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

    全球化(1945-2011)

    [英]迈克尔·曼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4卷，全球化：1945～2011(英)曼(Mann，M)

    著；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 名 原 文 ：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 Volume 4 ) ；

    Globalizations，1945-2011

    ISBN 978-7-208-13434-8

    Ⅰ.①社… Ⅱ.①曼…②郭… Ⅲ.①权力—研究 Ⅳ.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773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陆智昌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

    ——全球化(1945—2011)

    [英]迈克尔·曼 著

    郭忠华 徐法寅 蒋文芳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38.75

    插 页 8

    字 数 523,000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434-8D·2767

    (上下册)定价 90.00元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4：Globalizations，1945—2011

    by Michael Mann

    Copyright ? Michael Mann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5)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Sandra Dijkstra Literary Agency，Inc.in association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

    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

    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

    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

    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

    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

    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

    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

    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

    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

    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

    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

    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

    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

    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

    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

    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

    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

    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

    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

    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

    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

    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

    操。“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

    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

    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

    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中文版序言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第四卷将我对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关系

    的历史考察带向终点。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760年到1914年，内容具

    有很强的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一时期

    的各种帝国。我因此从第三卷开始关注现代帝国，并且不得不在开头

    部分回溯很长一段时间，详细讨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帝国。然

    后，第三卷所叙述的故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以讨论第二次世界

    大战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作为结束。为写作第三、四卷，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远未达到全面和彻底的程度，因为有关

    现代时期的相关资料已达到极其丰富的程度。如果我的叙述引用了什

    么错误的史料，或者借鉴了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或采纳了一个

    可能具有高度有争议的观点，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最有可能出现

    这些问题的是有关东亚的章节，因为我无法阅读中文和日文的文献。

    但我的叙述不仅仅是经验性质的，毋宁说是依据社会学理论构建

    起来的，这些理论模型从我调查的大量经验数据中提炼而来。我的原

    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与前面两卷一样，我的叙述结构主要依赖于四种相互作用的权力来源，其中每一种来源

    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这四种来源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

    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那些能够行使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

    生产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国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会

    权力。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是“马克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有时

    也使用一种三重分层模型，即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一标签有些

    道理，并且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与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我不赞同韦伯的是，包括现代国

    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

    力，许多依赖于其他大国提供保护的现代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那

    些国家的军事权力也没有有效地渗透在自己的领土上。更为晚近的例

    子是当代“软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军事权力比其

    在世界经济和环境等“软”问题上行使的权力要少得多。中国从某种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组织化的致命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

    家的机构和法律(政治权力)。我相信，我是唯一把历史和社会看作

    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来加以分析的理论家。

    尽管所有四种来源常常互相绞合在一起，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

    发展逻辑，所以彼此之间最终是一种“正交”(onthogonal)的关

    系，即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约为另一方。因此，我尽管在第三、四卷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对经济

    决定论的观点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不论这种观点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

    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我尽管承认意识形态在这些时期的重要性，我坚持拒绝唯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所

    谓“文化转向”中非常普遍。在军事权力方面，我纠正学术界常常忽

    视这一方面独立性的相反趋势，直到最近20多年，战争和武装力量在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视。我认为，晚近对于军事权力不断增

    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对我的影响。对于政治权力，我强调

    民族国家将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断强化的“牢笼”观点。我在这两

    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种来源所构成的权力网络在现代时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时也强调，重大社会制度是由这四种

    权力来源所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这一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更

    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主要权力制度的发展。

    这不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简洁、普遍解释的“硬”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并非简单明了，毋宁说它们极为凌乱，但我的确希

    望提出一种通常所谓的“中层”理论。当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这一

    点，那就必须阅读这两卷，你会在其中发现帝国主义兴起的理论、资

    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包括大萧条的灾难)的理论、福利国家兴起的理

    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20世纪恐怖战争的理论。

    在这两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说的“权力的前锋”，即关注每

    一时期权力最大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起源对于后来如何成为强

    国极为重要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关注欧

    洲和美国，而对衰落中的中国只是简单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则很大的

    不同，它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关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随后导

    致其崩溃的战争，讨论了两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受尽凌辱的中国

    和沦为殖民地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成为了强国。就中国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国的不完全复兴进程，这一进程为日本在

    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所突然中断。对于日本，我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曾经倡导过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

    主张。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发展成为高度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

    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地方军

    阀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卷的前面章节，我把第一次世界

    大战看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这里把第二次世

    界大战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包括东亚其他革命——成

    功的主要原因。有关革命的讨论在第四卷“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一

    章中将达到高潮。当然，我在第四卷还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

    我很高兴我的许多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国的演

    讲，并且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繁荣。作为西方人，我满怀希

    望地期待中国为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希望本书可以为这

    一过程提供绵薄之力。

    迈克尔·曼

    2014年10月21日目录

    出版说明

    中文版序言

    社会权力的来源 上

    第一章 诸种全球化

    第二章 战后的全球秩序

    第三章 1945—1970年战争和冷战中的美国：阶级冲突

    第四章 美国的公民权利与认同斗争

    第五章 冷战中的美帝国：1945—1980

    第六章 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衰落：1970—2000

    第七章 苏联方案的失败

    第八章 毛泽东主义方案的改革

    社会权力的来源 下

    第九章 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

    第十章 21世纪转折时期的美帝国

    第十一章 全球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

    第十二章 全球危机：气候变化

    第十三章 总结

    参考文献社会权力的来源 上第一章 诸种全球化

    我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史研究的第四卷，也即最后一卷，将涵盖

    1945年以来的历史。本卷将聚焦于战后全球秩序的三大主要支柱：资

    本主义(以及苏联的命运和中国的转型)、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作为

    世界仅存帝国的美国。这一时期所有这三大支柱的最明显特征莫过于

    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一个被广泛称作全球化的过程。我在第

    三卷中用复数的形式使用全球化这个术语，以此表明正在行进的全球

    化不止一个过程。我在所有四卷著作中始终强调，人类社会是围绕着

    四种独特的权力资源而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政

    治的——四种资源之间彼此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我所

    说的权力的IEMP模型)。但它们是一些理想类型的权力资源，在现实

    世界中并不存在其纯粹的形式，它们围绕着社会的三大主要宏观制度

    而集结在一起，即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帝国。这一时期主要的新

    型意识形态都是围绕人类试图理解那三大宏观制度而形成的。

    让我首先对这四种权力资源做一个简短介绍吧，更为详细的阐述

    可见之于所有前三卷的第一章。权力就是使他人去做即使他们不愿意

    做的事情的能力。为达到这一目标，无论何种情况，我们都与他人进

    入到一种彼此合作和冲突的权力关系之中，这些关系催生了社会。因

    此，权力既可能是为实现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聚合性关系——通过

    他人而形成的权力(power through others)，也可能是分配性的关

    系，即通过某些人支配其他人而形成的权力。两种权力都存在四种主

    要来源：

    (1)意识形态的权力来源于人类寻找生命终极意义的需要，来源

    于与他人分享规范与价值以及参与审美和仪式实践的需要。意识形态

    随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改变而发生改变，其运动的力量则来源于我们

    无力在我们的所知世界中达到确定性。我们在各种隔阂和不确定性之

    间注入形形色色的信仰，这些信仰本身并不能被科学地证明，但却表

    征了我们怀有的希望和恐惧。没有人可以证明是否存在上帝，抑或可

    以证明人类将走向社会主义或者伊斯兰主义的未来。在旧的制度化了

    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不再有效、新的意识形态又尚未形成效力的危机关

    头，意识形态变得尤为必须。在这一时期，我们最易受意识形态理论

    家的权力之影响，因为他给我们提供了某种似是而非而又无法证明的

    有关这个世界的理论。意识形态权力总体上是对其他三种权力源泉之发展的反应，但随后形成自身的特有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很不均匀，当我们需要解决没有预期到的危机的时候，它猛然变得重要，但在其

    他一些时候则通常不那么重要。在这一时期，与父权制、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环保主义等世俗意识形态一样，复

    兴的宗教意义体系也占有一席之地。

    (2)经济权力来源于人类提取、转化、分配和消费自然产品的需

    要。经济关系之所以强大有力，在于它将劳动力的集中动员与更广泛

    的交换网络联系在一起。当代资本主义把整个地球作为资本、贸易和

    生产链的竞技场，其权力关系同时渗透在绝大多数人最例行化的日常

    生活中，侵占了我们至少一半的清醒状态时间。与军事权力不同，各

    种经济生产的社会变迁很少是迅速的或者突变式的，毋宁说它们是缓

    慢的、累积性的，但最终影响深远。现代阶段经济权力的最主要组织

    形式是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构成了本卷论述的核

    心。资本主义把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生产工具都转化成为商品，包

    括资本、劳动力、产品和消费在内的所有四种主要市场彼此进行贸易

    竞争。晚近以来，资本主义已成为最为持久和有力的权力组织，它造

    就了大部分的技术革新和环境蜕化。

    (3)军事权力。我把军事权力界定为这样一种社会组织——集中

    而毁灭性的暴力。“集中”意味着动员(mobilized)和聚焦

    (focused)，“毁灭”则意味着“致命”(deadly)。《韦伯斯特大

    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把“暴力”界定为达到伤害或者虐

    待(abuse)的目的而使用武力，通常表现为一种剧烈、残暴、疯狂和

    毁灭性的行为或者力量。军事权力因此是集中的、有形的、剧烈的和

    致命的，它生杀大权予夺，如果你敢于抵抗，军事暴力的持有者就会

    说：你该死。由于致命的威胁是令人极度恐惧的，军事权力因此催生

    恐惧等某些特殊的心理情感和心理征兆，就像我们将面临疼痛、肢解

    和死亡等情形时那样。军事权力通常为武装部队在国家间战争的状态

    下所致命地使用，尽管本卷同时还将讨论准军事组织、民兵以及恐怖

    主义等力量。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存在着明显的交合之处，尽管它们

    通常表现为不同的组织形式、体现为社会中不同的等级。

    (4)政治权力体现为对社会生活的集中和领土化管理。政治的基

    本职能在于在特定的领土范畴内提供秩序。我这里不仅从韦伯那里获

    得灵感，他把政治权力(或者“派系”)归属于各种类型的组织，而

    不仅仅是国家，而且从诸多政治科学家的治理概念那里获得灵感，他们把治理看作是由包括公司、非政府组织(NGO)和社会运动在内的不

    同团体所实施的活动。我倾向于把包括地方、地区以及全国层级的政

    府在内的国家看作是“政治”的，因为只有国家才具有集权—领土化

    的形式，可以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个人制定权威性规则，其他非政

    府组织(NGO)或者企业都不具有此种形式。我可以从某个NGO或者企

    业中辞职，并因此藐视其规则，但我必须遵守我所居住国家的规则，否则将招致惩罚。政治权力网络通常以集权化和领土化的方式得到管

    理和协调，与其他三种权力资源相比，政治权力因此更加地域化，国

    家所涵盖的范围通常比意识形态更小、更加紧密。

    因此，通常所说的全球化涉及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之间

    的独特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伸延。具体地说，1945年之后，全球化意

    味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传播，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扩展，意味着军事打击范围的延伸，意味着民族—国家在世界范

    围内的普及——一开始具有两个帝国，后来则只剩下一个。这些现象

    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书的主题。

    大部分有关全球化的讨论都令人兴味索然，除范围之外，全球化

    并不具有特殊的意涵，除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一点之外，全球化不会做

    任何事情。全球化自身不能由于人类社会的某种状态而受到赞扬或者

    指责，因为它仅仅是社会权力资源扩张的结果。这一点也反映在全球

    化没有催生有关社会的创新性理论这一点上。社会科学家以前提出的

    理论主张，社会与民族—国家相等同，现在它们已在地域范围上得到

    了极大的扩张，这一点通常为某些沽名钓誉的社会科学家所主张的社

    会已发生根本性转型观点所掩盖。极端全球化者主张，全球化已导致

    根本不同的社会类型。以一种稍带轻蔑的口吻来说，我们可以把这种

    观点看作是全球化的胡说(globaloney)。然而，全球化的某一个维

    度的确是转型性的：那就是人类行动扩张至全球，然后又返回到我们

    自身。这是一种回龙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即人类行动撞击

    到地球的极限，然后它们又反过来重重地撞击着行动者自身，并使他

    们发生改变。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可能以两种方式发生。方式之

    一是战争的武器已经发展得如此致命，以致核战争或者生物武器战争

    可能摧毁整个人类文明。就如我在第二章将要谈到的那样，我们现在

    已经生活在这样一种威胁之下。方式之二尽管还不那么具体，但却已

    可预测：以燃烧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经济扩张提高了有害排放，这一点

    也可能使人类文明最终难以为继，这一问题我将在第十二章加以讨

    论。马克思主义者预测了第三种可能的回龙镖效应，那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最终将遍及全球，这将使进一步的经济增长不再可能，并

    由此形成重大危机。但倘若要分析这些可能的前景，我们就必须从经

    济和军事权力关系的角度来赋予全球化内涵，是它们形成了回龙镖效

    应，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赋予全球化内涵的最流行方式莫过于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其基本驱

    动力。唯物主义者把全球化看作是由资本获利的经济压力所驱动，这

    一压力导致了使生产链和市场能够全球扩展的通讯技术革命。没有人

    怀疑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现在只有中国仍对

    全球化半推半就(我将在第八章对这一点加以讨论)。经济学家有时

    以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或者商品价格的全球趋同度(有

    时还加上劳动力迁移的指数)来衡量全球化水平。通过这些指数我们

    可以发现，经济全球化在17—19世纪早期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但

    1860—1914年间突然高涨，紧接着是一个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萧条与

    战争相混杂的滞涨时期，一直到1960年才出现复苏和第二轮高涨

    (O'Rourke ＆ Williamson，1999)。正是第二个高涨阶段催生了我

    们当今最为全球性的经济。既然现在国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

    和移民指数只比1914年之前的那一段时期稍高，情况说明，实体经济

    中的绝大部分不能仅通过统计数据来得到衡量或者计算——尽管国际

    贸易额的确容易得到测量——因为所得比例(resulting ratio)总是

    会呈向上偏误(biased upward)。在第二个高涨周期，金融资本几乎

    在世界范围内即时性地流动，同时，生产链也在全球范围内四处延

    伸。所有这些将在第六和第十一章加以讨论。

    经济学家通常把全球化界定为市场的全球整合，这种观点忽略了

    战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其他主要推动力。他们还暗示，全球化

    只发生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但正如本卷将要表明的，衰退时期同样存

    在全球化。人们通常把1914—1945时期当作全球化衰退的阶段，而且

    那一时期的确存在国际贸易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我承认那一

    时期的经济整合出现了下降，经济分裂变得全球化了。但那一时期出

    现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同时还存在着我们所

    说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几乎使全世界所有国家无一幸免的大萧条。

    这是一个分裂的全球化阶段(disintegrating globalization)。与

    此类似，1970年代以来的停滞导致了各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但

    这些政策又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大衰退。我们现在面临着一种更加全

    球性的经济危机——气候变化。增长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与此同

    时，危机也越来越变得全球化。这不仅仅是一个有关增长抑或衰退的故事，因为每一个人类成功的故事都伴随着严重的问题，每一次重大

    灾难中也都隐含着一线生机。经济增长破坏了环境、耗尽了自然资

    源，而每一次世界大战却都催生了更多的公民权。

    全球扩张还存在着地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意义一点都不会比

    全球化少。晚近19世纪的高涨将北欧、西欧及其殖民地整合成大西洋

    经济，同时强化了它们与世界其余地方的差别。1960年代以来的第二

    次高涨将南欧、东亚以及亚洲的大部分地方——但不包括非洲和中亚

    ——整合在了一起。我们在总结全球化的时候不能不顾其地区差异或

    者其准确的时间性，全球化在何时、何地得到扩张总是非常重要的问

    题。

    经济学家总是企图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FP)来分析全球经济扩

    张，这种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被拆分为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生产力，以及分配给技术创新的余额。不幸的是，这种余额总是非常庞大，这

    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我们仍然缺乏的技术变化来对增长做出解释。经

    济史学家将19世纪技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缩小为交通技术(包括铁

    路，尤其是船运)，把20世纪早期的技术创新缩小为适用于诸多工业

    部门的普遍应用性技术，如电力、内燃机等。在第二个增长阶段，他

    们强调微电子技术和微生物技术。他们还强调，技术的后期普及比其

    初始发明更加重要。但对于发明和普及的解释使经济学家偏离了惯常

    的分析变量而进入到普遍性的社会制度。以一战后的经济滞胀为例，那一时期技术并没有丧失，通讯技术的确仍在发展。但经济学家却说

    道，那一时期出现了对银行和货币运转调控不足的政治制度失败，太

    喜欢求助于保护性政策。与此相反，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他们又说道，那一时期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更加良好的政府政策和更加

    开放的市场，而不是新型的技术。即使在后来网络技术、微电子技术

    和微生物技术产品出现之后，极端全球化者仍然认为它们没有带来多

    大的增长。经济学家现在仍然在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并希望从历史

    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那里获得帮助。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大部分学者沉迷于

    描述全球化，而不是对之做出解释。简·阿尔特·斯科尔特(Jan

    Aart Scholte)就是其中一例，他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生产和理性主义

    知识这两种结构性力量来解释全球化，这两种力量都是通过其所谓

    的“行动者的首创精神”——比如技术创新和政府管制——而得到驱

    动的(Scholte，2000：89—110)。然而，这种观点极为模糊。我的观点是，全球化是各种社会群体谋求扩张其集体权力和分配权力以实

    现其目标的结果，这一过程涉及所有四种类型的权力资源。可能有人

    认为这依然是一种模糊的观点，但更为详细的内容将会在本卷的各个

    部分加以铺陈。

    许多社会学家把全球化主要看作是经济全球化。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1989)把它看作是由于资本过度积累而导致的结

    果，并且的确证明了这一方面的重要性。曼纽尔·卡斯特尔斯

    (Manuel Castells)是一个极端全球化者，他提出全球“网络社

    会”的概念，这一社会通过信息技术革命以及随后资本主义企业的重

    组而得到塑造。他认为，这一革命使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我

    们的物质存在到市民社会、民族和自我观念-都发生了改变。他诗意

    地宣称，通过重构流动的空间(a space of flows)和无时的序列

    (timeless time)，我们的生活基础已经转型(1997：1)。极端全

    球化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2000)宣称，资本主义已成为新的全球帝国。在他们

    看来，由民族—国家所提供的传统秩序现在已被跨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连根拔起，代之以任何单一权威中心都无法有效监管的、狂浪的超国

    家资本主义秩序。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ie Sklair)认为，资本主

    义是“全球体系的支配性驱动力量”——“一个以跨国企业为基础、或多或少掌控了全球化生产的跨国资产阶级正在兴起”(2000：5；同

    时可参阅Robinson ＆ Harris，2000)。世界体系论者把世界看作是

    一个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劳动分工体系：一是以资本集中型生产为基

    础的核心国家；二是以低技术劳动和原材料为基础的全球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带则处于两者之间。资本造就了一个高水平整合的全球结

    构，尽管这一结构的下部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政治多元性。他们说道：

    在世界体系中，“经济是每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最基本纽带，这些纽带

    的首要目标是通过使万物商品化而进行永无休止的资本积

    累。”(Wallerstein，1974a：390；1974b：15)他们求助于地缘政

    治学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指出当单一帝国处于霸权地位的阶段，世界

    体系得到最快速的发展。荷兰、英国以及晚近阶段的美国先后处于霸

    权地位，它们为世界体系制定规则。由于每个国家的霸权都存在起

    伏，全球化因此也表现得此消彼长(Arrighi，1994；Arrighi ＆

    Silver，1999)。然而，霸权的出现被归结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功

    能性需要——经济权力转化为地缘政治性权力。我已在第三卷对此种

    观点进行过批判。所有这些模式都把全球化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驱动，但实际上只是部分地如此。然而，经济肯定不是人类社会的惟一

    驱动力。

    请注意，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在这些模式中是相对缺场的。我已

    在第三卷中提出，普通大众在先进国家已经跃上权力的舞台——他们

    聚焦于城市和工厂，要求公民权利，被征召进群众队伍，并且通过大

    众意识形态和群众性政党而得到动员。但殖民地国家却形成了明显的

    对比，在那些国家，群众只是刚刚被动员起来。在本卷中，我们将看

    到一个部分修正过的对比，那就是在那些被模式化为世界南方的国

    家，那里的群众今天已登上了权力的舞台。在那些被称作世界北方的

    发达国家，我们则见证了大众权利的深化，表现在民事(civil)、政

    治(political)和社会权利(social citizenship)方面。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北方出现的某些倒退。当然，不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既然大部分聚焦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作者都

    倾向于仅把注意力放在近几十年和盎格鲁国家，他们对工人阶级和中

    产阶级抵制资本权力的能力当会感到失望，同时当会对这些阶级之间

    存在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感到惊讶才是。我将在本卷中探讨这些问

    题。

    唯物主义已经直面了其传统对手唯心主义的挑战，后者认为，全

    球 化 本 质 上 是 意 识 形态 方 面 的 。 罗 纳 德 · 罗 伯 逊 ( Roland

    Robertson)说道，全球化就是通过意识在这个单一世界中的集中化而

    形成的压缩世界。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体，是因为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它

    的，并愿意它以这种方式出现(Robertson，1992：8)。马尔科姆·

    沃特斯(Malcolm Waters)说道：“物质交换是地方化的，政治交换

    是国际化的，符号交换则是全球化的……从经济和政治(polity)都

    是文化性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期待它们将会变得全球化”——这是

    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引擎的全球化理论(Waters，1995：7—9)。约翰

    ·梅耶(John Meryer)及其合作者也相信，全球化是由世界文化驱动

    的(Meryer et al.，1997，1999)。自19世纪以来，一种理性化的

    世界文化秩序已经出现，体现在塑造了国家、制度和个体认同的各种

    普遍性模式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秩序已经遍及全球。不同

    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都采用了这些普遍性的模式和制度，形成了所谓

    的“全球同构”(global isomorphism)的结果。国家本身不是全球

    化的驱动力量，它们的结构和权威来源于更加广泛的“世界政

    体”(world polity)，这一政体由具有普遍合法性的各种模式组

    成，科学研究协会、女性主义团体、标准制定团体和环保主义组织等无数其他非政府组织也采用这些模式。梅耶对这些世界政体文化为何

    出现的问题解释无多，但他似乎认为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力量驱动

    的。我们后面将会看到，这种模式尽管有其合理之处，但存在着过分

    夸大之处。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dns，1990)、乌尔里克·贝克

    (Ulrich Beck，1992)以及斯科特·拉什和约翰·厄里(Scott Lash

    ＆ John Urry，1994)没有提出这一维度的理论，但在他们晚近关于

    全 球 化 的 论 述 中 包 含 着 一 种 明 显 的 意 识 形 态 “ 反 思

    性”(reflexivity)，那就是我们都清楚自身对于全球的影响，并且

    根据这种影响来调整我们自身的行为以便形成新的全球行动规则。他

    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行动中，观念具有一

    种不同的回溯性功能。我们时刻监控着变化对于我们生活所造成的影

    响，同时定位自身在那个更大过程中的位置。在他们看来，不再有人

    能够在家中感到心安理得了。我不知道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人类是否

    一直就拥有这种反思性？抑或它实际上只是对我们这个新奇时代的焦

    虑？无论如何，我们的确需要这种反思性来理解潜在核战争和环境破

    坏等回龙镖效应。所有这些论点都与唯心主义——一种把意识形态和

    观念看作是流淌于社会之上的倾向——的传统缺陷一样存在不足。我

    更认为意识形态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权力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对终极

    意义的寻求。

    大部分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之流都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单一的

    过程。随着其所宣称的经济或者文化秩序充斥全球，从此便形成了一

    种单一的世界秩序、世界社会、世界政体、世界文化或者世界体系。

    除前文所提到的作者之外，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把全球

    化看作是“把世界人口整合进一个单一世界社会或者全球社会的各种

    过程”(Albrow，1996)，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认

    为，世界已越来越成为受同一种力量主宰的单一场所，通过其所谓

    的“唯一性”联系在一起(Tomlinson，1999：10)。罗伯特·霍尔顿

    (Robert Holton)承认，全球化的确是多元的，但他认为“这种多元

    性中包含着一个把所有要素都联系成独立整体的单一性人类社会世

    界”(Holton，1998：2)。正在形成的单一全球体系观念可以追溯至

    19世纪的圣西门、孔德、斯宾塞，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在《共产党宣

    言》中对经济全球化作了最大胆的表述。吉登斯抵制这种观点，认为

    全 球 化 “ 是 一 个 同 时 包 含 整 合 和 碎 片 化 的 不 平 衡 发 展 过

    程”(Giddens，1990：175)。我赞同其观点。少部分作者则采用韦伯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三维度的模式

    (Osterhammel ＆ Petersson，2005；Waters，1995)，这是一种最

    接近于我的观点，尽管我把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关系分离开来。后现

    代主义者则走得更远，他们抵制这种“宏大叙事”，认为社会本身是

    无限复杂和无法说明的。他们有时甚至转向混沌理论或者相对论，强

    调全球不连贯性、混沌性和碎片性。阿琼·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列举了各种形式的“流动的、不规则的和不连贯的”全球

    化景象，包括“民族景象”、“媒体景象”、“技术景象”、“金融

    景象”和“意识景象”等(Appadurai，1990)；简·内德温·皮特西

    (Jan Nederven Pietersee)把全球化看作混沌的、“内在流动的、不确定的和无限的”(Pietersee，1995)；作为狂热全球化者的齐格

    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n)，他更喜欢用“流动的现代性”来刻

    画全球化，意思是，现代性是由不确定的伦理、对专家信任系统的怀

    疑、弹性的组织形式、信息战以及政治经济的脱域化等现象组成，他

    大胆地宣告，流动的现代性已经改变了人类生存条件的所有方面

    (Baumann，2000)。我尽管接受混沌的全球化观，但抵制轻易地把全

    球化看作是流动的、碎片化的和不确定的观点，而是倾向于把它看作

    是一些比其他因素具有更强结构化能力的强大网络所驱动，这些网络

    具有一个相对实在和持久的本体，它们是一些古老源流的崭新形式。

    从这一点而言，如果采用多元化而非仅仅宏大的方式，宏大叙事是可

    能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列举的理论都没有谈到军事权力关系，它们的确

    提到了政治权力关系，但通常认为全球化削弱了民族—国家。但反讽

    的是，大多数社会学家直到1990年代才注意到民族—国家的存在，此

    前的主导术语是工业社会或者资本主义，而且两者都被看作是跨国性

    的。尽管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在实践上都局限于研究自身所处的民族

    —国家，他们并没有对之进行理论化，因为它仅仅被看作是更广泛工

    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场景。突然，他们注意到了民族—国家的

    存在——在假定其衰落的时刻注意到的，而且这一假定还得到了广泛

    的 传 播 ( 例 如 ， Harvey ， 1989；Robinson ＆ Harris， 2000；

    Albrow，1996：91；Baumann，1998：55—76；Giddens，1990；Lash

    ＆ Urry，1994：280—281；Waters，1995)。贝克说道，全球化也就

    是“非国家化”(denationalization)(Beck，2001：21)，他批判

    其所谓的“方法论国家主义”，因为这一理论建立在社会的“集装器

    理论”(container theory)——这是由于我所造成的，尽管我的比

    喻是笼子而非集装器——的基础之上。但他认为，这些集装器存在着各种漏洞，这使得全球化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能够漫延开来，“使得统

    一的民族性国家和民族性社会出现松动”。地理学者则喜欢用“全球

    在地化”(glocalization)来表明民族—国家同时从上下两端遭到削

    弱，因为全球经济力量强化了世界城市和硅谷等各种地方性网络，使

    之更与全球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例如，参阅

    Swyngedouw，1997)。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所有这些观点都过于夸张，这是一种

    把市场资本主义看作是普世性的极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我们也

    将发现，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各种政治性版本的资本主义中，即人们只有通过与国家的联系才能获得经济资源。更有甚者，国家即

    使在西方也没有出现多大的衰落，毋宁说是变迁。全球经济仍然需要

    国家的调节，民族—国家获得了从提供福利到干预家庭和性生活等一

    系列全新的功能(Hirst ＆ Thompson，1999；Mann，1997)。于尔根

    ·奥斯特汉默尔和尼尔斯·彼得森(Jurgen Osterhammel ＆ Niels

    Petersson)反对大部分全球化研究者所持的自由主义决定论观点。在

    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某种单一的全球性社会结构在发挥作用，民族—

    国家依然强大，依然在进行着关税大战、贸易争端和严格的移民控制

    (Osterhammel ＆ Petersson，2005)。霍尔顿强调国家的保留权力

    (staying power)，而且这一权力被民族观念所强化，它们结合在一

    起可以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抵制(Holton，1998：108

    —134)。斯科尔特则持相反的观点，在他看来，在这个高度世界主义

    和复合认同的时代，国家与民族之间也变得渐行渐远(Scholte，2000 ) 。 他 说 道 ， 全 球 化 涉 及 “ 去 领 土 化

    (deterritorialization)”，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

    结，相反，随着亚国家、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的管治的介入，治理已越

    来越表现出多层级的态势。琳达·韦斯(Linda Weiss)评述道，随着

    国家的退场，它们越来越催生出某种类似于以前新自由主义政策时期

    的行为，国家非常容易重获自身的权力(Weiss，1999)。国际关系论

    者围绕民族—国家问题而出现分裂。有些人认为，国家在后核武器时

    代将不会像在单一的威斯特伐利亚时代(Westphalian world)那样行

    动(当然，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有些人则认为，跨国力量已

    经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治理结构。在1980年代，国际关系论者分裂为现实主义论者和相互依赖论者两大阵营，前者以

    国家作为其理论之基，后者则以全球经济和规范性纽带作为基础，表

    现在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公民社会和全球治理上。民族—国家是何时处于支配地位的？又是何时出现衰落的？皮特

    西说道，“民族—国家在1840—1960年代是人类社会唯一的支配性组

    织”。这同样是一种过分夸大和过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西欧的确

    是在那一时期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的，东欧在那一时期则在民族—国

    家与帝国之间徘徊，但世界的其他地方则主要为帝国所主宰。即使在

    欧洲，民族—国家在一战前的所作所为也极为有限，因为除关税、货

    币政策外，民族—国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政策，更毋谈社会政策。它

    们在领土范围上的聚焦权力(intensive power)通常非常有限：大部

    分人口的生活主要为地方权力网络所支配，有些精英的生活则非常国

    际化。我们在第3卷中已经看到，国家意识在那时的确得到了传播，但

    很少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一战时期国家所获得的规划(planning)

    功能在大萧条时期被证明是一种虚伪的托词，因此它们很快又找回了

    其最擅长的伎俩——制造战争。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的刀剑被转换成犁铧，其经济

    和社会政策得到了深化。因此，只有在1945年之后的短暂时期，国家

    才在其公民之间发展出更多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我们也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此之后才成为世界的普遍政治

    形式。在那一短暂的历史时期，除两个帝国之外，所有其他帝国都瓦

    解了，自封为民族—国家的国家数量则持续上升。联合国迄今拥有190

    多个成员国，尽管它们中大部分对其声称的领土只拥有非常有限的权

    力。与此相伴，由国家代表之间关系所构成的国际性和全球化因素也

    得到了发展，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20国集团。地缘政治

    已 变 得 更 加 全 球 和 更 加 平 和 ——“ 柔 性 地 缘 政 治 ” ( soft

    geopolitics)已成为民族—国家外在环境的惯常标签。当然，国家仍

    然被卷入彼此的关系中。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的竞争对手，双方都以

    对方作为破坏对象。我已在第二、三卷中对此进行过讨论，当帝国故

    地转化成民族—国家的时候，民族—国家与全球化在这一时期是携手

    同行的。奥斯特汉默尔和彼得森指出，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出现，大西

    洋经济创造出各种交通、通信、移民和商业网络之际，民族—国家和

    民族主义运动也随着这些网络的发展而得到增强(Osterhammel and

    Petersson，2005)。在本卷将要讨论到的第二阶段，民族—国家在殖

    民的余烬中越来越变得全球化，更加发达的民族—国家则对其治下之

    公民生活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责任。我已在第二卷中提出，晚近

    两三个世纪见证了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彼此交织和融通。欧盟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政治形式，它既表征了欧洲范围的政治制度，又保

    留了民族—国家的自主性，但它最终仍是通过最强大成员国的利益而

    得到驱动的。原苏联和美国是两个更加例外的帝国，后者已成为世界

    上迄今所能见到的惟一的全球帝国。所以，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

    美帝国是驱动当代全球化的三驾马车，我将在本卷中对这些重大权力

    制度加以讨论。

    这三种权力组织之间的彼此交融催生了漫延全球的意识形态。我

    已在第三卷讨论过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影响，在本卷中，我们将讨论社会和基督教民主、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以及宗教原教

    旨主义的重要性。二战以降，国家间的战争尽管已大幅减少，但它们

    已为冷战、内战以及美国干预主义所取代。因此，这一时期的全球化

    只有通过社会权力的四大来源才能得到解释。全球化是普遍而多形的

    (polymorphous)。人类群体需要有意义系统的存在，需要从自然中

    获取资源以维持其生存，需要有防御和侵犯——只要世界仍然是危险

    的，需要有法律和秩序来界定和控制其领土。各种社会形态——表现

    为各种互动网络，其边界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断裂——也包含意识

    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组织，其中隐含着运作于不同空间的不

    同逻辑，它们在原则上具有同样的因果意义。正如接下来一章将会看

    到的那样，这些权力有时候相互强化，有时候相互抵消，但大部分时

    候则是互不相干，它们在扩张的过程中各自以不同和分离的方式给其

    他几种权力创造着意料之外的问题，避免形成一致和单一性整体。

    我将在第二章开始讨论战后全球秩序——尽管在世界某些地方也

    包括无序的状态。这一秩序包括三大支柱：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

    ——它同时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冷战——它既强化了意识形

    态的争斗，又稳定了地缘政治关系、巩固了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之

    间的关系秩序；美帝国。考虑到美国的重要性，我将以两章的篇幅来

    分析1960年之前美国社会的发展。第五章将通过不同的变体来分析跨

    越整个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它在有些地方表现为军事干预主义

    (militaristic)，在有些地方则表现为霸权主义(hegemonic)，在

    有些地方取得成功，在有些地方则误入歧途和功败垂成，从而把大量

    未竟的事情留给新建立的国家(这一点将在第十章中讨论)。第六章

    以探讨战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在提升资本主

    义人性化方面的能力作为开端，这种能力体现在更加丰富的公民权利

    和新凯恩斯主义大众消费经济政策上，而以对黄金时代的信仰的动摇

    和更加严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的兴起作为结束。第七章主要讨论作为替代方案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同时也探讨俄罗斯国家在转向国内

    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相对挫折。第八章讨论作为第二个主要共产

    主义政体的中国，它探索出一条通往更加有效的经济转型之路。第九

    章则以第三、四两卷的材料为基础，提出一种有关现代革命的理论。

    第十章将比照美国在经济帝国主义方面的持续成功和在寻求军事

    帝国主义复兴方面的惨痛失败。第十一章讨论新自由主义的悖谬性：

    一方面，其有害的经济政策不仅没有导致集体权力的提升，反而导致

    2008年的经济大萧条；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似乎仅仅强化了发达国家

    之间的分配权力。由这两章所得出的结论是：面对着世界其他地方的

    崛起，西方已经相对衰落。第十二章将讨论赫然耸现的气候变化灾

    难，强调应对这一灾难的任务有多艰巨。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气候变

    化源于20世纪三个伟大的成功故事：资本主义的利润追求、民族—国

    家对经济增长的忠贞不渝以及公民对大众消费权利的热切追求。挑战

    它们也就是挑战近年来三种最强大的制度。最后，第十三章将在两个

    层面做出总结，一方面对现代社会的全球化轨迹进行总结，另一方面

    则在社会学理论的范畴内对根本至上性(ultimate primacy)问题进

    行讨论——到底最终是什么在驱动着社会一路前行？第二章 战后的全球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的地缘权力关系，它给日本和

    欧洲诸帝国以致命的打击，使它们或者立刻土崩瓦解，或者在此后的

    一二十年里烟消云散。但战争同时奏响了两大共产主义凯歌：一是苏

    联对东欧的扩张和稳定化；二是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夺取了权力(我已

    在第3卷讨论过)。现在，这两大政权已对世界意识形态产生极大的影

    响，它们不时给国外的同盟政权或者运动予以军事支援，其经济很大

    程度上是计划性的，并且与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方分离开来。与这些

    战争所带来的结果相一致，美国则占据着世界的其他大部分地方。美

    国的支配以两大支柱作为基础：一是更加有效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美

    国是这一秩序的规则制定者；二是由美国军事力量和“冷战”——尽

    管在亚洲实际上是“热战”——所维持的地缘政治的稳定性。我以探

    讨帝国的衰落和瓦解作为开始。殖民主义的终结

    尽管只有到第五章和第十章我才会说明美国是二战以降的帝国，但是它并不拥有殖民地。我们或许可以说东欧诸国是苏联的殖民地，但它们迥异于以前所有的殖民地。首先，苏联并没有榨取这些国家的

    经济，恰恰相反，它给予它们补贴。或许只有苏联治下的波罗的海三

    国才可以称得上是“殖民地”，因为其中涉及剥削和俄罗斯殖民者。

    但是，所有其他的帝国和殖民地都瓦解了，大战给德国、意大利和日

    本帝国以致命的打击。它给德国和日本所造成的毁灭以至此后十年它

    们都被迫挣扎于重获政治自主和经济恢复，更为长远的影响则是其非

    军事化，这一点对于其人民而言也是更为可取的做法。在没有挥舞军

    事大棒的条件下，德国和日本成为主要的经济体。对于它们而言，柔

    性地缘政治取代了刚性地缘政治。

    大战同时削弱了其他欧洲帝国。在这一时期的开始之际，它们已

    经蹒跚于末日的边缘。土生土长的殖民地精英们不愿被再一次愚弄

    ——即一战时期，他们被某些含糊而不连贯的战后将获得更多政治权

    利的承诺而欺骗，被引诱去为其帝国而战。面对着战争所暴露的诸多

    弱点——在亚洲则体现在日本身上——他们勇敢地站了起来。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于1940年被德国征服。日本则迅速夺取和占领了英国、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殖民地。日本军队对马来西亚的迅速攻占导致了

    新加坡的失守和英国军队的投降，后者在数量上是日本军队的两倍还

    要多。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羞辱，但征服同时也带来了马来西

    亚民族主义者的空前团结。丘吉尔对罗斯福说道：“这是我们历史上

    最沉重的灾难。”(Clarke，2008：19)它粉碎了白人和英国战无不

    胜的神话，并且迅速剥夺了英国在橡胶和锡资源上的巨大利润。英国

    尽管最终赢得了战争，但其在亚洲的帝国已不再重获往昔的荣光。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亚洲各殖民地或者已拥有自己的政权(如越

    南)，或者已在多元政治结构中拥有一个政权核心(如印尼)。精英

    以及部分民众都对单一的政治实体甚至是单一的政治共同体拥有某种

    政治归属感。殖民主义者引入了包括更好的交通设施、教育制度、种

    植技术和工厂技术在内的现代化因素，但这些因素因此也培育出某种

    民族感(nationhood)，就如19世纪的欧洲所走过的过程那样。殖民主义者越是开发他们的土地，民族主义的情绪也就越浮出水面。在战

    争正式开始之前，民族主义者已经在为政治自治——有些甚至是要求

    独立——而进行广泛的呼吁、游行甚至是暴乱。但这些原生态的民族

    主义运动通常为阶级和族群(ethnicity)问题所分裂，殖民主义者仍

    然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只是这一点为战争所削弱。

    作为英国在亚洲最主要的殖民地，印度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

    动，而且没能被镇压下去。出于典型的帝国傲慢，英国统治者在没有

    征求印度领导者意见的情况下就对日宣战，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甘

    地反对加入战争，如果民族主义者能够得到战后将获得政治权利的可

    靠保证，他们也将支持这一点。在非洲和缅甸战场上，大约二百多万

    印度士兵被证明是忠勇善战的，但另一支大约由45000人组成的印度军

    队却与日本人联合起来抗击英国，其中的35000人甚至与德国人联合起

    来。旨在针对白人的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极具讽刺性地吸引

    了整个亚洲的自由斗士。然而，丘吉尔的种族主义没有起到同样的效

    果。印度事务大臣利奥·阿梅里奥(Leo Amery)记得战争时期的一段

    谈话：“在我与温斯顿谈话的过程中，他突然愤怒地吼道：‘我讨厌

    印度人，他们简直是一群信仰着野性宗教的野兽。’”丘吉尔拒绝

    给“世界上仅次德国的第二坏人”以任何援助，他说道，“印度人将

    由于其愚蠢和邪恶而饥饿至死”(Bayly ＆ Harper，2004：286)。

    丘吉尔甚至把甘地和尼赫鲁(Nehru)关进监狱以削弱印度的反对力

    量，但这于事无补。因此，内阁劳工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

    (Stafford Cripps)被派往印度以谋求让步，以便换取印度人在战争

    问题的合作。他先在苏丹作短暂停留，正是在那里，大学里的学生出

    人意料地递给他一份要求自治的文件。本地人(natives)已不止在一

    块大陆被搅动起来。

    在印度，克里普斯答应印度民族主义者可以参与总督的战时执行

    委员会，尽管仍然不能参与军事事务委员会。但民族主义者却要求分

    享军事战略设计，真纳(Jinnah)的穆斯林联盟甚至更进一步，要求

    在战后建立独立国家。丘吉尔拒绝了这两个要求，这显然是旨在使红

    极一时的克里普斯(首相的潜在对手)走向失败。他的确失败了，没

    能签订任何协定。但印度民族主义者则以克里普斯的战后独立作为目

    标，然后他们自己也走向分裂，许多转而支持战争。在英国军官的指

    挥下和缅甸丛林部落的帮助下，印度军队在缅甸作战，他们在1942—

    1943年间并没有付出巨大的努力，但1944年早期则成功地阻止和打败

    了日本人的大举进攻。这是日本人在这片土地上遭遇的第一个重大军事逆转，它挽救了印度，这也是英国人从亚洲获得的惟一好消息

    (Bayly ＆ Harper，2004：chap.7；Clarke，2008：19—23)。与

    此相对照，日本人前面已经征服了法国和荷兰帝国在亚洲的所有殖民

    地。

    其时，英国、尤其是在工党内部的政治精英分裂已浮出了水面。

    左派工党承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在战后应当而且也将结束，保守党

    则团结起来加以抵制。倘若丘吉尔赢得了1945年的选举，他将必须设

    法回避印度独立——尽管崛起中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将会使他的政

    治生活变得异常困难。但是，工党彻底地赢得了这一场选举，新首相

    克莱门特·艾德礼(Major Clement Attlee)和克里普斯(现在主管

    英国的经济)仍然相信白人所肩负的责任和试图控制印度，但强大的

    印度反对力量因为印度教与穆斯林教之间的冲突而变得异常复杂，最

    终迫使英国政府于1947年以创立两个崭新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

    ——的方式承认印度独立。现在已经变得明朗的一点是，英国不再拥

    有为次大陆提供秩序的军事资源，那里不仅存在着抵制英国统治的强

    大力量，而且各种民族主义派别之间也充斥着无序。印度军队已经为

    派系主义所浸染，不再能够成为镇压的可靠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使

    印度次大陆的独立成为不可避免。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日本推翻了英国、法国和荷

    兰人在那里的统治，但却无法给殖民地人民送去其承诺的自由，其统

    治甚至比欧洲统治者更加恐怖。针对日本人的地方抵抗催生了游击队

    运动，日本人则被迫建立地方民兵组织来帮助其战争。这些准军事部

    队具有各种政治和伦理色彩。克里斯托弗·贝利和蒂姆·哈珀

    (Christopher Bayly ＆ Tim Harper)说道，民族主义被赋予了一张

    新的面孔——“年轻的军国主义的面孔”(Bayly ＆ Harper，1007：

    16)。重新返回的殖民主义者必须面对一群群武装反抗者，这些反抗

    者一方面要求独立，另一方面彼此之间有时也进行战斗。这给殖民者

    的权力资源造成了紧张。实际上，在1945年，英国是这一地区唯一拥

    有完整而强大军队的国家。直至1946年，这支军队的核心仍然是印度

    军队，但通过英国、西非和澳大利亚军团而得到增强。这支军队的意

    义在于，它使英国能够轻易地收复缅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为帝

    国提供宝贵的资源。英国人据此推断，这一伟大的新月状帝国——跨

    越亚洲——仍然可以立基于东南亚。法国人和荷兰人则做不到这一

    点，英国人因此派部队前往帮助法国人和荷兰人恢复其在印度支那半

    岛和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英国人似乎突然支配了整个这一地区。但实际上，由于战线过长，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英国军队被迫重新武装

    已经投降的日本军队来镇压那里的民族主义——殖民地团结的极端展

    示——反叛。在越南，这一举动驱使民族主义的越盟(viet Minh)转

    向共产主义，并使法国能够重新占领越南的南部，因而促成了长达30

    年的可怕内战。荷兰的力量最为薄弱，在内战结束后仅仅两年，在美

    国人的批准下，他们被踢出了东南亚。因为美国人意识到，如果继续

    支持荷兰，将很可能使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投向共产主义的怀抱

    ——一种华盛顿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但美国对英法两个帝国的政策则

    有所不同，因为它把它们看作是在与共产主义战斗。

    但随着印度独立的日益临近，派遣印度军队前往海外的做法变得

    问题重重，旋即变得完全不可能(除强大而私人招募的廓尔喀兵团(1)

    之外)。英国在那一地区的军事权力遭到了削弱。但日本人的镇压阻

    止了民族主义者逐步发展成为像国大党或者穆斯林联盟这样的制度化

    政党。族群和政治派系同样削弱了各种独立运动的整体力量，同时还

    促进了无序状态的发展。英国人在那一地区的最低限度的统治仍然可

    以维持一段时间，尽管必须借助于枪杆子和迅速处决。在缅甸，英国

    人决定强化缅甸军队，并且造就了一种一直持续至今的军事独裁的可

    怕遗产。对马来西亚，英国人则决定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通过以马

    来贵族统治者为基础的联盟进行间接统治，给这些贵族、英国种植园

    主和华人企业精英以特权。但这种做法剥夺了大部分华人少数民族的

    权利，使他们转而支持早先曾经抵抗过日本人的共产主义游击队。被

    称作所谓“马来亚紧急状态”(Malayan Emergency)的血腥内战持续

    了长达10年之久，通过使用焦土战术(scorched earth tactics)以

    及通过把村庄强制分布在英国军队控制的地区等办法，英国人最终获

    得了胜利。这是所谓冷战时期西方人在这一地区赢得的惟一一次反对

    共产主义的军事胜利。因此，在亚洲，反对日本帝国的热战无缝隙地

    转化成为反对欧洲以及随后反对美帝国的战争。尽管1945年粉刷在墙

    上的各种标语仍然随处可见，帝国所带来的疼痛和恐怖却仍在持续

    (Bayly ＆ Harper，2004，2007；Douglas，2002：37—57)。

    在非洲，民族主义不像战前那般强大。与亚洲不同，民族主义无

    法从现存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中兴起，因为殖民地的边界通常与沦为殖

    民地之前的政治实体的边界不相等同。但是，战争帮助了它们，使它

    们走上更没有暴力化的轨道。非洲不存在独立的军队，非洲人帮助他

    们的宗主国抗击自己的邻国。在与英国人甚至是德国人并肩作战的过

    程中，他们还通常会与对方形成事实上的平等，甚至在战场上培育出战友关系。当然，非洲曾有数年的时间把杀害白人视作合法，这削弱

    了任何有关种族至上的帝国主张。曾经有一百万非洲士兵被招募进英

    国军队，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不仅要求新型的通信基础设施、更加有效

    的宏观经济规划，甚至要求在殖民地提供某些公共福利。海利勋爵

    (Lord Hailey)提供的两个有关非洲殖民地的官方报告不仅表明了英

    国在非洲的间接统治的失败，而且表明了非洲需要有更大的经济发

    展。但是，英国在是否给予非洲代议制政府的问题上仍然迟疑不决。

    殖民地大臣克兰伯恩勋爵(Lord Cranborne)宣称：“如果我们希望

    大英帝国万古长青……与其说需要教会殖民地人民如何自治，不如说

    欢迎他们加入到我们的政府中来”(Nugent，2004：26)。

    发展型政策在战后得到持续，这突出体现在更多道路、铁路以及

    学校的修建上。比如，四所非洲大学和一所西印度大学(West

    Indian)得到建立，随之而来的是大批英国医生、农学家、兽医和教

    师的涌入(White，1999：49；Kirk Greene，2000：51—52；Lewis，2000：6；Hyam，2006：84—92)。大部分非洲精英也进入当地政府和

    黄金海岸(即随后不久的加纳)，参与了遍及整个殖民地的政府。英

    国对于自身的新型发展战略主要有两方面的动机：扼杀独立运动和为

    英国谋取经济利益。在减轻英国战后积重难返的美元短缺方面，非洲

    对美国的各种原材料出口被看作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出口的增长可以

    使英国获益良多。到1952年，非洲殖民地已经为英镑区的美元筹备贡

    献了20%多的份额。英国政治家希望，通过非洲的发展和通过在帝国

    体系中提升非欧洲的比例，帝国的生命周期将会得到延长(Nugent，2004：26—27；White，1999：9—10，35，49)。

    但事实并非如此。1940年代的经济发展提升了城市劳动者、教

    师、律师和文职人员的数量，同时还有成千上万英勇无畏而又过分苛

    求的士兵回到了家中。战争和发展型战略极大地扩大了民族主义者的

    核心区域(Cooper，1996：part II)。在加纳，殖民地政府曾经回避

    了对工会事务的处理、扑灭了1920年代以来的各类罢工，但1941年的

    战争最终还是导致对工会和罢工合法性的承认。在战争阶段，政府需

    要的是阶级合作而非阶级冲突。但劳工运动在1940年代直线上升，它

    们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更具有实质性，其核心力量主要来自采

    矿和运输行业。这种情况导致对工会权利的承认和对集体谈判的调

    节。各种工会、农民组织和城市游行把对精英的不满转变成为对殖民

    主义的不满，并且形成了大规模运动。正如加纳首任总统克瓦米·恩

    克鲁玛(Kewame Nkrumah)所言：“没有群众运动的沉重打击，单独中产阶级精英从来就不可能砸碎殖民主义的势力。”(Silver，2003：145—148)但是，民族主义的领导者也的确需要利用和驯服工

    会的左翼主义运动，因为他们同样需要民族团结而不是阶级冲突。

    然而，这是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与民族不存在多大意义

    的关联。民族主义是这样一种事实的副产品，即殖民主义必须在单个

    殖民地的政治层面加以攻击。但是，加纳民族或者尼日利亚民族的确

    是未来的方案，这是存积于少数精英心理的美妙图景。但目前的现实

    则是，非洲民族主义，就如其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非常激进的

    方案，它要求在非洲人之间形成团结以反抗白人的剥削(在非洲北

    部，阿拉伯和穆斯林人则是受白人基督徒的剥削)。这种现象与亚洲

    出现的类似现象都与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相关联，是对种族主

    义和东方主义——为西方所持有——所做出的各种反应，它们与现实

    之间存在着相同的微妙关系。在亚洲，民族主义同时为种族和民族的

    归属感所激发，但在非洲，这项工作则单独落在了种族身上。这也是

    为什么亚洲会比非洲先赢得独立的原因。但是，反种族殖民主义运动

    的兴起使种族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当这些运动成功地把白人驱逐

    出去之后，白人优越性的种族意识形态也就不再站得住脚了。因此，对于种族的挑战造成了一个矛盾性的结果，即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力量

    的衰落，同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种族主义或许

    是过去两个世纪中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但现在已处于严重衰落之

    中。

    极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那些曾经参与帝国统治并从中获益最多

    的本地人，最有可能成为民族主义的煽动者。在苏丹，他们是“殖民

    主义最亲密的敌人，他们在使殖民统治成为现实的同时，又希望取消

    殖民统治”(Sharkey，2003：1，119)。他们首先仅要求在帝国内部

    实现自治，但是，随着政治党派的不断扩大以及有人开始控制地方性

    政府，独立已成为1950年代不可阻挡的脚步。尽管英国人试图逐步向

    非洲殖民地让渡自治地位(dominion status)，法国人后来也持类似

    的看法，两个国家都无意满足非洲人对于平等社会权利(social

    citizenship)的要求。不论是国外的殖民者还是国内的纳税者，都不

    支持把土著纳入公民范畴的做法，让他们与白人一样享受相同的社会

    权利，独立因此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如我在第三卷所言，种族主义

    对于欧洲诸帝国曾经意义重大。现在，不论对于殖民国家还是被殖民

    国家而言，种族主义对于非殖民化同样意义重大。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通常是第一批认识到独立已不可避免的

    群体，他们开始转向与民族主义者合作和帮助非殖民化运动

    (Wilson，1994：21，77—78，149—150，201)。美国在非殖民化方

    面施加了某些压力，煽动将反殖民修辞与苏联结合起来，但一俟在冷

    战中需要得到英法两国帮助的时候，又进行了某些退却。联合国则在

    边缘进行着反帝国主义，但这更主要是由于非殖民化所带来的结果，因为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稳步地提升了反殖民主义的国

    家数量。在1950年代，这样一种观点越来越变得流行：随着英国经济

    的复苏和对美元需求量的减少，其在非洲的发展计划已经趋于失败。

    1957年，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受命对帝国做

    一次成本一收益分析，其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尽管创造了某些利

    润，但非殖民化并不会给英国造成严重的损失。二百多年前，当美国

    殖民地获得独立的时候，情况也同样如此；最近，当印度尼西亚获得

    独立之后，荷兰也得出相同的体会。美国现在则彻底避免殖民主义，他们发现了控制本地人的其他办法。但一路行来，英国政府一直为本

    土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所控诉，尽管这主要是通过罢工和游行的方式，而非游击战，并且也没有像在亚洲大陆那样面临共产主义的威胁

    (McIntyre，1998；参阅Douglas，2002：160；Cooper，1996：part

    IV)。

    历史学家已就大英帝国的衰落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罗纳德·

    海厄姆(Ronald Hyam)列举了四种可能的理由：民族解放运动、帝国

    的过度扩张、英国意志的破产和国际压力(Hyam，2006：xiii)。在

    研究英国“官方意志”(official mind)时，其得出的结论是，国际

    压力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但我却把它看作是最不重要的原因(除日本

    的军事压力之外)，因为这种压力依赖于殖民地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

    动，这些运动持续而强制性地向美国和联合国要求已经正式承诺过的

    权利。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过度扩张”显然非常重要，尽管这一点

    只有在本土抵抗遭到军事镇压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当然这反过来又

    会引起财政的过度扩张。然而，帝国可以从殖民地获得适度的利益，尽管麦克米伦轻飘飘地推断在没有正式帝国的条件下，这种利润仍然

    可以持续。军事过度扩张和意志破产彼此联系在一起，尽管英国数年

    前就已经决定，发展而非镇压型战略将维持帝国的存在。但是它错

    了，因为发展型战略导致更加炽烈的民族主义。但一俟采取了发展型

    战略，就不太可能回过头来再进行严厉的镇压，尤其当法国在越南和

    阿尔及利亚的严厉镇压政策出现重大失败之后。英国比法国更早从亚

    洲和非洲撤出，但不能像人们通常所宣称的那样，英国人是更加优雅地从那些地方撤出的。他们在非洲也是被驱赶出去的，只是在严厉镇

    压变得必须之前，他们就已经表现出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我曾经在

    第三卷中指出，英国不仅是最大的帝国，而且由于其在政治和地缘政

    治方面的睿智，它也是获利最丰和最为成功的帝国。它即使在撤出之

    后或许都仍然是最为聪明的帝国主义者。因为它已经认识到，战争和

    发展已经把本土抵抗强化到这样一个临界点，那就是海厄姆所提到的

    所有其他三个因素现在都开始发生作用了。持续的本土化抵抗最终具

    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国家压力。比如，20世纪出现的此

    起彼伏的革命，一战后欧洲诸帝国的瓦解以及随后出现的非殖民化浪

    潮。印度引发了亚洲诸殖民地独立的风潮，这一风潮本质上是在1957

    年完成的，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则于1963年划清了关系。这一独立风潮

    于1956年席卷了非洲，突尼斯、摩洛哥和苏丹先后独立，而这一年英

    国—埃及共管格局的瓦解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非洲独立风潮的

    重大事件莫过于次年黄金海岸成为独立的加纳。它不仅拥有殖民地最

    发达的经济和众多的殖民者，而且拥有最大规模和以城市为基础得到

    最佳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非洲殖民总督(包括法属西非的某些总

    督)现在开始抱怨，加纳“传染”了他们当地的民众。情况的确如

    此，就像1960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所宣布的那样：“变化的风潮现在

    已吹遍非洲大陆。不论我们是否喜欢，民族意识的增长都是一个不争

    的政治事实，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并纳入国家政策考虑的范

    畴。”这一演讲使加纳的听众感到欢欣鼓舞，但却使南非的白人听众

    感到怒不可遏。他是在探测意识形态权力的风力究竟有多强劲，这一

    疾风使帝国范围内的一群群民族主义者得到充权。这股疾风并没有平

    静下来，独立权的赢得一直持续了整个1960年代，而尼日利亚、肯尼

    亚等大型殖民地则比小型殖民地更快赢得独立。与白人殖民者拥有的

    相对人数比较，殖民者成功地拖延了权力的交接。南非则是一个极端

    的例子，它拥有最大数目的白人殖民者(但受麦克米伦演讲的威

    吓)，他们违背了英国的意志，并通过强化种族隔离政策加强了种族

    剥削。大英帝国的这一最大遗产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

    由于帝国的政治精英选择不把撤离看作是失败，英国最后的许多

    撤离仪式都表现得非常体面。这一点与法国不同，法国把撤离的确看

    作是失败，并且把殖民统治尽可能拉长，最终造成在越南和阿尔及利

    亚事实失败的结果。由于英国在达到这一点之前就选择离开，因此并

    不存在与英国对等的例子。由于建立起把自治政府的权力转交给白人自治领的模式，英国政治家把这种权力交接看作是英国政府的慷慨，而非本地人愤怒情绪的强迫。有些政治家还相信，撤出将意味着“后

    殖民‘影响’的保留”，英国的“各民族联合王国”(Commonwealth

    of Nations)可以扮演与两大超级大国不同的、作为第一世界与第三

    世界联合的“第三条道路”——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英国政治家的

    确是这么说的(White，1999：35，98—100；Heinlein，2002)。从

    某种意义而言，情况也的确如此。

    从长远来看，英帝国已变得越来越仁慈。它以我在第三卷描述的

    掠夺、奴役和杀戮作为开始，然后演变成一个间接统治的帝国，体现

    出更加自由的劳动关系和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特征。这些特征把各殖

    民地带入到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尽管其所带来的发展直至第二次世

    界大战都仍微乎其微。在这种间接统治中，本土精英被赋予更多的政

    治权力，英国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也尽可能抑制种族主义。尽管这些

    本土代理人对其帝国的主子钦佩有加，但私人领域中的种族歧视却使

    他们无法变得亲近。20世纪中期最终出现的经济发展加速了帝国的瓦

    解，因为它加剧了本土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打破了欧

    洲的军事权力，但没有打破其经济权力，因为正是在战争和战后的紧

    缩时期，欧洲国家把大部分资源投向了自己的帝国。当然，这并没有

    给帝国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经济发展促进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

    展。帝国在20世纪的前两次瓦解浪潮存在着以下共同之处：两次谋

    杀、帝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本地民族解放运动。它们标志着分割的全

    球化(segmented globalization)的终结，很快就只剩下两个帝国留

    存下来。后殖民主义的附言

    独立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精英——而非贵族或者酋长——要求

    权力的结果，但因不存在可供其动员的“民族”，他们的权力基础因

    此非常有限。民主通常并不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印度是一个例外)，但作为对原材料需要的反应，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到了世

    界经济的总体水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初由于对非洲产品需

    求的下降而引发的普遍经济危机，而且这一危机通过原材料相对于制

    造业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而进一步恶化。当出现需求放缓或者价格下

    跌的时候，对于单一农产品或者矿产品的出口依赖使这些国家的经济

    变得极度脆弱。与普遍持有的观点相反，非殖民化却没有以这两种方

    式中的哪一种带来重大的经济影响，是世界经济周期带来了最为典型

    的周期性特征，而不是政体的性质(cooper，2002：85—87)。但

    是，狭隘的部门经济(sectoral economy)也强化了狭隘的权力基础

    和政治精英的独裁性质，后者的腐败导致他们把巨额的资金输出到国

    外，而不是把它们用于国内投资。据估计，在1999年，较之于拉丁美

    洲10%和东亚6%的比例，非洲大约占40%的私人财富被输出至国外

    (Maddison，2007：234)。政治失败严重加剧了非洲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那么，殖民主义带来的长期遗产是什么？那就是日

    常生活的巨大改变。无论好还是坏，饮食、语言、音乐和种族态度都

    已经发生变化。英语越来越成为支配性的语言，并且后来为美国所进

    一步促进。英国的体育被输出到国外，英国的非正式帝国(British

    informal empire)把足球推广到了全球，板球和橄榄球则很大程度上

    局限于直接的帝国境内。美国的篮球和垒球仍在其非正式帝国中扩

    张，好莱坞则支配了整个世界。但是，已经不存在可以与玛雅神庙、罗马竞技场和中国长城相媲美的伟大而恒久的文化遗产了。欧洲帝国

    去除了奢华(surplus)而替之以廉价的商品和建筑。徒有其表的帝国

    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踪迹。

    学术界试图对殖民统治的经济和****进行量化分析。在他们

    看来，其经济遗产基本上为负值。一个国家在殖民统治期间的主权成

    分越少，它在1960—1980年间就越能整合进世界经济[从贸易和国内

    生产总值GDP的角度衡量]，但是，自1870年以来，一个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越低，其成人识字率、受教育年限和总体经济

    增长率也就越低。如果殖民地变成了主权国家的话，那么，其平均增

    长率将可以高达1.6%(Alam，2000：chap.6)。乔纳森·克里克豪

    斯(Jonathan Krieckhaus)同意：“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发

    展的最有效途径”是避免欧洲的殖民主义(Krieckhaus，2006)。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前白人殖民地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增

    长。那些欧洲殖民者掌握了维持人均GDP增长的艺术，他们建立起资本

    主义体系以保障财产权利、自由国家和人力资源投资。那些被欧洲人

    殖民过的“新欧洲”——比如南亚、巴西、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

    比“压榨型殖民地”(extractive colonies)更快，后者的收益被不

    成比例地流入欧洲精英的手里。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增长率最低，因为

    欧洲人对于那些地方的兴趣仅在于“征服、掠夺和宗教改宗”。达龙

    ·阿西莫格鲁等人(Daron Acemoglu et al.)说道：在欧洲人遭遇

    高死亡率的热带地区，他们通常建立起狭隘的压榨型掠夺，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到殖民地独立之后(Acemoglu et al.，2001)，而在那些

    他们可以永久定居的地方，则通常建立起更加以发展为导向的制度，其委婉的结论是“制度要紧”(institutions matter)。但实际上，是否杀戮土著人并替之以欧洲人和欧洲制度的政策才是形成差异的真

    正原因。种族屠杀制造了发展，尽管不是土著人的发展，而且也不是

    一种值得推荐的政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各大帝国，世界绝大部分

    地方的经济状况都将更加良好。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非常不同的情

    况，那就是日本帝国在其殖民地创造了相当大的经济发展，尽管在其

    他领域它可能表现相当专制(正如我们在第三卷已经看到的那样)。

    有关民族主义对代议制政府的影响问题，产生的共识相对要少得

    多。有些人认为，殖民专制和对市场社会运动的镇压给后殖民地政权

    留下了相当恶劣的遗产(例如，Yound，1994：chap.7；Chirot，1986：112—118)。统计数据显示，与非白人殖民地相比，历史上所

    有其他类型的政权都更容易形成稳定的民主，尽管这里难以将其对经

    济落后的影响分隔开来(Bernhard et al.，2004)。人们长期认

    为，“英国遗产”(British legacy)为帝国之后建立代议制政府提

    供了更好的机会(Rueschemeyer et al.，1992)。但晚近的现象表

    明，民主在许多原英国殖民地的失败弱化了这种效应——尽管原英国

    殖民地在建立民主方面比原美国殖民地的比例仍然稍高(Bernhard et

    al.，2004：24)。但是，殖民主义的影响似乎并不强大，我们不应

    当把每一样事情都归结于帝国。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其土生土长的文化和制度，它们通常对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欧洲、美国及其白

    人自治领仍在蒸蒸日上，拉丁美洲则处于半停滞、半发展的状态——

    就如其人口比例所表明的那样：一半是土著人，一半是欧洲人，再加

    上非洲奴隶。后者的土著人口只有到现在才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citizenship)。撒哈拉以南非洲处于大失败之中，表现在各种形式

    的倒退上。与此相对照，东亚和南亚现在则是一片欣欣向荣。

    因此，一个国家如果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就拥有高度的文明，并且能够在殖民主义者离开之后仍能保存下来，那么，它就能形成先

    进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经济和政府模式。这种情况适用于印度、中国

    (共产主义中国)、韩国以及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那些国家有着最高

    的经济增长率。在更加落后的非洲，欧洲人扼杀了19世纪祖鲁人、索

    科托人、马赫迪(Mahdist)和阿散蒂帝国(Ashanti empire)等迈向

    中央集权的运动，从而终结了非洲土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行动者的机

    会(Austin，2004；Vandervort，1998：1—25)。在扑灭了这些脆弱

    的文明之后，帝国的撤出留下了这样一种基础性结构，那就是原材料

    的出口导向优于把领土整合起来建立一个新国家。非洲所受的创伤过

    于沉重以至于很难从帝国的蹂躏中恢复过来。总体而言，现代帝国对

    于世界其他地方并不是一个什么好消息。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

    样，它们当中的许多国家的确在21世纪最终现实了增长。冷战中的美帝国

    1945年标志着欧洲在过去200年里对世界支配的终结，这种支配表

    现为一系列碎片化和冲突性的全球化过程。随着苏联和中国成为集权

    国家，美国获得了几乎全球性的支配权。50年后，这种支配权由于苏

    联的瓦解而得到进一步促进。通过与中国签订的临时协议(modus

    Vivendi)，后者被保证能够进入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经济。美国的支配

    权现在正处在衰退之中，但到其终结之时，这一帝国可能要持续80年

    左右的时间。美帝国是当今全球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他两根支柱是

    跨国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

    美国不建立殖民地和派遣殖民者，也不拥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帝

    国，它对于整个帝国领域的运作涉及从完全临时性殖民地(非正规的

    帝国)到纯粹的霸权，完全临时的殖民地通过调节征服和撤军的顺序

    而形成。正如我们在第三卷曾经说过的那样，霸权并不是帝国性的，因为它不涉及到杀戮。美国会时不时地发动重大的征服战争，但这不

    是为了建立殖民地，而是在建立代理政权(client regime)之后即行

    离开，但通常会在当地保留军事基地。美国拥有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权

    力以致它能够实施焦土战术、给敌人造成毁灭性打击和有效防止不友

    善的行为，但在诱发积极行为方面通常不是非常有效。但既然美国同

    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者，它有能力把经济利益转给自己或

    者被征服的国家，并把后者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与殖民地不同，非

    正规的帝国和霸权更不涉及对边缘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干预，但既

    然美国没有殖民者，美国人待在家里安逸自在，它也就不可能建立殖

    民地。因此，美国尽管比以往任何其他帝国都拥有更广泛的权力，拥

    有潜在更强的军事权力，拥有实际更强的经济权力，其支配形式在某

    种程度上比以前的帝国更不那么集中，它更倾向于以离岸和通过代理

    人的方式实现支配。

    有关美帝国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大部分美国人否认自己是

    一个帝国。但本章将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一点在第三卷的第三

    章也曾论述过。有些人认为，美国的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

    上造成了剥削和苦难；有些人则认为它创造了和平、稳定、自由和繁

    荣，因此是合理的。这些看法之所以如此差异迥然，部分是由于他们从左翼或者右翼的立场夸大了美国的权力，部分则是由于美国所采用

    的完全不同的支配形式。美国在西方仅仅是霸权性的，但在东亚则以

    建立在军事干预基础上的间接帝国作为开始，后来由于减少军事干预

    而转变成为霸权。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它通过军舰和代理人而实施更

    为严厉的非正式帝国措施，但由此带来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这些地区

    我将在后面加以讨论。我很遗憾不能考察世界的其他地区，但惟有美

    国才能支配整个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把美国变成支配世界的权力。1945年，美国

    的武装力量总计为800万人。经过重大军队复员，它仍有350万人分布

    在全球各个军事基地网络中，占世界军事预算的一半左右。美国的GDP

    和工业生产也几乎占世界的一半，并且拥有世界的储备货币。尽管苏

    联阵营和中国属于免入地带(no-go zones)，其他主要国家已几乎被

    战争而弄得破产。美国国务院的办公桌、五角大楼的指挥中心和美国

    的大型企业首次扩展至全球。除共产主义阵营及其代理政权之外，美

    国现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帝国。美国的士兵或许会全部回家，美国或

    许会转向处理内部事务，但这种情况很可能从来不会出现，因为大量

    的政治家和企业都把美国的繁荣与全球经济财富捆绑在一起，都把美

    国的繁荣看作是必须对共产主义进行军事防御。因此，美国领导人都

    对世界具有一种明显的责任感，而且这种责任感仍然支配着华盛顿。

    这种责任感涉及为了保护自由而对整个世界进行军事或者经济干预的

    意愿，这种自由观念不仅体现在政治自由(这实际上是一种整个世界

    都珍视的观念)上，而且体现在自由进取——即资本主义(一种存在

    更多争议的观念)——的经济自由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

    使命的表达，如我们已在第三卷看到的那样，每一个帝国都存在其使

    命。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美国对资本主义的防卫比对民主的支持

    更加一致。

    尽管美国的经济权力在20世纪得到稳定的增长，但其全球支配权

    力却是突然获得的——通过并不是由它所发动的世界大战和通过它自

    己都没有设想过的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而获得的。实际上，在这两个

    超级大国中，没有哪一个曾经追求过帝国的地位，它们曾经非常内

    敛，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攻击。但与许多其他帝国一样，其

    扩大了的军事力量能够突然被用来占据战后出现的权力真空。

    但是，美国的支配并不完全是偶然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都把世界大战看作是克敌制胜和降服盟友的机会，前者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它旨在削弱帝国的竞争

    对手。罗斯福也不是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从1939年到美国参战之

    前，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认为，伴随着欧洲为纳粹德国所支配，美国

    必须整合西半球其余各经济体、大英帝国、亚洲的大部分，以形成其

    所谓的大区域战略。为了帮助处于战争中的英国，美国对英帝国实行

    门户开放政策，1939—1941年期间英国对美国食品和战争材料的大规

    模采购都以美元或者黄金支付。到1941年，英国已经没有了美元和黄

    金，被迫出售资产给美国。当美国被迫加入战争之后，租借法案使英

    国可以凭信用获得美国的供应，但偿付条款包括战后英国实行开放政

    策(Domhoff，1990：113—132)。珍珠港事件表明，安全现在已成为

    一个全球性问题。尽管美国支持一种建立在平等商业机会上的世界经

    济，但其领导人相信，自由贸易必须以美国为领导的集体安全制度作

    为基础。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权力，与其市场和领土支配形成了相互增

    强的关系(Hearden，2002：chap.2，从第39页引用起)。

    美国希望从战争赢得以下东西：首先是免于纳粹主义的广大欧洲

    区域；其次是通过打败日本和扭转中国民族主义的潜在胜利而获得亚

    洲；最后是从中东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自德国、日本等临时殖民地

    得到重建之后，没有人再把美国称作是帝国，由于它不再拥有殖民地

    了。在其全球军事基地网络的保护下，世界将成为一个以资本主义和

    独立政权为基础的自由世界。罗斯福的信徒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说道：“希特勒也将得到一个生存空间，但不是其所希望的

    空间，而是一个美国经济空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建立限制美

    国利益的防线，因为没有哪一条防线可以防止遥远的危险不会变成近

    在咫尺的危险。”这就是其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全球主义”和“不以

    殖民地为基础的全球公开进入”，这种全球主义和公开进入当然“必

    须与全球军事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基地主要在于保护全球经济利益

    和抑制任何更进一步的好斗性”(Smith，2003：27—28，184)。以

    菲律宾为例，它是在军事基地的监督下赢得独立的(Hearden，2002：

    202—212，313—314)。这就是非正式的全球帝国，它建立在军事基

    地和科技更加先进的军舰基础之上。美国认为，这种通过一系列权力

    得到支撑的自身力量将能够提供一个连莫斯科都将接受的全球安全框

    架(Hearden，2002：chap.6)。尽管美国所支配的地域空间被称作

    是思想自由的世界，但民主输出的理念并没有得到着意强调，美国领

    导人是从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经济支柱：布雷顿森林体系

    有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位是美国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Harry Dexter White)，另一位是英国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Maynard Keynes)，领导了战后新经济秩序的讨论。凯恩斯认

    为，如果美国想要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它将必须帮助战后重建，为

    受战争创伤的国家提供资金。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同意了这一点，认

    为这与美国的利益相符。为了避免衰退，作为增长之引擎的美国需要

    用出口来取代战争产品，但欧洲国家当前实在太穷而无力购买美国的

    产品。凯恩斯建议通过建立国际清算联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来将美国资金输送给欧洲国家。英美两国都希望避免两次大战

    之间的经济波动，都支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和能够促进贸易发展的低关

    税。但凯恩斯希望对资本实施某些限制以防止它们在国家之间迅速转

    移以寻求投机利润，而且这样做也使欧洲各国更容易通过使用累进税

    来为失业补贴、社会保障和公共物品提供财政供给，而不必担心资本

    的外逃。对于其中的有些国家来说，避免产生两次大战之间出现的严

    重阶级冲突是首要的任务。在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的最终会议上，英

    国希望建立某些促使债权国(比如美国)帮助债务国(比如英国)的

    弹性制度，但美国希望建立能够给债务人(比如外国人)施加压力的

    制度，其他一些国家则只允许有一个非常简短的发言权(Block，1977：32—52)。

    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成果是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

    银行和首个正式的全球金融调节体制(原来的金本位体制是非正式

    的)。尽管各国拥有进行周期性调节的权利，货币与美元被捆绑在了

    一起，而美元则直接与黄金挂钩。金融家只有在进一步促进贸易和生

    产性投资的条件下才能在全世界转移资金。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同时

    也是美国权力反省的反映。“这是智慧陷于权力的体现”，罗伯特·

    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说道，“丘吉尔与纳粹德国作战

    以保留英国及其帝国，凯恩斯则与美国作战以维护英国作为大国的地

    位。与德国的战争获得了胜利，但在赢得这场战争的同时，英国丧失

    了帝国的地位及其荣光”(Skidelsky，2000：449，vx；Cesarano，2006)。但当美国强迫英国放弃其权利以贬值其货币和削弱其对英镑

    区的保护时，出现了动摇全球经济的1947年英镑危机，这迫使美国政府放缓了其市场开放的政策。华盛顿现在必须接受这样一种金融妥

    协，那就是承认欧洲各国对于货币转换的屏障是必须的，尽管它们对

    于美国的眼前事务造成了损害(Eichengreen，1996：96—104)。美

    国接受了更加实用主义的全球责任。

    通过美国领导下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多重合作，布雷顿森林体系

    保证了国际经济的稳定。它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美帝国和跨国资本

    主义之间的一次相互妥协。通过引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的话语，约翰·拉吉(John Ruggie)把它称作是嵌入式的自由主义

    (embedded liberalism)。他说道，在大萧条之后，两次世界大战的

    间隙曾出现使国际金融政策与国内社会、经济政策相符的趋势，而不

    是相反。但二战后，在美国的领导下，世界大部分地方在经济上已变

    得更加独立，一种为进行多边货币和服务交换的国际货币机制比任何

    时候更加必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各国政府没能找到一种能够

    与国内稳定兼容的国际货币关系体系。但在布雷顿森林，它们做到了

    这一点：各国政府将进行集体行动以促进收支平衡和相对开放的贸

    易，这既与提供充分就业的要求相符，也与各个民族—国家所追求的

    社会保障和平衡劳动关系相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先进国家建立起

    了一种更加人道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中，几乎每一

    个人都可以享受到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由此促进了

    一种高度顾客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并由此锻造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

    代。

    但其中也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见之于不断扩张的跨国金融部门

    与国家的民族性需要之间。充满疑虑的纽约银行家和保守的共和党人

    通过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资不足而削弱了这种妥协的力量，而随

    着保护主义国会的出现，筹划中的世界贸易组织胎死腹中

    (Aaronson，1996)。相反，替之而起的是1947年制定的临时性的关

    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其重点集中在未来几十年关税减免的谈判

    上。但是，由于美国不愿意放弃那些在欧洲可以更廉价生产的商品的

    关税，贸易不平衡因此出现了，美国的出口多于进口。欧洲人必须用

    黄金来支付差额，到1949年，美国几乎占有了所有这些国家的黄金。

    欧洲则用货币贬值和关税进行报复，这些措施在二战前完全是反生产

    性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衰退，美国然后被迫承认，出于各方利益的

    考虑，贷款给欧洲是必须的。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利益双赢的计划，美国给欧洲提供美元，以便

    它们能够购买美国的商品和被整合进美国的体系(Skidelsky，2000；

    Domhoff，1990：164—181；Domhoff，即出；Schild，1995：131)。

    受援国则签订保持预算平衡、恢复金融稳定、维持市场经济和稳定汇

    率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协议。同时，它们还可以应用金融政策来减少失

    业，在国有化工业产业、压制金融资本、发展渐进福利和社会保障计

    划方面它们是自由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希望通过调控有效需求，通

    过提供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福利利益和经济增长来实现充分就业。

    这是凯恩斯主义(或者瑞典学派)的关键体现，尽管凯恩斯被掺杂了

    各种从国家到宏观地区层面的实践，包括从通过基督教社会民主党和

    自由—劳工(lib-lab)联盟而实施的社会民主主义到美国的商业凯恩

    斯主义。它们都是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意思是，它们尽管拥

    有某些共同的实践，但国家的樊篱把经济互动分隔开来。它们实际上

    更 是 一 个 国 际 间 ( international ) 经 济 ， 而 不 是 一 种 跨 国

    (transnational)经济。

    与发达国家相比，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更加

    国家主义的特征。它们在殖民主义阶段体验过资本主义，并打心眼里

    不太喜欢它。大部分运作于这些国家领土上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都保

    持着外来性，本土资产阶级则通常表现得孱弱无力。这些国家从共产

    主义国家学习了一系列技艺，包括五年计划、国有企业等，因为共产

    主义在那一时期似乎是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国家导向的发展被看作

    是实现赶超的最佳途径。因为它们已经是主权国家，因此具有相当大

    的自主性，国家可以通过这种自主性来调节国内资本主义市场，使之

    朝着其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它们有时也必须与更加强大的国家谈判。

    比如，它们可以追求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的策略，只要跨国公司

    (几乎都是美国的)愿意在其国家建立分支。美国可能不太喜欢类似

    的政策，但它容忍了它们。经济全球化是双重的：美国的全球规则，但民族—国家世界在实施过程中带有某些自主性。黄金时代的景象：

    民族—国家调控下以高生产和高消费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这一点只有

    到1970年代之后才出现争论(Chang，2003：19—24)。

    因此，黄金时代并不仅仅是世界北方的一种现象，某些发展中国

    家也见证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在19世纪，经济繁荣的最高增长率

    出现在挪威，年均增长率大约是2%。在更加困窘的两次大战之间，日

    本及其殖民地、苏联达到了大约4%的年均增长率。然而，在黄金时代

    以及随后，日本、韩国、中国和印度的最高增长率保持在6%—10%之间。它们都是亚洲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更高。它们为何

    能够做到如此之高？第一个前提条件是，所有这些战后记录的打破者

    都在其领土上行使了稳固的主权，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殖民地，或者在

    经济上依赖于更加强大的国家，它们可以设计以增长为导向的自身政

    策。其次是坐收冷战的渔翁之利，它们或者是美国的同盟国，美国对

    其国内经济采取了一种良性放纵的政策，而对中国和印度而言，则仅

    仅是因为它们过于强大而无法对其进行干涉。实际上，美国事实上帮

    助其盟国的商品出口到美国。第三，它们都受惠于源远流长的亚洲文

    明，这种文明以社会和伦理(在印度体现为宗教)凝聚和更高的识字

    率等方式体现出来。第四，如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表明

    的那样，它们的增长都不是建立在初级产品的比较性优势上——这是

    以前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方式，而是建立在工业生产能力的改

    进上，并且直接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Rodrik，2011：72)。更为具

    体地说，它们实行了：

    (1)明确支持新经济活动的工业政策，这种新经济活动

    体现在贸易保护、补贴、税收和信贷刺激、特殊的政府扶

    持；

    (2)降低货币的价值以提升贸易；

    (3)一定程度的金融压制，使信贷刺激、发展银行和货

    币价值降低有可能实现。

    隐藏在这些背后的新颖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更加贫穷国家的主

    权的出现——充分利用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好处；二是迫于冷战需要

    的压力，美国对这种状况采取实用主义的接受态度。美国的支配并不

    是全方位的，而且它本身也接受这一点，它假定，其在亚洲的支配将

    最终让位于霸权式的而非帝国式的。

    这一点对其欧洲盟国来说也同样如此。在公司温和派的支持下，杜鲁门政府试图把马歇尔计划兜售给欧洲以扩大贸易，从而弥补国内

    需求的不足。不太习惯于把钱给外国人的国会否定了这一计划。但当

    苏联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国会接受了马歇尔

    援助计划，把它作为欧洲防御共产主义的一部分(Bonds，2002；

    Block，1977：86—92)。这对欧洲来说并不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已

    经开始增长——尽管谈不上是繁荣。布雷顿森林体系加上马歇尔计划

    使整个西方受益，促进了西方经济增长，尽管如今金融市场需要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经常的细致调节(Aldcroft，2001：111—117；Kunz，1997 ： 29—56；Rosenberg ， 2003；Block ， 1997；Eichengreen ，1996：123，134)。美国尽管是新系统的主宰者，但这一系统是多边

    和互利性质的，更趋向于霸权而非帝国。其他发达国家尽管口头抱

    怨，但也承认由此带来的好处。帝国和意识形态支柱：冷战

    罗斯福曾希望建立一个良性的战后政治地理秩序，而且两个崛起

    中的超级大国都在战后实质性地削弱了各自的军事力量。联合国也被

    建立起来以维护世界和平，其设计建立一个由美国、英国、苏联、中

    华民国组成的安全理事会。但斯大林反对这一方案，因为在当时看

    来，这是一个三对一的对其不利的架构。因此形成了联合国今天更加

    复杂的结构，其中涉及安理会永久成员国拥有否决权。直至非殖民化

    阶段，联合国都主要由西欧和拉丁美洲国家所组成，美国的多数地位

    因此得到稳定的保障(Hoopes ＆ Brinkley，1997；Schild，1995：

    153—161)。1949年，中国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但其在

    联合国中的席位却为被驱逐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占有”，直到

    1971年。苏联被迫在安理会中反复运用其否决权以阻止安全决策，这

    意味着，联合国机构尽管在促进经济发展、健康、教育和难民等事务

    上作用良多，世界安全方面的事务很少在联合国中得到磋商。本章将

    讨论美国在国外进行众多军事干预的情形，其中只有一次，那就是

    1950年的朝鲜战争，得到了联合国授权，而且这仅仅因为发生在苏联

    从联合国中撤出这一短暂的时期。相反，世界安全取决于美国和苏联

    的双边谈判，并越来越迈向相互竞争的两大军事集团。

    隐藏在冷战后面的地缘政治冲突通过全球层面的意识形态权力冲

    突而进一步得到强化。每一方都相信自己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或

    者资本主义——应当统治整个世界，这种彼此对抗的意识形态模式给

    双方都带来最深的恐惧。斯大林把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全球性罢工的权力以及对联合国的

    控制看作是资本主义试图扼制共产主义的企图，这种版本的美帝国正

    好使有些国家不希望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回顾一下1930年日本的担

    忧)。斯大林受马歇尔计划和美国重建西德计划的恐吓，因为这似乎

    是美国抢夺其西方邻国的举动(Mastny，1996)。我们都知道，苏联

    的特工人员夸大了美国将使用其核优势而发动先发致人打击的担忧，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主子将希望听到类似的情报(Andrew ＆

    Mitrokhin，1999)。但这又进一步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假设，那就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将会出现一场总结性的战争一直至赫鲁晓夫认识到，核战争将导致双方同归于尽[大致可以使用

    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2)这一个缩略词]。

    如果斯大林读过NSC-68——一份杜鲁门于1950年签署的美国秘密

    政策文件(3)他的担心将会得到证实。这份报告支持对苏联采取遏制

    (containment)而不是推回(rollback)政策，它实际上等于宣

    布：“美国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自身自由社会的完整性和有效性，这种

    社会以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作为基础……与历史上通往霸权的野心家

    不同，苏联为一种狂热的、与我们正好相反的信念所鼓舞，它谋求对

    世界其他地方强加绝对主义的权威。”这种绝对主义权威将“不可避

    免地是军事化的，因为它支配着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运动，同时也为这

    种运动所支配”。美国因此必须竭尽所能地打败它，通过使用压倒性

    的军事优势、通过对攻击性行为进行细致准备来打败它，通过“有选

    择性地在战略卫星国家煽动和支持动乱或者反叛，通过使用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等各种手段，使美国能够积极而适时地集中所有的措

    施和行动来打败它……我们必须采取动态的步骤来削弱克里姆林宫在

    苏联内部以及其他苏联控制区域的影响和权力”(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50：3—5，13—14)。这些措施在我看来更像是推回战

    略，尽管其中不存在直接的战争。斯大林或许曾经是一个妄想狂，但

    有一个超级大国已着手准备抓住他。苏联领导人相信，除非他们拥有

    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除非他们得到各类间谍的帮助——并为此倾注

    了大量的资源，否则自己的安全不会有保障(Holloway，1994)。苏

    联因此拒绝进行核谈判，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恐惧。

    美国同样夸大了斯大林的进攻性意图。如果哪里存在着权力真

    空，斯大林(与杜鲁门一样)将会去占据它。但美国支配了世界的绝

    大部分地方，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并不是十足的扩张主义者。他们与

    1790年代的法国革命者不同，后者试图通过战争来输出革命

    (Goldstone，2009)。美国也不赞成通过战争破坏来给苏联造成创

    伤。与其说煽动世界革命，斯大林所担心的实际上是德国的再一次崛

    起。他宣称：“我恨德国人。一劳永逸地摧毁德国是不可能的，他们

    仍然徘徊在我们周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斯拉夫人必须时刻准备着，万一德国人重新站起来并对斯拉夫人发动另一场进攻。”(Leffler，2007：30—31，黑体字是斯大林所加)在获得东欧之后，斯大林希望

    把它变成一个安全地带，一个由缓冲国家组成的坚强堡垒。这些国家

    开始是一些友好国家，旋即被转变成了共产主义政权，莫斯科对它们

    拥有有限的自主权(Mastny，1996；Pearson，1998：40；Service，1997：269)。但是，这种从间接帝国向半直接帝国的转化，以及随着

    斯大林向伊朗、土耳其、东北亚等权力真空的扩张，西方惊愕了。西

    方在东欧进行了某些扩张，但更主要是在亚洲。恐惧使双方都以正当

    的理由发展防御性的进攻——一种在帝国扩张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

    ——并由此导致这样一种悖论现象：帝国的规模越大，它便越感到安

    全。客观来看，让双方都同意以和平竞赛的方式来决定谁是胜者，是

    可能的。但考虑到这些行动者的性质和它们的恐惧，这又是不可能

    的。这场冷战中的斗士都被对方所控制(Leffler，2007；Zubok ＆

    Pleshakov，1996)。

    但是，冷战也给像欧洲那样的地区带来了稳定，那些地区现在已

    缺乏严重的阶级冲突(不像东亚)。在欧洲，美国实行了一种比乔治

    ·凯南(George Kennan)所建议的更加温和的围堵政策。除赫鲁晓夫

    在古巴所引起的导弹危机之外，苏联也尽量规避风险。如其对匈牙利

    (1956)、捷克斯洛伐克(1968)和对波兰施压(1981)等干预所表

    明的那样，维持东欧阵营的安全是其首要的选择。在这段40多年的时

    间里，苏联对阵营外国家惟一进行直接干预的，只有1979年对邻国阿

    富汗的干预。因此，冷战促进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稳定，在西方还促

    进了资本主义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战后全球化之支柱的

    原因。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它在国内的作用比其在决定超

    级大国之间关系方面的作用更加重要，其对于两大超级大国的作用通

    常为实用主义的态度所削弱。

    与美国对西欧的支配不同，苏联对东欧的支配主要通过帝国持有

    的武力实行压制性独裁。这种情况在某种经济方面是良性的，那就是

    苏联从中心向帝国的边缘提供经济补贴。美苏两国都把对方看作是世

    界的主要剥削之源，这种恐惧在多大程度上浸淫于芸芸大众已很难知

    晓。我猜测，苏联公民在其工作之余想得更多的是马克思—列宁主

    义，而且他们也接受官方的教条，认为自己的国家为敌国所威胁。美

    国人也对对手感到恐惧，尽管如我们今天享受的自由理念已深深扎根

    于政治的修辞、扎根于日常生活的物质荣光中、扎根于美国人对国家

    力量和宪政自由所感到的骄傲中。反共产主义已成为意识形态的意义

    系统，这一意义系统填补了人们对于外在世界的知识鸿沟。在这种情

    况下，更加和平取向的压力集团变得一筹莫展，因为防御性进攻已获

    得了大多数支持。因此，潜藏于冷战后面的冲突是真实的，尽管有些被意识形态和

    情感所夸大。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最初认为，这种冲突不仅

    仅是认知方面的，这种认知建立在相互误解的基础上(Gaddis，1972)，也不与其修正后的观点相符，即冲突建立在意识形态和斯大

    林的基础上(Gaddis，1997)。如果斯大林有妄想症，那么杜鲁门一

    样有。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说道：“他是自身修辞的

    囚徒”——一种对美苏领导人都同样有效的典型特征。美国领导人把

    自身行为看作是防御性的，但在莫斯科看来它们却是进攻性的，当苏

    联领导人在柏林和阿富汗采取类似立场的时候，美国人也是这样看待

    它们的。减少在国外的冒险，1950年之后还削减军费开支，双方似乎

    都放弃了原有的立场——但实际上却没有。超级大国的地位关系重

    大，直至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打破这一模式(Leffler，1999，2007：

    71；Mastny，1996)。

    它们与早期帝国争霸的区别在于，其带来的威胁是全球性的。与

    两大竞争对手携手同行的防御性进攻已经行进至全球。如果两大超级

    大国之间不能达成双边裁军协定，单独一方的裁军简直是一种疯狂的

    举动，因为另一方将扩展其支配范围，相信这是实现自我防卫的惟一

    手段。苏联将会把保护国或者代理政权扩展到希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甚至还可能包括芬兰和奥地利。它们到西欧去做类似的尝试

    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但其中的诱惑却非常强大。类似的扩张的确出现

    在亚洲。因此，考虑到双方都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冷战是必须的。

    美国对于自身利益范围的保护，使之免受共产主义或者苏联支配的威

    胁，与苏联保护其势力范围免受资本主义的威胁，目的都是一样。在

    彼此都扮演相互竞争的全球警察角色的前提条件下，它们的首要责任

    是在自身支配范围内建立秩序和防卫。同归于尽(MAD)与战争的衰退

    不同寻常的是，对于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帝国来说，它们之间从来

    没有打过仗。起初，它们对战争都非常警惕，然后无意中发展出一种

    同归于尽的机制——以核平衡为基础的威慑。这一机制不时给双方带

    来恐惧和惊慌。但它们都非常小心，仅仅在间接战争上有所升级，例

    如，仅仅在自身有影响的势力范围内派遣部队、在其他地方则借助于

    代理人进行干预以免彼此之间的部队形成直接冲突。这是理性对于意

    识形态的胜利，尽管两国领导人都把意识形态看作是最高的目的，并

    且以极其可疑的手段来使其正当化。私底下的举动需要有可靠的推诿

    本领。我们在第五章将看到美国这方面的大量例子，苏联在这方面则

    仅仅把自己的士兵当作顾问使用，而把古巴士兵用作代理人，结果导

    致4000古巴士兵战死在非洲疆场(Halliday，1999：116—124)。

    1980年，苏联领导人宣布，有31个国家正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向社会

    主义迈进。他们显然是在自我欺骗，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都是非常落

    后的压制性的军事政权，离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差得不止十万八千

    里。但这一宣告却给美国人带来了恐慌(Halliday，2010)，并因此

    而扩大了中央情报局(CIA)、训练了国外的战斗部队和区分了威权政

    权与极权政权——把前者看作是自己的盟友，而把后者看作是敌人的

    盟友。实际上，这两种政权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威权主义的危

    地马拉军事独裁政权屠杀了超过20万自己的子民。通过冷战，奥德·

    威斯塔德(Odd Westad)把美—苏两国看作是殖民剥削的共同继承人

    (Westad，2006)。尽管第三世界国家有时可以煽动两个超级大国相

    互对抗，但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冷战有时实际上是热战，它制造了

    战争，造成了全世界超过2000万人死亡。

    但战争的确还是冷却了，“战后时期”已产生了另一种含义，那

    就是国家间战争实际上已从世界上消失。战争相关研究课题组(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已就1816年以来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战争

    建立了数据库，它在内战、国家间战争、国家外战争(例如殖民战

    争)之间进行区分。[1]国家间战争在1816年到1940年代大约占据60%

    的比例，1950年代下降到45%，1970年代下降到26%，1990年代则下

    降到只有5%内战现在已成为主要的问题，战士们开始从主要针对外部

    转向针对内部，开始镇压自己的公民。1990—2000年发生的57次大型武装冲突中，只有3次是国家间战争，分别是伊拉克与科威特、印度与

    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战争。2001—2012年出现

    了50次内战，而完全意义上的国家间战争却只有两次，那就是美国对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除开那两次美国干预，战争基本上是低烈度

    的，伤亡人员相对较少。1950年代的战争伤亡率是2000年代的9倍。

    现在，内战已更少出于阶级与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

    战争了，毋宁说大多数争端都是围绕当代主流政治理想——即民族—

    国家，一个以人民之名在具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进行统治的国家——

    而展开的。现在的问题是，当同一片国家领土上居住着不止一个大型

    民族(ethnic group)的时候，到底是谁构成了人民？大部分战争都

    存在一个民族、宗教或者地区的基础，其中有一个民族声称自己才是

    真正的人民。那么，其他人在这个国家中是否是完全的公民，抑或只

    是二等公民甚至是更糟？对后者而言，他们大部分时候除了勉强接受

    某些歧视之外，无能为力。但某些得到赋权的民族，尤其是那些得到

    国外相同民族支援的民族，通常会进行抵制甚至是发动内战(我在我

    的另一本书里对这一点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参阅Mann，2005)。曾几

    何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对于内战的不朽概括形成了巨

    大的影响。他说道，内战建立在贪婪而不是需求或者信条的基础上，它是一种掠夺行为，而不是出于现实的苦难或者意识形态的追求。后

    来，他缓和了自己的观点(Collier，2000，2003)，因为随后的研究

    表明，贪婪和掠夺资源通常并不是催生反叛的原因——尽管叛乱者显

    然需要获得物质资源来维持自己的斗争。政治苦难和认同差异才是催

    生内战的主要原因(Arnson ＆ Zartman，2005)。发达民族—国家学

    会了避免制造战争的艰难方法，人们也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够认识到这

    样一点：一个可欲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国家。

    欧洲人过去所打的仗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克里斯蒂安·

    格莱迪奇(Kristian Gleditsch)说道：直至20世纪50年代，欧洲人

    贡献了68%的战争比例，但由于战争相关研究课题组(COW)严重低估

    了殖民战争的数量，这意味着真正的数字可能比80%还要多

    (Gleditsch，2004)。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其次是亚洲，然后是中

    东，拉丁美洲和非洲则远远落在后面。根据道格拉斯·莱姆基

    (Douglas Lemke)的计算，自有国家以来，非洲的战争数量和战争比

    例比全球平均水平低3—5倍，其图表显示，拉丁美洲的比例大致处于

    相同水平(Lemke，2002：167—171，181；参阅Centeno，2002：38—

    43)。但二战之后产生了逆转，自此之后，欧洲人与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一样，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中东、亚洲和美洲则坐上了头

    把交椅。安德拉斯·威默和布赖恩·米恩(Andreas Wimmer ＆ Brian

    Min)发现了现代战争的两次浪潮，第一次由19世纪的殖民战争所构

    成，第二次则由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战争所构成(Wimmer andMin，2006)。现代战争很大程度上与帝国的兴衰息息相关。当欧洲帝国瓦

    解之时，战争也相应停止了，整个世界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些数据表明，制造战争(war making)并不是出于人类不变的

    本性，而是出于特定的社会类型。由此传递出来的充满希望的信息

    是，它可以被废除。人类理性所传递出来的第二个充满希望的信号

    是，核武器迄今为止抑制了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的权力，它们包括

    1945年之后的美国、苏联以及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

    核武器尽管不能保证和平，但却可以对国家精英形成足够的制约，使

    之不能实际使用核武器。美苏两国领导人都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智。当

    面 临 危 机 被 强 化 的 时 候 ， 他 们 感 到 恐 惧 ， 并 使 之 降 压

    (deescalated)：第一次出现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肯尼迪与赫鲁晓

    夫之间，第二次出现在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之间，主要由于1983年北约

    发动“优秀射手”(Able Arches)军事演习而导致苏联做出恐慌性反

    应。与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大衰退等相比，同归于尽(MAD)的确

    是一场没有把我们卷入其中的全球性危机，但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理

    性的一次危险的成功(precarious success)。它相对更加容易得到

    解决，因为其中只有两个核大国在直接对抗，这使得行动的结果更容

    易得到预测。它不像曾经催生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多边权力主体那样，存在着行动与行动结果之间的错位现象。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另

    一组二元对抗主体——在内的其他核武器国家也缓解了自身的外交政

    策。

    同归于尽还具有一种连锁效应(knock on effect)，那就是两个

    超级大国之间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彼此之间由于各种模糊理解

    (implicit understandings)而造成战争。只要它们喜欢，它们可以

    穷尽一切挑衅性言词，但不能对彼此的利益范围进行实际的军事干预

    (除某些微不足道的找岔子之外)。它们只能通过那些远不如自己强

    大的中间代理人进行间接性战斗，那些代理人对世界所能造成的伤害

    要小得多。每一个超级大国都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保持和平——至少

    在它们感到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是如此。苏联防止在东欧出现任何

    潜在的战争，既然美国的势力范围遍及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它便开始

    把自己看作是全球警察的角色。华盛顿的政治层越来越相信，美国负有保持世界和平和秩序的全球性责任，而且这种责任感深深内嵌于美

    国人的思维中。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相信，美国保证了世

    界的和平，尽管今天他们也担心美国的衰落将会使世界陷入混乱(例

    如，Kagan，2012；Brzezinsk，2012)。他们说道，没有美国的霸

    权，这个世界将变得混乱无序和冲突重重。

    我在本卷中将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因为很难找到类似的案例来

    说明正是美国或者苏联阻止了其他国家发动战争。美国没有阻止英法

    联军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对埃及发动的短暂入侵。1983年，美

    国喋喋不休地叫嚷要阻止利比亚对苏丹和埃及发动的进攻；它阻止了

    中国大陆对台湾可能发动的进攻。1990年，它试图阻止伊拉克对沙特

    阿拉伯和科威特的进攻，但没有成功，而且导致了战争。1993年，美

    国入侵波斯尼亚，发动了对塞尔维亚人的侵略。情况似乎就是这些，这不是一个使人印象深刻的清单。其对于国内事务的干预比这远要多

    得多，体现在支持某一派别来反对另一派别上，正如我们将在第五章

    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干预所造成的混乱与秩序一样多。更有甚者，自

    2000年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仅存的帝国，已成为战争的惟一发动

    者。考虑到它对其他国家事务的武装干预(第五章将会讨论)，我已

    看不出美国扮演了全球警察的角色，毋宁说它更是一个全球战争贩

    子。

    不幸的是，尽管存在美国霸权，核武器似乎仍在缓慢地扩散。当

    一个国家感到自己被另一个有核国家所威胁时，它也要求拥有核武器

    ——朝鲜和伊朗就是明显的例子。迄今为止，由于相互敌视的国家的

    数量仍在成倍地增长，核武器所带来的威胁并没有解决。由于意识形

    态很可能潜在地胜过理性，核武器所带来的危险也就会再一次显露，就像巴基斯坦、伊朗和以色列等国所表明的那样。这一点我将在第十

    章再一次加以说明。然而，除极少数例外——它们主要是较大国家发

    动的针对较小国家的战争——之外，战后时期只有三流国家发动过战

    争(van Creveld，2008：chap.5)。除美国之外，发达国家的财政

    与军事不再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倒转了查尔斯·A.蒂利(Charles

    A.Tilly)的名言——战争制造了国家，国家反过来也制造了战争

    ——情况现在已不再如此。对于现在的发达国家来说，军事权力关系

    所发挥作用已经少得多了。20世纪下半期出现的最令人鼓舞的消息莫

    过于那条贯穿北半球和世界南方某些地方的和平带的延伸。战争仍在

    继续，但它们主要是国内战争或者美国战争。这并不是突然间形成的

    结果，也不是均匀地分布于世界各地，有些地方的战事比其他地方要频繁得多。正因为如此，在第四章我将分别讨论世界的几个地方，但

    我将首先讨论冷战期间美国人的国内生活。

    注释：

    [1]这一数据库可以从以下链接中获得http:cow2.pss.la.psu。阿普萨拉大学

    (Upsala University)和平与冲突研究系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更新(参阅Eriksson et al.，2003)。斯克雷德和沃德也对其进行了某些修改(Skrede and Ward，1999)。

    ————————————————————

    (1)廓尔喀兵团(Gurkha regiments)，Gurkha为尼泊尔的一个部落，廓尔喀兵团指英

    国或印度军队中的尼泊尔兵团，以擅长肉搏战闻名。——译者注

    (2)确保相互毁灭(MAD)是美苏之间的冷战策略。两国都有确定能毁灭对方的核能力，并以此进行相互威慑。但进攻方由于需要考虑到可能遭受到的后果而不会轻率的使用核武

    器，从而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译者注

    (3)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第68号文件，它是美国推行冷战计划的蓝图。杜鲁门

    总统在1950年4月份审查了这份报告，并且准备当朝鲜爆发战争时执行它。——译者注第三章 1945—1970年战争和冷战中

    的美国：阶级冲突

    既然美国成为世界领先的超级大国，其国内经济和政治对于世界

    变得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在本卷中我将把精力集中在各个时期权力

    的“主要锋芒”(leading edge)上，我现在需要把最主要的精力放

    在美国上。在战后时期，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在国内阶级政治

    方面变得更加保守，而在保障个人认同方面则变得更加自由。这两个

    过程都不是稳定的和延续性的。阶级斗争在二战刚结束和1960年代处

    于剧烈争夺的阶段，并由此导致保守主义的飙升。认同自由主义

    (identity liberalism)则在此后得到迅速发展。我将在本章中分别

    叙述这两个大致持续到1970年的故事。二战的影响

    要解释战后的各种发展，我们必须从二战开始说起。美国直至

    1941年才正式宣布参战，此前两整年，它通过对英国的军火销售和实

    现战争期间可能的经济恢复而大获其利。这是一种军事导向的增长，以前没有使用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没有得到利用的技术改进现在统统投

    入生产，并且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尤其是妇女)而进一步强化，低效率的部门减少了，劳动时间也适度延长了。当美国在太平洋和欧

    洲浴血奋战之时，其工业生产仍在持续上升。军事开支在国民生产总

    值(GNP)中的份额从1939年的1.4%增加到1944年惊人的45%，完全

    偏离了财政正确(fiscal rectitude)的轨道。现在，无论是平衡财

    经账目还是促进私人投资，意义都不再重要。但由于盟国向美国支付

    黄金以换取军事销售，美国仍然可以在巨额赤字的基础上运转而不会

    产生负面的金融效果。由于对资源的全面动员，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在1939—1944年间显著地增加55%(Rockoff，1998：82)。这意味

    着，从经济角度而言，战争对美国非常有好处，尽管对其他国家而言

    非常有害。这种差别意味着战后美国对世界经济的主宰。

    美国人没有遭受多少苦难，他们没有经历轰炸，没有经历食物和

    住房短缺，有的可能只是对某些消费品的限制。作为敌军行动的结

    果，总计只有6人在美国大陆丧生，他们都是某一教会团体的成员，在

    俄勒冈海岸野餐时碰巧被一个绑在彩色气球上的炸弹所击中。日本人

    释放了这些气球炸弹，并且在有利风向的帮助下飞往美国，但这可能

    是惟一到达美国本土的气球炸弹。当那些野餐者打开那个气球时，隐

    藏其中的炸弹爆炸了。其他美国人都是战争的受益者。失业率从1939

    年的17%下降到1944年的2%，并且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了这一数值。

    由于工资增长高于价格增长，美国人的消费和实际收入从而也得到增

    长。生产工人得到最快的增长，其他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男性还是

    女性也都同样受益。支付战争的税收和公债主要落在富人身上。当战

    士们得到武器的时候，美国人得到了好处。只有日裔美国人的处境最

    差。非裔美国人尽管仍在平均线之下，但情况不断好转。他们涌进工

    厂的生产车间，并且获得更高的工资；作为战士，他们与其他地方的

    殖民地战士一样英勇无畏(后者在种族主义的武装部队中体现得最为

    明显)。与其他参战国不同，即使在受到攻击的期间，美国的选举政治仍

    在照常进行。正如第三卷第八章所表明的那样，新政期间自由—劳工

    联盟的攻势已经开始出现衰退，尽管政局仍保持了平衡，但大有向左

    或者向右倾斜的趋势。当民主党总统执掌行政的时候，共和党和南方

    民主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形成了平衡。随着失业率的下降，新政的救济

    政策也终止了。瓦格纳—默利—丁格尔的1943年和1945年法案本来旨

    在扩大社会保障、增加国民健康保险，并给贫困者提供统一的联邦救

    济方案以取代原来分裂的联邦—州法案，但这一尝试在国会中被否

    决，南方民主党人在这一事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罗斯福没有花多

    少精力来支持这一方案，因为他把这一尝试看作是一次迈向失败的战

    斗，他全力关注的是战争。福利国家仍然是二元的，体现为第八章将

    要描述的分裂性的福利结构，它不像其他盎格鲁国家那样具有迈向统

    一福利国家的驱动力。1930年代以来的左翼力量发展的态势停止了。

    但是，战争期间低失业率、稳定工资和累进税等的出现意味着不平等

    在整个1940年代被实质性地降低了。工作时间平等化了，带薪休假的

    时间也延长了(Goldin ＆ Margo，1992；Brinkley，1996：225)。

    1940年代是20世纪惟一一个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都得到下降的年

    代，而且这种下降还是实质性的(Piketty ＆ Saez，2003)。盎格鲁

    国家现在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分配的国家。从这一角度而言，战争对

    美国工人阶级而言是一件好事。这一点对非裔美国人尤其如此，其工

    资收入从占白人收入的40%上升到60%。军事权力在这些方面固化了

    新政的成就。

    战争状态使管制的规模和范围继续扩大。为了支付战争，政府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税和公债，以便有更多的私人资产和金融机构投

    资于联邦政府。金融“国有化”态势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当其变得

    更加国际化的时候(Sparrow，1996：275)。国家扶持的工业投资从

    1940年占资本投资的不足5%跃升到1943年的67%(Hooks，1991：

    127)。美国的战争需要不像英国、德国或者苏联那般紧迫，在后面那

    些国家，它们建立起能够对各个社会领域进行全面干预的至高无上的

    战时委员会。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它没有牺牲平民的需要来供奉战争

    的祭坛。但各种特殊的战时合作计划机构仍然得到建立，并将大量的

    美国资源投诸战争。然而，这些机构不会挑战罗斯福的权威，仍然让

    经济主要掌握在私人的手中，并且在战争结束后将会解散。

    政治家、军官和部分工联主义者经营着这些机构，但它们主要为

    大型公司的董事和按日给酬者(dollar-a-day men)所经营，后者受自己公司的支持并且仍在这些公司领取薪水。通过这些机构，联邦雇

    员从1938年的83万人(这本身是一个历史记录)猛增到战争结束时期

    的290万人。这一扩大了的国家重新引发了国家自主者与阶级理论家之

    间的争论，这一点我曾在第三卷的第八章中讨论过。但这一次的情况

    有所不同，因为这一次是战争时期，军官是国家主义的主要派别，既

    然国家的主要目的是打仗，阶级冲突就不像新政时期那般重要。阶级

    理论家在作战、海军或者最高级别的生产委员会中不存在多大的影

    响，劳工力量在那些组织中没有重要的话语权，充盈这些组织的冲突

    主要发生在军官、企业董事与新政官员之间。

    尽管主要学者所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对于这些斗争所导

    致的结果还是存在着总体性共识(Hooks，1991；Sparrow，1996；

    Domhoff，1996：chap.6；Waddell，2001；Koistinen，2004)。他

    们都同意巴塞洛缪·斯帕罗(Bartholomew Sparrow)所谓的“资源依

    赖理论”，意思是国家机构依赖于那些能够给它们提供资源的人，尤

    其是大型公司(这方面的共识稍少)和军事组织。格雷戈里·胡克斯

    (Gregory Hooks)在国家自主与阶级理论之间进行妥协。他说道，膨

    胀了的美国国家权力已经从新政时期的社会目标重新调整为军事—工

    业联盟这一更加保守的目标。这一妥协一方面包含了处于半自主地位

    的军事官僚，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从战争中兴起的垄断企业，尽管军事

    部门仍然控制着自身的生产资源。战争催生了以大政府为基础的保守

    主义(big—state conservatism)，这一保守主义不是由左翼主义者

    所领导，而是企业公司和军事部门所领导。

    1947年开始的冷战使军事部门巩固了自身的权力，企业则随着更

    加市场导向的经济的回归而重新赢得自身的自主性。但是，一个包括

    飞机制造、电子防御和船舶建造等在内的部门仍然处于国防部和企业

    的共同主宰之下——这就是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的“军事—工业

    复合体”，这也是美国工业计划的主要场所。在20世纪下半期，总统

    和国会都不时试图通过建立独立于国防部的各种民用机构来钳制其羽

    翼，如原子能委员会、航空航天局、军备控制与裁判署、能源部等。

    但这些机构的大部分资源都被用于军事的目的，从而屈从于这一综合

    体。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强调企业的权力，胡克斯则

    强调军事权力在诸如飞机工业等工业中的重要性。他同意，在更加成

    熟的工业领域，主要企业承包人“所获得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自主性足

    以影响整个经济领域”(Hooks，1991：150—161)。这就是C.赖特

    ·米尔斯(C.Wright mills，1956)构思其著名的“权力精英”理论的背景，经济、政治和军事精英融合在一起共同统治着美国。这一理

    论在战争和冷战的背景下可以说得通，当然，它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

    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权力精英不同，美国的权力精英某种程度上被政治

    民主制度所平衡。

    那些得到国会支持的政客和企业人士战胜了新政主义者，后者所

    奉行的自由主义超过了国会或者企业人士所希望的限度，所实行的民

    众控制(civilian control)超过了军事部门所希望的限度(Hooks，1991；Brinkley，1996：chap.8；Waddell，2001)。罗斯福和杜鲁

    门必须得到企业人士和国会的支持，这些新政主义者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如保罗·科伊斯蒂嫩(Paul Koistinen)所描述的那样，实业与

    军事已形成暂时的妥协，“军事部门实际上清醒地知道，其长期利益

    建立在公司的结构上……后者反过来也清楚，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与陆

    军和海军的交涉和合同基础上。由此经常导致的结果是，即使两者的

    眼前利益有时存在着差异，美国的武装部队与企业在政策动议方面经

    常会站在一起”(Koistinen，2004：503)。在尝试保护自身利益和

    防止国会委员会保护极为保守的老板的利益方面，新政主义者的机构

    常常束手无策。罗斯福尽管仍然时常谈新政，但他已不经常实施新政

    了。

    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战后政府设计——包括重新恢复对小型企业

    和劳工的援助，全面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被终止了。诚如布赖恩

    ·沃德尔(Brian Waddell)所言，战时动员为国家权力的扩张提供了

    一种战争(warfare)模式而不是一种福利(welfare)模式，这种战

    争模式对于大型企业和国会保守主义者而言是可以接受的(Waddell，2001)。这一模式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延续，尽管现在它需要获得更多

    的民众支持，在国会中尤其如此。一旦有军事基地或者企业需要落户

    自己的选区，那些参议员或者众议员们通常都会选择支持。由此形成

    的结果是，几乎每一个国会选区到冷战末期都有了一个军事基地或者

    企业。每一个人都清楚艾森豪威尔在其总统任期行将结束时的演讲，他警告一种“军事—工业复合体”正在美国冉冉升起。但纪录片《我

    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的导演尤金·杰里克(Eugene

    Jarecki)说道，总统的儿子曾经告诉过他，其父亲演讲稿的原稿是这

    样说的：“军事—企业—国会复合体”。当顾问告诉他这样将造成政

    治 麻 烦 时 ， 埃 森 豪 威 尔 去 掉 了 “ 国 会 ” 那 个 词

    (BBC，“Storyville，”March 3，2005)。这三个词放在一起显然

    更加贴切，它同时为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提供了素材——即经济、军事和政治精英的同盟。但这一复合体[有时也被称作国家安全

    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并没有控制整个国家，大部分工

    业在1945年之后并不是为军事部门进行供给，这些工业的国会游说者

    通常敦促生产黄油(butter)而不是枪支。国会不得不同时考虑这两

    个方面。两者的关系依赖于对国外威胁的判断，但这种判断在整个冷

    战时期一直处于波动状态。但总体来说，战争帮助形成了大政府、大

    企业，并使国会迈向保守的轨道。战时的劳动关系：法团主义与工会的

    成长

    但是，并非所有的战时机构都被实业或者军事所控制。在新政主

    义者的领导下，从1942年1月起为整个经济制定消费价格和租金的价格

    管理局(the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一直扮演了消费者

    民主的堡垒。一队队妇女在全国上下检查价格以确保它们处于特定的

    水平，在最高峰的时候它冻结了几乎90%的零售商品价格。它得到了

    大众的支持——尽管全国制造商协会(NAM)以“卑鄙的官僚制独

    裁”为名对它发动过不成功的攻击。这是自由—劳工联盟的胜利，但

    它只拥有有限的生命周期，不可能在和平时期继续对市场进行激进的

    干预。它在1947年被废除，然后在朝鲜战争期间再一次被恢复，然后

    就被永久性地废除了。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表明的那样，战争需要形成法团主义

    (corporatist)的劳动关系，必须把劳工吸收进来以消除由于罢工或

    者怠工而引起的基本材料供给的中断。1941年，罗斯福反复往爆发罢

    工的地方派遣军队，强制使工人安定下来，但他并不喜欢这样做

    (Sparrow，1996：72—83)。实业领域反对在自己的计划委员会中出

    现劳工代表，但不论是全国制造商协会还是美国商会都找不到第二种

    替代性方案，同时也它们没有被授权来代表整个实业领域做出决定。

    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IO)的确代表了劳

    工，但两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前者对工人卷入政府持怀疑的态度，而

    且两者都没有办法约束住车间斗士(shop-floor militants)，其中

    不少是共产主义分子。产业工会联合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John

    L.Lewis)同样反对法团主义。罗斯福坚持法团主义的政策，准备向

    工会让步，并对实业领域的强硬立场进行无情的打击，但保守的共和

    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反对任何增加工会权力的政策(Katznelson et

    al.，1993)。南方民主党人在当时的参议院中拥有一半的席位，他

    们维护自己的种族主义和没有工会的资本主义(Korstad，2003)。在

    实业领域的压力下，1941年的罢工促使众议院通过一个禁止工会权利

    的法案，这一法案将导致瓦格纳法案(1)的废除，参议院也准备通过这一法案。斯福不能肯定是否该行使否决权，因为他知道，如果它变成

    一项法律，将只会导致更多的罢工。

    但日本现在对珍珠港发动了进攻，罗斯福可以打爱国牌了。孤立

    主义结束了，国会反对派也动摇了。罗斯福应用了一小批温和的法团

    主义者，使他们与新政主义者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建立联盟并同意一项

    计划，他利用这一计划来压制缺乏替代性方案的各种企业峰会联合

    会。罗斯福仍然对国会感到害怕，他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

    的，并建立起一个比第三卷第八章所讨论过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

    (NRLB)具有更大管制权力的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National War

    Labor Board)。工会作为劳工的惟一代表进入了各种委员会组织，与

    实业和政府的代表一起成为三方法团主义结构中平等的一员。他们获

    得 了 制 度 性 的 特 权 ， 尤 其 是 “ 工 会 会 员 资 格 保 留 条

    款”(maintenance-of-membership)使已经得到雇主承认的工会拥有

    接纳所有新雇员的权利。雇主们一开始试图玩弄这一条款，但很快他

    们发现这可能使自己丧失联邦政府的各种合同，这一点也迫使其他雇

    主对工会进行让步。工会会员增加了40%，非农业会员则从1939年的

    25%增加到1945年的35%还要多。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制定全国性的

    工资政策，并按照平等奉献的战时准则使社会变得更加平等。非熟练

    工人的工资比熟练工人增长得更快、黑人比白人增长得更快、女性比

    男性增长得更快、低工资者比工业领域的高工资者增长得更快。劳工

    领导人现在已进入各大战时管理机构，更大的代表权意味着带来更多

    的资金、更多苦情申诉制度(grievance procedures)、更多的收益

    和更多的带薪休假等，战时劳工委员会给雇佣关系带来稳定化的影

    响。从比较的角度而言，美国的工会发展到1940年代晚期已不再落后

    了，其工会入会率在工业民主国家已达到中等水平。

    在南方，战时劳工委员会赋予黑人工人权利：“从南方、尤其是

    从南方黑人工人的角度来看，一个由联邦政府实施的……‘工业司法

    (industrial jurisprudence)’体系已变得必不可少……它是对军

    事权力设置的一项司法障碍……它给黑人劳工提供了想象得到的通往

    权力之路”(Korstad，2003：223—225)。参加工会委员会的选举对

    于R.J.雷诺(R.J.Reynolds)公司的大部分黑人工人来说还是生

    平第一次，他们选举了工会的代表。哈里特(Harriett)和亨德森

    (Henderson)工厂的白人工人则于1943年建立起隶属于美国产业工会

    联合会的分支。战时劳工委员会所列举的苦情申诉制度帮助工人维护

    了工资水平，制定了保障工作安全、工作调换以及加班、迟到和缺席的规则，这些规则阻止了管理方任意增加工作量的做法——迄今为止

    它是劳资冲突的主要根源。这些规则对于妇女来说也极为宝贵，使她

    们能够将工作与家族责任结合在一起和使她们对自己的生活具有更大

    的支配权。与雇主不同，工人们更希望得到管制(Clark，1997：

    100，104，4，147)。这两项研究表明，南方工人希望有工会和管

    制。

    管制主要以两种方式切入。战时劳工委员会希望形成负责任的工

    会，工会向雇主保证不进行罢工以换取后者的承认和制度性利益，但

    被莫斯科唆使的共产主义工会对于被要求为战争做出牺牲尤其怨气冲

    冲。有固定期限的合同变得正常化了，这些合同将冲突一直限制到合

    同期结束，当战时劳工委员会的仲裁程序能加以调节的时候；同时，交涉也变得例行化了。斯帕罗总结道：“工会从1930—1940年代早期

    的风险承担者变成了194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风险回避者，他们非常希

    望保护现状。”(Sparrow，1996：274—275)

    工会领导者希望形成一种法团主义(corporatism)，使劳工成为

    各种工业“委员会”(councils)中的平等成员。在车间层次，他们

    希望参与生产决策、劳动雇用和解雇，外加监督公司采购的权利。但

    他们没能获得这些权利。罗斯福对这些方面不感兴趣，甚至工会本身

    的立场也是分裂的，因此实业部门完全拒绝给予额外的特权。现在，工会领导人被要求采取行动来约束车间层次的工人斗士，产业工会联

    合会因此对地方官员又提出新的要求：“官员们必须能够在一个相对

    和平的基础上执行各种劳动合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

    被清退。纳尔逊·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评论道：“与

    其为各种苦情申诉而战，直至它们使所有的工会成员都感到满意，工

    会委员会的领导们现在仅仅用合同的语言来处理各种苦情申

    诉。”(Lichtenstein，2003：23；同时参阅Cohen，1990：357—

    360)

    苦情申诉原定需要经过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的仲裁程序。但仅仅

    在1943年的早期，该委员会就每月就收到10000—15000起申诉，而且

    数字还在上升。心怀不满的工人们在1943年和1944年用野猫式罢工

    (wildcat strike)(2)来进行回应，尽管如此其数量还是比战争时期

    的英国更少。美国劳工联合会中一些对政治管制持非常警惕态度的人

    对罢工采取更加支持的态度，并以产业工会联合会为代价来增加自身

    的会员。工会内部和工会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Brinkley，1996：chap. 9；Lichtenstein， 2003 ： introduction；Zieger， 1995；

    Stepan-Norris ＆ Zeitlin，2003；Sparrow，1996：chap.3)。这

    种结果的出现并不仅仅是由于工会领导人的“出卖”，压力也使工会

    朝着分化的方向发展。工人斗士通常在工人感到强烈不幸的时候获得

    广泛的支持，但工会领导人所感到的更是战时爱国主义的压力，而且

    这种压力被媒体的偏见或者选举的趋势所进一步扩大。“野猫式罢

    工”在普通大众中变得此起彼伏。那些造成麻烦的工人斗士被普遍认

    为是不爱国的，这种认识使选举形势对工会和共产主义尤其不利，因

    为大部分工人斗士都属于共产主义者。问题主要出在美国参加世界大

    战的方式上，平民没有被要求要做出巨大的牺牲——通过这种付出，他们可以在战后要求相应的补偿。正因为如此，罢工工人并没有获得

    广泛的同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美国工会在二战期间尽管获得

    了发展，但大战对美国劳工同时产生了一种牵制性作用，它只是增加

    了它作为局部而非全国性利益集团的显示度。在美国，工人阶级不可

    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完全融合进民族。

    与此相对照，英国的工厂区域完全被空袭所摧毁，英国工人在各

    种更加危险的条件下进行长时间的劳动。“食物配给”催生了一

    种“黑市文化”(Black market culture)，人们相信，富人通过黑

    市而大发横财，工人则受尽苦难。与美国工会一样，英国的工会也被

    迫采取相同的措施，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是一

    名杰出的工会领袖。但当英国发生野猫式罢工的时候，它们得到了普

    通大众更多的情感支持。在大战期间，随着这样一种观念变得深入民

    心，即人们在战争期间所付出的牺牲必须以某些改革来进行补偿，英

    国的民意变得更加左倾了。这种民意导致1945年工党获得压倒性的胜

    利和丘吉尔出人意料的惨败。但正如战争时期的选举所表明的，美国

    的民意某种意义上则变得更加右倾了。无论如何，工会到战争结束之

    时仍然充满希望，并且巩固了战争期间所获得的果实。战后的计划：商业凯恩斯主义、军事

    —工业复合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政时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被保留了下

    来，并且战争经验催生了一种整体经济共识——政府必须帮助和管制

    市场的力量。美国经济严重依赖于政府计划，大型公司意识到了这一

    点 ， 并 且 支 持 所 谓 的 “ 商 业 凯 恩 斯 主 义 ” ( commercial

    Keynesianism)政策。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帮助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经

    济周期、提高了就业率、稳定了物价和稳固了经济增长。但其中仍然

    存在着诸多政治差异：民主党倾向于强调增长，共和党则倾向于强调

    价格稳定。但无论是哪一个党执政，农业补贴和政府开支——尤其是

    军事开支——都帮助维持了总体需求和刺激了增长。现在，政府可以

    以其全面而系统的经济战略来“调节”(measure)国民经济，政府对

    1930年代、尤其是战争期间形成的经济手段——1947年建立国民经济

    整体规划(national macroeconomic accounts)——加以重点强调。

    但美国同时也肩负着全球性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体现在对共产主义的

    抵抗上，而且体现在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上。美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

    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政府的政策设计因此瞄准了这些目标。这种

    将国内与国际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新阶段将证明马克思观点的谬误性，因为它将表明，资本主义可以建立起这样一种集体性组织，这种组织

    保护资本主义免遭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恶性竞争——部分通过军事侵略

    而得到实施，而且马克思把它主要与封建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联系在一

    起——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军事权力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衰

    退。

    多姆霍夫表明，经济发展委员会(CED)——经济领域中“企业自

    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流派的思想库——扮演了自由—劳工

    主义、自由市场保守主义(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等三种力量

    之间的调节者(Domhoff，即出)。该委员会尽管强烈抵制自由—劳工

    联盟支持工会、重新分配、福利国家和经济管制等压力，它对政府实

    行的刺激增长和就业、保持稳定等财政和货币政策持欢迎态度，这种

    态度既出于这些政策本身所具有的优点，也出于避免迈向自由—劳工

    联盟所希望的更加激进的计划方案。从1946年起，总统从新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吸收建议，那些受凯恩斯影响的经济学家构成了这一委员会

    的大部分，他们同时任职于经济发展委员会。经济发展委员会同时愿

    意为欧洲提供经济援助，容忍由于增长而带来的有限的财政赤字。它

    在国会中经常必须与由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所组成的大多数保守

    主义竞争性经济组织进行斗争，以争取对等的财政预算。

    自由—劳工联盟最后一次明确提出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尝试出现

    在1944年，它提出了一份《充分就业法案》(Full Employment

    Bill)以保证“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但该法案在讨论

    的过程中由于保守主义的抵制而被严重淡化，后者认为，必须保持对

    低薪工人的“刺激”。最后，不论是新政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都

    不认为最终版本的《就业法案》(已经没有了“充分”这个词)与它

    有何关联。后一法案涉及进行税收调节以刺激经济增长，但不是像自

    由—劳工联盟所希望的进行投资以直接创造工作岗位(Rosenberg，2003：43—63；Barber，1985：165—168；Brinkley，1996：260—

    264；Domhoff，即出)。

    尽管如此，大约4%的低失业率在战后仍然维持了25年，而且大部

    分人的生活标准得到稳定的提高。195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