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术语汇编

    词语用法的几点说明

    1.两位中国人抵达非洲的经历

    2.在抹香鲸的肚子里

    3.一条国界的方方面面

    4.努比亚乔治二世宫廷上的外交失利

    5.“从你们所在的地方再往前，还有人吗？”

    6.四万二千第纳尔

    7.这不是一座城市：有关加纳首都

    8.一百年后的加纳

    9.相继皈依

    10.扎丰国王进入马拉喀什

    11.富人的墓穴

    12.阿克苏姆 缔造国王的城市

    13.德布勒达摩的宝藏

    14.地图与两种地貌

    15.姘妇风波

    16.西吉尔马萨，世界尽头的十字路口

    17.黄金像萝卜一样生长的国家

    18.矿山幻影

    19.索法拉国

    20.金犀牛

    21.基尔瓦的地层 城市的诞生

    22.马达加斯加的骆驼或马可·波罗的非洲

    23.天使的杰作 人类的功劳

    24.素丹与大海

    25.盐地遗迹

    26.马里的关税

    27.撒哈拉沙漠中的遗物

    28.黄金球29.国王的诏令

    30.阿比西尼亚的阉割黑奴贸易 敌人间的和解

    31.盘点大津巴布韦遗址的考古发掘

    32.“明年在塔曼提特见”,(重新)发现非洲

    33.非洲的新边界

    34.瓦斯科·达·伽马与新世界

    主要参考书目

    致谢内容简介

    古代非洲有文字系统，长期以来，人们虽没有否认这一段文明的存生，却一

    直低估了它的价值。作为非洲历史的专家，作者从古代文明与口述历史留下的线

    索出发，用引人入胜的笔法重构了非洲大陆遗失的财富。

    八个世纪，近一千年的时光。古代非洲的繁盛引发无限的怀念，现代非洲的

    动荡激起强烈的好奇。在这两个我们相对熟悉的非洲之间，延续着一段非洲的“昏

    暗世纪”——但是当真如此吗？或许，这是一段“黄金世纪”。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

    Le rhinocéros d′or

    [法]F.-X.福维勒-艾玛尔 著

    Fran?ios-Xavier Fauvelle-Aymar

    刘成富 梁潇月 陈茗钰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字：01-2017-373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犀牛：中世纪非洲史(法)F.-X.福维勒-艾玛尔著；刘成富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203-3055-8

    Ⅰ.①金… Ⅱ.①F…②刘… Ⅲ.①非洲—中世纪史 Ⅳ.①K4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8781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France as：

    Le rhinocéros d′or by Fran?ios-Xavier Fauvelle-Aymar ?Alma éditeur, 2013

    Thi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Autreagence, Paris, France and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特约编辑 明秀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字数 196千字

    定价 5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前言

    中世纪的非洲：重现的时光

    打开这本书，读者将踏上一段穿越数百年非洲历史的旅程。我们的第一位向

    导是来自中国的旅行家，他将带领我们走进8世纪的非洲；而最后一位则是葡萄

    牙征服者，他将带我们前往15世纪的非洲。旅途中，还有许多人的陪伴，其中有

    商人、地理学家、外交官；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以及诸如马可·波

    罗和伊本·白图泰(Ibn Batt?ta)那样的大旅行家。我们应当明白，不要仅仅理解

    我们读到的东西，也不要总断定我们读到的东西就是向导们的亲眼所见、亲耳所

    闻。他们描述了一些奇闻趣事，但这些趣闻常常是道听途说。我们不应畏畏缩

    缩，哪怕不能确定当时的地理环境，哪怕对从一个大陆前往另一个大陆的冒险家

    们抱有怀疑的态度，哪怕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内容自相矛盾。我们应该消除脑海

    里固有的印象：非洲是“永恒的”、是由部落组成的非洲、是原始的，因为这部作

    品要讨论的非洲是一个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非洲。

    八个世纪，近一千年的时光。然而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

    我们总是把注意力投向古代非洲文明：法老时代的埃及、麦罗埃时期的努比亚、古迦太基时期或是古罗马时期的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Aksum)。这些

    地方宏伟壮观的建筑遗迹，自古以来不断颠覆着我们的想象。我们或许更了解，或者说，自认为更了解近几个世纪的非洲，因为非洲大陆被迫与欧洲列强的命运

    绑在了一起，遭到了强盗们的“开发”和“探索”，经历了奴隶贩卖与殖民侵略，最

    终，现代非洲面临着剧变。古代非洲的繁盛引发无限的怀念，现代非洲的动荡激

    起强烈的好奇。在这两个我们相对熟悉的非洲之间，延续着一段非洲的“昏暗世

    纪”。

    但是，真的是“昏暗世纪”吗？那是雷蒙德·莫尼(Raymond Mauny)的说法，他是法国著名的非洲古代史研究创始人之一。非洲古代史指的是大发现时期(15

    世纪葡萄牙航海家拉开了这一时代的序幕)和殖民时期之前的历史，这是一个一

    手文字资料相对丰富的时代。雷蒙德·莫尼并不是想贬低非洲的过去，而是想表达

    一种缺少可用原始资料、无法追寻过去的挫折感。非洲的这几个世纪之所以“昏暗”，那是因为文献资料的光芒过于微弱。尽管非洲有关“昏暗世纪”的资料少之又

    少，且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实际上我们仍然应该把“昏暗世纪”称作“黄金世纪”。

    尽管这两种说法都不妥，但是，“黄金世纪”的说法要贴切得多：根据不可多得的

    资料，过渡时期的非洲见证了繁荣强盛的社会，被卷入了洲际交流的浪潮，人口

    和商品在大陆之间得以流通，宗教观念也互为传播。那时的非洲还目睹了城市的

    发展，非洲亲王建造了宫殿，外国商人在那里定居，奢侈品和奴隶在那里交易，清真寺和教堂拔地而起。那时的非洲还积极开发资源，享誉全世界的黄金就是在

    那里被开采出来的。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昏暗的历史说成灿烂的传奇。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为什

    么过渡时期的非洲在当时成了璀璨文明的中心？后来，又为什么黯淡到让后人觉

    得探索非洲是白费力气的地步？这段历史为什么会被遗忘呢？首先是因为缺少来

    自非洲外部的研究资料。读了这部作品，我们也许会惊讶地发现，欧洲文字资料

    少得可怜，相比于阿拉伯人的资料来说，欧洲资料几乎不值得一提，而前者充其

    量也只有几百页而已——远不及古代非洲资料那么丰富。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

    非洲，我们将要讨论的是一个距地中海沿岸更远的非洲，而后再讨论它原来的轮

    廓。通常，长途跋涉的船队和驼队实现了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信息是随商人

    而流通的。但是，商人只关心交易的地点和自身的利益，对供货地点、交易方

    式、具体路线和接触的人员则闭口不谈。幸运的是，一些风风火火的旅行家，还

    有一些闭门造车、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地理学家，他们不时地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经

    历和发现。欧洲资料的记载始于15世纪末欧洲扩张的初期，资料侧重的是另一个

    非洲，也就是热带沿海地区的非洲，这里的非洲与欧洲、美洲共同构成了三角贸

    易的三个极。除极为特殊的情形之外，欧洲资料明显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造成

    了人们对非洲国家历史的漠视。

    “黄金世纪”被遗忘的第二个原因是，在这段时期，很少有非洲国家通过写作

    和档案记录“从内部”证明自身的强大和繁荣。然而通过不同的语言和书写体系，古代许多非洲国家也整理出了一批文献资料，其中就有用布匿语、利比亚地区的

    柏柏尔语、吉兹语(le guèze)、古努比亚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写成的资料。现代

    非洲国家则按时间顺序编写了从17世纪(例如撒哈拉地区团体，尤其是廷巴克

    图，[1]

    或者斯瓦希里[2]

    海岸的团体)开始的历史。从19世纪开始，非洲普遍开始

    了写作。但是，我们所关注的这段时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特例以外，非洲国家并没有保持写作传统，也无法为历史学家提供什么原始资料。究其原因，不是因为

    这些国家缺乏动机或能力不足，而是因为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实际上，许多

    非洲国家有着另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信息同样由专人记录，但不是以文字的形

    式，而是以口头的形式：我们姑且可以将之称为“口头传统”。一些传说故事历经

    数个世纪的传递，最终为我们耳熟能详，但我们无法知晓这些故事在流传过程中

    究竟经历了多少变化，而且，更进一步说，也无法确定其可靠性。即便我们获得

    了某次历史事件的文字记录，注疏工作也并非易事，比如马里帝国皇帝穆萨

    (M?sa)获得皇位的故事就是由他口述的，由开罗的阿拉伯掌玺大臣公署的秘书

    负责记录。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无法追溯久远过去的口头故事搁在另一边。

    那么，究竟有没有能够让我们追本溯源的城市、宫殿、废墟和宗教建筑的实

    物呢？有，但是很少，而且都是些残垣断壁，相关研究的文献价值也不多。试想

    想，我们甚至不知道在14世纪中期，哪里才是处于鼎盛时期的马里帝国的首都。

    是因为研究得不充分吗？可能是，但必须要补充一句：如果这些遗址消失了，被

    沙丘、红树丛或稀树草原湮没了，如果勘探时偶然发现的遗址没有被真正地保

    存，那么不光是文字资料不充分，就连记忆也会随之中断。一座遗址、一处遗迹

    要在时间的长河中保存下来，需要长期或不断地投入，也就是说，要由继承这份

    文化遗产的人整理、修缮，甚至是占有。记忆是记录历史的条件，而不是对历史

    的否定，更不是对历史的颠覆。然而，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建立起王国和城市的地

    区都缺少记忆的延续。定居的外国商人离开了，与他们合作的非洲商人离开了，精英甚至还有当地居民也离开了。如今，即便还有一群人愿意站出来，证明自己

    对某个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的地方还留有记忆，他们也只是为了把遗址的废墟作为

    迁移的起点和故事的起点，很少有人是为了接受这份城市遗产。所以说，黄金世

    纪并不昏暗，它只是被遗忘罢了。

    遗忘限制了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因而也限制了历史的书写。那些被遗忘的世

    纪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清晰但有待考证的线索。这些线索甚至都不是同一张拼图

    散乱的碎片，因为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这些碎片属于哪一块拼图。石头上几乎被磨

    平的碑文、几枚钱币、业余考古队或地下考古队发掘的文物、残缺的遗迹、外国

    作者的只言片语，这些就是某个历史阶段或某个几乎无迹可寻的历史背景仅有的

    遗物。除“发掘的文物”和找不到源头的线索外，历史学家常常“一无所有”，只能

    从中得出片面的认识。我们尽力了：这本书之所以以排列碎片的方式呈现，并从侧面揭示碎片的内容，是因为相较于宏大的叙事性壁画，人们更偏爱彩绘大玻

    璃。壁画会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在进行庄严的言说，然而这样一场关于中世纪非

    洲的言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不论是哪方面的相关资料都出奇的沉默，例如“经济

    的”或社会组织的形式、权力关系、家庭、村庄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而彩绘大玻

    璃有自身的优势：通过碎片的挑选，我们拼接出了一段历史。对于这段历史的某

    些面，我们掌握了充足的资料，如皇权、城市和贸易商品。通过选择性的排列，我们能对不同的区域和时期进行比较。通过碎片的收集，我们可以化挫折为动

    力，继而发掘并重新理解这段残缺的历史。

    资料的稀缺让我们不得不把每条线索视作一份文献。毫无疑问，这是非洲史

    学家的职业特征之一。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老生常谈。但是，真是这样吗？研

    究过去的文字线索的史学家如果想了解其中的内容，就需要把档案变成资料，然

    后才能知道答案。对于文字，我们就习惯这么做，但是对于其他线索，我们也细

    心地这样做了吗？当文字资料不再是重现历史的主要依据时，其他线索就显得尤

    为重要，而我们恰恰就属于这一种情况。对于非文字线索，是否有相应的语文学

    家呢？有时，井然有序的发掘过程和详尽的考古报告通过资料的编辑，描述了物

    质遗存和发掘的方法，成功地将遗址记录成了文献。在考古行动中，这份成果尤

    为珍贵，因为发掘本身会破坏考古的现场，许多观察到的情况只能通过资料来呈

    现。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要么没有系统的方法，要么没有考古报告——有时甚

    至一个也没有。文物偶尔获得了与文献同等的地位，不会在被研究之前就消失，但是，对于文物的出土环境，我们又有多少次是全然了解的呢？确实，以整理文

    献为目的的研究，并不总是万事俱备。从这点看，实地考察与理论研究也不一定

    能够有机地结合，原因是很多的，有时是大量考古队进入部分地区后实际情况的

    限制，有时是资金的不足，有时是部分地区的政治风险。多亏了伟大先驱西奥多·

    莫诺(Théodore Monod)的辛勤工作，一处岬角才得以留存下来：我们才会看

    到，在撒哈拉最贫瘠的西部展开工作时，西奥多发现了唯一的一座遗址，不过他

    只有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这座遗址面积并不大，但意义非同凡响。西奥多本该

    整理出一份相关文献，但考虑到考察团的情况，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他在现

    场将自己的发现整理成档案，递交了一份不尽完善却无与伦比的文献资料。

    这种务实的典范不多。一般来说，我们应更加注重考古发现的情况，这么做

    不是为了说明最近两个世纪非洲学研究的历史，也不是为了了解遗址或文物得以留存的途径或者是考古环境的情况。有关这一点，我们也许会感到很惊讶，从本

    书标题中的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金犀牛说起，那么多非洲出土的“宝藏”通

    常就是故事的开始。但换个角度来说，哪里缺少考古文献，哪里就有宝藏，而考

    古文献应与考古发现是对应的。仓促的采集活动以及随意的或选择性的发掘活

    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宝藏”。对于史学家来说，这些“宝藏”也许是意外的收

    获，但一定意味着破坏的过程。所有可能被记录下来的文献资料、遗址的资料，甚至是地区的资料或历史阶段的资料都会不复存在，只有“宝藏”才能残留，成为

    唯一的遗物。我们必须记住，所有围绕类似的线索展开的历史猜想都是基于这一

    现象。研究的滞后、殖民时期的恶习和这片大陆上依旧薄弱的遗产意识，使这一

    点在非洲尤为明显。

    我们的新发现使被遗忘的世纪获得了新的历史价值。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能

    称其为中世纪。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一定要把这种说法“引到”非洲吗？这不就

    是硬要与欧洲的中世纪进行比较吗？对此，我们还有其他证据能证明这种说法的

    合理性。首要的证据就是我们划分的时间节点，也就是8世纪至15世纪这个时间

    段。这些证据不是出于一种毫无根据的选择。根据文献记载，黄金世纪的非洲，也就是中世纪的非洲，实行着某种政体。但政体相关的国家内部文字资料一片空

    白，国家外部文字资料众说纷纭，实物资料模棱两可。总的来说，这些过去的证

    据有时很特别，有时自相矛盾，因此我们只能采用不同的叙述方法，时而鞭辟入

    里，时而蜻蜓点水。这样的叙述方式不仅不能回答所有的疑问，有时还能提出一

    些新的问题。既然文献记载的中世纪政体既不是古代非洲政体，也不是现代非洲

    政体，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种政体具有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可以证明这段时期

    在非洲历史中与众不同。

    然而，我们之所以称其为“非洲中世纪”，并不是因为这个时间段与欧洲中世

    纪重合了，这可能只是个巧合；也不是因为文献特征，这是历史学家关心的问

    题；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发生了一些影响旧世界格局的历史事

    件。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部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点。这些地点可以连成一个巨大的

    月牙。这个“月牙”西起撒哈拉沙漠和萨赫勒[3]

    的大西洋沿岸地区，东邻红海，中

    连尼日尔河和尼罗河中间河谷的盆地；北起非洲之角的高原，中接亚丁湾的非洲

    海岸，南抵非洲南半球的东部边界和马达加斯加。我们不必刻意强调这片横跨东

    西两个半球的区域是多么广阔、多么异彩纷呈，自然环境如何多变以及文化反差多么强烈。中世纪时期，这些地理环境和人口组成都不尽相同的地区有着一个共

    同的特点：都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活动有关，更确切地说，是像市郊一样积极地

    参与其中。伊斯兰世界即自7世纪起新的宗教政权——伊斯兰教在不断征战后建

    立起来的文化世界。这个世界统一于由单一政权统治的帝国，但从9世纪起，政

    权逐渐分散；渐渐地，穆斯林占了大多数，但很少专权；阿拉伯人和说其他语言

    的人住在一起，这一情景随处可见，有时做出让步的还是阿拉伯人；但一系列制

    度、习俗和法律规定，商人和朝圣者的流通，共同文化和审美参照的传播，都使

    这个世界凝聚在一起。从波斯帝国时代起，从印度世界的边境到地中海盆地，几

    千年来地处贸易轴线两极的东方和西方，第一次融于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之

    中，而灌溉它的正是一个庞大的交流系统。

    从前，埃及和北非都是罗马帝国的行省，后来渐渐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融

    入伊斯兰世界这个“中心帝国”。统治伊斯兰世界的政权向南扩张征服范围，最

    后，在沙漠和绿洲那儿，他们停了下来，不再让圣战向前延伸。在这条重新划分

    的边界之外，拉开了一条萨赫勒边界的商业战线。伊斯兰世界发现了撒哈拉南部

    的非洲，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伊斯兰化的波斯和东非海岸之间也是如此。

    印度洋就像撒哈拉沙漠，岛屿就像绿洲。沙漠商队骑在驼背上，水手投身于一场

    危机重重的航行，驶向新的海岸，希望找到新的财富。

    非洲的各条“支线”形成速度不同，密度也不同。如果说伊斯兰世界差不多是

    同时进入萨赫勒的长“岸”——沙漠的南部以及从索马里至坦桑尼亚这片地区的北

    部的话，那么进入萨赫勒以南的地区或内陆地区的时间则稍晚一些。透过原始资

    料，我们看到一些转瞬即逝的画面，看到了一个向外拓展的地理环境、不断增加

    并向外推移的交点、在交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国家以及另一些重新加入日益成熟

    的地方系统的国家。对于巴格达或开罗的居民来说，地理学家笔下的这座臣服于

    国王权威的商业城市已经充满了异国情调，但在更远的地方，还生活着其他非洲

    民族，我们只能勉强猜出他们的名字；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贩卖奴隶和出产黄

    金的国家。这些地方有过辉煌的历史，人们却从未到过那儿。对此，我们只能了

    解到一些模糊的概况。而更遥远的国家连文字资料都没有，我们只有通过考古才

    能了解到它们可能加入了地方系统。斗转星移间，长达八个世纪的非洲中世纪缓

    缓地延续着。

    中世纪时期，不是只有月牙地区的非洲国家才有历史，这一点无须赘述。这些非洲国家并不是想通过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来创造令人瞩目的文明。组织形

    式的多样性使月牙地区的文明比其他实行中央集权的地区更加丰富多彩。关于后

    者，我们只能掌握一些中世纪记录者眼中的确切信息。月牙地区的历史之所以生

    动，不是因为这里的国家被写进了历史(这些国家一直都处于历史的进程中)，而是因为它们被写进了文献资料，而我们的资料对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只字未

    提。当然也有其他原因。我们必须承认，在非洲中世纪，有一个交流活动飞速发

    展的阶段。要理解这一阶段，就必须换个角度思考。这些国家之所以被写进文献

    资料，是因为它们突然之间就与先前互相不了解的世界建立起联系，希望进行深

    入的改革。这些国家加入了庞大的“全球”体系，但不是被动的合伙人，而是积极

    的合伙人：思考着如何在商业贸易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收益，能够协商贸易条件，接受社会变革，尤其是宗教变革，并掌控变革的影响，进而转变自己的身份，让

    自己成为这个整体的合伙人。在这些消失的城市中，回荡着各种语言的呢喃细

    语、街上母骡和单峰驼的脚步声、人们卸下驮鞍时牲口的嘶鸣、庭院里或清真寺

    前文明的商谈以及四处散播的私生活秘密。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城市更能让人同时

    体会到命运前的抗争与无助。这些被遗忘的世纪与重现的世纪，像黄金反射的光

    芒一样闪耀夺目，却又转瞬即逝。

    这部作品大体上以时间为线索，有时也会以地点或主题为线索，带领读者从

    大陆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故事开头引用的文献可能是中世纪非洲史的“经典”文

    献；也可能是相对陌生的文献。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文献都能提供一个新视角。

    这也许是因为一部刚刚出版的校勘本、一篇推迟了很久才出版的考古专题论文，或者是一次针对文物出土情况或遗址发掘情况的再调查，为考古现场提供了一条

    新线索，而考古现场的相关文献形成了有力的证据。不管文献为人所知还是不为

    人所知，只要变换一下研究方法，接触一些不常见的文献或是遥远地区的相关文

    献，调整一个视角或提出一种假设，或者更简单地说，回顾一份文件的内容，读

    者就可能受到启发。

    这部作品省略了页脚的注释，但是读者可以参考每章最后的概述。首先，这

    些概述是为了整合参考文献和直接或间接引用的评论，其次是为了体现对文字资

    料或考古资料、文献内容的相关评论以及实地环境和实地研究历史的相关分析所

    做出的选择。一部瑕瑜互见的作品通常在综述方面更加见长，而不是对资料的关

    注。参考文献主要反映的是文献本身的意图。作品中提及的主要遗址的分布图。地理信息是现在的信息，注明现代非洲国家国界只是为了便于定位。这是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塔塔尔·吉尔(T?t?r Gur)墓穴的平面图，说明了人类遗骸与安葬室内部用具的分

    布。这座集体坟墓内安放了几十具遗体，遗体在几个连续的时期被埋葬，陪葬的有完整的瓷器与首饰，尤其是镯子与成千上万的珍珠。墓穴很可能建于9—11世纪。B.普瓦索尼埃(B.Poissonnier)在2002年进

    行了发掘，但结果仍未公布。

    埃塞俄比亚的塔塔尔·吉尔墓穴：这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首饰，它们来自安葬室的坟墓堆积层。除数不胜数

    的琉璃珠，尤其是来源于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珠子之外，我们注意到还有镀金的珠子与红石头做成的

    坠子。埃塞俄比亚阿克苏姆的“王座”22。这块文物存于最近建造的一处小庇护所。1906年的一次德国考古之旅

    中，人们发现了这块石头，并对它进行了研究。如今，它还在原来的位置。这也许是一块王座的底座，中间的挖空部分能够容纳一张座椅。表面上刻的铭文(照片上能看到的一面)如今几乎难以辨认。唯一

    提供证实的文献是艾诺·利特曼(Enno Littmann)做的记录。从安巴山顶看到的德布勒达摩小教堂。教堂坐落于绝壁边缘，是最近建造的，不过也许是建于中世纪堆积的地层之上。人们正是在这片教堂周围的天然台地上找到了遗址内大部分埋藏的钱币。

    这是西吉尔马萨遗址，塔菲拉勒绿洲，摩洛哥东南部。前几个世纪穆斯林圣人的圣殿是挨着一座更古老

    的建筑的夯土废墟修建的，也许那是一座中世纪的建筑。这类现象在遗址中很常见，这样既能掩藏废

    墟，也能将它们保存起来。南非马蓬古布韦丘陵。遗址在丘陵顶部。可从一个狭窄的凹地进入遗址。

    基尔瓦大清真寺的外景(坦桑尼亚)。它是极少数在建筑高度方面保存如此完好的非洲中世纪建筑之一。

    位于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大清真寺。这座建筑的主体是在14世纪用珊瑚石灰石砖块建造而成的。该建筑内

    景面向米哈拉布壁龛，略微断裂的拱体支撑着拱顶，建筑整体线条纤长优美。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的圣·乔治教堂。与其他教堂一样，这座位于岩石山顶上的独石教堂也从中间的石块

    开凿雕刻而成，而石块内部也被凿空。教堂内部依照砌筑的教堂雕凿。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的大天使加百列与拉斐尔大教堂。此处是教堂正面的广角照片。左边的步桥是目前

    唯一的通往神圣教堂的通道，而它周围的结构毫不令人意外，楼梯悬在一片空地之上。

    [1]廷巴克图(Tombouctou)，英语中拼作Timbuktu，马里北部城市，跨撒哈拉贸

    易途中黄金与盐的主要贸易中心。——译者注

    [2]斯瓦希里(Swahili)，东非海岸与岛上伊斯兰化民族的统称。——译者注

    [3]萨赫勒(Sahel)，北非半干旱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南部，形成了沙漠南部的

    过渡带。跨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与布基纳法索等国境，覆盖苏丹北部地区。——译者注术语汇编

    Banco(黏土草泥砖)：建筑术语，指泥土(可以是各种成分)和天然脱脂

    剂(沙子、石砾、稻草等)的混合物，可制成饼状或砖块状，在阳光下晒干(但

    不焙烧)，用作建筑物的建筑材料。可与柴泥(torchis)和黏土混合，是把生土

    作为建筑材料的技术之一。

    Bantoustan(班图斯坦)：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1948—1994)时期，该

    词是指大部分黑人居住的农村飞地。在白人专属的地区内，班图斯坦被认为是劣

    地、不受欢迎的地区。

    Cauri(货贝)：该词指有时被称作“宝贝”的不同品种的海洋贝类动物。货贝

    (Cypraea moneta)和环纹货贝(Cypraea annulus)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热带纬度

    地区特有的两个小型品种，一直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贸易体系的买卖对象，几乎只

    生长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马尔代夫群岛。在非洲许多地方，货贝被当作货币、装饰元素、饰品和占卜物。

    Dénéral(代用币)：一种玻璃筹码，其形状与重量与一种固定货币相同。在

    伊斯兰世界中，代用币上通常刻有统治者的名字，具有不变质的优点，可作为重

    量标准和计数单位。

    Dinar(第纳尔)：伊斯兰金银复本位制(黄金白银)中的黄金单位。

    Dirham(迪拉姆)：伊斯兰金银复本位制的银圆，价值是第纳尔(dinar)

    的一部分。

    Erg(尔格)：沙丘地带。

    Facteur(代理商)：皇家商行或私人商行的代理人，代表商行或者职能相同

    的海外机构为商行进行交易，有时也称“办事处”。

    Indo-pacifiques perles(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珍珠)：该词指一种珠子的地理

    分布区域(印度洋和太平洋海洋)。一种有彩色条纹的琉璃珠有时被称为“贸易风

    珠”(trade-wind beads)。古代和中世纪，这些珍珠出产于印度东部海岸、马来西

    亚、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的很多作坊。

    Karité(乳油木)：非洲中部与西部大草原的一种树木(学名：Vitellariaparadoxa)，结杏仁果实，能从中提取(通常以研磨的方式)一种油脂。这种“乳

    木果油”可以应用于食品和医药，同时，还能作为添加剂用来涂抹黏土草泥砖。这

    种用法常见于马里。

    Ksar(堡垒)：一种统称，借用于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指北非或撒哈拉沙漠

    中的筑有防御工事的城镇。在现代以前，一个堡垒通常是一个政治单位。

    Métropole(都主教)：起初为行省行政中心教区主教的职衔。在东方基督教

    中，“都主教”这个词指按规定附属于主教会的教会首领。中世纪，努比亚和埃塞

    俄比亚教会的都主教由亚历山大科普特正教会的大主教担任。

    Mihrab(米哈拉布)：阿拉伯语音译，指清真寺中的壁龛，指引信徒麦加的

    方向。

    Mithqal(密斯卡尔)：重量单位，一密斯卡尔约为4.25克，是伊斯兰早期第

    纳尔的标准重量单位。密斯卡尔有时也被用作第纳尔的同义词。

    Mopane(可乐豆木)：非洲南部的特色树种(学名：Cholophospermum

    mopane)；其木材防腐，可乐豆木同时也是一种可食用毛虫——可乐豆木蠕虫的

    宿主。

    Ouléma(乌理玛)：穆斯林学者，同时也是传教士、法学家和神学家。在撒

    哈拉沙漠与萨赫勒，乌理玛是伊斯兰教的传播者。

    Pisé(夯土)：建筑术语，指土(可以是各种成分)、脱脂剂(沙子、砾

    石、卵石等)和砂浆的混合物，装进木制模板并压实以建造墙壁。与柴泥

    (torchis)和班阔(banco)一样，这是生土用作建材的技术之一。

    Sanb?q(桑布克)：阿拉伯音译，指中船体由柚木板制成的小船，带有三角

    船帆。从中世纪到现代，桑布克往来于西印度洋。

    Torchis(柴泥)：建筑术语，指土和脱脂剂(稻草、草……)的混合物，通

    常用来填平分支格架，以形成房屋的墙壁和隔断。柴泥被广泛运用于传统非洲居

    住地，与夯土(pisé)和班阔(banco)一样，是生土用作建材的技术之一。

    Township(隔离区)：该词在20世纪指的是南非城市郊区非白人居民的住房

    区。该地区的特点是缺乏基础设施。

    Tumulus(坟冢)：墓葬结构，指石头或泥土形成的小丘或人造山岗构成的

    一个(或多个)墓葬。词语用法的几点说明

    在这部作品中，所有的阿拉伯语和相关的非洲语都采用了简化的拼写方法，必要时，用括号标注了常规的拼写法。阿拉伯语中的喉塞音(hamza)、字

    母“ayn”以及发音符号都予以省略，长音符号表示长元音。中文名称的拼写遵循传

    统文学中的传统拼法。如果一个专有名词既有法语拼写法，又有常用拼写法，那

    么就采用最为简单的拼法。无论是章节标题还是正文，通常都会将地点和事件放

    在一个读者所熟悉的地理环境中，即现在的非洲国家所处的地理环境。不过，这

    么做可能会犯年代上的错误，因为如今这些非洲国家的疆域与中世纪的国家显然

    毫不关联。如果现代名称与古代名称会引起读者的混淆，则采用文献中的拼法。

    因此，“Ghana”和“Mali”指的是中世纪的王国，而“Ghana”和“Mali”则指现在的国

    家。

    在这部作品中，形容词“伊斯兰教的”(islamique)，表示所有与中世纪伊斯

    兰文明有关的人和事。因此，这个形容词既涵盖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和民族，其

    中包括说阿拉伯语的与说其他语言的地区和民族(波斯语、柏柏尔语、科普特

    语、埃塞俄比亚语……)，也包括不信奉伊斯兰教但受其影响的地区和民族，其

    中，包括说阿拉伯语的和不说阿拉伯语的地区和民族。以小写字母“i”开头

    的“islam”指宗教上的伊斯兰教，而以大写字母“I”开头的“Islam”则指整个伊斯兰教

    社会和国家。如果没有特殊标注，所有出现的日期均为格列历日期，即现在通用

    的公历日期。

    星号()表示这一术语出现在术语汇编中。1.两位中国人抵达非洲的经历

    8世纪至15世纪的东非

    公元751年7月，穆斯林阿拉伯帝国军队与突厥叛军在现乌兹别克斯坦

    (Ouzbékistan)塔什干[1]

    附近的塔拉斯[2]

    平原大败中国军队。几千名俘虏被运往

    布哈拉[3]

    和撒马尔罕[4]

    的驻地，许多造纸匠、织布工或首饰匠则在伊拉克安顿下

    来。在这些俘虏中，有一位名叫杜环的官员，我们不知道他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

    被带着环游伊斯兰地区并返回中国的。762年，人们在广东重新找到了他。他编

    纂了一部题为《经行记》(“我的旅行”)的作品，遗憾的是，这部作品失传了，但幸运的是，其中的几个片段保存在当时的一部中国百科全书中。

    其中一个片段谈到了一个叫作摩邻国(Molin)的国家，当地住着黑人。他们

    不种大米和谷物，也不种植草和树木。那里的居民用鱼干喂养马匹。再往里走，是一片山区，那里住着穆斯林和东方基督徒。人们通过切开颅骨的方法治疗腹

    泻。如果这个国家不同于前一个国家，那么可能被称为老勃萨(Laobosa)，我们

    可以在这个名字中辨认出阿里-哈巴沙(al-Habasha)这个阿拉伯语的词汇，这个

    词表示非洲之角地区，法语中的阿比西尼亚[5]

    这个名称就来源于此。如果真的是

    这样，确切地说，摩邻国也许就是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海边低地。但这些仅是猜

    测而已，我们只能说这些猜测符合这个片段的描述。如果杜环想描写今天被称作

    埃塞俄比亚的地方，那么他提到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存在就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因

    为他们在整个中世纪都生活在邻近社区(参见第30章)。但是，我们无法进一步

    确认这些地方就是埃及或努比亚；或者是那时刚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全部或部分

    北非地区，那里直至12世纪还住着没落的基督团体；或者可能是阿拉伯半岛，在

    伊斯兰教发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徒、犹太教徒与穆斯林都共同生活在那

    里；或者是索特科拉岛[6]

    这座驻守在亚丁湾入口的阿拉伯海岛屿。

    杜环叙述的片段也许是中国直接认识非洲的最早证据。但说实话，中国对非

    洲的兴趣并不大：除不确定的地理环境之外，一些关于种族的细节透露出以中国

    为中心的观察特点，不过这些细节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们不知道杜环所说的地方究竟是几千千米之外的哪个地区。

    从唐代(618—907)到元代(1260—1368)，中国资料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非

    洲的间接信息，更确切地说，是关于非洲之角与印度洋非洲海岸的信息。我们可

    以从中总结出中国对非洲的认识，甚至还可以归纳出中国船队令人难以置信的航

    行范围，这些船队被认为绕过了好望角，甚至可能到达了美洲。许多东非考古遗

    址中都出现了青瓷与白瓷的碎片以及中国的钱币，但是，就此断定中国商人会定

    期前往东非也过于武断。因为从文献中可辨别的国名的名称构成形式来看，这些

    信息都是从阿拉伯和波斯的中间商那里获得的，他们从8世纪起就在广东有一个

    团体。所以，中国瓷器不是通过公海的小帆船被运往东非海岸的，而是通过波斯

    湾或亚丁湾的穆斯林商人的桑布克(sanb?q)船被运过去的；关于非洲的信息沿

    着西南季风的方向，抵达中国。

    中国似乎很晚才有与非洲被证实的直接联系，直到明代(1368—1644)才发

    生。这是一次官方的联系，且阵势十分浩大。1405—1433年，宦官郑和，中国船

    队的大将军，一位穆斯林，向中南半岛方向先后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到达了印

    度尼西亚，甚至更远的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的印度洋沿岸。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相信这些远征是和平的。但至少可以说，远征本该是具有威慑力的——

    一个船队少说也有一百多艘船，比15世纪末的葡萄牙大帆船大两三倍，有的甚至

    大好几倍，总共承载了两万到四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军人。正如研究专家所说，远征的目的也许是“为后宫妃嫔采购”，采购香料与油膏的原料、异国动物的羽毛

    和皮毛、动物的角和珍贵木材。毫无疑问，远征的目的还在于记录这些奢侈品的

    来源和供应渠道，这些已进入中国市场几个世纪的奢侈品可能会一下子备受青

    睐。最后，远征的目的还在于获得当地君主对中国皇帝臣服的表示，尤其是派遣

    使臣，进贡礼物等，不管君主们是否心甘情愿。

    郑和曾两次到达非洲，一次是在1417年到1419年(第五次航行)，另一次是

    在1421年到1422年(第六次航行)。更确切地说，他到达了竹步(Dju-bo)，这

    是一个未知的地方，也许位于现索马里朱巴河(Juba)河口；到达了木骨都束

    (Mu-ku-tu-shu)，即现在的摩加迪沙，[7]

    以及卜喇哇(Pu-la-wa)，即现在的布

    拉瓦，[8]

    这两个地方位于索马里；也许还到达了肯尼亚的马林迪(Malindi)。不

    幸的是，远征的官方报告也失传了，在1480年军队与宦官的党派斗争中被毁。不

    过，侍奉郑和的人留下了几段个人叙述，还保留了一张长地图，其中描绘了所经地区的沿海地带。这幅地图要归功于远征中的穆斯林翻译官马欢。另外，明代编

    年史提及了一些相关内容。而且，郑和为了答谢上天恩泽，亲自在两座妈祖庙的

    石头上刻下了举世瞩目的碑文。妈祖是“天庭的夫人”，海洋的保护神。这两座庙

    位于扬子江口，是远征的出发点。

    尽管资料还算丰富，非洲的运气却依然不好——我们没能从郑和下西洋的旅

    程中得出什么结论，而且我们的结论甚至算不上中国文献中的一个小小的奇迹。

    总之，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来自远方，所以就得留下比别人更为详尽的描述。有关

    摩加迪沙的描述是这样的：房屋有四五层，居民喜欢争执，他们还练习射箭。关

    于竹步的描述是这样的：“他们住在独立分散的村庄里。墙用砖块堆叠而成，房屋

    用大砖块堆砌。民风朴素。那里既不长草也不长树。男女留着卷发；出门时戴一

    顶带披肩的布织风帽。山坡未经开垦，国土辽阔，很少下雨。那里有深井，居民

    用水轮打水。居民用渔网在海里捕鱼。”描述不多，但我们应该知足。图为石头上的中文碑文，地点位于扬子江口附近。这篇文章是大将军郑和为了答谢上天恩泽，在海上远征的出发港口附近雕刻的，时间可以追溯至1431年。碑文中列举了郑和六次下西洋到达的国家，并简单

    提及了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时到达的国家(1421—1422)。

    资料来源：J.J.L.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Londres,arthur Probsthain,1949),pp.l.III.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杜环之旅的七个世纪之后，郑和下西洋之

    旅结束了前者开辟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好奇的时代，人们很少冒险进行官方交

    往，却始终希望获得足够多的消息，哪怕消息来源并不可靠。1421—1422年的远

    征是现代以前中非最后一次直接的交往；这再一次表明了中国的漠视态度。我们

    讨论过远征的开支，从而解释这种活动为什么会停止；我们也探讨过中国自身的

    闭关锁国，但这些关系所表现的——确切地说，因为除空间上的遥远导致中非难

    以相互联系——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能够连接双方的力量。让我们想一想这些中

    国故事在非洲是怎样的——简单地说，8—15世纪，中非间接贸易不断增长，这

    些间接贸易既表现在中国资料的非洲内容中，又表现在非洲海滩上的中国考古文

    物上。如果把这些故事放到这个环境中，这些故事则体现了伊斯兰世界的活力，也就是说，知道自己如何成为两个不同空间和文化世界的中间人。

    或者反过来说，伊斯兰世界通过在两个世界之间做中间人得以繁荣发展。因

    为如果伊斯兰教能够影响中国与东非这两条支线，正如影响了欧洲与萨赫勒地区

    一样(参见第28章)，那么一个靠权力和货币体系统一起来的，而不是靠语言与

    宗教统一起来的庞大的贸易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参考文献：

    有关杜环的资料，参考了Wolbert Smidt,A Chinese in the nubian and abyssinian

    kingdoms(8th century),Chroniques yéménites,9,2001,p.16。

    有关中世纪的中国资料，参考了Friedrich Hirth,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30(1),1909,pp.46-57。

    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Londres,Arthur

    Probsthain,1949,p.35)，这本小册子汇集了1947年在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La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召开的两场会议，一直是用西方语言展现

    的最精彩也最朴实的解读；有关采购的引用正是出自这部作品的第27页。在另一

    部作品中The true date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T'oung Pao,deuxième série,Vol.34,5e

    livraison,1939,pp.341-413，作者已列出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日期与路线。Teobaldo Filesi,Le Relazioni della Cina con l'Africa nel Medio-

    Evo(Milan,A.Giuffrè,1962)，这部作品在12年后被译成英文，但未正式公布于

    世。两个版本都因过分相信中世纪时中国人多次直接访问非洲而遭遇强烈批评；

    我们能引证到相关报告。

    John Shen,New thoughts on the use of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swahili history,History in Africa,22,1995,pp.349-358.采用一种更加概括的方

    法，对手头的中国资料译文与非洲史学家的运用方法进行了十分深入的分析。

    Sally Church,dans l'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Berlin,Springer,2008)，提供了有关“郑和”的概

    述，受益匪浅。同样，还有：Geoff Wade,The Zheng He voyages:A

    reassessment,Asia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n° 31,2004,p.19。他的文章

    回顾了远征时军队的排场。最后，参考了Robert Finlay,The voyages of Zheng

    He:Ideology,state power,and maritime trade in Ming China,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8(3),2008,pp.327-347。

    有关郑和的地图，首先可以参考Mei-Ling Hsu,Chinese marine cartography:Sea

    charts of pre-modern China,Imago Mundi,40,1988,pp.96-112。

    对郑和下西洋相关资料的“中国中心论”的解读，以及有关中国帆船发现美洲

    的假设，可以参考Robert Finlay,How not to (re)write world history:Gavin Menzies

    and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5(2),2004,pp.229-

    242中严谨的说明。

    最后，有关阿拉伯船只与航海的内容，参考了George F.Hourani,Arab

    Seafar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pour l'édition étendue)。

    [1]塔什干(Tachkent)，乌兹别克斯坦首都。——译者注

    [2]塔拉斯(Talas)，吉尔吉斯共和国西北部城市，据说751年在该地唐朝军队与

    阿拔斯王朝军队作战大败，唐朝军队的俘虏将造纸术传入伊斯兰世界。——译者

    注

    [3]布哈拉(Boukhara)，乌兹别克斯坦城市。——译者注

    [4]撒马尔罕(Samarkand)，乌兹别克斯坦城市。——译者注[5]阿比西尼亚(Abyssinie)，一般指埃塞俄比亚。——译者注

    [6]索特科拉岛(Socotra)，属也门索特科拉省，位于阿拉伯海西南部。——译者

    注

    [7]摩加迪沙(Mogadiscio)，索马里共和国首都。——译者注

    [8]布拉瓦(Brava)，索马里南部城镇。——译者注2.在抹香鲸的肚子里

    10世纪初的东非

    琥珀是一种海洋生物的分泌物，其中最优质的品种产于辛吉[1]

    海域。琥珀呈

    浅蓝色，每一块都如鸵鸟蛋一般大，鲸鱼吞食后就会死去。因此，渔民们通过捕

    获鲸鱼得到这一珍贵物品。至少，麦斯欧迪[2]

    就是这样介绍这种物品起源的。因

    此，阿拉伯语把琥珀称为“anbar”，法语单词“amber”。准确来说，我们应该把这

    种琥珀叫作灰琥珀，从而把它与黄琥珀区分开来。后者是一种树脂化石，用于制

    作镶嵌的珍珠和宝石。

    在中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与药理学家的作品中，与龙涎香(灰琥珀)相关

    的类似描述屡见不鲜。12世纪的伊德里西[3]

    讲述，暴风雨的第二天经常有龙涎香

    被冲到岸边，因此哈里发[4]

    哈龙·拉希德[5]

    就急急忙忙把下属派遣到也门的沙滩

    上，让他们打探龙涎香的来历。传说龙涎香是从海底深处喷出来的，继而被鲸鱼

    吞下。事实上，这种说法很奇怪，但却符合实际情况：渔民们会遇到漂浮在海上

    的龙涎香，运气好的时候在沙滩上也能捡到一些，有时甚至在某些鲸类的肠子中

    也能发现。龙涎香看上去像海洋动物身上的瘤块，但实际上，龙涎香仅仅产自一

    种鲸鱼的肠道，即抹香鲸，而且只是抹香鲸中的很少一部分个体。龙涎香是抹香

    鲸体内难消化的部分固结而成的，比如，哺乳动物所捕食的头足纲动物(墨鱼、枪乌贼等)的角状嘴与颌骨尤其难以消化。人们可以从抹香鲸尸体中收集、提取

    龙涎香。每一块的重量从几十克到几十千克不等，有的甚至能达到好几百千克。

    质地坚硬、易碎，呈暗黄色，闪烁着灰色的光芒。刚提取出来的龙涎香散发着强

    烈的粪便味，但在海水和空气的氧化作用下，会产生一股明显的烟草、木头和碘

    的味道。龙涎香跟洋乳香一样，是一种可供焚烧的香料，也可以作为油膏原料来

    使用。在中世纪的阿拉伯作家以及后来的欧洲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还能发现龙涎

    香的药用价值和食用功能。龙涎香的组成成分中有多种醇，会产生毒性，因此人

    们认为，是龙涎香导致了鲸鱼的死亡。搭配上麝香、麝毛香的龙涎香或其他与龙

    涎香成分相同的香料，至今仍是用于定香剂的主要动物提取物之一。中世纪时期，阿拉伯的药品杂货商认为，龙涎香具有保健养生等多种功效。

    在所有提及辛吉海沿岸国家(即东非海岸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是从索马

    里南部到坦桑尼亚北部之间)的阿拉伯作品中，麦斯欧迪的作品是为数不多的根

    据直接观察写下的作品之一。他生活在10世纪上半叶。毫无疑问，麦斯欧迪十分

    富有，因此他能终其一生周游四方。他为后世留下了《黄金草原》(Murūdj

    aldhahab)这部集地理、自然和种族知识于一体的百科全书，描绘了一幅仿佛是4

    世纪上半叶的伊斯兰世界的美景。另外，在返回印度的途中，麦斯欧迪借顺风游

    历了辛吉国和坎巴卢(Qambal?)岛，然后才返回他的祖国——伊拉克。

    这是916年辛吉国的样貌：一片坚实的带状大陆，长约700帕勒桑[6]

    (约4000

    千米)。那里的居民给牛上鞍辔，把牛当作坐骑，种植小米与香蕉树，食用小

    米、蜂蜜、肉食与椰子，在汲水点下毒以驱赶大象。他们公认的国王叫

    作“Mfalme”，他们称最高的神为“Maliknajlu”，意为“天主”。我们能轻松识别出这

    是一种属于班图语系的语言，因为已经出现了一个阿拉伯词语——“malik”(国

    王)；这种语言是如今这片非洲地区使用的斯瓦希里语的母语。当时的社会还不

    信奉伊斯兰教。辛吉国的南边延伸出另一个国家，我们不太清楚其确切的边界，这个国家叫作索法拉，[7]

    而这个地方的居民被称为瓦克瓦克族(wakwak)。黄金

    与“其他稀世珍宝”正是来自这里。但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可能是辛吉人

    自己在这一带进行交易，而信息多半源于这些辛吉人。

    沿辛吉海岸航行一两天就能到达坎巴卢岛。也许，这座岛就是如今位于坦桑

    尼亚海岸最北端的奔巴岛(Pemba)。麦斯欧迪告诉我们，那里的居民中既有拜

    物教徒，又有伊斯兰教徒，后者吹嘘他们拥有自己的王室。毫无疑问，这便是斯

    瓦希里文明的雏形，始于11世纪初，随后逐渐发展并扩散。这是一种非洲文明，穆斯林文明，是一种向海文明，也是一种商业文明(参见第21章)。在这里，一

    位旅行家或一位穆斯林商人能得到礼遇，并遇到对他的生意感兴趣同时愿意成为

    该地区中间商的合作伙伴。但是，麦斯欧迪真的去过辛吉一带吗？我们无从确

    认，我们也许会觉得他贸然前往不够谨慎，因为据说当地有食人族，而且坎巴卢

    岛的岛民真的愿意让其他人从商业交易中分得“一杯羹”吗？他们自己也许会做生

    意，买卖一些货物，比如，最完整的非洲豹皮——在阿拉伯国家被用作马鞍；比

    动物角更为稀罕的龟壳，可用于制作梳子与其他装饰品；比印度象牙更大的象

    牙；当然，还有最上等的龙涎香。麦斯欧迪所描述的沿海区域是相互连接的几个部分。坎巴卢是第一个连接

    处，接着是辛吉国与索法拉国的交界处。这些连接处是两个文化符号不同的世界

    的交界处，但与此同时，这些交易点的商品价值得到了对方认可。来自未知的南

    方的黄金、龙涎香、象牙与可能产自敌国海岸的毛皮，这些商品从某个体系的房

    间流向了另一个房间，而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则只有看门人才懂。当然，我们知道

    这片组织严密的区域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区域划分会发生变动——比如几个

    世纪以后，坎巴卢人将遍布辛吉沿岸，他们甚至在索法拉国开设了海外商行(参

    见第19章)。

    前往坎巴卢的船主与领航员一般是阿曼(Oman)的阿拉伯人，或者是锡拉弗

    (Siraf)的波斯人。麦斯欧迪曾与其中几位一同航行，他提到了几个熟悉的名

    字，这些人不幸在海上遇难。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发展初期，正是这些人在阿拉伯

    海上开展贸易活动，也就是说，贸易范围在非洲海岸与印度海岸间的印度洋北

    部，而且贸易范围延伸至中国。这也正是象牙的流通路径：象牙在阿曼过境，然

    后到达东方国家。麦斯欧迪说，在印度，人们用象牙制作象棋棋子、匕首的刀柄

    与刀剑的护手；而在中国，象牙则被用于官员与军人乘坐的轿子内部，或者把象

    牙放在祭坛上作为香料焚烧。而且，引领这项贸易走向“东方”的或许就是中国，因为亚洲象牙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体积上，都无法满足中国的需求。龙涎香也是

    如此。古时候，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并不了解龙涎香，也就是中国人口中的“龙的唾

    液”，所以无论是龙涎香的起源故事还是“龙涎”的传说，一切都说明龙涎香在阿拉

    伯作家心中激起了一种全新的探索欲。商人们敏锐地嗅到了这股中国味道，于是

    将龙涎香带出了遥远的非洲海滩。

    参考文献：

    有关东非海岸，最便于参考的文集是Greville S.P.Freeman-Grenville，The East

    African Coast.Select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r Nineteenth

    Centu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62)。

    有关麦斯欧迪的文章，通常参考的校勘本与译本法语版本是Ma?oudi,Les

    prairies d'or,édition et traduction par Charles Barbier de Meynard et Abel Pavet de

    Courteille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861—1877,Vol.9)。

    夏尔·佩拉(Charles Pellat)在亚洲公司(la Société asiatique)的赞助下，出

    版了麦斯欧迪文章的修订本(标题同上，Paris,1962—1997,Vol.5)。Charles Pellat,l'Encyclopédie de l'Islam(2e

    éd.)中对麦斯欧迪进行了概述，其

    中包括了所有重要的传记和参考书目的细节。

    Thomas M.Ricks,Persian Gulf seafaring and East Africa:ninthtwelfth

    centuries,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3(2),1970,pp.339-357，对有关东非海岸边波

    斯的阿拉伯海之行做了概述，但我们也参考了George F.Hourani,Arab

    Seafarin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61-68。

    Karl H.Dannenfeldt,Ambergris:The search for its origin,Isis,73(3),1982,pp.382-

    397.针对围绕龙涎香出现的阿拉伯和欧洲的谜团，收集了一份很好的资料。

    [1]辛吉海(La mer de Zanj)是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对印度洋西部的正式称呼，也就是非洲东部海域。“辛吉”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黑人之地”或“黑人”。中世

    纪穆斯林地理学家称非洲东南部(最早是斯瓦希里海岸)的某一部分与班图居民

    为“辛吉”。“辛吉”一词也是地名“桑给巴尔岛”(Zanzibar)与“辛吉海”的由来。

    ——译者注

    [2]麦斯欧迪(Al-Mas?d?,9世纪末—957年)，阿拉伯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旅行

    家。——译者注

    [3]伊德里西(Al-Idr?s?,1100—1166)，阿拉伯著名地理学家。——译者注

    [4]哈里发(calife)，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伊斯兰国家的统治者。——译者注

    [5]哈龙·拉希德(Har?n al-Rash?d),786—809年在位。——译者注

    [6]帕勒桑(parasange)，古代波斯长度单位，3—4英里。——译者注

    [7]索法拉(Sofala)，历史上著名海港，位于莫桑比克(葡属东非)。——译者

    注3.一条国界的方方面面

    7世纪初伊布里姆堡地区的下努比亚

    希罗多德[1]

    说，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这条河流在沙漠间铺开一条狭长的绿

    地毯，孕育并滋养了一代代文明。尼罗河从河口至阿斯旺[2]

    都可以通航。这片狭

    长的陆地因尼罗河实现了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这条大河还确立了各国之间的边

    界。当然埃及人曾入侵至瀑布南境，埃及军队也曾驻扎在那里，但那里并不完全

    属于埃及，而是努比亚的边界。这几段瀑布并非巧夺天工，而是几段使水位下降

    几米或最多几十米的急流而已，并不怎么蜿蜒曲折，分布在绵延几十千米的河流

    上。突然，眼前的景象变得粗犷起来，四周怪石林立，不再是冲积平原的模样。

    尼罗河在此时形成了无数支流，在岩石群中穿行而过。瀑布结束了尼罗河的狭长

    地段。

    我们习惯从尼罗河下游起给瀑布编号。第一个瀑布在阿斯旺南边，第二个瀑

    布在瓦迪哈勒法[3]

    的上游，也就是现在的苏丹。这两大瀑布如今已被淹没至三十

    米深的人工水库下面。埃及人把依阿斯旺大坝而建成的巨大人工蓄水池称为纳赛

    尔水库，苏丹则叫它“努比亚水库”。从喀土穆[4]

    起，尼罗河绕了一个S形状，另外

    四个瀑布就分布于此。从古代起，这片瀑布地区被称作“努比亚”。这个位于埃及

    南边的邻居受到埃及的影响，6世纪时开始基督化。但努比亚一直到14世纪还存

    在一些独立的基督教王国。据说，16世纪甚至16世纪之后，苏丹北部还有几个基

    督教团体，而当时苏丹北部大部分地区皈依了伊斯兰教(现在南苏丹的基督教徒

    来自19世纪的一场福音布道运动)。如今下努比亚[5]

    已经整个被水淹没。当时，那里是努比亚王国诺巴迪亚(Nobadia)的领土，后来诺巴迪亚不再是个独立的王

    国，成了另一个基督教王国马库利亚(Makuria)的北方省。马库利亚的首都栋古

    拉(Dongola)位于第三个瀑布和第四个瀑布之间。当时，埃及为拜占庭帝国所统

    治，基督化的努比亚因而受到了埃及的庇护。但好景不长，642年，阿拉伯军队

    占领了埃及，并在埃及设立总督。努比亚人始终遵从亚历山大城[6]

    科普特教会的

    埃及大主教，但是，从那以后，他们遭遇了伊斯兰教势力的影响。1972年，考古队对埃及位于努比亚地区的伊布里姆堡(Qasr Ibr?m)进行了发

    掘，当时水位开始上涨，考古队员在几乎绝望之际挖掘出几卷关于努比亚历史的

    纸莎草纸。其中一份文件是用阿拉伯语写的，也就是当时埃及的官方语言。其余

    几份是科普特语，即埃及的民间语言，或者有可能是努比亚王国的官方语言。阿

    拉伯语文件写于伊斯兰教历141年7月，即公元758年，差不多是阿拉伯人占领埃

    及的一个多世纪之后。这是一封埃及总督写给努比亚国王的信件，可能又被转交

    给了伊布里姆堡的下努比亚基督教总督，而总督应将信件的内容传达给位于栋古

    拉的君主。其余三份文件尚未公布于世，但我们知道，这些文件是一位在埃及定

    居的努比亚人写的，陈述的内容与之前的信件差不多。我们没有找到关于这些文

    件的其他证据，因此无法了解努比亚国王回复的内容。

    这封信是埃及的阿拉伯总督寄给努比亚君主的，总督在信中把努比亚君主称

    为“领主”( )而不是“国王”。这封信的口吻十分强硬，几乎违背了外交策

    略。信中，阿拉伯总督提醒努比亚君主遵守双方签订的《巴克特( )条

    约》。总督写道，努比亚商人进出埃及十分自由：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保护，来

    去自由，财产也受到保护。但是，努比亚人并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没有按照义

    务送交奴隶(除一小部分老弱病残以外)；未引渡在努比亚寻求避难的奴隶；埃

    及商人受到了骚扰，商品被没收了。密使被急遣至努比亚解决纠纷，按照惯例，他们本应享有外交豁免权，但是却遭到了囚禁。信件最后要求努比亚立即履行并

    偿清近几年未尽的义务，交还从商人那里掠夺的货物并重建双方友好合法的关

    系。信件一开始，总督提醒道，按照协议，努比亚国王的生命和财产都得到了赦

    免；“如果您不服从”，他在最后隐约地威胁道，“我将按照天主的旨意，降下恶

    果”。

    这封信暗示努比亚的君主签署过一个条约。但我们没有这份文件。这份文件

    是用文字记载的吗？考虑到文件的强制性，确实是很有可能的，如果不靠文字档

    案，如何使双方签署的条约在事后生效，如何强制双方政府兑现条约的内容呢？

    伊布里姆堡出土的纸莎草纸间接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没有这份文献，但是，众多

    阿拉伯编年史作家直到15世纪仍在提及。我们遇到了棘手的问题：在探究埃及与

    努比亚的历史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不再参考这份已经丢失的文件。这份文件是何

    时丢失的呢？这份古老的外交文件是何时从档案中消失的呢？文件消失后，埃及

    作家仍反复提及，但由于没有文字记录证实其明确的内容，一切都是徒劳的。在埃及历史学家马克里兹(al-Maqr?z?)所处的时代，也就是15世纪上半叶，努比亚的基督教王国已成为回忆。但是，这位历史学家记述了652年阿拉伯将领

    阿布德·阿拉·伊本·萨阿德(Abd Allah ibn Saad)远征栋古拉之后缔结的条约中的

    条款。首先是停战协定：双方承诺既不攻打也不劫掠对方，在一方同第三方发生

    冲突时，另一方不得援助任何一方。马克里兹又说，这份文件预示着本国人可以

    自由通行至另一片领土，因为埃及的伊斯兰教徒拥有在努比亚定居的自由权。条

    约还规定，必须驱逐奴隶和穆斯林的敌对分子，从前这些人能在基督教领土上找

    到避难之所。此外，栋古拉的清真寺必须得到保护和修缮。最后，条约要求努比

    亚每年提供360名身体健全的男女奴隶。

    同马克里兹一样，我们通常认为，这份条约很明显是在将附庸身份和沉重的

    压迫强加于战败的民族。但现代历史学家认为，埃及方面也要履行保护的义务，尊重努比亚人的权利——比如，商人和朝圣者的权利——他们可以从埃及过境。

    我们尝试从双边贸易条约的角度来解读这份文件。我们能时不时地看出，这份文

    件仅仅是希望使双方非正式的外交和经济往来制度化。事实上，这些对马克里兹

    提及的文件或其他文献资料的解读是成立的。一位9世纪中期的作者说道：“双方

    同意不再相互进攻，并决定由努比亚人提供奴隶，埃及穆斯林提供小麦和小扁

    豆。”另一位作者则列了一张清单，列举了埃及人提供的物品：小麦、大麦、油、布料。这部分是条款规定的关于贸易往来的部分。12世纪，还有一位作家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努比亚人除提供奴隶之外，还需要提供驯养的猴子、长颈鹿、猫

    皮和象牙。这些东西成了国家使团的随从——长颈鹿一直是外交行列的一分子，与伊斯兰世界君主身旁的非洲大使同行。

    我们说过，这些解读可能都成立。但是，有时这种解读成立，有时另一种解

    读成立。我们不得不承认，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只能在臣服的条约、商

    业契约和商品人口自由流通的协约之间，来寻找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平衡点。毕

    竟，这份重要的《巴克特条约》的相关说法很难在内容上互相吻合，看起来更像

    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版本。由此，我们推断所有提及这一文件的作者并没有亲眼看

    到过原始文件——或者看到的不是同一份文件。与其说这份名为“巴克特”的文件

    是一个条约，倒不如说是一系列修正案，是双方国力对比的变化在法律上的反映

    ——对比之下，通常是埃及更强大一些，不过有时又是努比亚占了上风。马克里

    兹的版本，其实就是埃及一方胜利的欢呼，虽然这一版本的时代距离胜利的欢呼已经久远，但我们仍能感同身受。

    尽管经历了修改，《巴克特条约》仍保留了两个主要特征：一方面，在长达

    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使努比亚免受圣战的影响，那时，伊斯兰教传播至欧洲和中

    国；另一方面，条约设立了一系列对埃及有利的不平等条约。尽管伊布里姆堡出

    土的纸莎草纸所提供的间接证据，体现的是伊斯兰一方的观点，甚至可能是与事

    实略有出入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否认，对于努比亚人来说，《巴克特条约》给他

    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否则，我们无法解释9世纪中期一名努比亚王子前往巴格

    达会见哈里发，商议(或者说请求)取消追讨未按时送交的奴隶，并且请求重新

    商订巴克特条约，修改为每三年交付一次奴隶。如果《巴克特条约》对努比亚人

    有利，那么这次协商则毫无意义。

    这些似乎互相矛盾的条款，让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条约显得不同寻常，至少

    从伊斯兰教法来看。这份条约被称为“baqt”(巴克特)很奇怪，这个词来源于拉

    丁语“pactum”，最早是从古希腊语“pakton”演变而来。这项条约十分离奇，首先并

    没有要求所谓的败者努比亚立刻付清债务；而且似乎仅仅要求努比亚进贡，从而

    让努比亚享受互惠条件；此外，虽然要求努比亚运送奴隶，但又避免强行掠夺奴

    隶……伊斯兰教徒会放弃胜仗之后的短暂好处吗？还是说，更喜欢没有明确规定

    法律时效的、从理论上来说永久有效的条约呢？天有不测风云，一般自称为永久

    的胜者都不够谨慎。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签署条约时，埃及尚处于不确定的

    胜利之中，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清楚当时的确切情况。另外，我们是否能

    相信《巴克特条约》就是在652年签订的呢？因为一些资料推测当时努比亚胜利

    了，而不是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栋古拉都不可能有清真寺。这无

    疑是个重大的年份错误。有没有可能是马克里兹自己捏造的一个文件版本呢？或

    者是他在总督官署发现了一份多少还算可信的文件，但在文件上填上了比实际日

    期更早的时间呢？

    这封纸莎草纸上口气强硬的信件，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这封信也许仅仅只

    是法律条约的一个侧面，有无数种让后世注释者感兴趣的解读方式。由于缺少原

    件，历史只能成为过去注解的再注解。归根结底，所有这些有趣的资料都在关注

    边界问题。这条边界很明显，大自然在想要入侵的军队面前竖起了一道天然屏

    障。但与此同时，这条边界又是与人有关的，具有政治意义，相关的权利条款规

    定了哪些人能通过这条边界，哪些人不能，或者可以从这个方向通过，不能从那个方向通过——埃及人拥有定居努比亚的自由权，但反过来，努比亚人却没有定

    居埃及的自由；同样，在栋古拉人们必须保护清真寺，但在埃及，信奉基督教的

    地区则不需要履行这项义务。《巴克特条约》的古怪之处就在于此：伊斯兰教徒

    希望筑起一条具有双重标准的边界，这条边界对努比亚人紧闭，但为埃及人留有

    可乘之机。

    参考文献：

    J.Martin Plumley,An eight-century arabic letter to the king of Nubia,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61,1975,pp.241-245.提供了记录在伊布里姆堡出土的阿拉伯

    纸莎草纸上的文章的第一个版本。校勘本(原版的复制本，编注本和译本)参考

    了Martin Hinds,A letter from the governor of Egypt to the king of Nubia and Muqqura

    concerning egyptian-nubian relations in 141758,Studia Arabica et Islamica.Festchrift

    for ‘Abbās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Beyrouth,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1981),pp.9-29。重印版收录在Martin Hinds,Studies in Early Islamic

    History,édité par Jere Bacharach (Princeton,Darwin Press,1996)。

    William Y.Adams,Qasr Ibrim.The Earlier Medieval Period(Londres,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2010),p.245.对作者和科普特语文献的去向进行了解释。

    有关其他引用或提及的文献，参考了Joseph Cuoq,Islamisation de la Nubie

    chrétienne(Paris,Geuthner,1986)。

    同时，还可以参考Jean-Claude Garcin, .Un centre musulman de la Haute-

    égypte médiévale(Le Caire,IFAO,2005),2e

    éd.,pp.39-43中的细节。

    Jay Spaulding,Medieval christian nubia and the islamic world: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Baqt treaty,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28(3),1995,pp.577-594.提供了一种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方法，不过这种方

    法似乎对伊布里姆堡的文献不很重视。

    Derek A.Welsby,The Medieval Kingdoms of Nubia(Londres,British Museum

    Press,2002)，是关于中世纪努比亚的最全面的概述性作品。

    Robin Seignobos,La frontière entre bilād al-islām et le bilād al-Nūba:enjeux et

    ambigu?tés d'une frontière immobile(VIIe-XIIe siècle),Afriques.Débats,méthodes et

    terrains d'histoire,2,2010[http:afriques.revues.org800]，对伊斯兰教埃及与基督教努

    比亚之间国界的矛盾特征提出了十分有用的分析要点。[1]希罗多德(Hérodote)，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

    ——译者注

    [2]阿斯旺(Assouan)，埃及东南部城市，位于纳赛尔水库以北的尼罗河畔。

    ——译者注

    [3]瓦迪哈勒法(Ouadi Halfa)，苏丹北部边境城市。——译者注

    [4]喀土穆(Khartoum)，苏丹共和国的首都。来自乌干达的白尼罗河与来自埃塞

    俄比亚的青尼罗河在此交汇，向北奔向埃及流入地中海。——译者注

    [5]下努比亚(la Basse-Nubie)，一般从阿斯旺到瓦迪哈勒法被称为“下努比亚”。

    ——译者注

    [6]亚历山大(Alexandrie)，埃及北部港口城市；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是古希

    腊文明的中心。——译者注4.努比亚乔治二世宫廷上的外交失利

    10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的法拉斯(今埃及)和栋古拉(今苏丹)

    这面壁画破损严重，时间将其表面抹去了一大半。我们难以辨别出画面中的

    人脸，他正对着我们站立，看起来比真人要高大一些。他穿着白色宽松束腰外

    衣，棕色的右手停在胸前，外衣的袖子镶着花边。右手装饰着黄色细线网，也许

    是用金线制成的，上面点缀着绿色和红色的圆点，这些圆点也许代表着宝石。外

    衣用一条镶金的红黄相间的腰带紧束。他身披白色长斗篷，手拿金十字架，披风

    下摆挂着三个相连的黄色圆球(也是金的)，也有绿色和红色的宝石镶嵌其中。

    这是皇室显贵身上才有的标志。我们发现，他头上只有一只耳朵和一根羽支。皇

    冠上饰有宝石和十字架，由绿色的头饰和主教冠状的小圈制成，皇冠顶端有一枚

    六角星。他的背后站着圣母玛利亚。她同样正对着我们，仿佛守护神一般高高在

    上，怀里抱着裹着红披风的耶稣，红披风上饰有棕色波纹。壁画的两边，人们用

    希腊文记录了这个传说。希腊文是努比亚教堂举行礼拜仪式时使用的语言。传说

    中写道，受到圣母玛利亚和她的孩子救世主耶稣庇佑的，是乔治皇帝

    (Georgios)——扎迦利(Zacharie)之子。我们认为画上的人是乔治二世，而且

    从周围环境可以推测，壁画是在975年左右完成的。

    从1954年埃及阿斯旺高坝奠基，到1972年建造的人工湖达到最高水位，许多

    考古团队紧急前往即将完全淹没于水下的努比亚地区进行考察。1960—1970年，在联合国的帮助下，以此为目的的“努比亚行动”展开了一些蔚为奇观、史无前例

    的文物拯救行动，尤其是将阿布·辛拜勒(Abou Simbel)和菲莱岛[1]

    上各王朝的

    神殿分块迁移，并在新的河岸上进行重建的保护行动。这些行动在全球范围内传

    播了“遗产”的理念，并且保护了一些法老时代的珠宝，这些珠宝大有发展旅游业

    的可能；同时，这些行动还为国际考古队提供了勘探和挖掘的方法，并丰富了几

    千年来努比亚文明的考古文献。波兰考古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挖掘位于努比亚

    苏丹地区的法拉斯遗址的。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法拉斯很有可能就是古代的帕科拉斯(Pakhoras)。帕

    科拉斯是基督教王国诺巴迪亚的首都，7世纪曾一度独立，不过时间很短，后来又成为马库利亚王国(参见第3章)的马里斯省(Mar?s)教区的首府。在波兰考

    古队之前，人们发现一座巨大的“k?m”，这个词在埃及阿拉伯语中指人为形成的

    土丘。土丘高十五米，顶上立着土耳其城堡和科普特修道院的断壁残垣。在土丘

    的下层，在后期建筑的沙子瓦砾之下，发现了一度被摧毁的雄伟建筑。这是一片

    宗教建筑群，年代处于8—14世纪。建筑群中央建有三间厅堂的大教堂，厅堂用

    大块砂岩和长二十几米的烧制砖建成。8世纪初，大教堂建立在过去长方形廊柱

    大厅的地基之上，地基用生砖筑成。在教堂祭台的半圆形后堂，也就是建筑群东

    南部，竖立着一座小纪念堂，里面安放着11—12世纪努比亚主教们的遗体。在大

    教堂大门左手边，也就是遗址北部，分布着主教和省督(总督)的宫殿、从前的

    修道院以及几处住所。大教堂大门右手边，也就是建筑群南部，保留着另一座教

    堂和早先几位主教的坟墓。

    帕科拉斯大教堂的发现在发掘者中间引起了一阵骚动，当时许多媒体也纷纷

    响应。大教堂保留了原来的地基和一部分穹顶。自14世纪被弃用之后，大教堂之

    所以能保留一部分，全靠上层堆积的沙子和碎片将之掩埋。很快，这座堆积而成

    的土丘因顶上新建的建筑而固定不动了。也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大教堂保

    留了壁画，毕竟对于历史来说壁画更为珍贵。考古人员当场研究并复制了壁画，然后将之从墙上剥离。他们在壁画上发现最多的是古代的人物。除耶稣生前的画

    面(《旧约》并没有给努比亚的艺术家多少启发，除“火炉里的三个希伯来人”这

    一明显的特例)，这些壁画表现了对圣母玛利亚、大天使、圣人和使徒这些保护

    者的偏爱。但是，其他图像则明显像是官方为了纪念帕科拉斯的主教，甚至是皇

    帝、皇后以及达官贵人而创作的。这也就是说，教堂右殿的一间侧面房间是为其

    中某些人物准备的。壁画所描绘的人物中有一位名叫克鲁多斯(Kollouthos)的主

    教、受圣皮埃尔庇佑的帕科拉斯主教皮埃尔(Petros)，甚至还有乔治二世与圣

    母玛利亚。图为努比亚乔治二世壁画的说明图。从图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国王与圣母服饰的华贵，国王左手边的幼年耶稣和国王的王冠。

    资料来源：由玛加达勒纳·沃兹尼亚克(Magdalena Wozniak)精心转绘，工作还在进行中，参考

    Iconographie des souverains et des dignitaires de la Nubie chrétienne:les vêtements d'apparat,thèse de

    doctorat,université Paris 4-sorbonne,2013。经作者许可。

    1964年，大教堂淹没于人工湖水下。就在差不多刚好一千年以前，埃及的新

    主人法蒂玛人(fatimide)急遣一位大使前往努比亚。“阿斯旺人”伊本·苏拉伊姆·

    阿里-乌斯瓦尼(Ibn Sulaym al-Uswan?)很有可能就是在972—973年执行这一任务

    的使臣。他根据这段经历，总结了一部名为《努比亚人的历史》的作品。这部作

    品现已失传，但是，其中大部分片段被后来的阿拉伯作家保存了下来。旅行家留

    下的片段成了对基督化努比亚的仅有的亲眼见证。这部作品包含间谍加使臣的作

    者自认为能够记录下的所有信息，包括地理环境、国家领土划分、行政组织、努

    比亚王国马库利亚的资源等。

    阿里-乌斯瓦尼被派往吉尔吉斯(Jirjis)皇帝身边，Jirjis是乔治(Georgios)

    或乔治二世的阿拉伯拼法。阿里-乌斯瓦尼传达了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就是恢

    复《巴克特条约》中商业条款的效力。两个世纪以来，两国严格遵守《巴克特条

    约》，但是，据此我们推断努比亚人已有一段时间没有具体实施条约内容了；努

    比亚人同意了，并且表示国王认为即便这个不平等条约再次生效，他也足够强

    大，能够承担其后果——不过，也许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拒绝这个请求。第二个请

    求，就是努比亚国王皈依伊斯兰教。国王召集顾问大臣商议后，拒绝了使臣的请

    求，并且反过来请他皈依基督教。大使应满足于这个回复——埃及国王提出这样

    的请求，说明他自认为足够强大——不过，也许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强制执行这一

    请求。

    科普特教编年史作者虔诚地记录下了亚历山大城的科普特“教皇”的生平。历

    经几个世纪，他们创作了一部巨著《大主教史》(l'Histoire des Patriarches)。有

    时，在这部有关埃及教会(穆斯林作者称为雅各布派教会)的连续不断的传记

    中，他们融入了有关其他东方教会的叙述，后者也服从亚历山大城的管辖。因

    此，我们时而从中发现埃塞俄比亚或基督化努比亚的相关细节。这些细节很重

    要，但却不为人知。记录费洛特(Philothée)大主教(979—1003年科普特教会的

    领袖)生平的作者，就为我们叙述了一段别无旁证的历史；这段历史发生在阿里-

    乌斯瓦尼拜访栋古拉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埃塞俄比亚国王给努比亚国王吉尔吉斯(也就是乔治二世)寄了一封信，请求努比亚国王前往大主教身边进行调解，从

    而使埃塞俄比亚国王获得主教赦罪，并为他和他的王国所遭受的诅咒画上休止

    符。简言之，乔治皇帝被赋予了一项调停的任务，埃塞俄比亚皇帝请求乔治皇帝

    帮他得到费洛特大主教对埃塞俄比亚教会新任都主教(métropolite)的认可。我

    们从《大主教史》中得知，努比亚君主对这个请求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并在邻国

    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信后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调停是顺利的，因为大主教指定了

    某位名叫丹尼尔(Daniel)的圣马凯尔修道院的埃及修道士，将他派遣至埃塞俄

    比亚。这次事件十分紧急，由于教会夺权和王朝危机同时发生，情形混乱，埃塞

    俄比亚国王不得不把教会的命运交由一个仅仅符合埃及人这一项必备条件的人。

    但这个条件还远远不够，他永远不会得到大主教的认可。从此，所有继任的大主

    教都不再允许这种近乎分立教会的事情发生。于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埃塞俄

    比亚基督徒的都主教一直没有获得认可。没有都主教，神甫又是否被祝圣呢？我

    们不得而知。总而言之，当埃塞俄比亚国王写信给努比亚国王时，基督教面临一

    场灾难，当时的情形已经预示了基督教不久之后的消亡。同样严重的是，一位异

    教徒皇后掌了权，烧毁了村落和教堂，使全国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下。埃塞俄比

    亚国王称这些不幸都是源于过去的错误，他借努比亚国王之口，低声下气地请求

    大主教结束这一切。

    几年前，埃及新建的伊斯兰教政权请求努比亚国王乔治二世皈依伊斯兰教；

    几年后，乔治二世又收到了在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科普特教会大主教中间说情的请

    求，其古怪程度不亚于前者。我们可以推测这层三角关系不只是“多边”外交的单

    纯巧合。与邻国初次往来的时候，我们会以尝试一下不会带来什么损失为借口，然后请求邻国国王皈依本国的宗教吗？尤其是在我们没办法强制邻国这么做的时

    候？而且，为了说动严守教规的大主教，我们会请求一个几乎并无什么交集的邻

    国国王去大主教那里为自己说情吗？而且，如果大主教拒绝通融，自己难免就会

    名声扫地。因为大主教严守教规是有理有据的：天授的宗教权威不容分割，也不

    容分辩。从教规来看，亚历山大城的教会当然更愿意看到埃塞俄比亚重新陷入信

    奉异教的困境，而不是看到埃塞俄比亚挣脱教规的严格束缚。但我们可以相信，在那几年，努比亚受到埃及政权和亚历山大城宗教权威的同等尊敬。努比亚是否

    应该将这份恩赐归功于圣母玛利亚的庇佑呢？圣母玛利亚站在努比亚的肩上，上

    天的美意眷顾努比亚，而埃塞俄比亚却拒绝了这份美意。总而言之，阿里-乌斯瓦尼能够证实努比亚当时十分繁荣；尽管当时正处于和平时期，努比亚国王仍提醒

    他，努比亚的军队数目庞大。

    997年，乔治二世统治的尾声，另一位“麦勒卡”(melkite)基督教教会的主

    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东正教教会主教，被任命至帕科拉斯，并在大教堂内定

    居。两大教会发起影响力的斗争，最后麦勒卡教会获得了胜利，但是，我们并不

    知道这次胜利在努比亚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不过我们能猜测这次胜利的背景。

    麦勒卡派在埃及伊斯兰教徒的宫殿内策划了一场阴谋：哈里发阿里阿齐兹(al-

    Az?z)的正妻、储君阿里-哈基姆(al-Hakim)的母亲，是一位麦勒卡教徒，她安

    排自己的一个兄弟担任开罗的主教。麦勒卡派想要取代科普特派，而哈里发很有

    可能支持教会分裂，所以麦勒卡派主教前往努比亚的事就能在外交上获得埃及的

    支持。虽然不能使努比亚国王皈依伊斯兰教，但能让努比亚王国遭受基督教教派

    纷争。阿里-阿齐兹记住了之前的教训；因为阿里-乌斯瓦尼的外交任务报告就是

    为他而写的。至于科普特大主教，在这个背景下，他还会拒绝支援努比亚吗？因

    为相比失去一个由异教徒和穆斯林组成的教会，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那就是眼

    睁睁看着努比亚落到了其他基督徒手中。

    参考文献：

    乔治二世的壁画如其他法拉斯图像一样，在遗址被淹没之前，从大教堂的墙

    上被剥离了下来。这幅壁画如今存于瓦索维(Varsovie)的波兰国家博物馆；其

    余图像存于喀土穆博物馆。壁画被多次出版，尤其是在Kazimierz

    Micha?owski,Faras.Wall Painting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in

    Warsaw(Varsovie,Wydawnictwo Artystyczno-Graficzne,1974),n° 34(pp.173-

    176) 这部名录中。我们正是从这部作品中得出了关于遗址的发现以及工作情

    况、壁画提取情况的要素。斯特芬·雅各比尔斯基(Stefan Jacobielski)在这部作

    品的第291页和第292页编录了希腊语的说明文字，编号为18。

    有关法拉斯发掘情况，参考了以下几部作品：K.Micha?owski,Faras.Fouilles

    polonaises 1961 [= Faras Ⅰ](Varsovie,éditions scientifiques de Pologne,1962);

    K.Micha?owski,Faras.Fouilles polonaises 1961—1962 [= Faras Ⅱ](Varsovie,1965);

    Stefan Jakobielski,Faras Ⅲ.A History of the Bishopric of Pachoras on the Basis of

    Coptic Inscriptions(Varsovie,1972);Jadwiga Kubińska,Faras Ⅳ.Inscriptions

    grecques chrétiennes(Varsovie,1974);Janusz Karkowski,The Pha raonic Inscriptionsfrom Faras[=Faras Ⅴ] (Varsovie,1981);W?odzimierz Godlewski,Faras Ⅵ.Les

    Baptistères nubiens (Varsovie,1979); Ma?gorzata MartensCzarnecka,Les éléments

    décoratifs sur les peintures de la cathédrale de Faras[Faras Ⅶ]

    (Varsovie,1982);Tadeusz Dzier?ykrayRogalski,Faras Ⅷ.The Bishops of Faras.An

    AnthropologicalMedical Study(Varsovie,1985)。

    有关研究综述，参考了K.Micha?owski,Faras.Die Kathedrale aus dem

    Wüstensand(Cologne,Benziger Verlag,1967)。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努比亚行动，参考了Fekri A.Hassan,The Aswan

    high dam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Nubia campaign,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24,2007,pp.73-94。

    我们之所以认为帕科拉斯和法拉斯是同一个地方，还参考了Francis

    L.Griffith,Pakhoras-BakharasFaras in geography and history,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11(3-4),1925,pp.259-268。

    有关阿里-乌斯瓦尼的叙述，节译自Gérard Troupeau,La “Description de la

    Nubie”d'al-Uswānī(IVeXe siècle),Arabica,t.1,fasc.3,1954,pp.276-288。

    有关栋古拉考古团的部分细节，参考Joseph Cuoq,Islamisation de la Nubie

    chrétienne(Paris,Paul Geuthner,1986),pp.56-57。

    如果要研究阿里-乌斯瓦尼旅行的意图以及他讲述的历史，参考Hamad

    Mohammad Kheir,A contribution to a textual problem:Ibn Sulaym alAswānī's Kitāb

    a?bār al-Nūba wa l-Maqurra wa l-Be?a wa l-Nīl,Annales Islamologiques,21,1985,pp.9-

    72。

    埃塞俄比亚国王写给乔治二世的信件以及其他历史背景要素参考Stuart

    Munro-Hay,Ethiopia and Alexandria.The Metropolitan Episcopacy of

    Ethiopia(Varsovie et Wiesbaden,1997),pp.130-138。

    关于法拉斯大教堂的壁画方案，参考W.Godlews ki,Bishops and kings.The

    official program of the Pachoras(Faras)cathedrals,Between the

    Cataracts.Proceedings of the 11th Conference for Nubian Studies,Warsaw University,27

    August-2 September 2006,première partie (Varsovie,2008),pp.263-282。需要注意

    的是，作者以乔治三世(Georges Ⅲ)指代乔治二世(Georges Ⅱ)；这是根据他

    本人对努比亚国王年代表所做的修订，不过这项修订并未在专家中得到一致同意。

    Martin Krause,Bischof Johannes Ⅲ von Faras und seine beiden nachfolder,dans

    études nubiennes(Le Caire,1978),pp.153-164，对法拉斯的麦勒卡派事件提出异

    议。

    [1]菲莱岛(Philae)，位于埃及北部，在尼罗河上游，是古代宗教圣地；1970年

    阿斯旺水坝建成后，菲莱岛上的许多庙宇在被高坝水库的水淹没之前迁移到附近

    的阿加勒凯岛。——译者注5.“从你们所在的地方再往前，还有人吗？”

    7世纪至9世纪的撒哈拉中部

    众所周知，后期编纂的阿拉伯军队攻占北非的相关资料并不在少数。乌克巴·

    伊本·纳菲[1]

    是阿拉伯攻打马格里布[2]

    时的指挥官之一，他在670年建立了凯鲁

    万[3]

    城。根据埃及的传说，乌克巴曾向撒哈拉方向发动数次进攻。他在642年首次

    突破了费赞[4]

    这片利比亚沙漠。当时他还是将军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l-

    ·s)的副手，后者赢得了拜占庭统治下的埃及。二十年之后(666—667年)，乌

    克巴又来到费赞，占领了一座依绿洲而建的城市，其中就有热尔马(Germa)，即格尔马特人(Garamantes)的一座古城。编年史家称，乌克巴在到达最后一座

    城市时，可能询问过当地居民：“从你们所在的地方再往前走，还有人吗？”人们

    告诉他，向南行进十五天，就会碰到很多卡瓦尔[5]

    人。卡瓦尔位于今尼日尔北

    部。于是，乌克巴动身前往卡瓦尔，占领了所有设防的村落，最后占领了当地政

    权所在的都城。乌克巴又向当地人问了同样的问题：“从你们所在的地方再往前

    走，还有人吗？”人们表示自己并不清楚。编年史家写道，于是这位征服者就原路

    返回了。也许，他深信自己已经到达人类世界的尽头。670年，乌克巴征服了几

    个隶属于罗马阿非利加行省的城市：古达米斯[6]

    ]、加夫萨[7]

    与卡斯提利亚

    [4(]杰里德[8]

    的托泽尔[9]

    地区)。这几座城市大致位于现在的突尼斯，或者阿

    拉伯语中的伊弗里基叶(Ifr?qiya)。乌克巴还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把所

    有战败的柏柏尔人[10]

    充为奴隶。也有人认为，他曾到过摩洛哥苏斯河(le

    Souss)，不过可信度并没有那么高。苏斯河同样是乌克巴的继承人——他的孙子

    在734年突击的地点。他的孙子带回了大量黄金和两个女俘虏。

    这些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乌克巴的马蹄下喷涌出泉水，摩洛

    [4] 卡斯提利亚(Kast?liya)，突尼斯城镇。——译者注哥少女们只有一个

    乳房。但是，乌克巴沿着从大草原到撒哈拉东部绿洲的路线一路征战，总是充满

    疑惑地问同样的问题：“从你们所在的地方再往前走，还有人吗？”最终，他在卡瓦尔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因为这片绿洲的南边和西边都被环境严酷的泰内雷[11]

    沙

    漠阻断。上述情况表明，阿拉伯将领乌克巴的丰功伟绩仅仅是走过了鲜为人知的

    古道(在古代，这些地方很少有人经过)。这些路在大沙漠中走到了尽头，但其

    实这个尽头距离乍得湖、尼日尔河灌溉的大草原和稀树草原还很远。当时，人们

    以为在广袤干旱的撒哈拉沙漠另一边肯定什么也没有。

    这些阿拉伯征服者遇到的民族——除罗马和基督教精英，或者应该说是罗马

    化与基督化的精英之外——就是柏柏尔人。柏柏尔人定居于沿海平原城市，是一

    个由不同部落组成的大家庭，他们最早在原始时期就已出现，分布于昔兰尼加[12]

    和大西洋之间。通过古代文献，我们了解到柏柏尔人的组成相对比较明确：今摩

    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毛里塔尼亚人，[13]

    以及今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努米底亚人

    [14]

    是农耕者。他们中有的定居，有的每月进行一次游牧。昔兰尼加的利比亚人、费赞的格拉马特人以及杰图勒(Gétule)人则是真正的游牧民族。他们不是不知

    道纪元初期被引进的单峰驼，但通常还是选择骑马或是骑牛。他们聚居在地中海

    平原和撒哈拉沙漠间的广袤大草原上。这些人正是骑着马向黑人农耕者聚居的撒

    哈拉绿洲发起进攻的，比如卡瓦尔绿洲。

    阿拉伯人的袭击将所到之处的居民变成奴隶，柏柏尔人就是第一批受害者。

    他们坚持独立，所以最初坚决不接受伊斯兰教化，与几个世纪之前面对基督教化

    时，表现出一样的固执。后来，柏柏尔人屈服了，接受了征服者的宗教，融入信

    徒的团体，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故乡的诉求。比起被限定在义务和国界之中的国

    家概念，他们更喜欢氏族和部落这种偶然的联合。正是因为经常在伊斯兰教中了

    解了故乡的传说，柏柏尔人才逐渐倾向于接受一位违反规定的传教士，而不是容

    忍阿拉伯的政治统治。政治统治是伊斯兰教正统派——逊尼派的手段。从此，非

    洲的柏柏尔人开始践行伊斯兰教少数派教义，尤其是哈瓦利吉派[15]

    教义。他们巧

    妙地做到了既表示忠诚，又不屈服于征服所带来的政治统治和社会边缘化。在伊

    斯兰教传入北非的最初三个世纪里，一片分裂的柏柏尔公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

    来，不过这些公国逐渐向撒哈拉周围推移。因此，位于凯鲁万的伊巴迪派

    (Ibadisme)(哈瓦利吉派的支派)伊玛目，[16]

    在逊尼派进驻突尼斯之前，在761

    年被信徒们拥护着远离伊弗里基叶；这个神权政治主导的团体在今阿尔及利亚的

    塔赫尔特(Tahert)重新安定下来，并在此繁荣发展，直到10世纪初，他们才再次迁移至瓦尔格拉(Ouargla)塞德拉塔(Sedrata)。阿尔及利亚西北部的特莱姆

    森(Tlemcen)，或摩洛哥东南部的西吉尔马萨(Sijilmasa)，是另外几个在此期

    间繁荣发展的哈瓦利吉派公国。如今，伊巴迪派仍在阿尔及利亚姆扎卜(Mzab)

    绿洲的五座城镇内积极活动。而在其他地方，一些柏柏尔团体在10世纪伊巴迪派

    之火开始衰弱时受到什叶派的吸引。这个分立的教派同样使巴格瓦塔

    (Barghwata)王国得以在摩洛哥中心存活了三个世纪(9—12世纪)。

    阿拉伯的入侵使柏柏尔国家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一些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

    经不起生态平衡的破坏。于是，柏柏尔人遗弃了一些罗马统治的城市，在阿拉伯

    入侵后重新划分领地，古罗马隶农制下的农业活动所确立的边界因此瓦解了。城

    市一旦被遗弃，耕地便开始退化，并对长期被阻挡在外的游牧民敞开大门。游牧

    民曾经历过转变：昔兰尼加的游牧民本来与农耕者是共生关系的，由于居住在条

    件不利的沙漠，部分昔兰尼加人做出了一个既理想又经济的选择——成为专门牵

    骆驼的人。也许，在阿拉伯人入侵前，他们就成了沙漠中势力强大的游牧民，是

    椰枣树园和代养的单驼峰的主人。他们开始朝撒哈拉沙漠挺进，沙漠因游牧民安

    居的需要和征服的渴望而得到了统一，变得与过去不尽相同；游牧民攻下了撒哈

    拉的堡垒，并且定期横穿撒哈拉沙漠。他们从的黎波里塔尼亚[17]

    出发，向西或向

    南行进。从9世纪末起，卡瓦尔的大多数居民都是柏柏尔人，他们确保北方的奴

    隶买卖。这些奴隶是从苏丹买来的“黑人”，是大沙漠的南“岸”(阿拉伯语称作“”)——萨赫勒地区的居民。这条跨撒哈拉贸易和跨撒哈拉道路被开辟之

    后，雅库比(al-Yaq?b?)在9世纪末第一次真正为我们展现了“黑人国家”的面貌。

    这个刚刚揭下面纱的新世界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他们住在芦苇建造的茅屋里，那时还没有任何砖砌的房屋”，雅库比描述的这个地方叫作卡内姆(Kanem)，位

    于乍得湖周围。

    在撒哈拉西部，我们遇到了另一批沙漠居民：“他们没有固定居所，用面纱遮

    脸……他们的食物来自骆驼，既没有谷物也没有麦子”(雅库比)。这些非常专业

    的单驼峰饲养员同样也是奴隶贸易的主人，贸易的起点是摩洛哥东南部的西吉尔

    马萨(参见第16章)。因为他们在与北方买主建立的新型经济关系中变得必不可

    少，他们以这种方式从伊斯兰政权手中赢得自由，所以这些游牧民毫不犹豫地成

    为伊斯兰教徒，并在撒哈拉地区的商业伙伴中宣传这一新宗教，例如，加奥国

    (le royaume de Gao)就在10世纪末皈依了伊斯兰教。游牧民选择了严守戒规的逊尼派；定居者选择了哈瓦利吉派，经历了弃教和教会分离——北非伊斯兰教化

    初期，柏柏尔人的宗教之路反映了不同的策略，但归根结底，这都是同样的身份

    选择。对独立的诉求以及地中海地区和萨赫勒间的贸易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哈瓦利吉派公国塔赫尔特，不就是8世纪末北方第一个踏上历时两个月的跨沙漠

    之旅的国家吗？不就很快成了第一座贸易繁荣的港口和仓库吗？正如当时的编年

    史家萨吉尔(al-Sagh?r)所说：“通往苏丹的道路”——字面意义上的黑人国家

    ——“开启了商业和贸易的大门”。

    参考文献：

    有关乌克巴·伊本·纳菲的埃及传说由阿卜杜·阿里-哈卡曼(Abd al-Hakam)记

    载，时间在930—960年。本章涉及的节选以及雅库比和萨吉尔的作品的节选均可

    参考Joseph Cuoq,Recueil des sources arabes concernant l'Afrique occidentale du VIIIe

    au XVIe siècle(Bilād al-Sūdān)(Paris,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1985),2e

    éd.,pp.44-46 et p.55。

    我引用了瓦西里奥·克里斯蒂德(Vassilios Christides)对乌克巴·伊本·纳菲进

    行的概述，参考了Encyclopédie de l'Islam,2e

    éd。

    如果需要古代北非民族表，可以参考这部重要的作品Jehan

    Desanges,Catalogue des tribus africaines de l'antiquité classique à l'ouest du Nil

    (Université de Dakar,Publications de la section d'histoire,1962)。

    有关柏柏尔人，有一部从考古学和人种学两个角度进行概述的上乘之作，Michael Brett et Elizabeth Fentress,The Berbers(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1996)。

    有关北非伊斯兰化，参考Alfred Bel,La Religion musulmane en

    Berbérie.Esquisse d'histoire et de sociologie religieuse(Paris,Paul

    Geuthner,1938),Vol.I,établissement et développement de l'Islam en Berbérie du VIIe

    au XXe siècle。尽管这部作品年代久远，但阐述了柏柏尔人的伊斯兰化过程，这

    段历史十分具体，文献丰富。有关这个主题的内容，还可以参考Georges

    Mar?ais,La Berbérie musulmane au Moyen ?ge(Paris,Aubier,1946)。同时，还应

    该与 Dominique Valérian,Islamisation et arabisation de l'Occident Musulman

    médiéval(VIIe-XIIe siècle)(Paris,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2011)这部文集结

    合起来阅读。Gabriel Camps,Comment la Berbérie est devenue le Maghreb arabe,Revue de

    l'Occident Musulman et de la Méditerranée,35,1983,pp.7-24，从更现代的角度做出解

    答，将身份的转换也考虑在内。本章中本人遵循的就是这种方法。

    Tadeusz Lewicki,Les origines de l'islam dans les tribus berbères du Sahara

    occidental:Mūsā ibn et‘Ubayd Allāh ibn ,Studia Islamica,32

    (1970),pp.203-214更关注撒哈拉。

    有关柏柏尔人与萨赫勒接触时扮演的角色，参考Nehemia Levtzion,Berber

    nomads and Sudanese states: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desert-Sahel interface,Islam in

    West Africa.Religion,society and politics to 1800(Londres,Variorum,1994),item X。

    关于塔赫尔特的最出色的研究是：Cyrille Aillet,Tāhart et les origines de

    l'imamat rustumide,Annales Islamologiques,45,2011,pp.47-78；但有关以塔赫尔特为

    起点的跨撒哈拉贸易的发展，参考T.Lewicki,L'état nord-africain de Tāhert et ses

    relations avec le Soudan occidental à la fin du VIIIe et au IXe siècle,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2(8),1962,pp.513-535。

    对柏柏尔人和一些部落成为专业的牵骆驼人的思考，受启于G.Camps,Les

    Berbères.Mémoire et identité(Arles,Actes Sud,2007,1re éd.1980)。

    关于伊斯兰教时代前的跨撒哈拉贸易，既有假设其存在的文章，也有破解其

    存在之谜的文章。史料最丰富的文章认为，在整个古代，定期贸易并不存在，不

    过并不排除偶尔的往来。参考John Swanson,The myth of trans-saharan trade during

    the roman era,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8(4),1975,pp.582-600；或者Claude Cahen,L'or du Soudan avant les

    Almoravides:mythe ou réalité?,dans Le Sol,la parole et l'écrit.Mélanges en hommage à

    Raymond Mauny(Paris,Société fran?aise d'histoire d'outre-

    mer,1981,Vol.2),Vol.Ⅱ,pp.539-545。

    把单峰驼引进非洲，参见Roger M.Blench,African minor livestock species,dans

    R.M.Blench et Kevin C.MacDonald(sous la direction de),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frican Livestock(Londres,Routledge,2000),pp.315-317。

    [1]乌克巴·伊本·纳菲(Uqba ibn Nafi)，阿拉伯征服时期著名将领。——译者注

    [2]马格里布(Maghreb)，非洲西北部一地区。——译者注[3]凯鲁万(Kairouan)，突尼斯古都，位于突尼斯中部偏东地区。——译者注

    [4]费赞(Fezzan)，利比亚西南部历史地区，为撒哈拉沙漠的一部分。近200万

    居民中的大部分居住在中央绿洲中。——译者注

    [5]卡瓦尔(Kawar)，或拼作Kaouar，是尼日尔东北部的峭壁。——译者注

    [6]古达米斯(Ghadamès)，利比亚西部的一座绿洲城镇。——译者注

    [7]加夫萨(Gafsa)，突尼斯西南部城镇。——译者注

    [8]杰里德(le Djérid)，突尼斯城镇。——译者注

    [9]托泽尔(Tozeur)，突尼斯西部的一座绿洲城市，地处杰里德(Djérid)盐洼

    地与加尔萨(Gharsah)盐洼地之间的地峡。——译者注

    [10]柏柏尔人(Les berbères)是西北非洲民族，属尼格罗—欧罗巴混血人种。实

    际上柏柏尔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它是众多在文化、政治与经济生活相似的

    部落族人的统称。——译者注

    [11]泰内雷(Ténéré)是位于非洲撒哈拉南端、介于尼日尔共和国东北方与乍得共

    和国西方之间的沙漠，所覆盖的面积在40万平方千米以上。——译者注

    [12]昔兰尼加(Cyréna?que)，今利比亚东北部地区。公元前67年成为罗马的一个

    行省。公元642年阿拉伯军队征服这一地区。——译者注

    [13]毛里塔尼亚人(Maure)，罗马人称为毛里人，为古代北非地区毛里塔尼亚的

    居住者。毛里塔尼亚相当于今摩洛哥北部与阿尔及利亚中部与西部。——译者注

    [14]努米底亚(Numide)，北非古国名，相当于今阿尔及利亚北部。——译者注

    [15]哈瓦利吉派(Kharijisme)，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支派。——译者注

    [16]伊玛目(imam)，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元首的称号或指伊斯兰教教长。——译

    者注

    [17]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ine)，北非历史地区，在今利比亚西北部。——译者注6.四万二千第纳尔

    10世纪中期的奥达戈斯特(今毛里塔尼亚)

    伊本·豪盖勒(Ibn Hawqal)到底是撒谎还是记忆力衰退了，这并不重要。我

    们将《省道和省区》(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这部作品归功于这位波斯地

    理学家(他用阿拉伯语创作)。这本书是他在旅行经历的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最后一次润色可以追溯至988年。在书中，伊本·豪盖勒多次确认，他不久前(他

    的旅行可以追溯至951年)在奥达戈斯特(Awdaghust)看到一张四万二千第纳尔

    的支票。很有可能，他只在西吉尔马萨看到过这张支票(参见第16章)。也许，他想让人们相信他的行迹直至黑人国家，为此篡改了一点事实：如果一张在撒哈

    拉南部发行的支票能在北部兑现，那么，一个旅行者有没有走过与支票流通方向

    相反的路线就不重要了。如果两地之间只是两个港口间的距离，那如何解释整整

    两个月的穿越之旅呢？无论如何，这段错误的记忆让我们了解到10世纪跨撒哈拉

    贸易在西撒哈拉的终点。

    人们第一次提到奥达戈斯特，是在支票事件发生前一个世纪：从西吉尔马萨

    出发，行走50天，行进约2000千米之后就能到达奥达戈斯特，途中会穿过规模庞

    大的游牧民族桑哈扎人(Sanhaja)的国度。奥达戈斯特是一片绿洲，那里的居民

    不信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劫掠苏丹人，因此他们也不是黑

    人。如果根据伊本·豪盖勒所处时期的主流观点以及后来的地理学家阿巴克里(al-

    Bakr?)(他同时也研究一点历史)的说法，这片绿洲的居民则与周围的居民一

    样，也是桑哈扎人，是柏柏尔游牧民中的一个大联邦。我们可以推测，那时他们

    已成为伊斯兰教徒。我们甚至了解到10世纪60年代的国王名叫提恩·雅鲁坦(T?-n-

    Yar?tan)，他自以为能统治一个要走两个月才能穿越东西或南北的国家，能号令

    一支拥有10万头骆驼的军队，能坐拥20个向其进贡的黑人王国。伊本·豪盖勒进一

    步明确道，这位出生于权力世家的国王，也是拥有30万顶帐篷的桑哈扎人的国

    王。那么，这片撒哈拉南缘绿洲的居民究竟是谁呢？是一个古老的混杂种族吗？

    还是一群曾经驱赶或未曾驱赶当地黑人的、与世隔绝并定居于此的柏柏尔人呢？

    这里是曾把传统部落联邦制变成世袭王国制的大群游牧民的首都吗？还是他们的最后定居点呢？我们无从得知。我们手头的资料还不够详尽，而且事态变化得太

    快：在伊本·豪盖勒的记述之后75年，城市的居民已与先前不同。在1054年或1055

    年，当地居民遭阿尔摩拉维德王朝[1]

    大举入侵时，当地人已变成了扎纳塔人

    (Zanata)——另一支庞大的柏柏尔游牧民和阿拉伯人的群体。阿尔摩拉维德人

    进行掠夺的借口，是该城处于苏丹王国的统治范围内，即十天行程之外的加纳王

    国(le Ghana)。奥达戈斯特人奋起反抗，但只能苟延残喘。

    我们曾经认为，奥达戈斯特遗址就是泰格达乌斯特堡(le ksar de

    Tegdaoust)，位于毛里塔尼亚的胡德省(le Hodh)，也就是沙漠和撒哈拉大草原

    的过渡区。1960—1976年，在丹尼斯·罗伯特(Denise Robert)、瑟杰·罗伯特

    (Serge Robert)和让·德维斯(Jean Devisse)的带领下，人们在此进行了发掘。

    地形测量的数据和考古发掘的结果都证明了奥达戈斯特与泰格达乌斯特是同一个

    地方。这座遗址约12公顷，像一座废墟堆成的小丘，从前似乎被一条河流环抱，而如今河流已经干涸。从遗址中我们发现，自9—14世纪，一直有人居住于此。

    在与我们手头的文字资料时代一致的地层上，浮现了一座这样的城市：城中小路

    交错，小路两旁时而摆放着长椅；根据居住的时期判断，房屋用黏土草泥砖

    (banco)和石头建造，墙上仍留有红白相间的粗涂灰泥层的痕迹。清真寺中陈

    列着米哈拉布(mihrab)，那是为信徒们指示麦加方向的壁龛。米哈拉布指向东

    南偏南，但在这一纬度它本应该指向东方。我们认为，这一明显谬误，指出了第

    一批信徒源自北非。另外一些房屋是地中海式的构造，其房间绕庭院分布，庭院

    内时而会挖井。至于进口的瓷器，则是在马格里布制造的。我们发现了小口径的

    白釉或青釉瓷器的碎片，尤其是近百盏油灯的碎片。而与阿拉伯钱币重量相当的

    玻璃筹码——代用币(dénéral)，则表明人们在此做过买卖。

    考古学证明人们曾在此居住了几个世纪，文字资料甚至吹嘘这里有近两百年

    的伟大繁荣时期，跨撒哈拉干线的南部终点因此留下了丰富的遗物。但是，我们

    再也无法重现这些画面：奥达戈斯特的椰枣树园、无花果树、葡萄树、手艺精湛

    的黑人奴隶准备的蜂蜜糕点，或者也许同样是奴隶的、乳房坚挺的白人少女，任

    何一点回忆都使阿巴克里感动，其中也包括关于四万二千第纳尔的支票的回忆。

    我们得知发行支票的是奥达戈斯特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萨顿(Muhammad ibn

    Al? Sad?n)，受票人是西吉尔玛萨的阿布·伊萨克·易卜拉欣·伊本·阿卜杜·阿拉

    (Ab? Ishaq Ibrah?m ibn Abd Allah)。这是一张支票，或者换一种更符合历史年代说法，这是一张付款的书面凭证(“ ”，阿拉伯术语，也许就是指“支

    票”)。“总之，这是一张总额惊人的汇票”，伊本·豪盖勒如是说，他给将信将疑

    的伊拉克和波斯商人讲述了这个趣闻。

    从伊本·豪盖勒文中存在的内在矛盾来看，我们认为可以推测出他是在西吉尔

    玛萨遇到的支票持有人，而不是在奥达戈斯特。然而，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个数额

    意味着什么。毋庸置疑，这张支票证实了两座城市间的贸易有利可图，而且两者

    的贸易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之上。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笔钱也

    许更像是一笔投资费用，而不是购买货物的费用；无论如何，投资应该是在奥达

    戈斯特完成的，如果西吉尔玛萨可以用现金支付这张支票，那就意味着那里有一

    家经济基础牢固的公司或借贷行。支付支票的时间更可能是在沙漠商队到达并卖

    出在奥达戈斯特装上的货物之后。我们知道奥达戈斯特向南方国家出售盐，这些

    南方国家进行囤货；而奴隶贸易的路线则与之相反。人们正是在阿维利尔

    (Awl?l)盐矿采得贸易所必需的盐，这座盐矿位于海滨地区，距离奥达戈斯特有

    一个月的行程。人们如何支付呢？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这项投资的花销很可能

    由向北方国家转卖其他产品来弥补，如在印度洋海岸享有盛誉的(参见第2章)

    同样也能在大西洋海岸收获的龙涎香。数次发掘活动后，泰格达乌斯特初见天日，这是其东部街区的测绘图。这张第三沉积地层测绘图可以追

    溯至10世纪。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片道路网，道路在互相“让步”的建筑群间蜿蜒而行，这些建筑群形

    成了以庭院为中心的住宅单元。资料来源：D.Robert-Chaleix,Tegdaoust V(Paris,é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1989),pp.l.vii.如果说这笔钱是一笔财政预付款，用来购买要转卖的货物，并全额返还投资

    (当时就已实行这种制度)，我们仍然没办法解释支票的总额。书面资料告诉我

    们，奥达戈斯特进口(从北方)铜，出口(往北方)黄金。结论显而易见：南方

    出口黄金，并用出售的黄金换取铜。但考古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不是一项单纯的

    天然金属贸易；实际上，发掘出的文物显现出加工和制造活动的痕迹。除进口的

    加工铜器，我们还在文物中找到了摩洛哥铜矿出产的杆状与块状的铜。也许，铜

    器制造者们会用这些铜制做一件奢华的餐具，或者是一件卖到南方的首饰。在南

    方，黄金以金砂为单位购买，据说，金砂同样能在奥达戈斯特市场上支付小桩买

    卖。但是，黄金并不是以这种形式再出口的：事实上，人们铸造金块，这些金块

    在西吉尔玛萨被重新熔化，用以铸造钱币。从文物中我们还发现了锭模，能被用

    来制造玻璃。人们用金子制造首饰上的金银丝细工。有些金银匠也会在现场用黄

    铜合金铸造的耳环、胸针和戒指；我们还发现了珠宝的碎片以及熔锅和模具。享

    誉整个撒哈拉和马格里布的大羚羊皮制盾牌以及瓷器、当地玻璃制品、贝壳里的

    珍珠和鸵鸟蛋壳，所有这些商品勾勒出一个真正的“手工业中心”。除此之外，奥

    达戈斯特还是一个“工业”中心，得益于作为货物集散地和贸易港口这一得天独厚

    的位置。也许，正是这一要求巨额投资的贸易事实，才能解释伊本·豪盖勒所目睹

    的支票总额。

    参考文献：

    伊本·豪盖勒的作品有法语版：La configuration de la terre,édition et traduction

    par Johannes Hendrik Kramers et Gaston Wiet (Paris,Maisonneuve et Larose,1964—

    1965),2 volumes;2001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发行影印再版，安德雷·米凯尔

    (André Miquel)作序。

    文中提及的片段，参见Joseph Cuoq,Recueil des sources arabes(Paris,éditions

    du CNRS,1985)。

    Le lieutenant Bo?ry,Le Rkiss (Mauritanie).Essai de monographie

    locale,Bulletin du Comité d'études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de l'Afrique occidentale

    fran?aise,X,1927,pp.353-367，首先提出将奥达戈斯特和泰格达乌斯特视作同一地

    点的假设。后来，这一假设又重新提及，参见Raymond Mauny,Les ruines de

    Tegdaoust et la question d'Aoudaghost,Notes africaines,X,48,1950,pp.107-109。

    有关泰格达乌斯特的考古活动，出版了数卷书籍：Denise Robert,Serge Robertand Jean Devisse(sous la direction de),Tegdaoust I.Recherches sur

    Aoudaghost(Paris,éditions 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1970);Claudette

    Vanacker,Tegdaoust II.Fouille d'un quartier

    artisanal(Nouakchott,1979);J.Devisse(sous la direction de),Tegdaoust

    III.Recherches sur Aoudaghost.Campagnes 1960—1965:enquêtes

    générales(Paris,1983);Jean Polet,Tegdaoust IV.Fouille d'un quartier de

    Tegdaoust(Mauritanie orientale)(Paris,1985);D.Robert Chaleix,Tegdaoust V.Une

    concession médiévale à Tegdaoust(Paris,1989).

    Denise Robert,Les fouilles de Tegdaoust,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XI(4),1970,pp.471-493; Serge Robert,Fouilles archéologiques sur le site

    présumé d'Aoudaghost(1961—1968),Folia Orientalia,Ⅻ,1970,pp.261-278.这两篇文

    章分别提供了有关1970年发掘情况的综述，提供了关于现场的可靠消息(综述问

    世后，1976年又进行了一次发掘活动)。第二篇文章再一次记叙了考古团队的发

    掘活动以及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所受到的后勤制约。

    D.Robert-Chaleix,Lampes à huile importées découvertes à Tegdaoust:premier essai

    de classification,Journal des africanistes,53(1-2),1983,pp.61-91.这篇文章另辟蹊

    径，对油灯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和类型学方面的研究。

    Raymond Mauny,Notes d'archéologie sur Tombouctou,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ais d'Afrique noire,t.ⅪⅤ,n° 3,1952,pp.899-918(ici p.903,note 1)，指出马格

    里布老清真寺的朝向大致与凯鲁万清真寺的朝向一致，清真寺中的米哈拉布与地

    理上的北方相比偏离了115°。

    Ann McDougall,The view from Awdaghust:war,trade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southwestern Sahara,from the eighth to thefif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26(1),1985,pp.1-31.这篇文章从泰格达乌斯特案例出发，对该区域移民

    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我们之所以质疑伊本·豪盖勒在奥达戈斯特停留的真实性，是因为受到了下列

    作品影响：Nehemia Levtzion,Ibn Hawqal,the cheque,and Awdaghost,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9,1968,pp.223-233。

    [1]阿尔摩拉维德王朝(Almoravides)，继法蒂玛王朝统治马格里布(Magheb)的柏柏尔人王朝，兴盛于11世纪和12世纪初。建国者是阿布达拉·伊本·亚辛

    (Abdallah ibn Yasin)。——译者注7.这不是一座城市：有关加纳首都

    1068年左右的奥克区(今毛里塔尼亚)

    为了不造成歧义，首先要说明一下中世纪时期的加纳(Ghana)并不是与其

    名字相同的加纳共和国。加纳共和国是几内亚湾沿岸的国家，位于科特迪瓦和多

    哥之间。直到独立时期，加纳共和国才从加纳那里借用了这个名字。这么做产生

    了崇敬和继承遗产的双重效果。另外，有关加纳及其演变的历史，也许就是一个

    关于名字的历史。这个名字就像一束光线，从第一次出现就指明了并且过度曝光

    了萨赫勒地区的政治实体。至于其他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如果不是经阿巴克里

    证实，我们并不知道加纳在成为首都后来又成为国名之前，先是国王的称号——

    这个国家的名字原来叫奥卡尔(Awkar)。

    阿布·乌巴亚德·阿-阿巴克里(Ab? Ubayd al-Bakr?)本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

    他的父亲是伊斯兰小公国韦尔瓦-萨尔特斯(Huelva et Saltès)唯一的国王。公国

    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大西洋海岸。11世纪，政治形势并不稳定。阿巴克里有一个

    伟大的志向，在科尔多瓦(Cordoue)居住期间，除享有文献学家、酒鬼和藏书家

    的盛名之外，他还以当时最为杰出的地理学家的身份名闻遐迩。也许，他从未游

    历过祖国安达卢斯(al-Andalus)以外的地方，但是，他能够接触到官方档案以及

    此后丢失的前人的书面文件。他在《商路与国家之书》(Livre des itinéraires et

    des Etats)中谈到了商人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中行走的路线。正是由于这个学识渊

    博而又追求享乐的人，我们才从本书的字里行间欣赏到对“加纳”精彩绝伦且独具

    一格的描绘。由于名字的相似会产生误解，一直以来我们都称这个地方为加纳。

    从中，我们看到了非洲王国繁荣时期的最初阶段。另外，正因为如此，英国殖民

    地黄金海岸1957年获得独立后，借用了“加纳”之名。

    加纳既不是意义重大的第一个非洲王国，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也不是那个时

    代中最重要的一个；但是，阿巴克里把它写进了书里。这位作者一丝不苟，觉得

    没必要让读者相信非洲人低人一等。他告诉我们，当时的国王(大约1068年)是

    某位冬卡·曼宁(Tankamin?n)。1062年，他从舅舅那里继承了王位。这一传统震

    惊了这位阿拉伯作者——北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实行母系继承制，除了一个非典型的柏柏尔种族雷格，[1]

    但母系继承在非洲撒哈拉地区很常见。这位国王往伊斯

    兰国家出口黄金，并向进入本国的盐和铜收税。他拥有一座宫殿及几处住所，四

    周围了一圈城墙。我们倾向于用法语中的“茅屋”来指代文中提及的拱顶房屋，让

    读者想象出用糊在柴排上的柴泥(torchis)筑成的住所。但是，文本实际上描写

    的是一栋用石头和木头铸造的建筑。在王城周围也能看见类似的住所，还有小灌

    木丛和树林。掌管当地宗教的祭司正是在这些禁止游客入内的地方举行宗教仪

    式。阿巴克里把当地宗教称作“魔法教”(madjūsīya)，而殖民地科学家可能称

    为“泛神论教”。那里立着国王的墓碑以及“偶像”，因为词语“dakākīr”很有可能就

    是指用木头或陶土制成的前代君主像。人们向君主像供奉祭品，并用发酵的饮料

    浇祭。为阿巴克里提供信息的，是一位天才的人种学家，他还把自己的亲眼所见

    告诉了这位堪称最杰出的作家：从阿巴克里的描述中，我们认出了一个熟悉的世

    界，一个崇拜先祖、崇拜赐福或者发怒的神灵的世界，一个向家庭及世系所受到

    的庇佑、向圣林中的避风港表示崇敬的世界，以及一个需要定期准备合适祭品的

    世界。

    王城附近有一座圆顶大厅，大厅周围排列着十匹马，马上盖着镶有金边的

    布；大厅门口坐立着几只戴着金银颈圈的狗。年轻侍从站在国王身后，手持仪式

    专用的黄金宝剑和盾牌。而站在国王右侧的藩邦国王的儿子，头发中间也编入金

    丝。席地而坐的是大臣和王城总督。鼓声宣布开庭。原告俯首跪拜，将尘土撒在

    自己的肩上。这场御前庭讯可以开始了，其目的是弥补国王的官员使他的臣民所

    蒙受的不公。

    我们能毫不费力地从奥卡尔这个名字中辨认出“奥克”(Aouker)这个词，这

    是一片位于今毛里塔尼亚南部的自然地带。冬卡·曼宁的国家有可能只有这一个名

    字。而且，如果国王拥有了朝代名称，承认其王位合法性的藩邦以及受其公正对

    待的广大子民，那么，一个王国还要有一个名字吗？在这种情况下，某个地区的

    名字或国王的称号，很可能因为提喻法而变成整个王国的名字——只要任何一位

    外来的游客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也可以推测奥卡尔就是王国真正的名字，这

    个名字被保存在当地地名名录中。奥克如今是一片几乎荒无人烟的巨大尔格

    (erg)的名字。但这片区域并非全然是不毛之地；含水层就在地下几米处，大

    片牧场的突然出现正是得益于此。这些沙子是流动的，在上一个千纪年中向南推

    进。奥克南界的昆比萨利赫(Kumbi Saleh)地处瓦加杜(Wagadu)地区，所处

    的盆地被高地和固定沙丘包围了。我们确信，昆比萨利赫遗址就是阿巴克里笔下

    的加纳的首都。来到这里，就等于我们来到了定居民族的生活边界：一大片水塘

    有时会在雨季出现；第一座农耕者的村子就在往南几千米处。一个世纪以来，考

    古工作者进行了数次定位和开采活动，并且发掘出了建筑和家具的残骸。这些遗

    物证实了我们想象中的中世纪萨赫勒市：考古堆周长约4千米，深7—8米，人们

    从中发现了广场、道路以及小块板岩筑成的四方形住宅群，还有一座宏伟的清真

    寺。此外，他们还在外来的家具中发现了上釉的瓷器、代用币(dénéral)以及珍

    珠，尽管数量并不多。

    原始书面资料与原始考古资料一致，两者无论从哪一点都足以证实在现场发

    现的遗址正是书面文献中提到的首都。昆比萨利赫是西非已知的遗址中最为无与

    伦比的，这一点无可争议，但它不只这么简单。阿巴克里认为，加纳首都由两座

    相距六英里(即12千米左右)的城市组成，一座城市的居民是穆斯林，也就是阿

    拉伯或柏柏尔商人，另一座则是国王居住的城市。正如我们所提到的，石头和金

    合欢木筑成的房屋围绕在王城周围，看起来有些松散，王城中耸立着宫殿和附

    殿，住房和庭院。在王城附近，除庭讯厅外，还有一座清真寺，供前来做生意或

    负有外交使命的穆斯林做礼拜。穆斯林居住的城市中有12座清真寺。这座城市不

    容小觑，很可能意味着这里是一片几百所房屋密集分布的区域，区域周围遍布水

    井和花园，人们在花园种植蔬菜，也就是说浇灌作物。阿巴克里称，在两座城市

    中间散布着一些村庄。如果这座遗址确实就是我们想找的加纳首都，那么就表明

    沙漠曾将首都淹没，或者说是人们任凭沙漠淹没了它。因为我们无论是通过勘探

    还是航拍，都无法在几千米范围内辨认出些许有意义的、哪怕是最微小的城市结

    构。图为昆比萨利赫考古堆的地形图，发掘区域的位置图。

    资料来源：S.Berthier,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sur la capitale de l'empire de

    Ghana(Cambridge,Bar,1997),pp.l.iii,4.经作者许可。

    据阿巴克里所言，两座城市合二为一。从那时起，不论是塞内加尔河边还是

    尼日尔河边，都会发现有类似的情况：穆斯林城与非洲王城之间有一定距离，以

    防互相干扰，但是两个城市又离得足够近，便于进行真正的贸易互通。但是，是

    否是由于观察的角度，作者才提出这一双重性呢？而事实上，也许双重性并没有

    这么明显？穆斯林城区的商人和神职人员被安置——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关在一

    边。他们很可能更想靠近非洲王城，王城就像贸易关系的另一极，也是精英之间

    依附关系的另一极。他们处在具有对偶性逻辑的经济关系中，除经济之外，他们

    对这座城市的其他方面视而不见。其实，首都可能是一个多极空间，由村落、王城、住宅区与商业区构成，还包括了其他区域，例如手工业区、军队驻地、举办

    丧葬仪式或祈祷的地方，另外，与所有城市及其郊区一样，也有废弃的街区、荒

    地和改造区。其中，村落本身也由不同部分组成，而王城又可划分为供皇室、宗

    教以及仪式使用的各式空间。这座城市是一个被分解为功能各异的“区域”和“村

    庄”的整体，相比拥挤的区域，拥有更多的空地。这是一片高密度的住宅区，更是

    必要的流通空间。这座城市让阿拉伯拜访者，甚至是如今的我们，在这片不知能

    否称为“城市”的区域面前踟蹰不前。从地形学角度来说，昆比萨利赫具有非同一

    般的矿层厚度，从城市角度来说，又是出人意料地密集和宽广。毋庸置疑，我们

    找到了一座重要的遗址，这座遗址也许与阿巴克里笔下的加纳并非没有关联，否

    则又能与什么有关联呢？但城市花园、周围的村庄、包括皇陵和祭司们秘密祭祖

    的灌木丛在内的王城又在哪里呢？唯一能够让我们明白各个区域之间关系的，就

    只有这座与沙漠融为一体的城市的地图了。尽管这幅地图不是理想化或情感化的

    (花园的凉荫更能体现城市性，而不能说明这是一座城市)，而是符合曾经的事

    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质的(城市性是一种不会留下多少痕迹的特点)，而

    且不管怎么说，在沙漠的边缘，这样一张地图提供不了多少信息。如果有朝一日

    要重新探寻加纳，那么首先应该在这片地方散散步，而不是进行发掘。

    在历史文献学传统还没有将目光投向昆比萨利赫之前，身为冒险家、探险家

    和殖民地官员的阿尔贝尔·伯奈尔·德·梅西埃尔(Albert Bonnel de Mézières)丈量

    了这片区域。但他并没有运用系统的方法，也没有运用如今我们使用的定位法和

    描述法。但是，这几次访问让他在几天内，就在昆比萨利赫周围发现了十来座古

    代遗址。也许无论多少次，他都会以同样多的真诚和同样多的热情，相信自己在

    那里发现了加纳。

    参考文献：

    引用了évariste Lévi-Proven?al,l'Encyclopédie de l'Islam(2e

    éd.)中对阿布·乌

    巴亚德·阿里-阿巴克里(Abū

    c

    Ubayd al-Bakrī)的概述。

    最近关于阿巴克里历史文献的重要性研究，可以参考Emmanuelle Tixier,Bakr?

    et le Maghreb,dans Dominique Valérian (sous la direction de),Islamisation et

    arabisation de l'Occident musulman médiéval (VIIe-XIIe siècle) (Paris,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2011),pp.369-384。

    本章中对城市进行的描述源于Joseph Cuoq,Recueil des sources arabes(Paris,éditions du CNRS,1985)。这部作品有时会根据Nehemia Levtzion et John

    F.P.Hopkins(eds.),Corpus of Early Arabic Sources for West African History

    (Princeton,Markus Wiener,2000,1re éd.1981) 提供的英译本进行调整。

    词语“dakak?r”(单数形式dakk?r)不是阿拉伯语，有可能是萨赫勒地区的语

    言；阿巴克里曾在其他地方用它来表示偶像( )。

    John O.Hunwick,Claude Meillassoux et Jean-Louis Triaud,La géographie du

    Soudan d'après al-Bakri.Trois lectures,dans Le Sol,la parole et l'écrit:2000 ans d'histoire

    africaine.Mélanges en hommage à Raymond Mauny(Paris,Société fran?aise d'histoire

    d'outre-mer,1981,2 Vols.),Vol.I,pp.401-428，尝试对阿巴克里的西非路线进行了三

    重阐释；三位作者都接受阿巴克里笔下的加纳就是昆比萨利赫的观点。这一点对

    文本的解读有点限制。

    关于这一点，文森特·蒙泰尔(Vincent Monteil)提出了反对的声音，这个声

    音受到了欢迎。他在注释本Al-Bakr? (Cordoue 1068).Routier de l'Afrique blanche

    et noire du Nord-Ouest,Bulletin de l'Institut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t.ⅩⅩⅩ,série

    B,n° 1,1968,pp.39-116中提出了质疑：“如果昆比萨利赫就是这座城市 (阿巴克里

    描写的加纳),(作者指出的)另外11座清真寺的废墟去了哪里呢？”但我们要补

    充一句，我们只挖掘出了一小部分遗址，也许还有几座清真寺有待发现。

    J.-L.Triaud,Le nom de Ghana.Mémoire en exil,mémoire importée,mémoire

    appropriée,dans J.-P.Chrétien et J.-L.Triaud (sous la direction de),Histoire

    d'Afrique.Les enjeux de mémoire(Paris,Karthala,1999),pp.235-280，对加纳中世纪

    至独立时期的史书体系进行了研究。

    Jean Devisse et Boubacar Diallo,Le seuil du Wagadu,Vallées du Niger

    (Paris,é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1993),pp.103-115对昆比萨利赫

    所在地区进行了细致描述。

    伯奈尔·德·梅西埃尔的一封电报所做的注解提及了1914年该地区的众多发

    现：[Albert Bonnel de Mézières],Notes sur les récentes découvertes de M.Bonnel de

    Mézières,d'après un télégramme officiel adressé par lui,le 23 mars 1914,à M.le

    gouverneur Clozel,Comptes-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58(3),1914,pp.253-257。

    挖掘结果未尽数发表；最后，我们可以参考Sophie Berthier,Recherchesarchéologiques sur la capitale de l'empire de Ghana.étude d'un secteur d'habitat à

    Koumbi Saleh,Mauritanie.Campagnes Ⅱ-Ⅲ-Ⅳ-Ⅴ (1975—1976)—(1980—

    1981)(Oxford,Archaeopress,1997)。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考古艺术》(Afrique.Archéologie et Arts)杂志在2004

    年至2005年第3期第23—48页首次发表了这篇未发表的报告：D.Robert-

    Chaleix,S.Robert et B.Saison,Bilan en 1977 des recherches archéologiques à Tegdaoust

    et Koumbi Saleh (Mauritanie)。这期杂志还刊登了其他几篇关于构造研究以及昆

    比萨利赫发掘出的器具研究的最新文章。

    [1]图阿雷格人(法语：Tuareg，也常拼写为Touareg)是一支主要分布于非洲撒哈

    拉沙漠周边地带的游牧民族，是散布在非洲北部广大地区的柏柏尔部族中的一

    支。图阿雷格人曾一度控制撒哈拉沙漠南北的奢侈品与奴隶贸易，利用五条纵贯

    沙漠的贸易路线连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城市，与非洲北边的地中海沿岸。——

    译者注8.一百年后的加纳

    1116年至1154年间的萨赫勒地区某河河岸

    1154年左右，当西西里的罗杰二世(Roger Ⅱ)开始实现他那著名的世界版

    图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西描绘了“苏丹(也就是黑人地区)最大的，也是人

    口最密集的、商业最繁盛的城市”。他写道：“周边所有国家和马格里布阿克萨

    (alAksa)的所有国家的富商纷至沓来。”这个“远方的马格里布”，或者说是伊斯

    兰世界和人类世界的最西端，就是现在的摩洛哥。那个国家的国王拥有一座宫

    殿，“建得坚固而精致，殿内装饰着各式各样的雕塑、绘画和玻璃小饰品”。伊德

    里西告诉我们，宫殿的建造可以追溯至伊斯兰教历510年，也就是公元1116—

    1117年，这是伊德里西叙述的信息中最早的日期。至于伊德里西从谁那里得到的

    这些信息，答案可能是——在撒哈拉两边进行贸易的马格里布人。根据作者的说

    法，这些马格里布人“什么都知道，而且很清楚地知道国王的宫殿里有一块重达30

    磅的金块；这是一块天然金块，上帝创造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既没有被铸成金块，也没有被器具加工；不过人们在金块上凿了个洞，然后把国

    王的马拴在金块上。这实在是别的地方从未有过的一件奇物，而且除了国王，谁

    都不能使用。因此，国王在与苏丹地区其他国王相比时，也以此为荣”。

    这座城市叫加纳。如果说这座城市被所有的北非商人所知，也许是因为在7

    世纪中期，这里是撒哈拉沙漠中能够购买金砂的地方。另外，当地国王也不避

    讳，而是大肆炫耀，于是人人都知道这个传闻——国王坐骑头上的笼头穿在一块

    巨大的天然金块上面，这就是针对北非大商人的一条广告。国王装扮华丽，穿着

    丝绸衣服。在正式出行期间，他让人们带上旗帜，自己在长颈鹿、大象和“其他野

    兽”之后游行。这些布置表现出一种驯化以及一种袒露、粗鲁而冲动的非洲文明，而北方人十分畏惧这种天性。

    这位我们并不知道名字的国王是个穆斯林，但一个世纪前还没有皈依(参见

    第7章)。这个非洲王国以皈依伊斯兰教为代价，巩固了自己在11世纪中期取得

    的统治地位。阿巴克里通过许多细节描述信奉传统宗教的国王的奢华，这位安达

    卢斯作者称为“异教徒”。我们不知道皈依的时间和过程，或者说(如果国王和上一代国王不是同一个家族)穆斯林家族掌权的时间和过程，也不知道原因。也许

    是由于阿尔摩拉维德王朝的迅速崛起所导致的混乱，这一穆斯林运动严守教义，贬责其他宗教。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是阿尔摩拉维德王朝毁掉了加纳，并且强

    迫其居民改变宗教信仰。又或许是为了开采布雷(Bouré，位于现在的马里)的新

    金矿。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一切的结果：这一朝代与其他朝代一样，选择了一

    个新的家谱，不管这个家谱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几十年之前，加纳国王还有负

    责祭祖顺利进行的祭司为他效劳；而如今的国王则冒充是穆罕默德的侄子和女婿

    阿里·本·阿比·塔利卜(Ali ibn Ab? Talib)的后代和象征。加纳国王重新加入伊斯

    兰教，居民加入伊斯兰信徒的团体，这对商人来说是一种担保，是在遥远的地区

    行使平等贸易权利的保证。而且，素丹[1]

    不就是因公正出名的吗？他每天会带着

    官员两次“走过城市的道路，绕城一圈。如果有人蒙受不公或遭受不幸，素丹就命

    他过来，一直陪着他，直到不公得到解决”。

    伊德里西的叙述让我们了解到在阿巴克里叙述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个王国所

    经历的宗教与体制变化。但我们有一个更严肃的问题：11世纪的加纳位于奥克，毛里塔尼亚的最南端，我们甚至曾以为在那里的土地上找到了痕迹。但伊德里西

    称，12世纪的加纳位于一条河边，横跨两个河岸。许多细节证实了后一种说

    法：“居民们拥有坚固的小船，既方便捕鱼，也方便前往其他城市”，而且，素丹

    的宫殿本身就是依河而建的。

    因为伊德里西的叙述通常不太可信，所以我们有时会跳过他的描述，但是，我们保留了王国或者至少是君主皈依伊斯兰教的相关描述。所以，我们寻找的是

    阿巴克里所叙述的城市的考古痕迹，而从未真正寻找过伊德里西的城市。但我们

    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座城市是存在的：这座城市由两座城市组成，分别位于河流两

    岸，就像奥卡尔由商业城市与皇城这两个整体组成一样。河流促进并维持了首都

    在空间上和文化上的两极性，并从物理角度拉近两岸定居的团体。我们还了解到

    沿河宫殿的建造时间：时间就在最近(伊德里西的时代)。修建宫殿这一行为本

    身就可以表明修建新城，因为这是皇室行为；也可以表明迁移首都——一座新首

    都需要一座新宫殿。让我们把阿巴克里的城市称作加纳Ⅰ，伊德里西的城市称作

    加纳Ⅱ。总之，在加纳Ⅰ与加纳Ⅱ之间，只要从加纳Ⅰ向南前进几天，从大草原

    到稀树草原，就可以到达加纳Ⅱ。但是，这一移动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第二个

    加纳是位于哪条河之间，是塞内加尔河还是尼日尔河，而考古学家没有勘探的区域具体又在哪里呢？第一座加纳城变成什么模样了呢？它又是以哪个名字继续存

    在的呢？也许文字资料保留着它的名字，但没有注明它过去的都城叫什么。而

    且，更重要的是：究竟有哪些人或物从一座首都迁移到另一座首都了呢？是皇室

    以及官员，还是所有的人民，或者只有沿河的封臣从势力衰微的君主那里抢夺而

    来的加纳君主头衔？伊德里西和同行的马格里布商人记下的内容中，唯一能确定

    的是：在皇宫的庇护下，黑人国家的庞大市场一直存在。

    参考文献：

    伊德里西的文章摘要选自Joseph Cuoq,Recueil des sources

    arabes(Paris,éditions du CNRS,1985),pp.133-134；更多参考文献信息可以参考本

    书第十四章注释。

    Nehemia Levtzion,Ancient Ghana:a reassessment of some arabic sources,dans Le

    Sol,la parole et l'écrit:2000 ans d'histoire africaine.Mélanges en hommage à Raymond

    Mauny(Paris,Société fran?aise d'histoire d'outre-mer,1981),Vol.Ⅰ,pp.429-437提出

    假设：迁都可能是1076年阿尔摩拉维德王朝突击的结果。

    David Conrad et Humphrey Fisher,The conquest that never was:Ghana and the

    Almoravids,1076.Ⅰ.The external arabic sources,History in Africa,9(1982),pp.21-59

    和另一篇文章The conquest that never was:Ghana and the Almoravids,1076.Ⅱ.The

    local oral sources,History in Africa,10(1983),pp.53-78，作者对1076年突击的真实

    情况提出质疑，认为这次突击摧毁了加纳城。

    上述两篇文章提出的意见如今几乎获得了一致认可，但奈赫米亚·勒维提翁

    (Nehemia Levtzion)这位首屈一指的相关问题的专家向来不乏对资料的评论，毫

    不隐讳地表明这些论点在他看来没什么说服力；参考N.Levtzion,Berber nomads

    and sudanese states: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desertSahel interface,dans le recueil de

    varia de cet auteur,Islam in West Africa.Religion,Society and Politics to

    1800(Londres,Variorum,2004),item X。

    [1]素丹(sultan)，某些伊斯兰国家君主的称号。——译者注9.相继皈依

    11世纪至12世纪的萨赫勒各地区

    这些地区发生过什么事件呢？在11世纪中叶和12世纪上半叶之间，从大西洋

    到尼日尔河曲地带，我们目睹了萨赫勒地区政治实体的君主们纷纷皈依伊斯兰教

    的一次浪潮。首先是塔库鲁(Takr?r)和锡拉(Silla)这两座坐落于塞内加尔河

    沿岸的城市。那里的居民——可能只是其中地位最高的一批人——放弃了他们

    的“偶像”，效仿一位名叫瓦尔-加比·伊本·拉比斯(WarDjab? ibn Rab?s)的君主，成了穆斯林。这位君主在1040年左右去世。同一时期，马拉尔王国(le royaume

    de Malal)，也就是后来的马里(参见第28、29章)，或者也许是这个未来帝国

    的组成部分之一，遭受了干旱和严重的饥荒。人们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