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NKAN TEIKOKU》

    · Akio Nishijim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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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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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做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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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1 秦帝国的崛起

    2 秦帝国的崩溃与汉帝国的崛起

    3 汉初的刘氏政权

    4 武帝的外征与内政

    5 霍氏政权的建立与崩溃

    6 儒学的国教化与王莽政权的出现

    7 东汉王朝的建立

    8 东汉王朝的发展及其对外关系

    结语

    再刊之际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追补

    年表

    西汉时代地图

    索引前言

    本书内容与问题点

    本书的内容围绕着中国最早形成统一国家的秦汉两大帝国的历史

    展开。这段历史始于公元前3世纪后半期，终于公元3世纪初，长达四

    百多年，从当今算起，需回溯至两千年以前。当时的日本还处于被称

    为弥生的时代，各个零星的原始小国刚刚在各地诞生。

    然而在如此久远的时代，中国大陆上却已经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统

    一帝国，它的出现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或日本史都具有重大

    的意义。这是在具体叙述这段统一帝国的历史之前，必须首先指出的

    一点。因为此问题贯穿秦汉史的始终，不事先明确，则可能使读者难

    以领会正文叙述的具体史实的意义。

    中国统一王朝国家的起点

    秦汉帝国这一最早统一国家的出现，在中国史中究竟具有什么意

    义？概括而言，它的意义在于因统一国家的建立而形成的国家构造基

    本形态，与这一时代造就的精神文化基本形态，一同跨越并规范了其

    后中国两千年的漫漫历史。换言之，随着这一时代的肇始而出现

    的“皇帝”制度以及当时形成的儒学国教化，成为贯穿此后中国历史

    的重要特征。

    如下文所述，拥有皇帝称号的至高君主，就最早出现在这个时

    代。而皇帝制度在此后的两千年历史中被历朝历代所传承，直至清朝

    在20世纪的辛亥革命中灭亡才偃旗息鼓。同时，由于皇帝制度与中央

    集权的官僚制、郡县制共生，因此官僚制与郡县制(隋代时起为州县

    制)也同皇帝制度一样，在之后两千年的历史中作为中国国家构造的

    基本形态被延续了下来。但这一历史特征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是由于支撑国家构

    造的中国社会与经济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化或发

    展的结果。这种观点被称为停滞史观，但是，在现实中，它却已经通

    过对比亚洲与欧洲社会的特点演变为一种有力的学说。即使到了今

    天，在外国学者中也仍有许多人持这一观点。但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实际上中国的社会与经济总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与发展的，上述观

    点实难令人苟同。

    尽管如此，皇帝制度以及与其并存的官僚制、郡县制作为国家构

    造的基本形态存续了两千年以上的现象，仍然是中国史的重要特征。

    而这一特征形成并确立于秦汉时代的事实，也正表明了秦汉时代在中

    国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图1 “始皇帝二十六年诏版铭”中的“皇帝”二字

    这一时代确立了国教地位的儒学，作为其后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各

    王朝的国教，一直是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指导理念。忽视儒学，则

    意味着难以踏入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精神文化史之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秦汉以后中国的精神文化领域就只有儒学存在。佛教传入、道教形成后，佛道在某些历史时期受到国家推崇，在社会中也拥有众

    多信奉者。但即便如此，儒学也从未被否定或排斥过，始终保持在中

    国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正统地位。

    同时，儒学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与发展的事物。由二程(程明

    道、程伊川)与朱子推动的宋学的兴盛以及清朝考据学的蓬勃发展

    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而在中国史中始终保持了正统思想地位的儒

    学，确立国教地位正是在秦汉时代，可以说这再一次表明了秦汉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东亚世界形成的开端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一时代在世界史中具有何种意义。在

    此，必须关注以下两点问题。其一，这一时代的中国对于欧洲、印度

    等处在与中国完全不同地域的历史而言，有何意义？其二，这一时代

    的中国对于朝鲜、越南等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周边地区而言，又具有

    什么意义？从这两点出发来考察的方法，是以“世界史”的内容为基

    点引申出的。

    第一点是在将世界史理解为人类发展史或地球全民族历史的前提

    下的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思考作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篇章的秦汉时

    代，它的历史特征在人类发展史上应当如何定位，以及理解这一时代

    的历史对于理解人类历史又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

    实际上，秦汉时代的中国虽然开创了中亚通道，建立了与西亚的

    联系，但是它与欧洲之间的关系自不待言，与西亚、印度之间也并没

    有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对比中国与罗马帝国、印度孔雀王朝的

    历史、国家构造及其特征，就成了可以探讨的主要课题，希望读者可

    以根据本书内容独自展开思考。

    第二点指在近代出现全球一体化、世界共同体之前，地球的各地

    区存在多个不同的世界，考察世界史的相关问题时，必须建立在这一

    认识的基础之上。由于近代以前中国是东亚世界这一完整独立的世界

    的中心，因此秦汉帝国在世界史中有何意义的问题，在此就等同于秦

    汉帝国在东亚世界中具有何种意义的问题。概括地说，它的意义在

    于，由于秦汉帝国的发展，东亚世界的雏形被孕育出来。进一步说，如正文中将详述的那样，对于东亚世界而言，秦汉帝国的出现造就了

    它最初的形成契机，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日本由未开化走向文明的契机

    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下对于日本史而言，秦汉帝国的出现具有何

    种意义的问题。

    如上文所述，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弥生时代，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

    农业刚刚形成，青铜器和铁器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还是陌生的新式工

    具。统一国家虽然尚未形成，但具有政治色彩的社会已经在各地出

    现，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已有百余个小国被中国所认知。

    其中的某个小国还同汉帝国在朝鲜半岛设置的乐浪郡展开了外交。公

    元1世纪中期，九州北部的奴国遣使到东汉的国都洛阳朝贡，获得了光

    武帝御赐的金印。穿越漫长岁月终于走出原始社会形态的日本，从这

    一时代起开始具备了吸收中国发达文明的能力。

    由此，日本的政治社会逐渐走向成熟，文明也得以茁壮发展。也

    就是说，秦汉帝国的出现使日本由未开化社会蜕变为文明社会，促进

    了其政治社会的日益成熟以及诸多小国的涌现。就日本而言，其文明

    社会的进程是在秦汉帝国所展示的中国文明的影响之下逐步展开的，这是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并且，这还意味着中国文明不仅只是被单

    纯地传入了日本，文明传入的同时还伴随着日本与秦汉帝国之间政治

    关系的产生。

    上文提及的奴国使者前往东汉国都朝贡的史实，或者是安帝时期

    倭国王帅升(亦作师升)的使者在洛阳朝贡的史实，都体现出了以上

    这一点。

    对日本而言，秦汉帝国的出现不仅使日本由未开化社会迈向文明

    社会，同时还为日本加入东亚世界这一完整独立的政治文明世界创造

    了契机。

    换言之，日本在文明发展初期处于中国文明影响之下，而当时代

    言中国文明的正是秦汉帝国。因此，从日本史的角度来看，秦汉帝国

    在中国大陆上的诞生与其国家构造形态以及那个时代的文化形态，都

    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本书的论述重点如上所述，秦汉帝国的出现不论对于中国史，还是对于世界史，或者是对于日本史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要理解这一点，仅仅考察统

    一国家的形成这一方面的内容，则不免视野狭隘，有失全面。

    秦汉帝国是秦帝国与汉帝国的合称，原本是为了便于行文而造出

    的术语，当然，不是指它们曾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过。而且，秦帝

    国统一全国后仅16年就寿终正寝了，与此相对，汉帝国的历史则横跨

    了四百多年，分为西汉、东汉，其间还介入了由王莽建立的新王朝的

    历史。因此，在考察秦汉帝国的四百年历史时，必须充分考察这些历

    史变动，才能正确理解秦汉帝国的国家构造与文化等诸方面的问题。

    因此，笔者将带着上述这些问题意识，在正文中具体探索从秦帝

    国建立到东汉王朝灭亡这段历史。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虽然我们

    在此概括地使用秦汉帝国的国家构造和文化这样的固定用语，但现实

    中它是处在不断推移与变化之中的事物。例如皇帝制度，在其形成时

    期的秦帝国和其后的汉帝国就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又如，有关儒

    家文化的问题，儒家被国教化并占据了国家正统文化的地位，都是在

    西汉末期以后才发生的现象。

    更确切地说，本书的重要目的就在于，探明上述这些时代特征是

    在怎样的历史潮流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在以下的正文中，笔者将围

    绕着秦汉帝国的历史推移展开叙述。1 秦帝国的崛起

    一 大一统国家出现的历史背景

    大一统国家突现之疑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这位不久后被称为始皇帝的秦国君王，歼灭了战国六雄中最后一个残存的国家齐国，由此完成了天下一统的

    宏业。中国史上诞生了首个大一统王朝。天下统一后，各种新制度、新政策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如下文所述，诸如使用“皇帝”的称号，制定朕、诏、制等皇室专用语，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没收天下

    兵器，统一度量衡和文字等一系列新政策都在这一年实施。一夜间，一个拥有全新国家结构与特征的大一统国家拔地而起。

    的确，这些政策在大一统以前全是未曾有过的事物。然而，这却

    并不意味着大一统国家崭新的政治结构也是随着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

    施在短时期内形成的。它的诞生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酝酿与准备的

    历史结果。图2 始皇帝统一全国后，制定度量衡的标准

    图中的权为秤的分铜，权身刻有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以及秦二世元

    年(前209)的诏书。

    但是，孕育出大一统国家的种种社会变化又发生于何时呢？

    解答这一问题，可从以下两大问题的讨论入手。第一，大一统的

    秦汉帝国令人耳目一新的国家构造到底新在何处？第二，这种崭新的

    国家构造基于何种社会变化而形成？

    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转变

    秦汉帝国的国家构造与此前历代王朝迥然不同之处，首先在于郡

    县制的全面实施。相对于郡县制，封建制是此前历代王朝国家构造的

    最大特征。此处所说的封建制并不等同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而是

    指天子将皇室亲族与功臣分封为诸侯，并在地方赐封其土地，而受封

    者的子孙也将世代继承对那片封地的支配权，可将此制度大致理解为

    周王朝统治体制的延续。

    始皇帝统一天下后废止了这种封建制统治体制，取而代之在全国

    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若干个郡，又在郡内设立若干个县，并派遣

    中央官员分赴各个郡县，从而实施对全国国民的统治。

    到了汉朝，中央也实施了类似于秦朝郡县制的国家政策：将皇室

    成员封为侯王，并赐与其名为“王国”的封国，而功臣则被封为列

    侯、获赐封邑。然而实际上，在册封仪式不久后，诸侯王与列侯对这

    些封国封邑的直接支配权就被中央否认，真正的支配权掌握在中央派

    遣来的官员手中，他们唯一能够获得的是来自封地的租税，这与秦朝

    对郡县的控制方式具有相同性质。因此，虽然封国封邑在名称上与郡

    县不同，但从实际的统治情况来看，两者呈现出相同的特征。假如从

    国家统治形态这一视角来考虑，可认为秦、汉两帝国都是以郡县制为

    基础的国家结构形态的。关于此问题，还将在下文中展开更为详细的

    阐述。

    有关郡县制产生的问题

    既然郡县制是定义秦汉帝国性质的最基本的制度形态，那么假若

    能明确郡县制产生时期的话，有关大一统国家形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

    解了。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最早提出了解答。他在所著《日知录》中

    明确指出，早在春秋时代，秦、楚、晋、齐等国就已将其占领的新领

    地以“县”的称谓命名了。这一见解得到了诸多后世学者的赞同，其

    中，赵翼、姚鼐等清朝学者、前些年去世的顾颉刚以及美国学者顾立

    雅(H.G.Creel)还对这一见解展开了进一步的阐述。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显著社会变动的时代，因而，假

    如春秋时代已经出现“县”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春秋时代应被理

    解为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过渡时期。但是针对这种观点，增渊龙夫氏

    则提出了有力的反对意见。

    增渊氏认为，即使“县”这一称谓从春秋时代就已经出现，但

    是“县”的君主并不拥有其领地的直接支配权，“县”的性质实际上

    和诸侯封与功臣拥有的封邑并无差别，属于世袭的领邑。因此，不能

    单纯地根据“郡”“县”称谓的出现就草率做出郡县制已经产生的推

    断，而应当从其他的视角重新审视与探讨郡县制的产生过程。

    本书在考虑作为秦汉帝国特点之一的郡县制的问题时，也将从郡

    县制的内容和特征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出发。

    郡县制的内容与特征

    如上所述，秦汉时期担任郡县长官的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由中

    央任命的官僚。这些官僚代表皇帝直接统治国民，但地位不能被子孙

    世袭。这种郡县制成立的必备条件是，对世袭式的贵族制的否定以及

    官僚制的确立。换言之，强化皇权、摧毁贵族制是秦汉郡县制成立的

    首要条件。

    其次，秦汉郡县制与封建制在统治国民的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

    特点。封建制下，国民是以氏族集团为单位接受国家统治的。而在秦

    汉郡县制之下，国家对国民的统治形式，从以氏族集团为单位转变成

    了以独立的个体为单位。

    虽然个体的国民构成了家庭，并形成村落生活，但是，在郡县制

    的统治原理下，国家并不以家庭或村落作为管理与支配的单位，而是

    将构成家庭的个人作为把握的对象，并以个人为单位征收人头税、课

    赋徭役。这一统治原理的特征，似乎诉说着郡县制产生之前曾发生的

    一场巨大社会变动。这是秦汉郡县制产生的第二个必备条件。秦汉郡县制如何产生，更确切地说，就是郡县制的内容与特征是

    如何形成的问题。下文将围绕着上述两个条件，继续探讨氏族制是如

    何解体以及官僚制又是如何成立的问题。

    氏族制的解体

    关于氏族制解体的问题，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考虑。第一，作为

    郡县制支配对象的被统治阶级——氏族集团的解体；第二，支配阶级

    中的氏族制的解体。

    春秋时代以前，由于农业生产工具还停留在石器或木制的水平，因而人们能够开垦的土地也极为有限。尤其在降水量稀少的年份，依

    靠自然降水灌溉的原始农耕在华北高原的土地上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人们只能在有涌泉的山麓下，或者在地下水位高并且极少发生洪灾的

    河岸低处耕作。因此，有限的可耕土地，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人们以氏

    族为单位的集体生活方式。

    春秋末期，由于铁制农具的出现，那些过去无法开垦的土地终于

    开始成为人们耕作的对象。华北高原的黄土地有一种被称为毛管现象

    的特性，土壤中的水分极其容易蒸发。铁制农具能迅速挖掘地表土

    壤，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壤中水分的快速蒸发。而使用牛牵引铁制农

    具的牛耕发明以后，人们则能更为便捷地开垦土地了。并且，水渠的

    开凿解决了干旱地区的灌溉问题，堤坝的建造又消除了下流冲积平原

    遭受洪灾的危险，农耕土地的面积大幅度地增加了。图3 汉代牛耕画像石

    牛耕始于春秋末期。

    由于诸情况的变化，农民没有必要再在有限的土地上坚持以氏族

    制为本的集体生活了。氏族单位分解为家庭单位，人们分散到新的农

    耕区域。在那里，农业生产变成小型家庭的生产活动，这种五口之家

    是秦汉时代典型的农民家庭。

    但是，农民阶层中氏族制的解体完全是依靠农民自身完成的吗？

    起到关键作用的铁制工具和牛耕也是自然进入他们生活中的吗？答案

    是否定的。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提供农民生产工具、推动他们

    开拓新土地的背后力量。诸如拦截河流、开凿灌溉运河、建筑堤坝这

    些庞大的治水工程，若仅仅依靠农民的力量是绝对无法完成的。因此

    必须考虑的是：作为这个时代氏族制解体的一个因素——支配阶级中

    氏族制的解体和官僚制确立之间的问题，也就是君权强化的问题。

    官僚制的产生与君主权的强化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之间的不断争战致使众诸侯国不断湮灭。

    亡国后的贵族无法维持长久以来以氏族制为基础的集团统一体，不得

    不流落于其他国家。其中一些旧贵族寄身于其他国家权势者的门下，成为食客。而那些权势者则以广收贵族的方式进一步扩大了自身势力。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宾客”的人就是指这些投奔他人门下的亡

    国贵族。

    春秋时代以前，诸侯、卿、大夫作为各个氏族集团的代表，其权

    威由氏族集团支持，因此无法将自身权威凌驾于氏族成员之上。

    图4 战国时代的铁制农具

    但是，他们通过豢养“宾客”的方式，借助宾客的势力，逐步摆

    脱了原先氏族成员对其权威的制约，凌驾于氏族成员之上，并使他们

    归属在自身支配之下。也就是说，春秋时代以前存在于支配阶级中的

    氏族制，不论是在已经灭亡的诸侯国中，还是现存的强国中都已瓦

    解，取而代之的则是应称为家长制的新的君主强权。

    君主们安排自己的“宾客”分担诸如统领军队、管辖地方等事

    务。在农耕地的问题上，由于原先氏族统治机构仍旧残存，新的君主

    势力无法在短时间内摧毁原有的土地支配权。因而，广集民众、开拓新的土地，是君主们扩大直辖地的重要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提

    供给移居至新土地的农民们铁制农具以及耕牛，并为农民开垦土地进

    行治水、灌溉工程。此外，君主还在开拓地征集壮年男性农民参军。

    这样的征兵方式，相对于过去只征集贵族子弟构成军队的惯例来说，更加有利于建立起大规模的军队。而“宾客”们则作为新生代君主的

    幕下官僚，或负责管辖这些开拓地，或统领新建军队。

    郡县制的成立

    如此看来，秦汉时代的郡县制，不能仅从“县”或者“郡”的名

    称的出现来断定它的诞生，而应当从氏族制的解体、君主权的产生、农耕地的开拓、新军队的建成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现象来考察和判

    明。

    这些社会变动的萌芽始于春秋时代后期，进入战国时代则发展为

    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当然，这些变动并不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

    所有国家中同时爆发的，旧统治阶级的氏族集团也不是在同一时刻轰

    然垮台的。这些变动或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在某个国家之内，都是

    逐步展开的。并且，它在各地的发展速度与规模也呈现着参差不齐的

    现象。其中，彻底实行了上述新的社会变革的国家，成为战国时代的

    最后赢家并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而这个国家正是秦国。

    秦王国的发展历程

    秦国国土最初位于西北边境，在春秋时代秦穆公时期(前659-前

    621年在位)国力发展，达到了能与中原诸国相匹敌的程度。战国时代

    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时期，通过任用商鞅实行变法自强改

    革，秦国迈入强国之列，领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商鞅变法中的

    改革包括：对新领土实行县制，为发展小型家族制定“分异法”，在

    村落中实行村民相互监察制度，设立严格的赏罚制度，下令对旧贵族

    实行管辖制度等。这些政策与制度已具备大一统国家的时代特征，体

    现出鲜明的历史先驱性。

    但秦国的君主权绝对化，还未能在商鞅变法中得以完成。秦孝公

    死后，旧贵族阶级立即开始反击，商鞅被处死，改革的进程反而倒退

    了。虽然如此，秦国仍位列战国诸雄之中，称霸中国西北部。秦孝公

    之孙昭襄王(前305-前251年在位)时期，秦国继续扩张势力，领土不

    断增多。当时，昭襄王的名将白起率兵攻陷了东部邻国韩、魏、赵，一时间形成了与东部的齐国并驾齐驱、平分天下的格局，甚至出现了

    西帝昭襄王、东帝齐湣王的称谓。这大概是历史上首次将在世君主称

    为“帝”的例子。这一时期，秦国还兼并了巴蜀，将其化为“郡”。

    而昭襄王的曾孙就是之后吞并战国六雄、完成统一天下的秦王政，即

    中国的始皇帝。

    图5 秦的虎符

    刻有“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的铭文。虎符分为左右两部，皇

    帝掌管右部，地方官掌管左部。只有在中央使者所持的右部虎符与地方官所持左

    部虎符契合的情况下，才能打开地方兵库。虎符代表着皇帝对军队的绝对支配

    权。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统一帝国秦帝国并不是随着始皇帝统一天

    下而骤然形成的。在此之前，春秋时代后期发生了一系列社会变动，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代表君权强化和官僚制发展的郡县制才得以产

    生与发展，而且，其中根本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促成秦帝国统一

    天下的原因还在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氏族制的解体。秦国人敏

    锐地觉察到了这样的历史动向，并且顺应了这样的时代潮流，相应推行了富国强兵的政策。可以说始皇帝统一天下，实际上是秦国与时俱

    进、变法自强宏图的最后点睛一笔。

    虽然有以上的历史酝酿，但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征途绝非平坦。首

    先，始皇帝的出生、成长过程就极不寻常，他仅凭个人的力量是绝对

    无法登上秦国王位的。并且，上述实施的新政策，其制定过程也都离

    不开其他优秀人才的献计献策。下文将围绕着这位中国史上首位皇帝

    以及其统治时代展开详细的阐述。二 秦王政即位

    秦王政的身世及其即位

    叙述始皇帝身世之前必须从他的父亲庄襄王谈起，时代也要上溯

    至庄襄王的祖父昭襄王在位时期。那时庄襄王的身份还是秦公子子

    楚，被作为秦国人质送至赵国，生活在赵国国都邯郸(今河北省邯郸

    市西北)。

    邯郸当时住着一位名为吕不韦的大富商，他是阳翟(今河南省禹

    州市附近)人，在邯郸经商。春秋末期起，中国就已经有了较为发达

    的商品经济，到了战国时期，大商人活跃在各个地方，吕不韦也是其

    中之一。当他遇见公子子楚的时候，心中萌生了一个长远的打算。

    吕不韦先是赠重金给子楚，为子楚结交天下名士诸侯创造条件，极力提高他的名望。由此可知，庄襄王当时即便贵为秦公子，作为人

    质滞留在赵国的生活必然也充满了许多窘迫与艰辛。

    不久后，子楚在赵国的名望便传回秦国。虽然他原本只是众多秦

    公子中的一位，而且是差不多就要被秦国人遗忘的公子，但他在赵国

    的名望终于使他在自己的国家获得了瞩目。继而，他被昭襄王的太子

    妃即华阳夫人收为子嗣，成为秦国王室的嫡嗣。

    吕不韦还将自己的爱姬进献给了子楚。此女出生于邯郸的富贵人

    家，善歌舞，据说她被献给子楚时腹中已经怀有吕不韦之子。昭襄王

    四十八年正月(前259)，她为子楚诞下了一名男婴，赐名为政。而这

    个男婴就是世人皆知的始皇帝。

    不久后，子楚从邯郸返回秦国。昭襄王离世，子楚的父亲孝文王

    即位。作为秦国嫡嗣的子楚，理所当然地被封为了秦国太子。吕不韦

    资助子楚的计划可谓一帆风顺。孝文王即位三日后猝死辞世，于是，太子子楚便飞快地登上了王位，称庄襄王。由于吕不韦在子楚即位的

    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被任命为秦国丞相。就这样，一介商人

    吕不韦就此成了高高在上的秦国执政者。庄襄王登基三年后也很快辞世，其王位由出生于邯郸的嬴政继

    承。时值公元前247年，嬴政年仅13。随后吕不韦晋升为相国，获得十

    万户封邑，称文信侯。

    开凿郑国渠

    秦王政即位后，秦国的政局动荡不安。秦王年幼，国家政务都由

    大臣代办，再交由孝文王的正妃华阳太后总揽决断。而大臣的全权代

    表则是相国吕不韦。但是，如下文所述，吕不韦虽位居众人臣之上，却并不是一位积极的政治家。秦王政即位元年，新领地便发生叛乱，年年饥馑，还多次出现了彗星凶兆的天象。秦王政六年(前241)，韩、魏、赵、卫、楚国联合攻秦；八年(前239)，秦王之弟长安君又

    起兵发动了叛变。

    政局如此动荡不安，秦国此时却采用了一个来自韩国的水利工程

    家郑国献出的治水富国政策。郑国建议秦国先将渭水支流泾水的上游

    阻断，再从那里开凿出一条人工水路，将泾水引入东部300里(约120

    公里)外的洛水，以解决开垦渭水北岸荒地的灌溉问题。据《史记·

    六国年表》记载，这项工程始于秦王政即位元年。

    但是，工程建设过程中，这项治水工程的真实目的暴露了出来。

    实际上，这是韩国为避免遭受秦国侵略而精心策划的阴谋。韩国认为

    如能设计使秦国大兴土木工程，那么必然能耗其国力，使其停止东进

    步伐。因此，韩国才派遣郑国上演了上述献策的一幕。韩国的计谋败

    露后，秦国当然要处死郑国。但郑国力辩水路修成后将带给秦国的种

    种好处，最终促成了这项工程的竣工。工程竣工后，4万余顷(约18万

    公顷)土地得以开垦，渭北平原涌现出一块块沃土，当时1亩地(4500

    平方米)的粮食收成增至1钟(1钟为6石4斗，约101升)。因此，这项

    土木工程不仅解决了全国老百姓的饥馑问题，而且令秦国的国力大

    增，为此后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当时开凿的灌溉渠

    道一直沿用至唐朝，人称郑国渠(汉代又建造了郑国渠的分支白渠，两渠统称为郑白渠)。图6 郑国渠复原图(白渠、漕渠、成国渠为汉代开凿)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秦王政即位初期，皇权旁落，国政都经由相国文信侯吕不韦处

    理。据说，那时吕不韦门下结集了一万家僮、三千食客。上文曾指

    出，召集食客是当时权贵提高社会权力和威信的最佳途径。同时食客

    也由此获得庇护，并且可在秦国政坛谋求到一席之地。不过，吕不韦

    似乎并未能充分发挥这些食客的才能与力量为秦国打开一个新的政治

    局面。

    吕不韦的食客曾受命编纂了一部《吕氏春秋》，该书流传至今，颇具意义。食客们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著述下来，分录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计二十余万字。据说，其内容包罗了天地万物、古往今

    来，混杂了儒、道、杨、墨、名、法、兵、农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因

    此，在后世的图书分类中被冠以“杂家”之名。

    但是，这部《吕氏春秋》并不代表吕不韦作为政治家的态度与见

    解。因为吕不韦并不信奉诸子百家学说中某个特定的政治思想，同时

    也没有意图在秦国的政治中实现其中某个特定的思想。实际上，他只

    要求他的食客们客观地著述各家思想。但是，这一客观著述的过程，自然促使所有学说融会贯通在一起。正可谓道家的无为自然之道。牵

    强地说来，吕不韦的政治思想与道家思想最为接近。

    吕不韦作为执政者，没有留下任何积极为政的功业。这也表明在

    其掌权期间，秦国的国家政治理念尚未进入后世那样彻底贯彻法家思想的阶段。

    然而，与无为而治的吕不韦的心愿相悖的是，不久后秦国就发生

    了一件颠覆了整个国家政治理念的事件，同时也是导致吕不韦悲惨结

    局的事件——嫪毐之乱。

    嫪 之乱

    上文曾提及，秦王政的母太后曾是吕不韦的宠姬。这种关系据说

    在吕不韦成为相国之后也未曾断绝。但是，由于吕不韦担心事情败露

    招揽祸事，便将一名男子伪装成宦官送至太后身边供其受用，此男子

    名为嫪毐。

    嫪毐入宫后深得太后宠爱，秦王政即位八年(前239)被封为长信

    侯，并获赐山阳地，拥有宫室苑囿、车马衣服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

    贵。甚至秦国大大小小的政事也任由他独断专裁。此后他还得到了河

    西太原郡的封地。

    翌年，22岁(一说为21岁)成人的秦王政，前往秦旧都雍城(今

    陕西省凤翔县)举行了加冠仪式。而留守咸阳的嫪毐却在此时突然叛

    乱，企图发兵攻打雍城。得知消息后，秦王政立刻调兵反攻国都咸

    阳。嫪毐惨败，与其党羽暴死于车裂、枭首之刑。秦王政的生母太后

    被幽禁于雍城，与嫪毐所生的二子也被扑杀。而当时嫪毐门下的食客

    中被夺去官爵流放蜀地的，据说多达四千余户。

    这场叛乱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被平定了。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嫪

    毐并未谋反，实际上是即位后一直未能握住实权的秦王政及其拥护者

    苦心经营了一场“反政变”的军事政变。而这次政变同时也带来了出

    人意料的结局，也就是将相国吕不韦送上了失势自尽的不归之路。

    那时，吕不韦以相国的身份赴雍城参加秦王政的加冠仪式，不难

    推测在雍城的他必定也遵照皇命去征讨了嫪毐的叛军。但是，叛乱平

    定后，他与太后以及嫪毐之间的关系也随之败露。吕不韦被罢去相国

    之位，被遣回封国河南，幸免一死，但两年后得知要被流放蜀地，最

    终以自杀了断了终生。而吕不韦的食客们，秦以外国家的人被逐出了

    秦国，秦国人则被流放到了蜀地。昌极一时的吕门三千食客如树倒猢

    狲般轰然而散。商人出身、攀至宰相地位的吕不韦，就这样悲惨地结

    束了他的一生。图7 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复原图

    《文物》1976年第2期。

    图8 1959～1961年在咸阳古城址中出土的瓦当与砖块

    李斯登场与“逐客论”

    平定嫪毐之乱、举行加冠礼之后的秦王政，真正地将旁落的王权

    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一度被幽闭于雍城的太后也获准返回了都城咸

    阳。吕不韦与嫪毐的势力主要来自其他国家的食客的事实，开始受到关注，驱逐秦国以外所有外来人的“逐客令”在此时被颁布了出来。

    不过也有人认为“逐客令”最早颁布于郑国的治水阴谋败露之后。因

    上书“逐客论”、反对“逐客令”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人就是李斯。

    李斯，楚国人，曾与韩非同师于《荀子》作者荀卿，学习帝王之

    术，弃儒学而信奉法家学说。入秦后投奔吕不韦，成为其舍人(食客

    中的一种身份)，又经吕不韦推荐做了秦王政的郎官(秦王身边的御

    卫)。之后，由于向秦王陈述六国离间之策，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官

    至丞相府长史。离间策奏效后，他再次被赐予客卿身份。从上述李斯

    的身世来看，李斯本人也是“逐客令”所驱逐的对象。那么他是如何

    反驳逐客令的呢？“逐客论”的内容大致可概括如下。

    纵览秦史，穆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这些让秦国不断强大的君王，无一

    不重用他国贤人助本国大业。如今秦王却颁布逐客令驱他国能人贤士，此举乃迫

    贤人助他国势力，无异于以兵器献敌国、以谷物施盗人之举。

    这篇《谏逐客书》使得始皇帝废除了逐客令。李斯不但官复原

    职，还被任命为秦国最高司法官——廷尉。此后他又多次向秦王政献

    计献策，其中很多计策被秦王采纳。

    李斯与秦王的君臣唱和意味着以嫪毐之乱为转折点，秦国政治方

    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上所述，吕不韦掌权时，他的政治思想最终

    向无为自然靠近。但当遵奉法家思想的李斯成为秦国重臣时，秦国政

    治则将法家思想作为镇国之器。法家思想主张君主无所不能，君主制

    定的法律至高无上，君主以法统治天下，是一种与道家的无为自然之

    道、儒家的仁义孝悌之道截然相反的政治思想。

    而将这种思想系统化的学者则是李斯的同门——公子韩非。传说

    秦王政曾读其著作《韩非子》，叹道“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秦王政对其钦佩之情。然而，当公子韩非作为韩国

    使者出使秦国时，李斯却向秦王进言此人入秦必招致灾难，将韩非扣

    留在秦国，甚至不顾同门友人之情，最后竟然逼其自尽。

    假若要按照法家思想来追求秦国的最大利益，那么上述李斯的举

    动倒也显得顺理成章。秦国由此进入了一个以法家思想治理国家的历

    史新时代。三 “皇帝”的诞生

    统一天下

    秦王政即位时，秦国虽已位居战国诸强之首，但韩、魏、赵、燕、齐、楚六国依然各自称霸一方。秦国逐一击灭这六国，发生在秦

    王政即位第十七年即公元前230年以后。

    这一年，秦首先举兵攻韩，擒拿了韩王，将韩旧地划为颍川郡，秦灭六国的战火就此点燃。灭韩后，秦军顺势包围赵国都城邯郸，公

    元前228年，邯郸失守，赵王沦为秦囚。其后继者赵国公子嘉，自立为

    代王，并试图合纵东方的燕国共同抗秦。因为燕国当时也笼罩在秦兵

    即将攻临的恐慌之中。

    燕国太子丹派遣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一幕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当

    时，燕国谎称投降秦国，以进献燕国富庶之地的地图为名，使荆轲获

    得接近秦王的机会。荆轲将匕首藏在地图卷轴中，欲在献图时刺死秦

    王，然而计划失败，荆轲当场丧命。于是，秦国以此为借口，于公元

    前226年出兵燕国，攻陷了燕国国都蓟城。燕王不得不呈出太子丹之

    首，逃至辽东。

    燕国灭亡后第二年，魏国国都大梁也被秦军攻陷，魏王降服，魏

    国旧地被划分为魏郡。此时，秦国调转军旗进攻南方的楚国，于公元

    前223年俘虏了楚王。翌年，楚国将军项燕战死。同年，秦国击败逃至

    辽东的燕王，俘获了自立为赵国代王的赵公子嘉。随后秦国攻入最后

    的大国——东方的齐国。翌年，齐国都城临淄陷落，齐王也沦为秦国

    阶下囚。图9 秦灭六国地图

    就这样，短短十年间，秦王政逐一歼灭了其他战国六雄，一举统

    一了天下。正如世人所知，这一年为公元前221年。

    制定“皇帝”称号

    统一天下后，秦王政的第一项改革便是制定新的君主称号。因为

    王这一称谓，与已灭亡的六国国王的称谓相同，难以体现他作为全中

    国的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于是，制定一个恰当的新君主称

    号便成为一件向后世传颂秦王功德的国家大事。出于这种考虑，秦王

    政下令群臣选定新的君主称号。

    接到命令后，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便与众博士

    商议，回禀道：天皇、地皇、泰皇乃世之三贵，此三贵中，泰皇又居

    至尊，因此泰皇可作天子之新称号，而朕、制、诏这三字则唯天子可

    用。秦王政听完此番回禀，并未完全采用，而是将泰皇之“泰”字舍

    去，增以“帝”字，定天子之称为“皇帝”。而关于朕、制、诏等皇

    帝专用词语的建议则被原封不动地采用了。

    由此，“皇帝”这一称谓便诞生了。其作为天子的正式称谓一直

    被中国历代君主所沿用，直至清朝灭亡。甚至诸如罗马皇帝、德国皇

    帝、俄国皇帝等外国国王的称谓，也都来自中国“皇帝”这一称谓的

    译文。

    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的问题是，秦王制定的“皇帝”的称号中到

    底蕴含着何种抱负，又包含了何种历史意义。

    “皇帝”语义及其本质

    关于秦王政采用“皇帝”称号的问题，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皇

    帝”的称谓有合并中国传说中最早的三皇五帝的意图。但是，这一后

    世的解释却缺乏可信度。“皇帝”的“皇”字，同“煌”字，有“发

    光、照耀”“美丽”“伟大”“宏大”之意。例如，“皇天”表

    示“浩瀚的天空”，“皇祖”意为“伟大的祖先”。而“皇

    帝”的“帝”字，则是上帝之意。上帝乃天帝，是天界中主宰宇宙万

    物的至高无上的神。所以，“皇帝”一词包含着“煌煌上帝”即普照

    万物的至高无上的神的意义。

    此前，中国的君主被称作“王”或者“天子”。关于“王”这一

    字的原意，虽然存在种种解释，但“王”字最初似乎具有“大”的意

    思。而“天子”一词，最初同“大子”“元子”，意思是“父子”概

    念中的长子。但是，随着中国特有的万物受天支配的思想的形

    成，“天子”逐渐演变成受天帝即上帝之命来统治人民的君主的意义

    了。也就是说，“天子”从属于“天帝”，只有受到天帝的命令才能

    获得权威。那么，与“天子”一词相比，“皇帝”则意味着“煌煌天

    帝”，其本身就是天帝。

    由此可知，“皇帝”的称号体现了统一天下后君主的最大特

    征。“皇帝”具有等同于天界中支配宇宙万象的天帝的意义，实际上

    意味着天帝降临到地界。因此，这位被称为“皇帝”的君主就是一种

    绝对至高无上的存在。秦统一六国后，将翌年建造的宫殿命名为“极庙”，不久后又开

    始建造以阿房宫为中心的大规模的都市。都城的设计再现了天极即以

    天帝为中心的星象世界，仿佛在向世人告示皇帝正是下凡的天帝。

    始皇帝的称号

    秦王政从秦国的一国之王一跃成为支配天下的至高无上的皇帝。

    有学者指出，秦王政在制定皇帝称号之后，还废止了谥法，自称始皇

    帝。所谓谥法，是指在君主驾崩后，由后人根据君主生前业绩为其制

    定恰当的谥号的法令。秦王政认为谥法会令儿子批判父亲，于是便加

    以废除。而自称始皇帝，则表达了他对皇权能传于二世、三世，千年

    万代而永不旁落的深切愿望。

    但是，这种说法却会让人产生极大误解，似乎秦王政在世时就已

    经被称为“始皇帝”了。实际上，秦王政生前虽自称“皇帝”，却从

    未称自己“始皇帝”。也就是说，始皇帝这一称谓是后世才有的，而

    二世皇帝的称谓也同样如此。这些都可从当时的史料中得到证明。

    下文中将会叙述，始皇帝巡视各地时，都会刻石以宣扬其统一天

    下的功绩。图10中石刻的末尾部分是秦二世补刻的部分。秦二世在补

    刻文中指出：此刻文中所载“皇帝”乃始皇帝，在此补刻示明，以免

    后世混淆。图10 琅琊台石刻

    前两行为始皇帝时期石刻文的末尾部分，第三行以后是秦二世追刻部分。

    在第四行、第六行的上方刻有“始皇帝”三字。

    从此石刻文可断定，始皇帝的称号是秦王政离世后才产生的。不

    过，历史上惯称秦王政为始皇帝，下文也将采用这一历史惯称。四 始皇帝的功业

    后世恶名及原因

    始皇帝并未得到后世较高的评价，甚至还留下了为政无道的暴君

    的恶名。实际上，司马迁在著述《史记·始皇本纪》时，其文笔风格

    也体现出对始皇帝的批判态度。例如，他通过尉缭之口描绘秦王政称

    帝之前的面貌时，就将其写为高鼻长目，胸突如鹘，声厉如豺，恩寡

    情薄，心若虎狼。那么，为何汉代以后的历史学者对始皇帝的评价如

    此之低呢？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汉朝在赢得秦朝天下后，为了使汉朝政权正当化，必然需

    要宣传和夸大前朝的政治过失。汉初贾谊在其著作《新书·过秦论》

    里就曾论述了秦的种种过失，司马迁《史记》也采用了这一观点。因

    此，我们在考察记载着始皇帝基本资料的《史记·始皇本纪》时，必

    须注意到司马迁对他的否定评价与其身为汉朝史学家的立场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

    第二，始皇帝弹压儒家的政策使其成为后世人眼中的儒家大敌。

    上一节曾谈到，始皇帝的政治立场立足于法家思想，采取了废儒家学

    说并镇压儒者的政策。因此，当儒家思想被定为国教、成为国家正统

    思想时，曾经下令焚书坑儒的他必然成为世人批判的对象。

    然而，仅从以上两个立场出发，则无法完全正确理解始皇帝的历

    史功业，还必须从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登上皇位的最高君主的立

    场以及从他实施的各种政策来解读他的一生。

    封建制的废除与郡县制在全国的实行

    秦王政称帝后实施的第一项政策是废除封建制，在全国推行郡县

    制。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如何统治如此辽阔的国土自然成为秦王

    朝面临的第一个课题。此时，丞相王绾献出了这样一个策略，即将地

    方分封给皇子，由皇子来统治地方。而这一策略却被廷尉李斯否定，他首先陈述了周朝守国政策失败

    的历史：周文王、周武王将国土分封给自己的兄弟、儿子以及同姓

    人，不久后，这些同姓诸侯的关系却日渐疏远，甚至相互攻击，导致

    周朝衰落。接着，他又强调如今始皇帝威慑天下，若要安邦治国，不

    应采用周朝的封建制，而应以郡县制来统治管理天下，并且，还可用

    从郡县征收的赋税来供养和犒劳皇室子弟以及功臣，确保国家的富强

    与安宁。作为法家思想信奉者的李斯，提出这一主张是十分自然的。

    图11 秦朝疆域及始皇帝巡幸图图12 出土于兵马俑坑的青铜长剑

    剑长91.5厘米，陕西省秦俑博物馆所藏。引自《中国秦兵马俑》。

    最终，始皇帝采用了李斯的主张，将全国分为36郡，并在各个郡

    中设置长官——守、副长官——丞、军队指挥官——尉、监察官——

    监(御史)等官员，并且这些官员都由中央直接派遣。当然，这36郡并不都是新建成的，其中许多郡在先秦扩张、逐一歼灭六国的过程中

    就已经设置。此时重申郡的设置意味着对封建制再现的否定，郡县制

    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之后，由于秦国又新增了土地，加上面积较

    大的郡被分为几个小郡，因而，36郡后来发展成为48郡。

    收缴民间兵器

    在实施郡县制的同时，秦朝还禁止民间收藏兵器，将天下兵器都

    收缴至咸阳，并熔铸成钟鐻、十二金人。钟鐻为乐器，而十二金人是

    青铜铸造的人像，据说每座铜像都至少重千石(12万斤、约30吨)。

    秦朝政府收缴民间兵器，目的是让郡县制之下的人民丧失武装能

    力。据说隋文帝统一南北朝之后也采用了这个政策。另外，日本历史

    上的丰臣秀吉颁布狩刀令，其目的也如出一辙。但是，历史上只有始

    皇帝将收缴来的兵器熔解铸造成了钟鐻和金人。这也表明，当时秦政

    府收缴来的兵器，不是铁制兵器，而是青铜兵器。

    上文曾提及，中国从春秋末期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铁制农具

    得到普及，由此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但是，始皇帝统一时

    期，兵器却仍以青铜制造。这是由于中国的铁器时代始于铸铁，但锻

    铁技术比较落后。制出的铁硬度高、质地脆，不适于用作兵器。因

    此，直到秦朝，人们还仍旧使用青铜兵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秦朝

    不存在铁制兵器，只不过数量极少罢了。汉代以后，社会才全面完成

    由青铜兵器到铁制兵器的过渡。甚至到了3世纪，魏国曹操的军队还在

    使用青铜制造的箭镞。

    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

    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同时，还统一了度量衡、货币、文字。

    全国统一以前，战国诸国有各自的度量衡，流通的货币的形状、重量

    也都各不相同，有布钱、刀钱、圆孔钱等。这种情况给统一后的国家

    财政政策以及社会生活造成了许多不便之处。

    于是，始皇帝决定统一度量衡，并制造标准量器分配到全国。保

    存至今的“秦量”“秦权”就是当时的标准量器与衡器。而测量长度

    的度量单位也被统一，八尺为一步变成六尺为一步就是在那时被改定

    的。根据《史记》记载，当时连全国车辐的宽度也被统一起来。同时，形式各样的货币也被统一成被称为“半两钱”的货币。半

    两钱重半两(一两为24铢，半两则为12铢，约8克)，是一种中央部分

    镂有四方孔的圆形钱币。这种圆形方孔的形态，不仅成为历代中国铸

    造钱币的典范，朝鲜、日本也蹈袭了这种铸币形态。

    正如殷代甲骨文以及青铜器铭文所示，中国使用汉字的历史悠

    久，文字形态样式也多种多样。发展至战国时代，各个国家的文字形

    态就更加多姿多彩了。到了始皇帝时期，李斯提议将全国文字字体统

    一为篆体。现存秦统一时期的金石文都是用篆体篆刻的(参照图1)。

    图13 商鞅量(上海博物馆藏)

    这一方升上刻有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制以及始皇帝以之为准的铭文。图14 秦代半两钱

    巡幸地方与石刻文

    统一天下后第二年，始皇帝开始巡幸地方以示皇威。始皇帝共巡

    幸五次，第一次(前220)向西北地方，第二次(前219)向东方、南

    方，第三次(前218)向东方，第四次(前215)向东北地方，第五次

    (前210)向南方，西至陇西(今甘肃省临洮县)，北临碣石(今辽宁

    省绥中县)，东达芝罘(今山东省文登市)，南抵会稽(今浙江省绍

    兴市附近)(请参照图11)。

    关于巡幸，我们应注意的是，始皇帝除了西方，在其他三个方向

    巡幸时都抵达了海洋，也就是说都走到了陆地的尽头。唯有西方未能

    远涉，其原因正如下文所述，是由于西方存在匈奴势力。

    始皇帝巡幸时，在各地刻石文传于后世。始皇帝刻石共有七处：

    峄山(今山东省邹县)、泰山(今山东省泰山)、琅邪台(今山东省

    琅琊台)、芝罘山(今山东省文登市)、东观(同前)、碣石门(今

    辽宁省绥中县)、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市东南)。除了峄山刻石

    文，其他六处的刻石文都被采录到了《史记·始皇本纪》之中。虽然

    《史记》中未记载峄山刻石文，但从宋代以后流传的拓本仍能了解到

    其刻石文的主要内容。不过，根据容庚的研究，《史记》记载的刻石

    文存有误字和衍文。在引用始皇帝刻石文时，可参考容庚的研究

    (《始皇帝刻石考》，《燕京学报》第十七期)。七处刻石文内容各有不同，但共同点在于各石刻文都有称颂始皇

    帝功业的内容，即皇帝平定暴虐六国，君临天下，恩泽万物，令国家

    太平、黔首(即人民)安定。

    泰山封禅

    公元前219年，始皇帝于第二次巡幸途中，在泰山举行了封禅仪

    式。后世认为，始皇帝是举行封禅仪式的第一位皇帝，并且仪式必须

    在泰山山顶举行。但“封”与“禅”是不同的仪式，登“封”礼在泰

    山举行，降“禅”礼则举行于梁父山麓。

    始皇帝举行封禅仪式的内容不明。据说，始皇帝举行仪式之前，召集鲁国儒生询问封禅礼法，也未能得到明解，始皇帝封禅之仪一直

    被秘而不宣。继始皇帝之后举行封禅仪式的皇帝是汉武帝，但这一次

    封禅仪式也被作为秘事，未被载入史书。直到继汉武帝之后第三位举

    行封禅仪式的东汉光武帝时期，封禅仪式的内容才得以明了。

    泰山位于山东断块山地西部，雄峙于华北平原东部。泰山自古以

    来就被视为圣山。在泰山山顶秘密举行封禅仪式时，地界的皇帝向天

    界的天帝报告治国宏业，封禅仪式也是皇帝与天帝直接交流的仪式。

    图15 泰山

    从山东省泰安市泰岳庙遥望泰山之景。

    万里长城琅琊台刻石文中有这样一段描绘始皇帝统治领域的刻文：“六合

    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今陕

    西省太原市)。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然而，尽管刻石文如此颂扬

    始皇帝的丰功伟业，但实际上，北方的匈奴始终是秦国束手无策的大

    敌。

    匈奴原本是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通过各部落的不断统一，逐渐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匈奴人精于骑射，以骁勇称霸于北方。

    因而匈奴便成为秦国平定战国六雄后继续向北方扩张时的心头大患。

    公元前215年，始皇帝派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北伐匈奴。

    据《史记·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5年，原为燕国人的卢生进

    献给始皇帝一本预言书，书中写道“亡秦者胡也”，正是这一预言才

    引导秦国打败了匈奴。然而这一历史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也有可

    能是司马迁考虑到不久后秦国在秦二世胡亥的统治下走向灭亡的事实

    而虚构出的历史故事。实际上，秦国北伐匈奴的真正原因在于，建国

    后逐渐强大的匈奴国与秦国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在这一年激化。

    蒙恬率军北伐，将秦国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继而又

    下令沿黄河建筑要塞，设34县，让大量汉族人移民戍边。秦朝还修建

    了西起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东达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长达一

    万余里的城墙，也就是万里长城。

    不过，这个长城与现今的长城不同。我们所常见的长城修筑于明

    代，其位置与始皇帝时期的也不相同。此外，人们常常会误解长城由

    始皇帝首次修造。事实上，早在战国时代，各个国家就已经开始修建

    与邻国之间的城墙了。进入秦朝后，始皇帝将其中位于北方的秦、赵、燕三国的城墙连接起来，才构成了守护北方的巨大屏障。图16 万里长城

    可以说，万里长城是在始皇帝巨大权力之下建造而成的历史丰

    碑。但是，正由于这一丰碑，连年有数十万人力被投入修筑长城的工

    程之中，秦国国力受到极大的消耗。另外，长城的修筑也违背了“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皇恩浩大无所不及的理念，实际上限制了皇

    恩皇威照泽的地理范围。在之后的中国历史上，长城成了区别中国与

    北方民族的一条漫长的边界线。

    阿房宫与骊山陵

    始皇帝时期大兴土木工程，其中与长城相提并论的还有阿房宫与

    骊山陵。阿房宫于公元前212年开始修建，位于秦朝建于渭水南岸的新

    都城的中心。宫殿当时并没有正式名称，阿房为当地地名。据说，阿

    房宫的前殿(正殿)东西长3里(约1500米)，南北宽500步(约690

    米)。(《三辅旧事》记载的这一正殿面积，同现存的夯土台基的面

    积相差不大。)殿上可坐1万人，殿下可竖立5丈(11.5米)高的旗。

    阿房宫四周还建有阁道(两层结构的长廊)，其中一条向南延伸

    至南山山顶，为宫殿正门，一条向北延伸横跨渭水，连接咸阳宫。当

    时人们根据所认知的天体构造学，将阿房宫拟为天极，渭水比作天汉

    (银河)，咸阳宫视为营室(十二星宿名称，位于天马座)，通过阿

    房宫的布局再现了阁道由天极出发、横跨天汉、到达营室的星象理

    念。正如上节所述，皇帝的居所对应天帝居住的天体，因此其构造与

    天体形同。另外，骊山陵是始皇帝在继承秦国王位时起就在咸阳东部渭水南

    部的骊山为自己预先营造的陵墓。他在统一六国后，再次扩大了陵墓

    的规模。地宫墓室建造于地下极深处，据说为此凿穿了三层地下水，同时建造了防水的椁室。宫殿楼阁景观，建于椁室之中，内设百官座

    次，当时始皇帝还准备以无数奇珍异宝填满宫室。

    为防止盗墓者的侵入，地宫内设置了机关暗弩。地宫内屋顶的装

    饰物，灿烂如日月星辰，地上则以水银再现黄河、长江等百川大海的

    地貌，并利用机械使水银始终保持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地宫的构

    造融会了天文地理的理念，再现了现世宇宙的景观。此外，地宫中还

    燃着工匠们精心设计的用人鱼膏制成的长明灯，据说能让地宫永远明

    如白昼。骊山陵巨大的陵冢，则建造在这座地宫之上。

    为建造阿房宫与骊山陵，秦朝动用了70余万囚徒作为劳力，其中

    还有一部分囚徒负责从渭水北方的北山运送石材，从遥远的蜀、楚

    (今四川省、湖北省)等地运送木材。然而秦朝灭亡时，壮美的阿房

    宫却销殒在了项羽大军点燃的大火之中，骊山陵也饱受盗墓之祸。如

    今，阿房宫只留下巨大的夯土台基作为它的遗影。而在骊山陵，现存

    的边长500米的方形体、高约75米的巨大陵冢，也只是依稀保留了当时

    陵冢的一部分面貌。图17 秦始皇陵遗迹的平面构造图

    兵马俑坑与铜马车的发现以及睡虎地秦墓(追记)

    就在本书截稿后不久，中国发生了一件令世界震惊的20世纪考古

    学界最大的发现，即秦兵马俑坑的发现。1974年，在距秦始皇陵的陵

    冢东方约1.5公里的地点，一个农民正在掘井，当他挖掘到地下约5米

    深时，一块陶像的碎片突然出现在眼前。而正是这一块碎片的出现，使得令世界震惊的古代遗迹最终展露在了人们的面前。

    马俑坑中，整齐排列着陶制的士兵与车马。其大小略大于真人真

    马，士兵们一律身披战袍，其中一部分身着铠甲、手持武器。陶俑形

    象逼真，容貌充满个性。兵马俑坑被分为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四号坑(仅四号坑未完工，无兵马俑)。其中最大的一号坑为东西朝

    向的长方形坑体，230米长，62米宽，约5米深，其发掘工程至今还未

    完工。一号坑中约有6000个士兵俑和32匹马俑，它们被分为38列。比

    一号坑规模较小的二号坑排列着步兵、骑兵、战车队混编的部队，而三号坑则安置着将军级别以下的将领俑像，被认为是兵马俑的司令

    部。

    图18a 秦始皇兵马俑坑平面图

    图18b 一号俑坑出土状况关于兵马俑坑的情况，不论在文献还是在后世的传闻中都无法找

    到。其存在是通过后世的发掘调查才得以被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发现

    之初，有学者认为兵马俑坑不仅存在于秦始皇陵的东方，也有可能存

    在于其他方位。但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兵马俑坑只存在于陵冢东方的

    事实得到了确认。

    但是，兵马俑为何只存在于秦始皇陵的东方呢？有学者解释，这

    是因为始皇帝平定的战国六雄都位于东方，因而在死后的世界也必须

    防备来自东方的敌人。而另一种观点则是，秦始皇陵的布局与构造模

    仿的是当时的帝都咸阳，因此兵马俑的位置也遵循了帝都的军队配

    置。

    之后，秦始皇陵中又有了新的重要发现。1980年，秦始皇陵西侧

    偏北的陪葬坑中出土了两乘四马前驾并配有驭手俑的铜车马。由于长

    年埋于土中，铜车马受损严重，不过经修复之后，还是得以显现出了

    原貌。车、马、驭手的大小均为实物的二分之一，零件与装饰物都极

    为精巧。专家预计除了这两乘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的铜车马。据

    说，铜车马再现了始皇帝生前巡幸天下时的仪仗卤簿的景观。或许始

    皇帝死后在他的地宫中，就是乘着这辆铜车马前往他陵园内的寝庙用

    膳的。

    图19 出土于秦始皇陵的铜车马复原图

    引自《文物》1983年第7期。

    除了兵马俑坑和铜车马，还有一个重要发现诉说着始皇帝时期的

    辉煌成就。1975年，位于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墓地中，出土了始皇

    帝时期的大量竹简。这些竹简散乱在被葬者的遗体上，共1155片，其

    中600多片书写着秦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如上文所述，始皇帝时期的

    秦国尊重法家，以严格执法闻名后世。可是这个时代的法律条文，除了文献中记载的一两条之外都未能流传于后世。而睡虎地发现的秦简

    蔚为大观，使人们初次了解到了始皇帝时代法律条文的内容。睡虎地

    出土的秦简，即便不能完全反映秦朝当时所有的法律内容，其重要文

    献价值也绝不亚于兵马俑的发现。

    图20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出土状况图

    引自《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焚书坑儒

    因精通法家思想而备受始皇帝重用的李斯，出任廷尉后不久又晋

    升为丞相。公元前213年，他进谏始皇帝：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

    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

    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天下藏书中，只有医药、占卜以及农业技术等类别的书籍才能幸

    免于难。始皇帝采用了李斯的这一建议，颁布了著名的焚书令。

    李斯之所以提出这种强硬政策，是因为与博士淳于越在政治观点

    上的对立。同年，博士淳于越在朝廷向始皇帝盛赞殷周的封建制度，提出不学古法则国运不长的观点。淳于越代表儒家的思想观点，他的

    这一进言必然令李斯按捺不住。因为秦朝如恢复封建制，秦朝的国家

    政治结构则将发生极大的转变，李斯也将在朝廷中失去用武之地。于

    是，李斯反驳淳于越：当朝儒生不师今而学古，非议当世，惑乱黔首

    (人民)；在皇帝法令至高无上的国家中，妄加议论国家颁布的法

    令，又在君主前夸耀，甚至以之为荣誉，那么皇威何在呢？这就是李

    斯弹压儒者的论据，提出焚书建议的理由。

    焚书令颁布后第二年，又发生了儒生诽谤皇帝的事件，弹压儒学

    的政策进一步激化升级。首都咸阳所有儒生全部受到御史审查，其中

    被认为触犯了秦朝禁令的460余名儒生被统统活埋。而这就是后人所熟

    知的坑儒事件。坑，乃穴埋之意。当时反对压制儒家并向始皇帝劝谏

    的长子扶苏，也被始皇帝以监督将军蒙恬军队的名义遣送到了北方前

    线。

    焚书坑儒的政策是以维护秦朝体制为目的颁布与实施的。由于秦

    国统一天下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已近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

    脱离战争痛苦的最初喜悦之中逐渐体会到了郡县制的残酷性。而指出

    郡县制的种种残酷性的正是儒者。

    儒学思想中，理想的君主观称为“王道”。而具有新特征的秦

    朝“皇帝”观念，则不在儒学思想的范畴之内。这导致儒学与秦朝体

    制难以融合。于是，当天下出现评判始皇帝统治的风气时，儒学者欲

    采用儒家的传统理论来解决问题，便无法逃脱被无情弹压的命运。儒学者如果要对“皇帝”观念妥协，获得秦朝政府的认可，则必

    须改变儒学本身，使儒学的内容思想靠近以“皇帝”观念为准则的统

    治者的思想。而这一转变，直到下一个朝代——西汉后期才得以完

    成，这一过程被称为儒学的国教化。

    不死仙药

    上文曾阐述到“皇帝”意为“煌煌天帝”，作为一种永恒的存

    在，超越于生死之外。始皇帝也期待自己能如天帝一般永生不死。公

    元前219年，始皇帝东巡，遇到一齐人方士，名为徐巿(一说为徐

    福)。徐巿称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岛上有仙人与不老不死

    之药，并自荐要为始皇帝赴岛求仙寻药。于是，始皇帝便集童男童女

    数千人，同时资以重金，派其东渡求药。尽管徐巿一行东渡数年未

    果，但始皇帝寻仙求药的愿望愈加强烈。公元前212年，方士卢生向始

    皇帝进言：

    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

    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

    始皇帝听后便决定自此不称朕，而称真人，并下令近侍不得泄露

    自己的所在与行踪，否则以死罪处之。始皇帝的这种渴望得到长生不

    死药、共存于天地、同化于宇宙的欲望渐渐走向极端。

    按照通常的理解，始皇帝对不死仙药的执着追求，体现了人类的

    普遍欲望。尽管他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支配者，获得了常人不敢想象的

    地位，却也无法逃脱死亡的宿命。因此，求得仙药，便成了他作为人

    的最后的欲望。但是，始皇帝寻求仙药，并不是从作为一个人的立场

    出发，而是在“皇帝”的立场上去避免作为“皇帝”难以容许的死亡

    的命运。然而尽管醉心于求仙寻药，始皇帝第五次巡幸时，死亡仍旧

    无可避免地降临。徐氏一行无功而回，以真人之说进谏始皇帝的卢生

    也因恐惧方术无效而逃之夭夭。不死仙药，终究成为一场黄粱美梦。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详述始皇帝之死。

    《史记》的记述与始皇帝

    《史记·始皇本纪》中还有其他许多关于始皇帝事迹的记述，但

    是这些记述多受汉代批判始皇帝风气的影响。例如，关于始皇帝规定

    自己每日批一石(120斤，约60公斤)重的奏折、批完前不休息这样一个勤于政事的逸话，也在司马迁笔下的方士卢生口中，变成了始皇帝

    贪恋权势的例证。同时需要留意的是，所谓奏折重120斤，应当从当时

    文字是书写在竹简上的情况来考虑。

    此外，《史记》中还有关于秦为水德的记述。秦朝统一天下后，按照五行相克的思想，考虑到秦替代周，而周为火德，水克火，所以

    秦决定为水德。而与水德相对应的颜色为黑色，数字为六，方位为

    北。因为从阴阳学来说，北方属阴。于是，秦朝将代表入冬(阴)的

    十月定作一年的开始。服饰旌旗以黑色为尊，又以六为圣数，符传长

    度、法冠高度各为六寸，车辐宽六尺，一步长为六尺，车乘的马匹也

    为六匹，并将人民称为黔首(意为黑色的头)，又将属阴的黄河改名

    为德水。

    不过，根据栗原朋信的研究(《秦汉史研究》，1960)，《史

    记》中秦为水德由始皇帝决定的这一记载并不属实，秦为水德是汉代

    以后才有的说法。根据栗原的考察可以得知，秦朝以前，就已经存在

    将十月定为岁首、称人民为黔首的先例了。而且，秦朝也并未将六定

    为圣数，甚至在汉代初期也还未出现秦为水德的说法。后世之所以将

    秦德解释为水德，是因为水德在阴阳学中属阴，刑法则要在阴时实

    行，那么在后世人的眼中，以法家思想作为国家基本政策、实行严苛

    的刑法制度的秦国，其德就必然为水德了。因此，包含批判意味的秦

    为水德说，就自然产生了。司马迁也受这种时代影响，在《史记》中

    留下了秦为水德的说法。2 秦帝国的崩溃与汉帝国的崛起

    一 始皇帝之死与二世皇帝即位

    始皇帝之死

    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十月(阴历十月为秦朝岁首)，始皇帝

    开始了他的第五次地方巡幸。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以及始皇帝幼

    子胡亥随行扈从。胡亥是始皇帝最为宠爱的皇子，因而才被特许跟随

    其巡幸天下。在这次巡幸中，他们先到达了楚地云梦(今湖北省的湖

    泊)，继而下扬子江，从浙江上会稽山，在会稽山留下刻石文后北

    上，再度巡游琅琊山，最后在前往芝罘岛的海域中射杀了一条巨鱼。

    据说，因为当时有人向始皇帝进言，就是这海中的巨鱼才让徐巿等人

    东渡求药无果。之后，在巡幸大队行至平原津(今山东省平原县附

    近)时，始皇帝突发重病。

    虽然病势沉重，但无人敢说出万一始皇帝驾崩之类的话。这是由

    于始皇帝生前一贯忌讳他人谈论自己的死。然而始皇帝病情急剧恶

    化，他自身也意识到大期将至。于是，他才口授玺书给正在北方戍守

    的长子扶苏，并在玺书中命扶苏回咸阳主持丧葬，并指定皇位由扶苏

    继承。玺书指的是盖有皇帝玉玺印章的诏书。但是，还未等到玺书寄

    出，始皇帝就在沙丘的平台驾崩了。沙丘位于今河北省平乡县附近。

    时值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七月丙寅之日，始皇帝终年50岁。

    作为扈从的丞相李斯，担心发布始皇帝驾崩的消息会让诸皇子及

    天下发生变故，于是秘而不发。除李斯之外，知道这一内情的只有胡

    亥、赵高以及侍奉始皇帝的五六名宦官。始皇帝的遗体被置入棺后继

    续放在御车中，由宦官陪乘直至咸阳。途中，上呈餐饭、百官上奏的

    一切事宜皆与始皇帝生前一样。但是，由于炎炎夏日，始皇帝的遗体

    发出难以遏止的恶臭。于是，李斯等只得命随从在车上装载一石(120斤、约60公斤)鲍鱼，借鱼的臭味混淆腐尸的气味，才将始皇帝驾崩

    的消息隐瞒住，直至咸阳发丧。

    伪诏的阴谋

    在始皇帝驾崩后未发丧期间，李斯、胡亥、赵高三人暗地策划了

    一个巨大的阴谋。三人将落入赵高手中的始皇帝临终前口宣的玺书销

    毁，重新伪造了立胡亥为太子的遗诏以及赐公子扶苏、将军蒙恬死罪

    的诏书。

    赵高原本是教授胡亥书法与法律的宦官，深得胡亥信赖。因此，赵高参与这一阴谋的理由非常容易理解，在《史记》中，司马迁也将

    赵高当作这次阴谋的主谋记载下来。但是此处存在一个问题：作为严

    格忠于法令、真正使法家思想成为治国思想的李斯，因何加入了这次

    阴谋的策划与实施呢？《史记·李斯传》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问题的答

    案，文中详细描述了赵高如何利诱李斯、而李斯又是如何从最初抵抗

    到最终动摇的内心变化过程。

    根据《史记》的描述，李斯最终加入到阴谋之中的理由在于，对

    长子扶苏继承皇位之后自身安危的担忧。然而这又从何谈起呢？

    我们首先回想到的是长子扶苏被送往北方戍边的事件。正如上文

    所述，扶苏在坑儒事件发生时，曾因向始皇帝劝谏而触犯龙颜，被遣

    送到了北方。当时焚书令的立案者是李斯，因此坑儒事件的发生，必

    然也同李斯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联。那么对扶苏而言，李斯便成了他

    难以原谅的人物。因此，洞悉这一切的李斯，便不得不担忧扶苏即位

    后自身的命运。对于反对儒学思想、代表法家思想的李斯而言，打击

    保护儒学者的公子扶苏，或许也是他完成自我行为正当化的过程。

    丞相李斯的加入使得这一阴谋得以实现。但是，法家的根本思想

    是君主权威至高无上，那么李斯伪造诏书的行为则无疑与法家思想背

    道而驰。他为自己今后所做的计划，与其法家立场也是相互矛盾的。

    假若《史记》关于这场阴谋的记载属实，那么李斯的计谋确实使他获

    得了暂时的成功，也保全了他原有的地位。然而不久后，也正是他的

    计谋将其逼入了悲惨的人生结局。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

    阴谋得逞后，胡亥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在全国为始皇帝发丧

    时，登上了皇位。而他的长兄扶苏以及将军蒙恬则在北方戍边的阵营中被处以死刑，至死也不明白事情的真相。

    假若《史记》记载属实，那么以上就是秦二世皇帝即位的经过。

    但是，我们稍作考虑就能明白，即便胡亥伪诏登基的阴谋属实，它也

    绝不可能以史料的形式流传后世。我们唯一能够确认的，只有幼子胡

    亥即位以及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受诏获死这两个事实。然而仅仅根据

    这两个事实，也无法证实到底当时是否有人伪造了诏书。也许是由于

    秦二世时代秦朝急速衰落，街头巷尾的人们将它与长子扶苏、将军蒙

    恬的冤死联系了起来，渐渐形成了胡亥伪诏登基之说。

    图21 秦始皇陵的远景

    引自《中国秦兵马俑》。

    秦二世失政

    胡亥即位后，将始皇帝下葬骊山陵，又任命赵高为郎中令(护卫

    皇帝的郎官的长官)加以重用，同时为了显示新皇威仪，还效仿始皇

    帝进行地方巡幸，由丞相李斯扈从。据说这次巡幸队伍从碣石沿海南

    下，至会稽山后，北上到达辽东(今辽宁省)。途中，胡亥遍访了始

    皇帝立下刻石的地点，并在刻石文的末尾增刻新文。如上文所述，胡

    亥新增的刻文追记了这些刻石都是由始皇帝所建的主旨。其刻文内容在《史记》中也有记载，而其中一些刻石保留至今，也证明了史书所

    载刻文的真实性。

    巡幸归朝后的秦二世立刻着手强化自身皇权的策略。这是因为始

    皇帝儿子(皇子)多达20人，他们的存在无一不威胁着胡亥的皇位。

    而始皇帝时期以来的重臣，对胡亥的统治也未全部信服。于是，胡亥

    便与赵高密谋，展开了对这些危及皇位的皇子、重臣的肃清与杀戮。

    将军蒙恬的弟弟蒙毅、胡亥的兄弟，甚至连他的姐妹诸公主都无一幸

    免地含冤而死。然而，这一肃清策略也使秦二世失去了所有亲人，最

    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

    上文曾提到，始皇帝骊山陵在其生前便开始营建。秦二世在下葬

    了始皇帝之后，竟然把收罗陵墓中陪葬的奇珍异宝作为自己登基后的

    第一项大事。为此，他征集新的徭役，驱使众多囚徒为其从事搬运珍

    宝的劳动。

    始皇帝葬礼结束后，秦二世又下令再次启动始皇帝时期未完工的

    阿房宫建造工程，被迫服劳役的人数也愈加庞大。此外，首都咸阳还

    常驻5万兵士，平日练习射术，以防备外敌入侵。图22 泰山刻石秦二世补刻的部分(清代拓本)

    清代初期刻文存29字，由于1740年的一场火灾，现仅存10字。据说此刻文

    由李斯书，图中刻文第一行可见“臣斯”的文字。维持如此庞大的土木工程以及屯兵的口粮，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食

    供给，这大大超出了关中的供给能力。因此，秦二世下令地方向都城

    运送更多的粮食，急速加大了对人民的剥削与压榨。秦朝末期中国历

    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动乱，就是在秦政府对人民实行严苛统治的背景下

    发生的。

    秦朝通过推行郡县制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然而由于始皇帝时期

    大兴土木工程动用了极多的农民劳动力，农民负担急剧加重，这无疑

    导致了农民的贫困与动乱。但是，大范围的农民动乱并未在始皇帝时

    期发生，而爆发在秦二世时期。其中的必然原因是秦二世政府进一步

    加剧了对农民的暴敛诛求。

    可以说，秦二世的政治策略，不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存在导

    致秦朝衰亡的致命隐患。二 农民起义的爆发以及秦帝国的灭亡

    陈涉、吴广举兵

    秦二世即位翌年(前209)七月，爆发了陈涉、吴广领导的中国历

    史上的首次农民起义。

    陈涉出身贫民，名胜，字涉，据说他原本是受雇于他人的耕庸。

    由此也可知当时的社会已经分化出了土地丧失的无产阶级和拥有大量

    土地的地主阶级。陈涉做耕庸时，曾对身边一起耕田的人言道：“苟

    富贵，无相忘。”同伴们却大笑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于是

    陈涉叹息起来，说出了那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燕雀安知鸿鹄之

    志哉。”这句话不仅表现出他作为贫苦农民的反抗精神，同时也隐含

    着导致他悲惨结局的原因之一，即对同一阶级的轻蔑意识。

    陈涉举兵起义的事件发生在他被朝廷征用、前往北方戍守的途

    中。当时，他和吴广以及900名兵丁正赶往服役地，行至大泽乡时遭遇

    大雨，道路被封锁，而抵达服役地的期限却迫在眉睫。按照秦朝的军

    法，凡所征戍边兵丁，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者一律处斩。在这一危急

    时刻，陈涉、吴广分别自称是秦公子扶苏和楚国将军项燕，煽动正担

    心被处以斩刑的其他兵丁，杀死了押送兵丁的秦吏。于是，陈涉自立

    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举兵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当

    时，陈涉等向起义军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痛斥人的身份怎能

    只由出身决定，极大地鼓舞了农民起义军。

    然而，当时起义军中只有900人，并且是一群刚集合而来的农民。

    他们手中没有兵器，据说最初都是削木为矛，立竿为旗。但是，起义

    军攻下大泽乡后，在那里夺取了兵器，接着又攻下周边的县城。当起

    义军到达陈地(今河南省淮阳县附近)时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战车六七

    百乘、战马千余骑、兵卒数万规模的军队。其中有许多是来自被攻陷

    的县城的士兵，或者是县城附近的农民。

    陈涉将部队全部集结于陈地，并召集附近的三老(地方掌教化的

    乡官)和豪杰，让他们推举自己登上王位，定国号为“张楚”，任命吴广为“假王”。新建的“张楚”国虽然规模很小，但作为对抗秦朝

    而建立的政权具有深远的意义。定国号为“张楚”，是为了宣扬新政

    权的建立代表着被秦灭国的“楚”王朝的复活，以此统一人心。张

    楚，意为大楚。

    各地爆发起义

    由一介贫民领导的起义要对抗统一了天下的秦帝国，这不免成为

    震惊世人的大事件。早已对秦王朝的暴政充满愤懑的民众，无不紧张

    地关注着事件的发展。当陈涉在陈地建立新王朝的消息传开后，全国

    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而这一全国起义的风暴，距离陈涉领导的起

    义仅仅只过了两个月，也就是陈涉举兵后的同年九月。各地农民纷纷

    举兵呼应陈涉的号召，处死秦政府的郡守、县令。之后成为汉高祖的

    刘邦、秦灭亡后成为西楚霸王与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与其叔父项梁发

    动的起义，也都发生在这一年的九月。

    陈涉领导的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逐渐丧失了农民军的本质，滋

    生严重的官僚习气。陈涉自身也由一介农民摇身变为高高在上、万人

    仰视的统治者。他派遣部将前往全国各地，企图将各地的农民起义军

    纳入张楚政权之下。但各地的农民起义军都各自为政，陈涉想要将全

    国起义军系统化的计划以失败告终，甚至连最初在陈涉麾下壮大的张

    耳、陈馀等部，也叛离了陈涉政权。

    据说，陈涉称王后，同他一起劳作过的耕庸伙伴也去拜见他，但

    陈涉为了维护自己的王威竟然将他们全部处死。有学者认为，这也是

    导致陈涉最初追随者不断叛离的原因。秦朝政府当然也不会放任陈涉

    起义军叛变中央。于是，秦二世派少府章邯率大军讨伐各地的农民起

    义军，陈涉的各部军队均遭受了秦军毁灭性的打击。

    陈涉领导的起义军，虽然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然而在秦军

    的打击以及内部的叛离之下，急速走向灭亡。首先，吴广在起义军内

    部纷争中丧命，同年十二月，陈涉被自己的车夫杀害。而这一切的发

    生，距陈涉谋划起义前后仅仅六个月。

    陈涉、吴广领导的起义军最终惨遭失败，但起义的意义值得肯定

    与赞扬。他们领导的起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爆发的首次农民起义，还

    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风潮。陈涉与吴广以外的起义军

    都是在观望了他们起义之后的两个月，才揭竿而起的。因此，汉代以后谈及秦末农民起义的学者，都将陈涉和吴广作为秦末起义的领袖与

    倡导者，并给予高度的评价。

    其中呼应陈涉、吴广的号召举兵起义的刘邦，在成为汉帝国的皇

    帝后，还为陈涉安排了30家守冢。同时，为陈涉举行的祭祀仪式，直

    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期也未曾间断过。从后人对陈涉的追悼可

    知，陈涉、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作为结束秦朝统治的导火线，在汉

    朝获得了极高的肯定。

    而在各地呼应陈涉、吴广举兵的诸多起义军中，刘邦和项羽领导

    的起义军尤为引人注目。

    刘邦举兵

    刘邦，出生于沛丰邑(今江苏省丰县)的一个农家，在家中为末

    子，其父母姓名不详。据说，刘邦年轻时曾游侠四方，回到故乡后做

    了泗水亭长。亭是指地方每隔十里设置的驿站，而亭长则负责管理

    亭，并率领那里的亭兵维护附近的治安，属于县里的下级官吏。

    刘邦做亭长时，娶了从单父县迁徙至沛县的吕公的女儿吕雉(名

    雉，字娥姁)，也就是之后的吕后。虽然吕公极具名望，但是由于当

    时避难来到沛县，并不具政治权势。因此，刘邦担任亭长的同时，还

    与妻子一起从事农耕。

    然而，到底是什么事件将当时安稳度日的刘邦推上了农民起义军

    的领袖位置呢？

    秦二世登基不久后，刘邦作为泗水亭长押送劳役的囚徒前往骊

    山。但途中不断有囚徒逃脱，刘邦害怕因此受到罪罚，便在丰邑西部

    的泽地释放了剩下的囚徒，自己成为逃亡群匪中的首领。之后，聚集

    到刘邦手下的人达到数百，其中除了囚徒以外，还有听闻了刘邦亡命

    一事慕名而来的沛县年轻人。

    刘邦亡命期间，陈涉、吴广领导的起义爆发，沛县县令为维持自

    己在沛县的地位也企图发兵响应。于是他打算招抚刘邦返回沛县，同

    时也便于控制和利用他手中的人力。但刘邦尚未返回沛县，县令就改

    变了招安的主意。刘邦便借此机会，呼应沛县县内的父老(村落的领

    导阶层)、子弟(青壮年)，一举打败了沛县县令。之后，他以讨秦

    的名义建军，并自称沛公。又同沛县的下级官吏萧何、曹参以及屠夫(屠犬夫，当时有食犬习惯)樊哙，将部队扩大到拥有沛县子弟三千

    的军团。此时为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

    不久后，刘邦的军团又攻陷了沛县近邻的一些郡县，翌年正月，与当时被拥立为楚王的楚国望族景氏中的景驹联合。同年二月，刘邦

    向景驹借兵攻打砀地(今安徽省砀山县)，胜后获得六千兵力，其军

    团人数此时达到了近万人。四月，他又同楚国望族项梁联手，得到项

    梁五千兵力援助，举兵大战秦军。图23 刘邦起义时的家族关系

    原文如此，但括号内其实应为兄弟排行。——译者注

    项羽举兵

    秦二世元年九月，项羽同其叔父项梁也举兵发动了起义。项羽名

    籍，字羽，他的祖父是当年迎战秦国大军并战败而亡的楚国名将项

    燕。项氏一族在楚国可谓是代代出名将的望族。

    项羽同其叔父项梁，呼应陈涉、吴广的起义号召，杀死了会稽太

    守，在吴中(今江苏省苏州市附近)率领八千兵力发动了他们的第一

    场起义。随后，他们的军队渡过长江西上，与陈婴的两万兵力合并在

    一起，在渡淮河时形成了拥有六七万兵力规模的大军。此时，项羽、项梁指挥大军开始攻打当时自立为楚王的景驹，夺取景驹性命后吞并

    了他的军队，项氏大军的势力再次得到壮大。也是从这一时期起，项

    羽、项梁与刘邦的两大军团开始了初次汇合。

    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项羽、项梁寻访到楚怀王之孙熊心

    后，立其为楚怀王，并打起重建楚国的口号，试图统一各地分散的起

    义军。楚国政权建立之后，楚军分为项梁领导和项羽、刘邦领导的两

    大军团，分别向秦都挺进。然而，同年九月，项梁领导的楚军部队在

    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被秦将章邯的大兵击败，项梁战死，楚军势

    力受到重创。

    这一时期，楚军的上将军是宋义，他受楚怀王之命去巨鹿(今河

    北省平乡县)解救正困于秦兵包围之中的赵王歇。然而，救援大军行

    至途中，宋义却下令先按兵不动。于是项羽断然杀死宋义，取而代之

    自立为上将军，在巨鹿大破秦军，将赵军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

    巨鹿之战以前，全国的各起义兵团群龙无首，甚至兵戎相见。然

    而，项羽在巨鹿骁勇善战的事迹一经传开，他们便纷纷投奔至项羽麾

    下。全国分散的起义兵团第一次被有组织地统一起来。此后，以楚军

    为主的起义联合军，在各地不断击退前来镇压的秦军部队。秦国名将

    王离、长史欣在巨鹿之战的第二年(前207)倒戈归于楚军麾下，远近

    闻名的章邯也在同年七月归顺楚军。而秦军如此迅速地走向瓦解的背

    景则在于秦王朝内部的分崩离析。图24 项羽、项梁的作战路线

    诛杀李斯一族

    据说陈涉、吴广起义的消息传入咸阳宫廷后，宫中的博士与儒生

    纷纷向秦二世进谏，指出此“乱”应立刻发兵讨伐，引得秦二世当场

    勃然大怒。其中一个名为叔孙通的儒生善于察言观色，说道，“‘群

    盗’鼠窃由地方军镇压即可”，这才平息了秦二世的怒火。之后，那

    些将陈涉、吴广起义称为“反”的儒生被一律治罪，言称“群盗”的

    儒生才免遭重罚。秦二世的心中存在极为简单而粗暴的判断标

    准：“反”是冒犯皇权的重罪，“群盗”则是扰乱地方安全的短暂动

    乱。甚至他还认为与皇权对立的“反”根本不可能发生。可见，秦二

    世时期，皇权观念已经发展到脱离实际而徒有形骸的地步了。

    在这样的宫廷氛围中，丞相李斯虽屡次想要面圣劝谏，但都被秦

    二世拒之门外。秦二世还怀疑，担任三川太守的李斯之子李由和其管

    辖地中不断壮大的吴广起义军是否在串通勾结。于是，李斯写了一篇

    长篇谏文向秦二世阐述贤主的“督责之术”，指出只有贤能的君主尽

    力实行督责之任，天下才能归于太平。作为辅佐始皇帝统一天下、起

    草中国历史上首个君主集权化国家体制方案的老臣，李斯将法家思想

    的政治理念精华全部写进了这篇著名的谏文之中。

    但秦二世将李斯提倡的“督责之术”仅仅理解成增重税收、强化

    刑法的措施，于是秦朝的苛政愈演愈烈并走向了极端。秦二世唯独信

    任郎中令赵高。赵高向他进献谗言道：保持皇帝威严，必不得使人窥见龙颜。秦二世便再不出席有李斯级别以下官员参加的朝会，仅留赵

    高在身边内侍、传达圣意。在赵高的煽动下，秦二世更加怀疑李斯之

    子三川太守李由串通起义军。赵高还危言耸听，向秦二世挑拨：丞相

    之位权重位高，臣赵高死后，李斯必然要夺取您的皇位。就这样，在

    赵高的谗言和陷害下，李斯被冠上谋反的罪名。李斯宗族以及门客全

    部被捕，在狱中遭受了种种酷刑。

    据《史记》记载，李斯在狱中的最后一封上书中，列举自己犯下

    的七项大罪。而所谓的七项大罪实际上是指他为秦帝国所做的种种贡

    献，例如，拥立秦王为天子；建立社稷、修建宗庙，显示君主的贤

    明；统一度量衡与文字；兴建游观以示皇威；缓刑罚、轻赋税，为君

    主赢得民心等。李斯在文中委婉地为自己上诉，正是这些功绩才令自

    己招致了死罪。

    但是，李斯这封最后的呈书也落入赵高手中。秦二世三年(前

    207)冬(岁首十月)，李斯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三族为

    父、儿、孙。李斯传记为秦二世二年七月)。而与此同时，被朝廷怀

    疑同起义军串通的李由，却仍旧以三川太守的身份坚守城池，在受到

    项梁军队进攻后，力战而亡。

    人们通常认为是始皇帝建立了秦帝国，秦二世毁灭了秦帝国。但

    实际上，自始皇帝时期起，国家的法治体制就都是由李斯一手立案制

    定的。可以说，秦帝国的每一刻历史荣光中都闪烁着李斯的身影。始

    皇帝死后，竭力拥护秦二世登上皇位的李斯未曾想到自己会遭到如此

    冷遇。而与此并行的则是秦帝国的迅速衰败。伴随着李斯的死，秦帝

    国也迎来了它的历史终结。

    秦帝国灭亡

    李斯死后，赵高代替李斯登上丞相之位。而上文中提到的秦军将

    领不断倒戈投降的局势，就是从赵高成为丞相时开始的。不断壮大的

    起义军团在所经之处取得了节节胜利，不久后，楚军的各路部队如潮

    涌般向关中挺进。赵高见势不妙，担忧秦二世向自己追究秦军战败责

    任时会性命不保，于是便密谋了弑君计划。著名的“指鹿为马”就发

    生在这一时期。赵高将鹿说成马进献给秦二世，秦二世见后，说此物

    非马，而周围一些侍臣为迎合赵高也指着鹿说其为马。据说日语中

    的“马鹿”一词就与此有关。从这件事开始，赵高确信朝臣已经服从

    于他，于是决定实施弑君计划。秦二世三年(前207)八月，赵高命令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带士卒

    千余人闯入内宫，将秦二世弑杀。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皇帝

    被弑事件。之后，赵高立秦二世兄长之子——公子婴为秦王。在此之

    所以废帝号而称王，是因为当时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先秦时代的六国领

    土，并都各自立地称王，而秦国仅在关中保留一些势力。由此可见王

    与帝的称号差别甚远。

    被立为秦王的公子婴，在宗庙举行接受玺绶的登基仪式之前，要

    先斋戒五日。其间，他将赵高传至斋宫，将其刺杀。据说，公子婴怀

    疑赵高外通起义军，担心赵高杀害自己、自立为王，于是做出了先下

    手为强的决定。继李斯之后，赵高一族也被全部诛杀。

    此时，楚将沛公刘邦率军从南方直指关中。而从东方进军的项羽

    军队，在挺进途中正遇到残留秦军的抵抗。于是，刘邦率10万兵马率

    先攻进关中。在霸水岸边，秦王婴用绳绑缚自己，坐上白马车亲自赶

    到刘邦军前投降，献上了皇帝御用的玉玺。秦朝灭亡。

    刘邦进入咸阳后，贴封了秦宫和府库后，等待项羽入关。刘邦召

    集关中父老，废止秦朝法律，并和他们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者

    及盗者抵罪。图25 秦王朝帝系表

    大约一个月后，项羽率40万大军也进入了关中。入关后，他首先

    杀死了已经降服的秦王婴、秦室诸公子以及其族人，又放火焚烧咸阳

    宫殿，收敛秦宫的金银财宝分赏给自己麾下的将领。据说，美轮美奂

    的阿房宫被点燃后，火势整整延续了三个月才缓缓熄灭。并且，骊山

    陵也遭到项羽军队的破坏，陵墓中陪葬的奇珍异宝不断被盗出。而这

    距离始皇帝驾崩仅三年。三 楚汉之争

    鸿门宴

    项羽与刘邦之间曾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如上文所述，刘邦大军

    绕过河南，领先项羽大军一个月进入关中，并降服了秦王。项羽抵达

    关中时，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基本已经被刘邦势力控制。但

    是，刘邦在霸上(灞上)的驻军仅有10万人，而项羽在鸿门(今陕西

    省西安市临潼区)的驻军多达40万，甚至号称百万。名义上，项羽作

    为楚国上将军是伐秦大军的最高司令官，而刘邦只是楚军麾下的一员

    大将。因而，两者的盟约与各自的实力之间产生了极大矛盾，双方剑

    拔弩张。

    项羽入关后，刘邦面临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他前往项羽阵营拜

    见项羽之际。当时，项羽的谋臣范增指出应当防备刘邦，并建议项羽

    在酒宴时将刘邦除掉。但是，这一计划被项羽的同族项伯透露给刘邦

    的近臣张良。项伯之所以有这一举动是由于他与张良为旧知故友，不

    忍对张良见死不救。张良得到消息后，立刻禀报了刘邦。于是，刘邦

    会见项伯，并请他向项羽转达自己绝无异心的立场。

    刘邦仅带着百余骑人马来到鸿门，项羽出迎并设宴款待。酒席

    间，范增多次对项羽暗示刺杀刘邦，但项羽迟迟不动。范增便令项羽

    之弟项庄舞剑时寻机刺杀刘邦。同席的项伯见情势危急，便也拔剑而

    舞，用身体阻挡住项庄，使刘邦暂时脱险。正当此刻，军门外的樊哙

    翻开帐帷闯进酒席间。

    樊哙最初以屠狗为业，是从刘邦第一次举兵起义时就一直追随刘

    邦的猛士。当他在军门外听闻主公遇险，便立刻负剑持盾，推倒了门

    卫闯入酒席。《史记》这样描述他闯入帐中时愤怒的神情：头发上

    指，目眦尽裂。项羽略感惊讶，握剑侧起单腿，问道：此为何人？张

    良介绍说：是刘邦手下的参乘樊哙。项羽这才重新坐好，大赞其壮

    士，令人赏赐樊哙酒肉。樊哙站着将酒一饮而尽，拔出剑，把项羽赏

    赐的半生猪腿放在盾上切着吃起来，又面向项羽陈说起刘邦对其是如何之忠心耿耿。趁此空隙，刘邦便以上厕所为由从席间退出，一路策

    马奔回了霸上的阵营。

    范增得知刘邦已逃的消息，当场将张良代刘邦献给项羽的白玉斗

    扔在地上，并拔剑击得粉碎，转向项羽道：“竖子不足与谋!”长叹

    其错失了除掉刘邦的良机。

    分封十八王

    秦朝灭亡后，项羽统领天下，并重新划分了新的势力范围。首先

    他尊楚怀王为义帝，自称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东

    北)。同时将伐秦将军、六国旧贵族以及秦军降将等十八人分封到全

    国各地为王。这种体制否定了秦朝的郡县制，完全倒退到封建制下的

    诸侯分立的国家形态。据说除十八王以外，项羽还分封了其他诸侯，但具体内容不详。

    图26 楚政权与十八王

    括号内为讨秦举兵之前的地位。

    受封之后，诸将领便各自前往自己的封地，时值公元前206年。然

    而，这一体制还未稳固就发生了动荡。翌年五月，未被封王的原齐国

    大将田荣，出兵攻打临淄王田都之后，又向胶东王田巿、济北王田安

    发起进攻，杀死二王后自立为齐王。而田荣、田巿、田安，实际上都

    是战国时代齐国的王族田氏的后代。

    建立汉政权此时，刘邦被封为汉王。汉，指汉中之地，即从关中越秦岭到汉

    水上游，现在的陕西省南部地区。汉帝国的国名，就源自刘邦封地

    ——汉地的名称。

    按照与项羽的盟约，汉王刘邦原本应当为关中之王。但是，关中

    被分为三块，分别封给了秦军的降将。而刘邦却被封到了偏远的汉

    中。刘邦心怀不满，分封后翌年五月，开始遣兵向关中挺进，击败雍

    王章邯，降服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统一了关中地区，并在关中设

    置了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等诸郡。紧接着，河南王

    申阳也降服于汉王，他的封地被定为河南郡。可以说，是汉王刘邦将

    郡县制重新置回了历史轨道。

    进入关中后的汉王刘邦，在公元前205年将汉都移至栎阳(今陕西

    省西安市临潼区)，向人民开放了秦朝时的御苑，并允许人民耕种。

    同年二月，他又下令推倒秦朝社稷、新建汉代社稷，赐民以爵，免除

    两年租税以及从军家庭的一年徭役。赐民以爵的政策，其实早在战国

    时代就已实施。对人民施以君恩，其目的在于增强君主与人民之间的

    纽带，安定社会秩序。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述。

    其中，三老政治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制定的。所谓三老政治制度

    是指，在乡中选举具备以下条件的人作为三老担任教化乡民的工作：

    50岁以上；具有个人德行；能作为乡民表率。乡三老中再选举出县三

    老，协助县令、县丞、县尉，即县中的长官、副官以及军事指挥官，共同教化县民。

    当时的农村构造，分为称为父老或者父兄的领导层以及被称为子

    弟的青少年层。也就是说，村落的管理秩序与年龄层直接挂钩。刘邦

    当年揭竿而起之际，就是沛县父老让沛县的3000子弟去跟随刘邦的，从中可窥见当时村落的管理形态。汉王刘邦把三老制度固定下来，将

    乡里的父老与子弟的关系编入王朝的地方统治制度中，并使其成为国

    家最末端的统治机构。关于这一点，将在下章进一步阐述。

    就这样，汉王朝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然而，它的势力仅限于以关

    中为中心的中国北方部分地区。此时，东方还屹立着齐、燕等国，而

    南方则是霸王项羽的西楚国。他们之中，项羽的势力最大，占据盟主

    地位。假如位于北方地区的汉国要扩大领土，那么在刘邦与项羽的两

    大势力之间就必然会爆发一场殊死之争。楚汉之争

    如上文所述，西楚霸王项羽尊楚怀王为楚义帝。但实际上，这不

    过只是名义上的尊称，汉二年十月(当时十月为岁首，因而为公元前

    206年)，项羽认为义帝已经开始妨碍自己，便命令九江王英布(黥

    布)将楚义帝杀害。这一事件恰好成为汉王刘邦讨伐项羽的极佳口

    实。当时，刘邦降服了西魏王豹，并擒获殷王司马卬，将其封地设为

    河内郡，势力正处在不断壮大之中。当刘邦在东征途中，从洛阳新城

    的县三老董公处得知楚义帝被弑杀的消息后，便即刻为义帝发丧，谴

    责项羽弑杀义帝的罪责，并向全国诸王发出了讨伐项羽的檄文。

    图27 楚汉之争要图

    当时，项羽正出兵齐国处理田氏一族的内部纷争。项羽将田假封

    为齐王，而未被封王的田荣之子田广意图违抗项羽，将田假赶出齐

    国。但实际上，在田广背后，田荣之弟田横才是这一叛乱的主谋。项

    羽率兵入齐国的目的就是打击事件的主谋田横。此时，汉王刘邦乘虚

    而入，侵入项羽的居地彭城，掠夺了城中的金银与美女。项羽得知消

    息后，立刻率三万精兵急返彭城，大破刘邦号称五六十万的汉军部

    队，将刘邦围困于彭城之中。危急之中，刘邦侥幸地被一场暴风雨所

    解救。狂风暴雨之下，树断枝折，阵营混乱，沙石飞扬，昼暗如夜。

    刘邦趁着这番混乱，仅带着十余骑兵逃出了彭城。

    彭城之战后，与汉军联合的诸王纷纷叛离刘邦，归顺到项羽楚军

    帐下。并且，留在沛县的刘邦的父母妻儿也被项羽俘虏，作为人质扣留在项羽军中。受到如此重创的刘邦之所以能够在此后东山再起，其

    原因在于他拥有得力的家臣萧何与韩信。

    萧何在彭城之战期间，留守关中，负责充实国力与向前线补给粮

    食。彭城失守后，他竭力动员关中老少参军，补充汉军兵力。韩信虽

    然最初投奔项羽，因不被重用才转投到刘邦帐下，但他很快被刘邦任

    命为将军，在各大战场发挥了优秀的军事才能。彭城之战落败后，韩

    信带兵讨伐并降服了魏王豹与赵王歇，促使汉军在华北的势力得以重

    生，汉王也将阵营安置到了荥阳。

    翌年(前204)四月，项羽率兵包围了刘邦所在地荥阳。为时不

    久，荥阳城便粮草匮乏，眼看就要被楚军攻破，刘邦再次陷入危机。

    但是这一次，刘邦却也因为将军纪信的自我牺牲而大难不死。纪信佯

    装成汉王，假称要投降项羽，包围在城外的楚军听到后，高呼项羽万

    岁。刘邦便趁机带着十余骑兵逃出了荥阳。而将军纪信在佯装计谋败

    露后，被项羽烧死在荥阳城中。

    荥阳失守后，韩信继续在刘邦手下为其率兵征战。在他的指挥

    下，汉军终于再次将齐地纳入汉国的势力范围之中。于是，刘邦封韩

    信为齐王，并让他管理齐国。

    楚汉之争，从军事上看，项羽领导的楚军始终占有优势。但是，从地理物资上看，汉王刘邦占据关中、盘踞华北，为其弥补了在军事

    上的劣势。楚汉之争似乎会成为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战争。而在战争下

    备受苦难的则是楚汉两国的人民，被征兵入伍的壮丁在沙场上非死则

    伤，而剩下的老弱病残也终日疲于军粮的运送。所见之处满是民生凋

    敝的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项羽、刘邦曾经亲自在兵阵前对峙谈判。当

    时，他们分别出现在各自城池的高墙上(参照图28)。项羽首先向刘

    邦提出：为解救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不如你我二王单枪匹马一决

    胜负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而刘邦则指责项羽犯下十宗罪，并

    冷静地回复，若要决斗不如以智力一分高低。在这次对峙中，刘邦还

    被项羽军中的伏弩射中而身负重伤。图28 汉王城与楚王城的城址

    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西南方。1972年调查。

    项羽战败

    公元前203年，汉王刘邦迎来了赢得这场持久战的转机。楚汉约定

    和解，以鸿沟(从河南省荥阳市到开封市的一条水路，现今仅存河道

    遗迹)为界平分天下，西为汉，东为楚。被扣留在项羽军中的刘邦的

    父母妻儿也被送回刘邦身边。于是，项羽、刘邦便解散阵营，准备返

    回各自的都城。

    然而此时，刘邦却违背了和约，命令军队从后方偷袭正在返回楚

    地的项羽军。据说这一作战方案是由曹参、陈平提出的。

    自此，楚军和汉军的实力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刘邦带领军

    队乘胜追击，与韩信、彭越等诸将汇合后，在垓下(今安徽省泗县以

    西)将项羽重重包围。一日夜晚，项羽听到四面的汉军阵营中传来阵

    阵楚歌，不禁感叹竟然连家乡楚地的士兵也投奔了汉军。“四面楚

    歌”的典故就出自垓下之战。夜半时分，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之下，项

    羽让自己的爱姬虞美人最后一次为自己陪酒，感慨至极悲歌而起：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骓乃项羽的爱骑，而他的爱姬的名字作为花名——虞美人草也流

    传至今。

    眼见大势已去，项羽只得带着八百余精锐骑兵乘夜突围。渡过淮

    水后一路南逃，疾行至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附近)，最后到达长江北岸乌江浦(今安徽省和州东北)。此时，项羽身边只剩下二十余骑

    兵，而乌江浦对岸的江东地区便是项羽的家乡。乌江亭长劝项羽急渡

    长江回到江东旧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

    也。”然而，面对乌江亭长的劝说，项羽笑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

    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

    之。”最后在与追杀而来的汉军的搏杀中，自刎结束了一生。其时项

    羽32岁，为刘邦即位后的五年十二月(前202年。十二月为当时年初后

    第三个月)。项羽自刎后，汉军士兵蜂拥而上将其残忍分尸。带回项

    羽部分尸体的将士都被汉王刘邦封为列侯。最后，汉王刘邦合并了项

    羽的尸首，将其厚葬。同时赦免了项羽一族，之后，又封在鸿门宴中

    曾经救助他的项伯为诸侯。

    图29 拉弩的士兵

    1954年出土的沂南东汉墓中的画像石。四 汉帝国的建立

    刘邦称帝

    汉五年(前202)二月甲午日，战胜项羽统一天下的汉王刘邦在氾

    水北岸的定陶正式称帝，同时将王后重新封为皇后，太子封为皇太

    子。秦二世死后一直空缺的皇位再次迎来新的君主，中国史书中也第

    一次出现了皇后、皇太子的称号。

    汉王称帝的过程如下。首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

    王彭越以及原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联名上疏：

    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

    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

    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

    帝尊号。

    汉王刘邦便推辞道：“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

    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于是，诸侯王便再

    次上疏恳请：

    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

    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

    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

    刘邦这才应允道：“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

    是正式称帝。

    刘邦与始皇帝之比较

    汉王称帝的过程，与始皇帝第一次采用“皇帝”称号相比，既有

    共同点也有相异点。诸侯王在给汉王刘邦的上疏中阐述了统一乱世、安抚万民的意识以及不称帝号则不能将功业传于后世的观点，这与始

    皇帝时的情况相同。同时，关于皇帝之号贵于王号的认识，两者也是

    一致的。然而，始皇帝时代，“皇帝”为“煌煌天帝”之意，是下凡

    到人间的宇宙主宰者，刘邦称帝号时却没有宣告这种意义。此外，刘

    邦后来定都长安营造宫殿时，将正殿命名为“未央宫”。这与始皇帝将正殿命名为“极庙”不同，并没有始皇帝时期要将天体构想再现于

    人间的意图。

    两者之间最大差异还在于处理皇帝与王之间的关系上。虽然两者

    都认为帝位尊贵于王位，但是始皇帝在称帝之后，取消了王位；而刘

    邦称帝，其前提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诸侯王的拥立，同时诸侯的王位

    也在皇帝的权威下得到了保证。始皇帝否定王位，代表着废止封建

    制；而汉朝保留诸侯的王位则无疑意味着封建制的复活。秦朝郡县制

    与汉朝郡县制也因此出现了不同，此问题将在下文中详述。

    同时还应当注意的是，刘邦称帝前以汉王身份建立汉国时，似乎

    已经自称“天子”了。汉十二年，刘邦自叹“吾立为天子，帝有天

    下，十二年于今矣”。以此可推断，刘邦在汉王时期便已自称“天

    子”了。而始皇帝登上皇位后自称天子的史料，至今尚未被发现。不

    过，李斯在死刑前的最后一封上书中，将自己拥立统一了天下的秦王

    成为天子的事情，归为自身七宗罪责中的一项。但是，这封上书被赵

    高毁灭，内容却载于《史记》，前后极不合逻辑，因此《史记》所载

    的李斯的狱中上书，应当为他人所撰。由此可推断，始皇帝是李斯在

    狱中上书被杜撰的时代才开始被人们理解为天子的，在秦王时代还未

    称为天子。

    那么，天子与皇帝到底有何区别呢？此问题将于第六章详述，在

    此不做深入探讨。

    中国历史上，农民出身的皇帝仅有汉高祖刘邦以及明太祖朱元璋

    二人。从这一点来看，出生时便为秦王的始皇帝与农民出身的刘邦，在成为皇帝之后，两者的意识与思想似乎也有所差别。这也可以从原

    秦朝博士叔孙通整顿汉朝宫廷礼仪时，高祖所说的那句“吾乃今日知

    为皇帝之贵也”，略窥一斑。

    此外，始皇帝的皇帝称号是他亲自下令甄选而定，而汉王刘邦则

    是经过了由诸侯王推戴的形式才正式称帝的。这种称帝形式，被沿用

    于之后的历代中原王朝皇帝的即位仪式之中。这里也反映出了秦朝与

    汉朝皇帝观念所存在的微妙差别。

    建都长安汉高祖刘邦最初打算在洛阳建都，但是一名叫娄敬的戍卒请求谒

    见高祖，他进谏道：关中地险坚固宜作都城。高祖便询问张良，张良

    也建议定都关中。于是，高祖当日便启程关中，决定迁都长安。娄敬

    因进谏有功而获赐皇姓。

    长安宫城的营建由萧何主持。据说，公元前200年，刘邦攻打匈奴

    败北返回长安时，以未央宫为中心的庞大宫殿，其东阙、北阙、前

    殿、武库、大仓等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高祖见其壮丽，便怒责

    萧何：“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道：“天下方未

    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

    威。”高祖听后甚悦。

    汉九年(前198)，刘邦再次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命令地方的豪族

    显贵，如齐地田氏家族，楚地昭氏、屈氏、景氏、怀氏家族等都移居

    到都城长安的周边地区。田氏是战国时代齐国的王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是楚国王族的后代。这些战国时代的名门望族在地方上仍

    旧保存着一定的势力，将他们从地方迁徙至都城，不仅便于中央政府

    对其直接统治，同时也有利于充实都城经济。田氏诸侯到达长安后，按到达顺序，分列为第一氏、第二氏、第三氏，并被赐予新姓。东汉

    的第五伦，就是诸田氏的后裔。

    图30 未央宫遗址

    东西约136米、南北约318米的长方形台地，北部稍高。照片展示了从东方

    观望北端部分时的风景(笔者拍摄)。图31 长安城宣平门遗址发掘状况

    长安城的城墙与城门建造于汉惠帝时期。

    高祖刘邦的功臣

    刘邦称帝后还有一件大事必须妥善处理，即如何安置那些在沛县

    举兵之后就与他同甘共苦、浴血奋战，助其完成统一大业的功臣。其

    中，有像萧何、曹参这样从刘邦在沛县起兵时就加入起义军的功臣，也有如陈平、韩信等那样在起义军壮大时期加入的功臣。不过，他们

    大都有一个相似点，就是出身都比较贫寒低贱。

    其中出身高贵者仅数人，如战国时代韩国丞相之子张良、原秦朝

    御史张苍以及秦朝待诏博士叔孙通等，但是他们都是在刘邦军团声势

    浩大之后才归入刘邦麾下的。其他出身较好的功臣也只不过是一些地

    方官府中的下级使役，如担任过沛县主吏掾的萧何、沛县狱吏曹参以

    及同为狱吏的任敖、泗水兵吏周苛。此外，陈平、王陵、陆贾、郦

    商、郦食其、夏侯婴则都出身庶民。樊哙原以屠犬为生，周勃则是编

    织用于养蚕的席子的工匠，时而还在丧事上为人吹笛，灌婴是贩卖绢

    丝的商人，娄敬以牵灵车为业，无一不来自贫苦的下层社会。

    此外，韩信是今天人们所熟知的那个年轻时贫困无居而放浪淮

    阴、受漂母分食之恩、遭无赖胯下之辱的典故的主人公。而陈平，据

    说年轻时寄居在只有30亩土地的兄长家中，因无所事事被兄嫂厌弃，到了婚嫁年龄，连穷人家的女儿也嫌弃他，好不容易才娶到了一个有

    五次婚史的寡妇。

    就是由这样一群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构成了刘邦军团，一同协助

    刘邦完成了称霸天下的大业。但他们之所以聚集到刘邦周围，其原因

    并不是在于刘邦也出生于低贱的农民家庭。可以说这一现象是那个时

    代的普遍特征，秦末的各个起义军团，不论其领袖出身如何，集结而

    来的兵士大多来自贫困的社会底层。起义军领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超

    越了同族或者同乡这样的血缘、地缘关系，也就是说，是一种建立在

    感情上相互信任的关系。

    这种关系被称为“主客关系”，兼具人德与实力的人为主君，聚

    集而来的与其没有血缘或地缘关系的人则成为“宾客”。这正是春秋

    末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变革之际各个力量集团形成的原理。战国时代

    的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的势力集团，以及上一章阐述的

    吕不韦与其宾客之间的关系，无一不是在这一原理下形成的。换言

    之，在刘邦军团中，刘邦与其麾下的兵将也是以这种“主客关系”为

    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这恰恰体现出了当时的时代特征。

    分封功臣

    这种以主客关系为纽带建立的集团，毕竟还具有私人性质。然

    而，现在刘邦已经成为汉帝国的皇帝。那么，改变他与隶属于他的功

    臣之间的私人性质关系，自然地被提上了日程。当年他自称沛公与项

    羽军团联合，在楚怀王的楚军大旗下共同作战时，就曾经给帐下的功

    臣相应的军衔，并按军功给每人赐了爵位。

    刘邦为各个功臣分封的爵位为楚爵，其依据是战国时代楚国的爵

    位制度。对于功臣来说，获得军衔、受封爵位，便意味着个人身份从

    私人性质向公家性质的转变。之后，刘邦从沛公成为汉王，建立汉

    国，汉朝建立时，他们的身份性质就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最后

    汉军在楚汉之争中大获全胜，刘邦称帝，便对其所有功臣一律实行了

    具有公家性质的礼遇。

    这种公家性质的礼遇在当时称为论功行赏。刘邦称帝翌年十二月

    (刘邦称帝在二月，但由于十月为岁首，因而十二月为称帝翌年)所

    进行的“封建功臣”就是这种论功行赏。根据《史记》《汉书》中的

    《功臣年表》记载，汉高祖时期所分封的列侯总计143人，其中除去与刘邦同族的4人外，其他受封者都是有功之臣。列侯是在二十等爵制中

    最高的爵位，汉高祖时期称为彻侯，之后为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因

    而被改为通侯或列侯。

    列侯可获封邑，其爵位也可世代相传。封邑以列侯的名称冠名，例如，萧何被封为酂侯，其封邑便称为酂县，而被封为平阳侯的曹

    参，其封邑则称为平阳县。

    列侯以在其封邑征收的租税为其收益，封邑中设县令或置相(相

    当于县长官级别)，列侯家中设家丞等级别的家臣，由他们直接实行

    对封邑的统治以及财政管理。各封邑的封户数量有所不同，汉初，平

    阳县可征收16000户租税，酂县则可征收8000户租税。

    战乱结束后，民生逐渐恢复，封邑的户数不断增加，列侯可征税

    收也随之增长。例如酂侯萧何和平阳侯曹参，数代之后，其继承者的

    封邑户数都达到了四万。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武帝时期封

    邑千户的列侯，其年收入为20万钱，由此可知万户列侯的收益何等丰

    盈。

    如上所述，刘邦的功臣们通过受封最高爵位以及封邑，获得了具

    有公家性质的身份与地位。并且，这种身份与地位得到了皇权的保

    护，在《封爵誓》中以文字的形式被明示出来。《封爵誓》的内容

    为“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以丹砂书写于铁

    质契卷。而铁券又被分割为两部分，一半赐予列侯保管，一半纳入金

    匮石室收藏于宗庙之中。

    立诸侯王

    列侯之上，还有称为诸侯王的最高爵位。只有皇帝近亲或者有大

    功勋的功臣才能受此王位。如上文提及，刘邦是由诸王联名上疏被推

    戴为皇帝的。刘邦称帝以后，他在保留原有诸王爵位的同时，对其中

    一些王的爵位又重新作了安排，特别分封了他的近亲以及功臣，称其

    为诸侯王。例如，刘邦称帝第一年，发生燕王臧荼谋反事件，刘邦俘

    杀臧荼后，分封自己幼年时代的同乡好友、同年同月出生的卢绾接替

    了燕王之位。另外，刘邦又将彭越封为梁王，改封衡山王吴芮为长沙

    王，迁齐王韩信为楚王，徙韩王信至太原郡晋阳。之后，韩信被疑谋

    反，贬为淮阴侯。翌年，韩王信也因投降匈奴，被废除王位。刘邦除了分封功臣以外，还分封了许多自己的近亲与同族。因

    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同姓诸侯王的现象。汉六年(前201)正

    月，刘邦封其兄长刘喜为代王，异母弟刘交为楚王，庶子刘肥为齐

    王，同族人刘贾为荆王。其后，在分封其兄长之子刘濞为吴王的同

    时，又将自己的诸子也立为王，分封到全国各地。

    对比诸侯王与列侯之间的差别可知，诸侯王身份高于列侯，其封

    邑的大小也有天壤之别。列侯的封邑仅为一县，而诸侯王的封邑则达

    到数郡数十县。例如，荆王刘贾的封邑包括东阳郡、鄣郡、吴郡的53

    县；楚王刘交的封邑包括砀郡、薛郡、郯郡的36县；代王刘喜的封邑

    包括云中郡、雁门郡、代郡的53县；而齐王刘肥的封邑则达到胶东

    郡、胶西郡、临淄郡、济北郡、博阳郡、城阳郡的73县。

    提及这些封邑时并不以郡名或者县名，而是冠以“国”名称呼，例如，荆国、楚国、代国、齐国。因而，不论列侯还是诸侯王，他们

    的封邑名称都冠以国字，并无差别。然而，列侯与诸侯王，其封邑面

    积不仅相距甚远，并且从实力来看，诸侯王在自己的封邑内拥有极大

    的自治权，其行政机构独立于中央朝廷，构成却与中央朝廷基本相

    同。具体而言，其封邑内设有辅佐王的太傅、管理王国国民的内史、负责军事的中尉、统帅百官的相国(后称为丞相)以及御史大夫、廷

    尉、少府、宗正、博士、大夫等类似中央朝廷的人事结构。

    此外，列侯多居住于首都长安，赴封邑者极少。而诸侯王则生活

    在自己封邑内的都城，仅在首都长安设置临时的居所。因此，可以说

    诸侯王在其封邑各自为国，其王国具有独立于中央朝廷的特点。

    消灭异姓诸侯王

    汉帝国的国家政治结构呈现出与秦帝国郡县制极为不同的特点。

    在汉帝国，除一部分直接由皇帝管辖的郡县外，其领土内还并存着上

    述列侯、诸侯王的侯国与王国，特别是其中诸侯王王国，其分布面积

    覆盖了汉帝国的大部分领土。相对于皇帝直辖的15郡，汉帝国内广泛

    分布的王国的领域达到三十余郡。从这一点来看，汉帝国中央朝廷对

    全国的控制远不及秦帝国。

    如上所述，中央朝廷将王国内的统治权委任给诸侯王。其王国内

    的官员，除了丞相由中央朝廷任命以外，其他人选都任由诸侯王亲自

    决定。并且，诸侯王可自立年号，掌握王国的财政大权。因此不难发现，这种分封王国的郡国制的实施，实际上意味着周代封建制度的复

    活。此外，从王国所具有的各种自主权来看，它脱离中央朝廷控制，出现独立的倾向也并不令人意外。

    针对这种倾向，或者说由于预见了分封王国将导致的不堪后果，汉高祖在位期间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这一措施就是消灭诸侯王中的异

    姓王、保留同姓王的政策。具体而言，政策根据血缘的亲疏关系，排

    除异己，将逐渐脱离中央朝廷统治的诸侯王重新归于中央政权之下。

    汉六年(前189)，高祖治罪赵王张敖，废其为列侯；十一年，在

    长安处死了已经被贬为淮阴侯的原齐王、楚王韩信，又派将军柴武俘

    杀了投降匈奴的韩王信；同年，以谋反罪诛杀梁王彭越一族，并令人

    将彭越的尸体腌制成咸肉分于诸侯。在这一局势下，淮南王英布(黥

    布)自感将大难临头，便起兵反叛，首先攻杀了荆王刘贾。但他的军

    队很快被汉高祖亲自率领的大军击破，英布战亡。燕王卢绾目睹了这

    一肃清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便逃奔至匈奴，其王国也随之灭亡。

    如上所述，汉高祖时期，除了长沙王吴芮的王国得以幸存并传于

    后代之外，主要的异姓诸侯王都被清除。

    吴芮于汉高祖五年被封为长沙王，不久后便与世长辞。他的王位

    一直传至第五代子孙，文帝末年(前157)，由于王室无嗣，其王国才

    被废除。因此，除了吕后时期的特例以外，汉高祖之后，汉王朝中再

    未出现过异姓诸侯王。汉高祖的遗言“非刘氏不王”成为汉王朝历代

    分封诸侯王时不成文的祖训。图32 长沙马王堆汉墓 “彩绘黑漆外棺”

    墓主长沙国丞相、初代轪侯利苍，他曾经辅佐的长沙王是汉初唯一未遭刘

    邦肃清的异姓诸侯王。

    皇权对诸侯王、列侯的统制

    较之周代诸侯，汉代诸侯王受到皇权强烈制约这一点，不仅体现

    在同姓、异姓的问题上，同时也体现在他们对中央朝廷的义务之中。

    虽然诸侯王在其封国内被委以自治权，看似独立于中央，但定期入朝

    谒见皇帝则是他们必须履行的义务。入朝谒见的仪式在春秋两季举

    行，春季入朝称为“朝”，秋季入朝称为“请”。入朝谒见的仪式极

    为重要，诸侯王如有懈怠，便会被斥为不守藩礼，甚至会被扣上谋反

    的罪名。

    同时，在军事方面，文帝二年(前178)之后，诸侯王的军权开始

    受制于中央朝廷。如上文所述，封国中设有廷尉这一武官职位。然

    而，从文帝二年开始，封国单独发兵的权利被中央收回，由皇帝向诸侯王发布战争命令。诸侯王只有在收到中央朝廷所遣使者带来的发兵

    令时，才能使用自己封国内兵器库中的兵器。

    发兵令的凭证是一种可一分为二的虎符。其使用方法是，中央使

    者携其中的一半前往封国，将其与封国所持的另一半拼接。只有两部

    分虎符的文字恰好吻合时，才能打开当地的兵器库。这种使用虎符发

    兵的制度沿袭了秦制，不仅使用于封国，同时也使用于对郡的军事控

    制。

    图33 东汉虎符

    此外，对诸侯王的控制还体现在封国的王位继承问题上。牧野氏

    在研究(《西汉封建相继法》收录于《中国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中发现，其实不仅是诸侯王的王位继承，列侯的爵位继承也受

    中央控制。根据牧野氏的研究可知，诸侯王、列侯的爵位继承与周代

    的诸侯继承法不同，只有儿子才能继承，远亲毋庸置疑，就连孙子、兄弟之子也没有继承权。只有在得到皇恩特赦的特殊情况下，其儿子

    以外的人才可能继承诸侯王或列侯的爵位。这种继承法仅用于诸侯王

    与列侯的继承问题，与一般官民的继承法大相径庭。此外，这种继承

    法并不是在吴楚七国之乱(前154)爆发后才产生的，早在汉初就已经

    形成，其发端大概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

    这种针对诸侯王、列侯的继承法，体现了皇权凌驾诸侯王与列侯

    之上的绝对优越性。由此可见，诸侯王与列侯并未脱离中央朝廷，也

    难以在地方建立完全独立的政权，他们始终处于中央皇权的控制之

    下。

    不过，尽管受到皇权的诸多制约，诸侯王、列侯仍拥有种种特权

    以及面积广大的封土，这些因素导致封国逐渐走上独立王国的道路，并且引发了景帝时期封国联合叛变的吴楚七国之乱。五 汉初的国家体制

    中央政府的国家统治机构

    汉代的国家政治体制，除了在地方设置王国、侯国这一点以外，其他都承袭秦制。从这一点可以说，虽然存在从郡县制向郡国制的转

    变，但汉帝国实际上是秦帝国的传承者。

    西汉的中央官制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的变革，景帝时期、武帝时

    期以及任用王莽进行改制的成帝、哀帝时期。在阐述这些变革之前，让我们先观察一下在此之前的汉初中央机构的特点。

    中央朝廷的最高官职为丞相，负责统领以民政为中心的所有政

    事。同时，在制定国策时，丞相还负责主持朝议，将朝议中群臣商定

    的政策上奏给皇帝最后裁决。朝议是皇帝处理政务不可缺少的环节。

    当年刘邦称汉王时，任命萧何为汉国丞相，到了楚汉争霸时期，关中

    地区的民政就都由萧何管理整治。刘邦称帝后，丞相一职仍由萧何担

    任，高祖十一年(前196)改称为相国，其地位也变得更为尊贵。秦朝

    时中央设左右丞相两员，高祖时仅设一员丞相，之后的惠帝、吕后时

    期恢复左右两丞相，汉武帝时期则重袭高祖时代一员丞相的制度。除

    以上职责外，丞相还负责管辖自己的行政官府，即丞相府。武帝时丞

    相府的官吏人数达到382人。

    丞相之下的官职为御史大夫。通常认为御史大夫职掌监察，但实

    际上，监察百官民众是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的职责。御史大夫则

    负责统辖御史府，起草诏命文书，作为皇帝近臣将经过皇帝裁决后的

    政策传达给丞相。后来，御史大夫承副丞相之职，丞相的政务也可由

    其代理。图34 “丞相之印章”与“御史大夫章”

    “丞相之印章”封泥印(左)与“御史大夫章”封泥印(右)，均为五字

    印，据考证为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之后的物品。

    职掌汉帝国军事事务的官职为太尉。刘邦称帝初年，命卢绾担任

    太尉。不过，从分封卢绾为燕王后直至高祖十一年(前196)任命周勃

    任太尉的这一段时期，太尉的设置情况尚不明确。在汉高祖之后的中

    央机构里，太尉一职也是时置时废，其正式废止是在汉武帝初期。

    治粟内史职掌帝国的财政税收，这也承袭了秦制。从被称为“内

    史”可以推测，治粟内史最初掌管京师(首都)财政，后来才发展为

    管辖全国财政税收的政府机构。汉景帝后元年(前143)，治粟内史改

    称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又改名为大司农。虽名称几经改

    变，但其作为国家机构管理财政税收的职能一直未变。

    廷尉负责国家司法，裁决罪行。其职权不仅限于京师，同时拥有

    高于郡守的司法权。其中，文帝时期的廷尉张释之的逸闻极为有名，据说他担任廷尉时执法严明，甚至连当时的文帝也不敢恣意行事。

    皇帝的宫廷事务机构

    上述的诸官职被置于中央政府机构之中，具有全国统治机构的性

    质。而除了以上官职以外，中央官僚机构中还设有其他许多重要的职

    位。不过从那些官职的性质来看，与其说是国家统治机构，不如说它

    们是专为皇帝以及其家族服务的宫廷事务机构。这一点反映出，汉帝国的中央朝廷仍带有君主私人机构的浓重色彩。它由以下诸多官职构

    成。

    首先，皇帝的宫廷事务机构中设有郎中令、卫尉、中尉，他们负

    责保卫皇帝的人身安全以及皇帝所在宫殿与都城的治安。其中，郎中

    令直接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并统率其他郎官。郎官从官僚或者资产丰

    厚的大家族子弟中挑选，他们宿卫在皇帝近侧，并在皇帝行使公务、驾临仪式时，贴身保卫皇帝安全。中央与地方的主要官员，都从郎官

    中选拔任命。

    换而言之，汉代的高级官僚都要先从郎官做起，侍奉皇帝于近

    侧，与皇帝之间建立私人性质关系之后才能被提升到较高的职位。由

    此可知，官僚与皇帝之间的私人从属关系，普遍存在于官僚制度的最

    基层。郎中令一职，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被改名为光禄勋。此

    外，卫尉统率南军，负责宫城内的守卫；中尉统率北军，负责维护都

    城即长安城内的治安。太初元年的改革中，中尉被更名为执金吾。卫

    尉统率的南军士兵，根据征兵制度每年由地方征集而来；而中尉率领

    的北军，则由三辅地方的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组成。但是，汉初还未有三辅一称，因此北军大概是由从首都附近召集来的士兵组

    成。

    其次，宫内还设有侍奉皇帝个人生活的机构，如少府、太仆、将

    作少府。相对于管理国家财政的治粟内史，少府是职掌宫内皇室财政

    的机构，其中还设有分局，分别负责管理皇室财务、处理皇帝身边琐

    事以及后宫事务等。

    根据加藤繁博士的研究，西汉的财政机构分为治粟内史(大司

    农)和少府，其中，少府管理的皇室财政费用甚至超过了大司农管理

    的国家财政费用。以西汉中期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时期一年的财

    政状况为例，相对于大司农管理的40亿钱，少府以及从少府分离出去

    的水衡(参照第四章第五节)所管理的皇室财政费用竟达43亿钱。汉

    初，盐税与铁税都由少府负责管理，直到武帝时期管理权才移交到大

    司农。因而，虽然上述元帝时期的数额是汉代中期的数额，但仍可推

    断，汉初少府管理的皇室财政金额一定大于国家财政金额。

    其次，太仆掌管皇帝车马，将作少府负责宫室与帝陵的营建，可

    以说都是为侍奉皇帝生活所设的官职。景帝中六年(前144)之后，将

    作少府改称将作大匠。此外，为皇室服务的官职还有詹事、宗正、奉常。詹事职掌有关

    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的事务；宗正负责管理皇帝宗室外戚的事务；

    而奉常则主管宗庙、祭祀、陵墓以及宫廷礼仪。因而这三个职位也不

    是为服务国家而设置的机构，而是为处理一切与皇帝宗族或者祖先有

    关的事务的皇室家政机构。景帝中六年(前144)，皇太后的詹事改名

    为长信少府，奉常改名为太常。

    如上所述，在中央政府不仅设有丞相府、御史府这样的国家统治

    机构，与其相并存的，是甚至规模更大的负责处理有关皇帝公私事务

    的其他诸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与运行，基本上继承了秦制。因而必

    须说，汉初中央政府机构的特点并不为汉帝国所独有，而是共通于秦

    帝国。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国家性质不断发生改变，最终出现了

    家长制的君主专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上述中央机构的特点。

    郡县的行政机构

    汉王朝实行郡国制度，除了在地方设置王国、侯国以外，同时也

    实行郡县制。汉朝郡县制与秦朝相同，郡中设守(长官)、丞(副

    官)、尉(军官)，县中设令(大县的长官)或长(小县的长官)、丞(副官)、尉(军官)。并且，这些官员都由皇帝任命，从中央派

    遣到地方，称为长吏。与此相对应的是功曹、都邮等郡县的下级官

    吏，他们由各郡县长官在当地挑选任命，称为少吏。

    景帝中二年(前148)，郡守、郡尉改为太守、都尉。在现在的日

    本有时也将县知事称为“良二千石”，而这实际上是效仿中国汉代郡

    太守的称谓。当时汉代郡太守被称作秩二千石(秩，表示汉代的中

    央、地方官吏的等级，分为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

    千石、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

    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百石等。西汉末期废止了八百石和五百

    石。不过，这些数字仅仅表示等级，不代表实际的俸禄)。此外，县

    令的等级在秩千石到六百石之间，县长则在秩五百石到三百石之间。

    县内继续分置乡，乡内设乡官，即三老、啬夫、游徼。其中的三

    老一职，如上文所述，由乡内富有德望的人担任，负责乡民的教化工

    作，一些乡三老还可通过选拔成为县三老。啬夫和游徼由县派遣而

    来，啬夫主管诉讼、征收赋税，游徼负责抓捕盗贼、维持治安。乡内还继续分置里。里位于地方行政的末端，其规模大约有百户

    人口。里的周围筑有土墙，其大门称之为闾，设负责看守大门的监门

    一职，出入里的人都必须通过此门。里的内部为宅地，宅与宅之间筑

    有围墙。房屋建在宅内，当时称为家屋，每宅居住一户人家。每户人

    家平均五人，因此也被称为五口之家。另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

    务(侮)”这句话就是以里宅格局为背景而产生的。里内的长官称为

    里正，此外还有上文中提及的负责教导的父老、父兄以及作为年轻劳

    动力的子弟。

    除了设置在乡内的里以外，有的里还单独存在，或者数个里集合

    成亭乃至乡。一个县分为数个乡，各个乡又分为数个里。里内的居民

    基本都是农民，其耕地位于里的外围。而县城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因

    而当时的都市，即便设有郡或县的管理机构，以及称为市的商业区，其中的居民大部分都为农民。那么，这些农民是如何承担国家义务的

    呢？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文中详述。图35 西汉时代主要官职名变迁

    郡国制存在的两大课题

    上文阐述了汉帝国建立的大致过程及其国家构造的特点。可以

    说，汉帝国的萌芽诞生于秦朝末年的起义军之中，之后它不仅继承了

    秦朝的皇帝制度，其国家机构的运行也基本承袭秦制。汉帝国与秦帝国唯一的不同处在于，秦帝国实行郡县制，而汉帝国则推行郡国制。

    但是，这个不同点却给汉王朝带来了两大历史课题。

    第一，尽管皇权对诸侯王国的发展具有制约意义，但皇帝的圣意

    无法阻止诸侯王国日趋独立化。面对王国逐渐独立的问题，该如何决

    断，不久后便成为中央政府迫在眉睫的课题。第二，与秦帝国单一的

    郡县制不同，汉帝国出现的王国、侯国导致人们产生了封建制复活的

    观念，而这一观念又成为汉帝国周边民族与中国皇权结合的理论开

    端。关于这两点，将于下一章阐述。3 汉初的刘氏政权

    一 吕后之乱

    高祖之死

    汉高祖刘邦在讨伐淮南王英布的战场上被流矢射中，身负重伤，返回长安后伤势仍不见好转。吕后便延请良医，劝说高祖就医，高祖

    却不恩准：

    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高祖临终前，吕后向高祖征求其驾崩后丞相的人选，高祖便嘱咐

    吕后：接替萧何的最佳人选为曹参，其次为王陵；王陵为人愚直，可

    令陈平辅佐，但陈平过于聪明，不可独任丞相；周勃为人忠厚，安刘

    氏天下者唯有周勃，可任其为太尉。吕后又继续询问这些大臣死后由

    谁继任，高祖只道“此后亦非乃所知也”。对于吕后而言，高祖的遗

    言预示了她的最终命运。

    汉十二年(前195)五月，刘邦在长安的长乐宫走完了他波澜壮阔

    的一生。除了终年53岁之说以外，也有终年62岁或63岁的观点。由于

    刘邦驾崩四天后朝廷仍迟迟秘不发丧，功臣将领们都提心吊胆，认为

    朝廷要在诛杀他们之后才为高祖发丧。卢绾逃奔匈奴一事便发生在这

    一时期。发丧后，刘邦遗体被安葬于长陵，皇太子刘盈即位。刘盈为

    刘邦与吕后所生，后称惠帝(前194-前188年在位)。惠帝为刘邦议定

    的谥号为“高皇帝”，并命令各郡建造高祖庙，也就是历史上所谓的

    郡国庙。

    在此之前，帝庙只设于国都，并没有在地方立郡国庙的传统。即

    便是被称为极庙的始皇帝庙也只建在首都咸阳。直至汉朝，帝庙才开

    始建造在各个地方。其先河开创于汉十年(前197)。当时高祖刘邦的父亲去世，刘邦赠其“太上皇”谥号后，又命令诸侯王在各自封国内

    的都城建立了太上皇庙。刘邦去世后，惠帝也令各郡国立高祖庙，因

    而郡国立帝庙，便固定为制度。此后，文帝去世时，由景帝为其在各

    郡国立文帝庙；武帝驾崩后，其巡幸过的郡国也都为其建立了武帝

    庙。到了元帝时期，天下68个郡国中，共建了167座帝庙，这一现象在

    中国历代王朝之中都极为罕见。

    汉朝至元帝时期，由于儒学思想地位的巩固，郡国庙成为巨大的

    社会问题。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在此，让我们先考虑产

    生这种特殊的郡国庙现象的原因。

    这一现象的产生大概是与汉朝皇帝同时被尊为天子和天下子民之

    父的身份有关。高祖在汉十一年曾说道“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表达了天下为家的思想。那么，皇帝是天下

    子民之父，其祖先便是天下子民的祖先。因此，为了让天下子民祭祀

    自己的祖先，就便必须在各个郡国设立宗庙。这就是郡国立庙的理论

    依据。而其中的根本目的则在于，增强人民对皇权皇威的尊崇意识，进而强化对人民的支配与统治。这也可从汉代二十等爵制的特征之中

    略窥一斑。关于这一点也将在下文中阐述。图36 西汉帝系

    括号内为在位时期。

    惠帝与吕后

    高祖有八位皇子，其中与吕后所生仅惠帝一人。惠帝天生体质孱

    弱，因此吕后为保护其太子地位，一直对其他皇子以及他们的生母保持着戒备之心。据说，高祖也因担忧惠帝体弱，曾一度考虑改立与戚

    夫人所生的赵王刘如意为皇太子。惠帝由于听从了留侯张良的计策，才得以保住皇太子之位，并在高祖驾崩后顺利登基，其母吕后也被封

    为皇太后。

    但是吕后善妒性凶，不仅计划毒害赵王刘如意，而且还将戚夫人

    断臂断足、剜眼、熏聋、灌哑后，投入厕中唤作“人彘”。惠帝觉察

    到母后要暗杀刘如意的想法后，刻意与刘如意一同寝居，明里暗处加

    以保护，但终究防不胜防，刘如意被吕后寻机灌毒而死。此外，惠帝

    由于看到被残害成人彘的戚夫人，惊愕悲痛，从此便不理朝政，放纵

    淫乐以解苦楚，最终致病而亡。时值惠帝即位七年，年仅23岁。惠帝

    未有子嗣。

    图37 高祖诸皇子与其母

    除了赵王刘如意以外，高祖其他的皇子也都曾面临被吕后杀害的

    危机。其中，齐王刘肥将自己封国中的一部分土地进献给吕后才免遭

    一死。而继刘如意之后，被封为赵王的原淮阳王刘友、原梁王刘恢、燕王刘建都惨遭吕后杀害。也就是说，高祖皇子中的幸存者只有齐王刘肥、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并且，齐王刘肥在惠帝在位时病逝。

    因此，吕后时期幸存的仅有代王和淮南王。

    长安筑城

    惠帝二年(前193)相国萧何去世后，遵循高祖遗言，其位由曹参

    继任。然而曹参辅政时，仅仅依照由萧何整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并

    且日夜饮酒作乐，缺乏积极的执政热情。他的这种政治理念与汉初流

    行的黄老思想不无共通之处。

    惠帝五年(前190)，曹参也因病而去世。吕后便继续遵循高祖遗

    言，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令周勃为太尉。这一时期，最

    令人瞩目的是长安筑城工程的竣工。

    高祖刘邦建都长安后，根据萧何的方案，营造了以正殿未央宫为

    中心的诸多宫室，却未来得及修整长安城的建筑，尤其是修建长安城

    墙的工程还尚未展开。上述的筑城工程就是指修建长安城墙的工程。

    这一工程从惠帝即位元年动工，历时五年竣工。其间，众多百姓被动

    员到这项工程的建设之中。惠帝三年(前192)春，长安城外方圆600

    里内，共有146000名男女被征集，进行了为时30天的劳动。同年六

    月，诸侯王与列侯封国内的20000徒隶(触犯刑法者)也被调入长安充

    当劳力。惠帝五年正月，长安城外方圆600里内的145000名男女再次被

    动员，进行了30天的劳动。终于在这一年的九月，长安的筑城工程落

    下了帷幕。

    当时的长安城位于现在的西安市西北郊。根据其残留的城墙遗

    迹，基本可以计算出当时长安城的规模。而根据最新调查，城墙东侧

    长5940米，南侧长6250米，西侧长4550米，北侧长5950米，呈现出不

    规则形状。每侧还留有城门遗址，城墙内西南部为未央宫前殿的夯台

    遗迹。城内除了宫殿、官府以外，还设有九市(公共市场)。其中东

    西两市建于长安城墙完工，翌年其他七市于东西市之后建立。

    市，是指当时都市里的特定商业区，人们只有在这一特定区域才

    能进行商品买卖。市内建有称为市楼的数层高的展望楼，亦称旗亭

    楼。展望楼中置太鼓，用来报时或者通知紧急情况。据说负责管理市

    场的官役就是在展望楼上瞭望市场。东西两市大概都建有这样的市

    楼，东市、西市的面积相当于四个里，各方266步(约不到370米)。而长安九市中的其他七市，如直市、柳市等，关于它们是建在长安城

    外还是长安城内的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

    汉初长安，没有确切的城市人口数量。但根据西汉末期平帝元始

    二年(2)的人口统计可知，三辅(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分为京

    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户数为647180户，人口数为2437418，其中长安县的户数为80800，人口数为246200，长安城的户数略低于长

    安县。不过，长安城虽大，但内部建有未央宫、长乐宫、明光宫、北

    宫、桂宫等诸多宫室，其占地面积达长安城内总面积一半以上，而百

    姓的居住区则相对较为狭小，长安城的大部分人口应当是居住在长安

    城外的。

    图38A 汉长安城平面图

    引自《考古》1996年第10期。图38B 西汉诸皇陵的位置图

    引自《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此外，高祖曾经采纳娄敬的策略，下令楚国昭氏、屈氏、景氏，齐国诸田氏迁徙到关中，又命令秩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以及富豪迁入三

    辅地区居住。高祖驾崩后安葬于长陵，之后历代汉朝皇帝又不断营建

    皇陵，朝廷还以守护皇陵为名目，在皇陵附近建造新城，并设奉常命

    其管辖。之后，各地高官、富豪也纷纷移居新城，长安周边逐渐形成

    数个卫星城市，汉代三辅地区的居住人口也愈加密集。

    吕后称制

    我们将视线转回到汉初的政坛。上文所述惠帝，其皇后是同母姐

    姐鲁元公主之女，但两人之间未有子嗣。因此，吕后只得将惠帝后宫

    一位美人(后宫的女官名)所生的男婴作为惠帝皇后之子，立为皇太

    子。惠帝病逝后，皇太子继位。但由于即位时皇帝尚年幼，吕后便名

    正言顺地开始了临朝称制。

    所谓临朝是指在朝廷上裁决政务，称制是指发布制书、诏书。临

    朝称制就意味着这两项原本只有皇帝才能行使的国家权力转由皇太后

    全权代行。表面上称之为代行，实质上天下万机都由吕后一人独裁，汉朝进入了吕后专制的时代。但其实此前的惠帝登基不久后就不理朝

    政，因而准确地说吕后专制应始于惠帝时期。吕后临朝称制后，便将惠帝诸子立为王，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其

    子立为列侯。同时，又将其兄周吕侯吕泽之子吕台、吕产以及建成侯

    吕释之之子吕禄封为将军，统率南北军。通过这些举措，吕后不仅掌

    握了都城的兵力，并且将重要的军权全部纳入吕氏一族手中。翌年，吕台被封为吕王。吕台虽然在受封当年去世，但高祖所定“非刘氏不

    封王”的汉室祖训就此被吕氏打破。

    不久后，吕后所立幼帝得知自己并非惠帝皇后所生，而自己的生

    母也被灭口，不禁口出怨言。吕后闻知，便将幼帝幽禁弑杀，重新立

    惠帝皇子中的恒山王弘为皇帝。但此后，吕后仍然称制揽权。新皇登

    基之后，甚至连年号也不曾更改。

    吕后称制六年(前182)，吕台之弟吕产被封为吕王。翌年，高祖

    皇子赵王刘友被吕后幽杀。而继任赵王的梁王刘恢，在妻子被吕后毒

    杀后，也悲极自刎。梁王之位就被吕王吕产继任，而赵王之位则被吕

    禄接任。并且，统率南北军的大权，依旧由吕产、吕禄二人执掌。

    如此一来，吕后称制后，汉代的刘氏政权就都被吕氏一族掌控，天下出现“非刘氏”的吕氏诸侯王。

    剿灭吕氏一族

    吕后在称制后的第八年(前180)病亡。遵吕后遗诏，梁王吕产任

    相国，赵王吕禄任上将军。吕禄将女儿嫁与朱虚侯刘章。刘章为高祖

    庶长子齐王刘肥(惠帝六年没)之子、现齐王之弟，性格刚直，一向

    不满吕后一族专权，甚至对吕后也无丝毫惧意。

    一日，吕后在宫中宴饮，让刘章担任酒官。刘章便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吕后许之。众人酒兴正浓时，刘章请求

    要为吕后唱一首耕田歌，其中不乏讽刺吕后之意：你今日虽风光显

    赫，但原本不过是与我祖父刘邦一起耕田的农妇而已。吕后笑

    答：“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此话也绵里藏

    针：你的父亲才是货真价实的农民出身。刘章答了一句“臣(对君主

    的自称)知之”，便唱了起来：

    深耕穊耕，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这首歌谣意为：耕地要深，撒种须密，栽植禾苗则要疏朗，而禾

    苗之间的野种则必须锄去。整篇唱的都是当时的耕作之道，然而在吕后酒宴上，这首歌则成了对吕后的深刻讥讽。当然，这首耕田歌谣也

    蕴含着世人对汉室仅分封刘氏、对非刘氏则残忍诛杀的讽刺。

    听完这首歌谣，吕后沉默不语。席间气氛沉重，年轻的刘章陷入

    险境。此时，吕氏一族中有一人喝醉，离开了酒席，刘章便追出去，拔剑将其当场刺死。返席后，他向吕后报告，臣刚才是去行了军法，众人一片惊愕。但吕后最初同意他按军法监酒，所以无法将他治罪，酒宴也因此结束。据说，此后吕氏一族都惧怕朱虚侯刘章。

    吕后去世后，出任相国、上将军的吕产和吕禄，便开始策划使用

    南北军将刘氏一族以及不屈服于吕氏的大臣一并铲除。

    但是，这一阴谋被吕禄之女即刘章的妻子告知了刘章。刘章即刻

    派使者，将消息火速转达给其兄长齐王。齐王得到消息后，一边向诸

    侯王传檄寻求联合，一边组织军队准备讨伐吕氏。另一方面，朱虚侯

    刘章、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则在长安都城与齐王呼应。他们设计

    先让赵王吕禄把将印返还给太尉，令其前往封地赵国。这样，太尉周

    勃便掌握了北军的兵权。梁王吕产未知事情走向，准备以相国身份前

    往未央宫密谋，到达后被阻拦在未央宫门口。此时，朱虚侯刘章带领

    太尉周勃调来的北军士兵千人赶来，搜出躲在郎中府厕内的吕产，将

    其当场斩杀。之后，刘章与率领北军的太尉周勃汇合，将吕氏一族男

    女老少全部诛杀。而当时不在都城的吕禄不久后也被捉拿，被处以斩

    刑。

    就这样，在吕后死后，吕氏一族被剿灭于弹指之间。齐王闻此捷

    讯，便收兵返回了齐国。图39 吕氏一族与“皇后之玺”

    皇后玉玺于1968年出土于吕后陵西方大约1公里处(边长约27.6毫米)。二 文帝即位与民爵制度

    文帝即位

    吕氏一族被诛灭后，刘氏政权暂时摆脱了危机。处理政变后的各

    种事务便成为汉室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推举何人

    继承皇位，因而，从高祖子孙中挑选出适任者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

    情。最后，高祖之孙朱虚侯刘章的长兄齐王刘襄和高祖之子代王刘

    恒，被列入了候选人名单。诸大臣围绕二人谁应当即位展开了讨论，其结论如下：

    齐王虽为高祖嫡长孙，但母家有恶人，名为驷钧，假若立齐王为

    皇帝，那么就有可能招致类似吕后外戚专政的危机。而代王不仅是高

    祖唯一在世的皇子，性格仁孝宽厚，其母薄夫人及母家薄氏一族都品

    性仁善。因而，代王刘恒便成了皇位继承的不二人选。

    从都城出迎代王的使者到达代国后，代国的王廷上下却为代王是

    否应当即位而争论不休。反对派认为，将吕氏一族推翻的汉室诸大臣

    善于谋略，诡计多端，不可信任。支持派则认为，天下人心归于刘

    氏，纵然是汉室大臣也不敢违背人心所向。支持派中有代国的中尉宋

    昌。

    但是，代王行事极为小心谨慎。他与母亲薄夫人商量，并且用龟

    卜预测凶吉，结果占卜出一个吉兆：“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

    光。”天王，即为天子。夏启，则是第一位由禅让成为天子的夏代始

    祖——禹的儿子的名字。代王又派遣舅舅薄昭去长安面见周勃，探听

    选定代王的事由。经过一番谨慎的准备，代王才下决心由宋昌陪同前

    往长安。

    到达长安时，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群臣都来到渭桥(长安北侧

    的渭水桥)迎接，周勃向代王跪呈天子的玉玺和符信。但是代王拒不

    接受，要求到达长安城内的代国王邸之后再接受群臣的推举即位。接

    受群臣请立时，代王谦称自己无德无能没有资格登上皇位，面西辞让了三次，又面南辞让了两次，最后在群臣三番五次的推戴之下才同意

    登基。

    高祖刘邦称帝时也是此番情景，经历了群臣的反复推戴与再三推

    辞的过程。此后，这一过程成为汉代以后历代皇帝登基仪式的典范。

    于是在群臣拥戴之下，代王接下天子玺符，即玉玺与符信，登上

    了天子之位。当日代王进入未央宫，翌日便前往高庙，即高祖庙拜

    谒。由此可知，接受玉玺与拜谒高庙构成了当时皇帝即位的礼仪过

    程。以上就是文帝即位的经过。

    赐民以爵

    即位后的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当夜便颁布诏书，赦免天

    下，赐男子爵一级，赐女子每百户牛酒，令天下宴饮五日。

    在汉朝，朝廷常常在皇帝即位、元服、立皇后、立太子或者出现

    祥瑞之兆等国家大庆之日，颁布赐爵诏令。其次数在西汉、东汉约400

    年间，约达200次之多。例如，上述刘邦在关中称霸建立汉国(前

    205)、惠帝即位(前195)以及惠帝驾崩后吕后立惠帝之子为皇帝之

    时(前187)，也都曾对百姓进行赐爵。

    赐民爵位后，百姓便成为有爵者。按照现代人的理解，爵位是一

    种高贵身份的象征，拥有爵位者即为贵族。然而在汉朝爵位可赐予百

    姓，一般百姓拥有爵位并不罕见。

    西汉中期开始，朝廷给百姓赐爵的行为更为频繁。1930年左右，一支瑞典探险队在中国西北边境的黑河河岸发现了大量西汉后半期的

    木简(居延汉简)。记录于木简上的大部分士兵姓名，其前面还同时

    记录着他们各自的爵位。这恰好证明当时普遍实行赐爵制度。换言

    之，在汉朝，百姓拥有爵位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图40 有爵士兵的木简

    (居延汉简)右为公士，中上为上造，左为簪袅，中下为大夫，皆为田卒

    或戍卒。

    赐民以爵的举措，实际上在秦朝就已经开始施行。始皇帝统一天

    下第三年(前219)以及在那之前，都曾赐给百姓爵位。有学者认为，这种赐爵制度可追溯到战国时代。商鞅在秦国辅佐秦孝公时，力图改

    革自强，爵位制度便是商鞅变法的成果之一。商鞅在变法中规定，士

    兵在战场上凡斩下敌人一个首级，便可获爵一级。而这一规定之所以

    能够生效，其原因是当时或者更早的时期，爵位已经作为一种荣耀在

    民间广为人知了。

    当然，爵位不仅可以赐予百姓，同样也可以赐给官吏功臣，或者

    如商鞅变法中规定的那样，赐予有军功者、向国家交纳大量谷物者。

    同时，爵位制度的内容还包括爵位的等级，其中高祖分封给功臣的彻

    侯(列侯)为最高爵位。

    但是，分封功臣官吏爵位之外，对一般百姓也广泛赐爵的现象，可以说是秦汉时代尤为显著的特色。在这一制度中，我们可以窥探到

    当时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秘密。而解读这一秘密的关键，则隐藏于

    以下汉文帝即位时仅二十字的赐爵诏文之中：

    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汉书·文

    帝纪》)

    赦令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赐民以爵的政策是秦汉独有的特色。虽然在南北

    朝等时代，中央朝廷也曾经效仿这一政策，但都流于形式，其具体内

    容被人们遗忘，令后世学者也无据可循。因此，即便是唐朝注释《汉

    书》的颜师古，对此问题的注释也不免疏漏失正。笔者认为，要解析

    这一特殊爵位制度的内容与性质，首先应从分析文帝即位时的赐爵文

    书开始。而文章开篇“赦天下”所代表的赦令意义，则更是首先需要

    解决的问题。

    赦令是赦免犯法者被科刑的指令，其中的对象也包括尚未被判刑

    的犯法者。赦令以皇帝名义颁布，显示了皇恩浩大，类似于当今的恩

    赦令。但赦令在汉朝的意义，却与当代有所不同。汉朝的赦令，除了

    专门为赦免罪犯而颁布以外，许多都是同赐民爵位的告示一起颁布

    的。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查阅有关汉代发布赦令的记载，可发现赦令的目的在于“更始自

    新”。“更始”意为重新开始，“自新”意为主动进入新的生活。赦

    令的对象——罪犯，是犯下罪恶的人，其身份区别于一般百姓。这种

    区别，意味着在老百姓的社会中，罪犯的待遇也与其他百姓截然不同。就这一点而言，罪犯与奴婢的社会身份相同。因此，在汉朝，正

    如奴婢要被主人强制劳动一样，罪犯则要为国家充当劳役。这就是所

    谓劳动刑。但依据赦令，罪犯可获得赦免，从劳役中解放出来，回归

    到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之中。

    因此，所谓“更始自新”就是让罪犯从赦令颁发前的状态中解脱

    出来，重新回归为一名普通的百姓。并且，被赦免者之后的身份，与

    一般百姓毫无差别，同为经营社会生活的一员。这也正是更始自新的

    意义所在。

    那么，具有这种意义的赦令，为何要同赐予百姓爵位的诏书一起

    颁布呢？这是由于赐爵在某种意义上对百姓也意味着一种“更始自

    新”的机会。但是，获得爵位又因何能够“更始自新”呢？要解释这

    一问题，必须再次细读文帝登基时的赐爵文书。

    何谓“赐民爵一级”

    在文帝登基时颁布的赐爵诏书中，“赦天下”的次句就是“赐民

    爵一级”。那么何谓民，何又谓爵一级呢？此诏书中仅记“民”一

    字，但根据其他的赐爵记载可推断，此处的“民”不是指特定的民，而是指天下之民，即全国的一般民众。相对于下文中的“女子”可

    知，此处的“民”是男子之意。我们还可在其他赐爵文书中，发现明

    确记载“男子”一词的文句。

    关于“民”这个字，后世人，如唐代颜师古(《汉书》注释

    家)、章怀太子李贤(《后汉书》注释家。为武则天杀害，近年其墓

    室得以发掘，墓中装饰着极为精美的壁画。参见《文物》1972年第7

    期)将其解释为户长(户主)。但是，通过考察汉代民间的有爵者，可发现其中的一些有爵者也并非户主。因此，此处的“民”应当指一

    般男子。而通过进一步考证可知，受爵男子的年龄被限定在15岁以

    上。

    其次，让我们考察一下何谓爵一级的问题。汉朝的爵位，根据级

    别来区分尊卑。

    如图41所示，作为最低级别的第一级称为公士，第二级为上造，第三级为簪袅，以此类推，直到第二十级为最高级别“彻侯(列侯)”。那么，所谓赐一级是指赐予最低级别的爵位“公士”称号

    吗？

    从西汉的赐爵事例来看，朝廷给百姓赐爵时一律赐予一级爵位，而二级以上的爵位则赐予从事特定职务的百姓。但是，例外的是，当

    查阅上述居延汉简中记录的士兵名称时可发现，拥有第二级爵位“上

    造”的士兵人数众多。因此可知，所谓赐爵一级并非指一概赐予“公

    士”的爵位。

    图41 汉代二十等爵位表图42 居延汉简中的赐爵记事

    木简上所记的干支为赐爵日期，这位名为戴通的男子共被赐爵八次，最后

    的爵位为公乘。“豆册七 公乘邺宋里戴通 卒 故小男丁未丁未丙辰戊寅乙亥癸巳

    癸酉令赐各一级丁巳令赐一级”。

    只有将“爵一级”的“一级”理解为单位，才可以合理解释上述

    的爵位现象。此外，在居延汉简中还发现了证明“一级”是单位的木

    简。因此，关于汉代赐爵制度，具体而言就是，无爵位者在被赐爵一

    级后，成为最低级别的“公士”；而“公士”爵位者被赐爵一级时，则获得第二等级“上造”的爵位。

    不过，一般百姓可以获得的最高爵位仅到第八级“公乘”。那

    么，在西汉时期，拥有公乘爵位的百姓如果获得加爵机会时，是否能

    再次被赐爵一级呢？关于此问题的答案已不得而知。但是，东汉时期

    的诏书曾针对这一情况给出了具体的指示：将爵位分与自己的儿子或

    兄弟或兄弟的儿子。这告诉我们，即便到了东汉，百姓所能获得的最

    高爵位仍为第八级“公乘”。何谓“女子百户牛酒”

    赐爵文书中，“赐民爵一级”后面的文字是“女子百户牛酒”。

    那么，女子、百户、牛酒应当如何理解？

    关于“女子”一词，后世或解释为户主之妻，或解释为女户主。

    而“女子”是作为对应男子的词语，如上所述，赐民以爵的对象，不

    论其是否为户主，年满15岁的所有男子都可以获得爵位。那么，与此

    相对应，此处的“女子”不应是户主之妻或女户主之类的特定人群，而应当解释为所有的一般女子。

    其次，“百户”当然是户数为百的意思，但为何要以百户作为单

    位呢？百户不是单纯从数学意义上考虑而定下的单位，应当将其考虑

    为具有某种意义的社会单位。

    如上文所述，在汉朝，作为社会单位的百户，相当于地方行政机

    构最末端结构的“里”的户数。据此可试将文书中的“百户”解释为

    一个里。汉朝的历史记载中，存在每50户赏赐牛酒的记事。这虽然与

    赐爵无直接关系，但根据这个事例可知，汉朝历史上曾以半个里为单

    位赐牛酒。另外，在日本律令时代的乡里制度中，一里为50户。出土

    于藤原京的一片木简上记有“五十户”这样的汉字，其发音被标注

    为“里”的发音。这两个例子恰好佐证了“百户”代表“里”的推

    断。

    接下来，再考虑牛酒的问题。在后世，当人们提及马酒时，首先

    想到的是蒙古地区的一种由马乳发酵而成的酒(古美思)。牛酒是否

    就是牛乳发酵而成的酒呢？其实，在汉朝还有与牛酒类似的词，如羊

    酒和鸡酒。暂不论羊酒为何物，但毋庸置疑的是鸡酒绝不是由鸡的奶

    乳发酵而成的酒，而是分别指鸡和酒。因此可断定，所谓牛酒指的是

    牛肉和酒，而羊酒则是羊肉和酒的意思。

    上文曾提及，高祖刘邦与燕王卢绾同乡同里、同年同月同日生。

    二人出生时，同里的各家各户曾带着羊酒去刘家与卢家庆贺。也就是

    说，不论羊酒还是牛酒，都是指用于庆祝喜事的肉和酒。

    因此“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的意思就是，赐予男子一级

    爵位，以里为单位恩赏一般女子牛肉与酒。而之所以将里作为单位，大概是作为标准以明示人们可获得的牛肉与酒的数量。现在我们可从汉武帝时期的史料中得到确认，当时赏赐给一个里的牛酒量为一头牛

    和十石(约180立升)酒。按一里赏赐一头牛和十石酒来计算，赐爵于

    天下万民时，牛酒的总量将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数字。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关于当时汉朝政府是如何完成如此巨大规模的赏赐盛事的，已无

    从知晓。

    何谓“ 五日”

    赏赐到里的牛酒用在何处？赐爵诏书中的最后一句“酺五日”，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

    所谓酺，是指聚饮，也就是指人们聚集在宴会上一起饮食。因

    此，赐爵文书中的“酺五日”意味着朝廷允许众人同饮共餐五日。为

    何人们聚集在一起饮食需要得到许可呢？这是因为在汉朝的法律中有

    以下一条奇怪的规定：凡三人以上无故聚饮，罚金四两。

    但是，这条法规禁止人们集会，并不是出于治安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