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老美电影中的台词

    实难为续的收视率

    中国影视那些事

    一条小街的GDP现象

    我们的社会

    报复的尺度

    真话的尴尬处境

    猴子

    当怀才不遇者遭遇暴发户

    培养一个“贵族”是容易的

    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

    论“吸血鬼”策略

    《苹果树下》与“广告扶贫”

    语说“寒门”与“贵子”

    你想成为吸血鬼吗？

    论中国特色之“存在主义”

    需要安放的人心

    目录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仅仅谴责是不够的

    医生的位置

    法理与情理

    世界的丑陋

    我的一点人生经验

    梁晓声答读者问——《中国妇女杂志》第十期询问作家

    我的“人生经验”

    书、女人和瓶

    七彩茉莉

    禅机可无，灵犀当有

    做竹须空，做人须直

    老妪

    狡猾是一种冒险

    人性似水

    人生真相

    中国的文化修行

    关于邵洵美之杂感

    知识分子与“转基因”敬读静好心灵

    巴金的启示

    沉思闻一多

    中国人文文化的现状

    拒做儒家思想的优秀生

    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

    文化的报应

    只想当“小知识分子”

    认任何信仰的全面性——在所谓“存在主义者”们那里，主要是针对宗教信仰而言

    “充足性”三字，可理解为“全面性”——否认任何信仰的“充足性”，即否

    然不满——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核心”。

    体系)的充足性，将一概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院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之显

    那是一种“拒绝归属于思想上任何一个派系，否认任何信仰团体(特别是各种

    与自私自利肯定是不同的。

    “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又是一种怎样的“个人主义”呢？

    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

    按美国研究“存在主义”的著名学者W.考夫曼看来，“这些人物所共有的一个

    大学教授们的一厢情愿的归纳。

    他们绝非自行联合的“同志”，而是研究所谓“存在主义”思想现象的学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莫尔克和尼采们。

    在每一份“存在主义者”的名单上，几乎都少不了雅斯培、兹德格尔、萨特、反感，抛弃标签唯恐不及时。

    且，当时的所谓“存在主义者”大部分很讨厌被别人贴上这一标签，而且互相颇为

    义。它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哲学，只不过是一种近乎哲学的思想现象的共同标签。并

    严格地说，存在主义根本构不成是一种思想上的学派，也难以归于任何一种主

    还真的读了几本关于“存在主义”的书，基本上算是比较明白了。

    我本不清楚什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糊里糊涂地表态，殊违己愿，故那时

    当年，批判“存在主义”哲学曾被列为学界重点任务。

    论中国特色之“存在主义”

    需要安放的人心的。

    考夫曼同时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某一部分人都有的感受”。

    那是一种信仰危机的或强烈或隐微的感受。而用文字描写呈现此种感受，作家

    们远比哲学家们内行，于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因其小说《地

    下室手记》和《变形记》在以上方面的出色特征，也被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

    签，但他们本人实际上对于所谓“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毫无兴趣。特别是陀思妥

    耶夫斯基，在他写《地下室手记》时，“存在主义”这一概念还没被提出呢。他被

    归于“存在主义者”多少是一个意外——哲学动物偶尔将目光瞥向文学动物，发现

    《地下室手记》中的“我”太有信仰危机了，于是说：“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存

    在主义者’”——结果不但“我”成了典型的“存在主义者”，“我”的创造者陀

    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强行收编了。

    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其后尤涅斯库的《犀牛》，都是表现他们所处的时代

    对人之异化的代表作。

    因而后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其在哲学上的成熟远不及

    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的“存在”。

    问题是——那些曾经的“哲学动物”也罢，“文学动物”也罢，其质疑、呈

    现、揭穿、批判，矛头本是直指资本主义时代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现实的。

    他们的思想，乃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们所坚决反对的。

    将投枪掷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信仰的人，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曾遭到同样批判。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倒也没怎么批判过他们，任“存在主义

    者”们自说自话地“存在”着而已。即或有所批判，也不过是纯学术界司空见惯的

    事，政治是从不参与的，连宗教也未假以颜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存在主义”是从纯粹个人感受出发对现存世界的秩序之合理性的质疑和

    否定而已。

    当年的我也并没将“存在主义”当为一门哲学，正如我从不认为尼采的乱七八糟的思想居然算得上是哲学。“存在主义者”们那种感受我也有，从小到大一直有

    ——现在仍有。

    之所以旧事重提，乃因——依我的眼看来，中国批判“存在主义”批判一溜儿

    够，倒是现在成了世界上“存在主义者”们特多的国家。即使不是最多的国家，也

    肯定是多到数二数三的国家。

    有时我走在街上，望着如织的行人，内心不由得说——“看呀，谁并不是‘存

    在主义者’呢？包括我。”

    在机场、商场、车站、会场、医院……

    电视中的人；看电视的人；

    做报告的人；听报告的人；

    蹿红于网络的人；活跃于各种活动的人；

    讲台上的人；讲台下的人……

    在一切时空中的几乎一切人；老人也罢，孩子也罢，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接近

    着是一个个“存在主义者”，再加不同成色的实用主义、投机主义、无政府主义、享受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对整个地球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总而言之，大抵是

    一个个的“存在主义者”+。尽管绝大多数人从没听说过什么“存在主义”，但“存

    在主义”像当初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们的名字打上了“存在主义

    者”的标签一样，也在许多许多估计会多到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中国人的头上戴上

    了“存在主义者”的紧箍环。

    所谓公仆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几乎可以说是少数“存在主义者”与多数“存

    在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前者在被怀疑的前提下疑惑地服务着；后者在怀疑的前提

    下疑惑地决定拥护什么或反对什么。“后存在主义者”们与“存在主义者”前辈们

    的区别在于，几乎仅仅在于——将自己自囚于地下室的“我”，变成了甲虫和犀牛

    的“我”，皆因那种“存在主义”的感觉而不适、烦恼、痛苦，愤怒；“后存在主

    义者”们却是渐适的；善于以嘻哈和戏谑驱除烦恼的；对不适习惯成自然的有时还

    表现出自若与惬意的大多数。凝视当今之世界，不仅中国人如此。除了仍有一些极虔诚亦极可敬的宗教信徒

    仍恪守对宗教的不二信仰，别国的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存在主义者”的特征明而显

    之了。

    几乎可以说，全人类的大多数人仿佛都被“存在主义”所传染了。或许是为了

    自我平衡，实用主义也便在本世纪盛焉。

    然而却不能据此便说人类在意识上退化了——比之于相信人死后灵魂上天堂或

    下地狱的同类，怀疑天堂或地狱之说，不为灵魂上天堂而为善，不惧灵魂下地狱而

    拒恶，分明是更与时俱进了。

    “存在主义”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不论乐见也罢，忧虑也罢，痛心疾首也罢

    ——似乎都已成为地球新人类的意识特征。

    这样的新人类绝对怀疑“等到不远的将来”这一论调，对于夸夸其谈“天下大

    同”也格外反感。

    他们对许多事的态度都变得极其现实了——为什么做某事？于国有利或于民有

    利？于国有利需要民付出什么代价？于民有利又究竟是于哪一部分“民”有利？将

    在多长时间内完成某事？完成某事的过程中有无利益集团的利益黑箱操作？完成某

    事后即使对我没什么好处，我的儿女会否享受到成果……

    而这样的态度，除了以“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来概括，再难找得到更精准的

    概括。

    简直也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的“新常态”。马克思所言“人是社会关系的

    总和”，相对于大多数人，显然已成为“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的“关系的总

    和”。不但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亦如此。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

    间的友好能否经受得住考验，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存在主义”加实用主义的即

    理性又灵活变通的考验——一切政治人物，不论在国内事务或国际关系中，都几乎

    只能于如上前提之下交出答卷……

    2016年8月14日

    你想成为吸血鬼吗？没有人想成为老美电影中的那类僵尸，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一直不太明白他们为什么总拍此类电影，据我所知，即使在美国票房也一向

    不是多么的高，然而总有些他们的电影人乐此不疲，还搞成了系列，似乎要可持续

    地拍下去——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至于老美的吸血鬼电影，确曾拍出过几部经典，《夜访吸血鬼》可算其中之

    一。

    在该电影中，两个男吸血鬼都由英俊小生饰演——从外表看，都是美男子，华

    裳丽服，贵族气质显然。并且，过的也是典型的贵族生活，不乏男仆女婢的服侍，出则豪车骏马，入则大堂阔殿，总之皆属上流人家的宅府。还有一点也许会令世上

    男人羡煞，所到之处，即使并不招摇，亦特吸引贵妇倩女的眼球。如果他们回以多

    情一瞥，她们都乐于投怀入抱。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渴望成其好事。当然，下场

    一向是不美妙的，她们获得他们的青睐，须搭赔上性命。

    至于财富，他们似乎从不缺少财富，甭管怎么得来的。

    他们与真正的贵族的“高富帅”子弟相比，唯一不够幸福的就是见不得阳光，所以他们的幸福体现在夜生活中。白天，他们在自己为自己选购的高档棺材里安

    眠。

    他们的日子也有麻烦，那就是不喝人血生命就完结了。对于他们，一等血是贵

    族血，年轻的贵族女性的血是极品血。但他们也很能将就，贵族血“供应”中断

    时，平民血贫民血乞丐血也不排斥。无奈之下，家禽家畜的血耗子的血都是咽得下

    去的。

    他们心中还有如影随形的恐惧——对阳光的害怕和对人类报复的害怕。

    但老牌的吸血鬼，比如活了三四百年了，便往往修炼出高强的生命力，不但不

    怎么怕阳光，而且具有了以一抗百甚至抗千军万马的巨大战斗能量。“岁月催人

    老”对他不适用。在五百岁以内，他们帅气的脸上不会生出哪怕是一条极细微的皱

    纹。

    吸血鬼几乎永远年轻，只要能不间断地吸到保质保量的血。

    存目的有关而已。

    杂，每每体现荒诞不经的性质。动物的欲望则简单明了，并且绝不荒诞，仅仅与生

    人是带着欲望的本能降生于世的。人的欲望比世上任何一种动物的欲望都复

    非他，欲望而已。

    所认定的“原罪”究竟指什么呢？

    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宗教都不约而同地将人类的“原罪”认定为事实，那么宗教

    罪”说有最密切的关系。

    然而实际上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直逼人性先天弱点的问题，与各种宗教的“原

    摆着的，人的理性不喜欢思考这类问题，会认为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不，不，一经考虑，其实便没有回答的意义了。因为这个问题之超出常识是明

    变，或不变，对年轻男女才更有考虑的意义。

    没法使时光在自己身上倒流。变吸血鬼也得趁早，都土埋半截了，省省吧。

    开始变成吸血鬼的，你就只能是那个年龄那种样子的吸血鬼。吸血鬼万寿无疆，却

    至于六十岁以上的男女，我想就别动心了吧。因为你从哪一个年龄哪一种样子

    女吸血鬼。女盖茨比的生活正在向你招手，如何？考虑一下不？

    性别根本不是个问题。从逻辑上讲，年轻的女人同样可以成为永葆花容月貌的

    我听到似乎有年轻的女性在问：可我是女人啊!

    亲爱的年轻的朋友，怎么样？想当一个那样的吸血鬼吗？

    并无罪孽感。因为它们有理由反问：“难道不是你使我成为掠食动物的吗？”

    最主要的一点是——他们不必也不会有什么罪孽感，如同掠食动物在上帝面前

    是不太会锁定他们那么风流倜傥的“上等人物”的。

    纠缠烦了，喝了她的血就是，于是一了百了。只要做得专业不留痕迹，怀疑的目光

    女围绕。喜欢哪一个就口下留情与之多逢场作戏些日子；忽一日喜新厌旧了，或被

    的贵族生活——想花天酒地就花天酒地；想挥金如土就挥金如土；想美女围绕就美

    在这一前提之下，他们尽可以天天过着《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那一种地地道道四百五十多年前的英国戏剧家克里斯多弗·马洛的名剧《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人类较早探究欲望的文艺作品，歌德后来将同一题材写成了长诗《浮士德》，主

    题未变，也不可能变——他完成《浮士德》前后用了近六十年的时间。

    “我只不过是在重复前人所做的事。”——这是歌德在别人问到他的创作意义

    时所做的回答。后人认为，他实际上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在马洛之后还要用几乎一生

    来完成长诗《浮士德》。

    是啊，为什么呢？

    因为浮士德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是德国16世纪前半叶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是

    存在主义的鼻祖。

    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的哲学呢？

    简单地理解，存在主义所宣扬的差不多是这样一种思想——“我即宇

    宙”，“我欲故我在”。

    这一种思想反对宗教禁欲教规的企图是确凿的，因而不无进步性。但其欲望至

    上的主张，亦令当时的人们感到担忧。又因为欲望至上主义委实具有使人替人类的

    前景不安的性质，以至于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萨特虽然亦对宗教禁欲

    主义极其反感，但同时又很不喜欢别人往自己身上硬贴“存在主义者”的标签。

    人-欲望-人生；这三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不但是马洛要探究的，也是歌德想给出回答的。

    在马洛的戏剧中，浮士德与巫师梅尔菲斯达成的“交易”是——梅尔菲斯愿为

    他绝对服务二十四年，服务内容不但须满足他的一切欲望，还包括回答他问题，消

    灭他所视为的敌人，帮助他的亲爱者和朋友。但二十四年后，他要将自己的灵魂交

    给魔鬼卢西法。

    获得魔法的浮士德于是几乎无所不能，随心所欲，他甚至公然戏弄罗马法老，使德国王宫中那些瞧不起他的公卿大人头上长出了角。他大名远播，最后爱上了希

    腊美女海伦，由她的香唇发现了天堂……然而约定的期限到了，当灵魂即将属于魔鬼时，他恐惧了，以自杀毁约。

    与马洛相比，歌德对人-欲望-人生的思考更深一些，也可以说更形而上一

    些。

    马洛是靴匠的长子，与莎士比亚同年，获得过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但长期缺

    课，所选的哲学专业反而没学好。他的日子一向饥一顿饱一顿的，并且酗酒成性。

    后世不少研究者认为，莎士比亚的某些剧作和诗篇，也许是由马洛代写的，为的是

    换得生活费。

    这样一位马洛，人生的许多欲望从没怎么得到过满足，其人生价值取向偏

    于“我欲故我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歌德却是富家子弟，其父是法学博士，任过市参议员；母亲是法兰克福市长的

    女儿。

    他本人当过魏玛宫廷的枢密顾问、内阁大臣。他不但热爱文学，也同样喜欢哲

    学，还潜心研究过解剖学、骨骼学和植物学，甚至发表过诗体论文《植物的演

    变》。

    歌德通过他笔下的老浮士德之口叹道：

    “人类越努力越迷惘。”

    “我只是毫无任何意义地奔过这个世界。”

    “我难道不是逃亡者？不是无家可归之人？”

    “我犹如往下直泻的瀑布，受欲望驱使而坠深渊。”

    显然，歌德并不认同“浮士德式”生存方式。

    美国一系列吸血鬼题材的小说、电影，除了商业目的，也都会多多少少注入

    些“歌德式思考”。否则，那类电影便成了彻底的垃圾。

    《夜访吸血鬼》肯定并不垃圾，因为“歌德式思考”几乎贯穿始终。在该片中，吸血场面也并不血腥，尽量优雅——我觉得，似乎是一种隐喻，即——哪怕以

    达尔文主义来看待，吸血鬼比之于人类，也是高踞生存链上端的。

    “你愿意变成吸血鬼吗？”

    我向某些青年讲了“高富帅”型吸血鬼的故事后，总是会向他们提出同样的问

    题。

    我居住在平民社区，那条街上的小门面一处紧挨一处，最窄的才两米宽。那些

    青年有理发的、按摩的、卖果蔬的、开洗染店的。他们的生存压力很大，门面租金

    涨得很高。

    他们起初的反应是暧昧地笑。

    我坚持要一个回答。

    十之七八的回答是：“那谁不想啊!”

    答后，不好意思地又笑。

    我再见到他们时又问：“做了那种梦没有？”

    他们反问：“哪种梦啊？”

    “变成了‘高富帅’类型的吸血鬼呀。”

    “嘿，你不重提，早忘了!”

    “忘得那么快？”

    “那种想法不走心的，顺口一答，一秒钟之后就彻底忘了。”

    他们虽与马洛同属一个阶层，却似乎并无马洛那种欲望痛苦。如果店面租金不

    涨得太高，我觉得，他们相当安于自己寻常的生存。

    但我们这个时代，难道不是一个欲望横流的时代吗？而他们所面对的欲望诱惑，比我所经历的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多，都要强烈，都

    要可憎；每天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中国人，往往想躲都躲不开。

    他们是怎样做到熟视无睹，处之若定的呢？

    他们都非宗教徒，与宗教影响无关；

    他们也肯定都没读过《浮士德》；

    他们绝不会将什么写着“无欲则刚”“知足常乐”的条幅挂在家里或店里，他

    们才不需要那类所谓人生真谛的启迪；

    他们对所谓国学的至理名言也毫无兴趣，没那时间和精力；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老实说，我至今还回答不了自己。

    我只看清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真相——强烈的欲望，从来都体现在人类自身生存

    链的较高层级，越往上越强烈，直至体现得最强烈，最最强烈。

    比如秦始皇，竟强烈到想要长生不老的地步，希望将皇位一直稳坐下去。

    而生存层级越处于下端的人们，其实欲望越现实。

    到了最低的层级，便只不过是巴望着能过上小康生活了。

    中国生活在低层的人一向是多数。

    对低层之人而言，中国梦即小康梦，岂有他哉？

    2016年8月19日

    语说“寒门”与“贵子”

    汉文学的考究之处也在于——每可凭一字之别，表征出程度细致的不同。如“痛哭”与“恸哭”，二者的不同实难诠释清楚，所谓“只可意会，无法言

    传”。

    “恫吓”与“恐吓”亦如此。

    “贫穷”“贫困”“贫寒”三个词中，尤以“贫寒”之贫境甚，即——贫穷到

    了冬季没钱买柴取暖的地步。

    “寒门”，即那样的穷人家。

    “寒门之子”，即那样的穷人家的儿子。

    “寒门之女”四字是少见的，因为在从前，她们大抵早嫁，或早夭了。与父母

    在“寒门”长相厮守、相依为命的老姑娘是有的，但情况极少。《聊斋》中的“侠

    女”近于那一情况，却据说是为报血海深仇而伴老母隐居于民间的吕四娘的原型，本属豪门之女，大仇一报，便人间蒸发，无人知其所踪了。

    故“寒门儿女”之女，多属小女孩。

    “寒门之子”们的人生却又是另一番境况。通常他们是娶不上妻的，作为人

    子，并负有侍奉二老的责任。在旧时的小说或戏剧中，他们通常与老母形影相吊地

    生活在一起，老母不但年事已高，且往往双目失明或是聋哑，娶妻之事于他们被说

    成“讨老婆”。未知此言先是由民间而戏剧或恰恰反过来，然一个“讨”字，具有

    极怜悯之意味，道尽了花最少的钱办终身大事的苦衷。

    又如在“侠女”中，顾生便是如此一个“寒门之子”，“博于材艺，而家綦

    贫。又以母老，不忍离膝下，惟日为人书画，受贽以自给。行年二十有五，伉俪犹

    虚”。

    古文中“材”指技能，以区别于“才干”之“才”。

    綦——极也。

    虽“博”于技能，但家境贫寒，且需赡养老母，娶妻便几成空想。

    在旧小说或戏剧中，顾生们大抵是孝的榜样。“艳如桃李，冷若冰霜”之侠女，以处子之身报顾生相济之德，不仅出于对他“讨”不上妻的同情，还因敬他

    是“大孝”之子。

    我小时候，常听到“寒门”二字，这二字总是与“孝子”二字连在一起。因为

    不但我家是当年城市里的贫穷人家，那一片人家皆贫穷。母亲与邻家大人聊得最多

    的一个话题，便是哪家哪家的儿子多么多么“孝道”。在社会的底层，“自古寒门

    出孝子”，是大荣耀。故我自幼确乎是将孝当成一种“道”来接受的。

    长大后，才偶尔从旧小说中读到“寒门出贵子”这样的话。

    自古寒门必然出孝子吗？

    从没有统计数字予以证实，显然是谁都无法肯定地说清楚的。

    为什么旧小说旧戏剧中的寒门之子多是孝子呢？

    因为对于寒门之子，孝是比较易于做到的，是可完全由主观来决定的，是想那

    样就能那样的。进言之，“寒门出孝子”是底层人家的父母极其现实的而且也是极

    人性化的诉求——文艺家关注到了这种底层诉求，一代又一代、一个历史时期又一

    个历史时期地通过文学或戏剧予以满足，并且有意使之在底层社会形成重要的亲情

    伦理。其伦理基础是符合人心取向的，用民间劝人的话语来说往往如此：“生活已

    是这般贫穷，父母已是这般不易，你作为儿子，有什么理由不孝啊!”

    事实也是，民间的长辈，确乎一代又一代、一个历史时期又一个历史时期地对

    寒门的不孝之子进行几乎百千年来未变的台词式的教诲。

    文艺的影响功能如民间教诲，久而久之，“寒门出孝子”这一底层愿望，演变

    成了“自古寒门出孝子”这一仿佛的规律。

    是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愿望。

    寒门肯定出孝子吗？

    未必。

    豪门富家之子定然不孝吗？也未必。

    既然都未必，为什么“自古寒门出孝子”会在底层民间口口相传呢？

    非他，底层民间尤其需要此种亲情伦理的慰藉，正如真的牧羊女更需要白马王

    子爱上了牧羊女的童话——公主和格格们才不听不看那一类童话。

    “自古寒门出孝子”之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分明的，很理想主义，却属于有益

    无害的那一种理想主义。

    而所谓“自古寒门出贵子”之说，却是一种伪说，并且有害无益。

    首先，何为“贵子”呢？

    不论在中国的古代还是外国的古代，“贵子”一向专指成为权力显赫的达官的

    儿子们。特别是在中国的古代，纵然谁家儿子已成了富商，那也照样算不上所

    谓“贵子”，所以他们往往要花钱捐个红顶子戴。也就是说，马云如果是古代人，他如果不花钱捐红顶子戴，那么他究竟算不算贵子，恐怕是有争议的。

    “贵子”二字在中国，一向是官本位下产生的专用词。它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之

    子，它是指“之子”自己成了公侯将相，起码是中了进士成了部或部以上的大官。

    当下之中国，毕竟已是进入了现代历史时期的国家；那么，就连成了大老板的

    儿子们也算在“贵子”之列吧。

    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官当到多大我们虽然已给出了比较能达成共识的结论，但

    老板要做到多大才约等于“贵子”呢？

    而我认为“自古寒门出贵子”是一种当代中国人的伪说的理由更在于——无须

    统计也可以肯定，此前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历史时期的任何一部书中，都断

    不会出现那样一句话。

    因为它违背常识，不符合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是对个别例子的似乎的规律

    说。

    但“寒门出贵子”五个字，不但在书中、在戏剧中，在民间语境中却也都是老生常谈了。

    一种对个别例子的老生常谈的现象说。是的，仅仅是现象说，绝非规律说。

    还以“侠女”为例，顾生虽是孝子，却命中注定寿薄，二十八岁就死了。但他

    与侠女之子却十八岁中进士，当大官是不成问题的，正所谓父仅孝子，未成贵子；

    子成贵孙，“犹奉祖母以终老”。

    然而终究是故事。

    却也不仅仅是故事——在古代，“寒门出贵子”的例子是有的：一靠“造

    反”，或曰“起义”，多是活不下去走投无路的农民及子弟。“起义”是近代史学

    词，以给予正面的评价。这是豁出性命之事，成功者如朱元璋。二靠科举。科举一

    举两得，既缓解了造反冲动，也为朝廷选拔了人才。但若以为有很多寒门之子靠科

    举成了“贵子”，实在是大误会。自宋以降，科举渐成国策，然真的寒门之子通过

    此管道而成“贵子”者，往多了说也就千万之一二而已。

    寒门之子往往输在科举的起跑线上——凿壁偷光、聚萤为烛与有名师启蒙的豪

    门子拼知识，虽头悬梁、锥刺股，也总是会功亏一篑的。

    项羽偶见秦始皇出行的阵仗，想：“吾可取而代之。”

    在他的意识中，“贵”至高峰莫过于称帝。

    陈胜“造反”之前亦发天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为了统一“造反”意志，他曾对铁杆弟兄们信誓旦旦地说：“苟富贵，勿相

    忘。”

    在他们的意识中，人生倘不富贵，便太对不起生命了。何为贵？做一把王侯将

    相耳!

    贵族之子项羽也罢，寒门之子陈胜也罢，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对好的人生也只

    能有那一种水平的认识。

    现代社会的现代性也在于如此两点——消除“寒门”现象；在好人生的理解方面，给人以比项羽比陈胜们广泛得多的选择。

    由是，我对今日之中国，忽一下那么多人特别是青年哀叹“寒门何以再难出贵

    子”，便生出大的困惑来。

    依我想来，现在中国即或仍有“寒门”人家，估计也是少的。但贫穷人家仍不

    少。那么，“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可以换成“底层人家何以再难出贵子”来

    说。

    我的第一个大困惑是——在今日之中国，彼们认为，何谓“贵子”？

    若仍认为只有做了大大的官，大大的老板方可言之为“贵子”，那么这一种意

    识，与项羽与陈胜们有什么区别呢？是否直接将好人生仅仅与陈胜们所言的“富

    贵”画了等号呢？

    具体来说吧，倘数名曾经的寒门之子，至中年后，分别成部级干部、大学校长

    或书记(普遍也是局级干部)、大学教授、优秀的中学校长、中学特级教师、技高

    业专的高等技术工人、好医生、歌唱者(虽非明星大腕，但喜欢唱且能以唱自食其

    力，而且生活得还较快乐)……不一而足。

    在他们中，谁为“贵”？

    部长者？

    大学校长或书记次之？

    教授们无官职，大约不在“贵”之列啰？

    其他诸从业者呢？既非“贵”其人生便平庸了没出息了吗？

    若如此认为，岂不是很腐朽的一种人生认识论吗？岂不是正合了这样的逻辑吗

    ——官本位，我所排斥也；但当大官嘛，我心孜孜以求也!

    我的第二个大困惑是——现代之社会，为知识化了的人提供了千般百种的有可

    能实现梦想的职业，即或是底层人家之子吧，何必眼中只有当大官一条路？我的人际接触面告诉我，在大学中，成为教授的底层人家的儿女多得是!在文

    艺界体育界活得很精彩的底层人家的儿女也多得是!在当下的县长县委书记中，工

    农的儿子也多得是!几乎在各行各业，都有底层人家的优秀儿女表现杰出甚而非

    凡，若以项羽、陈胜们的人生观来评论，他们便都不是底层人家的“贵子”啰？

    怎么地，中国反封建反了一个多世纪了，封建到家了的关于人生的思想，居然

    还如此地能蛊惑人心并深入人心吗？

    所以我认为，比之于“自古寒门出孝子”，哀叹“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实

    在是使拒绝封建思想的人心寒的现象。

    而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动机倒不是出于批判；恰恰相反，而是想拨乱反正，纠正某些人的误解。

    我觉得，中国之现实存在着如下三个特色——

    官本位依然本位着；

    官本位观念确已发生动摇，渐趋式微；

    底层人家的子弟通向官场的通道梗阻仍多。

    底层人家有不少子弟，仍十分向往为官，并且很可能是要以做“大公仆”为己

    任的，我们姑且这么认为；

    为他们清除梗阻，使他们实现其志的过程顺畅些——这也体现着一种社会进

    步。

    我想，这也许才是提出“寒门何以再难出贵子”这一话题的人的本意。

    那么，这话题其实与龚自珍那“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异

    曲同工。

    而往直白了说，其实是这么一种意思——

    我乃底层人家之子，我的人生志向是当大官。这是我最强烈的人生志向，我矢志不渝，并且自信能当得很好!中国，为什么我这样的人当大官难而又难，难于上

    青天？而奥巴马和普京，出身也和我差不多，却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当上总统？敢问

    我的路在何方……

    如此说来，便明白多了。我也就没了困惑，虽然仍会想，何必呢？但能十二分

    地理解。

    只不过，对于这样的人，在当下之中国，我是无法安慰的。

    2016年7月30日

    《苹果树下》与“广告扶贫”

    我对“精准扶贫”的国策举双手赞同。

    我认为中国之商企界，若有心也为“精准扶贫”尽一份力，其实很可以转变观

    念，从此开始尝试“广告扶贫”。

    中国之国企和民企每年的广告费是一个天文数字，每年基本上由广告制作商和

    诸类明星代言人收入囊中。

    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自己制作广告，广告目的由广告商代为实现乃必由之路。但

    企业可以对广告商提出可行性要求，而我所言之“广告扶贫”，则可部分地达到目

    的。

    我这一想法是因为看了央视纪实频道播出的《苹果树下》而产生的——非央视

    制作之节目，而是大连电视台的作品(在此向大连电视台此纪实片的制作团队致

    敬)——该纪录片讲述的是大连瓦房店东马石村胡万增夫妇和他们的难以自食其力

    的儿女以及他们一家四口与赖以为生的三百多棵苹果树的真实故事。

    胡万增夫妇都是年近五十的人了，他们的“苹果树人生”使我对苹果从此产生

    了对圣果般的不寻常心理。我牙不好，不爱吃苹果，但后来每见苹果，立刻便会联

    想到胡万增一家四口；仿佛苹果便约等于胡万增这个名字，胡万增便约等于苹果

    了。正是这一种广告般的纪录片效果，使我产生了“广告扶贫”的想法。

    通过《苹果树下》的介绍，胡万增夫妇可以成为广告形象代言人吗？

    我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可以。

    但——他们能出现在哪些产品的广告中呢？

    这是个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绝大多数产品的广告中都不适合出现他们夫妇的形象，甚至连苹果广告

    本身也不适合。比如山东任何一地的苹果，肯定并不愿在包装箱上出现大连果农胡

    万增的形象和他的名字，别的地方的苹果包装箱上肯定也不愿那样。

    但如果由他们夫妇为苹果酱、苹果饮料做广告会如何？

    我想是苹果加工企业及广告商可以尝试的。

    我坚决不认为，在广告的效果方面，唯“小鲜肉”与当红明星永是万应灵丹。

    如果认为广告学是一门学问，那么此门学问的真谛恰恰在于，倘智慧性地出新一

    下，连动物的广告效应往往都足以与诸类明星们一比高下，而想象之动物如米老

    鼠、唐老鸭、加菲猫、狮子王的广告影响力，在欧洲曾使明星们望尘莫及。

    就我本人的感觉而言，从电视里看了太多的明星广告，已每每使我对电视也产

    生了厌烦。

    我是太希望中国的电视广告能出一下新了。

    比如肥皂、洗衣粉、一般价格的洗发液、厨房去污剂，就不见得非明星们来做

    不可；由胡万增们来做，不但未尝不可，效果也许还会更好一些。

    广告收入又快又多又容易——这会不会彻底改变了胡万增们的当下生活轨道

    呢？

    毕竟，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他们一家的生活借助做广告这件事有所提

    高——住上了好些大些的房子，有了机动车，日常生活的家电水平丰富了，收成不好的年头也不必太为生计所忧了。却不愿看到另一种结果——他们有了经济人，果

    园也荒弃了，一心巴望持续不断地接广告。因为我们都十分清楚，那是不可持续

    的。对明星和“小鲜肉”们也不可持续，更别说对他们了。如果做广告这一件事使

    他们的生活向后一种轨道改变了，那么岂不是等于使他们误入歧途害了他们吗？

    而如果机会降临，他们清醒地知道那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两次幸运而已，则无论对他们还是对中国的广告业之突破思维定式，都无疑是好事。

    他们的广告费肯定不会像明星们的广告费那样高得令人咂舌。

    若他们居然愿从广告收入中分出几分之一，捐助给某些生活与他们同样艰难，他们以前很想帮助而无力周济的人家，那么我认为，他们真是心灵伟大得很、高尚

    得很、可敬得很。即使周济的是比他们生活更难的穷亲戚，那也同样是极其可敬

    的。并且，为明星们也树立了榜样。

    由胡万增一家想到，中国有不少植树楷模，我不止一次从电视中看到过他们可

    敬的事迹和他们所做的公益性广告。

    公益性广告是免费的。

    但企业和广告商们，为什么眼睛非盯着明星不可呢？请他们来做有偿广告真的

    注定会是“白烧钱”的事吗？

    我看未必。

    民企不愿尝试，国企为什么就不能带带这个头呢？

    凡事总得有人带头。

    广而论之，国企也罢，民企也罢，民间个体工匠也罢，一切普通劳动者中不但

    在工作岗位上表现优秀而且生活困窘的人(实际情况是，确有不少那样的人荣誉加

    身却过着值得同情的日子)；一切为一方水土、一处乡村甚或仅仅是为自己的家庭

    辛劳不止且事迹感动我们的人——我认为都可以成为有偿广告人。

    电视台的综艺歌唱大赛节目既然能为街头歌者提供平台，使他们的人生有所改

    变，广告业当然也可以帮助那些我们希望他们获得一些社会帮助的人。而他们在获得了帮助之后倘也能从收益中分出一部分帮助同样需要帮助的人，则等于中国之广告业也为中国之扶贫尽了一份有创意的贡献。

    中国之广告资金流确乎是巨数，据说每年至少近千亿，即使仅有百分之一

    二“流”向胡万增们，再经他们“流”向更多的需要社会关爱的家庭，总比

    只“流”向不差钱的明星们的口袋里多了点儿广告效应之外的社会意义。

    我不认为明星们会来气。若果如我所言，明星们肯定也会乐见其事。甚至，可

    能有些明星会以样学样，愿从自己的广告收益中分出一两成，实现个人名义的“广

    告慈善”。我觉得他们中一些人是有慈善心的，只不过不晓得通过何种可信赖的方

    式实现为好。

    自然，有两个问题是必须面对的：

    一曰契约精神；

    二曰心理考验。

    契约精神有合同限制着，好办点儿。

    心理障碍就不怎么容易克服了——许许多多本有助人为乐之情怀的我们的同

    胞，每一想到某些“家族利益集团”以特权所谋之巨额财富富可抵省(如今之中国

    经济基础十分雄厚了，个人财富富可敌国已是妄想，但抵一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年

    财政收入几乎成为事实)，而且如民间所言，仿佛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财富基本转移向国外，拔一毛可利天下亦绝不为——于是，自己的慈善心极受破

    坏。

    “妈妈的，他们全那样，我又何必这样!”——凡人要克服此种心理障碍，委

    实非易事。

    这乃是导致几乎整个中国社会种种心理失衡现象的“死结”般的可恶现实，因

    而每使不少好的想法好的愿望如冰块上吹火绒，能吹出几缕烟已不错了，真的生成

    一堆火谈何容易!

    故，我这一篇文字，估计也就是自说自话，文字的行为艺术而已……2016年8月15日于北京

    论“吸血鬼”策略

    在《夜访吸血鬼》这一部美国电影中，有如下情节：

    外表帅气、儒雅、举止斯文，然而冷酷无情，咬死人没商量的老牌吸血鬼，在

    一个少女吸血鬼面前流露了内心的恐惧——阳光对他们即意味着死亡，而且他们人

    数太少，已快绝种，他们既靠吸人血而活其实便是挑战全人类。一旦有许多人类认

    清了他们吸血鬼的真面目，他们也将在劫难逃……

    那少女吸血鬼和他一样，外表看起来天真无邪，极有教养，像个十足的贵族之

    家的乖乖女，却同样也是咬死人没商量的。她有时咬死人并非由于饥渴难耐，急需

    喝人血，而仅仅由于任性，是完全本能之反应，所谓一时兴起。当特别喜欢她的胖

    胖的年龄可以当她祖母的女裁缝为她量体裁衣时，仅仅因为女裁缝的脖子引起了她

    下口的冲动，如同笼中之鸟引起了宠物猫破笼而吃的冲动那样——结果她也将女裁

    缝咬死了。一秒钟前还欢颜相向，一秒钟后她就凶相毕露了。

    正是如此这般一个少女吸血鬼，向老牌吸血鬼贡献了她深思熟虑的思想：“我

    们应该改变策略，从今往后，不仅仅是咬死他们，而是将他们变得和我们一样，那

    样我们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

    吸血鬼咬人，大抵是将人血喝光拉倒。那时，人就死了。但吸血鬼若改变一下

    策略，不将人血一饮而光，在人奄奄一息时，也将自己的血让人饮下几口，于是一

    个新的吸血鬼就诞生了，吸血鬼家族就因此有了新成员。长此以往，家族就壮大

    了。

    世上断无真的吸血鬼，也便断无什么吸血鬼家族。“吸血鬼”三个字常被用以

    比喻剥削之狠、压榨之狠。美国华尔街纠集了一批老牌“吸血鬼”，不但靠玩金融

    把戏剥削本国人，也剥削别国财富。并且，压榨“马仔”们。什么都没创造，年薪

    却巨高。连美国人自己都看不下眼去，一再通过媒体予以揭露，小说、戏剧、电

    影、电视剧也每以他们的勾当为题材予以形象化的抨击。

    比如最近的一部美国电影之内容便是如此——金融风暴即将来临，一家超大的金融公司囤积了十几只股票，尚未来得及炒卖出去。怎么办呢？七八个小时内若不

    清仓，一干高管的饭碗就砸了。于是彼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做出断臂决定，强迫

    员工强力推销，完成定额者可获一百几十万美元的奖金。

    有些台词极其耐人寻味：

    “都是些垃圾，我们这样做是否太不道德了？”

    “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吗？对于财迷心窍的人有必要讲道德吗？”

    “可是，卖给谁呢？”

    “有卖必有买，卖给一切肯买的人，包括你母亲!”

    而总裁对下属的能力的评定一向是以下三条——动作快、够聪明、会骗。

    他们成功地保住了吸金饭碗，大批员工“苦战”了几小时后失业。

    对于“吸血鬼”们的此种行径，人类社会已有足够充足的认识。

    但是，对于“将他们变得和我们一样”这种“吸血鬼”策略，许多人却是缺乏

    思考的。

    “吸血鬼”策略自然也是人类之策略。此一策略现象，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比

    比皆是。

    就以《水浒传》中的林冲为例吧，火烧草料场后，被逼上梁山。当时梁山的一

    把手王伦，命他下山随便杀一个人，以证其落草之意决矣。

    杀人，对于林冲也不是头一遭了。但随便杀一个人，却会使他有罪过感。

    这是和王伦们不一样的。

    王伦们要使林冲变成和他们一样杀人不眨眼，不必考虑被杀者无辜不无辜。

    而这是王伦们主政梁山时的规矩。这一规矩的实质是——全体同伙，必须是“一样的人”。谁还与同伙有不一样

    的地方，对于同伙是不安全的。像林冲这样武艺高强的人尤其得按规矩办，否则会

    使同伙更加疑虑。

    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有如下情节——某小镇的一些居民观看了

    一场戏剧演出，主角是“一位落难伯爵”，同时也是“表演艺术大师”。既而观看

    者们都觉大上其当，认为所谓演出根本就是骗钱的低俗胡闹。

    但他们不想说出真相，因为他们不是居民的全部，只是第一批观看者，少数。

    “必须让所有的人都与我们一样，否则我们会成为被耻笑的对象!”

    彼们皆如是想，于是都说演出水平高极了，于是小镇居民一批接一批全部都上

    当了。基于同样想法，一个不少地都很二，似乎也就谁都不二了。

    《皇帝的新装》，“指鹿为马”这一成语，揭示的都是“将他们变得和我们一

    样”的策略真相。

    “冷战”时期，世界分成了姓“社”和姓“资”两大阵营，每一阵营都力图更

    多的国家变得和自己阵营中的诸国一样——如果情况反了过来，整个阵营都会紧张

    不安。

    “将他们变得和我们一样”——此种策略或缘于救助愿望，或缘于心理恐慌。

    在中国，“精准扶贫”缘于救助愿望；“一窝腐败”缘于心理恐慌，是“吸血

    鬼”策略的中国式“发扬光大”。

    判断“将他们变得和我们一样”究竟是缘于好的目的还是坏的动机并不难，看

    企图将别人变得和自己一样的人的言行是否一致即可。如果某些人说一套做一套，满嘴“大公无私”，背地里贪得无厌——那么，正派的人就绝不要被变得和他们一

    样。

    “将他们变得和我们一样”——在现实社会中，彼们赖以改变别人的法宝，往

    往体现为方法上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思想、心理、情绪、道德观念的同化。

    我是一个悦然于被好的思想、心理、情绪、道德观念所同化的人；我认为被同化并不可耻。倘现实生活中有一位米里艾主教，我真的特别愿意像冉·阿让那样被他

    同化，并会觉得幸运，感激他。

    但雪亮的人民群众的眼睛，经常帮我这种很容易轻信的人洞察到——在一件件

    教袍下，更多的是福娄洛教士那种虚伪的灵魂。

    故我意识到，恪守“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对自己尤为重要。否则，我的

    智商便会比加西莫多的智商还低。

    精神赖思想而自由；

    思想携精神乃独立。

    倘不多读些书，人只不过会受一己之本能经验的左右变得狡猾和市侩而已。实

    际上，也是被看不见的人变得和他们一样了……

    2016年7月31日

    千年病灶：撼山易，撼奴性难

    “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谈及此，人们首先想

    到的是鲁迅。其实不惟鲁迅，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叹息无奈者有

    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启

    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

    厉言：凡1919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年后出生者应生!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

    根性耳。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适也

    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子，不忍对

    同胞批评过苛，一主张默默地思想启蒙，加以改造；一主张实行教育救国、教育强

    国，培养优秀的新国人种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表达了他的希望：培养具

    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新国人这一教育思想证明了他的希望。

    就连闻一多也看到了国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国外修的

    是“优生学”，致信给他，言及中国人缺乏优生意识。闻一多复信曰：“倘你借了

    西方的理论，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我将想办法买手枪。你甫一回国，我亲手打死你。”

    但他也写过《死水》一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这样的诗句，显然也是一种国状及国民劣根性的诗性呈现。闻一多从国外一回

    到上海，时逢“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愤地写下了《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为什么他又认为不是了呢？有了在国外的见识，对比中国，大约倍感国民精神

    状态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对国家形象及国民精神状态的不认可也。

    那时中国人被外国人鄙视为“东亚病夫”，而我们自喻是“东亚睡狮”。狮本

    该是威猛的，但那时的我们却仿佛被打了***，永远睡将下去，于是类乎懒猫。

    清末以前，中国思想先贤们是论过国民性的，但即使论到其劣，也是从普遍的

    人类弱点劣点去论，并不仅仅认为只有中国人身上才表现的。那么，我们现在接触

    到了第一个问题——某些劣根性，仅仅是中国人天生固有的吗？我的回答是：否。

    人类不能像培育骏马和良犬那样去优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点和弱点是人类普

    遍固有的。而某些劣点又仅仅是人类才有的，连动物也没有，如贪婪、忘恩负义、陷害、虚荣、伪善等。故，万不可就人类普遍的弱点、缺点、劣点来指摘中国人。

    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国家的人们较普遍地具有某一种

    劣性。比如西方欧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持续时间长，便有一种列强劣性，这一种

    劣性的最丑恶记录是贩奴活动、种族歧视。当然，这是他们的历史表现。

    于是我们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中国人曾经的劣根性主要是什么？我强调曾

    经，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与“五四”以前大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在当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现是奴性，“五四”知识分子深恶痛绝的也

    是奴性。

    那么，当年中国人的奴性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要循中国的历史来追溯。

    世界上没有人曾经撰文批判大唐时期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的史籍中也无记

    载。唐诗在精神上是豪迈的，气质上是浪漫的，格调上是庄重的，可供我们对唐人

    的国民性形成总印象。唐诗的以上品质，从宋朝早期的诗词中亦可见到继承，如苏

    轼、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诗词。

    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词开始出现颓废、无聊、无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怜。明明是

    大男人，写起词来，却偏如小媳妇。这一文学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伤心泪、相思

    情、无限愁、莫名苦、琐碎忧这些词汇，是宋词中最常出现的。今天的中文学子

    们，如果爱诗词的，男生偏爱唐诗，女生偏爱宋词。唐诗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怀，女生则偏爱宋词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

    为什么唐诗之气质到了宋词后期变成那样了呢？

    因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灭。现在打开宋词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

    《宴山亭》：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浓，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凄凉院落，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

    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做梦都想回到大宋王宫，最终死于囚地，这很可怜。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朝代兴旺更替，亦属历史常事。但一个朝代被

    另一种迥异的文化所灭，却是另外一回事。北宋又没被全灭，一部分朝臣子民逃往

    长江以南，建立了“南宋”，史称“小朝廷”。由“大宋”而小，而苟存，这不能

    不成为南宋人心口的疼。拿破仑被俘并死于海上荒岛，当时的法国人心口也疼。兹

    事体对“那一国人”都是伤与耻。

    故这一时期的宋词，没法豪迈得起来了，只有悲句与哀句了。南宋人从士到

    民，无不担忧一件事——亡的命运哪一天落在南宋？人们毫无安全感，怎么能豪迈

    得起来、浪漫得起来呢？故当年连李清照亦有词句曰：“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

    东。”

    后来南宋果然也亡了，这一次亡它的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将统治下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北

    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特指那些早已长期在金统治之下的长城以北的汉

    族人；第四等是“南人”，灭了南宋以后所统治的汉人。

    并且，元朝取消了科举，这就断了前朝遗民跻身官僚阶层的想头——我们都知

    道，服官政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同时又实行了“驱口制”，即规定南宋俘虏及

    家属世代为元官吏之奴，可买卖，可互赠，可处死。还实行了“匠户制”，使几百

    万工匠成为“匠户”，其实便是做技工的匠奴。对于南宋官员，实行“诛捕之

    法”，抓到便杀，迫使他们逃入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南宋知识分子惧怕也遭“诛

    捕”，大抵只有遁世。

    于是汉民族的诗性全没了，想不为奴亦不可能。集体的奴性，由此开始。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今天读马致远的这一首诗，以为诗人表达的仅仅是旅人思乡，而对他当时

    的内心悲情，实属缺乏理解。当年民间有唱：

    说中华，道中华，中华本是好地方，自从来了元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元朝享国九十二年，以后是明朝。明朝二百七十年，经历了由初定到中兴到衰

    亡的自然规律。“初定”要靠“专制”，不专制不足以初定。明朝大兴“文字

    狱”，一首诗倘看着不顺眼，是很可能被满门抄斩的。二百七十年后，明朝因腐败

    也亡了。

    于是清朝建立，统治了中国二百七十六年。

    世界上有此种经历的国家是不多的，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历史经历，使国人

    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谓顺生逆亡。旷日持久，奴成

    心性。谭嗣同不惜以死来震撼那奴性，然撼山易，撼奴性难。鲁迅正是哀怒于这一

    种难，郁闷中写出了《药》。

    故，清朝一崩，知识分子通力来批判“国民劣根性”，他们是看得准的，所开

    的医治国民劣根性的药方也是对的。只不过有人的药方温些，有人的药方猛些。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与批判国民劣根性有一

    定关系。那批判无疑令中国人的灵魂疼过，那疼之后是抛了奴性的勇。综上所述，我认为，今日之中国人，绝非是梁启超、鲁迅们当年所满眼望到的

    那类奴性成自然的、浑噩冷漠乃至麻木的同胞了。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了前所未

    有的变化。“国民”只不过是“民”。普遍之中国人正在增长着维权意识，由一般

    概念的“民”而转变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这样的事在从前不能

    说没有。《杨三姐告状》，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门。但是现在，从前被视为草民们

    的底层人、农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见惯，奴性分明已成为中国人过去时的印

    记。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来的青年工人跳楼事件。他们多是农家

    子女。他们的父母辈遇到想不开的事尚且并不轻易寻死，他们应比他们的父母更理

    性。但相反，他们却比他们的父母辈脆弱多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虽为农家儿

    女，其实自小也是娇生惯养。尤其是独生子女的他们，像城里人家的独生子女一

    样，也是“宝”。与从前的农家儿女相比，他们其实没怎么干过农活的。他们的跳

    楼，也可说是“娇”的扭曲表现。还有一点那就是——若他们置身于一种循环往复

    的秩序中，而“秩序”对他们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较周到的人文关怀的话，那

    么，他们或者渐渐地要求自己适应那秩序，全无要求改变那秩序的主动意识，于是

    身上又表现出类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种极端，企图以死一了百

    了。

    要使两三亿之多的打工的农家子女成为有诉求而又有理性，有个体权益意识而

    又有集体权益意识，必要时能够做出维权行动反应而又善于正当行动的青年公民，全社会任重而道远。

    自从网络普及，中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意识极大地表现了出来。尤其事关公

    平、道义、社会同情之时，中国人这方面的参与热忱、激情，绝对不亚于当今别国

    之人。但是也应看到，在网络表态中，嘻哈油滑的言论颇多。可以认为那是幽默。

    对于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时也确实比明明白白地表达立场更高明，有时甚至更具有

    表达艺术。而有些事，除了幽他一大默，或干脆“调戏”一番，几乎也不知再说什

    么好。

    但我个人认为，网络作为公众表达公民社会诉求和意见的平台，就好比从前农

    村的乡场，既是开会的地方，也是娱乐的地方。从前的中国农民在这方面分得很

    清，娱乐时尽管在乡场搞笑，开会时便像开会的样子。倘开会时也搞笑，使严肃郑重之事亦接近着娱乐了，那么渐渐地，乡场存在的意义，就会变得只不过是娱乐之

    所了。

    亲爱的诸位，最后我要强调时间是分母，历史是分子。时间离现实越远，历史

    影响现实的“值”越小，最终不再影响现实，只不过纯粹成了“记事”。此时人类

    对历史的要求也只不过是真实、公正的认知价值；若反过来，视历史为分母，人类

    就难免被历史异化，背上历史包袱，成为历史的心理奴隶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日战争不仅千锤百炼了汉民族，使我们这个民族浴

    火重生、凤凰涅槃，也千锤百炼了汉族与蒙、满、回、朝、维等多个民族之间的关

    系。这一种关系也凤凰涅槃了。可以这样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各民族之间空

    前团结了。古代的历史，使汉民族那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那样。近代

    的历史，使汉民族这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这样。

    影响现实的，是离现实最近的史。

    离中国现实最近的是中国的近代悲情惨状史，中国人心理上仍打着这一种史的

    深深烙印，每以极敏感极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行表现之。解读当代中国人的“国民

    性”更应从此点出发，而不能照搬鲁迅们那个时代总结的特征。

    培养一个“贵族”是容易的

    “培养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的教养。”——众所周知，这是巴尔扎克的名

    言。

    我想，一个人是不是贵族，或者像不像贵族，至少有一条标准——那就是看他

    或她的言谈举止、待人处世是否达到了所谓“贵族”的风范。比如是否斯文，做派

    是否优雅，是否深谙“上流社会”的礼仪要求，等等。

    巴尔扎克的名言曾被我们中国人广泛引用。原因是“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

    来”了。他们行有名车代步，止有靓女相陪，大小官员常是他们的座上客，这个星

    那个星常是他们的至爱亲朋。他们每每出手阔绰，一掷万金、几万金、十几万金，以搏奢斗豪为乐为荣，因而便都俨然贵族起来了似的。而有些人则指责他们还算不

    上真正的贵族，所持的根据就是巴尔扎克的名言。我也引用过巴尔扎克的名言。但是现在我不太相信“巴先生”此名言的正确性

    了。

    《百万英镑》这部电影，就具体、形象、生动地颠覆了“巴先生”的名言。一

    个落魄到走投无路的青年，一旦拥有了百万英镑，不是在很短的日子里，便顺理成

    章、自然而然地完成了由一个穷光蛋嬗变为一位贵族的过程了吗？

    美国还有一部电影《不公平的游戏》，讲的是两位老资本家百无聊赖的情况下

    打了一次十美元的赌——一个要使一名怎么也谋不到职业、整日流浪街头乞讨的黑

    人青年迅速成为大亨，从里到外贵族起来；一个要使一位踌躇满志，不久将成为自

    己乘龙快婿的“准贵族”白人青年，从贵族的高门槛外一个跟头跌到贫民窟去。结

    果两位老资本家都不费吹灰之力地达到了他们之目的。

    至于什么风度啦、礼仪常识啦、言谈举止啦，那都是完全可以在人指导下“速

    成”的，绝不比一个厨子的“速成”期长。

    反正两部电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信不信由你。

    别说贵族了，国王也是可以“速成”的。

    还有一部外国影片似乎叫《金头盔》，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王后生了双胞

    胎，由于某些大臣们的野心暗中起作用，将本该按老国王遗嘱继承王位的哥哥从小

    送出了王宫，沦为穷乡村里的贫儿，使弟弟成功地篡了位。二十几年后，另一些大

    臣出于同样的权势野心，将哥哥寻找到了，暗中加紧“培训”。当然是按国王的言

    谈举止、风度和威仪进行“培训”的。“速成”之后，绑架国王，取而代之。弟弟

    从此由王而囚，并被戴上了金头盔至死……

    可见，“巴先生”的名言，的确是不足信的。

    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出身于平民。按说，他的儿子该是平民的孙子。可其毫无平

    民情感，在历史上是臭名昭著的。他在宫廷里自小就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可一

    世。

    有次他因对其父王无礼，遭居鲁士训斥。居鲁士说：“从前我跟我父亲讲话，绝不像你现在跟我讲话的样子。”

    小居鲁士仰脸叉腰地说：“你只是平民的儿子，而我，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咱们两个是可以相比的吗？”

    老居鲁士非但未怒，反而异常高兴，将儿子搂在怀中，连连夸奖：“说得有

    理，说得有理，果然不愧是居鲁士大帝的儿子!”

    一位大帝的儿子，是多么容易否认自己也是平民的孙子啊!对平民阶级，又是

    多么自然而然地就予以轻蔑了啊!哪里需要三代之久才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呢？

    扫视我们的生活，谁都不难发现——中国正“速成”地派生着一茬又一茬的大

    小“贵族”。长则十几年内，短则几年内，再短甚至一年内，几个月内，几天内，一些原本朴朴实实的老百姓的孙儿孙女，就摇身一变，成为“大款”“富豪”，起

    码是什么“老板”的公子或千金了。这一种变当然也是好事。总比他们永远是老百

    姓的孙儿孙女甚至不幸沦为贫儿妓女要好。但遗憾的是，他们一旦“贵族”起来，在风度、礼仪、言谈举止方面，反而变得越发地缺少甚至没有教养。变得像些个小

    居鲁士一样。而他们的成了“大款”“富豪”或“老板”的父辈，也那么自然而然

    地便忘了自己其实是——可能不久前仍是老百姓的儿子。他们对他们自己像小居鲁

    士一样骄横跋扈、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专善比阔比奢的儿子，又往往是那么地沾

    沾自喜。

    这样的些个“速成”起来的中国“贵族”，对平民百姓的轻蔑，毫无感情、毫

    无体恤、毫无慈悲，据我所知，据我看来，是比巴尔扎克笔下的某些贵族人物对平

    民百姓的恶劣的“阶级立场”尤甚的……

    所以中国有话道是“千好万好，不如有个好爸”。所以当代中国人一般只

    比“爸”而不怎么比“爷”。因为一比祖父，现今的许多达官新贵、才子精英、文

    人学士、名媛淑女，则也许统统都只不过是农民的孙儿孙女了。所以，巴尔扎克的

    名言，放之于中国而不准也。培养一个劣等贵族是极容易的!……

    当怀才不遇者遭遇暴发户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前几年抓住了某种人生机遇，当上了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公司奇迹般地发展壮大，于是本人也成了一个令别人羡煞的人物——

    家庭富丽堂皇，豪华轿车代步，三天两头出国一次。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非“五

    星”级宾馆是不屑于住的。于是几乎在一切人前颐指气使，常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还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人。每每嗟叹错过了某些人

    生机遇，满肚子的愤世不平。当然，他顶瞧不起的，是我那当上了董事长的同学，又瞧不起又羡煞。其实他很有心攀附于对方，可对方似曾暗示他——攀附也是白攀

    附，绝不会因此而给他什么好处。于是他心里只剩下了瞧不起，又瞧不起又嫉恨。

    实事求是地说，当了董事长的同学，确有许多“暴发者”的劣迹。而又瞧不起

    他又嫉恨他的同学，渐渐地便将收集他的种种劣迹，当成了自己的一件很重要、很

    主要、很正经的事。收集自然是为了宣扬，宣扬自然是为了搞臭对方。虽然人微言

    轻，势单力薄，并不能达到搞臭之目的，但讽之谤之，总是一种宣泄，总是一种快

    感，心里也多少获得些许暂时的平衡，仿佛连世界在这一时刻，都暂时变得公正了

    些。

    几年来，一方在不断地发达，一方在不断地攻讦。一方根本不把另一方的存在

    当成一回事儿，另一方却把对方的存在当成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似的，总盼着某一天

    看到对方彻底垮台……其实对方总有一天要垮台，乃是许许多多的人早已预见到了

    的。

    果不其然，当董事长的那一位东窗事发，一变而为“严打”对象，仓仓促促地

    逃亡国外了。其家人亲眷、三朋四友，不是成了“阶下囚”，便是成了“网中

    人”。他那一个偌大的公司，当然也就垮得更彻底。

    此后我又见到了那个“怀才不遇”的同学。

    我问他：“今后，你心情该舒畅些了吧？”

    他却郁郁地说：“有什么可舒畅的？”

    我说：“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终于彻底垮了，你的心情还有什么不舒畅

    的？”

    他苦笑一下，说：“高兴是高兴了几天，可是……”嗫嗫嚅嚅，分明有许多难言隐衷。

    我问：“可是什么啊？讲出来，别闷在心里嘛!”

    他吞吐片刻，说出的一句话是：“可是我他妈的还是我啊!眼瞅着快往五十奔

    了，才混到一个副科级，这世道太黑暗了!”

    我望着他，竟不知怎样安慰。

    他任的是一个闲职，没什么权力，自然也没什么责任，却有的是时间，无所谓

    上班，经常在单位四方八面地打电话，怂恿熟悉的人们“撮一顿”。只要有人埋

    单，不管在多远的地方，不管是在什么街角旮旯的饭馆，不管相聚的是些什么人，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蹬辆破自行车，总是要赶去的。每次必醉。以前，吃喝着的

    同时，还可以骂骂我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醉了还可以骂骂这社会。而我那个当董

    事长的同学逃亡国外以后，在国内连一个可供他骂骂出气的具体人物也没有了。倘

    偏要继续骂，听者觉得无聊，自己也觉得怪索然的。醉了骂这社会呢，又似乎骂不

    出多少道理了。倘说社会先前不公，皆因将他压根儿瞧不起的一个小子抬举成了什

    么董事长的话，社会不是已然彻底收回对那个小子的宠爱，很令他解恨地惩罚那个

    小子了吗？倘要求社会也让他当上一位什么董事长才显得更公正的话，他又分明地

    没多少“硬性”理由可摆，说不出口。于是呢，诅咒失去了具体之目标，嫉恨失去

    了具体之目标，仇视也失去了具体之目标。须知原先的他，几乎是将诅咒、嫉恨、收集一个具体之人的劣迹并广为传播当成自己生活的重要的主要的意义的。现在他

    似乎反倒觉得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意义，很缺少目的性了，反倒觉得活得更无聊、更

    空虚、更失意了。话说得少了，酒却喝得更多了，于是更常醉醺醺的了，人也更无

    精打采、更自卑、更颓废了……

    同学们认为他这样子长此下去是不行的，都劝他应该想想自己还能做什么，还

    能做好什么，还能怎样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个人价值。可他，其实大事做不来，小事

    又不愿做。于是呢，也便没有什么大的机遇向他招手微笑，小的机遇又一次次被他

    眼睁睁地从自己身旁错过……

    后来听说他病了，去医院检查了几次，没查出什么了不得的病，但又确实是在

    病着。有经常见到他的同学跟我说，一副活不了多久的老病号的恹恹苟活的样子……再后来我回哈尔滨市，众同学聚首，自然又见着了他。使我意想不到的是——

    他的状态并不像某些同学说的那样糟。相反，他气色挺不错，情绪也很好，整个人

    的精神极为亢奋，酒量更见长了。

    “他妈的，就那个王八蛋，他也配当局长？他哪点儿比我强？你们说他哪点儿

    比我强？啊？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当副科长时，他不过是我手底下一催巴

    儿!”

    我悄悄问身旁的同学：“他这又骂谁呢？”

    答曰：“咱们当年的同学中，有一个当上了局长……”

    我暗想——原来他又找到了某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性。进而想，也许他肯定比

    我们大家都活得长，因为那么一种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性，今天实在是太容易找到

    了。即使一度丧失，那也不过是暂时的，导致的空虚也就不会太长久。

    “有一天我在一家大饭店里碰见了他，衣冠楚楚的，人五人六的，见我爱搭不

    理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女秘书!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过不了多久，他准一个筋斗从

    局长的交椅上栽下来，成为×××第二……”

    他说得很激昂，很慷慨，颈上的额上的青筋凸起，唾沫四溅……

    猴子

    公园的笼子里，有一群猴子。它们究竟被关在笼子里多久了，已经无人知晓。

    我们说那是笼子，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更像网状的大房子，猴子们在里边

    享有着较充分的活动空间。在那空间里，它们是自由的。但，再大的笼子也毕竟是

    笼子，而不是丛林。

    公园的笼子里，还有一棵大树。那树的躯干在笼中，那树的树冠却在笼外。确

    切地说，是在罩住笼子的铁网的上边。树在笼中的躯干部分，已有多处地方掉皮

    了，被小猴子淘气扒下去的。树的几茎老根，拱起而扭曲地暴露于地面，宛如丑陋

    的灰色的蛇。树干中间，还有一个朽洞，而且越朽越大。但那棵树却是一棵野果

    树，春季仍开花，秋季仍结些果子。树冠在雨天足以遮雨，在酷暑足以投阴。它所结的果子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今年秋季结的果子尤其少。于是从网眼掉入笼中的果

    子，再也不是共享的美食了。猴群是有地位之分和等级之分的。特权和公认的资格

    成为占有果子多少的前提。一些掉落在网罩上的果子，只有爬到树干的最上方，将

    猴臂从网眼伸出网外，才能用猴爪子抓到。却只有某些猴子可以爬到树干的最上

    方。首先当然是猴王，其次是猴王所亲昵待之的猴，再其次是强壮善斗的猴。

    于是那一棵树既不只向笼中投下阴影，也在猴群中造成了不平等现象。

    于是嫉妒产生了……

    于是愤懑产生了……

    于是争抢产生了……

    于是撕咬产生了……

    于是笼中每每充满了敌视的、战斗的气氛……

    年轻的管理员因为猴群的骚动不安而不安，他忧心忡忡地去请教老管理员自己

    究竟该怎么办。

    老管理员说：“别睬它们，由它们去。”

    年轻的管理员困惑地问：“那怎么行？它们会彼此伤害的!”

    “它们在丛林中也并非永远和睦相处。有的猴在被逮着以前，就带着互相伤害

    留下的残疾了。”

    “可是……如果被咬死一只呢？”

    “死就死吧。死一只，还会出生两只。笼子不是丛林，生而不死，笼中将猴满

    为患的。”

    年轻的管理员虽然觉得老管理员的话不无道理，但对老管理员淡然处之的态度

    还是有些不解。

    老管理员看出了此点，以思想高深的口吻说：“对于我们动物园管理员而言，我们最成功的管理就是，使无论猴子还是别的什么动物，彻底地遗忘它们的种群曾

    生存过的丛林、草原、深山和莽野。使它们的低级头脑之中逐渐形成这样的一种似

    乎本能的意识——它们天生便是笼中之物。笼子即它们的天地，它们的天地即笼

    子。通常情况下我们几乎对此无计可施，只有依赖时间，进一步说是依赖它们一代

    代的退化。退化了的动物不再向往笼子外面的世界，正如精神退化了的人类不再追

    求自由……”

    他正说着，笼子那边传来猴群发出的尖厉而使人惊悚的嚣叫。年轻的管理员看

    了他一眼，转身向笼子跑去……

    猴群在笼中正“战斗”得十分惨烈——具体地说，并非所有的猴子都投入

    了“战斗”。大多数猴子只不过又蹦又跳，蹿上蹿下，龇牙咧嘴，在自己一方“前

    线猛士”的后边助威。而双方的几只“猛士”却真的撕咬作一团。那一时刻，猴子

    显出了它们相当凶残的一面。它们的牙齿一旦咬住对方的要害，就是受到当头一

    棒，仿佛也不会松口，仿佛宁肯同归于尽。那时猴的脸相，与咬住了猎物颈子的

    狼、狮、豹等猛兽的脸相没什么两样……

    年轻的管理员看得目瞪口呆。

    一只手轻轻拍在他肩上，是老管理员的手。

    老管理员眼望笼中惨烈的自戕情形，慢条斯理地说：“好，很好。对于我们，这是再好不过的现象了。看我手上这道疤，猴子挠的。几年前，这群猴子中还有出

    色的猴王。是的，那是一只出色的猴。它攻击我，因为它很恨人。它恨人，因为人

    使它和它的猴群变成了供人观看的笼中之物。它以为成功地攻击了我，就可能率它

    的猴群夺门而逃了。

    “我挺钦佩那样的猴子，它那样证明它是一只向往丛林自由的猴子。瞧眼前这

    群猴子吧!它们中已不太可能产生那样的猴子了。它们相互攻击，撕咬，只不过是

    为了在笼子里的地位。几年前那一只出色的猴子，是被它的同类咬死的。我由于钦

    佩它，在动物园里选了个好地方把它埋了……”

    一只比猴王更强壮的猴子，将猴王活活咬死了。当血从猴王的颈中射出，年轻

    的管理员转过了脸不忍看……“现在，它们开始在它们的同类中树立敌人了。它们越这样，我们越容易成为

    它们的上帝了。对于我们，这是好现象，很好的现象……”

    获胜的猴子，也就是新猴王，显得异常亢奋。它迅速地爬上树干的高处，又迅

    速地蹿下来，并不时地龇牙咧嘴。蹿上蹿下之际，不忘将猴臂从网眼伸出，抓取几

    颗果分抛给帮它夺得了王位的“有功之臣”。而那些毛上沾满了同类血迹的猴，则

    一只只围着树干蹦来蹦去，抓耳挠腮，显出无上荣光的猴子嘴脸。随后啃着果子，分别蹲踞在高高低低的树丫上了，像一只只秃鹫栖在高高低低的树丫上……

    于是，在动物园里，在笼子里，那一棵朽树又一次易主了。

    从此，这群猴子，以及它们的下一代，低级的头脑中更没有了丛林的概念，更

    没有了对自由的向往。

    从此，当然地，年轻的管理员的职责简单多了，尽管猴群中的“战斗”仍时有

    发生。他认为，那些为笼中地位死了的猴子，是根本不值得他挖个坑埋的……

    真话的尴尬处境

    人生下来，渐渐地学会了说话，渐渐地也就学会了说假话。之所以说假话，乃

    因说真话往往会弄得自己很尴尬，弄得对方也很尴尬。甚至会弄得对方很恼怒，于

    是也就弄得自己很被动，很不幸……

    相传，清朝光绪年间，有一抚台大人微服私访民间，在路上碰到一个卖油条的

    孩子，便问：“你们抚台大人好不好？”孩子说：“他是瘟官!”抚台大人一听极

    怒，却克制着，不动声色。回府后，命衙役把孩子捉去，痛打了几十板子……

    后来这孩子长大了，按俗常的眼光看还颇有出息(他能颇有出息，实在得感激

    说真话的那一次深刻教训)。某次大臣找他谈话——

    大臣：“你看这篇文章写得怎么样？”

    他说：“我认为是好的。”

    大臣摇了摇头。“我是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好的。”

    大臣摇头。

    “我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针对……”

    大臣摇头。

    “确切地说这篇文章有些逻辑混乱。”

    大臣摇头。

    “总而言之，这是一篇表面读起来是好的，而本质上很糟糕，简直可以说很坏

    的文章!”他以权威的口吻做出了最后的权威性的结论。其实大臣摇头是因为感到

    衣领很别扭。然而大臣对他的意见十分满意，于是大臣在国王面前说了他不少好

    话。一天国王将他召去，对他说：“读一读这首诗，告诉我，你过去是否读到过这

    样文理不通的歪诗？”

    他读后对国王说：“陛下，你判断任何事物都独具慧眼，这诗确是我所见过的

    诗中最拙劣最可笑的。”

    国王问：“这首诗的作者自命不凡，对不对？”

    他说：“尊敬的陛下，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评语了!”

    国王说：“但这首诗是我写的……”

    “是吗？……”

    他心头掠过一阵大的不安。随即勉强镇定下来，双手装模作样地浑身上下摸了

    个遍，虔诚地又说：“尊敬的陛下，您有所不知，我的眼睛高度近视，刚才看您的

    诗时又没戴眼镜。能否允许我戴上眼镜重读一遍？”

    国王矜持地点了点头……

    他戴上眼镜重读后，以一种崇拜之至的口吻说：“噢，尊敬的陛下，如果这样

    的诗还不是天才写的，那么怎样的诗才算天才写的呢？……”国王笑了，望着他说：“以后，你得出正确的结论之前，不要忘了戴上眼

    镜!”

    我将这三个故事“剪辑”，或曰拼凑到一起，绝不怀有半点暗讽什么的企图，只不过想指出——说假话的技巧一旦被某些人当成经验，真话的意义便死亡了。真

    话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是需要适合的“生存环境”的。倘没有这一“生存环

    境”为前提，说真话的人则显得愚不可及，而说假话则必显得聪明可爱了。如此的

    话，即使社会的良知和文明一再呼吁、要求、鼓励说真话，真话也会像埋入深土不

    具发芽的种子一样沉默着，而假话却能处处招摇过市畅行无阻。

    报复的尺度

    不唯人有报复心，较高级的动物也是有的。

    然而动物之报复，不论对同类，对包括人在内的另类，绝对只不过是愤怒的宣

    泄，满足于一口咬死而已。它们有时也会继续攻击报复对象的尸体，甚而吃掉。那

    当然是很血腥很恐怖的场面，但对于报复对象而言，痛苦与恐惧毕竟在起初致命的

    一咬几咬之后，已经结束。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一只或一群动物，在报复另

    一只或一群动物时，将它们咬得半死，然后蹲卧一旁，听它们哀嚎，看它们痛苦万

    状，而达到享受的极大快感。

    是的，动物断不会这样。

    而某些人会这样。

    就此点而言，真不知该说是人比动物高级，还是比动物残忍。

    不，不，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同类即某些人的报复行为，显然证明人

    性中具有远比兽性更凶残的方面。“人面兽心”“蛇蝎心肠”“禽兽不如”这样一

    些形容词，稍一深想，其实在人兽之间是颠倒是非的。“禽兽不如”改为“禽兽莫

    及”，反倒恰当。

    人对禽兽之报复，大抵也往往能控制在一个有限的尺度，手段并不至于多么的

    残忍。倘猛禽凶兽伤了人自己或他的亲友，人对它们的报复，不过就是得手之际，杀死完事。

    例如，《水浒传》中的李逵，对老娘是何等的孝心，可高高兴兴地下山接母，为老娘寻水去的一会儿工夫，不料双目失明的老娘已被一窝猛虎吃掉。那李逵，斯

    时该是何等的悲伤，何等的愤怒，但也不过就是将一窝四只大小老虎杀死了之。以

    他的勇猛，将其中一只杀个半死，再加以细细地折磨，并非完全做不到的事。

    然而他却没有。

    故李逵虽也曾在与官军交战中杀人不眨眼，但我们并不因而斥其“惨无人

    道”。

    但人对人的报复，有时竟异乎寻常地残忍。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报复——吕后对戚夫人一次次所下

    的毒手。她先是命人打得戚夫人皮开肉绽、体无完肤，之后命人挖掉戚夫人双眼，豁开戚夫人脸腮，割下戚夫人舌头。再之后，砍掉戚夫人四肢，将其抛入猪圈，使

    其生不如死，死亦不能。还要给戚夫人起一个供观赏的名叫“人彘”。还要带自己

    的儿子来一起参观。以至于那年轻的皇帝看得心惊胆战，连道：“非人所为，非人

    所为!”——所为者虽是生母，也不禁要予以道义的谴责。

    似乎，正是因为这一《史记》情节后来被改成了戏剧，搬上了舞台，看的人多

    了，中国以后有了“最毒不过妇人心”一句话。分明，此话是男人们先说开的。

    一个人类社会的真相乃是，就总体而言，世上大多数残忍之事，皆是由男人们

    做下的。那些残忍之事中的许多，是男人们对女人们做下的。吕后的所为，当属个

    案。做残忍的事须有铁石般的心肠。大多数女性身上，同时具有母性之特征。而母

    性是与残忍相对立的。

    故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比动物更残忍的，主要是男人。

    古代种种连听来也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皆是男人们发明的，由男人们来实施

    的。男人们看着受刑之人，可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鲁迅曾夜读记载古代酷刑的

    书，仅看数页便即掩卷，骇然于那林林总总的残忍。人有报复心，本身并不多么地值得谴责。倘竟无，那么人也就成“圣”、成“佛”了。说穿了，以法律的名义判罪犯刑期，乃至死刑，便是人类社会对坏

    人、罪大恶极之人实行公开、公正之惩罚的方式。惩罚者，报复也。然人类社会进

    入文明时期以后，司法过程是绝对禁止用刑的。纵使对坏人恶人，一旦用刑，那也

    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同样要受法律制裁。

    报复的尺度，折射着人类文明的尺度。

    美国大兵虐待伊拉克犯人的丑闻之所以是丑闻，正在于那种种与报复心理有关

    的行径，违背了人类文明的尺度。

    人类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相当严肃地思考报复之尺度的问题了。比如

    在《希腊神话故事》中，特洛伊城下成为战场，两军交战中，特洛伊城的卫城统帅

    赫克托耳，误将阿喀琉斯的表弟当成了阿喀琉斯本人，在一对一单挑的决斗中结果

    了对方。阿喀琉斯与其表弟感情深焉，于是单枪匹马叫阵赫克托耳，并在决斗中替

    表弟报了仇，杀死了赫克托耳。

    在从古至今的战争中，这种人对人的仇怨、憎恨、报复，真是在所难免。但人

    类社会对此点，却也以“人道”的名誉做出了种种约定俗成的尺度限制。报复一旦

    逾越了那尺度，便要对自己的不人道负责。在这类尺度还未以法理之观念确立之

    前，人类便借助神的名义来告诫。这种文化现象，体现在《希腊神话故事》中。

    还以赫克托耳与阿喀琉斯为例，后者杀死前者，报复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但却

    还要用剑将赫克托耳的脚踝扎出洞来，穿过绳索，拖尸数圈，以使在城头观战的赫

    克托耳的老父亲、妻子和弟弟等一概亲人伤心欲绝——这，便逾越了报复的尺度。

    《希腊神话故事》中是这样记载的——阿喀琉斯的行为，触怒了包括太阳神阿

    波罗和众神之王宙斯在内的几乎所有神的愤怒。他们一致认为，阿喀琉斯必须因他

    的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宙斯还命阿喀琉斯的母亲水神连夜去往她儿子的营帐，告

    知她的儿子：是晚赫克托耳的老父亲一定会前来讨要尸体，而阿喀琉斯则必须毫无

    条件地允许——这是神们一致的态度。

    所谓“人文原则”“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乃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无

    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还是西方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只要我们稍稍提高接受的心智水平，就可以发现古人刻意体现其中的、那种几近苦口婆心的、对我们后人的

    教诲。而这正是文化的自觉性、能动性、责任感之所在。有时，在同一部作品中，其善良愿望与糟粕芜杂一片，但只要我们不将自己的眼光降低到仅仅看热闹的水

    平，那么便是不难区别和分清的。

    据此，我们当然便会认为，在《希腊神话故事》中，美狄亚的遭遇是令人同情

    的，美狄亚对伊阿宋的报复之念是我们理解的，但她为了达到报复目的，连自己与

    背叛爱情的丈夫伊阿宋所生的两个孩子竟也杀死，便逾越了报复的尺度，超出了我

    们普遍之人所能认同的情理范围。而这一则故事，如果我们不从这一文化立场来

    看，对于今天的我们便毫无认识价值了。而摈除了认识价值，那则故事的想象力本

    身，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只不过体现了人类童年时期的想象力，并无多少可圈可

    点之处。

    若我们以同样之眼光来看我们的古典文学名著，比如《水浒传》吧，武松替兄

    报仇而杀潘金莲，是谓私刑。衙门既被收买，报仇那么心切，连私刑这一种行为，我们也是可以宽容的。

    但是，当一个被缚住的弱女子终于口口声声认罪、哀哀乞求饶命时，却还是要

    剖胸取心，我们今人都能认可吗？

    武松血溅鸳鸯楼，连杀十余人之多，其中包括马夫、更夫、丫鬟。他们中有人

    也求饶命的，武松却一味只说：“饶你不得。”

    武松这一文学人物，本色固然堪称英雄，民间声誉甚高，但其愤怒之下的暴烈

    复仇行为，难免会使后世对他的喜爱打几分折扣。然作为文学人物，那一些情节的

    设置进而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恰恰描写出了这样一种事实——报复源于仇恨，仇

    越大，恨便深。大仇恨促生之大愤怒，如烈火也，能将人性烧得理性全无，唯剩仇

    恨，一报为快。殃及无辜，全不顾耳。武松报仇雪恨之后，以仇人血于壁上题“杀

    人者武松也”，按现今说法，这叫对某事件“负责”。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又显英雄本色也。但也可以认为，一通的劈杀之后，仇恨之火终灭，理性又从仇恨

    的灰烬之中显现了。

    民间原则、司法条例、国际法庭、联合国会议，不但为主持正义而形成，亦为

    限制报复行为的失控而存在。在现代了的世界的今天，一切历史上的人和事，以及文化现象中的人和事，都当以更“人道”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因为归根结底，一概

    政治的立场都绝对不可能是普世的。而人道主义是普世的将永无歧义。

    是以，国民党之杀害“渣滓洞”“白公馆”那些所谓“党国”的敌人，竟连几

    个连连哀哭着求生的孩子也不放过，其残忍的报复污点，到任何时候也是抹不尽

    的。而蒋介石后来之笃信基督教，不知与忏悔有关也无？

    是以，苏联时期的布尔什维克的军人们，不管他们对于沙皇政府有多么的仇

    恨，对沙皇的四个平均年龄仅十几岁的儿女刀刺斧砍，排枪扫射，其残忍的灭绝行

    径，必然也成为令人难以原谅的罪状之一。前几年连普京都亲临了对沙皇一家骸骨

    的安葬仪式，意味着是默默无言的赎罪姿态。

    是以，“文革”期间，对张志新这一早已在狱中惨遭种种凌辱的，唯有思想而

    已，绝无任何反抗能力的病弱女子，竟还要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由几条罪恶凶汉牢

    牢按住，利刃割喉，以断其声——这一种残忍行径，也是将永远将他们钉在罪恶柱

    上的……

    年长者大抵知道，关于张志新烈士被害的经过，是经胡耀邦亲笔批准，才在

    《人民日报》扼要登载的。“割喉”一节，出于对善良之人们心灵承受力的爱护，改成：“为了使她在赴刑场的途中不再能发出声音，对她的声带采取了手段……”

    难以明了的读者纷纷往报社打电话，问那究竟是什么意思，记者们难以作答。

    终于有人猜到了，追问再三才得到证实。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哭红了哭肿了

    他们的双眼。没有那一天中国人流的许多许多眼泪，恐怕不足以证明中国人对“文

    革”这一浩劫有了起码认识。

    于是想到，有些人士高调聚议，要求为“四人帮”平反。那么，为“四人

    帮”平反，便等于最终要为“文革”翻案，便等于对当年千千万万为张志新烈士流

    泪的人们的蔑视。也等于，对许许多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尤其那些被残忍

    地迫害致死的冤魂的再践踏。

    这，恐怕仅仅以“人道”的名义，都是有起码正义感的人断不能答应的。若答

    应了，中国再有钱，中国人还配被这世界正眼一看吗？至于日军历史上的侵华兽

    行，德国法西斯军人在“二战”中的残忍罪恶，另当别论。因为这里在讨论的毕竟还是人的行为，而不是“异形”的行为……

    2009年11月18日于北京

    我们的社会

    一条小街的GDP现象

    我家所住那条小街对面，店铺紧挨店铺，毫无空隙。从街头到街尾，概莫如

    此。

    15年前那条小街的一侧有处新楼群开盘，每平米6400。我家刚搬去时，小街对

    面是一幢幢五层或六层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成的板楼，窗临街，门在后，每幢

    楼的窗前都由一米多高的绿色的铁栅栏围着。那时街面和人行道是平的，也可以说

    没有划分清楚的人行道。当年除了出租车会开到那里，街两侧是绝无私家车占地久

    停的。我们那个小区有地下车库，车位闲置率大，物业很希望业主们租或买地下车

    位。但地上车位租金便宜，有长远眼光买地下车位的人家不多。

    当年小街两旁有许多老树，小街很清静，买东西却不方便。

    后来，究竟从哪一年起我记不清了，大约是三四年后吧——街口的一处楼群也

    开盘了，每平米的价格涨到1万多了，旺销而毕。小街上的人家翻了数倍，人口变得

    相当稠密。随之，街对面有几段铁栅栏拆了，有几户住一层的人家将房子租给外地

    人开店铺了。

    当年我是海淀区人大代表，预见到了后来可能是什么情况，曾建议有关部门对

    那种商租现象应有所限制。

    不知为什么我的建议未起作用。

    仅一年后，所有一层人家的房子都变成了店铺。相邻的三处由高楼群组成的社

    区入住率很快就满了，每一个社区的车位也都不够用了。不论社区内还是小街上，人们常因车位问题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有时，快半夜了，不知哪里会响起对骂声、哭喊声、呼救声。

    2005年前后，那条在三环与四环之间的小街，成为北京市最脏乱差的小街之

    一。早晚车辆堵得水泄不通的现象司空见惯。炎热的日子里街上时有臭味，雨天流

    淌的雨水是黑的，漂着油。若谁鞋袜湿了，回到家里不用肥皂是洗不净仿佛油腻之

    足的。

    我在《紧绷的小街》一文中，曾概述过那条小街当年的情形。

    如今，具体说是十八大后，小街的面貌改善多了。一些老旧楼房刷新了，加了

    保温层。小街也重铺过两次了，左右都有高出街面的人行道了。老树虽已很少了，新树却一年年长高了。

    我估计，改变那条小街脏乱差现象所花的成本，远比各方面当年收费和缴税的

    总和多得多。这如同当年中国某些地方的“野蛮发展”，后来须用更多的人力物力

    和钱来治理。而且稍一放松治理，又会迅速变回到脏乱差去。实际上，那条小街的

    半段差不多已经变回去了。

    当年的楼盘已涨到快6万一平米了，一套120多平米的三居室，在中介公司的标

    价是750万左右。据说很容易卖出，买方多是外地人。三处高楼社区里的居民三分之

    二是外地的，三分之一是本地的，包括回迁户。而我在小街上所见的人，则十之八

    九是外地人。

    像北京的某些小街一样，这条小街的两侧也从早到晚停满了车。往往，右侧或

    左侧还会有停了双排车的时候。幸而小街成为车辆单行街了，却没安探头，所以不

    管那一套的驾车人往往仍会造成小街上的车辆堵塞现象。

    小街上店铺多，给居民带来的好处是买东西方便。而买东西方便可以说是生活

    方便的主项之一。出租方承租方图方便和便宜的居民确乎在一个时期内都有受惠之

    感。当年也就是2003年时一处门面的年房租才1.8万至2万元，每一处外地人所租的

    门面都足以解决一户人家的生计问题，有的人家靠小本生意在家乡农村盖了房或在

    镇里县里买了房，而租金对出租方人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言而喻。偶有城管驱逐占

    道摆摊卖菜的小贩时，居民中的老太太们还很光火，立场完全站在小贩们一边——

    她们只要方便和便宜，对小街变得多么脏乱差都能包容。幸而居民的主要成分不仅是她们，否则治理是否属于顺应民意之事还真得两说

    了。

    如今门面租金涨到了每年十万或十一二万。电费由每度5角涨到了1.54元。

    不论是那些临街小门面或街后超市里的东西，一切一切都随之涨价了。也可以

    说，倘一户人家的基本收入没增加，从理论上讲实际生活水平肯定下降了。

    每个烧饼由5角变成1元了。

    煎饼卷由2元变成3元5元6元了。

    油饼由1元变成2元或2元5角了(甜的)。

    菜价也涨得很明显。

    理一次发由15元涨到了20元或25元了，买优惠卡20元，否则25元。

    按摩由一小时60元变成80元100元120元了。

    有些门面撑不下去了，如按摩所、洗衣店、糕点房、杂货铺——纷纷关门了。

    凡面向少数人或经营货物非属日常消费的门面，基本都撑不下去了。

    但饭店并没倒闭，菜铺亦然稳稳当当地存在着。举凡与吃字沾边的生意，一如

    既往地并不受房租涨价的负面影响。理发铺也不受此影响。男人半月一个月才理一

    次发，女人最多一年内做两次头发，都对理发铺涨价充分理解。但这种理解并不同

    样给予开洗衣店的人——如果洗一件毛料衣服当年20元如今30元或35元了，许多人

    就宁肯用家里的洗衣机洗了。

    谁爱走谁走，房东是一点儿也没有危机感的。往往是，前人刚走，房子几天后

    就又租出去了，也许租金还又提了些。而后来者们，大抵是要开饭店的，或卖

    与“吃”字连在一起的东西。

    故小街上的“吃”的经济一直方兴未艾，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

    小街两端各有一家复印社——东家也有照快相的业务，西家兼制各种材质(主要是塑料或油布)的广告招牌，东家所受影响不大；西家从2015年起，已减少了1

    3左右的招牌制作业务。这乃因为，凡制招牌的，都是由于店铺需要，而只要开的不

    是理发店或与卖吃的不沾边，那么就很难坚持得下去。

    在不远处的翠微商场那样的较大商场情形也类似。每日一开门，人们蜂拥而

    至，两个小时内一层顾客多多——一层的一半是食品区；卖首饰、化妆品的另一半

    极为冷清。

    卖服装的二层、卖家电的三层都难得一见顾客的身影，售货员们显得百无聊

    赖。这情形也有两三年了。

    吃、玩(包括旅游)、下一代的抚养成本、自身之健康成本(包括医药费)

    ——拉动内需，基本靠国人此四方面之消费。

    房地产和汽车业拉动GDP的功能乃“双刃剑”，有时体现为饮鸩止渴，无须赘

    述。

    广场舞现象主要非是歌舞升平的所谓“盛世”现象，乃体现于底层民众心理

    的“盛世”危机现象，是降低健康成本的零消费民间方式。

    电影业票房近年的快速增长，可归于娱乐消费的“舍得”意识。

    对于境外旅游的中国人往往成为外国的“暴购”团，爱国之人士每大发惊诧议

    论，责备有钱为什么不花在国内呢？——其实，那些中国人在国外的“舍得”消

    费，除了外国的商品质量确优，性价比往往还低于国内，也还有“玩”得尽兴与否

    的心理在左右他们。在外国特“舍得”地消费几次，能更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到此

    一游”游得潇洒的良好感觉。

    当然，仅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为拉动国家的内需做贡献，给力的程度是太

    不够了。

    还靠什么呢？

    我也想不出来。

    纵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大多数国家的内需GDP其实也主要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

    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次发达国家相比，不同在于，前者一向在谋求多挣

    外国人的钱，而且往往做到了。而后者只能一个时期内做到，难以一向做到。

    故，在前者，出口创汇才是GDP增长的大头，内需是保底的。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出口创汇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何时君再来”尚不可

    知，估计不会很快又来了。

    对于中国，拉动内需也开始是“保底”时代了。

    就目前看，普遍中国人的内需品质总体上还相当低下，但好在有近十四亿人

    口，基数大，将GDP增长的底兜住一个时期似应不成问题。

    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是如何抑制增长过快的问

    题，而是如何防止下滑过快的问题。

    若在以后的三四年里，我国GDP增长指数降到6%以下，我是不会吃惊的。若六

    七年后逐渐降至5%，但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我以为也不必沮丧。

    因为那将仍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足以使人另眼相看的现象。

    我们中国应从经济高速增长的快意中清醒过来，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冷静地面

    对增长缓速下降的事实，尽量使下降较长期停止于某一个安全点。

    这是我对于“新常态”的超前解读，并自认为并未超前多少。

    至于那会使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目标何时实现，我觉得可以先放一

    放这想头。

    有比、赶、超的目标自然很好，但有时放一放远大目标，将现实的国计民生问

    题抓住，逐步予以解决，不但明智，而且也很好。

    2016年8月22日于北京中国影视那些事

    一

    197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底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

    厂；2002年调到北京语言大学至今。虽已身在大学快15年了，却并没完全地不再关

    注中国之电影和电视剧事业的发展趋势——在大学讲文学现象时，往往也讲到影视

    现象。不论本科生还是硕士生，毕业论文选择中国影视研究方向的不少。

    1980年起，中国电影业开始了“文革”后的“复苏”时期，大师云集，有一千

    几百名员工号称中国电影业“龙头老大”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十年内最多时也就年

    度完成十二三部电影而已。

    “复苏”时期有过乐观情况——当年任何一部新电影都要向关系单位赠送关系

    票，厂内各部门往往因分到的关系票多少产生意见，皆抱怨本部门的关系票不够赠

    送。

    二

    20世纪80年代从始至终，举凡一切认为文学艺术应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之责任

    的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诗人，电影或戏剧编导几乎都近于本能地涉及过“反

    思”题材，根本不曾涉及的肯定是少数。

    都刚刚经历过“文革”，耳闻目睹使人悲令人怒的事林林总总，完全不想形成

    文学艺术化的作品，实在违反本能。

    然“反思”深了，呈现失当，便会被批判为“缺德派”沦为镖靶，遭“歌德

    派”围剿。

    文化艺术监管部门的同志也每每恼火，认为“缺德派”甚不懂事，不安生。

    若一切文化艺术门类的反思与批判蔚然成风，遥相呼应，对于当时遍体鳞伤的

    中国后果注定严峻。

    故“守门员”们认为自己更加责任重大。两类不同的责任动物，都觉得对方是最不可爱的人。

    而政治人士们，则认为“反思”这个忙文学艺术家们已帮到位了，再一意孤行

    就是成心捣乱；他们急欲排除干扰做更要紧的事。

    整个80年代，因为电影的受众面大，审查尤其严格，比之于文学，可圈可点的

    作品自然更为有限。

    80年代末，我读过一位与我算是“同一茬”的作家的创作谈，对其中一段印象

    深刻——“不用谁来限制了，对于以文学的方式载超负荷的政治反思，我真的已经

    累了——我要对责任感说抱歉了!”

    那一种累，搞电影的人更有体会。

    并且，到了80年代末，“反思”虽仍表浅(或也正由于表浅)，但是普遍的中

    国人，已都希望文学艺术快来关注现实了。

    故中国电影总体上与“反思”说“拜拜”，开始了现实题材的“开发”热。

    三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电影的颓势一年甚于一年。

    首先是由于电视机的普及，电视节目开始多样化以及电影院的普遍老旧——除

    非口碑甚佳的电影，否则人们不能对自己给出不坐在家里看电视而偏去离家不近甚

    至挺远的电影院看一场各方面都很寻常的电影的理由。

    并且，90年代之青年，大抵是70年代人和60年代人中的小字辈。在他们的成长

    阶段，人与书的亲情是主要的文化现象。他们中喜欢读书的人多，而这样的人，是

    不太会成为追星族的。即使有追星倾向，也不怎么会因而便非看某电影明星主演的

    电影。

    90年代的中国，经济现状疲软，上班族已多年没涨工资，物价却在不断地涨，人们普遍缺乏进电影院的好心情——倒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们，比电影明星们更易于

    快速成名。某些新生代电影演员，往往也是由于主演电视剧而蹿红的。各电影制片厂也有自身的困境——退休人员越来越多，包袱越来越重，电影题

    材越来越窄。与人们对电影水平的要求提高了相反，用一二百万拍出让人们觉得不

    看很遗憾的电影越来越难。而一二百万却是较高投资，儿童电影的成本基本控制在

    五十万以内。

    美国电影正是在那一时期开始在中国电影市场独占鳌头的——有好电影，也有

    垃圾片，如《第一滴血》之类。

    90年代是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不少出版商因而成为最先买了私家车甚至好车的

    人，当年帕萨特算是很好的车了。

    90年代也是电视明星和歌星笑星的黄金年代。

    90年代的中国电影陷入了最低谷，几乎只有张艺谋一枝独秀——因为他在题材

    上的另辟蹊径。

    四

    2000年中国电影业开始体制改革——不改不行了，死路一条。一改，厂实际上

    就没了，变成公司了。许多电影人失业了，不发给工资了，还要交劳务管理费。不

    少长影人“流亡”到北京来了，成了拍电视剧的主力军。

    这对电视剧行业是福音，故2000年以降是电视剧开始繁荣的年代。

    2000年以降还是中国工人阶级大面积经历下岗“阵痛”的时期，全社会银根缩

    紧。但电影专业人士的加盟，有利于产生一批投资不高口碑较好的电视剧。

    到2005年，中国经济局面开始好转，民间资本积累初具规模，房地产业尚未遍

    地开花，政策允许电影人为拍电影而私募资金了，于是民间资本逐渐试水于电影业

    ——美国电影能赚大钱，中国电影何以不能呢？这想法其实也是可敬的。

    在中国电影的转机时期，张艺谋、冯小刚对于将人们(主要指青年)“请”回

    电影院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的电影观众的主体是“80后”青年——城市青年居多，大学生次之，农村进城务工的青年也是为数不少的观众群体。看电影是他们谈恋爱的内容主项，渐渐取代了逛公园。

    “80后”与“60后”“70后”大不相同，他们成长阶段的文化背景大抵是声像

    文艺——人与书的亲密关系从这一代始逐渐分离、疏远；中国随之产生了第一茬追

    星族。

    为了迎合他们，中国电影开始探索商业成功的真相。他们毕竟是中国看过最多

    外国电影或影碟的一代人，要求不低，故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虽是迎合于他们取悦

    于他们的时期，却也是一个制作水平提升的时期。

    与制作水平的提升相比，思想价值及社会认识价值的苍白也渐显端倪。

    疏远书籍的电影观众，不太可能对电影抱有娱乐满足以外的需求。

    然而这一时期也还是颇产生了一些好电影——以功夫片成就显著。港台电影人

    的介入，使国产电影在面貌和气质上大为改观，总体而言是好的改观。

    他们对于中国电影市场今天的红火亦功不可没。

    五

    我将《泰囧》一片的出现，视为中国电影娱乐至上的时代的元年。

    我不认为这部电影是低俗的。作为一部喜剧片，几乎可以说一点儿“毛病”也

    没有。但我也不认为它是一部多么优秀的喜剧片，比之于《大话西游》《功夫》，其内容显然是单薄的，也难以咀嚼出娱乐以外的滋味。

    它在票房上的大为成功使我相当不解。后来我有些明白了——中国电影观众基

    本上又换了一代人，“80后”在人数上已不再是主体，“90后”成为电影院的常客

    了。

    与前几代人相比，“90后”是与书籍最疏远的一代人。这样的一代人，最容易

    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成为电影明星的所谓粉丝。

    从心理学上分析，粉丝并不觉得自己是被明星绑架了——恰恰相反，他们经常

    有种是明星上帝的良好感觉，仿佛明星是他们创造的亚当或夏娃。他们参与到一切关于某明星的话题热议之中，以为正是他们在决定着明星人气的涨落，以为自己是

    热门话题的弄潮儿，于是便“我说故我在”了——若有谁指出他们只不过是无形巨

    手所推动的广告链上的别人利益目的之实现的组成部分，他们往往因煞了自己的风

    景而大光其火。当然，这里所言是部分，非整体。

    追星是最容易在中产阶级以下人家之儿女间传染开来的社会风习病——但也同

    时是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的佐证。而粉丝族群的主体，确乎是由低文化青年构成的。

    学历层级越低，表现越荒唐。与“80后”“70后”“60后”中的小字辈相比，“90

    后”吃的苦少，见的家庭困状少，对父母之不容易的悯情也少。

    正穷着的人家的儿女是不太会追星的。

    极孝敬父母的底层人家的儿女也是不太会充当粉丝的。

    在已不再穷了的人家长大，从小惯受宠爱，且深受明星宣传现象浸淫的青少

    年，才会以充当粉丝为虚荣——而这一种虚荣是最可怜的虚荣。

    同是粉丝，对有的人是娱记工作，对有的人是第二职业，都是钱所驱动的——

    大多数本性粉丝，往往看不明白别人的策划，反而会误将彼们的雇用粉能力误当成

    超己素质，暗觉惭愧，企图以更竭力的表现证明自己在粉丝圈的存在价值。

    葛优是“50后”“60后”的开心果。

    周星驰是“70后”“80后”的开心果。

    下一代人大抵不“热恋”上一代人“热恋”过的星，正如初恋的人大抵恋“崭

    新”的对象；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

    对“90后”而言，王宝强属于当红新星。《泰囧》的票方业绩，其吸引力占大

    头。

    “80后”“70后”的身上有“60后”“50后”的文化基因。

    “60后”“50后”身上有时代的影子——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是大多数人渴望

    与思想发生亲密接触的中国；而思想主要不在电影院里，在书里。2005年后的中国，由于电脑、手机的普及，出版业开始滑坡。电脑、手机在国

    外的另一叫法是接传服务器，对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却更是解闷和提供乐子的东西。

    “90后”是在此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与“80后”也有分明的代沟——电影

    对于他们如同超大屏幕上的电子游戏，他们对所追之星的要求也很简单——亲(或

    乖)，多给点儿乐子哈!但也别太低俗。那样你掉价，我们也没面子!

    故2005年后，影视明星单靠演技而不善于与粉丝进行嘻哈交流的话，人气就怎

    么也高不到哪儿去。而一部电影缺乏搞笑元素的话，方方面面再是上乘之作票房也

    高不到哪儿去。

    然而每年仍有佳片，是电影人对电影之敬爱心的奉现。

    印度电影若无歌舞，印度之电影观众便不买账。

    中国电影若无乐子，当下的观众也看得不够开心。

    我并不排斥喜剧——《大话西游》《功夫》都是我爱看的。《捉妖记》其实也

    不错。

    我只不过困惑于这样一点——一个民族对笑像对美食般没够的话，将来会怎

    样？

    现在，人们对于明星们片酬甚高似有微词。我认为就电影而言，是谁都无权干

    涉的事。

    电影投资多是民间资本，是私钱。私钱慨予，谁又凭什么干涉呢？

    但我预见，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至峰值，若无题材的拓宽，至2020年，能将

    目前票房业绩维持为常态便很不错。估计，也许还会下滑。那也未必是坏事，因为

    那时，题材上类型上，或会产生出新品种来。

    六

    好莱坞被叫作“梦工厂”，电影院被叫作“梦空间”是有一定道理的。梦是脱离现实的，而人有时需要脱离现实一下，这是电影可持续存在的根据。

    全世界的电影都有此倾向，证明现代的人类需要脱离一下现实的想法强烈了。

    但电视是在家里看的，电视剧似应以现实题材为主。否则，人脱离现实的时候

    未免太多了。

    国产之电视剧，近年争相大播古装片。今年例外，现实题材电视剧多了，是好

    现象。

    恰恰是古装片，成本越来越大，明星片酬越来越高。今年已突破每集五百万，明年也许会突破六百万。顺其自然，三年后突破一千万绝无悬念。

    虽然，广电总局已将电视剧的售权限制于“两星”了；但一千万劈开来卖

    给“两星”，每“星”的收购价却在五百万。

    也就是说，即使以每集一千万为上限，出品方仍可以每集五百万的成本来投

    入。

    而绝大多数古装片，其实内容并无任何大制作的价值——往最高了评价，“景

    泰蓝馒头”而已。

    此类电视剧，比“天价月饼”更离谱。

    谁肯一再投入那么高的资本呢？

    民间经济体。

    中国之民间资本，雄厚得富可敌国。也有种种基金介入——基金是高利息集资

    游戏，不转投就玩完。股市风险大，房地产慢，投资古装电视剧资金回笼快且无风

    险。

    为什么非青睐古装片呢？

    高投入才有高回报。

    就那么有把握不亏吗？好比“炒楼花”，只要预先有两家电视台接盘就稳赚不亏。

    电视台高价收购就不怕亏吗？

    古装片集数越长广告越多，成本越高广告招商价也越高。即使亏了也没什么，电视台是总体赢利的，年底业绩结算才见英雄本色。

    企业竞争那么高的广告划算吗？

    全国每年的广告费是天文数字，所谓广告费是一定要花掉的钱；你不肯花就会

    有别人抢在你前边花。花在古装电视剧方面，当下仍是最先考虑，甚至被认为是最

    佳抉择。广告成本大了，产品价格不就提高了吗？

    当然的。

    近年还有什么东西的价格是没提高的呢？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经济利益环——雄厚而又对实业投资不感兴趣的民间资

    本，力挺古装电视剧之种种策划和出品；制作方以明星为饵，将钓钩甩向电视台；

    电视台是中国的“追星大佬”，既无水平判断一部电视剧的艺术价值，亦无兴趣进

    行判断，唯明星马首是瞻而已。它们复将钓钩甩向企业广告部门或广告公司；后者

    买单后，将费用摊入产品价格。再高额的广告费用摊入海量之产品后，单价的涨幅

    通常是毫不显眼的。

    于是以上诸方在一部古装电视剧尚未开拍时，每一方都已笃定获利了——或经

    济的，或广告的；没有亏家。

    那么，观众呢？

    虽然每一方事先事后都要打着“广大观众”的招牌说事，其实观众是最受轻蔑

    的——因为并不在那利益环上，并无发言权。

    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就是：“观众喜欢看什么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还不是我

    们想让他们看什么他们就必然看什么!”

    而中国的电视观众中的绝大多数，确实处在被利益环上诸方合力操控着浑然不觉的状态。

    倘收视率高，便成为加码炒作的条件；若收视率低，不公布就是。

    故，不管观众看与不看，那个利益环一如既往运作自如。好比喷水景观，有人

    看，在循环地喷；没人看，也在那喷着。只要循环地喷着，便产生着环上利益。

    这便是“景泰蓝馒头”始终占领电视剧主体的真相。

    馒头也罢，包子也罢，若面粉非是转基因麦子磨成的，拌馅的食材也较安全，吃了总还是对人的身体有点儿益处的。起码别吃撑着了是无害的。

    但目前中国电视中播出的古装剧，包括口碑还不错的，内容除了呈现古代权力

    关系厚黑学的那点儿东西，几乎再无别的任何谈得上是文艺营养的元素。

    此种东西看多了的下一代，像成长时期吃多了转基因食品一样，偏说无害等于

    自欺欺人。

    我曾与某电视台高管进行过如下对话：

    “我始终打算形成一份提案，敦促有关方面出台政策，限制电视台只许每三年

    购一部古装片。那么，每年仍有十部左右古装片得以播出。作为一类剧种，也不算

    少了。”

    “为什么你要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确实会损害别人利益，也确实并不利己。但依我想来，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也

    许就会多了。现实题材成本再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天价片酬现象将相对地少了，有

    利于电视剧行业的良性发展。”

    “你为什么总是呼吁现实题材多少的问题？”

    “有什么不对吗？”

    “现实有好的方面，有不好的负面的方面……”

    “对不起打断一下，电视新闻中不也常报道不好的负面的方面吗？”“新闻是新闻。新闻代表党的声音。不好的负面的方面，党来批评是一回事，通过电视剧表现是另一回事……”

    “这我不太明白了。”

    “有什么不明白的？好比反腐，党来暴光贪官污吏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丑陋行

    径是一回事，通过电视剧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地表现是另一回事……”

    我终于清楚了，从此打消了写什么提案的念头。

    不久，与我进行以上谈话的人升成省厅厅长了。又不久，据说被“双规”了……

    2016年9月10日

    实难为续的收视率

    这里所言乃中国之电视收视率。

    中国曾是世界上电视观众最多的国家，当然现在肯定还是。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电影观众和手机“观众”的快速增加相比，电视观

    众则越来越少了。报载中国的网民已近七亿五千万，四十五六年前，中国的人口恰

    是那么多。

    七亿五千万的网民并非都是不再看电视的人口，却也绝不再是经常看电视的人

    口了。他们中有人偶尔还是要看看电视的，比如精彩的球赛、奥运节目、大事件实

    况转播等，从电视的大屏幕上看效果更好。不过独自看电脑或许更会是年轻人们的

    选择——十五六寸的电脑屏幕看多大场面都足够了，而且可以戴着耳机无声无息地

    看；有时独乐乐胜于共乐乐。

    由于电视节目大抵也可以从电脑和手机上看到，电视观众数量锐减便成了一个

    世界现象，哪一国家的哪一电视台都无一例外地面临此种尴尬，不会以任何个人意

    志为转移。

    在电脑和手机尚未普及之前，因为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或由于其他不可抗力的影响，为了将观众吸引在电视机前，从业者们曾挖空心思想出过各种高招——苏

    联解体后，为了能使人们重新关注电视新闻，男女主播人竟一度裸体亮相。而真人

    秀系列节目是美国人的创举，美国电影《楚门之门》讽刺了这一点。其后出了几部

    同样讽刺矛头的电影，虚构出电视台为了收视率的飙升，将真人秀发展到了真人之

    间绝境追杀的恐怖惊悚的犯罪节目——电影从电视的窘况中窥到了自己的商机，企

    图“乘人之危发不义之财”。

    俱往矣。

    电脑时代与手机时代接踵而至，使电视同业之间的竞争既显得更加重要也显得

    无足轻重了——好比高铁时代已成事实，普通列车之间竞争又怎么样，不竞争又怎

    么样呢？

    中国是世界上有规模的电视台最多的国家之一，比美国多得多——各省都起码

    有三家主要电视台——省台、省卫视、省会城市台，全国便是百余家有规模的电视

    台，从业者众。

    不再竞争了便意味着自行的在业内边缘化，长此以往自然不是个事；继续竞

    争，除了以收视率和广告收益为衡量业绩的标准，别的标准又都显得“客里空”。

    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某省的人们只能看某省的电视，也断不该有这种法律。各省电视

    台所感到的最大的压力乃是——本省的许多人被别省的电视台吸引成了经常的观

    众，而一不小心确实会是那样。

    于是彼此仿制的电视节目比比皆是，大同小异。先是，国内照搬国外的，继之

    在国内电视中形成扎堆现象。

    有位朋友曾授我以保健秘窍，据他说不看电视，绝对有益于身心状态之良好。

    其理由是——呈现于任何方面的扎堆现象都必然使人心烦意乱，想变得不浮躁都不

    容易。

    我诘问：“难道中国人的浮躁与电视有关吗？”

    他说：“你以为不是吗？我心脏搭桥后养病期间，家里的电视很少开，全家人

    的性格似乎都变得稳定了。除了新闻和天气预报，电视里真有那么多值得傻看的内

    容吗？而从手机上了解新闻和天气预报不是更方便吗？”他认为，中国保留十数家电视台足矣。山东、河南、四川等大省，保留电视台

    不无必要性。其他各省重点新闻，一律由央视汇总播出可也。就新闻而言，从来都

    是一个调调，很多张嘴来说和由一张嘴来汇总了说，没什么不同。至于欣赏、娱

    乐，人们现在的要求不是多，而是精。多必烂，少而精才是规律。现在的电视节

    目，不是绚丽，而是绚烂。有些电视剧，难道不是又绚又烂吗？

    我又问：“按你的想法，岂不是会造成大批电视从业者失业？”

    这一问将他问住了，愣了半晌，苦笑道：“可也是啊。”

    而我认识的一位电视台的头头说：“现在一部电视剧的收购价已突破五百万一

    集了，我桌上的一份合同是每集四百万，三十集一亿二，等着我签字呢，几次拿起

    笔，手都发抖，不敢轻易往下落。有预测表明，来年单价最高的电视剧将会开到六

    百万。”

    问：“那会是什么样的剧呢？”

    答：“无非三维特技多一些，明星大腕多一些而已，不能指望那样的剧有什么

    艺术价值。”

    问：“不买会如何？”

    答：“别的电视台买了、播了、火了、还赚了，那就是我的失败。”

    问：“如果你签了字，买了、播了、没火，还赔了呢？”

    答：“看走眼是允许的。明明允许你有看走眼的权力你还放弃这种权力是不允

    许的，反正赔也不是赔自己的。其实往开了一想，三百万一集，四百万五百万一

    集，无所谓的事。即使赔了，不还挣得了‘有气魄’三个字吗？我这人有时想不太

    开，自寻烦恼罢了。”

    再问：“电视台都不买会怎样？”

    答：“根本不可能!哪儿会那么齐心呢。总体而言，电视台不太会是亏损单

    位，买一部剧赔个几千万，挣得了‘有气魄’三个字，也认为值得。现在各电视台

    都尽量装出财大气粗的样子，唯恐越抠搜越被边缘化。再说，即使都不买，还有各大网站兜底呢，有的网站比电视台资本雄厚得多，在收视率方面击败电视台是它们

    引以为荣的事。”

    以上之中国电视现象，既有世界性的成因，又有中国特色。其主要特色是——

    最容易通过亦最有可能获得较高经济回报的内容是娱乐节目。除娱乐节目，其他种

    种也容易通过的节目基本都不能获得理想的经济回报。概言之，中国电视内容基本

    由政治宣传、新闻报道、欣赏和娱乐四大种类构成，并且此种构成在相当长的时期

    内不会改变。民间资本所运作产生的电视产品，几乎只能在娱乐种类中获得商机。

    其获得了商机，同时意味着电视台也有利可图。在此点上，买方与卖方心照不宣目

    的极为一致。进言之，娱乐是国家单位与民间资本共同锁定的具有经济增长潜力无

    限可能性的一大块“根据地”，是借以平衡老生常谈的单调至极的电视政治的“法

    宝”；是营造“丰富多彩”的文艺局面的大计方针；当然也便是严格管控前提之下

    开得最大的一个口子。买方与卖方都只能在这一个口子的设卡处完成交易，电视剧

    向来体现最大的交易额——并且也只能是人们所见的那么几种。非那么几种而竟得

    以播出，不但过程皆有背景，而且价格也往往很低。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此种情况绝不会改变，不管人们看腻了没有。

    我的某些朋友曾热切地期望中国电视剧之局面会有另一种新气象，即如同意大

    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浪潮”的那么一种气象。他们常说——那才对得起中国目前这

    样的时代，并且会给后人留下一批有价值的东西，也会使后人心生敬意。

    我原也有与他们同样热切程度的期望，并且逢此话题便很激动——多次碰壁后

    终于明了，现实主义其实最不合时宜，或者这么说——时下所也倡导的现实主义，根本不可能是什么意大利式的“新现实主义”，也与文艺学词典上的任何现实主义

    风马牛不相及，区别于文艺学词典上曾有过的一切现实主义概念的——“最新现实

    主义”。

    当我明了此点后，就不再期望什么了，逢“现实主义”话题也一点儿都不激动

    了。

    我开始换一种思维换一种眼光看待中国的电视文艺现象，于是产生另一种感受

    ——在中国特色的前提下，其实每一家电视台都是不敢不力争上游的；尽管文章几

    乎只能做在“娱乐”二字上。并且事实证明，以“娱乐”为抓手，大方向和总路线的确定居然完全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大多数中国人最热爱两件事——吃与乐，故娱

    乐是特有群众基础的，所谓“娱乐是个纲，纲举目张”。

    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电视剧方面差不多已经死了，仍将继续“死”下去，丝毫

    也看不出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迹象；但在纪实类电视频道中却仍顽强地活着，显示着

    绝不会轻易死去的令人肃然的生命力。然而据说除了“纪”明星带着他们的小女儿

    或这样或那样之“实”，别的一概所“纪”之“实”，收视率是很低的。

    低不等于无。

    只要还有人看，就一定要存在着。正如倘没了摆放人文类书籍的书架，书店和

    图书馆还配是书店和图书馆吗？

    某日，我参加了一次中外朋友各半的小型文艺现象座谈会，一位外国朋友说：

    一个国家也是有气质的。国家的气质是由大多数国人的气质来体现的。某国的大多

    数人之所以与别国的大多数人不同，物质生活水平造成的差异不是全部原因，只是

    原因之一。

    如果大多数人与文艺的亲密关系由娱乐热衷转向欣赏需求了，那么你肯定会看

    到，在那个国家里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的一切方面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

    代代相袭，遂成国家气质……

    我的一位中国朋友不以为然地说：你的话听起来有文艺万能的意味。

    那位外国朋友又说：不是文艺万能，是人类的进化自觉万能。

    我的中国朋友更不以为然地问：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啊？

    我及时将话题岔开了。

    那位外国朋友的话其实说得很明白——一味耽于娱乐、乐而不疲的人，原始人

    的“精神”特征远远大于近代人类的精神特征。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视域内一旦

    没有乐子，他们的嘴巴一旦合上就再不发出笑声，他们的内心顿时又空落落的，顿

    时又觉生活没什么意思的原因之一。

    不久前全国政协开一次会，要求我就当前文艺生态环境作发言——问题我是看得清的，原因也是找得准的，对于我们中国下一代人下几代人的智商的负面影响亦

    有自己的预见，但——怎么改变呢？

    无以为策，未赴其会。

    近日复索关于电视文艺现象提案，仅成两则，郑重呈交：

    一、电视台乃国家单位，对电视文艺现象负有引领责任。好比公共食堂食材采

    购员，对那类价格炒到贵得离谱，却几乎并无人体必不可缺之营养价值甚而吃多了

    有害无益的菜品若一味追捧，不惜重金收购——不符合国家单位办公共食堂之宗

    旨。

    建议广电总局公布规定，凡那单集价格高得离谱人文含量却又少得近无的剧

    种，禁止购进。应有明确价格上限，总不能任由那样一些绚烂的垃圾无休止地二百

    万一集三百万一集四百万五百万一集地一味涨下去而又一味假冒广大观众之名自趋

    自好。上限一经公布，有敢无视者，当惩办之。这有一些好处——电视剧成本可降

    下来，有利于投资的良性循环，赌博式投资现象会减少；有利于电视剧的大方向总

    路线向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的理念扭转；有利于年轻一代从业者在更宽广的空间更充

    分地表现才华……

    二、如果五A级风景区不应仅以门票收入的多少来定，企业的品质怎样不应仅看

    其每年赚了多少钱，那么电视台当然也不能仅以收视率之高低而论昆仲。

    省级电视台也可以评级吗？

    曾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认为可以试行一种标准稀释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不良

    倾向。

    我觉得不可行。标准由谁们来定，依据什么来定，首先便会分歧严重。

    但每年评单项奖是可行的。如人文精神贡献奖、时事评论优秀节目奖、关注民

    生情怀奖、丰富大众文艺创意奖等。单项奖的标准比较容易统一，并且区别于仅从

    类型上所评的电视剧、纪实节目、综艺节目等奖事，强调了超于类型之上的社会公

    器的功能服务作用。某省电视若与此类奖从不沾边，仅以收视率夸夸其谈，不要多

    久，必难持续自喜。倘这样的奖项果评，且广纳公众投票，那么我会投央视纪实频道一票人文精神

    贡献奖；会投央视科教频道《我爱发明》一票关注民生情怀奖；会投《星光大道》

    一票丰富大众文艺创意奖；我会投《一虎一席谈》一票时事评论优秀节目奖；会投

    陈小楠、曾子墨各一票人文精神贡献个人奖；会投河北电视台《中华好诗词》一票

    丰富大众文艺创意奖，却不会投央视同类节目的票，因为后者只不过“克隆”了前

    者——事实上我偶尔也看《中国好声音》的，认为是很好的音乐节目，中国需要那

    类节目。四位导师的表现，在同类节目中可敬可爱之真性情每见。若此节目属中国

    原创，我也会投一票的。同类节目中，周立波们的《中国达人秀》与萨贝宁的《精

    彩中国人》异曲同工，每吸引基层劳动者登台示能献技，各有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可圈点之处——却未免太相似了，会使我握票难以委决。

    至于电视剧，总体上我无票可投。若手有黄牌，则高举没商量——因其题材的

    长期脱离现实；以宫斗剧为最的毫无文艺价值；因一波又一波抬高演员身价变相抬

    高剧种售价的陈仓暗度、袖中交易、推波助澜……

    那类“东西”的没意义或对青少年心性养成的有害无益，引一位电视台负责购

    片的头头的话可见一斑。

    我问彼自己的儿女对那类剧什么看法。

    答曰：“我的孩子怎么会看那类东西!”

    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

    又问：“你限制自己的孩子看？”

    答曰：“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还用限制他们看那类东西吗？家风熏陶，那点儿

    自觉性再没有岂不太惭愧了？”

    然也——凡花那么多钱制作、敢签字花那么高价买下的人，皆非等闲人物。人

    家的孩子，也不同于寻常百姓人家的孩子。人家的孩子才不看“那类东西”!未必

    全不看，十之八九是不看的。人家使电视里充斥着“那些东西”，完全是为“你

    们”——某些不拿自己的儿女当回事或根本不知怎么拿自己的儿女当回事的人们

    ——和“你们”的儿女“服务”的!日月两轮天地眼，天地不言——那么，让我说出此真相吧!

    阿门……

    2016年8月10日

    那些老美电影中的台词

    在一部很平庸的美国电影中有这样一小段情节——两个陌路相识的男人在荒野

    的篝火旁夜宿，一个发现另一个胸前悬挂小十字架，于是引发了自己对上帝的质

    疑。

    他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他就不可能是仁慈的；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他就

    不会是万能的。”

    此言何意呢？

    我理解是——如果上帝对于人类是全面控制(或曰专制)的，那他又怎么会是

    仁慈的呢？因为仁慈必然同时体现包容；而如果上帝确实是仁慈的，那么他就断不

    会对人类实行无所不能的控制。

    在西方文化史中(当然包括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以降，对宗教禁锢人的思

    想、道德和言行的清规戒律，思想家文艺家进行过一番又一番批判，有时相当激

    烈，于是付出代价。但宗教正是在这种批判中进行反省，改革教义，与时俱进，重

    立初心，才至今仍对人类社会发挥其正能量。否则，也许寿终正寝矣。

    我对以上一句台词过耳不忘，乃因我知道——普遍的西方人并非主张完全不需

    要一位上帝；而是在启蒙运动之前便已长期质疑上帝对人类的控制到底应该有多

    大，究竟应该不应该有其边界。

    人类不能长期忍受对自己的思想意识的无限控制权的存在，即使这种权力体现

    于上帝。

    以上一句台词，道出的正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真相。人类不反对上帝对自己的思想意识或曰灵魂拥有控制权，但普遍的人类不愿将

    灵魂完全交付给上帝。

    也可以这样说，在西方，普遍的人们还是愿意做上帝之子的，但同时希望也做

    自己。完全做上帝之子，那是少数神教职人员的人生，非是一切人所愿意的人生。

    王权(或皇权)统治肉身，宗教主宰灵魂——这是西方国家普通人在漫长历史

    时期内的生存状况。

    他们越来越感到——比之于肉身被严格统治，灵魂被全面主宰是更不幸的有苦

    难言的事。

    所以启蒙时期的某些文艺首先向宗教发起了批判——这是人类历史上思想的交

    锋；被长期压抑的思想与长期处于主宰地位的思想的交锋。

    启蒙时期的文艺使命是——先解放灵魂，再解放肉身。

    另一种现象是——倘若文艺批判的矛头首先是对准王权的，而对宗教犹抱善

    愿，那么必会受到包括主教在内的宗教高层人士的庇护。若反过来，则每受到包括

    国王、王后在内的王权的默许。

    而文艺家的作品，有时被王权所禁，有时被教派封杀。这使他们每每左右逢

    敌，只能横身而立。但也有的时候，由于王权与神权矛盾深矣，他们又能在夹缝中

    创作出传世之作。

    倘若王权与神权的关系一向联袂如铁，那么所谓文化启蒙运动注定难以发生。

    “如果上帝是仁慈的，就不会是万能的；如果是万能的，就不会是仁慈

    的。”——虽然只不过是一部平庸的美国电影中的台词(我是偶尔从电视中看

    的)，却仍促使我思考了一些中国问题：

    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当然始终是由政府来管的。从前是大包干式的管，企图一

    竿子插到底地管。那种管法当然是不可持续的——快十四亿人口了，一百几十年前

    全世界才十六亿人口；即使政府是由上帝亲自主阁的也肯定管不好。现在是部分地

    管了，管重点，比如就业、医保社保、共同富裕、精准扶贫、反腐倡廉……而这是明智的。

    但，中国人也有所谓灵魂问题吗？

    如果普遍没有，那么中国人岂不是很奇怪的一部分人类了吗？

    如果也有的，那么靠什么来帮助自己摆正灵魂呢？

    靠孔子吗？靠儒学吗？

    儒学是古代哲学，且不论其是是非非歧义至今——仅以哲学宗教化这一点而

    言，会是文化的进步现象吗？

    何况，靠人管人的灵魂是不靠谱的。

    而且我们大众其实每每发现——某些表里不一的人，他们自己的灵魂一点儿也

    不比我们的灵魂高尚，反而往往由于贪恋权力、财富、女色和享乐，比我们大众的

    灵魂本色差多了!

    他们也没那资格呀!

    是的，我们中国人如何约束自己的灵魂，不做浮士德那样的事——这实在也是

    中国的一个哈姆雷特之问……

    2016年8月7日于北京

    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不差钱的“富二代”

    报载，当下中国有一万余位资产在两亿以上的富豪们，“二世祖”是南方民间

    对他们儿女的叫法。关于他们的事情民间谈资颇多，人们常津津乐道。某些报刊亦

    热衷于兜售他们的种种事情，以财富带给他们的“潇洒”为主，羡慕意识流淌于字

    里行间。窃以为，一万多相对于十三亿几千万人口，相对于四亿几千万中国当代青

    年，实在是少得并没什么普遍性，并不能因为他们是某家族财富的“二世祖”，便

    必定具有值得传媒特别关注之意义。故应对他们本着这样一种报道原则——若他们做了对社会影响恶劣之事，谴责与批判；若他们做了对社会有益之事，予以表扬与

    支持。否则，可当他们并不存在。在中国，值得给予关注的群体很多，非是不报

    道“二世祖”们开什么名车，养什么宠物，第几次谈对象便会闲得无事可做。传媒

    是社会的“复眼”，过分追捧明星已够讨嫌，倘再经常无端地盯向“二世祖”们，这样的“复眼”自身毛病就大了。

    由于有了以上“二世祖”的存在，所谓“富二代”的界定难免模糊。倘不包

    括“二世祖”们，“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一些青年——家境富有，意愿实现

    起来非常容易，比如出国留学，比如买车购房，比如谈婚论嫁。他们的消费现象，往往也倾向于高档甚至奢侈。和“二世祖”们一样，他们往往也拥有名车。他们的

    家庭资产分为有形和隐形两部分：有形的已很可观，隐形的究竟多少，他们大抵并

    不清楚，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我的一名研究生曾幽幽地对我说：“老师，人比人真是得死。我们这种学生，毕业后即使回省城谋生，房价也还是会让我们望

    洋兴叹。可我认识的另一类大学生，刚谈恋爱，双方父母就都出钱在北京给他们买

    下了三居室，而且各自一套。只要一结婚，就会给他们添辆好车。北京房价再高，人家也没有嫌高的感觉!”——那么，“另一类”或“人家”自然便是“富二

    代”了。

    我还知道这样一件事——女孩在国外读书，忽生明星梦，非要当影视演员。于

    是母亲带女儿专程回国，到处托关系，终于认识了某一剧组的导演，声明只要让女

    儿在剧中饰一个小角色，一分钱不要，还愿意反过来给剧组几十万。导演说您女儿

    也不太具有成为演员的条件啊，当母亲的则说，那我也得成全我女儿，让她过把瘾

    啊!——那女儿，也当属“富二代”无疑了。

    如此这般的“富二代”，他们的人生词典中，通常没有“差钱”二字。他们的

    家长尤其是父亲们，要么是中等私企老板，要么是国企高管，要么是操实权握财柄

    的官员。倘是官员，其家庭的隐形财富有多少，他们确乎难以了解。他们往往一边

    享受着“不差钱”的人生，一边将眼瞥向“二世祖”们，对后者比自己还“不差

    钱”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每不服气，故常在社会上弄出些与后者比赛“不差钱”的

    响动来。

    我认为，对于父母是国企高管或实权派官员的他们，社会应予必要的关注。因

    为这类父母中不乏现行弊端分明的体制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及最本能的捍卫者。这些身为父母的人，对于推动社会民主、公平、正义是不安且反感的。有这样的父母

    的“富二代”，当他们步入中年，具有优势甚至强势话语权后，是会站在一向依赖

    并倍觉亲密的利益集团一方，发挥本能的维护作用，还是会比较无私地超越那一利

    益集团，站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场，发符合社会良知之声，就只有拭目以待了。

    如果期待他们成为后一种中年人，则必须从现在起，运用公平、正义之自觉的文化

    使他们受到人文影响。而谈到文化的人文思想影响力，依我看来，在中国，不仅对

    于他们是少之又少微乎其微，即使对最广大的青年而言，也是令人沮丧的。故我看

    未来的“富二代”的眼，总体上是忧郁的。不排除他们中会产生足以秉持社会良知

    的可敬人物，但估计不会太多。

    在中国，如上之“富二代”的人数，大致不会少于一两千万。这还没有包括同

    样足以富及三代五代的文娱艺术界超级成功人士的子女。不过他们的子女人数毕竟

    有限，没有特别加以评说的意义。

    中产阶层家庭的儿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

    的成分，少则占三分之一，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世纪80年代以前，除少

    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

    其实高不到哪儿去。20世纪80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

    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

    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

    然而2009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

    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

    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

    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

    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

    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

    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

    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

    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

    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

    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十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

    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十年。

    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五十了。人生到了五十岁时，才终

    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

    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

    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

    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

    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

    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

    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

    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

    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

    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

    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三分之一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

    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

    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

    较精致的东西，每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

    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

    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

    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

    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

    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决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

    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

    族”。

    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

    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城市平民阶层的儿女

    出身于这个阶层的当下青年，尤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内心是很

    凄凉悲苦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最是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此类

    父母的人生大抵历经坎坷，青年时过好生活的愿景强烈，但这愿景后来终于被社会

    和时代所粉碎。但愿景的碎片还保存在内心深处，并且时常也还是要发一下光的，所谓未泯。设身处地想一想确实令人心疼。中国城市平民人家的生活从前肯定比农

    村人家强，也是被农民所向往和羡慕的。但现在是否还比农民强，那则不一定了。

    现在不少的城市平民人家，往往会反过来羡慕农村富裕的农民，起码农村里那些别

    墅般的二三层小楼，便是他们每一看见便会自叹弗如的。但若有农民愿与他们换，他们又是肯定摇头的。他们的根已扎在城市好几代了，不论对于植物还是人，移根

    是冒险的，会水土不服。对于人，水土不服却又再移不回去，那痛苦就大了。

    “所谓日子，过的还不是儿女的日子!”这是城市平民父母们之间常说的一句

    话，意指儿女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唯一过上好日子的依赖，更是使整个家庭脱

    胎换骨的希望。故他们与儿女的关系，很像是体育教练与运动员的关系，甚至是拳

    击教练与拳手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社会正是一个大赛场，而这也基本是事实，起

    码目前在中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所以他们常心事重重、表情严肃地对儿女们

    说：“孩子，咱家过上好生活可全靠你了。”出身于城市平民人家的青年，从小到

    大，有几个没听过父母那样的话呢？

    可那样的话和十字架又有什么区别？话的弦外之音是——你必须考上名牌大

    学，只有毕业于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只有找到好工作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只

    有出人头地父母才能沾你的光在人前骄傲，并过上幸福又有尊严的生活；只有那

    样，你才算对得起父母……即使嘴上不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于是，儿女领会了——父母是要求自己在社会这个大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夺

    取金牌金腰带的。于是对于他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成了赛场或拳台。然而除了北

    京、上海，在任何省份的任何一座城市，考上大学已需终日刻苦，考上名牌大学更

    是谈何容易!并且，通常规律是——若要考上名牌大学，先得挤入重点小学。对于

    平民人家的孩子，上重点小学简直和考入名牌大学同样难，甚至比考上名牌大学还

    难。名牌大学仅仅以高分为王，进入重点小学却是要交赞助费的，那非平民人家所

    能承受得起。往往即使借钱交，也找不到门路。故背负着改换门庭之沉重十字架的平民家庭的儿女们，只有从小就将灵魂交换给中国的教育制度，变自己为善于考试

    的机器。但即使进了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终于跃过了龙门，却发现在

    龙门那边，自己仍不过是一条小鱼。而一迈入社会，找工作虽比普通大学的毕业生

    容易点儿，工资却也高不到哪儿去。本科如此，硕士博士，情况差不多也是如此，于是倍感失落……

    另外一些只考上普通大学的，高考一结束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了，大学一毕业就

    更觉得对不起父母了。那点儿工资，月月给父母，自己花起来更是拮据。不月月给

    父母，不但良心上过不去，连面子上也过不去。家在本市的，只有免谈婚事，一年

    又一年地赖家而居。天天吃着父母的，别人不说“啃老”，实际上也等于“啃

    老”。家在外地的，当然不愿让父母了解到自己变成了“蜗居”的“蚁族”。和农

    村贫困人家的儿女们一样，他们是中国不幸的孩子，苦孩子。

    我希望中国以后少争办些动辄“大手笔”地耗费几千亿的“国际形象工程”，省下钱来，更多地花在苦孩子们身上——这才是正事!

    他们中考上大学者，几乎都可视为坚卓毅忍之青年。

    他们中有人最易出现心理问题，倘缺乏关爱与集体温暖，每酿自杀自残的悲

    剧，或伤害他人的惨案。然他们总体上绝非危险一族，而是内心最郁闷、最迷惘的

    一族，是纠结最多、痛苦最多，苦苦挣扎且最觉寡助的一族。

    他们的心，敏感多于情感，故为人处世每显冷感。对于帮助他们的人，他们心

    里也是怀有感激的，却又往往倍觉自尊受伤的刺痛，结果常将感激封住不露，饰以

    淡漠的假象。而这又每使他们给人以不近人情的印象。这种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又

    多了一种纠结和痛苦。比之于同情，他们更需要公平；比之于和善相待，他们更需

    要真诚的友谊。

    谁如果与他们结下了真诚的友谊，谁的心里也就拥有了一份大信赖，他们往往

    会像狗忠实于主人那般忠实于那份友谊。他们那样的朋友是最难交的，只要交下

    了，大抵是一辈子的朋友。一般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或首先背叛友谊。

    他们像极了于连。与于连的区别仅仅是，他们不至于有于连那么大的野心。事

    实上他们的人生愿望极现实，极易满足，也极寻常。但对于他们，连那样的愿望实现起来也需不寻常的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他们默默在心里不知说

    了多少遍的心语。但又一个问题是——此话有时真的有必要对掌握机会的人大声地

    说出来，而他们往往比其他同代人更多了说之前的心理负担。

    他们中之坚卓毅忍者，或可成将来靠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世人偶像，或可成将来足以向社会贡献人文思想力的优秀人物。

    人文思想力通常与锦衣玉食者无缘。托尔斯泰、雨果们是例外，并且考察他们

    的人生，虽出身贵族，却不曾以锦衣玉食为荣。

    农家儿女

    家在农村的大学生，或已经参加工作的他们，倘若家乡居然较富，如南方那种

    绿水青山、环境美好且又交通方便的农村，则他们身处大都市所感受的迷惘，反而

    要比城市平民的青年少一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农民父母其实对他们并无太高的要

    求。倘他们能在大都市里站稳脚跟，安家落户，父母自然高兴；倘他们自己觉得在

    大都市里难过活，要回到省城工作，父母照样高兴，照样认为他们并没有白上大

    学，即使他们回到了就近的县城谋到了一份工作，父母虽会感到有点儿遗憾，但不

    久那点儿遗憾就会过去的。

    很少有农民对他们考上大学的儿女们说：“咱家就指望你了，你一定要结束咱

    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们明白，那绝不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女所必

    然能完成的家庭使命。他们供儿女读完大学，想法相对单纯：只要儿女们以后比他

    们生活得好，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中国农民大多是些不求儿女回报什么的父母。

    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

    故不少幸运地在较富裕的农村以及小镇小县城有家的、就读于大都市漂泊于大

    都市的学子和青年，心态比城市平民(或贫民)之家的学子、青年还要达观几分。

    因为他们的人生永远有一条退路——他们的家园。如果家庭和睦，家园的门便永远

    为他们敞开，家人永远欢迎他们回去。所以，即使他们在大都市里住的是集装箱

    ——南方已有将空置的集装箱租给他们住的现象——他们往往也能咬紧牙关挺过

    去。他们留在大都市艰苦奋斗，甚至年复一年地漂泊在大都市，完全是他们个人心

    甘情愿的选择，与家庭寄托之压力没什么关系。如果他们实在打拼累了，往往会回

    到家园休养、调整一段时日。同样命运的城市平民或贫民人家的儿女，却断无一处“稚子就花拈蛱蝶，人家依树系秋千”，“罗汉松遮花里路，美人蕉错雨中

    棂”的家园可以回归。坐在那样的家门口，回忆儿时“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

    花”之往事，真的近于是在疗养。即使并没回去，想一想那样的家园，也是消累解

    乏的。故不论他们是就读学子、公司青年抑或打工青年，精神上总有一种达观在支

    撑着。是的，那只不过是种达观，算不上是乐观。但是能够达观，也已很值得为他

    们高兴了。

    不论一个当下青年是大学校园里的学子、大都市里的临时就业者或季节性打工

    者，若他们的家不但在农村，还在偏僻之地的贫穷农村，则他们的心境比之于以上

    一类青年，肯定截然相反。

    回到那样的家园，即使是年节假期探家一次，那也是忧愁的温情有，快乐的心

    情无。打工青年们最终却总是要回去的。

    大学毕业生回去了毫无意义——不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的家庭。他们连

    省城和县里也难以回去，因为省城也罢，县里也罢，适合于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根

    本不会有他们的份儿。而农村，通常也不会直接招聘什么大学毕业生“村官”的。

    所以，当他们用“不放弃!绝不放弃!”之类的话语表达留在大都市的决心

    时，大都市应该予以理解，全社会也应该予以理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以上两句话，是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的开篇语。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此不赘述。狄氏将“好”写在前，将“坏”写在后，意味着他首先是在肯定那样一

    个时代。在此借用一下他的句式来说：

    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令人失望的青年。当代中国青年，他们是些足以令中

    国寄托希望的青年。

    说他们令人失望，乃因以中老年人的眼看来，他们身上有太多毛病。诸毛病

    中，以独生子女的娇骄二气、“自我中心”的坏习性、逐娱乐鄙修养的玩世不恭最

    为讨嫌。说他们足以令中国寄托希望，乃因他们是自1949年以后最真实地表现为人的一

    代，也可以说是忠顺意识之基因最少，故而是真正意义上脱胎换骨的一代。在他们

    眼中，世界真的是平的；在他们的思想的底里，对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社会公

    平正义的尊重和诉求，也比1949年以后的任何一代人都更本能和更强烈……

    只不过，现在还没轮到他们充分呈现影响力，而他们一旦整体发声，十之七八

    都会是进步思想的认同者和光大者。

    仅仅谴责是不够的

    一个仅仅三岁的男孩被他的亲父遗弃在一所“国立”医院里——因为那男孩患

    了白血病，而他的亲人们首先是对他负有抚养之法律责任的父亲，再也没有经济能

    力为他提供医疗费用了。按照院方的说法，要维持那孩子的生命，每天至少需要三

    百元的医疗费。而要保住那孩子的生命，则必须进行骨髓移植，那又至少需要三十

    万元。

    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我们都知道的——在中国，一户普通农民是决然承担

    不起那么高额的医疗费的。除非那孩子有十个身强体健的亲人，每个亲人都甘愿为

    他每月卖一次血，那么十年以后，才能够攒足三十万元。但是，十年中每天三百多

    元的医疗费又从何而来呢？那得需要一个农户人家的孩子有多少甘愿为他轮番献血

    的亲人呢？

    事实也确乎是，那父亲已然倾家荡产束手无策了。连负责寻找到他的调查人

    员，都不禁对着电视台摄像机说：“虽然他的做法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面对他的

    家庭的实际情况，我却开始有些同情他了。”

    见诸媒体的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已经发生得不少了。可以预见，以后还会渐多

    起来。

    我认为，此类事情首先并不仅仅是什么亲情伦理性质的现象，而更是明明白白

    的社会问题，所以，仅仅做出亲情伦理方面的谴责是不够的。

    电视台还在报道中采访了一位院方的代言人，一个表情严肃得接近严峻的男

    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似乎是一位团委书记。他口中说出了这样的话：“这算什么事？难道要通过这一种方法来要挟社会吗？”我极不赞成他的看法。

    我真是忍不住要坦率说出我对他的话的看法，那就是——我很反感有人居然如

    此这般看待类似的事情。

    明明只不过是一个父亲要救自己儿子的命却又凭自己的经济能力救不成了，明

    明是一种贫困现象，明明是一种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的社会问题，为什么非要把它

    说成是什么“要挟社会”的性质呢？

    “要挟社会”——此言重矣!这么看待事情，岂不是将社会问题属性的现象直

    接上升为政治问题属性的现象了吗？

    “要挟社会”——这等于在说同类事情皆属对社会采取恐怖行径了啊!幸而只

    不过是团委书记，若是职位很高的人，头脑中居然有这样的思想，那才更是对构建

    和谐社会有害无益的思想啊!

    当然，我也绝不支持那位当父亲的人的做法。不是事情一经报道，不久便有善

    良的人们为其捐赠了三十余万吗？这再一次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尤其在民间，在千千万万普通民众中，互助的意识不但没有完全丧失，而且有时做出的反应是那

    么迅速，所体现的热忱是那么可贵，因而也动人。

    我想，此事给一切遭遇不幸并且无力自救的人们的启示当是：倘若不知该求助

    于何方，那么就赶快先求助于传媒吧!遗弃肯定不是理性的做法，更不是唯一的选

    择。

    而此事给予传媒的启示当是：传媒并不仅仅是客观之事的载体，有时候还应该

    是而且简直必须是主观之事的载体。唯其主观，所以便更加能动。也就是说，传媒

    当是有人性之社会公器，否则传媒承担社会良知的义务就没有了自信自觉的前提。

    在中国，由传媒替弱势群体的走投无路之境况不遗余力、义不容辞地大声疾呼，乃

    是传媒报道价值的最大意义之一，绝非最小意义。传媒做这样的事情，比特别主观

    地热忱饱满地为这个星那个星的知名度而不遗余力，而似乎义不容辞，意义要巨大

    得多。传媒担此义务方显可贵。在对于此事的报道中，我以为有关传媒已做得相当

    之好，并未一味仅加痛斥，所以那报道是较为人性化的报道。而唯有人性化的报

    道，才更有利于唤起民间的互助心肠。此事给医院的启示当是：我前边提到这一所医院时，用了“国立”二字，乃是

    相对于“私立”而言的一种姑且的说法。我认为，学校、医院是特殊之单位，倘具

    有公共产业的性质，便也同时具有了“国立”之品格。而“国立”医院之品格当是

    什么呢？永远奉行人道主义的原则为第一原则的原则而已。而公众则以此原则来对

    国家精神进行理所当然的评估。大也罢，小也罢，省市一级的也罢，乡镇一级的也

    罢，凡属“国立”，皆与国家精神相联系耳。也就是说，倘一所私立医院面对伤病

    之人居然奉行金钱第一的原则，公众鄙视和诅咒的是它的经营者；而一所国立医院

    若也那样，大受其损的必是国家形象无疑。

    在此事中，院方的反应和表现是良好的。医护人员的反应和表现也是良好的。

    医院并没有因为一个患白血病的儿童显然被遗弃在医院里了，显然没有人替他负担

    医疗费了而就根本不对他进行必要的医治。正因为一所“国立”医院在奉行人道主

    义是第一原则方面已做得相当周到，无可指责，社会公众的救助之心才体现得那么

    及时、那么踊跃。于是国家精神与公众意识达成了一次良好的呼应。

    而近年来，某些医院，虽属国立，其做法却每令公众瞠目结舌，除了愤慨，再

    就不可能被激发起另外的任何良好的思想感情，更别说行动了。那些医院的主管者

    遇到同类事情的第一反应和表现是——我这所医院怎么这么倒霉？没钱还想看病，世上哪有此理？人命宝贵是生病的人个人的事!医院若因收治了这等病人而亏损了

    一笔钱是我的责任!谁为我的责任负责任？由于他们的第一反应和表现完全背离医

    院的人道主义原则，那么他们除了将急需救治的病人抬出医院抛在什么地方了事，自然不可能再有任何一点儿善良的行动可言。据报载，曾有医院通知殡仪馆将活人

    拉去火葬的恶劣事件，正是以上极端不人道的恶劣心理所导致的。这样的“国

    立”医院如此这般的恶劣行径，将使公众对国家精神大为质疑。国家形象严重受损

    几成必然之事。而此无形之大损失，往往非是金钱所能弥补的。

    此事给国家亦即政府的启示当是：任何一所医院，哪怕它的规模再大，都根本

    不可能一厢情愿地替国家一揽子承担起免费拯救弱势公民生命的大善事。中国有十

    三亿多人口，弱势群体数以亿计，一烛数烛之光，岂能照明百千人家？医疗保险虽

    为良策，但既已不幸沦为弱势，那笔保险费肯定是上不起的了。何况，遥见帆影之

    舟，哪里又救得活眼前沉波之人呢？民政部门来关爱吗？我们都知道的——在中

    国，它只具有促进赈灾活动的职能，国家每年并未拨给它数目可观的救助款。中华

    慈善总会吗？我们也知道的，它虽是有一笔苦心募集来的款项，但相对于中国弱势群体的庞大基数，实在也是杯水车薪。何况，它的分支机构，也只不过设到了省一

    级，而且在许多省里，不过是徒有其名。

    那么，就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吗？办法当然是有的。而且只能由国家来决定那

    么做不那么做。即鼓励有经济能力的公有的或私有的企业，按其总的应纳税额的一

    定比例，抽取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成立公司或企业名下的慈善基金。这一笔基金

    当然应是免税的。千条江河归大海的局面，也就是说——慈善之心只能以捐款方式

    汇总到一处实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策略，早已被证明根本不适应弱势群

    体越来越看不起病、求不起医的严峻情况了。慈善之事，乃全社会之事，为什么不

    欢迎全社会来做呢？

    至于顾虑有人打着慈善的幌子“合理合法”地避税逃税，我以为实在是因噎废

    食了。中国有能力管理那么多“中国特色”的复杂之事，难道还管理不了区区小

    事？责成各级民政部门检查名曰慈善基金是否每年用于慈善救助了，民政部的职能

    不是也被更切实地调动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