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历史与「智慧经济」

    1 权力，人所欲也

    大禹治水：掌握实质性权力

    纣王自焚：背锅侠能力太强

    吴起之死：权力的理解偏差

    韩非入秦：阴谋与阳谋

    赵武灵王：制度比个人更有用

    完璧归赵：眼界决定成败

    纸上谈兵：执行者的无奈

    2 底牌是定好了的

    商鞅变法：成功的改制重组

    冰炭同炉：秦法与激赏体制

    《吕氏春秋》：精准的营销推广

    李信伐楚：有担当的领导才可爱

    李斯上位：从郡吏到丞相的攀爬

    二世而亡：秦帝国的起落

    3 想成大事，得知道这些

    取舍有方：“格局”影响未来

    搅局之道：规则的把握与利用

    内行外行：“统”“治”需分离

    怀才不遇：见识与能力不是一回事儿

    4 背后有人，才好折腾

    项羽之殇：从奋斗的落魄贵族到自刎的西楚霸王

    刘邦称帝：心理定价与格局

    萧何择主：育木而栖

    德不律人：贤者居其位，能者在其职

    韩信失势：议价权因何贬值

    黄老之术：“不折腾”的智慧

    尾声

    COPYRIGHT

    书名：权力密码——当历史遇见经济学

    作者：王伟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博集天卷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ISBN：9787514513608

    本书由天津博集新媒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言

    历史与「智慧经济」

    对普通人来说，“历史”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是故事典故？还是传统文

    化？抑或是告诉你我们祖上曾经多“阔”，来增加自豪感和自信心？

    恐怕不止如此。

    如果我们换个说法，用这样的标题：某富二代不安现状，抛家舍业出国求

    学，完成史上最成功的改制重组，让濒临倒闭的企业一夜成为行业龙头老大——

    这一听就是经典案例+励志鸡汤，但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商鞅变法”；管理层急功

    近利，忽视风险评估，轻率接手不良资产，最终导致企业严重亏损、倒闭——这

    其实说的是秦赵“长平之战”；精准营销推广，在不做线下活动的情况下，建立牢

    固的基本盘——这说的不是哪个IT公司，而是吕不韦搞的“一字千金”。

    以上这些，其实都不是标题党，它们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历史的价值，其实取决于你怎么看和看什么。在决策、规划、管理等软科学的范畴里，经验总

    结和案例分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最现实的意义，恰恰在于为我们提供大

    量的操作案例用以参考。

    有意思的是，和明清时代相比，两三千年前中国人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反

    倒更像是现代人。在夏商周到春秋战国这段时期里，中国和我们印象里的完全不

    一样。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也就是课本里说的“百

    家争鸣”。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其实更接近于现在欧美国家的人，即普遍是直线条

    思维，崇尚实力，看重实际利益，行事风格更加务实简练。

    当时的人们远比后世更看重个性尊严和个人自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

    一套在当时还没形成，即便是一国之主，也必须要顾忌平民阶层的舆论。君臣之

    间更是平起平坐，你作揖他必须起身还礼。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也没有明清那么

    严重——春秋战国时代“草根逆袭”的成功率远要高于后来的朝代。甚至于男女两

    性关系，开放程度也远比现今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代，邦国之间竞争的残酷远甚于后世。相传夏朝时天下

    的诸侯国有上万个，商朝时只剩下千余个，到周朝开国又减少到了百来个，而到

    了战国时代，就只剩下七大国外加几个小国。如果我们把每一个诸侯国看成是一

    个创业公司，国君就是老总，臣子是中高层，百姓则是员工，那么得出来的结论

    是什么？结论就是，经过千年的残酷淘汰，能走到最后的诸侯国，靠的绝不是运

    气，而是智慧。那么他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显然是

    一笔巨大的财富。

    归结起来，其实这本书所要带给您的，正是历史中的“智慧经济学”!

    1

    权力，人所欲也

    所谓阳谋，就是根据现有条件，在不影响别人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因势

    利导、光明正大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资源配置，来达成自己的目标。通俗点说就

    是：立足自身，固本培元。

    而所谓法制，就是要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一个明晰、公

    开的法律体系当中，统一加以规范。

    大禹治水：掌握实质性权力

    所谓“权力”，说得直白点，就是你可以让别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如领

    导有权要求我们加班，国家有权向个人征收财物作为税款。这就是权力的实质，也是权力的可怕之处。

    掌握权力，光靠一纸委任、一个图章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话题，咱们需要从

    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治水开始说起。

    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也知道舜把权力禅让给大

    禹，然后禹传子开始了家天下的模式。事实上，从古至今，权力永远也不会这么

    轻松就可以获得。大禹治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掌握实质性权力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永远不要奢望别人会把权力主动交到你手里。

    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完全是两回

    事。那个时候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二到三摄氏度，西北地区到处是原始森

    林，河南省遍地跑着犀牛和大象，北京二环能看见野生鸵鸟，黄河里游着两三米

    长的大鳄鱼……气候温暖湿润不缺水，不但不缺，而且还经常发大水。现在考古

    发现的遗迹，基本都和古代的文献对应得上，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当时确实发生

    过大洪水。

    所谓“大禹治水”，其实就是对黄河的全流域治理。因为局部河段整治根本防

    不住大洪水，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政府才设立“国家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黄河全

    流域治理即便是放在现在，也绝对是国家级的大工程，而在四千多年以前，这个

    工程更是需要集中华夏族的全部力量才能搞起来!

    当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都是以部族为单位凑在一起过日子。大禹既是

    黄河全流域治理的总指挥，也是他自己部族的首领。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肯定要

    协调沿河的各个部族，于是就建立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所有部族都必须听

    大禹的命令；参与治水的这些人肯定要脱产，他们的吃喝就只能靠其他人来保

    障，于是产生了最早的税收；治水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不服管的部族，管不服就得

    开打，于是大禹就建立了最早的常备军；要治水肯定得勘察地形，这一趟下来，等于是做了最早的国土普查；勘察完了，为了便于管理，大禹把这些土地分为九

    州，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划；治水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少人偷奸耍滑，既要惩治

    这些人也要为其他人立规矩，于是就又有了最早的司法体制；大水退了之后，需

    要重新划分土地搞灾后重建，于是有了最早的土地所有制度——井田制。

    大禹治水一共治了十三年，十三年下来，大禹不光治理了黄河，建立了威

    信，也在自己手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权体系。这套体系包括职业官僚、手工匠

    人、职业军人等，这些人都不再下地种田，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大禹手中的这套

    体制。当大伙都依靠你才有饭吃的时候，你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实质权力。这就

    好比现在的一个团队，其中总会有几个技术方面的灵魂级人物，一旦离开他们，很大一部分项目将进行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们名义上是什么职务，实

    质上的发言权往往都会多过其他人。反过来，从团队负责人的角度来看，应该尽

    量避免团队的生存完全依赖一个灵魂人物，最好是能保持两到三个技术核心人

    物，否则负责人就会面临名不副实的问题，管理必然会出现混乱，于人于己这都

    不是好事。当然，这种“牛人”太多，也同样不利于团队运作，这一点我们日后会

    说到。

    除此以外，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也拥有了自己坚定的政治盟友——伯益部

    族，这个部族的后代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就是他们建立了大秦帝国。

    大禹和他父亲鲧能指挥治水，除了个人才智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禹

    部族是当时最强大的部族之一。伯益部族在实力上与禹部族则不相上下，而牢固

    的基本盘和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实质性权力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今西方国家的总统大选经常搞得充满悬念，可是资助这些政治家的大财

    团，翻来覆去其实就是那么几个。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大财团之间往往有比较稳

    定的同盟关系，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大财团的掌控者们未必会在政府中

    担任什么职务，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国家事务施加影响力，做官对他们来说不过

    是个手段问题，做不做完全看具体的需要。

    在职场，必要的人脉和盟友对权力而言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众多空降下来

    的管理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基本盘和盟友，那么必然会导致权力难以名实相副。

    一直以来，说到禅让，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近乎理想的权力交接过程，其

    实真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美好。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政治，有政治就必然有斗争，从古至今，这一点从未改变过。舜帝并不是在治水完成以后就主动让贤的。那个

    时候帝王是靠各部族公推出来的，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选举，只不过那时是以部族

    为单位来进行投票的。大多数部族都选择了支持大禹，这才有了后面的禅让。而

    这个支持，正是由于在此之前大禹已经掌握了实质性的权力，可以影响到各部族

    的利益得失。

    治水成功以后，大禹随即在会稽山召集诸侯，由他来主持祭祀天帝。在古

    代，组织祭祀是权威性的体现，其实现在也一样，农村祭祖，主祭的肯定是家族

    里最有威望的长辈。当时舜帝还在位，从法理上说，大禹的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矩

    的，甚至可以视为僭越，可是诸侯们谁也没说什么，都乖乖地去了。唯独防风氏

    这一族，也就是现在汪姓的先祖，他们不服气。但他们也不敢不来，只能用故意

    迟到，不痛不痒地“怼”了大禹一次。

    大禹的处理方式却异常激烈，他直接下令把防风氏的首领处死，然后将尸体

    大卸八块。这个处置手段同样是不合规矩的。理论上说，大禹和防风氏首领是平

    级的，他们是两个不同部族的首领。可是大禹就这么干了，而且各路诸侯对此都

    予以默认。这就是实质性权力的威力，在极端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

    程序上的支持。一旦领导者的地位在事实上被架空，千万不要指望纸上的程序可

    以帮到你什么。

    大禹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意在立威。权力的实质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

    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这一点，从古至今同样从未改变过。要真正掌

    握权力，你总要有那么几次做“恶人”的时候，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一些处于中

    层的管理者，出于个性或是不想得罪人的考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做“善人”“好

    人”。可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权威性却在一点点被削弱。因为你背离了权力的

    本质，权力自然也就会背离你。

    会稽山祭祀之后，大禹很快就有了新的举动。他把华夏各部族组成联军，向

    南方的三苗部族开战。三苗是华夏族之外的南方蛮族。随着战争的爆发，在治水

    期间形成的国家机器再一次发挥出了效能。众多的官员和军人通过战争获得了战

    功，进而获得了奖赏，而这些奖励，最终又是从禹王手里获得的，这就进一步强

    化了他们对大禹的忠诚度!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权力也一样是喜动不喜静，或者说，权力在于折

    腾。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权力的表象其实就是“赏罚”两个字，无论是赏还是罚，都只有动起来，只有开始做事才有从谈起。过分地强调“萧规曹随”“无为而治”，最终必然会侵蚀你手中的实质性权力。因为在众人看来，大家无非是按规矩做

    事，按规矩吃饭，没赏没罚，管理者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因此，无论是

    从保持权威性，还是保持团队活力来考虑，每隔一段时间，管理者适当地给大家

    找点事做，无论这些事是否有实际的意义，对团队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坏事。

    当大禹接替舜帝成为新的华夏族首领已经毫无悬念，之后舜帝的所谓禅让，实质上不过是走了一个法律层面的程序而已。

    我们总结一下会发现，名义上的权力来自上层，而实质性的权力则来自下

    层：你需要能让跟着你的人有饭吃有钱拿；你需要拥有必要的人脉网络；你需要

    在关键时刻敢于做“恶人”。而即便获得了实质权力，也需要时时动一动，做到“流

    水不腐，户枢不蠹”。

    而在四千年前，大禹恰恰完美地践行了这几点，最终他取代了舜帝，成为华

    夏族最后一个公推的首领。之后他又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惯例，直接将位

    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血统传承的朝代——夏朝，由此诞

    生。

    ·注·

    准确地说，在当时，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他们的

    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的禹，以及契、稷、伯益。有意思的是，这四位正分

    别是后世夏、商、周、秦四朝的先祖。

    治水工程完结之后，四大部族都接受了舜帝的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

    姓；稷部族姬姓；皋陶、伯益部族嬴姓。

    最早的“姓”与后世所言并不是一个概念，这是一个贵族才有的概念，普通人

    是没有“姓”的。此外，“姓”由一族人所共有，一族有姓，即说明他们对所在区域

    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荣誉和权力，也就是说，姒、子、姬、嬴四族是当时中国最

    为显赫的大族。

    至于所谓某某氏，其实要看你所在的地方，比如商鞅，最早在卫国，所以叫

    卫鞅，得了商於封地以后，就改称商鞅。

    又比如始皇帝嬴政。武王灭商以后，因为嬴姓部族站错了队，被周人流放，其中一支到了后来的赵国，所以他们就是嬴姓赵氏，另一支去了后来的秦国，严

    格来说就是嬴姓秦氏。有人认为嬴政其实应该叫“赵政”，其实在他回国以后，叫

    他“秦政”可能还更靠谱一点。当然，作为王室成员，当时人家真正的称谓应该

    是“秦王子政”，继位之后，就该叫“秦王政”。

    同理，《封神榜》里著名的反派“崇侯虎”，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个称呼并

    不是说他姓“崇”，真正的意思是：崇国国君、爵位为侯爵、名“虎”。

    不过为了不让读者在阅读时产生混乱，所以书中的称谓都是按照我们通常的

    习惯来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姓氏体系自春秋时代就开始趋于模糊，到战国后

    期，已经基本实现了姓、氏融合，人人有姓(日本到明治维新以后才开始人人有

    姓)。

    纣王自焚：背锅侠能力太强

    有一部爆火的国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人气最高的角色不是配角就

    是反派，比如著名的背锅侠李达康书记。我们这里也要说一个背锅侠的故事，主

    角就是背锅侠的祖宗商纣王。我们印象里的商纣王，既是暴君又是昏君，从周武

    王灭商算下来，纣王的这个锅一背就背了三千多年。

    多数人对商朝和纣王的印象都是从电视剧《封神榜》里获得的，用现在的时

    髦说法，《封神榜》应该叫“大型玄幻仙侠古装剧”。它的原型《封神演义》(也

    称《封神榜》)只是一部小说，作者许仲琳是明朝人，距离纣王的年代差着小三

    千年。《封神演义》是根据民间传说来写的，拿它看商朝和拿《西游记》看唐朝

    一样不靠谱。

    按照周秦时代的文献记载，历史上真正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少有的“牛

    人”。史书对纣王是这么描述的：博闻广识、反应机敏、能言善辩；孔武有力，能

    赤手空拳制服猛兽。简单概括就是文武双全，而且很可能还是个偏硬汉形象的大

    帅哥。这样一个能力不凡的君王，为什么最后却落个国破身死的下场呢？其实这

    一点也不奇怪。要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要先把几个概念明确一下：品行、能力、实力和大环境。

    事实上，品行好、能力强的人从来不是理所应当就该成功的。对于一个君王

    而言，私德这个东西，讨论的意义并不大，他好不好色，生活奢不奢侈，其实跟

    国家治理得好不好没太大关系。所谓家天下，整个国家都是他们家的，从动机上

    说，无论如何，他都没有理由祸害自己家的产业。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如果抛

    开能力而言，君王的私德再好也惠及不了几个人，不好也祸害不了几个人，真正

    能影响一国的，是看他能不能协调好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对普通人而言，我

    们当然绝不能忽视道德的价值，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但

    我们也必须清楚，对一个人道德的评判绝不能代替对他个人能力和利益取向的判

    断。而对一个管理者来说，用一个“好人”和用对了人，往往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关于能力，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商纣王的个人能力其实是非常强悍的——能

    文能武。

    至于实力，从现今出土的文物和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商朝的文明程度和综

    合国力远远强过周，问题是，国家的实力强不等于国君的实力就一定强。夏商周

    时期的国家其实就像是现在的股份有限公司，国君就是董事长，贵族是董事会的

    大股东，但是董事长手里的股权比重其实并不大，远远达不到对什么事情都能一

    票否决。我们前面一直强调说，两三千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其实更接近现在人

    的生活状态，因为无论那时还是现在，领导者都很少能做到说一不二。

    而最大的问题是出在大环境上。商纣王从他父亲子羡手里接手这个全中国最

    大的股份公司的时候，其实公司的情况并不怎么好，甚至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东

    面有东夷族不断叛乱，西面的西岐，也就是周方国，也开始蠢蠢欲动。最早的时

    候，周和商的关系有点像安禄山和李唐的关系，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周的自主权

    更大，算是一家小公司对另一家大公司参股，商连控股权都算不上。

    初期两家基本算是相安无事，随着周的实力越来越强，商开始坐不住了，最

    终两边的关系彻底破裂。周文王姬昌的父亲季历就是死在商纣王的爷爷文丁手里

    的，两家至此成了世仇。

    而商朝内部，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正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问题。

    贵族把持着国家大部分的财富和政治权力，百姓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积累，而最终

    要为这个局面埋单的只能是纣王他们一家。

    纣王登基以后，很快就在内政外交上有了一系列的新举措。对外，开始集中

    力量征讨东夷族叛乱。我们知道，任何时候，对国家和企业而言，两线作战、腹

    背受敌是最麻烦的。这种时候，把握好时间差，集中力量先解决掉相对弱势的问

    题可能是最好的方案，虽然这样明显带有赌的性质，但是至少赢的概率还是比较

    大的，如果不赌，那就只能等死。而且这个时候商的实力不弱，早赌好过晚赌，再晚几年，国家在众多贵族既得利益集团的拖累下，可能连赌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内政。纣王登基以后，随即开始对垄断政治资

    源的贵族下手。当时商朝的官位事实上已经都成世袭的了，丞相的儿子还是丞

    相，将军的儿子还是将军。纣王登基以后，一方面打压贵族出身的官员，一方面

    开始大量从平民甚至奴隶阶层选拔人才，同时还宣布，贵族的奴隶只要进入朝

    歌，就可以算自由民。这从人性、从文明角度来说显然是历史的进步。而当时纣

    王的考虑，应该说更具体，从草根阶层选拔人才，可以给早已腐朽的官场注入新

    鲜血液，打破既得利益阶层对权力的垄断。而奴隶在当时，本质上是贵族重要的

    私有财产，给奴隶自由也是在削减贵族手里的资源。《封神榜》里说纣王滥杀大

    臣，原因追根溯源其实就是从这来的。

    除此以外，纣王还开始逐渐减少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一度非常迷信神

    鬼，当时大到打仗，小到盖房子都要占卜，这导致祭司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权

    力。就算国君心知肚明占卜是怎么回事，可是为了稳定人心，占卜是不能废除

    的。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件事最后能不能办成，很大程度上全凭祭司的一张嘴，他要是说占卜结果是“大凶”，这事还怎么做？之前的历代商王都是以妥协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了纣王这一代，已经没有时间也没资源来和稀泥，那么

    最好的办法就是硬“怼”，直接宣布所有人都不许再信这一套，这件事按现在的说

    法应该叫“移风易俗”和“反对封建迷信”。可以说商纣王的眼光非常准，他的几项

    改革措施都直击要害，可是正因为他看得实在太准了，才导致了后面一系列悲

    剧。

    纣王登基以后，随即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弊政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

    团早已驾轻就熟的获利工具，你把它革掉实质上就是断人财路，对上层而言，这

    可比杀人父母都要严重。在和贵族的权力斗争中，纣王已经对不少元老大臣开了

    杀戒，可照样还是压制不住对方的反扑。前面我们提过，商朝本质上就是一个股

    份公司，而商纣王作为董事长根本做不到绝对控股。

    就在这个时候，周武王开始率军东进，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武王伐纣。在出兵

    之前，周武王姬发给纣王列出六条罪状：

    1.好喝酒；

    2.听信妇人言；

    3.自信有天命；

    4.不祭祀神明祖先；

    5.不重用贵族；

    6.任用“小人”。

    前面几条显然都是拿来凑数的，关键在于后两条。在古汉语里，“君子”和“小

    人”的意思最早不是说道德水准的好坏，而是指社会地位，所谓小人其实就是指草

    根阶层。周武王的这几句话显然不是说给自己人听的，而是说给商朝的贵族们听

    的。他是在提醒这些贵族，纣王才是那个断了他们财路的敌人。周武王的话还有

    一层意思，既然我说纣王的改革举措是错的，那么今后如果我得了天下，就会把

    纣王的改革废除掉。果不其然，大量的商朝贵族背叛了纣王，这里面级别最高的

    是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微子。

    众多贵族官员的叛变，导致了商王朝的国家机器彻底瘫痪。我们可以想象一

    下，周的好几万军队从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出发，一路连打带杀，不远万里推进

    到河南新乡。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大的动静，纣王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始终把主

    力军队放在东部和东夷族打仗，唯一的解释是，朝廷内部已经没几个真正的自己

    人了。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纣王临时拼凑军队和周的军队进行了一场极为惨烈

    的决战，也就是牧野之战，“流血漂杵”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战败后，纣王

    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君王的最后尊严，选择和自己最心爱的两个妃子一起自焚而

    死。人要是想自杀，其实办法很多，自焚是最痛苦的一种。纣王之所以选择这么

    惨烈的死法，就是为了彻底毁掉自己的尸体，让周武王连拿着自己首级炫耀的机

    会都没有。

    分析到这里，我们发现商纣王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正确的，可历史有的

    时候就是这么无奈，正确的未必就一定能够成功。商朝的种种政策弊端已经累积

    了数百年，各既得利益阶层早已是树大根深，彼此的关系盘根错节，甚至连商王

    室都是这个利益关系网中的一员。这就好比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人，如果保持现

    状，就会被疾病慢慢吞噬掉生命，可如果上了手术台，结果很可能就是直接毙

    命。

    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往往会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所处的企业里面到处都

    是毛病，而且这些问题都是显而易见的，要纠正似乎很容易。那么，为什么没人

    去做呢？通常情况下，很多人开始在有关责任人的道德、能力上找原因。如果对

    照发生在三千年前的故事，我们发现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单靠几个人，无论是明君还是能臣，其实都改变不了大局。个人能力自然是

    不能缺少的，但归根到底，要想改变点什么，首先要有合适的大环境和足够的实

    力。最先需要改变的是众多人的利益关系，这里面所涉及的人越多、利益关系越

    复杂，改革的难度也就越大。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成功的变革就是逆天改命，而这样的案例，历史上也的确是存在的。

    吴起之死：权力的理解偏差

    前两年曾经有一部非常火爆的古装剧《琅琊榜》，里面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

    的主角——梅长苏。所谓“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文能帮你算计皇兄得大

    位，武能以少胜多破危局，而且还有情有义有情怀。其实在历史上，还真有一位

    在设定上非常接近“江左梅郎”的人物，就是战国初期的吴起，他身上甚至比小说

    里的梅长苏，更多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吴起的一生，概括下来就是：大荣大辱、大无大有、大起大落。战国时期数

    得上名字的学派，他一个人就占了三家——儒、兵、法。论儒家，他的老师是曾

    子——地位不亚于孔孟；论兵家，吴起一生大战七十六次，无一败绩，还差点把

    秦国灭了国，春秋战国时代唯一可与他比肩的，只有后来的战神白起；论法家，吴起在中国法学历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和李悝、商鞅、韩非子相提并论。

    之所以说吴起是大荣大辱，是因为吴起的一生背负了太多的非议和误解。而

    究其根由，很可能和他当初在鲁国的经历有关。

    吴起出生在卫国的一个富裕家庭中，家境富而不贵，有钱没门路。论出身吴

    起远不如作为皇帝外甥的梅长苏，但这样的家庭，让他有机会得到比平民子弟更

    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天天看着父母操持家业，耳濡目染之间，他也更能理解，个

    人奋斗所需的是坚韧。

    但是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对比那些贵族高干子弟，用《人民的名义》里的

    话说，就是天然缺乏政治资源，也就是人脉。此外，他们对于“权力”“权谋”的理

    解，对比贵族子弟，首先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个问题的存在，很可能就决定了

    吴起后来的结局。

    卫国是殷商后裔，民风富有商业精神，老百姓脑子普遍比较活泛，国家也很

    富裕，所以比较容易出人才。但是从政治上来看，这个国家不过就是一个上层早

    已糜烂不堪的小国，阶层固化，统治者毫无进取之心，在“国际”上毫无影响力，根本无法给人才提供发展空间。以吴起的出身，在这种环境下要想做官肯定是门

    都没有。可少年的吴起，却不甘心做个富家翁，而是立志要从政。

    在求官的过程中，吴起花光了家里的钱，结果一无所获，有一次还遭遇了“校

    园暴力”，被十几个恶少同学给堵在了半道上。这种斗殴是最容易出人命的，吴起

    手上出了人命，于是他只能跑到临近的鲁国。

    这次逃亡，却意外地让吴起因祸得福，他先是拜在了曾子门下为徒，后来又

    娶了齐国大夫田和的女儿为妻。曾子是儒家大师，而儒家对道德又非常严苛，仅

    从这点上说，我们就可以相信，吴起在卫国时根本不会有那些传说中的道德污

    点。结果好景不长，吴起很快就和自己的老师闹翻了，从后面他在兵家和法家上

    的造诣看，闹翻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学术分歧。但曾子给出的理由是，吴起母亲

    死了却不回去奔丧。吴起是因为杀了人跑出来的，他能回得去吗？

    吴起在鲁国又待了些日子后，齐国大军准备打鲁国。当时，鲁国的情况其实

    比卫国好不到哪儿去，都是人畜无害的小国，内部也都谈不上政治清明。而齐国

    在当时是超级大国，所以这场战争对鲁国来说是灭顶之灾。对于腐烂、僵化的系

    统而言，危机是唯一可能让他们回归正常的东西。那些靠裙带关系上来的贵族子

    弟，谁也不愿意去领兵抵抗，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战败的责任。这就给了吴起机

    会，让他成了鲁国的领军大将。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草根逆袭”究竟有多不易，吴起最多只能算是准草根。

    你的本事必须远远超乎常人，而你的机会，很可能是那些肉食者碰都不愿意碰

    的“垃圾股”，而即便如此，你也仅仅是“可能”成功而已——所以千万不要把那些

    励志鸡汤太当回事。

    吴起率领两万军队，奇迹般地打败了齐国的八万大军，一时间声名大振。结

    果等待他的不是奖赏，而是鲁国上层对他的集体批判，而这些批判，无一例外都

    是在拿道德说事。从古至今，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始终应该秉承一个处世铁

    则，就是德需自律，而不能律人。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根本无法量化，甚至无法得

    出统一的结论，我们看看如今网络上的种种关于道德的争论就该清楚。反过来

    说，拿道德说事，就很可能怎么说都有理。只拿道德说事，往往意味着在实际利

    益或是法律层面，对方根本挑不出毛病，而这还没考虑造谣的可能性。

    最有意思的是，所有关于吴起道德污点的记载都来自鲁国。那问题就来了，吴起先前在卫国好好的，在魏国、楚国也没什么丑闻，可偏偏在你鲁国这个君子

    之国，就完全是个“人渣”，这符合逻辑吗？

    如果你所在的企业，内部道德流氓横行，高层成天务虚不务实，那么这样的

    企业，只要不愁吃饭，不留也罢。我们自己在为人处世上，也要尽量避免形成过

    分的道德“洁癖”。对于领导者来说，如果你身边有人用和业务无关的私德问题来

    向你“控诉”他人时，你首先需要警惕的不是被举报者，而恰恰是这个举报人。

    吴起一气之下去了魏国。那时候，人们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本质上

    和现在跳槽的性质差不多，更别说吴起就是平民，和国君连亲戚都算不上。当时

    魏国的国君正是一代雄主魏文侯。吴起在魏文侯麾下，先是做了河西郡太守，光

    靠十万魏军，就把当时尚有二十万军队的秦国折腾得奄奄一息，差一点就宣告破

    产。后来吴起做了魏国上将军，对魏国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建立了中国最早

    的职业化军队魏武卒。我们知道，同样职业化的斯巴达勇士，真正能打仗的其实

    也就万数来号人，而吴起组建的魏武卒一共是五万人，他们大战七十二，全胜六

    十四，其余以平局告终。

    吴起还写了实际价值超过《孙子兵法》的《吴起兵法》。《吴起兵法》里面

    主要讲的不是什么哲学思想，也不是计谋技巧，而是军队的制度建设和保障。任

    何竞争，归根到底都是实力的比拼，魏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体量和实力都已经

    足够大了，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自己不出错，只要不出错，那么你就可

    以靠实力优势压垮一切竞争者。今天我们的企业管理者，看看《吴起兵法》，或

    许会比看看随处可见的《孙子兵法》更有现实意义。

    吴起对下属的管理就是冰山烈焰。一方面，他可以和最基层的士兵打成一

    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下属始终保持应有的尊重。言必信，信必果，“徙木立

    信”最早其实就是吴起搞的，后来商鞅只是照着学了一遍；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军

    法，吴起执法毫不留情，只要是违犯军纪、不听号令，即便是取胜了，那你回来

    也必死无疑。一次违纪所带来的侥幸胜利，绝对抵偿不了纪律松懈所带来的破

    坏，所以从理智上说，特事特办并不算什么聪明的选择，因为此例一出，下必为

    例。

    而随着吴起位极人臣，他对权力和权谋理解浅薄和理想化的缺陷，开始表现

    得越来越明显。一般说来，人的精力有限，做事和做人，有一长必有一短，能做

    到“佛心鬼手”的，少之又少。吴起的福星魏文侯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魏武侯成了

    吴起新一任的董事长，这样一来吴起就成了前朝老臣，而且威望和实际权力又都

    非常大。这种情况下，新老板对这位老员工自然不太放心。国君要把公主许配给

    吴起，结果吴起拒绝了老板的好意。吴起的这个举动进一步强化了新老板的疑

    心，再加上一堆新贵的排挤，没过多久，他就无法在魏国立足了。

    此时距离吴起离开家，已经有三十多年，按岁数说，吴起这个时候正好处于

    职场中的“舒适区间”。可是这三十年他也没闲着，不但兵家老本行一点没扔，还

    从魏国老丞相李悝那学了全套的法家理论。由于他不停地扩展自己的能力，从魏

    国高管的岗位上离职以后，他很快就又在另一个大企业楚国谋得了CEO的职位。

    吴起在楚国，从之前指挥打仗的将领，一下子提升成了令尹，随即开始了变

    法，对楚国进行改制重组。原先的楚国其实更像是一个松散的股份制公司，包括

    国君在内，所有股东都只能算参股，这种情况下扯皮就是难以避免。而吴起要做

    的，正是改变这种局面，让楚悼王能够做到绝对控股。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改革，归结起来说，本质上和商纣王所做的差不多，那就

    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绝对正确的事。简单概括起来，吴起所

    做的事就是强化中央集权、打击既得利益阶层、向底层平民释放利益。比如说削

    减贵族封地，打破爵位世袭，建立职业官僚制度——放在企业就是职业经理人制

    度，打击游说集团——也就是俗称的“掮客”。楚国的很多大家族要是追溯起来，历史可以追到殷商时代，绝对算得上是树大根深。而吴起作为一个外来户，除了

    楚悼王的支持，根本没有自己的基本盘。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变法开始不久，支持吴起的楚悼王就突然病逝，当时

    吴起正在外指挥打仗。如果吴起真像传说中那样是个极度自私的小人，这个时候

    赶紧逃亡，或者干脆率军反叛，才是最好的选择。可是吴起却选择了回国都奔

    丧，而此时，几大家族都已经设好了伏兵要截杀他，这一去绝对是有去无回。在

    楚王的灵堂上，几百名弓箭手包围了吴起，而吴起却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一

    下扑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一阵乱箭之后，两个人的尸体被箭牢牢地钉在了一起，无法分开。

    因为侮辱了楚王的尸体，十几户参与暗杀的贵族被全族诛杀。在最后一刻，吴起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方式，企图保住改革的成果，同时也结束了自己比小说还

    精彩的人生。若论情怀，吴起并不比屈原差，只不过他所忠于的是自己的功业和

    理想，即便如此，楚国最终也不过是八分旧，两分新。

    我们总说“命运”，大到一国，小到一个机构，利益格局其实就是“命”，而人

    才是“运”，改革改的不是运，而是命。任何变法从根本上说都是利益关系的改

    变。如果改革仅仅靠一个人的决心和才智，那么无论他多强悍，最终都是难以完

    成的。改革之难，就难在“逆天改命”。

    韩非入秦：阴谋与阳谋

    之前我们说李斯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李斯在齐国稷下学宫荀子门下留学时，有一个富二代的同学韩非，学成毕业以后，李斯和韩非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当李斯还在吕不韦门下兢兢业业做一个小助理的时候，韩非已经回国潜心钻研学

    问去了——普通人需要面临的生存、发展问题，在他那里是根本不用考虑的。

    几年以后，韩非发表了他的学术著作《韩非子》，一时间成了著名的国际学

    者，在法家学术界的地位，甚至可以和李悝、商鞅、慎道这些人比肩。而秦王嬴

    政也是韩非的铁杆粉丝。

    嬴政亲政以后，秦国吞灭六国的战略也已经进行到了最后阶段。韩非所在的

    韩国，是六国里国力最弱的一个，这个国家恰恰又地处战略要冲。很自然，韩国

    成了秦国的第一个目标。

    在秦国备战的同时，嬴政给韩王下了通牒，要求把韩非送到秦国来，这就和

    拿着枪出去抢劫一样。韩国自然不敢怠慢，赶紧把韩非送到秦国。而韩非一到秦

    国，就被嬴政奉为上宾，成了秦王的高级顾问。

    嬴政之所以在开战之前把一个敌国的王族子弟拉过来，可能有两层考虑。从

    理想层面说，嬴政确实是惜才爱才，把韩非强行要过来就可以避免在后面的灭国

    大战中波及他，而且还不会给韩非制造道德压力，因为他是被韩王迫于压力送到

    秦国的，和他本人没关系。

    从现实考虑是，当时嬴政身边确实缺人。蒙恬、蒙毅兄弟虽然和嬴政关系很

    近，但毕竟是军人，不能干政。廷尉李斯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占了一个先到先得

    的便宜，嬴政当时不用他也没有更合适的人了。朝堂上一眼望去，基本就是吕不

    韦留下的老班底，这些人的政治诉求和吕不韦没什么不同，比如像丞相王绾，动

    不动就想着逼宫改制。

    秦孝公有商鞅辅佐，秦惠文王有张仪辅佐，秦昭襄王有范雎，嬴政何尝不想

    身边有一个相才可用。韩非是商鞅之后的又一个法家大才，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不好说，做高级顾问出谋划策是足够了。而且他和此前的商鞅、张仪、范雎一

    样，都是外国人，和秦国内部的各派势力没什么利益瓜葛，可以让朝堂格局变得

    对嬴政有利，灭韩国，韩非也无须再背负道德压力，所以从理论上说，韩非确实

    可以为秦所用。

    战国时的文化氛围，还不存在无条件忠诚于谁的问题，人们普遍崇尚实力，看重实际利益。一个人从一国到另一国，其实和公司人员跳槽的性质差不多。韩

    非是韩王室成员，你让他和韩国为敌确实不太可能，但如果过了这一关，其他的

    就不是问题了。

    应该说嬴政这个考虑是很合理的。假如得以实现，以韩非为相，或许就可以

    避免统一后王绾几次三番带着群臣逼宫，让秦廷矛盾激化。之后的焚书坑儒、国

    家投资过热等一系列悲剧，也可能会改写。

    然而历史终归是不能假设的。韩非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履行起高级顾问的

    职责，开始主动献策。韩非力劝嬴政先别打韩国，这个倒是还可以理解，毕竟那

    是他的祖国。可是韩非力主秦国南下灭楚，这就完全是不怀好意了。后来的情况

    说明这真的是不怀好意，秦在先后消灭掉韩、赵、燕、魏四国，后方及侧翼基本

    无忧的情况下，以李信率二十万大军攻楚都以失败告终，最后由资历最高的王翦

    率军六十万军队，历时一年才摆平了楚国。

    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秦国真要是一开始就打它，到时候谁灭谁恐怕都两说。

    更要命的是，当时不少秦国高官真信了韩非的话，朝堂之上形成了两派完全相反

    的意见，导致秦国的灭六国准备工作，因此停滞了有两三年。

    一个人说了不正确的话也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吗？答案是：真的有，直到

    现在也是这样。一些完全反常识的话，如果是通过某些专家学者的嘴说出来，即

    便再不合理，很多人也会相信，久而久之，“专家”“学者”在一些场合就干脆成了

    贬义词了。

    事情不止如此。韩非还以私德不检为理由，力主嬴政杀掉负责情报工作的大

    臣姚贾，这位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美国的中情局局长的角色。韩非的这个提议还

    真有人跟着应和。

    嬴政慢慢感觉到苗头不对。

    其实韩非入秦，就是一名战略间谍。这是他的自作主张，还是韩国官方的谋

    划，无从得知。如果韩非仅仅像徐庶入曹营那样，不献一策，那嬴政多半会一直

    养着他，可是他所力主的优先攻楚，假如真的做起来，很可能会重创秦国，届时

    即便秦国能挺得住，在嬴政这一辈上，也基本没可能再有作为了。

    韩非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秦的国家安全，嬴政再爱才，到了这一步，也只能处

    死韩非。传说中李斯因为嫉妒韩非而杀了他，这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即便你

    是廷尉，要绕开秦王和整个秦国司法体系，去做掉这么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人

    物，这难度和风险都实在太大。当然，促使嬴政下决心杀韩非，在一旁推波助澜

    这种事情，依照李斯追求绝对安全感的个性，倒是真做得出来。

    韩非这件事做得对不对，我们还真没法评价，并不是所有人都会以上帝视角

    来看这个世界。如果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不能把“忠诚”看做是一种罪恶，只

    能说这是他的选择。

    回顾战国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企图靠阴谋来扭转乾坤的事，韩国人其实不

    是第一次干了。更著名的一次，是派经济间谍郑国到秦国，说服丞相吕不韦上马

    郑国渠工程。韩国人想的是，靠这个工程拖垮秦国的财政。结果没承想，韩国大

    大低估了秦的国力，秦国在郑国渠上耗了五年时间，最后还真给修成了，把四万

    顷荒地改造成了良田。其实在工程进行到一半时，嬴政就已经发现郑国是间谍

    了，结果不但没处置他，还把他收编了过来，继续把这个工程搞完。这件事韩国

    弄巧成拙。

    因为国力弱小，没办法正面和对手硬杠，韩国历来都非常看重类似的阴谋，总是想着靠这种奇谋妙算，来一巧破千斤。

    韩昭侯时代的丞相申不害，就奉行法家术治，更是把这个喜好阴谋的传统推

    到了极致。所谓术治，简单说就是把国家的管理分为明暗两部分，明的是看得见

    的法律，暗的是看不见的帝王之术，后者本质上和现在的所谓“职场36计”之类的

    东西差不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历朝历代，皇帝都讲究一个天威难测，这就让

    下面的官员摸不准他的脾气，自己的一句话会让君王高兴还是愤怒都不好说。如

    此一来，群臣就得像陪伴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一样，小心侍奉君王。类似的

    手段，如今在办公室政治当中，同样是不新鲜的。

    这种“术治”，或者说是阴谋，形式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它要么

    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之上，要么是需要把几样关键信息隐藏起来，秘不示人。总

    之，在整个布局当中会留下几个罩门，这些要素往往是布局的人所无法完全控制

    的，一旦为人所知，立马满盘皆输。比如韩非和郑国渠，这两场战略欺骗能否达

    成，完全取决于秦国的君王和高官是否一定会迷信权威，以及这中间不会有一点

    消息走漏，而这两点，确实是韩国人所没法控制的。

    韩国缺乏硬实力，所以迷信这种近乎“小聪明”的路子，其实也是一种无奈。

    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对秦国的硬实力有所消耗。

    公元前230年，秦最终发动了灭韩之战，因为实力对比悬殊，这一仗打得实

    在没有悬念，以至于《史记》关于韩的灭亡，一共就写了十七个字。

    一切阴谋，其中总会存在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从概率上说，这些问题终归存

    在爆发的可能。随着计划的复杂化，不可控的要素必然会不断增加，那么计划失

    败的概率自然也会越来越大，这也是阴谋论并不现实的原因所在。我们说得再直

    白一点就是，企图靠隐瞒真相来达成某种目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

    如今这样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么做更加不现实。

    阴谋与阳谋，术制与法制，应该说它们是完全对立的。

    所谓阳谋，就是根据现有条件，在不影响别人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因势

    利导、光明正大地通过改变自己的资源配置，来达成自己的目标。通俗点说就

    是：立足自身，固本培元。

    而所谓法制，就是要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同一个明晰、公开的法律体系当中，统一加以规范。

    那么阴谋与阳谋，术制与法制，孰优孰劣，自然不言而喻。

    赵武灵王：制度比个人更有用

    那么面对改革，历史上的既得利益阶层是如何搅局的呢？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的思维普遍还属于直来直去的模式，所以面对改革，既得利益阶层最开始的反抗手段也是非常简单粗暴的，你损我的利益，我就直接

    造你的反，最典型的就是楚国的吴起变法。楚悼王对楚国的掌控力原本就不怎么

    样，而吴起的改革措施又过于凌厉，直接一刀子切在了贵族阶层最在乎的要害之

    处，结果楚悼王一死，既得利益集团马上撕破脸皮，在楚王的灵堂上就发动了兵

    变，吴起被事先埋伏好的弓箭手乱箭射死。

    这种硬“怼”的方式，结果往往都是两败俱伤。吴起被射杀以后，新政绝大部

    分都被废除了，直接参与叛乱的贵族也都被满门抄斩了。

    而赵武灵王在赵国的改革，最终也被既得利益集团给“怼”回去了。他们的手

    段很高明，是利用王族内部的矛盾，把这个局破解的。

    赵国的变法改革，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这个提法表面看上去好像就是一

    个军队方面的改革，也顺便改了一下大臣们的着装。但实际上，赵武灵王的真正

    意图是削藩。因为赵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就是军事贵族，赵王搞军改，其实就

    是为了削弱这些军事贵族手里的权力，或者叫政治资本。一旦这个最大的本钱没

    了，贵族们就再没筹码和中央政府叫板了。

    最开始的时候，赵国中央政府连贵族封地的税都收不上来，改革以后，这个

    问题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但还是留有后患。

    赵国名将赵奢，也就是赵括的爸爸，最早就是负责向地方征税的。当初因为

    要向平原君赵胜收税，赵奢差点死在平原君手里。我们合理推想一下，赵奢当初

    收税应该是得罪了不少贵族，因为后来秦赵的长平之战，赵国已经打成了一个死

    局，这时候赵括被推到前线替下廉颇，最终战死沙场，承担了整场战争失败的全

    部责任。这件事现在看来，依然是细思极恐啊……

    言归正题。因为赵武灵王赵雍是个非常强势的君王，政治手段也比较高明，所以依靠个人权威，这位赵王基本就可以在朝堂上压住各个集团。“大事赖独断，而不赖众谋”这句话，就是从赵武灵王这儿来的，这就有点一言堂的意思。赵国的

    改革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强推下去的，而老百姓也确实得到了实惠，赵国的综合国

    力也开始得到强化，以至于连秦国，对它都开始犯怵了。

    但偏偏在这个时候，赵武灵王的家里出问题。在继承人问题上，赵武灵王要

    废长立幼。或许是有长远的打算，或许就是个人偏爱，总之，赵武灵王在太子赵

    章没什么过错的情况下，强行废了太子，还把赵章派到边疆地区指挥边防军，这

    事实上和发配差不多。与此同时，赵武灵王宣布立小儿子赵何为新的储君。整件

    事和他平时做事的风格是一个路子，强悍、独断、不留余地。

    问题是赵章当时已经二十多岁，在太子之位上早就形成了自己稳固的势力，而赵何那个时候才十岁。这种情况下，显然新储君在未来登基以后，位置是难以

    坐稳的。这个时候，赵武灵王又表现出了他行事风格的另一面：天马行空、不按

    常理出牌。

    赵武灵王紧接着宣布退位，赵何继位为赵王。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赵武

    灵王就该是太上皇了，可是，他给自己发明了一个词——“主父”。相传复姓“主

    父”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应该是赵武灵王的后人，比如西汉时的主父偃。赵武灵王

    发明的这个身份并不是像太上皇那样什么都不做，光是享享清福。

    按照他的设计，小儿子赵何做了赵王以后，主要就是监督内政，具体操作自

    然有一班大臣来搞，而赵武灵王自己则继续抓着军队的指挥权。赵武灵王这么

    做，就是想将自己的小儿子扶上马再送一程。把儿子扶上王位，他自己手握军队

    控制全局，这么做，对比赵武灵王死了以后赵何再继位，赵国的权力交接确实会

    更稳定不少。

    这个原理放在现在也是适用的，任何的权力交接，如果能设计一个合理的过

    渡阶段，肯定会比一刀切模式稳定很多。赵武灵王布的这个局虽说是不按常理，但确实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按部就班往下走，可能最后真就做成了。

    偏偏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赵何登基四年以后，赵武灵王赵雍自然也老了。

    一个人年轻时非常强悍、独断专行，一旦上了岁数，心往往就会变得软下来。对

    常人来说这很正常，但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就未必是好事了。

    这四年里，被废黜的太子赵章，自然是和父亲、弟弟疏远了，但也没闹。这

    么一来，赵武灵王自然会觉得，过去做得太绝情，亏欠了大儿子。当时赵国灭中

    山国的战争赵章也参加了，于是赵武灵王就借这个由头，给赵章记了一功，封为

    安阳君，有了自己的封地。这么一来，废太子在朝堂的人脉自然又被激活了，先

    前唯恐避之不及的，如今又都来巴结了。不仅如此，废太子赵章又有了自己的根

    据地，手里有钱、有粮、有人，还有私兵。

    有一次赵国高层开年度大会，赵章冲着王座上还是小孩儿的赵何行君臣大

    礼，赵武灵王看见，心里不是滋味，结果一激动，又冒出一个天马行空的念头。

    他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不如干脆把赵国一分为二，他们哥俩一人一半。

    赵武灵王显然是老糊涂了，那个时候的诸侯国稍不留神就可能被别人灭国，就算是为了保命，大家都尽可能地做大做强自己，如今你主动把自己给拆分了，这不是在找死吗？

    赵武灵王这个主意冒出来后，相国肥义磨破了嘴皮子，好说歹说总算是让赵

    武灵王打消了这个念头。老头的脑洞暂时给堵上了，可麻烦也来了。赵武灵王要

    分国家的话，肥义这些大臣们听到了，废太子赵章自然也听到了。

    从为人处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例子。打一棍子再给个甜枣，这并不

    是什么情况都适用的。权力斗争原本就是零和游戏，更何况你从人家手里拿走的

    是一个王位。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原本应该不动声色地进一步削弱废太子的势

    力，在个人待遇方面，以财富加以安抚，如此才能逐步断了废太子继续争夺权力

    的念想。

    可如今你给他的不仅是待遇的改善，还有政治资源，这样就等于让他有了继

    续争下去的希望。这样还不够，把国家一分为二的念头都说出来了，用这么大的

    蛋糕去诱惑他，诱惑完了，又宣布刚才说的都不算。这个时候废太子心里的权

    欲、征服心都被激活了，在这样反复的心理冲击之下，他对自己父亲的恨意早已

    压过了父子亲情。

    得罪一个人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可得罪以后又想往回找补，换来的可能会是

    一件更麻烦的事。

    赵武灵王父子间的这道裂痕，对改革的反对派们而言，无异于是天上掉下来

    的馅饼。赵武灵王同父异母的兄弟赵成，还有赵成的谋士李兑，两人在废太子赵

    章背后一顿挑唆。赵章原本就是满怀愤懑和怨恨，手里又一切资源齐备，于是就

    举兵反叛，要武力夺权。

    结果没承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赵章前脚举兵，赵成、李兑后脚就带兵

    来勤王。他们击败了攻打王宫的叛军，顺势控制了当时还是小孩的赵王赵何。兵

    败的赵章被他们撵到赵武灵王的行宫里，然后赵成理所应当地下令封锁行宫。最

    终，赵章被赵成、李兑处死，赵武灵王也被所谓的勤王大军困在了行宫里。这一

    困就长达三个月，最后活活把赵武灵王饿死在行宫里。

    至此，年幼的赵何成了赵成、李兑手里的傀儡。赵武灵王时代围绕削藩所提

    出的种种政策，多数也都被废除，赵国的改革就此算是完败。

    赵武灵王这个称呼，是赵雍死了以后的谥号，在古汉语里，“灵”这个字并不

    是一个好词儿，它代表的意思是瞎胡闹、瞎折腾，以“灵”为谥号，也就等于赵国

    官方彻底否定了赵武灵王。对比楚国贵族傻呵呵的直接造反，赵成、李兑的谋划

    要高明得多，人家是打着勤王的旗号，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

    有这么几个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而论，赵武灵王虽然才

    智过人，且胸怀大志，但他个人过于迷信权威主义。赵国变法改革，完全是建立

    在他个人的权威之上。雷厉风行、乾纲独断的做事风格，确实能在短时期内改变

    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面貌，但也仅止于此。这就好比灭火只灭了明火，却没

    有灭暗火。

    强人总有老去的一天。缺乏相应的制度建设，没有为改革建立新的基本盘，依靠利益受损的旧势力来治理国家，这些都注定了赵国的新政难以持久。

    以齐家而论，从前面的故事来看，赵武灵王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而他

    的家庭内部的问题，最终也给了政治对手以可乘之机。从古到今，公事和家事，某些情况下是息息相关的。处理不好后院，前院最终也是会起火的。

    归结起来，赵国改革的反对派靠的还是武力，其实旧势力“怼”改革，不光有

    武的，还有文的。

    完璧归赵：眼界决定成败

    很多时候，一件事究竟是好是坏，办得妥与不妥，你光盯着事情本身，是看

    不出所以然的，只有把它放在一个大环境下全面审视，才能看清楚。比如我们今

    天要说的“完璧归赵”，里面的主角蔺相如因为这个历史典故被传颂了几千年，但

    这件事其实经不起细琢磨。如果放在战国时代的大环境下去看，这其实是一个外

    交失败的经典案例。

    这个故事通常都是这样说的：秦王看上了赵国一块叫做“和氏璧”的稀世美

    玉，就提出要拿十五座城来换。赵王怕秦王赖账，于是就让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

    使秦国，几番斗智斗勇下来，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

    细琢磨下来，这个故事其实挺不靠谱的。在蔺相如所处的战国中期，中国人

    已经经历了三百多年的乱世，列国之间的战略态势在本质上和近现代的欧洲基本

    一样。那种环境下，人们的思维都是非常成熟和务实的，不成熟、不务实早就被

    淘汰掉了。

    在稍不留神就可能国破家亡的环境下，哪个国君会头脑发热，拿本国的城池

    换一块好看的石头回来？其实这件事里面，最不重要的恰恰就是和氏璧。秦国之

    所以提出要拿十五座城换赵国的和氏璧，其实说白了就是一次战略试探。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张仪连横伐交，到了秦昭襄王嬴稷这一代，已经成了最

    强大的诸侯国。在完璧归赵这件事之前，从理论上说，当时能主动给秦国制造麻

    烦的，只剩下南边的楚国和北边的赵国，秦国的战略重点也是这两国。相对来

    说，楚比赵在军事上要更弱一点，所以更好打。秦国要打楚国，首先就要先稳住

    赵国，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局面。而要稳住赵国，那就必须先要摸清它的底儿。

    赵国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赵武灵王变法改革，让赵国一度强大到严重威胁

    秦国北部安全的地步。可是赵国爆发政变，赵武灵王被困在沙丘行宫中活活饿

    死，赵何(史称赵惠文王)成了赵成和权臣李兑手中的傀儡国君，赵国的国势由

    此急转直下。又过了几年，赵成病死，李兑被逐出赵国，赵惠文王才成了名正言

    顺的赵王。赵王的处境虽然开始好转，可是经过这么一连串的折腾以后，赵国面

    对秦国究竟有多少底气，这还真不好说。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很熟悉了，赵王偶然间得到了一块罕见的宝玉，也就是

    著名的和氏璧，秦王抓住机会，提出了一个非常荒唐的要求：用秦十五座城来换

    赵王的和氏璧。

    这件事搁在当时看也是很不靠谱的。宝玉再稀有，但它终归就是一件玩物，而城池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但这件事妙就妙在这个“不靠谱”上。因为越是这样，越能够强化你的检验效果。后来赵高“指鹿为马”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指鹿为

    马这件事荒唐，他才能一下子分辨出朝堂上哪些人对他死心塌地，连脸都可以不

    要。

    面对嬴稷的这个要求，赵王该如何接招？

    所谓“反常必妖”，当一个并不傻的人突然做出某种看似不可理解的事，这时

    候你就该注意了，他很可能还有别的意思。如果赵国君臣的眼界能够大一点，就

    会发现这件事其实非常凶险，压根不是一块玉的事。一旦秦国有机会打残了楚

    国，那么下一个倒霉的会是谁？只能是赵国。

    赵惠文王最好的应对策略就该是一口回绝，这样秦王摸不透自己的底牌，后

    面才有机会保持这个均势的局面。可偏偏当时谁也没看出这一点，赵王没有，蔺

    相如也没有。蔺相如建议赵王答应秦国的要求，理由是：如果秦国不给城，秦国

    不占理；要是不答应秦国，那不占理的就是赵国。总之，说来说去他的注意力就

    没跑出这块玉去。

    由此开始，其实后面的故事无论多精彩都已经失去意义了。这么不靠谱的要

    求赵王都答应了，就说明赵国从心底对秦国是怀有畏惧的。到此，秦国的战略试

    探基本就已经完成了。

    眼界决定成败，眼界过低，很可能事情早就办砸了你还浑然不知。

    这个道理放到现在依然是有用的。我们写报告、论文的时候，领导或是你的

    导师都会要求你，起头的时候尽可能“格局大一点”，比如说一说国际形势，说一

    说行业走向，等等。如此这般，久而久之，干脆就成了一个仪式性的东西，究竟

    这些“高大上”的问题和你手边做的事有什么具体联系，很多人并没有真去考虑

    过，只不过是别人要求你写，你就照着做罢了。而事实上很多人乃至企业，最后

    吃亏往往就吃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上。

    举个例子，假如你的企业准备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投资海外，那么仅仅去

    做一个一般商业盈亏层面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投资国的

    社会概况，这些听起来远在天边的东西，在未来都可以直接决定你的项目乃至你

    的员工身家性命的存亡。

    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新鲜。从利比亚到伊拉克，我国的海外投资项目多次因为

    相关国家的战乱而遭受严重损失，甚至中方人员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事实

    上这些战争的爆发并不是毫无征兆的，你不可能预测那里会在几月几号出什么样

    的乱子，但是只要有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给你计算出一个大致的概率，还是没

    问题的。

    当然，眼界宽格局大，也不一定就能保证成功，这个还要看你的实力和大环

    境的好坏。把周围看清楚未必能让我们明明白白地活，但起码不会稀里糊涂地

    死。

    “完璧归赵”里的主角蔺相如，从这个人身上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并不是领

    导者看不到下面人的能力，而是能力未必就是领导者最看重的东西。历史上关于

    蔺相如的记载，就是“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这两件事，无论是从国际斗争还是

    从国家发展来说，这两件事对国家的影响都不大，真实的蔺相如在国政方面并没

    有什么大的建树。

    “完璧归赵”这件事，蔺相如从最开始就判断错误，而且在面对秦王时，蔺相

    如还说话说走嘴了。史书记载，他当时怒斥秦王不守信用，其中有一句话是：“和

    氏璧，天下共传之宝也，赵王恐，不得不献”。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场合，你明明白

    白告诉对方，你的国君怕人家，这算什么事啊？由此，秦国人进一步坐实了之前

    的判断——赵国畏惧秦国，不敢在秦国收拾楚国时在背后动手。既然目的达到

    了，和氏璧也就不再重要了，秦王后来再也没提这一茬。

    从“完璧归赵”以后的第二年开始，秦军一年攻打赵国一次，连着打了三年，每一次规模都不大，但都以秦军完胜告终。每一战都能攻下赵国一两座城池，斩

    首两三万人，这个战果说大不大，但绝对会让对方肉疼。秦国之所以这么零打碎

    敲地攻打赵国，主要还是为了震慑。既然你都说了“赵王恐”，那我就必须让你知

    道，你的害怕是正确的。

    到了第四年，秦昭襄王感觉火候差不多了，约赵惠文王在韩国的渑池会盟，订立停战协议。至此，秦的战略目标已经全部达成。

    不久之后，秦军开始大举伐楚。楚国被打残了之后，秦国再无后顾之忧。再

    后来，在秦赵长平之战中秦国可谓倾尽全力，一举打残了赵国。

    由此来看，蔺相如对比苏秦、张仪、李悝、商鞅等名臣，至多只能算是能力

    平庸之辈。可为什么赵王又格外器重这样一个人，一路擢拔，把他升到了上卿的

    位置？原因很简单，蔺相如出身寒门，又是被火箭式提拔上来的，除了赵王他没

    有任何人可以依托，所以在忠诚度上绝对不会出现问题。无论是“完璧归赵”还

    是“渑池会盟”，他做得成不成功另说，但每次都是在以命相搏。

    我们不要忘了，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赵惠文王一直是有名无实，活在

    权臣的阴影里。如今虽然赵成、李兑都不在了，可朝堂之上其他大臣还在，这些

    人的忠诚度显然是难以让人完全信任的。可是你治理国家又离不开这些人。在这

    种时候，有一个没有根基又绝对忠诚的人做自己的首辅大臣，以此来制衡百官，就是最佳的选择，而蔺相如恰恰是最好的人选。

    忠诚和才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领导者自认屁股没有坐稳的情况下，他

    们往往会更看重忠诚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从道义角度来加以评判，只能

    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应对。作为一个高层领导者，对管理层负责人给予必要的

    安全感；作为具体执行者，在发现上级信心不是很足的时候，适当地收敛一下自

    己的恃才傲物，这些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

    当然，要做到这一层，前提是你对整个环境的精准判断，而这就又绕回到了

    咱们开头的那个问题——格局要大，眼界要广。

    纸上谈兵：执行者的无奈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背锅侠的老祖宗——商纣王。今天咱们再来说一个更

    著名的背锅侠——赵括。

    赵括背的这个“锅”，就是“纸上谈兵”。

    《史记》里说，在秦赵长平之战的时候，廉颇坚守不战，让秦军一点招儿都

    没有，于是秦国间谍在赵国的微博和朋友圈散布针对廉颇的谣言，结果来回转发

    就被赵王看到了。赵王果然就信了，罢免了经验丰富的老将廉颇，启用了少不更

    事、只会耍嘴皮子的赵括，最后导致赵军全军覆没。

    赵括这口“锅”，一背就背了两千多年。

    其实真实历史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我们按时间推算，赵括那个时候应该

    是三十多奔四十的岁数，而且在此之前，他一直在他父亲——名将赵奢的麾下做

    参谋，赵国对秦国不多的几场胜仗，比如麦丘、阙于，赵括基本都参与了。要是

    论对秦军的作战经验，其实赵括反倒比廉颇强，所以赵括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名无

    实的毛头小子。

    其次，长平之战无论换谁打，对赵国来说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赵括手里的

    这个结局也许说不上最好，但也肯定不是最坏。

    有一句话叫“谋定而后动”，就是说凡事你只有想好了，计划周全了，才能行

    动。让手脚跑在脑子前面，这绝不是一个好习惯。要是放在国家或者是企业层面

    这就叫战略决策。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事情的成败，在最开始的谋划阶段就已经基

    本确定了。

    长平之战最开始和赵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战国中后期，秦国一直觊觎韩国手中的战略要地上党，为了夺取这片土地，秦国大将白起率领秦军和韩国连续打了三年仗。三年之间，秦军夺城十余座，斩

    首五万多，彻底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

    韩王彻底被打绝望了，同意把上党郡十七城全部割让给秦国。结果上党太守

    冯亭却来了一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没按照韩王的命令向秦国投降，而是

    跑到赵国，向赵王提出愿意把上党郡献给赵国。

    当时赵孝成王登基还不到四年。接到冯亭的信以后，赵王的叔叔赵豹就表示

    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秦国为了上党整整打了三年，中间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如果被赵国凭空“摘了桃子”，以秦国的国力，人家自然不肯善摆

    干休，打仗就是必然的。

    面对强秦，赵国只要开战，肯定就是全面战争。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你打输

    了，那连家底儿都得赔进去。而秦强赵弱，打输还是大概率事件。

    可是赵王却一意孤行，要定了上党。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白得了上党那十七座

    城。这就好比有个人看中一个特别豪华的钢琴，也不管自家能不能摆得开，非要

    买回来。发现摆不开怎么办呢，那就买大房子，钱不够就卖房，贷款……

    这听起来特别愚蠢，但是这种眼界在企业决策中并不少见。举个例子，比如

    某老板看中一个项目，于是不管不顾，公司里所有业务必须围绕这个项目来做，如果最后项目成功了，其实赚的也并不多，但如果项目失败，那给这家公司的打

    击是致命的。

    我们经常会说到这么一句话：格局一定要大，企业要有计划，个人要有规

    划。如果你能看清百里之地正在发生什么，才能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能让

    你投入老本豪赌一把，只应该是两种情况，要么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地步，要么

    决定你是否能脱胎换骨、更上一层楼。除了这两种情况，任何类似的高风险行为

    都是不值得的。

    我们知道，国外企业如果要上马一个项目，风险评估和防控所占的资金，通

    常要达到项目预算的2%到5%。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因为到不了这个比例，你根

    本拿不到贷款，银行会认为这样的项目不确定性太强，容易让人家赔钱。我们的

    很多企业恰恰缺乏这种意识，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个搞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的

    专家痛心疾首地说，我们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宁可事后风光大葬，也不愿意事前

    吃药看病。

    如今好多年轻人面对各种各样的所谓“高回报率投资”的时候，不少人同样把

    持不住。当你面对这种情况，其实也不需要有太大的格局，你只需要扪心自问一

    下，你真的已经混到可以不劳而获的地步了吗？

    回过头来继续说赵国。在决定开战时，赵王其实就是光看见了“高回报率”，对秦赵两国的经济实力、社会动员能力、军队后勤保障能力等等究竟差了多少，根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可以说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完全是“盲人瞎马”的

    架势。风险评估基本没做。

    不但决策不行，赵王选的将也不怎么样。廉颇除了资历老，并不算多出色的

    将领，和秦军打仗的经验远不如赵括。赵军在廉颇的率领下从韩国人手里接管了

    上党郡十七城，结果面对秦军的攻势，廉颇一座也没守住。

    丢了城不算，赵军一跑出来马上又被秦军围困在了长平，也就是现在山西省

    的高平市，长平之战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到了长平，赵军筑起两道防线，第

    一道很快就被秦军攻破了，廉颇只能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消极避战，这就是所谓的

    坚守不战，你出去根本打不过人家。

    这一路把廉颇打得满地找假牙的不是名将白起，而是一个叫王龁的将领，这

    个人在史书中记载得不多，爵位是左庶长，只能算是中偏上，并不算是特别冒尖

    的将领。

    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秦国最早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上党郡已经完全被

    秦军占领，而且此时赵王已经派使臣来向秦国求和了。赵王想和，但是秦昭襄王

    不这么想，他看到了一个大大的机会摆在面前。

    当时赵国是六个诸侯国里，唯一还能主动和秦国打一打的国家，此时赵军四

    十多万被秦军困在长平，对秦王来说，这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机会。一个国家

    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土地，而是人口。这四十五万人不光是士兵，还是宝贵的青壮

    年劳动力，如果能把他们全歼于长平战场，那赵国就彻底被打废了。

    后面的事我们在这里不再细说，总之在仗真打起来以后，赵孝成王才意识

    到，自己的后勤不如人家，社会动员能力不如人家，家底儿更不如人家。更重要

    的是，赵王的眼界远远不如秦昭襄王嬴稷。最开始秦王本来就是打算要个上党

    郡，可是局势一发生变化，嬴稷马上就能跟着调整部署，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

    会。

    在面对还没到手的诱惑时，赵孝成王脑子就迷糊了，嬴稷面对已经到手的胜

    利，还能保持头脑清醒，时刻不忘最终要的是什么，这就是眼界和格局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任何勤奋和运气都无法抵消的。

    事前决策，需要头脑清醒、冷静；而事中决策，还需要能在机会出现时杀伐

    决断，果断行事。要成事，这两者缺一不可。所谓“天予不取，反受其害”就是

    说，天上一般不会掉馅饼，一旦掉了不接着是会遭报应的。拿长平之战来说，如

    果秦国不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歼灭赵军，那么赵国日后缓过劲，必然会找机

    会雪耻报仇，这四十多万人日后必然是秦国的心腹大患。

    从赵国的角度来说，这时候长平已经是一个死局了。廉颇在前线损兵折将，连吃败仗不说，最后还给赵王出了一个极不靠谱的主意：坚守不战、以拖待变。

    可赵国的家底远没有秦国厚实，廉颇在长平拖了整整两年，秦国没什么事，赵国

    的国库倒是已经见底儿了。再让老头儿这么拖下去，不但前线的赵军要饿死，后

    方的赵国人也要吃不上饭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赵孝成王才想起来，后方还有个和秦军打过仗的赵括。这

    个时候的赵军其实就剩下少半条命了：损兵折将、连吃败仗、士气低落，所能依

    托的只有一条防线，后勤已经被秦军切断了，而且就算没切断，后方也没粮食了

    ——总之，是没时间、没空间、没资源。

    这个局面，谁来指挥都破不了。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时候让人能感觉到的，其实是悲壮。赵王不知道，但赵括自己肯定知道这是有去无回。赵括的母亲在赵

    王面前竭力贬低自己的儿子，实在拦不住了，又让赵王承诺一旦战败追究责任，不能殃及赵括的家人。

    赵国换上了赵括，秦国也换上了武安君白起。这里面的逻辑就很有意思了，之前廉颇被王龁打得那么惨，要是赵括真的那么差，秦国人干吗还把国宝级的名

    将搬出来？

    赵括到了前线，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出击，最后赌一把。赵括的主动出击以

    失败告终，赵军被秦军在一条河谷中围困了四十六天。最后，赵括带领残余赵军

    对秦军防线发起了自杀式冲锋，赵括本人在冲锋中被秦军乱箭穿身，死在了战场

    上。

    从军人的气节、操守来讲，赵括并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当时如果赵括

    选择投降，凭他手里剩下的十几、二十万人马，完全可以给自己谋个好出路。按

    照史书记载，这一战虽然以赵军失败而告终，但秦军也伤亡惨重，短时期内无力

    再战。能用一支残破之师打出这样的局面，显然，赵括的军事素养并不差。

    而真正可悲的是，无论是赵孝成王还是老将廉颇，都没有承担一丝责任，所

    有战败的责任都落在了战死沙场的赵括一人身上，可以说这君臣二人之前是无

    能，这时候简直就是无耻了!如此头脑，如此胸襟，这样的领导者，谁会甘于为

    你效力？

    无论是作为领导者，还是作为一般人，赵孝成王绝对是一个我们需要时刻警

    示自己的反面典型。

    2

    底牌是定好了的

    任何改革，动增量肯定比动存量的阻力要小。改革能不能推进，首先取决于

    人，取决于是否可以让足够多的人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这里说的受益，是说人

    们在新的体制下能得到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这和开仓放粮式的收买完全

    是两回事。

    商鞅变法：成功的改制重组

    提升自我

    我们大家都知道，商鞅变法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但商鞅个

    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形象其实是很模糊的，除了变法、徙木立信，也就剩下最后

    被车裂了。对他去秦国之前的事，多数人就未必清楚了。其实要是细论起来，商

    鞅的故事放在今天，完全就是一个个人素养提升的典型案例。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商鞅”的这个名字：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

    的“姓”和“氏”是两回事。“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

    分。”简单地说，一个人的“姓”代表的是他的血统，是不能变的，“氏”是根据他的

    社会地位、所在地的变化而变化的。“商鞅”应该是周王室一支的血脉，所以应该

    是姓“姬”。“商”是他的“氏”，因为他后来的封地是秦国的商於郡。所以“商鞅”这

    个称谓其实是在他功成名就以后才有的。在此之前，最早我们应该叫他“公孙

    鞅”，而只有国君的儿子才能称“公子”，到孙子辈叫“公孙”。后来久而久之，“公

    孙”就从一个身份变成了一个复姓。在战国时代，你叫“公孙某某”，就说明你是有

    贵族血统的，比如公孙鞅。为了大家习惯，咱们在这里还是继续叫他商鞅。

    商鞅的老家在卫国，差不多就是现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那一片地

    方。当时，卫国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国，但是文化氛围非常特殊。卫国的老百

    姓都是殷商的遗民，国家实行的也一直是商朝留下的法律和制度，而它的国君还

    有贵族，则是周武王姬发的兄弟及他们的后裔。如此一来，卫国这个国家内部，既有来自商朝的商业文化，也有来自周朝的农业文化，此外还有那么点游牧文化

    的影子。而且，这个国家地处三省交界的地方，所以在地理上，这里也是一个不

    同地域文化的交汇之所。

    除了商鞅以外，战国时代对中国文明进程影响比较大的人物，比如吴起、李

    悝、张仪、吕不韦，他们的老家其实都在卫国。这么多牛人在一个地方扎堆肯定

    不是偶然的。奥妙就在“交汇”这俩字上。所谓文化多元化，并不是说让好的坏

    的、先进的落后的并存就可以。不同的文化必须要能相互碰撞、相互竞争，几种

    文化可以彼此交叉、杂交，优胜劣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文化，才是具备

    竞争力的，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弥补各种单一文化的短板。

    放在现在来说，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不管你当初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在有余力的前提下，都不建议你朝着一个方向“一条道走到黑”，应该尽可能地多

    去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甚至去尝试一些不同领域的工作，这对一个人来讲是有

    百利而无一害。不需要你了解得有多深，但一定要广博。

    这种知识多元化，在本质上和文化多元化差不多，它首先带给你的好处是让

    你的未来具备更多的可能性。谁也不能保证你毕业以后一定就专业对口，更不可

    能保证你一辈子只干一个领域的工作。知识多元化的积累过程，首先培养的就是

    你的学习能力，如果一个人脑子里的大部分知识都不是老师教给你的，而是自己

    学的，那么在面对一个新领域的时候，这个人肯定会比其他人心里更有底。

    其次，这种多元化认知，会在看待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给你带来更多的视

    角，这就意味着更多的解决方案和更多的机会。

    除了生活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以外，商鞅还有一个先天的优势。他出

    身贵族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上层的思维方式、政治斗争的基本套路肯定比普

    通人更熟悉。吴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栽在这个问题上。从这方面说，商鞅其实是

    属于赢在起跑线上的那批人，所以我们总说草根逆袭不易。

    按理说，商鞅完全可以踏踏实实做他的富二代，什么都不干也能活得不错。

    可是这么干太对不起老天爷给他的这颗脑袋了，所以他选择了“出国深造”。对于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无法评论，放在今天，如果你的家庭环境原本就挺好，想选

    择维持现状，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

    不过，商鞅的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后面的历史走向。

    商鞅最早去的是魏国，当时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这就好比现在，多数人出

    国谋发展最希望的就是去美国，找工作总想着能进一家五百强企业。后来的历史

    说明，商鞅的这个选择其实是正确的。

    那个时候的魏国早已经过了上升期，正处于稳定期。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一旦进入这种舒适区，后面往往未必是好事了。当你手中的资源总量达到一定量

    以后，很多技术问题将变得不再是问题。说得直白一点，只要拿钱砸，就没有搞

    不定的事，即便是你砸钱的效率不高，但是所造成的浪费在庞大的资源总量之下

    也不是什么问题。这种时候，大部分工作其实是个人就能做，人才在其中的作用

    并不是完全不可替代的。

    这种情况下，一旦内部再面临纪律松懈，领导人又缺乏自律、不讲规矩、任

    人唯亲，那么后面跟着的必然是整个管理层的溃烂。商鞅到魏国的时候，面对的

    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局面：之前积累的庞大财富，让魏国哪怕是在一群蠢材手里，也能维持基本的运转。这种局面下，整个国家都必然是逆向淘汰，谁有能耐，谁

    就会成为整个体制的公敌。谁都能让这个国家运转下去，你非要把别人比下去，那你就必然是罪大恶极。于是整个魏国官场天天都在上演宫斗戏，庞涓逼走了孙

    膑，丞相公叔痤逼走了吴起……

    既然官场的活儿是个人就能干，那么谁留谁走，比的必然就是人脉和政治手

    腕，而醉心于这两者的人，自然再没精力去琢磨别的事，这种人做事的能力，也

    就可想而知了。

    商鞅到了魏国以后，他那个小国富二代的身份就没什么含金量了，就像三四

    线城市的高富帅到了北、上、广一样。很快他在魏国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给丞相公叔痤做中庶子，也就是私人助理。

    显然，在魏国的这种环境下，商鞅是很难有出头之日的。如果他能力平平的

    话，或许公叔丞相会把他作为自己圈子里的人，安排到某个岗位上去。可偏偏这

    个年轻人实在太厉害了，于是老领导公叔痤就表现得特别惜才，始终把商鞅留在

    自己身边，雪藏起来。在公叔痤咽气之前，国君魏惠王根本不知道魏国还有这个

    人存在。

    但这对商鞅来说反倒是件好事。公叔痤对他的压制，让他反而不会受到魏国

    各种政治斗争的冲击。那些王侯将相成天斗来斗去，人脑子都快打成狗脑子了，谁会没事儿去注意一个私人助理呢？

    那商鞅在魏国丞相府那几年每天都干什么呢？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最主要就

    是潜心研究魏文侯和丞相李悝、上将军吴起这些人留下的各种制度和政策，特别

    是李悝留下的《法经》。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他所颁布的法律很大一部分都是

    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继承再创作出来，连著名的典故“徙木立信”，其实都是

    照搬了吴起刚上任时的做法。

    从这里我们会发现，对于年轻人来说，那些大机构大企业可以给自己的股东

    提供丰厚的回报，但未必会给你提供太多的上升空间。当然，如果这家企业内部

    风气比较健康，你自己的能力又格外突出，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另一方面，必须

    承认的是，这些大企业的从业经历，确实可以对你的能力提升起到很大的帮助。

    这种时候，与其上来就忙着拉帮结派掺和到宫斗戏中，倒不如在最初的两年能沉

    下心来认真学习。

    而如果换个角度，站在魏惠王的立场来看，我们会发现，稳定可能是他在位

    期间最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是最大的败笔。生命在于运动，权力在于折腾。说得

    文雅一点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过分的稳定之下，你的“富”最终就会变

    成“腐”。这一点我们暂且按下不表，还是来说商鞅。

    几年以后，公叔痤突然病重，临终时才想起向魏王推荐商鞅，而魏王也没答

    应用这个人。这件事魏王做得其实没毛病，一个之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小助理，因

    为前任CEO临终前的举荐，一夜之间就放在高管的位置上，魏王要是真答应了才

    是疯了。

    真正的问题其实还是出在公叔痤身上：私心实在太重。他一直雪藏这一个大

    才，直到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才发现门生故吏没一个堪用之才，自己的

    小圈子里找不出一个可以接班的人，而一旦这个权力圈子散了，公叔痤家族的利

    益也会随之失去保障。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面，高育良书记一直把祁同伟当

    做自己的接班人培养，其实就是这个原理，为的是能够延续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公叔痤显然没有育良书记聪明，他直到快死了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还有

    一种可能，就是他这个病来得太突然，让他根本没时间布局，最后只能死马当活

    马医，弄出一个临终举荐商鞅的戏码。不过这种细节我们也没必要细究，总而言

    之，商鞅到最后也没卷进魏国官场这摊浑水里。最终，商鞅下定决心，要跳槽到

    秦国。

    当时的秦国，说难听点就是鸡不下蛋、鸟不拉屎，说文雅一点就是濒临倒

    闭。它的一大半国土都被魏国占领，首都栎阳距离魏国占领区不到二百公里；南

    面的楚国、西面的戎狄都对秦虎视眈眈。秦三面受敌，就剩下栎阳、商於、雍城

    三块地方，而且这三地之间的联系随时都可能被切断。这个国家在经济上就更差

    了，连年的征战，积贫积弱，连国君都没条件顿顿吃肉。

    商鞅之所以选这个地方，绝不是心灵鸡汤喝多了。他恰恰是透过秦国贫弱的

    表象，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潜力，这才有了后面佛心鬼手般的手段，有了他与秦孝

    公这对史上最强大的CP。

    合理用人

    迄今为止，商鞅变法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改革。

    为什么这么说呢？所谓改革，说白了无非两种：修改利益分配和修改利益关

    系。

    前一种很简单，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比如国家层面，给高收入阶层加

    税，同时给低收入阶层增加福利；或者在企业层面，一段时间里的加薪、发福利

    主要面向基层员工。

    从古到今，改革的真正原因无非就是一点，“不患寡而患不均”。既然是“患不

    均”，那就让它看起来“均一点”就好了——只要既得利益阶层能够稍稍收敛一点自

    己的贪欲，向下面释放一部分利益，也就算是万事大吉了。

    但是很显然，这种方法只能保一时，却保不了一世。今天贵族们或是“深明大

    义”或是畏惧权威愿意收敛贪欲，你就可以损有余、补不足；明天人家不怕了、不

    想收敛了，那你还如何补不足？从宋朝开始，再到明清，这几个王朝最后都是死

    在这个问题上——任凭皇帝气得连蹦带跳，士大夫们一个子儿都不愿往外掏。

    而要想彻底打破这个局面，你要改变的就不只是利益分配，而是利益关系。

    也就是说，你改的不是某一次分蛋糕的比例，而是永久性分蛋糕的规矩。一般来

    说，要做到这一步修改，往往需要的是改朝换代，而且即便是改朝换代，大部分

    王朝和前朝相比，也照样是换汤不换药。

    在两千多年以前，秦国的商鞅变法，绝就绝在它是在国内政治环境基本平稳

    的状态下，对国家来了一次脱胎换骨。即便是过了两千多年，它也绝对是一个改

    制重组的典型范本。虽然这个改革名为“商鞅变法”，但其实商鞅在其中解决的，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这里面真正把握大方向的是秦国的国君。可以说，秦国

    最走运的一点，就在于连续几代君王没有一个是糊涂人。臣子谋事，君王驭人，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说，你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选人和用人。

    商鞅从魏国跳槽到秦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之所以认准了秦国，是因为当

    时秦国其实已经是最具备变法条件的国家。早在十多年前，秦献公嬴师隰已经开

    始给秦国的这场巨变铺路了：原本秦国有一个非常野蛮的制度，国君为了保证太

    子顺利上位，会在自己去世时要求重臣自杀殉葬，这与现在有些企业高层调整会

    裁汰一大批中层是一个道理。秦献公继位以后，首先废除了这个人殉制度，稳定

    了中层的人心。

    嬴师隰这么干，从道义上说肯定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保证那些老臣就一定领

    情。情义这个东西不能没有，但是要换得忠诚，光靠它显然是不行的，你还需要

    必要的利益捆绑。所以献公还有后手——把秦国首都从原来的雍城东迁到了栎阳

    (西安市阎良区)。栎阳离魏国军事占领区二百公里，如此一来，秦国的国君和

    大臣，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了。面对魏国，如果大家做不到同仇敌忾，谁也

    活不了，国君只是要钱，敌人是要命的，这个分量任谁都会掂量出轻重。

    而更疯狂的是，秦献公在实力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以复仇的名义主动和

    魏国开战，为收复被占领土，一连打了三仗。其实献公心里非常清楚，当时魏国

    的主要战略方向在东部，只要战争规模仅限于秦国的领土，魏国就不太可能和秦

    国玩命。嬴师隰发动战争的名义在政治上完全正确，老臣们又刚得了国君的好

    处，所以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反对这场战争。

    连续的战争一方面加剧了秦国的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秦的中央集

    权，同时又为后续的继任者在外交上留出了回旋的空间。里外里算下来，这步棋

    走得还是合算的，但风险也非常大。如果继承人能力稍有不济，后面秦国就只有

    破产倒闭这一条路了。

    放在现在来说，改革需要的不是上下同心，而是上下同欲——大家的基本利

    益必须是一致的。而适度的外部压力是实现上下同欲最佳的途径。过分安定的内

    部环境其实并不适合改革，大家都在舒适区待着，谁会有动力陪你折腾？

    要想完成改革，领导者还必须足够强势，如果势力不够强，那么商纣王就是

    前车之鉴。所以要改革就必须先行强化中央集权，强化一把手的权威。

    秦献公的儿子嬴渠梁继位以后，嬴氏家族对秦国的改造进入了第二阶段：嬴

    渠梁首先把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变现。经过上一代的折腾，他对秦国的持股比例

    已经远高于父亲，他首先开始和魏国谈判，以停战来换得秦国的外部和平。如果

    嬴师隰之前不打那几仗，秦国谈判的筹码就只能是割地了，如今只要停战就足够

    了。因为魏惠王当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东部，秦国在西部的死缠烂打耗费了魏国

    不少精力，魏国对于停战自然是乐见其成。

    其实所有的谈判都是这个道理，妥协并不一定就是出让既有利益，你完全可

    以主动制造一个问题，然后在这个问题上让步。

    嬴渠梁的第二步是外聘CEO。秦国和其他诸侯国一样，本质上都是股份制，要想重塑利益格局，那么新任的CEO就不能和利益集团有瓜葛。嬴渠梁对外发出

    了《求贤令》，也就是“招聘启事”，这个招聘启事，即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有特

    色的。

    首先，嬴渠梁把前六代国君为政不善的地方一一指出，这就等于给未来的

    CEO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如果大Boss要带头去“装”、要遵守政治正确、要文过饰

    非，咬死了说秦国历代领导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秦国的历史是从胜利走向

    胜利，那你让外聘的CEO怎么做？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纠错，如果之前的政策

    制度都没错，那你还纠什么？如此一来，之前的每一个错误都会成为限制管理者

    施展手脚的一道红线。如今嬴渠梁自己先承认了这些错误，等于是去掉了这些政

    治上的潜在束缚。

    其次，《求贤令》没有说什么“实现你的人生价值”或者是“追求崇高的理

    想”，里面对待遇说得非常简单明了——“与之分土”，也就是直接给你干股。“理

    想”只能是留给人才自己去谈，当一个老板和你谈“理想”谈“价值”的时候，往往意

    味着他给不了你“现实”。

    只有这样的招聘启事，才能给秦国招来商鞅这样的不世大才。

    此时的商鞅，早已不是十多年前那个小国的官二代了，这时的他对于李悝、吴起等人的法学精髓早已吃透，贵族出身加上对魏国官场斗争的耳濡目染，让他

    对权谋的理解远胜于吴起这样体制外出身的官员。我们合理推想一下，这样的人

    才，只要你和他接触几次，马上就能从他的言谈中发现异于常人之处。

    即便是这样，嬴渠梁在对商鞅的任用上也依然是非常慎重的。求贤若渴不等

    于饥不择食，他要做的事是逆天改命，是要动一群国内最有权势的人的蛋糕，这

    么大的事，走错一步就可能让自己乃至整个国家万劫不复。

    商鞅到了秦国以后，整整沉寂了两年，这段时间嬴渠梁所做的无非两件事：

    首先，进一步地考察商鞅，并且和他进行思想上的磨合。所谓用人不疑，大前提

    首先是你真的搞懂了他要干什么。另一方面，嬴渠梁还要替商鞅储备人才。任何

    事最终都要由人来做，想打破旧有的利益格局，你就不能指望利益受损者替自己

    干活，只能是组建新的行政班子。这件事由嬴渠梁亲自来办，也保证了日后自己

    不至于被新的管理层架空——这是用人不疑的第二个大前提，就是你始终可以控

    制他。

    经过两年的密集筹备之后，嬴渠梁对商鞅的任命再一次让人大跌眼镜——任

    命他为左庶长，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干部。但是，商鞅即将要承担的是大良造(国

    务院总理)的担子。嬴渠梁之所以这么做还是为了谨慎起见，因为一旦改革出了

    纰漏，商鞅身为中层干部，理论上说只能算是政策的执行者，担负的责任最多是

    办事不力，嬴渠梁作为名义上的政策制定者就能替他挡枪，这样对变法的冲击就

    不会太大。如果任命商鞅为大良造，也就是CEO，那么他主导下的变法要是出了

    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由此产生的后果只能由商鞅来承担，到时候嬴渠梁也保

    不住他，且由此带来的冲击威胁的不只是商鞅，还包括改革本身。

    商鞅欣然接受了这个职位，这说明君臣二人的配合已然达到了十分默契的程

    度。

    我们看到，从一开始，嬴渠梁的布局就是步步为营，把每一步可能遇到的状

    况都算计到了。当时嬴渠梁顶多不过二十三四岁，商鞅不过就是三十来岁。后面

    整个中国的历史，正是在这两个年轻人的手里完成了转向。

    其实权谋与忠诚、信任从来都不矛盾。法医小说《尸语者》里有这么一个

    词，叫“佛心鬼手”，这四个字放在政治以及职场可能更加合适。解读一下这个

    词，便是，你有再正的三观、再光明的目标，都不应该拒绝必要的谋略和技巧，心是佛心，手为鬼手，这才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

    秦国的商鞅变法，从最初的布局开始，一刻也没离开过权谋。

    长远布局

    前面我们说到，“商鞅变法”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内部改制重组。和电

    视剧《大秦帝国》里面演的不太一样，真实的秦国变法，里面不光有决心、有热

    血，更重要的是这里面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教科书里的商鞅变法，给人的印

    象就是一个“徙木立信”，好像在城门口扛了根木头，这个变法就成了。其实真实

    历史远没有这么简单。

    秦国变法和其他诸侯国的都不一样，它从开始计划的时候，就是分两步来

    走，这一点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知道，战国时代的竞争烈度已经不是“激烈”，而是“惨烈”，亡国、倒闭这些都是旦夕之间就可能发生的事，所以各国君王都恨

    不得在一夜之间让国家强大起来。秦国的情况在众诸侯国里是最糟的，虽然说这

    时候暂时稳住了局面，但是账面数字依然是一团糟。嬴渠梁在这种局面下都能稳

    得住，气定神闲地用两年时间考察商鞅，在人事上为新政储备人才，然后又能搞

    出这么一个“两步走”的方案，这样的定力放在任何一个时期，能做到的人都是凤

    毛麟角，说他是一代雄主毫不为过。

    激情只适用于具体的执行者，作为领导者，冷静和沉稳才应该是你应有的美

    德。我们做任何事、处理任何问题，首要之处就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并且自始

    至终能抓住这个核心不放。否则，你面对的就是一个个细碎的具体问题，如果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淹死在各种问题的汪洋大海里。

    所谓变法，说白了就是三个目的：强化中央集权；压制既得利益阶层；扶持

    壮大中产阶层。这里面的关键之处在于第二条。强化中央集权就是要从贵族手里

    拿权，壮大中产阶层是要从贵族手里拿钱。换句话说，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阶层

    对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过度垄断。

    秦国变法的关键之处是要修改三样东西：官制、爵位制度和税制。

    修改官制就是用职业官僚取代贵族世袭，这就相当于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国君就是董事长，贵族就是大股东，你可以分红，但是不能随便插手与你无关的

    企业管理。

    修改爵位制度，一是要让平民有权利得爵，相当于员工持股；二是爵位不能

    世袭，这个和现在的遗产税是一个道理，是为了避免阶层固化。

    而修改税制，就是统一税收权力。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不能收税，你可以分

    红，但是你不能截留公司的盈利。这一条最为关键，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如果是一个耿直刚烈、特别不屑于权谋的人，你告诉他症结所在，他肯定上

    来就“一剑封喉”，直接宣布取消贵族的收税特权，然后你就等着下面集体造反

    吧。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就是死在这个问题上。

    嬴渠梁和商鞅显然没有这么愚蠢，他们在推进秦国改制重组的过程中，第一

    步就是挖既得利益阶层的“墙脚”。任何改革都回避不了“钱”的问题，在利益分配

    上，秦国变法动的不是存量而是增量，商鞅从来没动过向贵族阶层加税的念头。

    秦国新政第一个修改的是爵位制度：宣布爵位不能世袭，只和功劳挂钩。打

    仗立功可得爵，种地生产搞得好也可得爵，或者你有其他实实在在的贡献也行，总之立功才可以得爵位。新政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分贵贱。人有了爵位就相当于

    有了这个国家的股权，爵位越高，持股比例也就越高，可以说一个人的爵位决定

    了他的社会地位。之所以首先改革爵位制度，是因为嬴渠梁和商鞅对秦国的国情

    看得很透。

    秦国的贵族和《红楼梦》里贾宝玉式的贵族完全不同，因为常年处于战争状

    态，这批人根本没机会“腐化堕落”，贵族子弟到前线打仗是家常便饭。而且，这

    些人的军事素养和文化水平都不含糊，所以新的爵位制度对他们来说其实并没什

    么损失。而对平民百姓来说，这等于给了底层一个上升通道，让草根逆袭有了可

    能，自然就是皆大欢喜。

    在不知不觉中，这种以功得爵的制度，把平民中的精英一步一步地选拔了上

    来，形成了一个新的中产阶层和一个脱胎于这个阶层的新的政治精英，这些人都

    是新法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从数量上已经压倒原来的既得利益阶层。有了这么一

    个基本盘，才谈得上后面去“怼”既得利益阶层。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任何改革，动增量肯定比动存量的阻力要小。改革能不

    能推进，首先取决于人，取决于是否可以让足够多的人成为新政策的受益者。这

    里说的受益，是说人们在新的体制下能得到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这和开

    仓放粮式的收买完全是两码事。

    除了爵位制度以外，新法里面还有一条现在听起来非常不可理喻的条款，就

    是“什伍连坐”，一个人犯罪，他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要跟着吃官司。其实这

    一条也没想象中那么不可思议。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熟人社会，我们现在这种隔

    壁邻居是谁都不知道的状态，也就是最近这二十多年的事。在此之前，一个人要

    是有点异常的举动，周围的熟人毫无察觉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把“什伍连坐”理解

    为“知而不举为罪”，就合理了。

    这个法条表面看对贵族阶层没很大影响，但是这里面的奥妙就有意思了。颁

    布法律搞连坐，首先就要对全国人口进行户籍登记，谁和谁是邻居我得弄清楚

    吧。于是嬴渠梁和商鞅把秦国的家底儿都摸了一遍，整个国家的人口和资产情况

    在他们心里也就有数了。

    新法颁布了一段时间以后，农业生产情况开始好转，粮食产量开始大幅度增

    加。农业是一国的基础产业，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秦国的GDP开始增加了。这时

    候，嬴渠梁再次表现出他高于常人的一面，他非但没增加税收，反倒规定，如果

    农民增产达到一定数值，还可以享受税收减免。

    改革在初见成效的时候，最怕的往往就是决策者急着变现：之前我承受了那

    么多压力，挨了那么多骂，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了——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想

    着赶紧拿出看得见的成果来堵反对者的嘴，找补自己的面子。如果嬴渠梁真要把

    改革成果尽快变成大家都看得见的政绩，商鞅根本拦不住。

    可这种变现，最终损害到的是改革获益阶层的利益，这些人才是你真正的基

    本盘，更重要的，是会失信于人。那些反对你的人之所以骂你，不是因为什么理

    念问题，而是因为利益冲突。以损害自己的基本盘为代价来换取反对派的几句好

    话，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因为随着你的基本盘被削弱，人家非但不会给你好脸

    色，反倒会更加坚决地反对你。

    总的来说，商鞅和嬴渠梁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的一系列举措，都是以这种看

    似皆大欢喜，实际上慢慢积势的模式进行的。

    在整肃思想方面，秦国高层也是毫不含糊的。我们总说“焚书坑儒”，其实这

    是两件事。“焚书”不是秦始皇发明的，最早下“焚书令”的其实是商鞅。当时的原

    话是“燔诗书而明法令”，“燔”的意思就是销毁，就是查禁和国家大政方针相背离

    的出版物。当时一共就禁了两本书，一个是《诗经》，一个是《尚书》，而且也

    仅仅是民间不能私藏，官方照样会留着做学术研究。“明法令”，就是全国普法教

    育。秦国专门设立了一个官职，叫“法官”，这个“法官”和现在法官的意思不一

    样，不是搞审判的，而是负责给人解读法律条文的，一旦解读错了，当事法官会

    被按渎职论处。

    前面我们说了，改革的关键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除了利益问题，另一

    个关键是思想问题。“燔诗书而明法令”，关键之处就在后半句“明法令”，后世文

    人为了黑秦，常常断章取义，所以人们光记住了前半句。“明法令”，说白了就是

    不光要给老百姓利益，还必须通过政策宣传，让老百姓明白这个利益究竟是如何

    来的。做好事是必须要留名的，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聚拢人心，巩固自己的基本

    盘。

    在有了一定的家底以后，嬴渠梁又做了一件看似非常“奇葩”的事，连续对魏

    国发动了三次战争，并且三战三胜，打赢了就回来，没取魏国一寸土地。这又是

    为什么？秦国建立了以功授爵的制度，给了草根逆袭的通道，那后面自然是提供

    立功的机会。光靠种地多打粮食，效率太低了，对普通人来说，要想以最快的速

    度立功得爵，最好的途径就是打仗。只有打仗才能在短期内选出一大批平民新

    贵，也只有如此，朝堂上的政治力量对比才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这就又绕回到了前面说到的一个问题。改革需要受益阶层的支持，朝廷应该

    提供的，是上升通道和机会，而不该是利益本身。通过这种渠道上来的那叫精

    英，如果搞李自成式的开仓放粮，直接向下层释放好处，最后选拔上来的新贵阶

    层，必然是投机专营者。因为你释放的利益再多，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惠及的

    只能是某个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如果不是通过优胜劣汰得益，那唯一的方法，只

    能是通过投机钻营得利。

    从嬴渠梁的角度来说，改变国内政治格局就是最大的利益，这个目的达到了

    也就万事大吉了。为了和魏国争夺那点土地而增加政治的不确定因素，根本犯不

    上。万一魏惠王被彻底激怒了，和秦国发生全面战争，那国内的改革必然会被中

    断。

    经过十年时间，秦国第一阶段的变法才不紧不慢地走完。清朝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在103天内颁布了一百多份诏书，这和过家家没什么区别，就算没有慈

    禧太后，他能成功也是见鬼了。一句话，改革急不得。这十年，嬴渠梁和商鞅把

    贵族的墙脚也挖得差不多了，新贵阶层此时已经发展壮大，足以制衡旧贵阶层。

    于是，第二阶段变法开始。后面的路就顺畅多了，经济上回收贵族的税收

    权，政治上实现郡县制，中央权力一直管到乡村一级，改革的核心目标至此完全

    实现，一个全新的时代由此正式开始。

    冰炭同炉：秦法与激赏体制

    立法基于人性

    秦朝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唯一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制社会。所谓“秦法暴虐”，其实挺不靠谱。

    两千多年以前，秦人以法治国、以法强国，最终一统天下。其实历朝历代，哪一朝都有法，但完全用法律来维持社会运转，而不是把法律当成官员手里一个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工具，在古代也就只有秦这一朝。如今古装剧里动不动就冒

    出来的“法外开恩”“法不外乎人情”这样的话，你要是穿越回秦朝，可千万别乱说

    ——你这是动摇人家的立国根基。

    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秦法中值得借鉴的地方也是不少的。这里我们就

    来说说关于秦法的几条冷知识。

    首先说说当时的税收制度。严格说起来，这个制度并不算是秦国人的创举，他们也是从东方列国学习的先进经验。先秦两汉时代的税收，收的不是钱，而是

    粮食和布匹，这个学名叫“租”，而税收的大头，在当时显然是农业税。

    那时候农业税征收的标准，我们现在看上去可能会觉得太粗糙、太不近人情

    了：你的地土质好不好，阳光充不充足，取水方不方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国

    家压根不管，全国上下所有的农田都是一种征收比例，一般情况下税率是5%到

    10%，历史上最低的时候能到3%多一点。这种一刀切的做法，看似简单粗暴，有

    失公允，但其实是最公平、最合理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要想把税收精准化，每年或者至少隔几年就得对全国的

    农田进行一次普查，然后就得根据不同的亩产，定出一个阶梯化的税率，那么这

    么做了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在任何时代，这种普查都必须动用大量人力深入基层，来一一排查。

    这些人自然是要吃财政饭的，这块财政支出从哪来呢？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有增加相应税收来弥补。

    其次，有一点也是最可怕的，土地普查将提供海量的权力寻租空间。这种大

    规模普查，想一一核实、复查，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后面想一想也该知道会

    发生什么。富裕的人家只需要花点钱，打点好这些基层的公务员，就可以把自己

    家的地统统算成低产田，这样自然就可以在税收上获得好处。

    我们知道，朝廷每年的财政消耗是一定的，这一块是国家的“刚需”。既然富

    人们少缴了税，那这部分税收缺口该谁来填呢？显然只能是没什么能量的穷人。

    那最终会怎么样呢？明朝末年，就是因为东南士绅拒绝缴税，结果税赋负担全都

    压在了北方的贫苦农民身上，终于逼出了李自成、张献忠——这就是最后的结

    果。

    当然，你可以说，有公务员腐败那就反腐嘛。但这里面毕竟有个概率问题，抓住了就倒霉了，可抓不住的，到手的就是真金白银啊，而且为了降低被抓的概

    率，受贿的公务员必定会拿出一部分钱贿赂同僚和上司，拉一堆人下水，建立攻

    守同盟……

    而且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反腐只能是事后行为，在此之前，腐败对国家造

    成的影响已经存在了，而这种破坏可能是不可逆的。

    说句难听的话，搞腐败也是要遵从经济规律的。一个地方如果能形成一个稳

    固的产业，那么随之就会有吃喝拉撒睡一系列其他需要，围绕着这个产业就会带

    动起周边一大串下游产业，这就是基础产业和它的产业链。腐败其实也是这个道

    理，只要开了一个口子，腐败经济有了“基础产业”，那么后面自然就会衍生出和

    腐败相关的产业链。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秦的税收制度在

    设计上避免了出现权力寻租空间，这比事后反腐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

    说，先秦时代的这种“一刀切”式的税收模式，反而能获得更真实的数据分析。国

    家每年都需要对上一年的粮食产量做一个统计，以此估算出当年的具体税率，但

    是具体到每人每户，这个统计和他们的利益并没有直接联系——并不是说我少报

    一点产量就可以少缴税，所以自然也就不存在瞒报的动机，只需要逐级呈报统

    计，就万事大吉了。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规则的制定，根本目的并非是维护每一个个体

    的公平和公正，而是为了降低整个系统的运行成本。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你始

    终都应该坚持“算大账，不算小账”。你需要的是从整体层面计算各个阶层的利益

    得失，而不是把自己代入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去算账。比如当我们看到先秦时代

    一刀切的税收制度时，多数人首先联想到的肯定是，如果哪一家的地不好，那这

    家必然是这种制度的利益受损者。如果你是规则的制定者，那这个问题是不该去

    想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冷酷无情，但是事实的确如此。一旦你的思路过于具象

    化，那后面必然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以上是从规则制定者的角度来说。

    而作为普通人，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挺残酷的现实——我们会发现，其实无论是一刀切还是精准化，只要你还居于弱势，那最终你都必然是利益受损

    者，而且很可能谁都没有错。对此，唯一的解决途径，只能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

    强大。

    这也算是给我们喝点励志鸡汤吧。

    秦的法律体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冰炭同炉——罚，能罚到你胆战

    心惊；赏，也能赏到你胆战心惊。

    秦的激赏体制是非常实惠的，而且基本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你是打

    仗、种地、做工、经商、从政，只要做出了成绩，那按照以功授爵的体制，你就

    都可以得到爵位，也就是秦国的干股。这个爵位绝不是象征性的，有了它，国家

    就会给你相应的土地、房子，而且和现在的股份一样，这些也可以转让出售。如

    果你们家亲戚有谁在监狱里服刑，只要你乐意，就可以用自己的爵位换取他的减

    刑甚至是提前释放——当然你的爵位也就没有了。

    这么实惠的赏，为什么有时候却能赏到你胆战心惊呢？如果你立了功，国家

    要赏赐你，而你想客气一下，说“愧不敢当”“不要了”，那么官员很可能会立马翻

    脸，直接把你丢进大牢里去。秦法当中有这么一条，功而不受赏，为罪。这一条

    在当时的中国，也并不是太惊世骇俗，孔子对这一条，应该是赞成的——别忘

    了，儒家和法家一直都是不对付的。

    历史上有一个“子贡赎人”的典故。鲁国有一条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

    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

    以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几个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后，想玩

    一把高风亮节，拒绝了国家的奖励，结果回来以后孔子非但没表扬他，还将他骂

    了一顿。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为感谢他，送了他一头

    牛，子路大大方方就收下了，他老师反倒夸了一番。

    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说白了还是一个算大账和算小账的问题。无论国家

    对你的赏赐有多丰厚，可是对一国来说，真不缺你这仨瓜俩枣。受赏者如果自己

    玩高风亮节，拒绝赏赐成就虚名，还获得了社会的认同，那必然就会给后来者形

    成道德压力，一旦立功得赏了，别人接受还是不接受？接受了，有你这么一个所

    谓的标杆在那，人家该怎么自处？不接受，好些草根出身的人，可能就指望这条

    途径改变命运呢。

    你玩“高风亮节”，玩“道德标杆”，看似为国解忧，事实上从根本上破坏了国

    与民之间劳而必得、功而必赏的契约，由此产生的危害会危及整个社会的正常运

    转——有你这么一个恶例在这，今后谁还敢为国家立功？做了贡献，不但改善不

    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反倒会让立功者背负道德压力。你这是在惩善扬恶、奖懒罚

    勤，孔老夫子看到了也是要骂人的。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恰恰是打着道德的旗号，做着事实上最不道德的事

    情。所以在秦国，则干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你这种“装”，属于严重的犯罪

    行为，是在挖大秦帝国的墙脚。

    坦率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今人其实反倒不如古人高明。如今在我们的宣传

    中，似乎已经形成这么一种惯例：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必须是过得越惨越有宣

    传价值，清贫都已经满足不了某些人的“道德癖好”了，最好是他们全家十几口人

    挤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四面透风的小屋里，他自己或者家人重病缠身，孩子得不

    到像样的教育，要是没孩子那就更好了……

    好容易得着一笔奖励，甚至可能是烈士的抚恤金，你不拒绝，或者不把它捐

    给希望工程，你就是严重地不道德……

    试问这种逻辑，不是在惩善扬恶又是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成

    天吟风弄月，没事就去秦淮河喝花酒的文人们，给老百姓灌输了这样的概念：无

    利不起早、势利之徒、利欲熏心……只要是沾上一个“利”字，在我们的辞典里就

    找不出几个褒义词来。

    在这个问题上，先秦两汉时代的人们看得远比后世要明白。司马迁在《史

    记》里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两句话在本意上

    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所描述的就是人类本性、客观事实。

    如今大家总说企业文化，在两千多年前，秦国也是有企业文化的。功而不受

    赏者为罪，得赏以后，哪怕你招摇过市，都没人说你。在秦军当中，不同爵位的

    士兵，连每天吃的饭都有明显的高低之别，这个差异不是因为职务、出身，而是

    取决于你立了多大的功，得了多高的爵位。只要你做出了贡献，就该大大方方享

    受国家给你的奖励。

    秦国因法而强，而秦法之所以能造就这么一个大帝国，除了不别亲疏、不殊

    贵贱之外，另一个要素正是，他们制定法律不是基于什么理想、什么理论，而是

    基于法家对人性的深刻了解。

    ·注·

    秦朝律法真是“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吗？真的“重农抑商，阻碍了后世中

    国进步”吗？从云梦竹简和睡虎地竹简上的记载看，已知的秦法有三十多种，其中

    经济法就占了11种：《田律》《仓律》《厩苑律》《牛羊课》《金布律》《工

    律》《工人程》《均工》《司空》《关市》《效律》。这些条款显然谈不上什

    么“压迫人民”，而是为了规范商业。假如真要是“抑商”，那完全可以一禁了之，根本无须这么麻烦。

    事实上在战国时代，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可能去禁止商业、关起门过日子，因为这将意味着别人都在利用全天下的资源搞经济，而你却只着眼于自己的一亩

    三分地。在大争之世，这无异于自杀。

    除去这些，秦法中很大一块是拿来治官的。譬如秦律中还有“今课县、都官公

    服牛各一课，卒岁，十牛以上而三分一死；不盈十牛以下，及受服牛者卒岁死牛

    三以上，吏主者、徒食牛者及令、丞皆有罪”这样的条款。大意是：养牛场要是养

    的牛有十头以上，一年死了三分之一，或者不到十头就死了三头，那么从县令到

    牛场负责人统统有罪。秦汉时代，养牛场是国营的，也就是说，那时搞垮国企或

    者导致国资大量损失，一干官员都是要吃牢饭的。

    拒绝“高级黑”

    这里我们要说的，算是一条历史冷知识。在秦国的法律里面有这么一个条

    款：秦政、秦法不得颂扬。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不但不能对国家政策造谣诽谤，随便歌功颂德也被法

    律明确禁止。如果你穿越回秦朝，千千万万记住这一条：拍马屁是要吃官司的。

    史书里记载了这么两个例子。

    《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行(指变法)之十年，秦民大悦(老百姓Happy

    了，都感觉世道变好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治安好了)，家给人足(生活

    富裕了)……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当初到处宣扬秦国改革如何如何

    不好的那批人，现在又开始组团夸大秦改革改得好了)。”

    结果商鞅的回应让人大跌眼镜：“此皆乱化之民也(这些人败坏了社会风气，拉低了社会底线)，尽迁之于边城(统统流放到老少边穷地区支援当地建设

    去)，其后民莫敢议令(这件事以后呢，这类人统统闭嘴了)。”在古代，因为交

    通不便，人们出一次远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流放、发配，即便不会让你死，也

    能要你半条命。所以这个处罚，可以说是相当严厉了。

    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是，按照《史记》里面的说法，最开始骂改革的人，和

    后来夸改革的人，其实是同一拨人。也就是说之前他们骂的时候，没被怎么样，最起码没有受这么重的处罚。

    而且这还不是唯一的例子。秦昭襄王嬴稷的时候，有一次嬴稷得了重病，于

    是各地有不少人都开始发起倡议：搞众筹，让老百姓自发筹钱，买牛宰了祭天，为君王祈福。这个活动，其实和现在动不动就有人在微博上点蜡烛的性质差不

    多，但是要论下的本钱，可比发微博大多了。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古代农业社会，牛是经济的基础，地位和现在的石油

    差不多。牛属于国家的战略资源，别说随便宰了祭天，在秦国的国营养牛场，如

    果一次性死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牛，相关的官员，从上到下统统都要被抓去坐牢

    的。这次热心群众为领导祈福的活动，最后的结果同样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嬴稷

    缓过劲来以后，非但没有感动，反而下令廷尉府彻查。

    我们前面说过，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个法治朝代，就算是秦王气得跳脚骂

    娘，他也不能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直接一声令下就把人推出去斩首。一切都得

    按流程走。秦王给丞相下令，然后丞相再给廷尉府发公文，让廷尉府来查办，然

    后把最终结果呈报上去。

    最后查办的结果是，这次搞众筹给领导祈福的所有参与者，每个人被判罚甲

    两副——就是要求你在规定期限里，去置办两套铠甲，然后交给国家。按现在的

    标准来看，这相当于一下子被罚了十几万。

    从这两个记载来看，秦法不得颂扬这个条款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正被执

    行过的，商鞅当初制定这个法条是非常认真的。乍一听上去，可能大家都会感觉

    非常不合情理。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伸手不打送礼的，可偏偏在两千多年

    前的秦国，这么干就是要挨打。

    之所以定下这么一条法律，商鞅有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是为了避免出现官员沽名钓誉，光搞“面子”工程的问题。

    打个比方：一条河分成两个河段护理，一个河段的主官兢兢业业，严格禁止

    老百姓在泄洪道里私搭乱建，每年都组织青壮年劳动力加固河堤。有朝一日洪水

    来了，这个地方因为基础工程做得扎实，老百姓虽然没有受灾，但是也不会对主

    管官员有什么好感。

    另一个河段，主管官员平时啥事不干，随便老百姓在泄洪道里私搭乱建，怎

    么高兴怎么来。到了发大水的时候，这位就身先士卒，奋战在抗洪抢险的第一

    线，几天几夜没合眼，最后累晕过去，刚被抬下去，醒过来又冲上去……

    要是论口碑、评价，显然是第二个官员更得人心，他平时不得罪人，关键时

    候还把老百姓感动得痛哭流涕。在第一个官员的治理下，人们没有受到洪水之

    苦，就只会记得他平时的严厉，不让干这个、不让干那个，还年年拉着你上河堤

    挑土搬石头，真是劳民伤财。但从理智上说，显然第一个才是合格的官员，第二

    个应该叫渎职、懒政。

    但是，上级面对所谓的民意时如何取舍，这是很为难的，所以商鞅干脆严禁

    人们夸奖官员。这么一来，对一个官吏的评测就完全是按绩效考核来走，排除了

    其他不必要的干扰因素。

    从人性的角度上讲，对多数人来说，要喜欢一样东西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感

    动，很容易，有一时的感觉就足够了。但是这种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和如

    今人们的冲动型消费是一个道理，买的时候，喜欢得不得了，好像不买就活不过

    今天了，可买完了，过不了多久，感觉就没了。

    可是多数人要恨一个东西，就要难得多。这个“恨”不等于看着不顺眼。看不

    顺眼顶多可以不看，恨是非得要这个东西、这个人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了，你才会

    感觉到舒坦。一般来说，非得是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侵害，才会引发人

    们的恨意。人的恨往往比爱要来得更真实。

    一件事我们做得好与不好，关键要看骂的人有多少。要知道，骂人和夸人不

    一样，不考虑少数奇葩，对多数人来说，无论骂的是谁，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心理

    上的阻力。他能骂出来，说明他的理念确实和你有冲突。所以，骂的人越少，说

    明这件事推进的阻力越小，后面做成的概率就会很大。

    相反，如果一堆人对你齐声赞扬，你可以高兴，可以欣慰，但万万不能把这

    个赞扬太当回事。尤其是现在，点赞无非是动下手指头的事，来得容易，去得也

    容易，如果你真拿这个当参照因素，最后很可能会坑死自己。

    商鞅的这道法令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高级黑”的现象。

    所谓“拍马屁”，还有一个叫法是“阿谀奉承”。假使有人仅仅是动动嘴皮子，通过颂扬秦王或是秦法就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那后面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必然会有投机钻营之徒纷纷效仿。

    假使秦国高层在决策上出了什么疏漏，那这些投机者照样会把这些错误说得

    无比光荣、伟大、正确。谁敢流露出不满情绪，他们就会对这人横加指责，说你

    这是抹黑大秦帝国的光辉形象，企图勾结六国破坏秦国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或

    者是告诉你，函谷关又没加盖子，你要是不满意就可以滚去山(崤山)东六

    国……

    试想一下，如果这种现象真的泛滥了，那结果会怎样呢？这些口口声声维护

    大秦帝国形象的钻营之徒，在世人眼里，他们俨然就是秦国官方的代言人。有这

    样一群人存在，只会让百姓对秦国彻底失望，甚至于老百姓会被彻底激怒，陈

    胜、吴广可能就要提前一百多年出现了。

    现在网络上有一句话特别有道理，叫“一粉顶十黑”。从古至今，大到一国，小到一人一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都说，人的舌头是软的，可是它却

    能杀人，而相对于诽谤和谩骂，捧杀的杀伤力才是最大的。

    对于造谣和污蔑，我可以拿出真相据理力争，可是这种捧杀，人家的策略是

    上来先把自己和你绑在一起，然后开始打着你的旗号，去打击你的基本盘，让你

    的衣食父母和你最终反目成仇。

    这种捧杀，有心的、无意的，最终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就好比有的公众人

    物，最能毁他形象的，往往就是他的粉丝团。对企业而言，很多时候，公关危机

    恰恰是他们自己的危机公关部门给搞出来的。比如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出了疏漏，原本赔偿加道歉就可以了，按照传播学规律，这点新闻的热度可能连一周都维持

    不了，就没人记得了。可是有些公关部门非要把受众当傻子，雇佣一大堆行事拙

    劣的水军抹黑受害者，或是搞一堆专家学者开研讨会，说一堆他们自己都不信的

    假话、空话，结果一番折腾下来之后，劣迹非但没有消除，反倒搞得人尽皆知，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忘。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一阶段美联航发生的事件。安保把一个越南裔医生强

    行拖拽下飞机，开始的时候，美联航一口咬定自己没错，甚至为了转移话题，把

    当事人过去的一些劣迹都挖了出来。问题是，人家以前做了什么，和你现在的错

    误行为有关系吗？

    结果这件事搞成了世界级的新闻。关于这家航空公司过去的种种劣迹，人们

    的记忆都被唤醒了。在危机公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美联航的股票市值开始缩

    水，最后实在实在顶不住了，才用1.4亿美元的赔偿金和当事人和解。

    类似的问题在国内也存在。过去大家忽视舆论的作用，如今有些机构又开始

    迷信舆论的作用，认为政策层面、产品质量层面、服务层面……总之，任何方面

    出了问题，靠所谓的危机公关都可以摆平。他们的办法就是头疼医嘴，脚疼还是

    医嘴，结果往往是芝麻大的窟窿，最后被挖成了火车隧道。

    《吕氏春秋》：精准的营销推广

    如何建立自己的基本盘，或者建立自己的人脉？

    之前我们说过，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彻底改变了利益格局，但是这并不等于

    一劳永逸。随着国家的发展壮大，秦国的政治环境也在变。商鞅变法在经济上扶

    持了国内中产阶层，在政治上强化了中央集权，同时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政治、经

    济资源的垄断，打通了社会下层向上层发展的通道。

    然而，久而久之，原本用以制衡贵族政治的布衣官僚们，却慢慢形成了新的

    既得利益阶层。这就好比现代企业，为了让企业运行规范化，建立了职业经理人

    制度，最终反倒搞成了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互“怼”的局面。从政治层面来讲，这

    就成了贯穿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历史的君权和相权之争。

    从利益角度来说，多数人都会存在一种坐公交车心理：你没上车的时候，都

    希望通道顺畅，自己能顺利地挤上车；你一旦上了车，那就希望赶紧关门，后面

    不再有人上来，这样自己才能在车上舒服一点。

    两千多年前商鞅的改革，给平民精英们提供了挤上车的机会，而当他们坐稳

    以后，也开始琢磨如何关门，不让更多的人挤上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无

    法用什么契约精神或是道德说教来解决的，因为它的根源是人性，是人趋利避害

    心理下的必然选择。唯一可靠的解决途径，就是用规则和权力来加以制衡。

    秦国从秦孝公往后，先后经过了六代君主，到了嬴政登基以后，秦的政治环

    境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样子了。于是秦国的新贵阶层、秦的官僚阶层在吕不

    韦就任丞相以后，就开始琢磨要关门、轰人了。

    任何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都是人的问题。无论我们要做什么事，首先要甄选

    出同道中人，建立自己的基本盘。放在如今的职场来说，就是建立自己的人脉、关系网络。

    对比以前一言不合就政变的模式，吕不韦对秦国政治的搅局，显得更加优

    雅。他没有在朝堂上去和秦王互“怼”，也没在下面使什么手段，而是自己出资，编了一套丛书，叫《吕氏春秋》，全书26卷，一共二十多万字，在用竹简的年

    代，这个规模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资本论》了。

    书里融合了儒、道、法、墨、兵、阴阳等多派学说的观点，看上去就是一部

    学术著作，但其实里面有吕不韦自己完整的思想。简单说，就是主张要进三退二

    ——商鞅时代国家的政策进了三，现在需要退二。

    不考虑书里面的技术问题，单从利益角度来说，这个时候大批的秦国官吏确

    实有这个需求。商鞅为秦国设计的制度使得整个国家都充满了活力和压力，人们

    的生活节奏就像现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大城市一样，不管什么阶层，都

    处于停不下来、歇不下来的状态。久而久之，秦国成了超级大国，灭六国统一天

    下在当时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候，多数官吏都不想这么连轴转了。

    原本他们是秦国法律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如今这套体系成了他们固化自己利

    益的最大障碍。其实一切改革都是如此，环境在变，改革的基本盘同样也在变，今天的支持者，在若干年后站到了对立面，这并不奇怪。如果你把一切希望都寄

    托于所谓的“忠诚”上，那么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会让人失望的。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迎合的正是这样一种环境的改变。

    光是编纂一本书，对政治搅局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吕氏春秋》完成以

    后，吕不韦和他的公关团队搞了一次成功的网络推广。他们向全国宣布，谁能改

    书中一个字，就赏千金。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特质决定了当时的政治远比后来要更平民化，所以那个

    时候的政治家里，非常容易出营销、推广类的高人。吴起和商鞅都搞过徙木立

    信，谁扛着跟木头走一圈，就赏百金。按照物价换算，这相当于现在北京二环内

    的一套小户型了，这就是一次成功的信誉推广。

    吕不韦搞的这个“改一字赏千金”，同样是一次营销推广，但他这一次和商鞅

    那次还是不一样。商鞅那次推广，受众面非常广，涵盖全民，用现在营销领域的

    话说，思路就是“得草根者得天下”。而吕不韦走的则是精确筛选目标群体的路子

    ——要想改书里的内容，那你首先就得先把书看一遍，能把这本大部头通读并且

    搞懂的，肯定都是知识阶层中的精英。

    吕不韦用这么一部高难度的著作，精确地筛选出了自己的目标人群。以这些

    人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他们自然很容易就能看出书中所隐含的思想主旨，而

    吕不韦的进三退二的主张，和这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又是完全一致的。

    于是，在一场学术活动的掩护之下，吕不韦不声不响就建立起了自己的基本

    盘。他的支持者，是这个国家里知识水平最高、最聪明的一批人，这些人当中，身居要职或是手握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自然不在少数。

    更绝的是，这些人多数可能都没和吕不韦见过面，但是大家已经做到了上下

    同欲——因为他们的利益取向和《吕氏春秋》里所表述的是完全一致的。对比那

    些私底下偷偷摸摸串联走动、拉帮结派、彼此赌咒发誓立盟书之类的手段，吕不

    韦的手段是不是更加的优雅和高明呢？

    其实无论是搞改革还是去搅局，从技术层面来说，套路都是一样的：首先你

    需要看清大势，如果大环境不容许，那你就是螳臂当车，只有环境成熟了，一切

    才可能谈起。吕不韦的这次推广能够成功，前提是秦国的官僚阶层已经有了利益

    固化的诉求，吕不韦所做的，不过就是顺水推舟而已。

    政治永远是一门“玩”人的艺术，我们做任何事，都需要先建立自己的基本

    盘。所谓的基本盘，细说起来又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利益一致者。你和他们无须建立太多的密切联系，因为利益一

    致，最起码他们不会是你的反对者。你要做的是，在行事时不要伤害到这些人，将人家推到对立面。商鞅变法时的底层百姓就属于这个群体，他们在多数时候是

    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可是如果他们反对，那你将寸步难行。不论你要做什么，对

    大众抱有必要的敬畏之心，这是最基本的处世原则。

    第二个层面，支持者。支持者并不是指狂热的粉丝，而是指从前一群体中甄

    选出的精英。这些人应该具有实际行动力以及高于多数人的自我思考能力、判断

    能力，说得直白些，这些人首先得是聪明人。

    绝不能靠收买、贿赂来建立自己的支持者群体，这不仅仅是道义问题，而是

    这种收买换来的忠诚度，必然和你所掌握的资源成正比，一旦你的资源保有量出

    现波动，那这些人必然会一哄而散，从而加剧你的危机。收买所得到的支持者，在质量上也是无法保证的，保不齐他们就是会把你坑死的“猪队友”。

    商鞅是通过以功得爵的模式，从平民阶层甄选出了布衣精英，而吕不韦则是

    通过一部《吕氏春秋》，从国内的知识阶层中甄选出了与自己价值取向一致的精

    英群体。这些人很难有机会和商鞅、吕不韦面对面交流，但是他们在思想上是一

    致的。一旦这些人坐到了中层管理者的位置，也就是相当于现在政府中处局级的

    水准，那么基本上等同于整个权力体系都已经在事实上忠于你的这套思想体系

    了。

    不仅仅是对管理者而言，即便是对普通人来说，人脉的质量也绝对比数量重

    要。拓展关系网的最根本之处，是首先要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一个人是否能让其

    他人接纳，不在于他是否对人低三下四，而在于他本身的价值。互相吃吃饭、递

    个名片加个微信，这算不上是拓展人脉。那些只是吃吃喝喝、互相吹捧的低质量

    圈子，其实不融入也没什么关系，至少说，没必要对这些过多投入时间和精力。

    基本盘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核心圈子。这里面的人将是你直接依靠的力量。

    吕不韦是战国时代搅局“坏分子”里境界最高的一个。他看得清大势，选得对

    基本盘，明白搅局大业人才先行的道理。

    秦国朝堂上要求二次改革、局部废除商君之法的动议，原本就没停止过，时

    不时就会冒出来一次，如今新崛起的官僚阶层也加入进来，无形中给秦王增加了

    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日积月累的压力下，秦国上层做出改变是迟早的事。这是吕

    氏搅局的又一个创举，零打碎敲，蚕食前进。

    好在这期间出了一连串的意外。先是在嫪毐叛乱中，吕不韦站错了队，嬴政

    借机会罢免了这个搅局高手的相位。这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暂时把开倒车的呼声

    给压下来。继任丞相王绾，其实也是吕不韦的支持者，这老头笼络了大部分知识

    阶层的精英，嬴政要是不用这些人，手里也就没人可用了。

    秦国打了十五年的统一战争，这段时间里国家一致对外，也就没机会讨论别

    的，秦国的朝堂上总算消停了十五年。可是时间只能消弭感情，消弭仇恨，却消

    弭不了人对利益的诉求。战争刚结束，作为帝国CEO的丞相王绾又带头旧事重

    提，还是主张分封制。

    经过十五年的战争，嬴政建立起了绝对的威信，军方也坚决站在了他这一

    边。朝堂上的君臣互“怼”，嬴政并没落下风，但是也没占上风，毕竟他面对的是

    全公司大部分的高管。

    最终秦国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矛盾彻底激化，CEO王绾宣布辞职，与此同时，大量民间的老学究也被卷了进来，这才有了焚书坑儒。

    李信伐楚：有担当的领导才可爱

    有的时候，要看清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真实实力，不能光看他顺风顺水的

    时候，还得看他失败时候的表现。本质上说胜败是实力和能力的问题，但这里面

    也确实有概率的因素。一个人或是一个团队再强大，也不可能保证永远不犯错，更不可能保证永远碰不到意料之外的倒霉事。胜多败少是实力够强大，只胜不

    败，那就是好运气当头了。

    从公元前230年算起，到公元前221年，嬴政只用了十年时间，就灭六国统一

    了华夏。在此之前，秦国已经有了六代君王的积累，家底丰厚，而其他六个诸侯

    国，在嬴政时代都已经被削弱得大不如前。所以这十年的战争并没什么悬念，也

    就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东西。这里面唯一可圈可点的，反倒是嬴政少有的一次败仗

    ——秦灭楚之战。

    楚国这个国家在当时说不上强，但是它具有辽阔的国土，巨大的体量。现在

    的湖南、湖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以及江西的一部分，在两千多年以前

    全算是楚国的地盘儿。秦国要灭楚国，就好比是一头强壮的狮子去吃一头年老体

    弱的大象，吃是吃得了，但是肯定不容易。

    面对这么一个对手，当时秦国高层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是老将王翦提出来的：要彻底灭了楚国，必须集中六十万兵力，步步为

    营，耗时最少要两年。这是什么概念呢？六十万秦军从陕西出发一路打到现在的

    江西省北部，以两年时间计算，消耗粮食至少要五十万吨，这还没把马消耗的粮

    草算进去。这么大一笔开销，秦国也能拿得出来，但是，基本算是把当年的财政

    预算彻底掏空了。

    另一种意见是当时新崛起的少壮派李信提出来的：动用二十万兵力，打闪电

    战，速战速决灭了楚国。

    几次反复争论以后，嬴政最后决定采用李信的方案。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我

    们说当家才知柴米贵，嬴政作为一国之君，肯定要考虑国家的家底儿问题，而且

    李信也不是只会耍嘴皮子的菜鸟，在此之前他的确打了不少漂亮仗，在年轻一代

    将领中算是数一数二的。

    管理者在权衡几个方案时，心里肯定会自觉地倾向于花钱最少的那个，如果

    某个方案要求你把企业全部的账面资金都投进去，这时候无论这个方案理论上的

    风险有多低，大家肯定会在心理上排斥它，这本来就是人寻求心理安全感的正常

    反应。

    这么一来，老将军王翦不干了，选择辞官归隐回老家了。用现在惯常的办公

    室政治视角来看，很多人肯定会觉得这老头情商太低，这个时候辞职，说明他坚

    信“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明显是在给嬴政撂脸子。但接下来的事实证明，王

    翦的判断是正确的。

    李信率领着二十万大军开出咸阳，随即兵分两路，马不停蹄地向南猛攻，中

    间几乎没有任何间断，很快就逼近了楚国的首都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

    按照李信的设想，这种快速打法不给楚人一点喘息之机，在他们组织起大规模反

    击之前，秦军就已经打完了。

    愿望很美好，这和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时小布什的想法如出一辙。

    这个方案能灭掉楚国吗？能。但有一个大前提，这中间各个环节一点也不能

    错。李信的方案属于一环紧扣一环，几乎没有一点容错率。他手里一共就二十万

    兵力，还分成了两路，在五六个省那么大范围的战场作战，一点机动兵力也没

    留，如果某个环节出现意外，那可就是满盘皆输。

    如果我们手里没多少本钱，为了生存最后一搏，赌一把运气，像李信这么干

    是完全正确的，可如果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这么干就完全是给自己找不自

    在。明明可以拼实力，你却非要和别人赌运气。

    果不其然。李信最开始打得顺风顺水，但是各支部队怎么也不可能一点意外

    情况都遇不到。有的部队遇到意外耽搁了，在通讯落后的古代，这种情况不能及

    时通知到其他部队，而大家还在按原计划往前推进，于是秦军各部之间的距离开

    始越拉越大，和后勤补给的距离也越拉越大。

    其他意外情况也发生了。已经投降的几个城市突然反叛，彻底搅黄了李信的

    计划，因为他手里一点机动兵力也没有，这几个点的崩盘，导致秦军战线全线崩

    溃，头一天还在高歌猛进的二十万大军，第二天就变成仓皇逃命了。三天之内，秦军全面溃败，相当于师一级的高级军事主官就阵亡了七个，主将李信也是侥幸

    才逃了出来。

    如今有句很俗的话：“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这句话不无道理，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小到企业做项目，成败归根到底靠的是实力、资源，它们

    决定了某件事你能不能做，而所谓技巧、谋略，这些因素能决定的只是资源的利

    用率高低。你做的事越大，越不可以倚重那些看似花哨的技巧，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估计很多人会认为李信必死无疑。这个主意是他出

    的，仗也是他指挥打的，给他安一个败军辱国的罪名，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可嬴政偏偏没按这个“常理”去走，据史书记载，嬴政并没有迁怒于任何人。这次

    失败说到底是战略决策的失败，李信只是一个将官，是决策的执行者，这个决策

    最终是嬴政自己拍板的，他想靠技巧性的东西来节约一点项目支出，却忘了大巧

    不工的道理。

    嬴政赦免了李信的死罪，又亲自到老将军王翦家登门道歉，请老头重新出

    山。这两件事一做，也就等于昭告朝野，这次战败的责任完全由他自己承担。这

    种规模的战败，从秦孝公开始算下来，一百三十多年来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么大

    的罪名无论让哪个臣子去被背，这个人以及他的家人都必死无疑。如果真的如此

    操作，那么表面上秦王的面子似乎是保住了，可从此以后，谁还敢出谋划策？谁

    还敢主动请战？你做的事越大，承担的风险就越高。

    类似的事情在当时并不是没出现过。比如长平之战，明明是赵军被困，赵括

    按照赵王的决策去主动出击，最后战死沙场，结果赵国上层把所有责任都推到赵

    括头上，赵括背了这么大一口锅，被中国人用“纸上谈兵”这个典故嘲笑至今。

    后面的故事就没什么悬念了，王翦再次披挂上阵，率领秦军六十万，步步为

    营，历时一年多，用看似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全线平推，彻底打败了楚军，灭了楚

    国。

    不久，齐国不战而降，秦国一统天下。

    始皇帝嬴政这样的胸襟，从古到今也是少之又少的。作为领导者，始终应该

    像嬴政一样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天下即朕，而不是朕即天下。

    大到一国，小到一个机构，对于一把手来说，你的荣辱归根到底只和成败有

    关系。主动承担战败责任，主动登门给王翦道歉，这些都没有损害嬴政的面子，人们现在记住的是，他是统一华夏的“千古一帝”，试问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面

    子吗？

    不能为了“面子”伤及“里子”，因为“里子”没了，“面子”再大，最后也撑不

    住。这话说起来简单，可是真能做到的人却并不多，尤其是身居高位者。他们总

    会认为，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越是不能认错，认了就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可事实

    是，你的地位仅仅取决于你所掌握的资源，当然其中也包括你的智力资源，而“认

    错”，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智慧。地位高下与一个人会不会犯错，之间没有丝毫

    联系，只不过身居高位者犯错又不认错，危害会比普通人严重得多。

    而李信也并没有就此从历史上消失。在灭楚之战失败以后，嬴政只是暂时把

    他雪藏了起来。灭楚战争结束以后，李信再度被起用，被派到了王翦之子王贲麾

    下，参与了剿灭燕国在辽东残余势力的战争。此战李信大获全胜，俘虏了燕王。

    这场仗难度并不大，嬴政之所以如此安排，就是为了给李信一个洗刷耻辱的机

    会。

    李信作为一个年轻的军事将领，确实缺乏老将王翦那样的大局眼光，但是这

    个是需要时间去历练的，就技术层面而言，他做得并不差。能够用不多的兵力，在布满山丘、湖泊的南方地区，长途奔袭，组织出多路进攻，各个环节紧密相

    扣、严丝合缝，这样的统筹规划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人才难得，多数人做这件

    事，不要说战败，可能连战的机会都没有。

    可以说，李信确实是个人才，他欠缺的无非是阅历和运气，更重要的是，他

    还很年轻。国家不可能永远都指望几个老人，把他保下来，秦军才能后继有人。

    无论对国家还是企业，其实都是这样，人才难得。有些领导者总会有这种奇

    怪的念头，拿几个犯了错但能力不错的人才来明正典刑，顶格处置，以此来说明

    自己执法严明。如果他们犯的是罪，那被惩治自然无可厚非，可如果是错，那么

    扪心自问，这么做真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立威”、树名望吗？

    道理说来说去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贵在务实。适当地不看重面子，有时候

    也未尝不是一种智慧。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就是慕虚名而不避实祸。

    李斯上位：从郡吏到丞相的攀爬

    准确定位基本盘

    这里我们要说的故事，算是一个草根逆袭的典型案例。

    其实一个人的上升，本质上说和初中物理中的“势能—动能转化”原理差不

    多。再简单点说，一个人的发迹，不仅仅是勤奋努力做事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还

    需要：守正、积势、待时。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大秦帝国的丞相李斯的一辈子，我们简单概括一下，可以说是功也皇皇，罪

    也昭昭。

    论功劳：李斯是真正意义上的大秦丞相，他的前任王绾，在秦统一天下以后

    没干别的，尽忙着在国家体制问题上“怼”始皇帝了。王绾辞职以后，李斯成了大

    秦帝国的首席大管家，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修驰道，车同轨……

    所有这些工作能够具体落实下来，都要归功于李斯的操持，他在嬴政统一六国期

    间也是兢兢业业地尽心辅助。

    而论过：众所周知，秦的灭亡始于沙丘之变——秦始皇病逝之后，李斯和赵

    高、胡亥合谋，伪造皇帝遗诏，逼杀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同时还杀了当时统帅边

    军的蒙恬、蒙毅兄弟，由此导致天下大乱。

    关于这些，我们暂且按下不表，还是这里说说他发迹的这一段。

    纵观李斯的一生，前半辈子基本就是一个从底层奋斗取得成功的经典案

    例。“守正、积势、待时”这三条里，李斯可谓是把“积势”这一条做到了极致。那

    什么算“势”呢？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切有助于个人进一步提升的资源，比如知

    识、见识、人脉……

    李斯的老家在楚国的上蔡县，位置在现在的河南驻马店。最早的时候，李斯

    在老家做了一个郡吏，大致相当于现在省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这个位置说高不

    高，说低不低，勉强可以算是一个中产。

    如果是普通人的话，捧着这么一个铁饭碗可能就非常满足了，最终会在这个

    位置上安安分分了此一生。但偏偏李斯并不是这样的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必然

    是他最大的财富，可是在你还尚未得志的时候，这份聪明可能就是你郁闷的根源

    了。

    《史记》里面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次李斯在厕所看见几只老鼠，一个

    个瘦小枯干，见到人吓得赶紧逃跑，之后他在粮仓里又见到几只老鼠，个顶个吃

    得肥头大耳，也不怕人。李斯于是就感慨：同样的动物，有两种境遇，完全是因

    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于是李斯立志，要做一只米仓之鼠。

    这个故事是否确有其事，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单说“米仓之鼠”这个处世哲

    学，还是可以应在李斯身上的。

    所谓“米”，对多数人来说就是名利，再说俗一点就是钱和社会地位。一个人

    通过自身努力去赚钱或是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就像老鼠偷到米一样，这个还不

    算太难。真正不容易的，是在这其中能够掌握主动权，这就好比一只老鼠住到粮

    仓里一样。

    老鼠偷到一把米无非吃一顿，下顿吃不吃得到可就两说了，可如果置身米

    仓，可以在任何时候想吃就吃。对人而言，找到一份收入稳定乃至收入颇丰的工

    作，并不意味着你就不会被裁员或是减薪，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掌握至少

    一部分议价权。

    李斯意识到，提高自身议价权最根本的办法，首在提升个人能力。知识不是

    万能的，但没有知识是万万不能的。为了让自己成为“米仓之鼠”，李斯放弃了在

    驻马店老家的公务员铁饭碗，远赴齐国稷下学宫求学，也就是如今的山东淄博。

    在那里，李斯拜在了荀子门下。

    在当时，荀子已经是儒家的名士。先秦时代，孔子之后的儒家出现过两个大

    师：一个是孟子，一个是荀子。相对来说，前者更加主流，后者更加务实。某种

    程度上说，荀子的学说反倒更接近于法家。

    那个时候，学生和老师完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关系，李斯能拜在荀子门下，一方面说明他的确才智过人，另一方面也说明李斯这个人务实不务虚，只在乎是

    否可用，并没有考虑什么主流不主流的问题。

    在山东求学的那几年，李斯还结识了一个富二代同学韩非，也就是后来的韩

    非子。韩非出身韩国王族，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天天和这么一个贵族待在一

    起，那段日子对平民出身的李斯来说，估计是很受刺激的。在荀子门下完成学业

    之后，李斯和韩非就各奔东西了。韩非选择了回国继续做学问，沿着老师荀子的

    学术方向做进一步研究，结果他从儒家的非主流干脆进化成了法家，后来写了一

    部著作，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非子》。

    李斯选择师从偏实用主义的荀子学派，这恰恰是一条对平民子弟来说最可靠

    的路径。富裕家庭出来的孩子，没什么生存压力，静下心来坐而论道，或者专研

    一下诗词歌赋、音乐书画，培养一身文化气息，这一点完全没问题，而一般家庭

    乃至寒门出来的孩子，要想获得上升的机会，必须更加务实。

    说得再明白一点，学美术的，十万个孩子里面未必能出一个齐白石、毕加

    索，学体育的，十万个孩子里同样未必就能出一个姚明、孙杨，但是学理工科，十个孩子里起码能出五六个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您自认还没有踏入中产阶

    层，还没有计划能实现“小目标”，那么未来在下一代的问题上，还是建议把有限

    的教育经费拿来给孩子报个靠谱的辅导班来补习数理化和英语，暂时放弃一下钢

    琴、书法、美术。

    李斯学成之后没有返回老家，而是去了秦国，这就像现在的毕业生，只要有

    机会肯定都乐意往北、上、广跑，原因无他，机会多，而且竞争环境相对公平。

    到了秦国之后，李斯作为名校毕业生，在丞相吕不韦那找到了一份舍人的工作，也就相当于私人幕僚或是私人助理。这个位置本身并不高，却给了李斯大量机会

    去接近秦国的上层人物，包括当时还没亲政的秦王嬴政。

    如果立志要做一只“米仓之鼠”而不是吃米的老鼠，那么你在前期需要做的就

    是尽可能积累自己的“势能”，而不是急于变现。知识是“势”，人脉同样是“势”。

    嬴政在二十四岁之前的境遇其实和生活在慈禧太后阴影下的光绪帝差不多，这个秦王几乎就是个摆设，朝政完全掌握在丞相吕不韦、太后赵姬和长信侯嫪毐

    三个人手里。李斯正是利用这个空档期，和嬴政做了充分的交流，既展示了自己

    的才学，也先于其他大臣取得了嬴政的信任。这个过程就是积累了只属于李斯自

    己的势能。

    按理说，吕不韦才是给李斯开工资的老板，嬴政的那个秦王不过是个有名无

    实的空架子，可是李斯却偏偏对他格外地上心。这是因为李斯未卜先知，预料到

    后面嬴政必然能拿回政权吗？恐怕不是。这其中的奥妙也很简单：吕不韦、嫪毐

    和太后，他们的基本盘都是秦国的既得利益阶层，就是那些位列朝堂的高级文官

    以及他们背后的大家族，这些人的利益诉求是尽快走回头路，让秦国阶层固化。

    加入这样一个超级高富帅集团，李斯不过是个打工的，一眼望到的前途无非

    是有可能从低级打工仔变成高级打工仔，但是永远也不会掌握议价权这个东西。

    而亲近嬴政就不同了，嬴政非常需要可以平衡既得利益阶层的新兴势力。如果以

    成为“米仓之鼠”为目标的话，李斯加入嬴政这一边，也许会赢，也许会输，可是

    加入吕不韦这一边，则永无出头之日。那么如何选择自然也就显而易见了。而这

    也是“势”的第三层意思——见识。

    我们总结一下：要做“米仓之鼠”，把握议价权，就需要沉下心来，积累足够

    的势能，而不是急于变现。具体而言就是提升能力、扩展人脉、并且拥有非凡的

    见识，要做到前两点，最重要的在于务实，而拥有非凡的见识靠的是智慧，这只

    能说可遇而不可求了。

    李斯正是靠着这“三步走”，成功地踏上了“奔向米仓之路”。而让他位极人臣

    和死于非命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米仓之鼠

    细说起来，一个人其实无所谓优点或是缺点，有的无非是特质。在某些环境

    之下，这种特质可以让你青云直上，达到人生巅峰，而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同

    样的特质，也可能会把你直接送入地狱。李斯的一辈子，恰好是对以上这句话的

    最好诠释。

    我们说过，李斯一生所求，是做一只“米仓之鼠”，而不只是得到“仓中之

    米”，说白了，就是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李斯曾经做过挺长时间的郡吏，也就是公务员，早年的这段经历，对他后来

    的三观塑造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他所处的位置，日子虽然说不上多有钱，但起码吃喝不愁，同时，还能切身感受到权力的力量。

    当金钱和权力可以放在一个维度来对比的时候，在李斯看来，权力远比金钱

    重要。权力越大，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力也就越大。所谓“米仓之鼠”的哲学，说白

    了就是要追求尽可能大的权力，某种程度上说这和祁同伟的“胜天半子”有点像，但是更加实际。李斯的成功，正是源于对绝对权力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做丞相吕不韦的舍人的时候，李斯就把宝压在了当时不过是傀儡君王的嬴

    政身上。原因无他，吕不韦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基本盘，其支持者多为高

    官大族，在这么一个圈子里，李斯或许会衣食无忧，但一辈子都只能作为一个打

    工仔仰人鼻息。而只有在嬴政这个光杆司令这边，才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虽

    然存在风险，但为了权力，他也必须要赌这一把。

    一般说来，人们都认为李斯真正发迹，走上秦国政治舞台，是源于当初他所

    写的那篇《谏逐客书》。嬴政亲政，罢黜吕不韦相位之后，对吕不韦在任上所做

    的工作进行彻底的清查，结果在外国来秦人员中查出不少间谍，再加上吕不韦、嫪毐原本就是赵国人，于是在秦国国内一下子形成了排外的声浪。秦国本土官员

    集体上奏，要求驱逐为秦国官方做事的所有外国人。

    “逐客令”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而李斯恰好也在被驱逐的名单当中。于是李

    斯给嬴政写了一封信，也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在信中，李斯详陈了在秦外

    国人对秦国的贡献，最终这封信说动了嬴政，逐客令被撤销，李斯也因此得到了

    重用。

    如果考虑当时秦国的政治生态，真实情况可能没这么简单。驱逐秦国政府里

    所有的外来户，受益最大的显然不是秦王，而只能是世代居于秦国的大族。从秦

    孝公开始，历代秦王都热衷于大量使用外国官员，从商鞅开始往后算，秦国历代

    丞相里，土生土长的秦人只有樗里疾一个。秦王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为了制衡

    本土的贵族集团。

    更何况，李斯那个时候早已完成政治站队，成了秦王嬴政的基本盘，结果连

    他都在被驱逐的名单里。

    所以，嬴政就算再傻，也应该看得出这里面的猫腻，无非就是本土贵族势力

    想借着舆论压力，对秦国的政治格局进行一次彻底洗牌，拿掉制衡自己的“外

    籍”官员。如果被他们做成了的话，那秦王这个董事长到时候照样会被架空，秦国

    的政治局面甚至可能倒退回商鞅变法之前。

    所以李斯的这份《谏逐客书》，与其说是在说服秦王，不如说是给秦王创造

    一个顺水推舟的条件。

    这场风波过去以后，李斯随即被秦王一路擢拔，升到了廷尉，差不多相当于

    现在美国的司法部长+首席大法官这样一个位置。在秦国的政治体制当中，廷尉

    府和丞相府虽然名义上是上下级关系，但事实上是两个平行的机构，前者负责司

    法和国家安全事务，后者负责行政事务。所以，这时候李斯事实上已经完全实现

    了自己“米仓之鼠”的目标。然而事情也就由此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秦统一天下以后，丞相王绾几次三番要求秦始皇恢复分封制，最终闹到逼

    宫的地步，秦国的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几乎就要公开化。最终王绾被迫辞

    职，嬴政让李斯这个“自己人”接替了王绾的位置。

    正是秦始皇的这个安排，给秦朝的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李斯原本是司法机

    关的一把手，如今上调成了行政机构的首脑，这么一来，就等于让权力结构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