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我的作品在中国

    导读 在模糊中探索人性

    引言

    一 早年

    二 最初的约会

    三 家谱

    四 厨房传记

    五 回忆

    六 隐私

    七 另一个人眼里的世界

    八 男人和女人

    九 心理学

    十 寻找结局

    十一 后来

    译后记

    Preface

    1 The Early Years

    2 The Early Dates

    3 Family Trees

    4 Kitchen Biography

    5 Memory6 The Private

    7 The World Through Another’s Eyes

    8 Men and Women

    9 Psychology

    10 In Search of An 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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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作品在中国

    阿兰·德波顿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首度中国之行。抵达北京时是2004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的几位

    中国编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随身带着我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从机场前往市区的路

    上，我的编辑向我解释，对于将我的作品引进中国市场她真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

    心。她说，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个全新的欧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难，除非是那些

    教你如何取得商业成功或是如何操作电脑软件的书。不过，我的中国编辑也充满信

    心。因为中国读书界自有一群严肃的读者，他们渴望读到内容深刻、发人深省的优

    秀作品。结果，我的中国之行就演变成一连串的图书推广活动：接受采访、在媒体

    上露面以及在书店里朗读和签售。虽说大家事先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疑虑，不过好消

    息还是接踵而至：我的作品确实在中国卖出去了。《拥抱逝水年华》——一本描写

    以晦涩著称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竟然卖了两万册!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

    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

    于后一个阵营，所以对于我的书竟然能在中国赢得这么多读者，我深怀感激。我有

    个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读者的留言，他们想跟

    我交流几句，想表达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写作是桩难上加难的营生，可是拥有这么热心的中国读者，感觉确实容易了很多。

    返观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我有时仍不免有些犯嘀咕：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家——

    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到一起，成为一本完整的书。从一开始写作，我就

    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

    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

    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

    套学术规范。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

    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

    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

    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

    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

    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初习写作，我还认识到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这当然也挺冒险的，因为虽说

    你是刻意写得朴素，可难免也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

    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

    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

    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欲心理。我则宁肯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

    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讨论的主题本身就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恋爱、旅

    行、身份焦虑、美与丑以及分离与死亡的经验等等。

    除了要写让人看得懂的书之外，我还立志要写在某些方面能对人有所助益的书。有

    一种观念认为好书就不该(没义务)对人有任何用处，为艺术而艺术嘛——并非为了实际的进步或是事业的成功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观念。为了完全

    改变自己而去啃那些严肃的书籍确实愚不可及，不过，我也认为，抱定为了更好地

    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

    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

    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

    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

    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

    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

    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

    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

    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

    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

    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

    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

    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

    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

    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

    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

    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

    恋的人儿带来舒解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

    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

    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学着读书——写作又何尝不是——也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个性并非如

    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

    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

    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

    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我自己在读书时总是很自私：我不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读书是为了学习，是

    为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有自知之明、更多才多艺的人。我几乎从来都不为了“取

    乐”而读书。

    我希望这能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写了这些书——写这些书是期望它们能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处境。中国竟然也有些读者愿意跟随我探索的旅程，幸何如

    哉!

    2008年10月于伦敦(冯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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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在模糊中探索人性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家 汪洪章

    以貌似传记的形式写小说，或以小说的笔法写传记，以至使小说与传记的写作界限

    模糊，并在这种模糊中探索人性，特别是探索普通人性，这要算是自文艺复兴以来

    西方小说的一个通例。

    小说得写人。这种近乎常识的小说观念也许老套了些，但即使在当代所谓后现代的

    文化写作语境里，要找一两本不写人的小说恐怕是困难的。写人、写人的情感和欲

    望、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写人与人之间的理解的困难，并进而揭示人或滑

    稽或荒谬的种种生存状况，至少在将来较长的时间里仍将是小说写作回避不了的主

    题。与同样以写人为职志的传记相比，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小说出现较晚，即使从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算起，其整个历史也不过四百年。而西方的传记写作则源

    远流长，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初的普鲁塔克及其同时代的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前者的

    《希腊罗马名人传》，后者的《阿古利可拉传》，都曾对西方的散文、传记、戏剧

    以及史学著作产生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西方，小说虽然晚出，但它却也从传记

    写作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叙事技巧，早期西方小说的写人手法更是

    直接脱胎于传记。西方小说史上有个较为普遍而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绝大多数小说

    都是以主人公命名的。《堂吉诃德》、《摩尔·弗兰德斯》、《汤姆·琼斯》、《高老

    头》、《包法利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德伯家的苔丝》，乃至《达洛威夫

    人》，都让人读来颇似传记。这在中国或近代或现代的小说中较为罕见。四大传奇

    小说中没有一部是直接以主人公来命名的。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用西方人比较注重彰

    显人性来加以解释。

    写人并力图达到传记写作的真实，以使读者阅读时信以为真，这往往是西方早期小

    说家的共同追求。笛福的《鲁滨孙历险记》、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以及其后直至十九世纪的许多西方小说都是如此。这种为人性立传的冲动

    (biographical impulse)至今仍然左右着西方的小说家。当代英国的年轻小说

    家阿兰·德波顿就是这么一位。

    德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在瑞士和英国长大。现任英国伦敦大学高级研究

    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是位典型的学者型作家。自1993年以来已出七部书。根据其

    第七部书《地位的焦虑》改编制作的三集记录片将于今年春季在英国电视台播出。

    除下面要介绍的《亲吻与诉说》外，德波顿比较热销的书还有两部。一部是他的第

    四本书《哲学的慰藉》(2000年)，另外一部是第六本书《旅行的艺术》(2002

    年)。前者单单在英国就已经售出十五万册，而后者在欧洲和美国、澳大利亚已售

    出四十万册，这种销售业绩在近当代颇为挑剔的欧美读书界是不多见的。那么，德

    波顿的书里有什么东西竟能如此吸引并打动当代欧美读者呢？

    西方传统文化，经过二十世纪种种现代、后现代思潮荡涤和洗礼，目前正面临着亟

    待整合重组的局面。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将以什么样的态势，再度使世人惊讶，恐怕是众多西方文化战略家和批评家们正在努力思考的问题。作为一位研究哲学的

    学者型作家，德波顿对此问题决不会也不能置身其外。他在从容悠游于西方文史哲

    的同时，也在结合着他这一代人的生存现状，挖掘整合着西方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

    部分，从而探索一种足以支撑当代西方人生存的精神基点。他的《哲学的慰藉》单

    在人口基数很小的英国就能卖到十五万册，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个小数目。根据此

    书改编制作的电视系列片《哲学：生活指南》后来又在英国电视四台播出。这些都

    说明，物质生活已很丰裕的西方人，在自己世俗的人生旅途中，仍然需要从自己文

    化祖先那里汲取营养以获得某种精神的东西来扶持自己。

    《哲学的慰藉》选取处理了六位哲人——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塞内加、蒙田、叔本华和尼采。在这六位哲人中，有宁静内敛的智者，有世俗而讲求实际的生活导

    师，也有颇具诗人气质、勃发着生命意志冲动的强人、狂人。德波顿这种选择处理

    的方式很见用心。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士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一向讲求儒、佛、道的调剂互补。在德波顿的书中，我们是否也可以看到这种调剂倾向呢？哲学

    家，特别是那些以所谓体系完美而著称的大哲学家，如黑格尔，往往会使普通人敬

    而远之，但在德波顿看来，真正的哲学不应远离普通人及其世俗的生活，而只关注

    弄清一些抽象的哲学定义；不应只是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假设，而对于人们该如何

    生活得更好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不闻不问。作者是英国人，而二十世纪一些声名显赫

    的英国、美国的哲学大家，如罗素、怀特海、艾耶尔竟无一人能有缘入选该书。这

    或多或少透露了作者对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评判。罗素和怀特海都力图将抽象的思

    辨还原为数学，而艾耶尔则更是直接地认为哲学是个封闭的系统，它与现实生活无

    关。这样一来，他们的哲学大概就真的不能给人的生存以慰藉了。难怪比较关注人

    类当下生存状况的德波顿要将他们排除在其《哲学的慰藉》之外。

    《哲学的慰藉》中的六位智者都并不怎么热衷于打造什么抽象的哲学体系，但无一

    例外地，他们都毕其一生，孜孜不倦地探索人性，有的还能以自己的实际人生为

    例，教导人们如何生活得更好，更有尊严。这样，当今众多的欧美读者能将目光投

    向这位如此年轻的学者所写的一部讲人生大问题的小书，也就不怎么令人奇怪了。

    即使在行销四十万册的颇似导游手册的《旅行的艺术》中，德波顿也不忘写一些启

    迪人思又不乏抒情、调侃味道的美文。波德莱尔、华兹华斯、凡·高、罗斯金等人的

    名字常常出现于作者的笔端。可以说作者在写一本旅游书的同时，实际上也旨在探

    讨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人生的大旅途中，人们该如何生活得更幸福？

    德波顿的小说往往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有一定的距离。它们都写得智性十足，充满对西方文、史、哲的议论，可说是熔文、史、哲于一炉而成就的一种新型的小说艺

    术。他已出版的七部书中，《亲吻与诉说》是少见的比较像小说的作品。

    《亲吻与诉说》是他的第三部书，1995年出版，出版后受到欧美读书界广泛好评。

    当时作者只有二十六岁。该书实际上是以传记的形式写的小说，或者可以说是以小

    说的形式写的传记。在前者的意义上，该书遵循着西方小说写作的通例，只不过书

    并没有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命名而已；而在后一意义上，该书又对西方历史久远的

    传记写作有所批评、挑战和探索，同时不乏对当代西方生活的洞见，很能引起普通

    人性的共鸣。

    传统的西方传记一般都写伟人、名人，在大多数情况又都是死人，作者与传主既无

    一面之缘，那么传主肖像的描绘也就只能依靠传下来的一些硬邦邦的历史资料或传

    主所写的日记之类，乃至传记作者道听途说来的轶闻了。如此写出的传记其真实性

    究竟如何；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迹近传主的真实生活，特别是其精神生活，这些就

    都成了一个一个问号。更有甚者，在这些传记里，普通人生活中所存在的普遍人性

    掩而不彰，好像人类历史只是由为数不多的伟人、名人创造的。于是像恺撒、拿破

    仑、希特勒、斯大林、丘吉尔、歌德、司汤达、巴尔扎克、玛丽莲·梦露、W·H·奥登

    这样的人物，就“顽强而贪心地攫取了传记的地盘”。

    不满于这种传记写作的状况，德波顿试图从这块被攫取的传记地盘中划拨一部分给

    极普通的女子——伊莎贝尔。作者在反思传统传记写作的同时，也探讨着一种小说

    人物的新的写法，于是有了这部介乎于传记和小说之间的《亲吻与诉说》。

    小说的缘起谈不上奇特。故事叙述人是位男子，曾经和一位名叫迪维娜的女子同居

    过六个月，后分手。一天，他收到迪维娜的一封来信，指责他缺乏自我意识，同时

    又如此自我迷恋，说他以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一切，而不关心别的任何东西。几周后，在一家书店里，他偶然翻到一本维特根斯坦的传记。在这本传记的

    护封中央部位，他读到该书一位批评家的如下一段话：“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

    如此感兴趣。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

    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复杂

    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叙述人“我”有感于这段话中的“同情”二字以及迪维娜

    的指责，突然意识到理解别人是个普通但复杂而又有趣的过程，意识到传统“传记

    关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盖的则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在一种为普遍人

    性作传的冲动驱使下，“我”决心给下一个走进“我”生活的人写传，这个人就

    是“我”在一次晚会上结识的伊莎贝尔·简·罗杰斯，也就是《亲吻与诉说》女主人

    公。

    “我”与伊莎贝尔相识后，开始约会，次数逐渐频繁。“我”就这样得以从最

    (亲)近的距离，“窥视”伊莎贝尔的日常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倾听其不经意中

    吐露的对过往情事的回忆以及她对生活诸多面相的看法。在这过程中，“我”也不

    断修正着自己对传统传记写作的看法和批评。“写好人生也许和过好人生一样

    难，”作者在书的扉页上引用了利顿·斯特雷奇的这句名言，意图凸显理解人性、为

    人作传、而且是为自己亲近的活人作传之艰难，进而挑战、怀疑绝大多数传统传记

    描述传主生平的真实可靠性。

    这部颇为怪异的小说其实正是身为传记哲学家及实践家的“我”以“同情”、移情

    的目光和理解力去打量揣测人性最深邃隐秘的部分。其结果实际上塑造了一个鲜活

    的女子形象。人性中本来既有伟大善良的一面，也有卑琐阴暗的一面。绝大多数传

    统的传记在给伟人、名人立传时，往往着意凸显前者而忽略后者，这大概是因为传

    记作者无法亲近传主，对传主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材料比较缺

    乏，作者的想象力不够等原因所致。于是传主的形象往往大都大于生活。《亲吻与诉说》中的伊莎贝尔则不是这样。她以她的诉说和日常行为举止，在心理、性、人

    际交往、个人嗜好等方面所透露出的信息，因“我”自然流畅的叙述和细致入微的

    性格分析，着实能在读者面前活画出一个可触摸得到的形象。

    这个二十几岁的女子在伦敦一家文具公司工作，任生产助理。在谈及自己自九岁起

    的性经历时，竟然能“像官员宣布选举结果”一样庄严地宣布道：“哦，我很可能

    和十七个人接过吻。至于上过床的，那就少多了，大概有九个或十个吧。”女主人

    公伊莎贝尔对自己性经历的坦诚回忆和叙述，是会令耳朵比较稚嫩的我们这些东方

    人感到惊讶的。她的诉说所直接面对的听众——“我”，可以说是她的新结识的情

    人，而她竟能如此坦诚，这种诉说和倾听的关系，恐怕也是听惯了东方爱情故事的

    人所不熟悉的。与普通煽情小说在描述情爱时的那种火上浇油的笔法不同，《亲吻

    与诉说》在写伊莎贝尔的性经历时，除女主人公那冷静的自我叙述外，还配有一张

    图表，上面开列着与其有过性接触的所有十七个人的名字，标注着是否接过吻、上

    过床，以及发生类似关系时伊莎贝尔的年龄。其细节或者由伊莎贝尔在与“我”谈

    话时自己叙述，或者由“我”以转述人的身份来叙述，并加以精神分析，整合着她

    的“性史”。

    在全书中，涉及伊莎贝尔情爱生活的部分写得机智、诙谐、幽默；有时故事叙述人

    那调侃的笔触略带格言警句味道。比如在说及爱情的盲目时，“我”评论道：“人

    们在感情生活中最容易误解别人，这是因为，爱上一个人时最容易相信他的聪明，也最不能够忘记他的邪恶行为。爱情状态是一种误解别人、写糟糕传记的专横标

    志。”再比如，在议论到人类本己的爱情需要时说：“我们被骗得只承认我们的部

    分愿望，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希望能有一张脸可供亲吻，而与此同时却把我们对户

    外运动或对早期现代史的热情忘得一干二净。这些愿望中也包括我们希望与他人分

    享的东西。但我们可以牺牲掉这些愿望，以搂抱取而代之，就像政府为了打仗而关闭芭蕾学校或游乐中心一样。”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大概只有以善写幽默而著称的

    林语堂笔下才不乏如此妙语。

    《亲吻与诉说》中的伊莎贝尔对自己的性爱经历虽然这么开诚布公，但她也有她内

    心较为隐秘的部分，不愿意轻易告人。“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隐私，”叙述

    者“我”评论道，“因为大家都猜想，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他们的某些事情，别人就

    不会爱他们了。”这就注定了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男人和女人之间，要隔着一道有

    形无形的屏障，使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更加困难。更有甚者，“一个心理学的

    基本见解使这一个问题复杂化了。无论我们对朋友或同事的了解是多么不够，我们

    注定最不了解的人还是我们自己。”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关于人类本性的断语，使人

    与人间的相互理解更加成了问题。人类曾发明过名目繁多的种种学问，笔迹学、手

    相学、签名学、精神分析学，等等，并一直试图借助这些五花八门的玩意儿，释

    梦、猜谜般地希望窥破人类性格中的隐秘部分。“我”也正是依仗着这些学问，结

    合着伊莎贝尔的自我回忆，去进一步接近她的深层心理，以求探测她的心路历程。

    叙述人“我”对伊莎贝尔的音乐趣味、饮食习惯及其对各种征婚广告的态度，也都

    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去加以揣测。那份据称普鲁斯特曾经回答过、而在时髦巴黎人

    沙龙中也颇为流行的调查问卷，在伊莎贝尔答来似乎也很能说明其性格的方方面

    面，将她的回答视为其性格素描不能说不合适。这里限于篇幅，对那份问卷的内容

    以及普鲁斯特和伊莎贝尔的回答，就不加以铺陈了，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是时下的

    所谓“小资”读者，不妨将《亲吻与诉说》细细看来，以释好奇。

    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小说来读，《亲吻与诉说》一书都是很能引人入胜的。伊

    莎贝尔和“我”的对话，“我”的叙述及评论，大约各占一半。对话部分既像戏剧

    台词，又像精神分析医生与精神病人之间的对谈；叙述及评论部分也一点不枯燥。

    作为小说作者化身的叙述人“我”，由于能自由洒脱地出入于文史，故他对哲学、艺术，乃至对传统传记和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也不乏批评之高见；他对普遍人性的洞

    察力尤其能说服感染读者，使作为该书读者的我们也能从中学会一些理解的艺术

    ——学会理解别人的同时，也努力理解着自己。这本书篇幅不长，但却像一部小百

    科全书，西方各种学问及其领域的大师名字俯拾即是，他们的学问中站得住脚站不

    住脚的地方，作者的代言人“我”都能挥洒自如地加以点评，并将其点化为种种生

    活的智慧，颇能使我们这些在无知的迷雾中探索人性的人们得到照亮，使我们对人

    类庸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卑俗、琐屑的一面多几份宽容。

    《亲吻与诉说》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情节和故事，更没有不少西方经典小说所常有的

    戏剧冲突，有的只是两人间的叙谈，以及“我”对叙谈涉及伊莎贝尔性格和传记写

    作的议论。正是在这种叙谈中，在伊莎贝尔那普鲁斯特瞬间式回忆中，女主人公的

    自身形象才渐趋凸现出来；她的父母、妹妹和弟弟、以往的情人，也才以或丰满或

    简略的形象，一一站到读者的面前。而“我”则自始至终像个刺探隐秘者

    (voyeur)，为写成一部传记，以种种心理分析的方法揣度研究着“我”所能听见

    看见的女主人公言行的每一个细节，但所成就的到底还是一部颇为耐看的小说。那

    么，小说的结局到底如何呢？伊莎贝尔由于厌倦了被人窥探和了解，对“我”说：“我想我们应当停一段时间再见面。”人渴望理解，可又惧怕被人彻

    底理解，这大概可算是人性的一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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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无论一个人对这个星球及其居民有什么样的经验，无论他的判断是多么公正，他的

    熟人如何变化，假如他认真地说迄今为止他所遇见的最有魅力的人不是别人，而是

    他自己，谁也不会感到意外。他对爱情与文学、宗教与娱乐、下流笑话与家庭卫生

    的情趣全都无可指责；他的挫折能够激起他对人孜孜不倦的关切和同情；他早晨的

    口臭不会让人暗暗厌恶；他对人类的看法似乎既不残酷也不幼稚。

    无论这种想法会令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们多么扫兴，然而，在挤橙子汁或在深夜浏览

    电视频道时，让这种想法从心里悄悄冒出来是一回事，而能在听到另一个人愤怒的

    指责声以及在地上摔碎花瓶的响声后更坚定这种想法的正确性是另一回事，这两者

    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自我羞辱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使人知道刀子要插多深，并能像外科医生一样准确地

    避开最敏感的神经。它是一种无害的游戏，就像自己胳肢自己。当埃尔顿·约翰按照

    歌唱家和眼睛湿漉漉的诗人们的陈腐传统用一支动人的情歌向自己的心上人哭诉说

    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充分表达他的激情(《你的歌》，1969)时，假如我们猜

    想他曾经一时怀疑过自己的天赋的话，那我们就太愚蠢了。他之所以能贬低自己的

    音乐技巧，显然是基于一种谦逊而又根深蒂固的傲慢看法，那就是：事实上他曾经

    写过一些精品。正如约翰生博士在谈到这些自我羞辱的行为时所说，这是一种令人

    愉快的游戏，因为它能使一个男人(格言里似乎没有女人的位置，至少在二十世纪

    中叶以前是如此)“显示他能宽容到什么程度”。究竟需要对音乐有多大的把握才

    能唱得悦耳动听，人们并没有定论。一个人如何才能有更大的把握不产生——而不

    是偶尔不产生——自己是一个“只顾自己的吝啬鬼”的想法呢？约翰生式的自我贬

    低是由坚信不疑派生出来的：“瞧，妈妈，没有人”会传播你的大话，原本需要使

    劲握住自尊心的车把的手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了。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一边依靠惯性

    向山下滑行，一边兴高采烈地喊道：“我是一个如此糟糕的歌手”，以及“啊，我真是一个顽童”。

    然而，这话一旦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原先扭捏作态的自我贬低也就会生长出利

    爪来。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琢磨透你，”一位曾和我共同生活过六个月的女人的来信开头

    这样写道。接着她拿定主意，她宁愿看着我死，“也不愿去琢磨一个人怎么会如此

    缺乏自我意识，同时又如此自我迷恋。你说你爱我，但一个孤芳自赏者除了他自己

    绝不会爱任何人。我知道，大部分男人都不太懂得交际方法，但你的交际能力之差

    异乎寻常，令人讨厌。我在乎的东西你一样也不尊重。你不加选择地以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一切。我跟你这样一个利己主义者在一起，浪费的时间实在太

    多了。你不能倾听我的需要，只关心自己的耳垂，不关心其他任何东西……”

    读者大可不必对我兴师问罪，只须用人类的文明语言说一声我跟迪维娜不般配就够

    了。

    不管怎么说，她的指责的大意还是给我留下了印象。然而现在，每当在宴会上碰到

    有些客人礼貌地推说再去取一杯饮料却一去不返，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花生米，更加

    小心翼翼地捧着自怜自艾的钱罐子的时候，我便对她的指责产生了怀疑。“耳

    垂”一词更是紧紧地卡在大脑里。

    几周之后，我在伦敦一家书店里浏览图书。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扬声器里播放

    着莫扎特的管风琴协奏曲，意在烘托1900年以前的乐曲中难以理解的古典情趣。在

    从一张上方挂有烫金的“传记”牌匾的桌子边经过时，我一不小心撞在一摞书上面

    的一本大部头书上。书滑落下来，掉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荡起一股尘土，并引起了

    一位在对面柜台上玩纵横填字游戏的样子十分可爱的店员的注意。我看到书的护封上被我弄破了一点，便假装一时对书的内容产生了兴趣，捧着翻看

    起来，希望能以此骗得那位店员对我失去兴趣。那是一部介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生平的书，内容包括两个年表、一篇传记、四十页注释和三组哲学家穿着游泳裤头

    以及他在保姆怀抱里的照片。但该书显然未能向读者阐明那位已故哲学家所感兴趣

    的那个问题。然而，既然该书的目的是确定《逻辑哲学论》的作者的生平线索，包

    括以前未被发现的有关他和他的弟兄们的关系的材料，这一点疏忽又算得了什么

    呢？

    那位店员重又玩起纵横填字游戏来。我正准备用另一本书把那本损坏的书换下来，突然在损坏了的满是尘土的护封中央的一段文字中——而不是在我耳垂上和无能上

    ——看到了“同情”一词。

    “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一位评论家断言，“传记作家中也很少

    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了维

    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复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

    在混乱中寻求典范的人们喜欢一种现象，在那种现象里，一个人有时会把兴趣集中

    在某一个词上，然后他会不可思议地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多种不同场合听到它或读到

    它。更不可思议的是，无论那个词是客观存在，还是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感觉对它特

    别敏感，语言片段都似乎像是从上边飘落下来的符号。无论对“似曾经历的幻

    觉”一词做何解释，据别人说我难得拥有的那种同情此刻却在一位传记作家随着材

    料肆意溢出的语境里重新露面了。这种差异导致我突然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探索者

    的高尚品德产生了一种孩子般的妒忌。这一切就发生在光线暗淡的文学书店里，发

    生在监控摄像机的镜头以及可爱的店员们的睽睽目光之下。

    这件事提醒我注意到了自己在有害却又普遍存在的冷漠中的角色。大多数人正是以这种冷漠打量自己的同类，却对他们的年表和最早期的照片、他们的文章和日记、青春期和成熟期、学历和婚礼宾客视而不见。将突然冒出来的自私抛在一边，用一

    个脚趾头踢一下铁桌子的边沿，然后以当务之急是关心脚为理由，往往足以能够把

    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来。

    几个月前，我眼看着祖父在受尽癌症的折磨之后，于八十岁生日前夕死去。他不得

    不在伦敦的一家医院里熬过生命的最后几周。在那里，他跟来自他老家诺福克郡同

    村的一位护士交上了朋友。她一有空，他就对她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一天晚上我

    下班之后去看他，他用拘谨而又自嘲的语气说，年迈体衰的老爷爷们不应当惹这么

    忙的职员厌烦。那天下午他一直在跟他的那位护士朋友唠叨他在北非沙漠战役中跟

    隆美尔作战的情况。他说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入了伍，先在一个特种兵基地受训，然

    后乘在地中海游弋的潜艇到达亚历山大。接着他又讲述坦克战的故事、可怕的干渴

    以及短暂的一段拘留营生活。然而，他正讲到兴头上，一抬头，看见那位护士正准

    备离去。此刻她正跟一位医生和另一个护士站在病房门口。

    “你瞧，他们让她们把腿都跑断了，”他解释说，尽管谁都能够看出这位老人的自

    尊心受到了伤害。刚才，有一个善良的女人在听他讲。他赶紧从大脑的密室里取出

    记忆的包裹，正要当她的面把包裹抖落开来，那女人却走开了。他的故事主要是讲

    述自己。他需要一位年轻的护士发发善心，听他倾诉。我想，看到她要走，他肯定

    感受到了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没有传记作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为他制定口述计

    划，帮他安排回忆。他在把自己的传记分别滴洒进一大堆不同的容器里。人们总是

    听上三五分钟，然后便拍拍他的肩膀走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由于别人都需

    要工作，能对他付出的同情是有限的。于是他死了，只在一盒子褪色的散乱信件中

    留下了自己的一些碎片，在家庭相册中留下一些未加说明的照片；只对他的两个儿

    子以及后来坐着轮椅在他的葬礼上露了露面的少数几位朋友讲述了几件轶事趣闻。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过去从没有如此多的人为他人的琐事花费过如此多的时

    间。你到装饰幽雅的书店里瞧瞧，那么多诗人与宇航员、将军与部长、登山运动员

    与制造商的传记全都摆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它们宣告了安迪·沃霍尔所预言的那个

    神话时代的来临。在那个时代里，每个人都会出名(即被立传)十五分钟。

    然而，要实现沃霍尔的这种美好愿望绝非易事，那纯粹是因为人数太多。二十世纪

    的最后十年，地球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五十五亿。要对现有人口每人关注十五分

    钟，至少需要一千七百十一个世纪。

    实行起来有什么样的实际困难暂且不论，哲学家西奥兰无意间提出的一个问题也给

    沃霍尔的愿望泼了一瓢冷水。他曾经写道：一个人真正对另一个人感兴趣的时间最

    长不会超过一刻钟(您别笑，不信试试看)。也许人们一直认为，弗洛伊德最希望

    人类能够互相理解与交流。然而就连弗洛伊德也在晚年对一位采访者说，他的确没

    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已经活了七十多年，不愁吃，不愁喝，该享受的都享受了，还遇到过一两个几乎理解我的人。我还求什么呢？”

    一生中只遇到过一两个，多么可怜的数字啊!尽管数目少得令人难受，它却促使我

    们对我们跟那些我们深情地称之为朋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不是密切产生了怀

    疑。你可以想象出弗洛伊德脸上对傲慢的传记作家所报以的扭曲的笑容。那些人一

    直跟他跟到墓地，然后写出书来报告说，他们是第一个抓住了他的个性本质的人。

    不管他们如何断言，不管有什么样的障碍，传记作家的使命还是刺激了我的想象

    力，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以尽可能充分地理解一个人的迫切愿望去理解另一

    个人，将自己潜入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生活，用他人的目光观察世界，追踪某

    一些人的童年与梦想，探索他们从拉菲尔前派绘画到水果味冰糕的兴趣范围。何不

    自己试着写一部传记呢？那将是对自己多年来没有认真倾听别人诉说所表示的小小悔过。这些年来，我一次又一次无声地打着哈欠，对计划明天要做的事感到疑惑。

    与此同时，就在我喝最后一杯咖啡的时候，微型传记一部分一部分在我面前展开。

    考虑到这种传记冲动的伦理价值，我竭力寻找合适的对象。然而我吃惊地发现，在

    这个星球上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数十亿居民中，传统的传记作家所选择的目标竟是

    如此狭窄。假如像沃霍尔所暗示的那样，一千七百十一个世纪之后仅仅为了给当时

    的每个人提供方便而导致交通阻塞的话，就会出现某种自私现象：一些人物会顽强

    而贪心地攫取传记地盘，如希特勒、巴迪·霍利、拿破仑、威尔第、耶稣、斯大林、司汤达、丘吉尔、巴尔扎克、歌德、玛丽莲·梦露、恺撒、W·H·奥登。其原因不言而

    喻，因为这些人物生前对他们的男女同胞产生过巨大的有益或无益、艺术或政治的

    影响。人们可以懒洋洋地说，他们的生命比普通人的生命更伟大；他们最大限度地

    表现出了人类的潜在价值。这种价值令早晨乘短途火车上班的人们感叹与震惊。

    然而从近处看去，传记作家主要关心的似乎并不在于强调伟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别

    在于如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是要着力表现伟人(尽管他们征服过俄国、制服过

    印第安人、写过《逻辑哲学论》、发明过蒸汽机)与普通人所出的车费一样多，就

    像你和我一样。读传记的乐趣部分在于，它能使人想起那些被认为是由较坚硬的材

    料构成的生物的血和肉。人格是有情趣的；讲述细节与历史所产生的人性被气笔从

    其庄严的画像上修去了。

    说起来令人震惊，拿破仑(即无往不胜的波拿巴，他的遗体体面地躺在十英尺厚的

    大理石下面的镀金棺材里)喜欢吃烤鸡和带皮煮的土豆。就是凭着爱吃这些周末晚

    上人们可以在超级市场轻易买到的粗劣食品，他才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

    人们可以与之交往的人物。他生前喜欢参加各种日常活动，甚至还会哭，有各种琐

    碎的杂事，咬指甲，妒忌朋友，喜欢钱但谩骂橘子酱——这一切都能够熔化这一官僚形象坚如磐石的英雄主义。

    有意思的是，那些传记主人公们令人叹为观止的履历中很可能隐藏了某种人们对别

    人的活动普遍抱有的更卑劣的好奇心。当随他们挥霍浪费的东西可能是一种窥视他

    人如何解决生活难题的欲望时，传记主人公的名誉更使得传记所具有的偷窥狂实质

    被人们所原宥。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了解拿破仑的性情趣，不仅仅是因为——甚至主

    要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因为他们普遍对房中之事津津乐道。在一群粗野女

    人隔着篱笆墙说长道短的过程中，奥斯特利茨和滑铁卢很可能只算是无足轻重的无

    花果叶子而已。

    然而，世人仍在主观地认为，只有伟人才适合做传记的素材。

    两个世纪以前，曾有一种声音对这众口一词的假定提出过简短的异议，只是当时传

    记越来越多，堆积得像大山一样压在呐喊者的头上，也压抑住了这种不同的声音。

    发出这一声音的是约翰生博士。他若有所思地说：“一个人对其一生明智而忠实的

    叙述鲜有毫无用处者，这是因为，不仅每个人都有与他自己生活在同样条件下的伟

    大的同代人——对于那些人来说，他的错误与失败、逃避与对策，显然也是有直接

    警示和借鉴作用的；而且除了弄虚作假外，人类总还有这样的共识：所谓好与坏，其实都是人类的共性。”

    这种看法似乎非常重要，简直是传记领域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传记关注的是非凡

    生命，它所掩盖的则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正是这种普通生命的非凡之处，使得约翰生认为，他有能力，也值得为扫帚的生命写一篇生动活泼的报道。

    在讲述那些绝不可能和我们在一起喝酒的人们的行为时，传记保护了我们，没有把

    我们或明或暗地统统卷进传记工程里。我们的每一个熟人都要求我们理解一个生命。在这一理解过程中，传记的传统手法起着优先作用。它的叙事传统决定着我们

    可能讲给自己听的有关我们认识的人的故事的发展过程；它构成我们对他们的秘闻

    的感受；它是赖以安排他们的离异和休假的标准；它是我们选择的方法，仿佛我们

    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对他们本人而不是他人的记忆确信无疑。

    无论是要依靠信件还是日记，无论是会见女佣还是园丁，无论是相信桂冠诗人、他

    的亡妻，还是他们的报刊经销人，内省的传记作家们在问及他们的职业时，此类关

    切很少会在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出现。但它表明，没有理由认为下一个走进我的生活

    的人所做的具有移情效果的努力将会比人们预料的最平庸的传记作家所做的努力

    小。看来，在最普遍但复杂的而又有趣的理解别人的过程中，不寻常的价值就在于

    发掘传记传统手法的潜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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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早年

    当历史学家们开始讲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时候，他们不大可能长时间停顿下来去考

    虑这么一件事：一个浑身沾满血污、体重四磅半、名字叫伊莎贝尔·简·罗杰斯的女婴

    于1968年1月24日刚过半夜时在伦敦的大学医院降生到了这个世界。那女婴是克里

    斯托弗·罗杰斯与拉维尼娅·罗杰斯夫妇的女儿。

    他们更不可能会注意到，当女婴的母亲看到这个脸蛋红扑扑的小生灵竟敢跌跌撞撞

    地闯进人世，现在又开始用如此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她时，脸上所出现的那种尴尬的怪相。女婴的父亲抱着热乎乎的襁褓，好像抱着一个手榴弹。看到小不点伊莎贝尔

    的眼睛跟自己的一模一样，小嘴巴又像他父亲和爷爷的嘴巴一样嘴角尖尖的，他的

    心里乐滋滋的。而对于女婴的母亲来说，这种遗传只能使她想起，正是这个孩子，使她不能嫁给她唯一爱过的男人——一位长着一双杏仁眼，拥有一间充满阳光的工

    作室的法国艺术家；正是这个孩子，迫使她和一位最近受雇于一家大型跨国食品联

    合企业结算部的古典学毕业生结合。

    虽然伊莎贝尔后来一直不愿想象这场不幸，但理智告诉她，她本人的出世证明，拉

    维尼娅和克里斯托弗曾经发生过性行为。

    四月的一天，那件事发生在马丁利村外通常用来放牧羊群的一片牧场里，离剑桥大

    学开车只需要几分钟。拉维尼娅看上的原本是克里斯托弗的朋友，颇具艺术天赋的

    大陆人雅克，而她居然会让克里斯托弗占那么大的便宜，这实在是一件不幸的怪

    事。然而，当你了解到雅克对这位脸上长着雀斑的学语言的学生、苏格兰一所寄宿

    学校以前的校花不曾表现出多大兴趣时，这件事也就见怪不怪了(但仍然是不幸

    的)。于是，拉维尼娅移情别恋，开始注意上克里斯托弗，希望能以此在雅克心里

    激发起妒忌的火花。她了解到(刚刚从司汤达的小说里得知)，对许多法国人来

    说，妒忌的火花乃是激情的催化剂。

    一开始，她几乎当着克里斯托弗的好朋友雅克的面向克里斯托弗建议开车到乡下旅

    行。然而，尽管她费尽了心机，那次旅行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雅克对此显

    然不愿作任何反对的表示。这使拉维尼娅大为失望。她把部分怨恨发泄在克里斯托

    弗身上。有一次在酒店用过午餐时，她挑逗似的对克里斯托弗说，她从书上看到，男人的性功能到十九岁就已经过了高峰期。说完，她发出了一阵长长的、刺耳的咯

    咯笑声。这也许能够解释克里斯托弗为什么会产生把拉维尼娅拉到临近的牧场里并发疯似的搂抱她的强烈欲望。克里斯托弗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为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证明他到了二十来岁仍旧性欲旺盛；拉维尼娅之所以没能阻止他那样做，是

    因为她想体验一下这件事跟她那位傲慢无理、薄情寡义的法国情人究竟会有多大关

    系。

    然而，等到雅克得知这一消息，对这种苟合耸着肩膀时，两亿五千万个精子已经在

    拉维尼娅的体内游完了第一圈；有好几百个接近了输卵管深处的一个卵子，其中一

    个侥幸破壁而入。在那个时代，上流社会认为这种事是不正当的。于是拉维尼娅别

    无选择，只好任凭孩子在肚子里成长；而她本人也只好狠狠心嫁给了孩子的父亲。

    这对夫妇搬到伦敦，住进了帕丁顿的维多利亚街区一所房子的三楼。克里斯托弗在

    谢泼兹镇一个机关工作；拉维尼娅宣称她的一生已毁，便开始撰写她的博士论文，尽管在房子坍塌在毁灭性的大洪水里之前她不能远离那所房子。丈夫发怒的时候，她就忧郁地用法语同他说话(“这件事必须做”，“真遗憾”，“你真是个傻

    瓜”，“思想意识不错”)。她想，上大学的时候学了那么多年的语言，她不能荒

    废了。

    所有这一切，都给她的女儿伊莎贝尔即将降临的这个世界增添了色彩。既然历史认

    为当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时代，人们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幼儿早期经历的重要性

    上。据罗杰斯先生说，他女儿开始阶段的情况是令人鼓舞的；他的妻子认为，她对

    那场无法想象的苦难经历了一个噩梦般的适应过程；而伊莎贝尔则无从知道究竟是

    什么样的苦难。

    两年半后她添了个小妹妹，接着又有了个小弟弟。她的房间被刷成了天蓝色；她有

    一只毛皮做的乌龟，名字叫马利；还有一条被虫蛀得很厉害的毛毯，名字叫古比。

    父母用尼龙童车推着她在海德公园里玩。母亲给她面包皮让她撕着喂鸽子。到了周末，父母总要带她到乡下的爷爷奶奶家去，让她睡在一个黄色的房间里，放在皮椅

    子上转她，直到她尖叫起来。她有一摞书，其中一本讲的是一位公主住在月亮上，觉得很孤单，后来就跟一颗名叫海王星的星星交上了朋友。她也有玩具：需要在一

    个木块上找位置搁进去的小方块、用杆子穿起来的塑料圈，还有一个装着液体、摇

    一摇会变颜色的球。附近有好多小朋友：楼下正在蹒跚学步的卢克，长着一双蓝眼

    睛，会在地毯上玩杂技。后来又来了波皮，是她当教师的妈妈带来的。波皮总是穿

    着紫衣服，戴着黄帽子。

    由于无事可做，伊莎贝尔只好靠探索起居室打发日子：研究如何撕下沙发垫的衬

    里、将球茎状烟灰缸摔到地板上会怎么样、嚼嚼电话绳会是什么味道。厨房里的饼

    干可以吃，也可以扔到地上；在黑白瓷砖上敲打，直到弄得地板脏兮兮的。还没有

    品出来饼干好不好吃，妈咪进来一看，脸色顿时由白变红。你看见她弯下腰来，激

    动得不得了。她掰开你的手，把纤维饼干扔进筒里，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你知

    道，你只要笑一笑，一切错误都会被原谅。爸爸总是天亮出去，夜里回来，而且身

    上总是那一种气味，吃饭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喜欢把你扛在肩膀上，你高

    兴得哈哈大笑，因为从上往下看，一切似乎都很小；再说，你还可以够到灯泡，看

    灯泡跳舞。再往后，你上学了。学校里有走廊，走廊闻起来有一股柠檬味。你学算

    术。老师哪里会知道你写的8不正确，是用两个O拼起来的呢？正确的写法很难吗？

    她总有提不完的问题：电视机关了以后，住在电视里的人干什么呢？他们不嫌地方

    小吗？他们怎么会变那么快？妈咪不是老说牛奶多么有营养吗？可她想往电视机侧

    面的通气孔里灌一品脱牛奶喂喂电视机里的人，妈咪为什么要打她呢？还有其他一

    些问题：如果地球像一个乒乓球在太空里漂浮，那太空在什么东西里面漂浮呢？还

    有一个更大的房间能让太空在里面漂浮吗？也许有人看地球就像她看花园墙缝里的

    蚂蚁一样大？布里思顿太太，那个老保姆，她走了吗？过去每天上午她总是先哄她玩，然后自己再去睡觉。她不让伊莎贝尔睡过头了，可她自己为什么睡那么长时间

    呢？已经睡了好几个星期了。伊莎贝尔问妈咪她到哪里去了，妈咪伤心地说，可怜

    的布里思顿太太安息去了。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后来爸爸给她解释说布里思顿太太

    到天国去了，那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跟他们圣诞节去过的露天游乐场差不多，有扔

    圈套玩具的，套上了玩具归你。但那些圈都扔不远，最后只能套得一只塑料青蛙。

    啊，那是一个油绿色的小东西，夜里拿眼睛瞧着她。不过，要是用床单盖住它的

    头，它还能看见她吗？布里思顿到天国去了。谁要是睡懒觉就会出这种事。伊莎贝

    尔想要早点起床了。有时候，她看见月亮在窗户角里漂浮。它为什么撞不上飞机

    呢？白天为什么没有月亮呢？夜里为什么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呢？也许是因

    为它很害羞。她想跟月亮交朋友。

    后来妈咪发胖了，房间里突然增加了一张黄色的童床和各种气味。妈咪和爸爸只关

    心那个爱尖叫的小东西。他们想去别处玩的时候就到奶奶那里去，因为花园里的玫

    瑰不能碰，一碰就咬人。起先她不喜欢那个小东西，不过后来她慢慢学会笑了，跟

    着她围着房子转。大家都叫她露西。露西很听话，叫她干啥就干啥。于是大家就管

    她叫仆人，而伊莎贝尔是女王。伊莎贝尔对仆人说她的主人有魔力：她能跟楼下的

    花猫说话；那只猫不愿意跟露西说话，因为它不喜欢她；她也能够跟小鸟说话。听

    了这话，露西哭了起来，因为那么多小鸟，没有一只跟她说过话。

    女王和她的仆人喜欢玩一种游戏：两个人都坐在厨房里的洗衣筐里。那两只筐子的

    形状很像是爷爷送给她们的那本书里的北欧海盗船。她们必须征服一块外国领土，也就是那张桌子，掠夺敌人的财宝，也就是食品柜里的东西。她们编造一种海盗黑

    话，结果惹恼了此地不是海盗的人们，因为他们想让她们干脆地回答出女王和她的

    仆人一顿饭要吃多少土豆。食物也很有意思。伊莎贝尔一星期有十五便士零花钱用来买糖果。附近有两家杂货

    店，一家是赫德森太太开的，另一家是辛格先生开的。她轮换着到两家去买，因为

    她不想让任何一家歇业。她知道她的钱够买什么：一袋炸土豆片、五块可乐糖、一

    根干草糖、两个装有果汁牛奶冻的飞碟。要不就买一包薄荷糖、两根干草糖、四个

    飞碟。她还可以用所有钱买一盒带一根红色棒棒糖的果汁牛奶冻。在学校里，朱利

    安对她说，假如她把一块走味的马耳斯巧克力寄给公司，公司会随同回信附上两块

    新鲜的马耳斯巧克力来。她已经这样干过三次了，后来公司对她说别太贪婪。于是

    她又开始瞄准做果汁牛奶冻的人。等他们明白过来，她已经弄到五盒了。

    “这就是我奇怪的童年，既顽皮，又羞怯，还有点危害性，”伊莎贝尔二十五岁时

    这样说。说到这里，她突然难为情地关闭了记忆之门，生怕有人对她说话只凭热

    情、不讲礼貌的表现感到震惊。

    “对不起，我太啰嗦了。人们的童年有点像他们的梦，前一两分钟或前十来分钟有

    意思，接下来就模糊不清了。我猜想，童年对讲述者总要比对倾听者有趣得多。它

    们是那么杂乱，有些细节似乎很清楚，就像昨天才发生的，然后就是长长的过程，什么也记不住。有些事情我实在弄不清楚是两岁、五岁还是八岁时发生的。我不知

    道它究竟是我记起来的某张照片，还是别人给我讲过的故事，或者真是我的记忆。

    管它是什么呢。我的上帝啊，到时间了吧？我唠叨的时间太长了。你一直在努力克

    制自己，不让自己显出不耐烦的样子。”

    “我都入迷了。”

    “你是说你很有教养？”

    “很少有人指责我没有教养。”我低头看看桌子和空玻璃杯。“要不咱们再喝点别的什么？”

    “你想喝什么？”

    “啤酒。给你要点什么？”

    “哦，来一杯牛奶吧。”

    “牛奶？”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晚上七点半钟你还喝牛奶？”

    “这又不犯法。”

    然而，当我向克拉彭酒吧的吧台走去时(二十年来，那里的顾客没有一个人喝完过

    一杯牛奶)，心里充满了疑虑。这些疑虑在伊莎贝尔的故事因为几个问题和两杯饮

    料而暂时中止时逐渐达到了高潮。

    “来一杯喜力啤酒和一杯牛奶好吗？”我问酒吧老板。他的表情好像是发现了比最

    重量级拳击手更能赚钱的行当。

    “一杯什么？”他吼叫道，暗示他遇到的是一个概念问题，而不是听力问题。

    “不是我要喝，”我辩解说，“是别人要喝，是她。啊，她要开车回家了。”

    “当心，千万别跟她去，我的朋友，”酒吧间老板傲慢地眨巴一下眼睛告诫我说。

    我一向认为，讲述童年应以线形结构开始。每一部传记都是从早年开始的，从主人公后来的诗歌和散文中提炼出趣闻轶事来，从亲爱的姑妈姨妈、态度暧昧的同胞兄

    弟姊妹或默默无闻的学友的回忆中摘录出一个个事件来对早年加以修饰。那些早年

    的同窗好友往往喜欢因偶尔同大航海家或政治家有过接触而捞取资本，或在上奥数

    课时碰巧和他们邻桌，或一起用射豆玩具枪射击过生物老师。

    那么，在这部传记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掩饰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玩听诊器

    时的性潜伏期的弱点时，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样开始必将意味着要漏掉一些东西呢？

    如果说用这种方法写佩鲁吉诺和毕加索都很合适，那么，用这种标准的方法写伊莎

    贝尔为什么突然就不合适了呢？

    我曾希望我写的传记是详尽无余的，但我感到这很难办到，因为这不仅要求包括过

    去，而且还要求用一种特殊的写法，让过去与现在共存，并从现在中浮现出来。以

    线形结构安排的传记从最早的事件开始，到最晚的事件结束，这当然符合历史发展

    的客观规律。根据日历先写入幼儿园，再写打破伤风预防针，就像一串按年月排列

    的项链。人们似乎强烈主张将开头放在这串项链正确的位置上。然而，假如历史是

    一条轴线，而所有事件发生的顺序能在这条轴线上标示出来，主人公能够记得清的

    事件恐怕也就寥寥无几了，自然也就没什么东西可向克拉彭酒吧里的外人透露了。

    想要回忆起威尔士的某个节日是在奶奶动手术前还是在动手术后是困难的；学做饼

    干当然是早在转学之前。那么，为什么前一件事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发生

    的一样，而后一件事却像十二月的阳光一样朦胧呢？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生命比作从A开始到Z结束的字母表，但生命的历程决不

    会受这种语法约束。它就像是一个糊涂的孩子弄不清字母顺序而又不断尝试着摆放

    一样。一个人会从Q开始讲述某个人的生平，然后回过头来到D，接着他的兴趣又转

    向S，在移动中的R上空盘旋，时不时地降落下来捡一些十五岁时发生的事——这是由自动唱机播放的一支歌或从一本被遗忘的关于巴厘岛雏鸟迁徙方式的书本里掉下

    来的一张照片引发的联想。

    有人主张写传记要尽可能地避免混乱，尽可能地安排好事件。但也有人主张传记中

    应保留一点人生的复杂性。我和伊莎贝尔在克拉彭酒吧坐了两个小时。我才认识她

    几个星期，要写出一章她早年的生活，则必须靠我和她几个月里的十几次交谈，然

    后再仔细地回忆、综合。在这段时间里，“现在”本身也会前进，并用一种不断变

    化的视角观察“过去”。我们最初的交谈甚至根本没有停止过，就像成功的传记作

    家的交谈一样。一开始，我们谈的是她的童年。我在认识她两个月之后才得知，她

    的父亲曾经在一家大型食品联合企业工作过。至于仆人和女王的轶事，则是在半年

    之后获悉的。当时我们发生了争论。争论的原因是：究竟是谁忘记把租来的光盘还

    回女王大街那家商店了。和解之后的第二轮交谈中，她告诉了我那件事。

    “谢谢，”我端着牛奶和啤酒回来时，伊莎贝尔说。

    “你不担心胆固醇？”我问。

    “事实上恰恰相反，我的医生说我应当尽可能地经常食用奶制品。太有意思了，因

    为我正好喜欢奶制品。你通常都喝什么？”

    “那要看情况，不过我总是喝过量的咖啡。”

    “再这样喝下去，等你老了会患毛手症的，”她警告说。

    “你从哪儿听说的这种无稽之谈？”

    “《玛丽·克莱尔》杂志上有一篇这样的文章。”我现在又被紧随传记其后的另一个推断所困扰，那就是：假如传记必须很严肃，那

    就会抹杀作者的风格。那样的传记只能是一个被写得苍白的主人公生平；作者只会

    从没有视角的立场研究他的生平。那样的作者只能是徒有其名；他捉笔的动机就成

    了一个谜(要求我一有机会或付过饮料费后就退出舞台)。一个传记作家会像一个

    羞怯的主人一样引退一边，让客人们于适当的时候发言，自己很少作评判；即便是

    作评判，也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再三之后才开口，很少有感情用事，偏袒一

    方者。

    令人失望的是，传记作家们独立生活的迹象少得可怜。“致谢”的结尾偶尔会加上

    一个羞羞答答的暗示。有幸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本书完成的地点或日期。乔治·佩因

    特在其著作《论普鲁斯特》一书中巧妙地落上了“1959年5月于伦敦”；而理查德·

    埃尔曼在介绍乔伊斯的生平时加上了“1959年3月15日(我的生日)于伊利诺伊州

    埃文斯顿”。

    慷慨尽管慷慨，读者渴望了解更多的东西也情有可原。然而在伦敦什么地方呢？

    1959年5月的天气如何？编辑有没有邀请佩因特共进午餐庆祝该书出版？意大利午餐

    还是法国午餐？伊利诺斯州的埃文斯顿究竟在什么地方？那里有能饮用的咖啡吗？

    乔治·佩因特在再版前言里写道(这一次他是在霍夫，时间是1988年)：特将此

    书“再次献给和我结婚四十七年后的妻子琼·佩因特”。

    学者的配偶是一个有诱惑力的秘密。琼·佩因特是谁？她对丈夫把大量的情感与精力

    奉献给一个神经质的、具有本世纪特征的法国天才作何感想？她喜欢普鲁斯特？抑

    或是更喜欢托尔斯泰甚至阿诺德·贝内特？人们背后给普鲁斯特取过绰号吗？有没有

    关于乔治与马塞尔一起度假的笑话？用这么大的好奇心不仅考证普鲁斯特的生平，而且考证佩因特如何发现了生活、哪些琐事令他厌烦、他去巴黎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他在哪些旅馆下榻过、下午他是否在国家图书馆对面的咖啡馆里考虑放弃一

    切、是否在多尔多涅谋求一个教师职位。这样做有用吗？这些全都是异端的想法，尽管那些具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的传记作家们应当原谅读者反过来用他们书中的一

    些材料攻击他们。读者一方面必须为传记的主人公所吸引，同时对作者又绝对不感

    兴趣，就像对电话号码查询台低声下气的回答声不感兴趣一样。这其中难道没有不

    平衡的地方吗？(把声音当作人看待可能会严重威胁一个人打电话的优先权。一想

    到话务员是一个人，有房子，可能还有孩子，但肯定有牙刷，火车站电话号码的优

    越性便会大打折扣。这种理解可能会引导你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比如：他的牙刷是

    什么颜色的？此人求爱时遭到过拒绝吗？他们游蛙泳吗？他们的羔羊肉需要在烤箱

    里烤多长时间？)

    然而，传记里看不见作者的影子不应当简单地解释为作者谦虚。假如问理查德·埃尔

    曼，毫无疑问他会愉快地向你解释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哪家饭馆的饭最好，或他的

    妻子(“……玛丽·埃尔曼，埃尔曼的书到处都有她改动的痕迹，从概念到表

    达……”)对他的书有什么看法，或什么原因导致他喜欢乔伊斯，或他的孩子们对他

    们的父亲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里有什么反应。硬要把他从这些枝节问题中拉出来是

    不礼貌的。这是传记写作内在的哲学前提的一部分。即：绝不能简单地把写出自己

    的观点当成目的(这是几年前同老婆孩子生活在一个遥远国度的爱尔兰人在埃文斯

    顿的观点)，而是要努力写出生平本身，尽可能摆脱偏见与感情脆弱的学究气。从

    这一点上看，写得不好的传记恰恰是作者过多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主人公。读者

    从中读到的更多的是作者的情结，而不是他们花钱买书所希望了解的伟大人物。

    “我不介意喝橘子汁，”我对伊莎贝尔解释说。这是我对她的询问的进一步反

    应。“我只是更喜欢喝水，不喜欢喝人工饮料。多数时候人工饮料冒充果汁，但它

    其实不是。”“水真的很讨厌，”她回答道。“水是那么乏味，有那么多——你知道——那么多

    水分，”她耸耸肩膀解释说。

    “你觉得泡沫饮料怎么样？”

    “我想要好一点。”

    “事实上，我宁喝西柚汁也不愿喝橘子汁。”我想了想又说，“因为，不管怎么

    说，做假西柚汁更容易，而且味道不错。”

    “你说得对。”

    假如人仅仅有一次生命，那么，传记作家置身于传记画面之外就是至关重要的。那

    样他就可以不受竞争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兴趣的胡乱干扰，细心而公正地让生命再

    现。然而，我们的生命却像我们能与之交谈的人一样多。我们和母亲在一起的时

    候，有些事情可以谈，而有些事情就不可以谈；警察给我们的是一种感觉，而极端

    宗教组织的成员给我们的是另一种感觉。这种相对性促使海森伯提出了测不准原

    理。它用以解释观察者既观察事物、同时又影响被观察事物的所有情况。据说，海

    森伯曾经说过，假如你用显微镜长时间观察一些原子，那些原子就会显得极不自

    然；它们会开始做一些私下里没有做过的事。同样，用望远镜偷偷观察你的邻居，可能会中止他们在起居室地板上搂抱的计划。

    我在吧台旁边站着的时候，曾回头瞟一眼桌子。我看见伊莎贝尔匆匆从面颊上拂去

    一根头发。那是一个微小的动作。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她做过许多这样的动作都没有

    引起我的注意。但由于她当时并不知道有一双好奇的眼睛在观察她，这一动作就暗

    示出她似乎觉得自己是火车上的月票乘客或百货商店里自动扶梯上的游客。这一动

    作既告诉了这个不熟悉她的世界伊莎贝尔是谁，又表明了她自信是一个人的时候的真实情况。这种认识绝对不是“窥淫癖”一词所指的可怕的幽灵。伊莎贝尔不是在

    往下卷袜子；她只是在拂去一根头发。重要的不是她在做什么，而是她的信念所引

    起的几乎难以觉察的变化。那种信念就是：她相信她正在做的事没有人注意。假如

    我告诉她真相，可能会令她一时窘迫不安，就跟一个人正在大街上无拘无束地走

    着，悠闲自得地吹口哨或盘算着晚饭吃什么的时候突然被朋友认出来时差不多。不

    过，他毕竟是在断定没有人注意时才那样做的。

    很显然，传记受到了海森伯理论的很大影响。传记的目的是再现“确定的”生命，是该生命最可靠的版本。这一点，《海森伯传》的操刀人布洛格斯未能抓住，因为

    他没有同海岬旅馆的服务员领班交谈过，从而忽略了主人公的手足病医生的回忆。

    这种偏见同我偶然遇到的精神分析界的偏见很相似。在精神分析界，治疗专家总是

    竭力避免抛头露面。你不能问他们是否喜欢最近上映的某部电影、更喜欢在哪里度

    假，更不能问他们对你所谈的令人惊讶的私人情况有何看法。每当只有一个人回答

    问题并对别人透露自己的私事而引得人滔滔不绝地提出一连串他不愿回答的问题

    时，你对他说话以势压人只会让他感到不舒服。

    写得糟糕的传记就像是十九世纪一次悲惨的工业运动的继承人，它们制造了弗吉尼

    亚·伍尔夫所描述的“一团乱麻，制造了一部《丁尼生传》或《格莱斯顿传》，让我

    们闷闷不乐地到里面去寻找嬉笑怒骂声，寻找能够证明这件化石原是一个活人的任

    何踪迹”。

    然而，他们不应该掩盖最优秀的海森伯的传记以及鲍斯韦尔对约翰生的描写中所包

    含的另一个传统。该传统认定：对一个人生平的忠实记述只能来源于作者与主人公

    的关系。这样的传记既充满了传记作家的风格，又充满了主人公约翰生博士的风

    格。“我饿了，”伊莎贝尔突然站起来，从窗台上拿起手提包说。“你想不想跟我回家

    吃晚饭？我可以凑一些冻鱼条什么的。”

    “啊，真是烹饪大师。听起来不错。”

    “别讽刺我了。你应当想想你能受到邀请是多么幸运。”

    “除了那些在社交中同某个人一起吃、喝、生活过的人之外，谁也写不出他的生平

    来，”约翰生曾经这样告诫过鲍斯韦尔，后者把他的话当即记录了下来。“我星期

    天一般要吃一个肉馅饼，”他这样写道，接着便开始说明对他在家里吃的那顿饭的

    描述是准确的：“在这里，一顿饭被认为是一种孤立的现象。由于经常有人询问我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的读者也许很想了解我们的菜单。那我不妨告诉你：我们吃

    了一道很好的汤、一道羔羊腿炖菠菜、一个牛肉馅饼，还有一份大米布丁。”

    “那我们用什么配鱼条呢？”我问。

    “不知道，也许是嫩土豆和大米，也许只有一个色拉。我那里还剩一些土豆，可以

    切一切拌上黄瓜，做一个希腊色拉。”

    那么，我何不开始我的艰难的写作过程呢？与消失在伊莎贝尔枯燥无味的生平年表

    背后相比，简单介绍一下我是怎样认识她的、我对她有什么印象、这些印象是如何

    形成的、我抓住了什么、对她有什么误解、我的偏见是如何干扰我的以及我对她的

    深入了解是如何形成的，岂非更加真诚一些？根据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我需要

    ——起码是暂时需要——先从早年的那些日子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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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书下载!!!二 最初的约会

    一场晚会，星期六晚七点三十分，伦敦。说话声，音乐声，跳舞。一对青年男女正

    在谈话。

    女：你说得太对了。

    男(长发，皮茄克)：很高兴你能同意。有时候，像亨德里克斯那样在台上如醉如

    痴地演出对我来说就是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天空的云散了，就像是，云开雾

    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女：(点头)：当然。

    男：我登台之前总要向亨德里克斯祈祷。听起来很傻，对不对？你认为我很傻。

    女：没有。我也该向亨德里克斯祈祷。你都是在哪儿演出？

    男：去年我是在洛杉矶。

    女：真的？

    男：我还去过东京两次。

    女：太棒了。

    男：那可是天堂，伙计。

    我在晚会上呆了个把小时才第一次注意到她。她站在贝尔赛兹帕克一所房子的起居

    室的壁龛里。起居室的墙上装饰着一套印度画的复制品，画上表现的是一对身强力壮的男女翻云覆雨的姿态。吉他手时不时地用手指指这些画，每一次都逗得同伴掩

    着嘴咯咯地笑。我搅了搅第二杯酒里的冰块。如果整个晚上都将以这种调笑加伏特

    加酒的方式进行，我当然是受不了的。于是我便在一张紫褐色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我已经看清楚了她：她这种女人骨子里对那些专门做下等工艺品生意的邪恶男人出

    奇地青睐。尽管她本人很传统，却想依恋于一个试图逃避她的诱惑的男人。她会把

    他的胡碴子错当成社会评论，陪同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几年，也许还会养成一种嗜

    好，要一个孩子，十年之后以被家人从活动住房区救出而告终。她的意见肯定将是

    一种后青春期中产阶级废话。她将会把某种不假思索的左翼主义同对家用设备的唯

    物主义情感混合在一起；几年之后她将会浮现出素食主义的念头，但最后她会满足

    于温和的多情善感。这种多情善感在她参加旨在拯救大熊猫以及濒临灭绝的澳大利

    亚食蚁动物的组织的行为中表现了出来。

    我对这种心理描述非常满意，不想再对她琢磨什么了，便走进厨房里，希望能在那

    里遇到一个兴味更相投的人。遗憾的是里面没有人，只有一份前一天的报纸摊在桌

    子上，上面的一篇文章预言：地球将与一颗铁路终点站大小的流星相撞。

    “哦，我的上帝，救救我吧!”我上面描述的那个女人说道。紧接着，她便匆匆来

    到厨房。

    “怎么了？”我问。

    “有人在追我，”她随手关上门说。

    “谁？”

    “我怎么老是遇到这种事？他是一位朋友的哥哥。他曾经提出要我搭他的车回家——当然，他打错了算盘。我觉得他这个人也很危险，但不是特危险，只是有点轻

    微的精神病。”

    “只是轻微的吗？”

    “如果他闯进来，咱们能不能装作在全神贯注地谈着什么？”

    “要不咱们就哼圣诞歌？”

    “对不起，我必须得装得很凶。”

    “想不想喝点酒？”

    “不想，但我想吃个胡萝卜。我就是掌握不了在适当的时候饥饿的窍门。”

    “为什么？”

    “啊，我总是刚感到有点饿，等该吃早餐时又不那么饿了，但到了中午又饿得不得

    了，不吃一块饼干简直要饿死了。”

    我们在烤箱旁边的罐头盒里找到一块饼干，接着又是简单的介绍。

    “这里的人你认识谁？”

    “我是尼克的朋友。你认不认识尼克？”

    “不认识。尼克是谁？”

    “他是朱莉的朋友。你认识朱莉吗？”

    “不认识。你认识克里斯吗？”“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要搭老亨德里克斯的便车呢？”

    “啊，他也住在哈默史密斯，离我家很近。我不了解周围的情况。我对人一向都很

    友善。其实有时我不该这样。我就是学不会冷淡地把谁赶走。也许是因为我害怕得

    罪人，所以也只好对人友善了。”

    “你想让人人都爱你？”

    “难道你不是吗？”

    “当然是。”

    “可你想想亨德里克斯这家伙。我就讨厌那些千方百计赶时髦的人。谁时髦不时髦

    我不介意，可悲的是刻意追求时髦。这就像有些人竭力要给你留下‘他们多聪

    明’的印象。假如有谁读过全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他就会学得很乖，决不会把他

    从书中得到的信息强往你喉咙眼里塞。”

    “你还记得什么事？”

    “啊，对了，有那么点儿。反正你别打听了。咱们才刚刚认识。”

    “是吗？”

    “我敢打赌，你早把我的名字忘记了。”

    “我怎么会忘记像哈丽维特这样的名字呢？”

    “很容易。更需要问的问题应该是：你怎么会记不住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名字呢？”“你怎么知道我把你的名字给忘了？”

    “因为我长期以来也是这样爱忘记名字。后来我在报上看到一篇谈名字问题的文

    章。只操心张扬自己的人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在记别人的名

    字上。”

    “承蒙指教，原来如此。”

    “很抱歉。我这样说是不是太失礼了？我是一个很粗鲁的人。这一点你应该知

    道。”

    她莞尔一笑，然后若有所思地向别处看去。她的头发是深褐色，中等长度，略微卷

    曲。在厨房里荧光灯的照耀下，她的皮肤显得十分白皙，下巴左侧有一颗不协调的

    黑痣。她的眼睛(当时她的目光正集中在电冰箱门上)是不引人注意的淡褐色。

    “你靠做什么生活？”我的问题掩盖了水龙头滴滴答答的滴水声。

    “我讨厌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人们喜欢以职业取人。”

    “我不是。”

    “看看冰箱上粘的磁力人儿。他们可都是名人，有卡特、戈尔巴乔夫、萨达特，那

    一个看起来像是莎士比亚。难道他不可爱吗？”说着，她一把撕下那个小磁人，用

    手抚摩它光秃秃的塑料脑袋。“我在一家叫做帕佩尔韦特的文具公司工作，”她接着说，“他们生产练习本、拍

    纸簿和日记本，现在又扩大了范围，生产橡皮、铅笔和文件夹。我的职务是生产助

    理。我不想一直干这个，以后也许会干别的什么事。可老生常谈的问题出来了。你

    知道，我得挣钱吃饭。”

    她停了停。这时，有两个客人走进来，拿起一瓶酒，又走了出去。仅仅几分钟之前

    我刚刚形成了对伊莎贝尔的决定性看法，然而在这一阶段，我对她的印象发生了变

    化。她已不再是一个流行歌星的狂热追随者或澳大利亚食蚁动物的保护者，尽管我

    说不清她现在应该是什么。这种印象的转变表明了先入之见(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

    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判断。先入之见导致了人们看问题的自我主义方式。

    根据这种方式，我们对别人的看法完全取决于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斯大林把古拉格

    群岛让给了我们，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断定斯大林这人还不算太坏；晚会上的一位客

    人询问我们的邮政编码，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断定这人蛮有意思。然而，这种心安理

    得是很可怕的。

    “你的牙床是不是定期清洗？”伊莎贝尔问。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她说。“可我今天去看牙医才发现我没有定期清洗。这显然是个

    很大的问题。几乎百分之四十的人牙床都不好，到老时会引起可怕的并发症。人们

    所犯的真正错误是，他们认为他们刷牙很起劲，这对牙床有一定好处。其实很简

    单，最好的办法是用牙刷之类的东西像这样轻轻地转动……”

    我想：愚蠢的姑娘，笑得很甜蜜，扭扭捏捏。不知道她是否喜欢园艺，尽管我们谈

    到过园艺。我问她“你用过电动牙刷吗？”她回答说用过，但不常用。那是她母亲的，有一年没用过了。

    对别人还不甚了解，我们就不知羞耻地认为他们如何如何。有人会宣称要真正认识

    一个人不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而不愿发表意见。某种说话的习惯、一份报纸的读

    者群、一张嘴巴或一个脑袋的形状，这一切造就了全人类。我们可以断言，有的人

    仅仅跟别人聊了几句有关牙医职业或公共汽车站的位置，就会投人家的票或想让人

    家亲吻他。

    这种鲁莽的认识人的过程跟刚刚啪的一声打开一本小说就形成了对书中人物的看法

    很相似。要做一个合格的好读者，当然就应该耐心地等待作者把话说完，不要轻率

    地下结论，加以讽刺。然而，这一点我做不到，我没有这样的耐心，因为我看小说

    很少看完过。我总是拿起来看几页，然后找出一些比较适合拍成电视剧的情节。这

    种灾难曾经困扰过我和简·奥斯丁的小说《爱玛》之间的关系。我带着那本书穿越过

    大西洋，到过格拉斯哥和西班牙，但二十出头那几年过完了我也没有读它。

    虽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读者，但我仍自信了解爱玛的性格和前途；我自信我能在晚

    会上认出她来。事实上，从小说的第一句话，我已经形成了清晰的先入之见：

    爱玛·伍德豪斯既漂亮，又聪明，又富有。她有一个舒适的家，而且性格开朗，似乎

    同时集人生的最大福分于一身。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将近二十一年，还没有遇到

    过什么令她忧愁或烦恼的事。

    假设我的思路被新闻简报打断了，使我无法进一步了解爱玛，那也绝不会成为我克

    制自己不去想象她的形象的理由。我会把我所认识的她的一位同名者的相貌转嫁给

    爱玛，并试图在大学里引诱她。她一头褐色披肩长发，举止高雅，面色红润，人们

    可能会据此认为她是英国人。她总是那样高高兴兴地在一帮女朋友中间走动。人们在走廊里从她们身边经过时，常能听到她们对某个人刚刚开过的玩笑哈哈大笑。她

    的姓氏的第一个音节使我联想起乡村生活，森林与绿地，我会用那种绿色描绘她的

    眼睛；她的姓氏的第二个音节能使我联想起一所红砖农舍，我的一本历史书的封面

    上就有那样的农舍，如今可能是她的家了。“漂亮，聪明，富有”会使我认为她信

    心十足，聪慧机敏，说话辛辣尖刻，心理上也许很像我的表妹汉娜。爱玛似乎还有

    点娇惯成性，荒唐可笑。说她有一个舒适的家和性格开朗那是嘲弄，因为每一个家

    庭都有机能障碍；而在文学作品中，性格开朗的人往往是滑稽可笑的，大多数是患

    忧郁症的人写给患忧郁症的人读的。那姑娘活到二十一岁没有遇到过使她忧愁与烦

    恼的事，我认为这种写法会使那些在青春期留下过伤痕的人出于报复心理希望她活

    到二十二岁时必有万劫不复的大灾大难发生。

    这种对爱玛先入为主的看法归根到底跟我对伊莎贝尔的粗略看法相去不远，尽管我

    会更乐于开车送后者回家，而不是送前者。

    “你真好，”伊莎贝尔说。“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不方便的话，我可以打的回去，或者跟亨德里克斯一起走。”

    “没什么不方便，我也是去那个方向，”我撒谎说，因为不愿意在交换电话号码前

    和她分手。

    我和她约好下个周末一起去游泳，然后就在哈默史密斯跟她告别。这时候，我觉得

    我重新认识了她。使我们对某些人的清晰印象受到破坏的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越来

    越多的了解。我们和别人接触的时间越长，对他们的印象就越是模糊。这使我们不

    得不承认，我们无法对一个认识了二十一年的男人或女人归纳出一个清晰的整体看

    法；我们不得不默认，其实别人也和我们一样复杂，一样不可理解。在简短的认识

    过程之后，我们很少能有耐心，(或说得好听一点)有精力认真思考别人身上的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

    我抛开这个“知道的越多就越不了解”的悖论，转而求助于心理分析工具。心理分

    析根据特殊经验提供了一套回答一般性问题的答案，诸如“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心

    地好不好？”、“相信抽烟的人是不是明智？”或“应不应该相信那些自称不会生

    气的人？”我把我不了解的人纳入一下子就能想起来的熟人的行列之中，保留改变

    画面的权利，以求画面新颖，并能从中获得与以往的看法不一致的信息。

    我的朋友纳塔丽就是我理解的起点。伊莎贝尔或许是独特的，然而单凭想象力却看

    不出她这一点，因为想象力更容易将不同的人浓缩成一个人。梦能够揭示出人们在

    无意识状态下有很多相同之处。于是，迷迷糊糊的做梦者报告说他或她同恺撒过了

    一夜，尽管此恺撒并非历史上的恺撒，“其实是”或“同时又是”当地的一位烤面

    包师或他的表弟安格斯。大脑是识别人类一致性的大师，在清醒的时候主要是识别

    肉体层面上的一致性，而睡眠的时候主要是识别心理层面上的一致性，并能使我们

    不舒服地、无意识地看到一对非常相像的形象：我们的女朋友同时又是我们的伯祖

    母；我们的高尔夫球伙伴则无意识地扮演了电影《现代启示录》中奥森·威尔斯的角

    色。这种一致性在我们下一次接吻或建议玩九孔戏的时候立即就会想起来。

    所以，伊莎贝尔就是纳塔丽。纳塔丽曾经对我说过，她小的时候很腼腆，而现在很

    大胆。因而我想象，有一个相似的过程一直在发挥作用。她肯定已经决定将自我意

    识戴在袖筒上，决不为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羞愧根源的事感到窘迫。也许正是这

    一点给了她侵略性的性格。当她突然问我是否记得她的名字时，这种性格表露得十

    分明显。在她谈及她的牙科医生和她的饮食习惯时，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对不重要的

    社会习俗的不屑一顾。我根据这一点想象，要想使她对什么事感到震惊很难。她会

    认为这一想法简直是狂妄。她的社会标记模糊不清。她住在各个阶层的人杂居的哈默史密斯，在一家企业工作。远远望去，那家企业装饰精美。她不像是在做行政工

    作。看来她挣的钱足够她出国旅游，也许是去远东或者非洲。

    旅游者到了异国他乡总是傻乎乎的。他们把旅行的表面现象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比

    如机场有没有手推车、出租车司机用不用除臭剂、博物馆大门口参观者的队伍排多

    长。他们就靠这些细节得出荒唐可笑的结论，比如“西班牙极富有进取性”，“印

    第安人很讲礼貌”，或者“她很讨人喜欢”。我在提前形成对别人的看法时也是这

    样傻。

    第二个周末我去接伊莎贝尔一起去游泳，又了解到她的一些情况：她住在一幢爱德

    华一世、二世、三世时代式样的楼房顶层的一套公寓里。那幢楼房坐落在离哈默史

    密斯路不远的一条街上。

    “当心，别把车停在楼前的树下，伦敦的每一只小鸟似乎都把那地方当成厕所

    了，”我打电话再次确认这一安排时，她告诫我说。

    我按响了门铃。她通过内部电话对我说：“我马上就好。我本来应该邀请你上来

    的，可我家里乱得像猪圈似的。”我还没来得及说没关系，她已经下楼了。

    “我刚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她向我道了声歉，便关上车门，摸索起安全带

    来。“那女人无疑是疯了。没把她关起来真是奇迹。”

    “她怎么疯了？”

    “她在电话里唠叨了半个钟头，说我吃得太少，还说怪不得一直没有个像样的男人

    约我出去。她对我吃什么一直放心不下。这是一种心理障碍。每一次打电话她都要

    问问我冰箱里放的是什么。一位母亲对成年女儿竟然这样做，你能想象得到吗？哦，往左拐。”

    我把车拐上了大路。

    “他妈的。”

    “什么？”

    “我是说拐对了。我一直弄不清这个词的用法。”

    在游泳池里，伊莎贝尔解释说，她之所以不会潜水，是因为她还没有掌握让鼻子不

    呛水的方法。她仍然得捏住鼻子。不过，她哈哈一笑说，她可不准备在人满为患的

    市游泳池里当众表演这种不雅观的动作。我们沿着浮漂游了一会。她告诉我说她最

    近才刚刚开始重新练习体操，打从十几岁起她就没再练习过。她做体育运动时总觉

    得很枯燥。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体育运动的好处。她做事总希望有个目标，这也是

    她不喜欢到乡下远足而宁可呆在城里的原因。比方说，打网球有什么意思呢？不就

    是把球打来打去吗？那么滑雪呢？两年前她曾经滑过，其中有十次是在法国，住在

    山上的小屋里。虽说夜里很有意思，但白天索然无趣。她还在缆车里经历过一次生

    存危机。

    “我往山上望去。我想，‘哦，我的上帝呀，我得滑上去再滑下来，然后再滑上去

    再滑下来，’就好像那个希腊人……”

    “坦塔罗斯？”

    “不，另一个。”

    “西西弗斯。”“就像他推石头一样。”

    我们游到游泳池一头，然后改用仰泳返回。这时来了一群孩子，他们互相比赛，在

    哈默史密斯的这个高档游泳池的一端溅起了更大的水花。

    “有一件稀罕事你知不知道？”她问。“加缪和贝克特都很喜欢体育运动。卡米曾

    当过阿尔及利亚足球队的守门员，贝克特因为板球打得好曾上过《智慧》杂志。”

    “是吗？”

    “有趣的是，起初他们天天净干一些没有意思的事，可后来倒认真搞起体育来了。

    我觉得体育也没什么意思。也许你只有先发现生活没有意思，然后才会发现体育也

    没有意思。”

    通过闲聊我了解到，伊莎贝尔是在金斯顿上的学，她的家人至今还住在那里。当地

    的那所学校教学质量很差，但她坚持要去那里上学，而不愿像母亲希望的那样到私

    立寄宿学校读书。她上学不怎么用功。她比班里其他姑娘年龄都小，但她学得很圆

    滑。后来她进了玛丽女王学院——那是伦敦大学的一部分——学习欧洲文学，“疯

    疯癫癫的，有点像个男孩子”。她已经工作了四年，对于她的差使，她有时讨厌，有时也挺喜欢，尽管她有时也曾想放弃原来的工作，改行做园丁。她有一个妹妹叫

    露西。她们俩的关系是又爱又恨。她还有个正在上学的弟弟，小性子，整天“神气

    活现”的。她很少回家，她的母亲对此很恼火。她的母亲在当地政务委员会的教育

    处工作，曾一度拥护女权主义。现在她告诫伊莎贝尔说，假如她不赶快结婚，将会

    沦为老处女；男人们不喜欢她穿的衣裳(她为什么就不能选择更女性化一点的服装

    呢？)；她应当接受更多男人的宴请。关于她的父亲，她谈得不多，只说他很善

    良，但无一技之长，特别没本事。我们从游泳池里出来，分头去换衣服。出了游泳馆，我提议到路边几码远处的一家

    三明治店用午餐。当时正值午餐时间，又是星期六，店里顾客很多，我们等了很

    久，后来终于被安排在靠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

    “你认为我应该吃什么？”她看着菜单问道。

    “不知道。”

    “我想要鳄梨和熏咸肉，也许再买点火鸡肉。”

    我选择了奶酪和土豆，我们便开始漫无边际地交谈起来。游泳之后，我们已饿得饥

    肠辘辘。受饭店里乱哄哄的气氛影响，我问伊莎贝尔是否喜欢住在伦敦。

    “哦，不知道。我认识的许多大学的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伦敦，有的去了外地城市，有的去了欧洲或美洲。我有一个好朋友搬到了纽约。我并不特别喜欢伦敦，但同时

    我也认为，当你真要搬到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你就会越发感到原驻地在你心里的

    分量。说到底，所有城市都一样，所以你在哪住，就不妨还呆在那里，你熟悉那里

    的电话，那里的交通，办什么事都方便。”

    在传记里写上这样的细节无疑会有夸张不实之嫌。两个人在吃快餐的时候真会有空

    描述三明治、开轻松的玩笑吗？

    鲍斯韦尔在追述约翰生博士的生平时似乎也曾受到过类似的指责，但他立即辩解

    说：“我十分清楚，我对约翰生的谈话的几处详细记述立即就遭到了一些人的反

    对。他们认为，将传记加以修改，以适应理解力低下的人，满足他们滑稽的好奇

    心，博得他们会心的一笑该有多好啊!然而我坚定地相信我自己的意见：那些鸡毛

    蒜皮的琐事一旦与名人相关，常常能反映出他们的性格，而且总是那样引人入胜。”

    然而，正是这种对细枝末节的关注，使得约翰生的后代无须回答“伦敦是不是一个

    适于生活的好地方”这一问题。伦敦即便不像是伊莎贝尔刚刚说过的那么壮丽，距

    壮丽也并非千里之遥。

    与鲍斯韦尔关于约翰生的辩解的真正区别在于，伊莎贝尔既不可能被称为男人，也

    不能被专横地称之为名人。我以前的女朋友可能会指责我没有同情心，我也会出乎

    意料地因此而变得对写传记的可能性越来越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为何会集中在一个

    和我一起游泳几乎没有游够二十圈的人身上呢？

    伊莎贝尔用手拢拢头发，试试干不干。“关于游泳，”她说，“最烦人的事其实并

    不是游泳本身，而是得换衣服、冲洗等等。我说，我要是发了财，我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买一个私人游泳池。你会不会想到？每天早上上班之前游二十分钟，然后精

    神饱满地面对新的一天。”

    “但也许你厌倦之后就不用它了。”

    “有可能。要不然就是对富得居然家里有游泳池感到沮丧。我认为，没有钱的最大

    好处就在于你可以想象一旦有了钱一切将会多么舒服。等你真的发了财，你自己也

    就只有抱怨的份了。”

    “或者你的父母。”

    “啊，我们都允许发点牢骚，”她说完，挑逗似的嫣然一笑。就在这时，一盘三明

    治摆在了我俩中间。

    我对别人的关心通常是淡漠的，但此刻我意识到，我们的谈话尽管乏味，却渐渐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和魔力。

    “哎，真是糟透了，到处都在塌陷，”伊莎贝尔这样说她的三明治。这话未免有点

    夸张，因为那三层的“糟透”的东西只是边缘有些塌陷。

    “简直无法相信。衣服全让土豆给弄脏了，刚刚洗过的。对不起，我能不能借用一

    下你的餐巾？”

    就在伊莎贝尔用力擦拭的时候，我注意到，游泳之后，伊莎贝尔的米黄色套衫没有

    穿好，洗衣标签从衣领处伸出舌头来。我们两人谈话中表现出的差异、她的擦拭动

    作以及这个洗衣标签十分明显地暴露出了一个更为隐蔽的伊莎贝尔。我突然有一种

    独特而又明显的病态感。那就是：我对她的兴趣没有理由不延伸到她对一周一次去

    洗衣店的态度。

    有些人认为，传记的高尚与人类情感的卑贱绝不应混为一谈。要回答这些人的观

    点，我们不妨建议他们注意一下情感与传记冲动(即充分了解另一个人的冲动)之

    间的关系。每一种情感都或多或少地包括一个有意识的传记过程(一个人确定日

    期、特点、最喜欢的洗衣店和快餐店等等的过程)，这很像是一部真正的传记要求

    作者与主人公之间或多或少地具有有意识的感情联系。要完成这样一本书难道还需

    要别的什么巨大动力吗？

    雪莱和柯尔律治的传记作者理查德·霍姆斯曾经生动地将传记作者的任务比作从头至

    尾追随主人公的脚步。为理解这一点，他还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要求：“假如你

    不爱他们，你就不会追随他们——至少不会追随很远。”

    鲍斯韦尔也有同样的感触。他写道，他“意识到自己对约翰生怀有一种深厚的感

    情，我把他看作我的良师益友……我认为我可以用我的剑捍卫他”。就连不谙剑术的弗洛伊德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传记作者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

    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主人公身上。在许多情况下，他们选择他们的主人公作为

    他们的研究对象，因为——出于他们的个人情感生活的原因——他们从一开始就感

    受到了对主人公的某种特殊感情。”(尽管这段话的其余部分略显刻薄，但不引用

    会显得不够真诚：“此后他们便将精力奉献给一项理想化任务。他们抹掉主人公的

    个人相貌特征；他们填平主人公一生中与内外阻力抗争的痕迹；他们不容忍主人公

    身上残存任何人性弱点或瑕疵。”)

    我开始比较有规律地去看望伊莎贝尔。一天晚上，我们沿着沙夫茨伯里大街散步，停下来看一个报刊经售人的橱窗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亲吻她的无法抑制的冲

    动。

    “你要干什么？”她从我迷迷糊糊的拥抱中挣脱出来，问道。

    (“我开始怀疑，传记作者的追踪特点常常会弄出一些具有喜剧色彩的事情来：总

    有一种流浪汉来敲厨房的窗户，暗暗希望能被请进来吃一顿晚饭。”——理查德·霍

    姆斯，《脚步》)

    “我要干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了。我撞在一个绿色的废物箱上，三个被压扁的空易拉罐叮叮当当

    地滚落到人行道上。但她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能忽视她所提出的异议。

    “不是我不愿意，只是因为我们俩认识的时间太短，我觉得那样做现在还不合适。

    我们俩只属于互相认识，我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够了。我不想匆忙去做

    任何事。我不是反对那样做，只是，啊，只是听起来有点荒唐。我想我们先得进一

    步互相了解了解。”“你的意思是——”我问了一句，弯腰去捡被我碰出来的杂物。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关系、朋友、工作、无法摆脱的烦恼、一切的一切。人们总

    想不失时机地做那种事。这是不是有点可笑？我这样说你介意吗？”

    我介意了吗？

    没有时间介意，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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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家谱

    大凡传记，第一页总要从研究高贵的主人公有幸出生的那个家庭开始。尽管伊莎贝

    尔说她一直在奋力“用锯子”锯断她的那根“脐带”，但在这里表示一下对她的家

    谱的兴趣也是自然的。

    这些家谱里有一种迷人的逻辑关系，它促使你去追索导致某个预选人物出世的一系

    列亲缘关系。其中有些分支至关重要，被培育成了相互勾连的枝杈，而另一些分支

    则被武断地与村民游乐会上未婚姑娘们的行为或与在女人堆里闻来闻去、对女伴图

    谋不轨的一辈子打光棍的男人们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家谱也有封建的一面。家谱上

    所展示的婚姻将直系与旁系分列；血管里流淌的纯净血统滋润着一组组越来越模糊

    的人群。

    最近我在查灵克罗斯路一家旧书店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莱蒂斯夫人传记，传记后面有一幅格罗夫纳家族的家谱。我受到了鼓舞，决定模仿该家谱优美的对称形式。

    “你知道，说起来很可笑，我不知道我父亲的确切年龄。比他老一点，”我们开车

    去剧院的路上在海德公园拐角处等交通信号灯的时候，伊莎贝尔指着旁边一辆由专

    职司机驾驶的豹牌汽车上打汽车电话的男人说。

    “只是我父亲要比他穷得多，很可能头发也比他少。他的头发压根就不多，年轻的

    时候也不多。不久前我们说要为他举办六十岁生日宴会，可他说没什么可庆祝的，这件事最后也就搁下了。我记得很清楚，可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他一向显老，一副穿开襟羊毛衫的老年人的样子。走呀，格兰，往前开，”伊莎贝尔说。这话像

    是在鼓励我们旁边的一辆车。那辆车似乎想停在那里不动，要等到信号灯再变成红

    灯才肯走。

    “你家里其他人的情况呢？”

    “他们的情况？有时候我想，我是被一只过路的鹳生在这里的。对我来说，家庭是

    一个奇怪的概念。我不知道我的堂兄弟、表兄弟都是做什么的。因为我的父母是出

    了问题后匆匆结婚的，这个家族的一些人便不再搭理我们。我那要面子的外公外婆

    ——我妈妈的父母——就不理我们。他们认为我父亲的家庭不够体面。他们也是反犹的。我的曾祖父几年后把我们接了回去。天哪!他却是犹太人，从波兰移民过来

    的。他先是住在利兹，给一位律师当学徒，后来就有传言说他娶了老板的仆人。那

    是一个单纯的约克郡姑娘，一个虔诚的新教徒。最后她的名字变成了赖茨曼，因为

    那是我曾祖父的名字。我该走哪条车道？”

    “这一条。”

    “谢谢。后来他们就生了我的祖父。祖父改名为罗杰斯。从小时候起，我对祖父的

    记忆就很模糊。他跟我奶奶住在芬奇利。他们家的气味闻起来像是医院，因为我祖

    父有皮肤病，得浑身抹药膏。我七八岁的时候，他们俩在大约半年之内双双去世。

    我母亲的祖父母很富有。我的外曾祖父曾在军队里服过役，在印度当过将军，所以

    他们家有很多印度纪念品。他们家也有一种悲观的气氛，因为我外曾祖父认为，哪

    里都不会有旁遮普邦那阴凉的阳台上舒服。后来有了我的姨妈——我母亲的姐姐。

    她到美国去了，很可能是为了逃避家庭。现在她和丈夫住在图森。她的丈夫杰西是

    一位生物学家。她已经完全美国化了。她的孩子们我既不太了解，也不怎么喜欢。

    他们打棒球、做拉拉队长什么的。我姨妈嫁的那个男人跟发明小订书机的那个人是

    亲戚。”

    “啊？”

    “哦，总得有人跟他是亲戚吧。这是我的一支表亲。父亲这边有一个堂哥和一个堂

    姐。确切地说，父亲的哥哥托米只能算是半个，因为六十年代他离家出走了，现在

    住在威尔士的一个活动房里。他写‘垮掉的一代’派诗歌，而且曾经是金斯堡的朋

    友，起码我爸是这样对我说的。但是，我读过一本关于‘垮掉的一代’的书，却没

    有发现他的踪迹。这大概是我爸想让他的哥哥听起来更值得尊敬吧。再说说我的姑

    妈贾尼丝。她的守旧与怯生到了病态的地步，一辈子没离开过英国，连度假也没出去过，一天打扫十遍屋子，看见饭里有根头发就会恐慌不安。有一回她在我妈做的

    意大利调味饭里发现一根头发，吓得差点被送进医院。

    “这就是我家的简单情况。我希望你千万别倒霉认识我的家人。不过起码他们帮了

    你的忙，省得你为我收集汽车音乐了，甚至使得我们去巴尔比坎这一路跑得飞快。

    那儿有一个停车位，咱们真走运!”伊莎贝尔喊叫一声，在一台水泥搅拌机和一辆

    运货车之间倒起车来。

    无论伊莎贝尔如何声称她讲得多么完整，鉴于有些分支已被她忽略，而有些分支她

    又声称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因而她家的家谱在现阶段只能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怪不

    得传记作家仅凭与几代家庭成员的接触、用官方档案和出生证明书证实了他们所讲

    的故事之后，就能绘制出一份家谱来。家庭结构之复杂是对传记作家的严峻挑战，需要他们花费大量精力进行研究。他们需要提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完整的看法；家

    庭成员与前夫或前妻所生的每一个孩子、每一封信件都需要考查；不朽的战争中所

    赢得的每一次胜利都需要核对，以免忘记。

    理查德·埃尔曼曾经对乔伊斯的家史进行过彻底的研究。我们之所以欣赏这样的传记

    作家，原因就在于此。埃尔曼居然会发掘出乔伊斯的父亲学龄时期的准确年表，发

    现这孩子于1859年3月17日进入圣科尔曼学院，因为不怎么喜欢它，遂于1860年2月

    19日离开；他还没有忘记告诉读者乔伊斯的父亲欠七镑学费没有交。像埃尔曼这样

    的人是非同寻常的。

    然而，由于热衷于档案资料，传记作家很容易忽略我们认识家谱的方式中一个细小

    而又重要的特点。尽管我们能努力回忆起父亲出生的年代及其住在新斯克舍的二堂

    弟的名字，回忆起他的二堂弟娶了一位珀思姑娘(是姓布朗温还是姓贝塔尼？)，但我们的故事却常常连一半也回忆不起来。我们的家谱如一团迷雾，日期与名字就像上学时死记硬背的国王和王后的日期与名字一样不可靠。我们既说不清从哪里

    来，又拿不准到哪里去。

    就在我们欣赏埃尔曼教授的严谨作风的时候，一个令人烦恼的疑问大胆地钻了进

    来。埃尔曼教授花费如此大工夫进行研究，主人公詹姆斯·乔伊斯真的了解他父亲的

    这些情况吗？也许他只是大概知道他的父亲不太喜欢圣科尔曼学院、家庭经济条件

    比较差，可他真知道父亲离开学院的日子是2月19日，而不是18日或20日吗？他知

    道父亲拖欠的学费是七镑而不是六镑吗？

    有人怀疑他不知道，而怀疑论者则会礼貌地干咳一声。在翻开档案之前，需要首先

    分清楚两类不同的传记资料。一类是一个人能够记得的关于他或她家庭的情况，另

    一类是主人公尚不了解的有关这个家庭的情况。

    这种区别似乎为一种新型传记的产生提供了机会。这种传记远不如传统的传记准确，但却比传统的传记可信得多。这种传记会舍弃他们的主人公自己不记得的所有

    生平轶事，着力反映他们本人如何理解自己的家谱，而不是一味堆砌客观上可能与

    家谱有关的日期和事件。

    我和伊莎贝尔开车去望楼剧院观看洛尔卡的戏剧《贝纳达·阿尔瓦的家》。撇开我们

    俩的谈话不说，我们刚坐下来时所发生的事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对伊莎贝尔来

    说，简直是可怕的)巧合。

    “哦，天哪!我妈在那儿呢，”她倒吸了一口凉气说。

    “在哪儿？”

    “柱子旁边，小心，别看。她来这儿干什么？她穿的那是什么呀？看起来像一棵柳

    树似的。我爸呢？但愿我妈不是同她的男朋友一起来的。干那种事她实在太老

    了。”

    “你跟她说过你要来吗？”

    “没有。我是说，我只对她说我想看这出戏，可我并没有告诉她有今晚的票。”

    “她在和一个人谈话，瞧见没有？”

    “咳，那是我爸。他刚才肯定是出去买节目单了。他要打喷嚏了。瞧，咱们去那

    儿，哟——咳。他拿出红手帕来了。但愿他们别看见咱们，散场时咱们赶快跑。要

    是走运的话，他们会忙于争吵而顾不得往这儿看。这里可是他们吵架的主要场所。

    妈会问爸把停车票放在哪了，爸会紧张起来，因为说不定他刚才一时大意，把票扔

    到废物箱里了呢。”然而伊莎贝尔并不走运，没过多久，她的父亲克里斯托弗·罗杰斯抬头向楼座上扫了

    一眼，认出了他的大女儿。而她却还在竭力装出不认识他的样子。为了不让她再装

    模作样，罗杰斯从衣着讲究、香水味扑鼻的观众群中站起来，并开始使劲地做手

    势，就像一个人在向一艘起航的游船挥手告别一样。罗杰斯仍担心伊莎贝尔看不见

    他这个疯子，就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妻子她的大女儿所在的位置。他还断定，如果妻

    子想扯着嗓子大喊“伊莎贝尔”，就像一个女人在一艘进港游船的甲板上认出一位

    失散多年的朋友时那样激动，剧院里的四百名观众绝不会阻挠她。

    伊莎贝尔微微一笑，面色阴沉下来，惊恐不安地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简直无法相

    信。快叫他们别喊。”

    关键时刻还是洛尔卡救了她的驾。灯光暗下来，罗杰斯夫妇很不情愿地坐在座位

    上，不时地交头接耳，指指安全门的牌子。

    这出西班牙家庭剧演出一小时十五分钟之后中间休息时，我们来到酒吧间。

    “妈，你来这儿做什么？”伊莎贝尔问。

    “我为什么就不能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晚上能出来寻欢作乐，我跟你爸也有权偶

    尔出来一回。”

    “那当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对这种巧合感到吃惊。”

    “你这衣服是在哪买的？是不是圣诞节我给你买的那件？”

    “不是，妈，是上个星期我自己买的。”

    “哦，很漂亮。遗憾的是，穿这件衣服，你的乳沟略显小了些。不过这都是你爸的过错。你知道，他家的女人都是这个样。”

    “你好吗，爸爸？”伊莎贝尔转身问父亲。此刻，他正表情专注地抬头望着天花

    板。

    “爸？”伊莎贝尔又问了一句。

    “很好，亲爱的。你好吗，我的小豆豆？今晚的戏你喜不喜欢？”

    “喜欢，你呢？你仰着脸在看什么？”

    “我在看他们的照明装置。他们使用的是新型钨丝灯泡，日本玩意儿，相当漂亮，耗电量很小，但发出的光很美。”

    “啊，真是太棒了，爸爸。哦，有一个人我想让你们两个都认识一下。”

    “太高兴了，”罗杰斯太太说。她几乎立刻信任了我，赶忙说“她真是个可爱的姑

    娘”，她生怕和我一起去看戏的伊莎贝尔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来，使我对她产生相

    反的看法。

    “谢谢妈，”伊莎贝尔无精打采地说，似乎她妈妈的话是老生常谈。

    “别理睬她，豆豆，她今天不痛快，”伊莎贝尔的爸爸解释说。现在他比较能平视

    世界了。

    “要不是有人老丢停车票弄得人心烦意乱，我的日子过得痛快着呢，”罗杰斯太太

    厉声说。

    “爸，你没丢吧？”“不，恐怕是丢了。最近的票特别小，攥在手里很容易掉出来。”

    铃声响了。一个预先录下的声音用悦耳的语调通知大家说演出马上又要开始了。

    “我很遗憾，”我们回到座位上以后伊莎贝尔说。“我敢断定，妈之所以来，完全

    是因为我对她说过这出戏。我做什么，她老是想模仿着做。有时候我真希望我的家

    庭能正常一点。”

    “他们看起来都正常呀。”

    “不知道，他们都怪怪的。他们是那种喜欢在学校召开的家长会上抛头露面的家

    长。我妈代表诺埃尔·科沃德的戏剧里建议在阳台上开鸡尾酒会的那种人；而父亲则

    拼命想当爱因斯坦，到头来还是平庸无奇。他们被错误地放在了现代世界里。爸爸

    虽然对灯泡情有独钟，却对现代技术一窍不通。他打电话时大声吆喝，好像声音是

    靠风传送的。他喜欢做饭，做果酱。妈妈在唱诗班合唱团唱歌。我小的时候，我们

    每次旅游都很引人注目。如果到外面下馆子，总有人点一道稀奇古怪的菜。我妹妹

    干这种事最在行。几年前她说，凡是带硝酸盐的东西她都不能吃。每到一个邋遢的

    旅馆，我父亲总喜欢问服务员墙上的复制画是谁的作品，好像一个比萨饼店里的色

    拉台上方会有伦勃朗或提香的原作似的。我想，父亲在这方面很讨人喜欢，他能在

    任何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人跟他谈话。在加油站，你只要让他自己呆一小会儿，他就

    能和什么人交上朋友，兴致勃勃地跟人家谈论起滤油器、政府的修路计划或烤鸡的

    最佳方法来。因为这一点，我妈都快疯了。她认为他那样做是故意要气她。可实际

    上，他是不由自主的。他是个大孩子，真的。”

    演出结束时，为避免停车场拥挤，我和伊莎贝尔在演员最后一次谢幕前就溜了出

    来。“我讨厌演员鞠躬时那种洋洋得意的样子，”她低声说，“它破坏了他们在演出过

    程中建立起来的所有美好想象，让你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是二十世纪末叶的英国人，而不是婚姻不美满的郁郁沉思的西班牙人。”

    我们提前溜出来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避免在剧院的门厅里再见到伊莎贝尔的父

    母。然而我们还是在往地下停车场去的电梯里碰上了他们。我们的这一计划也就落

    空了。

    “啊，我知道，你心里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跟像我们这样让人讨厌死的人出去吃夜

    宵，所以我连问都不想问，”伊莎贝尔的母亲说。对她所暗示的这番建议我们接受

    也不是，拒绝也不是。

    “别这么说!”伊莎贝尔回答说。

    “别怎么说？”

    “又在折磨人了。”

    “你说什么？我只是要你选择是否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已经在附近一家很好的饭

    店订好了位子，如果你和你的朋友能一起去，我们将非常高兴。克里斯托弗，你能

    不能让你的女儿别这么看我？”

    “豆豆，你妈的话你一句也不要听，按你们自己的安排用餐去吧。两周以后露西的

    生日见。”

    “谢谢爸；再见，妈妈，”电梯下到相应的一层时，伊莎贝尔说。

    “难道爸爸不是个可爱的人吗？”我们走到汽车旁边时她问道。爸爸的建议使她的脸上容光焕发。

    我们驾车穿城而过，最后在伊莎贝尔家附近一家挂着壁毯的印度饭店前停了下来。

    这时，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了她父母身上，并进而谈到了罗杰斯夫妇的情况与托尔斯

    泰关于不幸家庭的名言之间异乎寻常的微妙差别。

    伊莎贝尔的母亲曾经把她的三个孩子看作是累赘，等他们长大成人离开家之后，她

    又产生了被遗弃以及自己操持家务的职业告终的感觉。三位遗弃者的悖论是：他们

    也不时地像母亲希望的那样听她诉说，但仍不能使她恢复早年的情绪。对伊莎贝尔

    来说，她惟一逃脱的办法是假装自己每天都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今晚我不愿跟她一起吃夜宵我妈都快发火了，但她也会因此而赞赏我，”伊莎贝

    尔说。她扫了一眼菜单，偶然发现了一道唐杜里菜。

    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尽管罗杰斯太太在她种种特殊的情感中很看重温情，但

    她表现温情的能力却屈从于一种命令，那就是：在与他人敏感的感情接触中要冻结

    这种温情。她有区分真假脆弱性的巨大能力。她能够看出伊莎贝尔对朋友行为的不

    满仅仅是感情脆弱，或是对别人的古怪行为感到痛苦。如果是后者，她会不失时机

    地抽打她的伤口。

    她的外祖父母出身于富有家族。金毛拾獚死了他们能坐在路边哭好几个星期，但把

    一个还没有学会坐便盆的小孩子送进寄宿学校却连眼睛也不眨一眨。罗杰斯太太的

    父亲喜欢喝威士忌，或者说酗酒成性。如何评价他取决于一个人面对酒柜的态度。

    他把对教会和国家的作用的保守信任与自我权利的封建意识结合在一起。他喜欢朝

    在他的田地里野餐的人头顶上放枪；他曾经骑着一头公牛，嘴里用拉丁语喊着下流

    话穿过附近的一个村子；他曾经与当地一位法务官的妻子和女儿有染。他的妻子为维护他的尊严，并念及他的面部抽搐和排泄功能紊乱日益加剧而容忍了他。

    他们的女儿也并非没有受到恶习的感染。她依赖抱怨一切的能力求得情感的平衡。

    如果有谁愚蠢地安慰她接受命运，她就会非常难受。罗杰斯太太需要障碍物。她在

    父母身上、在她违心嫁给的丈夫身上、在她的孩子们身上、在政府、在新闻界、在

    她缺乏热情的时候以及在人性上找到了障碍物。

    她很崇敬强壮的男人(一方面她很喜欢一个骑着公牛穿过村庄的男人，另一方面她

    却嫁给了一个最温顺的人。很难想象克里斯托弗会在公共游乐场骑着一匹小马)。

    她不愿责怪自己心口不一，却每天抱怨丈夫不是另外一个人——通常都是抱怨他不

    是她上大学时认识的艺术家雅克，尽管也有例外的时候。

    罗杰斯夫妇住在金斯顿一所小房子里。这意味着罗杰斯太太已经远离了她所熟悉的

    生活方式。于是她就养成了对别人的富有冷嘲热讽的说话习惯。一些人把她的这种

    习惯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而另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是妒忌。她把自己的痛苦向世人

    展现；她周围的人们很快明白，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十年内将倒退到欧洲中世纪早期

    的愚昧黑暗时代。当有人问及这种全球经济转换的证据时，她就会向他们诉说起新

    建的金斯顿购物中心的奢华、当地艺术电影院的败落，以及公共场所狗粪的增加

    来。

    闲暇时间她喜欢收集动物形状的茶壶，猫状的、狗状的、兔状的、长颈鹿状的、刺

    猬状的茶壶摆了一大溜。她还有一套花状灯具。起居室里装的是大型郁金香灯；大

    厅里的玫瑰形灯若明若暗的粉红色光线照射着脱去礼服的客人。她的另一种兴趣是

    收集遮掩内嵌式壁炉的绣花屏风。她有二十多件这样的屏风，尽管她家里根本没有

    壁炉，更不用说内嵌式壁炉了。“那是她调动性欲的一种方法，”伊莎贝尔解释说。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刻薄的，因

    为只要她愿意，她知道该如何直接调动性欲。据伊莎贝尔所知，她在婚姻生活中出

    过事。伊莎贝尔常常被要求参加父母的调解会(我从中形成这样的印象：伊莎贝尔

    是这个家庭里惟一的成年人。当她自己也渴望犯此类错误的时候，我的这种理解可

    不是好玩的)。和这个家庭联系最密切的是伊莎贝尔的学校里一个女生的父亲。那

    位汽车商人打折卖给他们家一辆高档汽车，但他的主要目的则是打进罗杰斯先生的

    生活。可悲的是，当那位汽车商的妻子匿名将她的丈夫与罗杰斯太太在帕特莫斯岛

    海滩上一丝不挂的照片寄到他们家时(拉维尼娅曾提出要同读书俱乐部的伙伴去泽

    西旅行)，克里斯托弗毫不顾脸面，连一点妒忌的意思也没有，甚至故意将话题岔

    开，大谈起该岛与《伊利亚特》中某些章节的关系来。

    “你认为这衣服穿起来胸脯真显得平平的吗？”伊莎贝尔插话说。很显然，她私下

    里对母亲的评论总是很在乎的。

    “啊，我没有……我是说……”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跟平常一样。也许我并没有什么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你

    知道，不过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很抱歉，这是不是让你感到为难了？”伊莎贝尔

    问。她注意到我的面颊上掠过一丝淡淡的红晕。

    “一点也没有。这条马德拉斯提花窗帘。天哪!它们迷上厨房里的调味品了，”我

    指着饭店后面的双开式弹簧门回答说。

    “妈妈总爱对我的衣服发表意见，为它们找到了许多巧妙的、相当富有诗意的比

    喻。比如，她对我说，‘它让你看起来像是星际空间站的女乘务员，’或者说‘这

    件衣服穿在《大草原上的小屋》里上流家庭的姑娘们身上绝对合适。’”在这种评论背后，罗杰斯太太和她的大女儿暗暗搞起了一场令人疲惫不堪的服装比

    赛。拉维尼娅不肯服老，她跟生人认识不到几分钟就会对人家说，有人曾把她和伊

    莎贝尔错当成了姐妹俩。

    跟她外表方面的虚荣相匹配的只有她的谈话。无论你提到哪本书，拉维尼娅都说她

    看过，而且常常说不止看过一遍。几年前，伊莎贝尔曾经向她挑战，要她讲讲一部

    全景式的俄罗斯小说的情节，因为晚饭时她一直对那本书赞不绝口。“别这么无

    聊，”拉维尼娅厉声说。但她的愤怒与窝火暴露了她的骗局。她很少通情达理地直

    接承认自己无知。她知道别人只能用打赌向她挑战，那是用来对付说服不了的人的

    最后一招。

    “那么你父亲呢？”

    “啊，他还是比较可爱的，”伊莎贝尔说着，脸上泛起灿烂的微笑，“只是有点古

    怪。”

    为逃避性格复杂的妻子，罗杰斯先生把兴趣集中在生活的外围。他能够一连几个钟

    头跟人讨论《泰晤士报》上刊登的纵横填字游戏中第二个向下的提示语、非洲鸟类

    的迁徙、二氧化碳对大脑神经突触的影响，更不用说讨论购买水净化器的利弊或者

    图书装订中胶水粘接逐渐取代线装了。但他仍然不明白自己在家庭戏剧中所分担的

    是什么角色。

    无论谁说什么，都会使他陷入沉思。他会翻起眼珠，抬起头，连声说“是”，尽管

    引导他说“是”的评论并不比“如今想找到红苹果越来越难了”更有分量。他相

    信，人都是善良的，只要他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尽管这种缺乏怀疑的态度导致他被

    年轻、老练的同事超越而长期得不到提升，但他对此似乎并不介意。在他看来，只要家人能有个屋顶遮风避雨，他自己能继续读他心爱的佩皮斯的日记就行了。许多

    人都发现，他的超凡脱俗很有魅力，尤其是女人。于是乎，当他向食客们大谈自己

    的假想：佩皮斯的出生地应距一个世纪之后的塞缪尔·约翰生居住的戈夫广场一百米

    远时，那些人居然听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

    我在倾听伊莎贝尔讲述时想到，关于她的过去，有很多时候她肯定是在饭桌上讲述

    的，有时添油加醋，有时掐头去尾，所以每一次所讲的内容都有细微的差别，一是

    因为伊莎贝尔对她的伙伴们信以为真的情况半知半解，二是因为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的主动引导。这就像领一位客人参观自己的家，常常会被一个好奇的提问打

    断：“这里边是什么？”常常会因为要看一个特别的橱柜或者一个典雅的房间而背

    离原先预定的路线。这种背离跟我向伊莎贝尔提出的问题很相似。我问她她的母亲

    到底在婚姻生活中出了什么状况。我的好奇出于(常常如此，或者只能是如此)寻

    找同我的生活相似的情况，出于对一致性的探求，而别人的经历能够有效地解除这

    种探求的苦恼。从根本上说，欲望所要弄清楚的并不是我们对晚餐伙伴和传记究竟

    有多大兴趣，而是“我和这位朋友——拿破仑、威尔第或者W·H·奥登——究竟如何

    不同？”间接的问题就是“我要做什么样的人？”

    尽管伊莎贝尔所讲述的都是很早以前发生的事，但故事并没有固定的版本。每当要

    触及到虽经常讲述但从未提到过的敏感问题时，每当她出神发愣，陷入概念性的、自相矛盾的过程中时，每当她自问究竟感觉到了什么而不是向不知情的外人讲述自

    己了如指掌的情况时，伊莎贝尔总要停顿下来。这种停顿绝对与嘴里正含着食物无

    关。

    “我猜想，在我们家里，爸爸最喜欢我，”伊莎贝尔在一次这样的停顿之后

    说。“我比家里其他人更同情他。他的父亲很严厉，母亲很难相处。他爱他的母亲，时时得照顾她，当她烦躁不安的时候还得设法让她平静下来。我妈一贯傲慢无

    礼，盛气凌人。他娶我妈简直就像再现童年时就了解的情景。直到最近我才开始用

    不那么理想化的眼光看待他，但我仍然想知道他对我所做的事或我所结交的人是什

    么看法。我渴望得到他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的认可和意见，比如买哪种扬声器或

    读什么书。我妹妹认为我是个笨蛋，但很可能只是因为她妒忌我。顺便说一下，这

    道咖喱菜棒极了。你的菜里是不是香料加得太多了？”

    伊莎贝尔故事里的许多精彩之处都得益于她语言的节奏和用词。我开始意识到她独

    特的语言表达习惯。在这方面，她的英语与广播电台所使用的英语不同。她对词语

    的选用与其说是根据语法规则，倒不如说是根据心理学。在伊莎贝尔的英语里，邪

    恶或残忍的人仅仅是“笨蛋”，更多的时候是“捣蛋鬼”。这表明她对待违法乱纪

    行为、对待调皮孩子的不端行为的仁慈和友善，只要这种行为不是故意的道德败

    坏。每当她有什么不近情理的行为，她都要给自己贴上一个“笨蛋”(甚至“笨蛋

    太太”)的标签。这个词词典里没有，它的意思是某人像孩子一样拙笨无能。有些

    单词她说得有点像伦敦东区的土话一样轻快跳跃，特点是忽略单词里的e；她说tea

    cups时略去ps，把little说成liole；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

    读“perpendicular”和“disenfranchizement”这两个单词时，她的发音简直

    跟BBC的对外广播一样标准。

    和伊莎贝尔吃过那顿印度餐后的第二个周末，我有机会认识了她的妹妹。那天露西

    来还她借的几件衣服。

    “上来，芒奇金，”伊莎贝尔通过内部通话机说。她按了一下按钮，将门打开。

    不一会儿，一个高个子的年轻女子走进起居室，先拥抱了她的姐姐，然后又莞尔一

    笑。那笑容足以消除她的绰号可能使人产生的对她的体态的先入之见。“嗨，”她伸出一只手来说。“认识你我太高兴了。”

    “别那么夸张，”伊莎贝尔说，“你还没跟他说过话呢。”

    “可我知道他是谁，”她说。她的一双灰绿色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

    “想喝点什么吗？”伊莎贝尔问。

    “谢谢。来一杯杜松子酒就行了。”

    “正经点。现在是下午三点钟，而且你是在哈默史密斯，不是在好莱坞，”伊莎贝

    尔说。伦敦佬式的跳跃发音掩盖了她的第二个句子。

    “啊，那就来一杯毕雷矿泉水吧。”

    “我这里只有自来水。”

    “那就别麻烦了。请你告诉我，你究竟是干什么的？”露西转过身来问我。她还用

    手轻轻碰了碰我的膝盖，好让我重视她的问题。伊莎贝尔后来向我解释说，只要伊

    莎贝尔身边有男人，她的妹妹就会花费大量时间问这问那。此刻，她的行动就证明

    了这一点。

    我反问她做什么。“我做什么？”露西重复道，“哈，”她笑了一声说，“我不知

    道。我猜我是个学生。”

    “你干么要猜呢，露西？你就是学生嘛!”伊莎贝尔插嘴说。

    “啊，现在时兴这样说，”她边咬指甲边说，“我不像你，也不像爸爸或妈妈。”

    “没关系，”伊莎贝尔回答说，“你这样说挺好。”“我想也是，”露西答道，好像她过去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考虑过问题。

    伊莎贝尔所说的“典型的三明治现象”令露西很伤脑筋，因为她夹在一个姐姐和一

    个弟弟中间。与同胞姐弟比较起来，露西所表现出来的神经官能症特征之所以多得

    出奇，原因就在于此。伊莎贝尔对此颇感内疚，因为她是三明治的上半块，而露西

    则是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填料。

    露西对自己的智力缺乏信心。由于担心谈话超出自己的理解能力，她习惯于将谈话

    内容压缩在显然低于自己的水平以下。讨论首相的政治活动时她想知道首相如何梳

    头；讨论最近出版的一部小说时她会就该书的封面颜色与作者的眼睛多么匹配发表

    一番高论。

    她对伊莎贝尔的态度在钦佩与嫉妒中间来回转换。说起来令人难以想象，她曾经是

    一个发育不良、惹人讨厌的孩子，终日生活在招人喜欢的姐姐的阴影下。她曾经事

    事模仿姐姐。这种习惯一直延伸到她成年，甚至延伸到她与男人的交往中。对于伊

    莎贝尔来说，不幸的是，露西不仅仅想要一个像她的男朋友一样的男朋友，而且常

    常想要夺走她的男朋友。有两个男人跟她刚刚交往不久，露西就跟人家好上了，真

    是有伤风化。

    每当伊莎贝尔因为兴趣不合而断绝同一些男人的交往时，露西马上就会自己找上门

    去。那些男人对她很坏。她的性受虐狂性格经不起情感的挑逗，男人们往往用花言

    巧语就能把她俘虏，然后就用烟头烧她、打她。就是一头家畜对她好，她也无法忍

    受。罗杰斯太太可知道究竟该怪谁。

    “当心你对待她的方式。你老把她当成小孩惯她，难怪她会变成那样，”她指责伊

    莎贝尔说。每逢真正需要她负责任的时候，露西的行为中就会表现出偏执狂的症状来。伊莎贝

    尔想为她解除痛苦，但毫无办法。

    “你以为我从来就没有用功过，”就因为伊莎贝尔说了一句“天气这么热、很难集

    中精力学习”，露西便对伊莎贝尔怒吼道。

    “我可没有那么说，”姐姐回答说。“我知道你学习很用功。”

    “我猜想你对爸可不是这么说的。我昨天跟他谈过了。”

    “你什么意思？”

    “他说你对他说我在为考试发愁。”

    “你是在发愁嘛。”

    “可你也不能报告给他呀。”

    “我什么也没有报告，他只是问我你怎么样。”

    “哎哟，我可不想让他认为我不用功。”

    “他没那样认为，他知道你很用功——当然要比保罗用功。”

    保罗是她们的弟弟，他妈妈的掌上明珠。他既是男孩，又排行最小，所以受到了母

    亲的双重疼爱，但他却未能赢得露西、伊莎贝尔或罗杰斯先生的欢心。整个童年时

    代，姐妹俩一直在假扮西班牙宗教法庭欺负他，有一次还说服他相信：如果他能吃

    一只小青蛙，学校里的人就不会再欺负他了，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不顾一切

    地把伊莎贝尔从宠物商店买来的那个扭动着的小青蛙一口吞了下去。不过，他很快便发现自己上了当，从那以后也不再把有没有朋友当回事了。长大后，他爱上了激

    烈的运动，养成了好斗的性格。如果一个星期六晚上既有五品脱啤酒，又有一个争

    议性的问题(如果不是哲学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吗，老兄？”激起一场拳头

    殴斗，他就觉得这个晚上过得痛快。

    “所以我猜想，这是一般机能障碍的表现，一团糟的家庭都有这种问题，”妹妹一

    离开公寓，伊莎贝尔就叹口气说。这时，她们之间关于谁向罗杰斯先生说了些什么

    的争论仍悬而未决。“我现在不在家里住了。我尽量少去想它，但你毕竟是从那里

    走出来的，真要忘记自己的家庭是办不到的，你走到哪里就得带到哪里。父母的问

    题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你的问题。我妈妈被她妈妈弄得神经兮兮的，于是她也要把

    我弄得神经兮兮。你知道，都是些神经兮兮的东西。不过，悲悲切切地浪费一个下

    午总是不好。很抱歉，我是个非常糟糕的主人。你要不要吃点饼干？”

    传统的家谱是从封建时代开始的，它首先强调的是系谱和生卒日期。然而在一个更

    注重心理学的时代里，传记的责任主要还是记录这种事实细节吗？听伊莎贝尔讲述

    她的家庭，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能不能尝试一种新的传记结构，不去追溯代代相传

    的土地、头衔、家产，而是注重追溯感情性格的遗传。简言之，能不能写一部家族

    神经谱呢？

    伊莎贝尔从欢乐宝库中继承的有一部分是矛盾情绪：她是否应当拿其中的任何一种

    欢乐当真。一读到失业者的贫困、生活标准的降低、癌症病人的痛苦，她就怀疑这

    些郊区人的抱怨是否合理。她认为，与其让他们抱怨，还不如送给他们一些(巧克

    力或燕麦片)饼干。

    我想用一句题外话来结束对神经家谱的简短描述：对儿童时代的事情耿耿于怀是何

    等荒唐可笑啊!“不管怎么说，我的父母已经为孩子尽到了最大努力，也为我的爷爷奶奶尽到了最

    大努力。所以说，把时间花费在琢磨自己两岁时出过什么事儿上，那实在是太可惜

    了。”

    然而，几周以后，伊莎贝尔去父母家里庆祝妹妹的生日时，故事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没有打扰你吧？”她问。第二天上午，她一早就给我打电话。

    “没有，我正准备熨衣服呢。”

    “星期六上午九点半钟熨衣服？”“我知道有点傻，可我睡不着了。我讨厌熨衣服，所以我想，现在随便弄弄算了，反正只有五件衬衣。”

    “哦，我喜欢熨衣服。如果你答应给我买一份像样的午餐，我帮你熨。”

    “说定了。”

    “好。”

    “你妹妹的生日过得怎么样？”

    “糟透了，”伊莎贝尔回答说，但接着她欲言又止，就像一位客人担心他们讲的笑

    话逗不笑一起进餐的人，于是就先说一句“您知道，真的并不怎么可笑”，以降低

    大家的期望值。

    “我只是很生我妈的气。挺幼稚的，”她接着说。

    原来，那天快吃完饭的时候，罗杰斯太太嘲笑似的提到一件往事，说许多年前她把

    伊莎贝尔给她的玩具熊当床用的一条“又骚又臭的旧地毯”扔掉了，伊莎贝尔难过

    得什么似的。

    “为那个难过还有多大错吗？”伊莎贝尔问。

    “啊，很可笑，你跟我闹了好几个星期的别扭。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原谅我

    了，”妈妈回答道。

    讲述这件事的时候，伊莎贝尔发出一声怪笑说：“事实上很可笑，我意识到我在某

    种程度上还没有原谅那个老妖婆。二十五岁的‘我’中仍然有一个六岁的‘我’，这个小人儿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愤愤不平。”按成年人互相责怪的正常标准说，伊莎贝尔童年所受的这种痛苦只值得嘲笑而不值

    得同情；然而按儿童的标准衡量，这都是些戏剧性事件。但这些戏剧性事件能使儿

    童兴奋或痛苦地度过这段年龄，而这样做在成年人看来似乎是值得尊敬的。六岁时

    失去一条毛毯的感受是无法与六十岁时失去一条毛毯的感受相提并论的。

    伊莎贝尔接着回忆说，有一次她在幼儿园里画了一个房子，自豪地拿给妈妈看。妈

    妈用取笑的口吻说：“这可不能算好，你忘记画门了。你打算叫里面的人怎么出

    来？”结果伊莎贝尔哭了一场。

    一个人受了这样轻微的批评怎么能放声大哭呢？然而，如果站在伊莎贝尔当时的立

    场上看，这种批评也许是一个象征，表明妈妈对她花费精力做的事将始终抱着讥笑

    的态度。

    可想而知，从那以后伊莎贝尔的敏感性外面又多了个保护层。如今她已能够忍受母

    亲最尖刻的谈话，已能忍受在伦敦大街上和出租汽车司机一起挤车，已能忍受别人

    骂她娼妓，并能同样有力地反击男人们对她的侮辱了。但她始终不主动冒犯别人。

    然而在成年时的不可侵犯性下面，人人都有一些早年留下的纵横交错的伤痕。这些

    伤痕从远处看小得可笑，从近处看又极其严重。它们是皮薄如纸的儿童受到的伤

    害，而不是皮厚如象的成年人受到的伤害。

    所以，无论伊莎贝尔对她的父母是什么态度，无论她多么不愿美化自己的历史，所

    发生的事已经足以为众所周知具有傲慢倾向的主人公开一张单子了：

    我绝不对自己的孩子做的事

    1)“我决不强迫他们吃煮过头的花椰菜，”当天晚些时候伊莎贝尔解释说。在熨烫

    之前，她先把旧衬衣的袖子展开。“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小的时候妈妈总是强迫我吃非常不卫生的蔬菜。不仅如此，她还给我讲中国儿

    童挨饿的故事吓唬我，说他们吃饭要比我省事得多。有一次，她说她已经找到了一

    个可爱的中国小姑娘，名字叫山莳。那小姑娘面前有什么吃什么。等领养手续办好

    以后她马上就来把我们换过去，吓得我痛哭流涕。因为她总是这样吓唬我，所以我

    认为妈妈不喜欢我。她对我和露西说，要不是为了我们，她早就拿到了博士学位，说不定现在已经在电台主持文艺节目了。我绝不愿看到自己的孩子十五岁的时候对

    我反唇相讥说‘我可没要求出生’。”

    “你没有？”

    “我知道，这是陈词滥调，可在当时似乎挺富有戏剧性的。”

    “那你妈妈怎么说？”

    “她倒很坦白。她说她也没要求出生，但同样的不幸也降临到了她的头上。所以我

    们不妨还继续过下去。”

    2)在往一件保护得较好的蓝衬衣的领子上喷水时，伊莎贝尔接下去又责怪她的父

    亲，说他没能给自己以足够的判断力去认识世界经济现状。社会上有一种看法：女

    人无须为衣食担忧。正是因为这种过时的、颇具骑士风度但实际上却特别具有破坏

    性的观念，使得他一直不参与(或眼睛盯着天花板)为伊莎贝尔至关重要的谋生之

    道作决定。他对伊莎贝尔的要求也从来没有对保罗那么严。

    她在学校里不会做错事。这本来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在她的家里，得了A等成绩

    不奖，得了Z等成绩不罚(在伊莎贝尔看来，无论好坏都是她的努力换来的巨大收获)。伊莎贝尔认为这对她是一种侮辱。从那以后，伊莎贝尔就像有的人拼命想得

    到赞许那样刻苦学习——因为赢得公众的广泛赞赏似乎是另一回事，稍微松懈一点

    就会被冷落。

    3)“性生活方面我绝不随随便便。我的父母竭力追求现代，但结果却开放得出格。

    记得十六岁那年我对父母说口交很棒，我母亲只是说；‘是的，你将来会发现的。

    不过口交要想做好很难。’

    “她让我服避孕药。由于拖着脚步出去找医生不是什么令人激动的事，所以她就来

    到我的房间对我说，因为我经常去找一个男孩子，所以最好采取些‘保护措

    施’。”

    4)“我想我还是不在家里偏袒谁为好。我知道我父亲喜欢我，不喜欢我妹妹。这也

    许是好事，可实际上事情很复杂。因为我爱露西，所以知道父亲更爱我，我心里很

    不是滋味。如果有时候我跟她处得不好，那大多是因为我的负罪感。老得拿出大姐

    姐的样子照顾她，这也太难了。我认为这也反过来影响到了保罗，他也得承受露西

    的不安全感带来的冲击。她一直在挑唆他，竭力在他和母亲之间制造矛盾。因为他

    是母亲的宠儿，这当然也令她恼怒。”

    5)“我也绝不以让孩子感到内疚为武器向他们要求什么。我母亲经常要我做这做

    那，可她明明知道我没有时间做或不愿做。于是她就说：‘哦，我早就明白，我知

    道你对我是啥看法。现在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在你眼里，我肯定像个傻老太

    婆。’她的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最近患白血病死了。她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我正在

    接另一个电话。所以，我当然说等我接完这个电话以后再给她打过去。可她

    说：‘不，不，千万别打，亲爱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我知道你有多忙，所以

    我不想占用你的宝贵时间。’就好像她最好的朋友死了，我忙得连跟她说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似的!

    “我无法容忍以可怜的形象作为影响别人的方法。如果想要什么，你就直说，不要

    愁眉苦脸地强迫别人给你。我讨厌母亲假装批评自己实则话里有话的说话方式。她

    会说：‘我太让你讨厌了，’目的无非是想防止自己失望。她自己讽刺自己，而且

    陶醉其中。她就像一个想买T恤衫的胖子，嘴里光喊‘危险，胖子’，就是不肯节

    食。”

    6)“我还要更加尊重我和孩子们之间的界限。我母亲把我的爱情生活看作是她的事

    情的理所当然的一部分。有一阵我和一个她确实喜欢的男孩子谈恋爱。后来我得

    知，我们的关系断了之后她还和那个男孩子保持着联系。从我小的时候，她就向我

    吐露我不愿意知道的事。我十一岁那年，她对我说她认为我父亲有外遇。这使我第

    一次推测并发现她的婚姻出了问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这种事是不应该对一个小

    孩子说的。有一天，她晚上十点半给我打电话，向我诉说她和我父亲过得多么厌

    倦，还告诉我必须‘多选择几个’。为了证明她的观点，她接着说：‘听听你父亲

    睡觉时打呼噜打得多响。这种噪音我忍受了四分之一世纪还要多。’她还把听筒放

    在父亲的鼻子上，好让我听见。”

    “听见什么？”我以病态的好奇问道。

    “你知道，就是那种打酣的噪音，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可怜的男

    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她把我带到他们的婚床上。我认为这是违法的。

    “好了，五件衬衫熨完了。你记不记得里茨家的电话号码？”

    无论这个单子有多么长，无论伊莎贝尔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她总算是令人啼笑皆非

    地向我做出了保证：到一定时候她也会想出更具有创造性的新办法来激起她自己的孩子对她的怨愤——所以说，要研究孩子抚养问题，只能指望得出不可避免的失败

    的结论，而不是成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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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厨房传记

    伊莎贝尔的冰箱里有一盒巧克力，那是她在美国的姨妈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上面标

    着“大陆精品”，装在一个棕色的纸板盒里，盒子上有一道粉红色的曲线。每一块

    巧克力都卡在两层瓦楞塑料纸槽里。

    伊莎贝尔要出差一周。因为我住得比较近，她问我能不能顺便到她家里替她浇浇她

    养的一棵植物。那是一棵绿色的小东西，它的学名我从未听说过，可她管它叫夹

    子。从它那紧紧贴在一起的尖叶子看，倒是蛮像的。

    “冰箱里的东西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全归你了，”她补充

    说。我过来执行浇水任务时，相信了她的话。

    冰箱里的东西不多，有一罐青果——西班牙产，但写的显然是希腊语、一瓶番茄

    酱、一盆麦淇淋、两个苹果、一个胡萝卜、一些贴有“仅凭处方供应”标签的药

    物、一罐香蒜沙司、一些黑樱桃果酱；一听金枪鱼罐头羞羞答答地藏在第三排架子

    上，在牛奶和“大陆精品”左边一点。

    冰箱的外面，足球场上正进行一场历史性的比赛。于是在给夹子浇水之前，我从冷飕飕的冰箱里拿出巧克力盒子，在电视机前坐了下来。我没想到我竟如此贪吃。如

    果不是足球赛场上形势出现转机，如果不是我那么傻，吃一两块也许已经够了。等

    我关上电视机的时候(我支持的队丢人扫兴，吃了败仗)，十二块巧克力已被我吞

    进肚里。我匆匆将包装巧克力的箔纸捏成小团儿，埋在盒底，又把剩下的重新摆放

    好，让人看起来没有吃那么多。我压根没想到那株夹子——后来的陪审团成员——

    正在墙角里喊着要一杯水呢。我离开了伊莎贝尔的住所，一门心思想的都是那个英

    国守门员未能捍卫住国家的荣誉。

    “他死了，”伊莎贝尔回家后惊叫道。从电话线上就可以感受到她的悲哀。

    “谁死了？”我边问边考虑他们家谁最有可能患心搏停止。

    “夹子。他渴死了。”

    “我很遗憾，”我回答说。这时我才意识到罪恶之深重。

    “你没有浇他，对不对？”

    “不，”我喃喃地回答说。考虑到自己罪大恶极、后果严重，我不由自主地撒了

    谎。“不，我浇了。只是天气太热，这几天这里一直很热。天哪，一直很热，热得

    真令人难以相信。我一直开着窗户睡觉……”

    “你撒谎。你没有浇他，土都干透了。我希望你诚实。你错了我不在乎，我讨厌的

    是撒谎。还有，你走的时候不关灯，还把我所有的巧克力全吃光了。”

    “我没有。”

    “你吃光了。”“我只吃了几块。”

    “所有好吃的东西你全吃光了。你以为我是谁？难道我会吃该死的柠檬冰淇淋果

    冻？想发胖吗？”

    事已至此，我只好赔偿。所以下班之后，我来到一家百货商店。那里出售一系列价

    格高得叫人破产的巧克力，是欧洲大陆上两个比较古板的国家出产的。然而面对比

    利时和瑞士的糖果，我意识到，伊莎贝尔气势汹汹地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连一个也回

    答不了。

    为什么她吃一个“该死的柠檬冰淇淋”竟是不可想象的？柠檬冰淇淋是什么东西？

    更能引起食欲的巧克力是什么做的？块菌状的，白色或咖啡色，中间夹有利口酒或

    焦糖？那么，我以为她是谁呢？

    这些就是我在百货商店里遇到的大问题。我注意到，一个包着头巾的女人看见我在

    盒子之间咬着指甲犹豫不决显得很不耐烦，但那些盒子确实使我很为难。既然不能

    再对线性传记抱什么幻想，我不得不寻找合适的办法去观察伊莎贝尔。我没想到在

    开始阶段像她的胃口这样的小事竟会把我弄得焦头烂额。但她的问题使我的无知明

    显地暴露出来。

    仅从摄取食物所占用的时间考虑，食物是所有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伊莎贝尔吃早

    餐用十分钟，中午吃快餐用二十分钟，晚上有滋有味地吃晚餐用四十五分钟；一天

    之中，吃苹果、干果、松脆食物和巧克力饼干还要用去一刻钟。这样算起来，她一

    生中有13685小时是在吃东西——这还不算准备过程或狂饮作乐后的后悔时间，这

    些时间加起来很可能多达15000小时。

    然而食物却很少在传记作品里露面。尽管我们对柯尔律治生平的研究使我们觉得我们比他本人还要了解他，但他为什么爱吃春天的蔬菜仍然是一个有启发作用的不解

    之谜；尽管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关亚伯拉罕·林肯与奥斯曼男爵经历的足够多的情况，但我们仍难说出亚伯拉罕·林肯是喜欢吃煮鸡蛋还是炒鸡蛋，奥斯曼男爵是喜欢吃羔

    羊中部还是后部。

    与此相似的是，E·M·福斯特曾经悲叹自己在小说里缺乏烹饪热情(他与传记的历史缘

    分是很深的)。他说：“食物能把小说中的人物吸引到一起，但从哲学上说，他们

    很少需要它，很少喜欢它，而且如果不明确地要求他们吃，他们也很少摄取它。他

    们互相渴望对方，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但我们也同样不断地渴望早餐与午

    餐，这一点小说里却没有反映出来。”

    如果说我们对食物的渴望没能反映出来，那是因为——也许是出于偏见——某些活

    动要比另一些活动更能反映我们的个性。福斯特的传记作者们忽略了他最喜欢的食

    物(茄子、葡萄干布丁)，那是因为他们把反映他的个性的要素定位在了跟他睡过

    觉或他投过票的人(年轻女人，自由党人)身上。

    然而，一个人的个性似乎能够在其微不足道的行为与癖好中、在一些原先被认为毫

    无象征意义因而容易忘记的领域、在其直接用易拉罐喝饮料或直接从袋子里捏葡萄

    干吃的方式中表现出来。凡是听到过恋人解释他们的激情结束的原因的人都会意识

    到，我们倾向于将一个人的本质定位于在公开场合认为鸡毛蒜皮不屑一顾，私下里

    却认为极端重要的小事上。那位恋人可能会说被拒绝者的宗教、职业或文学方面情

    趣如何如何，但这还不如面包屑有说服力。也就是说，两人激情的结束可能是因为

    被拒绝者喜欢狼吞虎咽地嚼面包，连刀叉也不肯换一换，还用一块面包将肉汁擦得

    干干净净。一个人凭直觉了解的细节要比那位恋人所说的任何理由都更能解释两人

    关系破裂的原因。人们可能会自负地认为胃口与揭示人物个性毫无关系，但胃口是不可忽略的，因为

    它是通向人物秘密的途径。在吃完那顿著名的肉馅饼之后，约翰生博士不是曾经对

    鲍斯韦尔解释过吗：“谁也无法为一个人立传，除非跟他在一起吃喝过？”(他还

    可以加上“分享过几块巧克力”——假如1776年牛津大街有“大陆精品”的话。)

    1843年，希梅内斯·杜丹发觉，对真正的传记作者来说，口味是责任的象征。他

    说：“我无法医治自己的传记情结。假如我知道哪本书上能读到恺撒吃鸡蛋放几粒

    盐，我此刻就去找出这一珍贵的文件。我怀疑那些不喜欢小细节的大才子——他们

    是书呆子。”

    假如说我们确知的有关传记人物的饮食资料对读者具有吸引力的话，那是不足为奇

    的。有人认为，马奎斯·德·萨德最喜欢吃调和蛋白；卢梭对梨子大加赞扬；萨特惧怕

    有壳的水生动物；普鲁斯特从豪华旅馆订烤鸡；尼采喜欢吃牛排加煎蛋卷蘸苹果

    酱。这种猜想不是也具有某种魅力吗？

    因为那个包着头巾的女人已经用小推车朝我肋骨上戳了两次，所以我不再犹豫不决

    了，将赌注下在一个盒子上。盒子上贴着一个不协调的标签“苏黎世乐趣”。

    “多谢，”当我把盒子送给伊莎贝尔的时候，她说。“瞧，上面有一幅湖的照片，还有瑞士名人的画像。你真不该买这个。我那是一时性急，看到夹子死了，还有其

    他等等，但巧克力的事根本没什么。何不帮我吃呢？我太胖了。”

    我不打算冒险犯第二次错误。尽管我和伊莎贝尔下棋的时候打开了的那盒巧克力就

    放在我们面前，我还是不准自己的手拿一块。

    “走哇，”伊莎贝尔一再催我。她注意到我在克制自己的食欲，便说：“吃不完它

    们会走味的，要不然就得让我发胖。”我一方面被她的邀请弄得直流口水，而另一方面则需要得到更多的信息，需要了解

    伊莎贝尔最喜欢吃哪种巧克力，由此间接地了解(仅就柠檬冷甜点而言)伊莎贝尔

    究竟是谁。

    盒子里有一张小图表，标明了每种巧克力的质量和夹心。于是我停下游戏，开始研

    究起来。

    “嗨，够了，你这个猴子，”伊莎贝尔打断我说。“咱们能不能接着下？不就是你

    的马遇到麻烦了吗？这也不值得改换研究对象嘛。”

    “我说，你用茨温利螺旋形花饰蛋糕做什么？它有一个干果糖底座，上面是轻轻搅

    打成糊状的、用白兰地调味的——”

    “嘘，我讨厌白兰地。别搅打搅打的，我想在《今日园丁报》来之前把棋下完。”

    我不情愿地回到棋盘上救我的马，尽管它的勇敢与黑色的盔甲早在前面提到的小插

    曲开始前十分钟就已经无法改变它死在一个小卒手里的命运了。“可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那巧克力，它意味着什么呢？我和希望弄清楚恺撒

    往鸡蛋上放多少盐的希梅内斯·杜丹对传记具有一样的热情，但巧克力能告诉我伊莎

    贝尔是谁吗？假如恺撒往鸡蛋上撒的是十二粒盐而不是十一粒甚至十粒，杜丹又能

    从中悟出什么呢？

    当我们从心理学的视角去看待食物时，接踵而来的可能是其意义上的“数不清理

    论”。可食用产品已经不再局限于常识范畴；喜欢萝卜亦不再是喜欢一种草本植物

    的根，它已经进入了象征性的层面。根据各人不同的分析倾向，它可以变成残酷无

    情的符号、妄想狂的符号，也可以变成心胸宽阔的符号。

    伊莎贝尔从来也不曾将她的关于食物与个性的理论系统化，但她当然认为将它们系

    统化是值得的。她偶尔在超市进行的工作之一是对顾客作“小推车测试”，根据人

    们购物袋里的货物推断他们的生活水平。

    “瞧那个怪人，”巧克力事件和解几天之后她低声对我说。当时我们正在一家超市

    里排队等候付款。我们前面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高个子绅士正在付钱。他买了一罐

    鳀酱和一瓶胡桃油。

    “你瞧，那家伙绝对是对儿童有色情倾向的类型，失贞处女幻想狂——但同时又是

    极右分子，很可能赞成对盗窃汽车收音机者判极刑。”

    “嘘，你小声点。”

    “别吓成那样，他听不见。你往后看，后面这位真会保护。”

    伊莎贝尔所说的那个购物者已经匆忙摆好写有“下一位顾客”的塑料挡板，以保护

    她买的两听番茄、六个洋葱、三听金枪鱼和一罐强力沙司。那女人在橡胶地毯上每向激光扫描仪挪动一寸，就要重新调整一下她买的东西，并小心翼翼地防止伊莎贝

    尔买的食物越过界限。

    “可你不能够像这样轻易判断一个人，”我反驳说。

    “为什么不？”

    “因为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是那样。”

    “是吗？”

    “哦，假如有人根据你吃的什么判断你，你愿意吗？”

    “我觉得满好，也许还是结识那个人的好办法呢。”

    伊莎贝尔讨厌边吃边做别的事，而不讨厌边吃边谈。边吃边看电视的人达到了堕落

    的顶峰。她担心“我和哈比的缘分将会在半独立式的小屋里一边看电视新闻一边把

    托盘放在膝盖上吃晚餐的时候结束”。这的确象征着她对枯燥婚姻的忧虑。我曾听

    到她谴责她父母的一位朋友，说“那人用餐的时候看杂志”；她曾以厌恶的口吻提

    到过她的一位男朋友边吃边浏览体育网页。即便是她独处的时候，无论她准备多么

    简单的晚餐，她也不肯分散注意力。她绝不会边烤面包片边看第二天的天气预报。

    她跟踪调查过一项饮食美学研究。那项研究是从饮食的作用与营养的层面进行的，远比感官研究深入得多。研究指出了快餐店的不足之处，不是根据它们所出售的食

    品，而是根据那里的食客无一例外的粗野吃相。

    但即便就食欲而论，有意义的饮食方式也应当与纯粹的随便方式区别开来。我们对

    人的印象很少是根据可靠的事例得出的。我们可能会觉得某个人在社交方面局促不

    安，但却说不出究竟为什么，直到一位更有经验的观察者提醒我们说，有一次他主动伸出脸和手招呼我们，接着又在一个不适当的时刻尴尬地把脸和手缩了回去。

    我知道伊莎贝尔缺乏耐心。她是那种不是嚼而是吞维生素C的人。但最能反映她的这

    一特点的代表性事例，还是我们一起在比萨饼店里度过的那天晚上的一幕。事情是

    这样的：正当我系统研究如何将比萨饼切成片的时候，她选择了一种迂回的方法：

    每逢到了最诱人的时刻她就先停住，把不好吃的皮慷慨地送给我吃，还预言

    说：“再吃一口我的肚子就爆炸了。”

    伊莎贝尔的购物篮里的东西表明，她的烹饪程序既不会复杂，也不会太长，因为里

    面根本没有香草精，没有蛋糕原料，也没有带骨的大块牛肉。没有耐心的厨师不相

    信时间是一种善意的力量。他们认为，拖延时间只能增加风险，暴露弱点。这正好

    说明了伊莎贝尔喜欢意大利面食的原因，具体体现就是放在橡胶地毯上的三包意大

    利扁面条。她嫌大多数意大利面食番茄味不够浓，就买了许多听浓缩调料，让浓缩

    调料与番茄片的比例达到大约三比一。她知道这样做不规范。她做这道菜比做其他

    菜更没有把握(考虑到自己对烹饪信心不足，伊莎贝尔总是设法降低期望值，做出

    的饭只要能吃就行)。

    不吃意大利面食的时候，伊莎贝尔常常习惯于吃自己。

    “你在做什么？”我问。在我们动身去大街以前，我注意到她正把大半个手往嘴里

    塞。

    “哦，没什么，”她回答说，并迅速地将手藏在座垫下面。

    我离开房间片刻，回来时又看见她在那样做。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她似乎是在用

    嘴咬左手两个指头之间的某个地方。“是不是起水疱什么了？”我问。

    “不过是一块茧子，”伊莎贝尔回答说，面颊微微泛红。

    她的左右手上各有一处死皮，在食指的根部。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就想撕。(到底

    为什么事不痛快另当别论。伊莎贝尔似乎有一系列的烦心事：

    1.她是不是丑，如果丑，丑到什么程度。她的体重曾经历过几个危机阶段，特别是

    在停止游泳的一段时间里。我吃惊地获悉，认为自己太胖的想法会整天在她心灵上

    投下阴影。

    2.她的工作是不是合适。

    3.她是否有真正的朋友——从饮食学的角度看，这种关注可以与她不愿单独去饭店

    吃饭联系起来。面对别人的疑问，需要有这样的信念：一个人总能找到陪自己吃饭

    的人。

    4.她是不是在浪费生命，是应当多读书还是应当专注自己的事业)。

    “那些死皮什么味道？”我问。

    “啊，有点像鸡肉，”她回答说，“就是没有鸡肉软。”

    伊莎贝尔与鸡肉关系很好。她晚饭最常做的就是鸡。她喜欢切下鸡胸脯炸一炸，然

    后加蘑菇和少许辣椒粉做成松软的奶油沙司。

    有意思的是，伊莎贝尔今天从超市买的那块鸡肉既去了皮又去了骨。她害怕上面带

    有过多自然器官的食物。她买生菜时宁肯多掏点钱，也要买预先挑好的、洗过的叶

    子，以避免从吓人的泥疙瘩上往下掰叶子。这种担心也正是她的篮子里没有水果的原因。有一次她吃桃子吃出一条虫子来，从

    那以后再不吃桃子。她不吃带核的葡萄；她不喜欢吃浆果，因为里面藏有小昆虫。

    心理学家可能会将这些习惯同她对旅游的态度联系起来，因为她从来就不是那种背

    着背包徒步旅行的人。她喜欢呆在家里，除非能够轻易得到享受才肯出门。

    “现金还是支票？”出纳员问。

    “啊，现金，”伊莎贝尔回答说。这时她才从忧郁的梦中醒来。

    “十八镑三十三便士，亲爱的。你如果需要，那儿有小推车。”

    “一点也不便宜，”伊莎贝尔低声说。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汽车跟前时，我试图用假设的问题改变她低落的情绪，让她愉快

    起来。

    “假如让你设计世界上最理想的最后一餐，不管花多少钱，给你完全的选择自由，你认为你会吃什么，白鲸鱼子酱，肯尼亚羚羊肋肉，鹌鹑蛋，巴黎糕点……？”

    “别，我一想起来就恶心。你所说的‘最后一餐’是什么意思？”

    “啊，你知道……”

    “不，怎么会是最后呢？是我老迈年高了，还是我快被处决了？是我要自杀了，还

    是要相信上帝了？”

    “这跟相信上帝有什么关系？”

    “从基督教的观点看，相信上帝的人可以幸福地要一顿十道菜的饭，明知道这是最后一餐也丝毫不害怕。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脱离肉体活下去。这对每一个想吃巧克力

    又怕大腿和屁股长脂肪团的人来说再理想不过了。”

    “你相信上帝吗？”

    “这个问题太大了，可不是在地下停车场能讨论的。我相信的可不是让你吃饭的那

    种上帝。如果真要我准备最后一餐，我想我会十分着急的。我会吃掉我的双手，而

    不仅仅是我让你看的那些干皮。”

    事实证明，伊莎贝尔不愿动用她的想象力设计一顿最后的晚餐跟她的胃轻微受寒有

    一定关系。回家后不久她就躺倒在床上，只喝了一碗清汤。

    一夜的疾病使伊莎贝尔龟缩进一个无声而痛苦的壳子里，这与她平常的脾气格格不

    入。它提醒我们，另一个人个性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物质微粒不稳定平

    衡基础上的假象；我们总是乐观地把健康本身当作“我们自己”，但健康本身很可

    能只是潜藏于我们的器官冲动中的一系列怪物之一。

    疾病可能会残忍地将我们变成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自我的无能的代表。我们要求手臂

    活动，手臂却傲慢地保持着无精打采的姿态；我们的温文尔雅让位于可怕的尖叫；

    敏锐的思维让位于无法容忍的昏庸。疾病带给我们的还不止是肉体的痛苦，它还像

    盲目的爱情一样，使我们一想起来“我还能再成为我自己吗”就心烦意乱。它能搞

    乱我们习惯性的脑力活动。有些意见我们似乎一向确信是我们自己的，但疾病能使

    那些意见显得格外陌生，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在那种梦境里，我们离开家庭的安

    逸，到一片稀树草原里过一种危险的生活。

    如此看来，传记作家们不愿意提及胃可能是起源于一个更可以原谅的想法，那就是

    不愿意承认这一器官及其所在的肉体会强迫我们在朦胧的状态下受折磨。在那种朦胧的状态下，那个我们不牢靠地称之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正在侍奉着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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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回忆

    催促别人回忆过去无异于强迫他们在枪口的威胁下打喷嚏，效果注定是令人失望

    的。因为真正的回忆就像打喷嚏一样，不是随意就能做到的。当然，有些东西经常

    被我们错当成了回忆，比如当你问我中学毕业时的成绩时，我就去搜索文件柜。其

    实那只是一种机械的本能反应，是这一现象微不足道的同类物。与过去的真正碰撞

    应该是不分时间距离的即时性对我们的袭击；它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回忆，而是发生

    在时间口袋以外的东西。真正的回忆能够溶解回忆本身与现时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三十岁的时候我们突然回到二十岁时在森林里的一次旅行中，吃着夹有粉红色的肉

    火腿的三明治。回忆不是以另一个人的唐突提问强加给我们的，而是三十年后在一

    家火车站小餐馆里偶然闻到的相似的三明治气味启发我们的。

    “是的，正是如此。不论管它叫什么，它都是普鲁斯特瞬间，”伊莎贝尔的朋友克

    莱斯特领悟到了这一点。当时我们三人坐在一家酒吧里。克莱斯特一直持有和我相

    同的看法(二手的观点，但尚未有人注册)。伊莎贝尔默默地从蜡扦上将蜡烛油挑

    下来，分成小块，然后再把它们放进火焰里。

    “你读过普鲁斯特的传记吗？”伊莎贝尔抬起头来，以怀疑的口吻问克莱斯特。

    “我？”“对，你。”

    “读过一点，啊，没有读过，”克莱斯特不自在地回答说，“我是说我有那本书，看过一些评论文章，但就是抽不出长假日……”

    判断一位作家水平的方法也许就是看他的观点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从来抽不出长

    假日读原著的人们所接受。不幸的是，那本书我也只读过二十来页。从伊莎贝尔看

    克莱斯特时的目光判断，似乎最好是换个话题或者建议打道回府。

    然而几周之后，当我和伊莎贝尔在我的一位朋友家色彩鲜艳的沙发上坐着时，这件

    事似乎又成了适当的话题。我朋友的沙发是一个橘黄色的框架结构，上面覆盖着一

    种彩色垫子。其中一个垫子是用一种蓝色的毛茸茸的材料做成的。我看到伊莎贝尔

    把它拿起来，用手轻轻地抚摩一两次，然后低头闻了闻。

    “你在做什么？”趁主人去厨房准备饮料，我悄悄地问她。

    “真有意思。这个垫子和我小时候穿的睡衣是用一模一样的材料做成的。你知道我

    说的是哪一套吗？那是一种单件连衫裤，也是这种深蓝色，前面有一条大拉锁，两

    只脚套是直接缝进材料里的软塑料。小时候我最喜欢穿，感觉到又安全又自由。我

    记得有一次洗澡，妈妈给我穿上一件。我穿着那个小壳子围着房子跑来跑去。由于

    某种原因，我记得那天阳光灿烂，黄昏时分屋子里充满了橘黄色的光线。那是母亲

    准备打发我和妹妹睡觉的时候，也是父亲下班回家的时候。晚上是妈妈对孩子们管

    束最松懈的时候。她总要喝一杯酒，抽一支烟，甚至会变得非常温柔。你觉得我能

    不能问问你的朋友这些垫子的来历？”

    我对普鲁斯特的研究可以说是蜻蜓点水，但我读过塞缪尔·贝克特写的一本对他很有

    见地的评论。所以我知道，无须过多的推断便可以确定，伊莎贝尔坐在沙发上突然回忆起来的她童年的轶事就是所谓普鲁斯特瞬间。普鲁斯特关于回忆的思想介绍了

    一种判定过去复苏的复杂方法。这种方法弥足珍贵，但却具有传记性质。最常用但

    却美中不足的方法是通过自愿回忆。有一次在电影院里的灯光熄灭之前和伊莎贝尔

    的谈话中我曾经使用过这种方法。当时我问她小的时候在哪里过夏天。“啊，洛

    桑。在我父母的朋友莱芒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要不要再来点爆米花？”这种回忆是

    自发出现的，因而它无疑是可靠的，也是改变话题的前奏；它是一道重新加热的

    菜，而不是在煎锅里劈啪作响的原料。

    另一方面，非自愿回忆则是在别人没有提出问题的情况下人们被不规则运动的“现

    在”碎片、著名的玛德莱娜蛋糕或不那么著名的毡垫撞击进“过去”的怀抱里。那

    种“过去”将会像“现在”一样真实；它存在于一切感知之中。谁也无法预料这种

    灯彩会在何时出现，而只能偶然遇到这些曾经是、现在又死而复生的逝去了的世界

    的一部分。

    还有一次我和伊莎贝尔去游泳。池子里的氯气味比在电影院里的任何提问都远为成

    功地唤起了她童年时的回忆。我们游第三圈的时候，一个划桨的小孩子溅了伊莎贝

    尔一脸水。她抹了一把眼上的水说：“天哪，它使我想起了往事。”我回头看看，仿佛那小孩子是个熟人或是某个熟人的后代。伊莎贝尔游了过来，向我讲述她小时

    候知道的另一个有氯气味的池塘。她说，从那个池塘边放眼望去，目光可以穿过莱

    芒湖看到法国的阿尔卑斯山，有些山峰上夏天里还覆盖着白雪。她曾在那里学过游

    泳。由于在水里呆得时间过长，指尖都被泡得起了皱。她妈妈说“就像渔民的手一

    样”。贮藏室里有大黄毛巾，毛巾上扯满了蜘蛛网，爬满了黄蜂。伊莎贝尔取一条

    大毛巾来，用脚趾头夹住一头的两个角，将另一头蒙在头上，做成一个毛巾帐篷。

    阳光穿过毛巾照进帐篷里，她觉得舒适极了。帐篷外面正发生着更奇怪的事。她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