身份。布拉德
里不以为然。他拿出他的笔,开始编辑这篇报道,把最重要的一
段改成只是亨特对肯尼迪和查帕奎迪克事故“表现出特别的兴
趣”。他划掉了一段关于白宫对肯尼迪作为候选人身份的态度的
文字。
罗森菲尔德问布拉德里这篇报道是否能上头版。
布拉德里说不行。“下次搞点更过硬的消息。”说着他走开
了。
霍华德·亨特自从那天同伍德沃德在电话上简短地通话以来
还没有露过面。联邦调查局指定了一百五十名特工进行搜查。7
月7日,关于亨特与查帕奎迪克问题的新闻在《华盛顿邮报》上
见报了,此时亨特突然冒了出来。几天后,伯恩斯坦找到了华盛
顿的一位律师,此人认识亨特的辩护律师威廉·O·比特曼。这位律师说,比特曼在一个褐色信封里接收了25 000美元
现金才接受亨特的案子。此人心理不正常,但他在同行中很受尊
敬,是有威望的霍根与哈特森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前司法部的
检察官,曾经成功地起诉了前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吉米·霍发。
“这情报不错,可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此人说。还有一件
事,他说,总统连任委员会预算中至少有10万美元被特别指定用
于“代表大会的安全保障”。“这笔钱是这一问题的关键。”
伯恩斯坦给比特曼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在一个信封里收到过
25 000美元现金,但对方不愿意回答他是如何被聘用的。
比特曼说,他不能对他介入这桩案子的任何方面进行答复,但是令伯恩斯坦惊讶的是,对收现金一事,他没有明确加以否
认。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花了好几个小时,希望再找到一个人,一个哪怕只是听说过褐色信封中钱的人,但一无所获,让他们失
望的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
白宫和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官员正在把记者们引入迷魂阵。有
消息来源说水门大厦闯入事件是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干的,试图
证明民主党人正接受来自古巴的捐赠。(2)
关于水门事件的新闻停了下来,甚至也许要消失了。记者们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伯恩斯坦在政府里的关系——那位前任官
员也无法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那人开玩笑说——白宫“转入了
地下”。
尽管表示抗议,伯恩斯坦还是被派去采写弗吉尼亚的政治新
闻。伍德沃德决定休假。
7月22日,伍德沃德出发去密执安湖的那天,长岛的午后报
纸《新闻日报》报道说,一位叫G·戈登·李迪的前白宫助手一
直为竞选委员会当律师,因为拒绝回答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
的问题而于6月被米切尔开除。
四十二岁的李迪于1971年12月11日从白宫过来担任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法律总顾问,此后又被任命为财政问题法律顾问,负
责有关竞选活动的财政和捐款问题的法律咨询。像麦考德一样,他是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但是委员会的发言人戴文·舒姆威
说,李迪的职责同安全或收集情报无关。
在白宫,凯恩·克劳逊承认,1971年来李迪曾在那里作为
尼克松总统国内事务主要助手约翰·D·埃利希曼工作班子的成
员,从事过“执法”问题方面的工作。
三天后,结束了弗吉尼亚的采访任务、正在家里休息的伯恩
斯坦接到了巴利·苏斯曼打来的电话。你能来一下吗?《纽约时
报》有一条头版新闻报道,说至少有十五个电话是巴克从迈阿密
打到总统连任委员会去的。这些电话中有一半以上是在3月15日
和6月16日之间打的,打给了李迪的办公室。
伯恩斯坦在贝尔系统(3)
中有几个内线,但他一直不愿意利用
个人电话记录来取得信息,这涉及道德问题,他从未在心中解决
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有人这样来调查他,他必然
会感到恼火,不过,难道他就有资格接触个人档案和财务档案
吗?
伯恩斯坦来不及细想,就给电话公司的一个内线打了电话,要求搞到一张有关巴克来往电话的清单。下午,内线打电话来,证实《纽约时报》列举的那些电话确实打过。但是他补充说,他
无法搞到更详细的清单,因为巴克的电话记录已被迈阿密地方检
察官取走了。
你是指联邦调查局还是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
“都不是,迈阿密的电话公司说是地方检察官。”那人说。
为什么一个地方检察官会对电话记录感兴趣呢?在重写《纽
约时报》的新闻以前,伯恩斯坦给在迈阿密的美国司法部长打电
话,司法部长否认他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伯恩斯坦一个接一个地给迈阿密地区的各位地方检察官打电
话。打到第三个的时候,他找到了主管迈阿密大区达德县事务的州检察官理查德·E·戈斯坦因。对方说电话记录是他们索取
的,因为他们想要确定那些涉嫌闯入事件的人是否触犯了佛罗里
达的法律。不过戈斯坦因并不知道电话记录的内容,但他手下负
责调查的马丁·达第斯会知道。戈斯坦因表示,如果《华盛顿邮
报》不透露此事同他的办公室有关,那么他会让达第斯跟他们合
作。晚上,伯恩斯坦接到了达第斯打来的电话。
达第斯很急,不想在电话上谈。他说他索取了巴克的一些电
话记录和银行档案,欢迎伯恩斯坦飞到迈阿密去商谈这些问题。
伯恩斯坦问他是否知道一笔89 000美元(4)
的款子的由来,检察官
西尔伯特说这笔钱在那年春天被存入巴克在迈阿密的银行账户,然后又被取走。
“比89 000美元还多一点儿,”达第斯说。
多多少?10万美元?伯恩斯坦问。
“多一点儿。”
钱是从哪里来的?
“墨西哥城,”达第斯回答,“那儿的一个商人,也是一个
律师。”
他不想把这律师的姓名给伯恩斯坦,但是说如果伯恩斯坦到
佛罗里达来,他会把这事告诉他的。由于他有几天时间不能分
身,最后他们约定在7月31日星期一那天见面。苏斯曼批准了这
次旅行。
伯恩斯坦像他往常习惯的那样,临起飞前才来到机场。他从
报摊上抓起一份《华盛顿邮报》和一份《纽约时报》,飞快地朝
登机口跑去。飞机离开地面的时候,他读到了《纽约时报》上占
三栏篇幅的标题:《盗用资金变现钱:墨西哥城可溯源》。伯恩
斯坦一想到戈斯坦因和达第斯就感到极其丑陋。这篇署名瓦尔特
·路盖伯的报道带有一个墨西哥城的电讯电头。伯恩斯坦几乎能
肯定,路盖伯在迈阿密得到了信息,然后飞到墨西哥去拍电报发
稿。该报道引用了“接近于调查工作的消息来源”,却一字不提联邦调查局、联邦政府或司法部。路盖伯在巴克的银行账户上追
查那89 000美元,查到国际银行开出的四张银行本票(5)
,是开给
墨西哥城一位著名律师曼努埃尔·奥加利奥·达盖尔的。
伯恩斯坦从迈阿密机场给苏斯曼打电话。他是不是该去墨西
哥城并且让已经休假回来的伍德沃德打电话同达第斯周旋?苏斯
曼认为伯恩斯坦在迈阿密至少应该待一天。
半小时以后,伯恩斯坦入住迈阿密最贵的宾馆“迈阿密四大
使饭店”。他向服务台值班员询问瓦尔特·路盖伯的房间号码。
“路盖伯先生上周末退房了。”值班员说。
佛罗里达州达德县的州检察官办公室在迈阿密大区达德县司
法大楼的六层,正好和县监狱隔着一条种着一排棕榈树的狭窄小
巷。伯恩斯坦坐电梯上去,走进一间接待室,要求见达第斯。一
名接待员告诉他,达第斯留下话来表示道歉,但是他不得不出去
办一个案子。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伯恩斯坦开始阅读杂
志。
一小时过去了。穿制服的警察,穿衬衣的警探,还有被告和
公诉人,川流不息。许多人停下来同那位叫卢比的接待员聊天,询问“老板”——戈斯坦因——参加竞选活动搞得怎么样。十天
前,他宣布参加史无前例的第五任地方检察官的竞选。
伯恩斯坦向卢比打听戈斯坦因的情况。戈是民主党人,48
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轰炸机驾驶员,州检察官办公室历史上
得选票最多的人。“每个人都爱他,”卢比说。
伯恩斯坦翻阅着当地一份午后报纸。标题是这样的:《戈斯
坦因揭露州际卖婴骗局》。哦,天啊,伯恩斯坦小声对自己说。
民主党初选定于9月12日,他想象了9月11日的标题:《戈斯坦
因揭露水门案》。
又有半个小时过去了。伯恩斯坦问卢比,是否能通过汽车无
线电话找到达第斯。“他现在无法接听,但是他马上会打过来的。”她说。
伯恩斯坦穿过大厅走到县登记员办公室,向办事员要戈斯坦
因办公室7月间发出的所有传票的副本。办事员找来了按当月日
期排列的折叠式文件夹。伯恩斯坦在其中翻寻,直到发现一张发
给当地电话公司的传票,上面要求交出所有记在伯纳德·L·巴
克或他的房地产公司巴克事务所账上的长途电话记录。另一张传
票是发给共和国家银行的,索取巴克的银行档案。还有一些类似
的传票发给其他银行和电话公司,索取属于来自迈阿密的其他三
名水门事件嫌疑犯的“全部文件与档案”。每一张传票上都有达
第斯的名字。伯恩斯坦记下了档案中所有有达第斯名字的传票。
然后他用投币电话给伍德沃德打了个电话。
伍德沃德没有找到奥加里欧,也没有能够在别的地方证实
《纽约时报》的新闻。但是,他捡到了一条关于国会山的有趣信
息,那些迈阿密人的照相设备是在迈阿密古巴人居住区的一家相
机店买的,他们在那儿还冲洗了一卷胶卷。
伯恩斯坦找到一本迈阿密的黄页电话簿,坐下来给照相材料
店打电话。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达第斯的影踪。他的秘
书在吗?“他和达第斯先生在一起。”那位接待员说。伯恩斯坦
正打算把他的行程期限告诉卢比,戈斯坦因出现了。他大步走了
进来,后面跟着一帮助手。伯恩斯坦因为读过那份下午的报纸,认出了他。
我可以见一下戈斯坦因先生吗?这一半是恳求,一半是要
求。卢比将话传了进去,伯恩斯坦被领到了戈斯坦因办公室的外
间。他的秘书说他在开会。半小时以后,门打开了,戈斯坦因请
伯恩斯坦进去。这位州检察官身高约六点五英尺,穿一套完美无
瑕的薄型花格呢西服。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戈斯坦因开始说,“我没法什么事
都让联邦调查局告诉我。”
伯恩斯坦回答说,他很想花上一下午同戈斯坦因讨论水门事
件,但是现在已经快5点了,离《华盛顿邮报》头版的最后截稿期限只剩两小时了(实际上应该是三小时,但伯恩斯坦想少冒一
点风险)。如果能把当天的新闻报道处理好,那么他们就可以
谈。他到迈阿密来是指望在下午早些时候有个约见的,并指望因
此可以写出一条新闻。然而,他向戈斯坦因解释说,有关的新闻
已经登在早晨的《纽约时报》上了,天知道它的消息来源是从哪
里来的。
“我不知道达第斯有什么东西,”戈斯坦因说,“我让他处
理整个事情是因为我他妈的太忙了。我知道有几张支票,但是我
不能确定那上面的数字。一有达第斯的消息我就让他同你联
系。”
伯恩斯坦谢过戈斯坦因。在将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突然
想和对方做笔信息交易。尽管和提供信息的人做交易是件棘手的
事情,但不妨一试,于是他把从伍德沃德那儿得到的关于照相机
店的消息给了戈斯坦因。
如果有什么事情,给我打个电话怎么样?伯恩斯坦问道。
“当然可以。”戈斯坦因说。
在接待室里又过了四十五分钟。伯恩斯坦用投币电话给伍德
沃德打了个电话。你不会相信会有这么个地方,他说。我在这儿
等了半天,终于见到了戈斯坦因,他却想问我问题。
挂上电话,伯恩斯坦走进一个过道,眼前有一扇写着“闲人
免进”的门,他打开门,发现套间门上有达第斯的名字。一个秘
书正在打电话。“是的,达第斯先生,”她正在说,“行。我马
上拿进来。”
伯恩斯坦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他介绍了自己,说他整个下
午都在等着见达第斯先生。
“达第斯先生在开会,”她说,“我很抱歉,不过你是不可
以到这里来的。如果你回到接待室去,我们会叫你的。”
伯恩斯坦谢过她,回到接待室,可卢比正在锁门。
他匆匆回身,经过“闲人免进”的标志,走过达第斯的办公室,然后转过拐角,走进戈斯坦因的办公室。戈斯坦因正要出
去。
瞧,伯恩斯坦发作起来说。如果州检察官办公室有某种理由
说明它不能谈论它知道的东西,或者不能让《华盛顿邮报》披露
它知道的东西,那么尽管说。可是你们说达第斯整天都不在,而
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也许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马上让你进去,”戈斯坦因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很抱歉。”他似乎真的很抱歉。伯恩斯坦从里面的通道回到
已经上锁的接待室。片刻过后,达第斯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一张红色的脸,鼻子更红,一件旧蓝色运动衣在胳膊肘的地方已
经磨破了。
他看了一眼手表。“天啊,我7点钟有个约会,”他
说,“我得马上离开这儿。我们能不能明天再谈?天啊!”
伯恩斯坦竭力保持冷静。如果能很快地谈一下支票的问题,那么明天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行啊,行啊,”达第斯火了,“嘿,《纽约时报》那些关
于戈斯坦因的废话究竟什么意思?你想要让我的头儿找我麻烦
吗?你应该跟我打交道,不是跟他。去我办公室吧。让我们赶快
把这件事了结吧。”
伯恩斯坦在达第斯桌子前面坐下来,此时,这位主要调查人
员打开了一个带暗码锁的文件柜,抽出一个文件夹,取出一叠订
在一起的电话费条。他把它们扔到伯恩斯坦面前。“你可以看看
这些,我把银行的那些东西整理出来。”
伯恩斯坦抓紧时间潦草地做起记录。
“嘿,过去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家伙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区
域办公室的,”达第斯说,“你认识他吗?名字叫……”
伯恩斯坦头也不抬,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达第斯取出银行单据,像个商人似的盯着单据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大声念一些账目,说这是巴克银行账上的账目。“天啊,看来我10点以前肯定离不开这里了。”他说。
我说,伯恩斯坦说,你有复印机吗?
达第斯说他不能冒险复印银行单据或支票。“有人会查我
的,”他说。
行,你去复印剩下的电话记录,我来抄写支票。
“很好,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快一点。”达第斯说。
墨西哥的支票完全同《纽约时报》描述的一样——每张支票
都是从不同的美国银行取出来的,背面有一个难以辨认的签字,就在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一行字上面:大曼努埃尔·奥加利奥
·D,9902610。
第五张支票引人注目,上面有25 000美元。比其他支票略
宽一点,日期是4月10日。伯恩斯坦像抄写其他四张支票一样一
笔一划地把它描摹下来。这是一张在佛罗里达的博卡拉顿第一银
行信托公司取出来的银行本票,号码为131138,根据肯尼思
·H·达尔伯格的指令支付。达第斯回到房间的时候,伯恩斯坦
已经抄完了。这25 000美元是在4月20日和其他四张墨西哥支票
一起存进去的,存款总数是114 000元。四天以后,巴克取出了
25 000美元。剩下的89 000美元是分开取走的。
“我们正设法搞清楚这个叫达尔伯格的家伙是谁,”达第斯
说,“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达第斯将复印的电话记录递给伯恩斯坦,说:“明天9点我
们再谈一谈。现在我得走了。”
谢谢,伯恩斯坦说,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
伯恩斯坦从走廊上走过去,拐过拐角,直奔电梯而去。这时
是7点钟。他用大厅里的投币电话给伍德沃德打电话,告诉他第
五张支票的事,并让他记下了所有的号码和其他细节。然后他回
到自己的宾馆设法与肯尼思·H·达尔伯格联系。博卡拉顿银行没人应答。警卫部门把紧急情况下能找到的一
位银行高级职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给了他。可这位银行家从未听
说过达尔伯格。支票是一个名叫托马斯的银行高级职员签署的,其姓氏难以辨认。银行有两个叫托马斯的高级职员,但两个人都
不记得有这笔业务。伯恩斯坦向第二个人询问银行董事长的姓名
和电话号码。
董事长只知道达尔伯格是博卡拉顿一所冬季别墅的房主,还
是劳德代尔堡一家银行的行长。那家银行的董事长是詹姆斯·柯
林斯。
是的,柯林斯说,达尔伯格是银行的一位行长。当谈起达尔
伯格事业上的兴趣时,柯林斯停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他的确切
头衔,但是他领导了中西部在1968年为尼克松总统进行的竞选
活动,这是我的理解。”
伯恩斯坦请他重复了一遍最后一句话。
9点钟的时候伯恩斯坦给伍德沃德打电话。是苏斯曼接的,他说伍德沃德正在同达尔伯格说话。伯恩斯坦大声叫道,你一定
告诉他,达尔伯格是尼克松68年中西部竞选活动的头儿。
“我想他知道一点情况,”苏斯曼说,“我马上给你打回
去。”
在华盛顿,伍德沃德从博卡拉顿的问讯处得知了有关达尔伯
格的信息。但是电话打不通。他也给警察打了电话,被告知达尔
伯格的别墅所在地有自己的大门和私人保安门岗。伍德沃德给那
里值班的保安打了电话,保安只说达尔伯格冬天时才待在那里。
伍德沃德问《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图书管理员,在剪报档案
中是否有达尔伯格的资料。没有。苏斯曼要求核查一下图片档
案。一会儿工夫之后,一张褪色的报纸图片扔在了伍德沃德的桌
上。这是一张参议员胡伯特·H·汉弗莱的照片,他正站在一个
乐呵呵的小个子旁边。旁边一段文字说明证实,此人正是肯尼思
·H·达尔伯格。达尔伯格是民主党人吗?照片没有日期。为了碰碰运气,伍
德沃德给汉弗莱家乡所在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的问讯处打
电话,得到了一个叫肯尼斯·H·达尔伯格的人的号码。伍德沃
德对是不是他没有把握,但还是拨了电话。当对方接听电话的时
候,伍德沃德说自己刚才曾试着给他在佛罗里达的家里打过电
话,那是一个冬季别墅吧?
“是的。”达尔伯格说。
关于存在水门事件肇事者之一银行账户里的25 000美元支
票……
沉默。
你知道,支票上有你的名字……
沉默。
我们正在写一篇有关的新闻报道,你是否有话要说……
对方终于打断了他的话。“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
一点也不知道……我把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委员会。”
尼克松连任委员会?
“是的。”
联邦调查局问过你没有,你的支票怎么最终会在巴克的银行
账户上?
“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做事都是规规矩矩的。”达尔
伯格的声音冷冰冰的。然后他似乎放松了片刻,请求伍德沃德原
谅。“我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折磨,”他解释说,“我最好的朋
友和邻居弗吉尼亚·派珀已经被绑架两天了。”(6)
伍德沃德又问了一遍支票的情况。
达尔伯格承认支票是他的,但拒绝讨论,接着就挂断了电
话。几分钟之后,他又把电话打了回来。他说,他犹犹豫豫不回
答问题是因为他不敢肯定伍德沃德真的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等在那儿,似乎是在请对方提问。
那25 000美元是谁的钱?伍德沃德问。
“是我作为中西部委员会主管财务的主席所募集的捐款。”
伍德沃德默不作声。他怕让对方感到他沉不住气。
“我知道我不该告诉你这种事情。”达尔伯格又说起来。
告诉我吧,伍德沃德想。告诉我吧。
“好吧,我告诉你。在华盛顿的一次竞选委员会的会议上。
我不是把支票给了委员会的司库(休·W·斯隆),就是给了莫
里斯·史坦斯本人。”
伍德沃德迫不及待地挂断电话。史坦斯是尼克松的集资总
管,总统连任委员会主管财务的主席。
此时是晚上9点半,离第二版的截稿最后期限正好还有一个
小时。伍德沃德开始在打字机上打起字来:
一张显然被指定进入尼克松总统竞选委员会金库的25
000美元的银行本票于4月份被存入伯纳德·L·巴克的银行
账户,此人是6月17日此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闯入及所
谓窃听事件中被捕的五人之一。
稿件的最后一页在最后期限递到了苏斯曼手中。苏斯曼把他
的笔和烟斗放到桌上,朝伍德沃德转过身去。“我们从来没有发
过这样的新闻,”他说,“真的从来没有。”
(1) 尽管有各种暗示卓提纳同水门窃听有牵连,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
真实性。卓提纳死于1974年年初。
(2) 加勒比海的冒险故事导致《华盛顿星报》在7月7日报道说:“按照接
近调查工作的消息来源的说法,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右翼古巴人团体为
夜闯此地民主党全国总部的活动提供资金……该消息来源说,反卡斯
特罗团体为夜闯水门大厦的活动提供资金,这是拼命不断地对民主党
人加以监视的各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因为他们害怕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是亲卡斯特罗分子。”
《纽约时报》指定该报的拉丁美洲和西班牙问题专家泰德·苏尔克从
事这个新闻的报道。几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都在报道反卡斯特罗
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同来自迈阿密的某些嫌疑犯有关。但是,在6月
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瓦尔特·路盖伯的三千字综述。
这篇报道排除了一个反卡斯特罗阴谋的可能性,对于有关白宫和尼克
松的竞选活动可能涉嫌闯入事件的一些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作了评
论。
(3) 贝尔系统是美国主要的电话网,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所控制。——译
者
(4) 这89 000美元最初是西尔伯特在6月初为水门事件嫌疑犯举行的听证
会上提到的。在听证会上,巴克的辩护律师解释说,89 000美元进出
迈阿密银行账户是因为有一笔房地产交易,巴克在这笔交易中代表一
伙智利的投资者。巴克的律师说,这些投资者由于害怕政治报复而不
便于表明身份。这位律师解释说,这笔交易搞砸了,巴克已经将这89
000美元还给了投资者。
(5) 《纽约时报》报道,4月20日,89 000美元以四张开给墨西哥城的奥
加里欧的支票的形式,经他本人在当地背书,被存入巴克在迈阿密的
账户上。四张汇票的面值分别是15 000美元,18 000美元,24 000美
元,32 000美元。巴克后来把钱取走。奥加里欧28岁的儿子告诉《纽
约时报》,他和他父亲都没有见到过那四张国际银行的汇票,支票上
的签字也没有一个跟他父亲的签字相似。
(6) 派珀夫人,明尼阿波利斯的社会名流,在丈夫付了100万美元的赎金
以后,发现被人用手铐铐在荒野里的一棵树上。该赎金被认为是美国
历史上最大一笔绑架案赎金。3
现在是米切尔最初发表声明,断言总统连任委员会致力于传
统的美国选举方法后的六个星期,委员会关于没有卷入水门事件
的种种说法正在不攻自破。伍德沃德给接替米切尔担任尼克松竞
选班子主管的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打电话,告诉他《华盛顿邮
报》所了解的情况。
“我对此一无所知。”麦克格列高尔说。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加入以前,”他继续说,“米切尔和史
坦斯大概会知道这些。”看来他对谈论此事很反感,但反感的似
乎是米切尔和史坦斯,而不是伍德沃德。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乔治·麦戈文宣布他的竞选伙伴、密苏
里州参议员托马斯·F·伊格尔登退出民主党竞选,后者医疗史
中的一个问题成了他竞选的障碍(1)。理查德·尼克松的连任选举
似乎有了空前的保障。
第二天早晨,伍德沃德再次同达尔伯格交谈。
“很显然,我被某种事情缠住身了。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不
知道。”达尔伯格说。他现在肯定,他在4月11日把那张25 000
美元的支票亲手交给了莫里斯·史坦斯。
史坦斯的秘书告诉伍德沃德,不会马上发表任何看法。她说
史坦斯“为令人不知所措的境遇感到痛苦”,这使他不可能对实
际上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从而重申自己的清白。
在白宫,齐格勒说总统继续充分信任史坦斯,还说要质询那
25 000美元的事情可以去问总统连任委员会。有克拉克·麦克
格列高尔签名的委员会声明说,要作进一步的评述是“不合适
的”,因为事情还在调查。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新的联邦总会计办公室选举事务部主任菲利浦·S·休斯。
联邦总会计办公室跟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不一样,后两者是
政府部门的一部分,隶属总统,而它则是国会的调查部门,独立
于政府当局行事。休斯说,当天《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第一
次”揭露了“窃听事件同竞选活动财务法规有关……在莫里(史
坦斯)的报告中没有显示任何一件类似于达尔伯格的支票那样的
事情”。
休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曾在预算局工作过,当时史坦斯
是该局局长。他补充说:“我们打算进行一次全面审计,看看是
哪儿出了毛病。”这次审计将是根据联邦竞选开支法案进行的第
一次,此项法案在4月7日生效,对竞选捐款进行更严密的控制,要求对所有开支全部作出报告。
那天下午,一个联邦总会计办公室的调查人员给伍德沃德打
电话了解那张25 000美元支票的额外信息,伍德沃德告诉他,他和伯恩斯坦已经写下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在写关于联邦总会计办公室的审计的后续报道以前,伍德沃
德试图给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休·斯隆打电话。但是他不再为连
任委员会工作了。市内新闻工作人员中的一位记者驱车到斯隆在
郊区属于弗吉尼亚州地区的家中:斯隆很年轻,大约三十岁左
右,很有礼貌,拒绝讨论水门事件,只说他已同联邦调查局和大
陪审团合作。
戴文·舒姆威告诉伍德沃德,斯隆已经由于同水门事件无关
的“个人原因”辞职。“他得了溃疡,而且他的老婆怀孕了。”
伍德沃德每天给总会计办公室的那个调查人员打电话,以了
解审计进展的情况。
“成千上万来路不明的美元现金。”那个调查人员有一天
说;“用作行贿基金的现金。”他第二天说;“电脑化财务报告
的表面有效性背后有个大漏洞。”他第三天说。在伍德沃德不写
报道的那些日子,那个调查人员同他交谈时一天天感到说话更加自由。把这些话同另一个调查人员的话对到一块儿,伍德沃德开
始相信,这笔现金“行贿基金”和伯恩斯坦在7月初听说的“大
会安全保障资金”是同一笔钱。这笔总数至少为10万美元的资
金,按照那位调查人员的说法,包括了兑现达尔伯格的支票,然
后转入巴克银行账户上的那笔钱。
伯恩斯坦总是定期给那位前政府官员打电话,这次对方是这
样说的:“有一大笔资金曾是戈登·李迪监管的……是的,这是
同一笔资金。现在的计划是要舍李迪来保每一个人。总统连任委
员会将要抛出来的故事和实情毫无关系。他们会说他们十分关心
大会的安全问题,他们要用一大笔资金来确保他们不受干扰。那
就是有意要泄漏出来的话。米切尔说要让这个说法传出去。知道
那笔资金的人太多了。”
记者们等待着。几天后,8月16日,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
会见了一群经过严格挑选的白宫记者,作出了第一次公开的尝
试,想把责任推到李迪身上。麦克格列高尔说,在担任总统连任
委员会的财务顾问期间,李迪主动将竞选基金用于“安全保障的
目的,即一旦有疯子”在共和党大会上“袭击总统,该采取何种
措施”。
那天下午较晚些时候,由于伍德沃德试图在电话上取得一个
更充分的解释,麦克格列高尔被激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已离
任的戈登·李迪需要现金,”麦克格列高尔喊叫起来,“我不可
能告诉你……我从来未遇见过李迪……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情。”
伍德沃德问麦克格列高尔,他的意思是不是他和他应该从事
的竞选活动没有关系。
“如果你那样写的话,我们的关系就算结束了,”麦克格列
高尔说,然后又加上一句,“我不是在威胁你。我只是在告诉你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麦克格列高尔是尼克松政府中少数几个同
新闻界保持良好关系的官员之一。
8月22日,即在迈阿密举行共和党大会的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了总会计办公室审计的初步发现。该报道主要立
足于伍德沃德同调查人员的谈话,它说总会计办公室断定总统连
任委员会非法使用了竞选基金中的50多万美元——包括用于显然
非法的“安全保障资金”中的至少10万美元。
接替休·斯隆担任司库的保尔·E·拜里克代表总统连任委
员会作出回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断言说……委员会不正
确地报告或没有按照法律报告捐款和开支,这是一派胡言。”
然而,总会计办公室的初步发现最触痛神经的地方不在于至
少50万美元被非法使用,而在于透露了委员会有一笔“安全保障
资金”。从白宫工作人员中加入委员会的前电讯社记者戴文·舒
姆威一直坚持说不存在这样一笔款项。他7月份告诉伯恩斯坦
说:“我决不会有意告诉你某件不真实的事情。”现在舒姆威说
他后来才知道有这样一笔资金。“恐怕这里有些人不跟我讲真
话,”他补充说。
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应该在同一天公开发表。就在预定发稿
的一个小时前,总会计办公室给新闻媒体发来一条信息,说要推
迟发表。
伍德沃德给总会计办公室的调查人员打电话。发生了什么
事?
“你不会相信的,”那位调查人员说,“史坦斯给休斯打电
话,让他到迈阿密的大会上来取得更多的材料……(他)当然得
去。他们只是不想要那份报告今天发表。我不怪他们。”
那天晚上在迈阿密,理查德·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竞选连任
美国总统。
也是在同一天,即8月22日,正在审理民主党人100万美元
民事诉讼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查尔斯·R·利奇撤销了他早
先的裁定,宣布此案中所有审判前获取的证据将统统被封存,不
对公众公开,直至该案的诉讼程序完成之后。这意味着米切尔、史坦斯和其他人的宣誓证词在选举前不会公开。非同寻常的是,利奇是在没有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提出任何动议的情况下撤销了他自己的决定。他在法官席上说,他这样做是考虑到那些被调
查者受宪法保护的权利。
在作出裁决后几个小时,利奇法官给伯恩斯坦打电话。“我
只是想要你从根本上理解我所作的决定。”他向伯恩斯坦解释了
在刑事审判前发布民事诉讼证据的各种危险。
接着,利奇提出了一个伯恩斯坦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法
官可能受到某个要求对总统连任委员会作出有利裁决的人的贿
赂:“我要清楚地表明,我没有在法庭外同任何人讨论过这个案
子,政治上的考虑在我这儿不起任何作用。”
伯恩斯坦被搞得目瞪口呆。他从来没有见过利奇法官,电话
来得出乎意料。
直到8月1日关于达尔伯格支票问题的报道以前,伯恩斯坦和
伍德沃德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竞争。双方都担心对方会独吞这项
新闻报道中的剩余部分。如果一个人在夜间或周末去追踪调查一
条线索,另一个人就会感到不得不去做同样的事情。8月1日的报
道是他们俩共同署名;这天以后伍德沃德问苏斯曼,是否可以在
他的后续报道中将伯恩斯坦同他的名字放在一起——尽管当时伯
恩斯坦仍然在迈阿密,没有参与这个报道。从那时起,任何关于
水门事件的报道都登两个名字。他们的同事把两个名字合成一
个,戏称他们为“伍德斯坦”。
渐渐地,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之间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减少
了。他们明白了合作的好处,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气质如此不同。
这项新闻报道涉及面之宽,其特有的风险以及谨慎从事的必要
性,都说明至少要由两个记者来合作完成这项报道。通过分工合
作,信息共享,他们增加了相互的接触。
他们各自有一份不同的重要电话号码名单,一周至少往这些
号码打两次电话(当某个提供信息的人不来接电话或回电话的时
候,往往就表明发生了重大事件)。最后,名单上的名字膨胀到
好几百,只有不到五十个是重复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免不了
相互撞车。“你们这些家伙不是一块儿合作的吗?”一位律师有一次问伍德沃德,“我刚刚挂掉卡尔的电话。”另一次,一位白
宫的助手说:“我们一直在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人
接到伯恩斯坦的电话,而另一些人则似乎在伍德沃德的名单
上。”没有什么理由。记者们想要尽可能避免在工作中相互撞
车。一般来说,他们宁愿分头保持他们的联系,因为这样会使秘
密的信息提供者感觉更加舒服: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发展个人关
系。
对于那些坐在新闻编辑室内的人来说,伍德斯坦显然不是新
闻机器上始终平稳运转的零件。这两人经常公开干仗。有时候他
们为了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就要吵上十五分钟。席位差别极其重
要;强调的东西必须恰到好处。为了把握好新闻上的适度,他们
俩经常以最高的音量争吵,看到一个人气哼哼地从另一个人的桌
子旁走开去也是常事。然而,他们迟早(通常是后来)会搞出一
篇处心积虑的报道。
他们各自都开发了自己的归档系统。很奇怪的是,正是两个
人当中远为杂乱无章的伯恩斯坦,将档案很整齐地归在马尼拉纸
做的文件夹里,用标签标上他们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名字,还
有分类档案。伍德沃德保存档案的方法就不大正规了,但是他们
俩都坚持一条不变的规则:什么东西也不扔掉,把他们所有的笔
记和早先新闻报道的草稿都留着。很快他们就将四个文件柜装满
了。
通常,由写东西较快的伍德沃德出第一稿,然后伯恩斯坦改
写。伯恩斯坦往往只有时间改写报道的前半部分,让伍德沃德的
后半部分留在后面,就像附注一样。这个程序经常耗费掉大部分
的夜晚。
随着水门事件报道中各种线索的增加,这两个记者几乎着了
魔。开始,互相间的关系是试探性的,慢慢两人就成了朋友。在
时间上两个人都没有多少约束。伍德沃德离了婚,伯恩斯坦已分
居。他们经常在新闻编辑室里待到夜里很晚,做校对,读剪报,概括论述他们的下一步步骤,交换意见。有时候,巴利·苏斯曼
加入他们中间。苏斯曼最终脱离了他作为市内新闻编辑的正常职责,承担起指导水门事件新闻报道的责任。
苏斯曼三十八岁,风度翩翩,稍微有点超重,卷发,学者风
范。他曾经当过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交界处一家小镇报纸的编辑人
员,当过纽约大学的快速阅读教师,作过社交新闻栏的编辑,然
后是《华盛顿邮报》的郊区新闻编辑——一个流浪的新闻记者,离开了布鲁克林,一路打零工来到华盛顿。
苏斯曼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抓住事实,锁定在记忆中,想用
时随时拿出来。他是编辑部内有关水门知识的活词典,甚至在图
书馆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也能担当资料出处,这方面他比《华盛
顿邮报》的任何编辑都强。在最后期限,他会文思泉涌地把那些
事实变成一篇报道,拿出一套重要的信息来支撑他所揭示的往往
很不起眼的问题。在苏斯曼的心目中一切都有用。水门事件是个
谜,他是各种信息的收集者。
事实上,苏斯曼是个理论家。在别的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
个犹太法典的学者。他培养了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对两名记
者挑剔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谁和史坦斯一起从商业部转到总
统连任委员会?米切尔的秘书怎么样了?为什么任何人都不愿说
李迪何时去的白宫,或是谁同他一起在那里工作?米切尔和史坦
斯两人都负责预算委员会,对吗?这一点告诉了你什么?然后苏
斯曼会吸上一口烟斗,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苏斯曼酷爱历史和民意测验。他的英雄是杰弗逊,但是两位
记者总是想象,在他心目中乔治·盖洛普(2)
和杰弗逊不相上下。
在反战运动高潮的时候,几乎每次城里有大示威,苏斯曼都要派
出记者小组去询问示威者的年龄,政治见解,家乡,以前参加过
多少次示威。他每次得出的结论几乎和每个街上的记者得出的结
论相同——反战运动已变得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激进成分减少
了。自从水门事件以来,苏斯曼一直在研究蒂波特山丑闻。他对
水门事件有一种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十分理解的见解——这同历
史必然性、战后美国伦理、商品化以及理查德·尼克松有关。
苏斯曼和报社的其他编辑在气质上是不拘礼节的。两位记者从来没有被正式指定从事水门事件的报道。他们感觉到,只要有
新闻源源不断就没有问题。如果产生不出新闻,那么在《华盛顿
邮报》新闻编辑室的竞争气氛中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在关于
达尔伯格支票问题的报道后的几个星期内,由于西蒙斯和布拉德
里对水门事件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罗森菲尔德显然变得紧张
起来。在《华盛顿邮报》,编辑半开玩笑地问记者(然后是编辑
层面上一级一级地问)的千篇一律的问题是:“你今天为我做了
什么?”昨天是留给历史书的,不是给报纸的。
这就是自从本·布拉德里1967年担任总编以来《华盛顿邮
报》的职业道德。布拉德里是带着这样的观念被录用的:《纽约
时报》在美国新闻界享有的卓越地位并不是绝对的。
1970年《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这一观念
受到了挫折。虽然《华盛顿邮报》是获得越南战争研究资料的第
二家新闻组织,但是布拉德里说,《纽约时报》最初报道的“每
一个字上都渗透着鲜血”。布拉德里往往只要用厌恶的眼光瞥你
一眼,就会表达出他对一个懒惰的记者或编辑的看法。
从迈阿密回来后,伯恩斯坦一心一意地调查伯纳德·巴克银
行账户上的墨西哥支票中的那89 000美元。为什么是墨西哥?
按照总会计办公室调查人员的说法,莫里斯·史坦斯说过,这笔
钱最初来自得克萨斯。但是总会计办公室没有人能明白,竞选捐
款中的89 000美元为什么要到墨西哥去兜个圈子。
8月中旬,伯恩斯坦开始给得克萨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所有
雇员打电话。委员会在休斯敦的办公室里有一位秘书说,联邦调
查局的人已经到那里找该委员会司库艾麦特·摩尔谈过了。
“他们问我钱怎么会转到墨西哥去的,”摩尔说,“他们说
有人声称——钱转到墨西哥又转了出来。”
摩尔试图向伯恩斯坦表明,联邦调查局特工对他并不感兴
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得克萨斯委员会主席罗伯特·H·亚伦。亚
伦也是休斯敦海湾资源及化学制品公司的董事长。特工们对亚伦
同一个叫曼努埃尔·奥加利奥·达盖尔的墨西哥城律师的关系很感兴趣,此人代表海湾资源公司在墨西哥的利益。
墨西哥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
摩尔说,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找他,伯恩斯坦打来电话,搞得
他不知所措。他对为什么要把钱挪到国境那边去一无所知。
伯恩斯坦开始给罗伯特·亚伦的家中及办公室的录音电话里
留言。没有回音。最后,在莫里斯·史坦斯把总会计办公室的审
计员叫到迈阿密来的那天早上,伯恩斯坦一早6点钟就起床了
——在得克萨斯是早上5点钟——并给亚伦在休斯敦的家中打电
话。亚伦睡梦惺忪地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要由大陪审团
来考虑”。
伯恩斯坦用他那不熟练的中学生西班牙语在电话上加紧寻找
奥加利奥,寻找有关这个油滑的墨西哥律师的信息。渐渐地,他
的西班牙语成了办公室里善意玩笑的目标。伯恩斯坦无法说出完
整的句子,只有用现在时表达的一些学校课本上的不连贯的词
组。坐在伯恩斯坦旁边的记者凯恩·林格尔会叫起来,“伯恩斯
坦又说西班牙语了”,记者和编辑们就会走过去,点评一番。电
话打给银行家,打给奥加利奥的亲戚,他以前的法律伙伴,他的
客户,墨西哥的银行督察,警察,法学院。一无所获。办公室里
的玩笑总是在说,伯恩斯坦听说了有关水门事件的全部情况,却
没有听明白。
所以,尼克松竞选活动同墨西哥方面的种种关联是用英语揭
露出来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8月24日,伯恩斯坦给在迈阿密的马丁·达第斯打电话。这
位负责调查的长官说他将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信息,是关于墨西哥
支票的,一份真正不可思议的材料,但他不想在电话上谈。达第
斯向伯恩斯坦保证,他将再次飞到迈阿密去。伯恩斯坦赶上8月
25日星期五从华盛顿出发的第一班飞机,再次花了大半天时间同
卢比在一起。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走开,再次去寻找据说那些窃
贼曾买过胶卷的那家照相店。
在公路上,一个广告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它画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碧眼金发的英俊男子,看上去就像香烟广告中的模特儿。
上面写道:“投州检察官尼尔·索奈特一票,达德县。”伯恩斯
坦立即对那位负责调查的长官火冒三丈。
几个星期前达第斯给他打电话,请他帮忙。“这是我们正在
办的一件案子,但是同水门事件无关,”他告诉伯恩斯坦,“你
在五角大楼或军队里一定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能让他们为你查一
下档案……”然后他要求从尼尔·索奈特的档案中找到尽可能不
好的信息——或是被逮捕过,或是有精神病,或是有同性恋史,等等。
一个五角大楼的上校答应为伯恩斯坦帮忙,在共和党召开全
国大会前,伯恩斯坦打电话给达第斯,告诉他情况。幸好达第斯
说他不再需要这个信息了。
第二天即8月26日早晨6点前,伯恩斯坦给达第斯打电话。
他知道,戈斯坦因的竞选计划在7点30分开始。第一声铃响时达
第斯就拿起电话。“真他妈的见鬼,卡尔,让我们以后再聚,我
得走了。没法等几个小时。”
伯恩斯坦提到了尼尔·索奈特那漂亮的广告。
“我想我不应该让你做那件事的。”达第斯不好意思地说。
伯恩斯坦问他关于墨西哥的支票了解到什么。
“这叫做‘洗钱’,”达第斯说起来,“那些人建立起一连
串的过手渠道,让人无法查到钱是从哪里来的。黑社会总是在做
这样的事。尼克松也做,至少这是那个为罗伯特·亚伦当律师的
家伙说的。这家伙说整个事情都是史坦斯搞起来的。这是史坦斯
的主意。他说他们在别处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史坦斯无论如何都
不想让他们追查到钱的来源。”
达第斯说他是从一个曾当过亚伦代理人的律师那儿听到这些
消息的。那人叫理查德·海恩斯,他向达第斯概括了墨西哥的洗
钱过程:
4月7日是新竞选财务法规开始生效的日子,也是可以合法接受匿名捐款的最后一天。就在这一天前不久,史坦斯在美国西南
部进行最后一次募集资金的巡回游。如果民主党人不愿意向一个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捐款,史坦斯就向他们保证,为他们绝对保
密,必要的话,还可以通过墨西哥的一个中间人转移他们的捐
款。美国调查人员的传票对这个中间人的银行档案无效。这样的
保护措施还允许总统连任委员会接受竞选法明令禁止给政治候选
人的公司捐赠;接受同政府管理机构有麻烦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劳
工领袖的捐赠;接受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拉斯维加斯大赌场、黑社
会帮派一类地下收入来源的捐赠。为了确保匿名,无论这“礼
物”是支票、有价证券,还是股票,都会被带过边境,送到墨西
哥,存入一个同尼克松竞选没有任何表面关系的墨西哥公民的银
行账户,然后换成现金,最后送到华盛顿。为了确保捐款人在困
难的时候不被忘记,对这些钱的惟一记录在华盛顿由史坦斯珍藏
起来。
远在休斯敦的海恩斯在电话上向伯恩斯坦确认了这样的交
易。作为熟悉乱七八糟的得克萨斯政治和社团阴谋的交易老手,海恩斯说话的风格是谈笑风生,夸夸其谈,这为他在从达拉斯到
奥斯丁的法庭上赢得了“赛场之马”的绰号。
“他妈的,史坦斯和尼克松一起搞这种交易好多年了,”他
说,“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这不跟交什一税(3)
是一样的吗?”
海恩斯说,尼克松竞选组织在得克萨斯的头儿罗伯特·亚
伦,只是转移到墨西哥的资金的中间渠道。奥加利奥是货币兑换
商,他把亚伦给他的支票和票据变成他在国际银行账户上提取的
美元现金和现金汇票。
海恩斯估计,史坦斯和他的两个主要的资金募集人募集的75
万美元,在4月7日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内通过墨西哥转给了竞选活
动。
“莫里在这儿活像一列火车,”海恩斯说,“他跑得快着
呢!他会对那些以前从来没有支持过共和党人的民主党大阔佬们
说:‘你们知道,我们在东部有了这个疯子拉克尔斯豪斯(4)
,他一见烟囱冒烟就会关掉你们的工厂。他是一个强调加强控制的死
硬分子,这样的人在华盛顿不止一个。当你有这样一个家伙在那
里为所欲为时,人们需要一个去处,可以避开种种麻烦。但是别
误解,我们不作任何承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使我们自己向
别人敞开大门……’”
但是莫里传达的信息是无疑的。海恩斯说:“莫里是一个真
正的一流高手,他决不会去威胁那些家伙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然
后他会跳起他的墨西哥帽子舞,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民
主党人或他们公司的竞争者不会了解到捐款的事情,一切都在墨
西哥消失了……如果一个家伙说没有钱,莫里就会让他把股票拿
到他的公司里周转,或者变成别的股票。他要提10%,说让尼克
松留在华盛顿并保持接触,完全值得某些大企业家花上收入的
10%。”
那是8月26日星期六,是总统得到提名后的第三天。在华盛
顿,伍德沃德刚接到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它终于可以拿出来登
在星期天的报纸上了。报告列举了十一项内容,包括对新法
的“明显违反”与“有可能的违反”,供司法部参考,以便在可
能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它还说,史坦斯在他的办公室里保留了一
笔秘密的现金行贿基金,总数至少达35万美元。这笔基金曾包括
来自达尔伯格那25 000美元支票和那四张总数达89 000美元的
墨西哥支票的现金。
根据这份报告,伍德沃德写出了一篇报道的主要部分。伯恩
斯坦从迈阿密口授了关于洗钱的描述,以及海恩斯的估计:在边
境那头洗的钱不止89 000美元,而是75万美元。
经过几次长时间谈话之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决定不提海
恩斯描述过的史坦斯的其他募钱手段。两人对那个律师的语言都
很慎重。海恩斯关于他所谓的“史坦斯的敲诈勒索性的巡回旅
行”说法被归入档案,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总会计办公室的调
查人员向伍德沃德证实了墨西哥洗钱交易的内容。
三天后的8月29日,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海边家
中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等候在巨大的棕榈树和桉树底下。
“关于竞选基金的管理问题,”总统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新的法规,显然双方都发生过而且还正在发生违反这个法规的情
况。”
一个记者问,民主党人违反法规是怎么回事?
“我想那将在本周的结算中透露出来。我会让政府人员谈论
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理解是,双方都有(违反法规的情
况)。”总统镇静地说。
总统说,史坦斯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
人”。总统说,事实上,史坦斯正在调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
彻底地调查,因为他一点也不想有任何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我
们不守法”。
总统拒绝了有人提出的任命独立于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的建
议,他透露说,他的顾问约翰·W·迪安已经进行了一次水门事
件的调查:“我可以断言,他的调查表明,白宫工作人员当中,这届政府现在受雇用的人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卷入到这个异乎寻
常的事件中去。在这类问题中,真正要命的不是这类事情的发
生,因为在竞选中过于热情的人们会做错事情。真正要命的,是
你企图将它掩盖起来。”(5)
伍德沃德根据记者招待会的记录写了一篇报道,列举了一些
受到调查的人员名单:亨特,李迪,史坦斯,斯隆,米切尔。这
些人就像总统如此细心指出的那样,不是这届政府“现在受雇用
的”人员。
伯恩斯坦仍然在佛罗里达追踪调查那四个迈阿密人。那天早
晨,他同巴克以前的老板、佛罗里达房地产同业公会主席恩利克
·瓦莱多谈了话。巴克担心失去他房地产业的许可证,在交保获
释之后去见过他的老板。瓦莱多说起了他们的一部分谈话内
容:“我说,‘这(民主党人的)100万美元的诉讼怎么样了?
你不担心吗?’”“我不担心。他们会付钱给我的辩护律师。”巴克回答。
“他们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这件事被放进了总统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中。这是关于有人直
接付钱给阴谋策划者的第一次公开暗示。
自从6月17日以来,总统连任委员会似乎神圣不可侵犯,就
像一个超级机密的国家安全官僚机构那样不可探测。造访者在门
口就被穿制服的门卫挡住,由新闻工作人员或安全工作人员证明
可以进入之后,再把他们领到约见地点,出来时也有人陪送。委
员会的竞选官员的电话号码——一张上面有一百多个名字的纸
——被看作是一份分类文件。《华盛顿邮报》的一个研究人员从
委员会的一个朋友那里搞到了一份,他被告知:“你要明白,如
果他们发现,我会丢掉饭碗。”
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般不为报界和公众所知的第二梯
队,都在电话名单上赫然在目,因为在他们的名下都列有私人秘
书。由于楼层号就列在委员会人员姓名和电话分机的旁边,这就
有可能估算出谁和谁的工作相近。如果把电话分机从名单上抽
出,按顺序排列,甚至还可以确定谁为谁工作。
研究名单成为一项专门的工作,有点像研究茶杯里剩下的茶
叶渣来占卜命运似的。电话打到那些关键性人物那里时,他们当
中没人愿意发表看法。于是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凭着对那份名单
的推测,开始在晚上造访那些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员的家。头版的
最后期限是晚上7点45分,他们俩每晚都在那之后不久出发,有
时候分头行动,有时候一起乘坐伍德沃德那辆1970型卡尔曼·
基亚休闲跑车。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伯恩斯坦就使用单位的公
车,或者骑自行车。
伯恩斯坦敲开了第一个人的门,那人求他“趁他们还没有看
见你赶紧离开”,他浑身都在发抖。“请离开。我知道你只是在
尽量做好你的工作,但是你不明白我们承受的压力。”伯恩斯坦试着让谈话进行下去,但是对方告诉他,“我希望你理解我并不
是不懂礼貌,请走吧”,说着就把门关上了。第二个人说,“我
是想要帮助你们的”,说着就哭了起来。“天啊,这一切都这么
可怕。”她说着,同时朝这位记者指了指门口。
夜间造访大都是旁敲侧击的调查。但是,所有这些造访始终
在追寻一条线索:它同戈登·李迪在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秘书萨莉
·哈莫尼有关。哈莫尼太太显然没有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联
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8月末,伯恩斯坦从另一家报纸的记者那
儿第一次听说了这件事。在一张电话留言条的背面,他草草写下
了这个消息,然后把它放到摊满一大堆文件、书籍,以及一杯杯
变了味的咖啡的桌子中间。“……用说谎来保护杰伯·马格鲁
德……竞选部门负责人,”他写道。
一位司法部的官员证实水门事件的检察官怀疑哈莫尼太太的
证词,但是他又说,他们缺乏指控她作伪证的证据。哈莫尼太太
缺乏坦诚似乎是竞选总部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她在哪些问题上
说了谎,不是没人知道,就是没人愿意说出来。不过渐渐地,关
于窃听事件的成型的东西,还是从他们夜间造访所收集的零碎信
息中开始冒出。有几个委员会雇员透露了水门事件之后成批销毁
的档案,尽管他们都说他们是间接听说的,不知道细节。
那些可能知道窃听事件细节的关键岗位上的人,尤其是秘
书,似乎没有被联邦调查局盘问过。联邦调查局对竞选工作人员
的所有盘问,都是在委员会总部而不是在雇员家里进行的。要是
在家里进行,那些雇员也许会感到更加自由从而说出些什么。盘
问的时候总是有委员会的律师,或者委员会的政治协调员、负责
司法部内部安全司的前助理总检察长罗伯特·C·玛迪安在场。
一些人说,玛迪安和别的人让他们不要主动将任何信息告诉那些
特工,除非被问到无法回避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关于委员会的
财务。
直到此时,两名记者一点一滴收集的信息,几乎都来自不想
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他们的恐惧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加令伍德沃德
和伯恩斯坦相信,他们押的宝比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当然,他们也被人们对他们造访的反应搞得很不安。
诀窍在于进入被访者的屋子。只有在那里面,才可以同此人
谈话,才可以诉诸他的良心,两位记者也才可以让对方把自己当
做人来看待。此前,他们总是直接说明自己的身份,但是更有效
的方法似乎是不要太直截了当:一个委员会的朋友告诉我们,你
为看到的某些事情感到很烦,应该找你谈谈……你绝对直截了
当,忠厚老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明白这个问题——你相
信总统,不想做任何不够忠诚老实的事情。
伍德沃德向对方表明,他是一个登记注册的共和党人。伯恩
斯坦则可以声明对两党的政治有一种真诚的厌恶。
这些手段有时候能生效。人们想要知道是委员会的谁给了两
位记者他们的名字。这很好,因为接下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
可以解释保护秘密提供消息者的必要性,他们向被访者保证,他
或她同样也会受到保护。一旦进到房子里他们是从来不用笔记本
的。
然后,他们会单刀直入:……联邦调查局同你谈过话?
(“我不明白你的话,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自从约翰·米
切尔离开后,事情有什么好转吗?(“离开?他也许已经退出,但是他一个星期去那儿三次,告诉弗雷德·拉吕和罗伯特·玛迪
安该做些什么。”)还有一些小事情:“杰伯(·马格鲁德)真
的吓坏了,好像屋顶明天就要塌在他头顶上似的。”……“有人
告诉我说,马格鲁德想要写一个报告,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但是白宫说不行。”……“检察官不断问我是否知道其他窃听,或许在麦戈文的总部。”……“正本,这是他们不断问的一个
词。问我是否听说过任何关于(窃听记录)正本送到白宫去的事
情?”……“联邦调查局想要知道我是否看见什么人用过粉碎
机。”……“我听财务的人说,如果他们看一眼那些记录就算过
去了,他们就把它们烧掉。”……“萨莉(·哈莫尼)说戈登
(·李迪)绝不会说,她也不会说,她的记忆力很糟
糕。”……“从我听说的事情来看,他们在监视每一个人,到处
追踪他们,刺探所有的情况。”……“请不要打电话找我——天啊,尤其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可是也不要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
们会做什么。他们会不顾一切。”
9月初的一个事件使两位记者意识到,这些人的恐惧不是毫
无根据的。
他们搞到了一份委员会的最新开支报告,上面开列了所有领
取薪水的雇员的姓名。伯恩斯坦发现某人他曾经遇见过,就打电
话给她,邀请她吃午饭。他建议了六七个他们可以见面又不会被
人看见的地方,可是她却坚持要在一个三明治店,尼克松竞选班
子的几十个工作人员都在那儿吃东西。当他们坐下的时候,她解
释说:“我被盯梢了。这里很公开,不像我在隐藏什么东西的样
子。人们都不愿在电话上讲话,太可怕了。”
伯恩斯坦请她镇静。他认为她过于夸张了。
“但愿我是过于夸张了,”她说,“那些人什么事都知道。
他们知道起诉将在一星期内安排好,知道只起诉七个人。有一
次,一个人到地区检察官那里,当天夜里她的老板就知道了。我
以前总是信赖联邦调查局,可现在我不再信赖它了。”
“我尽了一个好公民的职责。我也会到地区检察官那里去。
可我现在是一个宿命论者。真相绝不会大白。你绝不会得到真
相。靠记者同诚实的人谈谈话是得不到真相的。他们知道你们夜
里出来同人谈话。今天有人从新闻办公室出来,到我们办公室
说:‘我希望知道,委员会里谁同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
沃德有过联系。’”
“联邦调查局甚至从来没有问过我在闯入事件的那个周末是
否在委员会。我几乎全部时间都在那里。奥德勒没有告诉他们他
知道的一切。他不断转移档案。我不知道他是否销毁了它们。他
会让每一个人都从房里出去,再关上门,然后他就带着档案离
开。”
“我所知道的其他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她说,“我尽了我
的职责,我告诉了地区检察官……整个事情都被掩盖得很好,没
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小县城的警察局都可以比联邦调查局做得更好,她已经厌
恶了总统制的政治。她请伯恩斯坦陪她回办公室,以免让人觉得
他们在偷偷摸摸。当他们站在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路口等候过
马路的时候,莫里斯·史坦斯坐在豪华轿车里在大道那一边停在
了1701号门前。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他是一个老实人,”她说,“现
在他也在撒谎。”
当那位秘书进入大楼的时候,伯恩斯坦隔着马路观察史坦
斯。
“行,”她说,“我会告诉你的,但这不会有什么帮助。不
要给我打电话,不要来看我,不要问我是如何知道的之类的问
题。拉吕、波特、马格鲁德,他们都知道窃听的事,或者至少在
他们知道的事情上对大陪审团撒了谎。还有米切尔。不过对米切
尔主要是猜测。其他三个人我可以保证。”
弗雷德·拉吕,赫伯特·L·波特和杰伯·斯图亚特·马格
鲁德全都已经离开白宫,加入了总统连任委员会。
大约5点钟的时候,那女人打电话给伯恩斯坦。她听上去几
乎歇斯底里。“我在一个电话亭里。我吃完午饭回去的时候,有
人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说有人看见我同《华盛顿邮报》的
一个记者在说话,他们想要知道一切。这很重要。这就是你必须
知道的一切。我告诉过你他们在盯我的梢,请不要再给我打电
话,也不要再来看我了。”
那天晚上,伯恩斯坦到了她的寓所。
“快走吧,”她说,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离开了,又去敲别
家的门。
大约就在同时,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给《华盛顿邮报》的
总编本·布拉德里打了电话,投诉两位记者的造访。布拉德里在
几个月后才将此事告诉了两位记者,他回忆说,麦克格列高尔要
求约见他和《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约见定在第二天,但是又被麦克格列高尔取消了。“他说你们的行为太
过分了,总统连任委员会有五个女人受到你们的骚扰。我
说:‘听上去根本不像是我的人。’他给了我那些名字……我
说:‘那么,他们是怎么骚扰她们的呢?’麦克格列高尔
说:‘他们深夜敲人家的门,还从大厅里给她们打电话。’我
说:‘从我多年来听到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这算是最斯文的
了。’”
9月14日晚上,伯恩斯坦敲响了华盛顿郊区一座小型住宅的
前门。自从他和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那个女人一起吃午饭以来,他
就有一种感觉,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回到检察官那里去的那个
人。他到处打听她。“她知道很多事情,”他被告知。这女人为
莫里斯·史坦斯工作。
一个女人打开门,让伯恩斯坦进去。“你找的不是我,是我
姐姐,”她说。她姐姐来到房间里。他原本料想是一个五十来岁
的女人,也许头发已经花白,这是他想象中的簿记员的模样。可
是她要年轻得多。
“哦,天哪,”簿记员说,“你是从《华盛顿邮报》来的。
你必须离开,我很抱歉。”
伯恩斯坦开始想办法赖着不走。妹妹正在抽烟,他注意到小
饭厅的桌上有一盒香烟,他要一支烟抽。“我自己去拿,”当妹
妹挪动身子要去取那盒烟的时候,他说,“不必劳你大驾
了。”这使他又向房间里走进了十英尺。他以一副很有把握的样
子告诉簿记员,说他很理解她会害怕。委员会有许多像她那样想
要说真话的人,但是有些人不想听。他知道某些人回到联邦调查
局和检察官那里去,想要说出更多的信息……他犹豫了。
“你们记者随随便便从哪里搞来的信息?”她问,“委员会
没有人能想象出这些事情。”
伯恩斯坦问他是否可以坐下来,抽完这支烟。
“可以,但是你马上就得走,我真没什么好说的。”她正在喝咖啡,她妹妹问伯恩斯坦是否也来点。簿记员使了个眼色,但
是太晚了。伯恩斯坦开始慢慢啜饮起来。
她很好奇。“如果你知道我会到检察官那里,那么一定有人
提供可靠的信息。”然后她一口气说出几个伯恩斯坦试图记在脑
子里的名字;如果她把他们作为有可能提供信息的人说出来,那
么他们一定是要么有些信息,要么不满委员会现在的办事方式的
人。
他开始一个人说起他和伍德沃德所遇到的那些好人,他们想
要帮忙,可是却没有可靠的信息,只有他们所得到的第三手、第
四手资料。
“你们这些家伙总是不断挖掘,”她说,“真的已经接近要
害问题了。”
她怎么知道的?
“计算是我的工作。我有一个计算器和一双巧手。”她说话
的样子几乎是嘲弄式的,好像知道她看《裸露的城市》节目看得
太多了。她摇摇头,对自己一笑置之。“有时候我哭笑不得。我
是一个会计,我不关心政治。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从某种意
义上讲,丹麦国里有些不可告人的事情(6)
,而我是其中一部
分。”然后她又猜测起提供信息的人来,伯恩斯坦竭力把这些名
字记在脑子里。她正望着她的咖啡杯。他则尽量不露出紧张的样
子,逗着她的狗。她似乎想要谈她所知道的事情。但是同《华盛
顿邮报》谈?同敌人谈?伯恩斯坦有这样的感觉:他要么随时从
门里走出去,要么待下去,直到她告诉他全部事情为止。
“我只忠于莫里斯·史坦斯、总统的连任选举和真理。”她
说。
伯恩斯坦听说史坦斯的妻子病了,住在医院里。便打听史坦
斯夫人的情况,然后又询问这位前部长是否最终会成为约翰·米
切尔的替罪羊。
“如果你能抓住约翰·米切尔,那就太好了。我恰恰没有真正在法庭上能站得住脚的证据,说明他知情。也许他那些家伙,那些接近他的人,已经被弄到别的地方去了。”
什么家伙?
她的手在颤抖。她看看她妹妹,妹妹态度不明地耸耸肩。伯
恩斯坦想也许可以在她那儿找到同盟军。妹妹起身准备再给他弄
一杯咖啡。他喝了一大口,把杯子递给她。她把咖啡加满。伯恩
斯坦决定碰一下运气。他从胸前的暗兜里取出笔记本和铅笔。簿
记员瞪着他。伯恩斯坦告诉她,不要说他们也许还不知道的事
情,绝对不会有任何在别处无法得到证实的消息登到报纸上去。
“委员会有许多事情是错的,有许多事情很不好,”簿记员
说,“我很早就被大陪审团叫去,但是没有人知道该问什么问
题。人们对他们撒了谎。”
萨莉·哈莫尼呢?
“我和她没有讨论过这个……但是萨莉——还有其他人——
都撒了谎。”簿记员曾为休·斯隆工作过,在他退出之后,她被
提拔为史坦斯工作。我们得到提拔的人中间有一些是他们很担心
的。
“斯隆是牺牲品。如果他不站出来做堂堂正正的事情,他老
婆就要离开他。他走了,因为他明白了,不想参与。我们在6月
17日以前不知道,但是在6月19日,我们进行综合推断,搞清楚
了。”
她改变了话题。几天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还有一个
人参与了窃听,但是他的身份没有被揭露;他得到检察当局的豁
免保证,说出了内情。
簿记员开始大声推测:“博德文?他甚至不是在职人员。”
她又试了另外两个名字。
伯恩斯坦摇摇头(他不知道是谁)。
“一定是那三人中间的一个,”她说,“我敢肯定是博德文。”
伯恩斯坦问她,是否知道谁收到了窃听的谈话记录。
“我不知道谍报工作是如何运作的,”她说,“我只知道谁
拿了钱,谁批准了经费分配方案。就我所能见到的事情而言,你
已经得到了全部姓名。往上面一点去追查,别纠缠于财务委员
会,”她建议,“是那些搞政治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想
做成任何事情的话,你们应该让法律站在你们那一边。应该对那
七个人提出起诉,就是这样的。政治家的力量太强了。”
给多少人付了钱?
“从基金拿钱的有十三或十四个人,但只有六至七人被牵进
去。大陪审团甚至没有问是否有法律管辖以外的报酬。”
史坦斯知道谁接受了这样的报酬吗?
“他知道的比我还少。我忠于休和史坦斯先生,”她强
调,“因为某种理由,史坦斯先生感觉我们必须承受一段时间的
压力。”那天早晨她同斯隆谈了话,他提到《纽约每日新闻》的
一条新闻,说它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斯隆知道窃听阴谋。“我告诉
他应该起诉,可是他只说‘我要离开’。我猜,大陪审团也没有
问他对路的问题。”
所有这些该问的问题,谁知道它们的答案呢?
“李迪和萨莉·哈莫尼。她比我知道得多。可她从未同我谈
论过她所知道的事情。我一再鼓励她做正确的事情。萨莉也得到
了晋升。”她现在为罗伯特·奥德勒工作。
奥德勒卷进去了吗?
“当然没有。他是一个被捧上了天的勤杂人员,马格鲁德的
跑腿。不过,杰伯肯定是卷进去了。这都是政府人员搞的,这是
人所共知的事情。所有卷进去的人都同政治委员会而不是财务委
员会有关。”但是,除了马格鲁德以外,她不愿说是谁。马格鲁
德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第二把手。伯恩斯坦开始猜测,从总会计
办公室的名单上挑出他所记得的名字。朗·瓦西本?他忘记了瓦西本是财务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人。
“你在开玩笑吗?朗迟钝极了,在窃听事件后的星期一,他
竟然还把财务方面的人召集起来,说我们同事件无关。然后他请
戈登对年轻人讲几句。当时戈登·李迪站起来做了一次发言,说
麦考德是老鼠屎,不该让他坏了一锅粥。”
伯恩斯坦又向妹妹要了一杯咖啡,并试着说出了另一个名
字。
“绝不可能。因为他不喜欢做那些疯狂的事儿,所以白宫把
他弄走了。”
谁?
“就在米切尔之下。”簿记员暗示。
伯恩斯坦试了试拉吕和波特的名字。没有回答。他又试了一
次。
沉默。
她有什么证据证明米切尔的助手参与了呢?
“我有过证据,但是所有的档案都销毁了。……我不知道谁
销毁了它们,但是我相信戈登销毁了一些。”
这是可靠证据吗?
“这些证据不能确定他们策划了窃听;它们不一定表明他们
同这事有关,但是会非常接近。”
她怎么会认为它将他们同窃听联系在一起呢?
“4月7日以前有一个特别账户。那时候,我只知道账上有一
些开支,但不知道是哪些开支,可是,6月17日你不必是天才就
可以猜到。我见到了数字,也见到了所有的人。当时没有收
据。”她说,“李迪就在领钱者之列。戈登就是对总统忠诚的一
个例证。他绝不会当软蛋。他将承担全部责任。”
簿记员继续盯着伯恩斯坦的咖啡杯,陷入了思考。“监视我的人太多了,”她说,“他们知道我暗中知情,所以就像老鹰一
样监视我。”她相信她的电话被安了窃听装置。
付出去了多少钱?
“很多。”
50万以上?
“你已经在报上见到了。”
终于搞清楚了。这就是保存在史坦斯保险柜里的现金行贿基
金。
“我从来不知道这是一笔‘安全基金’,或者别的什么基
金,随他们怎么叫,”她说,“直到6月17日之后。我以为这是
一笔你不谈论的全方位政治基金——例如请政治人物吃饭之类
的,但全都是合法的。”
35万美元用于吃饭?这是怎么支付的?
“不是一笔支付的。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把数字加起来
的。”曾经有一张纸,账都记在上面,可是它被销毁了,这是惟
一的记录。“那是一张划了线的纸,上面的名字写了大约半张
纸,差不多有十五个名字,发给每个人的钱数写在名字旁边。我
不止一次看过这张纸,数额在不断增大。”她说,每付一次款,她就在纸上做一次修订。斯隆也知道全部情况。他分发现金。
伯恩斯坦又问了一下名字。他被搞糊涂了,因为纸上大约有
十五个名字,可她却认为只有六个参与。是哪六个?
“记在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上了,我想他们都面对过大陪审
团。他们很容易隔离,有几个已经被列在报刊上了,但是不一定
同这事有联系。”
资金是如何分配的?
打来的一些电话同如何发钱有些关系。六个人当中实际上只
有三个人收了钱。“其他人的卷入包括接听某些电话。”她说。这六个人是谁?他又问了一遍。
“米切尔的主要助手……最高层次。马格鲁德是其中之
一。”
他开始抛出更多的名字。他试着用开头的字母:如果她向他
说出他们名字的开头字母,他至少能缩小命中范围。他试了一下
L。
“L、M、P,这就是我打算要告诉你的一切。”簿记员说。
咖啡喝完了。他希望能够再来,他已经逼得够紧了。在门口
感谢她的时候他又问,委员会的谁会知道些事情、并愿意谈论它
们。她提到了和伯恩斯坦一起吃午饭时被跟踪的那个女人。
在驶往环城路的时候,伯恩斯坦在一个电话亭那儿停下来,给在家中的伍德沃德打电话。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当时又异常
欣喜,再加上竭力要在脑子里记清楚的信息,伯恩斯坦的声音听
起来过于激动。他也不想在电话上说得太多——妄想狂是有传染
性的。他说他马上过来。
伍德沃德在打字,伯恩斯坦一边口授他的笔记,一边把笔记
中的空缺补上。结论似乎很清楚。史坦斯保险柜里的钱同窃听事
件有关,李迪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最重要的是,米切尔的助
手——包括马格鲁德——也得到了一些钱,并意识到这是间谍行
为。
伍德沃德把立体声收音机打开,调到最大音量,然后在这一
页的最上面打上:“同某人的谈话,9月14日。”
他把这张纸递给伯恩斯坦,问他信息是从谁那儿来的。伯恩
斯坦写上了簿记员的名字。
第二天,也就是9月15日,起诉书很晚才由大陪审团发下
来。不出预料,亨特、李迪以及6月17日被逮捕的五个人都受到
起诉。这七个人每人被指控犯有的不同罪状都多达八条——全都
同阴谋策划、入室盗窃及联邦窃听法规明令禁止的用电子装置窃
听他人谈话的行为有关。《华盛顿邮报》在其新闻报道中说,起诉“没有触及所谓的间谍行为的目的及其后台的中心问题”。
司法部长理查德·克莱恩丁斯特说,起诉表明,“一场范围
遍及美国各个城市甚至国外的最彻底、最客观、最全面的调
查”,已经进入了高潮。
伯恩斯坦、伍德沃德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越来越怀疑
联邦政府的调查。为什么89 000美元的墨西哥支票、达尔伯格
的25 000美元支票、史坦斯的行贿基金等都没有在起诉中提
起?如果政府拥有《华盛顿邮报》搞到的那些信息,起诉的内容
怎么会如此有限?
伯恩斯坦给一名偶尔曾帮过忙的司法部官员打电话,询问起
诉在多大程度上同簿记员的证词相一致。她所说的一切难道没有
得到斯隆的证实吗?无疑,政府至少通过那两个人的证词已经确
认,史坦斯保险柜里的那笔基金同窃听有关,而且那笔钱是由约
翰·米切尔的助手控制的。
那官员一开始很不自在,躲躲闪闪。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证
实,政府知道那些信息——包括斯隆和那个簿记员说的话。
伯恩斯坦愤怒了,为什么《华盛顿邮报》不登一则新闻,指
责政府无视证据呢?因为已经有证据表明,史坦斯保险柜里的基
金同窃听有关,也有证人知道委员会的哪些上层人物参与其中。
“这不过是糟糕的假设。如果一则新闻说有人可以证实一笔
基金用于水门事件,而你以名誉担保,那我才会相信你。”
伯恩斯坦想起簿记员说过,她的证据不能确切证明那笔钱用
于水门事件。他改变了一下她的说法:难道没有相当数量的证据
表明上层的其他人知道窃听事件,从而表明那笔基金是上层的人
是否参与水门事件的关键?
那官员犹豫了。“如果你说的都是实情,那么一切总会真相
大白。审判时就可以见分晓了。”
那些回来向联邦调查局和检察官提供新信息的人是怎么回
事?“每一次调查都有这样的事情,”那官员说,并加上一
句,“你知道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已经取得所
有的事实。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那么事情就这么完了?
“可以确切地说,调查现在已停止,处于一种休止状态,似
乎完全不可能重新进行。”
伯恩斯坦无法作出正确判断。他建议,也许联邦政府应该让
迪克·戈斯坦因和他能力高超的调查员马丁·达第斯到华盛顿去
帮助解决问题。
“令我反感的是戈斯坦因竟然是一个律师,”那官员
说,“是我们知道事实——不是戈斯坦因,也不是你。”
(1) 六天前,伊格尔登披露,他在1960年代经历过对精神疲惫的电击治
疗。他是在奈特报业集团的一个记者问及有关事情的时候作这番声明
的。
(2) 乔治·盖洛普(1901—1984),美国统计学家,民意抽样调查创始
人。——译者
(3) 历史上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收的一种宗教捐税。——译者
(4) 威廉·D·拉克尔斯豪斯,当时的环境保护署署长。
(5) 《新共和》高度受人尊敬的尼克松观察家约翰·奥斯本在一周后写
道:“关于尼克松先生1972年的第一次‘政治记者招待会’,我始终
记得的一件事就是他谈到了基金和窃听问题,而我们却没有把他当做
一个有问题的候选人来对待。这是一个教训,说明总统职位有迷惑人
的力量。”
(6) 这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中的一句台词。——译
者4
伍德沃德在行政主管部门认识一个提供信息的人,此人既能
得到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信息,也可以得到白宫的信息。他的身份
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在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才可以接触。伍德沃
德保证,绝不向任何人说明他的身份或地位,也绝不引用他的
话,即使作为匿名消息来源的话都不引用。他们的谈话只是证实
从别处得到的信息,并加上一些看法。
按照报纸的术语,这意味着讨论是关于“深层背景”的。伍
德沃德有一天向执行编辑霍华德·西蒙斯解释了这种安排。他喜
欢叫这位提供信息的人为“我的朋友”,但是西蒙斯给他起了一
个“深喉”的外号,这是一部著名的****的名字。这名字就
这样叫响了。
起初,伍德沃德和“深喉”通过电话交谈,但是随着局面的
紧张,“深喉”的神经也紧张起来。他不想在电话上交谈,但说
可以偶尔在某个地方会面。
“深喉”甚至不打算用电话来约定时间地点。他建议伍德沃
德用寓所里的窗帘作为信号,由“深喉”每天核查。如果窗帘是
拉开的,那么两人就在当天晚上见面。但是伍德沃德喜欢屋子里
有阳光,他建议采用另一种信号。
几年前,伍德沃德在街上发现了一块红布做的小旗,它被固
定在一根棍上,这是卡车后面对有突出货物作的标志,起警示作
用。他把小旗拿回家,一个朋友顺手把它插在阳台上的一个旧花
盆里。它就一直待在那儿。
当伍德沃德有迫切的事情要问的时候,他就把插着红旗的花
盆搬到阳台的后部。在白天,“深喉”会查看花盆是否被搬动。
如果搬动了,他和伍德沃德就于大约凌晨2点在一个预先指定的
地下停车场见面。伍德沃德会离开他的六楼寓所,走下后楼梯,进入一条小巷。经过步行或换乘两三次出租车来到停车场,伍德沃德可以确
定没有人盯他的梢。在停车场里,两个人可以交谈一个多小时而
不被人看见。由于是深夜见面,很难找到出租车,以致于伍德沃
德常常要花近两个小时才能走到那儿。有两次约好了见面,但
是“深喉”没有出现——结果伍德沃德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里待
了一个多小时,体验了令人沮丧的恐怖。有一次他感到自己被人
盯上了——两个穿着体面的人老跟在他后面,离他有五六个街区
的距离,但是他钻进了一个小巷子,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如果“深喉”提出见面——这是很罕见的——就会有另一种
不同的程序。每天早晨,伍德沃德会查看他的《纽约时报》的第
20页。报纸是早上7点以前送到他寓所去的。如果对方要求见
面,这一页的页码就会被圈上,同时在这一页靠下一点的角落
里,还会画上一个钟的指针,表明约会的时间。伍德沃德不知
道“深喉”是怎么拿到他的报纸的。
“深喉”在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极其敏感。他从不告诉伍德
沃德不确切的事情。正是他在6月19日那天告诉伍德沃德,霍华
德·亨特肯定参与了水门事件。夏天,他告诉伍德沃德,联邦调
查局十分想要知道《华盛顿邮报》是从哪儿搞到信息的。他认为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可能被盯梢,叮嘱他们在使用电话时一定要
当心。上一次见面时他说,白宫对自己在水门事件中所冒的风
险,看的比任何一个局外人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连联邦调查局
都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但是这个内线在这一点上故意遮掩,含
含糊糊地提到了伍德沃德不明白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
在起诉书发下来的第二天,伍德沃德打破了双方不进行电话
接触的约定。在电话那端,“深喉”似乎显得很紧张,但还是听
伍德沃德给他读了一篇报道的草稿。这篇报道说,联邦调查人员
收到了来自尼克松竞选工作人员的信息,说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高
级官员参与了为水门事件筹集资金的活动。
“你们太温和了,”“深喉”说,“要强硬起来。”
簿记员关于史坦斯保险柜里的钱的问题说得很正确。它资助
水门窃听和“其他收集情报的活动”,他说。约翰·米切尔的高级助手就在那些已经控制了基金的“人中间”。他不愿意说是否
知道这位前司法部长事先知道有人想要搞窃听。
他说,窃听记录送到了米切尔的一些助手那儿,由他们支付
间谍基金。
在谈话之后,伍德沃德给伯恩斯坦读了他写的字迹潦草的笔
记。伯恩斯坦用打字机打了一个新的开头:
《华盛顿邮报》获悉,用于水门间谍事件的基金是由尼
克松总统竞选活动的前主管约翰·N·米切尔的几个主要助
手控制的,它们被存在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特别账户上。
这条新闻还报道:这笔基金包含专门指定用于敏感政治计划
的30多万美元;戈登·李迪就属于从这笔基金领钱的那些人之
列;同账户有关的档案已被销毁;休·斯隆的辞职是他对水门事
件产生怀疑的结果。也许比这条新闻的具体细节更为重要的,是
其所具有的更大的意义:对水门事件的起诉并没有揭露其背后的
阴谋,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些竞选工作人员拥有对许多可疑之处
的答案。
当周日版报纸的最后期限6点半快要到的时候,伍德沃德给
戴文·舒姆威打电话,想听听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反应。半小时以
后,舒姆威把电话打了回来,他发表了如下声明:
在这个委员会里曾经有,而且现在也有现金基金,它们
用于各种合法目的,例如报销预付的旅行费用等。但是,现
在本委员会雇用的人员当中没有一个人把任何基金用于不合
法或不适当的(目的)。
如果严格从字面分析,这个声明没有直截了当地对报道加以
否定。
当天下午,乔治·麦戈文举行记者招待会,称水门事件调查
是一种“粉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生命,而且是我们领导人在美国极其重要的道德标准复兴时期的道德问
题”,他说,“这便是我之所以将在全国上下追踪调查这个事件
的原因。”
第二天,9月17日,两名记者一起去簿记员的家。这是个星
期天的下午,对方不打算同记者说话,尤其是当《华盛顿邮报》
的头版新闻披露了只有她和总统连任委员会其他几个人知道的事
实的时候。
但是她又不愿意让人看见这两个记者站在门口,求她听一听
他们所拥有的一些信息。她让他们进屋。他们要她确切告诉他
们,L、M、P究竟是谁。是李迪还是拉吕?是麦考德?米切尔?
马格鲁德?波特?付了多少钱?名单上的其他人是怎么回事?
簿记员吓坏了,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伍德沃德开始时一言不发。伯恩斯坦说出一连串数字,说到
70万美元时,他停住了。
“至少是这个数,35万美元是留在基金里的数目。”
冰似乎被凿开了。那么,L是指李迪,还是拉吕,或某个姓
名以L开头的人也拿现金?
她不愿意说。
他们说他们知道,李迪是从那笔基金领钱的惟一的L。
她确认了这一点。
于是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如果记者以非正式
的方式提问——只需她确认,而不是主动提供原始信息,她似乎
很乐意对其中的一些说法予以确认或否认。他们告诉她,如果要
使人们相信斯隆和史坦斯是无辜的,关键在于《华盛顿邮报》的
报道要很精确,而在这方面她能给予帮助。
“财务委员会的士气低落得很可怕,”她说,“我们这些知
情人对于受怀疑感到厌烦。大家常开些小小的玩笑,比如‘夫
人,你打算用那25 000美元做些什么?’”这就是李迪得到的数目吗?
她摇摇头。
伍德沃德问,5万以上?
她点点头。
马格鲁德是惟一拿钱的M,是吗?
又是点点头。但是她表明,关于马格鲁德还有更多可谈
的。“我要说的是,我根本不信任他,尤其是在同他有关的问题
上,”她说,“他不择手段。最近三个星期,他突然对我显出很
有魅力的样子,叫人讨厌。”
那么拉吕呢?记者们说他们知道他也参与了,尽管他不领
钱。
“他很狡猾,他掩盖他的踪迹,”她说,“他和米切尔都是
这个样子”——她将手指绞在一起。但是她不愿意说拉吕知道些
什么。
P是赫伯特·波特,他们说他们确信这一点。
“他拿了很多钱。都是100美元一张的票子。每个人拿的都
是100美元的票子。”
伯恩斯坦提醒她,她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你知道,我们
是共和党人。我们做大买卖。”
她说,波特也拿了5万多元。
簿记员被起诉范围的狭窄搞得很激动。“我很真诚地去大陪
审团作证,但显然毫无结果。我的感觉是联邦调查局把证词收下
来,然后递到上面去……我现在只想一走了事。休·斯隆的决定
最明智,他退出了。史坦斯先生说:‘我求他留下,但是他不愿
意。’”
她说人们回避大陪审团的问题:“奥德勒从大陪审团那儿回
来以后对我说:‘你不感到你受尽磨难吗?’我说:‘不,如果你告诉了他们全部实情,你就不会感觉如此糟糕。’”她不愿意
涉及奥德勒也许隐藏了的事情。
“自从水门事件以来的宣传是,‘我们与此事无关,昂起你
的头’。”记者们离开时她这样告诉他们。
回到办公室,伍德沃德到新闻编辑室的另一头给“深喉”打
电话。伯恩斯坦真希望他也有这样一个秘密消息来源。他所认识
的惟一在某一领域有着广泛秘密消息的来源,是乔治城自行车运
动商店老板麦克·施威林。他对于自行车——更重要的是,对于
偷自行车的贼——没有不知道的。伯恩斯坦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
些了解:起诉水门事件的那天夜里,有人从停车场偷走了他的罗
利牌十速自行车。这就是他和伍德沃德之间的区别。伍德沃德走
到停车场,去找为他提供尼克松手下所干勾当的人。伯恩斯坦走
到停车场,却发现一根八磅重的链子锁被利落地切割成两截,他
的车不翼而飞。
那个星期天下午的谈话的声调是不祥的。当“深喉”听到是
伍德沃德的声音时,停顿了好一阵时间。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也
许不得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电话谈话。联邦调查局和白宫都决心要
搞清楚《华盛顿邮报》是如何搞到情报的,并且要加以杜绝。形
势比伍德沃德所想象的要危险得多。关于米切尔的助手的报道激
怒了白宫。
很清楚,打这个电话是一个错误。他的朋友对他很不高兴,甚至很生气。但是更使伍德沃德印象深刻的是,“深喉”似乎十
分害怕。其实对方的恐惧心理一直在发展,只是伍德沃德直到现
在才意识到罢了。这种恐惧的原因只有一部分是个人性质的,更
多的是同形势,同事实,同他所知道的事情的含义有关。伍德沃
德一直不知道他会如此警惕,如此严肃。在他们上一次见面的时
候,他显得心头很沉重。如果伍德沃德对他的朋友理解正确的
话,也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出了严重的问题。
伍德沃德把从簿记员那儿听说的有关马格鲁德和波特的情况
告诉了他。“他们俩都深深地卷入了水门事件。”“深喉”的声音听起
来很消沉,很沮丧。
伍德沃德请他说得更精确一点。
“水门事件,”他重复了一遍,然后停了一下,加上一
句,“全部事情。”
他证实,马格鲁德和波特至少从史坦斯的保险柜里收到了5
万美元。伍德沃德可以十分肯定,这些钱没有用于合法的目的
——这是事实,不是没有证据的说法。这就是他要说的一切。之
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要靠自己了。
他的情绪又好了一点:“只是说,我很愿意在时机成熟时让
你看到鲜花盛开的美景。”但是在他说话的方式中带有一种厌
恶。
伯恩斯坦开始拼命打字。伍德沃德看了一眼第一段话:
据同水门事件调查工作有关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尼克
松总统的两名最高层竞选官员从为民主党总部窃听活动提供
资金的一笔秘密基金中领取了5万多美元。
伍德沃德打通了总统连任委员会新闻副主任鲍威尔·莫尔的
电话,大体上明确告诉他《华盛顿邮报》打算在星期一的报纸上
报道的事情。莫尔是一个诙谐的三十四岁的佐治亚人,在从事竞
选工作以前在白宫的传媒办公室工作。
“很感谢,”莫尔说,“那正是我在一份星期天报纸上所需
要的东西。”他确信这报道是不真实的——记者们从什么地方搞
到了糟糕的消息,他不知道是哪里?但是他希望他们停止这场圣
战,在把这些东西登到报纸上之前更好地核查一下。
伍德沃德有了办法。他告诉莫尔,记者们确信他们的事实。
他们在各处的消息来源那里证实了有关信息。但是总是可能有某
种他们也许没有发觉的解释。如果莫尔让马格鲁德给他打电话,实实在在地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伍德沃德会同意把他的报道压到马格鲁德有了他的说法以后再发稿。如果马格鲁德能令记者们信
服,这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有问题,或者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之
上,那么他们就会继续把它压下来,直到一切都核对清楚。
莫尔同意了。记者们感到这是一个突破;一个渗透到委员会
蓝色迷雾一般有歧义的匿名陈述中去的机会。大约半小时以后马
格鲁德打来电话说,如果说他从任何秘密基金领取任何钱的话,那么这是“绝对不真实的”。“我只领取我的薪水和费用
账,”他告诉伍德沃德。
那么他怎么说明下列事实呢?联邦政府的调查断定他至少从
史坦斯保险柜的基金里领了5万美元。
“我被问及这个问题,但是它被排除了……所有各方一致认
为这是不正确的。”联邦调查问他的问题很广泛。“是关于背
景,”经过考虑之后,他又加了一句。
伍德沃德告诉他,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不会在说了这个之
后再试图给背景加上什么东西。马格鲁德在成为竞选副主管以前
曾当过白宫传媒办公室的二号人物。
“但是你得帮助我,”马格鲁德恳求说,“如果我被人引
用,我就会有麻烦。”
伍德沃德告诉他,他会把这个声明也登在报纸上。然后,应
马格鲁德的要求,他们以背景为依据。伍德沃德告诉他,《华盛
顿邮报》打算将报道进行下去,除非马格鲁德可以提出一个令人
信服的理由来阻止它。马格鲁德没有争辩。但是他请求伍德沃德
写成是“政府调查人员”而不是联邦调查局,通知了马格鲁德关
于对他的指控。“你得在某些问题上帮助我。”
这是一个小问题。马格鲁德显然认为,一个指控来自联邦调
查局比来自“政府调查人员”听起来性质更严重。这个要求似乎
并不是不合情理的,伍德沃德同意了。马格鲁德的声调比他的话
更给伍德沃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总统连任委员会是第二号人
物,他在白宫的工作曾经是同新闻界打交道,但是他同伍德沃德
谈话时的声音却在颤抖。这个报道的一部分是关于休·斯隆的。“深喉”说过,斯隆
预先不知道窃听的事情,也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在窃听事件之
后不久就不再担任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司库,因为他“不想参与他
当时了解到的正在进行的事情”。报道匿名引用了那位簿记员的
话。“他不想与此有任何关系。如果他不站出来做堂堂正正的事
情,他老婆就要离开他。”
写这篇报道有一个问题。“深喉”说得很清楚,银行提款为
水门窃听事件提供资金。但是簿记员——她也怀疑——无法证
实。两位记者与苏斯曼和罗森菲尔德商议,他们决定谨慎行事,说钱被用于为广泛开展的“收集针对民主党人的情报的活动”提
供资金。渐渐地,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形成了:除非有两个消息来
源证实一项涉及可能被认为有罪的活动的指控,具体的指控一律
不在报上使用。
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没有提及秘密基金的报道。在白
宫,齐格勒没有被问及这些报道。广播网没有广播任何这样的报
道,大部分报纸也没有刊登。在国会山,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宾
夕法尼亚的休·司格特在一个非正式的早晨记者招待会上说,水
门事件的案子同普通选民无关,而只是对“参议院麦戈文及媒介
来说有兴趣”。“没有人关心你在写什么,”他说。在新闻编辑
室里,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等待着《华盛顿之星新闻》。惟一的
一条水门事件新闻是关于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的,他在联邦法院提出一项动议,试图在此案中任命一个专门的检察
官。
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伯恩斯坦前往华盛顿特区在弗吉尼亚
境内的郊区,访问总统连任委员会前司库休·斯隆。通常只需要
半个小时的路程,在雨中竟然花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斯隆住在
一个新建住宅区,伯恩斯坦好不容易才找到。
这个新建住宅区包括分布在水泥地和草地相间的步行小巷沿
路的一些仿都铎式房屋。这地方无疑是为有小孩子的家庭设计
的:交通和停车区域是绝对隔离开的,几乎每座房子都有一辆三
轮脚踏车或某种形式的木马横在草地上。伯恩斯坦边走边找,等他站在斯隆的门口时已被淋成了落汤鸡。
斯隆太太前来开门。她非常漂亮,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伯恩
斯坦介绍了自己,说明要找斯隆。对方回答说斯隆去了城里,大
约在7点半以后才会回家。她很友好,询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打电
话找到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正在想办法至少同她谈上一小会儿。
他知道,她曾在白宫当过社交秘书,她对她丈夫决定离开尼克松
的竞选活动有重要影响。
他猜她大约有三十岁。她的姣好容貌中带有一种温柔,似乎
同她当妈妈的愿望很相称。望着她那双褐色的大眼睛,伯恩斯坦
想,这些日子对他们夫妇来说一定很可怕——总统班底的一名前
助手,没有工作,怀疑的阴云笼罩着他,而他的妻子正要生他们
的第一个孩子。就在这个他们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刻,他的名字却
以一种往往同歹徒有关的方式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她把她的时
间花在等待他从大陪审团那里回来……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正在同
他们的朋友和邻居谈话……记者随时会来敲门……
伯恩斯坦的这些想法正是她的想法,他们都试图摆脱人群的
纠缠。
他感觉到她的不安。她说,她理解他只是在努力做好他的工
作,像她丈夫一样。“这是一个诚实的家庭。”这是一种宣言,坚定,自豪。
当他问到,她读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吗?斯隆太太点点
头。伯恩斯坦告诉她,《华盛顿邮报》的工作人员没有先入为主
的观念。他补充说,有些人不关心真相,更不关心她丈夫的遭
遇。
“我知道,”她回答说。她的口气很悲哀。她丈夫是让他所
信任的人搞下来的,他们俩都以为,这些人有着和他们自己一样
的原则和价值观。但是许多人的价值观都很虚伪。她说话时闪现
出一种愤怒,但更多的是悲哀。
伯恩斯坦想要改变一下这种泛泛而谈的谈话。他们已经达观
地建立起共同的立足点,而且似乎都很喜欢对方。他当然很喜欢她。
当她丈夫明白他被要求给出去的钱是做什么用途的时候,他
的反应是什么?伯恩斯坦设法慢慢越过界限,但是她立即发现了
这一点。
那是他得同她丈夫谈论的事情。让她来说不合适。她再次要
他的电话号码,伯恩斯坦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把电话号码写
在上面。他撒谎说,那天晚上他在麦克莱恩还有一个约会。如果
约会结束得早,他再回来同她丈夫谈话行不行?
她欢迎伯恩斯坦回来,但是她不知道她丈夫是否会同他谈
话。
也许你可以说服他?伯恩斯坦微笑着,试图建立一种温和的
合作。
她笑了。“试试看吧,”她说。
在麦克莱恩有一家很漂亮的自行车商店,伯恩斯坦开车到那
儿去消磨几个小时,心不在焉地为他心爱的罗利车寻找一辆替代
品。他的心思集中在杰伯·马格鲁德身上。那天他搞到了一条令
人深感不安的信息:马格鲁德是一个自行车迷。伯恩斯坦简直不
能接受这样的信息:一个自行车迷竟会是在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
的人。马格鲁德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自行车迷,他甚至每天都骑着
他的十速车到白宫去。没有人会偷杰伯·马格鲁德的自行车,至
少在那儿不会。伯恩斯坦知道那一点,因为7月14日他骑自行车
到白宫去过——不是那辆罗利,而是他让人在伦敦装配的一辆霍
尔兹华斯——当他从大门经过的时候,他知道没有人会靠近大
门。
所以,当伯恩斯坦把他的自行车靠在入口处的警卫室的墙上
时,都没有费心去锁一下。他去那儿听副总统阿格纽谈论减少繁
琐手续,救助阿格尼斯飓风造成的大洪水受害者。在走廊上,他
撞上了凯恩·克劳逊。
“你们这些《华盛顿邮报》的家伙们,总是在对水门事件捕风捉影。”克劳逊说。
几小时后,休·斯隆前来开门,看上去他好像刚从《管理实
习新闻》的报页中走出来似的。三十来岁,瘦高个,头发的长度
修剪得恰到好处,蓝色的运动上衣,颜色柔和的衬衣,棱纹平布
领带,相当英俊,也许太瘦了一点。
“我妻子告诉我,你也许会来。”他说着,把雨中的伯恩斯
坦让进了门厅。他让门开着。“你知道,我没有同报界谈过
话。”他的话中带着歉意。这是一个好兆头。伯恩斯坦一面注意
着敞开的门,一面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一点收获。他说,那天
早晨的报道改变了形势,人们现在知道你在水门事件中是无辜
的。但是你知道谁有罪,至少知道有助于找到有罪者的内情。既
然一部分新闻已经登了出来,你应该让剩下的部分也登出来,以
便洗刷自己的名声,让人们知道真相。也许给与李迪和约翰·米
切尔的助手的钱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如果有的话,那么整个新闻
就这样了,不去管它了。可也许事情比那天新闻所暗示的还要糟
糕得多。如果事情更糟糕的话……
“确实更糟糕,”斯隆打断他的话,“这就是我之所以离开
的原因,因为我怀疑有最糟糕的事情。”看上去他受了伤害,但
似乎没有要报复的样子。
那么,为什么不说出你知道的事情呢?现在。公开地。不让
别人受到伤害。伯恩斯坦争辩说,从长远来看,这样会帮助尼克
松,因为再这样捂下去的话,总统将受到严重伤害。
斯隆点点头。他说他愿意说。他真的愿意。但是他的律师劝
他不要这样做:他公开说的任何东西都会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
伯恩斯坦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劝他找一个新的律
师。如果他自己是无辜的,并且处于斯隆的地位,那他是会这样
做的——找一个新律师,控告总统连任委员会。
斯隆也向检察官保证过,在水门事件审判之前他不会作任何
公开声明。他说,他受到双重的束缚,必须保持沉默。斯隆对检察官站在他一边有多大把握呢?
他说,他认为他们站在他一边,但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因为只有七个人被起诉?
“因为这整个局面。”
伯恩斯坦记得那位簿记员说过,在联邦调查局同总统连任委
员会雇员进行的所有谈话期间,委员会的律师们都在场。
斯隆说这是真的。
律师们告诉你该说什么,或者叫你不要涉及某些领域了吗?
“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们‘不要说’,”斯隆说,“但是他们
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保持一致’,或‘同舟共
济’。”
这意味着撒谎吗?
斯隆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假
设。
是谁这样说的?律师们?玛迪安?拉吕?
呃,玛迪安和拉吕是由约翰·米切尔挑选出来炮制委员会对
水门事件的反应的。斯隆说,因此他们当然会了解情况;他
们“炮制了这种反应”。
这是守口如瓶的另一种说法吗?
斯隆说,这绝对不意味着炮制一个计划,让你去说出真相
来。
米切尔事先知道窃听的事吗?拉吕知道吗?玛迪安呢?
斯隆说,米切尔事先知道窃听和其他许多事情,但是除了
钱、二手信息以及他所了解的参与者和委员会的工作程序等情况
外,他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这一点。“米切尔一定知道基金的
事。你不会把那种钱给出去而不让竞选活动的头儿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尤其是在他的手下拿的是现金的时候。”
斯隆解释说,拉吕是米切尔的助手。他或许也参与了一切。
但对玛迪安他不敢肯定,因为玛迪安是5月1日从司法部到委员会
来的,是在钱发出去以后。但是毫无疑问,在6月17日以后,身
为总统连任委员会政治协调员的玛迪安已经知道了应该知道的一
切。然后他和拉吕经同米切尔商议之后就开始操纵起这套把戏。
包括销毁档案?
那是其中一部分。
那位簿记员似乎暗示,史坦斯保险柜里的秘密账户的档案是
在4月7日新竞选法生效以后立即被销毁的。但是斯隆说它们是在
水门大厦闯入者被捕后同其他许多财务档案一起立即被销毁的,包括六七本账本,每本大约半英尺厚,上面开列了新的揭露黑幕
法案生效以前收到的所有竞选捐款。在窃听事件以后有过一次大
扫除。
他们仍然站在门厅里。斯隆不时看一眼敞开的门,伯恩斯坦
则克制自己不去留意。斯隆很不自在。他再三重复说,由于没有
时间准备,他本不想说那么多,可他现在同伯恩斯坦说的已经超
过了他原有的想法。
斯隆的深思熟虑给伯恩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斯隆似乎非常
想确认这一点,即总统一点也不知道6月17日以前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也 ......
作者:【美】卡尔·伯恩斯坦 鲍勃·伍德沃德
译者:杨恒达
责任编辑:张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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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致谢
就像《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一样,此书是与我们
的同事——管理人员、编辑人员、记者、图书管理员、电话接线
员、新闻助理——合作努力的结果。自从1972年6月17日以来,我们得到他们的帮助、支持和忠告。有些人很突出。我们特别感
谢凯瑟琳·格雷厄姆、本杰明·C·布拉德里、霍华德·西蒙
斯、哈里·M·罗森菲尔德、巴利·苏斯曼、里昂纳德·道尼、劳伦斯·迈耶、拉里·福克斯、比尔·布雷迪、道格拉斯·费
佛、伊丽莎白·多诺万、菲利浦·盖耶林、梅格·格林菲尔德,罗杰·维尔金斯和摩利恩·乔伊斯。
另一些人把他们的时间、精力、忠告贡献给了此书的准备工
作。我们要感激泰勒·布朗奇、玛丽·格雷厄姆、伊丽莎白·德
路、海恩斯·约翰逊、戴维·奥布斯特的帮助和仁慈。对娜拉·
伊佛伦、芭芭拉·科恩、理查德·科恩表示特殊感情和感谢。
理查德·斯奈德和西蒙与舒斯特公司的工作人员——尤其是
克利斯·斯坦麦茨、伊利莎·萨克斯、哈利叶特·利品斯基、索
菲·索尔金,他们准备了投入生产用的手稿——给予我们巨大的
容忍,因为已经错过最后期限,生产计划得改变,复杂的技术问
题得考虑。自始至终,工作人员,尤其是丹·格林、米利·马尔
穆尔、海伦·英格利士、泰利·敏谢利,有使不完的热情,更重
要的是他们的友谊。
没有罗伯特·芬克的工作,此书就不可能出版,他在研究中
帮助我们,把想法贡献给我们,还温和地向我们提出批评。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编辑爱丽丝·梅休的赞赏和尊敬,她的思
想和指导反映在每一页上。
卡尔·伯恩斯坦
鲍勃·伍德沃德华盛顿特区
1974年2月献给总统班底的其他先生女士——
他们在白宫或其他地方——
冒险为我们提供
秘密信息。
没有他们,就没有
《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
也献给我们的父母。人物表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理查德·M·尼克松
总统班底
阿尔弗雷德·C·博德文(总统连任委员会安全警卫)
亚历山大·P·巴特菲尔德(总统副助理、H·R·霍尔德曼
的助手)
约翰·J·考菲尔德(约翰·埃利希曼的随从人员)
凯恩·W·克劳逊(白宫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查尔斯·W·柯尔逊(总统特别顾问)
肯尼思·H·达尔伯格(总统连任委员会中西部财务主席)
约翰·W·迪安(总统顾问)
约翰·D·埃利希曼(总统国内事务助理)
L·帕特里克·格雷(联邦调查局代局长)
H·R·霍尔德曼(总统助理、白宫幕僚长)
E·霍华德·亨特(白宫顾问)
赫伯特·W·卡尔姆巴赫(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副主席、总
统私人律师)
亨利·A·基辛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理查德·C·克莱恩丁斯特(美国司法部长)
埃吉尔·克罗(总统国内事务副助理、埃利希曼的助手)
弗雷德·C·拉吕(总统连任委员会副主席、约翰·米切尔的助手)
G·戈登·李迪(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顾问、约翰·埃利希
曼的助手班子前成员)
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
杰伯·斯图亚特·马格鲁德(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竞选的副
主席、霍尔德曼的前助手、白宫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罗伯特·C·玛迪安(总统连任委员会政治协调员、前助理
司法部长)
约翰·N·米切尔(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前司法部长)
鲍威尔·莫尔(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新闻事务的副主任)
罗伯特·C·奥德勒(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行政与人事的主
任、前白宫工作人员)
肯尼思·W·帕金森(总统连任委员会律师)
赫伯特·L·波特(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调度的主任、霍尔
德曼的前助手)
肯尼思·利兹(总统连任委员会负责青年工作的主任律师)
唐纳德·H·赛格雷蒂(律师)
戴文·L·舒姆威(总统连任委员会公共事务主任、前白宫
新闻助理)
休·W·斯隆(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霍尔德曼的前助手)
莫里斯·H·史坦斯(总统连任委员会财务主席、前商业部
长)
戈登·C·斯查骞(霍尔德曼的助手)
杰拉德·沃伦(总统新闻副秘书)
戴维·R·扬格(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亨利·基辛格及约
翰·埃利希曼的助手)罗纳德·L·齐格勒(总统新闻秘书)
闯入者
伯纳德·L·巴克
弗吉利奥·R·冈萨雷斯
欧仁尼奥·R·马蒂内斯
詹姆斯·W·麦考德
弗兰克·A·斯特吉斯
检察官
亨利·E·皮特森(助理司法部长)
厄尔·J·西尔伯特(哥伦比亚特区助理联邦检察官)
唐纳德·E·坎贝尔(助理联邦检察官)
塞穆尔·E·格兰泽(助理联邦检察官)
法官
约翰·J·西利加(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大法官)
《华盛顿邮报》
凯瑟琳·格雷厄姆(发行人)
本杰明·C·布拉德里(总编辑)
霍华德·西蒙斯(执行编辑)
哈里·M·罗森菲尔德(大都会新闻编辑)
巴利·苏斯曼(哥伦比亚特区新闻编辑)
参议员山姆·J·欧文(参议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主任)目 录
致谢
人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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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1972年6月17日,星期六。早晨9点钟。这么早就来了电
话。伍德沃德摸索着电话听筒,一下子醒了过来。电话是《华盛
顿邮报》本地新闻编辑打来的,说是当天凌晨,有五个人带着照
相设备和电子窃听装置,在民主党总部的一桩盗窃案中被逮捕,问他能不能来一下?
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刚刚工作了九个月,他一直在寻
找一次像样的星期六新闻采访任务,但这一次似乎并不是什么好
差使。这桩在当地民主党总部发生的偷盗案,听起来很像是他一
直在做的大多数新闻——关于不卫生的餐馆、小规模的警察腐败
现象的调查。伍德沃德本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这些东西:他刚完
成了一系列关于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的未遂暗杀案的报
道。瞧,现在他又要回过头去走老路了。
伍德沃德离开自己位于华盛顿市区的一居室寓所,穿过六个
街区,步行前往报社的编辑部。周六的新闻编辑部异常宁静,一
百五十多英尺见方的大房间里,一排排颜色明亮的办公桌整齐地
列在一块巨大的吸音地毯上。这一天,应该有充裕的时间吃午
餐,把一周里剩下的工作干完,然后再读一读星期日增刊。伍德
沃德在编辑部门口停下来,接收他的邮件和电话留言,然后到本
地新闻编辑那儿报到。他很惊奇地得知那些盗贼闯入的不是当地
民主党人的小办公室,而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水门办公商住综
合大楼里的总部。
水门大厦并不是民主党人时常光顾的地方,这幢豪华的办公
商住综合大楼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的河岸上,像联邦同盟俱乐部一
样,它是共和党人的天下。住在里面的人有美国前任司法部长,现任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约翰·N·米切尔;总统竞选运动主管
财务的主席,前商业部长莫里斯·H·史坦斯;共和党全国主
席,堪萨斯州参议员罗伯特·多尔;尼克松总统的秘书罗丝·玛
丽·伍滋;以及飞虎队王牌飞行员陈纳德的遗孀,著名的共和党女主持人陈香梅,以及尼克松政府的许多头面人物。
这座设施先进的综合型大楼,有着蛇齿形的混凝土护栏和同
样吓人的房价(许多两室的公寓套房房价为10万美元),它已成
了理查德·尼克松执政期间统治者们在华盛顿的象征。两年前,它曾是一千名反尼克松示威者的攻击目标,人们高喊着“猪
猡”“法西斯”“Sieg Heil”(1)
,试图冲击这座共和党政权的堡
垒。他们撞上了华盛顿防暴警察的坚固人墙,被催泪瓦斯和警棍
驱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里。水门大厦那些焦虑的住户站在
阳台上目睹了这场冲突,当示威者被赶走,来自波托马克河上的
西风将催泪瓦斯从他们眼前带走的时候,一些人欢呼起来,举杯
祝贺。在那些被击倒在地的人群当中,有一位《华盛顿邮报》的
新闻记者,将他击倒的警察也许没有看见挂在他脖子上的记者
证,而是只盯住了他较长的头发了。他叫卡尔·伯恩斯坦。
此刻,当伍德沃德开始打电话的时候,他注意到了伯恩斯坦
——这家报纸的两位弗吉尼亚政治新闻记者之一——也在从事这
桩盗窃案的报道。
哦,天哪,可别是他。伍德沃德想起了办公室里的一些传
闻,说伯恩斯坦很有抢新闻的本事。
上午,伯恩斯坦复印了现场记者的记录,他告诉本地新闻编
辑,自己要再做一些核查。本地新闻编辑耸耸肩表示同意,于是
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给他在水门大厦能找到的每一个人打电话
——服务台接待员、侍者、客房部服务员、餐厅服务员,等等。
伯恩斯坦后退了几步,朝编辑部的另一头看去。他的办公桌
和伍德沃德的办公桌相隔大约二十五英尺,中间有一根柱子。似
乎伍德沃德也在进行有关这个新闻的工作。这是意料中的事情,伯恩斯坦想。鲍勃·伍德沃德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很会玩弄权
术。伯恩斯坦猜想,这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海军军官团的退役
老兵,尽管有各种好条件,却不一定有丰富的经验来应付调查性
的报道。伯恩斯坦知道伍德沃德写不好,办公室有传言说英语不
是伍德沃德的母语。伯恩斯坦是一所学院的退学生。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在《华
盛顿星报》当勤务工,十九岁时成了新闻记者,自1966年起在
《华盛顿邮报》工作。他有时做些系列调查报道,走遍了法院和
市政厅,喜欢写有关首都人和邻近地区的长篇文章,很能侃。
伍德沃德知道伯恩斯坦偶尔为《华盛顿邮报》写些有关摇滚
乐的文章。这合情合理。但他听说伯恩斯坦有时评论古典音乐,就难咽这口气。伯恩斯坦看上去像是伍德沃德瞧不起的那种反文
化的新闻记者。伯恩斯坦则认为,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的
迅速崛起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如说是因为上司对他的信
任。
他们从来没有在同一条新闻上合作过。此时伍德沃德二十九
岁,伯恩斯坦二十八岁。
这条新闻的最初细节是一个为《华盛顿邮报》写了三十五年
关于警察方面报道的老记者从水门大厦打电话传出来的,此人叫
阿尔弗雷德·E·刘易斯。刘易斯在华盛顿新闻界多少是一个传
奇人物——他一半是警察,一半是新闻记者,经常穿一件都市警
察穿的蓝色毛衣,下部有扣子扣住,扣子下面是一个铜六角星的
皮带搭扣。三十五年中,刘易斯从来没有真正“写过”一条新
闻,他通过电话把细节告诉加工改写编辑,多年来,《华盛顿邮
报》甚至没有在警察总部放过一台打字机。
细节是这样的:凌晨2点30分,五个身着工作西服、戴着普
雷太克斯牌外科橡胶手套的人被逮捕。警察从他们身上截获了一
台步话机、四十卷未曝光的胶卷、两架35毫米照相机、撬锁工
具、钢笔大小的催泪瓦斯枪,以及显然既能窃听电话又能窃听室
内谈话的窃听装置。
“还有钱。其中一个人有814美元,另一个800美元,另一
个215美元,另一个234美元,另一个230美元,”刘易斯口授
道,“大部分是100元票面,号码连着……他们似乎认识路,至
少有一个肯定熟门熟路。他们在宾馆的二层三层有房间。那天晚
上这些人还在大楼餐厅的同一张餐桌上吃龙虾,一个人穿着从罗
利商店买的西服。”伍德沃德从刘易斯那儿知道,嫌疑犯将要在当天下午出庭接
受预审。他决定前往。
伍德沃德以前去过法院。审问程序是地方法庭司法运作体制
的一种固定模式:在法官面前迅速过一下堂,法官为被指控的皮
条客、妓女、行凶抢劫的路贼——这一天是这五个人——规定保
释金的数额。
一群辩护律师像往常一样聚在走廊周围待命,为那些掏不起
律师费的被告充当由政府付费的辩护人。他们通常被称为“第五
街律师”——因为法院和他们的街面办公室都在那条街。走廊上
有两个律师正在小声抱怨——一个穿一身磨损的雪克斯金斜纹细
呢西装,瘦高个;另一个是胖子,他曾为地下监狱分区的案子作
辩护而受过处罚。他们本来已被任命为五个窃贼作辩护,后来又
得到通知说,那些人已经聘了自己的辩护律师,这可是不寻常
的。
伍德沃德走进审判室,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坐在中
间一排的一个年轻人,留着时髦长发,穿一身翻领略微宽大的昂
贵西服,长长的下巴,眼睛朝周围转来转去,似乎正处在一个不
熟悉的环境中。
伍德沃德在他旁边坐下来,问他是不是为那五个人来的。
“也许吧,”那人说,“我不是备案的辩护律师。我是以个
人身份来的。”
他说他叫道格拉斯·凯迪,并介绍了身边一个看上去有点贫
血的小个子,说他是备案的辩护律师,名叫小约瑟夫·拉佛提。
拉佛提像是刚从床上被拉起来的,胡子也没有刮,眯着眼睛看
人,好像怕光的样子。这两个人不时地在审讯室进进出出。伍德
沃德终于把小个子堵在过道的角落里,搞到了五个嫌疑犯的姓名
地址。其中四个来自迈阿密,有三个是美籍古巴人。
道格拉斯·凯迪不想说话。“请不要把这当做个人问题
看,”他告诉伍德沃德,“那将是一个错误。我没什么好说
的。”伍德沃德向他打听他的委托人。
“他们是我的委托人。”他说。
可你是律师吗?伍德沃德问。
“我不想和你说话。”
这个叫凯迪的年轻人走回审判室里。伍德沃德跟了进去。
“求你了,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五个人能交保释金吗?伍德沃德问。
在好几次有礼貌的问话遭到拒绝之后,凯迪终于回答说,这
些人都受人雇用,都有家庭——这些因素在法官规定保释金时会
加以考虑。他又走到走廊里。
伍德沃德跟出去:跟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
案子中来的?
“我没参与这个案子。”
那你为什么在这儿?
“瞧,”凯迪说,“我在一次社交场合遇见过被告之一伯纳
德·巴克。”
在哪儿?
“华盛顿特区。那是陆海军俱乐部的一次鸡尾酒会。我们谈
得很投机……我要说的就这些。”
你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中来的?
凯迪原地转过身,走回审判室里。半个小时后,他又走了出
去。
伍德沃德继续追问他是怎么参与到这个案子里来的。
这一次凯迪说了。他在凌晨3点多接到了巴克妻子打来的电
话。“她说她丈夫告诉她,如果到3点他还没有给她打电话,就
可能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她就得给我打电话。”凯迪说他是巴克在华盛顿认识的惟一的辩护律师。伍德沃德
又问了一些问题,但他不再回答,说他已经说得够多了。
下午3点,五个嫌疑犯由一个执法官领着进了审判室,仍然
穿着深色的工作西服,只是皮带和领带都被取走了。他们毫无表
情地坐成一排,搓着双手,朝法官席那边望着。看上去他们很紧
张,一副谦恭而又固执的样子。
当书记员宣布开庭时,政府检察官厄尔·西尔伯特站了起
来。此人瘦削,专心致志,表情严肃,戴一副角质架眼镜,喜欢
在审判室里以戏剧性的姿态发表辞藻华丽的言论,熟悉他这一点
的第五街同行们都称他为“珍珠伯爵”(2)。他主张这五个人不应
该以保释金获释。他们报假名字,不同警方合作,带有“2 300
美元现金,有前往国外的倾向”。他们因从事带有“不可告人
的”目的的“职业盗窃”而遭到逮捕。西尔伯特拖着长音强
调“不可告人的”一词。
法官詹姆斯·A·贝尔逊问那几个人的职业。有一个人大声
回答说他们是“反共分子”,其他人点头表示同意。法官已经习
惯于听到各种异乎寻常的职业,可这次却显然没有准备。他把其
中个子最高的一个叫出来,那人自称小詹姆斯·W·麦考德。麦
考德的头顶正在变秃,有个扁平的大鼻子,下巴方方正正,牙齿
完好无损,一副和善的样子,似乎和他那轮廓分明的特征不相一
致。
法官问他的职业。
“安全顾问。”他回答。
法官问是哪儿的安全顾问。
麦考德轻轻地拖长声调说,他最近从政府部门退休了。伍德
沃德移到前排,侧身前倾。
“政府的什么部门?”法官问。
“中央情报局。”麦考德小声说。法官微微畏缩了一下。
天呐,伍德沃德几乎叫出声来,中央情报局。
伍德沃德坐出租车回办公室报告麦考德的陈述。八位记者参
与了拼凑这条署名为阿尔弗雷德·E·刘易斯的新闻。当傍晚6点
半的截稿时间接近时,《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霍华德·西蒙
斯来到新闻编辑室南侧的本地新闻编辑办公室。“这是一条了不
起的新闻”,他告诉本地新闻编辑巴利·苏斯曼,把它登在星期
日的头版上。
新闻的第一段说:“昨天凌晨2点30分,有五人被逮捕,指
控是参与一项精心策划的阴谋,权威人士认为他们窃听了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是前中央情报局的雇
员。”
与此同时,联邦大陪审团宣布要对此案进行调查。但即使这
样,西蒙斯仍然认为这一事件还是有太多的未知因素,因而不能
把它作为头条新闻。“很可能是由于疯狂的古巴人,”他说。
确实,认为这次闯入事件也许是共和党人所为的想法似乎没
有说服力。1972年6月17日,民主党大会之前不到一个月,尼克
松总统在民意测验中远远领先于所有的民主党候选人,至少超出
他们19%以上。理查德·尼克松认为,共和党占多数的形势将支
配20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就像民主党人控制了前两代人的情况
一样。这种状况似乎是很有可能的,民主党处于混乱之中,好时
光到了头。被白宫和民主党公认为是尼克松最弱的对手、南达科
他州的参议员乔治·麦戈文,居然作为明显受欢迎的人赢得了民
主党的总统提名。
《华盛顿邮报》的这条新闻指出:“这五个嫌疑犯为什么要
窃听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他们是否为其他个人或组织工
作,都没有得到直接的解释。”
伯恩斯坦为星期日的报纸写了有关这些嫌疑犯的另一条新
闻。四个人来自迈阿密:伯纳德·L·巴克,弗兰克·A·斯特吉
斯,弗吉利奥·R·冈萨雷斯,欧仁尼奥·R·马蒂内斯。他给《迈阿密信使报》的一个记者打了电话,得到了一长串古巴流亡
领导人的名单。据《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到迈阿密的古巴人
圈子进行核查的结果,这四个迈阿密的嫌疑犯全都参与了反卡斯
特罗的活动,据说都同中央情报局有关系(“我从来不知道他是
否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巴克太太告诉伯恩斯坦,“那种事情,男人从来不告诉女人。”)。按照好几个人的说法,他们当中惟
一的非古巴裔人是美国雇用兵斯特吉斯,此人一直在招募好斗的
古巴人到民主党全国大会去示威。一个古巴人领袖告诉伯恩斯
坦,他称之为“前中央情报局人员之流”的斯特吉斯和其他人打
算利用雇用的肇事分子,在全国政治会议期间在街上揍反战示威
者。
那个星期六晚上大约8点钟,伍德沃德离开了办公室。他知
道他本该待得更晚,来调查詹姆斯·麦考德。他甚至没有核对一
下当地的电话簿,看看华盛顿市内或郊区是否有一个叫詹姆斯·
麦考德的名字。
《华盛顿邮报》负责全国新闻的工作人员很少报道有关警察
的新闻。在苏斯曼的要求下,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两人第二天早
晨都回到办公室继续从事这方面的报道。这是6月18日,一个阳
光明媚的星期天。美联社电文上一处令人难堪的更改表明,根据
政府存档的竞选运动开支报告,詹姆斯·麦考德是总统连任委员
会(CRP)的安全协调员。这意味着,麦考德应该受到进一步的
注意。
两位新闻记者站在新闻编辑室的中间,你看着我,我看着
你。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伍德沃德问。伯恩斯坦不知道。
在洛杉矶,美国前司法部长、总统竞选活动主管约翰·米切
尔发表了一个声明:“此人是一家私人安全机构的老板,数月前
被我们委员会雇来帮助安装安全系统。按我们的理解,他有一些
业务上的客户和利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要强调此人和其
他涉案人的所为既不代表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在我们
的竞选运动中,或者说在选举过程中,是不能容忍这种活动的,我们既不会允许,也不会加以宽容。”
在华盛顿,民主党全国主席劳伦斯·F·奥布里安说,闯入
事件“提出了我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活动中所遇到的最丑陋的
政治黑幕问题。仅仅由尼克松先生的竞选活动主管约翰·米切尔
跑出来声明其清白,是打消不了这些问题的”。
发布米切尔和奥布里安的声明的电讯社在从全国性政治家那
里收集正式声明方面是靠得住的。两位记者把注意力转向了盗
贼。
他们在电话簿上查到了麦考德的私人安全咨询机构的号码,但没人应答。他们又核查了按街道地址开列电话号码的“互见使
用”人名地址录。在麦考德家里或他的企业里,电话都没人接。
麦考德公司的地址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亨格福德路414号,这
是一栋很大的办公楼。罗克维尔市的互见索引簿开列了住户的名
字。两位记者把这些名字分了分,开始分头给这些人的家里打电
话。一个律师在电话里回忆说,去年夏天有一个为他做兼职工作
的女孩认识麦考德,或者,也许是女孩的父亲认识他。这个律师
只记得那女孩的姓——可能是威斯特尔,也可能与此接近。他们
又去找有着类似姓氏的人的电话,找到了五个。最后,伍德沃德
终于联系上一个叫哈兰·A·威斯特雷尔的,此人说认识麦考
德。
威斯特雷尔显然还没有读过报纸,因此很奇怪伍德沃德为什
么对麦考德感兴趣。伍德沃德说为写一篇报道,他正在收集有关
信息。威斯特雷尔似乎很高兴,就提供了一些关于麦考德及其朋
友的情况,还给了伍德沃德一些人的电话号码。
渐渐地,麦考德的轮廓开始浮现:得克萨斯北部地区人;虔
信宗教,是华盛顿第一浸礼会的积极成员;有一个在空军学院当
士官生的儿子和一个智力迟钝的女儿;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后备
役军人;中央情报局前任人身安全防卫长官;蒙哥马利专科学校
的安全课程教师;一个忠于家庭的人;极其认真;文静,可靠。
尽管有约翰·米切尔关于麦考德的声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一致
认为,他是专职为总统连任委员会工作的。有几个人提到了麦考德的正直,他那“坚如磐石的”性格,但也有些别的评价。威斯特雷尔和其他三个人说麦考德是标准
的“官员”——不愿意主动采取行动,必恭必敬地听从指挥,执
行命令毫不含糊。
伍德沃德用打字机打出了一条新闻的最初三段,认定水门大
厦窃贼之一是从总统连任委员会处领取薪水的安全协调员,把它
递给了本地新闻组的一个编辑。一分钟后,伍德沃德注意到伯恩
斯坦正在编辑身后查看。之后,伯恩斯坦拿着那纸新闻走回他的
办公桌,打起字来。伍德沃德完成了第二页,把它递给编辑。伯
恩斯坦很快从那里接过手来,回到他的打字机。伍德沃德走过
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伯恩斯坦正在改写这条新闻。伍德沃德读了改写的稿子。写
得好多了。
当天夜里,伍德沃德驱车前往麦考德家,这是一栋很大的二
层楼砖房,在郊区的房屋中是一流的,离穿过罗克维尔市的主干
公路70S大道不远。灯光亮着,但是没人开门。
午夜过后,回到家中的伍德沃德接到一个电话,是《华盛顿
邮报》定期负责夜间警察新闻的记者尤金·巴沁斯基打来的。巴
沁斯基的活儿被认为是报社里最不好的工作,时间不好——从傍
晚6点半工作到凌晨2点半。但是这个高个子、留着山羊胡子、很
文静的男人似乎喜欢他的工作,或者说他似乎喜欢警察。他同许
多警察搞得很熟,夜间采访时,他很容易在警察总部的各个小组
之间穿梭往来:凶杀组,风化组(被堂皇地称作“品行部
门”),交通组,情报组,性行为组,行骗组,偷盗组——这些
划分反映了城市生活在警察眼中的分类。
巴沁斯基从一个警察那儿得知,从水门大厦被捕的两个迈阿
密人的通讯录里,发现了一个叫霍华德·E·亨特的人和电话号
码,旁边还注上了小小的标记“W· House”(白宫)
和“W·H·”(白宫的英文缩写)。伍德沃德坐在电话旁的一
张硬板椅子上,查对电话号码簿。当他找到马里兰州的波托马克蒙哥马利县富饶的郊外马场区域有关于小霍华德·E·亨特的电
话号码后,给对方拨了电话,可没人接。
第二天早晨在办公室,伍德沃德开列了一张头条新闻的单
子。麦考德的一个邻居曾经说他见过麦考德穿一身空军军官的制
服,还有一个邻居说麦考德是空军预备役的中校。伍德沃德后来
给五角大楼打了五六次电话,一个管人事的军官告诉他说,詹姆
斯·麦考德是附属于紧急战备状态办公室的以华盛顿为中心的特
种预备役部队的中校。那军官给他念了部队花名册,上面只有十
五个名字。伍德沃德开始打电话。打到第四个人的时候,一个叫
菲利普·琼斯的军人偶然提到,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开列激进分子
名单,帮助制订适合于战争时期新闻媒介和美国邮政的检查制度
应急计划。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一个叫詹姆斯·格林的人,据巴沁斯基
说,这人在迈阿密的电话号码可以在欧仁尼奥·马蒂内斯的通讯
录上查到。格林先生自称是迈阿密大学负责住房的人员。他说,马蒂内斯两个星期前同他联系,询问大学是否能在8月份共和党
全国大会期间安排大约三千名年轻共和党人的食宿。伍德沃德打
电话给总统连任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以及几个正在华
盛顿和迈阿密准备大会计划的共和党官员。他们全都说从来没听
说过马蒂内斯,或者没听说要用大学来为年轻的共和党人提供住
宿的计划。
但是那个星期一的首选目标是亨特。那些迈阿密嫌疑犯的所
有物开列在巴沁斯基搞到的一份来自警察方面的秘密清单上。
有“两张黄线纸,一张写给‘亲爱的朋友霍华德先生’,另一张
给‘亲爱的H·H·先生’”,一个没有寄出的信封,里面有亨
特的个人支票,写着6.36美元,开给罗克维尔的雷克伍德乡村俱
乐部,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同样金额的账单。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消息来源,一位为联邦政府工作
的老朋友。这位朋友不喜欢别人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里,他匆匆地
说,这个案子将会“激化”,但是他无法解释,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快接近下午3点了,《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要在“新闻预
算”中列出他们期待第二天的报纸刊登的新闻。被指定写星期二
发表的水门大厦新闻的伍德沃德抓起电话,拨了456-1414——
白宫。他要找霍华德·亨特。交换台接线员接到了一个分机上。
没有应答。伍德沃德正要挂断电话,接线员插进来说:“他可能
在另一个地方,那是柯尔逊先生的办公室。”
“亨特先生现在不在这里,”柯尔逊的秘书告诉伍德沃德,她给了他华盛顿一家公关公司——罗伯特·R·穆伦公司的号
码,她说,亨特在那儿担任写手。
伍德沃德走到新闻编辑室东头的全国新闻组那里,问一个叫
J·D·亚历山大的全国新闻助理编辑谁是柯尔逊。亚历山大是
一个身材矮胖的人,三十五六岁,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他笑了
起来。美国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W·柯尔逊是白宫的“职业打
手”,他说。
伍德沃德又给白宫打电话,问人事办公室的一个办事员,霍
华德·亨特是否受白宫雇用。对方说她要查一下档案。片刻之
后,她告诉伍德沃德,霍华德·亨特是柯尔逊的一个顾问。
伍德沃德打电话到穆伦公关公司,要找霍华德·亨特。
“我就是霍华德·亨特,”对方的声音说。
伍德沃德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是吗?有什么事?”亨特的声音显得不耐烦。
伍德沃德问亨特,为什么在水门大厦被逮捕的两人的通讯录
里有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天啊!”霍华德·亨特说。然后他很快地加上一句:“由
于事情正在裁定中,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砰的一声挂断了电
话。
伍德沃德认为他有了一条新闻。但是,任何人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都可能出现在一本通讯录中。尽管乡村俱乐部的账单似乎是
亨特同盗贼之间有联系的额外证明,但又是什么联系呢?一条标
题为《白宫顾问同窃听嫌疑犯有关》的新闻可能会是一个严重错
误,会产生误导,这对亨特很不公平。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白宫信息传播事务副主任凯恩·W·克劳
逊,此人在今年1月份之前一直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将
通讯录和警察清单的事告诉了克劳逊,然后询问亨特在白宫的职
责是什么。克劳逊说他要核查一下。
一小时后,克劳逊回电话说,亨特是白宫关于撤销对五角大
楼文件不得公开的禁令问题的顾问,最近又担任一项毒品情报计
划的顾问。他说,作为顾问,亨特最后一次领薪水是在3月29
日,从那以后他不再为白宫做任何工作。
“我非常彻底地调查了这件事,我相信柯尔逊先生和白宫的
任何人都不知道,也没有参与这个不幸事件,”克劳逊说。
这么说真是多此一举。
伍德沃德给穆伦公关公司董事长罗伯特·F·贝内特打电
话,向他打听亨特。贝内特是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华莱士·F·
贝内特的儿子,他说:“我猜霍华德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这不是
什么秘密了。”
但这对伍德沃德来说是个秘密。他给中央情报局打电话,一
个发言人说,亨特自1949年至1970年都为这个部门工作。
伍德沃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打电话给政府里的朋友,请
求指点。那位朋友声音很紧张。以不准公开引用为条件,他告诉
伍德沃德,除了通讯录里发现的姓名电话以及那张未寄出的支票
等情况外,联邦调查局有许多理由认为亨特是水门事件调查中的
主要怀疑对象,不过他又强调,伍德沃德不能在报道中使用这条
信息,因为这是私下谈话。但他的朋友向他保证,一条关于某人
同通讯录和乡村俱乐部有关的新闻报道不存在公平不公平的问
题。当然,他的保证也不能见报。本地新闻编辑巴利·苏斯曼对上述情况很感兴趣。他翻遍了
报社图书馆里关于柯尔逊的剪报,发现在1971年2月的一条新闻
报道中,一个匿名的消息灵通人士把柯尔逊描绘成一个“有创见
的智囊人物……掮客,收拾烂摊子的家伙,必要时不择手段”。
伍德沃德关于亨特的报道认定他的身份是在白宫为柯尔逊工作的
一个顾问。报道使用了上述引文,并指出引文出自一则人物简
介,作者是“凯恩·W·克劳逊,眼下是白宫的一名助理,不久
前还是《华盛顿邮报》记者”。
这条新闻报道的标题是《白宫顾问同窃听嫌疑犯有关》。
那天早晨在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上的总统住所,总统新闻秘
书罗纳德·L·齐格勒简单回答了记者关于水门大厦闯入事件的
问题,他说:“某些人也许会试图夸大这件事。”齐格勒把这个
事件说成是“三流盗窃未遂案”,白宫没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评
论。
第二天,民主党主席奥布里安向总统连任委员会起诉,要求
对方赔偿100万美元的民事损失。奥布里安提到了柯尔逊“有可
能卷入”闯入事件,他指责说,事实正在“清晰地同白宫联系起
来”,还说:“我们之所以了解这次窃听事件,只是因为它败露
了。还可能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到底是谁卷入了呢?我相信我
们将见证这届政府受到的最终考验,可就在四年前它还曾那么虔
诚地表示要投身于一个法律与秩序的新时代呢。”
(1) 德语:希特勒时期德国纳粹分子的招呼用语,意思是“欢呼胜利”。
(2) 厄尔·西尔伯特的英文是Earl Silbert,“earl”在英语中有“伯
爵”的意思,前面再加上一个“P”,就成了“珍珠”的意思。戏称他
为“珍珠伯爵”的人是拿他的名字作文章,影射他喜欢使用华丽的言
辞。——译者2
苏斯曼让伯恩斯坦在星期一和星期二休息了两天。星期三一
上班,伯恩斯坦就打电话给一个尼克松政府的前官员,打听关于
查尔斯·W·柯尔逊的情况。他本以为会得到一些有用的背景资
料,谁料那人却说:“无论谁是这次闯入事件的负责人,都一定
是个对政治不懂装懂的人,我想这就是柯尔逊之所以引起注意的
原因……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到那儿去寻找真正的政治信
息,他们会寻找别的……丑闻,流言。”
此人尽管离开了白宫,但仍同以前的同事们保持着广泛接
触,因此对白宫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对白宫
的内部运作却几乎一无所知。
伯恩斯坦问他,是否认为总统竞选委员会有可能或白宫(更
不大可能了)支持水门事件这样的愚蠢行为。伯恩斯坦等着他说
不。
“我很了解总统,我知道如果他需要别人做这样的事情,肯
定不会做得这么差劲,”这位前官员说。但是,总统让他的竞选
助手取得一切可以取得的政治情报和流言,这倒不是难以想象
的。他回忆说,一个白宫政治顾问“总是在谈论步话机。你谈论
政治,他谈论装备。在白宫,总有人热衷于那些毫无价值的搞情
报的玩意儿。其中一些人愚蠢到竟认为会有什么东西在那里”。
这位老兄对白宫的这番描绘,同伯恩斯坦平日在报上读到的
那架平稳、运转顺利的机器,那些细心认真、训练有素、全都一
模一样的白宫人士(他们总是被千篇一律地叫作“总统班底”)
形成了鲜明对照。
伯恩斯坦向那人打听白宫前助理罗伯特·奥德勒的情况,此
君现在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人事主任。委员会说,麦考德是奥德
勒雇用的。
“那是胡说八道,”那位前官员回答,“米切尔不会不管这样一个决定的,他会根据某一个安全问题专家的建议作出决
定。”
他说,雇用麦考德肯定会牵涉到至少另一个人——米切尔的
助手弗雷德·拉吕,他是这位前司法部长的左膀右臂。伯恩斯坦
草草记下名字(把它拼成了拉卢),同时又得知了有关他的更多
情况。
“我想,如果有任何窃听装置直到闯入的时候还在运转的
话,那么拉吕肯定会知道。”
这位前官员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情况。默里·卓提纳,总统的
老朋友,自从尼克松在国会发起反杰里·沃尔里斯和海伦·迦哈
根·道格拉斯运动以来,他一直是不正当竞选手段的专家,主管
着某种被称为“选票安全措施”的工作。虽然未经官方确认,这
项工作的目的是防止民主党人暗中用舞弊手段赢得选举,总统和
他的支持者(以及某些民主党人)一直认为这样的事情在1960
年发生过。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伯恩斯坦从报社的政治新闻记者、专栏
作家戴维·布罗德那儿得到一个名字,布罗德建议伯恩斯坦同他
联系。这是一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官员,布罗德说他是个“非
常坦率的家伙”,说他也许会知道些什么,因为他属于为共和党
大会安排安全措施的人员之列。总统连任委员会说,麦考德担任
过大会安全问题顾问。
“麦考德从来没有为大会做过任何一种安全工作,”那位共
和党官员告诉伯恩斯坦,“我想他一直在从事的工作,是保证委
员会实现连任选举。总统连任委员会关心的只有理查德·尼克
松。他们对共和党的关心微乎其微。即使有了机会,他们也会毁
掉这机会的。”
伯恩斯坦问,你对约翰·米切尔和总统连任委员会否认自己
与此事有牵连相信吗?
那人笑了。“我和鲍勃·多尔在那些人被逮捕的当天谈过,我们一致认为,这一定是围着委员会或白宫转的那些下贱军官们干的。无论卓提纳还是柯尔逊,都不过是被抛出来的替罪羊。”
伯恩斯坦没有料到,同尼克松政府关系密切的人竟然以如此
的轻蔑和挖苦来谈论总统周围的人。他走到房间那一头,把情况
告诉苏斯曼。苏斯曼认为这个信息很有意思,然后很不自在地告
诉伯恩斯坦,要他放弃关于水门事件的工作,因为弗吉尼亚的地
方新闻不可能继续在选举时期把两个政治新闻记者中的一个专门
安排在这项工作上。
伯恩斯坦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回到他的办公桌,但是情绪很不
好。《华盛顿邮报》欠了他将近四个月的假期。直到闯入事件发
生时,他都一直在计划利用这个夏天来一次横贯全国的自行车旅
行。他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努力,设法留下来搞水门事件的新闻。
他写了五页的备忘录,概括了他所谓的“卓提纳理论”,并把副
本送到了苏斯曼、伍德沃德、报社的大都会新闻编辑哈里·M·
罗森菲尔德那里。
“当然,这是一种牵强的解释,”备忘录一上来说,“但
是……柯尔逊是卓提纳在白宫的继承人。……柯尔逊很可能会
在‘选票安全措施’的某些方面同卓提纳有联系。这可能意味着
评估卓提纳提供的任何信息。”
第二天,罗森菲尔德让伯恩斯坦继续从事卓提纳理论,看看
他还可以了解些什么。(1)
同一天,即6月22日,在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
总统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对闯入事件的看法。“白宫同这次特别事
件没有任何牵连。”他说。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慢慢推敲着“这次特别事件”这一措
辞。巧合的事情太多了,不可能如此轻巧地搪塞过去:华盛顿的
一个律师说,他可以确定无疑地断定,5月份为已故联邦调查局
局长J·埃德加·胡佛举行追悼仪式的时候,会场外有人袭击五
角大楼文件案被告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弗兰克·斯特吉斯就是
其中之一。一个嫌疑犯的通讯录上有被参议员麦戈文在民主党大
会上用做总部的宾馆房间的草图。迈阿密的一个建筑师说,伯纳德·巴克试图搞到大会会议厅及其空调系统的蓝图。亨特在穆伦
公司的老板罗伯特·贝内特是大约一百个假竞选委员会的组织
者,用来将成百万的美元汇集成总统连任竞选活动的秘密捐款。
麦考德被逮捕的时候,带着请求获得参加民主党大会的大学记者
证的申请。他最近去过迈阿密海滩。迈阿密来的盗贼嫌疑人中有
一些在被捕前三周就到过华盛顿,当时一些著名的民主党律师在
水门办公楼里的办公室被盗。
在总统发表声明后的一小时之内,记者们被总统连任委员会
的公关主任戴文·L·舒姆威告知,约翰·米切尔命令对民主党
总部的闯入事件进行一次内部调查。
7月1日,也就是总统发表声明的九天后,米切尔辞去了尼克
松竞选活动主管的职位,他解释说,是太太坚持要他退出的。
伍德沃德问了好几个正在处理这一新闻稿件的《华盛顿邮
报》工作人员,是否相信这一辞职同水门事件无关。他们都相
信。
然而第二天,大都会新闻编辑哈里·罗森菲尔德皱着眉头告
诉伍德沃德:“一个像约翰·米切尔这样的人,是不会为了妻子
放弃那些权力的。”
查尔斯·柯尔逊的名字最初引起伯恩斯坦注意后不久,一个
记者同行告诉他说,他曾经和一个在白宫工作的年轻女子约会
过,他想是在柯尔逊的办公室里。伯恩斯坦打电话找到了她。她
说自己是为柯尔逊的助手工作,不是为柯尔逊本人工作。她知道
一点霍华德·亨特的事。
“我怀疑他们所有人,尤其是柯尔逊,因为他如此过分地保
护总统,拼命为他辩护,”她说,“他总是带着文件来回奔忙,但是守口如瓶。”不过不管怎么说,亨特真的很好,是一个令人
愉快的人,很讨人喜欢。他是你周围少有的能让你感觉很自在的
人,偶尔他还会带她去吃午饭。虽然他只是受聘当顾问,“却几
乎每天都在那里工作。他过一段时间会去趟佛罗里达……还去加
利福尼亚”。那是在1971年的夏天和初秋。亨特完全像柯尔逊一样守口如瓶,她说:“但是办公室里有人告诉我,霍华德正在
对不同的事情做调查工作,包括五角大楼文件。”她有这样的印
象,他并不像白宫说的那样,在从事“撤消”对文件不得公开的
禁令的工作,相反,却在试图发现它们是如何被泄露给报纸的。
“大约在同时,”她说,“我看到他桌上有一本关于查帕奎
迪克岛的书,于是我就打听这事。他也是在对那个案子,对肯尼
迪做调查工作。他们不愿意……他们从来不给我全部的信息。”
是谁告诉她亨特正在调查肯尼迪?
是柯尔逊办公室的另一个秘书。那时候她在亨特桌上看到涉
及肯尼迪参议员和查帕奎迪克岛上汽车事故的其他文件和书籍。
她记得有一本书是软封面的,“书名很简单,诸如《肯尼迪与查
帕奎迪克岛》之类”。她认为,有些资料是从白宫图书馆借出来
的。柯尔逊的助手之一——她记不清是哪一个了——也告诉她亨
特正在调查肯尼迪。“这已得到上面的证实。”她补充说。
伯恩斯坦给白宫打电话,要找图书管理员。电话被接到一个
助理图书管理员简·F·施莱切尔那里。伯恩斯坦说明自己是记
者,问她是否记得亨特先生借的那本关于肯尼迪参议员的书是什
么书名。
“我想,关于这个,我确实记忆犹新,”这位管理员回
答,“我拿了一大堆关于肯尼迪参议员和查帕奎迪克岛问题的资
料。”施莱切尔太太加上一句:“我想我有记录。”她请伯恩斯
坦等她有工夫核查记录后再打电话过来。
“我想,你指的那本书也许是杰克·奥尔逊写的,叫《查帕
奎迪克之桥》。”施莱切尔太太打来电话说。伯恩斯坦问她亨特
是什么时候借的书。施莱切尔太太让他不要挂电话。当她几分钟
后回到电话机旁时,声音显得很激动。“我没有亨特先生外借的
卡片,”她说,“我记得我把这本书给过什么人,但是没有亨特
先生外借的卡片。”根本没有关于这本书的卡片,她从来没有拿
到过亨特的索书单。她让伯恩斯坦去找新闻办公室。她不知道亨
特是谁。伍德沃德接着给她打电话,打听关于肯尼迪资料的情
况。“我没有权利说出去。”她回答。
伍德沃德又拨通了白宫的电话总机,要找一个他曾经在社交
场合见过的年轻的总统助理。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在这个官员得
到不会使用他名字的保证后,他告诉伍德沃德,亨特被白宫指定
从事一项对肯尼迪私生活的调查。他不愿说是谁指令的,但是他
的话给人留下清晰的印象:柯尔逊是知情者之一。这个官员记
得,亨特从国会图书馆取过一些关于肯尼迪的资料。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坐了一辆出租车到国会图书馆,找到了
负责处理白宫索取资料问题的办公室。一个图书管理员站在走廊
里有礼貌地告诉他们,白宫的事务是保密的。不过最终,两位记
者总算找到了一个更有合作态度的管理员,他们把整个下午花在
阅览室里,翻遍了成千上万张纸条——自从1971年6月亨特受雇
白宫以来的每一张索书单。
伍德沃德给凯恩·克劳逊打电话,告诉他伯恩斯坦同白宫图
书管理员谈话的情况。后来,克劳逊回电话来说,他同施莱切尔
太太谈过了。“她否认同伯恩斯坦谈过话。她说她两次都让你们
去找新闻办公室。”他说,亨特从来没有接受过同肯尼迪参议员
有关的任务。“他可能一直在做他自己的研究,”克劳逊
说,“你知道,他写了45本书。”霍华德·亨特写的是间谍小
说。
伯恩斯坦为此事给那位前政府官员打电话,对方告诉
他:“白宫对肯尼迪绝对多疑。”尼克松总统、白宫幕僚长
H·R·霍尔德曼、柯尔逊都“鬼迷心窍地”想要获取能毁掉肯
尼迪候选人身份的情报。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写了一条新闻报道,说亨特受雇白宫期
间一直在调查肯尼迪。两个记者认为这条新闻的重要意义在于说
明亨特不是一个普通的白宫顾问,而是一名政治特工。
哈里·罗森菲尔德热情很高,把《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本杰
明·C·布拉德里拉了过来。布拉德里从他的玻璃隔断办公室里跑出来,坐到靠近伯恩斯坦办公桌的一张椅子上。他双手捧着这
篇报道的副本,摇着头。这意味着两位记者将在水门事件的报道
上同布拉德里发生冲突。《华尔街日报》曾经把布拉德里描绘成
一个国际珠宝窃贼。五十岁的布拉德里曾是肯尼迪总统的密友,对有关肯尼迪家族的新闻非常敏感。
他往后一靠,说道:“你没搞清楚。一个图书管理员和一个
秘书说亨特这个家伙看一本书。如此而已。”
伍德沃德告诉他,白宫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说得明明白白,亨特正在从事对肯尼迪的调查。
已经接近截稿时间。其他记者都盯着这儿看。
“来源的级别有多高?”布拉德里问。
伍德沃德对于是否应该将消息来源透露给总编辑不太有把
握。你想要知道消息来源吗?伍德沃德犹豫地说。
“你就告诉我他是否在总统助手这一级。”布拉德里说。
伍德沃德不太清楚头衔,他描述了那人的大概身份。布拉德
里不以为然。他拿出他的笔,开始编辑这篇报道,把最重要的一
段改成只是亨特对肯尼迪和查帕奎迪克事故“表现出特别的兴
趣”。他划掉了一段关于白宫对肯尼迪作为候选人身份的态度的
文字。
罗森菲尔德问布拉德里这篇报道是否能上头版。
布拉德里说不行。“下次搞点更过硬的消息。”说着他走开
了。
霍华德·亨特自从那天同伍德沃德在电话上简短地通话以来
还没有露过面。联邦调查局指定了一百五十名特工进行搜查。7
月7日,关于亨特与查帕奎迪克问题的新闻在《华盛顿邮报》上
见报了,此时亨特突然冒了出来。几天后,伯恩斯坦找到了华盛
顿的一位律师,此人认识亨特的辩护律师威廉·O·比特曼。这位律师说,比特曼在一个褐色信封里接收了25 000美元
现金才接受亨特的案子。此人心理不正常,但他在同行中很受尊
敬,是有威望的霍根与哈特森事务所的合伙人,也是前司法部的
检察官,曾经成功地起诉了前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吉米·霍发。
“这情报不错,可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此人说。还有一件
事,他说,总统连任委员会预算中至少有10万美元被特别指定用
于“代表大会的安全保障”。“这笔钱是这一问题的关键。”
伯恩斯坦给比特曼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在一个信封里收到过
25 000美元现金,但对方不愿意回答他是如何被聘用的。
比特曼说,他不能对他介入这桩案子的任何方面进行答复,但是令伯恩斯坦惊讶的是,对收现金一事,他没有明确加以否
认。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花了好几个小时,希望再找到一个人,一个哪怕只是听说过褐色信封中钱的人,但一无所获,让他们失
望的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
白宫和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官员正在把记者们引入迷魂阵。有
消息来源说水门大厦闯入事件是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干的,试图
证明民主党人正接受来自古巴的捐赠。(2)
关于水门事件的新闻停了下来,甚至也许要消失了。记者们
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伯恩斯坦在政府里的关系——那位前任官
员也无法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那人开玩笑说——白宫“转入了
地下”。
尽管表示抗议,伯恩斯坦还是被派去采写弗吉尼亚的政治新
闻。伍德沃德决定休假。
7月22日,伍德沃德出发去密执安湖的那天,长岛的午后报
纸《新闻日报》报道说,一位叫G·戈登·李迪的前白宫助手一
直为竞选委员会当律师,因为拒绝回答联邦调查局关于水门事件
的问题而于6月被米切尔开除。
四十二岁的李迪于1971年12月11日从白宫过来担任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法律总顾问,此后又被任命为财政问题法律顾问,负
责有关竞选活动的财政和捐款问题的法律咨询。像麦考德一样,他是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但是委员会的发言人戴文·舒姆威
说,李迪的职责同安全或收集情报无关。
在白宫,凯恩·克劳逊承认,1971年来李迪曾在那里作为
尼克松总统国内事务主要助手约翰·D·埃利希曼工作班子的成
员,从事过“执法”问题方面的工作。
三天后,结束了弗吉尼亚的采访任务、正在家里休息的伯恩
斯坦接到了巴利·苏斯曼打来的电话。你能来一下吗?《纽约时
报》有一条头版新闻报道,说至少有十五个电话是巴克从迈阿密
打到总统连任委员会去的。这些电话中有一半以上是在3月15日
和6月16日之间打的,打给了李迪的办公室。
伯恩斯坦在贝尔系统(3)
中有几个内线,但他一直不愿意利用
个人电话记录来取得信息,这涉及道德问题,他从未在心中解决
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有人这样来调查他,他必然
会感到恼火,不过,难道他就有资格接触个人档案和财务档案
吗?
伯恩斯坦来不及细想,就给电话公司的一个内线打了电话,要求搞到一张有关巴克来往电话的清单。下午,内线打电话来,证实《纽约时报》列举的那些电话确实打过。但是他补充说,他
无法搞到更详细的清单,因为巴克的电话记录已被迈阿密地方检
察官取走了。
你是指联邦调查局还是美国司法部长办公室?
“都不是,迈阿密的电话公司说是地方检察官。”那人说。
为什么一个地方检察官会对电话记录感兴趣呢?在重写《纽
约时报》的新闻以前,伯恩斯坦给在迈阿密的美国司法部长打电
话,司法部长否认他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伯恩斯坦一个接一个地给迈阿密地区的各位地方检察官打电
话。打到第三个的时候,他找到了主管迈阿密大区达德县事务的州检察官理查德·E·戈斯坦因。对方说电话记录是他们索取
的,因为他们想要确定那些涉嫌闯入事件的人是否触犯了佛罗里
达的法律。不过戈斯坦因并不知道电话记录的内容,但他手下负
责调查的马丁·达第斯会知道。戈斯坦因表示,如果《华盛顿邮
报》不透露此事同他的办公室有关,那么他会让达第斯跟他们合
作。晚上,伯恩斯坦接到了达第斯打来的电话。
达第斯很急,不想在电话上谈。他说他索取了巴克的一些电
话记录和银行档案,欢迎伯恩斯坦飞到迈阿密去商谈这些问题。
伯恩斯坦问他是否知道一笔89 000美元(4)
的款子的由来,检察官
西尔伯特说这笔钱在那年春天被存入巴克在迈阿密的银行账户,然后又被取走。
“比89 000美元还多一点儿,”达第斯说。
多多少?10万美元?伯恩斯坦问。
“多一点儿。”
钱是从哪里来的?
“墨西哥城,”达第斯回答,“那儿的一个商人,也是一个
律师。”
他不想把这律师的姓名给伯恩斯坦,但是说如果伯恩斯坦到
佛罗里达来,他会把这事告诉他的。由于他有几天时间不能分
身,最后他们约定在7月31日星期一那天见面。苏斯曼批准了这
次旅行。
伯恩斯坦像他往常习惯的那样,临起飞前才来到机场。他从
报摊上抓起一份《华盛顿邮报》和一份《纽约时报》,飞快地朝
登机口跑去。飞机离开地面的时候,他读到了《纽约时报》上占
三栏篇幅的标题:《盗用资金变现钱:墨西哥城可溯源》。伯恩
斯坦一想到戈斯坦因和达第斯就感到极其丑陋。这篇署名瓦尔特
·路盖伯的报道带有一个墨西哥城的电讯电头。伯恩斯坦几乎能
肯定,路盖伯在迈阿密得到了信息,然后飞到墨西哥去拍电报发
稿。该报道引用了“接近于调查工作的消息来源”,却一字不提联邦调查局、联邦政府或司法部。路盖伯在巴克的银行账户上追
查那89 000美元,查到国际银行开出的四张银行本票(5)
,是开给
墨西哥城一位著名律师曼努埃尔·奥加利奥·达盖尔的。
伯恩斯坦从迈阿密机场给苏斯曼打电话。他是不是该去墨西
哥城并且让已经休假回来的伍德沃德打电话同达第斯周旋?苏斯
曼认为伯恩斯坦在迈阿密至少应该待一天。
半小时以后,伯恩斯坦入住迈阿密最贵的宾馆“迈阿密四大
使饭店”。他向服务台值班员询问瓦尔特·路盖伯的房间号码。
“路盖伯先生上周末退房了。”值班员说。
佛罗里达州达德县的州检察官办公室在迈阿密大区达德县司
法大楼的六层,正好和县监狱隔着一条种着一排棕榈树的狭窄小
巷。伯恩斯坦坐电梯上去,走进一间接待室,要求见达第斯。一
名接待员告诉他,达第斯留下话来表示道歉,但是他不得不出去
办一个案子。她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伯恩斯坦开始阅读杂
志。
一小时过去了。穿制服的警察,穿衬衣的警探,还有被告和
公诉人,川流不息。许多人停下来同那位叫卢比的接待员聊天,询问“老板”——戈斯坦因——参加竞选活动搞得怎么样。十天
前,他宣布参加史无前例的第五任地方检察官的竞选。
伯恩斯坦向卢比打听戈斯坦因的情况。戈是民主党人,48
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轰炸机驾驶员,州检察官办公室历史上
得选票最多的人。“每个人都爱他,”卢比说。
伯恩斯坦翻阅着当地一份午后报纸。标题是这样的:《戈斯
坦因揭露州际卖婴骗局》。哦,天啊,伯恩斯坦小声对自己说。
民主党初选定于9月12日,他想象了9月11日的标题:《戈斯坦
因揭露水门案》。
又有半个小时过去了。伯恩斯坦问卢比,是否能通过汽车无
线电话找到达第斯。“他现在无法接听,但是他马上会打过来的。”她说。
伯恩斯坦穿过大厅走到县登记员办公室,向办事员要戈斯坦
因办公室7月间发出的所有传票的副本。办事员找来了按当月日
期排列的折叠式文件夹。伯恩斯坦在其中翻寻,直到发现一张发
给当地电话公司的传票,上面要求交出所有记在伯纳德·L·巴
克或他的房地产公司巴克事务所账上的长途电话记录。另一张传
票是发给共和国家银行的,索取巴克的银行档案。还有一些类似
的传票发给其他银行和电话公司,索取属于来自迈阿密的其他三
名水门事件嫌疑犯的“全部文件与档案”。每一张传票上都有达
第斯的名字。伯恩斯坦记下了档案中所有有达第斯名字的传票。
然后他用投币电话给伍德沃德打了个电话。
伍德沃德没有找到奥加里欧,也没有能够在别的地方证实
《纽约时报》的新闻。但是,他捡到了一条关于国会山的有趣信
息,那些迈阿密人的照相设备是在迈阿密古巴人居住区的一家相
机店买的,他们在那儿还冲洗了一卷胶卷。
伯恩斯坦找到一本迈阿密的黄页电话簿,坐下来给照相材料
店打电话。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达第斯的影踪。他的秘
书在吗?“他和达第斯先生在一起。”那位接待员说。伯恩斯坦
正打算把他的行程期限告诉卢比,戈斯坦因出现了。他大步走了
进来,后面跟着一帮助手。伯恩斯坦因为读过那份下午的报纸,认出了他。
我可以见一下戈斯坦因先生吗?这一半是恳求,一半是要
求。卢比将话传了进去,伯恩斯坦被领到了戈斯坦因办公室的外
间。他的秘书说他在开会。半小时以后,门打开了,戈斯坦因请
伯恩斯坦进去。这位州检察官身高约六点五英尺,穿一套完美无
瑕的薄型花格呢西服。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戈斯坦因开始说,“我没法什么事
都让联邦调查局告诉我。”
伯恩斯坦回答说,他很想花上一下午同戈斯坦因讨论水门事
件,但是现在已经快5点了,离《华盛顿邮报》头版的最后截稿期限只剩两小时了(实际上应该是三小时,但伯恩斯坦想少冒一
点风险)。如果能把当天的新闻报道处理好,那么他们就可以
谈。他到迈阿密来是指望在下午早些时候有个约见的,并指望因
此可以写出一条新闻。然而,他向戈斯坦因解释说,有关的新闻
已经登在早晨的《纽约时报》上了,天知道它的消息来源是从哪
里来的。
“我不知道达第斯有什么东西,”戈斯坦因说,“我让他处
理整个事情是因为我他妈的太忙了。我知道有几张支票,但是我
不能确定那上面的数字。一有达第斯的消息我就让他同你联
系。”
伯恩斯坦谢过戈斯坦因。在将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突然
想和对方做笔信息交易。尽管和提供信息的人做交易是件棘手的
事情,但不妨一试,于是他把从伍德沃德那儿得到的关于照相机
店的消息给了戈斯坦因。
如果有什么事情,给我打个电话怎么样?伯恩斯坦问道。
“当然可以。”戈斯坦因说。
在接待室里又过了四十五分钟。伯恩斯坦用投币电话给伍德
沃德打了个电话。你不会相信会有这么个地方,他说。我在这儿
等了半天,终于见到了戈斯坦因,他却想问我问题。
挂上电话,伯恩斯坦走进一个过道,眼前有一扇写着“闲人
免进”的门,他打开门,发现套间门上有达第斯的名字。一个秘
书正在打电话。“是的,达第斯先生,”她正在说,“行。我马
上拿进来。”
伯恩斯坦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他介绍了自己,说他整个下
午都在等着见达第斯先生。
“达第斯先生在开会,”她说,“我很抱歉,不过你是不可
以到这里来的。如果你回到接待室去,我们会叫你的。”
伯恩斯坦谢过她,回到接待室,可卢比正在锁门。
他匆匆回身,经过“闲人免进”的标志,走过达第斯的办公室,然后转过拐角,走进戈斯坦因的办公室。戈斯坦因正要出
去。
瞧,伯恩斯坦发作起来说。如果州检察官办公室有某种理由
说明它不能谈论它知道的东西,或者不能让《华盛顿邮报》披露
它知道的东西,那么尽管说。可是你们说达第斯整天都不在,而
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也许已经待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马上让你进去,”戈斯坦因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
事,很抱歉。”他似乎真的很抱歉。伯恩斯坦从里面的通道回到
已经上锁的接待室。片刻过后,达第斯走了进来。他身材矮小,一张红色的脸,鼻子更红,一件旧蓝色运动衣在胳膊肘的地方已
经磨破了。
他看了一眼手表。“天啊,我7点钟有个约会,”他
说,“我得马上离开这儿。我们能不能明天再谈?天啊!”
伯恩斯坦竭力保持冷静。如果能很快地谈一下支票的问题,那么明天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行啊,行啊,”达第斯火了,“嘿,《纽约时报》那些关
于戈斯坦因的废话究竟什么意思?你想要让我的头儿找我麻烦
吗?你应该跟我打交道,不是跟他。去我办公室吧。让我们赶快
把这件事了结吧。”
伯恩斯坦在达第斯桌子前面坐下来,此时,这位主要调查人
员打开了一个带暗码锁的文件柜,抽出一个文件夹,取出一叠订
在一起的电话费条。他把它们扔到伯恩斯坦面前。“你可以看看
这些,我把银行的那些东西整理出来。”
伯恩斯坦抓紧时间潦草地做起记录。
“嘿,过去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个家伙是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区
域办公室的,”达第斯说,“你认识他吗?名字叫……”
伯恩斯坦头也不抬,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达第斯取出银行单据,像个商人似的盯着单据看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大声念一些账目,说这是巴克银行账上的账目。“天啊,看来我10点以前肯定离不开这里了。”他说。
我说,伯恩斯坦说,你有复印机吗?
达第斯说他不能冒险复印银行单据或支票。“有人会查我
的,”他说。
行,你去复印剩下的电话记录,我来抄写支票。
“很好,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快一点。”达第斯说。
墨西哥的支票完全同《纽约时报》描述的一样——每张支票
都是从不同的美国银行取出来的,背面有一个难以辨认的签字,就在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一行字上面:大曼努埃尔·奥加利奥
·D,9902610。
第五张支票引人注目,上面有25 000美元。比其他支票略
宽一点,日期是4月10日。伯恩斯坦像抄写其他四张支票一样一
笔一划地把它描摹下来。这是一张在佛罗里达的博卡拉顿第一银
行信托公司取出来的银行本票,号码为131138,根据肯尼思
·H·达尔伯格的指令支付。达第斯回到房间的时候,伯恩斯坦
已经抄完了。这25 000美元是在4月20日和其他四张墨西哥支票
一起存进去的,存款总数是114 000元。四天以后,巴克取出了
25 000美元。剩下的89 000美元是分开取走的。
“我们正设法搞清楚这个叫达尔伯格的家伙是谁,”达第斯
说,“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达第斯将复印的电话记录递给伯恩斯坦,说:“明天9点我
们再谈一谈。现在我得走了。”
谢谢,伯恩斯坦说,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帮助。
伯恩斯坦从走廊上走过去,拐过拐角,直奔电梯而去。这时
是7点钟。他用大厅里的投币电话给伍德沃德打电话,告诉他第
五张支票的事,并让他记下了所有的号码和其他细节。然后他回
到自己的宾馆设法与肯尼思·H·达尔伯格联系。博卡拉顿银行没人应答。警卫部门把紧急情况下能找到的一
位银行高级职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给了他。可这位银行家从未听
说过达尔伯格。支票是一个名叫托马斯的银行高级职员签署的,其姓氏难以辨认。银行有两个叫托马斯的高级职员,但两个人都
不记得有这笔业务。伯恩斯坦向第二个人询问银行董事长的姓名
和电话号码。
董事长只知道达尔伯格是博卡拉顿一所冬季别墅的房主,还
是劳德代尔堡一家银行的行长。那家银行的董事长是詹姆斯·柯
林斯。
是的,柯林斯说,达尔伯格是银行的一位行长。当谈起达尔
伯格事业上的兴趣时,柯林斯停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他的确切
头衔,但是他领导了中西部在1968年为尼克松总统进行的竞选
活动,这是我的理解。”
伯恩斯坦请他重复了一遍最后一句话。
9点钟的时候伯恩斯坦给伍德沃德打电话。是苏斯曼接的,他说伍德沃德正在同达尔伯格说话。伯恩斯坦大声叫道,你一定
告诉他,达尔伯格是尼克松68年中西部竞选活动的头儿。
“我想他知道一点情况,”苏斯曼说,“我马上给你打回
去。”
在华盛顿,伍德沃德从博卡拉顿的问讯处得知了有关达尔伯
格的信息。但是电话打不通。他也给警察打了电话,被告知达尔
伯格的别墅所在地有自己的大门和私人保安门岗。伍德沃德给那
里值班的保安打了电话,保安只说达尔伯格冬天时才待在那里。
伍德沃德问《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图书管理员,在剪报档案
中是否有达尔伯格的资料。没有。苏斯曼要求核查一下图片档
案。一会儿工夫之后,一张褪色的报纸图片扔在了伍德沃德的桌
上。这是一张参议员胡伯特·H·汉弗莱的照片,他正站在一个
乐呵呵的小个子旁边。旁边一段文字说明证实,此人正是肯尼思
·H·达尔伯格。达尔伯格是民主党人吗?照片没有日期。为了碰碰运气,伍
德沃德给汉弗莱家乡所在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的问讯处打
电话,得到了一个叫肯尼斯·H·达尔伯格的人的号码。伍德沃
德对是不是他没有把握,但还是拨了电话。当对方接听电话的时
候,伍德沃德说自己刚才曾试着给他在佛罗里达的家里打过电
话,那是一个冬季别墅吧?
“是的。”达尔伯格说。
关于存在水门事件肇事者之一银行账户里的25 000美元支
票……
沉默。
你知道,支票上有你的名字……
沉默。
我们正在写一篇有关的新闻报道,你是否有话要说……
对方终于打断了他的话。“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
一点也不知道……我把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了委员会。”
尼克松连任委员会?
“是的。”
联邦调查局问过你没有,你的支票怎么最终会在巴克的银行
账户上?
“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做事都是规规矩矩的。”达尔
伯格的声音冷冰冰的。然后他似乎放松了片刻,请求伍德沃德原
谅。“我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折磨,”他解释说,“我最好的朋
友和邻居弗吉尼亚·派珀已经被绑架两天了。”(6)
伍德沃德又问了一遍支票的情况。
达尔伯格承认支票是他的,但拒绝讨论,接着就挂断了电
话。几分钟之后,他又把电话打了回来。他说,他犹犹豫豫不回
答问题是因为他不敢肯定伍德沃德真的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等在那儿,似乎是在请对方提问。
那25 000美元是谁的钱?伍德沃德问。
“是我作为中西部委员会主管财务的主席所募集的捐款。”
伍德沃德默不作声。他怕让对方感到他沉不住气。
“我知道我不该告诉你这种事情。”达尔伯格又说起来。
告诉我吧,伍德沃德想。告诉我吧。
“好吧,我告诉你。在华盛顿的一次竞选委员会的会议上。
我不是把支票给了委员会的司库(休·W·斯隆),就是给了莫
里斯·史坦斯本人。”
伍德沃德迫不及待地挂断电话。史坦斯是尼克松的集资总
管,总统连任委员会主管财务的主席。
此时是晚上9点半,离第二版的截稿最后期限正好还有一个
小时。伍德沃德开始在打字机上打起字来:
一张显然被指定进入尼克松总统竞选委员会金库的25
000美元的银行本票于4月份被存入伯纳德·L·巴克的银行
账户,此人是6月17日此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闯入及所
谓窃听事件中被捕的五人之一。
稿件的最后一页在最后期限递到了苏斯曼手中。苏斯曼把他
的笔和烟斗放到桌上,朝伍德沃德转过身去。“我们从来没有发
过这样的新闻,”他说,“真的从来没有。”
(1) 尽管有各种暗示卓提纳同水门窃听有牵连,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其
真实性。卓提纳死于1974年年初。
(2) 加勒比海的冒险故事导致《华盛顿星报》在7月7日报道说:“按照接
近调查工作的消息来源的说法,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右翼古巴人团体为
夜闯此地民主党全国总部的活动提供资金……该消息来源说,反卡斯
特罗团体为夜闯水门大厦的活动提供资金,这是拼命不断地对民主党
人加以监视的各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因为他们害怕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候选人是亲卡斯特罗分子。”
《纽约时报》指定该报的拉丁美洲和西班牙问题专家泰德·苏尔克从
事这个新闻的报道。几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都在报道反卡斯特罗
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同来自迈阿密的某些嫌疑犯有关。但是,在6月
6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瓦尔特·路盖伯的三千字综述。
这篇报道排除了一个反卡斯特罗阴谋的可能性,对于有关白宫和尼克
松的竞选活动可能涉嫌闯入事件的一些尚未得到答案的问题作了评
论。
(3) 贝尔系统是美国主要的电话网,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所控制。——译
者
(4) 这89 000美元最初是西尔伯特在6月初为水门事件嫌疑犯举行的听证
会上提到的。在听证会上,巴克的辩护律师解释说,89 000美元进出
迈阿密银行账户是因为有一笔房地产交易,巴克在这笔交易中代表一
伙智利的投资者。巴克的律师说,这些投资者由于害怕政治报复而不
便于表明身份。这位律师解释说,这笔交易搞砸了,巴克已经将这89
000美元还给了投资者。
(5) 《纽约时报》报道,4月20日,89 000美元以四张开给墨西哥城的奥
加里欧的支票的形式,经他本人在当地背书,被存入巴克在迈阿密的
账户上。四张汇票的面值分别是15 000美元,18 000美元,24 000美
元,32 000美元。巴克后来把钱取走。奥加里欧28岁的儿子告诉《纽
约时报》,他和他父亲都没有见到过那四张国际银行的汇票,支票上
的签字也没有一个跟他父亲的签字相似。
(6) 派珀夫人,明尼阿波利斯的社会名流,在丈夫付了100万美元的赎金
以后,发现被人用手铐铐在荒野里的一棵树上。该赎金被认为是美国
历史上最大一笔绑架案赎金。3
现在是米切尔最初发表声明,断言总统连任委员会致力于传
统的美国选举方法后的六个星期,委员会关于没有卷入水门事件
的种种说法正在不攻自破。伍德沃德给接替米切尔担任尼克松竞
选班子主管的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打电话,告诉他《华盛顿邮
报》所了解的情况。
“我对此一无所知。”麦克格列高尔说。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加入以前,”他继续说,“米切尔和史
坦斯大概会知道这些。”看来他对谈论此事很反感,但反感的似
乎是米切尔和史坦斯,而不是伍德沃德。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乔治·麦戈文宣布他的竞选伙伴、密苏
里州参议员托马斯·F·伊格尔登退出民主党竞选,后者医疗史
中的一个问题成了他竞选的障碍(1)。理查德·尼克松的连任选举
似乎有了空前的保障。
第二天早晨,伍德沃德再次同达尔伯格交谈。
“很显然,我被某种事情缠住身了。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不
知道。”达尔伯格说。他现在肯定,他在4月11日把那张25 000
美元的支票亲手交给了莫里斯·史坦斯。
史坦斯的秘书告诉伍德沃德,不会马上发表任何看法。她说
史坦斯“为令人不知所措的境遇感到痛苦”,这使他不可能对实
际上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从而重申自己的清白。
在白宫,齐格勒说总统继续充分信任史坦斯,还说要质询那
25 000美元的事情可以去问总统连任委员会。有克拉克·麦克
格列高尔签名的委员会声明说,要作进一步的评述是“不合适
的”,因为事情还在调查。
伍德沃德打电话给新的联邦总会计办公室选举事务部主任菲利浦·S·休斯。
联邦总会计办公室跟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不一样,后两者是
政府部门的一部分,隶属总统,而它则是国会的调查部门,独立
于政府当局行事。休斯说,当天《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第一
次”揭露了“窃听事件同竞选活动财务法规有关……在莫里(史
坦斯)的报告中没有显示任何一件类似于达尔伯格的支票那样的
事情”。
休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曾在预算局工作过,当时史坦斯
是该局局长。他补充说:“我们打算进行一次全面审计,看看是
哪儿出了毛病。”这次审计将是根据联邦竞选开支法案进行的第
一次,此项法案在4月7日生效,对竞选捐款进行更严密的控制,要求对所有开支全部作出报告。
那天下午,一个联邦总会计办公室的调查人员给伍德沃德打
电话了解那张25 000美元支票的额外信息,伍德沃德告诉他,他和伯恩斯坦已经写下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在写关于联邦总会计办公室的审计的后续报道以前,伍德沃
德试图给总统连任委员会司库休·斯隆打电话。但是他不再为连
任委员会工作了。市内新闻工作人员中的一位记者驱车到斯隆在
郊区属于弗吉尼亚州地区的家中:斯隆很年轻,大约三十岁左
右,很有礼貌,拒绝讨论水门事件,只说他已同联邦调查局和大
陪审团合作。
戴文·舒姆威告诉伍德沃德,斯隆已经由于同水门事件无关
的“个人原因”辞职。“他得了溃疡,而且他的老婆怀孕了。”
伍德沃德每天给总会计办公室的那个调查人员打电话,以了
解审计进展的情况。
“成千上万来路不明的美元现金。”那个调查人员有一天
说;“用作行贿基金的现金。”他第二天说;“电脑化财务报告
的表面有效性背后有个大漏洞。”他第三天说。在伍德沃德不写
报道的那些日子,那个调查人员同他交谈时一天天感到说话更加自由。把这些话同另一个调查人员的话对到一块儿,伍德沃德开
始相信,这笔现金“行贿基金”和伯恩斯坦在7月初听说的“大
会安全保障资金”是同一笔钱。这笔总数至少为10万美元的资
金,按照那位调查人员的说法,包括了兑现达尔伯格的支票,然
后转入巴克银行账户上的那笔钱。
伯恩斯坦总是定期给那位前政府官员打电话,这次对方是这
样说的:“有一大笔资金曾是戈登·李迪监管的……是的,这是
同一笔资金。现在的计划是要舍李迪来保每一个人。总统连任委
员会将要抛出来的故事和实情毫无关系。他们会说他们十分关心
大会的安全问题,他们要用一大笔资金来确保他们不受干扰。那
就是有意要泄漏出来的话。米切尔说要让这个说法传出去。知道
那笔资金的人太多了。”
记者们等待着。几天后,8月16日,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
会见了一群经过严格挑选的白宫记者,作出了第一次公开的尝
试,想把责任推到李迪身上。麦克格列高尔说,在担任总统连任
委员会的财务顾问期间,李迪主动将竞选基金用于“安全保障的
目的,即一旦有疯子”在共和党大会上“袭击总统,该采取何种
措施”。
那天下午较晚些时候,由于伍德沃德试图在电话上取得一个
更充分的解释,麦克格列高尔被激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已离
任的戈登·李迪需要现金,”麦克格列高尔喊叫起来,“我不可
能告诉你……我从来未遇见过李迪……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情。”
伍德沃德问麦克格列高尔,他的意思是不是他和他应该从事
的竞选活动没有关系。
“如果你那样写的话,我们的关系就算结束了,”麦克格列
高尔说,然后又加上一句,“我不是在威胁你。我只是在告诉你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麦克格列高尔是尼克松政府中少数几个同
新闻界保持良好关系的官员之一。
8月22日,即在迈阿密举行共和党大会的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头版报道了总会计办公室审计的初步发现。该报道主要立
足于伍德沃德同调查人员的谈话,它说总会计办公室断定总统连
任委员会非法使用了竞选基金中的50多万美元——包括用于显然
非法的“安全保障资金”中的至少10万美元。
接替休·斯隆担任司库的保尔·E·拜里克代表总统连任委
员会作出回答:“《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断言说……委员会不正
确地报告或没有按照法律报告捐款和开支,这是一派胡言。”
然而,总会计办公室的初步发现最触痛神经的地方不在于至
少50万美元被非法使用,而在于透露了委员会有一笔“安全保障
资金”。从白宫工作人员中加入委员会的前电讯社记者戴文·舒
姆威一直坚持说不存在这样一笔款项。他7月份告诉伯恩斯坦
说:“我决不会有意告诉你某件不真实的事情。”现在舒姆威说
他后来才知道有这样一笔资金。“恐怕这里有些人不跟我讲真
话,”他补充说。
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应该在同一天公开发表。就在预定发稿
的一个小时前,总会计办公室给新闻媒体发来一条信息,说要推
迟发表。
伍德沃德给总会计办公室的调查人员打电话。发生了什么
事?
“你不会相信的,”那位调查人员说,“史坦斯给休斯打电
话,让他到迈阿密的大会上来取得更多的材料……(他)当然得
去。他们只是不想要那份报告今天发表。我不怪他们。”
那天晚上在迈阿密,理查德·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竞选连任
美国总统。
也是在同一天,即8月22日,正在审理民主党人100万美元
民事诉讼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法官查尔斯·R·利奇撤销了他早
先的裁定,宣布此案中所有审判前获取的证据将统统被封存,不
对公众公开,直至该案的诉讼程序完成之后。这意味着米切尔、史坦斯和其他人的宣誓证词在选举前不会公开。非同寻常的是,利奇是在没有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提出任何动议的情况下撤销了他自己的决定。他在法官席上说,他这样做是考虑到那些被调
查者受宪法保护的权利。
在作出裁决后几个小时,利奇法官给伯恩斯坦打电话。“我
只是想要你从根本上理解我所作的决定。”他向伯恩斯坦解释了
在刑事审判前发布民事诉讼证据的各种危险。
接着,利奇提出了一个伯恩斯坦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法
官可能受到某个要求对总统连任委员会作出有利裁决的人的贿
赂:“我要清楚地表明,我没有在法庭外同任何人讨论过这个案
子,政治上的考虑在我这儿不起任何作用。”
伯恩斯坦被搞得目瞪口呆。他从来没有见过利奇法官,电话
来得出乎意料。
直到8月1日关于达尔伯格支票问题的报道以前,伯恩斯坦和
伍德沃德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竞争。双方都担心对方会独吞这项
新闻报道中的剩余部分。如果一个人在夜间或周末去追踪调查一
条线索,另一个人就会感到不得不去做同样的事情。8月1日的报
道是他们俩共同署名;这天以后伍德沃德问苏斯曼,是否可以在
他的后续报道中将伯恩斯坦同他的名字放在一起——尽管当时伯
恩斯坦仍然在迈阿密,没有参与这个报道。从那时起,任何关于
水门事件的报道都登两个名字。他们的同事把两个名字合成一
个,戏称他们为“伍德斯坦”。
渐渐地,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之间的相互怀疑和不信任减少
了。他们明白了合作的好处,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气质如此不同。
这项新闻报道涉及面之宽,其特有的风险以及谨慎从事的必要
性,都说明至少要由两个记者来合作完成这项报道。通过分工合
作,信息共享,他们增加了相互的接触。
他们各自有一份不同的重要电话号码名单,一周至少往这些
号码打两次电话(当某个提供信息的人不来接电话或回电话的时
候,往往就表明发生了重大事件)。最后,名单上的名字膨胀到
好几百,只有不到五十个是重复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免不了
相互撞车。“你们这些家伙不是一块儿合作的吗?”一位律师有一次问伍德沃德,“我刚刚挂掉卡尔的电话。”另一次,一位白
宫的助手说:“我们一直在试图搞清楚,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人
接到伯恩斯坦的电话,而另一些人则似乎在伍德沃德的名单
上。”没有什么理由。记者们想要尽可能避免在工作中相互撞
车。一般来说,他们宁愿分头保持他们的联系,因为这样会使秘
密的信息提供者感觉更加舒服: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发展个人关
系。
对于那些坐在新闻编辑室内的人来说,伍德斯坦显然不是新
闻机器上始终平稳运转的零件。这两人经常公开干仗。有时候他
们为了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就要吵上十五分钟。席位差别极其重
要;强调的东西必须恰到好处。为了把握好新闻上的适度,他们
俩经常以最高的音量争吵,看到一个人气哼哼地从另一个人的桌
子旁走开去也是常事。然而,他们迟早(通常是后来)会搞出一
篇处心积虑的报道。
他们各自都开发了自己的归档系统。很奇怪的是,正是两个
人当中远为杂乱无章的伯恩斯坦,将档案很整齐地归在马尼拉纸
做的文件夹里,用标签标上他们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的名字,还
有分类档案。伍德沃德保存档案的方法就不大正规了,但是他们
俩都坚持一条不变的规则:什么东西也不扔掉,把他们所有的笔
记和早先新闻报道的草稿都留着。很快他们就将四个文件柜装满
了。
通常,由写东西较快的伍德沃德出第一稿,然后伯恩斯坦改
写。伯恩斯坦往往只有时间改写报道的前半部分,让伍德沃德的
后半部分留在后面,就像附注一样。这个程序经常耗费掉大部分
的夜晚。
随着水门事件报道中各种线索的增加,这两个记者几乎着了
魔。开始,互相间的关系是试探性的,慢慢两人就成了朋友。在
时间上两个人都没有多少约束。伍德沃德离了婚,伯恩斯坦已分
居。他们经常在新闻编辑室里待到夜里很晚,做校对,读剪报,概括论述他们的下一步步骤,交换意见。有时候,巴利·苏斯曼
加入他们中间。苏斯曼最终脱离了他作为市内新闻编辑的正常职责,承担起指导水门事件新闻报道的责任。
苏斯曼三十八岁,风度翩翩,稍微有点超重,卷发,学者风
范。他曾经当过弗吉尼亚和田纳西交界处一家小镇报纸的编辑人
员,当过纽约大学的快速阅读教师,作过社交新闻栏的编辑,然
后是《华盛顿邮报》的郊区新闻编辑——一个流浪的新闻记者,离开了布鲁克林,一路打零工来到华盛顿。
苏斯曼有一种特殊的能力:抓住事实,锁定在记忆中,想用
时随时拿出来。他是编辑部内有关水门知识的活词典,甚至在图
书馆都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也能担当资料出处,这方面他比《华盛
顿邮报》的任何编辑都强。在最后期限,他会文思泉涌地把那些
事实变成一篇报道,拿出一套重要的信息来支撑他所揭示的往往
很不起眼的问题。在苏斯曼的心目中一切都有用。水门事件是个
谜,他是各种信息的收集者。
事实上,苏斯曼是个理论家。在别的年代,他也许会成为一
个犹太法典的学者。他培养了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方法,对两名记
者挑剔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谁和史坦斯一起从商业部转到总
统连任委员会?米切尔的秘书怎么样了?为什么任何人都不愿说
李迪何时去的白宫,或是谁同他一起在那里工作?米切尔和史坦
斯两人都负责预算委员会,对吗?这一点告诉了你什么?然后苏
斯曼会吸上一口烟斗,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苏斯曼酷爱历史和民意测验。他的英雄是杰弗逊,但是两位
记者总是想象,在他心目中乔治·盖洛普(2)
和杰弗逊不相上下。
在反战运动高潮的时候,几乎每次城里有大示威,苏斯曼都要派
出记者小组去询问示威者的年龄,政治见解,家乡,以前参加过
多少次示威。他每次得出的结论几乎和每个街上的记者得出的结
论相同——反战运动已变得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激进成分减少
了。自从水门事件以来,苏斯曼一直在研究蒂波特山丑闻。他对
水门事件有一种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十分理解的见解——这同历
史必然性、战后美国伦理、商品化以及理查德·尼克松有关。
苏斯曼和报社的其他编辑在气质上是不拘礼节的。两位记者从来没有被正式指定从事水门事件的报道。他们感觉到,只要有
新闻源源不断就没有问题。如果产生不出新闻,那么在《华盛顿
邮报》新闻编辑室的竞争气氛中是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在关于
达尔伯格支票问题的报道后的几个星期内,由于西蒙斯和布拉德
里对水门事件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罗森菲尔德显然变得紧张
起来。在《华盛顿邮报》,编辑半开玩笑地问记者(然后是编辑
层面上一级一级地问)的千篇一律的问题是:“你今天为我做了
什么?”昨天是留给历史书的,不是给报纸的。
这就是自从本·布拉德里1967年担任总编以来《华盛顿邮
报》的职业道德。布拉德里是带着这样的观念被录用的:《纽约
时报》在美国新闻界享有的卓越地位并不是绝对的。
1970年《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这一观念
受到了挫折。虽然《华盛顿邮报》是获得越南战争研究资料的第
二家新闻组织,但是布拉德里说,《纽约时报》最初报道的“每
一个字上都渗透着鲜血”。布拉德里往往只要用厌恶的眼光瞥你
一眼,就会表达出他对一个懒惰的记者或编辑的看法。
从迈阿密回来后,伯恩斯坦一心一意地调查伯纳德·巴克银
行账户上的墨西哥支票中的那89 000美元。为什么是墨西哥?
按照总会计办公室调查人员的说法,莫里斯·史坦斯说过,这笔
钱最初来自得克萨斯。但是总会计办公室没有人能明白,竞选捐
款中的89 000美元为什么要到墨西哥去兜个圈子。
8月中旬,伯恩斯坦开始给得克萨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所有
雇员打电话。委员会在休斯敦的办公室里有一位秘书说,联邦调
查局的人已经到那里找该委员会司库艾麦特·摩尔谈过了。
“他们问我钱怎么会转到墨西哥去的,”摩尔说,“他们说
有人声称——钱转到墨西哥又转了出来。”
摩尔试图向伯恩斯坦表明,联邦调查局特工对他并不感兴
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得克萨斯委员会主席罗伯特·H·亚伦。亚
伦也是休斯敦海湾资源及化学制品公司的董事长。特工们对亚伦
同一个叫曼努埃尔·奥加利奥·达盖尔的墨西哥城律师的关系很感兴趣,此人代表海湾资源公司在墨西哥的利益。
墨西哥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
摩尔说,联邦调查局的人来找他,伯恩斯坦打来电话,搞得
他不知所措。他对为什么要把钱挪到国境那边去一无所知。
伯恩斯坦开始给罗伯特·亚伦的家中及办公室的录音电话里
留言。没有回音。最后,在莫里斯·史坦斯把总会计办公室的审
计员叫到迈阿密来的那天早上,伯恩斯坦一早6点钟就起床了
——在得克萨斯是早上5点钟——并给亚伦在休斯敦的家中打电
话。亚伦睡梦惺忪地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要由大陪审团
来考虑”。
伯恩斯坦用他那不熟练的中学生西班牙语在电话上加紧寻找
奥加利奥,寻找有关这个油滑的墨西哥律师的信息。渐渐地,他
的西班牙语成了办公室里善意玩笑的目标。伯恩斯坦无法说出完
整的句子,只有用现在时表达的一些学校课本上的不连贯的词
组。坐在伯恩斯坦旁边的记者凯恩·林格尔会叫起来,“伯恩斯
坦又说西班牙语了”,记者和编辑们就会走过去,点评一番。电
话打给银行家,打给奥加利奥的亲戚,他以前的法律伙伴,他的
客户,墨西哥的银行督察,警察,法学院。一无所获。办公室里
的玩笑总是在说,伯恩斯坦听说了有关水门事件的全部情况,却
没有听明白。
所以,尼克松竞选活动同墨西哥方面的种种关联是用英语揭
露出来的,也就不足为怪了。
8月24日,伯恩斯坦给在迈阿密的马丁·达第斯打电话。这
位负责调查的长官说他将要提供一个很好的信息,是关于墨西哥
支票的,一份真正不可思议的材料,但他不想在电话上谈。达第
斯向伯恩斯坦保证,他将再次飞到迈阿密去。伯恩斯坦赶上8月
25日星期五从华盛顿出发的第一班飞机,再次花了大半天时间同
卢比在一起。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走开,再次去寻找据说那些窃
贼曾买过胶卷的那家照相店。
在公路上,一个广告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它画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碧眼金发的英俊男子,看上去就像香烟广告中的模特儿。
上面写道:“投州检察官尼尔·索奈特一票,达德县。”伯恩斯
坦立即对那位负责调查的长官火冒三丈。
几个星期前达第斯给他打电话,请他帮忙。“这是我们正在
办的一件案子,但是同水门事件无关,”他告诉伯恩斯坦,“你
在五角大楼或军队里一定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能让他们为你查一
下档案……”然后他要求从尼尔·索奈特的档案中找到尽可能不
好的信息——或是被逮捕过,或是有精神病,或是有同性恋史,等等。
一个五角大楼的上校答应为伯恩斯坦帮忙,在共和党召开全
国大会前,伯恩斯坦打电话给达第斯,告诉他情况。幸好达第斯
说他不再需要这个信息了。
第二天即8月26日早晨6点前,伯恩斯坦给达第斯打电话。
他知道,戈斯坦因的竞选计划在7点30分开始。第一声铃响时达
第斯就拿起电话。“真他妈的见鬼,卡尔,让我们以后再聚,我
得走了。没法等几个小时。”
伯恩斯坦提到了尼尔·索奈特那漂亮的广告。
“我想我不应该让你做那件事的。”达第斯不好意思地说。
伯恩斯坦问他关于墨西哥的支票了解到什么。
“这叫做‘洗钱’,”达第斯说起来,“那些人建立起一连
串的过手渠道,让人无法查到钱是从哪里来的。黑社会总是在做
这样的事。尼克松也做,至少这是那个为罗伯特·亚伦当律师的
家伙说的。这家伙说整个事情都是史坦斯搞起来的。这是史坦斯
的主意。他说他们在别处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史坦斯无论如何都
不想让他们追查到钱的来源。”
达第斯说他是从一个曾当过亚伦代理人的律师那儿听到这些
消息的。那人叫理查德·海恩斯,他向达第斯概括了墨西哥的洗
钱过程:
4月7日是新竞选财务法规开始生效的日子,也是可以合法接受匿名捐款的最后一天。就在这一天前不久,史坦斯在美国西南
部进行最后一次募集资金的巡回游。如果民主党人不愿意向一个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捐款,史坦斯就向他们保证,为他们绝对保
密,必要的话,还可以通过墨西哥的一个中间人转移他们的捐
款。美国调查人员的传票对这个中间人的银行档案无效。这样的
保护措施还允许总统连任委员会接受竞选法明令禁止给政治候选
人的公司捐赠;接受同政府管理机构有麻烦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劳
工领袖的捐赠;接受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拉斯维加斯大赌场、黑社
会帮派一类地下收入来源的捐赠。为了确保匿名,无论这“礼
物”是支票、有价证券,还是股票,都会被带过边境,送到墨西
哥,存入一个同尼克松竞选没有任何表面关系的墨西哥公民的银
行账户,然后换成现金,最后送到华盛顿。为了确保捐款人在困
难的时候不被忘记,对这些钱的惟一记录在华盛顿由史坦斯珍藏
起来。
远在休斯敦的海恩斯在电话上向伯恩斯坦确认了这样的交
易。作为熟悉乱七八糟的得克萨斯政治和社团阴谋的交易老手,海恩斯说话的风格是谈笑风生,夸夸其谈,这为他在从达拉斯到
奥斯丁的法庭上赢得了“赛场之马”的绰号。
“他妈的,史坦斯和尼克松一起搞这种交易好多年了,”他
说,“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这不跟交什一税(3)
是一样的吗?”
海恩斯说,尼克松竞选组织在得克萨斯的头儿罗伯特·亚
伦,只是转移到墨西哥的资金的中间渠道。奥加利奥是货币兑换
商,他把亚伦给他的支票和票据变成他在国际银行账户上提取的
美元现金和现金汇票。
海恩斯估计,史坦斯和他的两个主要的资金募集人募集的75
万美元,在4月7日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内通过墨西哥转给了竞选活
动。
“莫里在这儿活像一列火车,”海恩斯说,“他跑得快着
呢!他会对那些以前从来没有支持过共和党人的民主党大阔佬们
说:‘你们知道,我们在东部有了这个疯子拉克尔斯豪斯(4)
,他一见烟囱冒烟就会关掉你们的工厂。他是一个强调加强控制的死
硬分子,这样的人在华盛顿不止一个。当你有这样一个家伙在那
里为所欲为时,人们需要一个去处,可以避开种种麻烦。但是别
误解,我们不作任何承诺,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使我们自己向
别人敞开大门……’”
但是莫里传达的信息是无疑的。海恩斯说:“莫里是一个真
正的一流高手,他决不会去威胁那些家伙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然
后他会跳起他的墨西哥帽子舞,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民
主党人或他们公司的竞争者不会了解到捐款的事情,一切都在墨
西哥消失了……如果一个家伙说没有钱,莫里就会让他把股票拿
到他的公司里周转,或者变成别的股票。他要提10%,说让尼克
松留在华盛顿并保持接触,完全值得某些大企业家花上收入的
10%。”
那是8月26日星期六,是总统得到提名后的第三天。在华盛
顿,伍德沃德刚接到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它终于可以拿出来登
在星期天的报纸上了。报告列举了十一项内容,包括对新法
的“明显违反”与“有可能的违反”,供司法部参考,以便在可
能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它还说,史坦斯在他的办公室里保留了一
笔秘密的现金行贿基金,总数至少达35万美元。这笔基金曾包括
来自达尔伯格那25 000美元支票和那四张总数达89 000美元的
墨西哥支票的现金。
根据这份报告,伍德沃德写出了一篇报道的主要部分。伯恩
斯坦从迈阿密口授了关于洗钱的描述,以及海恩斯的估计:在边
境那头洗的钱不止89 000美元,而是75万美元。
经过几次长时间谈话之后,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决定不提海
恩斯描述过的史坦斯的其他募钱手段。两人对那个律师的语言都
很慎重。海恩斯关于他所谓的“史坦斯的敲诈勒索性的巡回旅
行”说法被归入档案,准备作进一步的调查。总会计办公室的调
查人员向伍德沃德证实了墨西哥洗钱交易的内容。
三天后的8月29日,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海边家
中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等候在巨大的棕榈树和桉树底下。
“关于竞选基金的管理问题,”总统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新的法规,显然双方都发生过而且还正在发生违反这个法规的情
况。”
一个记者问,民主党人违反法规是怎么回事?
“我想那将在本周的结算中透露出来。我会让政府人员谈论
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理解是,双方都有(违反法规的情
况)。”总统镇静地说。
总统说,史坦斯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
人”。总统说,事实上,史坦斯正在调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
彻底地调查,因为他一点也不想有任何引人注目的证据,表明我
们不守法”。
总统拒绝了有人提出的任命独立于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的建
议,他透露说,他的顾问约翰·W·迪安已经进行了一次水门事
件的调查:“我可以断言,他的调查表明,白宫工作人员当中,这届政府现在受雇用的人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卷入到这个异乎寻
常的事件中去。在这类问题中,真正要命的不是这类事情的发
生,因为在竞选中过于热情的人们会做错事情。真正要命的,是
你企图将它掩盖起来。”(5)
伍德沃德根据记者招待会的记录写了一篇报道,列举了一些
受到调查的人员名单:亨特,李迪,史坦斯,斯隆,米切尔。这
些人就像总统如此细心指出的那样,不是这届政府“现在受雇用
的”人员。
伯恩斯坦仍然在佛罗里达追踪调查那四个迈阿密人。那天早
晨,他同巴克以前的老板、佛罗里达房地产同业公会主席恩利克
·瓦莱多谈了话。巴克担心失去他房地产业的许可证,在交保获
释之后去见过他的老板。瓦莱多说起了他们的一部分谈话内
容:“我说,‘这(民主党人的)100万美元的诉讼怎么样了?
你不担心吗?’”“我不担心。他们会付钱给我的辩护律师。”巴克回答。
“他们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这件事被放进了总统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中。这是关于有人直
接付钱给阴谋策划者的第一次公开暗示。
自从6月17日以来,总统连任委员会似乎神圣不可侵犯,就
像一个超级机密的国家安全官僚机构那样不可探测。造访者在门
口就被穿制服的门卫挡住,由新闻工作人员或安全工作人员证明
可以进入之后,再把他们领到约见地点,出来时也有人陪送。委
员会的竞选官员的电话号码——一张上面有一百多个名字的纸
——被看作是一份分类文件。《华盛顿邮报》的一个研究人员从
委员会的一个朋友那里搞到了一份,他被告知:“你要明白,如
果他们发现,我会丢掉饭碗。”
委员会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般不为报界和公众所知的第二梯
队,都在电话名单上赫然在目,因为在他们的名下都列有私人秘
书。由于楼层号就列在委员会人员姓名和电话分机的旁边,这就
有可能估算出谁和谁的工作相近。如果把电话分机从名单上抽
出,按顺序排列,甚至还可以确定谁为谁工作。
研究名单成为一项专门的工作,有点像研究茶杯里剩下的茶
叶渣来占卜命运似的。电话打到那些关键性人物那里时,他们当
中没人愿意发表看法。于是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凭着对那份名单
的推测,开始在晚上造访那些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员的家。头版的
最后期限是晚上7点45分,他们俩每晚都在那之后不久出发,有
时候分头行动,有时候一起乘坐伍德沃德那辆1970型卡尔曼·
基亚休闲跑车。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伯恩斯坦就使用单位的公
车,或者骑自行车。
伯恩斯坦敲开了第一个人的门,那人求他“趁他们还没有看
见你赶紧离开”,他浑身都在发抖。“请离开。我知道你只是在
尽量做好你的工作,但是你不明白我们承受的压力。”伯恩斯坦试着让谈话进行下去,但是对方告诉他,“我希望你理解我并不
是不懂礼貌,请走吧”,说着就把门关上了。第二个人说,“我
是想要帮助你们的”,说着就哭了起来。“天啊,这一切都这么
可怕。”她说着,同时朝这位记者指了指门口。
夜间造访大都是旁敲侧击的调查。但是,所有这些造访始终
在追寻一条线索:它同戈登·李迪在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秘书萨莉
·哈莫尼有关。哈莫尼太太显然没有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联
邦调查局和大陪审团。8月末,伯恩斯坦从另一家报纸的记者那
儿第一次听说了这件事。在一张电话留言条的背面,他草草写下
了这个消息,然后把它放到摊满一大堆文件、书籍,以及一杯杯
变了味的咖啡的桌子中间。“……用说谎来保护杰伯·马格鲁
德……竞选部门负责人,”他写道。
一位司法部的官员证实水门事件的检察官怀疑哈莫尼太太的
证词,但是他又说,他们缺乏指控她作伪证的证据。哈莫尼太太
缺乏坦诚似乎是竞选总部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她在哪些问题上
说了谎,不是没人知道,就是没人愿意说出来。不过渐渐地,关
于窃听事件的成型的东西,还是从他们夜间造访所收集的零碎信
息中开始冒出。有几个委员会雇员透露了水门事件之后成批销毁
的档案,尽管他们都说他们是间接听说的,不知道细节。
那些可能知道窃听事件细节的关键岗位上的人,尤其是秘
书,似乎没有被联邦调查局盘问过。联邦调查局对竞选工作人员
的所有盘问,都是在委员会总部而不是在雇员家里进行的。要是
在家里进行,那些雇员也许会感到更加自由从而说出些什么。盘
问的时候总是有委员会的律师,或者委员会的政治协调员、负责
司法部内部安全司的前助理总检察长罗伯特·C·玛迪安在场。
一些人说,玛迪安和别的人让他们不要主动将任何信息告诉那些
特工,除非被问到无法回避的具体问题——尤其是关于委员会的
财务。
直到此时,两名记者一点一滴收集的信息,几乎都来自不想
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他们的恐惧比任何别的东西更加令伍德沃德
和伯恩斯坦相信,他们押的宝比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当然,他们也被人们对他们造访的反应搞得很不安。
诀窍在于进入被访者的屋子。只有在那里面,才可以同此人
谈话,才可以诉诸他的良心,两位记者也才可以让对方把自己当
做人来看待。此前,他们总是直接说明自己的身份,但是更有效
的方法似乎是不要太直截了当:一个委员会的朋友告诉我们,你
为看到的某些事情感到很烦,应该找你谈谈……你绝对直截了
当,忠厚老实,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明白这个问题——你相
信总统,不想做任何不够忠诚老实的事情。
伍德沃德向对方表明,他是一个登记注册的共和党人。伯恩
斯坦则可以声明对两党的政治有一种真诚的厌恶。
这些手段有时候能生效。人们想要知道是委员会的谁给了两
位记者他们的名字。这很好,因为接下来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
可以解释保护秘密提供消息者的必要性,他们向被访者保证,他
或她同样也会受到保护。一旦进到房子里他们是从来不用笔记本
的。
然后,他们会单刀直入:……联邦调查局同你谈过话?
(“我不明白你的话,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自从约翰·米
切尔离开后,事情有什么好转吗?(“离开?他也许已经退出,但是他一个星期去那儿三次,告诉弗雷德·拉吕和罗伯特·玛迪
安该做些什么。”)还有一些小事情:“杰伯(·马格鲁德)真
的吓坏了,好像屋顶明天就要塌在他头顶上似的。”……“有人
告诉我说,马格鲁德想要写一个报告,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但是白宫说不行。”……“检察官不断问我是否知道其他窃听,或许在麦戈文的总部。”……“正本,这是他们不断问的一个
词。问我是否听说过任何关于(窃听记录)正本送到白宫去的事
情?”……“联邦调查局想要知道我是否看见什么人用过粉碎
机。”……“我听财务的人说,如果他们看一眼那些记录就算过
去了,他们就把它们烧掉。”……“萨莉(·哈莫尼)说戈登
(·李迪)绝不会说,她也不会说,她的记忆力很糟
糕。”……“从我听说的事情来看,他们在监视每一个人,到处
追踪他们,刺探所有的情况。”……“请不要打电话找我——天啊,尤其不要在工作的时候,可是也不要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
们会做什么。他们会不顾一切。”
9月初的一个事件使两位记者意识到,这些人的恐惧不是毫
无根据的。
他们搞到了一份委员会的最新开支报告,上面开列了所有领
取薪水的雇员的姓名。伯恩斯坦发现某人他曾经遇见过,就打电
话给她,邀请她吃午饭。他建议了六七个他们可以见面又不会被
人看见的地方,可是她却坚持要在一个三明治店,尼克松竞选班
子的几十个工作人员都在那儿吃东西。当他们坐下的时候,她解
释说:“我被盯梢了。这里很公开,不像我在隐藏什么东西的样
子。人们都不愿在电话上讲话,太可怕了。”
伯恩斯坦请她镇静。他认为她过于夸张了。
“但愿我是过于夸张了,”她说,“那些人什么事都知道。
他们知道起诉将在一星期内安排好,知道只起诉七个人。有一
次,一个人到地区检察官那里,当天夜里她的老板就知道了。我
以前总是信赖联邦调查局,可现在我不再信赖它了。”
“我尽了一个好公民的职责。我也会到地区检察官那里去。
可我现在是一个宿命论者。真相绝不会大白。你绝不会得到真
相。靠记者同诚实的人谈谈话是得不到真相的。他们知道你们夜
里出来同人谈话。今天有人从新闻办公室出来,到我们办公室
说:‘我希望知道,委员会里谁同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
沃德有过联系。’”
“联邦调查局甚至从来没有问过我在闯入事件的那个周末是
否在委员会。我几乎全部时间都在那里。奥德勒没有告诉他们他
知道的一切。他不断转移档案。我不知道他是否销毁了它们。他
会让每一个人都从房里出去,再关上门,然后他就带着档案离
开。”
“我所知道的其他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她说,“我尽了我
的职责,我告诉了地区检察官……整个事情都被掩盖得很好,没
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小县城的警察局都可以比联邦调查局做得更好,她已经厌
恶了总统制的政治。她请伯恩斯坦陪她回办公室,以免让人觉得
他们在偷偷摸摸。当他们站在17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路口等候过
马路的时候,莫里斯·史坦斯坐在豪华轿车里在大道那一边停在
了1701号门前。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前,他是一个老实人,”她说,“现
在他也在撒谎。”
当那位秘书进入大楼的时候,伯恩斯坦隔着马路观察史坦
斯。
“行,”她说,“我会告诉你的,但这不会有什么帮助。不
要给我打电话,不要来看我,不要问我是如何知道的之类的问
题。拉吕、波特、马格鲁德,他们都知道窃听的事,或者至少在
他们知道的事情上对大陪审团撒了谎。还有米切尔。不过对米切
尔主要是猜测。其他三个人我可以保证。”
弗雷德·拉吕,赫伯特·L·波特和杰伯·斯图亚特·马格
鲁德全都已经离开白宫,加入了总统连任委员会。
大约5点钟的时候,那女人打电话给伯恩斯坦。她听上去几
乎歇斯底里。“我在一个电话亭里。我吃完午饭回去的时候,有
人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说有人看见我同《华盛顿邮报》的
一个记者在说话,他们想要知道一切。这很重要。这就是你必须
知道的一切。我告诉过你他们在盯我的梢,请不要再给我打电
话,也不要再来看我了。”
那天晚上,伯恩斯坦到了她的寓所。
“快走吧,”她说,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离开了,又去敲别
家的门。
大约就在同时,克拉克·麦克格列高尔给《华盛顿邮报》的
总编本·布拉德里打了电话,投诉两位记者的造访。布拉德里在
几个月后才将此事告诉了两位记者,他回忆说,麦克格列高尔要
求约见他和《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约见定在第二天,但是又被麦克格列高尔取消了。“他说你们的行为太
过分了,总统连任委员会有五个女人受到你们的骚扰。我
说:‘听上去根本不像是我的人。’他给了我那些名字……我
说:‘那么,他们是怎么骚扰她们的呢?’麦克格列高尔
说:‘他们深夜敲人家的门,还从大厅里给她们打电话。’我
说:‘从我多年来听到的他们的所作所为,这算是最斯文的
了。’”
9月14日晚上,伯恩斯坦敲响了华盛顿郊区一座小型住宅的
前门。自从他和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那个女人一起吃午饭以来,他
就有一种感觉,这座房子的主人就是回到检察官那里去的那个
人。他到处打听她。“她知道很多事情,”他被告知。这女人为
莫里斯·史坦斯工作。
一个女人打开门,让伯恩斯坦进去。“你找的不是我,是我
姐姐,”她说。她姐姐来到房间里。他原本料想是一个五十来岁
的女人,也许头发已经花白,这是他想象中的簿记员的模样。可
是她要年轻得多。
“哦,天哪,”簿记员说,“你是从《华盛顿邮报》来的。
你必须离开,我很抱歉。”
伯恩斯坦开始想办法赖着不走。妹妹正在抽烟,他注意到小
饭厅的桌上有一盒香烟,他要一支烟抽。“我自己去拿,”当妹
妹挪动身子要去取那盒烟的时候,他说,“不必劳你大驾
了。”这使他又向房间里走进了十英尺。他以一副很有把握的样
子告诉簿记员,说他很理解她会害怕。委员会有许多像她那样想
要说真话的人,但是有些人不想听。他知道某些人回到联邦调查
局和检察官那里去,想要说出更多的信息……他犹豫了。
“你们记者随随便便从哪里搞来的信息?”她问,“委员会
没有人能想象出这些事情。”
伯恩斯坦问他是否可以坐下来,抽完这支烟。
“可以,但是你马上就得走,我真没什么好说的。”她正在喝咖啡,她妹妹问伯恩斯坦是否也来点。簿记员使了个眼色,但
是太晚了。伯恩斯坦开始慢慢啜饮起来。
她很好奇。“如果你知道我会到检察官那里,那么一定有人
提供可靠的信息。”然后她一口气说出几个伯恩斯坦试图记在脑
子里的名字;如果她把他们作为有可能提供信息的人说出来,那
么他们一定是要么有些信息,要么不满委员会现在的办事方式的
人。
他开始一个人说起他和伍德沃德所遇到的那些好人,他们想
要帮忙,可是却没有可靠的信息,只有他们所得到的第三手、第
四手资料。
“你们这些家伙总是不断挖掘,”她说,“真的已经接近要
害问题了。”
她怎么知道的?
“计算是我的工作。我有一个计算器和一双巧手。”她说话
的样子几乎是嘲弄式的,好像知道她看《裸露的城市》节目看得
太多了。她摇摇头,对自己一笑置之。“有时候我哭笑不得。我
是一个会计,我不关心政治。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但是从某种意
义上讲,丹麦国里有些不可告人的事情(6)
,而我是其中一部
分。”然后她又猜测起提供信息的人来,伯恩斯坦竭力把这些名
字记在脑子里。她正望着她的咖啡杯。他则尽量不露出紧张的样
子,逗着她的狗。她似乎想要谈她所知道的事情。但是同《华盛
顿邮报》谈?同敌人谈?伯恩斯坦有这样的感觉:他要么随时从
门里走出去,要么待下去,直到她告诉他全部事情为止。
“我只忠于莫里斯·史坦斯、总统的连任选举和真理。”她
说。
伯恩斯坦听说史坦斯的妻子病了,住在医院里。便打听史坦
斯夫人的情况,然后又询问这位前部长是否最终会成为约翰·米
切尔的替罪羊。
“如果你能抓住约翰·米切尔,那就太好了。我恰恰没有真正在法庭上能站得住脚的证据,说明他知情。也许他那些家伙,那些接近他的人,已经被弄到别的地方去了。”
什么家伙?
她的手在颤抖。她看看她妹妹,妹妹态度不明地耸耸肩。伯
恩斯坦想也许可以在她那儿找到同盟军。妹妹起身准备再给他弄
一杯咖啡。他喝了一大口,把杯子递给她。她把咖啡加满。伯恩
斯坦决定碰一下运气。他从胸前的暗兜里取出笔记本和铅笔。簿
记员瞪着他。伯恩斯坦告诉她,不要说他们也许还不知道的事
情,绝对不会有任何在别处无法得到证实的消息登到报纸上去。
“委员会有许多事情是错的,有许多事情很不好,”簿记员
说,“我很早就被大陪审团叫去,但是没有人知道该问什么问
题。人们对他们撒了谎。”
萨莉·哈莫尼呢?
“我和她没有讨论过这个……但是萨莉——还有其他人——
都撒了谎。”簿记员曾为休·斯隆工作过,在他退出之后,她被
提拔为史坦斯工作。我们得到提拔的人中间有一些是他们很担心
的。
“斯隆是牺牲品。如果他不站出来做堂堂正正的事情,他老
婆就要离开他。他走了,因为他明白了,不想参与。我们在6月
17日以前不知道,但是在6月19日,我们进行综合推断,搞清楚
了。”
她改变了话题。几天前,《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还有一个
人参与了窃听,但是他的身份没有被揭露;他得到检察当局的豁
免保证,说出了内情。
簿记员开始大声推测:“博德文?他甚至不是在职人员。”
她又试了另外两个名字。
伯恩斯坦摇摇头(他不知道是谁)。
“一定是那三人中间的一个,”她说,“我敢肯定是博德文。”
伯恩斯坦问她,是否知道谁收到了窃听的谈话记录。
“我不知道谍报工作是如何运作的,”她说,“我只知道谁
拿了钱,谁批准了经费分配方案。就我所能见到的事情而言,你
已经得到了全部姓名。往上面一点去追查,别纠缠于财务委员
会,”她建议,“是那些搞政治的人……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想
做成任何事情的话,你们应该让法律站在你们那一边。应该对那
七个人提出起诉,就是这样的。政治家的力量太强了。”
给多少人付了钱?
“从基金拿钱的有十三或十四个人,但只有六至七人被牵进
去。大陪审团甚至没有问是否有法律管辖以外的报酬。”
史坦斯知道谁接受了这样的报酬吗?
“他知道的比我还少。我忠于休和史坦斯先生,”她强
调,“因为某种理由,史坦斯先生感觉我们必须承受一段时间的
压力。”那天早晨她同斯隆谈了话,他提到《纽约每日新闻》的
一条新闻,说它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斯隆知道窃听阴谋。“我告诉
他应该起诉,可是他只说‘我要离开’。我猜,大陪审团也没有
问他对路的问题。”
所有这些该问的问题,谁知道它们的答案呢?
“李迪和萨莉·哈莫尼。她比我知道得多。可她从未同我谈
论过她所知道的事情。我一再鼓励她做正确的事情。萨莉也得到
了晋升。”她现在为罗伯特·奥德勒工作。
奥德勒卷进去了吗?
“当然没有。他是一个被捧上了天的勤杂人员,马格鲁德的
跑腿。不过,杰伯肯定是卷进去了。这都是政府人员搞的,这是
人所共知的事情。所有卷进去的人都同政治委员会而不是财务委
员会有关。”但是,除了马格鲁德以外,她不愿说是谁。马格鲁
德是总统连任委员会的第二把手。伯恩斯坦开始猜测,从总会计
办公室的名单上挑出他所记得的名字。朗·瓦西本?他忘记了瓦西本是财务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人。
“你在开玩笑吗?朗迟钝极了,在窃听事件后的星期一,他
竟然还把财务方面的人召集起来,说我们同事件无关。然后他请
戈登对年轻人讲几句。当时戈登·李迪站起来做了一次发言,说
麦考德是老鼠屎,不该让他坏了一锅粥。”
伯恩斯坦又向妹妹要了一杯咖啡,并试着说出了另一个名
字。
“绝不可能。因为他不喜欢做那些疯狂的事儿,所以白宫把
他弄走了。”
谁?
“就在米切尔之下。”簿记员暗示。
伯恩斯坦试了试拉吕和波特的名字。没有回答。他又试了一
次。
沉默。
她有什么证据证明米切尔的助手参与了呢?
“我有过证据,但是所有的档案都销毁了。……我不知道谁
销毁了它们,但是我相信戈登销毁了一些。”
这是可靠证据吗?
“这些证据不能确定他们策划了窃听;它们不一定表明他们
同这事有关,但是会非常接近。”
她怎么会认为它将他们同窃听联系在一起呢?
“4月7日以前有一个特别账户。那时候,我只知道账上有一
些开支,但不知道是哪些开支,可是,6月17日你不必是天才就
可以猜到。我见到了数字,也见到了所有的人。当时没有收
据。”她说,“李迪就在领钱者之列。戈登就是对总统忠诚的一
个例证。他绝不会当软蛋。他将承担全部责任。”
簿记员继续盯着伯恩斯坦的咖啡杯,陷入了思考。“监视我的人太多了,”她说,“他们知道我暗中知情,所以就像老鹰一
样监视我。”她相信她的电话被安了窃听装置。
付出去了多少钱?
“很多。”
50万以上?
“你已经在报上见到了。”
终于搞清楚了。这就是保存在史坦斯保险柜里的现金行贿基
金。
“我从来不知道这是一笔‘安全基金’,或者别的什么基
金,随他们怎么叫,”她说,“直到6月17日之后。我以为这是
一笔你不谈论的全方位政治基金——例如请政治人物吃饭之类
的,但全都是合法的。”
35万美元用于吃饭?这是怎么支付的?
“不是一笔支付的。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把数字加起来
的。”曾经有一张纸,账都记在上面,可是它被销毁了,这是惟
一的记录。“那是一张划了线的纸,上面的名字写了大约半张
纸,差不多有十五个名字,发给每个人的钱数写在名字旁边。我
不止一次看过这张纸,数额在不断增大。”她说,每付一次款,她就在纸上做一次修订。斯隆也知道全部情况。他分发现金。
伯恩斯坦又问了一下名字。他被搞糊涂了,因为纸上大约有
十五个名字,可她却认为只有六个参与。是哪六个?
“记在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上了,我想他们都面对过大陪审
团。他们很容易隔离,有几个已经被列在报刊上了,但是不一定
同这事有联系。”
资金是如何分配的?
打来的一些电话同如何发钱有些关系。六个人当中实际上只
有三个人收了钱。“其他人的卷入包括接听某些电话。”她说。这六个人是谁?他又问了一遍。
“米切尔的主要助手……最高层次。马格鲁德是其中之
一。”
他开始抛出更多的名字。他试着用开头的字母:如果她向他
说出他们名字的开头字母,他至少能缩小命中范围。他试了一下
L。
“L、M、P,这就是我打算要告诉你的一切。”簿记员说。
咖啡喝完了。他希望能够再来,他已经逼得够紧了。在门口
感谢她的时候他又问,委员会的谁会知道些事情、并愿意谈论它
们。她提到了和伯恩斯坦一起吃午饭时被跟踪的那个女人。
在驶往环城路的时候,伯恩斯坦在一个电话亭那儿停下来,给在家中的伍德沃德打电话。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当时又异常
欣喜,再加上竭力要在脑子里记清楚的信息,伯恩斯坦的声音听
起来过于激动。他也不想在电话上说得太多——妄想狂是有传染
性的。他说他马上过来。
伍德沃德在打字,伯恩斯坦一边口授他的笔记,一边把笔记
中的空缺补上。结论似乎很清楚。史坦斯保险柜里的钱同窃听事
件有关,李迪接受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最重要的是,米切尔的助
手——包括马格鲁德——也得到了一些钱,并意识到这是间谍行
为。
伍德沃德把立体声收音机打开,调到最大音量,然后在这一
页的最上面打上:“同某人的谈话,9月14日。”
他把这张纸递给伯恩斯坦,问他信息是从谁那儿来的。伯恩
斯坦写上了簿记员的名字。
第二天,也就是9月15日,起诉书很晚才由大陪审团发下
来。不出预料,亨特、李迪以及6月17日被逮捕的五个人都受到
起诉。这七个人每人被指控犯有的不同罪状都多达八条——全都
同阴谋策划、入室盗窃及联邦窃听法规明令禁止的用电子装置窃
听他人谈话的行为有关。《华盛顿邮报》在其新闻报道中说,起诉“没有触及所谓的间谍行为的目的及其后台的中心问题”。
司法部长理查德·克莱恩丁斯特说,起诉表明,“一场范围
遍及美国各个城市甚至国外的最彻底、最客观、最全面的调
查”,已经进入了高潮。
伯恩斯坦、伍德沃德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越来越怀疑
联邦政府的调查。为什么89 000美元的墨西哥支票、达尔伯格
的25 000美元支票、史坦斯的行贿基金等都没有在起诉中提
起?如果政府拥有《华盛顿邮报》搞到的那些信息,起诉的内容
怎么会如此有限?
伯恩斯坦给一名偶尔曾帮过忙的司法部官员打电话,询问起
诉在多大程度上同簿记员的证词相一致。她所说的一切难道没有
得到斯隆的证实吗?无疑,政府至少通过那两个人的证词已经确
认,史坦斯保险柜里的那笔基金同窃听有关,而且那笔钱是由约
翰·米切尔的助手控制的。
那官员一开始很不自在,躲躲闪闪。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证
实,政府知道那些信息——包括斯隆和那个簿记员说的话。
伯恩斯坦愤怒了,为什么《华盛顿邮报》不登一则新闻,指
责政府无视证据呢?因为已经有证据表明,史坦斯保险柜里的基
金同窃听有关,也有证人知道委员会的哪些上层人物参与其中。
“这不过是糟糕的假设。如果一则新闻说有人可以证实一笔
基金用于水门事件,而你以名誉担保,那我才会相信你。”
伯恩斯坦想起簿记员说过,她的证据不能确切证明那笔钱用
于水门事件。他改变了一下她的说法:难道没有相当数量的证据
表明上层的其他人知道窃听事件,从而表明那笔基金是上层的人
是否参与水门事件的关键?
那官员犹豫了。“如果你说的都是实情,那么一切总会真相
大白。审判时就可以见分晓了。”
那些回来向联邦调查局和检察官提供新信息的人是怎么回
事?“每一次调查都有这样的事情,”那官员说,并加上一
句,“你知道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已经取得所
有的事实。你什么也没有告诉我。”
那么事情就这么完了?
“可以确切地说,调查现在已停止,处于一种休止状态,似
乎完全不可能重新进行。”
伯恩斯坦无法作出正确判断。他建议,也许联邦政府应该让
迪克·戈斯坦因和他能力高超的调查员马丁·达第斯到华盛顿去
帮助解决问题。
“令我反感的是戈斯坦因竟然是一个律师,”那官员
说,“是我们知道事实——不是戈斯坦因,也不是你。”
(1) 六天前,伊格尔登披露,他在1960年代经历过对精神疲惫的电击治
疗。他是在奈特报业集团的一个记者问及有关事情的时候作这番声明
的。
(2) 乔治·盖洛普(1901—1984),美国统计学家,民意抽样调查创始
人。——译者
(3) 历史上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收的一种宗教捐税。——译者
(4) 威廉·D·拉克尔斯豪斯,当时的环境保护署署长。
(5) 《新共和》高度受人尊敬的尼克松观察家约翰·奥斯本在一周后写
道:“关于尼克松先生1972年的第一次‘政治记者招待会’,我始终
记得的一件事就是他谈到了基金和窃听问题,而我们却没有把他当做
一个有问题的候选人来对待。这是一个教训,说明总统职位有迷惑人
的力量。”
(6) 这是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中的一句台词。——译
者4
伍德沃德在行政主管部门认识一个提供信息的人,此人既能
得到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信息,也可以得到白宫的信息。他的身份
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在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才可以接触。伍德沃
德保证,绝不向任何人说明他的身份或地位,也绝不引用他的
话,即使作为匿名消息来源的话都不引用。他们的谈话只是证实
从别处得到的信息,并加上一些看法。
按照报纸的术语,这意味着讨论是关于“深层背景”的。伍
德沃德有一天向执行编辑霍华德·西蒙斯解释了这种安排。他喜
欢叫这位提供信息的人为“我的朋友”,但是西蒙斯给他起了一
个“深喉”的外号,这是一部著名的****的名字。这名字就
这样叫响了。
起初,伍德沃德和“深喉”通过电话交谈,但是随着局面的
紧张,“深喉”的神经也紧张起来。他不想在电话上交谈,但说
可以偶尔在某个地方会面。
“深喉”甚至不打算用电话来约定时间地点。他建议伍德沃
德用寓所里的窗帘作为信号,由“深喉”每天核查。如果窗帘是
拉开的,那么两人就在当天晚上见面。但是伍德沃德喜欢屋子里
有阳光,他建议采用另一种信号。
几年前,伍德沃德在街上发现了一块红布做的小旗,它被固
定在一根棍上,这是卡车后面对有突出货物作的标志,起警示作
用。他把小旗拿回家,一个朋友顺手把它插在阳台上的一个旧花
盆里。它就一直待在那儿。
当伍德沃德有迫切的事情要问的时候,他就把插着红旗的花
盆搬到阳台的后部。在白天,“深喉”会查看花盆是否被搬动。
如果搬动了,他和伍德沃德就于大约凌晨2点在一个预先指定的
地下停车场见面。伍德沃德会离开他的六楼寓所,走下后楼梯,进入一条小巷。经过步行或换乘两三次出租车来到停车场,伍德沃德可以确
定没有人盯他的梢。在停车场里,两个人可以交谈一个多小时而
不被人看见。由于是深夜见面,很难找到出租车,以致于伍德沃
德常常要花近两个小时才能走到那儿。有两次约好了见面,但
是“深喉”没有出现——结果伍德沃德一个人在地下停车场里待
了一个多小时,体验了令人沮丧的恐怖。有一次他感到自己被人
盯上了——两个穿着体面的人老跟在他后面,离他有五六个街区
的距离,但是他钻进了一个小巷子,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如果“深喉”提出见面——这是很罕见的——就会有另一种
不同的程序。每天早晨,伍德沃德会查看他的《纽约时报》的第
20页。报纸是早上7点以前送到他寓所去的。如果对方要求见
面,这一页的页码就会被圈上,同时在这一页靠下一点的角落
里,还会画上一个钟的指针,表明约会的时间。伍德沃德不知
道“深喉”是怎么拿到他的报纸的。
“深喉”在行政主管部门的地位极其敏感。他从不告诉伍德
沃德不确切的事情。正是他在6月19日那天告诉伍德沃德,霍华
德·亨特肯定参与了水门事件。夏天,他告诉伍德沃德,联邦调
查局十分想要知道《华盛顿邮报》是从哪儿搞到信息的。他认为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可能被盯梢,叮嘱他们在使用电话时一定要
当心。上一次见面时他说,白宫对自己在水门事件中所冒的风
险,看的比任何一个局外人所能想象的要大得多。连联邦调查局
都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但是这个内线在这一点上故意遮掩,含
含糊糊地提到了伍德沃德不明白的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
在起诉书发下来的第二天,伍德沃德打破了双方不进行电话
接触的约定。在电话那端,“深喉”似乎显得很紧张,但还是听
伍德沃德给他读了一篇报道的草稿。这篇报道说,联邦调查人员
收到了来自尼克松竞选工作人员的信息,说总统连任委员会的高
级官员参与了为水门事件筹集资金的活动。
“你们太温和了,”“深喉”说,“要强硬起来。”
簿记员关于史坦斯保险柜里的钱的问题说得很正确。它资助
水门窃听和“其他收集情报的活动”,他说。约翰·米切尔的高级助手就在那些已经控制了基金的“人中间”。他不愿意说是否
知道这位前司法部长事先知道有人想要搞窃听。
他说,窃听记录送到了米切尔的一些助手那儿,由他们支付
间谍基金。
在谈话之后,伍德沃德给伯恩斯坦读了他写的字迹潦草的笔
记。伯恩斯坦用打字机打了一个新的开头:
《华盛顿邮报》获悉,用于水门间谍事件的基金是由尼
克松总统竞选活动的前主管约翰·N·米切尔的几个主要助
手控制的,它们被存在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特别账户上。
这条新闻还报道:这笔基金包含专门指定用于敏感政治计划
的30多万美元;戈登·李迪就属于从这笔基金领钱的那些人之
列;同账户有关的档案已被销毁;休·斯隆的辞职是他对水门事
件产生怀疑的结果。也许比这条新闻的具体细节更为重要的,是
其所具有的更大的意义:对水门事件的起诉并没有揭露其背后的
阴谋,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些竞选工作人员拥有对许多可疑之处
的答案。
当周日版报纸的最后期限6点半快要到的时候,伍德沃德给
戴文·舒姆威打电话,想听听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反应。半小时以
后,舒姆威把电话打了回来,他发表了如下声明:
在这个委员会里曾经有,而且现在也有现金基金,它们
用于各种合法目的,例如报销预付的旅行费用等。但是,现
在本委员会雇用的人员当中没有一个人把任何基金用于不合
法或不适当的(目的)。
如果严格从字面分析,这个声明没有直截了当地对报道加以
否定。
当天下午,乔治·麦戈文举行记者招待会,称水门事件调查
是一种“粉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生命,而且是我们领导人在美国极其重要的道德标准复兴时期的道德问
题”,他说,“这便是我之所以将在全国上下追踪调查这个事件
的原因。”
第二天,9月17日,两名记者一起去簿记员的家。这是个星
期天的下午,对方不打算同记者说话,尤其是当《华盛顿邮报》
的头版新闻披露了只有她和总统连任委员会其他几个人知道的事
实的时候。
但是她又不愿意让人看见这两个记者站在门口,求她听一听
他们所拥有的一些信息。她让他们进屋。他们要她确切告诉他
们,L、M、P究竟是谁。是李迪还是拉吕?是麦考德?米切尔?
马格鲁德?波特?付了多少钱?名单上的其他人是怎么回事?
簿记员吓坏了,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伍德沃德开始时一言不发。伯恩斯坦说出一连串数字,说到
70万美元时,他停住了。
“至少是这个数,35万美元是留在基金里的数目。”
冰似乎被凿开了。那么,L是指李迪,还是拉吕,或某个姓
名以L开头的人也拿现金?
她不愿意说。
他们说他们知道,李迪是从那笔基金领钱的惟一的L。
她确认了这一点。
于是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如果记者以非正式
的方式提问——只需她确认,而不是主动提供原始信息,她似乎
很乐意对其中的一些说法予以确认或否认。他们告诉她,如果要
使人们相信斯隆和史坦斯是无辜的,关键在于《华盛顿邮报》的
报道要很精确,而在这方面她能给予帮助。
“财务委员会的士气低落得很可怕,”她说,“我们这些知
情人对于受怀疑感到厌烦。大家常开些小小的玩笑,比如‘夫
人,你打算用那25 000美元做些什么?’”这就是李迪得到的数目吗?
她摇摇头。
伍德沃德问,5万以上?
她点点头。
马格鲁德是惟一拿钱的M,是吗?
又是点点头。但是她表明,关于马格鲁德还有更多可谈
的。“我要说的是,我根本不信任他,尤其是在同他有关的问题
上,”她说,“他不择手段。最近三个星期,他突然对我显出很
有魅力的样子,叫人讨厌。”
那么拉吕呢?记者们说他们知道他也参与了,尽管他不领
钱。
“他很狡猾,他掩盖他的踪迹,”她说,“他和米切尔都是
这个样子”——她将手指绞在一起。但是她不愿意说拉吕知道些
什么。
P是赫伯特·波特,他们说他们确信这一点。
“他拿了很多钱。都是100美元一张的票子。每个人拿的都
是100美元的票子。”
伯恩斯坦提醒她,她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你知道,我们
是共和党人。我们做大买卖。”
她说,波特也拿了5万多元。
簿记员被起诉范围的狭窄搞得很激动。“我很真诚地去大陪
审团作证,但显然毫无结果。我的感觉是联邦调查局把证词收下
来,然后递到上面去……我现在只想一走了事。休·斯隆的决定
最明智,他退出了。史坦斯先生说:‘我求他留下,但是他不愿
意。’”
她说人们回避大陪审团的问题:“奥德勒从大陪审团那儿回
来以后对我说:‘你不感到你受尽磨难吗?’我说:‘不,如果你告诉了他们全部实情,你就不会感觉如此糟糕。’”她不愿意
涉及奥德勒也许隐藏了的事情。
“自从水门事件以来的宣传是,‘我们与此事无关,昂起你
的头’。”记者们离开时她这样告诉他们。
回到办公室,伍德沃德到新闻编辑室的另一头给“深喉”打
电话。伯恩斯坦真希望他也有这样一个秘密消息来源。他所认识
的惟一在某一领域有着广泛秘密消息的来源,是乔治城自行车运
动商店老板麦克·施威林。他对于自行车——更重要的是,对于
偷自行车的贼——没有不知道的。伯恩斯坦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
些了解:起诉水门事件的那天夜里,有人从停车场偷走了他的罗
利牌十速自行车。这就是他和伍德沃德之间的区别。伍德沃德走
到停车场,去找为他提供尼克松手下所干勾当的人。伯恩斯坦走
到停车场,却发现一根八磅重的链子锁被利落地切割成两截,他
的车不翼而飞。
那个星期天下午的谈话的声调是不祥的。当“深喉”听到是
伍德沃德的声音时,停顿了好一阵时间。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也
许不得不是他们最后一次电话谈话。联邦调查局和白宫都决心要
搞清楚《华盛顿邮报》是如何搞到情报的,并且要加以杜绝。形
势比伍德沃德所想象的要危险得多。关于米切尔的助手的报道激
怒了白宫。
很清楚,打这个电话是一个错误。他的朋友对他很不高兴,甚至很生气。但是更使伍德沃德印象深刻的是,“深喉”似乎十
分害怕。其实对方的恐惧心理一直在发展,只是伍德沃德直到现
在才意识到罢了。这种恐惧的原因只有一部分是个人性质的,更
多的是同形势,同事实,同他所知道的事情的含义有关。伍德沃
德一直不知道他会如此警惕,如此严肃。在他们上一次见面的时
候,他显得心头很沉重。如果伍德沃德对他的朋友理解正确的
话,也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出了严重的问题。
伍德沃德把从簿记员那儿听说的有关马格鲁德和波特的情况
告诉了他。“他们俩都深深地卷入了水门事件。”“深喉”的声音听起
来很消沉,很沮丧。
伍德沃德请他说得更精确一点。
“水门事件,”他重复了一遍,然后停了一下,加上一
句,“全部事情。”
他证实,马格鲁德和波特至少从史坦斯的保险柜里收到了5
万美元。伍德沃德可以十分肯定,这些钱没有用于合法的目的
——这是事实,不是没有证据的说法。这就是他要说的一切。之
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就要靠自己了。
他的情绪又好了一点:“只是说,我很愿意在时机成熟时让
你看到鲜花盛开的美景。”但是在他说话的方式中带有一种厌
恶。
伯恩斯坦开始拼命打字。伍德沃德看了一眼第一段话:
据同水门事件调查工作有关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尼克
松总统的两名最高层竞选官员从为民主党总部窃听活动提供
资金的一笔秘密基金中领取了5万多美元。
伍德沃德打通了总统连任委员会新闻副主任鲍威尔·莫尔的
电话,大体上明确告诉他《华盛顿邮报》打算在星期一的报纸上
报道的事情。莫尔是一个诙谐的三十四岁的佐治亚人,在从事竞
选工作以前在白宫的传媒办公室工作。
“很感谢,”莫尔说,“那正是我在一份星期天报纸上所需
要的东西。”他确信这报道是不真实的——记者们从什么地方搞
到了糟糕的消息,他不知道是哪里?但是他希望他们停止这场圣
战,在把这些东西登到报纸上之前更好地核查一下。
伍德沃德有了办法。他告诉莫尔,记者们确信他们的事实。
他们在各处的消息来源那里证实了有关信息。但是总是可能有某
种他们也许没有发觉的解释。如果莫尔让马格鲁德给他打电话,实实在在地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伍德沃德会同意把他的报道压到马格鲁德有了他的说法以后再发稿。如果马格鲁德能令记者们信
服,这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有问题,或者建立在某种误解的基础之
上,那么他们就会继续把它压下来,直到一切都核对清楚。
莫尔同意了。记者们感到这是一个突破;一个渗透到委员会
蓝色迷雾一般有歧义的匿名陈述中去的机会。大约半小时以后马
格鲁德打来电话说,如果说他从任何秘密基金领取任何钱的话,那么这是“绝对不真实的”。“我只领取我的薪水和费用
账,”他告诉伍德沃德。
那么他怎么说明下列事实呢?联邦政府的调查断定他至少从
史坦斯保险柜的基金里领了5万美元。
“我被问及这个问题,但是它被排除了……所有各方一致认
为这是不正确的。”联邦调查问他的问题很广泛。“是关于背
景,”经过考虑之后,他又加了一句。
伍德沃德告诉他,他应该知道得很清楚,不会在说了这个之
后再试图给背景加上什么东西。马格鲁德在成为竞选副主管以前
曾当过白宫传媒办公室的二号人物。
“但是你得帮助我,”马格鲁德恳求说,“如果我被人引
用,我就会有麻烦。”
伍德沃德告诉他,他会把这个声明也登在报纸上。然后,应
马格鲁德的要求,他们以背景为依据。伍德沃德告诉他,《华盛
顿邮报》打算将报道进行下去,除非马格鲁德可以提出一个令人
信服的理由来阻止它。马格鲁德没有争辩。但是他请求伍德沃德
写成是“政府调查人员”而不是联邦调查局,通知了马格鲁德关
于对他的指控。“你得在某些问题上帮助我。”
这是一个小问题。马格鲁德显然认为,一个指控来自联邦调
查局比来自“政府调查人员”听起来性质更严重。这个要求似乎
并不是不合情理的,伍德沃德同意了。马格鲁德的声调比他的话
更给伍德沃德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总统连任委员会是第二号人
物,他在白宫的工作曾经是同新闻界打交道,但是他同伍德沃德
谈话时的声音却在颤抖。这个报道的一部分是关于休·斯隆的。“深喉”说过,斯隆
预先不知道窃听的事情,也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在窃听事件之
后不久就不再担任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司库,因为他“不想参与他
当时了解到的正在进行的事情”。报道匿名引用了那位簿记员的
话。“他不想与此有任何关系。如果他不站出来做堂堂正正的事
情,他老婆就要离开他。”
写这篇报道有一个问题。“深喉”说得很清楚,银行提款为
水门窃听事件提供资金。但是簿记员——她也怀疑——无法证
实。两位记者与苏斯曼和罗森菲尔德商议,他们决定谨慎行事,说钱被用于为广泛开展的“收集针对民主党人的情报的活动”提
供资金。渐渐地,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形成了:除非有两个消息来
源证实一项涉及可能被认为有罪的活动的指控,具体的指控一律
不在报上使用。
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没有提及秘密基金的报道。在白
宫,齐格勒没有被问及这些报道。广播网没有广播任何这样的报
道,大部分报纸也没有刊登。在国会山,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宾
夕法尼亚的休·司格特在一个非正式的早晨记者招待会上说,水
门事件的案子同普通选民无关,而只是对“参议院麦戈文及媒介
来说有兴趣”。“没有人关心你在写什么,”他说。在新闻编辑
室里,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等待着《华盛顿之星新闻》。惟一的
一条水门事件新闻是关于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教授的,他在联邦法院提出一项动议,试图在此案中任命一个专门的检察
官。
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伯恩斯坦前往华盛顿特区在弗吉尼亚
境内的郊区,访问总统连任委员会前司库休·斯隆。通常只需要
半个小时的路程,在雨中竟然花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斯隆住在
一个新建住宅区,伯恩斯坦好不容易才找到。
这个新建住宅区包括分布在水泥地和草地相间的步行小巷沿
路的一些仿都铎式房屋。这地方无疑是为有小孩子的家庭设计
的:交通和停车区域是绝对隔离开的,几乎每座房子都有一辆三
轮脚踏车或某种形式的木马横在草地上。伯恩斯坦边走边找,等他站在斯隆的门口时已被淋成了落汤鸡。
斯隆太太前来开门。她非常漂亮,挺着怀孕的大肚子。伯恩
斯坦介绍了自己,说明要找斯隆。对方回答说斯隆去了城里,大
约在7点半以后才会回家。她很友好,询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打电
话找到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正在想办法至少同她谈上一小会儿。
他知道,她曾在白宫当过社交秘书,她对她丈夫决定离开尼克松
的竞选活动有重要影响。
他猜她大约有三十岁。她的姣好容貌中带有一种温柔,似乎
同她当妈妈的愿望很相称。望着她那双褐色的大眼睛,伯恩斯坦
想,这些日子对他们夫妇来说一定很可怕——总统班底的一名前
助手,没有工作,怀疑的阴云笼罩着他,而他的妻子正要生他们
的第一个孩子。就在这个他们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刻,他的名字却
以一种往往同歹徒有关的方式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她把她的时
间花在等待他从大陪审团那里回来……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正在同
他们的朋友和邻居谈话……记者随时会来敲门……
伯恩斯坦的这些想法正是她的想法,他们都试图摆脱人群的
纠缠。
他感觉到她的不安。她说,她理解他只是在努力做好他的工
作,像她丈夫一样。“这是一个诚实的家庭。”这是一种宣言,坚定,自豪。
当他问到,她读过《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吗?斯隆太太点点
头。伯恩斯坦告诉她,《华盛顿邮报》的工作人员没有先入为主
的观念。他补充说,有些人不关心真相,更不关心她丈夫的遭
遇。
“我知道,”她回答说。她的口气很悲哀。她丈夫是让他所
信任的人搞下来的,他们俩都以为,这些人有着和他们自己一样
的原则和价值观。但是许多人的价值观都很虚伪。她说话时闪现
出一种愤怒,但更多的是悲哀。
伯恩斯坦想要改变一下这种泛泛而谈的谈话。他们已经达观
地建立起共同的立足点,而且似乎都很喜欢对方。他当然很喜欢她。
当她丈夫明白他被要求给出去的钱是做什么用途的时候,他
的反应是什么?伯恩斯坦设法慢慢越过界限,但是她立即发现了
这一点。
那是他得同她丈夫谈论的事情。让她来说不合适。她再次要
他的电话号码,伯恩斯坦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把电话号码写
在上面。他撒谎说,那天晚上他在麦克莱恩还有一个约会。如果
约会结束得早,他再回来同她丈夫谈话行不行?
她欢迎伯恩斯坦回来,但是她不知道她丈夫是否会同他谈
话。
也许你可以说服他?伯恩斯坦微笑着,试图建立一种温和的
合作。
她笑了。“试试看吧,”她说。
在麦克莱恩有一家很漂亮的自行车商店,伯恩斯坦开车到那
儿去消磨几个小时,心不在焉地为他心爱的罗利车寻找一辆替代
品。他的心思集中在杰伯·马格鲁德身上。那天他搞到了一条令
人深感不安的信息:马格鲁德是一个自行车迷。伯恩斯坦简直不
能接受这样的信息:一个自行车迷竟会是在水门大厦安装窃听器
的人。马格鲁德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自行车迷,他甚至每天都骑着
他的十速车到白宫去。没有人会偷杰伯·马格鲁德的自行车,至
少在那儿不会。伯恩斯坦知道那一点,因为7月14日他骑自行车
到白宫去过——不是那辆罗利,而是他让人在伦敦装配的一辆霍
尔兹华斯——当他从大门经过的时候,他知道没有人会靠近大
门。
所以,当伯恩斯坦把他的自行车靠在入口处的警卫室的墙上
时,都没有费心去锁一下。他去那儿听副总统阿格纽谈论减少繁
琐手续,救助阿格尼斯飓风造成的大洪水受害者。在走廊上,他
撞上了凯恩·克劳逊。
“你们这些《华盛顿邮报》的家伙们,总是在对水门事件捕风捉影。”克劳逊说。
几小时后,休·斯隆前来开门,看上去他好像刚从《管理实
习新闻》的报页中走出来似的。三十来岁,瘦高个,头发的长度
修剪得恰到好处,蓝色的运动上衣,颜色柔和的衬衣,棱纹平布
领带,相当英俊,也许太瘦了一点。
“我妻子告诉我,你也许会来。”他说着,把雨中的伯恩斯
坦让进了门厅。他让门开着。“你知道,我没有同报界谈过
话。”他的话中带着歉意。这是一个好兆头。伯恩斯坦一面注意
着敞开的门,一面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一点收获。他说,那天
早晨的报道改变了形势,人们现在知道你在水门事件中是无辜
的。但是你知道谁有罪,至少知道有助于找到有罪者的内情。既
然一部分新闻已经登了出来,你应该让剩下的部分也登出来,以
便洗刷自己的名声,让人们知道真相。也许给与李迪和约翰·米
切尔的助手的钱有一种合理的解释。如果有的话,那么整个新闻
就这样了,不去管它了。可也许事情比那天新闻所暗示的还要糟
糕得多。如果事情更糟糕的话……
“确实更糟糕,”斯隆打断他的话,“这就是我之所以离开
的原因,因为我怀疑有最糟糕的事情。”看上去他受了伤害,但
似乎没有要报复的样子。
那么,为什么不说出你知道的事情呢?现在。公开地。不让
别人受到伤害。伯恩斯坦争辩说,从长远来看,这样会帮助尼克
松,因为再这样捂下去的话,总统将受到严重伤害。
斯隆点点头。他说他愿意说。他真的愿意。但是他的律师劝
他不要这样做:他公开说的任何东西都会成为对他不利的证据。
伯恩斯坦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劝他找一个新的律
师。如果他自己是无辜的,并且处于斯隆的地位,那他是会这样
做的——找一个新律师,控告总统连任委员会。
斯隆也向检察官保证过,在水门事件审判之前他不会作任何
公开声明。他说,他受到双重的束缚,必须保持沉默。斯隆对检察官站在他一边有多大把握呢?
他说,他认为他们站在他一边,但是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因为只有七个人被起诉?
“因为这整个局面。”
伯恩斯坦记得那位簿记员说过,在联邦调查局同总统连任委
员会雇员进行的所有谈话期间,委员会的律师们都在场。
斯隆说这是真的。
律师们告诉你该说什么,或者叫你不要涉及某些领域了吗?
“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们‘不要说’,”斯隆说,“但是他们
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保持一致’,或‘同舟共
济’。”
这意味着撒谎吗?
斯隆说,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假
设。
是谁这样说的?律师们?玛迪安?拉吕?
呃,玛迪安和拉吕是由约翰·米切尔挑选出来炮制委员会对
水门事件的反应的。斯隆说,因此他们当然会了解情况;他
们“炮制了这种反应”。
这是守口如瓶的另一种说法吗?
斯隆说,这绝对不意味着炮制一个计划,让你去说出真相
来。
米切尔事先知道窃听的事吗?拉吕知道吗?玛迪安呢?
斯隆说,米切尔事先知道窃听和其他许多事情,但是除了
钱、二手信息以及他所了解的参与者和委员会的工作程序等情况
外,他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这一点。“米切尔一定知道基金的
事。你不会把那种钱给出去而不让竞选活动的头儿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尤其是在他的手下拿的是现金的时候。”
斯隆解释说,拉吕是米切尔的助手。他或许也参与了一切。
但对玛迪安他不敢肯定,因为玛迪安是5月1日从司法部到委员会
来的,是在钱发出去以后。但是毫无疑问,在6月17日以后,身
为总统连任委员会政治协调员的玛迪安已经知道了应该知道的一
切。然后他和拉吕经同米切尔商议之后就开始操纵起这套把戏。
包括销毁档案?
那是其中一部分。
那位簿记员似乎暗示,史坦斯保险柜里的秘密账户的档案是
在4月7日新竞选法生效以后立即被销毁的。但是斯隆说它们是在
水门大厦闯入者被捕后同其他许多财务档案一起立即被销毁的,包括六七本账本,每本大约半英尺厚,上面开列了新的揭露黑幕
法案生效以前收到的所有竞选捐款。在窃听事件以后有过一次大
扫除。
他们仍然站在门厅里。斯隆不时看一眼敞开的门,伯恩斯坦
则克制自己不去留意。斯隆很不自在。他再三重复说,由于没有
时间准备,他本不想说那么多,可他现在同伯恩斯坦说的已经超
过了他原有的想法。
斯隆的深思熟虑给伯恩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斯隆似乎非常
想确认这一点,即总统一点也不知道6月17日以前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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