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全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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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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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件(6403KB,602页)。
普利策获奖作家作品,兼备戏剧性与真实性,获得欧美各大媒体以及前美国驻俄大使等人的一致好评与推荐。
记录俄罗斯寡头政治时期的里程碑之作,具有无可取代、无法超越的意义。涉及热门话题人物和时期,为读者展示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根源,历史跨度极大,资料详实可靠。

内容简介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一书记录了后苏联时代新富阶层的崛起。
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一直到普京上台初期,几个*为瞩目的寡头引领俄罗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险峻试验。
从权力推手别列佐夫斯基、媒体大王古辛斯基、石油大亨霍多尔科夫斯基、银行巨头斯莫伦斯基、青年改革家丘拜斯到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这些寡头化身新秩序的建筑家和鼓吹者,反过来操纵旧制度,推动了财富与权力的联姻。在寡头资本主义走向*之时,他们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油气、电力、冶金和金融业,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媒体,操纵着舆论。
时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的戴维?霍夫曼亲身见证了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他参考了大量新闻报道、历史资料和纪实文献并与当事人多次面谈,将新俄罗斯政治权力架构和寡头之间的复杂关系条分缕析,生动详细地讲述了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简介
戴维?霍夫曼(David E. Hoffman),美国作家、记者。1982年加入《华盛顿邮报》,在里根及老布什的任期内报道白宫新闻,包括美苏首脑峰会;随后负责国外新闻,1992年出任耶路撒冷记者站站长;于牛津大学学习俄语后派驻俄罗斯,1995年至2001年间出任《华盛顿邮报》莫斯科记者站站长;现为《华盛顿邮报》特约编辑。
2002年出版第一本书《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被誉为终结这一主题的里程碑之作;2010年出版的《死亡之手:超级大国冷战军备竞赛及苏联解体后的核生化武器失控危局》获美国普利策非虚构作品奖。
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预览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部
第一章 灰色与短缺 | 11
第二章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 | 30
第三章 尤里?卢日科夫 | 51
第四章 阿纳托利?丘拜斯 | 74
第五章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 96
第六章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 | 122
第七章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 | 145
第二部
第八章 宝库解锁 | 173
第九章 轻松赚钱 | 204
第十章 莫斯科重建者 | 231
第八章 宝库解锁
这些革命者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充满自信和希望,没有经过权力考验,面临一项超出他们想象和实际经验的任务。作为大学助教和不知名的专家,他们多年来一直梦想着给僵硬的苏联制度增加实质性的变化。他们满足于研究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匈牙利和拉丁美洲变化的经济实验进步的例子。现在,他们集中在一家政府宾馆,15号别墅。这家宾馆位于莫斯科西部一座叫作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oe)的村庄。苏联正在经历垂死之痛,他们被号召起来埋葬它,而不是保留它。
1991年8月的政变企图失败后,戈尔巴乔夫留任了4个月,试图避免苏联的解体,但毫无效果。最后的打击是在12月初,当时在布列斯特(Brest)外一个叫别洛维日森林(Belavezhskaya Pushcha)的度假村,叶利钦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宣布了他们自己的联盟,公然反抗戈尔巴乔夫。三周后,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来了。
在苏联最后崩溃的数月前,叶利钦开始组建一个并行政权,这个政权采取的经济措施将达到戈尔巴乔夫从未有过的彻底程度。叶利钦弃用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老牌著名经济学家,决定由32岁的盖达尔具体负责,盖达尔曾在党内意识形态方面的期刊《共产党员》l上发表过几篇被公认为最好的对苏联经济进行精辟分析的文章。叶利钦回忆说,盖达尔当时领导的团队是一群“年轻气盛的暴动者”,他们是“独立思考勇往直前”的人。出于天性,叶利钦的统治是通过感情而不是通过政策来进行的,他喜欢盖达尔筒单直率的“大爆炸”建议,模仿柏林墙倒塌后波兰的经历,直接跳向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叶利钦被盖达尔对经济休克疗法的热情所感染。“我不能强迫年轻人再等一次了,不能像以往一 样按部就班地总结多年再做决定,”叶利钦回忆说,“如果我们决心已下,我们就要立即行动!”12l叶利钦要确认他彻底地摧毁了苏联共产主义。彼得·阿文当时曾与盖达尔并肩工作过,他回忆说:“叶利钦只对权力感兴趣,他想拥有一支敢作敢为的团队,把所有旧的官僚全部清除。他也明白,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上帝,我们必须跟着他走。”Bl1991年9月到10月,盖达尔和另外一些年轻经济学家住进了15号别墅,开始为叶利钦起草彻底的经济改革方案。每一个与盖达尔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渐进主义者,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革家,对现存的政权也很尊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做事情要采取适中的现实措施,而不要冒险搞什么毫无结果的大跃进。在苏联时期,阿文曾建议盖达尔把瑞典西方的社会民主作为样板学习,盖达尔没有采纳,他认为这个主意太激进。他建议学习匈牙利,这样比较安全,因为匈牙利是苏联阵营里的伙伴。盖达尔知识渊博,他是同辈人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但是他有一种癖好,那就是喜欢为了一个论点研究数据,搞清论点的各个方面。
盖达尔在别墅里的团队中有一个叫丘拜斯的年轻人,他是圣彼得堡新来的,当时名气比盖达尔小得多。丘拜斯早些年前也是一位渐进主义者,但现在他衷心接受需要彻底变革的主张。盖达尔有点教授的味道,踌躇满志;而丘拜斯则刚毅、自负。在别墅里的所有人中,丘拜斯成了改革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位居高官的时间最长。他处事果断、不屈服,这正是他最大的财富,也是令他周围的人恼火的原因。丘拜斯一旦下定决心做什么事情,从来都不会后退。盖达尔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政治家,丘拜斯不是一位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却是一个熟练刚强的执行者,他也是一位政治勇士。在这以后的几年里,他们两人都从默默无闻的学术界转变为叶利钦经济革命的主要设计师。盖达尔身材矮胖,像一只维尼熊,长着一张大大的、惹人喜爱的脸。丘拜斯则又高又瘦,长着一头沙红色卷发,一激动脸就发红。他们着手干的就是摧毁旧制度,把从列宁、斯大林和他们的继承者那里沿袭下来的计
媒体评论
★ 关于寡头的早期岁月,本书大概是我们从过去到未来能够读到的*权威的著作了。……作者对新俄罗斯财富与权力获取之路的描述和分析可谓力透纸背。——《纽约书评》
★ 霍夫曼条分缕析的叙事方式,同时造就了这个故事的毁灭性和娱乐性……他查阅资料的深度和广度堪比私家侦探。——《纽约时报》书评★ 彻头彻尾的戏剧性,令人手不释卷的故事……对俄罗斯当代史这段喧嚣岁月*为生动、*为细致的记录之一。——《新闻周刊》
★ 霍夫曼以出色的叙事展示了他的发现:那些看上去混乱不堪、微不足道的行为,是如何孕育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华盛顿邮报》
★ 截至今日,本书是关于新俄罗斯*全面、*迷人的记录。——《圣荷西信使报》
★ 一部真正具有揭露意义的作品,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重塑俄罗斯的一群人……专家会惊异于霍夫曼的杰出报道,而读者将着迷于这些人的非凡生活。——《华盛顿邮报》记者Robert G. Kaiser★ 戴维?霍夫曼写出了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寡头》可能是历*后一本记录这一主题的书了,毕竟很难想象,还有谁能够复制甚至改进本书的研究、分析与行文质量。——前美国驻俄大使Michael McFaul
霍夫曼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全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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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
作者:【美】戴维·霍夫曼(David E. Hoffman)
译者:冯乃祥 李雪顺 胡瑶
责任编辑:莫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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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六个男人引领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转型
的故事。他们在那个年代大都十分出名,但他们的名声地位并未延续。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承诺取缔寡头“阶
级”,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寡头们的社会地位。到2015年,尽管第二
代及第三代寡头们仍在暗处拥有一定的财富和权力,但书中的这六个男
人不再是公众的焦点。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这位曾经引人注
目的数学家和企业家,后来丧失了大部分家产,2013年3月23日死于
伦敦城外的寓所,显然是自杀身亡。
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出任了俄罗斯纳米技术集
团(Rosnano)总裁,该公司是从事纳米技术研究的国有公司。在普
京执政期间,丘拜斯基本远离政治。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继续低调地专注于
电视及媒体工作,现居美国。
2010年9月28日,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被时任俄罗
斯总统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解除了莫斯科
市长的职务。很显然,克里姆林宫这一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对莫斯
科的控制。卢日科夫出走他乡。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在狱中服
刑十年,于2014年初被普京释放。出国后不久,霍多尔科夫斯基发起
倡议,推动俄罗斯进行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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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人们的视线,他的下落无人知晓。
戴维·霍夫曼
2015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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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27日早晨,莫斯科的卡默夫尼奇斯基
(Khamovnichesky)法庭外,约一百人身着大衣,冒着严寒,集聚
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小土丘上。其中一些人高举着抗议标牌,标牌上有一
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灰色短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其中一幅标语写
道:“团结一致,创建新俄罗斯!”另一个大大的竞选徽章上则写
着:“奔向自由!”
法庭内,照片上的那个人站在一间玻璃罩钢结构拘禁室中,门上挂
着锁链。他就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属于最具野心的第一代
寡头,这一代寡头在苏联解体之后获得了财富与权力。前一天,在二十
二个月的审判之后,法官维克托·达尼尔金(Viktor Danilkin)认定
霍多尔科夫斯基犯有贪污罪。之前,霍多尔科夫斯基因欺诈罪被判服刑
七年多。如今,法官头也不抬,宣读着冗长的判决书,语速很快,几乎
听不清。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的共同被告普拉东·列别杰夫(Platon
Lebedev)在玻璃拘禁室中听着。
法庭外的公路上,内务部的防暴警察逮捕了土丘上举着抗议标语的
人,把他们拽进一辆备好的公交车上。有些标语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总理
弗拉基米尔·普京,他已经统治了俄罗斯十年。举标语的人都被逮捕
了,其中有一些是妇女。当一位身体特别虚弱的妇女被捕时,人群愤怒
了,纷纷喊着:“可耻!”“自由!”一些抗议者径直冲到警官面前,大声呼喝。有一位喊道:“你们的孩子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吗?”另
一位则质问着:“难道你们不感到羞耻吗?”对此,防暴警察面无表
情,无动于衷。
到下午一点,大概有二十位抗议者被带走。人群渐渐散去。瓦迪姆
·克鲁夫根(Vadim Klyuvgant),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律师之一,走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出了审判庭,身着黑色西装,没穿外套。他表示,法官还没有最终宣布
判决,但是从法官大声宣读的判文来看,判决将会很严重。除了那些诉
讼时效过期的,检方的指控都被接受了。克鲁夫根表示,法官受到了有
关权势人物的“强力诱导”。但他没有明确说明是谁。他补充道:“这
太可耻了。”
两天后,12月31日,星期四,达尼尔金宣布了判决:霍多尔科夫
斯基将再服刑六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母亲悲痛地大骂法官:“你和你
的子孙后代都见鬼去吧。”霍多尔科夫斯基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此次
判决表明“在俄罗斯,面对政府官员,你不能指望法院来保护你”。
列昂尼德·戈兹曼(Leonid Gozman),一个和克里姆林宫有联
系的小激进党的领袖曾说:“太让人震惊了。这明显是一个政治性判
决,而不是司法判决。”
[1]
早前,一位美国外交官员曾在一份发往华
盛顿的电报中写道,其“动机明显具有政治性”。这位外交官负责监控
此次审讯。他还补充,通过审讯,俄国政府“把一种看似法治的假象运
用于一种利益至上的体制中。在这种制度中,你可以铲除政敌而不受惩
罚”。电报名为“为政治猪抹上法治的口红”
[2]。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带出玻璃室,返回监狱。普京似乎成功地把霍多
尔科夫斯基关了起来,并斩断了后路。
但是,后来的事情出人意料。2月14日,莫斯科的互联网新闻门户
网站(Gazeta. ru)以及一家网络电视频道(Dozhd TV)对达尼尔金
的助理娜塔利·瓦赛尔耶娃(Natalia Vasilyeva)进行了采访。她同
时也是法院的新闻秘书。她说,法官本来准备写下自己的判决,但却被
强制宣读一份完全不同的判决,而这一判决是由更高的权威机构做出
的。“我知道的真相是,判决是由莫斯科的市法院做出的,”她
说,“这一点我很确信。”法官“有点羞愧,因为他宣读的并不是自己
做出的判决。所以他读得非常快,想要尽早结束”,她补充道,“我可
以告诉你,整个司法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起案件是受人操控的,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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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个事件揭示了普京创造的用来治理俄罗斯的这个制度。表面上
看,市场民主的外在标志都具备:法院,法律,以及审判;证券交易
所,企业,以及私有财产;报纸,电视,广播,以及网络新闻门户网
站;候选人,选举,以及政党;甚至有一些勇敢的人,高举抗议标语,或耳语有关判决的真相。但是,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普京及其亲信手
中。他们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这是一种软性的集权;但是当他们决定
打击某人时,他们便会得逞,正如他们打击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样。
十年前《寡头》一书出版时,新俄罗斯的领导者们希望,自由和竞
争能推动政治和资本主义。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的改
革带给了俄罗斯民族史无前例的自由和企业家精神。数以百万计的俄罗
斯人第一次出国,投票选举,享受新闻自由,并学会了自食其力。阿纳
托利·丘拜斯把国有的工厂、矿井和油田这些大型宝藏转为私有。他相
信,新的主人,即便是最贪婪的巨富大亨,都会比苏联时期的老板们更
有效率,因为新主人将被迫在自由的市场中进行竞争以决胜负。
但是叶利钦和他的领导团队并没有完成他们所开启的旅程。他们热
心于摧毁旧体制,但轮到创建俄国急需的新体制时,却踌躇不前。叶利
钦本能地理解自由,但是他并不了解创建公民社会的重要性。而公民社
会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极其重要的联系网。更糟的是,叶利钦没
能建立起法治来规制他所释放的自由。结果是一个扭曲的资本主义,一
些骗子成了亿万富翁和国家的主宰。这就是寡头时代,他们的故事是这
本书的核心。
2000年普京执政后,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历史遗留
问题。不可能再回到苏联时代。但是,动荡的叶利钦时代之后会是什么
呢?普京接手这一任务时,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或是叶利钦时期混乱的90年代不甚了解。作为前
克格勃特工和幕后操作者,普京从不支持竞选,而且鄙视巨富大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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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和自己想法相似的人,松散地形成了自己的宗派。这个宗派被称
为“西罗维基”(siloviki ),或是安全部门的人,他们与普京一样,嗜好控制,并希望在控制中壮大自身的力量。
普京在执政的第一年便铲除了媒体界巨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不久,又铲除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个人都是20世纪90年代
最重要的寡头。普京支持挥舞棍棒打倒超级富豪的做法,并发誓未来将
不会存在寡头这一阶级。“这是我的看法,”他说,“国家手握棍棒,但只使用一次,一次敲打命中头部。我们至今还没使用这根棍棒。我们
只是挥舞展示了一下,这一举动足以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但是,如果我
们愤怒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
[4]
普京告诉叶利钦时代遗留
下来的寡头们,他们可以保留财产,但是他不会容忍任何挑战。他们同
意了。普京和90年代自由放纵时期的叶利钦不同,他偏向于一种国家
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由掌权者选择成功者和失败
者。
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之后,他的石油公司尤科斯
(Yukos)被迫破产,所有有价值的资产被俄罗斯当局剥夺。一笔意外
之财——最有价值的石油生产子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
——被收归国有。2006年,俄罗斯石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筹集了
100多亿美元,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权拍卖。当时该公司的董
事长是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他同时也是俄罗斯的副总理及
普京的亲信。这场交易表明,“西罗维基”并没有打破财富和权力之间
的铁链,这种链接是在叶利钦和寡头时代形成的;相反,“西罗维
基”接管了这一链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
(Dmitri Trenin)总结道:“莫斯科大部分重要的政策决定背后都有
私人或企业利益所支撑,因为统治俄罗斯的是那些拥有它的人。”他
说,在普京的统治下,政府已变成了公司,“克里姆林的高级职员和高
级部长们都是各种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他们热衷于晋升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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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寡头傲慢且惹人注意,普京统治下的新一代寡头却沉默而隐
秘。
[6]
普京承诺结束前十年法律缺席的状况。他的确填补了立法方面的重
大空白,尤其是推行了新税法。普京也授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新权力和
新资源。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即FSB是克格勃的国内继承者。但是,修订
法律以及增加更多的执法人员似乎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法治。事实上,以
某些标准衡量,官僚阶层扩大了,腐败也越发严重了。霍多尔科夫斯基
事件对权力者们包括莫斯科以及其他地区的权力者来说是个信号,那就
是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有一个悲剧性案例,事关威廉·布劳
德(William Browder),他一度是俄罗斯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布
劳德的做法是,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深挖其账簿,然后公布他发现的
腐败及侵吞行为,以此来提升股票价格,使他的基金增值。起初,布劳
德以为普京会清除腐败,为国家谋利。但是,布劳德同样成为被排挤的
对象,或许是因为他攻击性的策略惹怒了根深蒂固的大老板们。2005
年11月13日,一次商旅之后他被拦在莫斯科机场,并且被拒绝入境。
2007年初,内务部的一帮官员搜查了布劳德的基金Hermitage的办公
室及其律师事务所。他们拿走公司的印章和执照,并用它们向俄罗斯政
府骗取了2.3亿美元的退税,这一惊天骗局被认为是警察所为。当布劳
德高声抱怨腐败时,他的一位莫斯科律师、三十七岁的谢尔盖·马格尼
茨基(Sergei Magnitsky)被逮捕且不能保释。马格尼茨基在狱中生
病,但其医疗求助被无视,最终于2009年底死在狱中。这个案例鲜明
地反映了有罪不罚的文化;没有人因马格尼茨基之死而被捕。“俄罗斯
的犯罪率以惊人速度上升,”布劳德曾悔恨道,“我真希望我没有去过
那里。”
[7]
2010年2月12日,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发了一封电报,指出目前
俄国社会充斥着腐败,咖啡馆店主为寻求安全支付保护费,政府人员以
税制形式收受贿赂,法律执行机构仍保有正式收费渠道。电报的内容随
后由维基解密公之于众。该电报引用了一些人的话,其中一个人暗示,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有时人们会把现金放进手提箱带进克里姆林宫。另一个人则表达了相反
的意见,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必要,“在塞浦路斯开一个秘密账户反
而更容易一些”。
[8]
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
清廉指数排行榜上,178个国家中俄罗斯位列第154,与肯尼亚和塔吉
克斯坦的水平相当。
[9]
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争议有时会通过买凶刺杀来解决。安娜·波利
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是一名专揭黑幕的记者,她对发
生在车臣共和国的难以解决的谋杀及暴力事件进行了尖锐的报道。
2006年10月7日,安娜在莫斯科公寓大楼的电梯内遭枪击身亡。普京
郑重宣告要找出凶手,并表示定将这一罪行公之于众。有三名男性受到
指控,但在之后的庭审上被宣告无罪。最终并没有人为此受到惩罚。
1999年,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发生了一系列公寓爆炸事件,之
后,普京成功地扮演了一名强硬的角色。当时人们对国家秩序和安全丧
失了信心。普京有足够的支持能建立起一个独立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体
系,但他并不想这样做。相反,普京将“西罗维基”放在了首位,并授
予这个秘密组织更多的权力,包括开展海外行动(暗杀)以及镇压国内
政治异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主管将这些安保人员称为“新型贵
族”。然而,由于这一组织拥有诸多特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到了人
们尖锐的批判,因为它未能预防多次恐怖袭击,包括2002年10月的莫
斯科剧院挟持事件。当时,车臣的恐怖分子控制了莫斯科剧院,里面满
是观众,安保机构向剧院内投放失能气体。在随后的突袭中所有恐怖分
子都被击毙,但同时有130名人质遇害身亡,其中多人是因为没有适当
处理导致曝露在失能气体中而身亡。随后,2004年9月,在车臣共和国
邻近的别斯兰市,由于与军方的暴力对峙,该市一所学校至少有339人
死亡,其中超过半数的受害者是儿童。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时
候,“西罗维基”又在哪里?
[10]
普京将别斯兰事件作为其加紧控制政治体系的某种借口。在第一个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任期中,克里姆林宫的拥趸将他们的执政方式描述为“管控式民主”,这种体制下一些机构(如政党)能够得以发展,但自主权极为有限。这
些年来,普京控制了所有主要的独立广播电视网,在国会两院建立了无
与伦比的优势地位,并强制寡头们屈服于他。但是在别斯兰事件几周
后,普京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结构。他取消了地方长官的选
举政策,这一职位的人选日后将由普京亲自指定。普京同时改变了国家
杜马(State Duma)即议会下议院的投票机制,这样一来,政党成了
唯一的选择,而非个别地区的候选人。这种唯政党(party-only)制度
也存在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但在俄罗斯,这一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使得地方选出的许多独立的立法议员无法生存。在2003年12月的
国会选举中,统一民主党以及右翼力量联盟这两个规模较小的进步党派
都未能赢得一席之地。其他四个胜出的党派都是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者。
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中,他更加集权了。中央选举委员会由委员会
主席弗拉基米尔·丘罗夫(Vladimir Churov)管理,他在上任初期表
示,第一定律就是“普京永远是对的”。克里姆林宫的职责是监管选举
过程中给候选人的资金分配情况,同时管控国家的电视新闻,使得反对
意见只能如浮光掠影而过。90年代对于叶利钦及其团队那种辛辣的政
治嘲讽几乎销声匿迹。
[11]
普京的集权主义并不是绝对的,他往往通过操控而非直接的压制来
达到他的目的。许多独立的媒体机构(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和互联
网)被获准继续经营,有时会发表或播报有关政府的直言不讳的言论。
俄国政府并未对其互联网进行封锁,因此俄罗斯人可以自由浏览网上的
各种言论,甚至一些对现有体制严厉批判的言论。但是独立媒体的受众
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仅占很小一部分,实际影响力非常
小。对于这类烦人的质疑,克里姆林宫及其他主流电视媒体直接选择视
而不见。例如,在2011年2月一次有关法治建设失败的会议上,俄罗斯
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表示:“生活不是靠守
法,而是靠我们自己的意愿,看眼色行事。”主流电视台通常会无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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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因为没有真正的政治选择,许多俄罗斯人选择退出。玛莎·李普曼
(Masha Lipman)是《赞成或反对》(Pro et Contra )杂志的编
辑,该刊由国际和平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出版。玛莎·李普曼表
示,俄罗斯人现在与政治渐行渐远,反而进入了与普京达成“不参与协
议”的时代:如果普京不干涉俄罗斯人的私人生活,那么他们也不会干
涉政治。根据李普曼回忆,在苏联时期,国家是无处不在的,但在今
天,俄罗斯人能够享有“几乎无限的个人自由”。
“人们沉溺于自己的个人事务,远离政治领域,这也是他们自愿放
弃的。”李普曼说道。结果就是“政府可以轻易地主导整个社会”。
[13]
1998年经济动荡之后,政府拖欠债务,卢布贬值,长时间的经济
繁荣使得俄罗斯从中大幅获益。1999年到2008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7%,俄罗斯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2008年的经济危
机中,俄罗斯经济急剧滑落,下跌了8%。)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年
来,居高不下的油价促进了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这也推迟了俄
罗斯本该推行的一些改革政策。俄罗斯仍然对原油、天然气及其他自然
资源的出口有很强的依赖性。
[14]
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年度世界亿
万富翁排行榜中,有101位居住在俄罗斯,大部分都是原油、天然气、煤矿、金属以及银行领域。1991年,安德烈·梅尔尼琴科(Andrei
Melnichenko)还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宿舍外倒卖外汇,但现在,根
据《福布斯》的统计,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排名第17位的亿万富翁,身
价86亿美元。
[15]
正如普京是由叶利钦亲自挑选的一样,普京也指定了梅德韦杰夫作
为下一任总统。来自圣彼得堡的合伙人梅德韦杰夫的当选是通过人所周
知的“管控式民主”模式——投票确有其事,结果却是内定的。普京则
成为总理,尽管两人之间的联系未公开化且有待商榷,大多数人认为普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京仍将继续主导权力杠杆。莫斯科的一名政策分析师莉利亚·舍夫佐娃
(Lilia Shevtsova)表示,目前普京处于主导地位,但梅德韦杰夫在
缓和与自由主义者和西方的争端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题目为《俄罗斯前景》,文中他描述
了俄罗斯所处的一系列困境: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基础设施老
旧,腐败以及柔弱的公民社会。梅德韦杰夫呼吁经济的现代化和多样
化。早前,他誓言要结束近年来的“法律虚无主义”。但空话似乎多于
行动。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就发生于梅德韦杰夫任职期间。在梅德韦杰
夫的鼓动下,俄罗斯及外国的投资者们纷纷向莫斯科城外的斯科尔科沃
创新中心投资,然而硅谷并非一天建成的,梅德韦杰夫此项计划似乎仅
是象征性举动,而非想要做出改变的实质性行为。
2011年早些时候,梅德韦杰夫评论道,一个国家不能以“铁腕使
人们团结在一起”。八年来,普京一直以铁腕治理国家,但这并不是将
来的可行之路。俄罗斯仍然急切地需要国家现代化并且吸引外资,如果
不建立法治,那么这些挑战几乎不可能完成。人们现在更加清晰地认识
到,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现代化的。目前叶利钦改革派
的梦想仍没有实现,由激烈竞争推动的自由市场民主的形成可能还需要
几代人的时间。当然,书中描写的寡头时代并未完全实现这一梦想,普
京的集权主义也没有做到这一点。然而,这仍是一个值得追求和为之奋
斗的梦想。
戴维·霍夫曼
2011年4月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目 录 给读者的话
2011年版序言
引 子
第一部
第一章 灰色与短缺
第二章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
第三章 尤里·卢日科夫
第四章 阿纳托利·丘拜斯
第五章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第六章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
第七章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
第二部
第八章 宝库解锁
第九章 轻松赚钱
第十章 莫斯科重建者
第十一章 雀山俱乐部
第十二章 财富拥抱权力
第十三章 拯救鲍里斯·叶利钦
第十四章 银行家之战
第十五章 巨龙之吟
第十六章 铁腕与银弹
尾声
2003年版后记
附录:2011年5月,他们的现状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引 子
隆冬时节,老人身边再次弥漫着不满情绪,压抑,暗淡。自1997
年12月因急性病毒感染入院两个月以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
极少涉足克里姆林宫。1月,他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远离莫斯科,住进了靠近芬兰边境、位于瓦尔代的一处林间度假区。叶利钦行事果
敢,如今却偃旗息鼓。心脏手术康复一年来,他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有所
缩短,在讨论话题时,他似乎时不时会走神。2月,他前往意大利进行
国事访问。他看上去面色苍白,表情僵硬。在罗马无名士兵公墓前,他
举止失仪,尽管随从人员竭力在前提醒,他也未向意大利国旗致敬。他
闹出离奇乌龙,声称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将造访
伊拉克。安南说自己从未有此计划。在一次记者会上,叶利钦依靠提示
才能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我从未说过自己要去伊拉克。”他糊里糊
涂地说道。
对一小撮最富裕的俄罗斯生意人而言,叶利钦的举止令人深感不
安。俄罗斯需要一位强力的政治领导人。因为总统生病,这个国家显得
无所适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已经吹进俄罗斯,油价下跌,投资者纷
纷撤出。生意人亏大了。
仅仅两年前,这一帮大亨才把叶利钦从危险的冬眠中拯救出来。为
了1996年那场一波三折的重新竞选,他们向叶利钦奉上了最具才能的
政治干将,极具影响力的电视频道,以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从懵
懂中清醒过来,投入战斗并最终赢得胜利。随着选举获胜,一条大亨们
与总统之间的纽带终于织就——他们的财富和他的权力嫁接成功。无论
是他们,还是叶利钦,都已难离彼此。随着权力增长,这帮大亨被人们
称作寡头,是新俄罗斯的拥有者和统治者。
这一次,随着总统再度出离,寡头们有些坐卧不安。鲍里斯·别列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佐夫斯基最富野心。他个头不高,弓形眉,说话温和而急促。在俄罗斯
由苏联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急速转型的过程中,他趁乱攫取并大发
横财。时年五十二岁的他永远不知疲倦。他新近正在谋划一步险棋,欲
将俄罗斯总理的职位由现任的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另换他人,这个人最好对诸位寡头俯首帖耳。别列佐
夫斯基明白,此项决定事关重大:总理在继承顺序上居于首位。叶利钦
一直在生病。由他挑选的总理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下任总统。
别列佐夫斯基和其他寡头郑重其事地讨论“公司型政府”的设立事宜。
他们将成为灰色董事。既然身体抱恙的叶利钦鞭长莫及,那就由他们来
任命部长,并且非正式地运作这个国家。他们是垄断资本,而国家不过
是软蛋。
在由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掌管的俄罗斯第二大石油企业
尤科斯的公司总部,大亨们悄悄地聚到了一起。灰色董事们觉得切尔诺
梅尔金该走了,于是讨论谁将取而代之。别列佐夫斯基还面见了叶利钦
的总统办公厅主任瓦连京·尤马舍夫(Valentin Yumashev),以及
总统富有影响力的小女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Tatyana
Dyachenko)。
1998年3月21日,星期六,在其位于莫斯科城外的乡村住处,别
列佐夫斯基接受了广受政治精英青睐的电视新闻栏目《综述》(Itogi)安排的长篇访谈。访谈内容由同为寡头的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创办
的俄罗斯最大、运营最成功的私人电视频道NTV播出。
别列佐夫斯基在访谈中明确指出,叶利钦继任者的挑选活动已经启
幕,而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者无一“具备资历”。他语气模糊地谈到
了“推出新人的大好时机”。
该访谈的播出时间安排在星期日晚间。次日早晨,叶利钦解除了切
尔诺梅尔金的职务。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本书讲述了六个人的故事,这六个人协助带领俄罗斯经历了迄今所
能设想的最宏大和最艰辛的实验,即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改造
为一个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故事持续了十五年,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运动,到
鲍里斯·叶利钦在1999年12月31日宣布辞职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正是这六个人成了新俄罗斯的领导者,新秩序的缔造者与倡导者。
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享有了巨大的政治力量或相当的财富实
力,抑或兼而有之。故事各有不同,但贯穿其中的主线大体相似:积聚
财富再失去财富,从俄罗斯工业王冠上摘取珠宝,掌管私人武装,在选
举中拥立王者,统治全国及其财政要塞莫斯科。他们收购俄罗斯的大众
传媒,尤以电视为最;他们不仅攫取工厂,也包括国有资产,如预算、执法系统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权。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起步阶段,他们
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秘而不宣,精于伪装,有时残忍无情。
让这六个人一跃而起的新时代,肇始于1985年3月10日的那个星
期天。苏共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身
体抱恙,执政仅十三个月即去世,克里姆林宫医生叶夫根尼·恰佐夫
(Yevgeny Chazov)致电告知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数小
时内,一辆辆黑色轿车驶入克里姆林宫,随后举行的会议将戈尔巴乔夫
推上了权力宝座,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开启的革命性变
革,横扫了本书所涉及的这六个人。然而,在一开始,他们都远离权力
中心。他们要么是无名的科学家和学者,要么是官员和学生。在戈尔巴
乔夫当选为总书记的那一天,没有人能把他们定位为未来变革的旗手。
在莫斯科一栋简陋破旧的水泥预制板公寓二楼的厨房里,坐着一位
建筑队包工头,这位个子高瘦而怒气冲冲的年轻人正在抱怨“发达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他就是三十岁的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个性坚
毅的他是一名自卸货车司机。他从小就没有父亲。他是个局外人,心里
满是对命运的怨恨。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在以培养化学工程师著称的门捷列夫化工大学,时年二十一岁的米
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他那稚气的嗓音下隐藏
着内心的冲动和抱负。霍多尔科夫斯基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他替共
青团(Komsomol)收取团费,并在大学里开了一家青年咖啡馆。
控制科学研究所是苏联应用科学的桥头堡,这里的数学家和理论专
家们设计出各种方法,以控制弹道导弹和核电站。三十九岁的鲍里斯·
别列佐夫斯基在此专攻人类决策理论,他不仅领导着一个实验室,还梦
想着获得诺贝尔奖。
在通往国际机场的公路上,一个沮丧而精瘦的年轻人驾驶着自己的
汽车,以非法运营出租车的身份穿梭往返。三十三岁的弗拉基米尔·古
辛斯基正浑噩度日。古辛斯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他曾经想去剧场
谋职,因为之前受过做导演的培训,但他终究没能登上莫斯科的舞台。
在莫斯科市政会(city council),尤里·卢日科夫与一大帮中年
苏联官员和工厂经理坐在一起。这个橡皮图章
(1)
一般的城市立法机构
拥有数千名成员,他并无任何耀眼之处。卢日科夫时年四十八岁,对管
理事务十分熟悉。载着他四处转悠的,是一辆黑色伏尔加公务车。
工程与经济学研究所地处列宁格勒的一个偏僻角落,三十岁的阿纳
托利·丘拜斯身材瘦长,满头红发,给人一种固执而居高临下的印象。
作为军事院校的执教者和正统共产主义者的儿子,丘拜斯正在逐渐对这
一制度失去信心。
假使这六个人在戈尔巴乔夫就职那天相聚于某个房间,恐怕他们也
不知道彼此之间应该说些什么。他们来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干
部
(2)
和科学家,下至街头混混和各级企业经理。令他们与众不同的是
善于改变的能力。他们每个人都在学会应对旧制度的同时,以难以置信
的步伐跨入了新制度。
他们中的四个——斯莫伦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和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古辛斯基——在此后的十五年间成为财富巨头,并结成金融家小团体,既在政治权力的阴影下攫取财富,又在叶利钦时代非正式地掌管着国家
权力。他们中的另外两个——卢日科夫和丘拜斯——成为权倾一方的政
治人物。卢日科夫两度当选为莫斯科市长。这座城市是俄罗斯最大的资
本聚集地,卢日科夫在此打造了一座属于他自己的王国。丘拜斯既是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者中最长寿的一个,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国有资产转入私人之手运动的设计师。他也是随后的疯狂圈地运动之
父,无人能及。
面对如此重大的变革,这六个人和他们的国家几乎没有准备,更难
有历史经验可循。要完成这些事情,他们会从什么地方,向什么人学
习?在苏联时期,他们找到钥匙,打开大门紧锁的图书馆,读到了有关
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一本本“禁书”。他们的学习对象有匈牙利和南
斯拉夫这样的东方阵营,这些国家正在试验更为宽松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还到西方旅行。好莱坞影片经由盗版影碟走私进莫斯科,影片中的
个人英雄主义角色让他们惊叹不已。随后,他们得到了鲁伯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样的全球
大亨和金融家以及来自华尔街、伦敦和从日内瓦到直布罗陀各大私人银
行之都一众人等的耳提面命。1992年之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
行家和律师大量拥入俄罗斯,帮忙书写规模宏大的俄罗斯私有化规程,起草首要的公司治理法规,并着手建立资本市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给90年代初生的俄罗
斯资本主义带来了模板和理念。
俄罗斯的新生大亨还充分借鉴了美国和欧洲财阀们丰富的历史经
验。尽管俄罗斯的财富量相对较小,1995年其四大商业银行在意大利
排名仅仅略高于三十位,但他们采用超级强盗大亨的风格和手法,大胆
狡诈,无所顾忌,敢于幻想。绝非偶然,他们像极了20世纪初期的美
国资本家。苏联时期,因为尖锐批评美国资本主义的阴暗面,西奥多·
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极富影响力的作品《金融家》(The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Financier )和《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 )被翻译成俄
文并广为传阅。俄罗斯首批金融家所采用的诸多手法,均可见于《金融
家》的主角弗兰克·考培伍德(Frank Cowperwood)的交易行为,他占尽银行、国家和投资人的便宜,操纵股票市场,大肆蚕食公司企
业。这本发表于1912年的小说,正是取材自美国大资本家查尔斯·耶
基斯(Charles T. Yerkes)的真实生活。
不过,就算有西方样本,这些俄罗斯人还是独具特色。他们接手的
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和经济文化,根植于俄罗斯人对权威——粗暴地
定义一下,从沙皇到人民委员——的屈服顺从。传到他们手里的是一个
连个体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等最简单的人类本能都被压抑七十年之久的
社会。市场经济落户在这片陌生土壤的头几年间,苏联时期的思维模式
依旧存在,很难完全根除。
俄罗斯的独特还体现在,苏联甫一解体,它便做出了重大抉择。叶
利钦启用包括丘拜斯在内的一批年轻的激进改革者,他们认为时不我
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摧毁旧的制度。他们首先选择放开价格和所有
权,其次才是建立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制度。这导致俄罗斯资本主义诞生
在先天缺氧的环境中,这是一个缺乏有效法制的真空,又是一个被极度
削弱以致无力执行现有法律的国家。这六个人的交易手法一再面临质
疑:他们的经营合法吗?他们是罪犯吗?然而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参与者所游走的世界,缺乏成熟西方社会的那种法律限制或道德指
南。头几年,俄罗斯就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说谎、偷盗和欺骗是日
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暴力、野蛮和威压则往往成为交易手段。若说所发
生的这一切有如自由落体,落点未知,也不算在为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
发动者的****、明偷暗抢和贪婪成性寻找借口。2000年夏天,一
位俄罗斯富豪苦笑着告诉我,人们在苏联时期对于自由市场、私有财产
和法治所抱有的强烈期待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了。“整个过程所需要的
时间长得超乎我们想象,”他说道,“还搭上了太多人的性命。”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以西方的经验来看,大亨们往往利用政府和私人资本烹制盛宴。罗
斯柴尔德家族充当过王公们的银行家,J.P.摩根则帮英国放贷人和美国
铁路公司搭过线。然而,俄罗斯首批大亨们的初期资源只有一个:国
家。他们敏锐地发现并利用了国家存在的种种缺陷。他们抓住源于苏联
社会制度而产生的价格、财产和贸易的巨额失衡,并大肆获利。除了几
个显著的例外,早期的他们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创建过什么。相反,他们
的第一课是如何轻松赚钱,钱仿佛从天而降,不费吹灰之力就被他们攥
在手里。
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初期,本书刻画的这六个人通过商业结盟、友谊或仇恨增进相互了解。他们的混乱关系早已成为普通大众取之不尽
的笑谈。1994年9月,他们在俯瞰莫斯科城市风光的一所山间私人俱乐
部签署密约,承诺不相互攻击。但这一密约很快便被他们抛诸脑后。他
们结成同盟,随即自毁同盟。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并竭力摧毁竞争
对手的王国。他们都赞同旧制度要垮台,却对新制度各执己见。
要弄清寡头们的来龙去脉,必须从他们的起点开始,即苏联那段关
于经济停滞、经济短缺和灰色市场的岁月。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没落岁
月塑造了这六个人,他们纷纷开始思考,并致力于新的秩序。本书第一
章置景于这段停滞岁月,视野则来自街头和没落的制度内部。其后六章
则深入探寻这六个人在戈尔巴乔夫的革新年代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
在新俄罗斯的早年岁月。第二部的剩余九章,通过诸位寡头的功绩与失
败,考察了喧嚣的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关于贪婪而任性的资本主
义在苏联社会主义的余烬里生长出来的故事。
(1) 形容该机构流于形式而无实权、只能盖章走程序而不能发挥实质作用。——译注
(2) 原文“nomenklatura”,指苏联等国家实行的职官任免制度“干部职务名称表”,其核
心是由共产党拟定政府部门重要职位的干部名单。后因一些党政干部依仗已有的权势与关
系网互相勾结,化公产为私产,形成了“红色权贵”阶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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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库尔斯基(Kursky)火车站的玻璃墙面赫然耸立,等
车的人群挥汗如雨。车站候车厅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纪念盒,坚实而宽
敞,光鲜而现代,甚至带着空想意味,设计风格透着前进步伐。好一个
前进步伐!玻璃墙面映着旅游者和流浪者的身影,那是一群小商贩、讨
生者、投机者和侥幸者,总之,他们是苏联“发达社会主义”下的奋力
求生者。馅饼?啤酒?冰淇淋?活鸡?全都有,在玻璃幕墙跟前或远或
近的地方,就摆放在车站和一列列待发列车之间的空旷站台上。从这里
开始,一条条铁路线悠远地延伸到位于南部的偏远城市,抵达巴库、第
比利斯和克里米亚。通勤列车(elektrichka)从首都出发,驶向一座
座村庄、一栋栋乡村小屋和郊外度假屋。夏日来临,人们成群结队地乘
坐通勤列车拥出莫斯科,纷纷前往夏季度假村和纳凉避暑地。
莫斯科的火车站大多破旧不堪,让人绝望。人们席地而卧,身下铺
着摊开的报纸。候车厅就是一个个苦难区域,酒气熏天,烟气刺鼻。但
库尔斯基火车站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建,被改造成一座标志性建
筑,远非各个苦难区域所能相比。它是一种制度的纪念碑,这种制度喜
欢生硬而有形的自我庆祝。这样的庆祝遍布苏联各地,透着意识形态,带着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庆祝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但在大多数匆匆走过的人们眼里,这些纪念碑不再耀眼,不再醒
目,甚至不如一根灯柱或一棵小树。一如往昔,建筑风格硕大而壮观,但意义荡然无存。事实上,在库尔斯基火车站进进出出的人们,早已不
再关注苏联所呈现的那些陈腐的标语和空洞的现代化。他们和国家之间
有了罅隙。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他们知道,尽管
这个国家的制度声称自己十分伟大,但它早已停滞不前,从内到外腐朽
不堪。人们花了半辈子精力,去努力克服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尽力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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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第二套经济体系——灰色经济,好歹让艰难的生活有了一点缓冲。
伊琳娜·马卡罗娃(Irina Makarova)既知道现实,也懂得谎
言。伊琳娜是一个年轻而活泼的教师,齐肩黑发烫成了时髦的发卷。她
戴着墨镜,在库尔斯基火车站外喧闹的人群中穿行。她一只手拉着四岁
的女儿,另一只手拎着一个鼓囊囊的红色帆布包。那是1985年夏季里
酷热的一天,她对库尔斯基火车站现代化的外墙懒得理睬。她没有留意
党中央的通告,新制订的五年计划,或是农民们兴高采烈准备丰收的可
笑的电视报道。那一切离现实生活很远。在家里,在厨房,他们曾经不
停地谈论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位年轻人和新任总书记。但在此
刻,她既没有停下脚步考虑政治,也没有担心未来。她担心的是水。
伊琳娜拉着女儿的手,走向喧闹的站外小广场。她强忍着恶心走向
一台硕大的灰色售卖机。售卖机大得像一台电冰箱,人们共用一个脏兮
兮的广口罐饮水。以前,这台售卖机号称配有真正的玻璃饮水杯,带小
型独立凹槽,人们可在此洗漱,投入硬币,看着硫化净水流出。玻璃杯
后来被偷走了。有人便换上了广口罐,这是一只装蛋黄酱的老旧广口
罐,瓶颈处系着一根积满污垢的绳子。大家都用这个罐子喝水。她多希
望能直接走过去,希望老想喝水的女儿别把她往系着污绳的罐子那边
拽。
火车站里凉爽而阴暗。她找到了前往库帕夫纳(Kupavna)的购
票队伍。那个小村庄遍布夏季度假屋,远离令人压抑的大都市莫斯科。
库帕夫纳是他们的避难所,但要逃离城市并不容易。那意味着拼抢、推
挤、程度不算严重的非法手段,逮着什么算什么。排队购买前往库帕夫
纳的车票算是第一关。孩子们闹个不停,乘客们被挤着往前移动。大家
紧紧地挤在一起,她甚至闻到了肥皂味儿。就是那种褐色的饼状肥皂,洗什么都得用它,衣服,碗碟。
售票窗口高得没法形容。不过,既没有人往里看,也没有人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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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洞大小的拉板。当局不希望满肚子怒气的乘客往里看,因而用看不透
的百叶窗将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挡在了外面。通过兔子洞大小的开口,伊
琳娜看得见售票员的手,却看不见脸。两张前往库帕夫纳的票,每张十
五戈比。
再来看看大门吧。候车厅十分宽大,天花板很高,玻璃墙很高,面
积也很大。人们显得畏畏缩缩,仿佛一只手从天而降,扼住了他们的脖
子。有四扇大门通往不同的铁轨,但三扇都紧锁着,于是人们从这一扇
门里往外推挤。伊琳娜挤了出来,迎着明亮的阳光,走向那一长列等着
上客的墨绿色火车。就在转向列车的同时,她看见了。
卫生纸!
一群人正挤得摩肩接踵。本能反应和多年的求生意识占了上风。伊
琳娜早就知道,要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命,必须见着什么逮什么。她看见
有人抱着个敞口箱子在卖卫生纸。她没有犹豫,买了二十卷。就因为有
人在卖。
她腾不出手来拿卫生纸。一个肩膀挎着沉沉的红色帆布袋,塞满了
书籍和度假屋用得着的种种物品。另一只手拉着女儿。她把手探进袋
子,找了一根绳子。她把卫生纸串在一起,毫不犹豫,她戴上了这条用
卫生纸卷串成的项链。没有人觉得奇怪,那就是生活——见着什么买什
么。她本想出门买鸡肉,没买成。她买了卫生纸。等她下次想买卫生纸
的时候,也许买到的是鸡肉。
她们上了火车。木制座椅一排三张。车厢挤得满满当当。过道里放
着一辆自行车,几条狗狂吠不止,有几个布袋里装着成捆的小树苗,座
位上摞着几只大箱子,几个小孩东倒西歪。空气令人窒息。厚重的车窗
紧闭,像一座墓穴,牢牢锁住纸袋里散发出的鲱鱼味、奶酪味和烟臭
味。火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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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纸,但火车开动的时候,还是让她打起了精神。莫斯科的负累被抛出
窗外,抛在身后。所有有度假屋住客莫不如此。他们在逃离,躲开令人
窒息的城市生活,进入充满新鲜空气的私人保留地。
火车提速,城市后掠,电动马达的嘶鸣声越来越响,随后静了下
来。庞然大物般的厂房,锈迹斑斑的吊车场,半拉子的水泥建筑骨架,在窗外肃穆后退。一场衰败的大游行。
伊琳娜是个幸存者,她在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社会里做着自己最大
的努力。她学过英语,在一所特殊学校任教,尽管她从未见过以英语为
母语的人。在共青团的会议上,她一贯虔诚地摆出虚假的面容,那是一
层面罩,尽管她知道,这样的空虚做派没有丝毫意义。在大家的恳求
下,她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共青团员。宣传共青团建设者的准则!但她
清楚,这个制度正初现裂痕。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伊琳娜三十岁。与她
处于同一时代的人,都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执
政期间的萎靡不振。那段时期被描述为经济停滞的岁月(gody
zastoya)。不过,也有人称之为衰退期(marazm)。
苏联社会主义的衰退每天都向他们扑面而来。他们时常梦想着喝上
带有黄色标签的稀有茶叶。这样的茶叶质量更好,切得更细,经过冲泡
会变成深赭色。茶叶的黄色包装袋上印着大象图案。想必来自印度。但
这种黄色包装的茶叶极度短缺。因为很难买到,也就没人知道,它是否
真的来自印度。不过,要是让人碰见,肯定随时愿意排长队购买。
再来说说肉罐头。那是淘汰的军需品,大家都知道。但新鲜肉无处
可寻。地方各州的人们已经数年没见过商店出售新鲜肉食。国家把军需
罐头像倒垃圾似的倾销给了他们。要是有人看到二十听罐头,定会统统
买下。人们在囤积;什么都囤积,只是以防万一。加了罐头肉的通心粉
堪称美味。面条种类也不多;又厚又长呈灰色的那种烹煮费时。他们渴
望买到印有大象图案的茶叶,罐头焖肉,也许还有真正的意大利通心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粉。他们有时能弄到好一点的面条,跟那种来自意大利的精细面条十分
相似。他们没法买到,但可以——花大力气——去弄。这就是他们的生
活。尽管俄语有“买”这个动词,但他们更愿意说“弄”或者“搞”。
他们会说:“我弄了一斤黄油。”你能“弄”到或“搞”到什么,并不
取决于钞票,而是关系、运气和命运。
理论上,苏联作为国家几乎向大家提供一切——医疗、学校、交
通、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庞大的灰色总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马克思
大街上,这个巨无霸一般的中央计划机构,在行政指挥经济的体制下,负责调拨每一吨钢材,发送每一颗螺栓,使用每一个齿轮。赫鲁晓夫曾
经郑重宣誓,共产主义将在1980年超越资本主义。然而在80年代中
期,伊琳娜那代人每一天的所知所感所尝,全是那个早年空洞的承诺。
苏联社会主义供给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只有靠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
才能勉力求生。他们的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需求,并总在为此四处打
探。
国营商店的东西从来不会扔掉。他们会照常出售给大家。伊琳娜见
过好多次:店员把一听过期的鲱鱼罐头、馊臭的面包和一包大象茶叶包
在一起。也许还有套着花里胡哨的红色袋子的面条。这叫作一单,学
校、工厂、幼儿园,反正是各个机关,也许每个月都会给大家发上一
单。没得选择:你想喝到印有大象图案的印度茶叶,就必须照单全收:
馊臭的面包,过期的鲱鱼。
伊琳娜那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漫长而缓慢的周期短缺。当时的苏联将
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老百姓得到的却是卫生纸串成的项链和过期的
鲱鱼罐头。短缺问题似乎正逐年加重。80年代初期,还可以买到奶
酪、香肠、牛奶、人造奶油、砂糖、面包和一些必需品。不过,即便如
此,当时的伊琳娜和她的家人还是不断抱怨,商店里买不到东西。他们
会大声嚷嚷:“没有东西了。”意思是,他们想买火腿,但商店里买不
到。他们想买啤酒,但商店里买不到。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来会怎样。他们不敢想象,真的完全一无所有会是什么景象。
物品短缺挫伤着人们的感情。面粉袋突然摆上商店货架时,伊琳娜
看到了人们眼里的热望。顷刻之间,排队的人多达五百,大家争先恐后
地在手心里写上排队的序号。头一百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售货小姐还
有耐心。接着,她开始咆哮。她讨厌眼前的这些人。人们会向她求情。
求求你,卖给我两公斤面粉吧!
从前,炼奶上架的时候,几百个蓝色罐头在货架上摆放得有模有
样。一年后,香肠没有了,只有奶酪和炼奶。又一年后,奶酪没有了,只有炼奶。再接着,炼奶也没有了!
从前,有面包,也许还有砂糖,可后来面粉买不到了。年复一年,货架越发显得空荡。某一天,货架突然堆满了——来自远东地区的海藻
罐头,就像从前的炼奶那样,码放得整整齐齐。尽管没有人吃海藻,罐
头还是很快就一卖而光。
再后来是苹果汁。孩子们老盼着能喝上点什么,可是只有苹果汁,质量低劣不说,还不能随时买到。装苹果汁的瓶子容量是三升,标签印
得丑陋,贴得胡乱。因为盖子的缘故,果汁往往带有铁锈味。要用硬质
开瓶器才能撬开盖子,可瓶颈通常会在撬开时砰然破裂。果汁一般用纱
布滤着喝,为的就是挡开玻璃。
一天,伊琳娜的嫂嫂打来电话大声嚷道:“伊拉,快穿好衣服!索
科尔(Sokol)地铁站附近有人出手儿童皮袄!赶快!”她用了“出
手”一词,意思是“抛售”。伊琳娜的嫂嫂排在第875号,她帮伊琳娜
拿到了876号。一连数天,她们每天都要往那里跑一趟,长队逐渐缩
短。每天,在队列里站上三四个小时,没有时间理会别的事情。这耗光
了她们的精力。等轮到她们,伊琳娜一口气买下好几件小皮袄,把两件
缝成一件穿在自己身上。
20世纪70年代牛仔裤开始出现的时候,伊琳娜还记得同龄人表现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得多么着迷。衣着很重要,因为尽管家里穷,那是唯一能让大家显得不
一样的东西。人们宁可少吃几顿,也要穿得光鲜靓丽。他们知道,搬新
房遥遥无期,不过总是买得起一两件让自己鹤立鸡群的东西。伊琳娜当
教师的月薪是110卢布,但她花100卢布给自己买了一双冬靴。这还不
够——她没有冬袄。等冬靴穿坏了,她才买到冬袄。等她买到褐色衬
衫,却没有罩衫相配;等她攒够钱买到罩衫时,衬衣已经穿旧了。不管
出席什么场合,大家脚上都是同一双鞋子。
在苏联,消费者发展出了品位。有关西方的所见所闻影响极大,人
们渴望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但苏联没法及时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求
的商品,而牛仔裤正是他们都缺乏的标志性物件。一开始,苏联的经济
计划部门并没有下达生产牛仔裤的批文,后来才生产了廉价的仿制品。
不过,真正的牛仔裤也能买到,要么通过游客,要么通过黄牛党,或是
在苏联精英们使用专供硬通券的特殊商店。伊琳娜和她的朋友们所属的
年轻一代,看戏上班都穿着牛仔裤,到哪里都穿,一穿就是数月。
经济衰退期把他们变成了庞大的非正式关系网或友情网,连接着一
个个家庭,连接着公寓楼和办公场所,连接着莫斯科和偏远的州。这是
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在制度本身无可供给时,让人们借以求生。这样的
网络构成了巨大的第二经济,即与官方的五年计划并存的灰色经济。灰
色经济活跃于工业、零售贸易、黑市场所,因为苏联体制的失效,人们
只能奋力求得补偿。伊琳娜有个亲戚,供职于一所人人向往的学校的招
生部门。大家都想挤进这所学校,她的亲戚便从申请者身上捞好
处。“哪里能弄到肉、香肠,还有药品?”他曾经问过伊琳娜。“要没
有这些关系,我该怎么办?我将一无是处。”如果要看医生,你得在衣
袋里装上礼物,也许用一个花花绿绿的塑料袋精心包裹起来。这不是贿
赂,而是人所共知的求生套路。伊琳娜生女儿的时候,为了让她进好医
院,嫂嫂就给主治医生送了几只水晶花瓶和几串不太贵重的宝石项链。
灰色经济孕育于官方的经济体制。在塑造“新人类”理念的驱使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下,苏联当局想方设法剔除人们的贪欲和嫉妒,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去消
除企业家精神。整个制度着力消除私有财产,对超出国家控制之外的个
人经济行为实行严厉打压。官方的正统观念极其严格:谁敢买卖稀缺商
品或开办小型地下工厂,就会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数十年的宣
传和惩罚,从整体上强化了一种氛围,大家对一心赚私钱的人恨入骨
髓。这样的人会被贴上投机者和罪犯的标签。即便如此,人类的获利本
能仍然在如此严酷的气候下得以保留。毫不夸张地说,是求生的欲望,是过上好日子的欲望催生了灰色经济。因为在国外出版小说而进入劳改
营服役七年的作家安德烈·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回忆
说,在苏联,任何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左倾”,即超出了
国家允许的范围。尽管风险巨大,但从工厂或者集体农庄顺手牵羊成了
家常便饭,地下“加工厂”也大行其道。西尼耶夫斯基讲了一个离奇的
故事,莫斯科电车仓库的几名工人,冒着风险把一辆本已签字扔进废料
堆的电车加以整修,再当作私有企业的车辆上轨运营。“就外观而言,像极了国营电车,”他回忆道,“但在内部,驾驶员和售票员都不属于
国营,乘客交给他们的戈比也没有进入国库。这就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城
市运输体系内的私营企业。罪行败露、罪犯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
还津津乐道于莫斯科的私有电车奇闻。”
[1]
数年之后,经济学家列夫·季莫费耶夫(Lev Timofeyev)还时常
书写当时的日常生活,回顾灰色经济如何在官方经济中大行其道。“国
营商店内部就有肉贩私卖牛肉片,我们都知道,”他说,“国营林场种
着私人林木。内科医生就在国营医院替病人提供灰色服务。灰色商品全
都在合法氛围下生产。国有企业的办公室里上演着灰色交易,灰色市场
的买卖双方在官方的管理体制内各归其位。就连同一块足球场都可以同
时举行两场球赛,一场合法一场灰色。”这指的是在灰色的地下世界,正规球赛会因为贿赂盛行而提前“定局”。
[2]
一旦没有了各自的私人关系,大家就觉得没办法过日子。数十年
前,俄语中出现“裙带”(blat)一词,准确勾勒了灰色经济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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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特指通过朋友或关系把什么东西弄到手。就关系圈而言,像屠夫这
样掌控稀缺商品、位于短缺经济咽喉点的人,在人们的生活中就算是手
握实权。尽管苏联官方从未认可,但事实是关系圈的迅速发展。因为苏
联体制的失效,造成了诸多短缺和需求,为了应对短缺,满足需求,人
们只能另想他法。
[3]
与国家体制所能供给的相比,伊琳娜及其同时代的人想得到的东西
更多,多得多。有时候,苏联社会就像一座牢狱,墙壁坚不可摧。当局
严控海外旅行,严查海外邮件,严锁海外读物。他们甚至视复印机为邪
恶,将其一锁了之。计算机科学家伊戈尔·普里马科夫(Igor
Primakov)回忆道,他经常坐在自己最喜欢的、可以360度转动的安
乐椅里面,在膝盖上支起短波收音机。20世纪70年代,西方电台遭到
拦截,到了晚间,他缓慢而得法地转动椅子,右转一度,左转两度,再
右转三度,直至找到BBC或者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的信号。他
靠一部收音机学会了英语。冲破苏联社会墙壁的另一道力量是披头士乐
队。因为与苏联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披头士乐队在伊琳娜那一
代年轻人身上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他们废寝忘食地抄写歌谱,逐字逐句地学习英文歌词。
到80年代初,制度开始弱化,外部的生活观念——包括美国通俗
文化中描述的挥霍成性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内——日渐渗入。最富戏
剧性的溃口来自录像机这一技术发明。80年代初,随着录像机走私进
入苏联,电影如潮水一般不受阻拦地倾泻涌入。随电影而来的,是人们
对西方繁荣景象着魔一般的窥视。影片很容易转手传播,夜复一夜,年
轻人通宵达旦地观看西方影片,有时候连看三部,直至天明。他们细致
地打量着另一个半球的生活:服装、举止、言谈、金钱和财富的含义。
当一部好莱坞影片的人物随意打开公寓里的冰箱时,大家惊得目瞪口
呆:里面竟然随时装满了物品!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多年之后,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妻子、社会学家玛莎·沃根斯坦
(Masha Volkenstein)向我回忆,他们喜欢和一帮朋友玩“大富
翁”游戏,这个游戏是从西班牙走私进来的。整整一年,他们玩到深更
半夜,只为追寻木板路和公园城。这样挣钱与其说是为了感知西方豪赌
或者西式自由,不如说那就是他们一直梦想的蒙特卡洛。
[4]
人们就这样日复一日、不温不火、尽其所能地维持着生机。看似庞
大的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已经布满裂缝,人们在这样的裂缝里拥挤
为生。伊琳娜乘坐的火车抵达库帕夫纳,她拉着女儿一路小跑,走下站
台,越过铁轨,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度假屋。库帕夫纳是一个贫困的小村
庄,商店里出售的物品少得可怜:爬满苍蝇的大桶里装着油脂、褐色肥
皂、棉线卷,还有伏特加——伏特加倒是从不缺货。伊琳娜甚至懒得往
里看上一眼。她进屋放下物品后,穿过一个桦木小看台,走向一堵禁止
靠近的墙壁。这是一道预制板搭成的隔断,高得让人看不到对面。这道
墙壁任何人都不能越过,它是苏联体制的庞大脸面。
墙壁的另一边是海军基地和军事前哨。人们称之为小镇
(gorodok)。伊琳娜不知道里边的人从事什么工作,她也懒得关心。
她在墙壁上寻找着豁口。豁口一经发现,差不多立即就会被打上补丁。
在那儿——对了!——预制板已经裂开。伊琳娜溜进去,直线跑向靠近
大门的一座低矮楼房:第二十八号军人商店。按规矩来说,这家商店只
为军人及其家属服务,但趁着没人注意,伊琳娜排进了队伍,等着购买
卷心菜、香肠和奶酪。在这个经济短缺的疯狂社会里,她找到了一处缺
口。
就这样,她又发现了一条求生的路子,还能再过一天。
[5]
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维塔利·奈舒尔(Vitaly Naishul)就懂
得,数字能够说明真相。他父亲原来是数学家,替苏联发射的卫星进行
轨道运算。母亲和姐姐也是数学家。奈舒尔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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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在家谈论工作细节,却也会用收音机收听BBC和美国之音。奈舒
尔也想做数学家,因而十分信奉数字。他觉得数字表达富于逻辑性甚至
权威性——答案是无法扭曲的。数学领域有真相,这个领域在20世纪
70年代尚未受到苏联意识形态的破坏。二加二等于四,就算政治体制
也改变不了这一点。或者表面如此。
奈舒尔被分配到苏联经济体制的桥头堡即国家计划委员会
(Gosplan)下属的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员。他并没把自己当作共产主义
建设者,他只想做一名数学家,于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奈舒尔坐在一座巨无霸的中心位置,这座巨无霸统治着整个帝国的
经济生活,为所有物品调配资源,上至北方舰队的船坞里正在修建的全
世界最大的核潜艇“台风”所需要的钛合金外壳,下至位于伊万诺沃的
州棉纺厂用棉布和染料制成背心裙之类的简单产品。
这个帝国的资源丰富得惊人,地下装满天然气和原油,木材、煤炭
和贵金属数量巨大。国土也十分辽阔,覆盖着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陆地
面积,从东到西横跨十一个时区和欧亚两个大洲。这个庞大国家的权力
集中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层级从上到下,依次是政治局
(Politburo)、总书记、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然后
是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地区、城市、工厂、剧院、办公室、学校和研
究所的数十万名党务人员。共产党实行一套专门的人事制度,即干部职
务名称表,由此让所有被任命者有源可溯,上至莫斯科的精英阶层,下
至偏远地区的工厂厂长或者团级军官。各条线路都可以回溯至莫斯科和
中央领导。他们不仅统管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寻求控制文学、艺术、戏剧和文化,主导科学,试图掌控地处偏远的加盟共和国,而且从计划
委员会的中枢位置、廊道和预算表格开始,力图操控经济领域里的每一
项重要决定。
身处计划委员会的奈舒尔逐渐发现,有事情不对头。他那张微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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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怀疑和感情,因为那可能带来危险。相反,他开始把自己看见的东西
偷偷地写下来,结果就有了一部边角折起的自出版手抄本。书名叫作
《另一种生活》(Another Life ),这是一本具有远见性的小册子。
20世纪80年代初期,奈舒尔趴在厨房的饭桌上写成了这本小册
子,要理解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必须首先回顾当时尖锐的思想斗
争。我们首先看看那一场在苏联的经济生活和解体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
的思想冲突,再来说奈舒尔的事情。
18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自动化和工业生产把农
村和农业经济转变成城市和工业经济。实业家这种全新的、更具有重要
性的经济角色应运而生,将早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地主、批发商和贸易商
撇在一边。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全新时期的预言
者。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斯密条分缕析地证明,私利是经济生活的
核心潜在动机。他写过一段著名的话语:“我们的晚餐所需并非来自屠
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
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从不说自己
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斯密说,个体“在这样的场合,一如其他
许多场合,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
达到的目的”。
这样的认识标志着经济学思想的巨大进步。斯密令自我利益受到尊
重。斯密所持观点的中心思想,就是自由贸易和竞争这样的概念。他的
思想后来受到欧洲其他哲学家的提炼,他们审视过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
内在生产过程,对于世界的运行提出了一整套规则。他们相信,雇主和
工人的基本关系,或者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永不改变。他们处于
一种“均衡”(equilibrium)状态。例如,劳动和资本的供求会发生
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只会带来新的、更加稳固的“均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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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他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和均衡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的毕生同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一位“前所未有的革命者”,因为他
认为世界并非处于均衡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不停变化的状态。马克思
相信,一如与他同一时代的资本家即新型实业家正在取代拥有土地的统
治阶级,资本家也会成为过去时。传统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社会制度,终
将在工人阶级的反抗中悲壮结束。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正在
经历的阶段,这个阶段尽管有其必然性,但他认为它终将完全成熟并走
向自我完结。
[7]
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理
论进行了充分阐述,断言整个世界将会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一边
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另一边是劳动者或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非
常精确地评述说,自工业革命开始的一百年间,资本主义已经极大地解
放了生产力。但他们宣称,资本家把人类关系的一切都浓缩为“赤裸裸
的私利”。他们注意到,早年间的小商铺和小商人早已发展成“大工厂
和大实业资本家”,而工人时时刻刻承受着机器和资本家本人的奴役。
他们要求取消私有财产,并预言资本主义将在劳动者的反抗中走向灭
亡。
1917年,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把马克
思的思想意识捧上了王座。但与马克思的预言不同,列宁及其革命同僚
夺取政权的国家并没有成熟而发达的资本主义。他们夺取政权的推动力
也不是来自深受盘剥的劳动者。相反,列宁点燃并领导反抗行动的地
方,是一个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均衡、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众
不愿意抗拒各自经济领主的国家。列宁的成就在于顺应工人和农民的反
抗行为,组织了一场政变。列宁很机智地利用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但这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来证明,这种利用对广大农民是一个灾难性转
折。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将会发育“成熟”,但列宁来不及等
待。他同时相信,俄国革命将引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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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按照马克思的构想,摇摆不定且充满暴力地践行着自己的思想。它开
启的是一场长达七十四年的实验,蔑视资本主义制度,压制人性的本能
冲动。那场革命无论多么冷酷而充满灾难,总之对本书描述的人物产生
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试图带领俄罗斯走上另外的道路。
实验过程一波三折。内战的标志是混乱、无序和被称作战时共产主
义的紧缩经济政策。1921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对农业和商贸领
域的某些市场机制采取容忍态度,局面才开始变得相对宽松。20年代
末,约瑟夫·斯大林给这个短暂的插曲画上了休止符。斯大林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实行大规模指令性经济政策。他一再设法打压价格,尤其是谷
物和农产品价格,造成了毁灭性后果。自定价格的私营企业主被判
为“投机”犯罪。对固执单干的农民,斯大林进行残暴打压,并强令其
加入集体农庄。1929年,他尝试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被迫革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由此酿成巨大的人类灾难——饥荒、死亡和短
缺。
中央计划是斯大林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布尔什维克曾经设法取消货
币,以摧毁自由贸易,并控制价格。简而言之,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的
基本法则。可现在的他们更进一步,试图控制全部经济行为。国家实行
中央计划制度,控制着经济机器上的每一个杠杆,不允许选择和竞争,对大量存在的偶发交易和自利交易不留余地。国家采取五年计划制,意
在支配经济运行过程。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批准。开局之年
相对较好,于是突然调整了发展目标,要在四年之内完成全部任务。斯
大林后来提出,也许三年之内也能完成目标。最初目标是在五年期内开
采煤炭3 500万吨,后来调整到7 500万吨,再后来被调整为9 500万
吨至1.05亿吨。“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斯大林在
1931年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好好弥补这段差距。我们要么成
功,要么垮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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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产量。1935年9月,一位名叫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xei
Stakhano)的煤矿工人据说完成了产量的十四倍,被党组织赞颂为英
雄;这一功勋催生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是崭新社会正在建成的理想主
义象征。
斯大林模式把苏联推进到工业时代,以略多于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其
他国家一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蛮荒地区建起了大型工厂;在乌拉尔山
以东,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建起一座巨型钢铁企业,最终产量超过了加拿大的全部总和。斯大林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代价,把一个落后国家转变成工业大国。数百万人被送入劳改营,其中不乏技
能卓著的经理、工程师、技术员和规划师。间谍、破坏者、怠工者等字
眼随处可见。工业化的旋风把劳动者由农村吸入城市,导致生活穷困、城市人满为患。斯大林模式下的中央计划体制,面向重工业和军事工
业,帮助苏联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又在冷战期间转而支撑起巨大
的军事机器。经济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尤其是消费者,实则位居其
次。
截至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已经发展为超级大国,但它再也无法实现斯大林曾经完成过的经济大跃进。对更为复杂的经济
形式的要求,让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举步维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阿
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分别于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
试图加以改革,但都归于失败。国家严格控制着物资、价格和贸易,给
经济体制注入新鲜空气的努力无一奏效。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石油
价格飙升,苏联储量巨大,收入丰厚,经济衰退得以延缓。但此时的西
方世界已经在高新技术领域再度掀起新的工业革命。苏联进入了社会主
义实验的暗淡时期。
我们再来看看计划委员会的数学家奈舒尔,看看中央计划的核心机
构。80年代初期,他凭着在计委内部的有利地位做出深刻结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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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委、各级政府、部委和工厂层层下达。但他看见的事实远非如此。一
天,奈舒尔的上级领导去了一趟克里姆林宫。回到计委后,他讲述了自
己亲眼所见的诧异一幕。总理告诉冶金部长,苏联必须生产一种新型的
钢材薄片。这道命令来自上头,来自党组织,在党的五年计划指导方针
上写得明明白白。冶金部长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行。”不过他接着
说,“除非你给我们提供新建工厂和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否则我们就不
干!”奈舒尔的上级不解地摇了摇头,因为他觉得这位部长肯定会被丢
出去。解职。枪毙。但都没有。屁事没有。制度的运行情况由此可见一
斑,而这个制度显然已经生了病。
在人们熟知的行政指导经济的模式下,在投入目标与产出目标、目
标与指标、平衡与控制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拉锯和在各级政府间上下
倒腾的过程。到70年代,制订计划的通道,也就是那一摞复杂的报
表,变得如梦魇一般繁琐。光计委一个部门制订的产品供给和分配计划
就多达七十卷,厚达一万二千页,涵盖三万多种产品。计委的数学家们
对着模型反复斟酌,可奈舒尔很快就发现,上级在拿到他的计算成果
后,做出的举动令人大感意外:根据结果修改答案,所需所愿朝令夕
改。
奈舒尔恍然大悟。这样的体制早已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并没有什
么独裁!相反,官僚计划体制已经彻底沦为了无法琢磨、没完没了、不
讲规矩的菜市场。核心位置不再有强力控制,讨价还价开始出现。自下
而上,工厂厂长给部门提出要求,部门再给中央计划单位提出要求;随
后再掉头下发一大堆与之前的要求严重不符的决定和指示。若某项决定
要甲厂调拨物品至乙厂,吃亏方则坚决不干,转而为其所想加以游说,这样的游说行为往往不会向上进行,而是从其他工厂身上另想他法。这
一系列交易行为的主角往往与中央计划部门毫不沾边,而是工厂经理自
己。随着体制弱化,他们逐渐取得了更多权力。不只是工厂,每一个人
都牵扯进这张事关需求、许可、悄悄囤积、倒手和短缺的密织大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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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舒尔老爱讲某个偏远地区的党委领导的笑话。莫斯科的同志们都
认为这个人正忙于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位党委领导告诉奈舒尔:“我上
半天的工作,是用我这个地区的鸡肉到另一个地区换鸡蛋。”此类副业
行为意味着,国家计委的控制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20世纪20年代,成立中央计划部门的目的是抓住经济权力中的全部杠杆,以使其猛然发
力;现在只见杠杆来回摆动,却看不到任何结果。奈舒尔老爱说,方向
盘在转动,结果却一切照旧。
奈舒尔做出的结论石破天惊,让这个体制染毒生病的正是马克思和
列宁一度着力埋而葬之的一大宏论,即资本主义。中央计划委员会代表
着基本的商品交易,而不是实现马克思曾期待的乌托邦式劳动者乐园的
大教堂。实现上述交易的通货多种多样,包括国家体制的方方面面,如
官方“审批”或许可。苏联体制下,一切有价值的事物都可以进行交
易:地位、权力、法律以及违法权。奈舒尔发现,就连国家对经济的控
制权,都依照灰色经济的原则加以运行,或者说,裙带之风在政府圈子
也大行其道。在奈舒尔看来,不管承认与否,它更像一个菜市场。奈舒
尔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正在缓慢而痛苦地失去活力,因为斯大林时
代的独裁专断,革命和战争早已消失于体制之外。
[9]
奈舒尔还发现,责任制已不见踪影。工厂经理倒是很看重生产目
标,可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伪劣无用,经济体制并未对他们加以惩处,他们也不会因此无事可干。只要其产品仍在计划之内,国家就会在第二
年给他们补贴。奈舒尔由此认为,这个自诩为纪律严明的国家,实际上
已经变得非常疲弱。
令奈舒尔深感气愤的是此种疲弱明显地体现在统计数据的遮遮掩掩
上。实际上,用于公开发表的统计年鉴、文章和其他材料全都经过权威
部门的擦洗和更改,以消除所有的负面信息。
[10]
多数西欧国家的预期
寿命持续增加,而在苏联的停滞岁月,该数据维持不变,这反倒成了苏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联体制遭遇麻烦的信号。领导们怎么办?他们将预期寿命数据列为头等
机密。人口学家们被要求以“理论模型”为准,不允许接触真实的人口
数据。
最为莽撞之举,也许要算苏联经济体制中关于供求关系即“平
衡”的计算结果。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通过自由定价实
现平衡:供给过剩推动价格下降,需求过剩刺激价格上升。但苏联的计
划管理部门试图打破这些基本规律,以实现对供给、需求和价格关系的
操控。他们决定生产一万辆汽车,决定需要为此留出多少钢铁和橡胶,并决定每一辆汽车的最终售价。这样定出来的价格低得离谱,再由国家
予以补贴,根本不考虑生产一辆汽车的实际花费。结果是供给永远满足
不了需求。同时,因为个体积极性受到破坏,劳动者缺乏做好工作的冲
动,所生产的汽车十分劣质,一开下生产线便开始缺胳膊少腿。零件都
被偷走了。结果就出现了短缺——“不足”——等十年也买不到一辆新
车。平衡变成了不平衡,由此导致整个体制像陀螺一样摇摆不定。
一如地表以下的巨大板块,种种失控力量在80年代的苏联经济体
制内部深处不断摩擦碰撞。不平衡现象超乎想象。能源价格低廉,遭到
大量挥霍。一吨原油的价格与一包竞相求购的万宝路香烟持平。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在中央计划之下,体制依然能够蹒跚前行。奈舒尔警觉地
注意到,庞大的国民经济余额曾经一年计算一次,眼下正越来越频繁而
狂躁地加以重新计算。
奈舒尔得出结论,苏联体制陷入了极度危机。但在80年代初期,他不能到大街上进行宣扬。相反,他与同在计委工作的两位朋友缩进了
厨房这个私人空间。1981年,他们一般每周非常隐秘地聚到厨房交流
一次,讨论所出现的问题。奈舒尔非常谨慎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
朋友们提醒他务必小心,否则会蹲大牢。但奈舒尔没有停笔。他的想法
在当时显得特立独行,被编成了地下出版物。
“如果不做出改变,”他在《另一种生活》中写道,“你和孩子们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仍旧会围着商店打转,穿破衣着旧鞋,排队十年等新房,咒骂冰箱彩电
的陈旧、生活和工作状态的腐朽无序。”奈舒尔接着论述,需要做出的
变革十分深刻,连他本人都不敢公开表露:他希望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建
立市场经济。他希望利己心和竞争行为得到回报。他向广大读者做出富
有远见的描述,苏联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可以通过私有财产的形式分配给
百万大众。“私有财产”这两个词语奈舒尔敢于写下来,但尚未有官方
提及。他坚信,苏联的巨大财富可以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创造出某种乐
园。“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企业?”他在书中写道,“什么样的商店?
食品?书籍?服饰?收音机?超市?”他深信,薪水将会翻番;新的商
店和餐馆将使人们的生活焕然一新,大家无须排队就能过上好日子。不
仅如此,彼得大帝曾经预言的“欧洲之窗”将会重新打开,人们可以到
世界各地旅行交友。
接着,奈舒尔改变了口吻。他说,读者或许会希望从他关于“生活
乐园”的描述中缓一缓神,以继续购物。“你来到食品店,却发现还是
没有牛奶,也好长时间没有肉了,荞麦一直买不到。有面包,但刚好卖
完。”
“你希望给妻子买一件夏装。可买不到好看的,”他写道,“为什
么?”
他的答案形象地描述了苏联体制何以变成一团纠结缠绕却不能发挥
任何作用的乱麻。要解决夏装短缺的问题,他写道:“服装店店主担
心,大家在自己的店铺里买不到漂亮的夏装,他于是找到服装厂。服装
厂厂长害怕了。‘我竟然让女同胞们穿不上夏装?’他于是立刻下令,用鲜艳的布料,以时新的样式,赶紧生产夏装。布料没有了,服装厂厂
长于是给纺织厂厂长打电话。纺织厂得知女同胞穿不上漂亮的夏装,立
刻从广袤的中亚地区订购上好的棉花,从苏联众多的化工厂订购新型染
料。当化工厂厂长得知,我们亲爱的女同胞们即将裸行时,立马开始生
产新式染料,而这又要让他开始寻找不同的化工产品和设施。”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奈舒尔指出,为弥补一种物品短缺,很多物品都会生产出来。“首
先,服装厂为使用多种不同的缝线对夏装加以修饰,会导致另一种商品
出现减少……比如,会是降落伞,由此导致空军部队的补给受到影响。
而在纺织厂,会由于对女性的关注引起某种织物滤网的减产,从而让某
个次要工业部门卡壳。化工厂由于分心生产制作夏装所需的红色染
料……未能向塑料厂足额发送红色染料,于是生产红色警示按钮的小厂
转而生产绿色按钮……”
奈舒尔的秘密手稿让人一窥混乱而病入膏肓的苏联经济体制。及至
1985年完成《另一种生活》,苏联体制的麻烦已经远超他当初的怀
疑。经济已经停止增长,酗酒、偷盗和漠不关心的劳工比比皆是,工厂
和企业连连亏损,价格随意制定,且与现实严重脱节。
奈舒尔当时并不明白,但一种新的生活很快来到,而这种新的生活
不再是苏联社会主义。乌托邦实验寿终正寝。正如我们将在随后六章中
所见,恰是短缺经济和灰色经济、中央计划体制的混乱和利己心产生的
驱动力,在俄罗斯催生出全新的资本主义以及寡头现象。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第二章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
20世纪80年代初,持续的经济短缺强烈影响着俄罗斯,好书成了
无价宝,当局划定的禁书更是宝中之宝。尽管有的书籍因具有颠覆性而
遭禁,但在这个官方承认无神论的国家,《圣经》仍旧踪影未绝。私人
书架上随处可见,有的购自灰色市场,有的来自外国游客,或倒手传
阅,或另换他物。一如供给不足状态下的所有物品,稀缺的《圣经》价
值陡增。黑市上的《圣经》每本五十卢布,几乎相当于半个月薪水。
当局不遗余力地取缔和打压印刷品的复制行为,尤其是那些所含内
容对国家意识形态构成威胁的材料。就连复印如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Mikhail Bulgakov)所著的《大师与玛格丽特》(Master and
Margarita )之类违禁手稿的行为,都可能让克格勃来找麻烦。当时有
一首流行歌谣把一种东德产的打字机称作“埃丽卡”(Erika),讲述
了这种打字机打印地下出版物的过程。“埃丽卡能打印四份,”歌谣唱
道,“仅此而已,但已足够。”
[1]
任何单位和机构均要经过特批,方能使用复印机,因此复印机大多
配有锁和钥匙。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既没有锁和钥匙,也没有特别许
可证,但他拥有在社会主义术语中称作“生产手段”的东西:印刷厂、油墨和纸张。他供职于一家国营印刷店,每天干完正事,便利用印刷店
的机器设备印刷《圣经》。他是个具有反叛性的年轻人,栗色疏发,金
色髭须,深深显露出某种来自苏联社会的绝对底层的市侩精明。就斯莫
伦斯基而言,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始于《圣经》印刷活动。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没受过高等教育,在停滞岁月很少能有成功
的希望。他是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色。外祖父是犹太人,参加过奥地利同
盟,后加入共产党,二战前从纳粹统治区逃到苏联。母亲在莫斯科长
大,但就因为他们的奥地利背景,战争给一家人带来的是灾难和不幸。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战争一开始,他的父亲巴维尔·斯莫伦斯基便被派往太平洋舰队,母亲
则带着年幼的女儿被安置到位于西伯利亚的一个国家农庄。他们于战后
返回莫斯科,生下第二个女儿,接着在1954年7月6日生下亚历山大。
还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
斯莫伦斯基回忆说,自己的青年时光是只有“水和面包”的痛苦岁
月。二战后的艰辛并不稀奇,但斯莫伦斯基品尝到的艰辛还要加倍,因
为他的母亲作为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多项工作,并不允
许进入任何单位。她无法工作,家庭又很穷。他说,父亲在自己的生活
中没有发挥过一点作用,自己对他也没有任何记忆。斯莫伦斯基学习过
八年时间的印地语,为的是过上好日子,但“我发现没有人需要我学的
这个玩意儿”。他和两个姐姐都跟着母亲在莫斯科长大成人。转折点发
生在十六岁时。他首次申请国内护照,这对所有公民而言都是一种基本
的公民身份文件。拿着国籍表的斯莫伦斯基心怀怨愤。他要么加入母亲
的出生地即奥地利国籍,要么跟父亲一样获得苏联国籍。斯莫伦斯基填
了“奥地利”,但这一选择只是徒增悲伤。作为犹太人,斯莫伦斯基的
职业之路已经非常有限;因为加上了“奥地利”字眼,他更会被国家羞
辱般视作外来者,同时被社会体制堵上几乎所有的上升通道。“那之
后,我尝遍百般滋味,”斯莫伦斯基苦笑着对我说,“国家就爱开这种
玩笑。”
[2]
那绝非玩笑。斯莫伦斯基应召入伍时,他的档案上标着一长串禁止
服役的军事区域,其中就有人人羡慕的城市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斯莫
伦斯基被分到了遥远的第比利斯,那是格鲁吉亚的首府,气候宜人,东
方气息浓厚,在性格和气质上与莫斯科大不相同。爱德华·克拉斯尼扬
斯基(Eduard Krasnyansky)二十六岁,是一位正在超期服役的新
闻记者,斯莫伦斯基在此引起了他的关注。据克拉斯尼扬斯基回忆,他
第一次遇见斯莫伦斯基时,这个年轻人的双眼时而兴高采烈,时而烈如
激光。斯莫伦斯基对社会体制心怀不满。在日子艰难的苏联军营,他无
法容忍所遭受的蔑视和侮辱,因而显得很不合群。“一只独来独往的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猫,”克拉斯尼扬斯基以吉卜林的诗句做比,“任何一点不公平都会激
怒他,而这样的偏见在军营里俯拾即是。他从不会让自己受到他人轻
视。他不会让身边的人受到轻视。部队老兵可以为所欲为。总有人欺凌
新来者和胆小鬼。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对此绝不容忍。”老兵惯常用
大家熟悉的“你”(Ty)称呼新兵,仿佛那是一群小孩。但斯莫伦斯基
容不得这种小小的蔑视,坚决要求别人用更正式的“您”(Ny)称呼
自己。
[3]
克拉斯尼扬斯基对格鲁吉亚熟门熟路,这里毕竟是他从小长大的地
方。他把斯莫伦斯基收到了自己的羽翼之下。他们完全不是同一路人,斯莫伦斯基精瘦而易怒,穿什么裤子都显宽松,克拉斯尼扬斯基则博学
得多,堪称一位世故老友。每当需要用钱时,他们总能计上心来。因供
职于军报,他们有的是油墨、纸张和印刷场所。他们一开始印的是价格
低廉的商业名片,以此学会了如何排版。一百张名片售价三个卢布,远
低于十个卢布的市价。名片多销给克拉斯尼扬斯基住在第比利斯的朋友
和家庭熟人。“我们印得更廉、更好、更快!”多年以后,克拉斯尼扬
斯基大笑着回忆道。他们是军中生意人,也是从事副业的精明人。“排
印工作全由我们完成,”克拉斯尼扬斯基对我说,“当兵也得过日
子。”
在部队服役的最后一段时间,斯莫伦斯基开始变得反叛。服役结束
后,其他士兵都被打发回了家,但斯莫伦斯基没有拿到退役证,这是一
位上级军官因为斯莫伦斯基给他惹事而表现出的怠慢。一天,克拉斯尼
扬斯基和斯莫伦斯基前去拜访该军官。他们从军官的抽屉里抽出退役
证,跑出办公室,翻过围墙一溜烟跑了。他们来到机场,斯莫伦斯基却
没有机票。克拉斯尼扬斯基在机场有熟人,帮朋友弄到一张票飞回了莫
斯科。
服役两年后再度回到莫斯科,斯莫伦斯基的前景依然没有改观。他
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排版。克拉斯尼扬斯基试图把他弄进印刷学院,但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斯莫伦斯基要照顾两个姐姐和母亲,所以他没有前往求学,而是到一家
印刷厂开始上班。“我是人民的敌人,”斯莫伦斯基回忆道,“或者
说,我是人民的敌人的儿子。我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虽然苦楚越发加深,但事实证明,灰色经济下的斯莫伦斯基是一个
真正有才干的人。退役后的三年间,他都在那家印刷厂干活儿,之后到
苏联工业部下属的一家出版社当起了店员。他的月薪是110卢布。
[4]
他还在一家面包店兼职。从理论上说,兼职行为是遭到禁止的,但斯莫
伦斯基认识一个辅助工,弄了份假的许可证明。斯莫伦斯基每月额外收
入60卢布,给那位辅助工10个卢布作为证明的手续费。
斯莫伦斯基的第一条牛仔裤一穿就是一年。一如许多同龄人,他也
会在厨房这样的私密场所一连数小时唠叨自己的悲惨境遇。“制度就是
这个样子,我们大半生都得为一日三餐操心,”他说道,“其余时间则
拿来买裤子遮腚子。”
为了生存,斯莫伦斯基开始充分利用自己在印刷厂的夜晚时间,置
制度于不顾,开始印刷《圣经》。那是他的反击方式。斯莫伦斯基说,他还以“免费”印刷《圣经》的方式帮助教会。他坚信,苏联东正教是
一个“能够协助破坏现存事物即当时社会制度的组织”。然而,各级教
会均忠于政府,所以并不清楚斯莫伦斯基何以认为这是反击之举。
利益这个解释貌似更加合理。斯莫伦斯基发现了制度的漏洞,即人
们对《圣经》有需求,而他有法子来印刷。生物学家亚历克斯·戈德法
布(Alex Goldfarb)当时是外国记者与异己分子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他创建了自己的渠道,利用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走私图书。“《圣经》本
身不只是稀罕之物,还是一种重要的通货,”他对我说,“是对人们的
一种支持。偷运入境后,你把它分给有人蹲监狱的家庭,这就是在支持
他们。”戈德法布认为,斯莫伦斯基也许没费吹灰之力就认识到,反击
制度和非法获利是同一回事。“商业行为是一种政治异见之举,”他说
道,“当时的价值观很不一样。用印刷企业的油墨偷印《圣经》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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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莫伦斯基被人告发,于1981年遭克格勃逮捕。时值停滞岁月高
潮期,斯莫伦斯基只有二十七岁。他被指控“盗窃国家财产”,即盗用
印刷厂的七公斤油墨,用于个体商业活动,属于禁止行为。但克格勃将
斯莫伦斯基的案子当作轻案处理。他回忆说,克格勃想证明他偷了纸
张,但未能如愿。“因为找不到反苏联的小册子,他们于是说:‘好
吧,算是我们可怜你。’”案件被移送到当地警察局。莫斯科下辖的索
科尔尼车斯基(Sokolnichesky)法院判处斯莫伦斯基前往莫斯科郊外
的加里宁(Kalinin)镇监狱建筑队服役两年。根据法院判决,三年之
内,他不得在自己承担“实质性责任”的机构内担任任何职务。换句话
说,反资本主义者不希望斯莫伦斯基跟钱打交道。他竟敢从事“个体商
业活动”,而此举在1981年仍被视为犯罪。
[6]
被捕入狱加深了斯莫伦斯基的反叛本能。“政府觉得,那样的程序
能够教会我明辨是非,”后来他向我回忆起那一切时,眼神依旧十分炽
烈,“是它制定出条条框框,让我到哪里都找不到工作,我没办法以诚
实的方式挣钱,我也进不了体面的单位。那实际上等于把我所有的路都
堵死了!我没法出国。我只想出国旅游,他们却说:‘不行,你不能
去。’”斯莫伦斯基说,他甚至被禁止进入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
家。“于是我问他们:‘我有麻风病吗?’他们却回答我:‘你属于危
险分子。’”
斯莫伦斯基发现,走得通的路子不多,但短缺的经济救了他一把。
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永远没法满足莫斯科的建设需求,需要做的事情多
多益善。“建筑领域随时有钱赚。”克拉斯尼扬斯基回忆说。在维建基
金(Remstroitrest)这家国有公寓建筑和维修企业,斯莫伦斯基当上
了部门主任。他分到一辆载货卡车,还有一套二十八平方米的两居室标
准公寓。
当时的莫斯科人口拥挤,社会体系没法向这些人提供足够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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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一如其他所有物品,生活空间严重短缺。尽管国家制定了人均
九平方米的最低住房面积标准,但九百五十万人口中,还有近一半人甚
至达不到这一标准。
[7]
唯一稳妥的对策是森林密布的乡下,也就是位
于莫斯科大都市外围,在散布于林间的乡村搭建简陋的度假屋,供广大
莫斯科市民躲避酷暑夏夜,斯莫伦斯基在这件事情上第一次尝到了甜
头。
当时的建设项目一是质量差,二是需要数年才能完工。城市周边林
立着一幢幢硕大而难看的预制板建筑。没有私人建筑公司。尤其在那些
被视为香饽饽的军事工业区以外的厂子里,厂房的建设同样拖拉疲沓。
在苏联的最后数年间,随着工厂经理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很多人开始谋
求规划自己的建筑项目。要在一定时限内建成某个项目的唯一办法,是
雇用工作进展更快的小型黑市建筑队。
斯莫伦斯基在建筑领域学到的关键窍门,是如何弄到稀缺的建筑原
材料。如果需要钉子、沙子,或者水泥板,他不可能直接购买,花多少
钱也买不来。类似材料要么搞到、买到或者偷到——来源一般是其他工
程或工地。斯莫伦斯基是弄这些东西的好手。
跟同时代人一样,斯莫伦斯基对裹足不前的苏联领导人深感厌恶。
当一个法国摇滚乐团前来莫斯科举办音乐会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当
乐队那铮光闪亮的新式设备卸下卡车搬上舞台时,斯莫伦斯基惊叹不
已。但总书记契尔年科随后在批示党报的一篇文章时说,音乐会上不应
该出现颠覆性的摇滚乐团,应该集中展示苏联的三角琴、手风琴和各种
歌舞,而且“苏联今后不会容忍西方文化”。斯莫伦斯基摇头叹
息:“哦,上帝,算了吧!”他心想,“又是老生常谈,无聊透顶。”
他的担心纯属多余。契尔年科任期短暂,戈尔巴乔夫接替任职。斯
莫伦斯基这个不入流的建筑老板和叛逆能人读书不多,但精于算计。当
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时,他立马就能有所察觉。他很快就在戈尔巴乔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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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苏联领导人闻所未闻的。与戈尔巴乔夫一同亮相的夫人同样标新
立异。他说话很随意。斯莫伦斯基浮想联翩;他回忆说,自己确实觉得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第一位魅力十足的领导人。
然而,斯莫伦斯基发现,变化过程极度缓慢。苏联是全世界最能喝
酒的国家之一。伏特加浸润着生活,酒精支配着人民,对人们的健康和
寿命造成严重影响。经济体制向人民提供了大量酒精,在为国家挣钱的
同时,引发了更多疾病。经济短缺时期,伏特加往往滥如汪洋。戈尔巴
乔夫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抵制过量饮酒。斯莫伦斯基说,他接到当地党
组织的命令,要掌控好建筑队的抵制饮酒运动,也许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能够成事的精明人。但斯莫伦斯基很快发现,这场抵制运动不会
有结果。每个星期,党组织都要求斯莫伦斯基提交报告,有多少人因为
喝酒受到了他的处罚。有多少?嗨,据他后来回忆,他们一开始可以拿
掉他建筑队的百余个建筑工人。全部拿掉——这些人从事户外工作,斯
莫伦斯基知道,他们一大早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傍晚下班。不费吹灰
之力,他就能“处罚”替他干活的每一个人。斯莫伦斯基知道大家酗酒
的原因,也知道自己的工人是在借酒浇愁。他们甚至喝廉价的花露水。
抵制饮酒运动前景不妙,他觉得那不过是社会制度的又一滑稽表象,纯
属无休无止的宣传运动,不会有人信以为真。说起来都滑稽:国有电视
台播放的婚宴场面上,人们端着笑脸,喝着果汁。他知道,在现实生活
中,每个人照常喝着伏特加。尽管他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充满喜悦,但抵
制饮酒运动让斯莫伦斯基心生疑惑:人们的生活会有改变吗?
在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的头两年不见任何起色。这位年轻而精力
充沛的总书记似乎正在探索一条道路,按他的说法,这条道路的走向,是在不摆脱共产主义固有控制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激进改
革”。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承认,他浪费了不少时间。
[8]
1986年夏季出现了一次离奇的后退,即对“非薪收入”展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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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际上,灰色经济与之相伴而生,一张巨大的裙带关系网络令全国
经济欣欣向荣。将自家轿车用作出租车,你获取的是“非薪收入”吗?
出售自家院落栽种的黄瓜和番茄呢?这场运动来势凶猛,但进展失控。
在伏尔加格勒地区,个体番茄温室在警察和民兵的授意下遭到毁坏。警
察上路盘查,将缴获的番茄加以销毁。《文学报》发表过一篇长篇报
道,标题就叫《犯罪的番茄》。
[9]
随后,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两条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措施,开始放
缓社会主义实验步伐。为缓解经济短缺问题,也为对失控的“非薪收
入”运动做出回应,1986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苏联公民从事“个体
劳动”。这个法子允许大家成为自主创业者,以填补漏洞百出、受累于
赤字的经济鸿沟。包含手工艺和服务业在内的大量私营行为很快成为可
能。教师可以在课后辅导学生。很多教师已经在这样做,但新通过的法
律使这种行为由半遮半掩变得合理合法,大家不必再有任何担心。再
者,该项法律并未对价格进行任何规定,换言之,个人可以想收多少就
收多少。这项法律开始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不过,仍有诸多严格限
制。新兴创业者只能雇用家人,经营范围仅限于国家部门做得不好的方
面,主要是短缺商品。万事开头难,有些行业依然受到禁止,如印刷业
和印刷媒体。
戈尔巴乔夫接下来的措施更富深意。在1986年的一次讲话中,他
提到了始于20年代新经济时期、类似准私人企业的合作社一事。
与“合作社”对应的英文词汇(cooperative)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但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此时旧事重提,合作社成为苏联的第一批私营企业。
这标志着与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做出革命性决裂。戈尔
巴乔夫一开始的用词极为谨慎,但其冲击力非同一般。国家在1987年
开始小心翼翼地允许相关领域出现新兴自主企业,如废品回收、面包烘
焙、鞋子修理、洗衣服务和消费用品。尽管规模有限,但合作社运动引
起了公众的注意。在停滞而僵化的社会主义汪洋中存在私营企业,这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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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费厕所。这些厕所干净整洁,播放着音乐,还提供粉色厕纸和全新
洁具。这样的设施人们大多没有见过,家里当然也不具备。其他企业很
快步其后尘,如吸引年轻人的舞厅和餐馆。当《合作社法》于1988年
正式通过时,很多合作社都正着手改为私营企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了。
《合作社法》埋着一个隐藏的时间炸弹,即将炸碎共产主义者的梦
想。该部法律有一项内容,允许以合作社形式组建金融或信用企业;换
言之,就是银行。正是利用正在解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上这一道小小的裂
口,斯莫伦斯基能够大发横财。
面对诸多未定因素,合作社先后涌现。完全没有基本规则。此前,苏联的计划委员会为全部经济活动制订规划。对企业的要求,是完成来
自上级的各种指标。但合作社允许自主决策并自留盈利。《合作社法》
最引人关注之处,是对个人自由做出的全新定义。该法律规定,只要没
有明文禁止,任何活动都将可以进行,这是对数十年来国家强力插手的
彻底颠覆。
[10]
通常而言,合作社只是把正在从事的灰色经济活动公之于众。担任
《莫斯科新闻报》(Moscow News )经济编辑的维克托·洛沙克
(Viktor Loshak)说话轻言细语,是一位善于深思的新闻工作者。这
份报纸成了“革新”思想的拥趸,他也投入全力,着手记录新兴合作社
的成长过程。在地下作坊纷纷公开身份的亚美尼亚高加索地区,他采写
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他参观过一家生产手绢的合作社。
“令大家最开心的,是他们可以邮发自己的产品,”他回忆
道,“我一开始并不明白。但我后来意识到,在灰色经济时代,最大的
难处是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渠道,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个渠道上
的任何环节都可能被警察逮住。有了合法性,他们就可以公开邮发自己
的产品。很多人开心地向别人讲述,自己一生都偷偷地干了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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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初的想法是,合作社具有全新的自由度,可以生产手绢类稀有商
品,或提供修车类急需服务。但小作坊里手艺人熙来攘往的奇景,很快
就被更大的野心取代。有的合作社广开门路,或从国家或从黑市,搞来
价格便宜或享有补贴的设备,再快速倒手获取差价。再后来,他们率先
从事计算机类稀有商品进口业务,同时出口自然资源,以获取巨额利
润。合作社的要价远高于旧有的国营商店,从而引发部分人的不满情
绪,他们早已习惯这个理所当然地给大家免费提供一切所需的家长制国
家,并将私营企业统统视为无良的“投机行为”。
当时驻莫斯科的瑞典外交官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slund)认为:“一些胆大的企业家进入市场,确实业绩不俗,因为
经济短缺现象非常严重,竞争和税收都微乎其微,规则大多尚不明朗,没有人知道这场盛宴将持续多久。”事实证明,这一场盛宴刚刚开始。
1987年,斯莫伦斯基被叫到市党委(gorkom),一位监管其建筑
单位的官员向他下达了一项命令:“火速组建一家合作社!”曾经具有
叛逆色彩的斯莫伦斯基时年三十三岁,他这样问道:“为什么要我干?
要干你自己干!”但市党委威胁说,假如不服从指示,他们将解除他的
职务。这是党的一项活动,命令同样来自上级:斯莫伦斯基必须服从!
问题在于,斯莫伦斯基对于什么是合作社没有一点头绪。“我是政
府工作人员,”他回忆说,“我们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各种各样的计
划、指示和要求,我都见到过,而这次有点像把我扔到了月球上。”克
拉斯尼扬斯基后来回忆,斯莫伦斯基之所以被选中,完全是因为他的精
明市侩一早引起了党组织负责人的注意。“很明显,党的领导不是白
痴。谁能干谁不能干,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就算找我一百次,我恐
怕也永远成不了大事。所以,他们才找到了斯莫伦斯基。他们就是看中
他有一腔热情,他知道怎么组织人手,并敢于冒险。”
莫斯科市中心有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为新办企业发放许可证,斯莫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伦斯基来到这里,为他的合作社办理登记手续。他在这里遇到的人名叫
叶连娜·巴图林娜(Yelena Baturina),刚大学毕业,专管面包店、修鞋店、理发店之类“公共服务”企业。巴图林娜是一位官员的助手,这位身材矮小、性格倔强的官员名叫尤里·卢日科夫,负责办理合作社
事务,原是一家老牌化工厂的经理,后来担任莫斯科市政会副主席。在
那个混乱年代,各色精明之辈为了开办自己的企业,来到走廊挤作一
堆,争相填写着不同的表格。
[12]
斯莫伦斯基拿着资料排在队伍中,但他感到很不自在,卢日科夫让
他有点害怕。让他头痛的是给新成立的合作社起名字。在苏联时代,国
有建筑企业通常都有编号,如“SU-6”。斯莫伦斯基在申请表上草草
写了个名称:莫斯科。他走进办公室递交了材料,简陋而空无一物的办
公桌后面坐着身穿衬衫的卢日科夫。
巴图林娜皱着眉头。“‘莫斯科’这个名称已经有人用过了,把材
料拿走吧!”一本正经的她语气严肃。一时间,斯莫伦斯基有些摸不着
头脑,这会不会跟抵制饮酒运动一样。他思忖着:“哦,不会的,别又
来了!”他顿了顿问道,可不可以取名为莫斯科2号。
“不行!”她回答道,“莫斯科2号已经被注册了。”
斯莫伦斯基以求情的口吻问道:“莫斯科3号可以吗?”
“可以,”巴图林娜缓了缓语气说道,“就叫莫斯科3号吧。”她
在斯莫伦斯基写下的“莫斯科”后边,又写了个“3”。
斯莫伦斯基后来回忆道,就在那一天,“共产主义在我心中画上了
句号”。
莫斯科3号作为一家私营企业,坐落在莫斯科33个行政区中的佩尔
沃迈斯基区,与斯莫伦斯基曾经就职的维建基金同在一区。但作为私营
企业主,他完全没想好,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他有3 000卢布的积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蓄,但不清楚应不应该动用自己的存款。他也不清楚,该到什么地方购
买材料,以及修建什么东西。命令斯莫伦斯基成立合作社的是党组织,但真正的经营过程全靠他自己的主动性。其他人没有一点线索。
据《莫斯科新闻报》记者洛沙克回忆,第一批合作社从事的业务是
收集废旧材料用于二次销售。这些合作社曾试着用废旧木料生产简陋的
厨房用具,或把废旧轮胎制成花盆。洛沙克说,他记得斯莫伦斯基一开
始也是收集废旧材料。“他雇了一帮学生,让他们到那些即将被推倒的
房屋里拆卸物品,比如从砖墙上卸下门框子。然后,他们把收集来的物
品卖给那些要到乡下修建度假屋的人。”
不久,斯莫伦斯基决定成立修车厂,并到农村地区修建别墅和度假
屋。为躲开拥挤喧闹的城市生活,莫斯科市民纷纷前往乡下地区,因此
这类东西的需求量一直很大。这一次,斯莫伦斯基又发现并填补了缺
口。城市居民要住上二十八平方米的简单公寓房,光这样的需求就让国
营建筑公司应接不暇,他们根本不会修建乡村度假屋。
斯莫伦斯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与他当初作为建筑老板为国家工作
时所面临的问题并无二致。在长期的短缺经济环境下,很难搞到原材
料。没有批发商卖给他板材和铁钉。从理论上说,国家控制着所有原材
料,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竞相购买必需品,是苏联社会主义这个庞大
而无序的市场的另一面。第一批私营企业主必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找关系、窃取、行贿、讨价还价——才能弄到所需的物资。
监管合作社业务的市委员会(city commission)书记亚历山大·
帕宁(Alexander Panin)回忆,各大合作社一开始便发疯一般捞取最
基本的物资。“他们需要办公场所,”他说,“他们需要原材料打底,这相当于布料。或者说,假定他们想生产家具,就需要购买木料之类,也就是板材。但问题是,国营调拨体系摆在那里。你既不能购买桌子,也买不到木料或者板材,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要进行划拨。”卢日科夫领
导的市委员会要求国营企业向合作社出售砖块水泥,以尽可能给新成立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的合作社助一臂之力。
[13]
情况没有这么简单。据斯莫伦斯基回忆,莫斯科的一众官僚帮助不
大。“在那个年代,莫斯科根本买不到板材和铁钉。买不到。拿钱买不
到,拿什么都买不到。”在经济短缺的时代,光用钱很难买到东西。但
斯莫伦斯基懂得,在社会主义这个大市场里,应该怎样进行求情、讲
价、耍手腕。没多久,他就在露天亭子里锯起了板材,开始在乡下承建
一些小项目,比如简陋的一居室或二居室度假屋、棚屋和车库。
里根总统参加莫斯科峰会之前,斯莫伦斯基作为新时代合作社的典
范被选中,要在某一天向一批美国新闻记者进行展示。摄制人员聚集在
露天亭子边上观看着,斯莫伦斯基的员工徒手将原木拖进锯口,再将锯
好的板材搬走。记者们问斯莫伦斯基,为什么劳动手段如此原始。他们
不了解,刚才看到的那一幕,标志着斯莫伦斯基的胜利——这样的场景
能够出现,他已经感到十分自豪。
数年之后,我向斯莫伦斯基指出,他当年取得成功,靠的是苏联这
个国家眼看就要倒台,他一下子打断我的话头。“我们当时根本没考虑
国家就要垮台这一点。”他说。相反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如果戈
尔巴乔夫被赶下台,他们这些人会被关进大牢,还是作为投机分子被枪
毙?根本没有考虑国家倒不倒台。“我们想的是自己的死期!”
之后的几个月,斯莫伦斯基的合作社一派繁荣。度假屋很抢手,这
再次引起了党委领导的关注。他们强令斯莫伦斯基给各级领导设立度假
屋分配专项候选名单。斯莫伦斯基马上答应下来,这些人完全可能左右
对他的原木供应。“一开始,这些人差不多就是要求我把他们的名字加
到名单里。”斯莫伦斯基如此描述他这些新加入的精英顾客,这些人同
样对斯莫伦斯基的新兴业务感到好奇不已。没过多久,党组织做出决
定,开展私营企业试点。
合作社纷纷踏上了薄冰。20世纪20年代初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让经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济宽松现象只持续了短短两年时间;这一次的新苏联合作社现象能持续
更长时间吗?“第一批人的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洛沙克回忆
说,“左一点,右一点,都有人开枪警告。”然而,深埋于制度之中的
某种力量正在释放,其巨大程度震撼全球,为俄罗斯走上失败的资本主
义道路提供了强大推力。这股力量就是金钱。在经济短缺时代,人们几
乎无物可买,当稀缺商品被强制分配,需求与供给的力量被束之高阁
时,金钱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在一处沙地锯木厂,斯莫伦斯基这个心怀
恨意的年轻人开始了赚钱之路。他赚到的卢布越来越多,多到没有地方
存放。他信不过国有银行,只好自己存放一摞摞现金。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的金融体系仍旧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
银行处于银行体系的中心地位,控制着货币和信用的流动。斯莫伦斯基
积累了大量现金,可他知道,如果把这些钱存入银行,会遭遇令人不快
的盘问。数十万卢布从何而来?为何没有多交税?克格勃一直在国家银
行等着斯莫伦斯基的到来。苏联新成立的五家银行处于第二梯队,同样
好不到哪里去,但也许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斯莫伦斯基必须使用其中
一家,即工业建设银行。有人向他授意,某些业务必须交给这家银行办
理。他回忆说,每当自己需要通过该银行进行小额支付时,他都得把要
对官员们说的话在心里反复念叨几遍。“我的主管会计几乎都得住在那
儿,”他回忆说,“她是个老太太,去那儿得带上一大袋巧克力、香
肠、香水等。体制就是这样,你得拜访好几个柜台的人,每走一处,都
要放几个信封。每个人你都得送东西。体制就那样,否则你别想办
事。”
同时,苏联的金融制度十分严格,斯莫伦斯基几乎不可能随心所欲
地用自己的钱,比如没有得到国家的批文就向供货商付款。“国有银行
势力强大,只需一个签名,就能让我的劳动果实化为乌有,”斯莫伦斯
基回忆说,“我没法按时支付工资,没法结算货款,我得拿到这样那样
的批文,我得行贿,或者说那不叫行贿,而叫‘送礼’。我被折腾得够
呛,我觉得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1988年的一天,斯莫伦斯基决定自己成立一家银行,最近已有其
他合作社跨出过类似的步子。他查阅5月份通过的《合作社法》时找到
一条规定,允许合作社开办银行。他离开办公室,填好了表格,按他的
回忆,“就是为了不再受制于国有银行”。斯莫伦斯基再一次置身于变
革的前沿。截至当年年底,41家新成立的商业银行前往国家银行登
记;截至次年年底上升至225家。
[14]
在未来十年间成为斯莫伦斯基核
心业务的首都银行,登记成立于1989年2月14日,八个月后柏林墙被
推倒。
一如当初置身于合作社领域,斯莫伦斯基再一次在一无所知的情况
下,开始探索起成为银行家的路子。“一连数月,我都坐在大办公桌
后,与一帮朋友说笑。在办公桌的这一边,我是合作社莫斯科3号的负
责人,在办公桌的另一边,我又是一家银行的行长。”
1989年,具有先进思想的《莫斯科新闻报》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鲜
为人知且深受怀疑的新生商业银行家们举行圆桌讨论会。参与者的领头
人是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言谈流
利、穿戴得体,是首批商业银行家之一。当时有传言说,维诺格拉多夫
赚钱太多太快,只好把赚来的钱都放进电冰箱。与经验老到的维诺格拉
多夫不同,斯莫伦斯基还是个粗枝大叶的建筑老板,看上去也并不是特
别有钱。他的举止有些呆板。他提出的要求是,当局应当任由银行家自
行发展。在他的身上,很难看到现代银行家的影子。
时任《莫斯科新闻报》记者的亚历山大·贝克(Alexander
Bekker)还记得,斯莫伦斯基告诉他,首都银行是获得正式登记的第
64家商业银行。“我现在替64这个数字干活,总有一天,它会替我干
活儿,”斯莫伦斯基夸下海口,“我的信用记录和口碑会与日俱增。”
[15]
“我并不认为他当时已经具备非常清晰的战略思路,”贝克回忆
说,“甚至很难说清楚商业银行应该是什么样子。”斯莫伦斯基从军时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的朋友克拉斯尼扬斯基说,关键问题是与政府撇开关系。“当务之急是
让自己的钱享有自由,这样他就无须解释,便能把钱汇到需用之
处,”克拉斯尼扬斯基说,“没过多久,客户开始找上门来。他逐渐明
白,开银行比经营合作社锯原木更能赚钱。”
在苏联社会主义末期,银行业茁壮成长,养料恰好来自国家的廉价
信贷。许多新开办银行直接得益于政府部长、大型企业和特殊利益。汽
车生产部创办有汽车银行、石油化工部经营着石化银行、国家航空公司
开办有航空银行。开办上述银行以及其他诸多银行的目的,是为了服务
于各自背后的产业,因而随时能够获得供应补贴。大型企业、地方政府
和各级党组织是银行新兴产业爆发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政治影响和
政治本钱令新生的独立合作社相形见绌。
前些年的主要资产就只有一台大卡车的斯莫伦斯基,现在仍然是个
局外人。他的银行没有部长做后台。与那些具有实权出资人的银行相
比,合作社开办的银行尚显渺小。1990年,在苏联二十大商业银行的
名单中,斯莫伦斯基的银行榜上无名。
[16]
斯莫伦斯基始终固守一条准
则,那就是不想跟政府有任何瓜葛,他只想拥有自由行事的权利。他坚
持不雇用从国有银行退出的员工。他要寻找那些对国家计委和国家银行
没有任何先入印象的年轻人为自己工作。
斯莫伦斯基的业务开始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不想再锯原木。他
注销了自己的合作社莫斯科3号。一个银行家诞生了。
美国内战结束后的若干年间,大量英国资本涌入美国,主要向铁路
公司提供贷款。催生工业革命并给亚当·斯密赋予智慧和灵感的英国,早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是等着落地生根的剩余资本。在头号商业
银行家J.P.摩根的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夫(Ron Chernow)看来,英国投资者被无序发展的美国铁路产业搅得心神不宁,对经营铁路公司
的诈骗犯和吹牛大王心存畏惧。摩根成了横跨大西洋的中间人,一头是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伦敦的金融资源,另一头是需要这些资源的美国人。伦敦投资者对铁路
业一窍不通,往往只能依靠摩根提供的信息。而在美国,铁路业的发展
一派混乱,往往只能通过摩根才能实现招商引资。作为知名新闻记者,摩根的巨大能耐不在于其所拥有的数百万美元,而在于其所能支配的数
十亿美元。他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中间商之一。有关美国商业大亨的传
闻,往往集中在铁路能人和钢铁托拉斯主导者这样的角色上。但核心要
素其实是美国人对于资本的极度渴望,而资本首先来自英国,因为工业
革命在那里成功催生出了商业果实。
[17]
让我们看看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在1988年所面临的局面吧。国
营商店香肠短缺,制度腐朽,现实惨淡。异地银行家都不想过来投资。
斯莫伦斯基看惯了遍体鳞伤的苏联工业这头落后而病态的庞然大物,他
还知道,数百年的独裁统治让俄罗斯人元气大伤,人们缺乏主动,昏昏
欲睡,苏醒过程十分艰难。
1990年,戈尔巴乔夫非常严肃地考虑过一项计划,用五百天时间
把整个国家改造成市场经济,但后来被搁置。他的经济政策时进时退,没有任何结果。从国外大举引进私人资本的机会一直不成熟。当五百天
计划的起草者之一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前往
美国寻求援助时,乔治·布什总统对他不理不睬。西方国家还没有做好
往苏联冒险投钱的准备。政府本身是最大的资本来源,实际上也是唯一
的财富来源。政府的网络铺天盖地,包含油田、矿山、工厂和输油管。
政府还通过国家计委控制着货币供应和信用贷款,以及全部对外贸易。
若要赚钱,可直接利用政府的财产和补贴,也可间接利用政府对价格和
贸易的控制。
在苏联末期,通过上述方式,有才干的年轻人和人脉广泛的官员创
办的贸易公司很快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在国内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油,通过贿赂运出国境,以国际定价换取硬通货,在海外大量购买个人电
脑,通过贿赂将电脑运回国内,并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再以此购买更多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原油。政府长期维持低油价,使电脑成为稀缺产品,并大势收取贿赂,为一帮头脑灵光的人创造了上述条件。
对从心底里信不过政府的斯莫伦斯基而言,寻找投资的早期过程充
满了艰难和危险。他无望成为英美传统意义上的借方和贷方中间人。苏
联和之后的俄罗斯,都与催生过早期美国商业大亨的各种情形相去甚
远。斯莫伦斯基没能成为摩根或卡内基,但他抓住了眼前的一切,那就
是时下受着束缚、狂野而扭曲的俄罗斯原型资本主义。
一直与斯莫伦斯基保持着联系的贝克告诉我:“苏联的银行只有两
种方式能够得到种子资本。一种是抱着‘我不关心自己的银行里存着什
么钱。我没有责任检查存款人护照’的态度,向可疑账户提供服务。另
一种是与当局和政府官员密切合作,从而获得预算存款和盈利合
同。”但据他回忆,斯莫伦斯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后台”。
在苏联解体的前一年,各大商业银行超过一半的存款来自国家。另
一半来自合作社、各类组织和新办企业。
[18]
斯莫伦斯基正是以此方式
经营着自己的银行。他与那些可与之共舞的人一同舞蹈,首都银行与持
有不义之财的人开展合作,其中就有开办首批合作社的创业者和精明
人。他们所从事的行当,几乎清一色高风险、快成交,能够大获不义之
财。套利方法人所共知,就是利用当时国内国外都存在的巨大价差,即
一边是国营经济体制下的高补贴和固定价,另一边是市场条件下的自由
价和高定价。利用高通胀率进行货币投机也是一项赚钱的业务。在苏联
解体后的1991年至1994年,卢布对美元的价格下跌了95%。斯莫伦斯
基和其他银行家通过豪赌卢布和美元的每日汇率波动,获取了巨额利
润。
在斯莫伦斯基达到权力顶峰的1997年,我向他问及早年经历,他
承认其银行资金与货币投机不无关系。不同于传统的西方银行家,他几
乎从不发放贷款。他记得给一位瓜农提供过贷款,这个人在乌兹别克斯
坦种植西瓜,然后运到俄罗斯出售。他让这位瓜农贷了一百万卢布。种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族冲突毁了这位瓜农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土地。全地区被关闭,他无法将
西瓜运进市场。当局还向该地区派出了军队。“这位伙计坐在他的西瓜
堆上,我的心都要碎了!”斯莫伦斯基回忆说。贷款最终得以偿还,但
斯莫伦斯基说,他觉得贷款业务风险太高。
“就正常情况而言,在如此高通胀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放
贷,”他说,“因此,我们的操作更具投机性,这是实情。否则你就活
不下去。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工业生产。那么,你把贷款放给谁?他们随
时都可能破产。”
年轻的俄罗斯银行家们一心想着大赚一笔,同时也在埋葬着苏联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金融操控被视为一派贪婪,从而受到社会主义者的
鄙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推生产和实业,货币只是一种手段,它
服务于完成计划和满足指标这样的宏大目标。然而,斯莫伦斯基的所作
所为与计划没有半点关系。这本身就是金融,可在包括工厂经理、政府
官员和克格勃特工的老一代苏联人看来,此举不仅陌生,而且极其怪
异。这些人没有继承到新世界的资本主义,因为他们未能踏出关键的第
一步。快人一步的斯莫伦斯基带领着他的伙伴们,在货币交易所当着老
顽固们的面跳着舞擦身而过。
苏联解体之前的最后两年间,货币贸易就理论而言依然受到严格管
制。斯莫伦斯基的货币投机行为必须快速而无痕。截至1990年年初,国家银行只向商业银行发放过两份有限硬通货交易业务证书,而各大银
行仅将业务量的极小部分上报当局。
[19]
1990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乔尔·赫尔曼(Joel Hellman)正
在对一篇关于苏联新兴银行家的论文开展研究,他拜访了斯莫伦斯基。
赫尔曼发现,多位银行家和国家银行的官员都承认,非法硬通货交易发
展的繁荣程度,已经远远不受当局的控制。一度掌握全部货币和信贷的
国家银行,正在新的环境下日渐丢失阵地。赫尔曼说,国家银行不时发
出威胁,要对不守规矩的银行加以处罚——其中斯莫伦斯基领到的罚单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为一千四百万美元——或者冻结账户。但商业银行家们显得满不在乎。
斯莫伦斯基告诉赫尔曼:“我们银行总是先行后闻。当我们要做一件事
情时,官方批文往往在事成之后才送到手里。我们根本不可能先拿批文
再做事情。”
[20]
赫尔曼回忆,第一次见到斯莫伦斯基时,新装修的西式银行办公楼
摆着豪华沙发,这令他大吃一惊。斯莫伦斯基的几位副总全都穿着阿玛
尼西装。斯莫伦斯基后来告诉我,那是他的有意安排,不过年轻副总们
的西装永远不用自掏腰包。前往欧洲时,斯莫伦斯基惯常要买回两套西
装、两件衬衫和两条领带,并在回到莫斯科后分发给年轻副总们,以让
他们看上去生意兴隆,并有西方风范。
斯莫伦斯基的资本规模很小,而且业务保密。他不会发表周期性金
融报告,就算要发布,他也不大可能实话实说。斯莫伦斯基的早期财富
包括一份“手稿”,他说那是他自己关于银行业的写作成果,价值两亿
卢布。斯莫伦斯基说,他只不过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写了出来,而手稿的
天价也由他自行确定。“其中记录了我所创造的制度,”他说,“以及
制度如何运行。”
真是快手!这就是及时资本。
斯莫伦斯基还和其他初创银行一道,广泛开展相互持股业务。他的
银行持有其他银行的股份,而其他银行也持有他的银行的股份,一如斯
莫伦斯基对其手稿的处理方式,每个人都极大地推高了市值。那就是一
场纸上游戏,是蓬勃发展的年轻商业银行家们,在这个充满虚构和假象
的世界里使用的众多手段之一。
赫尔曼在1990年造访斯莫伦斯基时,他发现这位银行家早在办公
桌上摆好了美国大型互助基金如美林证券和富达基金的宣传单。
[21]
斯
莫伦斯基正想办法把资金转往海外。在当时,那可以说是俄罗斯资本外
逃风潮初现端倪。一开始进展缓慢,但后来随着技能日增,俄罗斯新兴
银行家逐渐与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起联系,并找到了把资金转往境外地区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的周全之策。此举的目的,在于规避将资金保存在混乱和动荡国家所产
生的风险,同时避开税收,或让资金远离合伙人、工人或不法之徒。仍
旧算是个局外人的斯莫伦斯基认为,对于国内时常暗藏的针对有钱人的
威胁而言,此举是一种合理反应。“限制无处不在,到了现在,我已经
记不清了,”当我问他把钱转到美林证券的过程是否非常困难时,斯莫
伦斯基如此回答,“或者说,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无政府状态
嘛。”在其发表的1992年年度报告中,斯莫伦斯基吹嘘说,首都银行
位列俄罗斯二十大银行榜上,即将获得全世界银行间金融电信学会的
SWIFT认证,且在海外拥有三十四家代理银行。
“大家抱着钱来,我们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这些钱,”斯莫伦斯基
说,“我们在俄罗斯为这些钱四处寻找投资手段,但根本找不到。”他
们只好把钱转到国外去。
在所有新兴商业银行中,斯莫伦斯基的银行最为封闭和隐秘,他本
人不断引起多疑的克格勃和后来被改组为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国家银行注
意。当局不仅对这位年轻的银行家充满怀疑,而且一直对首都银行内部
发生的一切充满好奇,但固执的斯莫伦斯基既不告诉他们实情,也不让
他们对自己的银行进行检查。多年来,安全部门试图证明,有犯罪分子
隐匿于斯莫伦斯基的客户中,但斯莫伦斯基从未遭到过逮捕。诚然,斯
莫伦斯基的银行是90年代初各种非正当收入的天堂。该银行在1996年
发放的几笔重要贷款显示,贷款对象半数为贸易公司或石油天然气公
司,均为冒险性行业,其生存依赖于速度、隐秘和对国界与当局的极度
藐视。
[22]
其同行一致认为,斯莫伦斯基的首都银行在创办之初,就与
臭名昭著的帮派和黑钱有过往来。1998年,一位颇有名声的银行家告
诉我:“善于改变是他的主要特点。斯莫伦斯基不再是十年前的斯莫伦
斯基。他现在经营的银行干净而开放。十年前肯定不是这样。他肯定干
过坏事——我们都干过。但我敢说,现在没有哪个坏蛋有胆量敢接近斯
莫伦斯基,跟他说说话都不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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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银行系统很不完善,十分粗放。中央银行连续收到从俄联邦南
部达吉斯坦(Dagestan)和车臣传真过来的数份电汇单,即“通
告”(avisos)。通告要求中央银行立即向莫斯科的几个商业银行账户
汇入数百万美元。当时的中央银行仍在使用漏洞百出的电传打字机,于
是大笔大笔的钱哗哗流出,其中有约三千万美元被汇入首都银行。中央
银行后来查明这些通告系伪造。中央银行一直在设法追回款项,比如没
收斯莫伦斯基的银行存在中央银行的储蓄准备金。也发起过针对斯莫伦
斯基的犯罪调查。整个事件有诸多疑问无法解释,首先是中央银行何以
仅凭一纸传真就汇出这么多钱。
斯莫伦斯基告诉我,他觉得这个案子是新兴资本家和老顽固之间的
一次交锋,尽管这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反腐败反盗窃之争。斯莫伦斯基坚
持认为,针对他的犯罪调查属于误会,因而在1999年以不提出起诉而
结案。“费了我不少精力。”他回忆说。然而,案件结束之后,一份时
常从安全部门获取消息来源的俄罗斯报纸《绝密报》(Sovershenno
Sekretno )发表文章,详述案件细节,并断言斯莫伦斯基和另一个人
通过伪造凭证获利三千二百万美元,且将其中二千五百万美元藏匿于由
斯莫伦斯基妻子拥有的一家奥地利公司。该报后来称,斯莫伦斯基的银
行承认“误”借了四百万美元,并予以归还。
[24]
斯莫伦斯基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与国家的艰难争斗。国家银行行长维
克托·格拉先科(Viktor Gerashchenko)是他的克星。斯莫伦斯基
责怪格拉先科用“1928年版的指示”“摧毁商业银行”,如“限定货
币发行”。斯莫伦斯基怒斥说,国家银行的另一位官员发过指令:“我
授权许可发放工资。”斯莫伦斯基反问说:“我的客户难道没有权利处
置他们自己的金钱吗?”贝克告诉我:“政府对斯莫伦斯基及其银行的
讨厌程度远超对其他人和其他银行的讨厌程度。他不曾向克格勃低头,不曾向官员们低头,也不曾向民兵组织低头。格拉先科不喜欢这位独立
而任性的银行家。”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在苏联后期和新俄罗斯的头几年间,斯莫伦斯基拥有非同寻常的自
主权。他跟政府对着干,赶走来自央行的审计员,拒绝回答有关其银行
的任何问题,但终究毫发无伤。他得以逃脱处罚的原因何在?答案尚不
明朗。正如我们将在后文所见,功成名就的商界大佬往往拥有神秘而高
水平的安保措施,细节永不为人所知。斯莫伦斯基就算拥有类似安保措
施,他仍然感到很不踏实。斯莫伦斯基的军中旧友克拉斯尼扬斯基后来
就职于首都银行,他回忆说自己和斯莫伦斯基在车上曾经进行过相当坦
诚的交流。斯莫伦斯基眼看就要成为新俄罗斯的银行家领头人。但那天
在车上,他和克拉斯尼扬斯基谈到了这件事。“爱德克,”他用的是充
满感情色彩的昵称,“我们不应该受这些东西的诱惑。任何时候,哪怕
是在充满自由的俄罗斯,他们照样能像掐臭虫那样掐死你。”
斯莫伦斯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92年,他的银行盈利24亿卢
布,收入是61亿卢布。对一个趁着黑夜印刷《圣经》起家的精瘦年轻
人,对一个受命开办首批合作社的建筑老板,对一个修造度假屋以填补
短缺经济缺口的人来说,这个结局不算差。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第三章 尤里·卢日科夫
如果苏联后期有一个噩梦之地在集中上演“发达社会主义”这一荒
唐闹剧的话,那就是遍布莫斯科的一间间臭气熏天、老鼠横行的蔬菜仓
库。二十三个巨型仓库犹如一座座纪念碑,诉说着布尔什维克对苏联农
民极端错误的怀疑(和压制)。从列宁与农民的对抗,到斯大林强制推
行的集体化,苏联历史的相当一段时期充满着农村哺育城市的斗争。尽
管群体性暴力随斯大林去世而终止,但中央计划这一庞大机器照常运
转,农民的收成连年充公,并运往城市加以储存用于分配。只因为国家
对农民极度不信任,大量的蔬菜和水果——通常是一年的供应量——便
要从农场运往莫斯科的各大仓库。
截至改革时期(perestroika)之初,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
些“蔬菜基地”已经发展成庞大的组织机构。各种蔬菜都得运到这里,然后加以分类、堆放、包装并保管,有时一放就是数月。二十三个仓库
可容纳一百五十万吨水果和蔬菜,或者说足可供应一座一千万人的城
市,短缺经济的症状和中央计划导致的潜在畸形令其苦不堪言。“极度
肮脏、恶臭、发霉、老鼠、苍蝇、蟑螂——在这些仓库里,没有哪样东
西不令人恶心。”经验老到的企业经理尤里·卢日科夫如此回忆自己对
这些仓库的首次参观过程。
卢日科夫指出,就连刚建好的仓库也被工人们毁坏得“如此乱七八
糟,你只能用‘疯狂’二字来解释。员工们一门心思要毁掉所有东西,恰似遭遇敌人而撤退的军队。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能留给敌人”。
腐朽链条一直扩展到农场。因为心思全无,供养莫斯科的十二万个
种植者对要被运走的蔬菜和水果的质量早已漠不关心。他们懒洋洋地把
蔬菜运到集合点,再由一辆辆大卡车运走,装箱单上只写着“莫斯
科”几个字。货物运抵城市时,大多已经开始腐烂。土豆里混合着甲壳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虫。“仓库成了地牢,放进去的东西不是得到保存,而是遭到毁
坏,”卢日科夫回忆说。已经开始腐烂的蔬菜随后被调拨到各大国营商
店,顾客们只能对着发黑的胡萝卜、变质的绿色蔬菜和发霉的土豆一顿
咒骂。店员们递出腐烂的蔬菜时,劝人克制的话早已背得滚瓜烂
熟:“要是不喜欢,你可以不吃嘛。”
每个人都知道,蔬菜基地是集体劳动的胜利果实。人们在此劳动,理应“为了大家好”,但现实情况是,谁也没做到。蔬菜基地的运行活
像新兵训练营:每天,多达两万莫斯科市民被抽调到这里,对腐烂变质
的农产品重新进行分类、打包和码放。这是一项强制任务,顶着恶臭、踩着老鼠也得干。被强制拉入这一体系的数十万人员,基本上见着什么
偷什么。
“整个系统极度腐败,体无完肤,劳心劳力对其展开调查完全是无
稽之谈。”卢日科夫说。这是因为警察同样参与其中。金融监管员将损
失一笔勾销,党的干部视乱局为良机。大家会照着最好的东西拿。
偷窃行为司空见惯,连罪名都难以确定。“我们这就说到了社会主
义的核心之处,”卢日科夫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参与其
中,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就意味着跟谁都不沾边。这一点很关键,它是‘发达社会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大家都觉得,自己不是第一
个干坏事的人,因此把偷来的东西大包小包拿回家,也就不是什么错
事。”
[1]
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给莫斯科任命了新的当家人,他就是地
形崎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的党委书记鲍里斯·叶
利钦。叶利钦很快以非传统方式如风暴一般扫过莫斯科。他与普通人一
道排队、坐电车、突击视察工厂和商店,不断刺激腐朽发臭的社会主义
制度。首都日渐紧缺的食品供应,尤其让叶利钦感到担忧。听说某家屠
宰店有牛肉出售——这样的情形相当罕见——他立刻前往排队购买。他
坚持要买一公斤牛肉,却被告知肉已售罄。叶利钦强行闯进柜台,透过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一扇小窗,瞥见了里间的情形:店员正向特殊客户出售大块大块的牛
肉。
[2]
供给制使党的精英分子能够进入普通百姓无法进入的特殊商店购买
优质商品,叶利钦对此予以公开批评,这便触动了平民的神经。他成了
莫斯科市民真心喜欢的人物,但平民之言并不能修复莫斯科满目疮痍的
食品分配制度。官员们一次次被要求对蔬菜基地加以整顿,但都以失败
收场。1987年夏季,随着莫斯科食品供应形势的恶化,蔬菜和水果基
地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
叶利钦找到了卢日科夫。这位身材矮胖、头型瘦长的企业经理一直
在市政府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卢日科夫是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即“市执
委”(ispolkom)的两名副主席之一,也是日复一日处理城市行政事
务的负责人之一。经由他这位市政府官员的手,发放了第一批合作社注
册证书。
原来负责蔬菜基地的官员最近刚刚陷入精神崩溃。叶利钦召见了卢
日科夫。接受过机械工程师专门训练的卢日科夫并不愿意接手令人大伤
脑筋的蔬菜基地。他后来回忆说,这些蔬菜基地注定“没有胜算”。但
在见到叶利钦之后,他心软了。“他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卢日
科夫如此评价叶利钦,“他神色疲惫、心情低落。”叶利钦告诉卢日科
夫,他要接手的工作很不简单,随后补了一句:“算我求你。”
卢日科夫明白,这份差事很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但他给了
叶利钦肯定的答复,并踏上了征程——一段非凡而激烈、即将摆脱苏联
社会主义的征程。
19岁时的卢日科夫,是莫斯科的一名工程学学生。他被分配到一
个临时组建的学生劳动队,前往西伯利亚支援收割庄稼。当时是1955
年10月。白天的天气比较暖和,大家趁机收割和晒干稻草。但夜晚变
得出奇寒冷,气温常常降至零度以下。学生们被困在那里,没法找到返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回学校的交通工具。一连几个晚上,他们抖抖索索地睡在稻草堆里,好
几个学生病倒了。
随后,从莫斯科来了一位政治局委员。他此行是要视察庄稼收割情
况,随口讲了一席敷衍的话,对满腹牢骚的学生视而不见。学生们要求
回家,还说没饭没药没水喝。
突然,卢日科夫从学生队伍中冲出来,直奔政治局委员而去。别人
来不及阻拦,好胜而年轻的卢日科夫已经冲着那个领导的肩膀捶了一
拳。“如果没人阻拦,你的职务可能会越爬越高,但你一定会受到阻
拦!”卢日科夫粗声粗气地说完,然后就跑了。
“卢日科夫只是捶了那个人的肩膀,”他的旧友、劳动队队长亚历
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Alexander Vladislavlev)回忆说,“可他
高声叫嚷着,仿佛被捅了一刀。”
尴尬而生气的政治局委员要求大家告诉他,谁是劳动队的负责人。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往前走了一步。那个领导示意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上
车,载着他在荒凉的苏联平原一口气开了20分钟。车外大雨倾盆,冰
雹肆虐,黑云压顶。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不知道自己将会遇上什么事情。
突然,政治局委员让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下车,顶着冰雹、光着膀子走回
去,并“结果那个家伙”。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没问,应该如何“结果”自己的朋友卢日科夫。
他只能艰难地穿过空旷的田野,回到营地。据他后来回忆,为了不让自
己冻死过去,他喝了整整一瓶伏特加。很快,政治局委员打来电
话,“问我把那个家伙怎么了。我回答说:‘已经结果了!’”实际
上,他什么也没干。
[3]
那天敢于挑战的卢日科夫,后来成了新俄罗斯的领导人。卢日科夫
的童年时代在贫困中度过。他出生于1936年9月21日,在三个儿子中
排行第二。他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锅炉房工人。他们一家人住在莫斯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科帕韦列茨基(Paveletsky)火车站旁一间木质棚屋的底楼。三个儿
子、父母亲和祖母同住在一个四处漏风的房间,没有供暖,也没有自来
水。三个儿子共用的一件棉衣,是他们的父亲从战场上带回来的物品。
在二战期间及以后的日子里,卢日科夫的记忆里满是无尽的饥饿。“我
没法描述,”他回忆说,“我们多想……不是吃,而是大口吞咽,管他
什么东西都行。我们周围的孩子一个个因为饿肚子而浮肿死去。”有一
段时间,绝望的孩子们甚至把在铁轨边上挖到的“白土”蘸盐吃掉,大
病了一场。
卢日科夫最鲜活的记忆始终围绕着院子(dvor),那里是他童年生
活的中心。这个院子与外界隔绝,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小型社区,不同
于外面的城市和国家”。在楼房围成的这个空间里,他们设定了规则、伦理和道义。“有的院子属于知识分子,但也有院子属于好动者,甚至
顺手牵羊者,”他回忆说,“我们那个院子属于混混儿,也就是说,里
边的氛围有些特殊和危险——既要打架,也要露脸,还要展示勇
气。”卢日科夫说,自己的母亲忙于上班,先是干两份工作,后来增加
到三份。所以,她给了几个儿子“绝对的自由,以偷偷满足参与冒险游
戏的情感需要”。卢日科夫被放任于这个“院子危险而鲁莽的氛围”之
中。他们时常能在附近铁道上停着的车厢里找到来自前线的炮弹,然后
加以拆卸。他们往往取出火药,在泥地上铺出一条导火线,然后像小型
烟花那样爆掉。一次,卢日科夫想到一个主意:何不引爆整颗炮弹?他
点燃引线就跑了。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得窗户噼啪作响。警
察赶到了,但院子有院子的规则。谁都没有出卖他。“在当局面前,整
个院子静得像墓地。”卢日科夫回忆说。
后来,卢日科夫入读古布金(Gubkin)油气学院,这是服务于苏
联快速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在古布金油气学院空间宽敞的
学术厅和实验室里,学生们学习的课程有机械工程学、油气地质学、采
矿与提炼等。任教者有一百位教授,其中两位学者声誉卓著。尽管不乏
马列主义这样的培训课程,但整个课程设计着重偏向机械类培训。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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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要接受专门训练,以在毕业后能满足工业领域
既定岗位的需要。
[4]
卢日科夫毕业于1958年。他希望进入石油单位,却被分到塑料
厂。他大声表达过不满,但没有结果。不过,卢日科夫的工作干得不
错。20世纪60年代,对塑料和石化产品的需求日渐增长,他一步步地
往上爬着。1974年,他调任化学工业部下属一间设计局担任局长,再
后来又担任化工自动化设计局局长。该局负责为化工企业生产专用设
备,拥有两万多名工人。它是化学工业部规模最大的企业,涵盖科学研
究和工厂生产两大板块。正是在这个岗位上,卢日科夫作为一名顶级苏
联企业经理,试探性地迈出了背离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是一次痛苦的
背离,深深地铭刻在卢日科夫的记忆里。
1980年是勃列日涅夫任期的最后阶段,卢日科夫提出一个看似离
经叛道的设想,将他所管辖企业的科学研究部门分离出来,实行基本财
政自给。“财政自给”是人们当初试图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时
的口头禅,它往往与工厂经理日渐增加的自主性相提并论。大体上说,就是允许工厂自留收益。卢日科夫提议,化工自动化设计局的研究成果
可以当作商品进行出售;他们开发出某种科学程序后,可以自找销路,并留存利润。卢日科夫的提议被呈送至化工部的最高决策机构,即管理
委员会。一群高级经理围着一张马蹄形的桌子而坐,观看者是150位级
别较低的普通工人。卢日科夫站上讲台,对自己的计划做了大致介绍。
一位党委代表立即对他的想法展开猛烈抨击,说卢日科夫是想违背马克
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党委代表打开一本马克思文选朗声读道:“科
学是人类的思维成果, ......
书名:寡头:新俄罗斯的财富与权力
作者:【美】戴维·霍夫曼(David E. Hoffman)
译者:冯乃祥 李雪顺 胡瑶
责任编辑:莫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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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
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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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六个男人引领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转型
的故事。他们在那个年代大都十分出名,但他们的名声地位并未延续。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承诺取缔寡头“阶
级”,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寡头们的社会地位。到2015年,尽管第二
代及第三代寡头们仍在暗处拥有一定的财富和权力,但书中的这六个男
人不再是公众的焦点。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这位曾经引人注
目的数学家和企业家,后来丧失了大部分家产,2013年3月23日死于
伦敦城外的寓所,显然是自杀身亡。
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出任了俄罗斯纳米技术集
团(Rosnano)总裁,该公司是从事纳米技术研究的国有公司。在普
京执政期间,丘拜斯基本远离政治。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继续低调地专注于
电视及媒体工作,现居美国。
2010年9月28日,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被时任俄罗
斯总统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i Medvedev)解除了莫斯科
市长的职务。很显然,克里姆林宫这一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对莫斯
科的控制。卢日科夫出走他乡。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在狱中服
刑十年,于2014年初被普京释放。出国后不久,霍多尔科夫斯基发起
倡议,推动俄罗斯进行民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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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人们的视线,他的下落无人知晓。
戴维·霍夫曼
2015年6月21日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2011年版序言
2010年12月27日早晨,莫斯科的卡默夫尼奇斯基
(Khamovnichesky)法庭外,约一百人身着大衣,冒着严寒,集聚
在一个白雪覆盖的小土丘上。其中一些人高举着抗议标牌,标牌上有一
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灰色短发,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其中一幅标语写
道:“团结一致,创建新俄罗斯!”另一个大大的竞选徽章上则写
着:“奔向自由!”
法庭内,照片上的那个人站在一间玻璃罩钢结构拘禁室中,门上挂
着锁链。他就是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他属于最具野心的第一代
寡头,这一代寡头在苏联解体之后获得了财富与权力。前一天,在二十
二个月的审判之后,法官维克托·达尼尔金(Viktor Danilkin)认定
霍多尔科夫斯基犯有贪污罪。之前,霍多尔科夫斯基因欺诈罪被判服刑
七年多。如今,法官头也不抬,宣读着冗长的判决书,语速很快,几乎
听不清。霍多尔科夫斯基和他的共同被告普拉东·列别杰夫(Platon
Lebedev)在玻璃拘禁室中听着。
法庭外的公路上,内务部的防暴警察逮捕了土丘上举着抗议标语的
人,把他们拽进一辆备好的公交车上。有些标语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总理
弗拉基米尔·普京,他已经统治了俄罗斯十年。举标语的人都被逮捕
了,其中有一些是妇女。当一位身体特别虚弱的妇女被捕时,人群愤怒
了,纷纷喊着:“可耻!”“自由!”一些抗议者径直冲到警官面前,大声呼喝。有一位喊道:“你们的孩子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吗?”另
一位则质问着:“难道你们不感到羞耻吗?”对此,防暴警察面无表
情,无动于衷。
到下午一点,大概有二十位抗议者被带走。人群渐渐散去。瓦迪姆
·克鲁夫根(Vadim Klyuvgant),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律师之一,走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出了审判庭,身着黑色西装,没穿外套。他表示,法官还没有最终宣布
判决,但是从法官大声宣读的判文来看,判决将会很严重。除了那些诉
讼时效过期的,检方的指控都被接受了。克鲁夫根表示,法官受到了有
关权势人物的“强力诱导”。但他没有明确说明是谁。他补充道:“这
太可耻了。”
两天后,12月31日,星期四,达尼尔金宣布了判决:霍多尔科夫
斯基将再服刑六年。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母亲悲痛地大骂法官:“你和你
的子孙后代都见鬼去吧。”霍多尔科夫斯基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此次
判决表明“在俄罗斯,面对政府官员,你不能指望法院来保护你”。
列昂尼德·戈兹曼(Leonid Gozman),一个和克里姆林宫有联
系的小激进党的领袖曾说:“太让人震惊了。这明显是一个政治性判
决,而不是司法判决。”
[1]
早前,一位美国外交官员曾在一份发往华
盛顿的电报中写道,其“动机明显具有政治性”。这位外交官负责监控
此次审讯。他还补充,通过审讯,俄国政府“把一种看似法治的假象运
用于一种利益至上的体制中。在这种制度中,你可以铲除政敌而不受惩
罚”。电报名为“为政治猪抹上法治的口红”
[2]。
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带出玻璃室,返回监狱。普京似乎成功地把霍多
尔科夫斯基关了起来,并斩断了后路。
但是,后来的事情出人意料。2月14日,莫斯科的互联网新闻门户
网站(Gazeta. ru)以及一家网络电视频道(Dozhd TV)对达尼尔金
的助理娜塔利·瓦赛尔耶娃(Natalia Vasilyeva)进行了采访。她同
时也是法院的新闻秘书。她说,法官本来准备写下自己的判决,但却被
强制宣读一份完全不同的判决,而这一判决是由更高的权威机构做出
的。“我知道的真相是,判决是由莫斯科的市法院做出的,”她
说,“这一点我很确信。”法官“有点羞愧,因为他宣读的并不是自己
做出的判决。所以他读得非常快,想要尽早结束”,她补充道,“我可
以告诉你,整个司法圈非常清楚地知道,这起案件是受人操控的,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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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个事件揭示了普京创造的用来治理俄罗斯的这个制度。表面上
看,市场民主的外在标志都具备:法院,法律,以及审判;证券交易
所,企业,以及私有财产;报纸,电视,广播,以及网络新闻门户网
站;候选人,选举,以及政党;甚至有一些勇敢的人,高举抗议标语,或耳语有关判决的真相。但是,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普京及其亲信手
中。他们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这是一种软性的集权;但是当他们决定
打击某人时,他们便会得逞,正如他们打击霍多尔科夫斯基一样。
十年前《寡头》一书出版时,新俄罗斯的领导者们希望,自由和竞
争能推动政治和资本主义。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总统的改
革带给了俄罗斯民族史无前例的自由和企业家精神。数以百万计的俄罗
斯人第一次出国,投票选举,享受新闻自由,并学会了自食其力。阿纳
托利·丘拜斯把国有的工厂、矿井和油田这些大型宝藏转为私有。他相
信,新的主人,即便是最贪婪的巨富大亨,都会比苏联时期的老板们更
有效率,因为新主人将被迫在自由的市场中进行竞争以决胜负。
但是叶利钦和他的领导团队并没有完成他们所开启的旅程。他们热
心于摧毁旧体制,但轮到创建俄国急需的新体制时,却踌躇不前。叶利
钦本能地理解自由,但是他并不了解创建公民社会的重要性。而公民社
会却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极其重要的联系网。更糟的是,叶利钦没
能建立起法治来规制他所释放的自由。结果是一个扭曲的资本主义,一
些骗子成了亿万富翁和国家的主宰。这就是寡头时代,他们的故事是这
本书的核心。
2000年普京执政后,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历史遗留
问题。不可能再回到苏联时代。但是,动荡的叶利钦时代之后会是什么
呢?普京接手这一任务时,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改革或是叶利钦时期混乱的90年代不甚了解。作为前
克格勃特工和幕后操作者,普京从不支持竞选,而且鄙视巨富大亨。在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他选择了一条专制的中央集权道路。他提拔了一
些和自己想法相似的人,松散地形成了自己的宗派。这个宗派被称
为“西罗维基”(siloviki ),或是安全部门的人,他们与普京一样,嗜好控制,并希望在控制中壮大自身的力量。
普京在执政的第一年便铲除了媒体界巨头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不久,又铲除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这两个人都是20世纪90年代
最重要的寡头。普京支持挥舞棍棒打倒超级富豪的做法,并发誓未来将
不会存在寡头这一阶级。“这是我的看法,”他说,“国家手握棍棒,但只使用一次,一次敲打命中头部。我们至今还没使用这根棍棒。我们
只是挥舞展示了一下,这一举动足以引起所有人的注意。但是,如果我
们愤怒了,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
[4]
普京告诉叶利钦时代遗留
下来的寡头们,他们可以保留财产,但是他不会容忍任何挑战。他们同
意了。普京和90年代自由放纵时期的叶利钦不同,他偏向于一种国家
资本主义或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由掌权者选择成功者和失败
者。
2003年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之后,他的石油公司尤科斯
(Yukos)被迫破产,所有有价值的资产被俄罗斯当局剥夺。一笔意外
之财——最有价值的石油生产子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
——被收归国有。2006年,俄罗斯石油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筹集了
100多亿美元,这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权拍卖。当时该公司的董
事长是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他同时也是俄罗斯的副总理及
普京的亲信。这场交易表明,“西罗维基”并没有打破财富和权力之间
的铁链,这种链接是在叶利钦和寡头时代形成的;相反,“西罗维
基”接管了这一链接。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
(Dmitri Trenin)总结道:“莫斯科大部分重要的政策决定背后都有
私人或企业利益所支撑,因为统治俄罗斯的是那些拥有它的人。”他
说,在普京的统治下,政府已变成了公司,“克里姆林的高级职员和高
级部长们都是各种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他们热衷于晋升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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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寡头傲慢且惹人注意,普京统治下的新一代寡头却沉默而隐
秘。
[6]
普京承诺结束前十年法律缺席的状况。他的确填补了立法方面的重
大空白,尤其是推行了新税法。普京也授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新权力和
新资源。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即FSB是克格勃的国内继承者。但是,修订
法律以及增加更多的执法人员似乎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法治。事实上,以
某些标准衡量,官僚阶层扩大了,腐败也越发严重了。霍多尔科夫斯基
事件对权力者们包括莫斯科以及其他地区的权力者来说是个信号,那就
是他们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有一个悲剧性案例,事关威廉·布劳
德(William Browder),他一度是俄罗斯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者。布
劳德的做法是,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深挖其账簿,然后公布他发现的
腐败及侵吞行为,以此来提升股票价格,使他的基金增值。起初,布劳
德以为普京会清除腐败,为国家谋利。但是,布劳德同样成为被排挤的
对象,或许是因为他攻击性的策略惹怒了根深蒂固的大老板们。2005
年11月13日,一次商旅之后他被拦在莫斯科机场,并且被拒绝入境。
2007年初,内务部的一帮官员搜查了布劳德的基金Hermitage的办公
室及其律师事务所。他们拿走公司的印章和执照,并用它们向俄罗斯政
府骗取了2.3亿美元的退税,这一惊天骗局被认为是警察所为。当布劳
德高声抱怨腐败时,他的一位莫斯科律师、三十七岁的谢尔盖·马格尼
茨基(Sergei Magnitsky)被逮捕且不能保释。马格尼茨基在狱中生
病,但其医疗求助被无视,最终于2009年底死在狱中。这个案例鲜明
地反映了有罪不罚的文化;没有人因马格尼茨基之死而被捕。“俄罗斯
的犯罪率以惊人速度上升,”布劳德曾悔恨道,“我真希望我没有去过
那里。”
[7]
2010年2月12日,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发了一封电报,指出目前
俄国社会充斥着腐败,咖啡馆店主为寻求安全支付保护费,政府人员以
税制形式收受贿赂,法律执行机构仍保有正式收费渠道。电报的内容随
后由维基解密公之于众。该电报引用了一些人的话,其中一个人暗示,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有时人们会把现金放进手提箱带进克里姆林宫。另一个人则表达了相反
的意见,认为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必要,“在塞浦路斯开一个秘密账户反
而更容易一些”。
[8]
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
清廉指数排行榜上,178个国家中俄罗斯位列第154,与肯尼亚和塔吉
克斯坦的水平相当。
[9]
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争议有时会通过买凶刺杀来解决。安娜·波利
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是一名专揭黑幕的记者,她对发
生在车臣共和国的难以解决的谋杀及暴力事件进行了尖锐的报道。
2006年10月7日,安娜在莫斯科公寓大楼的电梯内遭枪击身亡。普京
郑重宣告要找出凶手,并表示定将这一罪行公之于众。有三名男性受到
指控,但在之后的庭审上被宣告无罪。最终并没有人为此受到惩罚。
1999年,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发生了一系列公寓爆炸事件,之
后,普京成功地扮演了一名强硬的角色。当时人们对国家秩序和安全丧
失了信心。普京有足够的支持能建立起一个独立公正的执法和司法体
系,但他并不想这样做。相反,普京将“西罗维基”放在了首位,并授
予这个秘密组织更多的权力,包括开展海外行动(暗杀)以及镇压国内
政治异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主管将这些安保人员称为“新型贵
族”。然而,由于这一组织拥有诸多特权,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受到了人
们尖锐的批判,因为它未能预防多次恐怖袭击,包括2002年10月的莫
斯科剧院挟持事件。当时,车臣的恐怖分子控制了莫斯科剧院,里面满
是观众,安保机构向剧院内投放失能气体。在随后的突袭中所有恐怖分
子都被击毙,但同时有130名人质遇害身亡,其中多人是因为没有适当
处理导致曝露在失能气体中而身亡。随后,2004年9月,在车臣共和国
邻近的别斯兰市,由于与军方的暴力对峙,该市一所学校至少有339人
死亡,其中超过半数的受害者是儿童。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时
候,“西罗维基”又在哪里?
[10]
普京将别斯兰事件作为其加紧控制政治体系的某种借口。在第一个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任期中,克里姆林宫的拥趸将他们的执政方式描述为“管控式民主”,这种体制下一些机构(如政党)能够得以发展,但自主权极为有限。这
些年来,普京控制了所有主要的独立广播电视网,在国会两院建立了无
与伦比的优势地位,并强制寡头们屈服于他。但是在别斯兰事件几周
后,普京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政治结构。他取消了地方长官的选
举政策,这一职位的人选日后将由普京亲自指定。普京同时改变了国家
杜马(State Duma)即议会下议院的投票机制,这样一来,政党成了
唯一的选择,而非个别地区的候选人。这种唯政党(party-only)制度
也存在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但在俄罗斯,这一制度带来了很大的影
响,使得地方选出的许多独立的立法议员无法生存。在2003年12月的
国会选举中,统一民主党以及右翼力量联盟这两个规模较小的进步党派
都未能赢得一席之地。其他四个胜出的党派都是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者。
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中,他更加集权了。中央选举委员会由委员会
主席弗拉基米尔·丘罗夫(Vladimir Churov)管理,他在上任初期表
示,第一定律就是“普京永远是对的”。克里姆林宫的职责是监管选举
过程中给候选人的资金分配情况,同时管控国家的电视新闻,使得反对
意见只能如浮光掠影而过。90年代对于叶利钦及其团队那种辛辣的政
治嘲讽几乎销声匿迹。
[11]
普京的集权主义并不是绝对的,他往往通过操控而非直接的压制来
达到他的目的。许多独立的媒体机构(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和互联
网)被获准继续经营,有时会发表或播报有关政府的直言不讳的言论。
俄国政府并未对其互联网进行封锁,因此俄罗斯人可以自由浏览网上的
各种言论,甚至一些对现有体制严厉批判的言论。但是独立媒体的受众
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仅占很小一部分,实际影响力非常
小。对于这类烦人的质疑,克里姆林宫及其他主流电视媒体直接选择视
而不见。例如,在2011年2月一次有关法治建设失败的会议上,俄罗斯
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表示:“生活不是靠守
法,而是靠我们自己的意愿,看眼色行事。”主流电视台通常会无视这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种对执政党的严厉批评。
[12]
因为没有真正的政治选择,许多俄罗斯人选择退出。玛莎·李普曼
(Masha Lipman)是《赞成或反对》(Pro et Contra )杂志的编
辑,该刊由国际和平卡内基基金会莫斯科中心出版。玛莎·李普曼表
示,俄罗斯人现在与政治渐行渐远,反而进入了与普京达成“不参与协
议”的时代:如果普京不干涉俄罗斯人的私人生活,那么他们也不会干
涉政治。根据李普曼回忆,在苏联时期,国家是无处不在的,但在今
天,俄罗斯人能够享有“几乎无限的个人自由”。
“人们沉溺于自己的个人事务,远离政治领域,这也是他们自愿放
弃的。”李普曼说道。结果就是“政府可以轻易地主导整个社会”。
[13]
1998年经济动荡之后,政府拖欠债务,卢布贬值,长时间的经济
繁荣使得俄罗斯从中大幅获益。1999年到2008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7%,俄罗斯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在2008年的经济危
机中,俄罗斯经济急剧滑落,下跌了8%。)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年
来,居高不下的油价促进了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增长,但是这也推迟了俄
罗斯本该推行的一些改革政策。俄罗斯仍然对原油、天然气及其他自然
资源的出口有很强的依赖性。
[14]
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年度世界亿
万富翁排行榜中,有101位居住在俄罗斯,大部分都是原油、天然气、煤矿、金属以及银行领域。1991年,安德烈·梅尔尼琴科(Andrei
Melnichenko)还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宿舍外倒卖外汇,但现在,根
据《福布斯》的统计,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排名第17位的亿万富翁,身
价86亿美元。
[15]
正如普京是由叶利钦亲自挑选的一样,普京也指定了梅德韦杰夫作
为下一任总统。来自圣彼得堡的合伙人梅德韦杰夫的当选是通过人所周
知的“管控式民主”模式——投票确有其事,结果却是内定的。普京则
成为总理,尽管两人之间的联系未公开化且有待商榷,大多数人认为普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京仍将继续主导权力杠杆。莫斯科的一名政策分析师莉利亚·舍夫佐娃
(Lilia Shevtsova)表示,目前普京处于主导地位,但梅德韦杰夫在
缓和与自由主义者和西方的争端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2009年9月,梅德韦杰夫发表了一篇长篇文章,题目为《俄罗斯前景》,文中他描述
了俄罗斯所处的一系列困境: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出口,基础设施老
旧,腐败以及柔弱的公民社会。梅德韦杰夫呼吁经济的现代化和多样
化。早前,他誓言要结束近年来的“法律虚无主义”。但空话似乎多于
行动。霍多尔科夫斯基案件就发生于梅德韦杰夫任职期间。在梅德韦杰
夫的鼓动下,俄罗斯及外国的投资者们纷纷向莫斯科城外的斯科尔科沃
创新中心投资,然而硅谷并非一天建成的,梅德韦杰夫此项计划似乎仅
是象征性举动,而非想要做出改变的实质性行为。
2011年早些时候,梅德韦杰夫评论道,一个国家不能以“铁腕使
人们团结在一起”。八年来,普京一直以铁腕治理国家,但这并不是将
来的可行之路。俄罗斯仍然急切地需要国家现代化并且吸引外资,如果
不建立法治,那么这些挑战几乎不可能完成。人们现在更加清晰地认识
到,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现代化的。目前叶利钦改革派
的梦想仍没有实现,由激烈竞争推动的自由市场民主的形成可能还需要
几代人的时间。当然,书中描写的寡头时代并未完全实现这一梦想,普
京的集权主义也没有做到这一点。然而,这仍是一个值得追求和为之奋
斗的梦想。
戴维·霍夫曼
2011年4月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目 录 给读者的话
2011年版序言
引 子
第一部
第一章 灰色与短缺
第二章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
第三章 尤里·卢日科夫
第四章 阿纳托利·丘拜斯
第五章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
第六章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
第七章 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
第二部
第八章 宝库解锁
第九章 轻松赚钱
第十章 莫斯科重建者
第十一章 雀山俱乐部
第十二章 财富拥抱权力
第十三章 拯救鲍里斯·叶利钦
第十四章 银行家之战
第十五章 巨龙之吟
第十六章 铁腕与银弹
尾声
2003年版后记
附录:2011年5月,他们的现状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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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老人身边再次弥漫着不满情绪,压抑,暗淡。自1997
年12月因急性病毒感染入院两个月以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
极少涉足克里姆林宫。1月,他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远离莫斯科,住进了靠近芬兰边境、位于瓦尔代的一处林间度假区。叶利钦行事果
敢,如今却偃旗息鼓。心脏手术康复一年来,他的注意力持续时间有所
缩短,在讨论话题时,他似乎时不时会走神。2月,他前往意大利进行
国事访问。他看上去面色苍白,表情僵硬。在罗马无名士兵公墓前,他
举止失仪,尽管随从人员竭力在前提醒,他也未向意大利国旗致敬。他
闹出离奇乌龙,声称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将造访
伊拉克。安南说自己从未有此计划。在一次记者会上,叶利钦依靠提示
才能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我从未说过自己要去伊拉克。”他糊里糊
涂地说道。
对一小撮最富裕的俄罗斯生意人而言,叶利钦的举止令人深感不
安。俄罗斯需要一位强力的政治领导人。因为总统生病,这个国家显得
无所适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已经吹进俄罗斯,油价下跌,投资者纷
纷撤出。生意人亏大了。
仅仅两年前,这一帮大亨才把叶利钦从危险的冬眠中拯救出来。为
了1996年那场一波三折的重新竞选,他们向叶利钦奉上了最具才能的
政治干将,极具影响力的电视频道,以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从懵
懂中清醒过来,投入战斗并最终赢得胜利。随着选举获胜,一条大亨们
与总统之间的纽带终于织就——他们的财富和他的权力嫁接成功。无论
是他们,还是叶利钦,都已难离彼此。随着权力增长,这帮大亨被人们
称作寡头,是新俄罗斯的拥有者和统治者。
这一次,随着总统再度出离,寡头们有些坐卧不安。鲍里斯·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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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苏联社会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急速转型的过程中,他趁乱攫取并大发
横财。时年五十二岁的他永远不知疲倦。他新近正在谋划一步险棋,欲
将俄罗斯总理的职位由现任的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另换他人,这个人最好对诸位寡头俯首帖耳。别列佐
夫斯基明白,此项决定事关重大:总理在继承顺序上居于首位。叶利钦
一直在生病。由他挑选的总理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俄罗斯的下任总统。
别列佐夫斯基和其他寡头郑重其事地讨论“公司型政府”的设立事宜。
他们将成为灰色董事。既然身体抱恙的叶利钦鞭长莫及,那就由他们来
任命部长,并且非正式地运作这个国家。他们是垄断资本,而国家不过
是软蛋。
在由寡头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掌管的俄罗斯第二大石油企业
尤科斯的公司总部,大亨们悄悄地聚到了一起。灰色董事们觉得切尔诺
梅尔金该走了,于是讨论谁将取而代之。别列佐夫斯基还面见了叶利钦
的总统办公厅主任瓦连京·尤马舍夫(Valentin Yumashev),以及
总统富有影响力的小女儿塔季扬娜·季亚琴科(Tatyana
Dyachenko)。
1998年3月21日,星期六,在其位于莫斯科城外的乡村住处,别
列佐夫斯基接受了广受政治精英青睐的电视新闻栏目《综述》(Itogi)安排的长篇访谈。访谈内容由同为寡头的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创办
的俄罗斯最大、运营最成功的私人电视频道NTV播出。
别列佐夫斯基在访谈中明确指出,叶利钦继任者的挑选活动已经启
幕,而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者无一“具备资历”。他语气模糊地谈到
了“推出新人的大好时机”。
该访谈的播出时间安排在星期日晚间。次日早晨,叶利钦解除了切
尔诺梅尔金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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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设想的最宏大和最艰辛的实验,即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改造
为一个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故事持续了十五年,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推行的“改革与新思维”运动,到
鲍里斯·叶利钦在1999年12月31日宣布辞职所产生的后续影响。
正是这六个人成了新俄罗斯的领导者,新秩序的缔造者与倡导者。
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享有了巨大的政治力量或相当的财富实
力,抑或兼而有之。故事各有不同,但贯穿其中的主线大体相似:积聚
财富再失去财富,从俄罗斯工业王冠上摘取珠宝,掌管私人武装,在选
举中拥立王者,统治全国及其财政要塞莫斯科。他们收购俄罗斯的大众
传媒,尤以电视为最;他们不仅攫取工厂,也包括国有资产,如预算、执法系统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权。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起步阶段,他们
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秘而不宣,精于伪装,有时残忍无情。
让这六个人一跃而起的新时代,肇始于1985年3月10日的那个星
期天。苏共总书记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身
体抱恙,执政仅十三个月即去世,克里姆林宫医生叶夫根尼·恰佐夫
(Yevgeny Chazov)致电告知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数小
时内,一辆辆黑色轿车驶入克里姆林宫,随后举行的会议将戈尔巴乔夫
推上了权力宝座,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开启的革命性变
革,横扫了本书所涉及的这六个人。然而,在一开始,他们都远离权力
中心。他们要么是无名的科学家和学者,要么是官员和学生。在戈尔巴
乔夫当选为总书记的那一天,没有人能把他们定位为未来变革的旗手。
在莫斯科一栋简陋破旧的水泥预制板公寓二楼的厨房里,坐着一位
建筑队包工头,这位个子高瘦而怒气冲冲的年轻人正在抱怨“发达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他就是三十岁的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个性坚
毅的他是一名自卸货车司机。他从小就没有父亲。他是个局外人,心里
满是对命运的怨恨。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在以培养化学工程师著称的门捷列夫化工大学,时年二十一岁的米
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他那稚气的嗓音下隐藏
着内心的冲动和抱负。霍多尔科夫斯基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他替共
青团(Komsomol)收取团费,并在大学里开了一家青年咖啡馆。
控制科学研究所是苏联应用科学的桥头堡,这里的数学家和理论专
家们设计出各种方法,以控制弹道导弹和核电站。三十九岁的鲍里斯·
别列佐夫斯基在此专攻人类决策理论,他不仅领导着一个实验室,还梦
想着获得诺贝尔奖。
在通往国际机场的公路上,一个沮丧而精瘦的年轻人驾驶着自己的
汽车,以非法运营出租车的身份穿梭往返。三十三岁的弗拉基米尔·古
辛斯基正浑噩度日。古辛斯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他曾经想去剧场
谋职,因为之前受过做导演的培训,但他终究没能登上莫斯科的舞台。
在莫斯科市政会(city council),尤里·卢日科夫与一大帮中年
苏联官员和工厂经理坐在一起。这个橡皮图章
(1)
一般的城市立法机构
拥有数千名成员,他并无任何耀眼之处。卢日科夫时年四十八岁,对管
理事务十分熟悉。载着他四处转悠的,是一辆黑色伏尔加公务车。
工程与经济学研究所地处列宁格勒的一个偏僻角落,三十岁的阿纳
托利·丘拜斯身材瘦长,满头红发,给人一种固执而居高临下的印象。
作为军事院校的执教者和正统共产主义者的儿子,丘拜斯正在逐渐对这
一制度失去信心。
假使这六个人在戈尔巴乔夫就职那天相聚于某个房间,恐怕他们也
不知道彼此之间应该说些什么。他们来自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至干
部
(2)
和科学家,下至街头混混和各级企业经理。令他们与众不同的是
善于改变的能力。他们每个人都在学会应对旧制度的同时,以难以置信
的步伐跨入了新制度。
他们中的四个——斯莫伦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和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古辛斯基——在此后的十五年间成为财富巨头,并结成金融家小团体,既在政治权力的阴影下攫取财富,又在叶利钦时代非正式地掌管着国家
权力。他们中的另外两个——卢日科夫和丘拜斯——成为权倾一方的政
治人物。卢日科夫两度当选为莫斯科市长。这座城市是俄罗斯最大的资
本聚集地,卢日科夫在此打造了一座属于他自己的王国。丘拜斯既是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者中最长寿的一个,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国有资产转入私人之手运动的设计师。他也是随后的疯狂圈地运动之
父,无人能及。
面对如此重大的变革,这六个人和他们的国家几乎没有准备,更难
有历史经验可循。要完成这些事情,他们会从什么地方,向什么人学
习?在苏联时期,他们找到钥匙,打开大门紧锁的图书馆,读到了有关
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一本本“禁书”。他们的学习对象有匈牙利和南
斯拉夫这样的东方阵营,这些国家正在试验更为宽松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还到西方旅行。好莱坞影片经由盗版影碟走私进莫斯科,影片中的
个人英雄主义角色让他们惊叹不已。随后,他们得到了鲁伯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和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样的全球
大亨和金融家以及来自华尔街、伦敦和从日内瓦到直布罗陀各大私人银
行之都一众人等的耳提面命。1992年之后,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
行家和律师大量拥入俄罗斯,帮忙书写规模宏大的俄罗斯私有化规程,起草首要的公司治理法规,并着手建立资本市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给90年代初生的俄罗
斯资本主义带来了模板和理念。
俄罗斯的新生大亨还充分借鉴了美国和欧洲财阀们丰富的历史经
验。尽管俄罗斯的财富量相对较小,1995年其四大商业银行在意大利
排名仅仅略高于三十位,但他们采用超级强盗大亨的风格和手法,大胆
狡诈,无所顾忌,敢于幻想。绝非偶然,他们像极了20世纪初期的美
国资本家。苏联时期,因为尖锐批评美国资本主义的阴暗面,西奥多·
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极富影响力的作品《金融家》(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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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并广为传阅。俄罗斯首批金融家所采用的诸多手法,均可见于《金融
家》的主角弗兰克·考培伍德(Frank Cowperwood)的交易行为,他占尽银行、国家和投资人的便宜,操纵股票市场,大肆蚕食公司企
业。这本发表于1912年的小说,正是取材自美国大资本家查尔斯·耶
基斯(Charles T. Yerkes)的真实生活。
不过,就算有西方样本,这些俄罗斯人还是独具特色。他们接手的
这个国家所具有的政治和经济文化,根植于俄罗斯人对权威——粗暴地
定义一下,从沙皇到人民委员——的屈服顺从。传到他们手里的是一个
连个体主动性和企业家精神等最简单的人类本能都被压抑七十年之久的
社会。市场经济落户在这片陌生土壤的头几年间,苏联时期的思维模式
依旧存在,很难完全根除。
俄罗斯的独特还体现在,苏联甫一解体,它便做出了重大抉择。叶
利钦启用包括丘拜斯在内的一批年轻的激进改革者,他们认为时不我
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摧毁旧的制度。他们首先选择放开价格和所有
权,其次才是建立市场经济的规则和制度。这导致俄罗斯资本主义诞生
在先天缺氧的环境中,这是一个缺乏有效法制的真空,又是一个被极度
削弱以致无力执行现有法律的国家。这六个人的交易手法一再面临质
疑:他们的经营合法吗?他们是罪犯吗?然而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因为参与者所游走的世界,缺乏成熟西方社会的那种法律限制或道德指
南。头几年,俄罗斯就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说谎、偷盗和欺骗是日
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暴力、野蛮和威压则往往成为交易手段。若说所发
生的这一切有如自由落体,落点未知,也不算在为俄罗斯资本主义革命
发动者的****、明偷暗抢和贪婪成性寻找借口。2000年夏天,一
位俄罗斯富豪苦笑着告诉我,人们在苏联时期对于自由市场、私有财产
和法治所抱有的强烈期待现在看来过于简单化了。“整个过程所需要的
时间长得超乎我们想象,”他说道,“还搭上了太多人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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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柴尔德家族充当过王公们的银行家,J.P.摩根则帮英国放贷人和美国
铁路公司搭过线。然而,俄罗斯首批大亨们的初期资源只有一个:国
家。他们敏锐地发现并利用了国家存在的种种缺陷。他们抓住源于苏联
社会制度而产生的价格、财产和贸易的巨额失衡,并大肆获利。除了几
个显著的例外,早期的他们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创建过什么。相反,他们
的第一课是如何轻松赚钱,钱仿佛从天而降,不费吹灰之力就被他们攥
在手里。
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初期,本书刻画的这六个人通过商业结盟、友谊或仇恨增进相互了解。他们的混乱关系早已成为普通大众取之不尽
的笑谈。1994年9月,他们在俯瞰莫斯科城市风光的一所山间私人俱乐
部签署密约,承诺不相互攻击。但这一密约很快便被他们抛诸脑后。他
们结成同盟,随即自毁同盟。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王国,并竭力摧毁竞争
对手的王国。他们都赞同旧制度要垮台,却对新制度各执己见。
要弄清寡头们的来龙去脉,必须从他们的起点开始,即苏联那段关
于经济停滞、经济短缺和灰色市场的岁月。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没落岁
月塑造了这六个人,他们纷纷开始思考,并致力于新的秩序。本书第一
章置景于这段停滞岁月,视野则来自街头和没落的制度内部。其后六章
则深入探寻这六个人在戈尔巴乔夫的革新年代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他们
在新俄罗斯的早年岁月。第二部的剩余九章,通过诸位寡头的功绩与失
败,考察了喧嚣的20世纪90年代。这是一个关于贪婪而任性的资本主
义在苏联社会主义的余烬里生长出来的故事。
(1) 形容该机构流于形式而无实权、只能盖章走程序而不能发挥实质作用。——译注
(2) 原文“nomenklatura”,指苏联等国家实行的职官任免制度“干部职务名称表”,其核
心是由共产党拟定政府部门重要职位的干部名单。后因一些党政干部依仗已有的权势与关
系网互相勾结,化公产为私产,形成了“红色权贵”阶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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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第一章 灰色与短缺
炎炎夏日,库尔斯基(Kursky)火车站的玻璃墙面赫然耸立,等
车的人群挥汗如雨。车站候车厅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纪念盒,坚实而宽
敞,光鲜而现代,甚至带着空想意味,设计风格透着前进步伐。好一个
前进步伐!玻璃墙面映着旅游者和流浪者的身影,那是一群小商贩、讨
生者、投机者和侥幸者,总之,他们是苏联“发达社会主义”下的奋力
求生者。馅饼?啤酒?冰淇淋?活鸡?全都有,在玻璃幕墙跟前或远或
近的地方,就摆放在车站和一列列待发列车之间的空旷站台上。从这里
开始,一条条铁路线悠远地延伸到位于南部的偏远城市,抵达巴库、第
比利斯和克里米亚。通勤列车(elektrichka)从首都出发,驶向一座
座村庄、一栋栋乡村小屋和郊外度假屋。夏日来临,人们成群结队地乘
坐通勤列车拥出莫斯科,纷纷前往夏季度假村和纳凉避暑地。
莫斯科的火车站大多破旧不堪,让人绝望。人们席地而卧,身下铺
着摊开的报纸。候车厅就是一个个苦难区域,酒气熏天,烟气刺鼻。但
库尔斯基火车站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建,被改造成一座标志性建
筑,远非各个苦难区域所能相比。它是一种制度的纪念碑,这种制度喜
欢生硬而有形的自我庆祝。这样的庆祝遍布苏联各地,透着意识形态,带着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庆祝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但在大多数匆匆走过的人们眼里,这些纪念碑不再耀眼,不再醒
目,甚至不如一根灯柱或一棵小树。一如往昔,建筑风格硕大而壮观,但意义荡然无存。事实上,在库尔斯基火车站进进出出的人们,早已不
再关注苏联所呈现的那些陈腐的标语和空洞的现代化。他们和国家之间
有了罅隙。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他们知道,尽管
这个国家的制度声称自己十分伟大,但它早已停滞不前,从内到外腐朽
不堪。人们花了半辈子精力,去努力克服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尽力弄到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一块肉,或者是一双靴子。他们能活着,多亏了规模庞大且不被政府承
认的第二套经济体系——灰色经济,好歹让艰难的生活有了一点缓冲。
伊琳娜·马卡罗娃(Irina Makarova)既知道现实,也懂得谎
言。伊琳娜是一个年轻而活泼的教师,齐肩黑发烫成了时髦的发卷。她
戴着墨镜,在库尔斯基火车站外喧闹的人群中穿行。她一只手拉着四岁
的女儿,另一只手拎着一个鼓囊囊的红色帆布包。那是1985年夏季里
酷热的一天,她对库尔斯基火车站现代化的外墙懒得理睬。她没有留意
党中央的通告,新制订的五年计划,或是农民们兴高采烈准备丰收的可
笑的电视报道。那一切离现实生活很远。在家里,在厨房,他们曾经不
停地谈论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位年轻人和新任总书记。但在此
刻,她既没有停下脚步考虑政治,也没有担心未来。她担心的是水。
伊琳娜拉着女儿的手,走向喧闹的站外小广场。她强忍着恶心走向
一台硕大的灰色售卖机。售卖机大得像一台电冰箱,人们共用一个脏兮
兮的广口罐饮水。以前,这台售卖机号称配有真正的玻璃饮水杯,带小
型独立凹槽,人们可在此洗漱,投入硬币,看着硫化净水流出。玻璃杯
后来被偷走了。有人便换上了广口罐,这是一只装蛋黄酱的老旧广口
罐,瓶颈处系着一根积满污垢的绳子。大家都用这个罐子喝水。她多希
望能直接走过去,希望老想喝水的女儿别把她往系着污绳的罐子那边
拽。
火车站里凉爽而阴暗。她找到了前往库帕夫纳(Kupavna)的购
票队伍。那个小村庄遍布夏季度假屋,远离令人压抑的大都市莫斯科。
库帕夫纳是他们的避难所,但要逃离城市并不容易。那意味着拼抢、推
挤、程度不算严重的非法手段,逮着什么算什么。排队购买前往库帕夫
纳的车票算是第一关。孩子们闹个不停,乘客们被挤着往前移动。大家
紧紧地挤在一起,她甚至闻到了肥皂味儿。就是那种褐色的饼状肥皂,洗什么都得用它,衣服,碗碟。
售票窗口高得没法形容。不过,既没有人往里看,也没有人往外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看。每个窗口都遮着一道褪色的、肮脏的百叶窗,只在底部留有一块兔
子洞大小的拉板。当局不希望满肚子怒气的乘客往里看,因而用看不透
的百叶窗将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挡在了外面。通过兔子洞大小的开口,伊
琳娜看得见售票员的手,却看不见脸。两张前往库帕夫纳的票,每张十
五戈比。
再来看看大门吧。候车厅十分宽大,天花板很高,玻璃墙很高,面
积也很大。人们显得畏畏缩缩,仿佛一只手从天而降,扼住了他们的脖
子。有四扇大门通往不同的铁轨,但三扇都紧锁着,于是人们从这一扇
门里往外推挤。伊琳娜挤了出来,迎着明亮的阳光,走向那一长列等着
上客的墨绿色火车。就在转向列车的同时,她看见了。
卫生纸!
一群人正挤得摩肩接踵。本能反应和多年的求生意识占了上风。伊
琳娜早就知道,要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命,必须见着什么逮什么。她看见
有人抱着个敞口箱子在卖卫生纸。她没有犹豫,买了二十卷。就因为有
人在卖。
她腾不出手来拿卫生纸。一个肩膀挎着沉沉的红色帆布袋,塞满了
书籍和度假屋用得着的种种物品。另一只手拉着女儿。她把手探进袋
子,找了一根绳子。她把卫生纸串在一起,毫不犹豫,她戴上了这条用
卫生纸卷串成的项链。没有人觉得奇怪,那就是生活——见着什么买什
么。她本想出门买鸡肉,没买成。她买了卫生纸。等她下次想买卫生纸
的时候,也许买到的是鸡肉。
她们上了火车。木制座椅一排三张。车厢挤得满满当当。过道里放
着一辆自行车,几条狗狂吠不止,有几个布袋里装着成捆的小树苗,座
位上摞着几只大箱子,几个小孩东倒西歪。空气令人窒息。厚重的车窗
紧闭,像一座墓穴,牢牢锁住纸袋里散发出的鲱鱼味、奶酪味和烟臭
味。火车摇摇晃晃地开动了。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尽管车厢很拥挤,大布袋把手指勒出道道痕印,脖子上挂着一串卫
生纸,但火车开动的时候,还是让她打起了精神。莫斯科的负累被抛出
窗外,抛在身后。所有有度假屋住客莫不如此。他们在逃离,躲开令人
窒息的城市生活,进入充满新鲜空气的私人保留地。
火车提速,城市后掠,电动马达的嘶鸣声越来越响,随后静了下
来。庞然大物般的厂房,锈迹斑斑的吊车场,半拉子的水泥建筑骨架,在窗外肃穆后退。一场衰败的大游行。
伊琳娜是个幸存者,她在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社会里做着自己最大
的努力。她学过英语,在一所特殊学校任教,尽管她从未见过以英语为
母语的人。在共青团的会议上,她一贯虔诚地摆出虚假的面容,那是一
层面罩,尽管她知道,这样的空虚做派没有丝毫意义。在大家的恳求
下,她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共青团员。宣传共青团建设者的准则!但她
清楚,这个制度正初现裂痕。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伊琳娜三十岁。与她
处于同一时代的人,都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执
政期间的萎靡不振。那段时期被描述为经济停滞的岁月(gody
zastoya)。不过,也有人称之为衰退期(marazm)。
苏联社会主义的衰退每天都向他们扑面而来。他们时常梦想着喝上
带有黄色标签的稀有茶叶。这样的茶叶质量更好,切得更细,经过冲泡
会变成深赭色。茶叶的黄色包装袋上印着大象图案。想必来自印度。但
这种黄色包装的茶叶极度短缺。因为很难买到,也就没人知道,它是否
真的来自印度。不过,要是让人碰见,肯定随时愿意排长队购买。
再来说说肉罐头。那是淘汰的军需品,大家都知道。但新鲜肉无处
可寻。地方各州的人们已经数年没见过商店出售新鲜肉食。国家把军需
罐头像倒垃圾似的倾销给了他们。要是有人看到二十听罐头,定会统统
买下。人们在囤积;什么都囤积,只是以防万一。加了罐头肉的通心粉
堪称美味。面条种类也不多;又厚又长呈灰色的那种烹煮费时。他们渴
望买到印有大象图案的茶叶,罐头焖肉,也许还有真正的意大利通心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粉。他们有时能弄到好一点的面条,跟那种来自意大利的精细面条十分
相似。他们没法买到,但可以——花大力气——去弄。这就是他们的生
活。尽管俄语有“买”这个动词,但他们更愿意说“弄”或者“搞”。
他们会说:“我弄了一斤黄油。”你能“弄”到或“搞”到什么,并不
取决于钞票,而是关系、运气和命运。
理论上,苏联作为国家几乎向大家提供一切——医疗、学校、交
通、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庞大的灰色总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马克思
大街上,这个巨无霸一般的中央计划机构,在行政指挥经济的体制下,负责调拨每一吨钢材,发送每一颗螺栓,使用每一个齿轮。赫鲁晓夫曾
经郑重宣誓,共产主义将在1980年超越资本主义。然而在80年代中
期,伊琳娜那代人每一天的所知所感所尝,全是那个早年空洞的承诺。
苏联社会主义供给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只有靠自己的朋友圈和关系网
才能勉力求生。他们的生活充满形形色色的需求,并总在为此四处打
探。
国营商店的东西从来不会扔掉。他们会照常出售给大家。伊琳娜见
过好多次:店员把一听过期的鲱鱼罐头、馊臭的面包和一包大象茶叶包
在一起。也许还有套着花里胡哨的红色袋子的面条。这叫作一单,学
校、工厂、幼儿园,反正是各个机关,也许每个月都会给大家发上一
单。没得选择:你想喝到印有大象图案的印度茶叶,就必须照单全收:
馊臭的面包,过期的鲱鱼。
伊琳娜那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漫长而缓慢的周期短缺。当时的苏联将
大量资源投入军备竞赛,老百姓得到的却是卫生纸串成的项链和过期的
鲱鱼罐头。短缺问题似乎正逐年加重。80年代初期,还可以买到奶
酪、香肠、牛奶、人造奶油、砂糖、面包和一些必需品。不过,即便如
此,当时的伊琳娜和她的家人还是不断抱怨,商店里买不到东西。他们
会大声嚷嚷:“没有东西了。”意思是,他们想买火腿,但商店里买不
到。他们想买啤酒,但商店里买不到。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接下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来会怎样。他们不敢想象,真的完全一无所有会是什么景象。
物品短缺挫伤着人们的感情。面粉袋突然摆上商店货架时,伊琳娜
看到了人们眼里的热望。顷刻之间,排队的人多达五百,大家争先恐后
地在手心里写上排队的序号。头一百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售货小姐还
有耐心。接着,她开始咆哮。她讨厌眼前的这些人。人们会向她求情。
求求你,卖给我两公斤面粉吧!
从前,炼奶上架的时候,几百个蓝色罐头在货架上摆放得有模有
样。一年后,香肠没有了,只有奶酪和炼奶。又一年后,奶酪没有了,只有炼奶。再接着,炼奶也没有了!
从前,有面包,也许还有砂糖,可后来面粉买不到了。年复一年,货架越发显得空荡。某一天,货架突然堆满了——来自远东地区的海藻
罐头,就像从前的炼奶那样,码放得整整齐齐。尽管没有人吃海藻,罐
头还是很快就一卖而光。
再后来是苹果汁。孩子们老盼着能喝上点什么,可是只有苹果汁,质量低劣不说,还不能随时买到。装苹果汁的瓶子容量是三升,标签印
得丑陋,贴得胡乱。因为盖子的缘故,果汁往往带有铁锈味。要用硬质
开瓶器才能撬开盖子,可瓶颈通常会在撬开时砰然破裂。果汁一般用纱
布滤着喝,为的就是挡开玻璃。
一天,伊琳娜的嫂嫂打来电话大声嚷道:“伊拉,快穿好衣服!索
科尔(Sokol)地铁站附近有人出手儿童皮袄!赶快!”她用了“出
手”一词,意思是“抛售”。伊琳娜的嫂嫂排在第875号,她帮伊琳娜
拿到了876号。一连数天,她们每天都要往那里跑一趟,长队逐渐缩
短。每天,在队列里站上三四个小时,没有时间理会别的事情。这耗光
了她们的精力。等轮到她们,伊琳娜一口气买下好几件小皮袄,把两件
缝成一件穿在自己身上。
20世纪70年代牛仔裤开始出现的时候,伊琳娜还记得同龄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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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东西。人们宁可少吃几顿,也要穿得光鲜靓丽。他们知道,搬新
房遥遥无期,不过总是买得起一两件让自己鹤立鸡群的东西。伊琳娜当
教师的月薪是110卢布,但她花100卢布给自己买了一双冬靴。这还不
够——她没有冬袄。等冬靴穿坏了,她才买到冬袄。等她买到褐色衬
衫,却没有罩衫相配;等她攒够钱买到罩衫时,衬衣已经穿旧了。不管
出席什么场合,大家脚上都是同一双鞋子。
在苏联,消费者发展出了品位。有关西方的所见所闻影响极大,人
们渴望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但苏联没法及时生产出能够满足人们需求
的商品,而牛仔裤正是他们都缺乏的标志性物件。一开始,苏联的经济
计划部门并没有下达生产牛仔裤的批文,后来才生产了廉价的仿制品。
不过,真正的牛仔裤也能买到,要么通过游客,要么通过黄牛党,或是
在苏联精英们使用专供硬通券的特殊商店。伊琳娜和她的朋友们所属的
年轻一代,看戏上班都穿着牛仔裤,到哪里都穿,一穿就是数月。
经济衰退期把他们变成了庞大的非正式关系网或友情网,连接着一
个个家庭,连接着公寓楼和办公场所,连接着莫斯科和偏远的州。这是
一张纵横交错的网,在制度本身无可供给时,让人们借以求生。这样的
网络构成了巨大的第二经济,即与官方的五年计划并存的灰色经济。灰
色经济活跃于工业、零售贸易、黑市场所,因为苏联体制的失效,人们
只能奋力求得补偿。伊琳娜有个亲戚,供职于一所人人向往的学校的招
生部门。大家都想挤进这所学校,她的亲戚便从申请者身上捞好
处。“哪里能弄到肉、香肠,还有药品?”他曾经问过伊琳娜。“要没
有这些关系,我该怎么办?我将一无是处。”如果要看医生,你得在衣
袋里装上礼物,也许用一个花花绿绿的塑料袋精心包裹起来。这不是贿
赂,而是人所共知的求生套路。伊琳娜生女儿的时候,为了让她进好医
院,嫂嫂就给主治医生送了几只水晶花瓶和几串不太贵重的宝石项链。
灰色经济孕育于官方的经济体制。在塑造“新人类”理念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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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企业家精神。整个制度着力消除私有财产,对超出国家控制之外的个
人经济行为实行严厉打压。官方的正统观念极其严格:谁敢买卖稀缺商
品或开办小型地下工厂,就会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数十年的宣
传和惩罚,从整体上强化了一种氛围,大家对一心赚私钱的人恨入骨
髓。这样的人会被贴上投机者和罪犯的标签。即便如此,人类的获利本
能仍然在如此严酷的气候下得以保留。毫不夸张地说,是求生的欲望,是过上好日子的欲望催生了灰色经济。因为在国外出版小说而进入劳改
营服役七年的作家安德烈·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回忆
说,在苏联,任何获取个人利益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左倾”,即超出了
国家允许的范围。尽管风险巨大,但从工厂或者集体农庄顺手牵羊成了
家常便饭,地下“加工厂”也大行其道。西尼耶夫斯基讲了一个离奇的
故事,莫斯科电车仓库的几名工人,冒着风险把一辆本已签字扔进废料
堆的电车加以整修,再当作私有企业的车辆上轨运营。“就外观而言,像极了国营电车,”他回忆道,“但在内部,驾驶员和售票员都不属于
国营,乘客交给他们的戈比也没有进入国库。这就是存在于社会主义城
市运输体系内的私营企业。罪行败露、罪犯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
还津津乐道于莫斯科的私有电车奇闻。”
[1]
数年之后,经济学家列夫·季莫费耶夫(Lev Timofeyev)还时常
书写当时的日常生活,回顾灰色经济如何在官方经济中大行其道。“国
营商店内部就有肉贩私卖牛肉片,我们都知道,”他说,“国营林场种
着私人林木。内科医生就在国营医院替病人提供灰色服务。灰色商品全
都在合法氛围下生产。国有企业的办公室里上演着灰色交易,灰色市场
的买卖双方在官方的管理体制内各归其位。就连同一块足球场都可以同
时举行两场球赛,一场合法一场灰色。”这指的是在灰色的地下世界,正规球赛会因为贿赂盛行而提前“定局”。
[2]
一旦没有了各自的私人关系,大家就觉得没办法过日子。数十年
前,俄语中出现“裙带”(blat)一词,准确勾勒了灰色经济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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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特指通过朋友或关系把什么东西弄到手。就关系圈而言,像屠夫这
样掌控稀缺商品、位于短缺经济咽喉点的人,在人们的生活中就算是手
握实权。尽管苏联官方从未认可,但事实是关系圈的迅速发展。因为苏
联体制的失效,造成了诸多短缺和需求,为了应对短缺,满足需求,人
们只能另想他法。
[3]
与国家体制所能供给的相比,伊琳娜及其同时代的人想得到的东西
更多,多得多。有时候,苏联社会就像一座牢狱,墙壁坚不可摧。当局
严控海外旅行,严查海外邮件,严锁海外读物。他们甚至视复印机为邪
恶,将其一锁了之。计算机科学家伊戈尔·普里马科夫(Igor
Primakov)回忆道,他经常坐在自己最喜欢的、可以360度转动的安
乐椅里面,在膝盖上支起短波收音机。20世纪70年代,西方电台遭到
拦截,到了晚间,他缓慢而得法地转动椅子,右转一度,左转两度,再
右转三度,直至找到BBC或者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的信号。他
靠一部收音机学会了英语。冲破苏联社会墙壁的另一道力量是披头士乐
队。因为与苏联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披头士乐队在伊琳娜那一
代年轻人身上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印记,他们废寝忘食地抄写歌谱,逐字逐句地学习英文歌词。
到80年代初,制度开始弱化,外部的生活观念——包括美国通俗
文化中描述的挥霍成性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内——日渐渗入。最富戏
剧性的溃口来自录像机这一技术发明。80年代初,随着录像机走私进
入苏联,电影如潮水一般不受阻拦地倾泻涌入。随电影而来的,是人们
对西方繁荣景象着魔一般的窥视。影片很容易转手传播,夜复一夜,年
轻人通宵达旦地观看西方影片,有时候连看三部,直至天明。他们细致
地打量着另一个半球的生活:服装、举止、言谈、金钱和财富的含义。
当一部好莱坞影片的人物随意打开公寓里的冰箱时,大家惊得目瞪口
呆:里面竟然随时装满了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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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ha Volkenstein)向我回忆,他们喜欢和一帮朋友玩“大富
翁”游戏,这个游戏是从西班牙走私进来的。整整一年,他们玩到深更
半夜,只为追寻木板路和公园城。这样挣钱与其说是为了感知西方豪赌
或者西式自由,不如说那就是他们一直梦想的蒙特卡洛。
[4]
人们就这样日复一日、不温不火、尽其所能地维持着生机。看似庞
大的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实际上已经布满裂缝,人们在这样的裂缝里拥挤
为生。伊琳娜乘坐的火车抵达库帕夫纳,她拉着女儿一路小跑,走下站
台,越过铁轨,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度假屋。库帕夫纳是一个贫困的小村
庄,商店里出售的物品少得可怜:爬满苍蝇的大桶里装着油脂、褐色肥
皂、棉线卷,还有伏特加——伏特加倒是从不缺货。伊琳娜甚至懒得往
里看上一眼。她进屋放下物品后,穿过一个桦木小看台,走向一堵禁止
靠近的墙壁。这是一道预制板搭成的隔断,高得让人看不到对面。这道
墙壁任何人都不能越过,它是苏联体制的庞大脸面。
墙壁的另一边是海军基地和军事前哨。人们称之为小镇
(gorodok)。伊琳娜不知道里边的人从事什么工作,她也懒得关心。
她在墙壁上寻找着豁口。豁口一经发现,差不多立即就会被打上补丁。
在那儿——对了!——预制板已经裂开。伊琳娜溜进去,直线跑向靠近
大门的一座低矮楼房:第二十八号军人商店。按规矩来说,这家商店只
为军人及其家属服务,但趁着没人注意,伊琳娜排进了队伍,等着购买
卷心菜、香肠和奶酪。在这个经济短缺的疯狂社会里,她找到了一处缺
口。
就这样,她又发现了一条求生的路子,还能再过一天。
[5]
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维塔利·奈舒尔(Vitaly Naishul)就懂
得,数字能够说明真相。他父亲原来是数学家,替苏联发射的卫星进行
轨道运算。母亲和姐姐也是数学家。奈舒尔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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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在家谈论工作细节,却也会用收音机收听BBC和美国之音。奈舒
尔也想做数学家,因而十分信奉数字。他觉得数字表达富于逻辑性甚至
权威性——答案是无法扭曲的。数学领域有真相,这个领域在20世纪
70年代尚未受到苏联意识形态的破坏。二加二等于四,就算政治体制
也改变不了这一点。或者表面如此。
奈舒尔被分配到苏联经济体制的桥头堡即国家计划委员会
(Gosplan)下属的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员。他并没把自己当作共产主义
建设者,他只想做一名数学家,于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奈舒尔坐在一座巨无霸的中心位置,这座巨无霸统治着整个帝国的
经济生活,为所有物品调配资源,上至北方舰队的船坞里正在修建的全
世界最大的核潜艇“台风”所需要的钛合金外壳,下至位于伊万诺沃的
州棉纺厂用棉布和染料制成背心裙之类的简单产品。
这个帝国的资源丰富得惊人,地下装满天然气和原油,木材、煤炭
和贵金属数量巨大。国土也十分辽阔,覆盖着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陆地
面积,从东到西横跨十一个时区和欧亚两个大洲。这个庞大国家的权力
集中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层级从上到下,依次是政治局
(Politburo)、总书记、中央委员会(Central Committee),然后
是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地区、城市、工厂、剧院、办公室、学校和研
究所的数十万名党务人员。共产党实行一套专门的人事制度,即干部职
务名称表,由此让所有被任命者有源可溯,上至莫斯科的精英阶层,下
至偏远地区的工厂厂长或者团级军官。各条线路都可以回溯至莫斯科和
中央领导。他们不仅统管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寻求控制文学、艺术、戏剧和文化,主导科学,试图掌控地处偏远的加盟共和国,而且从计划
委员会的中枢位置、廊道和预算表格开始,力图操控经济领域里的每一
项重要决定。
身处计划委员会的奈舒尔逐渐发现,有事情不对头。他那张微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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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怀疑和感情,因为那可能带来危险。相反,他开始把自己看见的东西
偷偷地写下来,结果就有了一部边角折起的自出版手抄本。书名叫作
《另一种生活》(Another Life ),这是一本具有远见性的小册子。
20世纪80年代初期,奈舒尔趴在厨房的饭桌上写成了这本小册
子,要理解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必须首先回顾当时尖锐的思想斗
争。我们首先看看那一场在苏联的经济生活和解体过程中处于核心位置
的思想冲突,再来说奈舒尔的事情。
18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自动化和工业生产把农
村和农业经济转变成城市和工业经济。实业家这种全新的、更具有重要
性的经济角色应运而生,将早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地主、批发商和贸易商
撇在一边。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是这一全新时期的预言
者。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斯密条分缕析地证明,私利是经济生活的
核心潜在动机。他写过一段著名的话语:“我们的晚餐所需并非来自屠
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
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从不说自己
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斯密说,个体“在这样的场合,一如其他
许多场合,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
达到的目的”。
这样的认识标志着经济学思想的巨大进步。斯密令自我利益受到尊
重。斯密所持观点的中心思想,就是自由贸易和竞争这样的概念。他的
思想后来受到欧洲其他哲学家的提炼,他们审视过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
内在生产过程,对于世界的运行提出了一整套规则。他们相信,雇主和
工人的基本关系,或者土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永不改变。他们处于
一种“均衡”(equilibrium)状态。例如,劳动和资本的供求会发生
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只会带来新的、更加稳固的“均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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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他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和均衡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他的毕生同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一位“前所未有的革命者”,因为他
认为世界并非处于均衡的静止状态,而是一种不停变化的状态。马克思
相信,一如与他同一时代的资本家即新型实业家正在取代拥有土地的统
治阶级,资本家也会成为过去时。传统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社会制度,终
将在工人阶级的反抗中悲壮结束。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正在
经历的阶段,这个阶段尽管有其必然性,但他认为它终将完全成熟并走
向自我完结。
[7]
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的理
论进行了充分阐述,断言整个世界将会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一边
是资本家或资产阶级,另一边是劳动者或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非
常精确地评述说,自工业革命开始的一百年间,资本主义已经极大地解
放了生产力。但他们宣称,资本家把人类关系的一切都浓缩为“赤裸裸
的私利”。他们注意到,早年间的小商铺和小商人早已发展成“大工厂
和大实业资本家”,而工人时时刻刻承受着机器和资本家本人的奴役。
他们要求取消私有财产,并预言资本主义将在劳动者的反抗中走向灭
亡。
1917年,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把马克
思的思想意识捧上了王座。但与马克思的预言不同,列宁及其革命同僚
夺取政权的国家并没有成熟而发达的资本主义。他们夺取政权的推动力
也不是来自深受盘剥的劳动者。相反,列宁点燃并领导反抗行动的地
方,是一个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均衡、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众
不愿意抗拒各自经济领主的国家。列宁的成就在于顺应工人和农民的反
抗行为,组织了一场政变。列宁很机智地利用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但这场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来证明,这种利用对广大农民是一个灾难性转
折。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将会发育“成熟”,但列宁来不及等
待。他同时相信,俄国革命将引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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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按照马克思的构想,摇摆不定且充满暴力地践行着自己的思想。它开
启的是一场长达七十四年的实验,蔑视资本主义制度,压制人性的本能
冲动。那场革命无论多么冷酷而充满灾难,总之对本书描述的人物产生
了巨大影响,使他们试图带领俄罗斯走上另外的道路。
实验过程一波三折。内战的标志是混乱、无序和被称作战时共产主
义的紧缩经济政策。1921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对农业和商贸领
域的某些市场机制采取容忍态度,局面才开始变得相对宽松。20年代
末,约瑟夫·斯大林给这个短暂的插曲画上了休止符。斯大林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实行大规模指令性经济政策。他一再设法打压价格,尤其是谷
物和农产品价格,造成了毁灭性后果。自定价格的私营企业主被判
为“投机”犯罪。对固执单干的农民,斯大林进行残暴打压,并强令其
加入集体农庄。1929年,他尝试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被迫革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由此酿成巨大的人类灾难——饥荒、死亡和短
缺。
中央计划是斯大林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布尔什维克曾经设法取消货
币,以摧毁自由贸易,并控制价格。简而言之,就是要破除资本主义的
基本法则。可现在的他们更进一步,试图控制全部经济行为。国家实行
中央计划制度,控制着经济机器上的每一个杠杆,不允许选择和竞争,对大量存在的偶发交易和自利交易不留余地。国家采取五年计划制,意
在支配经济运行过程。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批准。开局之年
相对较好,于是突然调整了发展目标,要在四年之内完成全部任务。斯
大林后来提出,也许三年之内也能完成目标。最初目标是在五年期内开
采煤炭3 500万吨,后来调整到7 500万吨,再后来被调整为9 500万
吨至1.05亿吨。“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斯大林在
1931年说,“我们必须在十年之内好好弥补这段差距。我们要么成
功,要么垮掉。”
[8]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各种分歧受到压制,中央计划体制一如既往,同时伴以神话般的超
人产量。1935年9月,一位名叫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xei
Stakhano)的煤矿工人据说完成了产量的十四倍,被党组织赞颂为英
雄;这一功勋催生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是崭新社会正在建成的理想主
义象征。
斯大林模式把苏联推进到工业时代,以略多于十年的时间实现了其
他国家一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蛮荒地区建起了大型工厂;在乌拉尔山
以东,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建起一座巨型钢铁企业,最终产量超过了加拿大的全部总和。斯大林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代价,把一个落后国家转变成工业大国。数百万人被送入劳改营,其中不乏技
能卓著的经理、工程师、技术员和规划师。间谍、破坏者、怠工者等字
眼随处可见。工业化的旋风把劳动者由农村吸入城市,导致生活穷困、城市人满为患。斯大林模式下的中央计划体制,面向重工业和军事工
业,帮助苏联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又在冷战期间转而支撑起巨大
的军事机器。经济体系的其他组成部分,尤其是消费者,实则位居其
次。
截至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已经发展为超级大国,但它再也无法实现斯大林曾经完成过的经济大跃进。对更为复杂的经济
形式的要求,让自上而下的计划体制举步维艰。尼基塔·赫鲁晓夫和阿
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分别于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
试图加以改革,但都归于失败。国家严格控制着物资、价格和贸易,给
经济体制注入新鲜空气的努力无一奏效。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石油
价格飙升,苏联储量巨大,收入丰厚,经济衰退得以延缓。但此时的西
方世界已经在高新技术领域再度掀起新的工业革命。苏联进入了社会主
义实验的暗淡时期。
我们再来看看计划委员会的数学家奈舒尔,看看中央计划的核心机
构。80年代初期,他凭着在计委内部的有利地位做出深刻结论:体制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已经生病。他知道,理论上,党设定总目标并做出指示,其后通过国家
计委、各级政府、部委和工厂层层下达。但他看见的事实远非如此。一
天,奈舒尔的上级领导去了一趟克里姆林宫。回到计委后,他讲述了自
己亲眼所见的诧异一幕。总理告诉冶金部长,苏联必须生产一种新型的
钢材薄片。这道命令来自上头,来自党组织,在党的五年计划指导方针
上写得明明白白。冶金部长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行。”不过他接着
说,“除非你给我们提供新建工厂和企业所需要的资源,否则我们就不
干!”奈舒尔的上级不解地摇了摇头,因为他觉得这位部长肯定会被丢
出去。解职。枪毙。但都没有。屁事没有。制度的运行情况由此可见一
斑,而这个制度显然已经生了病。
在人们熟知的行政指导经济的模式下,在投入目标与产出目标、目
标与指标、平衡与控制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拉锯和在各级政府间上下
倒腾的过程。到70年代,制订计划的通道,也就是那一摞复杂的报
表,变得如梦魇一般繁琐。光计委一个部门制订的产品供给和分配计划
就多达七十卷,厚达一万二千页,涵盖三万多种产品。计委的数学家们
对着模型反复斟酌,可奈舒尔很快就发现,上级在拿到他的计算成果
后,做出的举动令人大感意外:根据结果修改答案,所需所愿朝令夕
改。
奈舒尔恍然大悟。这样的体制早已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并没有什
么独裁!相反,官僚计划体制已经彻底沦为了无法琢磨、没完没了、不
讲规矩的菜市场。核心位置不再有强力控制,讨价还价开始出现。自下
而上,工厂厂长给部门提出要求,部门再给中央计划单位提出要求;随
后再掉头下发一大堆与之前的要求严重不符的决定和指示。若某项决定
要甲厂调拨物品至乙厂,吃亏方则坚决不干,转而为其所想加以游说,这样的游说行为往往不会向上进行,而是从其他工厂身上另想他法。这
一系列交易行为的主角往往与中央计划部门毫不沾边,而是工厂经理自
己。随着体制弱化,他们逐渐取得了更多权力。不只是工厂,每一个人
都牵扯进这张事关需求、许可、悄悄囤积、倒手和短缺的密织大网,而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计划体制不说控制,连跟上步伐的可能性都很渺茫。
奈舒尔老爱讲某个偏远地区的党委领导的笑话。莫斯科的同志们都
认为这个人正忙于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位党委领导告诉奈舒尔:“我上
半天的工作,是用我这个地区的鸡肉到另一个地区换鸡蛋。”此类副业
行为意味着,国家计委的控制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20世纪20年代,成立中央计划部门的目的是抓住经济权力中的全部杠杆,以使其猛然发
力;现在只见杠杆来回摆动,却看不到任何结果。奈舒尔老爱说,方向
盘在转动,结果却一切照旧。
奈舒尔做出的结论石破天惊,让这个体制染毒生病的正是马克思和
列宁一度着力埋而葬之的一大宏论,即资本主义。中央计划委员会代表
着基本的商品交易,而不是实现马克思曾期待的乌托邦式劳动者乐园的
大教堂。实现上述交易的通货多种多样,包括国家体制的方方面面,如
官方“审批”或许可。苏联体制下,一切有价值的事物都可以进行交
易:地位、权力、法律以及违法权。奈舒尔发现,就连国家对经济的控
制权,都依照灰色经济的原则加以运行,或者说,裙带之风在政府圈子
也大行其道。在奈舒尔看来,不管承认与否,它更像一个菜市场。奈舒
尔得出结论,苏联社会主义正在缓慢而痛苦地失去活力,因为斯大林时
代的独裁专断,革命和战争早已消失于体制之外。
[9]
奈舒尔还发现,责任制已不见踪影。工厂经理倒是很看重生产目
标,可如果生产出来的东西伪劣无用,经济体制并未对他们加以惩处,他们也不会因此无事可干。只要其产品仍在计划之内,国家就会在第二
年给他们补贴。奈舒尔由此认为,这个自诩为纪律严明的国家,实际上
已经变得非常疲弱。
令奈舒尔深感气愤的是此种疲弱明显地体现在统计数据的遮遮掩掩
上。实际上,用于公开发表的统计年鉴、文章和其他材料全都经过权威
部门的擦洗和更改,以消除所有的负面信息。
[10]
多数西欧国家的预期
寿命持续增加,而在苏联的停滞岁月,该数据维持不变,这反倒成了苏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联体制遭遇麻烦的信号。领导们怎么办?他们将预期寿命数据列为头等
机密。人口学家们被要求以“理论模型”为准,不允许接触真实的人口
数据。
最为莽撞之举,也许要算苏联经济体制中关于供求关系即“平
衡”的计算结果。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供求关系通过自由定价实
现平衡:供给过剩推动价格下降,需求过剩刺激价格上升。但苏联的计
划管理部门试图打破这些基本规律,以实现对供给、需求和价格关系的
操控。他们决定生产一万辆汽车,决定需要为此留出多少钢铁和橡胶,并决定每一辆汽车的最终售价。这样定出来的价格低得离谱,再由国家
予以补贴,根本不考虑生产一辆汽车的实际花费。结果是供给永远满足
不了需求。同时,因为个体积极性受到破坏,劳动者缺乏做好工作的冲
动,所生产的汽车十分劣质,一开下生产线便开始缺胳膊少腿。零件都
被偷走了。结果就出现了短缺——“不足”——等十年也买不到一辆新
车。平衡变成了不平衡,由此导致整个体制像陀螺一样摇摆不定。
一如地表以下的巨大板块,种种失控力量在80年代的苏联经济体
制内部深处不断摩擦碰撞。不平衡现象超乎想象。能源价格低廉,遭到
大量挥霍。一吨原油的价格与一包竞相求购的万宝路香烟持平。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在中央计划之下,体制依然能够蹒跚前行。奈舒尔警觉地
注意到,庞大的国民经济余额曾经一年计算一次,眼下正越来越频繁而
狂躁地加以重新计算。
奈舒尔得出结论,苏联体制陷入了极度危机。但在80年代初期,他不能到大街上进行宣扬。相反,他与同在计委工作的两位朋友缩进了
厨房这个私人空间。1981年,他们一般每周非常隐秘地聚到厨房交流
一次,讨论所出现的问题。奈舒尔非常谨慎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了下来。
朋友们提醒他务必小心,否则会蹲大牢。但奈舒尔没有停笔。他的想法
在当时显得特立独行,被编成了地下出版物。
“如果不做出改变,”他在《另一种生活》中写道,“你和孩子们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仍旧会围着商店打转,穿破衣着旧鞋,排队十年等新房,咒骂冰箱彩电
的陈旧、生活和工作状态的腐朽无序。”奈舒尔接着论述,需要做出的
变革十分深刻,连他本人都不敢公开表露:他希望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建
立市场经济。他希望利己心和竞争行为得到回报。他向广大读者做出富
有远见的描述,苏联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可以通过私有财产的形式分配给
百万大众。“私有财产”这两个词语奈舒尔敢于写下来,但尚未有官方
提及。他坚信,苏联的巨大财富可以以私有财产的形式创造出某种乐
园。“你希望拥有什么样的企业?”他在书中写道,“什么样的商店?
食品?书籍?服饰?收音机?超市?”他深信,薪水将会翻番;新的商
店和餐馆将使人们的生活焕然一新,大家无须排队就能过上好日子。不
仅如此,彼得大帝曾经预言的“欧洲之窗”将会重新打开,人们可以到
世界各地旅行交友。
接着,奈舒尔改变了口吻。他说,读者或许会希望从他关于“生活
乐园”的描述中缓一缓神,以继续购物。“你来到食品店,却发现还是
没有牛奶,也好长时间没有肉了,荞麦一直买不到。有面包,但刚好卖
完。”
“你希望给妻子买一件夏装。可买不到好看的,”他写道,“为什
么?”
他的答案形象地描述了苏联体制何以变成一团纠结缠绕却不能发挥
任何作用的乱麻。要解决夏装短缺的问题,他写道:“服装店店主担
心,大家在自己的店铺里买不到漂亮的夏装,他于是找到服装厂。服装
厂厂长害怕了。‘我竟然让女同胞们穿不上夏装?’他于是立刻下令,用鲜艳的布料,以时新的样式,赶紧生产夏装。布料没有了,服装厂厂
长于是给纺织厂厂长打电话。纺织厂得知女同胞穿不上漂亮的夏装,立
刻从广袤的中亚地区订购上好的棉花,从苏联众多的化工厂订购新型染
料。当化工厂厂长得知,我们亲爱的女同胞们即将裸行时,立马开始生
产新式染料,而这又要让他开始寻找不同的化工产品和设施。”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奈舒尔指出,为弥补一种物品短缺,很多物品都会生产出来。“首
先,服装厂为使用多种不同的缝线对夏装加以修饰,会导致另一种商品
出现减少……比如,会是降落伞,由此导致空军部队的补给受到影响。
而在纺织厂,会由于对女性的关注引起某种织物滤网的减产,从而让某
个次要工业部门卡壳。化工厂由于分心生产制作夏装所需的红色染
料……未能向塑料厂足额发送红色染料,于是生产红色警示按钮的小厂
转而生产绿色按钮……”
奈舒尔的秘密手稿让人一窥混乱而病入膏肓的苏联经济体制。及至
1985年完成《另一种生活》,苏联体制的麻烦已经远超他当初的怀
疑。经济已经停止增长,酗酒、偷盗和漠不关心的劳工比比皆是,工厂
和企业连连亏损,价格随意制定,且与现实严重脱节。
奈舒尔当时并不明白,但一种新的生活很快来到,而这种新的生活
不再是苏联社会主义。乌托邦实验寿终正寝。正如我们将在随后六章中
所见,恰是短缺经济和灰色经济、中央计划体制的混乱和利己心产生的
驱动力,在俄罗斯催生出全新的资本主义以及寡头现象。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第二章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
20世纪80年代初,持续的经济短缺强烈影响着俄罗斯,好书成了
无价宝,当局划定的禁书更是宝中之宝。尽管有的书籍因具有颠覆性而
遭禁,但在这个官方承认无神论的国家,《圣经》仍旧踪影未绝。私人
书架上随处可见,有的购自灰色市场,有的来自外国游客,或倒手传
阅,或另换他物。一如供给不足状态下的所有物品,稀缺的《圣经》价
值陡增。黑市上的《圣经》每本五十卢布,几乎相当于半个月薪水。
当局不遗余力地取缔和打压印刷品的复制行为,尤其是那些所含内
容对国家意识形态构成威胁的材料。就连复印如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
(Mikhail Bulgakov)所著的《大师与玛格丽特》(Master and
Margarita )之类违禁手稿的行为,都可能让克格勃来找麻烦。当时有
一首流行歌谣把一种东德产的打字机称作“埃丽卡”(Erika),讲述
了这种打字机打印地下出版物的过程。“埃丽卡能打印四份,”歌谣唱
道,“仅此而已,但已足够。”
[1]
任何单位和机构均要经过特批,方能使用复印机,因此复印机大多
配有锁和钥匙。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既没有锁和钥匙,也没有特别许
可证,但他拥有在社会主义术语中称作“生产手段”的东西:印刷厂、油墨和纸张。他供职于一家国营印刷店,每天干完正事,便利用印刷店
的机器设备印刷《圣经》。他是个具有反叛性的年轻人,栗色疏发,金
色髭须,深深显露出某种来自苏联社会的绝对底层的市侩精明。就斯莫
伦斯基而言,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始于《圣经》印刷活动。
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没受过高等教育,在停滞岁月很少能有成功
的希望。他是个被社会遗忘的角色。外祖父是犹太人,参加过奥地利同
盟,后加入共产党,二战前从纳粹统治区逃到苏联。母亲在莫斯科长
大,但就因为他们的奥地利背景,战争给一家人带来的是灾难和不幸。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战争一开始,他的父亲巴维尔·斯莫伦斯基便被派往太平洋舰队,母亲
则带着年幼的女儿被安置到位于西伯利亚的一个国家农庄。他们于战后
返回莫斯科,生下第二个女儿,接着在1954年7月6日生下亚历山大。
还在他小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
斯莫伦斯基回忆说,自己的青年时光是只有“水和面包”的痛苦岁
月。二战后的艰辛并不稀奇,但斯莫伦斯基品尝到的艰辛还要加倍,因
为他的母亲作为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多项工作,并不允
许进入任何单位。她无法工作,家庭又很穷。他说,父亲在自己的生活
中没有发挥过一点作用,自己对他也没有任何记忆。斯莫伦斯基学习过
八年时间的印地语,为的是过上好日子,但“我发现没有人需要我学的
这个玩意儿”。他和两个姐姐都跟着母亲在莫斯科长大成人。转折点发
生在十六岁时。他首次申请国内护照,这对所有公民而言都是一种基本
的公民身份文件。拿着国籍表的斯莫伦斯基心怀怨愤。他要么加入母亲
的出生地即奥地利国籍,要么跟父亲一样获得苏联国籍。斯莫伦斯基填
了“奥地利”,但这一选择只是徒增悲伤。作为犹太人,斯莫伦斯基的
职业之路已经非常有限;因为加上了“奥地利”字眼,他更会被国家羞
辱般视作外来者,同时被社会体制堵上几乎所有的上升通道。“那之
后,我尝遍百般滋味,”斯莫伦斯基苦笑着对我说,“国家就爱开这种
玩笑。”
[2]
那绝非玩笑。斯莫伦斯基应召入伍时,他的档案上标着一长串禁止
服役的军事区域,其中就有人人羡慕的城市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斯莫
伦斯基被分到了遥远的第比利斯,那是格鲁吉亚的首府,气候宜人,东
方气息浓厚,在性格和气质上与莫斯科大不相同。爱德华·克拉斯尼扬
斯基(Eduard Krasnyansky)二十六岁,是一位正在超期服役的新
闻记者,斯莫伦斯基在此引起了他的关注。据克拉斯尼扬斯基回忆,他
第一次遇见斯莫伦斯基时,这个年轻人的双眼时而兴高采烈,时而烈如
激光。斯莫伦斯基对社会体制心怀不满。在日子艰难的苏联军营,他无
法容忍所遭受的蔑视和侮辱,因而显得很不合群。“一只独来独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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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他,而这样的偏见在军营里俯拾即是。他从不会让自己受到他人轻
视。他不会让身边的人受到轻视。部队老兵可以为所欲为。总有人欺凌
新来者和胆小鬼。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对此绝不容忍。”老兵惯常用
大家熟悉的“你”(Ty)称呼新兵,仿佛那是一群小孩。但斯莫伦斯基
容不得这种小小的蔑视,坚决要求别人用更正式的“您”(Ny)称呼
自己。
[3]
克拉斯尼扬斯基对格鲁吉亚熟门熟路,这里毕竟是他从小长大的地
方。他把斯莫伦斯基收到了自己的羽翼之下。他们完全不是同一路人,斯莫伦斯基精瘦而易怒,穿什么裤子都显宽松,克拉斯尼扬斯基则博学
得多,堪称一位世故老友。每当需要用钱时,他们总能计上心来。因供
职于军报,他们有的是油墨、纸张和印刷场所。他们一开始印的是价格
低廉的商业名片,以此学会了如何排版。一百张名片售价三个卢布,远
低于十个卢布的市价。名片多销给克拉斯尼扬斯基住在第比利斯的朋友
和家庭熟人。“我们印得更廉、更好、更快!”多年以后,克拉斯尼扬
斯基大笑着回忆道。他们是军中生意人,也是从事副业的精明人。“排
印工作全由我们完成,”克拉斯尼扬斯基对我说,“当兵也得过日
子。”
在部队服役的最后一段时间,斯莫伦斯基开始变得反叛。服役结束
后,其他士兵都被打发回了家,但斯莫伦斯基没有拿到退役证,这是一
位上级军官因为斯莫伦斯基给他惹事而表现出的怠慢。一天,克拉斯尼
扬斯基和斯莫伦斯基前去拜访该军官。他们从军官的抽屉里抽出退役
证,跑出办公室,翻过围墙一溜烟跑了。他们来到机场,斯莫伦斯基却
没有机票。克拉斯尼扬斯基在机场有熟人,帮朋友弄到一张票飞回了莫
斯科。
服役两年后再度回到莫斯科,斯莫伦斯基的前景依然没有改观。他
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排版。克拉斯尼扬斯基试图把他弄进印刷学院,但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斯莫伦斯基要照顾两个姐姐和母亲,所以他没有前往求学,而是到一家
印刷厂开始上班。“我是人民的敌人,”斯莫伦斯基回忆道,“或者
说,我是人民的敌人的儿子。我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虽然苦楚越发加深,但事实证明,灰色经济下的斯莫伦斯基是一个
真正有才干的人。退役后的三年间,他都在那家印刷厂干活儿,之后到
苏联工业部下属的一家出版社当起了店员。他的月薪是110卢布。
[4]
他还在一家面包店兼职。从理论上说,兼职行为是遭到禁止的,但斯莫
伦斯基认识一个辅助工,弄了份假的许可证明。斯莫伦斯基每月额外收
入60卢布,给那位辅助工10个卢布作为证明的手续费。
斯莫伦斯基的第一条牛仔裤一穿就是一年。一如许多同龄人,他也
会在厨房这样的私密场所一连数小时唠叨自己的悲惨境遇。“制度就是
这个样子,我们大半生都得为一日三餐操心,”他说道,“其余时间则
拿来买裤子遮腚子。”
为了生存,斯莫伦斯基开始充分利用自己在印刷厂的夜晚时间,置
制度于不顾,开始印刷《圣经》。那是他的反击方式。斯莫伦斯基说,他还以“免费”印刷《圣经》的方式帮助教会。他坚信,苏联东正教是
一个“能够协助破坏现存事物即当时社会制度的组织”。然而,各级教
会均忠于政府,所以并不清楚斯莫伦斯基何以认为这是反击之举。
利益这个解释貌似更加合理。斯莫伦斯基发现了制度的漏洞,即人
们对《圣经》有需求,而他有法子来印刷。生物学家亚历克斯·戈德法
布(Alex Goldfarb)当时是外国记者与异己分子之间的主要联系人,他创建了自己的渠道,利用外交官和新闻记者走私图书。“《圣经》本
身不只是稀罕之物,还是一种重要的通货,”他对我说,“是对人们的
一种支持。偷运入境后,你把它分给有人蹲监狱的家庭,这就是在支持
他们。”戈德法布认为,斯莫伦斯基也许没费吹灰之力就认识到,反击
制度和非法获利是同一回事。“商业行为是一种政治异见之举,”他说
道,“当时的价值观很不一样。用印刷企业的油墨偷印《圣经》的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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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斯莫伦斯基被人告发,于1981年遭克格勃逮捕。时值停滞岁月高
潮期,斯莫伦斯基只有二十七岁。他被指控“盗窃国家财产”,即盗用
印刷厂的七公斤油墨,用于个体商业活动,属于禁止行为。但克格勃将
斯莫伦斯基的案子当作轻案处理。他回忆说,克格勃想证明他偷了纸
张,但未能如愿。“因为找不到反苏联的小册子,他们于是说:‘好
吧,算是我们可怜你。’”案件被移送到当地警察局。莫斯科下辖的索
科尔尼车斯基(Sokolnichesky)法院判处斯莫伦斯基前往莫斯科郊外
的加里宁(Kalinin)镇监狱建筑队服役两年。根据法院判决,三年之
内,他不得在自己承担“实质性责任”的机构内担任任何职务。换句话
说,反资本主义者不希望斯莫伦斯基跟钱打交道。他竟敢从事“个体商
业活动”,而此举在1981年仍被视为犯罪。
[6]
被捕入狱加深了斯莫伦斯基的反叛本能。“政府觉得,那样的程序
能够教会我明辨是非,”后来他向我回忆起那一切时,眼神依旧十分炽
烈,“是它制定出条条框框,让我到哪里都找不到工作,我没办法以诚
实的方式挣钱,我也进不了体面的单位。那实际上等于把我所有的路都
堵死了!我没法出国。我只想出国旅游,他们却说:‘不行,你不能
去。’”斯莫伦斯基说,他甚至被禁止进入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
家。“于是我问他们:‘我有麻风病吗?’他们却回答我:‘你属于危
险分子。’”
斯莫伦斯基发现,走得通的路子不多,但短缺的经济救了他一把。
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永远没法满足莫斯科的建设需求,需要做的事情多
多益善。“建筑领域随时有钱赚。”克拉斯尼扬斯基回忆说。在维建基
金(Remstroitrest)这家国有公寓建筑和维修企业,斯莫伦斯基当上
了部门主任。他分到一辆载货卡车,还有一套二十八平方米的两居室标
准公寓。
当时的莫斯科人口拥挤,社会体系没法向这些人提供足够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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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一如其他所有物品,生活空间严重短缺。尽管国家制定了人均
九平方米的最低住房面积标准,但九百五十万人口中,还有近一半人甚
至达不到这一标准。
[7]
唯一稳妥的对策是森林密布的乡下,也就是位
于莫斯科大都市外围,在散布于林间的乡村搭建简陋的度假屋,供广大
莫斯科市民躲避酷暑夏夜,斯莫伦斯基在这件事情上第一次尝到了甜
头。
当时的建设项目一是质量差,二是需要数年才能完工。城市周边林
立着一幢幢硕大而难看的预制板建筑。没有私人建筑公司。尤其在那些
被视为香饽饽的军事工业区以外的厂子里,厂房的建设同样拖拉疲沓。
在苏联的最后数年间,随着工厂经理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很多人开始谋
求规划自己的建筑项目。要在一定时限内建成某个项目的唯一办法,是
雇用工作进展更快的小型黑市建筑队。
斯莫伦斯基在建筑领域学到的关键窍门,是如何弄到稀缺的建筑原
材料。如果需要钉子、沙子,或者水泥板,他不可能直接购买,花多少
钱也买不来。类似材料要么搞到、买到或者偷到——来源一般是其他工
程或工地。斯莫伦斯基是弄这些东西的好手。
跟同时代人一样,斯莫伦斯基对裹足不前的苏联领导人深感厌恶。
当一个法国摇滚乐团前来莫斯科举办音乐会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当
乐队那铮光闪亮的新式设备卸下卡车搬上舞台时,斯莫伦斯基惊叹不
已。但总书记契尔年科随后在批示党报的一篇文章时说,音乐会上不应
该出现颠覆性的摇滚乐团,应该集中展示苏联的三角琴、手风琴和各种
歌舞,而且“苏联今后不会容忍西方文化”。斯莫伦斯基摇头叹
息:“哦,上帝,算了吧!”他心想,“又是老生常谈,无聊透顶。”
他的担心纯属多余。契尔年科任期短暂,戈尔巴乔夫接替任职。斯
莫伦斯基这个不入流的建筑老板和叛逆能人读书不多,但精于算计。当
社会制度发生变化时,他立马就能有所察觉。他很快就在戈尔巴乔夫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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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是苏联领导人闻所未闻的。与戈尔巴乔夫一同亮相的夫人同样标新
立异。他说话很随意。斯莫伦斯基浮想联翩;他回忆说,自己确实觉得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第一位魅力十足的领导人。
然而,斯莫伦斯基发现,变化过程极度缓慢。苏联是全世界最能喝
酒的国家之一。伏特加浸润着生活,酒精支配着人民,对人们的健康和
寿命造成严重影响。经济体制向人民提供了大量酒精,在为国家挣钱的
同时,引发了更多疾病。经济短缺时期,伏特加往往滥如汪洋。戈尔巴
乔夫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抵制过量饮酒。斯莫伦斯基说,他接到当地党
组织的命令,要掌控好建筑队的抵制饮酒运动,也许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能够成事的精明人。但斯莫伦斯基很快发现,这场抵制运动不会
有结果。每个星期,党组织都要求斯莫伦斯基提交报告,有多少人因为
喝酒受到了他的处罚。有多少?嗨,据他后来回忆,他们一开始可以拿
掉他建筑队的百余个建筑工人。全部拿掉——这些人从事户外工作,斯
莫伦斯基知道,他们一大早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傍晚下班。不费吹灰
之力,他就能“处罚”替他干活的每一个人。斯莫伦斯基知道大家酗酒
的原因,也知道自己的工人是在借酒浇愁。他们甚至喝廉价的花露水。
抵制饮酒运动前景不妙,他觉得那不过是社会制度的又一滑稽表象,纯
属无休无止的宣传运动,不会有人信以为真。说起来都滑稽:国有电视
台播放的婚宴场面上,人们端着笑脸,喝着果汁。他知道,在现实生活
中,每个人照常喝着伏特加。尽管他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充满喜悦,但抵
制饮酒运动让斯莫伦斯基心生疑惑:人们的生活会有改变吗?
在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的头两年不见任何起色。这位年轻而精力
充沛的总书记似乎正在探索一条道路,按他的说法,这条道路的走向,是在不摆脱共产主义固有控制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激进改
革”。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承认,他浪费了不少时间。
[8]
1986年夏季出现了一次离奇的后退,即对“非薪收入”展开批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斗。这一想法看似为了惩治腐败,但政治局未能就“非薪收入”做出界
定。实际上,灰色经济与之相伴而生,一张巨大的裙带关系网络令全国
经济欣欣向荣。将自家轿车用作出租车,你获取的是“非薪收入”吗?
出售自家院落栽种的黄瓜和番茄呢?这场运动来势凶猛,但进展失控。
在伏尔加格勒地区,个体番茄温室在警察和民兵的授意下遭到毁坏。警
察上路盘查,将缴获的番茄加以销毁。《文学报》发表过一篇长篇报
道,标题就叫《犯罪的番茄》。
[9]
随后,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两条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措施,开始放
缓社会主义实验步伐。为缓解经济短缺问题,也为对失控的“非薪收
入”运动做出回应,1986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苏联公民从事“个体
劳动”。这个法子允许大家成为自主创业者,以填补漏洞百出、受累于
赤字的经济鸿沟。包含手工艺和服务业在内的大量私营行为很快成为可
能。教师可以在课后辅导学生。很多教师已经在这样做,但新通过的法
律使这种行为由半遮半掩变得合理合法,大家不必再有任何担心。再
者,该项法律并未对价格进行任何规定,换言之,个人可以想收多少就
收多少。这项法律开始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不过,仍有诸多严格限
制。新兴创业者只能雇用家人,经营范围仅限于国家部门做得不好的方
面,主要是短缺商品。万事开头难,有些行业依然受到禁止,如印刷业
和印刷媒体。
戈尔巴乔夫接下来的措施更富深意。在1986年的一次讲话中,他
提到了始于20年代新经济时期、类似准私人企业的合作社一事。
与“合作社”对应的英文词汇(cooperative)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但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此时旧事重提,合作社成为苏联的第一批私营企业。
这标志着与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做出革命性决裂。戈尔
巴乔夫一开始的用词极为谨慎,但其冲击力非同一般。国家在1987年
开始小心翼翼地允许相关领域出现新兴自主企业,如废品回收、面包烘
焙、鞋子修理、洗衣服务和消费用品。尽管规模有限,但合作社运动引
起了公众的注意。在停滞而僵化的社会主义汪洋中存在私营企业,这确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实是一道风景。引人注目的显著事例,是某合作社在莫斯科市中心设立
的收费厕所。这些厕所干净整洁,播放着音乐,还提供粉色厕纸和全新
洁具。这样的设施人们大多没有见过,家里当然也不具备。其他企业很
快步其后尘,如吸引年轻人的舞厅和餐馆。当《合作社法》于1988年
正式通过时,很多合作社都正着手改为私营企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了。
《合作社法》埋着一个隐藏的时间炸弹,即将炸碎共产主义者的梦
想。该部法律有一项内容,允许以合作社形式组建金融或信用企业;换
言之,就是银行。正是利用正在解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上这一道小小的裂
口,斯莫伦斯基能够大发横财。
面对诸多未定因素,合作社先后涌现。完全没有基本规则。此前,苏联的计划委员会为全部经济活动制订规划。对企业的要求,是完成来
自上级的各种指标。但合作社允许自主决策并自留盈利。《合作社法》
最引人关注之处,是对个人自由做出的全新定义。该法律规定,只要没
有明文禁止,任何活动都将可以进行,这是对数十年来国家强力插手的
彻底颠覆。
[10]
通常而言,合作社只是把正在从事的灰色经济活动公之于众。担任
《莫斯科新闻报》(Moscow News )经济编辑的维克托·洛沙克
(Viktor Loshak)说话轻言细语,是一位善于深思的新闻工作者。这
份报纸成了“革新”思想的拥趸,他也投入全力,着手记录新兴合作社
的成长过程。在地下作坊纷纷公开身份的亚美尼亚高加索地区,他采写
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他参观过一家生产手绢的合作社。
“令大家最开心的,是他们可以邮发自己的产品,”他回忆
道,“我一开始并不明白。但我后来意识到,在灰色经济时代,最大的
难处是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渠道,因为那是一种犯罪行为。这个渠道上
的任何环节都可能被警察逮住。有了合法性,他们就可以公开邮发自己
的产品。很多人开心地向别人讲述,自己一生都偷偷地干了些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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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初的想法是,合作社具有全新的自由度,可以生产手绢类稀有商
品,或提供修车类急需服务。但小作坊里手艺人熙来攘往的奇景,很快
就被更大的野心取代。有的合作社广开门路,或从国家或从黑市,搞来
价格便宜或享有补贴的设备,再快速倒手获取差价。再后来,他们率先
从事计算机类稀有商品进口业务,同时出口自然资源,以获取巨额利
润。合作社的要价远高于旧有的国营商店,从而引发部分人的不满情
绪,他们早已习惯这个理所当然地给大家免费提供一切所需的家长制国
家,并将私营企业统统视为无良的“投机行为”。
当时驻莫斯科的瑞典外交官安德斯·阿斯伦德(Anders
slund)认为:“一些胆大的企业家进入市场,确实业绩不俗,因为
经济短缺现象非常严重,竞争和税收都微乎其微,规则大多尚不明朗,没有人知道这场盛宴将持续多久。”事实证明,这一场盛宴刚刚开始。
1987年,斯莫伦斯基被叫到市党委(gorkom),一位监管其建筑
单位的官员向他下达了一项命令:“火速组建一家合作社!”曾经具有
叛逆色彩的斯莫伦斯基时年三十三岁,他这样问道:“为什么要我干?
要干你自己干!”但市党委威胁说,假如不服从指示,他们将解除他的
职务。这是党的一项活动,命令同样来自上级:斯莫伦斯基必须服从!
问题在于,斯莫伦斯基对于什么是合作社没有一点头绪。“我是政
府工作人员,”他回忆说,“我们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各种各样的计
划、指示和要求,我都见到过,而这次有点像把我扔到了月球上。”克
拉斯尼扬斯基后来回忆,斯莫伦斯基之所以被选中,完全是因为他的精
明市侩一早引起了党组织负责人的注意。“很明显,党的领导不是白
痴。谁能干谁不能干,他们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就算找我一百次,我恐
怕也永远成不了大事。所以,他们才找到了斯莫伦斯基。他们就是看中
他有一腔热情,他知道怎么组织人手,并敢于冒险。”
莫斯科市中心有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为新办企业发放许可证,斯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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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连娜·巴图林娜(Yelena Baturina),刚大学毕业,专管面包店、修鞋店、理发店之类“公共服务”企业。巴图林娜是一位官员的助手,这位身材矮小、性格倔强的官员名叫尤里·卢日科夫,负责办理合作社
事务,原是一家老牌化工厂的经理,后来担任莫斯科市政会副主席。在
那个混乱年代,各色精明之辈为了开办自己的企业,来到走廊挤作一
堆,争相填写着不同的表格。
[12]
斯莫伦斯基拿着资料排在队伍中,但他感到很不自在,卢日科夫让
他有点害怕。让他头痛的是给新成立的合作社起名字。在苏联时代,国
有建筑企业通常都有编号,如“SU-6”。斯莫伦斯基在申请表上草草
写了个名称:莫斯科。他走进办公室递交了材料,简陋而空无一物的办
公桌后面坐着身穿衬衫的卢日科夫。
巴图林娜皱着眉头。“‘莫斯科’这个名称已经有人用过了,把材
料拿走吧!”一本正经的她语气严肃。一时间,斯莫伦斯基有些摸不着
头脑,这会不会跟抵制饮酒运动一样。他思忖着:“哦,不会的,别又
来了!”他顿了顿问道,可不可以取名为莫斯科2号。
“不行!”她回答道,“莫斯科2号已经被注册了。”
斯莫伦斯基以求情的口吻问道:“莫斯科3号可以吗?”
“可以,”巴图林娜缓了缓语气说道,“就叫莫斯科3号吧。”她
在斯莫伦斯基写下的“莫斯科”后边,又写了个“3”。
斯莫伦斯基后来回忆道,就在那一天,“共产主义在我心中画上了
句号”。
莫斯科3号作为一家私营企业,坐落在莫斯科33个行政区中的佩尔
沃迈斯基区,与斯莫伦斯基曾经就职的维建基金同在一区。但作为私营
企业主,他完全没想好,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他有3 000卢布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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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材料,以及修建什么东西。命令斯莫伦斯基成立合作社的是党组织,但真正的经营过程全靠他自己的主动性。其他人没有一点线索。
据《莫斯科新闻报》记者洛沙克回忆,第一批合作社从事的业务是
收集废旧材料用于二次销售。这些合作社曾试着用废旧木料生产简陋的
厨房用具,或把废旧轮胎制成花盆。洛沙克说,他记得斯莫伦斯基一开
始也是收集废旧材料。“他雇了一帮学生,让他们到那些即将被推倒的
房屋里拆卸物品,比如从砖墙上卸下门框子。然后,他们把收集来的物
品卖给那些要到乡下修建度假屋的人。”
不久,斯莫伦斯基决定成立修车厂,并到农村地区修建别墅和度假
屋。为躲开拥挤喧闹的城市生活,莫斯科市民纷纷前往乡下地区,因此
这类东西的需求量一直很大。这一次,斯莫伦斯基又发现并填补了缺
口。城市居民要住上二十八平方米的简单公寓房,光这样的需求就让国
营建筑公司应接不暇,他们根本不会修建乡村度假屋。
斯莫伦斯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与他当初作为建筑老板为国家工作
时所面临的问题并无二致。在长期的短缺经济环境下,很难搞到原材
料。没有批发商卖给他板材和铁钉。从理论上说,国家控制着所有原材
料,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竞相购买必需品,是苏联社会主义这个庞大
而无序的市场的另一面。第一批私营企业主必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找关系、窃取、行贿、讨价还价——才能弄到所需的物资。
监管合作社业务的市委员会(city commission)书记亚历山大·
帕宁(Alexander Panin)回忆,各大合作社一开始便发疯一般捞取最
基本的物资。“他们需要办公场所,”他说,“他们需要原材料打底,这相当于布料。或者说,假定他们想生产家具,就需要购买木料之类,也就是板材。但问题是,国营调拨体系摆在那里。你既不能购买桌子,也买不到木料或者板材,因为每一样东西都要进行划拨。”卢日科夫领
导的市委员会要求国营企业向合作社出售砖块水泥,以尽可能给新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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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情况没有这么简单。据斯莫伦斯基回忆,莫斯科的一众官僚帮助不
大。“在那个年代,莫斯科根本买不到板材和铁钉。买不到。拿钱买不
到,拿什么都买不到。”在经济短缺的时代,光用钱很难买到东西。但
斯莫伦斯基懂得,在社会主义这个大市场里,应该怎样进行求情、讲
价、耍手腕。没多久,他就在露天亭子里锯起了板材,开始在乡下承建
一些小项目,比如简陋的一居室或二居室度假屋、棚屋和车库。
里根总统参加莫斯科峰会之前,斯莫伦斯基作为新时代合作社的典
范被选中,要在某一天向一批美国新闻记者进行展示。摄制人员聚集在
露天亭子边上观看着,斯莫伦斯基的员工徒手将原木拖进锯口,再将锯
好的板材搬走。记者们问斯莫伦斯基,为什么劳动手段如此原始。他们
不了解,刚才看到的那一幕,标志着斯莫伦斯基的胜利——这样的场景
能够出现,他已经感到十分自豪。
数年之后,我向斯莫伦斯基指出,他当年取得成功,靠的是苏联这
个国家眼看就要倒台,他一下子打断我的话头。“我们当时根本没考虑
国家就要垮台这一点。”他说。相反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如果戈
尔巴乔夫被赶下台,他们这些人会被关进大牢,还是作为投机分子被枪
毙?根本没有考虑国家倒不倒台。“我们想的是自己的死期!”
之后的几个月,斯莫伦斯基的合作社一派繁荣。度假屋很抢手,这
再次引起了党委领导的关注。他们强令斯莫伦斯基给各级领导设立度假
屋分配专项候选名单。斯莫伦斯基马上答应下来,这些人完全可能左右
对他的原木供应。“一开始,这些人差不多就是要求我把他们的名字加
到名单里。”斯莫伦斯基如此描述他这些新加入的精英顾客,这些人同
样对斯莫伦斯基的新兴业务感到好奇不已。没过多久,党组织做出决
定,开展私营企业试点。
合作社纷纷踏上了薄冰。20世纪20年代初实行的新经济政策让经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济宽松现象只持续了短短两年时间;这一次的新苏联合作社现象能持续
更长时间吗?“第一批人的经营范围受到严格限制,”洛沙克回忆
说,“左一点,右一点,都有人开枪警告。”然而,深埋于制度之中的
某种力量正在释放,其巨大程度震撼全球,为俄罗斯走上失败的资本主
义道路提供了强大推力。这股力量就是金钱。在经济短缺时代,人们几
乎无物可买,当稀缺商品被强制分配,需求与供给的力量被束之高阁
时,金钱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在一处沙地锯木厂,斯莫伦斯基这个心怀
恨意的年轻人开始了赚钱之路。他赚到的卢布越来越多,多到没有地方
存放。他信不过国有银行,只好自己存放一摞摞现金。
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的金融体系仍旧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
银行处于银行体系的中心地位,控制着货币和信用的流动。斯莫伦斯基
积累了大量现金,可他知道,如果把这些钱存入银行,会遭遇令人不快
的盘问。数十万卢布从何而来?为何没有多交税?克格勃一直在国家银
行等着斯莫伦斯基的到来。苏联新成立的五家银行处于第二梯队,同样
好不到哪里去,但也许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斯莫伦斯基必须使用其中
一家,即工业建设银行。有人向他授意,某些业务必须交给这家银行办
理。他回忆说,每当自己需要通过该银行进行小额支付时,他都得把要
对官员们说的话在心里反复念叨几遍。“我的主管会计几乎都得住在那
儿,”他回忆说,“她是个老太太,去那儿得带上一大袋巧克力、香
肠、香水等。体制就是这样,你得拜访好几个柜台的人,每走一处,都
要放几个信封。每个人你都得送东西。体制就那样,否则你别想办
事。”
同时,苏联的金融制度十分严格,斯莫伦斯基几乎不可能随心所欲
地用自己的钱,比如没有得到国家的批文就向供货商付款。“国有银行
势力强大,只需一个签名,就能让我的劳动果实化为乌有,”斯莫伦斯
基回忆说,“我没法按时支付工资,没法结算货款,我得拿到这样那样
的批文,我得行贿,或者说那不叫行贿,而叫‘送礼’。我被折腾得够
呛,我觉得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1988年的一天,斯莫伦斯基决定自己成立一家银行,最近已有其
他合作社跨出过类似的步子。他查阅5月份通过的《合作社法》时找到
一条规定,允许合作社开办银行。他离开办公室,填好了表格,按他的
回忆,“就是为了不再受制于国有银行”。斯莫伦斯基再一次置身于变
革的前沿。截至当年年底,41家新成立的商业银行前往国家银行登
记;截至次年年底上升至225家。
[14]
在未来十年间成为斯莫伦斯基核
心业务的首都银行,登记成立于1989年2月14日,八个月后柏林墙被
推倒。
一如当初置身于合作社领域,斯莫伦斯基再一次在一无所知的情况
下,开始探索起成为银行家的路子。“一连数月,我都坐在大办公桌
后,与一帮朋友说笑。在办公桌的这一边,我是合作社莫斯科3号的负
责人,在办公桌的另一边,我又是一家银行的行长。”
1989年,具有先进思想的《莫斯科新闻报》有史以来第一次与鲜
为人知且深受怀疑的新生商业银行家们举行圆桌讨论会。参与者的领头
人是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言谈流
利、穿戴得体,是首批商业银行家之一。当时有传言说,维诺格拉多夫
赚钱太多太快,只好把赚来的钱都放进电冰箱。与经验老到的维诺格拉
多夫不同,斯莫伦斯基还是个粗枝大叶的建筑老板,看上去也并不是特
别有钱。他的举止有些呆板。他提出的要求是,当局应当任由银行家自
行发展。在他的身上,很难看到现代银行家的影子。
时任《莫斯科新闻报》记者的亚历山大·贝克(Alexander
Bekker)还记得,斯莫伦斯基告诉他,首都银行是获得正式登记的第
64家商业银行。“我现在替64这个数字干活,总有一天,它会替我干
活儿,”斯莫伦斯基夸下海口,“我的信用记录和口碑会与日俱增。”
[15]
“我并不认为他当时已经具备非常清晰的战略思路,”贝克回忆
说,“甚至很难说清楚商业银行应该是什么样子。”斯莫伦斯基从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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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的钱享有自由,这样他就无须解释,便能把钱汇到需用之
处,”克拉斯尼扬斯基说,“没过多久,客户开始找上门来。他逐渐明
白,开银行比经营合作社锯原木更能赚钱。”
在苏联社会主义末期,银行业茁壮成长,养料恰好来自国家的廉价
信贷。许多新开办银行直接得益于政府部长、大型企业和特殊利益。汽
车生产部创办有汽车银行、石油化工部经营着石化银行、国家航空公司
开办有航空银行。开办上述银行以及其他诸多银行的目的,是为了服务
于各自背后的产业,因而随时能够获得供应补贴。大型企业、地方政府
和各级党组织是银行新兴产业爆发式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其政治影响和
政治本钱令新生的独立合作社相形见绌。
前些年的主要资产就只有一台大卡车的斯莫伦斯基,现在仍然是个
局外人。他的银行没有部长做后台。与那些具有实权出资人的银行相
比,合作社开办的银行尚显渺小。1990年,在苏联二十大商业银行的
名单中,斯莫伦斯基的银行榜上无名。
[16]
斯莫伦斯基始终固守一条准
则,那就是不想跟政府有任何瓜葛,他只想拥有自由行事的权利。他坚
持不雇用从国有银行退出的员工。他要寻找那些对国家计委和国家银行
没有任何先入印象的年轻人为自己工作。
斯莫伦斯基的业务开始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不想再锯原木。他
注销了自己的合作社莫斯科3号。一个银行家诞生了。
美国内战结束后的若干年间,大量英国资本涌入美国,主要向铁路
公司提供贷款。催生工业革命并给亚当·斯密赋予智慧和灵感的英国,早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有的是等着落地生根的剩余资本。在头号商业
银行家J.P.摩根的传记作者罗恩·切尔诺夫(Ron Chernow)看来,英国投资者被无序发展的美国铁路产业搅得心神不宁,对经营铁路公司
的诈骗犯和吹牛大王心存畏惧。摩根成了横跨大西洋的中间人,一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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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一窍不通,往往只能依靠摩根提供的信息。而在美国,铁路业的发展
一派混乱,往往只能通过摩根才能实现招商引资。作为知名新闻记者,摩根的巨大能耐不在于其所拥有的数百万美元,而在于其所能支配的数
十亿美元。他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中间商之一。有关美国商业大亨的传
闻,往往集中在铁路能人和钢铁托拉斯主导者这样的角色上。但核心要
素其实是美国人对于资本的极度渴望,而资本首先来自英国,因为工业
革命在那里成功催生出了商业果实。
[17]
让我们看看亚历山大·斯莫伦斯基在1988年所面临的局面吧。国
营商店香肠短缺,制度腐朽,现实惨淡。异地银行家都不想过来投资。
斯莫伦斯基看惯了遍体鳞伤的苏联工业这头落后而病态的庞然大物,他
还知道,数百年的独裁统治让俄罗斯人元气大伤,人们缺乏主动,昏昏
欲睡,苏醒过程十分艰难。
1990年,戈尔巴乔夫非常严肃地考虑过一项计划,用五百天时间
把整个国家改造成市场经济,但后来被搁置。他的经济政策时进时退,没有任何结果。从国外大举引进私人资本的机会一直不成熟。当五百天
计划的起草者之一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前往
美国寻求援助时,乔治·布什总统对他不理不睬。西方国家还没有做好
往苏联冒险投钱的准备。政府本身是最大的资本来源,实际上也是唯一
的财富来源。政府的网络铺天盖地,包含油田、矿山、工厂和输油管。
政府还通过国家计委控制着货币供应和信用贷款,以及全部对外贸易。
若要赚钱,可直接利用政府的财产和补贴,也可间接利用政府对价格和
贸易的控制。
在苏联末期,通过上述方式,有才干的年轻人和人脉广泛的官员创
办的贸易公司很快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在国内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原油,通过贿赂运出国境,以国际定价换取硬通货,在海外大量购买个人电
脑,通过贿赂将电脑运回国内,并以高昂的价格出售,再以此购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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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心底里信不过政府的斯莫伦斯基而言,寻找投资的早期过程充
满了艰难和危险。他无望成为英美传统意义上的借方和贷方中间人。苏
联和之后的俄罗斯,都与催生过早期美国商业大亨的各种情形相去甚
远。斯莫伦斯基没能成为摩根或卡内基,但他抓住了眼前的一切,那就
是时下受着束缚、狂野而扭曲的俄罗斯原型资本主义。
一直与斯莫伦斯基保持着联系的贝克告诉我:“苏联的银行只有两
种方式能够得到种子资本。一种是抱着‘我不关心自己的银行里存着什
么钱。我没有责任检查存款人护照’的态度,向可疑账户提供服务。另
一种是与当局和政府官员密切合作,从而获得预算存款和盈利合
同。”但据他回忆,斯莫伦斯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后台”。
在苏联解体的前一年,各大商业银行超过一半的存款来自国家。另
一半来自合作社、各类组织和新办企业。
[18]
斯莫伦斯基正是以此方式
经营着自己的银行。他与那些可与之共舞的人一同舞蹈,首都银行与持
有不义之财的人开展合作,其中就有开办首批合作社的创业者和精明
人。他们所从事的行当,几乎清一色高风险、快成交,能够大获不义之
财。套利方法人所共知,就是利用当时国内国外都存在的巨大价差,即
一边是国营经济体制下的高补贴和固定价,另一边是市场条件下的自由
价和高定价。利用高通胀率进行货币投机也是一项赚钱的业务。在苏联
解体后的1991年至1994年,卢布对美元的价格下跌了95%。斯莫伦斯
基和其他银行家通过豪赌卢布和美元的每日汇率波动,获取了巨额利
润。
在斯莫伦斯基达到权力顶峰的1997年,我向他问及早年经历,他
承认其银行资金与货币投机不无关系。不同于传统的西方银行家,他几
乎从不发放贷款。他记得给一位瓜农提供过贷款,这个人在乌兹别克斯
坦种植西瓜,然后运到俄罗斯出售。他让这位瓜农贷了一百万卢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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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运进市场。当局还向该地区派出了军队。“这位伙计坐在他的西瓜
堆上,我的心都要碎了!”斯莫伦斯基回忆说。贷款最终得以偿还,但
斯莫伦斯基说,他觉得贷款业务风险太高。
“就正常情况而言,在如此高通胀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放
贷,”他说,“因此,我们的操作更具投机性,这是实情。否则你就活
不下去。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工业生产。那么,你把贷款放给谁?他们随
时都可能破产。”
年轻的俄罗斯银行家们一心想着大赚一笔,同时也在埋葬着苏联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金融操控被视为一派贪婪,从而受到社会主义者的
鄙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首推生产和实业,货币只是一种手段,它
服务于完成计划和满足指标这样的宏大目标。然而,斯莫伦斯基的所作
所为与计划没有半点关系。这本身就是金融,可在包括工厂经理、政府
官员和克格勃特工的老一代苏联人看来,此举不仅陌生,而且极其怪
异。这些人没有继承到新世界的资本主义,因为他们未能踏出关键的第
一步。快人一步的斯莫伦斯基带领着他的伙伴们,在货币交易所当着老
顽固们的面跳着舞擦身而过。
苏联解体之前的最后两年间,货币贸易就理论而言依然受到严格管
制。斯莫伦斯基的货币投机行为必须快速而无痕。截至1990年年初,国家银行只向商业银行发放过两份有限硬通货交易业务证书,而各大银
行仅将业务量的极小部分上报当局。
[19]
1990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乔尔·赫尔曼(Joel Hellman)正
在对一篇关于苏联新兴银行家的论文开展研究,他拜访了斯莫伦斯基。
赫尔曼发现,多位银行家和国家银行的官员都承认,非法硬通货交易发
展的繁荣程度,已经远远不受当局的控制。一度掌握全部货币和信贷的
国家银行,正在新的环境下日渐丢失阵地。赫尔曼说,国家银行不时发
出威胁,要对不守规矩的银行加以处罚——其中斯莫伦斯基领到的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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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伦斯基告诉赫尔曼:“我们银行总是先行后闻。当我们要做一件事
情时,官方批文往往在事成之后才送到手里。我们根本不可能先拿批文
再做事情。”
[20]
赫尔曼回忆,第一次见到斯莫伦斯基时,新装修的西式银行办公楼
摆着豪华沙发,这令他大吃一惊。斯莫伦斯基的几位副总全都穿着阿玛
尼西装。斯莫伦斯基后来告诉我,那是他的有意安排,不过年轻副总们
的西装永远不用自掏腰包。前往欧洲时,斯莫伦斯基惯常要买回两套西
装、两件衬衫和两条领带,并在回到莫斯科后分发给年轻副总们,以让
他们看上去生意兴隆,并有西方风范。
斯莫伦斯基的资本规模很小,而且业务保密。他不会发表周期性金
融报告,就算要发布,他也不大可能实话实说。斯莫伦斯基的早期财富
包括一份“手稿”,他说那是他自己关于银行业的写作成果,价值两亿
卢布。斯莫伦斯基说,他只不过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写了出来,而手稿的
天价也由他自行确定。“其中记录了我所创造的制度,”他说,“以及
制度如何运行。”
真是快手!这就是及时资本。
斯莫伦斯基还和其他初创银行一道,广泛开展相互持股业务。他的
银行持有其他银行的股份,而其他银行也持有他的银行的股份,一如斯
莫伦斯基对其手稿的处理方式,每个人都极大地推高了市值。那就是一
场纸上游戏,是蓬勃发展的年轻商业银行家们,在这个充满虚构和假象
的世界里使用的众多手段之一。
赫尔曼在1990年造访斯莫伦斯基时,他发现这位银行家早在办公
桌上摆好了美国大型互助基金如美林证券和富达基金的宣传单。
[21]
斯
莫伦斯基正想办法把资金转往海外。在当时,那可以说是俄罗斯资本外
逃风潮初现端倪。一开始进展缓慢,但后来随着技能日增,俄罗斯新兴
银行家逐渐与国际金融体系建立起联系,并找到了把资金转往境外地区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的周全之策。此举的目的,在于规避将资金保存在混乱和动荡国家所产
生的风险,同时避开税收,或让资金远离合伙人、工人或不法之徒。仍
旧算是个局外人的斯莫伦斯基认为,对于国内时常暗藏的针对有钱人的
威胁而言,此举是一种合理反应。“限制无处不在,到了现在,我已经
记不清了,”当我问他把钱转到美林证券的过程是否非常困难时,斯莫
伦斯基如此回答,“或者说,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无政府状态
嘛。”在其发表的1992年年度报告中,斯莫伦斯基吹嘘说,首都银行
位列俄罗斯二十大银行榜上,即将获得全世界银行间金融电信学会的
SWIFT认证,且在海外拥有三十四家代理银行。
“大家抱着钱来,我们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这些钱,”斯莫伦斯基
说,“我们在俄罗斯为这些钱四处寻找投资手段,但根本找不到。”他
们只好把钱转到国外去。
在所有新兴商业银行中,斯莫伦斯基的银行最为封闭和隐秘,他本
人不断引起多疑的克格勃和后来被改组为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国家银行注
意。当局不仅对这位年轻的银行家充满怀疑,而且一直对首都银行内部
发生的一切充满好奇,但固执的斯莫伦斯基既不告诉他们实情,也不让
他们对自己的银行进行检查。多年来,安全部门试图证明,有犯罪分子
隐匿于斯莫伦斯基的客户中,但斯莫伦斯基从未遭到过逮捕。诚然,斯
莫伦斯基的银行是90年代初各种非正当收入的天堂。该银行在1996年
发放的几笔重要贷款显示,贷款对象半数为贸易公司或石油天然气公
司,均为冒险性行业,其生存依赖于速度、隐秘和对国界与当局的极度
藐视。
[22]
其同行一致认为,斯莫伦斯基的首都银行在创办之初,就与
臭名昭著的帮派和黑钱有过往来。1998年,一位颇有名声的银行家告
诉我:“善于改变是他的主要特点。斯莫伦斯基不再是十年前的斯莫伦
斯基。他现在经营的银行干净而开放。十年前肯定不是这样。他肯定干
过坏事——我们都干过。但我敢说,现在没有哪个坏蛋有胆量敢接近斯
莫伦斯基,跟他说说话都不行。”
[23]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斯莫伦斯基为一桩案子耗费过数年时间。1992年是苏联解体后的
第一年,银行系统很不完善,十分粗放。中央银行连续收到从俄联邦南
部达吉斯坦(Dagestan)和车臣传真过来的数份电汇单,即“通
告”(avisos)。通告要求中央银行立即向莫斯科的几个商业银行账户
汇入数百万美元。当时的中央银行仍在使用漏洞百出的电传打字机,于
是大笔大笔的钱哗哗流出,其中有约三千万美元被汇入首都银行。中央
银行后来查明这些通告系伪造。中央银行一直在设法追回款项,比如没
收斯莫伦斯基的银行存在中央银行的储蓄准备金。也发起过针对斯莫伦
斯基的犯罪调查。整个事件有诸多疑问无法解释,首先是中央银行何以
仅凭一纸传真就汇出这么多钱。
斯莫伦斯基告诉我,他觉得这个案子是新兴资本家和老顽固之间的
一次交锋,尽管这更像是一次例行的反腐败反盗窃之争。斯莫伦斯基坚
持认为,针对他的犯罪调查属于误会,因而在1999年以不提出起诉而
结案。“费了我不少精力。”他回忆说。然而,案件结束之后,一份时
常从安全部门获取消息来源的俄罗斯报纸《绝密报》(Sovershenno
Sekretno )发表文章,详述案件细节,并断言斯莫伦斯基和另一个人
通过伪造凭证获利三千二百万美元,且将其中二千五百万美元藏匿于由
斯莫伦斯基妻子拥有的一家奥地利公司。该报后来称,斯莫伦斯基的银
行承认“误”借了四百万美元,并予以归还。
[24]
斯莫伦斯基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与国家的艰难争斗。国家银行行长维
克托·格拉先科(Viktor Gerashchenko)是他的克星。斯莫伦斯基
责怪格拉先科用“1928年版的指示”“摧毁商业银行”,如“限定货
币发行”。斯莫伦斯基怒斥说,国家银行的另一位官员发过指令:“我
授权许可发放工资。”斯莫伦斯基反问说:“我的客户难道没有权利处
置他们自己的金钱吗?”贝克告诉我:“政府对斯莫伦斯基及其银行的
讨厌程度远超对其他人和其他银行的讨厌程度。他不曾向克格勃低头,不曾向官员们低头,也不曾向民兵组织低头。格拉先科不喜欢这位独立
而任性的银行家。”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在苏联后期和新俄罗斯的头几年间,斯莫伦斯基拥有非同寻常的自
主权。他跟政府对着干,赶走来自央行的审计员,拒绝回答有关其银行
的任何问题,但终究毫发无伤。他得以逃脱处罚的原因何在?答案尚不
明朗。正如我们将在后文所见,功成名就的商界大佬往往拥有神秘而高
水平的安保措施,细节永不为人所知。斯莫伦斯基就算拥有类似安保措
施,他仍然感到很不踏实。斯莫伦斯基的军中旧友克拉斯尼扬斯基后来
就职于首都银行,他回忆说自己和斯莫伦斯基在车上曾经进行过相当坦
诚的交流。斯莫伦斯基眼看就要成为新俄罗斯的银行家领头人。但那天
在车上,他和克拉斯尼扬斯基谈到了这件事。“爱德克,”他用的是充
满感情色彩的昵称,“我们不应该受这些东西的诱惑。任何时候,哪怕
是在充满自由的俄罗斯,他们照样能像掐臭虫那样掐死你。”
斯莫伦斯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92年,他的银行盈利24亿卢
布,收入是61亿卢布。对一个趁着黑夜印刷《圣经》起家的精瘦年轻
人,对一个受命开办首批合作社的建筑老板,对一个修造度假屋以填补
短缺经济缺口的人来说,这个结局不算差。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第三章 尤里·卢日科夫
如果苏联后期有一个噩梦之地在集中上演“发达社会主义”这一荒
唐闹剧的话,那就是遍布莫斯科的一间间臭气熏天、老鼠横行的蔬菜仓
库。二十三个巨型仓库犹如一座座纪念碑,诉说着布尔什维克对苏联农
民极端错误的怀疑(和压制)。从列宁与农民的对抗,到斯大林强制推
行的集体化,苏联历史的相当一段时期充满着农村哺育城市的斗争。尽
管群体性暴力随斯大林去世而终止,但中央计划这一庞大机器照常运
转,农民的收成连年充公,并运往城市加以储存用于分配。只因为国家
对农民极度不信任,大量的蔬菜和水果——通常是一年的供应量——便
要从农场运往莫斯科的各大仓库。
截至改革时期(perestroika)之初,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
些“蔬菜基地”已经发展成庞大的组织机构。各种蔬菜都得运到这里,然后加以分类、堆放、包装并保管,有时一放就是数月。二十三个仓库
可容纳一百五十万吨水果和蔬菜,或者说足可供应一座一千万人的城
市,短缺经济的症状和中央计划导致的潜在畸形令其苦不堪言。“极度
肮脏、恶臭、发霉、老鼠、苍蝇、蟑螂——在这些仓库里,没有哪样东
西不令人恶心。”经验老到的企业经理尤里·卢日科夫如此回忆自己对
这些仓库的首次参观过程。
卢日科夫指出,就连刚建好的仓库也被工人们毁坏得“如此乱七八
糟,你只能用‘疯狂’二字来解释。员工们一门心思要毁掉所有东西,恰似遭遇敌人而撤退的军队。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能留给敌人”。
腐朽链条一直扩展到农场。因为心思全无,供养莫斯科的十二万个
种植者对要被运走的蔬菜和水果的质量早已漠不关心。他们懒洋洋地把
蔬菜运到集合点,再由一辆辆大卡车运走,装箱单上只写着“莫斯
科”几个字。货物运抵城市时,大多已经开始腐烂。土豆里混合着甲壳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虫。“仓库成了地牢,放进去的东西不是得到保存,而是遭到毁
坏,”卢日科夫回忆说。已经开始腐烂的蔬菜随后被调拨到各大国营商
店,顾客们只能对着发黑的胡萝卜、变质的绿色蔬菜和发霉的土豆一顿
咒骂。店员们递出腐烂的蔬菜时,劝人克制的话早已背得滚瓜烂
熟:“要是不喜欢,你可以不吃嘛。”
每个人都知道,蔬菜基地是集体劳动的胜利果实。人们在此劳动,理应“为了大家好”,但现实情况是,谁也没做到。蔬菜基地的运行活
像新兵训练营:每天,多达两万莫斯科市民被抽调到这里,对腐烂变质
的农产品重新进行分类、打包和码放。这是一项强制任务,顶着恶臭、踩着老鼠也得干。被强制拉入这一体系的数十万人员,基本上见着什么
偷什么。
“整个系统极度腐败,体无完肤,劳心劳力对其展开调查完全是无
稽之谈。”卢日科夫说。这是因为警察同样参与其中。金融监管员将损
失一笔勾销,党的干部视乱局为良机。大家会照着最好的东西拿。
偷窃行为司空见惯,连罪名都难以确定。“我们这就说到了社会主
义的核心之处,”卢日科夫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参与其
中,而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这就意味着跟谁都不沾边。这一点很关键,它是‘发达社会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大家都觉得,自己不是第一
个干坏事的人,因此把偷来的东西大包小包拿回家,也就不是什么错
事。”
[1]
1985年12月,戈尔巴乔夫给莫斯科任命了新的当家人,他就是地
形崎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Sverdlovsk)的党委书记鲍里斯·叶
利钦。叶利钦很快以非传统方式如风暴一般扫过莫斯科。他与普通人一
道排队、坐电车、突击视察工厂和商店,不断刺激腐朽发臭的社会主义
制度。首都日渐紧缺的食品供应,尤其让叶利钦感到担忧。听说某家屠
宰店有牛肉出售——这样的情形相当罕见——他立刻前往排队购买。他
坚持要买一公斤牛肉,却被告知肉已售罄。叶利钦强行闯进柜台,透过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一扇小窗,瞥见了里间的情形:店员正向特殊客户出售大块大块的牛
肉。
[2]
供给制使党的精英分子能够进入普通百姓无法进入的特殊商店购买
优质商品,叶利钦对此予以公开批评,这便触动了平民的神经。他成了
莫斯科市民真心喜欢的人物,但平民之言并不能修复莫斯科满目疮痍的
食品分配制度。官员们一次次被要求对蔬菜基地加以整顿,但都以失败
收场。1987年夏季,随着莫斯科食品供应形势的恶化,蔬菜和水果基
地陷入了摇摇欲坠的境地。
叶利钦找到了卢日科夫。这位身材矮胖、头型瘦长的企业经理一直
在市政府担任高级管理职务。卢日科夫是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即“市执
委”(ispolkom)的两名副主席之一,也是日复一日处理城市行政事
务的负责人之一。经由他这位市政府官员的手,发放了第一批合作社注
册证书。
原来负责蔬菜基地的官员最近刚刚陷入精神崩溃。叶利钦召见了卢
日科夫。接受过机械工程师专门训练的卢日科夫并不愿意接手令人大伤
脑筋的蔬菜基地。他后来回忆说,这些蔬菜基地注定“没有胜算”。但
在见到叶利钦之后,他心软了。“他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卢日
科夫如此评价叶利钦,“他神色疲惫、心情低落。”叶利钦告诉卢日科
夫,他要接手的工作很不简单,随后补了一句:“算我求你。”
卢日科夫明白,这份差事很可能是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但他给了
叶利钦肯定的答复,并踏上了征程——一段非凡而激烈、即将摆脱苏联
社会主义的征程。
19岁时的卢日科夫,是莫斯科的一名工程学学生。他被分配到一
个临时组建的学生劳动队,前往西伯利亚支援收割庄稼。当时是1955
年10月。白天的天气比较暖和,大家趁机收割和晒干稻草。但夜晚变
得出奇寒冷,气温常常降至零度以下。学生们被困在那里,没法找到返
更多电子书请访问:爱分享 http:www.ishare1.cn 仅供学习和交流,请购买正版支持本书作者回学校的交通工具。一连几个晚上,他们抖抖索索地睡在稻草堆里,好
几个学生病倒了。
随后,从莫斯科来了一位政治局委员。他此行是要视察庄稼收割情
况,随口讲了一席敷衍的话,对满腹牢骚的学生视而不见。学生们要求
回家,还说没饭没药没水喝。
突然,卢日科夫从学生队伍中冲出来,直奔政治局委员而去。别人
来不及阻拦,好胜而年轻的卢日科夫已经冲着那个领导的肩膀捶了一
拳。“如果没人阻拦,你的职务可能会越爬越高,但你一定会受到阻
拦!”卢日科夫粗声粗气地说完,然后就跑了。
“卢日科夫只是捶了那个人的肩膀,”他的旧友、劳动队队长亚历
山大·弗拉季斯拉夫列夫(Alexander Vladislavlev)回忆说,“可他
高声叫嚷着,仿佛被捅了一刀。”
尴尬而生气的政治局委员要求大家告诉他,谁是劳动队的负责人。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往前走了一步。那个领导示意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上
车,载着他在荒凉的苏联平原一口气开了20分钟。车外大雨倾盆,冰
雹肆虐,黑云压顶。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不知道自己将会遇上什么事情。
突然,政治局委员让弗拉季斯拉夫列夫下车,顶着冰雹、光着膀子走回
去,并“结果那个家伙”。
弗拉季斯拉夫列夫没问,应该如何“结果”自己的朋友卢日科夫。
他只能艰难地穿过空旷的田野,回到营地。据他后来回忆,为了不让自
己冻死过去,他喝了整整一瓶伏特加。很快,政治局委员打来电
话,“问我把那个家伙怎么了。我回答说:‘已经结果了!’”实际
上,他什么也没干。
[3]
那天敢于挑战的卢日科夫,后来成了新俄罗斯的领导人。卢日科夫
的童年时代在贫困中度过。他出生于1936年9月21日,在三个儿子中
排行第二。他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锅炉房工人。他们一家人住在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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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父母亲和祖母同住在一个四处漏风的房间,没有供暖,也没有自来
水。三个儿子共用的一件棉衣,是他们的父亲从战场上带回来的物品。
在二战期间及以后的日子里,卢日科夫的记忆里满是无尽的饥饿。“我
没法描述,”他回忆说,“我们多想……不是吃,而是大口吞咽,管他
什么东西都行。我们周围的孩子一个个因为饿肚子而浮肿死去。”有一
段时间,绝望的孩子们甚至把在铁轨边上挖到的“白土”蘸盐吃掉,大
病了一场。
卢日科夫最鲜活的记忆始终围绕着院子(dvor),那里是他童年生
活的中心。这个院子与外界隔绝,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小型社区,不同
于外面的城市和国家”。在楼房围成的这个空间里,他们设定了规则、伦理和道义。“有的院子属于知识分子,但也有院子属于好动者,甚至
顺手牵羊者,”他回忆说,“我们那个院子属于混混儿,也就是说,里
边的氛围有些特殊和危险——既要打架,也要露脸,还要展示勇
气。”卢日科夫说,自己的母亲忙于上班,先是干两份工作,后来增加
到三份。所以,她给了几个儿子“绝对的自由,以偷偷满足参与冒险游
戏的情感需要”。卢日科夫被放任于这个“院子危险而鲁莽的氛围”之
中。他们时常能在附近铁道上停着的车厢里找到来自前线的炮弹,然后
加以拆卸。他们往往取出火药,在泥地上铺出一条导火线,然后像小型
烟花那样爆掉。一次,卢日科夫想到一个主意:何不引爆整颗炮弹?他
点燃引线就跑了。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得窗户噼啪作响。警
察赶到了,但院子有院子的规则。谁都没有出卖他。“在当局面前,整
个院子静得像墓地。”卢日科夫回忆说。
后来,卢日科夫入读古布金(Gubkin)油气学院,这是服务于苏
联快速工业化进程的重要人才培养基地。在古布金油气学院空间宽敞的
学术厅和实验室里,学生们学习的课程有机械工程学、油气地质学、采
矿与提炼等。任教者有一百位教授,其中两位学者声誉卓著。尽管不乏
马列主义这样的培训课程,但整个课程设计着重偏向机械类培训。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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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要接受专门训练,以在毕业后能满足工业领域
既定岗位的需要。
[4]
卢日科夫毕业于1958年。他希望进入石油单位,却被分到塑料
厂。他大声表达过不满,但没有结果。不过,卢日科夫的工作干得不
错。20世纪60年代,对塑料和石化产品的需求日渐增长,他一步步地
往上爬着。1974年,他调任化学工业部下属一间设计局担任局长,再
后来又担任化工自动化设计局局长。该局负责为化工企业生产专用设
备,拥有两万多名工人。它是化学工业部规模最大的企业,涵盖科学研
究和工厂生产两大板块。正是在这个岗位上,卢日科夫作为一名顶级苏
联企业经理,试探性地迈出了背离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是一次痛苦的
背离,深深地铭刻在卢日科夫的记忆里。
1980年是勃列日涅夫任期的最后阶段,卢日科夫提出一个看似离
经叛道的设想,将他所管辖企业的科学研究部门分离出来,实行基本财
政自给。“财政自给”是人们当初试图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时
的口头禅,它往往与工厂经理日渐增加的自主性相提并论。大体上说,就是允许工厂自留收益。卢日科夫提议,化工自动化设计局的研究成果
可以当作商品进行出售;他们开发出某种科学程序后,可以自找销路,并留存利润。卢日科夫的提议被呈送至化工部的最高决策机构,即管理
委员会。一群高级经理围着一张马蹄形的桌子而坐,观看者是150位级
别较低的普通工人。卢日科夫站上讲台,对自己的计划做了大致介绍。
一位党委代表立即对他的想法展开猛烈抨击,说卢日科夫是想违背马克
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党委代表打开一本马克思文选朗声读道:“科
学是人类的思维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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