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

    前言 在米德尔顿电影院

    1 传统思想

    创新者与模仿者

    文化智商

    名字和称谓中包含的信息

    2 非诺曼式的改变

    重要的聚会

    家族纷争

    3 检验传播

    传播实验

    文化吸引子

    社会信息偏差

    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

    4 文化树阿舍利手斧

    模仿与效仿

    进化树

    语言和民间故事的系统演化史

    复杂技术

    5 贝叶斯学派

    贝叶斯思想

    贝叶斯模型与班图人的扩张

    跨越太平洋

    6 传统承继与水平联系

    饮食

    两性关系

    慈善捐赠

    7 网络

    电子网络

    影响力与同质性

    8 后见之明预测过去

    实时预测比赛

    解析集体行为

    9 摩尔更好吗？

    塔斯马尼亚假说

    信息爆炸

    信息爆炸对科学的冲击

    不加选择

    10 人鱼童话

    蓝鳍金枪鱼和鲱鱼

    虎鲸

    老鼠来了序

    前田约翰

    我很高兴能为大家介绍《窃言盗行：模仿的科学与艺术》的作者的

    最新力作，虽然这本书很容易被认为是前一本书的续集，但根据我从

    《从祖先到算法》中了解到的东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仅仅因为两本

    书先后出版就认为它们彼此相关是一种陈旧的思维方式。要知道，前一

    本书已经出版6年了，在这6年中可能会发生很多事情，特别是在以摩尔

    定律为标准来纪年的那段时间。

    距离我写《简单法则》已经十多年了，当“简单系列”的第一本书于

    2006年出版时，iPhone还未上市，计算机的用户数量还没有达到10亿，而移动计算意味着用户要携带重达好几磅[1]

    的笔记本电脑，而且电脑充

    一次电只能运行几个小时。如今，我们的生活不受束缚，可以始终保持

    在线，随时紧跟潮流，不断与无数机器和其他人连接在一起，而实现这

    一切的就是被本特利和奥布莱恩称为“现代阿舍利手斧”的、随时可用的

    智能手机。只不过手斧是用来切割的，而智能手机是用来连接的。

    我们有利用计算建立大规模连接的能力，这一能力是以前的人所不

    具备的。本特利和奥布莱恩在本书中，通过回顾过去，让我们更加清晰

    地看到我们取得的进步。他们一直追溯到170万年前的更新世。不过你

    应该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因为我猜你已经查询过前面提到的“阿舍利

    手斧”了，或许你以为可以去外面或者在巴塔哥尼亚的网上商店里买到

    这种东西。很抱歉。这本书里有非常多的术语和单词并不来自

    TechCrunch上的热门文章或者未来派的TED最新演讲中传播的“模因”。

    你会看到很多与今天这个新世界已经不再相关的旧话题，因为知识已经

    从窄而深的“传统”形式变成了如今的宽而浅的形式，也就是作者描述

    的“形如地平线”的样子。凝视地平线的感觉，我再熟悉不过了。我一直在进行研究，试图触

    摸它，理解它。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主导

    了对于计算机技术的研究，但我能接受它从研究领域和学术界离开的事

    实，而且我的想法与本特利、奥布莱恩通过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想法是相

    似的，那就是回顾历史，为未来重新定位。于是我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及时回归传统理念，开办了一所艺术与设计大学。后来我再一次朝着未

    来进发，以凯鹏华盈[2]

    合伙人的身份进入硅谷，从事风险投资业，正是

    这家投资公司造就了我们今天熟知的像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在与

    超过100家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科技创业公司合作之后，2016年年底，我决定加入其中一个，如今我在一家名叫Automattic的科技创业公司工

    作，创办这家公司的是WordPress[3]

    项目的联合创始人。

    考虑到我们如何走到现在的状况是摩尔定律依然在影响着技术、社

    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假象，本特利和奥布莱恩所采取的方法在我看来

    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说，为了收集足够多的不同的数据，我们需要接

    触更广泛的领域，从而为预测未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这本很薄但实用

    的书中，你将会看到分散在不同空间和时间、来自不同文化的众多信息

    点，其中，技术文化将是作者要分析的一个重点。这样，你就会在一定

    程度上了解2017年大家熟悉的知识点，例如物联网、机器学习，当然还

    有照片墙和色拉布这两款照片共享应用。

    最后，我想让你知道，正是我在硅谷生活的那段经历，让我意识到

    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人生哲学与科技的核心是多么契

    合。显然，他的生活方式和对知识的追求与作者在本书中所体现出来的

    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正如乔布斯在那次著名的毕业演讲中说到的：

    要再次说明的是，你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是无法把这些点连接起

    来的；你只有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才能把它们连起来。因此你必须相

    信这些点在未来一定会以某种方式串联在一起。你必须相信一些东西：你的勇气、命运、生活、因缘等。这个过程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过，事实上它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加不同。

    ——史蒂夫·乔布斯

    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节选

    看看远处的地平线。我希望你能用贝叶斯思想来处理本特利和奥布

    莱恩为我们描绘的这些点。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吧。

    [1] 1磅≈0.4536千克。——编者注

    [2] 凯鹏华盈是世界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译者注

    [3] 一款个人博客系统，用户可以利用它来开设属于自己的网站和博客。——译者注前言 在米德尔顿电影院

    20世纪80年代末，亚历山大(我们会自称亚历克斯[1]

    和迈克)在威

    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米德尔顿20世纪电影院工作。这是在20世纪40年代

    用波状钢建造而成的一座半圆拱形活动房屋，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建

    好了。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影片，也不管观众的座次和年龄是怎样

    的，票价一律是99美分。放映的电影都是6个月之前的，而且是几乎没

    有人还想再看的那种。电影院里有一个屏幕，上方是一台单声道的扬声

    器，地下室还有一具老鼠骨架，每次有新员工来，经理都会带他们去

    看。

    亚历克斯在售票处和销售柜台工作，他的主要职责是从顾客那里收

    取一张一美元的钞票，然后把一美分和被汗浸湿的票根塞进顾客手里。

    接着，亚历克斯会走出售票处，来到大厅，向同一批或者同一位顾客出

    售汽水、爆米花和水果糖。在夏天，他会从放映室下面的储藏室里拖出

    托罗牌的割草机，到外边去修剪砾石停车场后面的草地。这时经理会走

    出来，看着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的亚历克斯在一堆棕色的青草屑和飞

    溅的卵石之间挥汗如雨。

    米德尔顿电影院始终没什么改变。经理向亚历克斯展示如何盘点存

    货，其实就是清点展示柜里那些积满灰尘的好时牌“好又多”盒装糖果，然后从昨天的总数中减去这个刚刚得到的数字，就得到了当天的销售

    量，通常也就是一两盒。亚历克斯的时薪是3.6美元，比当时的最低工

    资还要高出几美分。电影院的空调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坏了，一直没有

    修好。一天晚上，经理说如果没有人来看9点25分的电影，那么亚历克

    斯就可以早点关门。遗憾的是，来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还买了爆米花。

    影片结束时，亚历克斯把当天总共11美元多一点儿的销售额收入装进一

    个可以上锁的帆布包里，然后送到市区一家银行的外挂箱[2]

    里。尽管只是出现在差不多30年前，这个场景在今天还是无法引起共

    鸣。在美国，大多数孩子都用电子设备看电影，而且全美只有大约10%

    的交易会用到现金。亚历克斯的工作经历(比如用拼接设备修复胶片，或者当顾客打来电话时告知他们电影的放映时间)在当今的个人简历中

    是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提到电影，我们就会想到评分，后者在过去也曾风靡一时，不过和

    我们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如今，不管是酒店、餐馆、道路，还是相亲

    服务，甚至是按摩院，只要是你能想到的东西，你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评

    分。与米德尔顿电影院里什么电影都看的顾客相比，现在的顾客简直挑

    剔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起最近有位顾客在猫途鹰上给一家汽车旅馆打

    出一星的差评，还附了6张梳妆台抽屉漆皮脱落的照片。这让人不禁想

    问：“39美元的价格，你还计较什么呢？”不妨将这位顾客与1990年8月

    在米德尔顿电影院外燥热的人行道上的两位顾客做一个比较，当时影院

    经理正试图说服他们不要看电影，因为他刚把50张一美元的钞票封装

    好，而对方只有一张20美元的钞票。经理先告诉这对情侣，电影在10分

    钟前就开始放映了，而且影片开头是很关键的。当这对情侣说他们并不介意，执意要买两张票时，经理又说“里面太热了，需要查看一下”，并

    让他们稍等。10分钟后，他拿着一个温湿度计回来了，说：“里面太热

    了，足有85度[3]

    ，湿度超过了90%!”最终那位男顾客说：“真是见

    鬼!”然后就领着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顾客，用一

    美元付了账之后，径直走了进去)。

    我们都认为自己知道为什么这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场景看起来

    是那么久远。从20世纪90年代的电子邮件，到21世纪的iPhone和脸书，再到瞬息万变的社交媒体，快速的变化已经成为我们意料之中的事情，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代际差异上，还体现在代内差异上。一些人希

    望亲眼见证大脑直接与互联网相连的时代。如果这一切成为现实，那么

    人类势必会变得大不一样。但是这本书并不是要讲大脑植入芯片后会是

    什么样子或者超人类主义的。事实上，这本书根本不研究人的个体，而

    是研究人的文化的。更确切地说，它讲的是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你的文化

    血统当中的那几十代或几百代人，他们传承并造就了如今你习以为常的

    习惯和知识。这本书还讲述了文化传承的体系是怎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也就是说，在米德尔顿电影院里出现的场景是如何代表了一种无形

    但很难用三言两语讲清楚的文化进程。

    理查德·道金斯在他1976年(早在他成为一位多产而古怪的推特用

    户之前)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创造了“模因”一词，意思是一

    个想法、行为或风格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

    期，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提出了一种模因视角，就是把思想建模为病

    毒，它的生存依靠在人类宿主间的传播。按照道金斯的说法，模因的传

    播得益于其长久性、保真性和多产性。换句话说，成功的模因会被留存

    在记忆中，然后被准确而频繁地复制。互联网是模因的完美媒介，人们

    会时常谈论这些模因，特别是在涉及那些被复制和分享的在线文本、推

    文和图片等载体的时候。一张迈克尔·乔丹哭泣的照片流传甚广，今天

    的年轻人通过这个模因，或许比通过他的篮球生涯更能了解他。这本书不是要探讨如何传播你的模因。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那不妨

    去读一读营销性的博客，比如knowyourmeme.com。这本书讲的是文化

    的进化过程，坦率地说，文化进化的过程绝不仅仅是模因的传播过程。

    进化与三件事有关，而且只包含这三件事：变异、传播和选择。我们在

    这本书中讨论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归结为进化过程的三个组成部分，而正

    是这个过程把人类塑造成了像今天这样脑容量大的无毛类人猿。这是人

    类进化过程中与基因相关的部分，然而塑造了全人类的言行并会继续将

    其塑造下去的是与文化相关的部分。

    从模因以及你个人的智能手机使用体验的角度来说，畅想新世界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但这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进展。我们需要你对事物

    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将利用许多不同的学科，其中包括人类学、考

    古学、经济学和进化生物学，甚至还会稍微涉及一点儿物理学。最重要

    的是，我们需要你站在自己可能并不习惯的角度——一个许多人、许多

    代人共享和调整不同文化单元的视角——进行思考。

    人类经过进化，已经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并将其传授给下一代，偶

    尔还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一些小的调整。蕴含在文化中的知识告诉人

    们该如何应对环境的挑战，如何养活自己和所在的族群，以及如何有效

    地将这些知识以文化实践的形式保存起来，从而使其具有可学习性和可

    传承性。人类之所以会成为“文化动物”，不仅仅是因为具有像脑容量大

    和寿命长这样的个体特征，还因为具有像亲属关系网和知识专业化这样

    的群体层面的特征。

    然而，这些特征往往与今天用来界定人类的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继承父母职业的人越来越少；技术变革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前

    几代人掌握的知识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不再向群体中最聪明的

    人学习；全新的网络世界里到处都是冒牌“专家”，这之中有人类，也有

    非人类。我们该如何筹划这个世界的未来呢？如果学习的途径与过去几十万年相比完全不同，那么知识将如何积累呢？知识又该如何分类呢？

    这本书将通过调查一些正在对我们的学习方式进行重新设定的关键技

    术，来探讨它们对文化进化前景的影响。

    我们的核心前提是，近几十年来，文化传播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从“窄而深”发展为“浅而广”。所谓“窄而深”(我们可以称之

    为“传统”)是对知识进行局部学习的形态，这些知识是我们从祖先那里

    继承而来的，历经许多代人的传承，更新速度很慢。经过几代人缓慢的

    文化适应过程，这些传统知识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局部环境。“浅而

    广”(形状就像“地平线”)描述的是被广泛分享，甚至有可能造成国际

    影响的新知识，或者只是单纯的信息。在这个地平线体系中，知识创造

    的速度已经快到与祖先的知识几乎没什么关联的程度。

    从“窄而深”到“浅而广”的这种说法构成了这本书的基础，并将其分

    为两个部分。前5章的内容是文化进化的传统。第6章是过渡章节，我们

    会看到某些长期的传统(比如婚姻和饮食)是如何通过浅而广的地平线

    体系迅速改变的。而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们将从网络科学、市场预测

    和数字信息的爆炸继续对浅而广的文化形态进行讨论。最后，在第10章

    中，我们将探讨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通过学习在以数字形式存储的信息

    所形成的巨大虚拟空间中按照时间对概念进行整合，从而解决知识过载

    的问题。尽管我们并不打算刻意地夸大这个问题的“独创性”，但在人类

    文明几十万年的发展中，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借此机会，我们要感谢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执行编辑鲍勃·普赖

    尔对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还要感谢前田约翰，作为由麻省理

    工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简单法则：设计、技术、商务和生活的完美融

    合》系列丛书的编辑，他欣然将我们的书纳入他的丛书当中。这是我们

    与鲍勃和约翰合作出版的第二本书，另一本是2011年的《窃言盗行：模

    仿的科学与艺术》。最后，我们要感谢格洛丽亚·奥布莱恩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的黛博拉·康托尔-亚当斯，她们为本书的编辑工作提供了极

    好的建议。

    [1] 亚历克斯(Alex)为亚历山大(Alexander)的昵称和略称。——编者注

    [2] 这是一种夜间存款系统，有些营业时间比较长的商家担心把现金放在店里过夜不安

    全，就会用这种方式把现金存入银行，也就是把钱和账户信息都放在袋子里丢进外挂箱，第二

    天由银行工作人员进行人工操作。

    [3] 美国使用的是华氏温度，85℉大致等于30℃。——编者注1 传统思想

    米德尔顿电影院的看门人叫萨姆，他30多岁，开着一辆火鸟牌汽

    车，无论天气如何，他的车窗都是开着的。因此，他那头黑色的长发总

    是像羽毛似的。萨姆会在下午酒吧开门之前来上班，他穿着白色裤子、丝绸衬衫，还戴着太阳镜，他走进电影院，没一会儿又不动声色地出

    现。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寻找观众遗失的钱包和零钱，一边把爆米花

    桶扔出来。当萨姆做完这一切时，他会在工作时间记录单上给自己填上

    大约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那是因为萨姆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同事(也就

    是亚历克斯和经理)聊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他非常感兴趣的“都灵裹

    尸布”。虽然学不到什么知识，但能获得很多乐趣。

    不管是通过讲故事、唱歌，还是发短信的形式，人们总是喜欢在工

    作中互相聊天。传统上，人类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物种，因为我们脑容量

    大，双足行走，且高度社会化。人类不仅是一个原本就可以展现出社会

    性的智能物种，还是一个在进化中变得社会化的物种。神经科学正在努

    力证实大脑基本的社会功能：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图显示，社会排

    斥、丧亲之痛和遭受不公平待遇能够刺激大脑中的疼痛网络；相反，拥

    有良好的声誉、被公平对待、与人合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哪怕是幸灾

    乐祸(从他人的不幸中获得快乐)，都能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网络。

    脑容量巨大的人脑经过进化展现了社会性，但这是为什么呢？脑容

    量增大所要付出的进化代价是相当大的。例如，根据20世纪一种被称为

    分娩困境的理论，巨大的颅骨会使母亲分娩的风险增大，这也是每年几

    十万妇女死于妊娠或分娩相关病症的部分原因。从进化的角度来说，高

    风险必然可以换来一些相对较大的好处。可以说，最能平衡这些代价的

    好处就是社会合作了，因为群体通过内部合作能使个体生存得更好。在

    缺少这种合作的情况下，由于医疗条件不足及(或)贫穷，孕产妇的死亡率会更高。在史前时期，人类与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分娩所

    处的社会环境，尤其是助产术的出现。像大出血这种造成许多孕产妇死

    亡的因素正是通过“民间”医学化解的。从阿兹特克帝国到古埃及王国，临盆的女神们都被描绘得身强力壮，在其他女性的帮助下进行竖式分

    娩。

    150万年前，在我们的祖先中最早出现的合作形式很可能就与狩猎

    和分享肉类有关。莱斯利·艾洛和彼得·惠勒认为，饮食中肉类的增加对

    于人脑的进化至关重要。因为这样人类可以更容易获得热量，从而进化

    出更大的脑容量和更小的内脏。而理查德·兰厄姆注意到，人类的早期

    祖先一学会控制火，就能够烹饪食物了，这为内脏变小提供了机会，因

    为煮熟的淀粉更容易被消化。

    社会化还意味着要与人竞争，这就需要用到脑力了。根据人类学家

    罗宾·邓巴的说法，灵长目动物把大量时间都“浪费”在相互梳毛上，因

    为密切的交流有助于它们获得有关潜在伴侣的“八卦”，从而帮助它们把

    这些社会化的基因传给下一代。群体越大，这个过程对于认知能力的要

    求就越高，而且邓巴认为人类的语言取代了梳毛的行为。20世纪90年代

    初期，艾洛和邓巴进行了一项著名的研究，他们将灵长目动物平均的群

    体规模与大脑尺寸(严格地说就是大脑新皮层的面积)进行比较，发现

    二者明显相关。尽管这种相关性在猴子和类人猿中的表现略有不同，但

    在这两种动物中，都是大脑新皮层的面积越大，典型的社会群体规模就

    越大。在那个时候，艾洛和邓巴的目的是推断出这条曲线，利用从古人

    类化石中测量到的大脑体积，对人类祖先(比如能人和直立人)典型的

    群体规模进行估算。

    现代人的脑容量脑大约为1400立方厘米，邓巴就是根据这个数字得

    出一个人将拥有的实际(指有意义的)社会关系数量通常不会超过150

    这一结论的。事实证明，邓巴的数字是极具预见性的，2015年一项针对美国青少年的研究显示，一个典型的脸书用户大约有145位好友，一个

    典型的照片墙用户约有150位粉丝。我们不妨花点儿时间好好想一想：

    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听说互联网的时候，一位人类学家

    将不同类人猿的大脑尺寸与在野外观察到的这些物种的典型的群体规模

    进行了比较，然后又推断出这种关联与人类大脑的大小也有一定的关

    系。而在25年后，这个推断竟然预测出了美国青少年中照片墙粉丝的典

    型数量。这真是太神奇了。

    社会学习已经成为来自心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的行为

    科学家的研究重点。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曾写道：我们这个物种的

    成功有赖于正确的社会技能和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的技能，即知道该模仿

    谁、模仿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模仿。尽管早期对于从众现象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成人身上，不过最近的心理学实验表明从众现象也发生在儿童甚至

    婴儿当中，他们会模仿那些正在被其他人观看和学习的成年人。而其他

    类型的学习则多偏向自然范畴，比如对植物的反应。虽然婴儿几乎会把

    所有的塑料玩具都放进嘴里，但在拿到植物的时候，他们会犹豫，会先

    通过观察，从成年人那里获取有关这种植物是否可以食用或者是否有毒

    的线索，然后再采取相应的行动。

    人类多种文化中都有抚养后代的义务，这个事实使人类学家莎拉·

    赫尔迪相信，我们之所以会成为人类，是因为分享与合作，而不是竞

    争。几年前，亚历克斯和他的家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的一家

    家庭式的墨西哥卷饼店，点餐之后，柜台后面的女人问道：“我们能抱

    抱你们的孩子吗？”亚历克斯和他的妻子没有太多犹豫，把孩子递了过

    去，那个女人抱了几分钟，这时又有其他几位工作人员走过来，之后她

    把孩子和卷饼一起给了亚历克斯夫妇。

    这个简单的场景是不可能在任何其他灵长目动物身上重现的，因为

    其他所有灵长目动物的母亲都会拼死阻止你把它们的幼崽带走。赫尔迪曾写道：野生猿类的母亲不会让别人抱它的孩子，而且除了人类以外，只有狨猴和柽柳猴会与其他个体共同承担护理幼崽的任务。不过，在猕

    猴、松鼠猴、狐獴和灌丛鸦的群体中还可以看到以其他方式协助抚养幼

    崽的行为，这大大提高了幼崽的存活率及以后的繁殖率。赫尔迪和其他

    科学家指出，在所有会对人类抚育后代的行为带来影响的社会结构(如

    家庭结构、财产继承和宗教信仰等等)出现之前，人类的独特之处体现

    在对食物的分享、女性绝经后较长的寿命(这样外祖母可以帮助自己的

    女儿抚养孩子)，以及婴儿可以对多个看护者产生情感依赖的事实上。

    这一切都需要一个社会化的大脑，以及情感、同情心和心理理论。用赫

    尔迪的话说，人类已经进化成了有合作精神的繁育者，这就意味着家庭

    女性与外界隔绝并不是一种有益的状态。

    分享食物(比如从地里挖出的块茎或者打猎带回来的肉)的行为很

    可能与我们人类甚至人属一样古老。“companion”(同伴)这个词出自

    拉丁语，意思是“和别人一起吃饭的人”。例如，为了巩固家人之间的关

    系，津巴布韦的班图人会相互交换食物，形成所谓的“一起喝粥的同族

    关系”。在世界各地的家宴上，生气的小孩儿经常会被别人搭话，还会

    得到更多食物，尤其是甜点。

    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在自己的电子设备上与他人进行分享也就不足

    为奇了。21世纪初，走在前沿的人类学家希瑟·霍斯特和丹尼尔·米勒就

    对牙买加的手机使用情况进行了记录。他们采用了监听、观察和采访的

    研究形式，还收集了调查对象的手机上联系人的信息。当时的手机主要

    还是用来给朋友和家人打电话或发短信的。霍斯特和米勒发现，对于生

    活相对安逸的女性来说，家人和亲戚是最重要的，而且手机里保存的电

    话号码通常不会超过30个。霍斯特和米勒还发现，家用电话非常有助于

    维持长期、深厚而且持久的关系，但不太适合在一段时间内与熟人保持

    联系，比如，一位女士有一段时间没有给男朋友打电话了，她说：“他

    打来电话问我，是不是有钱之后就变了，还问现在他是不是不配做我的朋友了。”创新者与模仿者

    计算机模拟技术使科学家能够同时对多个交互过程和大量的行为主

    体进行研究。早在2010年，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凯文·拉兰德就和他的同

    事们举办了一场计算机算法锦标赛，而办赛初衷则来源于罗伯特·阿克

    塞尔罗德在1984年的那场著名的反复将不同的囚徒困境算法进行对抗的

    计算机竞赛。拉兰德举办“社会学习策略锦标赛”的目的是帮助社会大环

    境下的行为主体找到最成功的默认策略。竞赛作品由软件代码组成，这

    种代码将会对某个主体在多轮比赛中与其他主体的交互过程进行控制。

    锦标赛的发起者希望优胜者能提出一种更好的社会学习策略，以解决该

    模仿谁以及什么时候模仿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单纯的随机模仿是不太可

    能获胜的，因为信息有可能是错误或者过时的。

    从参赛作品可以看出，许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经济

    学家和数学家都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优胜者是两位来自加拿大的研究

    生丹·考登(神经系统科学家)和蒂姆·利利克拉普(数学家)，这让优

    胜者和负责监督此次锦标赛的专家小组都颇感意外，因为他们俩都不是

    社会学习领域的专家。他们的参赛作品叫作“淘汰机”，其基本指令就是

    模仿(而且是多次模仿)，模仿对象更偏向于不久前成功的策略，这样

    可以“淘汰”旧的信息。这不是完全的随机模仿，但已经与其很接近了，即模仿任何一种成功，只要它是不久前的成功。

    类似的比赛还揭示了某种成功的社会学习策略与在群体中发挥作用

    的其他策略的依赖的关系。迈克和他的同事亚历克斯·梅索迪设计了一

    个实验，要求参与者玩一款电脑游戏，玩法是“制造”用于猎杀野牛的石

    质抛掷箭头。参与者可以改变石质箭头的外观(比如长度和宽度)，然

    后看看他们的箭头在野牛狩猎中表现如何(以考古学知识为依据)。每

    一轮游戏之后，猎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数(用热量来体现)与其他猎人分数间的差距，还可以看到其他人所使用的不同设计的箭头。每位猎

    人都可以创造新的形状，或者效仿那些狩猎成功的人。结果，在每轮游

    戏当中，具有社会性的学习者都比那些拒绝模仿成功者的人得分更高。

    不过这确实有点儿让人费解，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团队合作，而如

    果每个人都一直在模仿别人(意味着没有创新)，那么这个群体就会有

    灭绝的危险。迈克和亚历克斯还算出了在抛掷箭头制造者构成的整个群

    体中，选择模仿的人和选择创造的人之间的比例。然后他们将群体的成

    功与这个比例间的函数关系绘制成图表，发现少数“创新者”和多数模仿

    他们的“小偷”似乎构成了一个新信息的最佳组合。我们希望一段时间之

    后，或者在一个治理有方的社区中，能出现由一部分创新者和大多数独

    具慧眼的模仿者所构成的优良组合。

    但什么是“优良组合”呢？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表明，理想的创新

    者的比例大约是5%。例如，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伊恩·库赞和他的同

    事们发现，在鸟群中，只需要一小部分的创新者就可以让整个群体朝着

    一个方向飞去，因为大多数鸟儿都是在跟随邻近的同类飞行。在这些少

    数的创新者当中，独立的思维和准确的信息至关重要，因为虚假的警报

    会通过错误的信息而在群体中被传播和放大。库赞和他的同事证明了愚

    昧无知或者举棋不定的多数人会如何将舆论的决定权拱手让给虽然数量

    不多但坚决果断的少数人。不管是当少数人变得更加坚定时，还是当多

    数人表现得更加无知和(或)矛盾时，决定权都会从由矛盾的多数人迅

    速转移到坚决的少数人手中。

    当环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特别是当创造新想法的成本高昂或风险

    较大的时候，模仿者就会急剧增多，但如果模仿者与创新者的数量过于

    悬殊，那留给你的只有一个嘈杂的回音室。梅索迪指出，当模仿者过多

    的时候，他们相互模仿的次数就会增加，这样回音室里的信息质量就会

    下降。我们可以认为互联网的作用就是让信息的创新者的数量达到全世界的5%，而不是某个群体的5%。对新奇事物和个人主义的痴迷不仅是

    一种劣势，还很WEIRD(意为“奇怪”)。“WEIRD”是乔·亨里奇和他的

    同事们创造的一种说法，由“Western(西方)、educated(有教养

    的)、industrialized(工业化的)、rich(富裕)和democratic(民

    主)”的首字母组成。梅索迪和他的同事们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一个

    非WEIRD社区做了抛掷箭头的实验，他们发现这里的居民比英国国

    民、英国的中国移民或中国香港的居民更倾向于模仿。结果显示，无论

    是在团体赛还是个人赛中，中国人设计的抛掷箭头得分都更高。西方人

    则倾向于坚持个体学习，所以他们的分数受到了影响。这种个人主义在

    文化上的差异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形成。例如，一项由芝加哥大学的

    托马斯·托尔赫姆领导的心理学研究显示，与中国北方以种植小麦为生

    的人口相比，中国南方的水稻耕种历史为某种凝聚力和整体性更强的文

    化奠定了基础。文化智商

    进化人类学家认为，因为我们于从过去几代人那里继承了在这个世

    界立足的行动指南，所以我们是被包裹在文化里的，或者说沉迷于文化

    当中。在这种文化智商的假设之下，文化累积的方式除了个体学习和解

    决问题之外，还包含一些不寻常的技能。人类进化的目的并不是独立解

    决问题，甚至也不是通过合作快速解决问题，而是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共

    同积累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与前几代人的生活环境(大致)相同

    的情景中。不过，环境既包含文化层面，又包含物理层面，而且纵观全

    书，我们会发现人类现在所处的文化环境与其祖先(哪怕是时期较近的

    祖先)相比已经截然不同。文化的快速变化正在对人类的进化过程产生

    巨大的影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文化以怎样的速度变化，它都为人类的生

    存提供了基础。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状态就是：如果

    没有文化(确切地说，是高水平的合作和学习能力)，人类将不复存

    在。我们不妨想一想狩猎采集者，他们过着小规模的群居生活，流动性

    很强，同时在一片广阔的区域内开发野生资源。尽管黑猩猩和狩猎采集

    者都会分享像肉这样的食物，但只有人类会将非食物类物品作为礼物来

    交换，以维持群体间的社会关系。因为种群的人口密度低，所以这种交

    换是有好处的。在卡拉哈里沙漠，当某个朱·霍安西人部落的水塘由于

    旱灾而干涸时，他们可以从交换礼物的伙伴的水塘中取水。直到20世纪

    中叶，在巴拉圭东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阿契族人还在一边用弓箭猎杀

    哺乳动物，一边寻觅植物性食物。一个地区性的阿契族部落群差不多有

    500人，他们分布在约20个居住点，彼此之间至少相隔10公里。

    生活在坦桑尼亚东部的哈扎族人仍然用弓、斧和挖掘棒来狩猎和采

    集。他们目前大约有1000人，分布在约50个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间的距离有的不到1公里，有的竟达到80公里。人类学家基姆·希尔和他的同事

    们发现，一个普通的阿契族或者哈扎族男人一生中会与约300到400个不

    同的男人接触。如果将异性成年人和儿童考虑在内，那这个数字将增加

    大约两倍，这样，互动的次数就远远高于黑猩猩(只有20次)，同时也

    远远超过了邓巴得出的150这个数字。不过别忘了，邓巴提到的是有意

    义的关系，而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关系。

    我们在哈扎族人身上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个由科伦·阿皮塞拉领导

    的团队选择了来自17个不同定居点的200多名男女，询问他们会把蜂蜜

    礼物送给谁，结果发现，平均每个人送出6份礼物。尽管这个关系网表

    面上乱糟糟的，看起来就好像每个人都在和其他所有人互相联系，但实

    际上并非如此。虽然每个人都认识其他所有人，但真正有意义的人际关

    系所涉及的人要少得多。

    现在我们不妨把这项调查与邓巴和他的学生拉塞尔·希尔在社交媒

    体出现前进行的圣诞贺卡研究做个比较，后者是在英格兰完成的，研究

    者发现平均每个研究对象寄送的贺卡数量接近150(即邓巴数字)。希

    尔和邓巴还发现，随着朋友间接触频率的降低，双方自评的情感亲密度

    也会降低，这并不奇怪。所以尽管我们可能会说“亲近你的朋友，但更

    要亲近你的敌人”，然而在现实中，我们最想亲近的是自己最好的朋

    友。

    但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吗？我们能准确识别出自己的“亲密朋

    友”吗？希尔和邓巴的研究虽然很有趣，但它是以某个人对自己与其他

    人的亲密度的自评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就是你先确定自己的亲密朋

    友，然后再根据亲密程度对他们进行排名。然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

    验室的阿莱克斯·彭特兰和他的团队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人们并

    不是特别擅长判断自己是否处于不对称的友谊当中。就像英格兰国王理

    查二世和他的堂弟亨利四世(亨利四世于1399年下令监禁了他)一样，他们两个人对这份友谊的评价显然是不同的。这种缺乏互惠的情况可能

    会导致情感上的伤害，也就是你忽然发现你对一个人的亲近程度超过了

    那个人对你的亲近程度；不过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会限制一个人参与互

    惠合作的能力。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了名字。名字和称谓中包含的信息

    尽管名字的重要性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或许已经减弱了，但传统上

    它一直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直到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仍然如此。名字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经遗传获得的生物学关系和社会关

    系，这对于一个通过亲属体系构建起来的社会性物种至关重要，亲属体

    系不仅控制着婚姻，还控制着像结盟、食物分享、财富继承，以及人们

    从事的专业工作这样有助于整个群体成功的事情。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与亲属的交流对于生存至关重要，所以知道该如何与那些只是与你偶尔

    联系的人进行社交互动是很关键的。而这些都要从名字和称呼别人的方

    式开始说起。

    狩猎采集社会的规模虽然往往比较小，但他们的亲属关系命名系统

    却非常复杂，而且信息量很大。20世纪50年代初，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

    馆的洛娜·马歇尔前往非洲西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研究昆族布须曼人

    (即现在的朱·霍安西人)。在14个月的时间里，马歇尔对一个由大约

    600人组成的亲属关系网络进行了记录。尽管这些昆族布须曼人并不知

    道自己的亲属体系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但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文化传播

    意识。他们会说：“上帝创造了人，并告诉他们用什么来称呼彼此。从

    那时起，父母就开始教他们的孩子应该使用的称呼。”于是马歇尔又问

    他们会用怎样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彼此，结果她发现，用于父母、子女和

    兄弟姐妹的称谓是很简单的，但涉及祖父母或孙子孙女的时候就不那么

    简单了，因为可能会用到以下两种称谓中的一种：一种表示生物学上的

    亲缘关系，而另一种则是为了对同名的个体进行分类。

    亲属称谓既错综复杂又讲求准确。从称谓使用的角度上讲，即使两

    个人的名字由于婚姻发生了改变，他们之间也不会同时存在一种以上的

    相互关系。名字传递着与生理年龄相对应的信息，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使用的像“母亲”和“女儿”这样的称谓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有5

    种用于父母与子女间的称谓，而且这些称谓从未被修改，也没有其他用

    途，还有3种用于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之间的称谓，虽然这些称谓

    也从未被修改，但偶尔有其他用途。除此之外，还有两代人之间使用的

    称谓，一组用于男性，还有一组用于女性。

    听起来是不是有些混乱？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祖传的需要学习

    的姓名列表，而且这个列表通常都是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尽管昆族人并

    不知道这个列表究竟是怎么来的，但他们的父母都确切地知道应该教给

    每个孩子怎样的一串名字。不过个体并不需要记忆很久以前的东西，因

    为许多昆族人并不知道他们曾祖父母的名字。这个例子体现了文化遗产

    应该发挥的作用，那就是让文化保持简单而不失优雅。说到文化的简单

    与优雅，我们不妨翻到下一页，看看在另一个时代(11世纪)的另一片

    大陆(欧洲)上的文化遗产是什么样子的。2 非诺曼式的改变

    在经典喜剧电影《巨蟒与圣杯》中，亚瑟王和他的随从在田野里遇

    到了两个满身泥巴的农民，后者正在徒手将一堆烂泥移动到另一个地

    方。亚瑟王说他之所以成为国王，是因为湖中女神“从水中举起了神

    剑”。一位名叫丹尼斯的农民则质疑这能否让一个政权合法化，他们的

    对话是这样的：

    丹尼斯：听着，躺在池塘里的奇怪女人分发宝剑并不是政府制

    度的基础，最高权力的执行者是被人民群众选出来的，而不是通过

    什么滑稽可笑的水中仪式。

    亚瑟王：安静点儿!

    丹尼斯：你不能只是因为有个湿漉漉的骚货朝你扔了把剑，就

    想要成为最高权力的执行者!

    亚瑟王：闭嘴!

    丹尼斯：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到处说我是皇帝，而且只是因为

    某个浑身湿透的娘们儿朝我扔了把弯刀，他们会把我关起来的!

    亚瑟王：闭嘴!你能闭嘴吗？!

    这个笑话的笑点就在于这个堆泥巴的农民出人意料的认知水平，但

    为什么出人意料呢？因为乍看起来，英国的“农民”似乎积累了丰富的文

    化知识。历史学家彼得·阿克罗伊德认为，在1066年后占领不列颠的诺

    曼人，借鉴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传统的知识和土地占有制。尽管诺曼人

    引进了法语词汇，并在不列颠各地建造石头城堡(其中包括伦敦塔、威

    尔士的切普斯托城堡、达勒姆大教堂和其他很多目前依旧伫立的城堡)，但根据阿克罗伊德的说法，诺曼人的法律秩序是从盎格鲁—撒克

    逊酋邦中已有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土地占有制借鉴而来的。事实上，征服者威廉正是利用这一制度，命令他的手下在1086年的《末日审判

    书》中详细记载他新占有的土地。威廉派人遍访英格兰全境，调查每个

    郡的耕地面积、牲畜和奴隶的数量，以及它们的总价值。汉普斯特德是

    现在伦敦最富有的行政区之一，也是瑞奇·热维斯和海伦娜·伯翰·卡特等

    名人的故乡，然而在1086年，这个地方只值2.5英镑(一位村民、5位小

    佃农、一个奴隶、3块耕地和林地中的100头猪)。《末日审判书》中提

    到了超过1.3万个地方，其中大部分都在乡下，而且阿克罗伊德坚持认

    为，这些记录过于详细，不可能是由威廉的那些只会说法文的手下独立

    完成的。

    诺曼人清楚地认识到，土著知识对于殖民者的生存至关重要。况

    且，何必要白费力气去做重复的工作呢？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从几个世

    纪前就将不列颠变成了殖民地，并引进基督教，击退北欧海盗，还继承

    了之前铁器时代部落的一些传统。在最顶尖的精英阶层中，盎格鲁—撒

    克逊族的女人和男人都可以继承财富，因此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方面

    都出现了强大且相互关联的势力网。在英格兰南部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968年，汉普郡郡长埃尔夫海赫把他从埃德蒙国王那里得到的巴特库姆

    这个地方赠予了既是他妻子又是埃德蒙国王亲戚的埃尔夫斯维思，后者

    又把它交给了他们的儿子埃尔夫沃德，而埃尔夫沃德后来把这个地方送

    给了格拉斯顿伯里大修道院，为的是让他们自己及祖先的灵魂安息。埃

    尔夫海赫还把大片的私有土地分给了他的兄弟和侄子，还有埃德加国王

    的妻子和她的孩子，以及本笃会修道院。

    看明白了吗？这里的重点是，埃尔夫海赫是在为自己与两代人之间

    的亲属关系增加价值。亲属关系是一种可以对文化进化实行严密控制的

    方式。你一定注意到在埃尔夫海赫的家族中，可选择的名字非常有限。

    如果他今天要通过电话为埃尔夫斯维思、埃尔夫沃德和他自己预定一个房间，对方大概会以为只有一位客人入住，其他两个名字都是昵称而

    已，那么紧接着就会上演一段滑稽又离奇的对话。在中世纪的欧洲，错

    综复杂的家谱表明精英家族都起源于一位通常只存在于神话中的男性始

    祖。这样的局面就像一个复杂的结，与盎格鲁—撒克逊族人相比，诺曼

    人数量较少，对他们来说，他们宁可选择适应这种情况，也不会直接取

    而代之。

    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个体来说，永恒的似乎不仅有亲属关系，还有材

    料技术。如果我们回到大约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安纳托利亚(现土耳

    其)，也许会去参观欧洲最早的农村之一——加泰土丘。这里的人们生

    活在一座座挤在一起的泥砖建筑中，他们差不多每100年重建一次房

    屋，实际上就是在旧的屋顶上盖新的，并且每年用灰泥重新抹墙的次数

    多达10次。家族的祖先被埋在房屋地面以下，而且每代人对于生活空间

    的安排几乎都是相同的。

    1000年后，分布范围达到数千平方英里[1]

    的新石器时代农民一路从

    匈牙利来到法国。他们的物质文化与过去相当一致，所以直接被称为线

    纹陶文化，意思就是上面有线条的陶器。在北方茂密的森林里，这些早

    期的农民在大木柱上建造抹灰篱笆长屋，这种房屋通常分为三个部分，墙外还有垃圾坑。他们清理田地，开始种植小麦、小扁豆和豌豆，为家

    猪、绵羊和山羊建造围栏，还把牛赶到夏季牧场去。在墓地里，每个人

    的下葬方式通常都很相似，都是向左侧蜷缩，头朝东，以至于那些向右

    蜷缩的骨架格外显眼。

    当视频、社交媒体上的最新消息和新资讯让我们应接不暇时，我们

    可能要问：“在新石器时代，我怎么可能不发疯呢？”不妨想象一下在加

    泰土丘第180次重新为房子抹墙的夫妻之间会有怎样的对话，他们或许

    会交流一下对于小扁豆和牛的看法。对于一个戴着Fitbit

    [2]

    智能手环，并

    且沉迷于《我的世界》的人来说，新石器时代的生活一定平淡得超乎想象，不过对于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人来说，TMZ.com[3]

    上的明星八卦有可

    能看起来同样愚蠢。

    即使是对于经过培训、学会欣赏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而言，一个以

    亲属关系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有时也会让人受不了。在20世纪30年

    代，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苏丹努尔族的牧民部落中宿营，他写道，“从清晨到深夜一直有人来看我，几乎每时每刻都有男人、女

    人或者男孩出现在我的帐篷里”，以至于这位疲惫不堪的人类学家已经

    到了“由于持续不断的打趣和干扰……而极度紧张”的程度。他当然明白

    这是为什么：所有努尔人最感兴趣的就是牛，因为它是财富、社会关

    系、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的代名词。普里查德提到，“不管我从什么话

    题开始聊起，我们都会很快谈到奶牛。”努尔人“对牛的喜爱和渴望对他

    们自身影响很大”，对于没有牛的人会表现得“极度轻蔑”，因此在这个

    话题上就有许多问题想要问他。牛与人类的祖先就这样一直相互纠缠了

    数千年。

    在传统的生活当中，缺少可察觉的变化并不是一个问题。几千年

    来，从圆形房屋到方形房屋的转变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已经是

    一项重大发现了。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时间尺度可能很难理解：几千年

    过去了，但看起来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新事物。如今，尽管娱乐产业和技

    术领域都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正如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所

    描述的那样，核心的主题并没有变。比如，经典故事《小红帽》至少已

    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而其他的故事则更加古老。

    民间故事和农业生产只是体现被我们认为很“现代”其实历史已经相

    当悠久的两个例子上而已。不列颠保留了许多罗马人占领时期的特征，包括地名[以“chester”(切斯特)结尾的城镇名]、建造得像罗马别墅

    一样的房屋，以及直接铺设在罗马道路上的街道。公元1世纪，在英格

    兰北部的哈德良长城沿线，罗马士兵的家人们都居住在像文德兰达这样的堡垒中，在那里，某些保存良好的日常生活遗物很容易被当作现代物

    品。例如，在文德兰达博物馆里有一只女式凉鞋，鞋面和外底都是皮质

    的，有的地方用钉子固定，有的地方则采用缝合的方式，看上去既现代

    又时尚。而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人玩的骰子和棋盘游戏则与包括西洋

    双陆棋在内的现代游戏相类似。在文德兰达有一块留存至今的石板，上

    面的字迹显示这是邀请一位女士“共同庆祝生日”的请柬，而另一块石板

    的内容则是索要更多的啤酒。

    在其他地方，当代文化的古老程度则更加惊人。在巴基斯坦的哈拉

    帕，有着1500年历史的赤陶手镯与如今在小镇集市上出售以及在整个南

    亚地区流行的手镯(其中一些仍然是用陶土制成的)很像。此外，来自

    古哈拉帕的轮制陶器(可追溯到约公元前2300年)与今天巴基斯坦当地

    人使用的陶器很相似。有着4000年历史的首饰和陶器就这样流传至今。重要的聚会

    在所有的传统风俗中，食物与饮食大概是适应力最强的一种，其中

    就包括像我们喝的啤酒(几千年前起源于近东地区)和向客人提供的奶

    酪(历史可能长达8000年的一种食物)这样的聚会用品。在新石器时代

    遗址发现的罐子中还保留着盛过的牛奶或牛奶相关产品的残留物，而在

    波兰和德国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遗址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古代的奶酪

    过滤器。事实上，专业化的乳品加工技术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因为乳制

    品的营养非常全面)，以至于某些人群因此进化出了对乳糖的耐受性。

    食用酸奶和奶酪的那几代人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文化属

    性，从而使得控制乳糖耐受性的基因变异(仅与一个碱基对有关)在后

    代中被选择和传播。这种优势提高了新石器时代欧洲人的生存率，而如

    今在北欧，具有乳糖耐受性的成年人的比例超过了34。

    除了语言和奶酪，另一种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传统就是财富继

    承，而最古老的证据应该是对土地使用权的继承。似乎从新石器时代开

    始，在欧洲才出现了可继承的财产(土地和牲畜)。从法国到德国，再

    到奥地利和匈牙利，人们发现了数百具新石器时代的骨架，从牙釉质中

    锶同位素(反映一个人成长地的地质特征)的检测结果来看，那些将新

    石器时代独特的石锛作为陪葬品的先人使用了深受早期农民青睐的肥沃

    多产的风积土。而那些远离这种宝贵的土壤、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去寻

    找食物的人，几乎不会以石锛作为陪葬品。

    世袭不平等的种子一旦被种下，就没有回头路了。在经历了后来的

    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后，世袭不平等和奢华的程度只增不减。在法国

    勃艮第地区，有一个约公元前500年的凯尔特人墓葬，墓主人是一位女

    性，她的陪葬品包括一辆大型的木质双轮战车，以及一件华丽的重达一

    磅的24K金颈饰。然而宴会才是这个墓葬真正的主题。在遗骸中有一只巨大的青铜调酒碗，高5英尺[4]

    ，宽13英尺，产自地中海地区，每个把

    手上都有一个模塑的蛇发女怪的头，整个碗由一头母狮支撑。此外还有

    一个伊特鲁里亚的青铜酒壶和一些进口的酒杯。

    在德国西南部的霍赫多夫，人们在一个大致同时代的墓葬中也发现

    了这种宴会主题(饮用葡萄酒和蜂蜜酒)。这一次的墓主人是男性，我

    们不妨称他为“凯尔特王子”，他戴着金手镯，鞋子上有很复杂的模压花

    纹，看起来就像精致的刺绣一样。他躺在一张差不多10英尺长的青铜长

    榻上，长榻上雕刻着马车行进和舞剑的画面，下方以一些镶嵌着珊瑚的

    女性小雕像作为支撑。王子的聚会用品包括8件用野牛角或者铁制成的

    饮酒用具、一只金碗和一个产自希腊的边缘环绕着3只铜狮子的青铜大

    锅。这个3英尺高的大锅装得下超过130加仑[5]

    的蜂蜜酒。我们可以继续

    讨论壮观的斯堪的纳维亚船棺葬、北欧海盗等事物，但你或许已经看出

    这其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了：财富、酒精、奶酪和像参加“超级碗”派对一

    样的心态。家族纷争

    为什么葡萄酒和奶酪的派对从几千年前就出现了呢？其中一个原因

    可能与下面这个事实有关，那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宴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

    具有竞争性，也就是说是由一个父系世系群(即一个血统通过父亲一方

    进行追溯的群体)安排，目的是吸引更多的追随者、羞辱敌对的世系

    群。这就是北美洲西北海岸著名的“夸富宴”的精髓所在。在那里，一个

    首领的权力越大，他在宴会上送出的三文鱼和烤猪就越多。从某一时刻

    起，声望就不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知识和成就，还取决于继承的财富和

    追随者的数量。

    竞争还可能会导致另一个很难摆脱的传统：血仇。如果你喜欢追某

    些迷你剧，或者某个与哈特菲尔德或者麦考伊[6]

    相关的作品，可能会对

    暴力在一代又一代人之间的传承有所感触。在大多数情况下，忠于自己

    的亲属群体而背叛别的群体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血仇是指出于对前

    一次杀戮的报复而故意杀人，整个过程要依据与赔偿有关的具体规则以

    及在双方领导人都认为自己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完成和解仪式。

    在新石器时代的欧洲，随着人们开始在父系家庭体系中继承财富和

    控制土地，暴力循环也随之出现，并且很有可能出现在相互竞争的父系

    世系群之间。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大屠杀遗址记录了大约7000年前人们向

    敌对的村庄或部落发起的一些有针对性的袭击。在德国西南部的塔尔海

    姆遗址，有30多人被处死，其中许多人是在双手被绑着的情况下，头部

    一侧被石斧击打。这里几乎没有发现女性的遗骸，这表明她们只是被俘

    虏，而没有被杀。

    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集体墓穴，这里的情况表

    明对牛和妇女的掠夺突然向着更加可怕的方向发展了。这个于2006年发

    现的墓穴中至少有26具尸体，其中包括10名幼儿。和这些尸体一起被埋葬的还有村子里的废弃物，如破碎的陶器和动物的骨头等等。同样，这

    里年轻女性的遗骸很少，表明她们只是被俘获，而没有被杀害。从骸骨

    上可以看出袭击对他们造成的致命伤害，包括嵌入骨骼的箭头和头盖骨

    上因斧头击打而留下的洞，不过更糟糕的是股骨(包括一半的胫骨)的

    骨折，这表明打断双腿是一种酷刑。正如这项研究的负责人克里斯蒂安

    ·迈耶所说的那样，袭击者仿佛是要恐吓其他人，表明他们可以毁灭整

    个村庄。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袭击是一代又一代人屡次相互报复的结果。不管

    是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斐济，还是在苏格兰高地以及亚马孙的亚诺马米

    人之间发生的小规模战争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模式。欧洲历史上有这

    样一个例子，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阿尔巴尼亚，社会组织是以通过

    联姻结成的家族世系为基础的，有时也会遭到抵制，引发世仇。到20世

    纪初，大约15的阿尔巴尼亚人死于争斗。为了得到大家族的保护，世

    系成员都居住在财产共享的大家庭中，人数将近100，通常由几个已婚

    的兄弟及他们的后代组成。

    这种世代血仇生命力极强，它可以潜伏几十年，然后卷土重来。在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巴尼亚内部的斗争遭到霍查政权的镇压，后者明令禁止私人财产和宗教领袖的存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霍查

    政权崩溃之后，传统上有权势的家族开始着手恢复自己的地位和土地。

    因此，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爆发了数百场纷争，数以万计的人卷入其中。

    虽然传统氏族的首领和天主教神父试图阻止暴力冲突，但家族地位还是

    再一次开始依赖保护自我和杀死他人的能力，地位较高的家族会为地位

    较低的家族提供保护。

    在名字、财富或冲突等所有这些体现继承的例子中，相关的事件都

    会通过同代人和几代人之间的文化传播(想法、观念、信仰等传播的过

    程)进行整合。我们现在知道文化传播完全就是和基因传递(父母和子女之间遗传物质传递的过程)一样强大的进化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传播误差产生的变异会经历另外两种强大的进化过程——选择和漂

    变，从而创造出与前几代很不一样的新一代。然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变化的模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为什么有

    些信仰和想法就更能适应变化，而另一些信仰和想法则在几代人中反复

    出现和消失呢？让我们去下一章寻找答案吧。

    [1] 1平方英里≈2.590平方千米。——编者注

    [2] 美国一家致力于研发和推广健康乐活产品的公司。——译者注

    [3] 美国一家娱乐新闻网站。——译者注

    [4] 1英尺≈0.3048米。——编者注

    [5] 1加仑≈3.7854升。——编者注

    [6] 哈特菲尔德—麦考伊宿怨指的是1863年至1891年间，居住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

    边界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械斗。——译者注3 检验传播

    在潮湿的夜晚，伴随着米德尔顿电影院大厅里的制冰机和角落里的

    那台旧的电子游戏机发出的声响，还有当月放映影片中主演低沉的嗓

    音，经理会给亚历克斯讲一些与他的生活有关的故事。他说在几十年

    前，他的一个前女友曾试图找人杀死他。某天晚上，他开着自己的克尔

    维特车回家，有两辆没有牌照的黑色凯迪拉克轿车一直跟着他，然后绕

    着他家所在的街区转了几圈之后才离开。几天后，报纸上说，在麦迪逊

    一家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里，一名男子在一辆克尔维特车上被枪击。“他

    们找错人了，也再没来找我麻烦。”

    不管是真是假，他就是这样说的。随着放映的电影的不同，经理还

    讲了许多类似的故事，而且在每一个故事里他都身处险境。比如有一次

    他拿着锤子与一屋子的电工对峙，因为他没有加入对方的工会。而在另

    一个故事中，他在搞砸了一次步兵演习之后，不得不面对一位愤怒的中

    士。有一天他还说，他所在的卫理公会的牧师突然告诉他再也不要来

    了。但经理从来没有告诉亚历克斯这是为什么。

    这些故事百分之百是专属于经理的，而且只是被传播给了亚历克

    斯，或许还有其他几位员工。我们不会认为另一个人也有相同的故事。

    而传统的民间故事与经理的故事不同，它们往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被

    传播了无数次，而且几乎没什么变化。我们将在第4章中看到，几千年

    来一代又一代父母给孩子们讲述的《小红帽》的故事就是这种情况。尽

    管故事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在亚洲版本中狼被换成了老虎)，但变化得

    非常缓慢，大家仍然能看出这只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而已。同样，童话故事《白雪公主》尽管也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但还是很容易被辨认

    出来。比方说，在爱尔兰的版本中(被称为《拉萨尔·豪格》)，告诉

    白雪公主的继母(也就是邪恶的王后)她不是爱尔兰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人，让王后大为光火的，是一条小鳟鱼，而不是镜子。

    要区分传统故事和那种在电影院大厅里听到的故事，关键就在于传

    播的过程，因为在讲民间故事的时候必须非常准确，否则，错误和

    (或)修饰很快就会让故事变得面目全非。在世界各地的故事讲述者当

    中，有很多充分体现这种准确度的例子。在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半封建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几个世纪以来，一批被称为“博帕

    尔”的讲述者一直在传诵着同样的史诗。经过这些拉贾斯坦邦吟游诗人

    一遍又一遍的讲述，这些故事得以经久不衰，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

    度。例如，公元前8世纪的长篇史诗《摩诃婆罗多》详细描述了俱卢之

    野大战，全文共有1000节，是《圣经》长度的6倍多。另一部由博帕尔

    讲述的史诗被一位观察者记录了来，全文竟长达600多页。这个故事或

    许是将很久以前种姓间的一场血仇写成了神话，讲的是一位牧民与一位

    女神的化身私奔，并引发了一场种姓战争，导致牧民和他的22个兄弟被

    杀，后来他的儿子为他们报了仇。尽管每次8个小时的讲述要连续进行

    一个月才能把其中一部史诗讲完，但准确度非常高，苏格兰历史学家威

    廉·达尔林普尔发现，他在20世纪末听到的版本与30年前剑桥大学的一

    位学者记录的版本只有几处措辞上的不同。

    在传播过程中，保持这种长期的准确性需要很长的学徒期，而且这

    种准确性通常是世代相传的。如果父亲要把儿子培养成博帕尔，那么在

    孩子4岁前就会每天让他们背诵10行。这就是文化进化论者罗布·博伊德

    和皮特·理查森所说的引导变异，即文化要素通过世系传承，而世系则

    有效地充当了跨代的文化媒介。这些要素只有在可传播并能够被复制的

    情况下才能保存下来。教学是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的文化“瓶颈”，这也就

    是为什么语言本身会受到或者至少曾经受到其可学习性的影响。尽管人

    类天生就有非凡而独特的语言学习能力(一个孩子在满两岁的时候能学

    会几百个单词，而这差不多和一只受过特殊教育的黑猩猩一辈子能学会

    的单词一样多)，但几代人不断重复的学习过程会使语言本身的易学性和组合性更强。

    要实现这一目标，一种方法就是让语言变得具有组合性(我们以后

    会谈到，这种方法也与人工智能有关)，或者说让语言由可互换的组分

    构成。尼加拉瓜手语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尼加拉瓜进行的第一个特

    殊教育项目，而如今有将近1000名听障者在使用这种手语。发明尼加拉

    瓜手语的人正是第一批使用者，他们是一些懂西班牙语的成年人，会通

    过手势表达全部意思。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讲述一只猫吞下保

    龄球、走在大街上的样子，手语者会大幅度地从左向右摆动双手。不

    过，后几代的尼加拉瓜手语使用者会通过手势按顺序表达自己的意思。

    对于同一只猫，他们会用两种不同的手势来表示：首先是一个画圈的动

    作，表示蹒跚的样子，然后是手从左向右平扫，表示它在行走。在后面

    这几代人的努力下，尼加拉瓜手语已经具有了组合性，像单词一样，由

    可以相互替换的部分组成。可以说，文化传播塑造了手语。传播实验

    为了探究这种通过迭代学习完成的进化过程，文化进化论者利用与

    孩子们玩的“传话游戏”(也叫打电话)相类似的一些游戏进行实验。在

    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实验中，爱丁堡大学的语言研究人员使用一种被称

    为“传播链”的方法来展示语言的易学性和结构是如何通过传播过程逐步

    显现的。首先，他们要求人们在电脑屏幕上观看移动的图形，并学习研

    究人员随机为这些图形分配的“陌生”名称，比如“kihemiwi”或者“tuge”。

    然后参与者要接受一项测试，内容是写出一组移动图形的正确名称。他

    们只看过其中一半的图形，没有看过其余的。接着，他们的答案会被展

    示给下一位参与者，而后者经过学习和测试再将答案传递给下一位参与

    者。在每一轮实验中，“图形—名称组合”都会被随机分为两组，参与者

    只学习其中一组，而看不到另一组。换句话说，所有的名称都在经历文

    化传播，只是绝不会全部都通过一个人传播而已。在一轮实验中通常会

    出现的情况是，参与者会照搬别人写的“图形—名称组合”，但会有写错

    和更改的部分。仅仅几轮之后，而且是在没有任何故意设计的情况下，这种“陌生”的语言就会演变得更有条理，因此学起来也更加容易。

    你可以很轻松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些传输链进行变换。比如，用

    你的智能手机录一段话，然后让另一个人听。过一会儿，让这个人录同

    一段话。接着让别人听这个新版本的录音，之后再请对方完成录制，以

    此类推。尽管这段话每次都会通过一种独特的路径快速演化，但必然会

    变得更加简短、更易学习。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课堂上，我们把一张纸条交给一位参与

    者，纸条的内容是参考康涅狄格学院的约瑟夫·施罗德和他的学生进行

    的研究而写的一则简短说明：“最近，实验者通过对47只圈养大鼠的研

    究发现，如果它们每天都吃奥利奥的话，就会嗜糖成瘾。一位研究人员说，‘糖会像可卡因一样对它们造成严重影响’，所以他的结论是：糖是

    一种高度致瘾的物质。”接着我们给每位参与者一张白纸。大约十几位

    参与者坐成半圆形，我们请第一个人阅读纸上的文字，之后把纸条放在

    地上，在不看原稿的情况下试着在白纸上重写这段话。接着，这位参与

    者要把自己写的内容交给下一位参与者，而后者会重复相同的步骤。在

    所有人完成之后，我们会观察到信息是如何通过变化、传播和分类而改

    变的。在一次实验中，第三位参与者将这段文字简化为：“科学家在实

    验中，将奥利奥喂给47只大鼠吃，结果它们对糖上瘾了。”正如我们所

    预料的那样，这一信息总是在传播链中的前几个环节就变得更简短了。文化吸引子

    在通过迭代学习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信息也会在保留某些元素的同

    时，失去其他的元素。例如，在上文提到的课堂练习中，“47”这个数字

    几乎总是被保留到最后，而像可卡因、奥利奥和糖这样的细节信息也是

    一样。人们通常认为像这些最低限度地违背直觉的元素往往充当着文化

    吸引子的角色，也就是说这些元素在几代人中会被优先保留，而其他元

    素则会被淘汰。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认为，语言的结构揭示了人类思

    维被自然选择塑造的过程，所以，如果人类思维倾向于处理某些类型的

    信息，那么有些倾向就会是先天的。例如，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有表示黑

    色、白色和红色的词语，而且大多数语言都有表示绿色和蓝色的词语。

    想想自然界，我们就很清楚，用语言来描述植物、血液、天空和海洋应

    该对生存是有一定价值的。当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看到红色(比如

    血、狒狒的臀部或者发红的脸颊)时，红色会引发一种与攻击性有关的

    激素反应。事实上，在像拳击和柔道这样的奥运会格斗项目中，在其他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甚至是某些国家的选手在奥运会上的衣着颜色受到

    管控等情况下，穿红色短裤的选手已经展现出统计上的获胜优势了。即

    使在体育运动之外，大家也认为男人穿红色衣服时要比穿蓝色或灰色衣

    服时更具攻击性。

    研究人员还提出了其他类别的文化吸引子，比方说情绪性偏见，因

    为情绪唤醒有助于人们记住经历。反感也是一种常见的吸引子，要知道

    流传最广的都市传闻和新闻标题往往都耸人听闻到令人厌恶的程度。不

    过有一个主要的类别叫幸存者偏差，其原理就是人类会吸取有关环境、潜在威胁和生殖策略的重要教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生存信息就会

    在民间故事中积累起来。例如在《小红帽》和《白雪公主》中，就含有诸如当心森林、陌生人和贪婪之类的忠告。

    很显然，在史前技术设计中，幸存者偏差是很强烈的，从而使得这

    些技术作为文化秘诀代代相传。建造独木舟的方法就像一个故事，而且

    是一个有利于生存的故事。古人传给后代的有关如何建造独木舟的知识

    (从船头的形状到纤维绳的耐久性，再到龙骨的宽度，以及被挖出的单

    根大树干的质量，等等)显然会对打鱼效率、作战效果和向其他岛屿的

    迁徙造成影响。而独木舟本身也像一个故事，因为这项手艺的某些方面

    即便只是单纯的优先由父母传给孩子的一些知识而不影响生存，也可能

    会变得更加普及。在丹麦海岸附近的曲布林湾，人们发现了一个被淹没

    的渔业聚落遗址，该遗址大概可追溯到公元前6500年。人们在这里出土

    了一艘独木舟，以及形状和设计都很复杂的木桨、骨制鱼钩和完好无损

    的纺织品。木桨上的装饰图案特征对于生存来说并不重要，那我们可以

    称这些特征为风格特征。与那些会影响划桨人死亡率或生存率的功能特

    征(比如桨本身的设计)相比，风格特征具有快速变化的潜力。社会信息偏差

    社会信息在被传播的过程中是否存在偏差(指存在于传播内容和传

    播方式中的偏差)呢？从社会脑假说以及人类偏爱那些充斥着有关家

    庭、婚姻、性、友谊、背叛、社会地位、人际冲突和欺骗的八卦及谣言

    的故事这一事实中，我们应该会得出肯定的答案。有时我们会从被自己

    视为榜样的人那里获得信息。这通常被称为声望偏差，也就是向那些凭

    借自身的才智、成功、其他品质或成就而受到尊敬的人学习。在传统社

    会中，这些特征往往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但在一个到处是明星代言的

    现代世界中(比如美国维克斯牌止咳糖浆的广告词是“我不是真正的医

    生，但我在电视上扮演过医生”)，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即使是在社

    交媒体已经通过将声望偏差扩展到本地社区之外，让人们像朋友一样同

    步关注国际名人和公众人物而放大这种偏差的情况下。

    社会认同是一种公认的吸引子。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一个话题越具

    有争议性(比如气候变化或者枪支管制)，争论双方就越有可能忽视证

    据，坚持他们先前的观点，我们将其称为“内在吸引子”。然而，在相对

    中性的话题上，人们则善于让证据来指导自己的决策过程。这些论证法

    提示我们，或许最重要的社会信息应该是学会如何向他人学习，也就是

    学习合作。合作不仅在群体层面上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对于个人的

    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其中包括更少的暴力和共享的食物，重要的是，还

    有积累文化知识的潜力。

    这种合作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呢？一种理论是亲属选择，指的是人们

    会优先帮助那些和自己血缘关系最密切的人，但这并不能解释人们为什

    么会开始和家族之外的人合作。有组织的宗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

    这里合作并不是建立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口头和书面叙

    述的基础上的。我们或许可以从文化吸引子和生存价值的角度来对不同宗教进行比较。一些研究者坚持认为，相信有无所不知、惩恶扬善的众

    神存在的小群体能更好地聚集成更大的社群。尽管有证据表明，社会体

    系越复杂，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在内的各种宗教中司惩罚和

    道德的神往往就会越多，但这是一种没有因果关系的关联。我们将在第

    8章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暂时撇开因果关系不谈，有数据表明，在宗教思想与慷慨和诚实的

    品质之间存在相关性。在一项大型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在对8个包含

    抢劫犯、牧民和园艺师在内的小规模社会进行分析后，发现那些相信有

    知识渊博、惩恶扬善的神存在的人更乐意彼此分享，哪怕对方是与自己

    没有亲缘关系但信仰相同的陌生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经济类游戏中比

    那些持有地方或传统宗教信仰的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公平性，不过我们并

    没有考察这会给他们认为正在和自己一起玩或者正在给予帮助的人带来

    什么影响。公认的权威人物道德修养越高，见识越广，惩罚越有力，通

    常人们给予彼此的钱就越多。那些以拥有这些品质的神为信仰的群体能

    更好地在没有亲缘关系的群体间进行交流，并因此以牺牲那些将没有这

    三种品质的神作为信仰的小群体为代价进行聚合和扩张。

    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按照他们自己能够定义的规则将硬币

    送给其他人。研究人员发现，当双方都相信有一位道德高尚、会惩罚不

    良行为而且知道你在想什么的神明存在时，参与者对陌生人的慷慨程度

    明显要高(在一次测试中竟然提高了5倍)。他们还通过灌输地方神祇

    拥有更多知识(即对某人的想法无所不知)和(或)更倾向于惩罚的思

    想来验证这一结论，但这并没有让人们变得更慷慨。换句话说，这位神

    明必须要道德高尚，而且既要能够带来惩罚的威胁，又要全知全能。

    那么最先出现的是慷慨之神还是道德之神呢？这很难说。因为尽管

    肉类交换的历史和我们这个物种一样古老，但最早的馈赠行为或宗教信

    仰取决于对证据的解释。4万年前的洞穴艺术和狮头雕像，和出现在25万年前哺乳动物肋骨碎片上的雕刻线条，到底哪一个才与宗教有关呢？

    此外，抛开宗教信仰不谈，人们也是可以做到道德高尚、赏罚分明的；

    正如埃文斯·普里查德所写的那样，努尔族的牧民对没有牛的人会表现

    得“极度轻蔑”，还会通过交换牛来维持同盟关系，还会沿着牛的背部抹

    灰，从而与已故祖先的灵魂进行交流。

    无论如何，知识和惩罚的能力往往都是高效领导者的特点。不妨想

    想那些优秀的教师：如果他们的权威性被损害，或者如果人们认为某位

    老师的价值观错误(比如随意评分)或缺乏知识，那么这位老师的表现

    也会大打折扣。在卡梅隆·迪亚茨主演的《坏老师》出现之前，“教师电

    影”都是有固定套路的，就像爱德华·詹姆斯·奥莫斯主演的《为人师表》

    那样，在影片中，老师会鼓励大家和睦相处，而且不仅了解学科知识，还理解学生，拥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并能在适当的时候做出严厉的惩

    罚。展望未来，我们可能会问：人工智能是否会具备这些品质呢？事实

    上，在许多方面，它已经做到了，因为一种算法经过设定可以变得具有

    道德性、知识性和惩罚性。机票预订网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会因

    为你更改行程而做出惩罚，也知道每条航线和最佳换乘方案(知识

    性)，还承诺会为每个人提供最优的价格(道德性)。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

    所有这些对于文化传播的研究对未来有什么启示呢？在一个各种规

    模的文化传播共存的时代，偏差、吸引子和道德会如何相互作用呢？我

    们不妨从广告语的角度来考虑。确切地说，构思令人难忘且易于传播的

    广告语，或许是需要一点商业创意的。“令人难忘”和“易于传播”这两个

    词很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产品能否被卖出。“Just Do It”(体育运

    动品牌NIKE的广告语)和“Where's the Beef？”(国际快餐连锁集团

    Wendy's的广告语)这两句极具影响力的品牌标语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考虑到麦当劳的高管们正在认真讨论用机器人来代替雇员的议题，再结

    合如今可以在培养皿中通过培养干细胞获得动物肌肉组织这一事实，我

    们可能需要找一份帮他们对像“机器人负责油煎、在作为培养皿的圆面

    包中利用干细胞培养出的全新麦当劳芝士汉堡”这样的标语进行改进的

    工作。如果他们真的雇用了我们，那么我们会通过由8位顾客组成的传

    播链把这则信息发送出去，然后根据保留下来的内容对信息进行精简，突出最吸引人的方面。

    或者我们可以直接让参与者利用电子设备来剪切和粘贴信息。脸书

    网的一群研究人员仔细分析了多年来出现在社交媒体网站上的许多拼贴

    而成的句子或段落，其中就包括“人不应该因为负担不起医疗费用就死

    去，人也不应当因为生病就破产。如果你同意，就转发这段话，作为你

    今天的状态”。这句话在几年内确实被复制了50万次。如果这是我们的

    某一个类似传话游戏的实验的话，我们会认为这段话应该变得更短。然

    而结果却和抄写文字的情况不同：第二受欢迎的版本被复制了6万次，而且要更长一些，因为人们在分享者的名字后面插入了“赞同”，而第三

    受欢迎的版本更是在中间插入了“我们强大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当中的最

    弱者”。在这种社交媒体场景中，文化进化的方向发生了反转，词语并

    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随着社交媒体平台对于文化传播的深刻影响，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比如文字长度可能被限制在140个或更少的

    字符以内。

    脸书网的研究团队将脸书好友对这段文字的不同处理进行了分析。

    他们发现，如果一段文字中包含“请转发”或者“复制粘贴”这样的短语，那么被复制的概率大约会增加一倍，除此之外，像“看看会有多少人”这

    样的短语也会增加这段话被复制的概率，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不过这

    与讲故事之间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文字的突变率为11%，也

    就意味着每9位用户中就有一位进行了修改。尽管这可能与我们一开始

    讲到的传话游戏中的突变率相当，但肯定不会出现在拉贾斯坦邦的那些

    讲述者当中。而且，正是由于脸书网的团队在100多万条状态更新中发

    现了这段话的10万多个版本，才得出了11%这个数字。因此，尽管我们

    可以谈论《小红帽》在中国和英国长达几个世纪的传播过程中，为了适

    应不同文化和环境而发生的一些关键变化(比如将狼替换为虎)，但在

    脸书上，这种为了适应不同的社会群体而进行的改变和分裂同样不可忽

    视，比如有人会把那段话变成一个笑话：“人不应该因为买不起啤酒就

    不喝酒”，还有人则将其变成了相反的政治观点：“人不应该因为政府介

    入了医疗卫生领域就死去”。

    对于文字共享，还有一个会被大家想起的问题。在我们的传输链实

    验中，当参与者沿着这条链去追溯整个故事经历过怎样的变化时，可能

    都会被某个大的改动逗笑，因为他们都知道“应该”怎样纠正。真实的文

    化传播往往是一种群体行为过程，而且具有以达到群体一致性为目标的

    自我修正特性，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将贯穿人的整个童年或一生。正如

    一位博帕尔对达尔林普尔所说的那样：“过去我父亲每天教我一个故

    事，在我背诵的时候他会纠正我的错误。”

    不过，我们在这种知识传播上的投入程度是取决于环境的。在西方

    国家，名牌大学的学费和房子一样贵，教育孩子是一项长期的投资。这与简单的农业社会完全不同。从农业劳动力的角度来说，农业社会中的

    儿童是一项净资产，由父母自己来教育往往更快，也更容易。随着文化

    日渐复杂，父母在教育下一代上需要花费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而无论你

    在一生中付出了多少时间，都需要尽力突破下一代教育的瓶颈。我们将

    在第4章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4 文化树

    在米德尔顿电影院，偶然出现的物品有时会改变人们常规的做法。

    例如，经理决定修理他家里的冰箱，于是把所有的零件(金属盖板、风

    扇、氟利昂泵等)都带来了，堆在销售柜台后面，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很不牢靠。在一块写着“不要动”的牌子下面，这堆东西在那里度过了整

    个夏天，因为有一半零件挡住了黄油机，所以爆米花上的黄油分布不均

    匀。最终，来自密尔沃基的地区主管杰瑞出现了，下令把这堆垃圾搬

    走。要不是他插手，这些东西最后就会变成固定设施了。如果米德尔顿

    电影院作为特许经营连锁店迅速扩张的话(而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被夷

    为平地)，那么一堆旧的冰箱零件可能会出现在某些连锁的影院里，而

    在其他的连锁影院中，爆米花上的黄油可能也是分布不均匀的。物质文

    化和行为会共同进化，形成新的分支。

    20世纪80年代，包括迈克在内的一些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认为，石器、陶器乃至语言，和牙齿、细胞和骨骼一样，都会受到进化过程的

    约束。而大约也就是这个时候，理查德·道金斯提出了“延伸的表现

    型”这种说法，用来指代身体之外的遗传性状，这并非巧合。经典的例

    子包括海狸建造的水坝、蜘蛛网、鸟巢和白蚁丘，所有这些都是可以保

    护生物体及其基因的“工具”。这些基因，或者说复制因子，就是让某个

    生物体的行为在后代中表现出来的基本单元。

    在当时，学术界的反应基本上除了怀疑，就是嘲笑。他们都说，尽

    管陶罐和箭头是人们制造并使用的工具，但这些东西并不会繁殖。此

    外，技术或文化在史前发生的变化通常都是刻意的：人类有了想法(这

    些想法无论如何都不能等同于基因)，并付诸行动。仅此而已。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文化进化作为人类学中的一个领域发

    展起来，甚至延伸到了许多最近融入大众文化的分支学科。比如，像模因这样的词在目前就很普遍，而将技术作为延伸表现型的观点也不再激

    进。2015年，在由1000位年龄介于16～55岁之间的美国人组成的样本

    中，有超过90%的人认为互联网是他们大脑的延伸，而且几乎有一半的

    人把智能手机当作自己记忆的一部分。事实上，当人们通过这些设备延

    伸自己时，网络连接已经变得必不可少。由于智能设备塑造并且越来越

    多地占据着我们的个人环境，所以它们应该有资格成为人类表现型的一

    部分。阿舍利手斧

    在有关大众文化的讨论中，我们有时候会看到iPhone和阿舍利手斧

    被摆在一起的图片。阿舍利手斧是一种更新世时期的石器，从约170万

    年前到大概1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一直在使用它。这两者之间的比较是

    对iPhone重要性的一次深刻评价，因为阿舍利手斧被认为是人类进化史

    上的里程碑，是它让直立人有机会从非洲走向世界，并在欧洲和亚洲定

    居。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阿舍利手斧是原本就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或者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因控制。而iPhone表面上与手斧是有相

    似之处的，因为两者都是能够塑造个人环境的手持多用途工具。不过，除了明显的技术差异之外，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在进化上的重大区别：与

    似乎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的智能手机不同，手斧基本上在几十万年的

    时间里从未发生过改变。虽然会有细微的区域性差异，但总而言之，无

    论你身在何处，阿舍利手斧就是阿舍利手斧。

    不妨想象一下继承一项几十万年都未曾改变的技术会是怎样一番景

    象吧。我们人属的祖先很可能在孩提时代就学会了制作石质手斧，几乎

    不会有改变这种工具的想法。我们也几乎不可能想象技术在几十万年里

    停滞不前的景象，简直就像想象星际空间的距离一样。怎么可能几乎没

    什么变化呢？在旧石器时代，工具的改变甚至比冰川的形成还要缓慢，比方说，纽约州北部地区由冰川雕刻出的峡谷和瀑布就只有约1.2万年

    的历史。当然，每隔几代人就出现的意料之外的改进应该会让阿舍利手

    斧以比这更快的速度改变，但考古记录显示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会这

    样呢？也许我们的祖先太笨了，发明不出任何新东西。但这种解释不一定

    是对的，因为在更新世时期，也就是从200万年前到50万年前，原始人

    的大脑体积增加了一倍多，然而石器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如

    果工具始终受到脑力的约束，那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与大脑体积相同步

    的改进，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

    或者，也许原始人需要以更大的群体为基础，才能实现技术上的变

    革。不过这种解释针对的是更复杂的技术，关于这种技术，人们有必要

    向群体中的专家学习，或者群体能够供养得起技术专家。就更新世时期

    的石器而言，即便有专家，或许每个人也能在不需要向专家请教的情况

    下，打造出一把手斧。事实上，上考古课的本科生都会拿到一副园艺手

    套和一堆燧石结核，并且还要把这些燧石相互敲打，很快他们就学会了

    燧石敲击术的基本知识，并能做出一把像样的阿舍利手斧。模仿与效仿

    考虑到学生们只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能在手斧制作上取得很大的

    进步，我们的祖先或许是把不变的手斧外形作为实体模型或者设计蓝

    图，以制作更多的手斧。这是一种模仿，意味着只复制结果或目标，而

    不是效仿，后者意味着复制达到目标的方法。这种差异对于文化进化的

    过程至关重要。对于复杂的人类技术和文化来说，效仿是很关键的，不

    过灵长目动物学家至今还在争论，黑猩猩到底是能够真正地效仿，还是

    只能模仿。

    这种差异也存在于古代人类的大脑。我们想要知道人类祖先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不再单纯地模仿而开始效仿的。尽管中石器时代的考古学证

    据并没有直接展示他们学习的过程，但通过遗留下来的形态各不相同的

    碎片来倒推，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出他们曾经的行为。比方说，找一块葡

    萄柚大小的燧石结核。把它周围的薄片敲掉，弄成一个“核心”。先旋转

    核心，再敲掉薄片，然后再旋转，重复上述步骤。在核心上打磨出一

    个“平台”。从这个平台上敲下一个小薄片，然后旋转60度，再敲掉一个

    小薄片，以此类推。

    不过，为了解决模仿和效仿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体现他们学习过

    程的证据。考古学家杰恩·威尔金斯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证明人类用石

    头来制作矛尖的证据(约50万年前)，他推断效仿者每次都会留下相似

    的石头薄片，而模仿者由于方式独特，则会留下形态各不相同的薄片。

    在南非有一处可追溯到50万年前的卡图潘遗址，早期现代人在这里制造

    了燧石刀刃，这是一种长而窄的石器，锋利得足以将煮熟的兔子切成

    片，既可以被当作抛掷尖物，又可以用来剥兽皮。威尔金斯认为这里的

    碎片在形态上的差异更倾向于由模仿造成的。如果阿舍利手斧是通过模

    仿制造出来的，那这就可以解释中石器时代发展缓慢的原因，也就是说手斧本身是后人通过模仿将其复制的设计蓝图，同时也作为这些古人类

    延伸表现型的一部分，受到自然选择的影响。

    50万年后，第一批巨兽猎人沿着他们祖先在约1.4万年前的迁徙路

    线，经由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陆桥来到北美大陆，当时的冰

    期海平面比现在低了大约100米。为了制作出小巧精致的抛掷尖物(被

    称为克洛维斯矛头)，学徒们会通过仔细的效仿来掌握某位专家敲击打

    磨的过程，因为模仿是行不通的。而且，与阿舍利手斧不同的是，克洛

    维斯矛头在距今约1.33万～1.25万年之间的仅仅几百年里就发生了变

    化。我们能只通过查看人工制品本身，就将这些变化按照时间的顺序进

    行排列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对技术进化图的

    绘制有一些总体的了解。进化树

    “进化”虽然是一个经常被用来表示“变化”的词，但其真正的含义实

    际上更为具体。进化意味着代与代之间有不同的变体在被传播，人们可

    以根据情况对这些变体进行分类，因为某些变体的传播频率会高于其他

    变体。尽管支序分类学(通过相关实体的共同特征追踪其历史)最初是

    为了追踪生物进化的过程而设立的，但也可以应用于所有正在进化的事

    物。

    这其中就包括技术。我们不妨看看克洛维斯矛头的系统演化史。首

    先，我们需要选择要集中关注的技术特征。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

    只追踪凹槽这一种特征，也就是在矛头底部被削去的一块长薄片。图中

    的树形结构展示了矛头家族进化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首先从无凹槽的原

    始状态A开始，它在自我延续的同时，也导致了祖先B的出现，后者是

    有凹槽的，属于“衍生”状态。在这个新的族系中，祖先B随后又产生了

    两种都具有凹槽的族群，而这些族群都属于“共有衍生”状态，因为它们

    只和自己的直系共同祖先一样有凹槽。

    到目前为止还跟得上我们的步伐吗？我们不妨再进一步。如第三个

    树形结构所示，对于新出现的两个族群来说，凹槽已经过时了，所以是

    它们“共有的祖先状态”。但如果我们要谈论的是这两个新的族群和一个

    出现得更早的有凹槽的族群，那么凹槽就又变成了衍生状态，因为它们

    和自己的共同祖先B都是有凹槽的。在重现历史关系的过程中，共有的

    衍生性状要比共有的祖先性状更有用，因为它们来源于(或者说衍生

    自)族群最近的共同祖先。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基本知识，那让我

    们来看看进化树会告诉我们哪些关于语言、技术，甚至未来的信息吧。语言和民间故事的系统演化史

    人类语言的情况比技术还要典型，它不仅继承性很强，还随着时间

    的流逝展现出树形的进化模式。祖先的语言(如拉丁语)分支成多种派

    生语言(如罗曼语)，后者都具有来源于它们共同祖先的特征，讲西班

    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法语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一

    点。强大的语言系统演化史(即根据推断出的进化关系完成的树形图)

    针对的是主要的语言族群，而这些族群往往能清晰地反映远古人类的分

    布情况。南岛语系的演化史反映出古代航海者从马达加斯加一路来到复

    活节岛，完成了具有开创性的航行。印欧语系(包括印地语、日耳曼语

    和罗曼语等)的进化，与过去8000年来欧洲的许多次人类迁移相伴而

    生，也就是从以黎凡特为起点的农业扩展，到离现在更近的盎格鲁—撒

    克逊人和维京人移居不列颠。

    这些移民在向孩子们传授他们的语言的同时，也会给孩子们讲故事

    (和他们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听到的故事是一样的)。我们在第3章中已

    经讨论过，许多民间故事的年代都非常久远，它们的时间深度正是衡量

    传播准确度的一个标准。这些故事的地理范围与群体在整个地域的分布

    有关。人类学家贾姆希德·德黑兰尼在研究《小红帽》的系统演化史的

    过程中，从世界各地收集了这个故事的58个当代版本。为了将不同版本

    的故事分解成相互独立的特征，德黑兰尼选取了某些版本共有但并非所

    有版本都包含的情节元素。例如，在一些亚洲版本中，当反派角色无法

    假扮成孩子的母亲时，会喝油或泉水来清清喉咙；而在某些非洲版本

    中，狼会割破自己的舌头，以便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一些。为了明确

    这些情节元素的本质，德黑兰尼给它们起了“借口逃离”“与坏人对

    话”“手部检查”(孩子们让“祖母”把手伸进门来)等名称。当他煞费苦

    心地将世界范围内所有这些不同的叙事特征都一一编目(他会告诉你研

    究工作到这里已经完成了98%)，德黑兰尼就得到了一部系统演化史，并据此估算出这个故事至少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他的这个结论为华

    纳兄弟公司2011年的电影《小红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因为出品

    公司宣称这是一个有着800年历史的故事。民间故事就像米德尔顿电影

    院的那堆冰箱部件一样，其存在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长，而且出奇

    地稳定。

    在这项研究之后，德黑兰尼和他的同事萨拉·格拉萨·达席尔瓦对76

    个以魔法为基础的民间故事进行了研究，其中就包括《侏儒怪》[1]

    和

    《美女与野兽》。他们的系统演化分析结果显示，一个关于铁匠与魔鬼

    做交易的故事大约有6000年的历史，所以它属于原始印欧语、大多数欧

    洲语言和印地语的古老祖先。然而，人家原本认为将原始印欧语带到欧

    洲的是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的农民，而不是铁匠。对于古代民间

    故事系统演化史的研究显然已经重启了一场与古代技术有关的精彩讨

    论。复杂技术

    语言本身就像计算机的编程语言一样，也可以是一种技术。圣菲研

    究所的塞尔吉·瓦尔韦德和里卡德·索莱对计算机语言从20世纪50年代起

    的进化过程进行了追踪，他们怀疑这其中涉及一种分支模式。例如，在

    20世纪80年代，C++编程语言从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中分出来；而另一

    个分支则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詹姆斯·高斯林发明了后来被称

    为Java的语言，Java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编程语言，尤其是在网

    页开发领域。

    下面这张图极大地简化了他们的分析结果，将系统演化史归结为四

    种主要的计算机语言：Basic、Pascal、Python和Java。这个树形图以它

    们的特性为基础，从中可以看出Python和Java之间的相似度要高于它们

    各自与Basic或者Pascal的相似度。尽管这四种语言都是从Fortran语言演

    化而来的，但Pascal、Python和Java看起来更像它们的共同祖先Algol-60

    语言，而不是Fortran。Fortran只是将这三者与Basic结合在一起。在树形

    图中，Python和Java，以及它们的共同祖先C++形成了一个分支。

    Pascal、Python和Java，以及它们的共同祖先Algol-60则形成了另一个更

    具包容性的分支，以此类推。和石器或者生物物种一样，编程语言的系统演化史也表现了在关键

    的发明创造推动下多元化的突然爆发。放大这张系统演化树形图，你会

    在精密的标度内发现更细微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仍然是彼此并列和嵌

    套的。如果我们抛开时间尺度不谈，那么常规的嵌套分支模式也可以代

    表另一种技术，不管是石器、金属武器还是晶体管收音机。研究人员在

    对美国专利数据库进行考察后发现，与石器进化的过程一样，新事物之

    间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是进化速度加快了1000倍而已。

    现有技术的新奇组合往往有可能涌现出一连串的发明创造。只需要

    一点儿创意，我们就可以用它来预测甚至塑造未来。假设进化分支会告

    诉我们哪些进化空间已经被占据了，那它们应该也能展现那些临近的尚

    未被占据和探索的概念空间。为了便于说明，我们不妨假设猫王在1953

    年看到了一张音乐的进化分支图。尽管系统发生学在当时还未出现，但

    我们假设它已经存在了。猫王可能会看到由乡村西部音乐及其近亲构成的进化分支，还有相邻的由节奏布鲁斯及其近亲构成的分支，在这两者

    之间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开放空间。尽管摇滚乐未必是这样起源的，但

    音乐确实在现有分支间的开放空间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除了音乐，我们还会看到有人利用系统发生树和树形结构对各种各

    样的机遇进行评估。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塞萨尔·伊达尔

    戈用树形图来表示不同国家的专业技术之间有多么密切的联系。从分支

    连接的角度来说，两个产品的联系越紧密，某个国家在出口其中一种产

    品的同时，出口另一种产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而在两种相关产品之间

    的空白区间可能会出现新的机会。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进一步地研究文化的系统演化史，并展示我

    们如何利用一棵立体的系统发生树(特别是语言树)来推断文化中的其

    他方面(如家庭结构和政治制度)在进化过程中的变化。我们还会简要

    地探讨如何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未来。

    [1] 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侏儒，帮助磨坊主把女儿嫁给了国王，但条件是新娘把她的第

    一个孩子给他，或者猜出他的名字。结果新娘猜对了，侏儒一气之下自杀身亡。——译者注5 贝叶斯学派

    假如某个星期六的晚上是亚历克斯来米德尔顿电影院工作的第一个

    夜晚，那么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存到银行里的11美元也没什么特别的，而

    且认为星期日晚上的营业额会更低。然而，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他就知道一部“新”电影在首映之夜至少会吸引来20个人。根据经验，他

    还知道，由于大家都清楚电影院里的空调坏了，所以在炎热又潮湿的星

    期六晚上，当地人一般是不会来的。而且，还是在他们连续第4周放映

    《老板度假去》这部电影的情况下。

    亚历克斯认为生意最终是会好转的，他利用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所说

    的常识，不过严格地说，这也可以被看作贝叶斯推理的一种形式。作为

    根据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来构建主观世界模型的生物，人类对于贝叶斯

    推理的运用是相当自然的。我们会利用每天收集到的新证据，不断更新

    我们的模型。假设你拥有一家餐馆，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如果

    你在下午4点前接受了30个晚餐预订，那么当晚将会有大约200位顾客，但是如果你在6点前接受了70个预订，那么到打烊之前会有大约250位顾

    客。你经营这家餐馆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预测出会有多少位顾客。

    一般的贝叶斯方法包含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将你的模型量化为一

    个概率分布，或者叫作先验分布。接着，收集与你想要预测的领域的有

    关信息，并对先验分布进行更新。这个更新后的版本在学术上被称为后

    验分布。然后把后验分布作为先验分布，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最后几个步

    骤(收集信息，并根据新的观察结果更新先验分布)。最终你会得到准

    确的概率分布，它能帮你对这个世界进行建模和预测。至于你的餐馆和

    预计的顾客数量，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你每天晚上都在用贝叶斯方法更新

    你的先验分布。

    严格地说，贝叶斯法则(以英国统计学家和牧师托马斯·贝叶斯的名字命名)表明你对自己观察到的现象所做的解释成立的概率与两种概

    率的乘积成比例，这两种概率就是观察结果本身的概率和根据你的解释

    产生这些结果的可能性。可以想象，贝叶斯法则在被正式提出的时候，听起来会有多么尴尬和滑稽。凭直觉来说，我们都能理解这个道理。举

    一个例子，假设龙卷风袭击了你的房子，而你很确定这是因为你的嫂子

    对你的家人下了诅咒。那么不妨保留这个想法，用贝叶斯的方式来思

    考。龙卷风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除此之外，虽然你的嫂子一直在诅

    咒别人，但龙卷风并没有袭击他们的房子。更正式一点的说法就是，我

    们用龙卷风本身的低发生率乘以诅咒之后马上出现有针对性的龙卷风这

    一事件的低发生率。不管你是一个凭直觉来判断这些可能性的人，还是

    一台能够精确计算出这些可能性的机器，贝叶斯法则都会告诉你，袭击

    你房子的龙卷风可能并不是由你嫂子的诅咒引起的。贝叶斯思想

    当我们把贝叶斯法则与在第3章讨论的传播链结合在一起，会发生

    什么呢？答案就是，我们不仅能了解到人类的思考方式，还能得到一个

    人工智能的模型。谷歌公司的研究人员欧里约尔·温亚尔斯和黎国为了

    你下一次的客户服务咨询而正在开发的“神经网络对话模型”就很简单灵

    活，取代了像你在通过计算机预订机票时用到的手动输入对话的规则。

    他们写道：“我们只是简单地将预测输出作为输入，来预测下一个输

    出。”人类说：“你好!”机器会回答：“你好!”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有说

    服力的。接下来就是一段关于登录细节的有效对话。后来，人类又

    问：“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机器回答说：“看看当我们到达地球时会

    发生什么吧。”这一定是在开玩笑。人类问：“死亡的意义是什么

    呢？”机器回答：“为了获得生命。”

    最后一个回答如果不是有点吓人的话，还是很发人深省的。机器学

    会了回顾，意思就是它的输入是上一次的输出。为了准备下一次回答，它把到目前为止所说的话都串在一起，这就叫迭代学习。我们在布里斯

    托大学的同事斯蒂芬·莱万多夫斯基认为，人类也是这样思考的。这就

    好比你从自己这里收到了一则信息，先更新这条信息，然后把更新后的

    结果传递给自己。如果昨天太阳5点45分升起，而今天5点46分升起，你

    就会将明天的模型更新为：5点47分日出。

    莱万多夫斯基的团队通过一个传播链实验对迭代学习进行了探究。

    在这个实验中，他们要求人们对一个尚未有结果的现象进行估计，比如

    正在打电话的你还要再等多久才会有人接听，或者一部已经上映的电影

    的总票房会是多少。某位参与者看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要评

    估一名39岁男子的保险案例，那么你会希望他在多大年纪的时候死亡

    呢？”当然，这位参与者给出的答案是比39大的某个数字。然后，他们又问了参与者相同的问题，只不过这次的数字是在0和参与者之前回答

    的数字之间随机抽取的。所以，如果预期寿命的估算结果是67岁，那么

    这个问题就可能会被更新为：“如果你要评估一名51岁男子的保险案

    例……”以此类推。计算机上有很多不同话题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人们

    每秒要回答大约一个问题，直到每个话题被问到20次为止。20位参与者

    给出的回答不仅在前5步之后就迅速集中在最终答案上，而且所有的推

    测合起来基本上与真实情况总体的分布相匹配。通过迭代学习，人们可

    以很好地对各种各样的事物进行估计，比如一部电影最终的总票房、人

    类的寿命、诗歌的长度、法老的统治年限、电影的放映时间，甚至是用

    烤箱烘焙蛋糕的时间。

    莱万多夫斯基将这种能力称为“个人智慧”，意思就是把你自己先前

    的判断集中在一起。如果我们能把很多人各自做出的判断结合在一起，那么“群体智慧”就可以更准确地估计真正的答案。对于未来的文化进化

    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原因有两点：首先，社会影响(例如监视别人的

    回答)会毁掉群体智慧，而在线算法则不断向我们展示其他人的“答

    案”；其次，如果人类在很多时候做不到精确的预测，那么不妨将贝叶

    斯推理作为一种人工智能的模型，即利用新信息对某项分布的现有情况

    进行更新，然后从更新后的分布中获得新的估计结果。稍后我们会看到

    这个模型的成功前景，以及存在的问题。贝叶斯模型与班图人的扩张

    贝叶斯推理除了会利用过去预测未来，还可以被用来诠释历史。如

    果你关注美国大学生体育协会高校篮球赛的四强赛，那么不妨想象一

    下，在比赛结束后，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要求你仅仅根据比赛结

    果，对所有64支球队的实力进行评级。最终的比分以及胜负球队就是你

    拥有的全部数据。你该怎样根据这些为他们评级呢？如果是循环赛的

    话，你还可以将球队进行两两比较，但在四强赛中，只要失利一次，就

    出局了。

    一开始你会不知所措，但随后就会冷静下来，因为你意识到自己可

    以很好地完成该网站的任务。在笔记本电脑的帮助下，你先对每个队的

    实力进行推测。然后，让电脑根据所有64支球队的初始设置来“打”比

    赛。在模拟比赛中，每次都有两支球队进行对战，你为各支球队分配的

    相对实力就像灌铅骰子一样，电脑会据此按照一定的概率选出胜者。你

    可以将模拟结果与实际比赛进行比较，但更好的一点是，你可以把这个

    比赛运行1000次，然后将最合理(即可能性最高)的结果与实际的比赛

    结果进行比较。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因为你最初对64支球队的实力的推测几乎可以

    肯定是不正确的。现在，你需要对所有球队的实力再进行一次推测，并

    再把比赛模拟1000次，然后反复地推测各队的实力，重新模拟1000次比

    赛，而且每次都要将这1000次模拟的结果与实际比赛的结果进行比较。

    最终，你会得到平均而言最接近实际结果的模拟过程所对应的实力预测

    值，而这就是你的答案。仅仅通过比赛结果，你就可以了解所有球队的

    相对实力以及这些球队战胜其他球队的可能性。如果所有这些工作看起

    来都太复杂了，那么当你拿到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的工资支票时，你

    的感觉应该会好很多。现在如果我们能利用贝叶斯推理来分析篮球比赛的话，那么把镜头

    拉远，用同样的方式来审视古代的文化竞争应该也不会太难。为了弄清

    楚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让我们回到3000年前的西非东部，当时这里

    有更多的降雨和更青葱的稀树草原，甚至在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还有雨

    林。在西非，一群说着原始班图语的牧民开始了世界上跨越两代人的一

    次漫长而艰险的迁徙。几个世纪以来，班图人的分布范围最终向南扩张

    到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大片地区。这些牧牛人生活在父系群体中，也就是

    说他们通过男性一方来追溯血统和财产权，从文化角度来说，他们的扩

    散消除了沿途的大多数从事园艺的群体和(或)母系群体。他们经过的

    大陆主要居住的是讲班图语的人，这些人以养牛为生，并通过父亲一方

    来获得宗族认同和财富。如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很多本土文化至

    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次迁徙。

    考古学还给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这次班图人大迁徙以及在此之前的

    那些文明的故事，其中包括巴特瓦族，他们的语言中有很多植物学术

    语，可以满足适应丛林生活的需要；还有原始克瓦桑语族群，其后裔中

    就包括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人，以及坦桑尼亚那些讲哈扎语和桑达韦语

    的狩猎采集者。但如果我们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史前事件，比方说文化

    进化更普遍的过程，是否能从这些考古记录中找到更多的隐藏信息呢？

    事实证明答案是肯定的，具体的做法就是将贝叶斯方法与我们在第

    4章讨论的系统演化分析法结合在一起。针对班图人的扩张这一课题，研究人员从语言学家已经构建好的班图语的系统发生树入手。接着，他

    们对两种特定的文化习俗(财产继承和家畜养殖)沿着这部语言史的各

    个分支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究。他们把语系分成了四类：有牛且母

    系制、有牛且父系制、无牛且父系制以及无牛且母系制。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每个非洲语系对应的语言

    树在第一次被提出的时候各分支末端的性状状态。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民族志图集》中得到这些信息，这本书是由乔治·P.默多克

    在20世纪60—70年代编纂的，记录了1000多个社会群体的基本情况。例

    如，《民族志图集》记录了生活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蒂夫人是父系制

    的，而且以放牧牛群为生，而在安哥拉讲甘吉拉语的卢姆贝人或在尼日

    利亚讲尼东阁语的安博人尽管是母系制的，但也以牧牛为生。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我们有一棵语言树，并且知道各个分

    支末端分别对应四种可能的性状状态中的哪一种。现在我们只需要一个

    能让我们通过最初的原始状态(树的“根”)准确预测分支末端性状状态

    的文化进化模型。我们要寻找的是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的概率，也

    就是说，如果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那一组概率，那么在对这个模型进行模

    拟时，我们应该得到一个已知的结果。

    贝叶斯系统演化分析法仅仅从一个历史事件出发，就可以得到整体

    性的认识。班图人只在非洲建立过一次殖民地，却留给我们一棵语言树

    及其分支末端的当代文化。在树的每个节点上，都会有一个对应上述四

    种性状状态组合中的某一种的语系。沿着从这个节点延伸出来的系统演

    化分支，这个语系一次可以改变一种性状状态，比如说，从有牛且母系

    制变为有牛且父系制。我们想知道的是：当一种性状状态改变的时候，作为响应，另一种性状也发生改变的可能性有多大？具体来说就是，当

    班图人的迁徙将牧牛的习惯引入母系制群体时，这是否会迫使牛的继承

    方式遵从父系制度呢？经过分析，我们得到的答案是4种状态之间相互变化的一组概率。

    这有点儿像猜一支篮球队击败另一支篮球队的概率：我们先推测概率，然后把每组概率对应的模型进行多次运行。图中，大箭头表示最有可能

    发生的变化，即最常见的变化，小箭头则表示极少发生的变化。其中有

    4个箭头表示朝一个方向的转变，而其余4个箭头表示朝相反方向的转

    变。8个箭头代表需要推测的8个概率值。

    到现在为止，你们能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吗？我们用8个箭头来表示4

    种不同状态之间的转变。现在让我们从树根部的原始社群(比方说是无

    牛且母系制)开始。在下一个节点处，这个社群会发生一个变化：要么

    是有了牛，要么就是转变为仍然无牛的父系制。尽管我们是随机在两种

    变化间进行选择的，但依据的概率是由我们在运行模型之前指定的箭头

    给出的。我们掷出这枚灌铅骰子，然后选择了无牛且父系制。而这个新

    群体的后代也掷出了他们自己的骰子，这一次他们要在获得牛以及回到

    无牛的母系制之间做出选择，依据的同样是箭头给出的相对概率。在这

    个过程中，不允许两连跳，而且留在原地也是一种选择。我们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填满整棵语言树为止(请记住，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语

    言)。

    现在看看树的分支末端，检查一下模拟的结果与我们从《民族志图

    集》中了解的真实状态相匹配的程度。利用计算机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模

    拟，也许要做1000次，目的只是获得箭头所对应的那组特定的概率。与

    实际记录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具体选择的概率反映现实的可能性。现在不

    妨稍微调整一下这些概率，再重新做一遍。然后，再对8个概率(箭

    头)的不同组合进行多次尝试，直到我们验证了所有的概率集合为止。

    在对班图文化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转变发生的概率是相当不平衡

    的。如果母系群体获得了牛，那么它在下一个系统演化阶段就有27%的

    概率变为父系制。某个群体一旦成为有牛且父系制，那就几乎不可能

    (0.2%)恢复到母系制。一个母系群体如果有牛，那么失去牛的概率高

    达68%，但如果没有牛，那么他们得到牛的概率就只有16%。

    研究人员克莱尔·霍尔登和露丝·梅斯得出了一个很恰当的结论，那

    就是牛是“母系制的敌人”。这个结论更广泛的含义在于，一种新资源的

    引入可以会改变或扰乱家庭生活。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工作的米哈瑞·

    吉布森和埃谢图·古鲁姆就观察到，以前有些农村地区的妇女要花几个

    小时去挑水，后来接入自来水之后，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生育率

    (每位母亲生育的孩子的数量)略有增加；第二，弟弟们或妹妹们开始

    离开自己的家庭，移居到城里。尽管发展经济学家不会预料到给农村供

    水会带来这样的影响，但吉布森非常清楚，对于班图语的系统演化研究

    表明家庭组织是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与资源是协同进化的。不管在

    这个体系中增加牲畜还是饮用水，在她看来都是没有区别的。

    系统演化研究的另一个目标是推断树根部的状态。例如，几乎所有

    欧洲人的祖先之间有着怎样的亲属关系呢？已婚夫妇是住在丈夫的村子

    里还是妻子的村子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劳拉·福尔图纳托从已经相当完善的印欧语系树着手，而这棵树的根就是原

    始印欧语。然后，她通过研究《民族志图集》中列出的当代印欧语系社

    群间的亲属体系(从妇居、从夫居和单居)，将这些文化“装饰品”挂在

    了这棵树的分支末端。在完成所有的模拟之后，最突出的箭头(概率最

    高)显示使用原始印欧语系的古老社群是从夫居的。这与遗传学和考古

    学研究的独立证据相吻合，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跨越太平洋

    汤姆·柯里和他的同事们利用早已存在的太平洋语种系统发生树和

    贝叶斯系统演化分析法，来探究古代波利尼西亚的政治制度。大约5500

    年前，来自中国南部或中国台湾的南岛语族人就开始到太平洋的岛屿寻

    找定居地。这次的扩张发生得非常迅速，被称为“特快列车”。我们可以

    从约3200年前的考古记录中辨认出所谓的拉皮塔人的遗骸，他们是有史

    以来最优秀的航海者。拉皮塔人乘坐他们著名的双壳体独木舟，利用星

    星来导航，并凭借微小的水波来推断地平线附近是否有岛屿。短短几个

    世纪，拉皮塔的水手们就将他们的文化从美拉尼西亚岛一直传播到汤加

    和萨摩亚。在之后的1000年里，他们的后裔扩展了波利尼西亚的其他地

    区，活动范围北至夏威夷岛，南至新西兰，东至拉帕努伊(即复活节

    岛)。这些定居者不仅带来了山药、猪和鸡，还带来了陶艺制作技术、捕鱼术和他们的南岛语。

    在新几内亚东部的瓦努阿图群岛上，一些最早来到这里的拉皮塔殖

    民者在埋葬一位男性“领袖”时，将其他三个人的头骨作为陪葬品放在他

    的胸膛上，这些头骨有可能是在墓主死后的某个时候被放上去的，也可

    能是他去世时的祭品。同位素研究表明，这名男子是通过航海来到瓦努

    阿图的，而其他三人可能就在当地长大。还有一些人与这位领袖具有相

    同的外来同位素特征，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下葬时都是头朝南的，这在之前提到的那个有30多人的墓葬里是很罕见的。显然，即使是在这

    一小群早期的太平洋入侵者当中，也已经有了不同的身份，可能还存在

    某种社会等级制度，而这些都与他们的出发地有关。可以说，要航行如

    此遥远的距离，等级制度必不可少。

    重点在于，早期波利尼西亚殖民者当中的这种原始的等级制度一旦

    开始在偏远的岛屿和群岛上自由发展，就很快演变成不同的政治制度。在托克劳的珊瑚环礁上，最普遍的体制叫作maopoopo，意思是“身体与

    灵魂都一致”，也就是由较大的家族共同拥有土地。与此相反，18世纪

    刚开始与外界接触的夏威夷群岛是由高度层级化的酋邦组成的，并处于

    一位女酋长的统治之下。

    为了弄清楚如此多样的政治制度是如何从一种初始体制(也就是把

    三个头骨作为陪葬品放在墓主胸膛上的做法)演化而来的，柯里和他的

    同事们采用了我们很熟悉的方法。首先，他们需要一棵语言树，于是就

    找来了已经公布于世的南岛语系树，并在最有可能用于研究的树中挑选

    了1000棵，最后他们选定了一棵能体现各个语言文化群体在太平洋建立

    殖民地的先后次序的树。接下来，他们定义了4种简化后的政治体制：

    无首领状态、简单酋邦(一个领导层级)、复杂酋邦(两个领导层级)

    和国家。根据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上南岛语族社群的人种志和历史记

    录，柯里和他的同事们对这棵民族语言树分支末端的84个社群进行了分

    类。

    他们模拟的转变过程(即图中的箭头)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政

    治制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他们将系统演化分析的结果与84个南岛语族

    社群的近况进行比较，发现当无首领社群在23的时间里升级为简单酋

    邦，但又在13的时间里恢复原状时，二者的吻合程度是最好的。不

    过，某个简单酋邦一旦变成复杂酋邦，或者某个复杂酋邦变成了国家，实际上就没有回头路了。这棵树的根部很可能是无首领状态的(可能性

    约为75%)，但也可能是一个简单酋邦(可能性约为25%)。在时间次

    序上，这与将三个头骨作为陪葬品的人或多或少是相吻合的。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政治体制的棘轮效应[1]

    ，那我们不妨来探讨另

    一个永远不要在餐桌上讨论的话题：宗教。尽管太平洋地区的社群都共

    同起源于3500年前拉皮塔人的扩张，但他们却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宗教

    习俗。其中一种就是活人献祭。约瑟夫·沃茨和他的同事们在论文中毫

    无顾忌地指出：“献祭的方法包括焚烧、溺死、勒死、棍棒击打、活

    埋、被新造的独木舟碾压、被砍成碎块，以及从房顶上滚下来然后被斩

    首。”我的天哪!

    沃茨和他的同事们在做贝叶斯系统演化分析时，他们根据史料在分

    支末端插入了两种性状状态：社群等级制的层级，以及他们是否进行过

    活人献祭。由于他们实际上有三个层次的等级制度，所以需要将模型运

    行两次：第一次要得到中低层次的等级制度，而第二次要得到中高层次

    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分析是对政治制度变化研究的一个补充。结果显

    示，活人献祭一定可以让低层次的等级制度跃升到中等层次，然后会帮助它再上一个台阶，达到高层次。宗教最先出现，随后才是等级制社

    群。这一点似乎与古代瓦努阿图人以三颗头颅作为陪葬品的做法也是一

    致的。

    这些研究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其实在于贝叶斯系统演化分析法本

    身。我们不妨把这个过程想象成装饰圣诞树：取一棵历史语言树，在分

    支末端“挂”一些文化“装饰品”。通过模拟这棵树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

    推断出“装饰品”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更好地了解这棵树的古老根系。

    而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这棵树的复杂程度(即其连续性是通过时

    间“垂直”延伸还是通过空间“水平”延伸)会对文化进化产生重大的影

    响。

    [1] 棘轮效应：指人的消费习惯在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

    整。——译者注6 传统承继与水平联系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圣诞节，坐在米德尔顿电影院销售柜台后面

    的亚历克斯差点儿自焚。那天正在放映的影片是《午夜惊情》，当时亚

    历克斯不小心碰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线圈取暖器，然后他的毛衣就着火

    了。他没有察觉到火焰带来的热量，不过幸运的是，坐在售票处的经理

    大喊：“你身上着火了!”亚历克斯的思维还算敏捷，他想起了自己小时

    候学过的知识。他马上躺下，在沾满了黄色花生油的地板上打滚，直到

    火熄灭为止。欢呼的观众们刚一安全就座，经理和亚历克斯就又继续盯

    着同一面墙看，对阿尔·帕西诺低沉的嗓音无动于衷。

    《午夜惊情》已经连续放映好几个星期了，所以亚历克斯和他的经

    理都非常清楚每一个情节。但这并没有让他们对亚历克斯毛衣着火这件

    事有所防备。我们在第5章中已经看到，贝叶斯推理在对可预见的事情

    进行预测时是非常有用的。它适用于缓慢变化或周期性的环境，或者适

    用于我们能够针对因果关系提出某种合理假设的情况。人类会本能地这

    样做，比方说时差反应就是在一个新时区里重建大脑昼夜节律的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大脑每天会收集有关行为模式的短波数据。从

    贝叶斯法则的角度来说，我们在不断更新自己的“先验分布”，并将其归

    纳为文化规范。这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对下面这个结论感到惊讶。据一份

    权威的科学杂志报道，有一项针对数百万条推文的研究显示，在周末人

    们会更加开心，而且起床时间往往也更晚。作为贝叶斯式的思考者，我

    们已经通过大家在工作日的表现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了，套用贝叶斯法则

    的说法就是，这些发现几乎不会更新我们的先验分布。不过，推特分析

    法却给某种未来的算法提供了同一条涉及集体行为的基准线，只不过还

    没有一个人能说清具体的规模。有了这条基准线，你就可以识别异常现

    象。布里斯托大学的内洛·克里斯蒂亚尼尼和他的团队使用大量的推文

    和其他媒体内容，对类似削减开支或英国脱欧这样的特定事件之后公众

    情绪的波动进行了监测。他们还对公众情绪的季节性变化进行了监测。

    结果发现，尤其在冬季，维基百科上的心理健康查询往往会随着负面广

    告的出现而出现。克里斯蒂亚尼尼说，人们倾向于用“就这样吗？我们

    早就知道了!”这样的话来回应他们的发现。这对他来讲已经足够了，因为他的目标就是量化人类集体行为的规律。

    在这些规律中，有很多都是经历了数百年或数千年仍然存在的。在

    设法确定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变化时，可以考虑文化传播的两种“形态”，即垂直和水平，这是很有帮助的。上述两种传播类型最终的结果就是考

    古学家所说的传统承继与水平联系。传统承继以一种深而窄的方式呈

    现，历经许多代相关人士的传承，而且这些人通常居住在相对较小的区

    域中。而水平联系则是浅而宽的，可以覆盖更大区域内的更多人。今

    天，正是因为有了网络媒体，水平联系才可以轻易地延伸到世界各地。

    有时，传统承继中的某个部分会突然演变成水平联系，就像1976年，沃

    尔特·墨菲改编的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的迪斯科版本占据流行歌

    曲排行榜榜首长达一周的时间。水平联系往往昙花一现，而传统承继则

    再次占据上风。例如，很少有人会记得墨菲的那首改编的曲子。经过修

    正之后，水平联系消失了，而传统承继得以延续。

    让我们用一个相当鲜为人知的例子来对所有这些结论进行量化。在

    苏格兰的高地上，有一项悠久的传统，那就是攀登一群被雾气笼罩的叫

    蒙罗丘的小山。这样的山大约有280座，而且海拔都超过了3000英尺，世世代代的人们以徒步攀登过每一座蒙罗丘为自己的“终极”目标。那些

    完成者的名字会光荣地出现在由苏格兰登山协会负责维护的名单中。累

    积的完成者数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在这项传统的影响下，每年都会增加

    约200名攀登者。然而，在这个传统中，出现了风行一时的(即水平联

    系)“终极蒙罗丘”，这是苏格兰的另外一些比较陡峭的山，距离最近的公路往往有几英里[1]

    远，如果你从山上掉下来，很可能会倒地不起，只

    能孤零零地在一片湿软的泥土沼泽中挣扎。你可以从图中看出，在20世

    纪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终极蒙罗丘”的风潮起起伏伏，但攀登蒙罗丘

    这项主要的传统却在年复一年地稳步发展。

    利用这张反映传统承继和水平联系以及二者间差异的简图，我们不

    妨再深入地探索一些在世界各地从根深蒂固的传统行为中产生的存在时

    间更长的水平联系，首先从饮食讲起，然后是两性关系和慈善捐赠。饮食

    饮食传统往往与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适应性，通常会随着迁徙而

    发生改变，因为它是人们从家庭中习得的，是群体特征的一部分。例

    如，大约1000年前，在距离莫桑比克海岸几百英里的科摩罗群岛上，从

    东北方向跋涉6000英里来到这里的南岛语族移民不仅带来了他们在原住

    地吃的绿豆和亚洲稻米，还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保留了这种偏好，跨

    越了与种植小米和高粱的非洲大陆人之间的“食物壁垒”。

    这听起来好像是说人口流动导致传统承继逐渐变成了水平联系，但

    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正是因为人们的迁移，而且这种迁移有时会跨越相

    当长的距离，才使得人们即便住在其他族群附近并与异族通婚，也仍然

    可以世世代代保持自己独特的饮食传统。例如，2005年，在“卡特里

    娜”飓风过后，25万新奥尔良居民搬到了休斯敦。不久之后，路易斯安

    那州克里奥尔人常吃的一种食物——熏猪肉香肠开始出现在全城的市场

    上。早些时候，在休斯敦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大批越南难民涌

    入，并带来了他们原住地的习俗和食物。

    尽管这只是一些饮食传统，但如果深入研究世界各地饮食传统的多

    样性，我们就会发现糖这种产品正在推动一种新水平联系的形成。大约

    8000年前，甘蔗首次在新几内亚被驯化，此后种植甘蔗的传统一直延续

    了几千年。在大约3500年前，甘蔗随着南岛语族的航海者被扩散到了太

    平洋和印度洋。到了13世纪，在印度、中国、波斯和地中海先后出现了

    精制糖。15世纪，葡萄牙商人在马德拉岛上设立了几座大型的炼糖厂。

    后来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娶了马德拉糖商的女儿，而到了17世纪，在欧

    洲销售精制糖所获得的利润推动了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的奴隶买卖和种

    植园经济。

    在英国，糖业是在布里斯托尔、伦敦和利物浦迅速发展起来的。到了19世纪中期，一流的制糖公司每周都要生产数千吨的糖。由于布里斯

    托尔早在17世纪早期就参与了西印度群岛的食糖贸易，所以奴隶制在这

    项贸易中不可或缺，以至于在1833年不列颠废除奴隶制后，布里斯托尔

    市议会向本地的奴隶主支付了158000英镑(现约2000万美元)作为补

    偿。如今，富丽堂皇的砂岩宅邸(以前是家庭制糖厂)和伦敦的泰特美

    术馆(其创始人亨利·泰特就是靠制糖起家的)仍然在无声无息地展现

    着过去的辉煌。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可以被认为是饮食变化中的水平联系。目前，在

    西方人摄入的总热量中，有15%来自糖，制糖所用的甘蔗和甜菜已经成

    为全世界耕种面积排名第7的作物。而就在300年前，糖还不是人们饮食

    中主要的热量来源。如此大规模的饮食变化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发生过。在人类对碳水化合物的消耗中，上一次可与之相比的变化是

    在新石器时代向乳制品的转变，但这种转变经历了数千年才完成。乳糖

    耐受基因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自然选择在早期食用乳制品的群体中传播。

    然而，精制糖入侵饮食的时间却相对较短，人体还没有这方面的适应能

    力。精制糖可能会和酒精一样具有毒性。喝下一罐可乐相当于将10茶匙

    的糖注入你体内，(但愿)胰腺会分泌胰岛素，从而让肝脏将飙升的血

    糖转化为糖原。

    我们在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精制糖市场正在推动着2型糖尿病和

    冠心病患者的快速增长，从统计数据来看，食糖消费量的每一次增长都

    会导致肥胖率的上升。美国人的胰岛素释放量只用了25年就翻了一番。

    1990年，在一个典型的美国的州中，肥胖人群大约占11%，而且没有一

    个州的肥胖率超过15%。到了2014年，单个州的肥胖率就增长了近两

    倍，而且没有一个州的肥胖率低于20%。

    在1990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肥胖率与中等家庭的收入开始呈负相

    关。这意味着贫困家庭的平均肥胖率要高于富裕家庭。1990年，这二者间的相关性还并不显著，此后就开始逐年稳步增强。到2015年，这种相

    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在中等家庭年收入低于4.5万美元的州(比

    如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西弗吉尼亚)，肥胖率超过了35%；而在中等

    家庭年收入超过6.5万美元的州(比如科罗拉多、马萨诸塞和加利福尼

    亚)，肥胖率只有不到25%。

    尽管这些情况都属于水平联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精制糖已经

    成为穷人的一种传统承继。来自肯塔基州杰克逊市的J.D. 万斯在他的

    《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写道：“奶奶第一次看到妈妈把可乐倒进我的

    瓶子里时，我才9个月大。”万斯贫穷的祖父母从杰克逊市搬到了俄亥俄

    州的一个钢铁小镇，他在书中描述了以几代人的贫穷为基础的苏格兰—

    爱尔兰裔美国人的传统承继，他们一开始是佃农，然后成为煤矿工人，又成为工厂工人，最终沦为今天的失业者。除了集体忠诚、家庭、宗教

    和民族主义的传统，阿巴拉契亚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还继承了悲观主

    义和排外心理。万斯解释说：“我们把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传给了自己

    的孩子。”两性关系

    让我们把目光从对糖的耐受性转移到对文化的耐受性上来。这个世

    界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宽容，高度政治化的社交媒体集团互相抨击，提出越来越没有道理的阴谋论，但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南希·罗森布

    拉姆所说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能见到的邻居仍然非常宽容，而且乐于合作。政治学家有一种理论，那就是尽管工业革命颠覆了传统

    的价值体系，但后工业化的世界正朝着理性、宽容和信任的文化价值观

    方向发展。达米安·拉克是休斯敦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研究员，他发现

    过去25年的世界价值观调查[2]

    结果恰好证实了这一点。这项历时30多年

    的调查每5年进行一次，是一个了不起的研究项目，调查人员会与地球

    上每个可入境国家中的1000人用本国语言进行长时间的访谈，内容涉及

    宗教、家庭、公民责任和对他人的宽容程度等各个方面。拉克发现，在

    过去的25年里，在所有这些价值观念中，对他人的宽容程度发生的改变

    是最大的，而且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那就是在中非和东非接受割礼的女性

    数量迅速减少。而10年前，在中非和东非的大部分地区，每10位女性中

    就有9位接受了割礼，总人数达到1亿。这项传统长期以来一直拥有这样

    一种文化观念，那就是女性天生的生理机能是可耻的。在孩童时期频繁

    遭受割礼的女性必须再次接受手术才能分娩，甚至才被允许性交。到

    2015年，在肯尼亚接受割礼的女性数量已经大幅下降：在19岁以下的卡

    伦津女性中，只有110的人接受了割礼，而在45岁以上的女性中，这一

    比例高达90%。不过这种水平联系在各地并不统一：在几内亚、埃及和

    厄立特里亚，接受割礼的女性的比例仍高于85%。尽管受害女性的人数

    在利比里亚南部迅速减少，但在利比里亚北部却并非如此。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趋向于自我表达、对多样性的包容、世俗化和性别平等的全球性转变受到了结婚率和生育率全面下降的影响。

    1950年以来，全球的总生育率从5%下降到约2.5%。而结婚率就下降得

    更快了。在印度，包办婚姻可以说自公元前5世纪印度教兴起以来就一

    直占比很高，然而如今已经从1970年的占印度全部婚姻的一半以上下降

    到了2016年的14。在美国，尽管结婚方式更加多样，政府也一再实施

    税收减免，但结婚率从20世纪中期开始就一直在下降。1960年，在“沉

    默的一代”[3]

    中，有23的人结婚；但到了1980年，“婴儿潮一代”[4]

    中只

    有一半人结婚；到了1997年，“失落的一代”[5]

    中仅有13的人结婚；而到

    了2015年，只有14的“千禧一代”[6]

    结婚，皮尤研究中心甚至预测，有

    14的“千禧一代”可能永远都不会结婚。

    结婚率易随时间的推移和与经济情况的改变而改变的特点使得我们

    对人类生来就崇尚一夫一妻制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回顾上一章，我们会

    发现婚姻或许是一种文化适应，而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普遍选择，就像

    一棵系统发生树上的很多源自同一个根的树枝一样持续存在着。有一种

    理论认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是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广泛流行的，因为它

    帮助人们挺过了性传播疾病带来的新威胁。事实上，通过考古发现的最

    古老的核心家族的确来自新石器时代。在第2章中，我们描述了在公元

    前5000年左右的一次村庄袭击中留下的那些可怕的人类骸骨。在这些骸

    骨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小团体，这些人独特的同位素显示他们来自另

    一个村庄，其中包括一名老年女性、一名男性、一名妇女和两名儿童。

    这名男性很可能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因为后者继承了他牙齿的某些特

    征。这会是一个包括奶奶在内的核心家庭吗？很有可能；而在其附近的

    一处遗址，我们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被埋葬的四具骸骨，经过古代DNA和

    同位素分析，证实这是一对父母和被他们抱着的孩子。如果一夫一妻制和核心家庭从来都不是世界上各类社群的普遍选

    择，而是一种适应性的文化传统，那么它们从诞生时起就需要得到积极

    主动的维护。一项针对Y染色体数据的研究显示，在父系制度已经延续

    了几千年之久的欧洲，过去400年里每一代人的偶外亲权(即出轨)的

    比例平均只有1%～2%。同样，在马里进行的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多贡

    人的偶外亲权率仅为1%～3%。多贡女性认为经血是危险和不洁的，对

    于她们来说，一夫一妻制是通过每月在一个单独的月经屋里度过几个不

    舒服的夜晚来保证的。女性生完孩子后，就必须重新回到月经屋，而丈

    夫的父系世系群则确保她只与丈夫发生性关系。

    婚姻的经济性可以解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对2002年乌干达人

    口普查结果进行分析后，进化人类学家托马斯·波莱和丹尼尔·内特尔发

    现了这样一种供求效应，那就是一夫多妻制婚姻在女性多于男性的地区

    更为普遍。他们还发现，一夫多妻制家庭中的男性比一夫一妻制家庭中

    的男性拥有更多的土地。在农耕和游牧社会，更多的土地就意味着这些

    家庭需要更多的孩子提供免费劳动，而且孩子被看作财富。

    然而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家庭经济状况完全相反，生育率却在不断

    下降。因为在知识经济中，孩子越少就意味着可以投入到他们的教育当中的财富越多。在这样一个4年的大学费用都可以买一栋房子，而且许

    多顶尖的工作都需要附加研究生培训经历的时代，最合算的选择可能就

    是根本不要孩子。从你身旁以每小时85英里的速度驶过的那辆奔驰SL跑

    车上的“丁克”车尾贴就很好地概括了这种现象：双份收入，没有孩子。

    对于签订短期劳动合同、和父母一起住在类似宿舍的复合式住宅中的千

    禧一代，以及有长期工作、所拥有的房屋价值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

    上涨了20倍的婴儿潮一代来说，只要对比一下这两代人的家庭经济状

    况，我们就会发现结婚率的下降是说得通的。慈善捐赠

    与千禧一代有关的另一个趋势(事实上这样说并不公平)是懒人行

    动主义，国际慈善机构通常用这个词来表示对于新潮项目轻率浅薄的在

    线支持。例如，在2010年的“拯救达尔富尔”运动中，尽管有100万左右

    的脸书用户为这个活动点赞，但99%以上的用户都没有捐款。有些人担

    心懒人行动主义会威胁慈善捐赠这项悠久的传统。不过在2014年，他们

    或许看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人们在“冰桶挑战”话题中，发布把一桶冰

    水倒在自己头上的视频，以支持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的防治工

    作。尽管查理·辛把一桶钱倒在自己身上，而且YouTube视频网站的一位

    部长还声称这个话题暗中参照了《启示录》中的反基督者，但普通人还

    是通过网络或者用智能手机进行了捐款。和我们之前提到的“终极蒙罗

    丘”或一场众所周知的自然灾害之后的慈善捐赠一样，“冰桶挑战”捐款

    活动也是一次善心善举的集中爆发，人们的热情在几个月之内就减退

    了。

    “冰桶挑战”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终为ALS协会筹集了超过2

    亿美元的资金，而且事实上，在这笔钱的资助下，科学家的确发现了

    ALS的致病基因，并在2016年发表于《自然遗传学》杂志的论文中

    对“冰桶挑战”活动表达了感谢。然而，如果“冰桶挑战”成为新的典范，那么它将带来一个挑战。慈善家约翰·D. 洛克菲勒希望捐助者能持续参

    与，并认为他们应当“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情”，保持“密切的关注和合

    作”。洛克菲勒的目标是建立一项慈善事业的传统承继。然而，“冰桶挑

    战”却激发了一种水平联系模式，即慈善机构必须要不断设计能够一次

    性完成的新活动，这些活动不会成为传统，而是会作为一种公认的趋势

    迅速传播开来。

    不过，听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不奏效呢？事实上，“冰桶挑战”的衍生项目(比方说动物收容所的老鼠桶挑战，就是将老鼠形状的玩具扔

    到猫身上)远没有那么成功。与传承了几代人的持续性的传统捐赠不

    同，“冰桶挑战”模式或许会让两次大型集中捐赠之间长期的资金短缺状

    况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流传至今的慈善传统似乎还和以往一样富有活力。我们

    要感谢“千禧一代”，他们并不是懒人行动主义者。要知道，自1989年以

    来，参加志愿服务的美国青少年人数翻了一番。在北美洲有成千上万的

    家族基金会，在数量上比1980年多了两倍，所拥有的总资产共计数千亿

    美元，它们每年都会向慈善机构捐赠数百亿美元，而且严格遵循传统，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第一年，它们的捐赠总量仅减少了4%。这

    项传统也存在于基金会之外。截至2015年，美国人共捐赠了3590亿美

    元，人均超过1000美元。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慈善捐赠的规模自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也已经扩大了两倍。美国慈善机构的传统本质也表

    现在对不同类别项目的持续捐赠上。从已掌握的详细记录来看，至少在

    过去50年里，宗教一直都是最主要的慈善捐赠对象，其获得的捐赠遥遥

    领先于其他类别。

    当然，宗教是传统承继的鼻祖。尽管有人不这么认为，但宗教传统

    的确存在。从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中，拉克发现，在过去的25年

    里，“宗教性”只是出现了几乎微不足道的缓慢下降。尽管教育很可能在

    未来10年内超越宗教，成为受捐赠最多的类别，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慈善机构对每一个主要类别的捐赠都在增长。这是一种倍增式增

    长，而且“富者只会更富”，也就是说，如果宗教团体和教育机构第一年

    得到的捐赠越多，那么第二年得到的捐赠就越多。与水平联系不同的

    是，传统承继不会悄无声息地消失。

    看来洛克菲勒似乎是对的，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虽然传统是通过我

    们认识或者信任的人传承下来的，但我们可能会对这些人失去信任，或者不再关注他们，甚至无法知道他们是谁。除了大家都会想到的假新闻

    现象(我们后面会讨论)，还有一个例子就是2015—2016学年在美国各

    地发生的大学生抗议活动。结果，一些老校友大幅减少了对母校的捐

    赠，原因是他们认为身份政治正在阻碍教育的稳固发展。阿默斯特学院

    的一位77岁的老校友感觉自己“被当成一个顽固的白人老头而遭到无

    视”，于是停止了常规的捐赠。2015年秋天，迈克在密苏里大学文理学

    院担任院长，当时有几位主要的捐赠者告诉他，他们将停止捐款，原因

    是愈发失控的学生抗议活动和在他们看来学校对学生的百般娇纵，事件

    起因是一位老师在打了学生一拳后并没有因此被解雇(最终还是被解雇

    了)，接着足球队在一场全美电视转播赛前几天突然宣布退赛以示抗

    议，使得政治正确性突然占据了上风。在东海岸，一位富有的耶鲁校友

    在看到一段广为传播的视频后，重新考虑了自己(数额可观)的定期捐

    赠，在这段视频中，一名学生朝着自己所在的住宿学院的院长大吼大

    叫，而后者和他的妻子最终放弃了“宿舍管理者”的工作。这位耶鲁大学

    的教授正是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讲到的研究人际关系网的科学家尼古拉斯

    ·克里斯塔基斯。让我们翻到下一章去一探究竟吧。

    [1] 1英里≈1.6093千米。——编者注

    [2] 世界价值观调查始于1981年。——编者注

    [3] 沉默的一代，指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期的美国人。由于经济大萧条和

    二战造成的低生育率，这一代的人口数量锐减。——译者注

    [4] 婴儿潮一代，指二战后随之而来的生育大潮中出生的一代人，通常是1945—1960年出

    生的人。——译者注

    [5] 失落的一代，指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译者注

    [6] 千禧一代，指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生，21世纪初期进入成人期的一代人。——译者注7 网络

    在一个漫长的夜晚，米德尔顿电影院正在放映《老板度假去》(直

    译为“在伯尼家度过的周末”)，经理告诉亚历克斯，如果有人打来电话

    问正在放映什么影片，对方每问一次，他都要告诉对方一个新的电影

    名。第一通电话是这样的：

    “今晚放映什么影片？”

    “我们将在7:30和9:45放映《在弗雷德家度过的周末》。”

    (停顿了一下)来电者又问：“什么电影？”

    “在内德家度过的周末。”

    尽管对方的声音越来越大，但在经理的监督下，亚历克斯继续

    说：“等等，是《在杰德家度过的周末》。”然后停顿了一下，说，“等

    一下，不好意思，是《在泽德家度过的周末》。”

    最终，来电者的声音变得非常大，然后“啪”的一声挂了电话。满脸

    通红的亚历克斯盯着无声的听筒看了一会儿。

    “干得不错!”经理说，“太好笑了!现在让我们回到正常状

    态。你永远不知道杰瑞(地区主管)会在什么时候打电话来测试我

    们。”

    这是一个体现简单指挥链产生影响的例子，在这个指挥链中，亚历

    克斯为经理工作，而经理为杰瑞工作。这样的支配等级对于群居的灵长

    目动物来说是相当正常的。灵长目动物学家琼·西尔克曾写道：“弱者常

    常被强者利用，从而形成强大的联盟和持久的关系；王朝因此建立，但偶尔也会被推翻。”珍妮·古道尔在过去30年里一直在坦桑尼亚的贡贝国

    家公园工作，她观察到雄性黑猩猩会为了地位展开竞争，或者与地位高

    的雄性结盟。地位高就意味着优先获得交配机会。同时也意味着你可以

    完全阻止地位较低的雄性交配。而另一方面，雌性则拥有更稳定的统治

    关系，而且往往年龄越大，地位也就越高，因此不会有那么多次的翻

    转。女儿的地位通常都低于自己的母亲。

    统治关系的翻转是人类戏剧的本质。在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中，伊阿古抱怨道：“升迁要看关系，而并不依据旧时的等级依次递补。”不

    过，统治关系网络只是人类社会中众多规模各异且有影响力的网络中的

    一种。所有人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中都有内部联系人和次要联系人，也就

    是社会学家所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尽管一个哈

    扎人一生中可能要与大约1000人打交道，但具有密切的贸易关系的人数

    要少得多，大概只有6个。在一个规模更大的社群中，这些弱关系就变

    得至关重要，因为在这里交换礼物变得具有了等级制度倾向。在古代，酋长们通过奢华的宴席、暴力或珍贵的礼物来争夺支持者，后来这种方

    式逐渐发展为遍布古代世界的贸易网络。到了公元前2000年，商船在印

    度洋上来回穿梭，从东亚驶向南欧和非洲。几个世纪后，第一批波利尼

    西亚人为了交易黑曜石，在南太平洋上航行了数千英里。在近东地区，贸易网络(阿曼的铜、阿富汗的青金石和哈拉帕的蓝色棉布)则成为最

    早的国家的基础。

    贸易网络也体现了从偏远地区到区域性市场，再到大城市的这种地

    区间的层级结构。在青铜器时代的地中海地区，橄榄油、葡萄酒和鱼露

    贸易把像锡拉岛这样原本鲜为人知的岛屿变成了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因为这些岛屿与爱琴海的其他港口相比中心性更强。然而，这些枢纽是

    很脆弱的。如果你的海港由于火山爆发而毁灭(比如公元前16世纪在锡

    拉岛发生的那次)，那你就完了。网络不仅仅是一种空间隐喻，它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引导着财

    富和信息的流动，进而决定最终的影响。每个现代组织中都发生着由某

    些网络结构指导的信息的进化。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大多数家庭都有自

    己固有的等级制度，并通过一起吃饭这样的日常仪式来强化这种制度。

    等级制度可以有效地将专业信息汇集到社群当中。

    乔·亨里奇和詹姆斯·布罗什来到南太平洋上秀丽的亚萨瓦群岛，并

    让那里的人们指明村子里在特定知识领域(比如药用植物、捕鱼或山药

    种植等)的专家。他们把每个人都用一个节点来表示，然后画一个箭头

    指向这个人选定的专家。他们画的每一张网络图都像带有枢纽的贸易网

    络一样，呈现中心辐射模式。下面这张图展示的是他们为山药种植专家

    构建的网络，节点的大小与选择这个人作为榜样的个体数量成正比。不

    同的形状代表来自不同村子的人。电子网络

    中心辐射式的层级结构是包括早期互联网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网络成

    长产生的自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末，在网络科学家的见证下，互联网

    演化为一种简洁的层级化形式，其中大多数的超链接都指向少数几个网

    站，而大多数网站链接很少。在没有外部设计的情况下，万维网变得有

    点儿像航线网络，当中的枢纽可以让任意两个站点仅通过十几次的点击

    就连接起来。

    某些平台的在线社交网络也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而其他平台就不

    是这样了。这取决于你是在它身上真正投入了时间，还是仅仅把它伪装

    成网站的样子。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看到的那样，美国青少年平均每人

    只有大约150位脸书好友，这和罗宾·邓巴提出的平均一个人拥有的社交

    关系的稳定数量是一致的。现实中的朋友或者脸书好友的数量分布遵循

    正态分布。

    与真实的人际关系相比，推特表现出了与好友数量成比例的优势，而且并没有特征性的平均值。你拥有的推特粉丝越多，在未来获得的好

    处就越多，也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凯蒂·佩里有超过9000万的粉丝，但

    她自己只关注了170个人。和互联网一样，推特上每位用户的粉丝数量

    也已经呈现了高度层次化的分布。而每个网站的链接数、每位推特用户

    的粉丝数，或者每个科学家的引文数同样也满足这种被称为“对数正态

    分布”的分布形式。

    甚至连互联网的网络也逐渐具有了层次性。不妨试试下面这个游

    戏。在维基百科上任选一个主题进行查询，然后点击该主题的维基百科

    条目中第一个超链接词。点击几次之后，你就会进入与哲学有关的条

    目。例如，我们可以从“科米蛙”的维基百科页面开始，这个页面上的第

    一个超链接词是“木偶”，在“木偶”的页面上，第一个超链接词是“演员阵容”，然后，页面上的第一个超链接词依次是“演职人员”、“演

    员”、“角色”、“表现”、“语义学”、“语言学”、“科学”和“知识”。再经过

    几个步骤，就能进入维基百科“哲学”系列中的“逻辑”条目。由于所有的

    路径最终都会指向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它对巨大的知识树有着间接的

    影响。

    然而在网上，人们关注的不是只有维基百科。当每个人都自称某方

    面的专家时，大家其实很难区分假新闻和真新闻、科学权威和政治权

    威，以及已完成的事业和专业名人。许多人因此指责社交媒体，因为在

    那里人人都有发言权，使原本层次化的信息网络变得扁平，陷入了既孤

    岛化又全球化的自相矛盾的状态。

    在脸书、色拉布这样的社交关系媒体与博客、推特等粉丝传播平台

    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一个只有少数几个直接关注者的推特账户可

    以成功地向上千位用户提供信息。聪明的博主会与来自人类及其聊天机

    器人的所有内容展开竞争(这样做的重要性我们到第9章再讨论)，他

    们知道如何给自己有限的直接影响力搭建支架，将其引到主流媒体上。

    一位知名的政治博客博主让自己的话题标签先是被德拉吉报道[1]

    关注，然后被福克斯新闻台[2]

    提到，接着又有幸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选为讨

    论话题，2016年他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策略。换句话说，他自己

    并不需要上百万的粉丝，只需要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弗拉维亚诺·莫罗

    内和埃尔南·马克塞所说的“群体影响力”，最终让少数几位直接关注者

    将信息传递给数千人。

    群体影响力不仅与可以建立联系的好友数量有关，还与粉丝的粉丝

    数量、粉丝的粉丝的粉丝数量等有关。从节点连接的角度来说，它充分

    体现了真正有影响力的人几乎可以是隐形的。我们不妨以一家大公司为

    例。2001年，总部位于休斯敦的安然公司因内部腐败而破产，在156名

    员工的50万封电子邮件中，安然公司的两位高层杰夫·斯基林和肯·莱在节点度或者网页排名上都没能占据信息网络的显要地位。他们在辩词中

    提到了拥有群体影响力而没有保持密切联系的主张。2006年，在安然公

    司案件审理期间，肯·莱告诉检察官，他只参加了一部分重要决策，而

    且是在“能联系上我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多时候我都在旅行，那时他们

    就只能继续干下去，有点为所欲为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种“隐

    形”辩护最终惨遭失败。两人都被判有罪，其中斯基林要在美国联邦监

    狱服刑24年(后减为14年)。而莱在宣判前3个月就死了。

    10年之后，不法在线网络并不一定要通过网络结构来躲避政府部门

    监管，还可以依靠群体行为。例如，迈阿密大学的网络研究人员利用篇

    章分析对欧洲的社交媒体网站Kontakte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了近200个

    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这些组织以khilafah或

    fisyria这样的话题标签作为标记，关注者总数已经超过了10万人。他们

    还发现，每个群体都会通过消失一段时间，之后再用一个新的名字重生

    的方式来逃避监管。由于新出现的版本往往比原来的版本更大，所以它

    们对官方的关停行动产生了适应性，不断重复着获得粉丝、消失然后重

    生的循环。

    这些群体的网络都呈中心辐射，对于粉丝的随机减少往往有较强的

    承受能力，不过以其连接性最强的节点为目标进行攻击则容易使其遭受

    损伤。事实上，以群体影响力为目标的攻击效果会更好。我们前面提到

    的莫罗内和马克塞仅仅移除了6%的最有影响力的节点，就将一个推特

    关系网分裂成孤立且无能的碎片。而要想达到同样的效果，你必须得移

    除两倍多的高度连接节点。他们的群体影响力算法还可以轻松忽略推特

    上那些“装作有影响力的人”，因为高连接性比高群体影响力更容易伪

    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网络世界中用户和监管者之间像猫和老鼠一样的

    协同进化的新趋势。

    但是，由于群体影响力是以层级结构为前提的，因此在破坏高度嵌入的社交网络时就不那么有效了。对于一对节点来说，嵌入性只是他们

    共同好友的数量。而对于整个网络而言，嵌入性就是所有可能的节点对

    的平均共同好友数量。和层级结构不同的是，嵌入式网络有多种不同的

    路径：就算你切断了我和你的联系，我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共同好友联系

    到你。而我们的朋友的朋友也会通过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

    如果安然公司的斯基林和莱都有脸书账号的话，也许我们可以通过

    一种简单的算法来找到与他们有特殊业务关系的人。脸书的研究人员通

    过将嵌入性与另一种被称为“分散性”的指标进行比较，识别出网络中关

    系特殊的联系人。分散性是指在某对联系人的共同好友中，只能通过这

    对联系人才能联系到的好友数量。比方说有一对新人，如果新郎与新娘

    各自的家人只能通过这对夫妇相互认识的话，那么他们夫妻俩就具有高

    嵌入性和高分散性。事实上，仅通过这两个指标(嵌入性和分散性)，找出某位社交媒体用户配偶的概率差不多有23，而将亲密的家庭成员

    与朋友区分开来的概率大约是34。根据嵌入性与分散性之间相对关系

    的变化，甚至可以预测合作伙伴分道扬镳的概率。

    层次化网络很擅长对信息进行分类，而像小群组这样的非层次化网

    络则会为大规模的群体提供信息，并促进信息的随机漂变。漂变会导致

    假新闻和阴谋论。嵌入性很高的社交网络由于过滤信息的能力差，也为

    信息通过冗余不加选择的恣意传播提供了方便。人们在真正接收某个观

    点之前，常常需要听上好几遍信息，或者至少感觉自己的大多数朋友已

    经接受了这个观点。这就是弹出的“有18人正在浏览这家酒店”的信息想

    要带给你的感觉。

    研究人员向6000万脸书用户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邀请人们参与投票的

    横幅广告，从而对这种网络从众行为进行了量化。其中一个版本的广告

    会显示他们所有已经参与投票的好友，而另一个版本尽管内容一样，但

    不会显示任何已经参与投票的好友。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社交“推动”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从点击“我投票”的人数来看，显示好友的广告投

    票人数仅比不显示好友的广告高2%。而在一系列研究当中，其他推动

    措施也很少能使反馈率提高10%以上，提升幅度通常都很小。

    不过，改变实际的社交网络就可以促进思想的传播。我们从一款在

    同一个网络当中有多对玩家参与的在线创新游戏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在每一轮游戏中，随机连接的两名玩家会看到某个物体的图像，然后被

    要求各自给这个物体起个名字。如果他们给出的两个名字基本一致，那

    么这对搭档就得分了。在接下来的一轮游戏中，每个人都会与网络当中

    的新搭档合作。由于玩家会看到他们所在的网络中哪些名字能够得分，所以通常会选择那些成功得分的名字。在一个嵌入性很高的网络中，如

    果每次配对都只能选择邻近的人，那么几轮游戏之后，网络中就会开始

    流行不同的名字。然而，如果是随机配对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层次

    化的整体网络)，最终只会有一个名字席卷整个人群，击败所有变体。

    从随机网络中得到的经验就是，席卷整个人群的想法并没有什么特

    别之处，任何想法都可以在下一轮游戏中获胜。此外，影响力的来源

    (也就是第一个想出能够得分的名字的人)可以是任何人。如果这听起

    来像网络模因，那就对了。多年以来，微软公司的邓肯·沃茨已经在实

    验和模型中表明：如果人们主要基于从众心理而做出决定的话，那么一

    次随机的创新偶尔也会像让人始料不及的野火一样席卷整个社交网络。

    临界规模效应还意味着消极的懒人行动主义者并非一无是处。无论

    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中，懒人行动主义者都促进了新事物的传播。他们

    如果不主动去了解的话，往往都是从别人那里听到新事物的。麻省理工

    学院的社会学家发现，在印度的农村地区，“被动参与者”实际上对于一

    个村能否接受小额贷款是至关重要的，即便是在村长支持并亲自向村里

    的妇女们推广小额贷款的情况下也是一样。影响力与同质性

    对于网络的研究虽然已经持续了80年，但直到最近才在社会科学领

    域中占得一席之地。仅仅几代之内，“行为科学”就已经从古典理性的全

    知行动者转变为有缺陷的行为经济战略家，以及网络科学界的交际花。

    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富勒在他们的《大连接》一书中提

    出，不管是快乐还是停不下来的笑，都是通过社会影响力传播的。他们

    最重要的主张就是肥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克里斯塔基斯曾在一

    次TED演讲中暗示，变胖的人要承担影响别人并促使他们变胖的责任。

    但如果这根本不是影响力导致的呢？克里斯塔基斯和富勒指出，如

    果一个人的某位朋友肥胖，那么这个人肥胖的概率会增加57%，但这是

    否意味着他们一定互相影响了呢？如果他们生活在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