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terdam by Russell Shorto

    Copyright ? 2014 by Russell Shorto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nne Edelstein Literary Agency LLC,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6-362号

    书?名 阿姆斯特丹：世界最自由城市的历史

    作?者 【美】萧拉瑟

    译?者 阎智森

    责任编辑 王 蕾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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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目录

    CONTENTS

    前插

    献给

    第一部分

    1 一次骑车出行

    2 治水难题

    3 权力变更

    第二部分

    4 公司

    5 自由之城

    6 “生活在一个共和国是一件难得的幸事”

    第三部分

    7 影响力的种子

    8 两种自由主义

    9 “我们通知你，一支实力强大的德国军队正在展开行动”

    10 魔力中心

    后记

    致谢

    参考书目

    译名对照表

    注释前插一位艺术家笔下1300年左右的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得名于图片底部的阿姆斯特尔河上的大坝。绘图人：保罗·马斯(Paul Maas)

    今日水坝广场一景。该图与上一张图片的视角相同：沿着那条建在河水之上的街道，面向远处

    的港口。照片来源：加布里埃尔·德拉吉切斯库(Gabriel Draghicescu)对庆祝1345年阿姆斯特丹圣饼神迹的宗教游行的描绘，制作于1560年。照片拍摄地：阿姆斯特

    丹贝海恩霍夫礼拜堂。照片来源：鲁兰·科宁(Roeland Koning)一场时间上距离我们更近的宗教游行。照片来源：巴尔特·范戴克(Bart van Dijk)

    1538年献给皇帝查理五世的阿姆斯特丹鸟瞰图。科内利斯·安东尼松的这幅画为我们展示了这

    座面向艾河、位于平坦郊野的中世纪城市。阿姆斯特尔河从中间贯穿整座城市。赋予阿姆斯特

    丹名字的大坝位于画作的中央。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郊野间遍布错综复杂、用以治水的渠

    道。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博物馆奥兰治亲王威廉，又名“沉默者”威廉，联省共和国之父。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迪尔克·范欧斯向每一个打算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认股簿上签字的人敞开家门，这让他在阿姆

    斯特丹的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地。友情提供：海尔胡戈瓦德自治镇的荷兰北区

    治水委员会收藏馆把异端裁判所的恐怖暴行带进荷兰的阿尔瓦公爵。下图呈现的是阿尔瓦公爵的军队在进兵阿姆

    斯特丹的途中洗劫纳尔登城时的场景。阿尔瓦告诉腓力国王，他的士兵“割开了每一个市民和

    士兵的喉咙，一个人也没放过，然后纵火焚城”。右图来源：利里亚宫的阿尔瓦收藏馆。下图

    来源：博艾曼斯—范博伊宁根博物馆第二支驶往东印度群岛的舰队返航。该事件点燃了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画作来源：阿姆斯

    特丹博物馆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对阿姆斯特丹人来说再典型不过的是，该交易所建在河水之上。画

    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

    1656年(该城黄金时代巅峰)的水坝广场。左侧，新市政厅正在建设当中。画作向我们展示了

    一个欣欣向荣的多民族社会。画面中既有穿着欧洲服饰的人，也有一身东方打扮的人。背景处

    有数艘船只。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博物馆1665年左右，荷兰东印度公司位于孟加拉的总部。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建立在遍布亚洲的前

    哨站攫取的财富之上。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17世纪阿姆斯特丹打桩工人工作示意图。在黄金时代，为了在没有坚实地基可以依托的情况下

    盖房建屋，城内近三千栋新房中的每一栋都需要约四十根基桩，其中的每一根都是用这种异常

    辛苦的方式打下的。绘图人：蒂姆·基列姆(Tim Killiam)扬·范德海登的阿姆斯特丹现代化消防技术为全欧洲所效仿。他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炫耀自己的

    消防器具。在这张失火房屋的剖面图里，左下方的人正在用老方法灭火，而右边的灭火小队使

    用的则是范德海登的消防车和新的长消防水带。画作来源：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范德海登笔下的新市政厅。阿姆斯特丹计划用新市政厅来宣传其未来之城的形象。画作来源：

    卢浮宫

    17世纪“水上长椅”的内部陈设。“水上长椅”按照张贴在各处的定期时刻表往来于荷兰的各个城镇。“水上长椅”的便捷、舒适和讲求平等主义让外国人大为惊奇。照片来源：蒂姆·基

    列姆

    伦勃朗为负责监督纺织品质量的质检员们绘制的群像画反映了两件事：其一，这位艺术家有给

    庸常的对象涂抹上一层神秘主义色彩的能力；其二，阿姆斯特丹很看重对外销产品质量的管

    控。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说，把“家”视为一处独一无二的个人空间的想法是17世纪荷兰人的发明。彼得

    ·德霍赫把“家”作为他绘画创作的主题。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伦勃朗为讲授年度解剖课的知名外科医生尼古拉斯·蒂尔普绘制的油画，让这位艺术家的大名

    为阿姆斯特丹人所知。画作来源：毛里茨赫伊斯皇家美术馆跟不少阿姆斯特丹人一样，家具制造商赫尔曼·杜默尔和他的妻子巴尔琴·马腾斯也争着要伦

    勃朗为他们绘制肖像。在他们看来，伦勃朗不仅能捕捉他们的外貌，还能洞悉他们的本质。画

    作来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如今，这栋被称为“计量所”或者“过磅站”的建筑内开了一家餐馆。17世纪时，这栋建筑的

    顶楼是一间解剖学阶梯教室，也是伦勃朗绘制他的《蒂尔普大夫的解剖课》的地方。照片来

    源：米丽娅姆·范德迈(Miriam van der Meij)

    运动感是伦勃朗为群像艺术带来的革新。在之前的群像画中，城民护卫队成员摆出的都是一副副稳站或者稳坐不动的姿势，而伦勃朗则选择捕捉他们运动时的样子。作为一种绘画流派，群

    像画是对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种宣言，仿佛是在说：在这里，我们不依仗国王或者教皇；

    这是我们的城镇，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

    伦勃朗为扬·西克斯绘制的肖像被誉为17世纪最伟大的肖像之一。扬·西克斯是阿姆斯特丹最

    富有的人之一。他创办了一家世界知名的艺术收藏馆，伦勃朗为他绘制的肖像则是其中的镇馆

    之宝。扬·西克斯的直系后裔扬·西克斯十一世现在是阿姆斯特丹的美术品经销商。照片来

    源：斯特凡·科尔特(Stefan Korte)代沟：安德里斯·比克尔那辈人是阿姆斯特丹黄金时代的构筑者。他的儿子赫拉德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研究时代与世代差异的良好范本：从冷静持重、勤勉敬业到饮食无度、挥霍浪费。画作

    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城市地图巴鲁赫·斯宾诺莎，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画作来源：德国沃尔芬比特尔镇奥古斯特

    公爵图书馆约翰·洛克，在阿姆斯特丹启蒙圈子的影响下开始出版作品的英国政治哲学家。画作来源：圣

    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威廉三世的军队登陆英国海岸。所谓的“光荣革命”其实是一场军事入侵。入侵的结果是，荷

    兰的“世袭摄政”成为英王威廉。画作来源：格林尼治国家海事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订婚登记册”中的一页。该页的这部分展示了1624年时的约里斯·拉帕耶与卡塔

    莉娜·特里科的结婚意向。该图的底部是他们两人的签名。拉帕耶和特里科将乘船来到新阿姆

    斯特丹，养育十一个孩子，成为荷属纽约事实上的“亚当和夏娃”。据估计，他们的后代如今

    已超过一百万人。友情提供：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1596年，黄金时代刚刚开始之际，威廉·布劳在阿姆斯特丹安家落户。他和他的儿子约恩成为

    世界顶尖的制图师以及该城出版业的参与者(那时的阿姆斯特丹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出版产

    业)。布劳的《坤舆全图》(Atlas Maior)是17世纪最为昂贵的书籍。这张世界地图就收录在

    《坤舆全图》当中。画作来源：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爱德华·道韦斯·德克尔，又名穆尔塔图利，荷兰作家。在一些人看来，正是他开启了反殖民

    主义运动。照片来源：穆尔塔图利博物馆卡塔·纳塔·内加拉。荷兰殖民者对这位虐待农民的印度尼西亚首领的容忍迁就，促使德克尔

    愤而走上写作之路。照片来源：阿姆斯特丹大学“gedogen”这个独特的荷兰单词是“非法但被官方所容忍”的意思。长久以

    来，“gedogen”一直是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卖淫直到2000年才被法律所认

    可，但图片中的这些妓女1890年时便开始在红灯区公开展示她们的身体。照片来源：

    www.stadsarchief.nl

    纳粹行将入侵之际，弗里达·门科的家族齐聚她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寓。弗里达位于照片中的右

    后方，站在她祖父母的身后。照片里的十七个人，有十二个死于战争期间，其中多数葬身奥斯

    维辛。友情提供：弗里达·门科2013年的弗里达·门科。照片来源：萧拉瑟

    安妮·弗兰克(位于照片中间者)和她的父亲比肩而行。他们一行人正在赶往安妮父亲的雇员

    米普·希斯婚礼的路上。这张照片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它的拍摄时间：1941年6月。城市已

    经被纳粹占领一年多了，但截至此刻，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脸上依旧挂着微笑。友情提供：安

    妮·弗兰克故居1941年3月，纳粹在阿姆斯特丹的武力展示。友情提供：战争、大屠杀及种族灭绝研究所—第二

    次世界大战影像库(Beeldbank WO2-NIOD)瓦尔拉芬·范哈尔，银行家，荷兰抵抗运动的领导者。友情提供：阿德·范哈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纪念不幸遇害的荷兰抵抗运动领袖赫里特·范德费恩，欧忒耳珀街

    被更名为赫里特·范德费恩街。一大群人走出家门，在一旁驻足观看。作为阿姆斯特丹的纳粹

    帝国保安部(SD)和盖世太保办事处的所在地，这条街一直为阿姆斯特丹人所痛恨。友情提

    供：战争、大屠杀及种族灭绝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像库

    荷兰设计师兼同性恋平权运动先驱本诺·普雷姆泽拉。躲避纳粹的经历促使他萌生了再也不打

    算掩藏真实自我的信念。图片中的本诺正在接受电视采访。在这些破天荒式的突破性采访中，本诺宣称，同性恋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友情提供：阿姆斯特丹城市档案馆本诺·普雷姆泽拉最广为人知、最经久不衰的设计大概就是这种“洛泰克台灯”。友情提供：

    www.hollandslicht.eu罗伯特·雅斯佩尔·赫罗特费尔德在“小宝贝儿”铸像下领导即兴表演。这里是20世纪60年代

    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中心。照片来源：科尔·亚林(Cor Jarin)《普罗沃》杂志第一期的封面。友情提供：鲁尔·范杜因(Roel van Duijn)

    虽然有大批警力在场，可“普罗沃”的烟雾弹还是成功地把贝娅特丽克丝公主与德国贵族克劳

    斯·冯·阿姆斯贝格的婚礼队列搅得一塌糊涂。友情提供：全荷通讯社(ANP)

    “白色自行车”计划旨在用可免费使用的自行车取代汽车，但并未取得成功。不过，有朝一

    日，由它发展而来的城区自行车使用新思路将被世界各地的城市所采纳。照片来源：科尔·亚

    林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在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床上和平运动”。此事帮助巩固了该城全

    球反主流文化中心的形象。友情提供：荷兰国家档案馆提奥·梵高2004年的遇害把荷兰的多元文化主义实验推到了危机的边缘。友情提供：“荷兰高

    度”(Hollandse Hoogte)照片代理机构178个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让阿姆斯特丹在多样性方面比纽约更胜一筹。照片来源：米丽娅姆

    ·范德迈荷兰当代摄影师亨德里克·克尔斯滕斯对17世纪肖像画的即兴再现。照片中是他的女儿和一个

    塑料袋。版权所有：亨德里克·克尔斯滕斯。友情提供：新时期当代艺术展览馆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交通网络领跑其他各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有双向自行车道、自行车停车场

    以及自行车交通信号灯。阿姆斯特丹的统计数据表明，城内居民每英里通勤有40%是靠自行车完

    成的。照片来源：米丽娅姆·范德迈

    包裹阿姆斯特丹中世纪核心区的马蹄形17世纪运河。这些运河至今依然定义着这座城市。友情

    提供：“荷兰高度”照片代理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把侧重点突破性地放在个体小家庭方面、以私人空间概念和温馨惬意之感为

    宗旨的17世纪荷兰运河屋，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家”。照片来源：蒂姆·基列姆

    阿姆斯特丹的现代运河屋仍旧具备传统运河屋的主要特征：建在水面上，供一个个小家庭居

    住，拥有各自的船只停泊处。照片来源：米丽娅姆·范德迈献给

    帕梅拉、安娜、伊娃、安东尼、赖尼尔、赫克托和本杰明第一部分

    1 一次骑车出行

    在阿姆斯特丹，我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怀抱着我蹒跚学步的儿子

    从公寓出来，先用安全带把他固定在自行车两个车把中间的儿童座椅

    上，再把他的两只穿着运动鞋的小胖脚放进座椅踏板，然后，就该穿过

    我们城区内寂静、常有微风吹拂的街道，朝目的地进发了。一路上，洒

    满大地的晨曦白净如洗，与任何一位荷兰大师画作中的光线运用如出一

    辙：单调而又素净，既不明亮也不色彩斑斓。比如，地中海骄阳放射出

    的颗粒状橘黄微光，在此就丝毫不见踪影。我们所在的城区被称为老城

    南区。城区内的房子都是20世纪前二十年建造的三层或者四层的砖石建

    筑。当时，这是一座主要供工人阶级居住的欣欣向荣的城市。如今，这

    座空气中依旧飘浮着鲱鱼与烤咖啡豆气息的城市，仍在以中央核心运河

    为轴心迅速向外扩展。

    我们骑车经过一些临街住宅。其中的几间住宅，遵循一种我觉得似

    乎与某个根深蒂固的开放承诺有关的荷兰传统，在房屋中央的显著位置

    设有一扇不带窗帘的窗户，把起居室内的一切都展示给大众，就好像住

    里面的这家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值得在博物馆里展出一般。有一阵子，我

    不大明白，当我们抵达途中依运河而行的部分时，我的儿子为什么要发

    出一连串的高声尖叫。后来我才意识到，安东尼是在模仿水面上一面做

    出疯狂的弧形与俯冲运动一面厉声鸣叫的海鸥。

    我们路过几间店铺。骑过面包房时，清晨的空气中常常夹带着肉桂

    的香气。街角自行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结实耐用、闪闪发光的新款单

    车。这批刚刚上市、喷涂柔和色调油漆的单车全部产自羚羊与巴塔弗斯

    公司，这两家荷兰公司已经生产了一个世纪的自行车。橱窗右边一扇敞

    开的大门通向自行车店的地下室以及一间我对其内部陈设再清楚不过的

    修理铺。向下延伸的楼梯两侧，混凝土阶梯上开有方便自行车上下的沟槽。

    偶尔，我也会改变骑行的路线，拐进霍贝玛码头街。在那儿，我们

    的右边是一段看起来有些荒凉的运河，长满野草的码头里停泊着摇摇晃

    晃的船屋，而左边则是城内几处最小、最不引人注意的红灯区之一的残

    存建筑。德瓦伦，阿姆斯特丹最主要的红灯区，宛若平行宇宙中的迪士

    尼乐园，总是吵吵闹闹，不时还传出几声刺耳的欢呼。来德瓦伦参观的

    不光有醉醺醺的男性游客，也有手挽着手的情侣，甚至还有全家一起出

    动的。而这里则刚好相反，只有三四间被周围的住宅街所包围的橱窗，让城内持证的妓女坐在里面展示自己的身体。我从来都不知道嫖客是怎

    么找到她们的。尽管如此，即便在早晨，这里也都常常至少有一个妓女

    在当班。穿着泳衣的她坐在凳子上，要么抽烟，要么无精打采地敲打手

    机的按键。有时，她会朝安东尼挥挥手，冲他淡淡一笑。其他橱窗里则

    可能空无一人，只有一条板凳。对折起来放在上面的毛巾皱巴巴的，好

    像在以这种方式表明板凳上刚刚还坐着人。这些细节——弄皱了的毛

    巾；女人带着一脸倦容面对漫长的一天：除却与陌生人进行性交的短暂

    间隔外，其余时间只能靠百无聊赖地凝望街道消磨时光——让这座城市

    对堕落行径的声名狼藉的包容，褪去煽情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光环，露出

    极度庸常与凡俗的面目。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

    之后，异域风情带来的新鲜感总不免在庸凡生活的重压下消解崩塌。隔

    壁的隔壁是一家名为“奇爱”(Strangelove)的广告代理商。你可能会把

    这店名当成对附近性交易场所的一种牵强附会的讽刺。但我不这么认

    为。我敢打赌，那些人甚至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店名。

    “阿姆斯特丹学派”是一种建筑设计理念。它刚一诞生，便引领了我

    所在城区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有一种形式美，并有其专属的技术

    名词与(社会主义)哲学基础。但在我看来，它仅仅象征异想天开与冷

    漠无情间的合理巧妙结合。砖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冷漠无情？)是完

    成建筑的媒介，却有一种无穷无尽的妙趣变化在里面：弧形炮塔般的转

    角；嵌入砖石中的似乎在嘲笑其刚硬与冷峻的装饰性雕刻(一个被兔子

    环绕的女孩，一个托举门框的婴儿)；以远洋渡轮或者结婚蛋糕为设计

    灵感的绵延整个街区的一幢幢寓所。

    从运河带[1]

    以及久负盛名的17世纪阿姆斯特丹核心区出发，只需不

    到五分钟的骑行，就能来到老城南区。但是，一百多年前的开发商规划

    老城南区的布局时，必定有一种需要把这片新区域同该城的历史联系起来的想法。如果伦勃朗参观我家附近的地区，或许会生发出些许亲切之

    感，因为，尽管这里在他的那个年代不过是沼泽和田地，但这里的街道

    多被冠以艺术家的名字，他曾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教导过他们，或者为了

    佣金与他们竞争过：为富裕阶层绘制精美的小型肖像画的弗兰斯·范米

    里斯；注重观察人物面部细节，常以正在祷告或者吃饭的普通人为创作

    对象，还会满怀深情地精心勾画一条闪闪发光的面包或者桌上的陶罐的

    尼古拉斯·马斯；擅长描绘狩猎场面，并因成功地给一匹暴躁凶恶的马

    画像而出名的菲利普斯·沃弗曼。

    老城南区破土动工之际，以上这些人全都是该城辉煌过去的典型代

    表，因此，尼古拉斯·马斯和弗兰斯·范米里斯的名字，马上就能为这片

    新区域注入阿姆斯特丹往昔光荣岁月的风采——用简要但未必正确的话

    说，在这段岁月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时至今日，这

    些街道旁的房子仍然显得尊贵而又威严。但随着你像我们所做的晨间之

    行那样从城区中央向外越走越远，四周的房屋也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

    看起来，一个世纪前的城市元老们并不想把黄金时代的盛名播撒太远，以免其宏伟与尊贵被巨大的空间所稀释。另一方面，1905年，就在这片

    城区要向更远处扩展时，附近的阿姆斯特丹城市博物馆，即城内的现代

    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国内首场文森特·梵高作品展。这位荷兰艺术家此

    时刚刚去世十五年；他的祖国曾对他不屑一顾，但现在，他们显然要开

    始关注他了。然而与此同时，他的名字并没有多少“布尔乔亚分量”——

    谁知道这些色彩明亮的浓厚旋涡能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过诸如此类

    的考量之后，结果是，文森特·梵高街，如今这片区域内唯一一条街名

    马上就能被全世界的人所认出的街道，被最简陋的建筑所包围：一个街

    区的单调民宅。

    这条街也预示着我们小小旅程的结束。当我和安东尼经过它的时

    候，我跳下车，解开他身上的安全带，把他抱到人行道上。我过去按门

    铃的时候，他走到那个跟他差不多高的信箱跟前，打开翻盖，朝里面呼

    喊。开门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摩洛哥裔妇女。她戴着头巾，穿着凉鞋和

    垂到地面的长袍。她一面带着一脸慈祥朝安东尼微笑，一面对他说，一

    个周末不见，他又长高了一点：“哦，你可真是一个大男孩了!”他玩了

    一个游戏，想试着从门口的阶梯直接爬上二楼，而不是从大门走进她

    家。伊曼和她的丈夫已经在阿姆斯特丹生活十年了。他们有两个年幼的

    女儿。她的丈夫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她是一个获得许可的“gastouder”，字面含义为“客串家长”，在美国则会被称为提供日托服务的人。她四岁的女儿，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卷发和大大的深邃眼睛的马尔瓦从她身后出

    来，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地说你好。然后，马尔瓦告诉我，安东尼长得很

    丑。再然后，她给了安东尼一个拥抱，并把他拽进屋里。

    伊曼和我闲聊了几分钟。几星期之前，她问我能否和安东尼的母亲

    在一份支持她姐姐的移民文件上签字，因为她姐姐想来阿姆斯特丹拜访

    他们。最初，这事把我弄得一头雾水：我以为，只有打算移民的人，才

    需要得到某些支持性的声明，而不是某个仅仅想来此地拜访家人的游

    客。后来我才知道，想从某些国家(教育水平低下的国家；或者更确切

    地说，穆斯林国家)前往荷兰的人，现在需要提交大量的申请，包括荷

    兰居民对他们的担保，甚至在他们不过是想看一看运河和郁金香时也必

    须如此。几星期过后，伊曼说，她姐姐的申请被拒绝了。理由是：她

    是“onbetrouwbaar”(不可靠的)。当伊曼通过一位移民局的律师询问被

    拒的具体原因时，她被告知：原因是，她姐姐在荷兰国内有“关系”，他

    们害怕她的姐姐会一直待在荷兰。伊曼对此大惑不解。她和她的丈夫都

    是合法、按时交税的荷兰居民，一家人在家里说的也都是荷兰语。用他

    们的话说，他们全都是按规矩行事的人。但他们的合法居住身份本身，却被当作不值得相信的理由。很久以后，决定被颠倒过来，伊曼的姐姐

    获准前往荷兰，但这件事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点：

    历史上的阿姆斯特丹因倡导包容理念而闻名于世；如今，它似乎正在为

    自己的不包容划定古怪的新疆界。

    每周，总有那么一次，在我将安东尼交由伊曼照顾之后，我不会直

    接回家，而是利用上午的其余时间，探索与荷兰式不包容截然不同的属

    于另一个极端的不包容。走上另外一条路的我，会在贝多芬街的街角停

    车(现在的贝多芬街正重新变为该区的时髦部分；该区的商业步行街很

    适合被冠以伟大的名字——附近是鲁本斯街和巴赫街)，细细打量街角

    花店的售货亭，买一束杂色郁金香或者淡紫色的玫瑰，并摁响几步之外

    的一扇大门上的门铃。上楼之后，一位长着青灰色的短发、棱角分明的

    下颌以及娇小秀美的敏捷双眼的老太太起身迎接了我。她的名字是弗里

    达·门科。我们用标准的荷兰问候方式，互相亲吻对方的面颊三次。我

    把花递给她，她则温和地抱怨说，我不用再买花给她了。随后，我们一

    同进入她家。她家的客厅和餐厅十分宽敞明亮，满是零星错落放置的最

    现代的家具。咖啡桌上摆着丰盛的小吃：曲奇饼、巧克力，还有一壶咖

    啡、两个杯子、一大罐水以及一瓶鲜花。我们在桌边坐下。我打开录音机。我们相互寒暄几句。接着，她把

    脸转向从窗户射进来的淡淡日光，说道：“现在开始吧。上次我说到哪

    了？”[2]

    外面有一个人在叫喊——不，是很多人，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叫喊。

    列车突然晃动起来，裹尸袋内的尸体也跟着摇来晃去，人们开始大声尖

    叫。弗里达那时十六岁，已经在一名她不认识的中年男子的腿上蜷坐了

    两天两夜。原本用于运送牲畜的车厢现在挤满了人，紧张焦灼的气氛似

    乎是人群惊恐的原因之一，但无情的力量带来的一波又一波巨大的死亡

    阴影所造成的重压，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空气中满是他们排泄物的恶

    臭——角落里的一个水桶一直被他们当作开放的公共厕所使用。坐在高

    得离谱的水桶上想要方便一下的她，不仅要忍受在公开场合进行这一私

    人行为的尴尬，还必须尽力在桶的边缘保持平衡，以免不慎将其打翻。

    车厢内没有窗户，而且，车门被滑上之后，连一丝光线也没有；四周的

    空气死一般的黑暗，让人窒息。有时，她能勉强瞥见挤坐在车厢另一端

    的父母——他们的眼中充满恐惧，却也闪烁着一丝坚定的、近乎不可动

    摇的希望之光：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终于，她总算从车厢里出来，站在坚实的地面上。有更多的喊叫声

    传来——真正的混乱场面尚在远处。远处有一台绞刑架，挂在上面的一

    具男人尸体在空中荡来荡去。远处的人正在奔跑，大声尖叫。车厢这

    边，他们正被一个个塞进不同的队列。这时，一些人分开队列来到他们

    中间，这些人与他们同为犹太人，但全都身穿蓝白条纹的囚服，而且对

    这里的例行程序十分了解。这些人在他们面前压低声音费力地说：如果

    你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赶快把它给我，因为德国人马上就会把它们收

    走。一些新来的人交出他们的珠宝；她什么也没给，因为她什么也没

    有。他们站成四排：两排是女人和女孩，两排是男人和男孩。她和母亲

    被分到同一排，在最右边。紧挨她们的是另一排女性，这些第二排里的

    人，很快都将被认定不适合参加工作，正直接朝毒气室走去；不过，那

    时的她对此还一无所知。然后，她看到站在第三排的父亲。军犬和士兵

    在四周看守着他们，确保他们全都待在原地。士兵身着军装，头戴德式

    钢盔——一种臭名昭著而又凶恶吓人的铲形钢盔。不过，这些事物那时

    尚未被贴上邪恶的标签，尚未被赋予它们未来所要承担的沉重意义。

    一个严峻的几何问题摆在她的面前，亟待她找出解决的方法：随着

    人群开始向前晃动，她父亲所在的队列，与她和她母亲所在队列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随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看见她的父亲好像在盘算着什么，并

    做出一个与他性格极不相符的鲁莽决定。他突然向前猛冲——跑过空

    地，迅速通过队列间的真空地带，穿过挡在他的队伍和母女俩队伍间的

    第二排女性，一点也没把拿着枪、戴着钢盔、穿着灰色制服的士兵放在

    眼里。他过来了，气喘吁吁，他的脸，那张温柔、圆胖、和蔼的脸紧挨

    着她。他有一颗艺术家的心，却总是不得不屈从于商业的需要。若埃尔

    ·布罗梅是一名专业的橱窗设计师，同时还函授平面设计方面的课程。

    弗里达是他快乐的源泉。在他们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家中，她为他的工作

    提供帮助，转动摆在起居室角落里的油印机的曲柄，印出一张张油墨味

    的纸。每一张纸上都有精心打印的课程安排，都以“尊敬的学生”作为开

    头。这一摞摞纸被折叠起来，塞进棕色的信封，寄到国内大大小小的城

    镇和乡村，寄给想要逃离耕种或者捕鱼劳作、奔向一种更具魅力的生活

    的年轻人。有时，她跟父亲一同外出，来到商铺，观察他如何完成新的

    作品。他向她展示橱窗陈设每一个细节的打造过程：标价、广告牌

    (“特价!十三分币”)、摆好姿势的人体模型等。弗里达最初的记忆就

    是关于他的。在他们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里，三岁的她躺在床上，开心

    惬意而又昏昏欲睡。“你能为我把月亮摘下来，放在橱柜上吗？”她至今

    还记得那个橱柜的样子，还有她那时的想法——把银盘一样的月亮放在

    橱柜上，该是一种多么美丽的装饰。他回答说：“如果你能像一个可爱

    的小姑娘一样乖乖睡觉的话，我就去找一架长长的梯子，把月亮给你摘

    下来。”

    一阵风吹过波兰的平原。有人正在高声下令：一名发现她父亲离队

    的党卫军士兵正快步朝他走来。若埃尔·布罗梅张开双臂将妻子紧紧搂

    住，深情地拥吻了她：再见了。然后，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名橱窗设

    计师在新强制力的重压下乖乖服从命令，跑回自己该回的地方。此一别

    也成为弗里达与父亲间的永诀。

    有人抓住她的胳膊。一个年轻人，德国人。他让她把胳膊挽起来，手掌摊开。她感到一阵刺痛。一支笔在她左前臂下方的柔软皮肤上刺了

    一个粗糙的文身：A25080。

    队伍延伸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接着，事情的节奏开始加快。女人

    和女孩开始脱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衣服扔在地上，眼睛盯着地面，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这时，她低下头，看见她的头发被一点点地剃

    下，看见它们一团又一团地掉到地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她。

    然后，她们站住不动，一丝不挂，又湿又冷，不住颤抖。一种叫人难受

    的极度悬而未决之感正在她们的心中不断滋长。“我们全都心力交

    瘁……”

    弗里达不再说话，冲我做了一个歉疚的表情。她的眼神中流露出两

    种痛苦：一种源于昔日的可怕经历，另外一种则是小小的恼怒，但这种

    恼怒因其存在于当下而被不断放大。淡淡的日光映照在她银灰色的皮肤

    上。“不，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段了……”

    我告诉她这没关系。每次重温她的某段故事，我都能得到某些新的

    信息。但我意识到，弗里达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她八十六岁了，折磨她

    的不仅有在奥斯维辛染上的伤寒和痢疾所导致的肠梗阻，还有集中营中

    的酷刑留给她的背痛和颈痛，每次，只要被发现有逃跑的企图，他们便

    会被施以刑罚作为惩治(之前的会面中，我同她一起跪在客厅的地板

    上，她指导我做出德国人曾迫使他们每次都要保持好几小时的姿势，与

    此同时，他们还必须将沉重的砖块一直举过头顶)，更有各种与年龄相

    关的常见病。但她的头脑依旧十分敏锐——敏锐到她时常担心会跟不上

    时代。记忆力的衰退让她恼怒不已。互联网兴起的时候，她努力让自己

    变成网络高手；她定期开车出去兜风，以便对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区的街

    道保持熟悉。她发给我一封有一点小错的邮件，随后又发来另一封纠正

    自己的错误。

    她的出生地就在附近。当时，老城南区是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的中

    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至今依然如此——但战争让这里变得面目全非

    (1940年时，城内有八万名犹太人；如今，只有大约一万五千名犹太人

    生活在这里)。小时候，弗里达家附近有一条宽阔的林荫道，叫作南阿

    姆斯特尔大道(战后改名为罗斯福大道)。一家人住在公寓的第三层，面向街道。我电脑里有一张弗里达最珍视的个人物品之一的扫描副本：

    一张拍摄于她家饭厅的照片，整个家族的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饭，共同

    庆贺她祖父的七十五岁生日。照片中的十七个人，有十二个在那之后不

    久便命丧黄泉，其中多数死于奥斯维辛。曾经将房间塞得满满当当的家

    具，除了一个她母亲在战后设法搜寻到的五斗橱(摆放在我们进行每周

    一次的谈话时她常坐的那把椅子后面)之外，全都被碾碎在历史的车轮

    之下。战前，弗里达对她童年密友家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熟悉被来来往

    往的大人所忽略的一个个幽僻角落。而且，她认识附近的每一个人。小

    时候，她的家紧挨着一座被小型公寓所环绕的三角形公园。其中一栋公

    寓的三楼——梅尔韦德广场37号——住着一对犹太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

    儿。她记得，这家人都是些相当时髦的人。而这或许是因为，多年前从

    德国移民至此的他们，身上有些难以退去的异国情调。大女儿玛戈比弗

    里达小两岁。比弗里达小四岁的小女儿安妮·弗兰克，未来将成为世界

    上最著名的女孩。弗里达记得，玛戈是个少言寡语的安静女孩，而安妮

    则是远近闻名的淘气包，鬼点子一个接着一个。但大多数情况下，她

    们“就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弗里达和她们一起玩跳绳。她对弗兰克

    一家最真切的记忆，是安妮邀请她去他们的公寓。在公寓的楼梯间里，安妮责令弗里达保持安静，因为安妮的母亲正在睡午觉。这个场景永久

    停留在弗里达的脑海里，因为在弗里达看来，不能打搅别人的午觉似乎

    有些小题大做：弗里达自己的母亲从来不睡午觉。

    现在或许该暂时打住，讲一讲我为什么要着手写这本书，为什么要

    写这座我已经居住了五年多的城市：不过，开始解释之前，我觉得应该

    先说一说为什么在一个成长于西宾夕法尼亚、不久前还生活在纽约的美

    国人看来，这座欧洲城市竟会显得如此魅力无穷——乃至必不可少。如

    果我们把时钟向前拨得足够远，就可以看到1938年前后在阿姆斯特丹的

    一个楼梯间内低声交谈的那两个犹太女孩，她们不谙世事，并不知道她

    们那个世纪的重负马上就要降临到她们的头上，而这种沉重，要比她们

    两人中的一个有朝一日将赢得的巨大声誉更有分量。她们还将再次见

    面，在奥斯维辛，而且，受命运的捉弄，那个原本距离死亡最近的女

    孩，最终却得以度过丰富、充实而又曲折的一生。这两个女孩将要面对

    的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早已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巧合的是，这种至今仍需面对一系列全新威胁的生活方式的起源，即许多被我们冠

    以“现代”之名的生活方式的起源，同我所移居的这座城市密切相关。

    这种联系并不显见。如果你跟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人提及这些，你

    得到的回应很可能只是一连串的低笑。你的朋友则可能把眼睛瞥向一

    边，在脑中仔细搜寻学生时代游历这座城市时留下的模糊记忆。他们会

    告诉你，阿姆斯特丹是一个疯狂的地方。

    这不仅是事实，还或多或少属于官方政策的一部分。约布·科亨是

    阿姆斯特丹2001年至2010年的市长。某天晚上，雄伟的绅士运河附近的18世纪市长官邸里，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对我说：“在阿姆斯特丹，疯

    狂是一种无价之宝。”[3]

    他把疯狂当成一件好事来看待，尽管有很多人

    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包括生活在城内的部分居民。1971年，偷住空屋

    ——强行进入某幢不属于你的房子并长期居住其中——获得法律认可，唯一的前提是该房屋的空置时间在一年以上。虽然政府在2010年修改了

    这条法律，但寄居者悬挂在年久失修、摇摇晃晃的空屋正面，用以宣告

    对当局的挑战与鄙夷的横幅依然随处可见。每年，有五千到七千名妓女

    获得阿姆斯特丹官方的许可。[4]

    她们大多在街边的橱窗里工作，剩下的

    则在官方授权的妓院上班。此外，如果你对在红灯区里召妓这件事心有

    疑虑或者不了解其中的流程，你大可以向某位正在巡逻的民警寻求帮

    助。在咖啡店里(与咖啡馆截然不同)，你在菜单中挑选的是不同的大

    麻或者哈希什[5]。根据其来源的不同，它们被划分成不同的种类，比

    如，室内种植的、室外种植的或者国外进口的；在此之下，不同品种的

    大麻还有不同的名字，如湿婆、白寡妇和大象这样的名字。卖淫是合法

    且有章可循的(只有欧盟成员国的居民可以选择在此卖淫，而且，同其

    他工作一样，需要提供工作许可证)，而大麻交易则被归在一个奇怪的

    荷兰分类内，“gedogen”，意思是“严格意义上说属于非法行为，但被官

    方所容忍”。

    因此，说得没错：一个疯狂的地方，无数骚乱与不安的绝对重压，让城市的天空终年处于坠落的危险之中。然而，实际情况是，城市的绝

    大部分地区一直包裹在一种循规蹈矩的宁静与祥和之中，丝毫不见任何

    可以称得上疯狂的举动，让人感觉附近一带使用的唯一一种类似毒品的

    东西，就是某种中等强度的止疼药。关于荷兰人的一个秘密真相是：他

    们其实都是极度传统与守旧的人。从被他们无情地仔细修剪过的花园

    (不得不说，荷兰人在园艺方面的品位着实让人不敢恭维)，到似乎永

    远都无法满足的在工作场所开会——甚至包括旨在订立未来会议日程的

    会议——的需要，传统与守旧展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疯狂的一面

    以多种方式与古板守旧的文化氛围达成调和：阿姆斯特丹以它的包容传

    统为荣，而且，他们奉行的逻辑是，与其禁止这个、禁止那个，还不如

    为那些不管怎样都会发生的出格行为定法律、立规矩。没人宣称这样的

    努力是全然成功的。以性交易和软毒品交易为例：长久以来，作为基本

    上是唯一一处上述交易获得官方容忍的地方，几乎无可避免的是，阿姆

    斯特丹正日益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全球黑市商人老巢。

    不过，在承认其疯狂一面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和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差不多大(也就是说，谨慎估计，有

    八十万名居民)、和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萨斯卡通市属于同一纬度

    (也就是说，地处偏远地带)的城市，但它对现代世界的影响，可能是

    其他任何城市都难以企及的。尤其它对美国的深远影响，一直深入到美

    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

    以上两种观察都是正确的，而且，它们的正确性出于同一个原因。

    阿姆斯特丹因为一样东西闻名于世(除了运河、卖大麻的咖啡店和妓女

    之外)：一个古老、支离破碎、很大程度上被曲解的名词——自由主

    义。在大多数人眼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自由”这个

    词经常被理解为荒唐可笑的“自由”或者“你会摇头表示怀疑”的“自由”。

    我所使用的“自由”意为“不受约束”、“开放开明”和“宽宏大度”。但这个

    词还有一个更深刻和更高级的含义，一个实际上与另一个词有关的含

    义。

    “自由”(liberal)无疑源于拉丁语中“liber”一词，意为“不受约

    束”。“liber”还衍生出“自由权”(liberty)、“自由论

    者”(libertarian)、“放荡不羁的人”(libertine)等词。同许多别的词一

    样，“自由”一词的含义也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无情地拉往各个不同的方

    向。1384年前后，在威克利夫翻译的《马加比二书》(许多属于经外传

    说的《圣经》旁经中的一部)的一段话里，它第一次作为书面英语出

    现。这段话提到，推罗城里的人是“最宽宏大度的”(most liberal)，允

    许家属给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的人下葬。在此，约翰·威克利夫，这位

    中世纪时期的教会改革者，这个预见到日后那场用本地语言翻译《圣

    经》的运动的人，将拉丁语中“最开明大度的”(liberalissimi)一词忠实

    地翻译过来。不过，当时英语中已经有“liberal”这个词了。乔叟曾经多

    次用过这个词，一般意为“丰富大量”或者“充裕多产”(abundant)，比

    如“你的巨大恩典与怜悯”(youre liberal grace mercy)。

    从很早的时候起，这个词便同宏大与低微的事物都有所联系。在

    《奥瑟罗》中，莎士比亚笔下的爱米莉亚，在反抗命令她闭嘴(而且马

    上要谋杀她)的丈夫伊阿古时，哭喊道：“不，我要如北风般不受约束

    地发言。”(No, I will speak as liberal as the north.)[6]

    在这里，“liberal”一

    词指的是北风呼啸般的狂野与恣肆。在《亨利六世》的第三部分里，莎

    士比亚又用这个词表示“慷慨大方”：对他们我是很信任的；因为他们是战士，机智，有礼，豪爽，活力十足。[7]

    随后，他甚至还提到了“博雅教育”(the liberal arts)[8]

    ，其含义与

    我们现在的用法大致相同。它还被用来指物理上的巨大，比如“她的大

    胸”(her liberall brest)或者“一个有好几层下巴的大胖子，穿着他的短

    上衣，巨大的(liberal)鼻子上歪歪扭扭地架着一副夹鼻眼镜”。[9]

    这个词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美国和欧洲，它似乎正在被赋

    予某些与“自由”恰好相反的含义。之所以如此，在于其本意“不受约

    束”能够被用于表述许多截然不同的事物。19世纪的欧洲商人，在表达

    其希望免于缴纳关税的政治意愿时，开始将“自由主义”一词作为术语使

    用——也就是说，政府只对公共事务进行有限的干预。在美国，政府对

    社会事务和个人自由的管控更加有力和具体，而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将更

    多地涉入公共事务之中，以确保这些自由得到保障。因此，荷兰自由党

    的自由市场经济纲领，与美国人心目中的“自由”观念多少有些背道而

    驰。

    把“主义”加到某个词的后面，就会让它变成一个含义更为宽泛的

    词，变成一种对诸多伟大思想的总括，而且，其中每一个伟大思想都与

    另一个宏大程度绝不逊于该思想的伟大概念有关。“自由主义”一词在英

    语中的出现时间离我们并不太远。它在1816年的《纪事晨报》

    (Morning Chronicle)(这份伦敦报纸最为后人所知的一点是，它曾经

    刊登过查尔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在一篇关于西班牙

    国王判处“十五个被指控犯有自由主义罪行的人”接受“苦役、驱逐等刑

    罚”的文章里。西班牙国王对这个词的用法，与这个词的政治意义有

    关，还与一种观念有关，即个人应享有自由选择其政府的权利。因

    此，“自由主义”与“民主”一词联系密切。它还有一种经济学上的含义。

    依据这种含义，资本主义者宣称，私人财产所有权是个人权利的基本要

    素之一。

    所有对“自由主义”一词的用法，都可以追溯到对个人中心地位的肯

    定上。从这种意义上说——我将在本书中使用的，也是这一层含义——

    这个词相当于现代社会与中世纪社会间的分界线：它代表着我们就此告

    别中世纪，告别把教会和君王的智慧奉为知识与权力的主要来源的陈旧哲学。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那么自由主义还涉及一种对个人自由与个人

    权利提供保障的承诺。而且，这种承诺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针对所有

    人，对每一个还在喘气的活人全都一视同仁。此外，自由主义的根基还

    与阿姆斯特丹的建城理念紧密缠绕在一起。或许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说，自由主义其实就诞生于阿姆斯特丹。当然，此种论述不可能不遭到别人

    的攻讦，莫不如我自己先说一说反对这种论述的理由。自由主义是一个

    模糊的概念，由一系列同样模糊的思想组成——无数关乎正义、道德准

    则、私有财产等事物的思想。就像我们无法指出周围空气中哪一部分是

    氧气一样，我们也没法确切地指出自由主义到底代表着什么。若要列举

    最伟大、最无可争议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最先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肯定

    是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伏尔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

    尔以及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名字。如果我们当真想找出自由主义理论

    的起源地，那么，巴黎、伦敦和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山间的蒙蒂塞洛庄园

    无疑是更好的答案。

    以上这些都是事实。但思想的产生都有其历史与根源：它们植根于

    思想者本身，植根于他们的挣扎、他们的肉体、他们生理或情绪上的混

    乱变化以及他们对新风尚与新品位的渴望，对从所有束缚住他们的东西

    中解放出来的向往。精神分析学诞生于19世纪末维也纳城内的几间上流

    社会客厅之中；爵士乐诞生于20世纪早期，那时，一拨又一拨南方黑奴

    后裔为了逃离吉姆·克劳法[10]

    的压迫，纷纷来到美国北部充满活力的工

    业城市，展开新的生活。与之类似的是，在16世纪，或者说始于16世纪

    末，一大批人会聚到阿姆斯特丹，而这将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帮助他们重新打量自己、打量自己与他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所在的

    这个国家。该城黄金时代的故事堪称一段历史经典传奇，与美国内战或

    者古典时代的希腊一样，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口口相传。该城的迅速崛

    起，令亲历崛起过程的阿姆斯特丹居民都吃惊不已。构成这一崛起的元

    素和个体都是高度符号化的，但它们之间的联系远比那要多得多：世界

    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伦勃朗以及他的同时代人发展出的世俗艺术；开

    创性的官方包容政策的制定；对自由学术氛围的大力扶植将全欧洲的思

    想家吸引至此，让阿姆斯特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活跃的出版中心；对该

    城的物质改造，著名运河的开挖……所有这一切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线天

    然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甚至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把“家”当成私密个人空

    间的现代观念，其实就源于该时期的荷兰运河屋。潜藏在所有这些概念或者物质方面的各类突破性进展之下的，是个

    人从其束缚中的解放。这种解放不仅源于宗教改革和第一波科学实验研

    究法的应用，更与阿姆斯特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状况有关。在这些因素

    的共同作用下，一片全新的土地诞生了：供自由主义滋长繁育的沃土。

    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所有这些力量在一位年轻犹太人的脑中交

    融混杂。历史上任何一位重要哲学家都不可能如巴鲁赫·斯宾诺莎一

    般，被如此之多的当代严肃思想家——神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

    以及任何敢于思索真正的大问题的人——视为自己的引路人。我觉得，斯宾诺莎身处现代性浪潮的中心，生逢自由主义的诞生，亲历被当今思

    想家奉为圭臬的世界观的问世过程，与这样一个原因有关：就像莎士比

    亚只会出现在他所在的时代一样——在英语吸收中世纪鼎盛时期的拉丁

    语、诺曼入侵带给英国的中世纪法语并帮助其成为一种极富表现力的语

    言的其他影响之后——斯宾诺莎影响现代政治思想、道德观和宗教观的

    革命性哲学思想，也只会出现在17世纪晚期的阿姆斯特丹——一个铸就

    包容原则、将世俗权力置于教会权力之上、首倡真正的现代自由贸易文

    化的地方。斯宾诺莎参与咖啡店和书店内风行一时的激烈哲学辩论，钟

    情于公开解剖演示，着迷于人民代表的构想，饶有兴趣地观察扬帆从港

    口航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商船和快艇的曲形船身。以上所有这些——阿

    姆斯特丹欣欣向荣、极尽奢华的全盛时期的成果——被一并煮沸、冷凝

    然后萃取进他的哲学思想。“自由主义”开始从阿姆斯特丹——以及诸多

    其他的发源地——一步步迈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因此，这本书讲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思想。阿姆斯特丹

    的历史属于我们所有人。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民主社会的人——不管我

    们身处哪一政治派别——全都是自由主义者，全都将自由主义视为我们

    生命的基本要素。

    但作为我们最宝贵的文化所有物之一的自由主义，也有被过度使

    用、贬低轻视或者挥霍浪费的可能。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精巧而易碎

    的东西。它包含着太多的事物——立宪政体、民主选举、宗教自由、公

    民权利、自由贸易——以至于我们认为它是永恒不变且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但自由主义思想是在一个真实的地方和确定的时间形成的，它就像

    火焰一样在不同的时代四处摇曳，随时有熄灭的可能。

    我在阿姆斯特丹老城南区的每周骑行，印证了詹姆斯·鲍德温的观察结论：“人们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下，而历史也镌刻在他们的身上。”弗

    里达·门科的人生经历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部分因为她从我们所面临

    过的对自由价值的最大公然威胁中幸存下来。其实，人们一度对希特勒

    的意图不甚了解，并因此给了他从中获利的机会(1935年，温斯顿·丘

    吉尔相信，“作为一个拥有重塑大德意志民族的荣誉与和平之心的人”，希特勒或许会“名垂青史”)。[11]

    最终，希特勒威胁的压迫性本质，反倒

    极大增强了人们对自由主义遗产的关注。而自由理念战胜极权主义的伟

    大胜利与凯旋，也塑造了我们当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战后时代，阿姆

    斯特丹在一种全新的、洋溢着自由理念——甚至可以说是在庆祝这些理

    念的成功——的氛围中迅速繁荣起来，成为20世纪晚期进步主义浪潮与

    全球贸易的中心。的确，195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这几十年，被视为阿姆

    斯特丹新的黄金时代。其间，阿姆斯特丹摆脱荷兰归正教会及其他一些

    保守组织，发展成为一座20世纪的自由主义之都。从同性恋权利到同性

    恋婚姻，从自由性爱到免费自行车，它成为新思想的实验室。

    我日常晨间骑行的另一条路线——把我的儿子带给他的摩洛哥裔荷

    兰看护人，感受她家庭所面临的困境——触及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遗产

    的另一面，以及对该遗产的另一种威胁。虽然纳粹对自由主义的威胁早

    已被清除，但这种威胁，这种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面临的威胁，却比极

    权主义要难应付得多。长久以来，多民族混合社会的构想一直是自由主

    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多元文化的概念——相信社会应该积极包容和支持

    文化结构中的少数群体——诞生于1970年代，而荷兰，尤其是阿姆斯特

    丹，率先将其付诸实践。这座城市不仅欢迎非西方的移民，还出钱让他

    们保持自己家乡的语言和传统。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它所导向的不是一种多民族融合的社会，而是众多虽紧挨在一起却老死

    不相往来的彼此隔绝的社区：恰恰是“社会”这一概念的反义。那么，在

    这个彼此间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我们该如何在与他人融为一体的同

    时，仍然设法保留我们所看重的东西呢？有关“包容”的争论与本书的主

    题密切相关：自由主义的地位现在究竟如何呢？它是如何被曲解和过度

    阐释的呢？我们是如何认定它是西方价值观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的呢？它

    的未来又会如何呢？

    这听起来或许更像是一篇政治论文中的内容，但我绝不希望它变成

    那样。自由主义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的根源，或者说部分根源，可

    以被定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我碰巧生活的这座城市。穿行在阿

    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有关过去的一切会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在阴沉灰暗的天空下，眼见海鸥斜着身子飞翔在一条中世纪运河之上，总不免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一种难以形容、既蜻蜓点水又重若万钧的忧伤

    之感。爬进前西印度公司仓库的阁楼，一种神秘的愉悦与满足感油然而

    生。阁楼里，凝固在时光中的古旧屋梁依旧散发着些许四个世纪前被码

    放在这里的烟叶留下的气味——一种将把我们带回塑造当今世界的英勇

    开拓与无尽冒险的气味。

    但自由主义最深的根源并不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而是应归结为个人

    自由以及由此而生的对每一人类个体重要性的看重。因此，这其实是一

    本关于“人”的书。其中一些人的故事——伦勃朗、斯宾诺莎、安妮·弗

    兰克——举世皆知。这些世界历史名人的生活围绕一个相同的主

    题：“自由”和阿姆斯特丹是他们的共通之处。而书中提到的另外一些人

    就没那么有名了。沃特·雅各布松、卡塔莉娜·特里科、海尔彻·迪尔克斯

    和弗里达·门科这些名字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生活同样与阿姆

    斯特丹及其自由主义密切相关。此外，似乎无可避免的是，从某种程度

    上说，本书其实也是在跟随一位逐渐称此地为家乡的美国作家的探寻脚

    步。2 治水难题

    1971年5月，太阳照耀在老区福尔防卫堤运河油腻的绿色水面上，这是中世纪阿姆斯特丹中心城区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奇奇·阿姆斯贝

    格，一名三十二岁、穿着喇叭裤和扎染上衣的荷兰公共广播电台记者，正同自己的丈夫一起沿运河散步。他们在一栋可以追溯到17世纪早期的

    华美四层砖石建筑前停下脚步。楼上的一间公寓正在招租。

    那无疑是一个自由的年代：一个表露感情、张扬个性的年代，从政

    府到个人莫不如此。从许多方面看，那也是一个被争取自由和过度自由

    的斗争所深深影响着的时代——一个处于1960年代自由运动余波之中的

    时代。贾妮斯·乔普林[12]

    和吉米·亨德里克斯[13]

    不久前双双离世。援引信

    息自由原则和社会权利法则，要求了解自己政府所作所为的《纽约时

    报》，正要刊登记录美军越战隐秘历史的五角大楼文件。美国及世界范

    围内的大学校园里，反战示威游行一浪高过一浪。

    1971年的阿姆斯特丹是两座城市。它的骨骼和内脏依旧属于战前时

    代：一个保守、信教(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属于工人阶级、最好

    只顾低头闷声过你的日子的地方。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还保留着第二次

    世界大战时期的原状，古老的运河屋几近废弃、无人居住。但与此同

    时，阿姆斯特丹受到战后年代自由狂热的独特冲击，奇奇·阿姆斯贝格

    被迷你裙、和平标志及反核集会所包围。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在阿姆

    斯特丹的希尔顿酒店举行“床上和平运动”时，该城在和平浪潮中的领军

    地位似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巩固。列侬的“床上和平运动”如此吸引

    奇奇和她的丈夫，以至于他们也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床上和平运动”。意

    在用非暴力手段挑衅政府的普罗沃(Provo)运动(一如英文单

    词“provoke”，意为“激怒，挑衅”)是和平浪潮的哲学中心。运动的参与

    者在其创办的杂志中勾勒的“普罗沃”人群的大致构成，让我们得以一窥

    活跃于阿姆斯特丹的非主流文化。杂志的创刊号中宣称，它是写给“无

    政府主义者、普罗沃们、垮掉的一代、广场者[14]

    、磨剪子的人、惯

    犯、柱上苦行者西蒙[15]

    、魔术师、和平主义者、假充内行者、哲学家、病毒携带者、女王的骑兵统帅、即兴表演者、素食主义者、工团主

    义者、妓女、纵火狂、圣诞老人、幼儿园教师以及秘密警察”的。[16]

    搬进公寓后不久，奇奇·阿姆斯贝格和她的戏剧教师丈夫尼克·布林

    克得知，房子是在待售而非招租。他们很不高兴，因为，他们刚刚在公

    寓的装修上砸进不少钱：安装暖气，仿效廉租房的建筑风格把厕所改建

    到厨房旁边，还给阁楼添了一扇通风窗。不动产经纪人建议他们买下这

    个地方，可他们却对此嗤之以鼻。“我们是左派分子，”她说，“我们反

    对当局和财产所有权。只有‘patsers’(这个词没法很好地翻译过来，但

    可近似理解为‘当权的混球们’)才会购买不动产。”[17]

    不过，再三考虑之后，他们认定，既然参与接管并重振该城的市中

    心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那么，和这里扯上一点关系也是合情合理的。

    况且，那时的不动产相当便宜，甚至仅凭他们微薄的工资，贷到的钱便

    足以买下较大的联建住宅(town house)以及与之相连的住着另一家人

    的较小的后楼(achterhuis)。

    奇奇在这栋建筑中度过了她的后半生。她的女儿在他们买房一年后

    出生。她投身反战示威，在政府计划爆破拆除大部分市中心建筑时加入

    抗议活动的队伍。她为建立城市绿化带而奋斗，并成功争得房前的一个

    小码头以及码头内沿运河放置的两个公园长椅的所有权。

    作为一名记者，她的报道涵盖阿姆斯特丹自由主义演进的全过程。

    有“白色自行车”实验：在市内添置一批没有任何限制规定、每个人都可

    以免费使用的公共自行车。还有“西红柿行动”(actie tomaat)：学生向

    正在表演戏剧的演员投掷西红柿，以这种方式号召他们编排上演一些与

    社会问题联系更加紧密的戏剧。奇奇开始采访美国和欧洲的妇女运动领

    袖(南希·弗雷迪、凯特·米利特、南希·乔多罗夫及其他妇女运动领

    袖)，并于1982年与他人合著了一本书，一经出版便在六个月的时间里

    一直占据荷兰非虚构类畅销书榜首——《关于爱与力量的思考》。那

    时，这本书撼动了(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至今依然撼动着)传统社会

    对妇女所扮演的角色的普遍观念。但与此同时，奇奇自己对爱与力量的

    看法，是导致她婚姻破裂的原因之一。

    随着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滚滚而去，市中心的中产阶级色彩日益

    浓厚。左派分子的自由主义之火渐渐熄灭，运河上随处可见一艘又一艘的私人游艇，不动产的价格也如火箭般迅速蹿升。奇奇开始出租她房子

    的下面两层。

    2008年，当我开始为本书的写作进行调查研究时，我成为她的房客

    之一。当时，我正在处理与妻子的离婚协议，而且她正打算带我们的两

    个女儿回到美国。这使我急于寻找一处过渡性住所，一个可以让我暂时

    容身并静心思考的地方。因此，虽然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奇奇家二楼

    房间的古老木质地板上踱来踱去，但我更多的是在为自己荒谬绝伦的人

    生长吁短叹，而不是在思考阿姆斯特丹的历史。不过，奇奇家的房间倒

    是一个很适合进行上述两项活动的地方。站在房间内，可以俯瞰阿姆斯

    特丹的运河；在客厅的窗户边随便拍一张照片，就能做成销路不错的明

    信片。窗外的景象包含构成这座城市独特魅力的多个经典元素：运河中

    缓缓流淌的河水，系在码头上的小船，对岸一排又一排倾斜的山形屋顶

    建筑，还有每天都能见到的几十辆锁在拱桥栏杆上的自行车。

    一天，当我开始研究一位名叫沃特·雅各布松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

    院长时发现，他是最早用荷兰语写日记的几个人之一，而且，他在日记

    中记述了阿姆斯特丹伟大崛起的关键时刻。[18]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雅各布松修士曾居住在圣阿格尼丝女修道院，而奇奇家的隔壁就是圣阿

    格尼丝教堂，也是那片可以追溯到1397年的宗教建筑群的仅存硕果。其

    实也并不完全是仅存的硕果：在其鼎盛时期，这座女修道院几乎占据了

    如今的整片街区，其中就包括奇奇家所在的这块土地。虽然女修道院在

    1578年之后被遣散，而奇奇家的房子始建于1620年，但树轮年代学的检

    测结果表明，她家一部分房梁所用的木材来自砍伐于16世纪初的树木，因此，它们很有可能是对女修道院建筑木料的回收再利用。[19]

    也就是

    说，我所意识到的是，雅各布松修士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就在我家隔壁。

    他曾经像我一样，从同一方向眺望窗外的同一条运河。奇奇曾在同一位

    置目睹20世纪后期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潮(与低谷)，而四百年前的雅各

    布松修士则亲历了自由主义的萌芽阶段，亲身感受了“自由主义”一词广

    阔而深远的含义。我租住的这个地方，是阿姆斯特丹——同时也是全世

    界——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的交会之处。

    这位修士目睹的城市崛起始于一个不祥的开端。他见到的恐怖场

    面，让他以为地狱的深渊马上就要张开巨口吞噬掉整座城市。不断加剧

    的混乱局面迫使他拿起羽毛笔记录下周遭的一切。他的日记具有非凡的

    意义，因为它是那个时代极为罕见的个人著作；它让我们得以从当事人的角度体会到，身处两个足以左右历史的构造板块间是怎样一种体验。

    多数情况下，这位修士只能感觉到恐惧。他不是土生土长的阿姆斯

    特丹人——事实上，他一个月之前才来到这里，一路上目睹了无数战争

    场面。五十岁的他大半生都在斯泰因的奥古斯丁会修道院里度过，附近

    是一座以生产奶酪而闻名的小城豪达。二十二年前，他成为该修道院的

    院长。长年担任院长之职以及他日记的行文风格都表明，他是一个尽职

    尽责且循规蹈矩的人——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有远见卓识的人，更非一个冒险家，尽管他的确是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他的日志看起

    来好像属于奥古斯丁会修士日常修行的一部分，记录的是他们冥想沉思

    期间对外界的观察和理解。

    战争——针锋相对的教派间的战争——的硝烟一个月前飘到豪达的

    上空。对天主教修会的成员们来说，这座小城已经不安全了，雅各布松

    不得不一路披荆斩棘来到阿姆斯特丹。在那儿，他得到女修道院修女们

    的庇护，并开始充当女修道院院长的助理。

    但破坏与骚乱也跟随他来到这座城市。新家之内，躺在房间里的雅

    各布松修士一连数日彻夜难眠。回响在耳边的不祥之音让他心惊胆战，虽然听上去像是远方传来的战鼓声，但那其实是大炮连续射击时发出的

    声音。透过窗户，他看见地平线上燃烧着的火焰。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不

    得不开始露宿街头；而随着冬季的一步步降临，他们中不断有人冻死。

    一位妇女被人发现冻死在一条水沟里，而她怀里的婴儿仍在吮吸她的乳

    房。“满耳所闻尽是抢劫、谋杀、纵火与绞刑。”雅各布松修士写道。他

    相信，最后审判的日子不远了。

    恐怖程度一再升级。年轻人整日混迹于各个帮派。人们被刀剑捅

    穿，被淹死，被砍头。抢劫者尤其喜欢对修士和修女下手：把他们剥光

    衣服赶到大街上，羞辱他们，折磨他们，杀掉他们。一名神父的尸体被

    人发现时，他的生殖器已经被强盗们割掉了。也许是在向他的天主教教

    友表示同情，抑或是在为他自己的哭号与尖叫辩白，修士写道：“谁又

    能不沦落到只得尖叫、哭泣与怒号的境地呢？”

    如果我们能攀升到一个距离1572年的圣阿格尼丝女修道院又高又远

    的地方，就能看到一群又一群蜂拥至雷胡利尔斯大门在绝望中逃离这座

    城市的平民，这是女修道院附近的阿姆斯特丹中世纪城门(城门的守备塔存续至今，并被一家装饰精美的商铺用于售卖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蓝

    陶)。若我们飞过城门来到城外，可见主路两侧的树木上悬挂的来回摇

    晃的尸体。更远处的田野中，四处抢劫的巡逻队让路给身着精良盔甲、排成密集队形、头戴与众不同的西班牙军队弧形头盔、肩扛长矛与火绳

    枪的士兵。

    进一步拉远视角，无数战事徐徐浮现在你的眼前，宛若一张战争游

    戏的地图。这是因为，1572年的欧洲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战场。荷兰省是

    各方地缘政治力量竞相角逐的焦点，而作为杠杆支点的阿姆斯特丹市，最终将把整个旧时代撬往崭新的未来。

    为了理解阿姆斯特丹支点作用的由来和雅各布松修士的恐惧(同时

    也是16世纪晚期阿姆斯特丹城内信仰天主教的居民的普遍恐惧)之原

    因，我们必须把时间再往前推一点。

    在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中，阿姆斯特丹无疑是较为年轻的一个。即

    便撇开罗穆路斯与雷穆斯不谈，考古发现也表明，罗马城的历史可以一

    直追溯到公元前900年在台伯河沿岸的山群中定居的牧民和农夫。雅典

    城惊人的悠久历史，则更是要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之前的远古时期。与之

    相反的是，地理位置偏远的阿姆斯特丹，不断打消人们在此定居的念

    头。到公元1100年左右，成功阻止海洋每年对海岸线的侵袭之后，才有

    几百个农民开始沿着满是沼泽的荒野边缘堆起土堤，将这里作为自己的

    家园。

    事实上，在迁徙漫游的过程中，早期人类的足迹踏遍我们如今称之

    为低地国家[20]

    这一地区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不从人类的角度观察，而

    是仅仅从地球自身的演进过程看，或许可以说，这个地区被造出来就是

    为了让欧洲的诸多河流有一个向海洋排水的地方，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今

    日的荷兰坐落在一个巨大的河流冲击三角洲上。三条欧洲北部流量最大

    的河流——莱茵河、默兹河(也叫马斯河)[21]

    以及斯海尔德河[22]

    ——

    从瑞士阿尔卑斯山上汹涌而下，流经德国平原，拐进法国北部和比利时

    境内的阿登森林[23]

    ，最终全部在阿姆斯特丹汇入海洋。排水是一个复

    杂的过程，这里的陆海分界线自然也就处于永无休止的挪移易变之中。

    从公元1000年左右开始，日后荷兰省所在地区的早期定居者们开始干预

    这一自然进程。浸过泥炭——本质上是海绵状的腐烂植物——的土地很

    适于耕种，只要这些泥炭能被清理干净。定居者们建起堤坝，阻挡涌入的海水，然后在泥炭沼泽中开辟沟渠，以便让其中的水汇入河流。该策

    略又进一步带来新的麻烦。因为，一旦泥炭丧失了其中的水分，它就会

    开始下沉。最终，泥炭层降到海平面以下，于是，土地又一次面临洪水

    的威胁，而这又需要更多的堤坝与抽水机。中世纪时期的荷兰省人——

    以及他们的邻居：南边的泽兰省与北边的弗里斯兰省——从此展开一场

    永不停息、延续至今的与大自然间的斗争。以上这些——水、水所带来

    的威胁与挑战、应对威胁与挑战的勇气、荒僻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人为

    应对这些情况而发展出的纷繁复杂的公共组织——解释了荷兰大部分历

    史，同时也为自由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荷兰作家马泰斯·范博克塞尔在一本别具一格、名为《愚痴百科全

    书》的著作中，阐述了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他所选择的书名清楚地表

    明他对荷兰人尴尬的历史境遇以及他们与水之间的斗争的定性。我并不

    完全认为“愚痴”是一个恰当的字眼，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及其他荷兰

    作家看来，荷兰与水斗争的历史促成一种注重团结协作的文化道德准

    则，建起一个强大到足以迫使(这种“迫使”十分耐人寻味)政府尊重并

    承诺保障个人价值的社会。

    不过，我不会止步于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荷兰——尤其是阿姆

    斯特丹——视为一面能够映射西方世界更广泛情况的镜子。我们全都在

    镜子中照出了自己的“愚痴”：我们竭耗资源，对环境问题应付了事、得

    过且过，使自己陷入一种高举个人主义大旗却又急需与他人团结协作的

    境地。其实，我们苦苦追求的个人自由，必须通过与他人间的携手共同

    努力才能获得。因此，在我们探寻自由主义的根基之际，时刻牢记这一

    行之有效的假设或许将大有裨益：个人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还是

    一种理想，不仅与极端的生存环境有关，更与看似同个人主义相矛盾的

    搭伙结伴的需要有关。

    公元1200年之后的某段时间，为了控制洪水，生活在两水体交界处

    ——一条河的河水在此汇入一个巨大的海湾，而这个海湾又连通着五十

    多英里外的北海——一块沼泽地上的定居者，在阿姆斯特尔河上修建了

    一座大坝。自此，这座大坝成为该城中心的永恒标志，并让该聚居区有

    了一个新的名字：阿姆斯特勒丹莫(Amstelredamme)[24]。

    偏居欧陆西北一隅，经受雨打风吹，忍受潮水侵袭，让这个地方长

    久以来注定只能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城镇中心，只有种植大麦和黑麦并用其烹制粥饭与面包的农民以及在沼泽地的水湾里捕捉狗鱼、鳗鱼和

    鲤鱼的渔民在此定居，而且，他们棚屋的稻草屋顶和黏土地板全都倾斜

    成某一角度，以便让雨水流走而不致形成水洼。即便以其他荷兰省份的

    标准，这里也比一处穷乡僻壤强不到哪去。部分原因在于，连通北海与

    德国及中欧的河流，让其他荷兰城市长期坐享得天独厚的重要战略价

    值。乌得勒支是荷兰的主教辖区，东边的奈梅亨和马斯特里赫特从罗马

    时代起就是人口稠密的中心地区。

    然而，1345年，一场奇迹般的转变突然降临到阿姆斯特丹。说它是

    奇迹绝对名副其实，因为，就在那年棕枝主日前的一个冰冷的星期二深

    夜，一件原本再寻常不过的事——一位只剩一口气的老人在家中静候死

    亡的降临——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吃下从圣礼中领来的圣

    餐之后不久，老人呕吐起来。在一旁服侍照料他的女人们大惑不解地看

    到，圣饼被他完整地吐了出来。她们把他的呕吐物扔进火里，因为这大

    概是她们能想到的最不渎神的处理方式。但是，瞧啊，圣饼并未燃烧。

    城内的神职人员把这块不可思议的薄饼带进教堂——看起来，这块具有

    超自然力量的薄饼，就像天主教徒对圣餐的理解一样，是基督身体的一

    部分——并对外宣布神迹的降临。人们在老人房子的所在之处建起一座

    宏伟的教堂，而且，虽然该教堂曾两度被烧为灰烬，但神奇的圣饼每次

    都从大火中幸存下来。“阿姆斯特丹的神迹”成为一桩非凡的中世纪奇

    事。[25]

    摊开一张公元1400年左右的典型欧洲地图，你或许会发现，一道道

    让人费解的蜿蜒曲线横穿各个国家和地区。不过，对那个时代的人来

    说，这些曲线反而是地图上最容易理解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看来，朝

    圣路线远比纬线和经线重要(更何况那时还没有经线这东西)。他们不

    知道游学旅行[26]

    为何物，更没有参观风景名胜或者在旅行中体验异国

    风情的想法。他们只想寻访圣地，寻求自身苦难的解脱，恳求上帝原谅

    他们所犯下的罪孽。威尔士崎岖的山丘上，遍布指引路人前往什鲁斯伯

    里和兰德尔费尔[27]

    的路标。坎特伯雷大教堂内，被杀害的圣徒托马斯·

    贝克特的圣骨匣无疑是英国朝圣者们的目标。人们相信，按规定路线步

    行至耶路撒冷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28]

    ，几乎可以免除一切罪

    孽。

    阿姆斯特丹的神迹使该城也出现在朝圣地图上。神迹成为宗教艺术

    的主题。事件的所有细节——穿袍子的老人把他胃里的东西吐进一个器皿里，护理他的妇女，围拢在火堆附近的天使，熠熠放光的圣饼——被

    一一呈现在油画、书籍和青铜器上。据说，治好某位显贵的病，让阿姆

    斯特丹的知名度攀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1489年，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

    安——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体弱多病的儿子，未来的神圣罗马帝国

    皇帝——以朝圣者的身份来到圣物盒跟前并获得治愈。

    成千上万人拖着病躯从欧陆各地蜂拥至此，经由一条被称为“圣

    路”的街道涌入这座城市。如今，这条街外围部分被称为欧弗图姆，是

    一条尘土飞扬、百老汇般的公路。公路两旁尽是些单调的商铺和租车行

    之类的建筑。不过，这条街最后一个街区依旧顶着“圣路”的头衔，尽管

    林立在街道两侧的建筑除了珠宝店就是名牌鞋店，毫无任何宗教神圣性

    可言。朝圣者们向左拐进牛犊街(它的名字保存着对曾经设立在此的牛

    类交易市场的记忆；如今，它是该城的中央商业步行街)，然后在收藏

    防火圣饼的圣祠跟前停下脚步。历史总是充满奇异的波折：受现代社会

    否定虚幻之物风气的影响，曾是欧洲最神圣地点之一的圣饼神迹发生

    地，如今是一个俗套至极、名叫阿姆斯特丹地牢的吸客景点；而朝圣之

    路本身却在19世纪末期重新开放(1578年，阿姆斯特丹正式改宗加尔文

    教之后，属于天主教的圣饼朝圣之路遭到废止)。现在，每年3月，数

    千虔诚的荷兰天主教徒总要举行持续一整夜、环绕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

    宗教游行活动。

    在神迹的帮助下，阿姆斯特丹不断发展壮大。为了控制处于恒久挪

    移易变之中的水，人们开始挖掘城内的第一条运河，把汹涌而来的水引

    入可供通行的航道，将威胁转变为优势。规模依旧小得可怜的阿姆斯特

    丹，在水坝与堤防的阻挡下，被令人生畏的海洋所束缚和包围。宗教界

    的专业人士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1369年，城内的一座可以追溯到1306

    年的原本毫不起眼的教堂，被重建为一座阔气十足、有三条甬道的哥特

    式风格建筑，并被命名为圣尼古拉大教堂。仅仅四十年之后，迫于持续

    膨胀的人口及宗教游客的压力，市中心的大坝附近建起另一座教区教

    堂。实事求是的荷兰人将其命名为新教堂。自此，圣尼古拉大教堂也被

    人们称为老教堂(如今，“老教堂”早已成为它的正式称谓)。

    而这仅仅是一切的开始。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确认为神迹发生地就

    意味着淘金热般的吸引力。形形色色的宗教界专业人士纷纷涌入阿姆斯

    特丹。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城内至少有十九座修道院和女修道

    院“挂牌营业”，城墙外的近郊还建起另外两座修道院。几位修道会的追随者立下保持沉默的誓言，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狭窄的街道——两

    旁林立着高耸的、山形屋顶的木制住宅——回荡着背后中伤和阴谋策划

    的声音。圣所——盖在神迹发生地上的圣祠——变成一个自行其是的权

    力中心和一个蓬勃发展的宗教饰品交易场所(城内各地都可以挖到最早

    可以追溯到1400年的宗教徽章，徽章上描绘了妇女们你争我抢地把圣饼

    从火堆里拿出来的场面或者两个在火堆上方祈祷的天使)。这招致两座

    教区教堂的嫉妒与愤恨。与此同时，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都是微型的自治

    区，被高墙隔离于城市其他部分之外。它们经常为争取出手阔绰的赞助

    人而激烈竞争。它们的存在打破了两座教区教堂对神圣的宗教事务的垄

    断。于是，两教堂要求其他宗教机构必须按时向其缴纳年金，否则不允

    许它们提供弥撒、告解抑或在机构内开设墓地。[29]

    修道院、女修道院和教堂紧挨在一起，修士、修女、神父和忏悔者

    是中世纪阿姆斯特丹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不同的修道会与宗教机构间

    不时爆发冲突，但更大的矛盾其实存在于全体宗教人士与反对教会侵占

    运河两岸的大片土地的普通居民之间。

    如今，阿姆斯特丹最古老的部分——奇奇·阿姆斯贝格家所在的城

    区：人口稠密、建筑低矮、高墙环伺的阿姆斯特丹中心的中心——对一

    波波汹涌而来的虔诚天主教徒的记忆，主要保留在城区内的街名与路名

    之中(修士街，主祷文巷，一条名为“无尽祷告”的小路)，但因为它们

    碰巧都位于红灯区之内，所以常常给人一种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感

    觉。此外，血街(Blood Street)中的“血”指的不是街头犯罪，而是耶稣

    的圣血。我相信，来此消费橱窗妓女的嫖客，基本不会意识到(或者在

    乎)这条名为“跛路”的小巷，其实指的是沿这条路朝圣的跛脚信徒。他

    们的心中充满希望、绝望与祈祷；或许可以说，他们来此追寻的是另一

    种超验感。

    与此同时，与宗教崇拜的兴盛比肩而行的另一项产业，为城市的发

    展做出同等重要的贡献，甚至可以说，与宗教信仰相比，它在阿姆斯特

    丹形成其当今文化的过程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总的来说，荷兰

    菜肴的惨淡口碑的确名副其实，但如果拜访阿姆斯特丹的游客让我说出

    我所能想到的品尝传统荷兰菜的最好地方，那么，我会带他或她到至今

    依旧相当普遍的街头小摊，品尝一种通常要加洋葱和甜味泡菜的荷兰主

    要物产。阿姆斯特丹的神迹出现之前，荷兰渔民来往穿梭于海岸附近的

    水域，捕捞肥美、油腻、口味浓烈的鲱属大西洋鲱种鱼类——也就是鲱鱼——已经有几个世纪的时间了。捕到鲱鱼后，它们被迅速拖上岸、去

    除内脏并用盐腌渍保存。在北欧各地，捕鲱是一项相当普遍的营生，因

    此，鲱鱼交易绝非荷兰一家独大，而且，荷兰人还一度是瑞典鲱鱼的忠

    实买家。

    但大概在阿姆斯特丹防火圣饼神迹降临前后，荷兰渔民研发的一项

    革新，不仅将改变整个欧洲的面貌，还将在阿姆斯特丹的崛起过程中扮

    演尤为重要的角色。这是一项微不足道、纯属细枝末节的革新，而且，它很可能是一个意外发现。鲱鱼一类的鱼的胃部有一种类似袋子的东西

    被称为幽门盲囊，其中含有帮助鱼类进行消化的酶。如果不将鱼的内脏

    全部取出，而是将幽门盲囊及胰腺与盐水混合，可以大大增加鲱鱼的保

    存时间，而且还有提升风味的额外好处。

    这项发现让荷兰的渔民们有能力(至少是理论上有能力)离开海岸

    附近的水域，驶向冰冷、风高浪急、起伏不定的北海深处。[30]

    北海的

    正中央附近，有一处名为多格浅滩的相对较浅的宽阔海域。这是一个捕

    鱼的好地方，因为，大群健壮结实、通体银白的鲱鱼常在此处游弋。

    但要航行到这么远的地方，需要一种全新的渔船。1416年，位于阿

    姆斯特丹北部的霍伦城内的渔船制造商，研发出一种船身较长、两侧隆

    起、矮胖结实、舱室较多、非常适于远洋航行的大船。此外，这种改进

    后的船让渔民们得以在船上“gibbing”(掏出鲱鱼的内脏并进行腌制)。

    由是，双桅捕鲱渔船——本质上是一座能够在摇晃的海面上穿行的小型

    工厂——应运而生。与捕到鱼就必须马上返航，接着又必须在迅速处理

    后再次出航的近岸渔船不同，这些双桅渔船能在海上待五周甚至更长时

    间，不停地捕鱼，掏脏腌制，然后再捕鱼。返航时，船舱内堆满一桶又

    一桶马上就能拉到集市上售卖的能保存一年之久的腌制——更确切地

    说，是“淡腌过的”，或者用伊丽莎白时期的术语说，“soused”——鲱

    鱼。此外，用这种方法腌制的鱼比用旧方法腌制的鱼要好吃得多。

    不出几十年，荷兰人就垄断了整个鲱鱼市场。他们将成吨的鲱鱼运

    往波兰、法国，还沿莱茵河而上将其运往德国，甚至远在俄罗斯的人也

    能买到他们的鲱鱼。荷兰艺术家在蚀刻画中描绘戴着王冠的鲱鱼，还在

    旁边写上一句“我们至高无上的鲱鱼”。

    鲱鱼行业的格局之所以发生转变，靠的是不同人群间极不寻常的高水平合作。在阿姆斯特丹，几个世纪之久的水利管理传统，对该城鲱鱼

    产业的发展极为有利。修建堤坝和开凿运河都是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只

    有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才会有参与其中的

    意愿。只需父子二人，再加上不多的几个人的帮助，就能在岸边捕鱼，但航向深海则意味着资本的前期投入与复杂的支柱性产业的建立。渔船

    比过去要大得多，船上还配有数组专业工作人员：海员、负责去除内脏

    的工人(一组熟练的掏脏工一小时之内可以处理两千条鲱鱼)、包装

    工、指挥官。[31]

    捕鲱船队满载让人眼馋的价值连城的货物，因此，海

    军的防御性护航必不可少。渔船用品杂货商必须提供亚麻布、大麻、焦

    油、动物油、渔网、桶、盐及其他产品。

    为保证上述工作的顺利进行，鲱鱼商人把当地政府也拉了进来。政

    府派遣战舰保护捕鲱船队，久而久之，还为捕捞、处理和销售鲱鱼等方

    方面面的内容制定规章制度。这些举措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让产

    品保持较高的质量。当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入荷兰省的时候，省政府要求

    鲱鱼必须被放进规定大小、由指定经销商生产的木桶之中。桶身上的标

    记表明，它们不仅是来自荷兰的货品，更是著名的荷兰省鲱鱼——这也

    是最早同时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品牌创建。

    当这项产业的发展接近顶峰的时候，荷兰省的渔民们每年要捕捞大

    约两亿条鲱鱼。[32]

    新财富也流入了阿姆斯特丹。鲱鱼产业的统治地位

    为其他产业的成功铺平了道路。为了建造捕鲱所需的双桅渔船，阿姆斯

    特丹政府从德国买来上好的木材，并将其加工成厚木板。城内锯木工

    (以及后来的锯木风车：在离城不远的奥特海斯特，一名农民获得一项

    曲轴专利，该曲轴能把风车的圆周运动转化为锯片的前后运动)的生产

    效率非常高，以至于英国方兴未艾的造船企业也从阿姆斯特丹及其周边

    地区购买加工过的木材。与此同时，该城自身造船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

    大，生产大型海船以及能够在河道地区自由航行的小型驳船。相应地，城内的批发商也变成老练的国际贸易商；他们花大价钱打听发生在遥远

    地区、可能带来商机的重大事件，并据此调整他们的货物配比。南欧粮

    食歉收的时候，城内的船队就暂停鲱鱼生意，到波罗的海的但泽港大量

    购入黑麦和小麦，再向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饥民们售卖这些波兰谷物。同

    样地，船队还把法国的葡萄酒卖到波罗的海地区，购入德国啤酒供荷兰

    本地人消费。

    一直以来，荷兰的商人们全都瞪大眼睛仔细搜寻新的商机。当他们发现油菜籽、大麻籽和钾碱——制造肥皂所需的主要原料——都能在他

    们需要频繁光顾的波罗的海港口很便宜地买到时，立刻把这些未经加工

    的原料大量运回家乡，并据此创立另一项产业。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两岸

    一度有二十一家肥皂制造厂，而且，品牌效应再度成为市场营销的一部

    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阿姆斯特丹独一无二的“绿肥皂”一直在欧洲享

    有盛名。据我们所知，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伊丽莎白一世都喜欢用这个

    牌子的肥皂。

    在所谓的南尼德兰(今比利时)地区，安特卫普、根特和布吕赫等

    城缀满来自欧洲各地的闪闪发光的珠宝，垄断香料和珍贵织物的成品贸

    易，城内的杰出艺术家——从扬·范艾克到希罗尼穆斯·博斯——对文艺

    复兴的贡献堪比意大利艺术大师；而阿姆斯特丹开始出落成一座像样的

    城市，全凭其在粗加工市场的崭露头角。日后，艾河(the IJ)——阿姆

    斯特丹最重要的内河港口(“IJ”不是拼写错误：该荷兰音节的发音有点

    像“欸”)——最著名的特点，是一片片“桅杆的森林”，因为，捕鲱双桅

    渔船、轻快帆船[33]

    、博伊尔式帆船[34]

    、福禄特帆船[35]

    、弗利船[36]

    以及

    其他为大宗远洋运输提供不同选择的船只全都在城墙附近下锚停泊，征

    募船员、购买补给，为航向起伏不定的北海做好准备。

    滚滚而至的不仅有财富，更有远道而来的海员和商人。他们预示着

    阿姆斯特丹未来的面貌：一个操持不同语言的不同背景之人的会聚之

    地。初具都市雏形的地方，总少不了豪华奢侈与富丽堂皇，少不了售卖

    精美货物的集市、父母对子女的娇纵乃至溺爱、寻常人家用来装饰自家

    墙壁的被几世纪以后的人视为人类艺术瑰宝的画作，然而，中世纪晚期

    的阿姆斯特丹仍旧像一间屋顶上缭绕着由开放式壁炉发出的刺鼻浓烟的

    木制毛坯房。

    1500年前后，欧洲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米开朗琪罗正要雕刻他的大

    卫像，哥白尼正要认真对待天文学问题，此时的阿姆斯特丹不仅是一个

    繁忙活跃的航运中心，更是一座极度天主教化的欧洲城市：一处坚定不

    移的天主教圣所，一座遍布鱼类内脏、教堂熏香、底舱污水、焦油、粪

    便、窄巷、斜雨和酸啤酒，挤满骂不绝口的海员和诡计多端的修道院院

    长的城镇。该城的两大产业——宗教产业与捕鲱(商贸)产业——像一

    对欢喜冤家，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既相互冲突，又在冲突中相互促

    进，让这座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因汗水、纠纷和活力而不住战栗。他是一个聪明的男孩，一个人在世上踽踽独行。他出生在阿姆斯特

    丹以南四十英里处的一个地方。如果有人想编造一个日后将促成天主教

    会的大分裂，进而左右基督教与整个西方世界历史进程的虚构人物，那

    么比照并借鉴这个小男孩出生与成长的情况无疑将大有裨益。小男孩的

    父亲是一名神父，母亲是一名当地医生的女儿。小男孩是一个私生子

    ——一个他不得不尽力忍受的秘密与耻辱。不久，瘟疫肆虐，男孩的父

    母相继病逝。此后，他被送进当地的修道院，由修士们代为抚养。[37]

    虽然无法确知男孩在修道院内究竟遭遇过何种虐待与折磨，但经由他日

    后的生动描述，我们还是可以略窥一二：修士们“每天都用鞭子将一个

    个男孩抽打致死”，与他们营造出的恐怖堕落氛围相比，“发生在妓院内

    的罪孽根本不值一提”。[38]

    这无疑解释了他对天主教修士的终生仇恨，同时也预示了摧枯拉朽、势不可当、回荡至今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呼之欲

    出。

    史书称他为“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虽然他只在鹿特丹度过了人生最

    初的四年。出人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之后，前文提到的日记作者沃特·

    雅各布松成为曾经抚养过伊拉斯谟的修道院的院长。不过，与雅各布松

    修士不同，伊拉斯谟一有机会便赶紧逃离修道院的幽闭生活，游学法

    国、意大利和英国，成为文艺复兴教会内用拉丁语写作的伟大文体家 [39]。不过，他的名望并非来自他所创建的文体，而是来自某些更实际

    的东西。虽然他一生都是一个恭顺的天主教徒，但他从未停止对天主教

    会组织结构的批判与抨击，并坚称基督教的本质既不在于圣礼仪式，也

    不在于梵蒂冈的权力乃至教皇本人，而是在于每一个人：在于对《圣

    经》文本的研读与感悟。

    他所倡导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一种学术性的、坦诚的、个人的追

    求信仰的方式——在他的家乡引起巨大的轰动。不管是那时还是现在，荷兰人都是一群讲求实际、不说废话的人——这些特质，在荷兰作家的

    眼中，与他们必须时常与水打交道有关，还与他们所在社会的运作方式

    有关：与欧洲其他地区盛行的中世纪统治模式——贵族统治下的采邑与

    农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荷兰，为了靠自身的力量把该做的事情

    做好，一种广泛的个人间的相互合作必不可少。这种务实求真、脚踏实

    地风格的例子在荷兰历史上俯拾即是。17世纪时，一位法国海军将领造

    访一位荷兰船长时吃惊地发现，后者正在打扫自己的住处。我经常在本

    地的超级市场里碰见阿姆斯特丹的市长——这可不是什么假惺惺的亲民

    作秀(荷兰市长来自直接任命而非民主选举)，而是他的日常家庭购物。这种行事风格部分证明，伊拉斯谟的著作在欧洲声名鹊起之际，荷

    兰人对他和他的著作早已有很深的理解与体会：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

    的观点自然能得到他们的响应与认同。伊拉斯谟对教会用“宗教仪式的

    迷信”钳制人民的做法深恶痛绝。[40]

    他谴责赎罪券交易——天主教神职

    人员卖给将死之人的一种保险单之类的东西，并信誓旦旦地骗他们说，有了这些，他们生前所犯下的一切罪孽都将在死后获得宽恕。他还质疑

    教会生活的根本架构——宗教艺术、神父的祭衣以及富丽堂皇的教区总

    教堂——因为，它们让教会有无数盘剥搜刮普通信众财产的借口，有无

    数以其意志束缚他们思想的理由。[41]

    最震撼荷兰基督徒的是伊拉斯谟对个体人类理性应用的关注。荷兰

    人是一项新技术的最早使用者之一：书籍的印刷被证明是提升个人对人

    类理性关注的理想工具。伊拉斯谟著作的荷兰语版——他翻译的《新约

    全书》以及他撰写的《基督精兵手册》(他在书中痛斥掩盖在虔诚之下

    的愚昧无知，号召基督徒们在试图用自己的灵魂接近天主的同时，也要

    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成为阿姆斯特丹、莱顿、安特卫普

    及其他城市书店中的抢手货，而且，荷兰学校以此为基础全面更新课程

    的设置与安排。

    伊拉斯谟用一个特殊的术语称呼这种新的学习方式：他管它叫“通

    识教育”。[42]

    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更大的目的，只是希望将其作为修正

    教会内部问题的一种手段。但其他人并不这么想。1517年，德国修士马

    丁·路德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城内诸圣教堂的大门

    上。他所掀起的浪潮滚滚西去，迎面撞上四百多英里外阿姆斯特丹城的

    中世纪城墙。那是一个主教为妓院颁布商业许可(并借此收取岁入)、公开承认自己有私生子的时代，他们恬不知耻地操纵权力，让教皇西克

    斯图斯四世指派一名八十岁的老人担任里斯本的主教。作为天主教信仰

    主要中心之一的阿姆斯特丹，也同伊拉斯谟所谴责的其他城市一样，沉

    浸在教会的恣意妄为与贪污腐败之中。城内“禁欲”的神父们几乎人人都

    拥有情妇。无论是城东的加尔都西教团[43]

    修道院，还是南城墙外的律

    修会修士们的总部，都有先“捐”够钱才准许年轻见习修士加入的规定。

    想攫取更大的权力就必须花钱购买更高的职位，因此，长久以来，修道

    院的领导职务一直被从事贸易与航海的富商巨贾之家的子弟所霸占。在

    攫取宗教机构内部权力的同时，一个个自带薪水的官衔也开始被他们收

    入囊中。身兼数职之后，数不清的政务工作必然让人分身乏术，但他们

    自有办法：一位宗教机构的领袖可以把自己担任的官职以较低的薪水转包给别人。

    同其他欧洲人一样，阿姆斯特丹人也受够了这些肮脏的行径。如果

    伊拉斯谟，这位开启民智的伟大荷兰神学家，不愿一步到位，斩断与罗

    马教廷的联系，那么，他的德国同事十分乐意代劳。大批荷兰基督徒准

    备同路德一道脱离天主教会的控制。这一切全都发生在几年之内。伊拉

    斯谟惊恐地看到，人们抛弃教会，宣称他们不仅是路德的追随者，还是

    伊拉斯谟的追随者。他依然忠于自己的信仰，却难以忍受荷兰多德雷赫

    特市官方天主教机构对他的冷嘲热讽。该机构曾生动地将这两位神学家

    相提并论：“路德是一个传播瘟疫的害虫，但伊拉斯谟比他更甚，因

    为，路德吮吸的毒药是从伊拉斯谟的奶头里流出来的。”[44]

    同伊拉斯谟一样，路德的呼吁对象也是普通的基督徒。他们无须通

    过教会——神父和圣礼——来理解圣言。圣言在《圣经》里，人人皆可

    阅读。印刷而成的书已经存在将近七十五年了，而且，它正日益成为普

    通民众借以表达愤怒、重新指引精神诉求的媒介。两位阿姆斯特丹印刷

    商，约翰尼斯·佩尔特和杜恩·彼得松，开始出版路德的作品并将《新约

    全书》翻译为荷兰语。[45]

    教会迅速出手镇压这些挑战其权威的行为。1521年，路德被革出教

    门。同一年，荷兰省官方教会发布如下声明：“不准阅读、销售或以其

    他方式接触某位名叫路德的修士写的书，因为里面净是些宗教异端邪

    说。”[46]

    1525年11月18日，一名信使给阿姆斯特丹城的领导者带来上级

    的指示，要求他们烧掉当地印刷商杜恩·彼得松出版的全部书籍，尤其

    是“圣保罗书信之类的书”。[47]

    当另一位信使出现在城里的时候，一定掀起了不小的轰动。这位代

    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的信使趾高气扬地宣布：“合法统治这些地区

    的皇帝陛下下令，所有印刷商和出版社印制任何书籍之前，必须先经过

    城镇治安官和市长对它的检查与审批。”[48]

    城内的气氛与局面极不稳

    定，人们躁动不安，如节庆般喧闹，充满奇异的旺盛精力。一些人的朋

    友和邻居开始干起之前不仅没人听说过，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极不寻

    常、惊天动地的大事：反抗作为他们生命和社会根基的天主教信仰。历

    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认为，发生在荷兰省的一切，必须放到其所处

    的历史大背景中来看待：“一个社会，以这样大的规模，从自己所处的

    宗教文化中抽离出来，不管是在之前还是在当时都完全没有先例。”[49]天主教会是他们道德规范的制定者，不仅如此，从怎么生小孩到怎么埋

    尸体，一切行为准则也都是天主教会说了算。那么，另外那些不把天主

    教当回事的普通阿姆斯特丹人是怎么做和怎么说的呢？

    奇异的举动。听起来有些愚蠢的话。某天，一个名叫扬·胡森斯的

    梳毛工具制造商(生产纺织工场所需的梳毛工具的人)大声质问道：如

    果圣母马利亚真的有那么神圣，是不是就意味着她骑过的驴子也是一头

    圣驴。老教堂外举行宗教游行的时候，一个名叫雅各布·克拉松的面包

    师站在游行队伍面前，挡住他们的去路。一个名叫扬·艾斯布兰特松的

    鞋匠打断弥撒礼，在神父布道期间站起来喊道：“我要回家!我已经听

    够这些圣言的蛊惑了。”某个名叫希勒布兰德·范兹沃的人发表了他对圣

    饼的看法：不过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包”——在天主教徒们看来，圣

    礼中使用的圣饼不仅代表，而且的确就是基督的血肉；日后，对圣饼的

    定义也成为新教与天主教的主要分歧之一。一个名叫彼得·维特亨的男

    人将圣母马利亚与城里的一个疯婆子伊萜相提并论。[50]

    面对神圣罗马帝国下达的粉碎异见言论书籍的命令，阿姆斯特丹当

    局的反应表明，即便在当时，该城看待其自身的方式也已与今日的阿姆

    斯特丹有诸多相似之处。好的，我们当然会照你说的去办，解决掉这些

    宗教异端邪说，该城的市长们(当时，该城的当家人是一个由四位市长

    组成的领导小组)信誓旦旦地对他们的上级保证说。于是，城内的执法

    官(其权责等同于城镇治安官加检察官)，一个名叫扬·海伯特松的

    人，围捕了一个由八名成员组成的参加路德派宗教仪式的团体，并判处

    他们：手持点燃的蜡烛走在天主教宗教游行的队伍里。其他在反抗天主

    教会的活动中表现得尤其出格的人则被判处一个月的监禁。一个喝醉之

    后说了些有关圣餐的下流话的人，被勒令爬回他说这些话的酒馆并恳求

    店主的宽恕。短语“轻描淡写的象征性惩罚”(slap on the wrist)被创造

    出来或许就是为了形容这座天主教城市的当局对新教异见者的“严厉镇

    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在1523年的布鲁塞尔，两名奥古斯丁派修士因为相信路德的教导，认为教会不具有上帝才拥有

    的赦免罪孽的权力，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他们仅仅是长长的新教殉道

    者名单中的头两个。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阿姆斯特丹城内傲慢无礼

    的路德派教徒所受的惩处甚至还比不上对这些傲慢无礼者出言过于不逊

    的天主教徒所受的苛罚。一个名叫玛里克·迈因奥厄的妇女对聚集在天

    主教礼拜仪式中的路德派教徒小题大做地哭喊道：“异教徒!异教

    徒!”之后，她因扰乱公共秩序被判处一年的监禁。为什么阿姆斯特丹如此宽宏大量地处置这些传播外来新思想的人？

    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它是一座以贸易为生的城市。这意味着它不仅

    要习惯一切外来事物——外国人的口音、口味与信仰——更意味着该城

    的领导者不希望因禁止非主流思想的流入而扰乱商贸往来。但这并不是

    答案的全部。充斥着外国人与外来思想的欧洲贸易中心绝不止阿姆斯特

    丹一城，但阿姆斯特丹的异乎寻常之处在于，该城胆大妄为的市领导可

    以“厚颜无耻”地向上级长官做出阳奉阴违的惩处异端思想的象征性承

    诺，然后继续容忍街巷中发生的各式各样的非主流行为——包括直接顶

    撞教会和修道院权威的行为。

    若想理解阿姆斯特丹的市领导为什么宁愿踏上这样一条险象环生的

    纵容之路，必须先对权力关系网中某些更强大的势力有所了解。当时，荷兰省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后者在其鼎盛时期几乎囊括了整个

    中欧地区，东至法国，西抵波兰，南及托斯卡纳。正如它名字所暗示的

    那样，它的“血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它的终极合法性源于天

    主教信仰，尽管伏尔泰对此有一句几乎直中要害的著名妙语，说神圣罗

    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罗马城从来都不是其版图的一

    部分，而且，帝国的皇帝们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向梵蒂冈发难。尽管如

    此，鉴于天主教会内部的诸多部门——教皇和教区主教、隐修会、孤儿

    院以及济贫院之类组织——拥有凌驾于从农民到王公贵族的一切人之上

    的巨大权力，一代又一代的帝国皇帝深知，他们自身权力中相当大的一

    部分源于对天主教的依附赋予他们的合法性与归属感。也就是说，皇帝

    是一个天主教军阀，将天主教信条作为一股帮助其掌控并扩大自身权势

    的力量。

    长久以来，荷兰诸省一直是帝国中较为自鸣得意、目中无人的一部

    分。荷兰人没有国家认同感之类的观念，没有“我是荷兰人”的感觉，而

    是从属于他们各自的省份，把自己看作荷兰人、泽兰人或者弗里斯兰

    人。他们虔信宗教，努力工作；帝国为他们提供保护，作为交换，维持

    帝国运转所需的赋税，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上交的。

    不过，从另外一种角度看，低地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让他们注定

    会走上一条与欧洲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差异最终将导

    致暴力冲突的发生和世界历史的激变动荡。自上而下的社会结构——或

    者叫采邑制度——是奠定中世纪欧洲形态的基本要素之一。领主看管和

    照料他的采邑与农民，农民在领主的土地上干活，并通过劳动或者上交农产品抵偿田租。领主为他的农民提供庇护，并充当他们的法院，因

    此，领主的采邑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政治单位。而领主本身，则要向更高

    级的领主和教会宣誓效忠。[51]

    一如其几乎每一个异乎寻常之处，采邑制在荷兰诸省的例外同样与

    水有关。这里的土地是从海洋或者沼泽的手中夺来的，因此，不管是教

    会还是贵族都没法宣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土地是定居者们共同

    创造的(荷兰谚语“上帝创造大地，但荷兰人才是荷兰的创造者”正由此

    而来)。他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个治水委员会，负责一项复杂、永无

    休止的任务：维护圩田(堤围泽地)、大坝、堤坝和水车，把水挡在海

    湾里。时至今日，这些治水委员会依然是荷兰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荷兰的文化，尤其是使荷兰人之为荷兰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的奇异结合，产生无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可以买卖自己所拥有的一块块土地。许多阿姆

    斯特丹人的土地就在城外，他们既可以亲自在上面耕种，也可以转租他

    人赚取外快。该体制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面向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所

    有人，有钱投资地产即可参与其中。在欧洲其他地区，土地均由贵族

    和或教会所掌管，但在荷兰省，在1500年前后，只有5%的土地归贵族

    所有，而农民阶级则享有45%的土地。[52]

    虽然难以据此推导出明显的因果结论，但这种土地分配情况或许意

    味着，普通荷兰人采取点头哈腰的恭顺姿态的可能性远远低于其他地区

    被迫干这干那的农奴与农民。荷兰人互相交纳田租或者买卖地产，而不

    是向领主宣誓效忠。或许这样的措辞能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两者间的差

    异：荷兰人身处的是某种原始现代社会。当然(套用鲍勃·迪伦的歌

    词)，“人人都得为某人服务”，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很大程度上说，16

    世纪的荷兰人是他们自己的主人。

    伊拉斯谟研究以“自由的”人道主义变革天主教信条的方式时，这种

    独立性或许在他的思想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而且，荷兰人能够迅速接

    受这一变革，并最终开启宗教改革的进程，无疑与这种独立性有关。一

    个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天主教借以进行统治的主流社会结构之外的人，有朝一日变成最渴望脱离天主教教义的人，绝不是什么巧合。

    以上所有这些在阿姆斯特丹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缺乏效忠君主的历史与强调独立思考能力的神学理论共同作用于这座活跃的贸易城市——

    也可以说是一座靠差异性赚钱的城市——的时候，结果就是独一无二的

    包容文化的孕育与形成。

    荷兰人的包容理念——不仅对世界历史具有无比广泛的影响，还为

    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杰斐逊等人的思想增光添彩——一个世纪之后才达

    到顶峰，但即便在此时，我们也能确切地指出包容理念中的某个不为多

    数人所理解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上看，阿姆斯特丹16世纪的政策，其

    实同今日荷兰的“gedogen”理念，或者说是对非法行为的容忍，有诸多

    相似之处。“gedogen”一词的最新应用不仅表明该词拥有漫长深远的历

    史，更表明“包容”概念的多层次性：比如，售卖大麻的“咖啡店”店主与

    其他商铺的店主一样，必须先申请许可，还必须缴纳赋税，即便他们售

    卖的是严格意义上说属于非法的产品。

    因此，在阿姆斯特丹，1520年代及其后的很长时间里，“包容”一词

    并未被赋予20世纪才有的更为宽泛的意义。那时的它并不是“赞颂多样

    性”的同义词，而是与“隐忍迁就”相去不远，是一种诞生于必要性和实

    用性之中的概念。美国人尤其倾向于把它同某些理想主义概念联系起来

    ——假定它们的本质中有一种哲学方面的宏大内涵：“我们认为下述真

    理是不言而喻的……”的确，随着宽容理念的发展，它将被更多地用在

    道德考量上，并在教堂布道坛上被标榜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其根源于阿姆斯特丹的最初含义与此并不相同。

    阿姆斯特丹的包容理念引来无数追寻我们如今称之为“另类生活方

    式”的人，而且，这种情况还将在日后的历史中反复上演。1960年代和

    1970年代，阿姆斯特丹成为嬉皮士、怪人、擅占空屋者、女权主义者、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以及反主流文化环境的激进分子们的港湾；与之类似

    的是，路德宣言发表的随后几年中——这段时间里，对基督教的自由随

    意重塑正在全欧洲上演，各种宗教派别纷纷登台亮相，有反对制造圣像

    的，有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发动战争的(并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奋斗至

    死)，有否定任何形式的教会组织的，还有宣讲人类的心灵要比《圣

    经》更加至高无上的——阿姆斯特丹如磁石般引来欧洲各地的宗教异见

    分子。后来，这些教派中的多数皆因太具异国情调或者异端裁判所的镇

    压而消亡。不过，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它们风光无限，而阿姆斯特

    丹也脱颖而出，成为16世纪反传统文化实验的中心。该城的非官方宽容政策当然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位于布鲁塞尔的

    神圣罗马帝国宫廷对它越来越看不顺眼，因为，它让阿姆斯特丹变成反

    王权与反教权思想滋生的温床。此外，随着脱离天主教的教派数量成倍

    攀升，城内的秩序开始分崩瓦解。阿姆斯特丹的繁荣不仅依靠与外国人

    之间的贸易，更依靠准许但妥善管控外来或者异乎寻常思想的表达，因

    此，对不仅是官员更是商人的市政领导们来说，秩序的瓦解无疑是他们

    所不能容忍的。

    当局态度的转变始于1534年3月的一个中午。当时，阿姆斯特丹的

    居民们惊愕地看到，五个赤条条的男人一边沿着街道阔步行进，一边

    (全然根据他们自己的逻辑)宣称：上帝保佑城市的右半部份，诅咒城

    市的左半部分。治安官海伯特松以典型的“象征性惩罚”手段处理这个问

    题：他敲开几家人的房门，把几个人的脑袋撞在一起，然后便轻易地相

    信这些新出现的胡言乱语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但它们并没有消失——消失的反倒是海伯特松自己。阿姆斯特丹的

    天主教上主们——位于海牙的荷兰省政府以及位于布鲁塞尔的帝国权力

    中心——比该城元老的眼界要开阔深远得多。他们看到，伊拉斯谟与路

    德埋下的种子，正在以一种让人无所适从的方式增殖、蔓延并横扫整个

    欧洲大陆。海伯特松及其他市政官员自由放任的处事方式远远不够。海

    伯特松被迫辞职。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一个值得信赖、能够毫不留

    情地逮捕异见分子的人困难重重，但当他们终于敲定人选之后，新治安

    官科内利斯·沃特·多本松刚一上任便改弦更张，把起诉他的前任作为当

    务之急，指控办事不够严厉的海伯特松未能尽到该尽的责任(不过，预

    见到这一切的海伯特松此前已逃离这座城市)。[53]

    经查，裸体游行的参与者是一个比路德派的改革热情还要高涨的新

    教派再洗礼派(Anabaptists)的“先头部队”。再洗礼派信仰的主要教义

    是，反对给不可能意识到洗礼仪式意义的婴儿施洗，因此在他们看来，成人需要被再次施洗(“再洗礼派”一词中的“ana-”前缀在希腊语里是“再

    一次”的意思)。再洗礼派热衷于剥去笼罩在基督教教义和繁复庞杂的

    宗教圣器上的层层面纱，还倾向于在举行仪式时不折不扣地剥落自己身

    上的每一件衣服；或许与之相关的是，他们还对一夫多妻制情有独钟。

    另一场“裸体表演”发生在几个月之后的1535年2月(正值隆冬时节)：

    一伙再洗礼派的教徒，包括数名把丈夫留在床上的女性教徒，午夜时分

    相聚在一起，聆听他们先知的话语。几小时过后，先知的布道抵达足够热烈的程度，需要他一件件脱下自己的衣服并将它们用力扔进火里，因

    为一切人造之物都应交由火焰来处理。其他人也开始效仿他的做法。之

    后，他们全都走进冰冷的冬夜，一边在街巷中狂奔，一边大喊：“不幸

    啊，上帝的怒火!”

    事件对阿姆斯特丹造成极大的影响。治安官多本松逮捕了这些宗教

    极端分子并把他们拖进监狱，但他们仍然拒绝穿上衣服，宣称：“我们

    是赤裸裸的真理。”狱方发给他们食物，但他们吃饭时从来不用碗盘，因为“它们不过是些人造的装饰物”。其中的一个再洗礼派铁杆信徒吃饭

    前得让别人先帮他把饭菜嚼碎，因为他说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54]

    再洗礼派极大扰乱了城市的秩序，比路德派的所作所为要极端得

    多。此外，来自布鲁塞尔宫廷的压力正日益加剧，而多本松警长也急于

    证明自己的价值。于是，经过一场简短的审判，市政府依据皇帝处理宗

    教异见分子的规定，做出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男性捣乱分子被公开斩

    首；女性罪犯则被套进麻袋，扔进艾河刺骨的水里淹死。

    警告并没有让他们就此偃旗息鼓。再洗礼派的其他分支又开始在城

    市里露头。一年前，一伙人一度掌控德国的明斯特城，强令城内居民接

    受再洗礼派的思想、一夫多妻制和全盘的财产公有制，并着手把明斯特

    转变成一个新的、纯粹的尘世基督教王国的中心。德国的再洗礼派分子

    大行其道之际(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遭到逮捕和折磨并被判处死刑，他们的尸体还会被放进囚笼，挂在教堂尖塔上进行公开展示——这些囚

    笼至今依然挂在那里，尽管里面早已没有了他们的尸体)，阿姆斯特丹

    的再洗礼派决心让阿姆斯特丹成为明斯特的姊妹城市：第二个锡安 [55]。他们中的四十个人决定在5月的一个傍晚展开行动——那天是节假

    日，据他们所知，也是城内携带十字弓的民兵们举行年度宴会的日子，而这也就意味着民兵们肯定全都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可以毫无阻拦地突

    袭水坝广场并占领市政厅。

    但阿姆斯特丹——以及城内的领导、商人、供货人和店主们——绝

    对无意成为一个新的锡安。大批愤怒的市民聚集在水坝广场。一名醉汉

    跌跌撞撞地走到市政厅大门的跟前，宣称如果叛乱分子们想找人谈判的

    话，可以把他当成城市官方的谈判代表。肢体的摩擦与碰撞间，一位再

    洗礼派教徒捅了醉汉一刀。激烈的战斗就此展开，四位市长中的一个以

    及他的二十名追随者在冲突中被杀。当这些再洗礼派教徒被最终制服之后，他们均被当局用所能想到的最恐怖的方法处死：他们的胸膛被剖

    开，仍在跳动的心脏被掏出来扔在他们的脸上，接着，他们被砍头和分

    尸。

    虽然这些极端分子被施以最为恐怖的刑罚，但在阿姆斯特丹及其他

    地区，新教徒的怒火正与日俱增，他们对天主教会的反抗、与世俗权力

    的结盟也只增不减。不过，另一位起身反抗天主教的教士、法国神学家

    让·科万(在英语中，他的名字是约翰·加尔文)很快就将对荷兰造成深

    远的影响。他彻底而严肃的宗教改革理念，以及他所构想的创设并运作

    一个新教会的清晰思路，深受荷兰穷人和工人阶层的欢迎，并为日后有

    组织脱离天主教会的行动铺平了道路。

    但这场在随后几十年中不断积聚力量的危机——这场危机将唤起荷

    兰诸省居民的民族认同感，甚至可以说，是它让阿姆斯特丹一步步转变

    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城市——并不完全与宗教有关。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

    同样重要。天主教会和西欧封建制度逐渐演变为一个坚固的权力实体。

    荷兰诸省的商贸城市所仰仗的经济形式与它有本质上的不同，并与它格

    格不入。卷入这场危机的各个势力遍及整个欧洲，但危机在低地国家引

    发的震动格外强烈，因为此地与封建制度间的联系十分虚弱，而且，一

    整代人都在伊拉斯谟的影响之下长大，注重个人理性在信仰问题中的应

    用。但在天主教领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官员们看来，一种类似狂躁症的

    东西似乎正在侵入并左右荷兰人的心灵世界。再洗礼派分子占领市政厅

    的行动失败后，布鲁塞尔的帝国宫廷虽然满意于市政当局对异见分子的

    严厉惩处，但还是决定不再相信阿姆斯特丹人自己选出来的政府。他们

    把当地的执政者赶下台，换上一批新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他们中

    的大部分都是外地人。[56]

    一场宗教辩论的第一步很快就将演变成公开的战争。在这个还没有

    报纸的年代，政治宣传册扮演着新闻媒体的角色。它们在低地国家的民

    众间传来传去——人们在阿姆斯特丹的酒馆和往来于城镇间的公共客运

    驳船上阅读这些小册子——并且，册子上开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焕

    发出新生机的古老字眼。文化修养较高、学术气息浓厚的政治宣传册作

    者用拉丁语将这个字眼写为“liber”。上流社会中的人发表和收到的呼吁

    书有时会用法语将这个字眼写为“la liberté”。绝大多数小册子则用浅白

    的荷兰语将这个字眼写为“vrijheid”。一如历史上的无数前车之鉴，新旧

    交替意味着一个无比丑陋、动荡和混乱的年代即将拉开帷幕。一份刊印的呼吁书掀起了一场在混乱中席卷整个低地国家的行动。呼吁书的作者

    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小伙。未来，他将成为荷兰的第一个民族英雄，接着又成为荷兰的第一个民族烈士，一个乔治·华盛顿与亚伯拉罕·林肯

    的结合。呼吁书敦促人们抛弃几世纪以来的浑浑噩噩状态，看一看新的

    现实。“醒来吧，”它呼吁道，“不要被假象所蒙蔽。睁开你的双眼。”[57]

    它把奇异的新魔力吹进一个古老的词：自由。3 权力变更

    阿姆斯特丹从偏居欧洲一隅的小海港到自由主义诞生地与全球商贸

    重镇的伟大崛起，从属于一场几乎绵延整个16世纪、席卷整个欧陆的权

    力争斗。尽管如此，我们或许可以将一个单独的事件抑或三位人物间的

    相互作用视为该城崛起之路的起点。

    事件发生在1555年10月25日，地点是布鲁塞尔：更精确地说，是在

    一座为布拉班特省历代统治者所享有的气势恢宏的廊柱式宫殿内。这是

    该世纪最奢华考究、最繁礼多仪、最不容许一丝一毫差错的重大场合之

    一。不过，这或许也是一个无比奇异的场合，因为，一众欧洲贵族齐聚

    于此，是为了见证宫殿内的现任上主查理五世的主动退位，他几乎堪称

    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头衔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西班牙国

    王。他主动放弃上述皇权与王权，是为了在西班牙的温暖阳光下颐养天

    年。查理把他和他的统治期与古罗马相提并论(皇宫内的随从们都称他

    为恺撒)，因此，他想把自己与世界权力舞台的告别精心安排成一场堪

    比古典戏剧的庄严肃穆仪式。只可惜，他的人生行将走到尽头，没法好

    好欣赏他的谢幕演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如果阿姆斯特丹的历史可以被描述为自由主义——现代社会的决定

    性特征之一——的一家独大，那么，秋日里，步履蹒跚地走进布鲁塞尔

    皇座大厅的皇帝——面色苍白，被疾病所击倒，患有癫痫，因痛风而一

    瘸一拐——则象征着过去的世界：欧洲的过去，西方的过去，一种奠定

    了我们大部分现代文化，却又在客观上阻碍了现代世界的产生与形成的

    传统。查理五世是欧洲皇室和中世纪纹章的化身。他的祖辈是西班牙的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他们曾派遣哥伦布进行历史性远航。他是哈布斯堡

    王朝的继承人。10世纪之前崛起于瑞士山谷之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查

    理五世的统治下走上其世界权力的历史巅峰，并最终瓦解于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战壕。查理五世一生都在为服务天主教的信条而奔走和奋斗：不

    过，这跟信仰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跟教皇起过一两次冲突，还曾攻

    陷罗马)，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控制思想、意志和人民的工具。1521年，马丁·路德现身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拒绝公开放弃他所写的反对教会的文字时，面对的正是年方十九却已决意谋求所有可能的世俗权力的查理

    五世。听完路德的发言，查理立即激烈地表示反对，并颁布对路德的禁

    令，而这也正式开启了宗教改革的进程。

    齐聚布鲁塞尔的国际象棋棋子们(骑士、主教[58]

    和王后们)深知

    一瘸一拐地走进皇座大厅、斜靠在一个年轻小伙肩膀上的查理五世一生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查理五世击退过土耳其人的入侵，为剿灭海盗随舰

    队一同驶入地中海展开过一系列惊险刺激的战役，亲自为麦哲伦、科尔

    特斯[59]

    和皮萨罗[60]

    等人的远航舰队送行，协调完成西班牙对南美的殖

    民，将帝国的版图扩展到荷兰诸省、整个德国以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而且，他几乎每天都要如中流砥柱般竭力维持中世纪世界的秩序：君主

    专制的统治形式、天主教会的支配地位、封建土地管理制度、君权神授

    思想、商贸殖民、“存在巨链”[61]

    严格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及对权威当局的

    绝对服从。

    但是，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的继任者正站在他的面前：他二十

    八岁的儿子腓力。这既是个人间的权力交接，也是历史未来走向的巨大

    转折。从气质上说，这位父亲是一个通过精心谋划与外交智慧达成侵略

    目标的武士。他掌握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语言，而且，虽然他不是西班牙

    人，但他不仅走入了斗牛场，而且顺利完成斗牛，迅速赢得西班牙臣民

    的心。他一生醉心于音乐与战争，而这种独特结合的最好证明，无疑是

    发生在他二十二岁时的一件事：当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嘲弄他，声称只

    有娘娘腔才喜欢音乐时，查理勃然大怒，坚持要与这位朋友进行决斗。

    他在一场血腥的马上枪术比赛中战胜了自己的朋友，但胜利的代价是他

    的身体受到永久性的损伤；随后，他又任命这位朋友担任那不勒斯的总

    督。后来，他还向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发出决斗挑战，试图用这种面对面

    较量的方式结束两国间的战争(弗朗索瓦表示拒绝)。[62]

    他的儿子腓力既不是一个战士，也不是一个饱学之士——尽管他的

    确乐于全副武装地在肖像画师面前摆好姿势。事实上，当腓力还是一位

    年轻的王子时，皇室就委托人专门编写了整卷整卷的专门用以教授他语

    言和修辞方面知识的书，然而，他只有在说母语西班牙语时才不会感到

    别扭(当上国王之后，如果有外国使节用拉丁语跟其寒暄，他一概置之

    不理，还说他们的发音太差，他根本没法听懂)。从出生之日起，他就

    被教导该怎样成为一个好国王，可他却日益沉湎于舒适安逸的生活，强

    烈反对他父亲巡游欧洲各地的偏好以及作为基督教国家联军常任总司令远涉非洲大陆的漫漫行程。有一回，当他们一同外出时，他开始抱怨起

    路途的颠簸与不适，见此情景，他的父亲愤怒地咆哮道：“国王不需要

    长期住所!”从这一点上说，腓力或许代表了新旧时代与新旧世代的更

    替：从四处巡游的中世纪军阀，到以谋略见长的现代领导人。

    几世纪以来，在历史学家们的描绘中，腓力二世(正如我们马上就

    要看到的那样)简直就像一个铁了心要为害作恶的人。然而，最近的研

    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腓力二世在人们心目中恐怖狰狞的面目，并

    让我们得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他的为人：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和丈夫，同

    时也是一个不断规划帝国未来愿景的干练谋略家。之所以提到这些最新

    研究成果，是为了让大家相信，史书上对腓力的一些恶意中伤无疑是出

    自他新教敌人的笔下，或至少是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写成的。然而，任

    何想要深入了解他为人的尝试，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他在多大

    程度和范围上、以多大的热情挥动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武器之一西班

    牙异端裁判所，并把系统性的折磨与暴行加诸成千上万人的身上。最好

    的答案或许是：同其他曾经横扫半个世界的独裁统治者相比，他的心肠

    并不显得更坏。但有一样东西是他的父亲所没有的：对天主教信仰的强

    烈热情，而这无疑将为他漫长的统治埋下灾难的种子。

    在这场权力交接的仪式中，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角色。虽然他的重要

    性尚不为人所知(包括他本人)，但他不仅出现在当日的皇座大厅之

    中，还在风烛残年的老皇帝进场时，用肩膀帮助他分担身体的重量。他

    的到场是命运强加在人类事务，尤其是过分仔细地计划好的事务中的诸

    多不和谐因素之一：另外的不和谐之处不仅在于他优雅的举止、良好的

    教养以及无比俊美的面容，更在于他在搀扶行将退位的皇帝坐进椅子的

    过程中展现出的如同儿子对父亲的爱，而且，老皇帝本人也毫不避讳地

    将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看待——他似乎天生比随后进场的腓力更像

    是一个模范般的儿子与继位者。

    他名叫威廉，二十二年前出生于一座童话般的城堡中。城堡俯瞰着

    下方的迪伦堡，一览这座德国村庄中鳞次栉比的房子。他的父亲是拿骚

    伯爵，一位毫不起眼的贵族，而且并不十分富裕。作为七个孩子中的一

    个，威廉成长于一个吵吵闹闹、生活简朴的家庭，接受的是老式教育。

    要不是因为一件事，最终将成为庄园继承者的他或许会走上与他父亲别

    无二致的人生轨迹。他的伯父比他的父亲拥有更多的财富、土地和头

    衔，娶了一个比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土地和头衔还要多得多的老婆。他们两人育有一子，然而，成年之际，这个儿子在外出参加战争时殒命。

    于是，夫妇二人原本准备留给自己儿子的财富和继承物全都落到了他们

    侄子拿骚的威廉头上。变化无常的命运，让十一岁的威廉阴差阳错地成

    为全欧洲最富有的贵族之一。

    更巧的是，威廉的伯父与过早老去、行将放弃皇位与王位的查理五

    世是童年时期的朋友。皇帝听说这些事之后，坚持要把这个富可敌国、头衔多得数不胜数的年轻人揽入自己的羽翼之下，带进布鲁塞尔皇宫。

    威廉的人生在瞬间彻底改变：从与自己的爱犬嬉戏打闹，同自己的父亲

    一同巡视佃农，或者在夜晚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坐在巨大的壁炉前的

    淡雅生活，一下子变成现在这种充满宴会、假面舞会、马术比赛以及坐

    等肖像画师为自己画像的日子。他只在私底下还用母语德语交谈，并开

    始学说布鲁塞尔宫廷中使用的法语和荷兰语，以及王国中普遍使用的西

    班牙语。当他的家人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长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了，举止中的优雅与庄严绝不亚于他的贵族头衔(自此，该头衔成为人

    们对他的称呼)：奥兰治亲王。

    通过威廉的背景我们不难看出，16世纪的身份地位是多么地错综复

    杂。看起来，年纪轻轻的他业已达成跻身执政贵族的艰难任务，但他从

    未斩断与中欧乡下老家间的联系。不过，最具历史决定性意义的是，他

    来到查理五世身边的时间不早不晚，足以让他视自己为土生土长的低地

    国家居民。最终，他从布鲁塞尔搬到更北边的布雷达。在那儿，他逐渐

    熟悉并了解荷兰社会。在他看来，荷兰小镇与城市的产生方式——由一

    个个簇拥在一起的定居点聚集而成——是荷兰社会最引人注目、最异乎

    寻常的特点。他意识到，在这些城市里，权力并不是某种从城堡到农民

    的自上而下之物，而是掌握在鲱鱼批发商和布料贸易商的手中，掌握在

    坐拥肥皂工场、木材场和造船厂的人手中，掌握在城镇委员会的摄政者

    们——提名他们担任政府职位的正是上述商企富豪——手中，掌握在每

    个社区治水委员会成员的手中，还掌握在“dijkgraaf”——这个字面含义

    为“堤坝伯爵”、全权负责永无休止的筑坝管理与河水改道任务的职位，至今依然是荷兰国内的一份要职——的手中。

    查理五世悉心照顾这个男孩，让他伴随在皇室成员左右。他俩有很

    多相似之处：才智出众却毫无书生气，极富冒险精神。男孩喜欢这里的

    人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并成为宫中最受欢迎的人之一。不过，他也

    乐于暂时将这一切抛诸脑后，外出参加狩猎，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军事训练。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战士和领导者，二十岁时即被任命为皇帝的低

    地国家军队的陆军中将。

    表象之下，掩藏着皇帝与男孩的人际互动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查

    理五世在威廉年少时即把他带在身边，与其说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老友，倒不如说是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威廉的德国父母早已改宗路德教

    ——查理五世千方百计想要彻底抹除的让他提心吊胆的宗教异端。查理

    五世突然把这位一夜暴富的年轻人——他新近继承的土地包括法国、德

    国、卢森堡和低地国家的大片领土——拉入宫中，并非出于对他家人的

    善意，而是欧洲政治棋盘上的一个战略举措。他计划由他本人把这个男

    孩带大，以便亲自促使男孩及男孩所继承的土地脱离新教势力的影响，成为他帝国的一部分。

    威廉也的确如他所愿，尽职地成长为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有帝王风

    范的贵胄和一个“西班牙范儿”十足的人。查理五世，这位年迈的天才阴

    谋家的手笔包括对墨西哥和秘鲁的殖民(同时也毁灭了绝大部分原住民

    和他们不信奉上帝的文化)以及为筹措抗击土耳其苏丹苏莱曼大帝的维

    也纳防御战的军费而对德国新教徒的盘剥与榨取，当他坐在他的天鹅绒

    椅子上，审视前来见证他离开世界政治权力中心的尊贵来宾的时候，一

    定满意地认为，他对威廉的成功教养也是他的一场小小胜利。帝国几乎

    在每一条战线上都麻烦不断，但至少在威廉这里——把这个来自德国郊

    野的男孩，培养成现在这个正站在自己右边的男子气十足的模范杰出青

    年，并把他和他的土地纳入帝国的版图——一切还在按计划进行。

    事实上，命运还或多或少地超出查理五世原来的预计，因为，查理

    五世日益将男孩当成亲生儿子对待，看出他将来必成大器，并有意将他

    培养为荷兰诸省的代理统治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查理五世计划让低地

    国家变得更“中世纪化”：扶植在历史上一向势力弱小的荷兰贵族阶级，创设一系列靠宫廷获得权力与威望的荷兰贵族，并希望他们能投桃报

    李，听从国王的吩咐。权力交接结束后，查理五世把计划留给他的儿子

    腓力和年轻的奥兰治亲王去完成。

    登基之后的腓力很快发现，自己富于冒险精神、热衷战争的父亲留

    下不少巨大的烂摊子。资金短缺是其中最主要、最紧迫的问题。每年的

    赋税所得共计一百万达克特[63]

    ，而政府的负债则高达七百万达克

    特。[64]

    再这样下去，债款的利息便足以拖垮整个帝国。腓力必须想办法筹钱还债。荷兰城市——在创造财富方面，没有任何欧洲城市能望其

    项背——是他唯一的选择。

    然而，荷兰人对一次又一次强迫他们上缴额外赋税的西班牙统治者

    的怨念越积越深。总议会——代表荷兰诸省的管理机构——的领导人知

    道腓力需要他们，因此，他们向他提出一项建议。他们同意对市民再次

    征税，而且将在九年的时间里为国王筹得三百六十万达克特的资金——

    这些钱足以帮他摆脱财政危机——不过，条件是国王必须在他觉得适当

    的时候彻底免除他们的赋税。国王怒不可遏，但他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条

    件。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失去荷兰诸省的道路上迈出了自己的第一

    步。

    看起来，腓力脑中并没有统治帝国的总体规划，但他的父亲为他写

    过一本或许可以称为“怎样治理一个帝国”的参考手册，而他也尽其所能

    依样画瓢。书里有一般性的建议(“维持与各方的友谊，维持安插在各

    方身边的眼线”[65])和特定领域的处事智慧(“记住，法国人在做任何事

    时，只要没法在短期内获得成功，便会马上灰心丧气”[66])。

    谈到低地国家时，查理五世写道：“如我们所见与所知，那里的人

    无法忍受外国人的统治。”[67]

    可腓力似乎对这一建议置若罔闻。他一而

    再，再而三地背离父亲的计划，是为了追求他自己的理想。我们或许可

    以把腓力身上的这种特质称为“反动倾向”。他喜欢看骑士间的长矛竞

    技，定期组织马上比武大赛——赛场内外充满骑士礼仪、马蹄的嘚嘚声

    和吵嚷喧闹的友好氛围——而且，比赛通常一连持续几周，尽管截至

    1550年代，这一切早已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明日黄花。腓力的天主教信条

    也不例外。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对天主教的尊崇也愈演愈烈，但这与他

    父亲对待天主教的态度从最开始就有本质上的区别。当查理以传播宗教

    异端为名，下令处决两千多名新教徒的时候，一切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

    量；众所周知，查理也表达过对新教教义观点的同情。[68]

    腓力对天主教怀有深深的信仰，而且，除了虔诚——他会定期退隐

    到修道院——之外，他还在某些方面达到入迷的程度。比如，迎娶瓦卢

    瓦的伊丽莎白之后，1561年3月，作为某种约会，他把她带到“auto-da-

    fé”[69]

    的现场——由异端裁判所主导的判决、游街并处决异端分子的仪

    式(这次一共有二十四人被处决)。[70]

    他痴迷于搜集宗教遗物，对它

    们的超自然力量深信不疑。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拥有超过七千件圣骨，其他宗教遗物则包括：一百四十四件圣徒的头骨，成千上万根臂

    骨、腿骨及其他部位的骨头；除此之外，还有据说是耶稣与圣母马利亚

    的毛发以及真十字架的数块碎片。[71]

    透过腓力，我们可以看出，当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真正交织在一起

    的时候，如果试图用现代术语来理解的话，那么，其结果就是“精神错

    乱”(论证自己即将施行的举措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时候，他常常说，这是在“为上帝和我服务，这两者是一回事”)。[72]

    然而，精神错乱者往

    往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可腓力的确在将近四十年的统治中尽到了自己

    的义务。他是他所在时代的产物，一心专注于往昔象征的虚饰，却又不

    得不应付属于未来的种种力量，处理一波又一波旨在冲击他所在世界基

    本框架的巨变。新教是来自底层人民的威胁——大批民众弃绝原本的天

    主教信仰——但它同样渗透进统治阶级的上层。德国、瑞士、瑞典及丹

    麦各地的王公贵族与主教纷纷斩断与天主教信仰间的联系。对腓力来

    说，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在英国，亨利八世大规模重新编订信仰

    基督教的方式，而这最终将导致圣公会的创建。

    荷兰诸省也是这场激变的一部分，而且，与上述挑战不同，荷兰的

    变乱引发腓力本人的强烈关注。因为，荷兰诸省是他版图的一部分，是

    他发誓要保卫的领土，更是他政府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而现在，它们

    正与天主教信仰渐行渐远。

    他得出的结论十分明确(“为上帝和我服务，这两者是一回事”)：

    他将尽全力阻止新教教义在低地国家的传播。正如他后来对自己的天主

    教军阀堂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所说的那样，“不使

    用强硬手段就想解决这个民众投入如此高昂热情的宗教派别选择问题

    [是]彻底的痴心妄想”。[73]

    他做了两个决定。一是在荷兰诸省维持一

    支三千人的西班牙常备军。最初，这些部队被临时派驻于荷兰诸省，只

    是与法国交战期间的一项防御性举措；现在，他决定让他们永久性地驻

    扎于此。二是在教皇的帮助下，改组荷兰诸省的天主教会组织。这将让

    国内的修道院院长们，特别是诸多已表现出反叛意图的同情新教的院长

    们，再也无法染指流入教会的岁入。它还将使腓力有权把自己的手下人

    任命为领导荷兰教会的枢机主教。最可怕的是，它将把异端裁判所——

    它不仅凌驾于神职人员之上，还拥有巨大的世俗权威——引入荷兰人的

    日常生活。[74]起初，他计划的大部分内容都处于保密状态。计划的执行与落实主

    要仰赖奥兰治亲王。在世人眼中，威廉是一个乐于(或者至少是在他了

    解计划的真正内容之前乐于)听从腓力差遣的附庸。现在，他是低地国

    家最炙手可热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个懂得怎样同时得到王公贵胄与普

    通荷兰百姓欢迎的人。事实上，在外人的印象中，他似乎更像是一个人

    畜无害的花花公子，一个因英俊的长相和万贯的家财而无暇顾及正经事

    的人。后来，他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摆弄武器、追逐猎物以及其他适合年轻贵族参加的活动。”他的妻子安娜意外离世

    之后，威廉热切地为续弦而奔走。他认为，年轻的洛林公主是一个合适

    的人选，但当他开始接触女孩的寡母时，比他大九岁、时年三十五的母

    亲却打算李代桃僵。他礼貌地拒绝了。[75]

    不过，他也有不少正经事要干。在国王的吩咐下，他成功说服英国

    人为帝国提供一笔贷款。此外，他还尽其所能管理好最有声望的荷兰领

    导人，敦促他们以荷兰诸省的未来发展为重，不要对抗西班牙政府，而

    是应设法与之合作。

    然而，没过多久，终于看清真相的威廉如梦初醒。与法国的战争结

    束后，国王派奥兰治亲王与其他两位“皇家人质”组成代表团，与法王亨

    利协商和谈事宜。1559年6月，威廉骑马进入巴黎时发现，全城都在为

    一场精心筹划的停战庆典张灯结彩。城内有不少比赛和舞会，一位十七

    岁的公爵夫人一度让威廉神魂颠倒。随后，尚蒂伊森林里举行了一场皇

    家狩猎。对法王亨利来说，打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这也正是他选

    择在此时谈起未来局面的原因。同其他人一样，亨利也被谈吐不凡、英

    俊潇洒的威廉所吸引；跟腓力代表团中的其他成员相比，亨利更乐于与

    威廉讨论这些事务。

    把法王和西班牙国王带到谈判桌上的是时下局势的愚蠢性：当全欧

    洲的人都在暗中诋毁天主教信仰的时候，两个天主教国家却在相互交

    战。法王正滔滔不绝时，威廉意识到，亨利讲的是腓力与他的心腹顾问

    们正在酝酿的镇压计划。虽然计划是背着威廉在暗地里谋划的，但亨利

    以为威廉应该对计划有所了解。根据计划，腓力将全面镇压低地国家的

    新教徒，尤其是要消灭加尔文派的教徒，因为这个教派在短短几年的时

    间内便取代路德派成为天主教信仰的主要威胁。与其他更为激进的新教

    分支不同，加尔文派不要求教徒公开宣誓放弃一切财富：你完全可以一

    面忙着赚大钱，一面当一个好基督徒。此外，加尔文派有很强的“政治正确”情绪：他们以遵纪守法为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如果当

    局太过得寸进尺，那么，为反抗非正义的统治者而起身造反是正当合理

    的行为。对普通荷兰市民来说，加尔文教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而它也因

    此成为腓力的头号威胁与在背芒刺。

    在林中遮天蔽日的橡木之下，法王亨利的喋喋不休仍在继续——系

    统性的酷刑与折磨，大规模的公开斩首，对即将到来的腥风血雨的一次

    令人印象深刻的预先描述——威廉藏好心中敲得震天响的警钟，假装自

    己对计划早已知之甚详。他的表演将为他在历史上留下这样一个绰

    号：“沉默者”威廉。

    威廉在一夜之间从总督变成叛乱分子。一场革命即将到来，一场反

    抗傲慢外国君主的独立战争即将爆发，而威廉将成为它的领袖。

    四个多世纪以来，主流史家一直秉持上述观点。但事实是，仔细阅

    读历史档案与记录之后(一个网址为“http:www.historici.nl”的学术研

    究项目，确认并分类了超过两千封现存的与威廉有关的往来书信)，我

    们便会发现，威廉绝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成荷兰革命运动的领袖的，而

    是或多或少地在两个极端的正中间苦苦挣扎：一方是准备推动一场争取

    独立的全面战争的荷兰人，而另一方则是发誓继续效忠西班牙国王的

    人。作为一个成长于西班牙式宫廷的人，威廉没法轻轻松松地就与之断

    绝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将不断试图弥合二者间的嫌隙，竭力维

    持他所了解的那个业已成为过去的世界。不过，发生在法国森林中的事

    件，的的确确是他人生转折的标志：确信腓力已经准备好对荷兰诸省采

    取他所无法容忍的强硬措施之后，威廉下定展开行动的决心。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腓力镇压意图的消息四散传播之时，愤怒也

    如烈火般扩散蔓延。回溯1400年代，当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鹿特丹

    及其他荷兰城市的商人与店主在他们非封建的体系下欣欣向荣之际，作

    为对他们承担社区义务的公开声明的交换，当地政府准许他们确立一系

    列“特权与自由”。这些特权与自由包括自由贸易的原则，以及让当地商

    人或者店主比外来者享有更多优惠与好处的规章制度(亦即贸易保护主

    义)。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准民主原则，比如，在税收的征募中拥有一

    定的发言权。这些特权和自由——亦即现代参政权与自由权的前身——

    最终扩展到省级范围，以至省内的领导机构也受到它们的制约。腓力的

    父亲曾签字许诺，他的统治绝不会违背这些原则，而腓力的新法令将彻底践踏此时已被荷兰人赋予神圣色彩的特权和自由。

    1559年7月下旬，腓力国王现身根特城的一场会议。会上，腓力向

    在场的荷兰诸省代表宣布，他将离开低地国家，把王宫迁到西班牙，并

    让士兵驻扎于此，为他们提供保护。休会期间，各省代表联合编写了一

    份书面答复。读罢答复书，国王怒不可遏，因为这些人通知他，除非国

    王下令撤走全部西班牙士兵，否则，他们将暂停支付总计三百六十万达

    克特的九年赋税。

    现在，腓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久前，他刚刚经历西班牙历史

    上最惨重的军事灾难之一：他派出的旨在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的黎波里

    的远征军，遭到土耳其舰队的伏击，数十艘西班牙舰船被击沉，上万名

    士兵被迫投降。因此，他极度缺乏资金。荷兰人的鲁莽与无礼让他火冒

    三丈。他冷笑着问，他们抗议的对象是不是也包括他自己，因为，至少

    从理论上说，他也是一个西班牙士兵。但最终，他的口气还是缓和了下

    来。他需要钱，而且马上就要。不久之后，西班牙士兵离开荷兰领土，其中多数将替代在非洲海岸因伏击而损失的士兵。

    整件事里，尤其让腓力感到吃惊的是，这份正式抗议书签名部分的

    显著位置，赫然写着这样一个名字：奥兰治亲王威廉。几天后，威廉与

    齐聚弗利辛恩市港口的达官显贵们一道，为国王及其随同人员送行。根

    据一份第三方记述，国王在正要上船的时候遇见威廉：国王告诉威廉，事实上，他完全清楚，若没有某个地位更高的人牵头，荷兰各省高层绝

    不敢这般轻慢于他。某个地位更高的人当然指的是奥兰治亲王本人。仍

    希望竭力保持中间立场的威廉引开话题，对腓力说，一切都是荷兰诸省

    议会自己的决定。这让本就气不打一处来的国王顿时火冒三丈，旋即发

    表了一大通怒气冲冲的严厉申斥。转述这个故事的目击者感到，这番申

    斥反映了国王被当面欺骗后的极端怨愤。背叛他的人“不是荷兰高层”，他对这位比他年轻、似乎总比他更得他父亲宠爱的“发小”吼道，“而是

    你，你，你!”[76]

    腓力愤然登船离去，从此再未踏上荷兰诸省半步。

    此后不久，新法令开始在荷兰诸省生效。现在，新教崇拜不仅是对

    天主教会的冒犯，更是为当局所不容的罪行。讽刺的是，西班牙异端裁

    判所强加于荷兰诸省百姓身上的惩治异端法甚至比西班牙本土的类似法

    令还要严苛。比如，即便一个荷兰新教徒心生悔意并重回天主教阵营，也要被判处死刑。唯一不同的是处刑的方式：对悔过之人，男性将被斩首，女性将被活埋或者淹死，而拒绝承认自己崇拜的是邪恶异教的人则

    会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鉴于荷兰诸省的三百万名居民中，此时可

    能已有半数脱离天主教会，且脱离者多半成为加尔文派的会众，新法令

    牵涉的人数必定相当巨大。

    这些法令对荷兰诸省的影响是广泛而爆炸性的。荷兰社会主要由三

    类人构成：普通民众、商人和贵族。加尔文派尤其受农民、制鞋工人、造船工及其他工人的欢迎；他们的新宗教集会不仅是精神洗礼，更是政

    治示威。对许多商人来说，不得不承担西班牙征收的赋税中的最大份额

    本就让他们苦不堪言，而惩治异端法的实施则无异于往他们的财政伤口

    上撒盐。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荷兰的贵族势力十分弱小(只占总人口

    的千分之一，而且，他们中许多人都没有土地，与其说是王公贵胄，倒

    不如说是碰巧担上贵族头衔的商人)，不过，他们依旧在政府中扮演着

    一定的角色。国王指派心腹廷臣格朗维勒红衣主教安托万·佩勒诺担任

    荷兰高级政务部长的决定，极大侵犯了荷兰贵族所享有的因历史悠久而

    备受尊重的“由他们中的一个人来领导他们”的权利。荷兰的各个阶层均

    被新的惩治异端法中的这部分内容所激怒：它给予异端裁判所剥夺具有

    反天主教嫌疑的男人或者女人的全部财产的权力，这是对他们古老自由

    原则的又一次践踏。因此，腓力的此番举措让荷兰社会三大阶层中的大

    批民众第一次因一个共同的敌人而结成同盟。

    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你来我往的战斗过程并不是战争复杂性的唯

    一原因，谁在参加战争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参加战争，有时也让人理不清

    头绪。热诚的加尔文教徒利用惩治异端法激起的怒火宣传推销他们的信

    仰。但许多依旧忠诚于天主教信仰的人也加入反抗的行列。第一个公开

    反对腓力计划的贵族是埃赫蒙特伯爵拉莫拉尔。他不仅是一个骄傲、举

    止极其得体的天主教徒，还是腓力用以管理荷兰诸省的政务院中的一

    员，更是为腓力效命、近期多次在战场上击败法国人的战斗英雄。1564

    年的政务院会议上，他首次公开发表如下见解(日后，他的此番见解将

    成为荷兰式包容最为人所熟知的主张之一)：大政方针应依据实际操作

    中的适用性与可行性，而非理念乃至空想。埃赫蒙特伯爵对政务院的成

    员们说道，国王应当放弃他把新教作为异端进行镇压的行动，因为荷兰

    诸省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为海洋和山峦

    所限”，他继续阐释自己的逻辑。[77]

    也就是说，尼德兰是一处开放与开

    明之土，统治者们必须接受并容忍信息与观念的自由流通，哪怕他们对

    其中的一些主张深恶痛绝，也绝不应横加干涉。20世纪的荷兰政府在阐释软毒品交易与性交易合法化等决定的内在

    合理性时，用的依然是埃赫蒙特伯爵发表的“对这种无论如何都禁止不

    了的行为，我们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的施政逻辑。他当然不是

    打算树立一种放宽对个人行为限制的风气，而是试图在权责与自由间达

    成妥协，试图引入一种日后将逐步演变为荷兰特色的独特处事方式。

    与此同时，腓力把他的异端审判官分派到荷兰各省。他们中最臭名

    昭著、审判效率最高的是彼得·蒂特尔曼斯。负责佛兰德地区的他尤其

    擅长嗅探信息：从书商口中套取信息，在集市中间搜集信息。收集完足

    够的信息之后，旋即转入抓捕、审问与处决环节。数年间，他的平均审

    判频率为大约每周两次，而且，每次审判都如他所愿，让恐惧如潮水般

    漫延，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反而让怒不可遏的民众更加坚定地团结

    在一起。[78]

    人们琢磨出许许多多创意十足、五花八门的反抗方式。没法安全地

    在城内组织非天主教礼拜仪式之后，讲经快要开始前才对外宣布举行地

    点的城郊“篱旁布道”便应运而生。最初，这不过是些小打小闹，一名加

    尔文派牧师跟前往往只有十几二十名听众，但“篱旁布道”很快便大受欢

    迎，一度有数千民众齐聚城墙之外的田郊旷野，在国王爪牙的审判权无

    法触及的地方安然参与新教礼拜(在此期间，佛兰德画家彼得·勃鲁盖

    尔创作的田园画《施洗者圣约翰的布道》正是为了暗暗表达他对“篱旁

    布道”行为的祝福，而这也告诉我们，最初的“篱旁布道”都是在户外举

    行的)。那段时期，常有当地职员被迫为异端审判官记录下他们对普通

    荷兰民众的判决。悉心阅读这些原始文件时不难发现，纸页的边缘有一

    些颇具嘲弄意味的小涂鸦。比如，根特的一份判决书中，蒂特尔曼斯的

    名字旁潦草地写着“又名暴君”。[79]

    荷兰反抗者们经常使用一种听起来像蒙蒂·巨蟒[80]

    式策略的武器：

    讽刺挖苦。那是一个君权神授思想根深蒂固的年代，直接挑战君王的权

    威是普罗大众想都不敢想的事。不过，那也是一个如此讲究礼仪程序与

    繁文缛节，以至于礼数上的微小刻意变更即可起到表达政治观点作用的

    年代。因此，1566年4月5日布鲁塞尔宫廷内上演的一幕，需要一定的解

    读与诠释，才能被现代人所理解。当日，二百多名所谓的荷兰“小贵

    族”——碰巧继承贵族头衔的商人——穿过宫殿的拱门，礼貌地要求觐

    见腓力此前任命的荷兰诸省摄政帕尔马公爵夫人玛格丽特。他们所选择

    的朝觐日期——棕枝主日[81]

    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本身就大有门道，暗示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并因此为受奴役的百姓带来和平。更重

    要的是，耶稣是正义的救世主，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荷兰人也是这么看

    待他们自己的呢？

    自我介绍时，他们称自己为腓力国王“善良忠诚的仆人与忠实可靠

    的部下”。他们表现得如此阿谀奉承，以至于玛格丽特手下的一位顾问

    轻蔑地把他们比作一群乞丐。而他们也的确是在乞求，乞求女摄政放宽

    沉重而又严苛的惩治异端法。不过，他们也向对方发出严正警告：如果

    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可能将爆发一场全面起义”。而且，他

    们的带头人宣读完请愿书之后，他们全都做出一个优雅且幅度不大的半

    周旋转动作“骑兵半周旋转机动”，这是手枪骑兵轮排向敌人射击时使用

    的机动动作。[82]

    玛格丽特被这种文不对题的宫廷信号弄得不知所措——而这也正是

    他们的目的。一如历史学家彼得·阿纳德所言，这种含糊性与暧昧性让

    荷兰人得以在“设想乃至谋划起义的同时，对外依然装出一副誓死效忠

    的样子”。[83]

    困惑不已的公爵夫人默许了他们的请求：她下令暂停火刑

    和异端审判官的审判。这些荷兰小贵族简直欣喜若狂。当晚，他们摆下

    酒宴，并在推杯换盏间认定，他们喜欢被别人称为乞丐。他们再次戏仿

    宫廷尤其是骑士团(金羊毛骑士团、嘉德骑士团和龙骑士团)的繁复礼

    仪，宣布，他们(以及推而广之的全体荷兰反抗者)从此以后都是“乞

    丐骑士团”中的一员。讽刺意味十足的乞丐骑士团成立的消息迅速传遍

    荷兰诸省，引发荷兰人的强烈共鸣。他们还置办起一身戏仿正规骑士团

    的行头：灰色的斗篷(当时，灰色是贫穷的象征)，挂在腰带上的行乞

    碗，脑袋上还顶着一卷浓密的“土耳其式”大胡子。描绘这些刻意打扮成

    穷光蛋的乞丐骑士团成员的画作、书籍和纪念章风行一时，年轻人也竞

    相模仿他们的装束。

    在此之前，反抗行动主要局限于南部各省。接着，乞丐骑士团的成

    立宴会结束两个月之后，在马蹄的铿锵声中，他们的带头人亨德里克·

    范布雷德罗德——在帕尔马公爵夫人面前宣读请愿书的人——一马当

    先，率领一支反抗军代表团进入阿姆斯特丹，带来南部诸省反抗事件的

    消息。[84]

    范布雷德罗德是最早加入且最热衷于反抗事业的人之一。他

    是一个精力旺盛、嗜酒如命而又视死如归的人，似乎不会对任何人心存

    畏惧——“一个世间少有的十足的疯子”，他的一个同伴这样评价他。[85]

    出席数次讽刺嘲弄当局的酒宴，并在酒宴上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装扮成乞丐或者枢机主教之后，他开始担起将叛乱撒播至北部地区的重任。

    无论他走入哪座城市，城内的居民皆蜂拥而出，阿姆斯特丹自然也

    不例外。在这段动荡的岁月中，阿姆斯特丹一直在按其自身的轨迹前

    行。腓力指派的信仰天主教的市政领导，都与罗马教廷及腓力的宫廷联

    系密切，谨遵国王与教会的吩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事实

    是，阿姆斯特丹城内的加尔文派信徒越来越多，而且，面对宗教异见，1542年接过治安官之职并连任至1566年的威廉·巴尔德斯一直秉持视而

    不见、不闻不问的处理方针。他选择不去打扰加尔文派信徒的礼拜仪

    式，而且，被迫发起逮捕行动时，他总会提前对他们加以警告，让他们

    有时间逃跑。

    聪明的巴尔德斯广受欢迎，他了解他所在的城市及其运作方式，知

    道怎样在艰难时期维持好城内的局面。然而，这一年早些时候，巴尔德

    斯被迫辞职，接替他的是一个名叫彼得·彼得松的强硬派。一位客座加

    尔文派牧师在紧邻哈勒姆大门的城郊举办他的第一场“篱旁布道”，布道

    吸引来大群听众，但现场秩序井然。之后，彼得松决定主动出击。等到

    下一次“秘密”布道的时候，彼得松带领一百个拿着家伙、骑着马的人从

    侧面包抄过来，摆出一副意欲攻击在场会众的架势。但对方早有防备：

    治安官的手下面对的是一大群手持弓箭、严阵以待的加尔文派信

    徒。[86]

    这就是范布雷德罗德现身时阿姆斯特丹城内的社会氛围：大批蠢蠢

    欲动的加尔文派信徒热切地盼望采取某种实际行动。但是，他们能干些

    什么呢？

    后来的历史证明，异端审判的暂停，就像拉开一扇关闭已久的大

    门：荷兰诸省各地，郁积几十年的压抑感与屈辱感在顷刻间爆发；不

    过，他们针对的不是国王，而是天主教会组织。反抗始于南部的佛兰德

    省。在骄阳的炙烤下，一次“篱旁布道”渐渐失去控制，民众开始对附近

    的一座天主教堂发动攻击。三天之内，南部各地有超过四百座教堂被劫

    掠和毁坏，约翰·加尔文在布道中反对的“雕刻圣像”被民众用棍棒击

    倒，掉落的天使翅膀和圣徒头颅重重地砸在教堂的大理石地板上。他们

    撕碎宗教画像，洗劫修道院，搜查修士的卧房，还用石头砸烂教堂的彩

    色玻璃窗。[87]

    1566年的“捣毁圣像狂怒”就此拉开帷幕。8月11日，南部地区发生了第一起捣毁天主教堂的事件。十二天之

    后的一个清晨，一伙商人聚集在阿姆斯特丹的甜菜街，交换他们听到的

    最新消息。这条依运河而建的街道不偏不倚，沿垂直方向通往港口。街

    道西面有一排背对运河、大多归商人所有的房子。商人们可以用小船将

    货物直接运送至房屋的背面，再由升降机把货物提拉到楼上储存。如此

    一来，房屋正对的街道便慢慢演变为城内的金融中心，时常有人在这里

    讨价还价、说长道短。一伙刚从安特卫普回来的人，气喘吁吁地将南部

    地区的爆炸性新闻告知众人。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他们还带回一些大

    理石碎块：教堂布道坛和圣像的碎块。[88]

    消息迅速传开。午饭时间，闻听此事的天主教官员急匆匆地在街巷

    间穿梭，把存放在各自修会中的贵重物品全都拖藏到安全的地方。对愤

    怒的市民来说，身着圣袍的神职人员为搬运精致的金银工艺品而忙得不

    可开交的场景无异于火上浇油。下午两点，老教堂内的一场儿童洗礼

    ——当时，这是一种旨在抵挡恶魔侵袭的寻常之举——被某个人的喊叫

    声所打断：“你们这群神父，不要再用这些孩子召唤魔鬼了!你们用谎

    言蒙蔽世人的日子到头了!”一名坐在教堂长椅上的妇女脱下她的便

    鞋，朝一尊木制圣母马利亚雕像的脑袋砸了过去。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

    小伙开始朝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投掷石块。[89]

    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之一当时碰巧也在教堂里。他急忙从大门逃出

    去，直接朝市政厅跑去，闯入并打断他的同事正在召开的会议，喊叫

    道：“他们正在砸烂老教堂里所有的圣徒。”闻听此言，具有加尔文主义

    倾向的其他官员中的一个，带着新教徒般的怨愤，冷冰冰地答道，人们

    砸碎的只不过是雕像，并不是真正的圣徒。[90]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刻，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系列我们屡见不鲜

    的应对举措。最初的大发雷霆过后，城市元老们决定，不仅不惩罚任何

    一名肇事者，反而允许加尔文派信徒举行之前被勒令禁止的活动：准许

    他们举行加尔文派礼拜仪式。“gedogen”再度上演：是的，这种行为是

    非法的，但我们将允许它继续发生，条件是这些礼拜仪式必须在城外举

    行；不过，他们也允许加尔文派牧师到生病的教区居民家中探访。

    然而，“gedogen”这次并未奏效。没过两个星期，布鲁塞尔的宫廷

    火速寄来一封写有命令的书信：“坚决制裁亵渎教堂的人。”[91]

    随之而来

    的镇压激起另一轮更为猛烈的反天主教暴乱。从理论上说，这位被称为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贵妇，是全体荷兰人

    的统治者。出生于四十四年前的她，是腓力的父亲查理五世和一位荷兰

    地毯商的女儿通奸后生下的私生女。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很有男子

    气概地承认玛格丽特是他的亲生女儿，并像对待皇室成员一样把她抚养

    长大。十八岁时，她嫁给一位出身同样不大光彩的王室要人：帕尔马公

    爵，教皇保罗三世私生子的儿子，教皇本人的亲孙子。腓力离开低地国

    家时，将玛格丽特任命为荷兰的代理统治者。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再

    好的教育恐怕也没法让人做好统治一个如此动荡不安的地区的准备。她

    对乞丐骑士团的安抚与让步，触怒了布鲁塞尔的宫廷和荷兰的保王派；

    随后，她对“圣像破坏运动”的镇压，导致乞丐骑士团在反抗之路上越走

    越远。

    不过，就在她的统治看起来马上就要陷入绝境，动荡与骚乱马上就

    要到来的时候，情势突然发生逆转。她知道，希望改变现状的荷兰领军

    人物中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分歧。范布雷德罗德和他的追随者们执意掀

    起叛乱。指出荷兰独特的地理环境意味着腓力应该允许荷兰人维持其包

    容政策的埃赫蒙特伯爵，则是不妨称之为“怀有一定中世纪情结的一

    派”中的一员：他们意识到新教崛起的不可逆转性，但他们不能也不会

    公然反抗自己的国王。奥兰治亲王徘徊在这两派之间，在一个越来越容

    不下不同观点的世界竭力倡导对宗教异见的包容；他的书信显示，他总

    是在垂钓，苦苦思索破解两难迷局的途径。

    是“圣像破坏运动”改变了力量对比的天平。运动的狂热与暴烈让荷

    兰人自己都吃了一惊，以至于一些原本倾向于反抗的荷兰高官的决心纷

    纷开始动摇。觉察到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