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旁白

    前言

    引言

    章节摘要

    第一章：当代资产者阶层

    第二章：当代“买办”者阶层

    第三章：当代中产阶级

    第四章：当代知识分子

    第五章：城市平民和贫民

    第六章：农民

    第七章：中国农民工

    第八章：中国当代“黑社会”

    第九章：中国“灰社会”

    附录：

    关于土地的杂感

    关于青年和新中国的杂感

    关于“体面”与“尊严”的思考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旁白

    梁晓声，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

    地》、《今夜有暴风雪》、《年轮》、《浮城》、《泯灭》、《一个红

    卫兵的自白》、《九三断想》、《九五随想》、《凝视九七》、《中国

    社会各阶层分析》等。在本期东方大讲堂上，梁晓声做了题为《中国当

    代人文教育中的缺陷》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阐述了文艺现象的多种性

    质，强调了文艺的自觉性的特点，并由此引发出中国当代人文教育中的

    缺陷这一深刻的命题。演讲受到了阅会者的欢迎。

    梁晓声： 我请大家预先就理解我，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觉得中国是(处

    在)一个故事过剩的时代，不是所有的思考都可以在笑声中进行的，因

    此可能我今天的话题，有一些枯燥，有一些凝重，在我开始切入本次讲

    座的话题之前，我觉得有几个前提，或者说有几个概念，首先要跟大家

    来探讨，我们在讲的是文化现象，而非文艺现象，更非文学现象。但是

    若排除了文艺和文学现象，文化这株人类社会的长青大树上，便会顿时

    失去一些绚丽的叶片和浆汁饱满的果实。

    文艺和文学是人类文化的最初的叶片和果实，如果我们转身向历史

    回望，两千余年以前，文艺六美神的说法在人类的社会中，就已经是一

    种共识了。那是指文学，包括诗、散文、小说、神话、童话、戏剧、绘

    画、雕塑、歌舞、建筑。

    而一百年前才开始有了影像艺术，即今天的电影和后来的电视，被

    叫做第七艺术女神。我们同时也应该知道，除了以上七种文艺形式，文

    学尤其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标识，宗教也是，民俗传统也是，服装设计也

    是，历史遗迹也是，庆典仪式和礼貌习惯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我们今天简直可以反问，还有什么不是文化呢？还有什么不在

    文化之中呢？所以我认为，凡有史的现象，它就必成文化，而凡带给我

    们娱乐与欣赏的，那么便是文艺。

    文艺的现象有以下诸种性质，第一种性质是一直以来，影响着人类

    的精神面貌和心灵状态，一言以蔽之，影响着我们人类的人性质地，并

    且提升我们的文明程度。我们说一个社会文明与否，归根到底乃是指人

    的文明程度，其次才指其他。

    第二点，一直以来文艺都具有娱乐人类的性质本能，或者进一步

    说，没有人类的娱乐要求和欲望，人类文艺的创造性，便失去了一种主

    要的冲动。人类集体劳动时的哎呦哎呦的号子，便是第一句歌，劳动之

    后围着火堆的情不自禁的蹦跳，便是第一次舞蹈。

    第三，一直以来文艺又都有商业的属性，文艺商业化绝不是从今天

    才开始的，这种性质几乎是与商业交易的萌芽意识同时的。

    第四点，就是一直以来，文艺也具有自身调适的能力，在这种调适

    的过程中，某一种新的文艺品种诞生了，某一种丧失吸引力的文艺品种

    萎缩了，甚而被淘汰了。而某些将被不淘汰的文艺品种，它对于人类而言意味着一种宝贵的记忆，具有人类文化的标识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竭

    力的加以保护。

    大学和图书馆，就是保护这一类珍贵的文化的地方，而另外一些将

    被淘汰的文艺品种，其良好的成分，如果它确实有非常良好的成分，我

    们舍不得，它就会被本能地嫁接，或者分解到其他的文艺品种中去。更

    有一些文艺的品种就真的消亡了，这是很无奈的事情，这是一种规律。

    那么第五点，文艺的最重要的一种特性，乃是它的自觉性，这一点

    被我们今天谈论到、意识到和重视到的程度是最不够的，甚至我们几乎

    很少听到，关于文艺的自觉性的感想。他的自觉性基本上体现于两个方

    面，即文艺自身在其表现形式和审美原理方面的创新自觉性，为了实现

    这一种自觉，文艺有时会不顾惜商业利益之多少，那我在这里举个例

    子，就包括我的这部书，因为我写小说已经写了将近30年了，我今天肯定对小说有了我新的

    认识，我一定要按照我的新的想法来写，那么这个新的想法就是包括，在这部书里我一再地强调，这不是一部仅仅讲故事的小说，这部小说里

    要给读者，比故事更多些的元素，这里要有我对于时代的思考，我对于

    时代的思考，要通过我笔下的人物去体现出来。

    它的最初的出版，应该是在今年以月份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完成的

    过程需要我作妥协，这个妥协那就是能不能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改一改，能不能加强它这方面，那方面的故事性，可读性或者等等，我一定是尊

    重读者们对于故事的要求的，我要有情节但我一定不能情节化，我要有

    戏剧的片断，但我一定不能使我的小说完全地戏剧化。

    挑战了小说故事性的话，印数少一点吗？或者印数会很少吗？那我

    的回答一定是，我甘愿。出版社甘愿吗？如果出版社不甘愿，把书稿给

    我，这就是文艺家有时他一定要排除这一点，这是他自身在文艺创作

    中，他的理念。我不能说这种理念是对，这种尝试一定成功，一定得到

    大家的认同。但既然我今天认识到了这一点，在我这里我认为，我写了

    这么多部作品的时候，现在只有这样写我才觉得我进步了的时候，那关

    于商业的规则，必须在我这里向我让步，其他我不在意。

    那么除了文艺的这一种自觉，文艺有时也还有另一种自觉，那就是

    它的人文自觉，我们叫的文艺的人文元素和人文内涵，为了这一种自

    觉，文艺有时候也会不顾商业的利益，以上两种自觉都是可贵的自觉，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由不同的文艺家来体现，文艺若丧失了这

    一种自觉，而只保留前几种因素的话，那么这时候的文艺在在看来，便

    是生病了的文艺，让我们来以诗为例，古代便有这样的诗，泥瓦匠，住

    草房，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

    唐诗中也有这样的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

    是养蚕人。那么如果纯粹用审美的吃的标准，来衡量这样的诗的时候，它在审美的天平上是不够分量的，它所体现的是诗性的人文，如果诗中

    竟没有这样的诗，那诗在人类的文化中，就从来也没有承载过人文。这

    些诗所提出的一种启示就是，社会要注意了，我们的社会要进步的话，那就应该使编凉席的人，起码他们家里不睡光床。

    那就应该使卖盐的人他家的厨房里，理应有一罐子盐放在那。

    我们就应该使养蚕的人，我们社会要考虑这一点，养蚕是那么的不

    容易，绫罗绸缎都是由蚕(丝)织出来的，蚕丝的最大的价值，商业的

    价值，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有些人垄断了呢？是不是养蚕女获得的这

    一种商品的利益太少了呢？社会的不公平是不是就在这呢？这才是我们

    理解这些诗的愿意。文学、诗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向社会提出质疑，而

    提出质疑，社会如果重视了这一点，社会就进步了。

    这是我对文学的自觉性的一种认识，那么在文学的诸种特性中，我

    强调了文学的自觉性，在文学的两种自觉性，我强调了人文主义的自

    觉，但是请朋友们不要由而发生误会，以为我认为文学只能是这样的。

    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也不认为据此就应该要求作家，一生只循着一种文

    学理念来写作。不能要求作品一律都呈现这样的特点，甚至也不能仅以

    次来评论文学作品的好坏。那我们知道范仲淹他虽然写，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他同时还写过，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

    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然后还写道，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他

    也写过这儿相当个性情绪的，甚至相当忧郁的诗，同样的一位诗人，这

    都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能对于文学说，我刚才讲了那么多，然后大家

    发生一个疑问，现在我们的文学病了，我们的文学都应该是这样的，那

    也等于我在这里贩卖着偏颇。

    但是我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这20年，中国的文化现象，在目前是最令人欣慰的，我们的大众已经享有了最为丰富的文化娱乐的形式，我们的文化艺术本身在创新上，形式上，也都有了非常快的一些变化。

    因此我们往前推溯，中国1949年以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文化曾呈现得

    像今天这么能动。

    这10年应该说是最好的，它差不多和唐朝的某一个时期相一致，那

    么为什么又说文化的缺失呢？文化的缺失不是从最近10年开始的，它是

    从1949年以后开始的，开始了一种断裂，甚至这个断裂在1949年以前，在近代文学那里，在“五.四”前后，就已经开始了。

    今天我们看自己的文化，如果觉得差强人意，如果觉得还缺失什

    么，那是由于我们曾经出现过断裂。那个断裂依然在今天的文化中，留

    下了文化断裂的深堑和疮疤。那时候我们叫做17年，1949年到“文革”，这17年差不多每年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因此那时一个爱读小说的人，差

    不多是可以把中国17年中出版的长篇小说都读遍的。

    读遍也不过就是一年读一部半新书而已，因此几乎没有了宣传的困

    难。那么我们的出版这17年中，20余部，主要的有17部，这17部长篇小

    说，更多的是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这也是一种文化本能，刚刚一

    个新中国诞生了，经历过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的浴血牺牲，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这时有许多亲历了这场战争的人们，他们要表达，在战

    争过程中牺牲的战友的英雄事迹，而这个民族需要在废墟上，几乎是废

    墟上，建立一种民族自信，因此这种歌颂革命事业本身的，这种文学作

    品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缺失，在那些年代里，几乎我们没有一部写爱情的

    文学，我们没有一部写普通家庭生活的文学，甚至连中篇小说都非常

    少，我们没有自己创作的情感的歌曲。

    我们中国的当时的年轻人，都在唱苏联的歌曲，或者民族爱情歌

    曲。我们的题材太拘束了，而最重要的，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突然发现，一旦1949年建立了以后，没有贫穷了，而事实上贫穷是存在着的，怎么

    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就没有贫穷了呢？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啊，许多我

    们的百姓的生活几乎是一无所有啊，但是我们的文学中没有贫穷，没有

    贫穷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文学中也就几乎没有同情，没有贫穷，文学

    中还哪来的同情呢。

    革命文学中的英雄人物，也几乎只有性别差异，个性差异，他内心深处的一己情怀很少，他几乎没有错误，因而是一些不必自省的人。

    革命文学笔下的英雄人物是很少自省的，他们如果自省的话，也最

    多只是一个词忠诚，忠诚与否就够了，他们做错了事吗，他们有内疚

    吗，对什么人内疚。在我们的作品中都是少的，那阶级斗争呢，它的不

    可调和和永远持续的你死我活，你存我亡，在我们的文学中被强化了。

    那么比如说连儿童戏剧中都出现过《刘文学》这样的作品，这个戏剧我

    不知道，我想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知道。《刘文学》是发生在四川某地

    的一个真人真事，少先队员刘文学在公社的海椒也就是辣椒地里，发现

    了70多岁的一个老地主，他在偷摘公社的辣椒，刘文学发现了他，捉住

    了他，要带他到公社去。老地主就哀求，我把海椒也给你一些，刘文学

    不答应，在这个事件中可不可以调和一下呢？也不过就是几只海椒而

    已，但是不能调和，不能调和就变成了你死我活，因此结果就只能是老

    地主，70多岁的老地主，把少先队员刘文学扼死在海椒地里。

    加入我们的文学在一个政权在夺取政权之后，依然以这样的方式，来教化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它是很令人遗撼的。

    那阶级斗争多么的普遍，甚至就在我们的亲朋好友之间，就我们的

    亲情之中，比如说《千万不要忘记》，这是毛主席的语录，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然后就有了一幕这样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那时在全

    国已经演遍了，它是什么内容呢，也就是说，一个青年工人，他的丈母

    娘，也就是他的岳母告诉他，你何必天天加班，又不给钱，你何必参加

    什么技术革新小组，你有那个时间可以做一点自己的钳工活，做钳工

    活，给别人修理点什么，你挣的钱给我，我给你存着，然后买了一件48

    元的哔叽上衣。

    当然我们可能认定说，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大家都忘我地劳动着的

    时候，这有一点自私。但也就是有一点自私而已，他的老丈母娘肯定不

    是对共和国很危险的敌人吧。而且都以这样的眼光，来看自己的老丈母

    娘的时候，包括看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就没有和谐了。

    首先在家庭里就没有和谐了，而且剧名还要叫《千万不要忘记》。

    阶级斗争几乎就在身边，那么到了“文革”十年，我们都说红卫兵做

    了许多坏事，确实当年的红卫兵做了许多，给我们这个时代留下创伤的

    事情。有些红卫兵，因为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是很凶恶的，鞭笞

    人，拷打人，以造成和欣赏别人的痛苦为娱乐，而且认为这种娱乐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以把别人的尊严踩在自己的脚底下为能事。只要这个

    别人有了哪怕稍微一条小的理由，被列为是敌人，那就够了。

    我们不能不说，这样一些青年身上体现出的这样一些病态的言行，和我们文化的缺失有关，和我们的另一种文化教化也是有关的。这都是

    由于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如果我们的文化中不断地让我们的孩子，多读

    一点屠格涅夫的《木木》，多读一点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和

    《小天使》，多读一点《悲惨世界》，“文革”中就会少一点凶恶的红卫

    兵啊。

    我觉得在以前的17年中，如果论电影的话，上海电影制片厂是功不

    可没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上海电影制片厂在按照周恩来总理所说

    的那个寓教于乐的方针的时候，做得非常好。全国只有上海电影制片

    厂，在三年困难时期前后，拍过什么《满意不满意》《今天我休息》

    《大李老李和小李》《女理发师》《女篮五号》这种轻喜剧形式的电

    影，我们在重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它们)所传达的都是怎样使人和人

    之间增加了解，不要互相伤害，消除误解，构建和谐社会。所以我对上

    海电影制片厂，始终是另眼相看的，当然后来就到了“文革”，“文革”十

    年我们写了很多作品，大家都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这也是一种文化

    本能。

    要赶快补课，补课的第一遍就是先要矫正，我们以前文化和文学的

    不自然的轨道。我和我的同行们在那十年中，我们尽力而为了，尽管大

    家今天说，你们那十年中写的什么样的作品啊，那些作品早可以归入历

    史了，我们应该忘记啊，或者等等，那些作品没意思，写作水平如何如

    何。但是我们努力了，须知在那十年中，还有清除精神污染，反击资产

    阶级自由化，那时的作品加入我们今天里看的话，几乎没有污染啊。

    和今天来比，那些作品的内容，我那时候写小说写到情感的时候，爱情的时候，甚至包括性爱的时候，都是自觉抵，删节号。我那时候小

    说中一段一段地充满了删节号，说两个人拥抱在一起了，删节号，他们

    就要亲吻了，删节号，对吧。我们是那么样的自觉，可是还是我们哪里

    有污染吗？还是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吗，对吧。这个任务我们没有完

    成得很好，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些作家，我和我的同行们每每想起来，大

    家觉得我们内愧的方面，给我们的时间太短，当年给我们的创作半径也

    太小，我们自身写作能力，经验也太缺乏，但我们努力了。

    那么我们看到，1949年以后我们没有自己的安徒生，没有自己的王尔德，雨果、涂格涅夫，这里我要说，也恰恰是在上海，张乐平老先生

    在1949年以前，曾经塑造了，用漫画的形式塑造了一个三毛，流浪儿。

    它流浪着，无家可归，却吃少穿，但同时他是那么样地富有同情

    心，其实我记得有一点就是说，富人把他认为自己家的养子，要给他过

    生日的时候，他把街上所有的流浪儿都引到自己家里去，你们吃吧，你

    装吧，对吧，非常可爱的一个形象。但1949年以后我们没有了贫穷，所

    以也就不需要有三毛了。因此三毛变成了小虎子，在快乐的社会主义生

    活中，做着好人好事等等。那么与《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等相反，我们

    会看到即使在《雷锋日记》中，都体现出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化的不

    自然的，非人文的一种性质。比如说，当然我们知道，我自己很喜欢雷

    锋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包括《年轮里就有这样的情节，饿着肚子，浑

    身没劲，还在生病，放学的时候看到人家推货车，还要帮人家推，人家

    拉车的人给了我半块透明的、油汪汪的东西，我以为人家的感谢一定是

    好吃的，是半块腊肉之类的，放在嘴里就吃，人家说，孩子我给你的是

    半块肥皂。

    我们那时候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还是要做好事，学雷锋，我们喜

    欢雷锋，尊重雷锋，尊重雷锋精神，在《雷锋日记》中有对同志要像春

    天般的温暖，这一点我是永远拥护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只限于对同志

    啊，如果他不是同志可能就不这样，对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我觉得

    我对自己的工作就是夏天般的火热。对错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这已

    经有点使我害怕了，因为我们纠正一个错误的过程，有时候是比较复杂

    的，我要认识到，要给我时间，一个人的错误怎么可以，像秋风扫落叶

    一样地就纠正了呢。

    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我是不同意的，而且

    我们有时候可能不能辨识的清楚，可能把那么多不是敌人的人，误认为

    是我们共和国的敌人。这些文化中都缺失着这些部分，那么这个时期一

    旦结束，我们几乎极块地就面对着一个商业的时代，商业时代来了，它

    对文艺有了另外的一种推动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它的商业时

    代来临了的时候，来补上它曾经缺失的那一文化课程，这个时候，这种

    补课，将比任何时候更为艰难。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一些人，几个人，一厢情愿地就能够达成的。

    文化的课程，我们说我们在科技方面，在经济方面和西方是有差

    距，相差半个世纪，相差多少多少，我们发展人家也发展。文化的课程

    我们相差了多远，200年前人家有安徒生，200年前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我们也相差非常远的一段历史，这一课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慢慢地补

    上，我们也需要有耐心来做。

    但是我们就是看(20世纪)90年代的在商业的情况下，比如说给孩

    子看的，我个人觉得，比如说我们的《黑猫警长》我觉得也挺好看，我

    们还有《葫芦娃》。但是我们能屈指可数的给孩子们看的有益的动画

    片、连环画是那么的少，倒是电视一旦普及了之后，人家的来了，人家

    的《毛虫凯蒂》对吧，一个毛虫怎么样变成蝴蝶的这个过程，他和所有

    的那些昆虫接触，它的那种忍让，因为毛虫凯蒂一次又一次地被别的动

    物们所嘲笑，真丑陋，毛虫是很丑陋的，它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它谦

    虚、自卑、我承认我丑陋。但是据说毛虫是可以变成蝴蝶的，我在朝着

    这个方向走去，最后它变成那么美的一只蝴蝶。

    这个儿童故事多好呢，《苦儿流浪记》或者叫《潜力寻父记》，在

    那时一集电视剧播完了之后，看得孩子们都是眼泪汪汪的。那讲的一个

    孩子走潜力来照他的父亲，歌词是走啊，走啊，无论走到哪里，爸爸我

    一定要寻找到你。这就是人文，还有《草原小屋》美国开发西部时期的

    一个家庭，没有丈夫的一个家庭，带着六七个孩子要盖起自己的小屋，我依然记得当时的一个细节，一个孩子想，我能为家庭做什么呢？他去

    收废品的人那里去，利用几个星期天打工，然后收废品的人问，你到底

    要什么，你要多少钱，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要你院子里的这个浴缸，我和我们的妈妈把小屋盖起来了。这个收废品的人非常感动，然后孩子

    就用一条托绳，把那么巨大的一个浴缸，拖回到自己的小屋那里，他在

    很远的地方突然发现家里失火了，看到救火之后的母亲、哥哥弟弟们，而且大家都埋怨他，就是由于他走之前，因为什么什么事情，哥哥是恨

    不得要打他，你到哪去了。他是我想为家里拖回一个浴缸，什么是教

    育，什么是心灵的教育，什么是品质的教育，情感的教育。

    我认为我们的文学中太缺少这些了，所以我们今天发现我们的孩子

    不一样，和别国的好象有些差别，我们很困惑，一方面是由于独生子

    女，独生子女想不自我中心是非常难的，我们的孩子如果有这个愿望，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克服自我中心，而不是仅仅职责他们，你为什么

    如此地自我中心。我们帮助过吗？我们了解过一个孩子如果一旦是独生

    子女的话，他在人性方面，人性成长方面是有缺陷的。那么我们变成什

    么呢？我们的文化没有像别国一样，可持续地，自然而然的，像河流一

    样流到今天。它在中间断过了，断环我们不曾很好地接上过，我们应该

    有的我们没有，我们原来有的我们也被颠覆了，你们回忆一下如果在以上的，(20世纪)90年代或者什么年代，我们的文化中出现这样的情

    况，我个人把它看成是中国文化现象中的嬉皮士文化，颠覆文化，什么

    正义，什么同情，什么仁道主义，什么崇高，什么自我牺牲，都拉倒

    吧。

    玩文学，玩深沉，玩这个，玩那个，总之我们什么都不相信，我们

    认为文化中所传播的这些都是虚假的，我们对于潜意识非常有兴趣，我

    们面对一篇散文，如果是在传达同情的，我们就会暗自心里想，拉倒

    吧，别作秀了。

    谁知道你是不是心里真有同情，我们的一切写文章的人和这样的文

    章，都处于这样一种尴尬之中，我们的孩子在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不

    会怀疑一加一等于二，没有人会说为什么等于二。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不

    怀疑万有引力，不怀疑勾股定理，我们都会说就是那样，你记住，好好

    学，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考试通过，你才能由初中而高

    中而大学，你获得文凭等等，而且告诉其他们这是客观真理。客观原理

    客观定义。但是我们的小学中学高中，给孩子们讲过人文价值观念，人

    文价值理念吗？

    我们告诉过我们的孩子说，不许说谎，不能损人利益，及时我们这

    样说，孩子又要说为什么做呢？我们能够解答吗。那么这里有个什么问

    题呢，就是说客观的真理虽然存在，但是客观的真理也会受到质疑呀，因此我们说客观的真理也是相对性的。

    许多客观的原理都被后来的科技所校正了，连对于时间的概念，不

    是说现在也有人在挑战《时间简史》吗。客观的原理，客观的定义，放

    在那不动的这些，它是不断地经过修正，但是稳定的观念依然放在那，客观有相对性，也有主观性，而我们同时也得知道，因为我的孩子就跟

    我辩论，我的学生也跟我辩论，你说的那些我们就是认为没有标准，我

    们就是认为它不可衡量。

    你说一个人富有同情心，那是他看那个事情他同情，我从另一个角

    度看我可以不通勤，凭什么要用你的主观来代替我的主观呢。你说那个

    事情不对，我说那个事情就是对，我也认为我对，这是一种文化虚无，数千年的人类用了那么多的主观，最后所达到的一个共识，它就具有了

    客观性。否则的话，我们不是丧失了评判文艺的这个标准了，评判文艺

    如果没有标准了，以上的全部的谈话都没有了意义，而我们一个时期，甚至可能包括在大学里，都在把这么荒唐的一种文化思想，我认为这不是文化思想，传播着，我们颠覆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用我们的理解，去

    稳定的，普适的价值观念太少，我们中国人到现在我们还相信什么。

    就是说，这是对的，难道你生活在一个，任何对错都没有标准了的

    社会里，你反而会觉得活得更自在了吗，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所说的那

    个，构建和谐社会，基础在哪呢？公平是标准，正义是标准，人道主义

    是标准，同情是标准，爱心是标准，这些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随时

    都可以看到，体会到，我们甚至还要弘扬这些，关键就看自己相信不相

    信，你不相信，什么都没有。

    如果你认为，你生活再一个什么标准都没有的社会里，你更幸福的

    话，那你自己同时也就什么都不是，这是我的结论。那么我们看到西方

    不太一样，人家到现在的话，比如说《哈利波特》《指环王》那里都有

    了有情，有了责任感。

    《指环王》在我们这里，我们当成大片来看，我们的眼睛只看到特

    技，而我跟一个美国人家长谈过，他说我们当然要鼓励我们的孩子看，一个西方的孩子，那两个孩子一个像美国的，一个像英国的，看我们西

    方的这两个强国的孩子，要把一个指环去毁掉，为了世界的和平受了那

    么多的艰难险阻，像你们中国的唐僧取经一样，我们教育我们的儿童这

    样，我们拥有这样的电影。用我们的理解这就是主旋律啊，我们如果仅

    仅用政治的思想，来代替人文情怀的教育是不对，这二者不完全一样

    的，那包括我们看美国电影的话，还有人家《钢琴家》《钢琴课》《海

    上钢琴师》《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美丽人生》《美国丽

    人》《克莱默夫妇》，包括人家美国也拍过《雨人》啊，《雨人》是一

    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就是说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功半成功的男子，他正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突然告诉他(他)的父亲死了，他生他的父亲的

    气，多年没有来往了，父亲小时候伤害过他，然后他回去说我参加他的

    葬礼，只用一天，一个仪式我就回来了，但是听说我父亲还有些钱，我

    要继承去。

    开着车和他的女朋友就去了，匆匆的参加了葬礼，这不过是一个仪

    式。但是律师告诉他，给你的，就是小时候你所喜欢开，而你父亲不愿

    意给你的那一部老爷车。就给我这么一点点吗？我父亲应该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包括。律师说，还有几百万，在另一个人名下。那个人是

    谁，他马上想到许多许多，最后才证实他有一个弱智的哥哥，一直在医

    院里，他的父亲临死把几百万落在这个哥哥的名下，要为哥哥交医疗

    费。他觉得太不公平了，他一个雨人，一个弱智的人要那么多钱，而我就要结婚了，为什么不落在我名下。他要把他哥哥骗出来，从医院里骗

    出来，我来做你的监护人，能不能达成一个法律上的，把这个钱转给

    我，我来照顾我哥哥不是很好吗。

    律师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他想了很多诡计，把哥哥

    骗出来，一路走或者等等，哥哥使他感觉到那么可笑，不能容忍。但最

    后他终于忍无可忍，想把哥哥抛弃的时候，我也不要钱了，这哥哥我也

    不要了，但是那时哥哥和他建立了感情。在路边上下着雨，他看到他也

    淋湿了，哥哥也淋湿了，他开车开走了，最后看到哥哥那么孤独，无家

    可归，望着他，雨人，弱智的人，不会招手，喊不出话来。他突然觉得

    他这样做不对，把车开回去，看到哥哥早已泪流满面，这样的兄弟俩拥

    抱在一起，我们缺少这样的电影，我们缺少这样的小说，我们的投资者

    不给这样的影视投资，我们的出版家看到这样的小说的时候，如果考虑

    这能吸引人吗？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最后，我想说什么是人文，非常简单，它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人

    道主义，同情心，爱心，平等观念，公正的，相对公正的社会标准，社

    会准则。它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也体现于别的方面。比如说

    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我的眼是细致的，我看到了上海市民，在使自己

    的市容更加美化这点上，所做的努力，这也是人文体现在另一方面，体

    现在生活方面的这样一种现象。这些都是感人的，我在《人民日报》上

    曾经发过两篇散文，为什么说写作者，有时要克服商业(利益诱惑)，散文不值钱，诗最不值钱，一篇散文我吸着烟在那里写，有时候还要了

    解，还要翻书，然后寄出去，几个月之后，给我三四百元的稿酬，还损

    害着身体。

    这三四百元和其他的那些作品发行量，多少多少，几百万的话，你

    仅仅用稿费标准去衡量，别写散文了。

    别写散文，我们就没有散文，但是我写了200多万字散文，其中一

    篇叫《谷文昌的眼睛》，是福建省东山县的解放初期的一个老县委书

    记，他已经逝世二十年了，他逝世之后那里的人们依然纪念他，并且形

    成了在清明前后，先祭谷公，称他谷公，后祭祖宗，我觉得这是不是炒

    作出来的，我一了解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他去当县委书记之前，就是

    前几夜东山的国民党守军，在撤退的时候，只是个200余户人家的一个

    岛，就裹挟走了，用枪支逼走了6000余青壮年，他们就成为国民党军。

    当我们的工作队上岛以后，面临着这些情况，这些家庭，许多家庭失去丈夫，失去儿子，甚至有的老母亲失去三个儿子，同时失去，最小

    的年龄15岁，最大已经到60的岁了，也被裹上船了。但是怎么对待这些

    人，要按当时的一贯做法的时候，他们都是敌伪家属，这公平吗？如此

    对待剩下的这些孤儿寡母，是多么的不人文，可想而知，要请示吗？到

    哪一级请示，哪一级压下来怎么办？因为那是一贯的做法。

    那些人去了之后就是要拿抢的，就是要穿国民党军服的，也可能说

    不定哪天就派遣回来了，这是事实，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是被逼走的，他

    们的孤儿寡母那么样的可怜，哭声一直在岛上回响着，也是事实吧。那

    么我们的这位县委书记不跟任何人请示，由他来决定，这叫兵灾家属，就这么一个概念的更改，那么多家庭这么多年没有背上政治的包袱，他

    们的儿女可以像别人家的儿女一样考大学，不受歧视。

    那谁有勇气敢这样做，一个太考虑自己县委书记乌纱帽的人，他是

    不会这样做的。这样谷文昌只不过是一个河南的农民，只有很低的文化

    程度，他头脑中的这种思考，他也是吸烟思考，所作出的决定，是最人

    文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纪念他，东山的人们才一直先祭谷公，后祭祖宗，因为即使在台湾的人们也在放心了，我的家人们没有被打入另册。那我

    还写过《地质局长和一顶账篷的故事》，这是真事，我亲历的，就说当

    时团中央要拍一个叫《荒原》的电影，选中了我来编剧，是一个年轻的

    地质工作者，为了保护一些地质资料和价值很贵的地质仪器，他最后牺

    牲了。

    那些资料和仪器留下了，到了甘肃，地质部给甘肃地质局写了一份

    公函，嘱咐要关照，要支持，地质局长接见了导演和一干人等，你们要

    什么，提出来，什么样的支持，说希望支持的物品单上有一盏马灯。一

    盏马灯太少了，我给你添成两盏，万一你一盏马灯摔坏了呢，你要一台

    电台，别要真的电台，真的电台我们地质部很宝贵。

    我给你一台假的，看不出来的。你要一顶账篷，你们可能在野外拍

    摄，我给你调来一顶最好的账篷供你用，然后大家拍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有一个情节，要把这钉账篷烧掉，一顶账篷不过是一两万元钱，虽然一

    两万元钱已经打入成本了，告诉我，长途电话打过来了，我们今天就停

    机了，你回去就等着看片子吧。然后接着晚上又打电话来，说不行了，怎么了，这局长反对，坚决反对烧掉一顶新账篷。然后我就说这不是成

    本吗，跟地质局没关系，说那他也反对。而且紧急召见导演，导演就强调我们把一两万元钱给你地质局，这是我们的成本。地质局长说那也不

    要那样，他说我们地质局最能体会物质的重要性，我们不创造任何产

    品，我们到野外生活的时候，一切都是别人创造给我们的，我们知道在

    野外的时候，一盒火柴，一双鞋都是重要的，一切都是追求的。

    同志啊，这一顶账篷啊，我们地质局破账篷还要补一补用呢，我不

    允许你烧。我给你一顶旧账篷，破了我让人给你补上，你们要追求的那

    个真实，我看了你们的剧本是在黑夜，没有那么明朗的日光照见，这是

    一顶旧账篷，请把这个新账篷完璧归赵给我。

    你们的钱两万元留下，你们这叫公费拍摄，对吧。还给公家，让公

    家去干别的事情。导演也终于被说服了，而且就这样做了，电视的效果

    也一样，然后导演给我打电话，我听了之后极为感慨，我就觉得这个地

    质局长，真的引起了我的极深的尊重。

    我所讲的这位当年甘肃地质局的局长，就是后来的我们共和国的温

    家宝总理。所以我相信我能理解温家宝总理，后来他非常平民化的一切

    的思路，也正是在他的这届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那么多的向广大

    的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政策的一些主张，我们的总书记，也是非常贫

    困的贵州工作过，因此他才会提出我们要分享改革成果，因此我真的感

    觉到在我们的这届政府中，我从来不是一个有意识地为官员，为政治服

    务的人。

    但是我曾经做过这样的表态，我尊重这一届政府，尊重这一届领导

    者。我从他们身上真的看到了，相当人文化一种治国理念。在这一届政

    府和这一届中央的治国理念中，人文治国的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也是

    最积极的能动性的体现。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诸位，谢谢大家。

    梁晓声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01.

    前言 此书写于1996年，某些章节曾发表于报刊；1997年成书出版，至今

    十三年了。

    十三年中，未曾再版。

    倒也不是遭遇过禁止，也不是没有出版社肯于再版。事实上希望再

    版此书的出版社真是不少，但我自己却一次次拒绝了。

    原因单纯，我对自己这一部书的看法越来越不怎么样。我对自己其

    他书的看法也有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但那“其他”大抵是小说。小说

    家们十之八九都写过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的小说，即使不怎么样很不怎

    么样，由于成为自己某一时期写作状况的证明，只要别人以为还有点儿

    再版的价值，自己们往往也就悉听尊便了。

    然而我这一部书却非小说。究竟算是哪一类书连我自己都说不明

    白。时评类的？沾那么一点儿意思吧。

    我认为，时评类的书另有评价的标准，比如冷静、客观、公允、详

    实的依据等等。当然，若有预见性，并且预见得较准，最好。总而言

    之，时评类的书，一般以充分的理性表述为上。

    而我这一本书，它的情绪色彩太浓了。

    故当年有人批评我“不务正业”。

    小说家而写非小说类的书的例子不胜枚举。我对“不务正业”的批评

    是不以为然的。

    当年也有人批评这本书呈现了显然的“仇富心理”。

    而我当年不满也很忧虑的，其实不是富人们本身，而是造成咄咄逼

    人的贫富悬殊现象的种种“体制”问题。

    正因为不满很强烈，忧虑也是发自内心的；又不愿被讥为“杞人忧

    天”，所以成心用了一种调侃的文笔来写。结果不但情绪色彩太浓，也

    同时缺少了一部好的时评书应有的理性庄重，那么意义自然大打折扣

    了。

    现在我正做着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抢救”的事情。也就是说，明知自

    己的某一部书不怎么样，但希望通过修改，“改判”其“死刑”，尽量使

    之“重见天日”。

    在修改过程中，我对自己这一部书的不满一次次使我停止下来——

    因为十三年后的今天看十三年前的自己的这一部书，荒唐印象每每产

    生。比如十三年前的富人与今天的富人们相比，富的概念是太不一样

    了；十三年前我这种人的工资才六七百元，普遍国人对工资的诉求与今

    天相比差距也太大了；十三年前“下岗”是中国城市剧烈的阵痛，而今天

    这种阵痛基本熬过去了；十三年前农民们的生存负担已快将他们压得喘

    不过气了，而今天的农民们之命运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最主要的是——十三年前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像我一样，对于中国

    当年之现实是极其悲观的，而十三年后的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的

    社会心理主调，应该说已走出了悲观的阴影……

    何况，我此书中片面的、偏激的、浅薄的文人之见比比皆是，改不

    胜改。最后也就只有不改，随它那么样了。

    我还是决定让它“重见天日”的。起码，看了此书的人可以了解到，竟有一个写小说的家伙，对于我们中国诸事，十三年前“不务正业”地想

    了那么多，自以为是地公开发表了那么多看法。

    在有几章的后边，我加了些今天重新来看来想的补白。

    在此前言中，我最想补的有以下两点：

    一、对于从政的、从商的,成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他

    们中有一个群体是特别值得独辟一章来进行评说的，即——知青群体。

    十三年前我没这样写，现在认为实在是大的遗憾。

    我对“上山下乡”运动再没多少话可说。一言以蔽之，不论对于他还

    是对于中国，那都是没有另一种选择的事。

    但“上山下乡”客观上却使当年的广大中国城市青年与中国的农民尤

    其最穷苦的农民紧密地同时也是亲密地(总体上是那样)结合了十余年

    之久。这使他们对于“中国”二字具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使他们对于“人民”二字具有了感情化的了解。

    我的朋友秦晓鹰曾任《中国财经报》的社长兼主编；也是干部子

    弟，当年是山西插队知青。

    十三年前我写这一部书时，我们曾一起开过一次什么座谈会。

    会上，他讲过这样一件真事：返城开始后，有一名高干子弟终于可

    以返回北京了，十余年来他一向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房东大爷和大娘送

    了他一程又一程，硬往他兜里塞鸡蛋，非让他带回北京一篮子大枣……

    夕阳西下时分，已走出了很远的他不禁地再一次回望，但见大爷和大娘

    的身影仍站在一处土崖边，之间隔着一道道沟堑。那一时刻，那一名高

    干子弟，不禁地双膝跪下，痛哭失声……

    晓鹰对我讲的这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了，以至我又对

    别人讲过多次，并写入了我的电视剧新作品《知青》中。

    那一名高干子弟，他返回北京又成为高干子弟后，会变吗？

    又变回高干子弟“本色”的例子是不少的。

    但，因为有着十年“上山下乡”那一碗粗饭垫底儿，以后无论身份怎

    么变，地位怎么变，对“人民”那一份儿深情厚谊非但没变，反而化作人

    性深处的“琥珀”；这样的“知青后”也是不少的。

    那么，不管他们是从政了，是经商了，还是成为形形色色的知识分

    子了，都必然会是人文化了的从政者，人文化了的经商者，人文化了的

    知识分子。

    进言之，他们将会使中国的政治、商业和文化变得“有良心”。

    倘无对人民的真感情，我不知所谓“人文”是什么“文”……

    二、在我这一部书中，对于歌星们(当然也包括歌唱家们)多有不

    敬之词，这也是极使我忐忑不安的一点。

    十三年后的今天我想说，作为中国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个汉族成员，我在此对他们和她们，郑重地表达我的大敬意。并且，因我书中当年写

    下的某些调侃的、戏谑的词句，郑重地表达我的真诚歉意。

    因为我后来意识到，歌星们，尤其是汉族歌星们，正是他们和她

    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改变了，甚至可以说“改造”了汉民族。

    我强调“尤其是汉族歌星们”，并非是要张扬一种“大汉民族”的狭隘

    意识，而仅仅是想指出这样一种事实，即——古代的汉民族，虽然不是

    一个善舞的民族，但也确曾是一个能歌的民族。

    想想吧，连那时的樵夫和渔父、养蚕娘和采茶女都喜欢高歌低唱，证明汉民族也曾是一个多么爱唱的民族啊!但是越往近代过渡，爱唱的

    汉民族，分明的越不爱唱了。国难深重的近代，纵还

    有些歌流行着，也大抵是些悲情的歌或愤激的歌。又往往的，是由

    一些人唱给众多的人来听的。1949年以后，汉族所唱的歌，渐渐变得极

    端政治化了。抒情的歌是极难产生的。以至于，汉民族要唱一首抒情的

    歌，要么是1949年以前的，要么是其他兄弟民族的，要么是外国的……

    而今天，汉民族又变得空前能歌了!

    尤其在城市里，到了春暖花开后的季节，街头歌者，公园里的歌

    声，往往的，真叫是此起彼伏。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如果居然是一个不爱唱歌的民族，那

    真叫是世界性的遗憾了!

    现在好了，我们又恢复了爱唱的本能了。

    而我认为，汉民族的这一种本能的恢复，与20世纪80年代后一代代

    汉族歌手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大情怀也罢，小情调也罢，普遍情感也罢，人性私密情感也罢……

    总而言之，爱唱就比不唱好，唱出来就比压抑着好。

    举凡一切与人情有关的情怀、情愫、情感、情调、情绪，三十年

    来，我们的汉族歌手们，几乎全都引领着我们汉民族唱遍了。

    我们太有理由感激他们了。

    而且，以我的眼看来，扫描中国大文艺状况，恰恰是通俗歌曲的品

    质反而优上一些。

    因为，通俗歌曲中几乎什么都唱到了，就是没有一首通俗歌曲是唱

    权术计谋的。

    也正因为如此，通俗歌曲反而做到了最大程度的“人性化”，而不是

    使人性狡猾和阴险……

    2010年9月4日于北京

    引言

    一

    任何比喻都有缺陷。

    在此前提下，我将生产力比作一柄梳子。它处于落后的世纪和时

    代，梳齿稀少。因而只能通过其对社会的必然作用，将人类分成极有限

    的群体。那便是。且只能是——阶级的群体。

    阶级是人类群体的服和现场。胶和它的是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

    存在班定意识，归根结底，胶和它的是较为共同的经济状况，以及较为

    共同的经济要求。

    落后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虚弱。虚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满

    足各阶级的普遍的经济要求。纵观历史，我们有充分的根据得出这样的

    结论——一般而言，它只能满足扩大化了的统治阶级的要求。亦即统治

    集团本身，和它所唇齿依存的嫡戚阶级的经济要求。为了维持这一种满

    足，它必然地，也不得不榨取其它阶级的经济利益。

    于是阶级矛盾产生。

    阶级矛盾迫使在经济利益方面受到榨取的阶级更加胶和在一起。

    于是形成阶级的意识对立。

    落后的生产力这一柄梳子。是梳不开胶和在一起的阶级的群体的。

    它对社会的梳理，相反只能使阶级更加明显。好比齿稀齿缺的梳子，梳

    不开胶和成缕的头发。

    一百个人分成三个群体，则每一个群体都有足以认为自身强太的方面。人数少的也许以统治地位的优势而自认为强大。赤手空拳的也许以

    人数众多而自认为强大。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种阶级的对立一向是人类大的危险。

    某些特殊情况下，此危险顺理成章地爆发为阶级斗争。

    在生产力落后的世纪和时代，阶级斗争是传染性极大极快的“疟

    疾”。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雄厚盈实。雄厚盈实的经

    济基础，是以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标志的。空前繁荣的商业是冲压机床。

    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使生产力成为一柄梳齿排列紧密的梳子。甚至可

    以说。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是一柄——篦子。

    繁荣昌盛的经济时代，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发

    剂”。阶级这一缕胶和在一起的头发，遇此而自然松散开来。经生产力

    这一柄篦子反复抗理，板结消除，化粗为细。

    于是阶级被时代“梳”为阶层。

    于是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

    识”。

    人类社会由阶级化而阶层化，意味着是由粗略的格局化而细致的布

    局化了。

    格局是极易造成相互对立的存在态势。

    布局是有望促成相互依托的存在态势。

    而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一大幸事。

    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是人类的一种初级意识，反应敏感，逻辑

    单纯，导致暴烈而又孤注一掷的行动。无论对于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

    级，都是这样。

    中国历史小说中的某些民间英雄口中最经常喊出的号召是——“弟

    兄们，反了吧!”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便往往发生。

    法国国王查理十世迷信专政，曾对他的宠臣塔莱朗说：“对波旁王

    朝而言，在王座和断头台之外别无选择。”

    以至于深感忧虑的塔莱朗不得不提醒他：“陛下，在下一次民众起

    义之前，您起码可以选择乘驿车‘临时出走’这一条路。”

    阶级一经细分为阶层，便很难重新胶和在一起了。好比钢化玻璃一

    经破碎，便很难再复原一样。

    一百个人若分成三十个群体，则每一个群体都不再强大。而当面包

    和黄油是一百零五份甚至更多份时，尽管分配的不公和不均匀可能依然

    存在，却肯定会被大多数群体相对的心理满足所抵消。

    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份儿，瞪视手里拿着两份儿的人大声疾

    呼：“弟兄们，反了吧!”

    他可能一点儿也引不起共鸣。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是必然会与民主与法治携手并进的。

    一般而言，将会由民主和法治来解释某一个人为什么该得两份面包

    和黄油。完全不需要通过“造反有理”的方式解决。

    只有手中一份儿面包和黄油也没有的人，才似乎有权那么大声疾

    呼。

    在生产力发达而先进的时代，一无所有的人必是少数。这样的时

    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白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关怀和体恤

    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它有能力。因为有能力渐渐富有经验。

    由阶级而细分为阶层的社会不再发生阶级斗争。

    生产力发达而先进的时代不再产生“革命”的英雄和“革命”的领袖。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对社会进行的每一次梳篦，其实都意味着是对

    一条“革命理论”的无须言说的否定。

    那一条“革命理论”是——“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

    即使从前是，以后却不会再是……

    对于中国而言，生产力正在摆脱落后，经济基础正在摆脱虚弱，商

    业时代正方兴未艾地孕熟着，阶级正日愈加快地分划为阶层……

    故日阶层分析，而非阶级分析。关于“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为

    阶级”

    二

    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印度、美国、英国、法国、德

    国，几乎我接触过的每一国或地区的作家和记者，甚至包括比利时和挪

    威这样的对他国政治不感兴趣的国家的记者和作家，都曾向我提出过一

    个共同的问题——中国有“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么？

    我的回答是——过去有。比如蒋家王朝和“四大家族”。现在没有。

    他们当然都不相信我的话。都大摇其头，认为我在说谎。仿佛我是

    一个被中国官方收买了的既得利益者，或是一个因胆小而不敢讲真话的

    人。

    我每每向他们表白我绝非他们所认为的那种人。

    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我的话。他们往往追问——那中国人常说的“官

    商”和“官倒”是什么意思？

    我说——那其实是一些替国家从事商务活动和贸易活动的官员。

    他们说——那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总好像对他们很有意见？很谴责？

    我说——其实所谓“官商”和“官倒”，只是一种身份的界定之称，并

    不包含着贬意。当我这么解释时，我便开始怀疑我自己了。因为我知

    道，在某些情况之下，“官商”和“官倒”确实包含着“意见”的成份。确实

    是有别于人们谈论商业部门的一位局长或贸易部门的一位部长的。

    语言障碍，翻译的词不达意，我的回避心态和对方们抱住不放的怀

    疑，使每_次就此话题展开的交谈都格外吃力。在我这一方面，似乎是

    《遭遇激情》，在他们那一方面，分明是《无人喝彩》。结果差不多总

    是——我在他们眼里更加是一个扭曲得不敢讲一句真话的中国人了。

    若想对他们解释清楚“官商”非“官僚资产阶级”。“官倒”非“官僚买办

    阶级”，是比对盲人讲明白白鹅和天鹅的区别还费劲儿不讨好儿的事。

    有一次，我与一位法国记者开门见山，诚不相疑的交谈，才算解释

    明白了一些。他是我1986年访法时结识的。他中国话讲得很地道。

    我告诉他，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曾一度允许。并且提倡和

    支持某些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规定范围内的商业经营。目的是为了

    鼓励和推行“精简机构”，使被从岗位上精简下来的人们积极“创收”，以

    其“创收”补充办公经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同时自给自足地提高

    国家公务人员的福利待遇。应该说，这初衷是好的。但是弊端也很快暴

    露出来了——商业经营的明显的实利性，使相当一批国家公务人员心态

    浮动，纪律涣散，趋益逐利，不但使他们自身的形象在公众面前受损，也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的职能形象。同时，极易形成滋生腐

    败的温床。证明弊端大于良好初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位处长离职

    经商，一笔生意做成，其“创收”数目。可能是一个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

    全体公务人员一年的工资加办公经费的几倍，十几倍。于是他功劳大大

    的。全机关或全部门上上下下都不免感激于他。因为都得从他的“创

    收”中获得相应的利益。

    原先骑自行车上班的这一位处长，于是有资格买一辆专车代步了。

    这名正言顺，属于工作需要。局长的车也许是国产的，而他的车可能是

    进口的。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总经理”、“董事长”、“老板”什么的，而非国家公务员，所以他购车一般不受“控办”的限制。也不受干部配备专

    车条例的限制。如果局长小心眼儿，不能忍受一个曾是自己下属，本没

    资格乘坐专车之人，仅因身份一变，竟开始坐上了比自己的车高级的

    车，那么一种新的矛盾内容便由此产生了。如果处长会来事儿，将自己

    买的高级的车交换给局长去坐。并且局长高兴地接受了他的美意，那么

    局长实际上变相地违犯了干部配备专车某一条例的限制。并且，这种美

    意一向是要求回报的。回报的性质，将极可能是局长手中的大权在原则

    问题上的“灵活”和“变通”。某些官员，就是这么样开始，最终一头从座

    椅上栽倒的。所不同的是，他们非是栽在彻头彻尾的奸商的名下，而是

    栽在自己的下属，甚至可能曾是自己以往最信任、最赏识、最器重的下

    属的手里。

    公款宴请，公款陪娱，公款礼赠，一切对国家公务人员明令禁止的

    公款消费，由于以上那一位处长的身份已然有所改变，似乎便都成为商

    务往来中的正常现象，也不受公务人员纪律条例的限制了。

    我们分析一下那一位处长的双重身份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许多如他

    一样的人，其实是非常珍惜自己的处长级别的。那意味着他们的另一半

    生命，绝不肯同意被“吊销”。他们离开他们的办公室时，不管是情愿离

    开的还是不情愿离开的，前提往往都是——保留级别。而这一要求又几

    乎是一向会得到恩准的。

    于是，他们在商人中，被认为是有权的人。起码是，有不可低估的

    权力关系的人。他们在官吏中，是有钱的人。又因那钱非是属于他个人

    的。因而几乎随时可以被“共产”一下。问题只在于他高兴不高兴。而他

    一向总是颇为高兴颇为大方的。不花白不花。所谓“八路军花新四军

    的”，谈不上舍得舍不得。

    我们分析一下那一位处长经商成功的“经验”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他的主要“经验”归结起来大抵只有两条——“名牌效应”和“背景效应”。他曾供职的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是他所经常要打出的“名牌广告”。也

    是他所要经常暗示的可依赖的“背景”。他的全部经商才干和能力，往往

    不过是将两种效应都利用足。都发挥充分。

    在中国商业时代刚刚来临的时期。由于人们对彻头彻尾的商人的惕

    心，对他们便往往信任有加了。这使他们畅行无阻。如鱼得水。也使他

    们经商的成功率很高。他们贷款容易，买进卖出容易，信息来源准确，反馈迅速。游刃有余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双向受益，双向得

    力。

    但是，老百姓困惑并发出质疑了：“这些人哪儿还像共产党的官员

    呢？”

    商人们也愤愤然了：“这是不公平竞争!”

    于是“官商”和“官倒”之说由此诞生。

    实事求是地说：“老外”们在中国嗅到了“意见”和“谴责”的气味儿，并非因他们的鼻子出了毛病。

    而国家也关注到了种种事与愿违的弊端。不久便颁布了法令——禁

    止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进行经商活动。禁止国家公务人员尤其国家干部

    同时兼任商业职务。个人和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必在规定时日内与商

    业活动“脱钩”。

    这是中国进行的一次权与商的剥离。

    法国记者问：这一次剥离彻底么？

    我回答：比较彻底。此后我个人再没接触到一个既是商同时又是官

    的中国人。

    当然，我也承认。我的社会接触面是相当局限的。

    他认为并不像我肯定的那么彻底。他扳着手指一一向我道出他的根

    据。看来他对中国了解得不少。

    而我只能向他强调——一名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的官员，如果他想

    当什么“总经理”或“董事长”，那么他就必须放弃官职。起码是必须放弃

    官权。一个公司隶属或挂靠某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的现象目前仍然是存

    在的，但它的法人。按照国家禁令，是不可以参与那一国家机关或那一

    政府部门的职权行使事务的。比如电影厂可以开办各类公司，这有利

    于“堤内损失堤外补”，但是作为党政机关的电影局原则上就不可以。电

    影厂的厂长，名片上可以印着身兼下属某公司“董事长”之类，但电影局

    长就不可以。尽管他们同属国家公务员委任序列。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

    关的本质区别，使同属国家公务员的他们也被区别对待。《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乃国家事业单位，允许下属各类公司，这有利于中

    国报业走向集团化。但是它们的老总们却不允许身兼下属任何公司的商

    业职务。因他们的身份属于中组部任命的较高级官员。也没听说两报的

    直属上级国家机关中宣部，曾开办过什么公司。

    我对法国记者解释到这里，联想到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我的一位知青朋友，曾任北京某刊下属某公司的副总经理。那是全国最具权威

    色彩的政治理论刊物，历来享受部级待遇。春节前夕，公司要如期归还

    一笔银行贷款。数目是500万。如期归还了，可以向银行接着贷出。银

    行方面答应的似乎是1000万。但是公司陷入三角债务，一时无法盘活，便由总经理M“娘家”暂借。第一把手不在，他找的是一位主管财务的领

    导成员。他们私交颇好。但对方虽主管财务，权限却仅在批用50万以

    内。超过50万，需领导班子开会形成集体决议。

    于是私交起了作用。

    一方越权批借了。

    一方保证数日内，也就是银行的二次贷款一兑现当即调还。

    他们不但是在一起共过事，而且都是年轻有为，深受领导赏识的干

    部。只不过后者不再是干部，而是总经理了。

    但是春节后。银行开业，事务多多，二次贷款一拖再拖，并未如期

    到位。尽管已作好了业务报表。

    杂志社那一边，第一把手却已从党校归来，主持日常工作了。

    越权批借者。自知所担责任重大，岂敢继续隐瞒？

    500万非是小数，第一把手未知犹可，一知震愕。如今携款潜逃案

    多多，不得不防。于是速派人去银行了解实情。

    这一了解，使银行对公司本身的偿还能力心存怀疑。于是二次贷款

    取消。

    二次贷款一取消，公司借“娘家”的500万更还不上了。

    于是批借者越职过失罪成立。

    于是借款者以骗取巨额公款嫌疑罪收审待判。

    事系500万，没人承担罪责是不行的。

    投进个人腰包显然不能完全开脱掉罪责。

    于是公司业务瘫痪。

    公司说——“娘家”不派人去银行了解就好了，二次贷款一到

    位，“娘家”的钱不就能还上了么？

    “娘家”说——巧舌如簧骗了社里的巨款偿还贷款，反而有理了么？

    500万谁能当耳旁风，听了也不去了解了解实情？

    公司说——负债经营。是商业常事。“娘家”怎么那么不相倍我们有

    能力度过暂时的难关？

    “娘家”说——你们又贷1000万。如果又纠缠到三角债里去，或者干

    脆赔光了。最终还不是得社里替还么？你们倒提醒我们得赶紧封了你们

    的账，细查一查。否则。有朝一日，我们社里的领导都成了负债的被

    告，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这一件事。尤其这一位国家的部级杂志社之首席领导者的话(他的

    话我并没有亲耳听到，是从别人口中间接听到的)，对于一切下辖商业

    公司的国家事业单位，都意味着是一种警告——在商业时代，商业是诸

    冒险游戏中最具冒险性的。向往由一个或几个公司的苦心经营甚至是惨

    淡经营，形成经济基础支撑住一个事业单位的存在，最终达到谢却国家

    拨款的想法，实乃理想主义太浓的想法。而被一个或几个公司的失败经

    营连同自身拖入负债累累的淖境，却是极其可能的。

    我并没有对法国的记者朋友讲这件事以及我的思考。我只不过希望

    他明白，“比较彻底”并不等于“百分之百地彻底”。这种事实上的不彻夜

    性，目前仍遗留着甚至保持着某些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与“商”字的半明

    半暗的、暧暧昧昧的关系。一些具有“官商”或“官倒”身分的人，也依然

    暧暧昧昧地存在着。但是，他们的数量比前几年确确实实少多了。并

    且，他们绝对地与“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不是一回事儿。后

    者们从商所获的钱财，无不打上私有的烙印。而他们从商所获的钱财，毕竟属于公有性质。他们往往有支配权，却没有占据权，起码在股份制

    转化以前没有占据权。尽管股份制被中国某些经济学家的喇叭吹奏了一

    阵，但是某些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的官员，对由他们的隐形

    的手所制约的公司，一般都是不甘心使其从公有性质变为股份制的。通常情况下，他们倒宁肯考虑聘什么能人来承包那些公司。因为承包是有

    时间性的，届时可以收回。而股份制是一种性质的改变，一经改变几乎

    意味着永远。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股份制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化公

    有为私有。在这一点七他们大多数比较保守。

    我自以为已经向法国的记者朋友解释得很清楚很明白了。他那双浅

    蓝色的眼睛专注地凝视着我，听我喋噪不休地尽说尽说时，不停地点

    头，仿佛“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我的话中受益匪浅似的。

    我说完了，他反客为主地替我往茶杯里续水。

    说得口干舌燥的我，端起茶杯刚喝了一口，不料他又慢条斯理地操

    着一口近乎油滑的北京腔调打击我的热忱：“梁，尽管你解释了这么半

    天，尽管我有点儿明白‘官商’、‘官倒’并不就是中国的‘官僚资产阶

    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了，但我仍然坚持认为——你们中国确实存在

    着‘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

    轮到我研究地凝视着他了。

    我缓缓放下茶杯，讪笑了一下，挖苦地说：“哥们儿，你的话倒把

    我搞糊涂了。你既承认我向你解释清楚了，你又坚持你自己的看法，你

    不是自相矛盾么？”

    他表情郑重地说：“哥们儿，‘官商’、‘官倒’并不就是中国的‘官僚资

    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这是一个话题。这可能是别人有兴趣和你讨

    论的话题。但我对这个话题并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你们中国

    究竟有没有‘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这是另一个话题。恰恰对这另一个话题，你讳莫如深，绕避不谈。说了半天，不过是‘梁顾左

    右而言其他’。哥们儿，我对你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

    事实上我并非讳莫如深。在他居京三年多的日子里，我至少巳在家

    中接待过他七八次了。而且，在一个春季还陪他郊游过。我想，我们几

    乎算是朋友了。在他面前，我一向并不隐瞒自己的什么观点。我们之间

    的交谈，尤其是就中国话题展开的交谈，从来都是坦诚直率的。在我这

    方面，既投用过“无可奉告”之类的外交词令，更没有过“顾左右而言其

    他”的时候。

    他使我愕异，正如我使他感到不满意。

    我瞪着他说：“亲爱的，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这么激头掰脸的？”

    他也瞪着我说：“你骂我？你骂我，我就只好告辞了。”

    我说：“你不是经常自诩是中国通么？那怎么从我的话里听出了骂

    你的成分？”

    他说：“激头掰脸难道还不是羞辱人的话么？”

    我说：“这四个字怎么是羞辱人的话呢!不过是一种形容嘛!看来

    你的中文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于是我找了笔和纸，写下“激头掰脸”一词，逐字对他讲解。

    默默听完我的讲解，他不太好意思地笑了，说那就算你并没骂我

    吧!

    我板起脸说：“什么叫‘就算’呢!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嘛!不过我不

    计较，咱们单刀直入吧!你是不是又带了你写的什么文章要让我看？”

    他这位“老外”挺勤奋。经常写些中国见闻感想寄回本国，发在报刊

    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旅游民俗民情，方方面面，无所不谈。据说

    颇受法国读者欢迎。他立志要当一位“中国当代国情研究专家”。他认为

    从中法关系良好发展的前景看，当那样一位专家，在法国的社会地位会

    越来越高。他觉得对他成为专家较重要的文章，曾带着来我家请我过

    日，虚心听取我的意见。他的文章一向先用中文写毕，然后自译成法

    文，每每中法两种文字同时发表。

    经我点破。他沮丧着脸，从纸夹中抽出几页纸给我看。

    那文章的标题是——《从“官商”、“官倒”的存在，看中国新生

    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形成》。

    我严肃地说：“你这篇文章不能以这样的标题寄出去发表。你得相

    信，我不是暗中拿了共产党的津贴才劝阻你。以你们外国人的眼睛看中

    国，有时难免误区，甚至盲点。我是中国人，我看中国，可能会比你们

    外国人的误区小些。何况我并不打算当中国国情专家，同样的文章发表

    出去，即使被看出了误区，也不太影响我一个小说家的创作生涯。读者

    只当一个小说家的信口开河罢了。但你可是想当中国国情研究专家的人啊!正如我刚才不厌其烦地对你解释的——‘官商’和‘官倒’现象的存

    在，确实和‘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有本质的区别。等同而

    谈，牵强附会。标题就牵强附会的文章，怎么可以署上一位准中国国情

    专家的大名发表呢？你们外国人一向又对调研性文章认真得很，发表了

    对你不是得不偿失么？”

    他感受到了我的诚恳。

    他嘟哝道：“你几番话报废了我多日的心血，我不恨你恨谁呢？

    我不禁笑了，说：“你其实应当感激我才是。因为我及时保全了你

    这位未来的中国国情研究专家的名分。”

    他收起他那几页纸后说：“那么咱们现在来谈我更感兴趣的第二个

    问题——中国究竟有没有‘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你要简单

    干脆地回答我——有？还是没有？”

    我说：“没有。”

    “没有？”

    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站起身，像瞪着一条丑恶的幼虫似的低头瞪

    着我，连连说：“撒谎!撒谎!你在撒谎呀你!你……你们中国人怎么

    可以这么毫不在乎地撒谎呢？你明明知道是有的，是客观存在着的。我

    也不是一个到中国来的瞎子聋子，我毕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三年半多了!难道我知道的，你这个中国人竟一点儿都不知道么？好，好，今天

    算我自讨没趣儿，咱们拜拜吧!

    我说：“你坐下。”

    他不坐，一副话不投机半句多，拔脚便要走的样子。我扯了他一

    下，他才重新坐下。

    我说：“其实，我最近也经常思考你提的问题。因为经过了思考，所以我回答没有。我甚至认为，回溯半个世纪的历史。不但中国没有所

    谓‘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世界上其它国家可能也没有。这

    两类人，以形成阶级的群体概念存在，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太可能的。因

    为，阶级一词应该是一个较为广大的概念。这一概念需要起码多的数量

    构成的群体支撑着证实着才不显得空洞。你等着，我拿一样东西给你

    看……”

    于是我起身去翻出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带回到他身旁。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的第一篇文章。便是毛泽东那篇对中国产生了近

    半个世纪深远影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我指着说：“你看，毛泽东在他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将中国革命的

    首要对象列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我翻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章，又指着说：“你再看，毛

    泽东在他这一篇文章中间——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他

    的回答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地主阶级。看来毛泽东

    这位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最痛恨的就是地主阶级了。我当年是知青时，通读过毛的这个合订本。在我的记忆中，毛这个合订本中，似乎从

    未用过‘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提法。他经常的提法是军

    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他为什么就不那么提呢？我想，肯定连他

    当年也明白，那种提法在概念上是不确切的。官僚者可能是资产阶级或

    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出身。也可能身为官僚以后，运用手中的特权，更加

    肆无忌惮地聚敛家族资产，从事买办经济活动，扩大土地占有面积。但

    若说这样的官僚们多到了形成一个阶级的程度，那是难以想象的。因为

    不待多到形成一个阶级的程度。国家的统治集团也许就已经被推翻了，或自行瓦解崩溃了。因为那样一个官僚集团是根本没有办法长久统治一

    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众，可能不得不容忍一些官僚资产者和官

    僚买办者官僚地主的存在。却不可能，也无法长久容忍这样的一个阶级

    的存在。因为那一种压迫，将是人民根本无法承受的。这一道理，是连

    封建统治阶级都明白的。对于这一点，蒋介石当年又何尝没有防患于未

    然之心呢？他也担心他的官僚们以暗聚家私为第一能事，以为官廉正不

    知为第几嘛!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他最初是赞同和支持的。他自己

    不出面由儿子出面是一个策略。他以为儿子会较他更容易做到铁面无

    私。事实上当年血气方刚的蒋经国也是打算替父亲扫荡一批贪官污吏

    的。只不过一打便打到了‘四大家族’的至爱亲朋身上，而蒋介石的统治

    又是要依赖于他们的，不得不出面干涉，使儿子的护法哨棒高高举起，却落不下去了。不但陷儿子于大窘之境，也使他最初赞同和支持的‘打

    老虎’运动偃旗息鼓，不了了之。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处决过一些严重影

    响他的党国形象的贪官污吏。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因为他也想做长久统

    治中国的君主嘛。上防下憎，使……”

    “使官僚资产者们和官僚买办者们，根本不可能有条件形成一个阶

    级——你是这个意思吗？”

    他打断了我的话。

    我说：“对。我是这个意思。”

    “就像某类草，它们可能这里那里一丛丛地生长出来，但根本连不

    成一片草场？”

    我点点头。

    “根本？”

    我说：“你别在字词上非要和我辩个天大地大。如果没有制约和惩

    罚，如果制约并不明朗，惩罚并不严格，像中国这样一个官僚密度重重

    叠叠的国家，又处在向商业时代转型的阶段。官僚资产者们官僚买办者

    们，其实是很可能形成阶层、甚至阶级的。在有些局部地区，整个县、市的官员，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形成贪污、受贿、走资、巧取豪夺的

    权力集团，恰恰说明了可能性的存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另一方

    面，中国的法治的权威毕竟在渐渐树立起来，成熟起来。监督的方式毕

    竟渐渐多了，作用毕竟渐渐大了。举报的责任也毕竟渐渐变为一种公民

    意识而深入人心，所以又渐渐形成着不可能性的依据。可能性和不可能

    性并存，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过认为可能小，不可能性大罢了。”

    “大到根本不可能？”

    “根本两个字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反问我时你说的。”

    “你刚才自己也亲口说过。”

    “是么？那我现在承认，‘根本’两个字我用得有些绝对化了。只要存在着几分可能性，就不可以用‘根本’两个字。”

    “变相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存在不？”

    他一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模样。

    “目前？”

    “目前。”

    我明知故问：“‘变相的’怎么理解？”

    “比如，夫辈为官员，儿女间接利用父辈的权力，并且打着合法的

    招牌，为自己的家族暗敛私财。”

    我一时沉吟，不知该如何回答。

    “你如果摇头，或者说‘不’……”——他从手拎包里取出了一个小本

    子，准备随时翻开，索根引据地驳我。

    我说：“亲爱的，你不必翻你那小本子。并且，请把它收起来。你是‘老外’，我是中国人。你居京才三年多，我居京二十年了。你知道

    的，我差不多全知道。你不知道的，我知道的也不少。但我仍然认为，他们的数量，针对于十二亿人口的中国，是构不成一个阶层的，更构不

    成一个阶级。”

    他眯起眼睛望着我，想了一会儿之后说：“我终于明白了。”

    我说：“我很高兴你接受了我的看法。”

    他说：“你别高兴得太早。我还没彻底接受你的什么看法。我只不

    过明白了，我们原来在对阶级和阶层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你认

    为，阶层和阶级的概念，需要由一定数量的人群构成，是么？”

    我问：“难道你不这样认为么？”

    他说：“我当然不这样认为。阶级是由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

    的。阶层是同一阶级中的等级差别而区分的。怎么能以人的数量多少而

    论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那么你倒说说看，在你们中国，究竟一个什

    么样的数目，才可以被认为已经构成了一个阶级或阶层呢？一万？几

    万？十几万？还是几十万？百万人以上？”

    他这一问，居然把我问得一时语塞。

    “是所有的阶级或阶层都以大致相同的数量存在才能被认为已经构

    成了，还是不同的数量？如果大致相同，岂不荒唐？因为地球上目前还没有一个阶层人数大致均等的国家。这并不像你们中国小学校里按照男

    女生比例配划班级那样可以由人的意志来决定。如果数量不同，又为什

    么不同也可以被确认呢？那被确认的内容，是不是恰恰推翻了你以人数

    分阶层的观察的不正确呢？”

    我不但语塞，而且懵懂，更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

    那一天，他与我辩论了一下午才离去。辩论的结果是——我承认我

    过分片面地强调以人数为前提来作为是否正视一个阶层的存在是机械论

    了一点儿；他承认他若企图评说中国目前已存在着“官僚资产阶

    级”和“官僚买办阶级”，无论本意的还是变相的。仍缺少足以说服人的

    立论资料。

    我们在这样一点上达到了初步的共识——在中国，在目前。明目张

    胆的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者，尽管很少很少，尽管一经证据确凿的揭

    发和指控便大抵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但变相的，似乎合法化了

    的，由儿女和至爱亲朋们间接“操作”。目的在于为家族暗敛私财的商业

    现象。已成为“中国综合症”之一症，“中国特色”之一种。

    他坚持认为他们已然形成了阶层。

    而我认为他们只不过组成了一些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还没有扩展

    到配冠以阶层这一概念的地步。

    最后他用了一个法语词给他们下一个妥协性的定义，由他译成中文

    是“阶层分子”。

    见我对他的法语式命名大为困惑，他进一步解释遭——“分子”二字

    不是我们中国人习而惯之的社会学方面的“分子”二字，如果我那样认为

    就曲解了他的意思了。应当成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分子”二字去理解。

    他说这些“分子”的存在，一遇适当的条件，必然发生“分子组合”，那么

    必然形成我这个中国小说家不甘愿正视，甚至有点儿讳莫如深的那一种

    阶层。

    我洗耳恭听后哭笑不得。想不到和他这个中国话说得极溜儿，一心

    成为“中国国情专家”的“老外”认认真真，讨论什么学术问题似的讨论了

    一下午，我竟还是给他留下了个文过饰非、巧舌狡辩的下场。

    我这可是为谁们蒙受不白之冤呢？

    我为准们暧昧为谁们心口不一呢？

    他走后，我坐在沙发上陷入长久的沉思。以我的浅薄的知识，析古

    剖今。不知怎么，便由中国共产党联想到了大明第一任皇帝朱元璋。由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枪毙刘青山张子善一事，联想到韩国判处贪污受

    贿的前总统死刑，联想到朱元璋亲自制定的(大明律)。

    (大明律)可以认为是大明朝建国初年昭告天下“反腐倡廉”的宣

    言。其中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和工律，乃是针对六部官员

    的。而尤以律官的吏律条款严厉——大臣私自许官者，斩；结党营私

    者，斩；应奏不奏者(当然包括报喜不报忧者)，或笞、或杖、或罢

    官、或斩；官商勾结，搞权钱交易者，官越高，罚越严，轻者革职论

    处，没收家产，重者砍头。

    我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年龄，看到一本关于朱元璋的连环画。讲的

    是他限定官员，不论功劳多大，职位多高，身份多重要，储姬纳妾不得

    过三。而他的一名好色又年轻的宠臣，虽已纳三妾，但家中仍窝藏两个

    娇娆丽人不遣出府去，且夜夜听她们歌唱看她们舞蹈，寻欢作乐。朱元

    璋得知后，不给替他求情的百官一点儿面子，下旨杀了他。

    这故事当年给是孩子的我留下极深刻的记忆，非是因为明朝律官的

    严厉，而是因为连环画上的两个丽人画得那么美。朱元璋为了维护他的

    (大明律)的威严性，竟连两个美人儿也杀了。

    当年是孩子的我，多么替那官那两个美人儿难过啊!

    而朱元璋的爱婿，驸马都尉欧阳伦自以为是皇亲，目无法纪，指使

    奴仆私自贩莱出境——在今天叫作“非法贸易”或日“走私”，也令朱元璋

    大怒，不顾女儿的哀哀哭求，连皇后的面子都不给，竟将爱婿也“斩立

    决”了。

    成年之后。尤其腐败盛行的这些年，才渐悟法对国的无比重要性。

    于是每每想到卡龙达斯。感慨他以身殉法的壮烈。

    卡龙达斯是公元六世纪古希腊的一位伟大的立法者。在他制定的诸

    多法律中，有一条是：公民不得携带武器参加集会。

    有一次卡龙达斯不慎佩剑走进了一个会场，当即有人指责他践踏了

    自己制定的法律，该受到严惩。

    他庄重地说：“向宙斯发誓，我会维护这一条法律的。”说罢。毫不

    犹豫地拔出剑来，自刎而死。

    每想到这则历史记载。我总替卡龙达斯的死惋惜不已，甚至不平，有点儿憎恶那个当众指责他的人。

    一个伟大的立法者，显然比我们常人更加深知法的神圣性，因而才

    不惜以自己的死向我们后人进一步申诉这一点。

    近日报载湖南省岳阳市进出口商品检验局领导班子三名党组成员。

    七名局务会成员中，除一人外，全部贪污受贿。一个乡，一个县，一个

    局，一个市的最高级官员集体贪污受贿之案例，仅近三年以来，在中国

    大约已几十起了。中国官员的腐败，正以塌方式的现象接连不断地呈现

    着。与世界上其它法制国家相比，这实在是令中国汗颜的事。

    如上的一批贪官污吏的存在，以及他们的在经济领域内依仗父辈权

    势与奸商勾结牟取暴利的子女们的存在，的的确确证明着“官僚资产者

    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日趋形成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夸大了予以评说会被斥为“左”，而轻描淡写地予以评说甚

    至态度暧昧地替之掩丑则等于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现象。

    而若根本没人来说，那么这样的社会某一天涣散而沙化是一点儿都

    不奇怪的。并且，简直还很活该!

    所幸质问之声不曾间断。公开的质问和不愿公开的质问，不是少

    了，而是渐多渐大起来。

    三

    在我修正此书的日子里——北京和各地正在召开“两会”。报载，北

    京市检察院在向“两会”所作的报告中公布，2009年一年提起公诉的百万

    元以上的贪贿案便有四十七件。

    多乎哉？

    少乎哉？

    白痴才会认为，仅有那么四十七位贪官，他们悉数都被绳之以法

    了。

    这四十七之确数，想来该是多大一个群体中的“倒霉者”呢？

    东窗事发的这些，和深潜未现的那些，该是一比几的比例呢？

    这么一想，并且推及全国的话，我觉得，他们究竟够不够得上一个阶层，自己倒真有点说不准了。

    也是在我与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时时置我于被动

    之境的两难之点。

    站在这个两难之点上的一切大小官员，一切知识分子，乃至一切中

    国人，除非矢口不谈腐败二字，若谈，自己们首先就都难免地尴尬了。

    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是对的。

    但“一个指头”肯定不是“一”啊!

    它显然是代数中的X。

    谁能较为说清，如此这般的X，它所代之数是多少？

    谁又能肯定地证明，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不是“社会能见

    度”不高情况下的比例，而实际上是“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七个指头

    和三个指头”、“六个指头和……”

    不愿想下去。

    谁敢言“社会能见度”已很高了么？

    如果不高是一个事实，谁又能限制别人推测的自由呢？

    而“社会能见度”，这又是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这一部书，不管再怎么修正，也只能是所谓文人的“印象

    书”。我也只能写到这个份儿上。

    我的法国记者朋友真诚地希望我和他共同写一本分析当前中国社会

    各阶层的小册子。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怕我们会在写的过程不断地发

    生不愉快的争论乃至争吵。我请求他牺牲他计划内的中国版权，支持我

    单独写。他以友情为重，同意了。

    以上便是我决定写这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章节摘要

    第一章 当代资产者阶层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

    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

    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讨论：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

    阶层也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说，一种愿望……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

    财产，主要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的令人咋

    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

    如果中国人较为平和冷静地想一想，则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文

    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干子女是很难

    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

    近。……

    这话题太沉重，也太遥远。还是不讨论吧!

    邓小平同志的一种思想方法，不失为很实际的方法——如果我们的

    智慧不够，不妨留给下一代去解决……)

    第二章 当代“买办”者阶层

    将上海人与广州人、福建人相比，后者们即使已然是成功的“买

    办”了，可不知为什么，总使人感到他仍只不过是“打工仔”。而上海

    人，哪怕他明明只不过是境外商家的“打工仔”，却总企图以他后天不知

    从哪儿模仿来的所谓“儒商气质”——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买办”。

    (讨论： 既有“洋务运动”，便必有“买办”者应运而生。…… “买办”原本不应该是一个声名狼藉的词，它起码应是一个中性

    的词，一个商业词典中的词。 ……将上海人与广州人、福建人相比，后者们即使已然是成功

    的“买办”了，可不知为什么，总是人感到他们仍不过是“打工仔”。而上

    海人，哪怕他明明只不过是境外商家的“打工仔”，却总企图以他后天不

    知从哪儿模仿来的所谓“儒商气质”——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买办”。)

    第三章 当代中产者阶层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

    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

    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

    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

    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

    反应罢了。

    (讨论：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

    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

    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

    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问容的手抚摸感到

    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将诶出意识的本能，充其量做

    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

    中国中产阶层，注定艰难——

    城市平民脆弱：中产如何产生……

    中国的中产阶层，不足百分之几……

    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我们没有……

    西方中产阶级：人文理论推动进步……

    中国的冲产阶层能为底层代言么？难…… )

    第四章 当代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

    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如果竞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不

    痛快起来。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

    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讨论：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鸦片战场以前，中国无知识分

    子阶层，只有“文人”阶层，而此一阶层颇为庞大……“文人”只不过是知

    识分子大“公社”中的一族。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向往官职，热衷于追求官职的另一种心理逻辑是

    ——觉得是官了，才意味着获得了当局最大程度的器重，才意味着被信

    任到家了似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

    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不痛

    快起来。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

    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第五章 城市平民和贫民

    一个平民家族只要出了一个“拯救者”，这个平民家族就有了一线不

    至于整体沦为贫民的生机。而且几乎只有平民家族，才会产生它所必然

    需要的“拯救者”。又几乎只有平民家族中产生的“拯救者”，才最甘于肩

    负起拯救家族命运不至于贫民化的责任和“使命”。

    (讨论： 城市平民，乃中国当代城市中为数最广大的阶层。综合

    近年有关社会调查资料，显示他们约占城市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无平民阶层的生活稳定，无国家之长治久安。

    无平民阶层的用户，无政党的广泛权威。

    为平民阶层的公认，“改革开放”的功绩再大，也以为着在最严重的

    方面存在着最严重的缺陷……)

    第六章 农民

    将靠与农业根本无关的方式富起来的农村，成心宣传为致富农村的

    典型，不但丝毫也没有典型的推广意义，不但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而且

    极可能对最广大的，仍然正在务农的农民们的心理产生一种误导或暗示

    ——依然务农也许从根本上就是悲哀的。

    (讨论： 中国的“农村合作化”是从前苏联照搬的。

    但是“浮夸风”却不是从苏联学的，是中国自己的责任。

    将靠与年农业根部无关的方式富起来的农村，成心宣传为致富农村

    的典型，不但丝毫没有典型的推广意义，不但掩盖了事情的真相，而且

    极可能对最广大的，仍然正在务农的农民们的心理产生一种误导或暗示

    ——依然务农也许从根本上就是悲哀。)

    第七章 中国农民工

    中国“农民工”，明摆着目前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的族群。并

    且其总体上，完全可能成为将来之中国另一为数庞大的贫穷族群。所

    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即然大多数的他们并不在乎和计较叫他们“农民

    工”，社会无妨还那么暂且叫着。

    (讨论： 中国“农民工”，明摆着目前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的

    族群。并且其总体上，完全可能成为将来之中国另一为数庞大的贫穷族

    群。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即然大多数的他们并不在乎和计较叫他

    们“农民工”，社会无妨还那么暂且叫着。)

    第八章 中国当代“黑社会”

    邓小平生前也曾说过——中国要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很可能出

    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担心的是发生前苏联那样的事情。

    然而，中国共产党也可能在非常巩固地掌握着政权的情况之下，政

    权被某些官员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两面化了。一面做给自己的党和全社会看；而另一面隐蔽地、贪婪地、不断地左右结网、上下结网……

    (讨论：中国当代“黑社会”与世界各国“黑社会”史中的“黑社会”结

    构较有区别……只有利益关系，没有组织形式。

    邓小平生前也曾说过——中国要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很可能出

    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担心的是发生前苏联那样的事情。

    然而，中国共产党也可能在非常巩固地掌握着政权的情况之下，政

    权被某些官员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两面化了。一面给自己的党喝全社会

    看；而另一面隐蔽地、贪婪地、不断地左右结网、上下结网……)

    第九章 中国“灰社会”

    “灰社会”不但成分高级，不但隐形，而且几乎从不弄出响动。他们

    操纵股市、房价、期货、洗钱，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并转移往国外……

    一切一切在他们做来，不但易如反掌，而且还几乎毫无破绽。即使东窗

    事发，通常也没有任何国内媒体居然能够据实一一报来，大抵只不过点

    到为止，所谓“冷处理”。

    (讨论： “灰社会”不但成分高级，不但隐形，而且几乎从不弄出响

    动。他们操纵股市、房价、期货、洗钱，将国有资产占为己有并转移往

    国外……一切一切在他们做来，不但易如反掌，而且还几乎毫无破绽。

    即使东窗事发，通常也没有任何国内媒体居然能够据实一一报来，大抵

    不过点到为止，所谓“冷处理”。)

    附录：

    关于土地的杂感

    城市的发展，不依赖房地产业是难以想象的，也可以说是根本不能

    够的。

    但是，若过分依赖房地产，甚至推波助澜，乐得正中下怀地利用房地产业，则肯定是不可取得，甚而是愚蠢的。

    因为，人心里也有一块土地，叫心田。

    心田才是人类真正寸土寸金的地方，心田生长对于公平的希望，和

    对贪婪的本能反感。

    关于青年和新中国的杂感

    比之于中国当代青年，恐怕令人失望的更是中国的中年人，尤其中

    国的中年知识分子。

    关于“体面”与“尊严”的思考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并不意味着是21世纪人的高标准高品质的

    生活；恰恰相反，是起码的。

    “公平和正义比太阳还具有光芒”；在此前提之下，人民才能“过上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对技术人才也不能放弃文化要求……

    在大学普及人文的无奈之举……

    社会问题太多，人文不可能很快完成……

    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人文教育的三个敌人……第一章：当代资产者阶层

    在商业时代,没有资产者阶层是匪夷所思的；没有买办者阶层也是

    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馆里没有鲨鱼,没有巨或没有鲸,没有豚。也好比

    动物园里没有狮、虎、豹、熊、犀、象。它们是水族和兽纲中最不可或

    缺的种类。没有它们的存在,水族馆不算是水族馆。动物园又何谓动物

    园？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是商业时代繁荣链上最重要的一环，是

    商业时代的酵母。没有他们的存在,商业时代只能是一种幻想,一种传

    说，一种愿望。恐慌于他们的存在的人,是“叶公好龙”式的人。我们有理

    由反对的,只应当是“官僚资产者阶层”和“官僚买办者阶层”的滋生、形成

    和存在。而且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反对。因为这两个以官僚为母体,受

    孕于资产者阶层和买办者阶层的“杂交阶层”，对于权力的腐蚀性是无可

    比拟的，对于普遍的商业原则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同时必定等于对全社

    会的公平意识实行强奸。它们使商业委身于权力,因而使商业的行径近

    乎于“偷汉子”。它们使权力卖淫于金钱,因而使权力形同暗娼。结果是商

    业和权力,同时变得下贱、卑鄙又肮脏。一个“官僚资产者”和“官僚买办

    者”层出不穷的社会,哪怕他们还没有形成为阶层,都是在本质上难以真正

    建设起所谓“精神文明”的。他们对全社会的污染和危害,一点儿也不逊于

    黑社会和流氓团伙。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比黑社会斯文,比流氓团伙体

    面。

    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当然已经阶层化了。

    资产者中,也当然不乏由我的法国记者朋友定义了的“阶层分子”。对

    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咋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商业的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

    极大的讽刺性。在中国经济秩序还没来得及形成的几年里,他们往往很

    容易地就能从银行贷出大笔款来,而且往往是无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

    投机于最初的股票买卖或房地产买卖。对于他们没有所谓风险可言，因

    为他们得天独厚，信息灵通,买入顺利，卖出及时。在别人来不及反应

    和动作时,他们已然作出了反应实行了动作。当别人被“套”住时,他们早

    已携利别往。当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经济秩序的声浪高涨时，他们的身影

    早已出现在另一些有机可乘的地方。对于他们,“游戏规则”差不多总是滞后产生的东西。而所谓机会，总好像是有人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或者，为他们预留的。他们的后边，似乎有一个“机会服务团队”，或曰“机会

    黄牛党”。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个沿海小市营造起了开发热潮。我曾在那里

    见到过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身影。因为那在当时是中国又一个提供

    地皮炒卖大好时机的地方，所以几乎成了他们的一个“会师地”。我是应

    邀去参与一次电视剧策划的,他们是为地皮炒卖这一种商业“游戏”而去

    的。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员陪同,充当“高参”一类角

    色。我到后黄金地段皆已有主。那当然是一纸空文就了结的事。他们转

    手倒卖地契，旋即乘机回归,坐收其利。一亩地价翻涨五六十倍甚至近

    百倍,他们“创收”之丰可想而知。短短的数日内他们便暴发了一次,并且

    同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观光。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以内进行的。只不过这种合法进行的

    商业“游戏”,是别人没法儿也没资格“玩儿”的罢了。

    如今那小市的开发热早已冷却,因为地价在炒的过程中涨得失去了

    开发利润。当然也有人倾家荡产在那里，不过绝不会是他们中的某些

    人。

    钢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烟、酒,凡是曾一度紧俏过的商

    品,哪怕属于国家调控物资,几乎都为他们中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

    过。“卖批件”、“卖条子”这一种现象,在中国曾经是见惯不怪之事。王宝

    森不是挪用过两千万人民币给他的情妇去做生意么？他难道不是先成了

    阶下囚,才详查出这一条罪状的么？否则,“挪用”将不成其为罪名,可以堂

    而皇之地说成是北京市副市长亲笔“批给”的。有权支配几十亿美元的一

    位官员,“批给”谁两千万人民币做生意还不是小事一桩么？公开的对外的

    对付审计的招牌往往是“集体所有制”,实质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

    是“个体”的。非说“集体”,也是他们自己那一个小“集体”。赚了一概划入个人账号,亏了算国家为繁荣“集体经济”交“学费”了。亏个一干二净算全

    交“学费”了，挥霍了也算全交“学费”了。在中国经济秩序杂乱无章、剪

    不断理还乱的几年里，国家如此这般交了许多不明不白的“学费”。当然

    也不能说完全白交了，毕竟地使他们先富起来了。甚至，也能说交

    的“不明不白”。

    切莫以为他们富起来了便都是些非常之幸福的中国人了。其实,除

    了在资产的占有方面和优越的物质生活的享受方面他们足以高枕无忧而

    外，他们内心深处依然是郁闷多多的，依然是些备感失落的中国人。老

    百姓的郁闷和烦恼是可以找个倾诉对象诉说的。老百姓是有权利通过发

    牢骚甚至诅咒骂娘对现实宣泄不满的,他们却丧失了这种宣泄的权利。

    因为他们已然是现实的最优先而且最实惠的既得利益受用者了。老百姓

    发牢骚或诅咒现实的时候,他们只有充聋作哑缄口不言的份儿。老百姓

    骂娘的时候,他们总感到那等于就是在骂他们自己。他们都清楚,许许多

    多中国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和老百姓之间的鸿

    沟,是再也没法儿填平了。起码在他们这一代是没法儿填平了。而他们

    的上一代,亦即他们的父辈们,原本是些曾为拯救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出生

    入死,功勋卓著,因而曾深受中国老百姓爱戴的人物。这一种关系的失落,乃是他们于中国当代诸种失落之一种，最心有千结之一种。最欲说还休

    之一种。最惴惴不安之一种。不要单看他们在现实中的表现便以为他们

    并不在乎，事实上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很在乎的。又由于他们也清

    楚,他们从现实中依赖父辈的权威和名望获得的越多,父辈乃至家族在中

    国人中的声誉和威望越下降。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惴惴不安,包括他们难

    免常有所生的愧疚,便越加困扰他们。获得和丧失恰成正比，这一正比

    将是他们心口“永远的痛”。

    他们中四十岁以上的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统教育下成长起

    来的。中国共产党才是他们的精神父母。而且曾是他们绝对崇敬之绝对

    忠诚于的精神父母。相比而言,他们的慈父爱母,倒更像是他们的奶娘,更

    像是受了共产党委托教诲他们成长的监护人了。他们从小就曾立志要

    当“革命接班人”。只不过“革命接班人”五个字,体现于他们的意识,与体

    现于老百姓子女的意识,内容是大不相同的。老百姓子女立志要当“革命

    接班人”,往往意味着要当比是工人的父辈更不计所得的工人,比是农民的

    父辈更肯付出的农民,比是教师的父辈更优秀的教师,比父辈更服从国家和“革命”对自己命运的统筹安排,比父辈更勇于更乐于为国家和“革命”到

    最艰苦的地方去一辈子从事最艰苦的工作,并以此为荣。而他们立志要

    当“革命接班人”,往往意味着最终要接父辈的班,要像父辈一样身居要职,要像父辈一样为国家为“革命”实践文治武功并受人们的普遍爱戴。这一

    种意识尤其较早地成熟在男性的“他们”的世界观里。

    “文革”粉碎了他们的理想,嘲弄了他们的志向,颠覆了他们的世界

    观。正如硬性地,根本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正在成长着的千千万万中国青

    年的人生轨迹一样。

    最虔诚也自认为最有资格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继承“革命事业”的他

    们中的许许多多人,竟一夜之间成了方式极为粗暴严酷的“革命”对象,成

    了“狗崽子”,成了连最起码的尊严、家庭安全和生命保障都没有能力维护

    的人。这一种袭击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

    “文革”结束以后,江山疮痍,人事皆非,改朝换代,百废待兴。

    这时的他们,终于算是结束了含冤赍愤流徙民间的苦难,终于可以理

    直气壮地“讨个说法了”。

    而仅仅为他们的父辈平反,为他们的家庭恢复名誉那是不够的。

    必须也为他们被耽误了的人生做出适当的,较令他们满意的安排。

    事实上中国也以它特有的种种方式这样做了。但首先是向他们赎罪。需要直接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安抚的也首先应该是他们。因为他们具

    有特殊的、意义深远的代表性。这一种安抚亦表明着对他们的活着的父

    辈的承诺。而这一种承诺又几乎是必须的。因为中国的政治需要他们的

    父辈继续参与并起巨大的作用和发挥稳定的影响。如同一切做父母的人

    们一样,这些年事渐高的中国政治老人,不可能不替他们的并不年轻了的

    子女们未来的人生前途分心考虑。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于当时的中

    国政治显然是必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种安抚又表明着

    对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建国功臣们的祈恕。同时也是国家良心自身

    获得慰藉的方式。否则国家精神难以甩掉它所背负的沉重的“文革”十字

    架,而较快地从冤气孽障之中突围出来。

    这是一种情感色彩浓重的突围。

    它符合中国政治的历史特点。

    这是一个国的“韦斯巴芗式”的两难之境。

    据说在这位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加冕时,有心测试他的主教,将皇冠和

    法典放在天平的两端。如果他双手捧起皇冠,天平倾斜,法典就会当众落

    地。如果他首先捧起法典,以证明自己对法的重视程度远胜过对皇权的

    重视,那么皇冠也会当众落地,而那对于他意味着不祥之兆……

    仪式规定他不可以同时拿两样东西。

    于是他只得连同天平一起捧了过去。

    而中国摆脱两难之境的办法是——只从所谓“太子”中选拔了少数人

    培养从政。他们的人数在今天一一算来,十个指头数两遍也就差不多全

    包括了。时值中国的经济要腾飞,其余的他们便被鼓励去经商。

    如果中国人较为平和冷静地想一想,则就不难得出结论——在文

    化、艺术、教育、科技、文学和学术等等领域,中国的高干子女是很难

    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他们从小就距这些领域甚远,而离中国政治太

    近。在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族的观念中,从政才应该是他们的第一选

    择。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高干之子们,以及他们的父母们的思想意识里。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几十年中,这一点几乎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传统”、“血缘原则”。

    我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位相当走红的女电影明星,与一位父辈

    姓名掷地有声的高干子弟双双坠入情网。

    而他的母亲坚决反对,并且严厉地批评他说：“中国没适合你的女孩

    子了？干嘛非要从边边角角的人堆儿里找对象？”

    而他的父亲已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其实家族中已没了权力支

    柱。

    除了从政,中国以往的高干子弟们还适合选择其他的什么职业呢？

    总不能在“文革”结束后,依旧撒手不管地打发他们还去当普通一兵、当工人、当农民、当机关小办事员吧？

    于是他们被鼓励去经商,在当年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甚

    至可以说“幸而”中国又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出路。

    当我们中国人析明了以上背景,我们似乎也就对某些高干子弟如今

    在中国商界的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看待得较为符合中国特色、较为客观温

    和了。

    “那就让孩子们到商业领域闯一闯吧,中国将来也需要商业人才。”

    这句在民间几乎人人皆知的话,即使是杜撰的,即使严格地要求不应

    打上引号,想来也跟原版的意思差不太多。

    而既然当初是鼓励他们去“闯一闯”的,那么肯定要给他们“闯一闯”的

    种种必备的条件和万无一失的保障。这些条件和保障如果给别人,别人

    也会“闯”出一份产业的。但作为中国人,这一种平等的要求,在当年的中

    国,是单纯幼稚的要求，现在也是，具有“不可理喻”性。正如以这一种单

    纯幼稚的平等要求的意识看中国现象,皆具有“不可理喻”性一样。

    事实上,当我们中国人看着他们中的某些人如今俨然加入了中国资

    产者阶层,并且推断他们家私多少心怀嫉恨诅咒世事不平时,我们也许不

    大能想到,这些上一代共产党人变了种的子女,当初不得不退离中国政治

    时,是很有几分依依惜别,几分意灰志冷,几分失落和几分对人生前途的渺

    茫惆怅的。那才是——“若问此愁深浅,天阔浮云远。”

    当年我曾在朋友家中“有幸识君”。

    当年我三十七八岁,他看去小我二三岁。其父乃调入京城不久的

    某“地方元老”。他是其家子女中的“老末”。话不多,一副郁郁寡欢的样

    子。仿佛刚丢了什么贵重之物,来找我那位朋友商议报不报案。

    朋友当着他的面对我说：“你可别见怪,他不是成心冷淡你。他近来

    心情不好。”

    隔了会儿,又当着他面对我说：“他被从‘梯队’名单中划掉了。”

    我困惑,不禁地问：“什么‘梯队’？”

    “干部接班人‘梯队’呀!”——朋友回答了我之后,转而劝他：“想开点

    儿,你现在经商不是也挺好嘛!当官的有车,你也有车；当官的有秘书,你也

    有秘书,而且可以任由你随时聘换更年轻、更漂亮的秘书；当官的出国,你也可以出国；当官的请客,谱儿大了违反党纪,你请客,不论多少钱一桌

    那也是商务需要,你还想咋的呀？”

    他阴沉着脸说：“但有一点我已经明摆着和他们不一样了。他们的

    儿女将来填简历时,父职那一栏是高干,我的儿女将来怎么填？”

    朋友打趣儿道：“将来你就让你的儿女填‘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

    家’呗!”

    一句话把他逗笑了。

    他说：“我哥哥总算如愿了。要不然,共产党对我们家可就太欠公道

    了!”

    显然,对于做了官员的别人家的子弟,他们是很羡慕的，也是很不服

    气的。他们这一种仿佛遭到了排挤的心理上的不平衡,注定了以后必然

    要通过为个人和家族聚敛财富获得匡正。何况财富是种一旦开始聚敛,必定专情独钟的东西；一旦开始喜爱,永远觉得自己拥有太少的东西。

    法国的一位巨商,有次拜见阿拉伯某石油国的国王。金碧辉煌的宫

    殿使他惊叹不已,头晕目眩。

    过后记者问他有何感受？

    他说：“这真是一次不幸的拜见。从今以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穷光蛋

    的感受,恐怕将笼罩我一生了。”

    商界使年轻的“中国第一代红色资本家”们眼界大开,在他们接触某些

    香港的、台湾的、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以及欧洲的商人们时,他

    们肯定的也有自己仿佛是“穷光蛋”的感受。这种感受肯定加剧了他

    们“只争朝夕”的急迫感。替自己的将来和家族的将来聚敛更多的财富,正

    是在这一种急迫感的鞭策之下成为一种原动力和使命的。因为他们渐渐

    地悟到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虽然缓慢,但还是比他们所预料的速度要快得

    多。在这种速度中,一旦退离了中国政治,那么也就几乎意味着是与它

    的“诀别”了。今后,若企图使自己们不沦落为普普通通的些个中国人,除

    了站立在个人财富上,显然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再能垫高他们自己

    了。而他们原本是和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们不一样的啊!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一个,某次与一位意大利商人会晤

    时,对方问：“打算同我们合资经商,你能出多少本金？”

    他犹豫了一下。横横心反问：“三千万如何？”

    对方又问他是人民币还是美金？

    他说是人民币。

    对方不屑地摇摇头、耸耸肩,通过翻译告诉他——请他记住,在和欧

    洲人洽谈商务时,资金的概念一向是以美金来计算的，否则容易产生故

    意骗对方上当的误会。

    那一项商务由于对方嫌他的资金能力太渺小而没谈成。

    他却从此明白了人民币原来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的“跌份儿”。

    现在我校改和修正此书时，“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大大提

    升，“改革开放”在中国之成就也已举世公认。事实证明，中国当年一批

    头脑清醒的政治老人们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宏观设计，不管有多少令今人

    质疑的方面，但基本是正确的。并且我进一步认为，非一人之功，而是

    一个思想解放者的团队的卓越表现。在当年，他们的义无反顾的坚持，以及反对者们的义无反顾的反对，千真万确地仍可用“路线斗争”来形容。此种斗争未再一如既往地残酷无情，亦是中国之一大欣慰。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他们中的某些人。某次在北京接待某几位

    香港的富商子弟,为了在虚荣心上一争高下,乘坐奔驰600或劳斯莱斯,要

    求他们的夫人或准夫人佩戴上最名贵的项链和钻戒……

    结果当然是他们的虚荣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但过后他们又彼此挖苦和嘲讽自己们的庸俗。

    因为宴后当他们欲付账时,对方们中的一个阻止了他们,淡淡地

    说：“我在这里等于是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在我自己家里朋友们聚在

    一起吃顿饭,我岂能让你们掏钱买单？”

    原来那五星级饭店的百分之九十的股份归于对方家族的名下。

    “外向型”的比照,的确常使他们相形见绌。于是他们再多利用一次父

    辈们的显赫名声或权力关系之念头油然而生。他们知道这是不好的,也

    明白每多利用一次就贬值一次,但却还是一定要利用的。因为那是他们

    在现实中唯一可以利用的。有时利用了直接谋利,有时利用了间接谋利,有时仅仅利用了支撑自己们表面卓而不凡内里非常之虚弱脆薄的自尊。

    若他们的父辈们已经退位了,或根本就不在人世了,他们则便难免地心生

    惶惶的危机感，如同即将被富贵生活所弃的娇宠小儿。

    他们虽退离了中国政治舞台,却仍密切关注着它的云诡波谲潮汐变幻。时常暗自分析这种种变幻对他们的存在有利还是不利。“反腐

    败”、“反特权”声浪高涨时,他们中某些人的内心里意乱弦惊,悄然遁往国

    外,很是担忧自己不幸成了祭畜,被政治高高拎起抛给民众以平不满之

    怨。前几年有些经济学家高谈阔论“中国的资产阶层不是多了而是太少

    太少,需要立法加以重点保护”,这话他们很爱听,仿佛是替他们所作的正义

    的宣言。有些法学家提出应像西方一样,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条

    确立为国法至高无上的一条,也很令他们暗生感激,觉得在中国“知音”还

    是有的。

    我没通读过我们的宪法和刑法,不知这一条是否已经确立了。但是

    我可以肯定,即使确立了,他们也难以高枕无忧。

    现在，众所周知，中国宪法已补上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一条。这

    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曾戏曰：“老百姓没有多少财产可被侵

    犯，故几近于富人财产保护法条。”我并未公开反对过，内心里却是有

    几分不以为然的。如今想来，我当时的不以为然，确乎意味着思想上的

    几分偏执。我未免太纠结于“私有财产”的是否清白，而又未免太忽略这

    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宪法若无以上一条，首先对于招商引资是大不利

    的。其次，即使当时看不出那一法条与财产少得可怜的一般公民有什么

    意义，但却总归也会发生些关系的。比如现在的“拆迁纠纷”，觉得显失

    公平的公民若依法维权，往往也得在法庭上依据“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

    后来的“物权法”据理力争。

    他们最是中国一些处于“不可名状”之状态的人。

    他们总担心中国哪一天又发生“文革”般的动乱。而他们多年来苦心

    聚敛的家财私产顷刻化为乌有。不管谁向他们保证这一种情况是绝不会

    发生的,都不能彻底打消他们的忧虑。

    他们观察着中国的现实常不禁地暗问自己：我是可以无忧无虑地以

    富人的身份在这个国家里永久居住下去的么？

    于是他们将人民币兑成坚挺的美元,并且储往国外银行。

    于是他们常将一份或几份外国护照放在随手可取的保险之处。

    非走不可时去香港么？

    香港业已回归。

    去台湾么？

    “台独分子”一直表现得极为活跃,去了恐怕会成为新闻焦点,染上他

    们实在不愿沾染的政治色彩。

    新加坡太小太近。日本这个国家的商业已经成熟到快软烂的程度

    了,除了商的本能膨胀几乎再就不可能发生别的什么激动人心之事了。

    他们怕被那一种软烂的商业社会陷没了。英国这个国家的贵族传统太悠

    久,在国民意识本性上尊崇的是贵族,是绅士,而不怎么真的尊崇富人。何

    况自己果而去了的身份又只不过是一个中国富人。法国比较理想,但是

    华人在法国不太受待见，属于还能勉强容忍在法国生存的人种，尽管目

    前看来中法关系发展得不错。德语难学。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经

    济发展前景不太乐观。挪威、瑞典、瑞士太寂寞,它们的中青年人也还

    耐不住那一种恒久般的平静寂寞纷纷往国外跑呢!

    似乎只有美国还值得一去。可美国太民主,平等意识太强。倘知道

    了自己富起来的底细,会不会瞧不起甚至轻蔑了自己呢？何况美国的华

    人已经太多,而且成分复杂。“民运分子”们会不会将自己当成他们敌视的

    一个活靶子不断地进行攻击性骚扰呢？

    再说,离开中国,去到国外,得有多少外汇储备,才有可能维持住一位富

    人的体面的生活水准呢？拥有名车、别墅、遗产的外国富人多了去了。

    几百万美元够么？

    细细一寻思,心里没底。

    好比孔乙己数茴香豆,觉得实在是“多乎哉？不多也”!

    他们清楚,在美国“百万富翁”其实已是一种时过境迁的说法,根本算

    不上真正的富人。哪一片社区都隐居着一些,过着和别人差不太多的日

    子,进行着并不比别人阔绰的消费。如果苦心聚敛了一笔私有财产,最终

    不过是移民到美国去过那么一种许多方面都和别人差不太多的生活,那

    又何必呢？那么他们在中国的自我感觉还要远比在美国强啊!在中国他

    们起码是人上人,起码被羡慕，最最起码也是被眼红被议论啊!

    而在美国,他们将不太可能成为人上人，不太可能被羡慕，甚至,也

    不太配被眼红议论。

    而这连想一想都是着实令他们沮丧的。

    再说,到了美国他们干什么呢？继续经商么？在美国经商,赚钱可比

    在中国难多了。没了曾经有过的,在中国经商的便利条件，他们也几乎

    就彻底的没了自信。

    倘其他什么都做不来,因而什么也不做,那不就等于坐吃山空了么？

    自己的外汇储备经得起自己坐吃无患么？

    经得起几代呢？

    如果仅仅经得起自己这一代,那么下一代、下几代的命运又将会怎

    样呢？

    他们更清楚,华人后裔,倘在美国跻入富有的上等人的阶层,并且一代

    代保持住这种身份,谈何容易!

    我们了解他们内心里以上种种忧虑、种种苦闷烦愁后,是否会对他

    们也生出一丝同情呢？

    当然,这么说,有些滥施同情的意味儿，有卖舌帮腔之嫌。因为中国

    毕竟还有六七千万尚未脱贫的农民；有日益增多的一大批又一大批的失业者；有“希望工程”和慈善事业救助不过来的、上不起学的穷孩子……

    爱迪生曾说过：“如果富人们的生活,真如穷人所想象的那么幸福,他

    们才会真的感谢上帝。”

    我的本意,其实也不过就是爱迪生这句话的意思。

    “他们”中的男人,是些缺少友情的男人。因为聚拢于他们身旁的,十

    之七八是正图利用或攀附于他们的男女。他们必得提防那样一些男人的

    手趁他们不备伸入他们的衣袋。他们必得经常告诫自己,别一次又一次

    被亲爱于他们的女人颠覆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为每一次夫妻关系的破

    裂,对别的男人们是多么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的过程,对他们其实也同样

    是。有钱人之离婚,有由于有钱而造成的别种样的麻烦。文化层次较高

    的,人格独立精神较强的,不太容易为虚荣所惑的男人和女人,一般不会轻

    近他们的社交范围。他们也从内心里很反感那样的男人和女人的高傲与

    孤芳自赏。素质太差、文化层次太低的男人和女人,根本没机会结识他

    们。追随于他们左右的,几乎永远是一些精明的、专善仰人鼻息的、唯

    他们马首是瞻的、不耻于时时表达忠心的、介于有自尊和没自尊、有身

    份和没身份、卑俗和斯文、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年轻的、漂亮

    的、介于单纯与不知廉耻、浪漫与放纵、多情与多智、现代与现实、天

    使与妖姬之间的女人。某类人们因具有太显明的被攀附的意义和被利用

    的价值,身旁也就大抵只能聚拢着些介于优秀和平庸之间的男人,以及做

    派现代目的现实的女人了。这符合人类社会的寄生规律。像他们利用他

    们父辈的权力能量和影响一样,他们自己的能量和影响往往也被直接或

    间接地借助与利用。他们有时会对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心生厌恶,弃之

    如弃旧履。但有时也会遭到那样一些男人或女人的背叛——当他们身价

    跌落在特权阶层渐渐失宠之时……

    他们几乎都是些不读书的人，尤其不读小说、诗、散文。他们从天

    性上轻蔑文学,极端讨厌作家。如果他们欲请某位作家赴宴，那作家还真的受宠若惊打算前往的话,那么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大约自己的笔要为

    他们“服务”一下了。

    但他们却读时事报刊，偏重于读海外的，并且从不排斥某些对中国

    立场暧昧甚至立场“反动”的报刊。他们有许多渠道收集到这类报刊。海

    外舆论对中国局势的分析、预测和评说,一向能引起他们较浓厚的兴

    趣。尽管他们对中国政治了解得并不少,也不乏独到的,甚至是深刻的敏

    锐的见解。流传于中国民间和海外的“小道”政治消息、动态、“内

    幕”、“秘闻”什么的,其实往往源于他们的有意无意的提供。他们通过报

    导“出口”和“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杀伤可能危害他们及他们家族利益的、因而令他们不快的中国政界人物的形象,同时为那些可能对他们及他们

    的家族利益有帮助的、受他们喜欢和拥护的中国政界人物树立口碑。

    他们像某些司机从心理上逆反交通警察一样逆反“中纪委”的存在。

    尽管“中纪委”并不意味着就是由一位铁面无私的当代包公坐衙的开封

    府。

    他们当然不进影院,也当然不看国产电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偶尔

    宴请影视明星。

    他们颇喜欢高尔夫球。情绪好时,也打保龄球或台球。

    他们中有人是围棋和桥牌高手，也有人骑艺不俗,可驰骋于跑马

    场。

    倘有外国足球队到中国来进行比赛,他们一般是不愿错过观看机会

    的。并且总持有一等票位。但他们绝不是球迷。谁若将他们与球迷相提并论,那等于是在侮辱他们。

    国外的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时装队或花样滑冰队到中国来演出,在现场每每可发现他们的身影。他们矜持地向熟人点头时,仿佛在说

    ——“这我怎么会不来呢？”

    人生苦短，现在，他们也老了。中国人在举凡一切公开场合，很难

    再见到他们的身影了。中国的一切文艺演出，他们早就看不上眼了。外

    国的不论多大的明星甚或大师以及世界一流的文艺团体在中国的演出，一概激不起他们的欣赏欲望了。因为他们早已在国外欣赏过了。若论对

    文艺的欣赏水平，他们无疑是中国眼光最高的一些人。他们大抵已不再

    在商海中弄潮了，先后做起了深居简出的“寓公”。或在中国，或在国

    外。其实，他们从未真正爱过商业，这一点是他们与中国一些卯足了劲

    儿在商场上往前拼的商业“骄子”们最大的也是最本质的区别。他们大抵

    连对政治也不复像以往那么关心了。他们明了他们已经安全，并且竟然

    特别体面地安全着。这于他们已差不多是如愿以偿了。当初也许否，而

    今不后悔。他们曾是中国这大舞台上某一折戏中的主角，也是后来冷眼

    旁观的看客。他们经历了寻常之人经历不到的事情，看到过寻常之人难

    以看到的真相，体会过寻常之人难以体会的况味。他们禅透了“锦江春

    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的世事规律……

    而当年，他们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似乎都觉得“改革开

    放”的步伐太慢太慢思路太僵化保守，仿佛早已超过了他们的忍耐限

    度。

    可谁若问,依他们看来,还应该怎样“改”怎样“放”？他们却又往往的

    三缄其口莫测高深。不是说不出来,也不是懒得说；而是觉得,也许还是

    不说的好。

    其实他们内心都曾封闭着一股强烈的激情。那激情更适于通过慷慨

    激昂的政治演说,运筹帷幄机智幽默的外交谈判,身临战争前沿麾下千军

    万马指挥若定来体现。然而在今天,这太是过去时的“童话英雄主义”式的

    向往了。他们也早已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内心里的激情的火苗都渐

    渐熄灭了。

    他们的“不可名状”的状态,说到底是这么一种感觉——既不甘心一辈

    子像他们现在那么活,一辈子做他们现在所做之事,又前瞻后顾两茫茫,找

    不到另一种或比现在更好的活法,以及比现在所做之事更能体会到满足

    感的事。

    相比于他们,在他们看来,那些一辈子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似乎永远

    不思改变地从事俗常职业的人,简直是一些成仙得道之人。他们也体恤

    芸芸众生没资格没能力与自己命运抗争的处境,但是非常羡慕芸芸众生

    满足现状自得其乐的“境界”。正是由于他们的内心永远难以达到这一种

    安于俗常的“境界”,才总是无可奈何地处于“不可名状”的状态。

    今天的他们，早已从当年那一种状态中超脱了，简直也可以说超越

    了。故以他们的眼来看中国诸事，看得比许许多多自以为明了透彻的人

    更明了更透彻。但是他们往往不与人道，不屑于。若谁被他们看得起，成了他们的朋友，谈到中国之政治，他们往往一开口便会令对方缄默良

    久，那种睿智，那种精譬，不由得你不肃然起敬。今天之我，也不复是

    当年那个“世人皆醉我独醒”、“拿起笔来作刀枪”似的我了。若读者以为

    我是在巴结，那也随便。而于我，只不过是在补充我的印象。我觉得，他们中有人更像是另类的“红学”专家，将“中国红”解读得入木三分，且

    更善于从“红”中看出别色来。时代转型，总是会必然地派生出些前所未

    有之人。当年的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趁势而上，顺势而为了。情愿

    也罢，不情愿也罢；得意也罢，失意也罢，一言以蔽之，时代产物而

    已。并且，已成往事。真的，我不复再能像当年写此书时那样，对于他

    们曾靠的是特权而耿耿于怀。毕竟，他们的父辈们，曾是新中国的功

    臣。何况，当年惠利于他们的那点钱，才哪儿到哪儿？比起后来一些贪

    官们所贿得的巨大总数，连零头还不够!更何况，说到子女依赖父辈的特权，如今这现象也仍不少!今日的那些父辈，比起他人的父辈又算老

    几？连“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干过革命”这一起码的资本都没有!是以反而

    便以平心静气的眼看他们了。倒是对于如今的种种以权谋私现象，格外

    地嫌恶了……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他们”中的女人们。据我看来,作为女人，她们

    十之七八其实是不怎么幸福的。希望她们成为某一家庭的贤妻良母是不

    切实际的。那实在是太难为她们了。而一个男人居然能成为她们心目中

    的好丈夫,则这个男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处在男人们对自己们的和自

    己们对男人们的两难标准之间,她们的身份与其说是妻子、是母亲,莫如

    说更像是同事、老板秘书、经纪人、股东、“大内总管”或后台老板。

    她们在钱财和情感两方面严控丈夫，但在这两方面却宠纵儿女。

    她们中的大多数,从小都是备受呵护的、娇生惯养的、任性的、以

    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很强并且具有难以驾驭的反叛性格的女孩儿。

    她们中有些人在“文革”中曾大出风头,甚至大打出手过。当年她们狠

    起来也是令人恐怖的。当年她们对于别人的悲惨命运和别人家庭的毁灭

    缺少起码的同情心。但是对于自己命运的曾经沦落和自己家庭受到的冲

    击却至今耿耿于怀。

    她们几乎从小就本能地反叛一切约束。包括来自于父母的约束。她

    们反叛一切妨碍她们个性自由的外力，但是却唯独并不反叛父辈的权

    力，深知那对她们多么重要。

    她们是在“文革”中思想渐渐成熟起来的。这成熟意味着她们自认为“已看透一切”，认为“再没有什么假象”能够骗得了她们了。谈论起种

    种中国话题来,她们的言词往往既准确又尖酸刻薄。但是见解缺乏公允

    也不深刻。

    她们对于中国政治的态度又厌恶又不敢彻底予以轻蔑。因为她们比

    谁都更清楚,连天生桀骜不驯的她们,也是逃脱不了中国政治的巨大惯力

    的摆布的。

    她们自己倒不见得多么向往当一位中国女高干。尤其在她们从商之

    后，几乎个个都自嘲自己曾经还有那样的一种向往。但她们很在乎自己

    的家族中是否仍有人身居地位显赫的要职。倘竟然没有,她们不但是要

    诅咒别人,甚至也是要嘲讽和挖苦亲人们的不争与无能的。

    她们在经商方面的作为,往往尤胜于自己们的兄弟，起码毫不逊

    色。而她们直接或间接地借助和利用父辈们权力的稳操胜券、胸有成

    竹、得心应手,却是她们的兄弟们不得不甘拜下风、望尘莫及、五体投

    地的。

    然而她们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也是些极其缺乏友情的女人。这一

    方面是由于她们自幼生活在门第观念和等级差别难越的环境造成的,另

    一方面是由于父辈们在“文革”中的恩恩怨怨造成的。

    她们在她们的阶层圈子里难觅“知音”。而女人是天生不能没有同性

    的“知音”伙伴的。所以她们的情感谨慎地、有选择地外延，试试探探地

    向她们的阶层以外去发现和结交。她们真正看得起的女性并不多。承蒙

    她们看得起,而且渐渐引为密友的女性，大抵是些中青年名女人。而且

    必得善解人意,知道怎样才能随时揣摩透她们的心思,善于曲意逢迎,不过

    分肉麻而又恰到好处。肉麻的逢迎其实并非她们所习惯于接受的。但一点儿也不逢迎她们,平等意识太强,试图完全将她们当寻常女友看待的女

    人,却又肯定会令她们恼火透顶。

    这样的友情在她们和别的女人们之间是较难建立的。而一旦建立,她们对女友们又是很慷慨大方很讲义气的。

    她们对追随过她们的人多一份责任感，多一份女人特有的人情味

    儿。但对于对不起过她们、伤害了背叛了她们的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

    人,她们的打击报复又往往比她们的兄弟们更冷酷无情。

    哪怕只不过是她们自认为谁对不起她们了,伤害她们了，背叛她们

    了,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她们意识到打击错了报复错了大抵也不忏悔也

    不内疚，更不请求谅解，索性将错就错一错到底。

    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正由于她们身上几乎共同具有这样的性格

    特征,才没有被编入“革命接班人”的“梯队”去接受政治上的培养。或者反

    过来说——正由于她们的显明的性格缺陷不适于从政治方面去培养,或

    直言明摆着没有培养的前途,她们的性格特征才更显得是共同的特征。

    她们的亲情义务、亲情责任和爱心,在她们的家族中却往往表现得

    格外动人。最可贵的东西既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谁们配从她们那里获

    得,又不能像物质的东西一样束之高阁封存起来期待增值,那么也就只有

    充分地在骨肉亲人间布予了。这体现为一种较封闭的,家族系统内部的,情感的自给自足，是贵族阶层在情感方面的小农方式的循环周转。在家

    族中谁生病了,往往来自于她们的关怀最为上心最为情真意切牵肠挂

    肚。谁名誉受损生意亏损仕途不遂,也往往是她们表现得最激愤解危救

    难的姿态最义不容辞上疏下导的努力最活跃。而谁若事涉法案,四处奔

    走八方呼号组织捞救的,也正是她们。

    她们对于亲人和家族最富有牺牲精神。

    她们喜欢时装但非常不喜欢时装模特。偶尔喜欢的也是外国的。

    她们基本上不看国产电影但却看影视画刊。对于中国的当红的女明

    星们一概嗤之以鼻,而对于某几位她们认为颇有不凡气质的男演员,往往

    又视为初恋情人似的不容别人评短。

    她们对珠宝钻石情有独钟，但是颇不愿与珠宝商人多打交道。如果

    对方经常而又无偿地向她们奉献另当别论。

    她们喜欢名车犹如骑士喜欢宝马。但是当亲自驾驶了短短的一个时

    期以后又会“移情别恋”，觉得名车也不过就那么一回事儿罢了。

    她们真的从内心里有点儿崇拜的艺术家是画家。她们认为真正有收

    藏价值的艺术品当然也只是画。

    她们对记者的印象强于作家。前提是如果还没有被记者揭过短的

    话。

    在她们的心目中“国产”作家是和妓女差不多的一类人,仰人鼻息寄生

    于政权而又心怀叵测不安分守己。

    她们偶尔也看书。但大抵看的是外国的传记文学,主人公大抵又是

    名女人。

    她们真的从内心里有点儿尊敬的是中国体育运动员。

    实际上她们不可能是较长久地喜欢某“一种”事物的女人。

    她们的婚姻几乎都不美满。

    她们几乎都曾一度陷于情爱饥渴状态。

    她们几乎都曾有过“弗朗西丝卡”情结。

    但是她们所心仪的男人在中国的现实中又几乎没有。

    并不爱看小说的她们中,估计有不少人读过《廊桥遗梦》这一册薄

    薄的美国小说,而且肯定有人感动得泪流满面。

    她们中不少人对于自己的现存婚姻当成一种家庭义务和责任来维

    持。

    她们对于当代青年男女间的情爱自由非常羡慕。但是一想到自己的

    实际年龄也就懒得离婚仿而效之了。她们常常顾影自怜叹息青春不再。

    因而尤其难以容忍她们的丈夫拈花惹草。

    为家族的长富久安她们忘我地聚敛钱财。同时渐渐忘却了自己是女

    人,性情特征渐渐变得类乎一些“中性人”。

    她们精明强干,发号施令之际气使颐指。动念一生,下定决心排除万

    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声色俱厉。

    这种时候她们使面对她们恭听吩咐的男人们一个个变得太像小女

    人,而她们自己则变得尤其像男人。

    如果她们自己的家庭门第较悬殊地高出于她们的夫君们的家庭门

    第,则她们在“小家庭”中的地位形同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结婚不久便和丈夫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原因是讨

    论到当她的公婆身体欠佳之时,她究竟应该不应该主动前去问安的问题

    二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丈夫姿态傲然地离开了卧室,将自己关在他的

    书房里。维多利亚女王气冲冲地跟在他后面,用鞋尖踢书房的门。

    丈夫高声喝问：“谁？”

    她回答：“英国女王驾到。”

    丈夫未开门。

    她又踢门。

    丈夫又问：“谁？”

    她又回答：“英国女王。”

    丈夫还是不开门。

    等她终于有礼貌地、轻轻地敲了一下门,回答道：“你亲爱的妻子,阿

    尔伯特。”丈夫才开了门请她进去……

    如此这般的戏剧式“情节”,在她们和她们的夫君之间,肯定是经常发

    生的。不过,家庭门第低于她们的夫君们,显然不会像维多利亚的丈夫那

    么“威武不能屈”。因为那丈夫本身也是一位有资格继承王位的亲王,并不

    将“王”的地位看得多么了不起。

    在“文革”中,她们中有些人由于命运的沦落,由于企图证明自己们与

    家庭的决裂,也由于被现实逼迫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曾一度下嫁给底层社

    会的男人。但这一种“历史性错误”,“文革”一结束,几乎都由她们自己理所当然地予以“纠正”了。随即她们也是理所当然地又将择偶的目光投向

    了门当户对的大院里,而在这个太有限的范围内寻找到两心相悦的真爱

    并不那么容易。“文革”后她们的婚姻在门当户对的大前提来看似乎都比

    较般配了,但这并没给她们带来她们所希望的幸福。而这一次没有“历

    史”的也没有“政治”的罪孽,完全是她们自己的责任了。

    于是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托尔斯泰开篇于《安娜?卡列尼娜》这一部

    世界名著中的那句几乎人人知道的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针对于她们,似乎反过来说更为恰当——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却都是相似的。

    是的,由于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原因,相似的情况,她们婚姻上的失败

    以及家庭生活的不幸福,也都自然而然地带有了相似性。

    她们是些当代中国的“安娜?卡列尼娜”。

    她们身边大抵也有“渥伦斯基”式的情人,他们未必是贵族之子她们也

    不在乎了。但敢肯定不会是平民之子了。她们不允许自己犯那么低级

    的“错误”。

    她们内心里有“安娜?卡列尼娜”般的痛苦,但却不会陷于“安娜?卡列

    尼娜”般的绝望。

    她们比“安娜”现实得多,并不非要求情人最终一定“升级”为丈夫。

    她们也是绝不会卧轨的。因为她们实在犯不着那样。

    何况现在中国女性们的流行说法是——真爱又如何？这正渐渐成为

    一种“主流意识”,“主流境界”。

    这为她们在观点上树起了旗帜。

    作为女性,比起她们的兄弟,她们的性别劣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

    娶一个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小家碧玉”,或“文娱圈”里的“娇俏女娃”为妻,似乎不足为怪。在后者们，还是幸运,还是荣耀，还等于一辈子有了依

    赖。而她们若和每个月仅有几百元的最高一千多元的“次阶层”男人结为

    夫妇,不但他们将不知如何做丈夫才好,还将连带得她们自己的身份随之

    骤跌。

    这是她们顾此失彼的两难之境。

    1877年4月1日,小乔治亲王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

    亲爱的祖母：

    昨天我看到一具好看的木马,想买下来。但我没有钱,请您给我一英镑好吗？

    您的孙儿乔治

    女王回了信：

    亲爱的孩子：

    你的信证明,你还不太懂各种东西的价值,这不好。你应该学会懂得

    这一点了，而这是人生相当重要的一点,对于你也不例外。等你真正懂

    得了这一点,就不会再写信向我要钱买什么玩具之类了。

    你的祖母维多利亚

    几天后,她又收到了孙子的信：

    亲爱的祖母：

    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教诲。您的信促使我对各种东西的价值进行了

    有益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我把您的信以两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一位

    收藏家。这样我不仅得到了我喜欢的木马,而且剩下一英镑。您认为,我

    是否已经真正懂得了各种东西的价值呢？

    您的孙儿乔治

    以上一则逸事,又好比她们对她们的父辈,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推陈出

    新”的“修正”。

    公而论之,她们的父辈们,亦即那些曾经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前庄严宣

    誓,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一辈子的革命老人,对于子女们的

    教诲一向还都是比较符合革命者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思想的。正如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对孙儿施以“节俭为荣”的教诲和影响一

    样。但无奈时过境迁,充当下一代思想教官的,不只是父辈母辈,还有时代,还有社会,还有形形色色的别人。父辈母辈们充当的思想教官,太具有理

    想主义的色彩。理想主义教育的成果,只能产生于理想主义为主流意识

    的时代。商业时代乃是主流意识为现实主义的时代。相比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虽然色彩绚丽却未免内容空泛,所以它适合演讲家、鼓动家嘴

    上说说,不太能成为大多数人身体力行的情愿。而那大多数中,自然包括

    老一代革命者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

    他们和她们,为了获得到自己们喜欢的追求的东西，卖父辈们的资

    历和资格,有时甚至卖他们的原则和尊严，正如乔治为了获得到他所喜

    欢的木马,以两英镑卖掉他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写给他的回信一样“聪

    明”。而且自以为和女王一样,从此真正懂得了各种东西的价值。某些老

    一辈革命者们的某些后代,卖给了的当然不是什么收藏家，而是卖给了

    商业时代，卖给了在商业时代必然成为主流意识的现实主义的交换法

    则。

    于是，上一代坐“上海”、“伏尔加”、“红旗”，下一代、下下一代

    坐“公爵王”、“宝马”、“奔驰”等高级进口轿车。

    上一代住大的或小些的四合院,并且尽量布置得朴素一些,以避免与

    人民的生活水准形成太远的距离。下一代、下下一代却动辄以百万几百

    万巨资争购豪宅别墅,且装修唯恐不奢华、不气派。因为他们和她们,是

    向西方贵族资产者们的生活水准看齐的。父辈们十之七八没有见到过,又由于有着革命者精神境界里的拒奢崇俭的支柱,因而没有横向攀比的

    目标,也不太会产生横向攀比的心态。他们和她们却不但见到过,而且身

    心感受过西方贵族资产者们的富贵生活。精神境界里既无原存的支柱，或虽原存过却早已折塌了,也就随心所欲没商量了。现实中既有横向攀

    比的目标,既有可以达到的捷径,又怎能不使他们和她们向往之追求之,不

    遗余力地去达到呢？

    波斯王一世居鲁士大帝出身于平民,他的儿子从小为所欲为,不受约

    束。

    有次儿子对他无礼,他训斥道：“从前我跟我父亲讲话,绝不像你现在

    跟我讲话的样子!”

    小居鲁士顶撞道：“别忘了你从前只不过是平民的儿子,而我是居鲁

    士大帝的儿子!”

    他们或她们的父辈们,其大多数从前只不过是些穷苦劳动者的儿子,是些放牛娃出身的人。而他们或她们,现在却是些名声显赫,职高权重,一

    言一行都对国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的人们的儿女,或地方首席官僚的

    儿女。

    这一种代与代的区别,以及由此发生的思想的、观念的,物质追求与

    精神追求的离经叛道,非是谁的主观意志所能定向的。

    任何事物都是有生命的,从爱情到一种思想到一个政党。而举凡有

    生命的事物,皆是有生命周期现象的。十二三年是普遍每一个人的生命

    的周期。两个周期交替之际,人的健康与病弱状态显明，思想的生命要

    比人的生命长久得多。它是精神生命界中的银杏树。尽管如此,既没有

    不死的银杏树,也便没有所谓不朽的思想。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某些堪称伟大却很古老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人

    的头脑来说,其光耀已如遥远的银河系尽头的一颗颗星一样暗淡了。好

    比今天的孩子能立刻回答出“希瑞”是美国动画片中手持宝剑、跨一匹长

    着双翼的白色神马的女斗士,却说不出写过童话《海的女儿》的作家是

    谁,而且很可能根本就没听人讲过那一则优美又忧伤的童话。

    新的思想的芽,通常都是生长在古老思想的干上的。

    然而我不敢妄谈一个政党的生命的周期也许是多少年。

    我只想说,它的腐败的严重,显然与它的生命周期有着一种内在的可

    能是必然的关系。正如人体的健康在生命周期交替之际最易受疾病的侵

    袭与危害。

    目前,中共中央、中组部、中纪委联合颁发了有关文件，它将可能

    使子女直接或间接地借助和利用父辈的权力谋取个人以及家族财富的现

    象，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时间能使许多事情不再值得人们关注和论道。权力乃是与具体人的

    生命同在之物。

    我们有充分的根据作如是之想：

    十年二十年后,当一个人企图和另一个人成交一笔生意,一方如果说

    ——“想必你已经知道,我是某某人的儿子或女儿。”又如果他或她的父辈

    早已随权而故。那么对方一定会感到讶然,感到说得唐突并且说得没有

    意义……

    或者十年二十年后,当两个青年男女互相吸引。一方向另一方搭讪

    着说——认识你很高兴,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的爷爷是某某人时,那情形

    肯定也是极为滑稽可笑的。

    在成熟的商业时代,政治权力,尤其人亡而易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

    隔代产生将带来实际利益的神奇效应。

    须知丘吉尔的后代和罗斯福的后代,都正在英国或美国的什么地方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呐，区别仅仅在于,是普通的富人或普通的平民。除

    了目前尚存在于少数国家的王室而外,世界上一切所谓名门望族的代的

    延续,几乎全都注定了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

    这乃是时代演进的法则。

    匪兮今兮,亘古如兹。

    我曾与一名北京的出租汽车司机就这一话题交谈过。

    他说：“江山是人家的父辈们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打下的,中国人总得

    通情达理些,允许人家的儿女辈们沾点儿光是不是？如果连这也不允许,显得咱们中国人太不懂事儿了是不是？说到底，无非就是儿女们凭着老

    子们的权力地位,轻而易举地捞个几百万几千万的事儿嘛。只要别太过

    分,只要别太肆无忌惮,只要别太贪,适可而止,只要今后不再那样了,只要

    把经济真正搞上去了,能使咱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别弄得

    今天一批下岗的,明天一批失业的。人心惶惶,人人危机,对他们那点儿摆

    不上台面儿的破事儿,中国老百姓其实可以猫头鹰似的，睁只眼闭只眼,装成大傻帽儿,装成什么都没瞧在眼里的样子……”

    我很同意那名出租汽车司机的话。

    他的话最能体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大度。这一种大度在这个地球

    上也是不多见的。

    所以我倒想向某些“老子”们的某些儿女们斗胆进言,若觉得活在中国

    的地盘儿上还不至于太委屈自己的话,其实是不必总打算随时往国外溜

    的。只要你们“自己人”不“修理”你们,中国老百姓是不太会碰你们一指头

    的。你们是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地盘内悠然地做富人乃至富豪的。这可比

    在国外做富人或富豪更现实些。当然,唯一的前提是务必记取那一名出

    租汽车司机说的几个“只要别”。否则,你们应该明白,猫头鹰是有两只环

    眼都瞪圆了的时候的。那时它就会发出尖厉的叫声了。按迷信的说法,这隼禽一旦耸叫连声,便是不祥之兆了。真弄出什么双方都不希望发生

    的事,对你们,对中国老百姓,就都不好了!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屈指算来，我这一本不三不四的书，出版已经十四五年了。此间，中国之变日新月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权力的寻祖现象，也分明的

    越演越烈。当年的高级干部们，本身并不沽权于市，标价寻租。他们干

    不来那种勾当。即使他们出于私心提拔亲信，那也是绝不收钱的。当

    年“跑官”的现象照例也是有的，却不过就是带上礼品而已。礼品终究非

    是钱钞，也很少听说以名车、豪宅、别墅做礼品的事。故当年之“跑

    官”现象，毕竟还是有别于后来之买官卖官的。买卖个科级处级的行

    径，肯定也是难以杜绝的。但那类芝麻官职的买卖，是沾不上高级干部

    们的边的。

    而今，却是“兄弟齐受贿”、“贪污父子兵”、官员与妻子或情人共同

    开拓权力寻租市场，“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买官卖官好商

    量，“遍地英雄下夕烟”。他们的腐败，早已成亲历亲为的事，亦算

    是“与时倶进”之一种了。我曾被问及，何以不写“反腐小说”？是啊，我

    确实是很少写“反腐小说”的。出于反腐义愤，杂文是写过些的，但是小

    说，每一闪念，旋即摇头。因为权力寻租的方式，贪污受贿的花样，委

    实太超出于我有限的想象能力了。有所知时，每瞠目结舌。想象力太低

    于他们的现实操作经验，只能知难而退矣。

    但有个问题我总是很困惑，一位高级干部，在职时大抵已将子女亲

    属的工作、生活安排妥当了，自己离休之后也能享很高级的待遇，不显

    山不露水地贪贿个千八百万的，够花就得了呀，为什么非频出大手笔，几千万几亿元狂搂不止呢？

    后来我逐渐想明白，症结无非是一个“信”与否的问题。不是信仰

    的“信”，不是诚信的“信”，而是相信与否的“信”。

    即——他们真的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可持续的吗？

    倘相信，自然便是有信仰的官员。

    而有信仰的官员，那信仰，必定会多少削弱一些贪欲。

    而他们的贪欲之大，只能证明他们是无信仰的。

    他们在成为高级干部之前，最经常之事莫过于政治学习。何以学来

    学去，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可持续，竟然也还不能坚信呢？

    是他们的头脑太愚钝，再好的主义也装不进去呢？还是他们其实太

    过聪明，自己们首先就从那“特色”中看出了毛病？

    凡贪官，其实都不过是将做官当成一种“营生”。

    营生营生，实乃为了生活得好而经营某事。区别仅仅在于，是苦心

    经营，还是靠表面文章来经营。不管哪一种经营，出发点都是以“我”的

    良好感觉为中心，以“我”的“利益最大化”为“基本点”的。由那“小

    我”而“大我”，自然仅能延及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

    的。

    要使人们，包括身为官员的人们，发自真心地相信并拥护一种制度

    无可争议的优越性是不容易的。“加强学习”是一方面，制度本身之改革

    也是必须的。

    贪官们无一例外地在法庭上自认“放松了学习”，他们隔三差五地就

    被集中起来学习一通，却还是没有解决好相信与否的问题，这很耐人寻

    味……

    在中国的资产者阶层中，数量为多的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抓

    住了机遇的人。

    对于人,已有多种分类法。比如现实型的,或浪漫型的；激情型的,或

    理智型的；忧郁型的,或欢乐型的；以及按血型、血质、智商、基因等

    等的分类。最新的分类法是——心血管型的,或癌型的。心血管型的,是

    指精神长期处于紧迫压力之下的男女；癌型的,是指一些积郁成疾,抑而

    不渲的男女。这一分类法比较武断,而且令人沮丧。

    对于中国的资产者阶层,我这里也可介绍一种简单的分类法——夸

    富型的,或隐富型的。当然,这种分类法,仅适用于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于

    这某些人,也不是非此即彼。但只要留意观察,却都不难从他们身上看出

    以上两类的特征。

    夸富型的——唯恐人们不承认他们是“富豪”。很在乎自己是第

    几“富豪”。被承认是,或不被承认是,又似乎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全

    部尊严,得到或没得到普遍的公认。是第一或第二的区别,于他们,如同奥

    运会上的金牌或银牌或铜牌的区别。在常人们想来,已然是“富豪”了，干

    嘛还非要争个是第几呢？常人们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而在他们想来,已

    然是“富豪”了,干嘛不争做第一呢？好比参赛的运动员一般都想竞争到金

    牌一样。常人们觉得那是梦。他们觉得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即或常

    人们也认为那不过是几级台阶罢了,但同时又不禁的会想,那是几级多么

    难以跨上的台阶啊!而他们的想法却是——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

    何不能？

    人都是或多或少有些攀比心理的。也可以说人差不多都是有些攀比

    目标的。常人自然的大抵总与常人攀比,与自己周围的人攀比。而他们

    的攀比目标往往是李嘉诚、是霍英东、是希腊船王或其他的什么商业巨

    子。那几级台阶对他们的诱惑,比一幢花园别墅对常人的诱惑强烈一百

    倍。他们是那么的希望被视为被称作中国的什么什么“王”。

    如果他们感到他们的“富豪”地位还没被公认,或虽被公认了,却没被

    排在应在的榜上,他们的心理就会特别地不平衡。好比一位影视演员或

    歌手,自认为自己的名字当在“十大”或“二十大”明星之列,却名落孙山一

    样。这时他们就会通过媒介弄出一些响动,以期引起全社会的注意。哪

    怕实际上他们所获得的公认,并不像他们感到的那么有限,那么应该觉得

    委屈,他们也还是要煞费苦心地弄出些响动。他们从来不怕出名,弄出的

    响动越大越好,越引起社会注意越好,越出名越好。他们绝不是一些害怕

    为名所累的人。不认为盛名之下其实难附的感觉是不良的感觉,更不会

    因而别扭。

    我这个写小说的人,不知怎么被挖空心思的出版界人士赐予了一

    顶“中国的巴尔扎克”的桂冠。某一时期内这七个字常印在我的书上。请

    求把我从这“盛名”之下“解放”了也没用，抗议也没用。以至于一个时期

    内,一从自己的书上见到这七个字,仿佛被电光击眼，脑仁儿倏地疼一

    下。倘朋友讨书,只得专选没有那七个字的相赠。当然现在我也习惯

    了。由习惯而麻木了,不那么娇气了,见了那七个字脑仁儿也不疼了,但心

    里却还是常感到份儿有口难言的别扭。

    他们和我这个小说家是不太一样的人。

    他们是要叮嘱秘书,将些个投其所好的人为他们所写的盛名之下其

    实难附的不三不四的文章从报刊上剪下来,妥善保留的，并在必要之时对人引用——某某报刊认为我是中国的什么什么。

    这是中国的什么什么,一个时期内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大大的。凭了

    是中国的什么什么,足以接近些想要接近的官员,足以当成一种信誉凭证,从银行贷出款来,或使商业合作者另眼相看。

    所以,他们爱名的程度,是和爱钱的程度一样的。名在他们那儿,不是

    虚的,而具有实的性质。为了名,他们有时是很舍得花一些钱的。这体现

    为一种先期的商业投资行为,体现为一种个人的广告行为。

    因为他们渴望不断提高知名度,需要不断提高知名度,故他们与某些

    文人、自由撰稿人、记者,乃至某些报刊,力求保持友好关系。

    当他们觉得有必要替自己的名弄出些响动了,后者们招之即来。

    他们有时为了他们的名,难免会意气用事，难免会由夸富而斗富，甚至,难免会私下里相互攻讦、触霉头、揭隐私。

    隐富型的——这些人唯恐自己被视为“富豪”，唯恐自己的名字列入

    了什么“富豪”排行榜。他们倒不是怕受名所累，也不是承受不了盛名之

    下其实难符的那份儿别扭，他们的隐富心理,主要基于对自己的同胞的

    防范意识。基于对时代的不信任，基于对中国前景的变幻莫测的谨慎的

    看法，基于一种由中国近当代政治所传授给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他们远避媒介。一切从业于媒介的人,以及一切与媒介关系紧密的人,都是他们本能地冷漠对待和小心应付的人。

    一般情况下,他们绝不会自愿地在社会上弄出什么响动。

    他们也暗中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结交某些肯定有助于他们事业的

    官员,甚至结交得很深。但平时不会轻易地以自己和某些官员的特殊关

    系炫耀于人，也不会凡事都加以利用。好比在打扑克的时候,有些人摸

    到了王牌,往往用其他的牌将王牌遮挡住,还环顾左右,装模作样自言自语

    地问：“王牌在谁手里了呢？”他们深知王牌的意义，不到关键时刻是不

    往外甩的。

    他们从不在交际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们的商业上的成功,也是一次次不显山不露水的暗中的成功。

    他们似乎没有成为中国的什么什么的雄心大志。但是他们的商业眼

    光比“夸富型”的人们更为准确,商业头脑的反应也更为缜密敏捷。后者们

    每每什么都想做,但不知道先该做什么，看到别人成功自己嗒然若失望

    洋兴叹后悔错过了机会；他们却非常清楚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而且果

    断地悄悄地去做。

    对于“富豪排行榜”之类,他们是嗤之以鼻的，深知那一套的不可靠。

    他们每年的收入极为可观。而这一点便是他们的自信。做一个实实

    在在的大笔金钱的拥有者,比做一个全社会都知道的,而又盛名之下其实难符的“富豪”感觉更好,活得更轻松更潇洒——这便是他们的人生观。

    他们往往不运作任何实业。他们往往只有名分上的公司。那类公司

    一般仅有数人，并且肯定都是他们最信赖的,对他们无比忠诚的,与他们

    建立起了唇亡齿寒的关系的亲友。而对于他们,有公司的最主要的意义

    是有账号。有账号金钱利益的获得就成了一件极便利的事。

    其实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再很难信赖任何人。所以连自认为对他们

    最忠诚的人,都未必完全清楚他们的“商业秘密”。那秘密是他们的“黑匣

    子”，大抵是在他们“折戟沉沙”之后才被彻底开启。而其中所暴露的内

    容,又往往管叫那些自认为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目瞪口呆，内容中肯定包

    括着他们如何利用对他们最忠诚的人的情节，使后者们恍然大悟原来自

    己始终“与狼共舞”,悔恨交加。悔之迟矣,恨也白恨。

    他们中又有人的公司其实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中更有人甚至连公司

    的名分也不需要。连转账这一金钱的拨付方式都拒绝没商量。他们觉得

    最万无一失的方式往往是——眼盯着成捆的钱塞入自己的皮箱拎了便

    走。这情形我们在许多电影中常见到，从前是在外国电影中常见到，如

    今在国产电影中也屡见不鲜了。当些个中国的编剧们在创作类似情节

    时,当些个影视策划人以及评论家在认真研究和讨论类似情节的真实性

    的时候,其实从南到北,这情形正在中国各地发生着。只不过不是发生在

    摄影机镜头前罢了，只不过交接那塞满了钱的皮箱的双方都非演员罢

    了。

    如果说他们除了自己还真的信赖什么人，那人又几乎可以肯定不是

    男人，当然也不会是他们的妻子或女儿，更不可能是他们的母亲。几乎

    注定了必是他们的情妇无疑。

    “信赖”是一个有永远的恒定数限的词，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

    下,针对于任何具体之人,其数限都永不可能小于一，它只能等于一或大

    于一，它绝不至于等于零。“信赖”乃是体现为人心的一种近乎本能的需

    要。好比一个人要活着,他的肠胃最起码需要一个面包或一个馒头，外

    加起码一碗水。一个真的连一个人都不信赖的人,便会连活着都觉得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