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米歇尔·萨潘

    2012—2017年的五年任期中，奥朗德引领着法兰西的命运。在此期

    间，他先后任命我担任劳工和社会对话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经济和财

    政部部长。法国也历经多重磨难，战胜了许多挑战，进行了复杂的国际

    谈判。

    我热切地希望中国读者在阅读这本书后，发现这不是一本编年叙事

    的书，而是如何使用权力的主题式思考的书。

    《权力的教训》是一本关于个人的书，奥朗德真诚地讲述了他的成

    功与缺憾、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做出重大决策时的孤独感。同样，《权

    力的教训》也提供了法国经历沉重和艰难时刻的宝贵信息。读者可以了

    解到，法国是如何在奥朗德领导下团结应对那些严重伤害法国、损害法

    国基本准则和法国和谐的恐怖袭击的。无论是2015年1月的袭击《查理

    周刊》事件，还是2015年11月的巴塔克兰恐怖袭击，每个悲怆的时刻都

    使全世界产生感动和团结的浪潮。中国和中国人民通过正式的和非正式

    的表态表明和我们站在一起，法国对此深为感激。

    这本书还包括其他重要事件。读者会理解为使法国走出2012年的经

    济危机、重新赋予法国企业缺失的竞争力而做出的决策。2016年和2017

    年公共账户恢复平衡，失业率大幅下降，企业投资再现，接纳新的外国

    投资，这一切都有赖于2012年11月以后法国实行的诸多政策。这些政策

    取得了无可争辩的成果，尽管比我们的政治日程预想的来得迟。

    同样，奥朗德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他为欧洲建设采取的行动，通过与

    2欧洲大国的对话，这些行动使欧洲走出了重大经济危机，保住了欧盟每

    个国家的成员地位，应对了诸多困难，如移民潮和安全问题等。读者将

    更加理解，为什么法国坚持让希腊留在欧元区和欧盟内；读者也将更加

    理解，尽管遭遇了英国脱欧，尽管一些成员国抵制，欧洲建设仍然要继

    续前进。一个强大的欧洲对于世界稳定是不可或缺的。

    这本书也讲到法中对话，奥朗德是带着幽默和激情，以及对中国领

    导人在建立相互信任及被寄予厚望的两国合作关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

    感激之情来叙述的。

    在世界因美国新总统当选而出现自我封闭和保护主义倾向之际，维

    护多边主义的共同任务将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

    2012—2017年，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而斗争的意愿成为强有力的

    连接点，推进了反恐及防范资助恐怖活动的斗争、艰难的伊朗核问题谈

    判、国际货币体系平衡及中国对重要贸易和货币机制运行的加入。

    特别是防止气候变暖、争取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成功及达

    成“巴黎协议”，两国机制性合作及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信具有决定性意

    义。读者在阅读《权力的教训》时，会更加理解相关谈判的关键意义，更加理解中国为团结相关国家——老牌工业国家、新兴国家、经济发达

    国家，以及正在为其人民寻求发展，同时受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贫穷国

    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两国领导人的亲自参与，是两国关系发展阶段中

    的重要时刻，它承载着对未来的信心。

    当前，多边主义遇到困难，自由贸易被打上问号，美国不再参

    与“巴黎协议”。为了解决困难、寻求对话途径，我们两国加强关系和相

    互理解显得更为必要。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被寄予厚望的相互信任、从分歧逐渐走向共识

    3的商讨，对推进下列关键合作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核能领域合作、人

    民币在国际流通领域的地位、相互投资、文化和大学教育合作等。

    《权力的教训》是希望进一步了解法中关系的读者的必读书，也是

    深入了解法国政治生活微妙性和复杂性的生动有趣的读物。法国政治中

    充满了离合聚散、胜选败选、忠诚的人际关系、导致信任关系破裂甚至

    走向背叛的个人路径。

    这是一本集聚个人思考、激情、历史见证及愿景展望的书。

    感谢所有使《权力的教训》翻译成中文并出版的人。

    对于我们两个同样有着古老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这本书也是两

    国平等互利交流的见证，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和现在，它也必然能

    够帮助建设我们共同的未来。

    2019年6月12日

    于巴黎

    4前言

    这是我在爱丽舍宫的最后一天。

    从早上开始，这栋安静的大宅就奇怪地嘈杂了起来。匆匆的脚步

    声、院子里的车辆声、锤子的敲击声在楼宇之间回响。这并不是有人在

    砍伐橡木为赫拉克勒斯[1]

    搭建自焚柴堆，而是在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

    就职搭建白木的高台。

    与往常一样，我无须借助闹钟便在早上6点准时起床。清晨的亮光

    已经透过了房间的百叶窗。

    早上7点，我最后一次穿过连接着私人房间和我在二楼的办公室的

    白色小走廊。在5年任期内，我在这个走廊来来回回地不知走过多少

    次。走廊里装点着奥迪隆·雷东的花卉组合画，雷东是一位19世纪的象

    征主义画家和版画家。这些画布上，既没有月桂，也不见菊花[2]……

    我经过王后浴室，那里摆放着被雕花木质屏风遮掩的浴缸。接着又

    经过了角房，它朝向花园，是爱丽舍宫最美的房间，助理称之为“让人

    疯狂的办公室”。因为使用这间办公室的人距离我的办公室仅有几步之

    遥，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具备了非凡的权力。自从上一位使用者离开后，这间房子就一直闲置着，只用来举办一些小型会议。随后，我穿过我的

    秘书们所在的大厅，她们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最后我走进我的办公室，它超乎寻常地整洁有序。我带来的书籍和个人物品已经被搬走了，只有

    几个文件夹摆在办公桌上。

    这就是法国的断裂点：总统统治至最后一秒，而后将权力交给即刻

    履新的继任者。我签署着最后的政令和任命书，一边翻阅着我要求起草

    5的报告一边想：它们明天还有用。我礼貌地回绝了让·端木松[3]

    的提议，他想和我在这最后一天约谈。正如他以前和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做的

    一样，这样一次会晤，会使他作为即将卸任总统的享有特权的知己地位

    得到强化。

    早上8点，我接待着最为亲近的助手们，向他们道别——笑声和泪

    水，拥抱和道谢。我难以掩饰那些用逗乐来尽量避免引发怀旧情绪的话

    语背后的情感。人们有时指责我爱开玩笑，但他们错了。幽默并非逃

    避，它就像盐之于日常生活，尤其能让生活的悲欢离合不再那么残酷。

    我向这些助手致谢。他们的才能与练达，日复一日地保障着总统府

    的和谐运作。然后，我照例应他们的要求，和传令官、消防队员、秘书

    以及侍从官合影。我即将离去，但他们将留下来，继续保障权力在日常

    组织中的连贯性。他们绝对谨慎，从未对我讲过有关我的前任的一个

    字。他们手势笃定，清楚形势，在人员管理上细致入微。他们对候见的

    来访者无所不知：谁该从这扇门或那扇门通过，谁该享受这样或那样的

    礼遇——他们的警觉令我难忘。

    上午10点，我一人独处——如同我这5年来常常经历的那样。事实

    上，这样的孤独源自体制：在责任序位方面，无人在我之上。那些争辩

    最为激烈的劝告、意见和建议，都要由国家元首做出最后的抉择。在涉

    及实施敏感改革、应对危机或拯救士兵性命等问题上，当研究、讨论之

    后，所有人都会转向我，想听到我说“是”或“不”。这5年中的一切决定

    都是由我做出的。成也好、败也罢，振兴也好、错失机遇也罢，重任都

    压在我身上。在这间装饰了过多金色、踢脚线已磨损的房间里，在这些

    装饰给人带来的虚假安全感之下，在花园里的树木轻轻摇曳之际，我最

    后一次直面自己。

    也就是说，我要审视自己的行为。我没有宽容自己的习惯。我几乎

    从不沾沾自喜，有人也就此指责过我。然而，我知道要跟我的继任者说

    6些什么。事实就摆在那儿，不言而喻。5年前，法国遭遇投机和衰退危

    机，由于赤字和竞争力不足而在欧盟中落后。今天，振兴的基础已经巩

    固，法国再次受到了尊重。这是以放弃我们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吗？

    绝对不是。我忠于自己毕生作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承诺，促进了法国

    社会现代化，改善了民主，并推行了多项社会改革。未来除非出现反动

    的诉讼，否则既得权益应当不会丧失；除非自由主义妄想泛滥，否则新

    的再分配机制也不会受到质疑。

    我为之付出过如此大的政治代价的努力都是必要的。倘若没有这番

    努力，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倘若没有这番努力，那我就是玩忽职守。正

    是因为这些努力，在天上没掉“馅饼”的5年任期结束时，在这个影响力

    按照市场份额和科技卓越程度衡量的全球化世界中，法国得以重新入局

    开牌。我并不指望还我以公道。政治生活就是这样的，即便你已离开

    它，它也不会对你宽容，或者说也不会真相大白。我只是希望法国人民

    理解，在我们国家面临多种考验时，在法国冒着风险、为保障自身及他

    国安全而多次对外采取军事干预行动时，我们做出的选择，以及我们行

    使权力的情况。

    在我身后，端放在壁炉上的精美时钟微妙地向我提醒着日程，再过

    一刻钟，我就要下去迎接我的继任者了。于是我给自己布置了最后一项

    任务。在经历了苦难的5年以后，我积累了独特的经验。在法国这个既

    肩负着世界使命，又受到国内各种狂热支配的国家，总统意味着什么？

    如何使那些既想要权威又不想出让权利和自由的法国人达成妥协？如何

    按照职位要求的高度行使权力，同时又一如我心目中总统与公民的关系

    那样保持人道和质朴的特性？如何与民众建立适度的距离？奇闻八卦

    和“宫廷”流言带来了政治透明的错觉，人们以为了解权力的一切。小道

    消息满天飞，人们无法分辨重要消息。在事件接踵而至时，人们忘记了

    其中的利害、挑战和惨痛，而这些才是人民的政府关注的核心。

    7就在那天，在我离开这个重大决策场所之前所做的最后的独白中，我决定要为这5年任期做个见证。这不是为了给自己辩白，也不是为我

    的任职总结辩护。假以时日，功过自会昭然。这是做一件具有公民意义

    的工作。我曾经想做一个“平凡的总统”，以更好地承担一项不平凡的使

    命：在陷阱密布的危险世界中为法国引领方向，在岌岌可危之时做出决

    策。如今，我想要传承。我希望公民理解他们选择的、指引他们前行的

    这个人的成功和缺憾、欢乐和痛苦、抱负和失意。我希望为法国人民总

    结出“权力的教训”。

    我也想为了未来而对左翼讲话。进步阵营不应在令人厌烦的治理挑

    战面前有所犹豫。除非是要隐遁在幻想中，或是满足于只说不做。毫无

    疑问，这是唯一不会被解职的差事。左派每次在以大局利益之名承担艰

    难选择时，应该摒弃颇受指责、反反复复的疑虑。左派不应在指责自己

    背叛的责问者面前低头。这些责问者借口称左派不应在执政的头几个月

    就把成果归还给金融资本。更有甚者指责左派以就业的名义寻求妥协，并做出退让。左派在其内部并非只有朋友，这是它的问题所在。它受到

    的指控总来自内部。这些人总以先知先觉的名义攻击左派，而不是与左

    派一道攀登险峰。这是致命的倾向。难道因为不能全面成功，就什么都

    不做了吗？倘若缺少“存在”这一首要属性，那么伟大的计划从何谈起？

    没有纲领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放弃，但缺乏行动的理想则等同于把自己的

    位置拱手让人。

    上午11点，我的思绪被打断了。听到有人宣布马克龙到达，我下楼

    在台阶上迎接他。他年轻、庄重、步伐缓慢，慢慢地穿过庭院，或许是

    为了更好地品味这一时刻。他快步登上分隔着我们的几步台阶，犹豫着

    要不要和我拥抱。他习惯于拥抱且做得熟练，但我总是感觉不安。我们

    热烈地握手，然后他随我来到他将使用5年的办公室。他因担任过我的

    顾问和部长而对这间办公室很熟悉。我还在我的位置时，他就已经进入

    他的位置了。我们平等相处，在这一个小时内，法国有两位总统。我相

    8信自己没有弄错，或许可以说他体会到的快乐与感受到的尴尬同样多。

    他对什么事情有负疚感吗？犹如事物的秩序和人际关系已被颠覆。总

    之，无论是他还是我，5年前我们不会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再共处一

    室。我尽力为他提供便利。毕竟我是离去者，而不是溃败者。我们没有

    在任何选举角逐和格斗中对立过，是我自己决定不竞选连任的。从政治

    角度看，我当时并不得势。但他凭着强大的勇气和更好的运气，势在必

    得。他抓住了这个机会!

    老实说，我们在2017年5月7日之后就交谈过，外界无人知晓。权力

    的交接势必是短暂的，它持续了一个小时：在我们正式会晤之前，必须

    非正式地把小事处理完毕，以便把共和国传统规定的时间用于处理大

    事。于是，在第二轮投票后的第三天，我们在爱丽舍宫悄悄会面，以便

    讨论他当选后产生的政治形势。

    那次会面并不是为了反思总统竞选，那个时段已成为过去。我们讨

    论的是下一步。下一项议程是立法选举。在马克龙面前开启了两条道

    路。他可以像大多数欧洲国家所做的那样，选择政治结盟，把不同政治

    力量团结在同一个政治纲领之上。依靠谈判达成的公约来进行联合，结

    盟的各党可以为政府提供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牢固的基础。比如，联邦

    德国多年来就是这样治理的。长久以来，安格拉·默克尔以及德国人民

    对此从未抱怨过。我觉得这样的选择和马克龙本人在竞选中提出的理念

    相符合。由此看来，社会党对他而言是一个可能的盟友。随着交谈的深

    入，我明白他另有打算。共和国前进运动将在全国各地推出候选人参

    选。新总统指望借助总统选举效应来组建一个为自己效力的多数派，这

    个多数派将毫无阻力地支持他的改革。他不想同社会党和解，而想取而

    代之。在2012年进入爱丽舍宫加入我的工作班子之前，他曾是一名并购

    专家：他准备的行动不是联合，而是吞并。

    他告诉我，他打算在马提尼翁府任命一位右派人士，并把一些杰出

    9的反对派成员聚集在他身边：一个没有替代选择的政权。摆脱社会党之

    后，他想把最接近他的纲领的右派人士从其领导人那儿挖过来，从而解

    除右派“武装”。我提醒他注意：一个右派总理，即使再忠诚，也会不可

    避免地试图突出自己的存在，更何况根据体制建设习惯，总理是多数党

    的领袖。马克龙礼貌地表示，他收到了我友好的提醒。或许将来有一

    天，他会想起这次谈话。

    但是其他问题才是重点，我们把这些重点列入权力转交的例行共和

    式会议中。重点当然是指法国的形势。马克龙最后一次坐在访客的扶手

    椅上，采取了克制姿态，甚至接近于谦逊。像所有前任一样，即将降临

    于其身的责任一定令他印象深刻。他认真倾听着我的分析。他了解这

    些，他曾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2012年，挑战首先是经济方面的。虚弱

    的法国必须恢复活力，以分阶段降低失业率，并重新引起欧洲的关注。

    2017年，这项任务即将完成，只需继续跟进并扩大战果。再分配也是如

    此。我想表达的是，要向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拥有特权的人进行再分

    配。新的挑战是国际性的。世界因恐怖主义之恶持续存在而剧变，即

    使“伊斯兰国”组织在特定的领地上不复存在，世界也同样因唐纳德·特

    朗普执政而受到摆布和支配，特朗普行动的不可预测性与言语的挑衅

    性“相辅相成”。世界因英国脱欧而剧变，即使它首先给英国带来的是沉

    重的负担。世界因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所取得的地位而剧变，俄罗斯闯

    入被美国的无常和西方的衰弱所打开的裂口中。世界因沙特阿拉伯和伊

    朗及其背后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恶化而剧变，这个冲突有可能

    演变为一场公开战争。世界因威权民主体制的强力崛起而剧变，这些体

    制为焦虑的人民提供了威权和民族主义荣耀的虚假保障。世界也因新的

    地缘政治格局、民粹主义在东方和西方取得的成果而剧变，它变得比任

    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动荡和分裂。

    但与之相悖的是，法国重新处在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在欧洲，德

    国也遇到了极端主义的冲击，它需要和法国一道重振欧盟，因为欧盟历

    10来依赖于巴黎和柏林的良好协作。在世界上，人们期待着在世界舞台上

    举足轻重的法国继续坚持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继续同恐怖主义做

    斗争，继续实现非洲发展目标，维护非洲安全。这不仅仅依靠法国军队

    的勇气，法国重新找到了一边改革一边继续拓展的空间。在将它们置于

    保护和正义的特征之下的同时，法国也可以自我和解，击退民粹主义幽

    灵，重新开启进步征程，把各阶层人民再次联合起来。

    新总统怎么会反驳这些分析呢？在法国重振的背景下问鼎总统宝

    座，这是莫大的责任，更是一次新的机遇。我感觉他相信自己的运气。

    他对自身能力充满信心，自信历来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勇气是珍贵的法

    宝，但它从来都不应脱离理性。我记得在希腊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他是法国经济部部长，他的同事米歇尔·萨潘在欧元集团会议中代表法

    国。马克龙给我打电话，自荐做调解人。他自认为能在德国和希腊之间

    达成协议，理由是他具备金融专业能力，并与希腊财政部部长亚尼斯·

    瓦鲁法基斯有良好的关系。我提醒他，即使私人关系在某些谈判中可以

    发挥作用，但如果涉及人民做出牺牲或者对债权人提出要求的议题，友

    情也只能让步。今天付诸实施的解决办法也是经过长达数月的努力才达

    成的。法国毫不松懈地为希腊辩护，这个友好但评价较差的国家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苛求下，在欧盟委员提出的强硬条件的压力下，差点儿

    牺牲。同样，长时间和特朗普握手也不足以说服特朗普批准巴黎气候变

    化协议。在特朗普2017年1月就职美国总统的第二天，我就意识到美国

    不会为保护地球而做出努力。特朗普曾用其一向不假思索的话直截了当

    地告诉了我这一点。马克龙随后也会自认为能让美国改变立场。对他来

    说，只要有明确的意愿和足够的魅力，就可以成就一切。这是他的做事

    方式。他曾是我的顾问，可我不是他的顾问。

    现在，他是总统，而我不是总统了。我只有一个愿望：看着他为国

    家建功立业。他想对特朗普、普京和我们的欧洲伙伴了解更多。我回答

    说，我很乐意告诉他，但不能再延长会见时间了：有人会猜测发生了什

    11么意外情况，或是猜测我们正在进行可疑的谋划。于是我们终止了谈

    话。我下楼走到庭院里准备离开，我希望这是一个简朴、友好的离别。

    我挥手向聚集在一起的助手打招呼，我害怕被他们的激动情绪淹没。我

    亲热地向他们致意，就像向法国人民致意一样。

    紧接着我前往索尔费里诺大街，带着密特朗在其任期结束后造访的

    记忆，去接受社会党人的道别。随后我接受了还将继续担任几天总理的

    贝尔纳·卡泽纳夫的邀请，一起去巴黎九区一家名叫“红球”的餐馆吃

    饭。他之前跟我说他已经包下了餐厅，但餐馆老板走漏了消息。此老板

    以调料放得重的“古斯古斯”饭以及热情洋溢的待客态度而闻名。一切顺

    利，我非常满意。正在邻桌吃午餐的恩里科·马西亚斯[4]

    ——这里的常客

    ——也走过来热情地向我们致意。2007年他在协和广场庆贺尼古拉·萨

    科齐当选总统。这次他又偶然地带着同样的微笑见证了我的离职。

    这个巧合把我的思绪带回到5年前，即2012年。当时我和萨科齐就

    像我刚刚和马克龙那样进行了交流，当然角色与现在相反。离任总统在

    我当选的当晚打电话道贺，说的都是在那番情景下轻易说不出口的话。

    但他找到了得体的说辞，提醒我说等待着我的任务艰巨而伟大，并立即

    表态，他可随时向我提供我需要的信息。接着，他同样邀请我参加2012

    年5月8日的庆典。他向我透露了想要中止政治生涯的想法。我对他的关

    心表示感谢。更晚些时候，我认真听取了他为抚慰朋友的失望之情而在

    他们面前发表的得体讲话。但是我明白，对他而言，告别政治不是一个

    问题。毫无疑问，他忘记了他应说的台词。

    2012年5月15日，我坐在他的面前。萨科齐一般在长沙发上接待访

    客，为对话者准备的是一张扶手椅。很快，在说了些客套话之后，离任

    总统提醒我注意无处不在的媒体，这些媒体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可能

    会威胁到总统履职。他抱怨媒体对待他的一些细节，对他私人生活无休

    止的侵犯，对他家庭的攻击以及在他任期内表现出的无端的恶意。“这

    12是一个可怕的、无休止的过程，”他说道，“有损共和国形象。”现在来

    看，我必须承认，尽管他粗暴的言语令我惊讶，但他说的没错。后来我

    也经历了许多不快。然后他向我谈及欧元区的情况。“尽管风暴最猛烈

    的阶段已经过去，”他说道，“但是我们还远未到安全的时候。市场仍然

    躁动，像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大国都陷入了困境。希腊已经无法达到

    要求。爱尔兰和葡萄牙也找不到新的融资。”我正在走入一片汹涌的大

    海。

    5年后的今天，没有人再质疑欧元的坚挺，汇率一直在上涨，也没

    有一个国家退出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又开始增长。这个结果来之不易，如今它使我们继续前行。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萨科齐的敏捷反

    应在经济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正是得益于2012年尤其是欧洲银行

    业联盟做出的决定，也得益于确定建立公共账户的大方向，还有欧洲中

    央银行发挥的作用，今天才有可能深化欧元区改革。

    与舆论想象的截然不同，卸任总统和其继任者之间的交谈几乎不涉

    及重大机密、核密码或敏感事务。我们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几乎每天都会

    向总统做汇报，无须通过最高层秘密会议来获知他们的行动。至于核武

    器，它的使用需要遵从总统和军队负责人之间的一套规定流程。这个流

    程在新总统当选几天后就会被告知。萨科齐在这次交谈中，坚持向我说

    明被关押在萨赫勒地区法国人质的情况以及谈判的进展。我回答他：我

    的主张是竭尽全力挽救生命，但对于那些绑架者提出的会损害我们利益

    的要求，我们不能屈服。我坚持了这一点。在我离开总统府时，还有一

    名法国女性被囚禁，她的家庭对此难以承受。但我们还是向被解救的同

    胞展现了政府机构的效率。

    我们这次交流为双方“比武”画上了句号，我们在“比武”中都有损

    伤。总统竞选过程艰难，我想我和他的对话也令人痛苦。40分钟后，我

    再次陪着卸任总统走到爱丽舍宫门前的台阶上，而瓦莱丽·特里耶韦莱

    13则引导着身旁的卡拉·布吕尼走到那里。她俩在我们会面期间也进行了

    友好交谈。同样，出于缩短权力交接时间的考虑，在萨科齐和他的妻子

    坐进车子驶上另一条命运之路的同时，我转身返回楼里。人们错误地把

    这种克制解读为有失高雅，其实，这只是一种谨小慎微。如果我表现得

    过于兴奋，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漫长的一天还在等待着我：爱丽舍宫节日大厅的就职仪式，赶赴香

    榭丽舍大街，与左翼历任总理共进午餐，出席巴黎市政厅招待会，开启

    此后法国总统5年任期的柏林之行。本届政府首任总理让-马克·艾罗就我

    们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警示过我：平衡预算以及兑现对欧洲的承诺还有

    几十亿欧元的缺口。在这个分裂和不安的法国社会中，我接过了总统的

    职责。在总统竞选期间，穆罕默德·梅拉赫对无辜者的屠杀，使盘旋在

    我们头上的恐怖主义危险更加尖锐。我们的国家遭到打击，而这种打击

    还会再次发生。我们必须重建法国的地位，拯救欧元，恢复我们经济的

    活力，维护社会团结，坚持不懈地同失业这个毒瘤做斗争。在我作为总

    统候选人参选时，我对于等待着我、迫使我竭尽一切智慧和人格源泉的

    各种考验已经了然于心。淋着下个不停、迎接我任期第一天的雨，我明

    白：面对暴风雨，我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赫拉克勒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神的大力士英雄，建立了丰功伟业，最后投身柴堆

    自焚而亡。——译者注

    [2] 在法国，通常月桂象征胜利，菊花代表死亡。——译者注

    [3] 让·端木松是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于2017年12月去世。——译者注

    [4] 恩里科·马西亚斯是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著名歌手、音乐家、作曲家。——译者

    注

    1401 执政

    毫无疑问，天气昭示着我的5年任期。我刚刚在前往拜访默克尔总

    理的总统专机座位上坐定，雷电就击中了飞机，机身前部火花四溅。这

    是天意吗？所幸我从不迷信。待惊愕平复后，我走进驾驶舱，要求飞行

    员继续航行。我不想让默克尔总理在我们首次会晤时就等候。“总统先

    生，”飞行员答道，“您的一切权力都在机舱之外。机舱内的事由我做

    主。我们将返回维拉库布莱空军基地，在那儿换乘另一架飞机。安全第

    一。”就这样，我们返航回了基地。

    15选举产生的君主制？

    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位飞行员都言之有理。幸运的是，共和国总统

    并不具备一切权力，但是他已然拥有很多。人们在调侃英国政体时说，威斯敏斯特议会“除了不能让男人变成女人之外，无所不能”。其实，在

    这一点上，事情有所改观。这与法国总统的情况有些许相似。他是一个

    民主大国的元首，承担的责任也是最多的。美国总统在这方面可以与他

    媲美，况且美国总统还得与难打交道的国会进行谈判。国会可以断然阻

    止总统的某项改革或者停发公务员薪酬，这已经发生过多次。这些在法

    国都是不可想象的：法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允许政府不经议会投票

    就可以通过预算法或其关注的其他法案。

    总统任命总理，并在认为必要时将其换掉。总统和总理一起组建政

    府，决定议程，并可以无条件行使解散权。总统颁布法律，且可以要求

    议会对某项法律进行重新审议。总统是军队的统帅，主导外交政策属于

    总统的传统权力。总之，总统一旦得到其多数派支持，就可以决定5年

    内应该遵循的政策。总统理所当然是主要负责人。

    只有“共治”才会把总统的角色压缩成一名仲裁者，或者更糟糕，只

    是一个在岗的旁观者。从1981年至今，这种奇葩的体制状况出现过三

    次。随着总统5年任期制的确立，“共治”不可能再出现。自从立法选举

    被放在总统选举之后进行，法国人每次都会出于对总统和议会不和的担

    忧，赋予当选总统一个议会多数派作为支持。我觉得这种趋势越来越难

    以阻挡。

    法国总统类似于一位选举产生的君主，被一套墨守成规的严格礼仪

    约束着。在他走进爱丽舍宫访客候见室之前，一名佩戴饰链的传令官走

    在前面，高声宣布：“共和国总统先生到!”军乐声中，他在身着隆重制

    16服、步行或骑马的共和国卫队官兵的簇拥下，接待正式来访宾客。到法

    国大区视察，他在走下飞机或直升机时，同样受到身着制服并由一众宪

    兵和警察陪伴的大区行政长官的欢迎。

    1981年，作为密特朗总统年轻的顾问，我惊愕于这套浮华且过时的

    礼仪，甚至可以说受到了冲击。我问自己，为什么左派沉浸在这样的华

    而不实中，还继续把这种盛大仪式发扬光大呢？左派代表的是人民啊。

    它自称大革命的继承者，难道它不该树立简朴的、不讲排场的政权榜样

    吗？但是仔细想来，密特朗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是

    确立国家最高层政权轮替、赋予左派合法性、维护共和国至上的一种方

    式。如今，这套礼仪依旧令人印象深刻，爱丽舍宫一直保持着这套制造

    神秘感的“魔法”。

    我有幸熟识爱丽舍宫，并在担任不同职务时回到那里工作。我甚至

    很惊讶地在那里见到了30多年前一起工作的秘书。爱丽舍宫是座非凡的

    宫殿，是无可比拟的接待场所，也是令人羡慕的生活空间。但它与治理

    一个现代国家的需要不相适应。有人建议我把总统府各部门迁至更合适

    的场所，我没有采纳这些意见。因为我们有比搬迁更加紧迫的事务，总

    统府与爱丽舍宫密不可分。

    17平凡？

    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国家的第一公民：他必须为国家效劳。

    他既是主人，又是人民这个真正主人的臣仆。如果他角色失衡，必会招

    致舆论反对。每位到任的总统对职责都有自己的见解。我的前任打的

    是“超级总统府”的牌：他决定一切，有时却又什么决定也不做；他喜欢

    热闹，害怕安静，“唯恐天下不乱”。他把5年总统任期理解为一场速度

    比赛，每天都要有一个事件、一次访问、一次演讲，或是一个金句。他

    甚至沾染有逾矩风险的领域。他到处“寻衅”，鲁莽地现身于大庭广众之

    中，招惹那些并不都是令人愉快的情感上身。偶尔当他觉得缺少敌人

    时，他又满心欢喜地“制造”出几个来。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做到，在任

    期结束时把敌人“收集齐全”了。

    我在竞选期间，用了很长时间来定义我和法国人民之间应有的关

    系。我当时把自己称为“平凡”的候选人。我要以此表明，总统应该是这

    个样子：他从字面上和精神上尊重共和国的机构，他尽力而又简朴地履

    行自己的职责；他永远不能忘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置身于法律之

    外，他是一号公民，他要永远与公民为伍。

    一种“平凡”的统治方式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平庸的统治方式。它要

    求总统在事态严重和时日艰难时，都要始终保持冷静、展现智慧和注意

    安抚民众，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团结。统治法国是一项特殊的职

    责，这个职责建立在选举认可的基础上。履行这项职责的人应该始终明

    白，权力不是财产，不是附属品，也不是特权。

    以这样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并不是为了贬低总统的作用，而是为了

    建立民主的尊严，为了呼唤榜样、理性和拥护。这并非向削弱——甚至

    更糟糕——矮化总统作用的意图让步，而是为了提升总统的影响力。我

    18承认，我们的社会尚未完全为此改变做好准备。我们的社会呼吁权威，即使社会自身受到威权主义的挑战。但是，民主文化是一个应该从高层

    开始的学习过程。共和国拥有许多无须整天被神化的伟人。

    今天，另一种做法已经确立。这个做法要求向第五共和国溯本求

    源。这就忘记了戴高乐将军的非凡人格和他在法国历史上的地位，甚至

    是在他主宰法国命运之前那段历史上的地位。他作为法国机构和制度的

    创建者，注意不把国家和他所属的政党混为一体，并为他选定的总理留

    出广阔的空间。我应该补充一点：曾有一段时期，被他象征化了的个人

    权力招致了激烈的批评，并引发了本应防范的反应。法国社会在21世纪

    初的公民诉求与20世纪60年代大不相同!

    我认为，关于总统的正确概念是完全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的。他要

    尊重与他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权力机构：议会、司法机构、地方政府和

    社会合作伙伴。但更宽泛地说，他要尊重规则，尊重那些要求他在施政

    手段中秉持谦逊态度、能够缩小同法国人民距离的惯例。我想通过降低

    总统和政府成员30%的薪酬、削减共和国总统府近10%的预算并将其数

    额降至1亿欧元的象征性关口以下，从而做出表率。我认为，一旦这些

    节约目标得以实现，那些坚持质疑总统开支的行为就不再属于合理监

    督，而应属于不良戾气。

    我有时痛心地注意到，透明远不能满足好奇心，反而会刺激它，并

    把它的底线推到我的私生活中。

    19真正的主人

    法国的社会经历了一场自相矛盾的运动。一方面，民众参政的要求

    使国家治理不再只是纵向进行。另一方面，影响我们社会的焦虑和紧张

    情绪要求治理者“天神下凡”，并由其个人担负起责任。因此，国家元首

    既要远民又要近人，既要无情又要仁慈，既要威严又要谦逊，既要神秘

    又要透明，既要谨言又要雄辩，既要冷漠又要可亲，既是君主又是公

    民。这是一个看似不能成立的方程式，但却是我们必须追求的一种平

    衡。我断言，这项莫大的权力应由一位既觉悟到自己的特殊使命，又能

    主宰自我的人来行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体制并没有规定某种模式。

    这个体制提供了多种方式保持其自身活力。但有一件事在我眼中是确定

    的：总统的崇高地位无论如何都不容置疑。[电子书 分享微-信jnztxy]

    总统一经由普选选出，便必然与法国人民产生直接关联。他不仅位

    居国家的巅峰，更是国家的元首。否则，就必须重新回归议会制，也就

    是说剥夺法国人直接选举未来统治者的权力。人们可以尽情拿着或多或

    少具有说服力的“第六共和国”计划来招摇，他们总是以此为先：取消总

    统普选制。可是没有其他选举方式具备这样的象征性价值，具有这样的

    动员力量，能够赋予胜选者以全民名义行事的能力。在动荡及对政治缺

    乏信任的时期，总统普选制给予国家持续性和恒常性，以此使我们国家

    有别于邻邦。这不是合法性的问题。欧洲国家政府首脑的合法性无可争

    辩。总统无须依赖议会的认同，这是保障一致性的问题。欧洲民主国家

    的政府首脑同样由普选产生，但他们受制于议会。法国总统依靠的是人

    民。

    20众圣之圣

    如果存在一个总统行使职权的象征性场合，那就一定是部长会议。

    我没有脱离过它的精密运作。星期三早上8点30分，我会接见总理，就

    会议议程和日常事务交换意见。快到10点时，我们一起走下大阶梯。如

    果举行政府全体会议，我们就走进米拉厅；如果举行只有部长而没有国

    务秘书参加的会议，我们就走进更小的大使厅。

    等传令官宣布后，我走进会议厅。部长先起立，然后在我的示意下

    落座。我坐在绿毯覆盖的会议桌右侧居中的扶手椅上。像其他人一样，我面前摆放着一小摞纸、一支总是削成同一个样式的铅笔、一页议程说

    明，以及一个曲形木柄吸墨器，这是使用羽毛笔时代的遗留物。

    我习惯以情况介绍作为会议的开始。我回顾一周以来的重要新闻，陈述对形势的分析，指明下一步工作方向，以及用贴切论据对我们的举

    措进行辩护。我会鼓励在一周工作中表现出色的部长。总理有时会补充

    几句。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对法律草案的审议。

    议程都是固定的。我们严格规定以“您”相称。同样，大家相互之间

    不能直呼其名，每个人跟他人说话时都要在一开始就称呼对方职务。共

    和国政府不是联谊会或者俱乐部，更不是某个政党的附属品。因此，我

    禁止部长随身携带手机，以免他们暗中查看。为避免干扰，他们把手机

    放在会议厅入口处的柜子里。后来，便携式电脑轻易地打破了这个举

    措。从前，部长用纸条沟通，并像保存历史资料一样保存着这些纸条。

    而今，科技抹消了纸条的魅力!

    审议法律草案都是走形式：我们了解文本内容，在草案准备阶段已

    经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随后审议部长提议的国家最重要职位的任

    命问题。这同样是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工作。总统负责配备中央行政

    21机构司局级主官、地方行政长官、大学学区区长、驻外使节，以及国有

    企业领导人的职位。我拒绝实行“瓜分战利品”制度，即像美国那样，在

    每次政权轮替时更换高级行政机构组成人员。这不仅与法国的共和传统

    不相符，还会迫使公务员做出政治承诺。在我看来，这有悖于国家机构

    的公正原则。所以我倚重公务员队伍，他们的素质在我们的伙伴那里也

    引发了忌妒和敬意。只是他们太容易遭受诋毁。

    我从未把行政机构当作“垫背”，以便解释在实现我的执政目标方面

    出现的迟滞问题。行政机构有时会抵触发生的变化，而一旦政治权力做

    出决定，行政机构就会准确而快捷地行动起来。我难以说服行政机构简

    化文书，也难以缩小其扩张幅度，就像规则的复杂与泛滥成为衡量效率

    的标准一样。但是，我对国家机构现代化充满信心。无论如何，法国都

    是行政程序信息化最发达的欧洲国家之一。

    我也曾希望独立权力机构负责人的任命服从议会委员会的相应意

    见。我认为，这个程序应该扩大到所有中央行政机构司局级主官的任命

    上。在我看来，统治也是委托一些独立权力机构指定许多领导人，以便

    更好地巩固他们的合法性。公共部门各个广播电视机构总裁的任命就是

    这种情况。

    萨科齐做出相反的选择。于是我把任命各个广播电视公司总裁的权

    力还给了最高视听委员会。他们自主任命，不受来自我的任何干扰，以

    至于我从未在法国国家广播公司总裁马蒂厄·加莱和法国电视集团总裁

    德尔菲娜·埃尔诺特任职之前见过他们。人们可以批评他们的管理水

    平，但至少不能把他们和当局的关系作为批评的借口。如今政府正在考

    虑修改这个程序。以各种方式回到先前的体制，无论是对公共视听机构

    的独立性，还是对其服务质量来说，都是退步。

    最后，部长会议听取部长的发言。发言总是从外交部部长开始。洛

    朗·法比尤斯很欣赏这种做法。他的发言驾轻就熟，带着刻意展示的优

    22雅和有意掩饰的愉悦。他讲话冗长，经常使用淡淡的幽默突出重点，自

    然地进入问题细节，细致准确地汇报各个国家直到他发言时的内部情

    况。我们对其毫不怀疑。他竟然能了解如此纷乱的政治生活内情。

    很快，我要求在常规议程里增加一项内容——负责政府与议会关系

    的部长提交月度报告，以便对政府颁布的实施政令进行数目统计。很多

    时候，高调宣布的法律文本最后都成了沉睡的文字，等待政令颁布后生

    效。公民的感觉是：政府只满足于漂亮的说辞，没有实际行动。因此我

    们每个月都要听取拟采取措施落实法律的详细报告，并以百分比的形式

    对其进行评估。我觉得这项创新非常关键。在我5年任期中，有400多项

    法律被表决通过。数量太多了。当然数字不能说明政府行动的效率，也

    不能更多地说明变革的幅度，关键是必须以政令加以落实。我们就是这

    样做的。

    我主持过200多次部长会议，只有一件事令我遗憾：我们没能摆脱

    会议框架的束缚，没能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讨论场所。参会人员很少能

    就重大问题各抒己见。其风险当然是会上的发言或争议可能会泄露给媒

    体，然后被渲染为“意见不合”。走漏风声是不可避免的。我多次要求部

    长：如果想要保证自由交换意见，就要保密。这真是无用的提醒——不

    久后连我警告的话也出现在了报纸上。

    但是辩论的好处在于能打破缄默，乃至避免评判错误。我记得在讨

    论剥夺国籍的问题时，只有海外事务部部长乔治·波-朗之万发言警告

    我。当时她的许多同事并不比她的想法少。他们晚些时候在私下告诉了

    我，但这有点儿迟了。总统为政需要听到相互矛盾的声音。

    23面对奥巴马和卡梅伦

    在对外政策方面，总统的权力为法国提供了珍贵的制胜法宝。当涉

    及管理某个重大危机时，这一优势尤为明显。在处理这类要求迅速决

    策、快速执行的事件时，总统的特权是关键利器，它使我在马里“圣

    战”分子发动攻击时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这样的高效率不仅体现在和其他民主国家使用的决策方式的对比

    上，而且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十分显著的。2013年夏天，来自我们情报

    机构的多份报告表明，叙利亚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反对派并屠杀造反

    的人民。对难以自保的平民使用惨无人道、特别邪恶且致命的化学武

    器，这些做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所有国际公约中都是被禁止的。

    此刻，在驻外使节会议上，我指出，我们将毫不软弱地惩罚这种公

    然违犯国际法的行为。我同英国、美国当局进行了联系，他们保证将采

    取同样的立场。于是我们三国的军队首长制订了一个报复计划。我和贝

    拉克·奥巴马进行了多次交谈，以便制定军事干预的原则和方式。约定

    的那天，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助理们围着我；奥巴马也在他的办公室

    里，顾问们陪伴着他。我们用加密电话进行对话，各有一个翻译协助，这样我们可以各自讲自己的母语，以便用应有的准确度进行表达，避免

    误解。讨论完毕，我们感觉完全达成了一致。部署在叙利亚沿海的武装

    力量已经准备待命。打击目标已由两国军队参谋部选定，导弹将从巡游

    在本地区海域的军舰上发射。导弹应该摧毁远离城市的叙利亚军事设

    施，以避免伤及平民。日期最终确定为2013年9月1日，星期天。

    但是，8月31日，星期六，奥巴马再次给我打电话。前一天，戴维·

    卡梅伦要求英国议员表决赞同军事干预原则时在议会遭遇失败。奥巴马

    向我保证：他没有改变关于这次行动合法性的意见，必须通过军事打击

    24惩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在给予最终同意的意

    见之前，首先咨询华盛顿国会的意见。我太清楚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了。

    我们浪费的时间等于叙利亚政权争取到的时间。因卡梅伦的行为而产生

    动摇，美国总统更加慎重。他因承诺从伊拉克撤出美国军队、与其前任

    的外交政策划清界限而当选，他不想就该问题与舆论对立，而更愿意寻

    求国会授权，以表明政权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独断。因此，法国总

    统是唯一无须事先征求议会意见而做决定的人。

    奥巴马在卡梅伦失败后做出的决定，不可避免地使法国议会躁动起

    来。左派和右派都发声要求进行同样的程序。我拒绝了。我认为，我不

    仅有权力也有义务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刻投入我们的武装力量。我知道：

    根据宪法，议会应在军事行动开始后最迟三天被告知相关情况；如果军

    事行动延长到四个月以上则须议会授权。我不想违反对我们基本法的这

    个解读。我把这些都告诉了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我还记得我和弗朗索

    瓦·菲永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电话沟通。他催促我征询议会意见。我请他

    注意：我之所以捍卫宪法的这个原则，并非寻求攫取决策自由，而只是

    为我继任者的利益而维护总统特权。因为，若向事先征询议会意见的做

    法让步，那就开创了未来剥夺总统在危险世界行动能力的先例，我们正

    在走向这个危险世界。

    正如我所料，美国的逃避对叙利亚冲突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俄罗

    斯趁机完全跻身牌局。普京扮演了调解人角色，他得到了叙利亚政权销

    毁化学武器装置并清理库存的承诺。阿萨德假意服从，而随后的事情表

    明，他保留了一部分违禁武器，并将继续使用。一次军事干预原本可以

    改变事态进程。法国已经准备就绪，我可以借助于我们的体制自主做出

    决定。我们盟友的变节阻碍了我的计划。即使法国可以行动，它也不能

    单独行动，况且我们没有联合国的授权。

    25有影响力的法国

    在任期之初，外交事务就压在了我身上。刚一当选，我就参加了我

    的首次欧洲理事会会议，参加了八国集团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北约

    峰会，外交活动频繁。平日里，外交会晤繁忙。平均来说，总统每个月

    有一周是在国外度过的。在总统的日程表中，接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的活动所占分量很重。这种履职情形与法国的作用是相符的。人们说外

    交是总统的“禁脔”。殊不知总理通过参加防务会议及出访扮演着自己的

    角色，外交部部长担任他的优质机构的首长，国防部部长也不是“朝

    廷”中的哑角。此外，我还注意让整个行政权力机构都参与决策。

    法国国家元首同样拥有军事手段——法国军队，人们从来没有充分

    认识到其英勇和职业素养。法国人总是低估法国在世界上激荡出的回

    声，低估法国在那些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国家发挥的杰出作用，不仅是欧

    洲，还有非洲。非洲政府期待着法国的支持、保护和尊重。几十年来巴

    黎在中东实行的平衡和相关政策保证了法国的威望。在远东，法国和中

    国缔结的悠久关系，持续体现出它的重要性。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历史

    性关系。更不用说法国十分熟悉的加拿大了。最后，拉丁美洲凝望着欧

    洲，以避免和它那过于强大的邻国单挑。

    国家元首要和世界主要领导人缔结密切关系，他们组成一个封闭的

    俱乐部。在这里，每个人和其他人分享情感。虽然表面上大家一团和

    气，但实力的较量一直在进行着。很快大家以“你”相称，轻松地交谈着

    机密，争端被刻意地掩盖在应景的姿态背后。特别是民主大国之间有一

    种归属感，因为俄罗斯越来越具冲突性的外交行为成为近年的主要事

    件。这些行为印证了从2014年起把俄罗斯排除在八国集团(变为七国集

    团)之外，并对其实施制裁的合理性。这些决定远没有使普京屈服，却

    导致他变换应对之策，甚至一边自荐充作调解人，一边毫无保留地支持

    26他那些最不值得称道的盟友，阻挠联合国安理会的工作。与此同时，他

    与欧洲极右势力及保守派力量建立关系，也不忽略各种民粹主义者，以

    便在民主国家寻求政治支持。基于和他长期的对话，我早就得出结论：

    他只尊重实力。[电子书 分享微-信jnztxy]

    27扭转曲线

    总统不会放任自流，甘心躲避在他游刃自如的世界舞台上，任由争

    议和争吵不断的国内政策日程进入倒计时。全球地缘战略牌局从未让我

    忘记：法国人选出总统，并非要他沉溺于国际活动的愉悦飘然状态，而

    是要他化解法国人遇到的具体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从2012年9月起，我

    决定确立我工作的一个基本准则：扭转失业曲线。人们提到这个承诺时

    是怎么说的？什么？总统作茧自缚，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一个既受制于

    欧洲形势又取决于他个人行动的统计数据？我犯了一个怎样的策略性错

    误啊!我披上了一件怎样的涅索斯[1]

    血衣啊!我冒了多么没有意义的风

    险啊!

    尽管如此，我仍坚持把这个承诺当作无可争议的义务。失业是法国

    之痛，怎能想象不以就业问题作为评价自己的标准呢？任何政府，无论

    它谈论还是回避这个问题，都会被人们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无论是继

    续模棱两可，长期躲在问题背后，还是在谈及未来时闪烁其词，都是骗

    人的说辞。如果公民把新的多数党送上政坛，那一定会期待它的政策产

    生效果。如果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那就无可救药了。20年来，一届又一届多数党政府屡屡失败，最终都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我承载着这个目标：一旦账户再平衡，企业变强大，改革开

    好步，法国的能量、人才，再加上坚定意志，一定能改善我们的经济。

    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今天，增长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3年来创

    造了6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到劳动力人口的9%以下(2012年是

    10.5%)，我更愿意这些成果出现得更早，更愿意失业曲线在2014年而

    非2015年末翻转。无论如何，我没有遗憾。如果不是我做出的选择，法

    国就出局了。必须决断——这是法国总统应该做的事。

    28第六共和国？

    法国在两个世纪中已经更改过12次基本法。修法都是发生在危机之

    后。制度稳定百分之百是好事。在法国，政体是共和国的保障；在历史

    上，政体造就了法兰西。法国的政治、行政文化携带着不可磨灭的印

    记。忠诚于公共利益的体制是一件珍贵的法宝，我们必须保护而不是损

    害它。

    从以往经验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既有灵活性又有归属感，需

    要进行双重完善，一个是在微观上，另一个是在宏观上。微观上是指变

    革立法程序，它不再符合公民对快速行动的要求。法律草案经过各部之

    间的长时间工作和不可或缺的商讨后被起草完毕，提交至行政法院，列

    入议会审议日程，在议会相关委员会会议中进行辩论，然后按照艰难的

    节奏在议会两院之间穿梭。两院不惜延缓立法进程，只想给法案打上自

    己的印记。于是，从宣布改革到颁布实施政令，通常要花费一两年时

    间，有时需要3年。遇到紧急事务却看不到尽头。总统承诺要采取行

    动，宣布改革，但当法律开始实施时，人们已经忘记改革的决定从何而

    来，以及是谁、在什么时间做的决定。加快议会议程，明显缩短辩论时

    间，哪怕对预先协商的时间稍加延长，都比系统性地借助于政令来强行

    通过法律民主得多。如同前几个已故共和国时期以政令代法的做法一

    样，以政令强行通过法律的做法反映出议会的特权被剥夺了。

    宏观上是指变革法国总理在行政权力中的地位。根据法国宪法，总

    理“确立和引领国家政治”。按照法国的做法，总理是议会多数派领袖，主持政府日常事务；法国总统则象征着国家，对外代表着国家，并确定

    大政方针。但在我的5年任期内，尽管有一个在总统选举之后建立的议

    会多数派，国家元首却总是冲在第一线。他不可能像7年任期制时的法

    国总统一样，超脱日常事务，仅限于裁决重大事务。选举产生的是法国

    29总统，而不是法国政府首脑。理应由他来领导并进行阐释。

    误解的风险依旧存在。如果总理忠心耿耿，满足于落实爱丽舍宫确

    定的政策，他便不成气候。很快，人们就会斥责他的清明，痛惜马提尼

    翁府淡出视线，批评爱丽舍宫集权。但如果总理争取到自主权，天马行

    空，标新立异，人们又会毫不迟疑地把他说成是总统的竞争对手，事实

    上导致国家最高层出现双头政治，最后以二人关系破裂而收场。

    法国第五共和国最终必须实行“总统制”吗？这是5年任期制的逻辑

    和总统选举及立法选举的时间顺序使然的。我深知这一体制变革将会引

    发的疑问。根据乔治·蓬皮杜那句闪光的话语，那是因为总统能解开戈

    尔迪乌姆之结。自从总统由普选产生以来，根据宪法，我们不再实行议

    会制，但也不是总统制，而总理要对国民议会负责。如何理解除特殊情

    况外，总统作为真正的行政权力首脑却不能直接与国民议会进行交流？

    再也不能踌躇不前。这既无益于议会权力，也难使行政权力运作得更加

    高效。这是公民的迷惑之源，并不能给政府行为带来一丁点儿好处。如

    果要对宪法进行修改，那么要改的就是这个。

    [1] 涅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人物，是半人半马的摆渡者。——译者注

    3002 决策

    军人讲究准确。在我办公桌上打开的地图上，他们请我看沙漠腹地

    的一个村庄，那儿藏匿着恐怖分子首领。多年来，他在这个残垣断壁的

    藏身处，领导着针对我们及我们的盟友的无名战争。他恣意妄为，自己

    杀戮或让人杀戮法国人。这次他被“挖”出来了。我们可以用20分钟消灭

    这个敌方指挥官，他以沙漠为战场，筹划着重复其恐怖行为。这是消灭

    他的一次机会。

    31释放雷霆

    我们的对话短促而紧张。我问，那栋房子里是否只有他一人。他们

    肯定地说，是的。但他们也告诉我，旁边住着几户人家。他们向我保

    证，我们将对圈定的范围进行精确打击，但不排除伤及平民的可能。因

    此，我推迟了这次行动。

    一周后，同一批负责人围在同一张地图前。我再次询问他们。他们

    回答，那个街区的居民已被撤离，并且在离开住处后受到照顾，因此我

    们手握最大的胜算。因此，我下达了打击的命令。20分钟后，他们向我

    请求最后的开火令，我予以同意。行动发起：那栋房子爆炸了，但无任

    何连带损伤。恐怖分子首领已经被消灭了吗？我们无法核实。不过从那

    天起，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总统有时就是这样工作的——在安静的爱丽舍宫释放雷霆。这是其

    职责的精华：决策和担当。我们军人的职业素养又一次得到了展示。但

    是如果行动失败，如果炸弹摧毁了另一栋房子，而不幸有一家人在我们

    不知道的情况下回到了房子中，那么这就要由总统而不是他人来承担道

    义和政治责任。他守护着国家的生活，但死亡的信息日复一日地伴随着

    他。

    32决策的哲学

    有些名声一经形成就会经久不衰。有时，这些名声只是阿谀奉承，并非名副其实。有些人有幸被传闻赋予先天的决策本能：他们的犹豫不

    决会被看作是工于心计的表现，他们的拖延则被视为至高智慧的明证。

    有时，有些名声颇受争议而得不到正确的评价。对于这些人，他们的思

    考即使再有道理，也会被盖上优柔寡断的戳记；他们的睿智会被视为困

    窘；他们要比别人更多地展现当机立断的能力。人们找借口说我作为一

    个政治领导人却长期寻求折中以实现团结，把喜欢平衡甚于大胆进取、喜欢对话甚于施展威权、喜欢谨慎甚于出其不意的习性归咎于我。

    可是，我认为，在决策的艺术中，一切都取决于彼时的形势和背

    景。我总是怀疑一般法则，区别对待出现的各种情况。在使用武力以防

    留给敌人反扑机会时，出其不意就对我们十分有利。这就是我在介入马

    里和中东时的想法。而为了保证政策的公正性，磋商和评审则十分必

    要。我在实施经济战略时就特别注意这一点。当我急于求成的时候——

    如同处理劳动法改革那样，我便为此付出了代价。

    另外，我从没和时间开过玩笑，也不能容忍时间白白流逝。我知

    道，5年任期很短，实际上它比显示出来的持续时间还要短。所以在

    2012年7月，重新平衡公共账户的重大选择已经做出。同年11月，招标

    政策开始实施。同年12月，我们的工业战略已经确立。人们可以就我所

    做决策的合理性、内容及后果指责我，但不能怪罪为做决策而必需的期

    限。制定经济方针确实需要时间，在军事行动中更是这样。

    33危险的行动

    2013年1月11日，在紧挨着我的办公室的绿厅里，宽大的玻璃窗外

    树叶轻柔地沙沙作响，我需要同时对两起打击做出决策。在马里北部，一队装备着机枪和迫击炮的“圣战”分子在连接马里南北的主干道上行

    进。马里军队被包抄了。在占领了廷巴克图、加奥和沙漠中的其他城市

    后，这些宗教极端分子发动了闪电式攻击。他们几个小时就可抵达巴马

    科，驱赶正规军，把这座城市变成被恐怖笼罩的首都，并将威胁整个非

    洲西部。只有法国进行干预才能阻止他们。但是这次行动十分复杂且要

    求很高，于是我在防务会议上询问我们的军队将领。

    “这支队伍多久能拿下巴马科？”

    “三四天，或者更短。”

    “你们多久可以到达那个区域？”

    “空中行动需要24个小时，地面部署则需更长时间。”

    “在损失方面有哪些风险？”

    “在第一时间就会出现损失。”

    因此，仅仅实施空中打击是不够的，我面临的问题会产生严重的后

    果。我们要派出军队进行地面干预，击退袭击者，把这些宗教极端分子

    赶回北部广袤的沙漠地区，然后围剿他们，以确保这个勇敢国家的民众

    和平。法国担负着保护人的角色。如果遇到挫折、困境，我们的部队就

    会陷入瘫痪，舆论会变得悲观。军队将领不做任何掩饰，他们提出困

    难，评估机会。我从他们的语气中察觉到，他们害怕出现人员伤亡。与

    许多成见相反，将军不是好战分子，他们最在乎的是士兵的生命，并且

    34一直设法保护平民。虽然他们充满信心，但在这类对抗中，意外随时都

    会发生，并会挫败经过优化组合的计划。因此必须尽快决策——尽管现

    代情报手段难以完全穿透这片未知的面纱。

    马里总统迪翁昆达·特拉奥雷已经向我们发出了震人心魄的呼吁。

    他是这个友好国家唯一的合法当权者。他是一位科学家，曾在尼斯学

    习，后来在马里开始政治生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2012年5月，一群

    敌对者闯进他的办公室殴打了他。他头部受到击打，被扔在那儿等死。

    在法国接受治疗后，他回到巴马科，并意识到威胁他的国家的那些危

    险。在电话中，他的声音沉重、急促。我们直奔主题。“如果您不出面

    干预，巴马科将会沦陷，整个西部非洲都会陷入动荡。”他清楚地指

    出，宗教极端分子的队伍前进速度很快，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于是我

    和马里邻国的其他非洲领导人进行了交谈。所有领导人都确认，迫切需

    要我们的干预。

    什么都不做，就等于牺牲了一片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域，等于放弃了

    一个忠诚的盟友，等于放任宗教极端分子的“瘟疫”四处蔓延。但是，行

    动就意味着把法国卷进一场遥远的冲突中，该冲突与利比亚国家的崩溃

    不无关系。从长远看，这也决定了许多家庭的命运，他们将为自己的一

    位身着法国军装作战伤亡的亲人而悲伤。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做出决

    断。若再多花一些时间，一切都将太迟了。恐怖分子将会猛攻巴马科，短时间内难以被赶走，而且必须投入大量的物力。我决定投入我们的部

    队。我再次给马里总统打电话。他颇感宽慰，向我保证他的军队会和我

    们合作。至于西非国家，他们也向我确认将与我们共同作战。没有他们

    的支持，我们什么都做不成。

    35夜间突击队

    巧合的是，经过几个星期的工作，我们的情报机构于同一时间在索

    马里发现了一栋紧靠海边的独立住宅。数月来，我们的一位情报人员丹

    尼斯·阿莱(这是他的化名)被青年党这个反政府武装组织作为人质关

    押在那里。于是同样在1月11日，在同一张桌子旁，对外安全总局局长

    低声向我保证，他局里的一个小组可以在夜间上岸，隐蔽靠近并包围那

    栋房子，最后解救我们的人。

    事情很复杂，我们也没把握。但是如果我们撒手不管，那么法国同

    胞无疑将被处决或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局长向我说明，他的同事一致同

    意完成这次“萃取”行动，他们已经为此做了精心准备。阿莱的家人也得

    到了通知，他们也希望尝试一切办法来解救他。与会的所有人都知道阿

    莱受到了虐待，他的磨难将没有尽头。

    我想象了一下如果出现意外将会发生的情景：法国的情报人员将会

    被处决，他的尸体会被青年党分子当作战利品来展示。但是我克制住自

    己，丝毫未表露出内心因疑虑而遭受的折磨。我们的敌人是一群狂热分

    子，厚颜无耻是他们的天性。对于他们，法国不能表现出一丁点儿的软

    弱和犹豫。我坚信，在这次对抗中，我们应该表现出勇气：我们的士兵

    为保障安全而不懈训练所具备的体魄上的勇气，以及明白要承受肉体之

    苦的全民族精神上的勇气，还有政治领导人把这次行动上升到至关紧要

    高度的勇气。在这场与恐怖分子的持久战中，只有暂时的平静。我审阅

    了呈交给我的行动计划，同意行动。

    傍晚，我在电视声明中宣布了对马里出兵的消息。当然，我对索马

    里行动只字未提。在那里，军人们正在执行任务。整个晚上我都关注着

    我们小分队的最新行动情况。回到住处后，我的私人参谋长普加将军继

    36续向我报告细节。我知道，我的夜间休息将会被来自索马里的消息不停

    地打断。我们的人接近了海滩，开始朝拘押阿莱的地点开进。我想睡

    觉，但知道持续不了多久。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以准备随机应变。

    没过多久，普加将军拨通了我的手机。他声音沉重——索马里行动

    失败了。我立刻想到人质，心头一紧。原来，在非洲的夜幕中，我们的

    人在靠近关押阿莱的房子时，一名士兵的脚碰到了一个睡在地上的恐怖

    分子。一声枪响，恐怖分子都被惊醒并投入了战斗。出其不意的效果已

    经丧失。我们虽然占上风，但是一个绑匪在枪声响起时就处决了法国的

    情报员。令人悲伤的是，法国还损失了另外两名士兵。残酷的沮丧、无

    尽的悲伤……但是，很快又有消息传到了我这儿。

    37沙漠中的胜利

    在马里，第一次空中打击获得了成功。恐怖分子的队伍停止了前

    进，元气大伤。敌人伤亡严重，眼看着就会被击溃。但当我们空运去的

    士兵正在孔纳着陆、准备占领阵地时，子弹击中了小羚羊直升机驾驶员

    达米安·布瓦特中尉的腹股沟，他的股动脉被切断了。几个小时后他在

    医院去世了。这位41岁的中尉一生都在为国家服务，最后战死前线。这

    是第一例死亡，是英勇的牺牲。后来，许多马里人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叫

    达米安·布瓦特。似乎是历史的嘲讽，从前第一个进入马里的法国军官

    也姓布瓦特。如此一来，这位前往进行殖民征服的人和今天前往保护马

    里的人拥有同一姓氏。当我向布瓦特中尉的母亲谈到他的儿子时，她庄

    重而痛苦地对我说：“达米安完成了他的工作。”

    接下来的每天早上，普加将军都会来我的办公室，汇报法国士兵的

    推进情况。法国的部队在马里中部加强了地面防线的安全，随后又一个

    接一个地收复了被恐怖分子占领的北部城市，一直追击到恐怖分子藏匿

    的山区。围着那张防务会议研究的地图，我们讨论着下一步行动。每次

    我都要求加速向北方挺进，以象征性地展示胜利，尤其是为了避免廷巴

    克图和加奥这两座马里北部主要城市的平民遭受屠杀。我们的目的也是

    尽可能多地诱歼“圣战”分子，否则他们会藏匿于北部沙漠山区中，他们

    可以从那里筹划新的袭击。军人给我的急躁情绪刹了车。因为后勤方面

    困难太多。必须重新开放机场，排除地雷，加强已收复地区的安全。像

    往常一样，理所当然地，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控制风险。我们受到了邻国

    乍得和尼日尔军队的支援，他们熟悉沙漠战争，是沙漠作战的专家。我

    们谨慎且迅速地向前推进。

    38“我的政治生涯中最美好的一天”

    几周以后，我乘飞机飞往廷巴克图这座传奇却因“圣战”分子占领而

    经受了磨难的城市。特拉奥雷总统愉快地陪伴着我。我们走在被树影覆

    盖、洒着斑驳阳光的街道上，朝着大部分已被恐怖分子摧毁的红石陵墓

    行进。有人向我们展示保存下来的古伊斯兰教手稿。这些独一无二的文

    物承载着被狂热分子憎恨的、宽容宗教所具有的智慧。在出口处，人群

    聚集在广场上。我的安保团队担心起来：恐怖分子可能在后方留下了一

    些杀手，也可能给一名妇女或一名儿童配备了炸弹背心。但是我们感觉

    到，这些人对我们只有善意和感激。他们忍受了一切：一双双手在他们

    的注目下被砍断、一次由简单手势而招致的鞭打、军刀斩头、无法逃避

    的监视、日常的恐怖。他们曾目睹了黑衣裹身的恐怖分子的逃离，现在

    又看到了远在天边却近在眼前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一位女士冲向我，久久地拥抱着我。人们唱着，笑着，舞着，高喊“感谢法国”。这样的喜

    悦富有感染性，以至于我忘记了最基本的安全规则，和他们一起沉浸在

    这纵情的欢乐中。法国以前被看作是一个高傲、父权主义的国家。而现

    在它成了救星。马里在我们的帮助下重新获得了完整性和尊严。特拉奥

    雷总统在这样的场合和我以“你”相称，他也对这份热情感到惊讶。

    “你比我更得人心。”他笑着说。

    “在马里是这样的。”我说。

    一架军机随后把我们带往巴马科。我们从沙漠上低空飞过。这片赭

    色的广阔沙漠如大海般波动，动物在飞机下飞奔。沙漠里散布着星星点

    点的绿洲，有时能分辨出一支小小的驼队，时间好像在这里凝固至永

    恒。这里有给人错觉的画面：躲在附近裸露的山峰中的鬣狗和豺远远不

    是这幅画境中最危险的生物，这幅画可以和探险家勒内·卡耶及嘉禄·富

    39高神父当年看到的相媲美。人类的疯狂把这片光秃秃的地区变成了战

    场。特拉奥雷总统扮演着能言善谈的导游角色，他倾身靠向舷窗，向我

    解释着马里政治的微妙之处。沙漠在这里是一切传统的发源地。马里人

    信奉和平的伊斯兰教，但他们受到那些秉持中世纪信仰的宗派困扰。宗

    教和政治上的统一并不能掩盖北方和南方的敌对。巴马科政权努力给每

    个部落留出席位，每个部落首领都荣膺一个行政头衔，但这不足以平复

    他们的情绪和诉求。

    马里的剧烈动荡并没有结束，和平条约勉强生效，我们的士兵在巴

    尔赫内行动中继续遭到敌人攻击。但在这一天，嗜杀成性的宗教激进分

    子受到马里、乍得、尼日尔和法国士兵的追击，已被远远地驱赶到北部

    的山区。选举将很快赋予马里政府被2012年5月政变损害的民主合法

    性。

    在巴马科，一个大型十字路口中央搭建起一个临时的台子供我们讲

    话。我走上台，却没找到讲稿支架。激动的人们从四周催促着我。于

    是，我把事先写好的讲稿留在口袋里。我应该讲发自内心的话。特拉奥

    雷总统首先以优雅的语调讲话。随后，在周围无限热情的带动下，我进

    行了即兴演讲。我向历史上曾两次救援法国的马里士兵致敬，他们在被

    称为“塞内加尔步兵”这一战绩辉煌的部队中作战。“我来这儿是为了偿

    付两次债务。”回忆直击这些马里人的心灵，他们的父亲或祖父曾前往

    旧欧洲的战场出生入死。随后我补充道：“这是我的政治生涯中最美好

    的一天。”这句话在法国引起了惊诧：人们认为法国国内事务或者我当

    选总统，都比其他事情更值得用自豪去标榜。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说法。

    法国表明，它能够采取行动，且不带私心、不容从属利益玷污它做出的

    姿态。它采取行动的唯一目的是保证地区安全、服务正义事业。一个在

    爱丽舍宫金色办公室里用几分钟做出的决定，正在改变这个国度中的人

    民的命运，标志着民主对野蛮的胜利。如果政治具有某种意义，那就应

    该在于此。

    40民众的欢迎是对我们最好的回报。那天更早一些时候，马里当局给

    我准备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匹骆驼。骆驼可以让他们穿越漫长的

    沙漠，这在政治上很有用。

    几天后，气氛迥然不同。我去看望从索马里归来、沉浸在悲哀中的

    突击队。我试图安慰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那些倒下的士兵和他们的

    战友一样，在远离公众视线、远离荣誉的极度保密状态下工作。他们要

    完成那些让自己置身于危险甚至死亡中的任务。如果死亡突然来临，它

    也应该像交付的任务一样处于保密状态。这就是事实。没有人知道这些

    英勇情报员的真实身份。他们一生都将隐姓埋名。有时，他们的亲人只

    是在其遇难时才会发现他的真正角色。我也是在一个几近私密的场合看

    望他们的家人，这是我找到的披露这些选择了黑暗的英雄的方法，为了

    使他们做出的牺牲丝毫不被人们忘记。

    41人质的焦虑

    在马里进攻期间，我一直担心几个月甚至几年来被囚禁在萨赫勒阴

    暗地牢的同胞的性命。在下达命令的第二天，我担心恐怖分子会转身对

    付他们。但什么也没发生。不是因为人性：在这些比人们想象的更精于

    算计的狂热分子眼中，人质是可兑换的货币，也是金钱和武器的来源。

    要通过谈判使他们得到解救吗？我并不认同。国家可以为某些接触提供

    便利，但是不可能同我们追剿的、向我们发动战争的敌人讨价还价。我

    希望我们能重新找到被掳走的人。此外，我还想象着我们的人在搜索沙

    漠群山的洞穴时曾从他们近处经过。

    我向人质的家人多次说明情况。他们为得不到人质存活的证据，以

    及在恐惧和未知中等待着不断推后的归来而饱受折磨，他们一心要不惜

    任何代价来让他们挚爱的人重获自由。如果我是他们，我会做出其他选

    择吗？他们情绪激动地向我表达着不安，但是我肩负着整个国家，我不

    能逾越自己定下的底线。这些话很难说出口，对听者来说更是艰难甚至

    不堪忍受。我只能眼看着这些不堪重负的人质的家人离开爱丽舍宫，却

    无法减轻他们的焦灼，无法抚平他们的痛苦。

    我应当竭尽全力来解救被关押的人质，于是我向非洲朋友寻求援

    助。尼日尔总统穆罕默杜·伊素福合理明智的调解为此做出了贡献，我

    们那些被囚禁在阿尔利特的同胞最终得救了，我在机场迎接了他们。对

    一个总统来说，没有比目睹那些不幸分离的家庭重逢更美好的时刻了。

    我有幸体验了几次这样的时刻。我想到了那四位被“伊斯兰国”组织在叙

    利亚绑架并囚禁的记者。此时此刻，这些人质看起来似乎忘掉了所有被

    囚禁的恐惧——所有可怕的会被处决的焦虑、所有的殴打、所有的辱

    骂、所有的被剥夺、所有的凌辱。他们紧紧抱着自己的亲人，和他们说

    着话，仿佛昨天刚刚和他们分别；仿佛仅用在法国士兵和情报官员陪伴

    42下乘坐飞机的这段时间，刚刚经历过的噩梦就被驱散了。只是晚些时

    候，压力才重新出现，他们的后遗症与精神性创伤会共同发作。我们必

    须守护他们、陪伴他们，尽可能把他们托付给专业的团队。回归的喜悦

    暂时掩饰了他们心灵深处的巨大创伤。

    我思绪万千。这些法国人冒着危险前往战争触手可及的地区。在危

    险当头之际，他们继续留在那儿工作的意志诠释了他们不可否认的勇

    气。但这也迫使国家、他们的亲人、特别机构及他们所属的公司，动用

    了相当大的力量抢救他们。有时我们无法成功。我记得一些家庭，我们

    的士兵找到他们亲人的遗体之后，我不得不向他们宣布人质的死讯。在

    所有情况下，不予理解就会带来更多痛苦。在苦难面前，国家利益显得

    轻微。我的义务就是兼顾国家利益与尊重个体情感。

    43工业大变动

    除了主权事务之外，在许多领域，总统做出的决定同样备受期待。

    每当一个企业正在经历可能会影响一个领域、一个地区、一个战略行动

    的困难时，人们就会找到总统。同样，总统必须在进退两难中做出决

    断。

    在这些艰难且意义深重的选择中，最具象征性的例子就是弗洛朗热

    钢铁厂的命运问题。作为钢铁生产领域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之一的安赛乐

    米塔尔集团，决定关闭有着悠久工业传统的洛林市的所有高炉。这个决

    定引发了全国的共振性冲击。毫无疑问，有相关企业的员工，还有大部

    分公众舆论，他们绝望地看着我们的生产手段在国际竞争毫不留情的打

    击下受到威胁、削弱，甚至拆解。在总统竞选期间，我曾给予那些抗争

    中的工人以支持。我登上一辆小型卡车宣布，如果我当选，我将通过一

    项法律，强制公司集团把要放弃的工厂再出售给任何一个准备接手的买

    家。这个承诺广受欢迎，尽管它不是如人所言，承诺要使高炉重新投入

    生产。我从未想过国家可以突然变为钢铁制造商。《弗洛朗热法案》确

    实表决通过了，它向所有员工提供了在受到人为停止生产影响时解决问

    题的法律手段。

    剩下的是关系弗洛朗热未来的问题。2012年秋，我在爱丽舍宫接见

    了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的创始人拉克希米·米塔尔。他是一个衣着考究、很理性的人。他用柔和的声音谈论着严峻的事情。我观察到，他很注重

    自己的形象，即一位成功地成为世界钢铁业巨头之一的印度工业家的形

    象。他不想成为众矢之的。他向我解释，钢材的行情跌到最低，他不能

    维持集团所有高炉的运转。他向我确认：弗洛朗热那些与他的生产线融

    合不洽的高炉应该彻底关闭。

    44我认为有必要和他建立一种严肃的关系。我要求他找一个接盘的

    人。我让他明白，如果失败，国家就准备把弗洛朗热的工厂国有化，同

    时强制安赛乐米塔尔集团与工厂分离。米塔尔用他那鹅绒般柔和的声音

    回答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应该把安赛乐米塔尔集团在法国的所

    有工厂都接下来，这些工厂雇用了两万多名员工。因为他要从法国退

    出。如此走向极端的升级是有限度的。我们真的能像阿尔诺·蒙特伯格[1]

    坚持建议的那样包揽这么庞大的生产体系吗？这些工厂已经融入了一个

    国际集团，它们的市场和运营都依附于这个集团。威胁应该祭出，我是

    自愿这样做的。但我也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就业岗位。我觉得用其

    他方式也有可能达到目标。

    我在11月再次会见了米塔尔，达成协议的条件随即就绪。然后马上

    准备谈判，最后由总理艾罗予以公布。米塔尔承诺完整保留工作岗位，取消社会计划，并预计投资1.8亿欧元用于生产设备现代化。但在工厂

    现场，确认关停高炉的消息还是令人心痛。法国民主劳动联合会成员爱

    德华·马丁面对记者镜头脱口说出了“背信弃义”一词。而此时政府已经

    赢得了妥协，挽救了钢铁企业的全部就业岗位，保证了弗洛朗热的未

    来。我确信我的决定基础是端正的。应由我承担和安赛乐米塔尔集团通

    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责任，也应该由我来对弗洛朗热工厂的员工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我两次前往弗洛朗热，查看承诺是否得到了遵守。承

    诺得到了履行，甚至超出了协议初始条款，因为投资很快就超过了宣布

    的1.8亿欧元，他们又进行了新的就业招聘。今天，生产再次起步，钢

    铁市场再次复兴，而安赛乐米塔尔集团则加强了在法国的地位。专注于

    未来钢铁工业的研究中心在于康日成立，它建在一座高炉内，成为钢铁

    工业转型的象征。在此期间成为欧洲议员的爱德华·马丁说出了恰如其

    分的话：“最后，斗争得到了回报。”而弗洛朗热与人们错误嫁接的印象

    相反，它得到了拯救。

    45关闭费森海姆核电站

    总统做出决策，等于国家做出长期承诺，在能源领域尤其是这样。

    展望2025年，我制定了将核电在电力生产中所占份额减少至50%的目

    标。我也宣布要关闭我们在40年前最早投入运营的费森海姆核电站。

    国民会猜测，如果总统承诺了关闭核电站，那么就可以马上付诸实

    施。实际上事情要复杂得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经过许多阶段。

    首先要在2015年表决通过关于能源转型的法律。然后要和法国电力集团

    谈判，以确定关闭核电站造成损失的补偿金额。能源部部长塞格林·罗

    雅尔会尽可能地保障国家利益。最后——还不是最容易的阶段——说服

    法国电力集团董事会提交一份废除开发费森海姆核电站授权的申请。这

    个步骤将使关闭核电站的决定不可逆转。我经过权衡，认为应在2017年

    4月8日，也就是我离任前一个月，颁布政令将这件事确定下来。[电子

    书 分享微-信jnztxy]

    如果说法国电力集团是一家国有企业，其大部分资本由国家持有，那么它的董事会则不服从法国总统的命令。我不能强迫公司董事会进行

    这样的审议。我应该说服由我任命的法国电力公司总裁让-贝尔纳·莱

    维。不过这家大型企业懂得利用自己的分量施加影响，以获得对它而言

    应属于自己利益的认可。但它有时忘了，能源战略方针是由国家掌控

    的。我提醒过他们许多次，特别是像这种情况。

    要等到弗拉芒维尔EPR三代核电站投入运营，才能严格落实我做出

    的关闭费森海姆核电站的承诺，这个双重行动的期限已推迟到了2019

    年。因此，从宣布决定到付诸实施，时间要跨过一个5年任期。这并不

    是懦弱和推诿责任，也不是行政效率低下或者受到政治阻碍，而是为了

    遵循常规程序。而这种悖论导致费森海姆核电站两个反应堆的其中一个

    46已经停止运行近两年了!

    我意识到，期限难以压缩会伤害政治言论的可信度。这会使各种各

    样的蛊惑人心者，包括一些生态主义者，指责政府无能甚至“说谎”。现

    在的政府通过尼古拉·于洛[2]

    宣布，把核电在电力生产中的份额减少至

    50%的期限推迟到2030年或2035年，或者更晚。我很遗憾，这样的决定

    事先没有经过议会辩论，也未就这样的辩论做任何时间安排。我能理解

    这样做对于公共权力产生的好处。这个好处真不小：不必明确哪些是下

    一批要关停的核电站，哪些是要延期关停的核电站。但是应该告诉企业

    员工和相关民意代表真相，这一天会来的。

    从这次经历中，我总结出一条教训，它对其他人也有用：对于决

    策，重要的不是落实决策所花费的时间，而是决策的不可逆转性。面对

    民用核能和能源转型这样的挑战，更替上台的政府只能质疑那些已做选

    择之外的事项。政治决策者有义务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否则会

    给国家带来无益的财政负担，还要搭上损害国家可信度的政治代价。

    47拯救核工业

    做出决策，也意味着承担过去的错误。我和我的几届政府准备拯救

    核工业。法国对自己的核工业和先进的核技术引以为豪，这是合情合理

    的。但在我们开始执政时，阿海珐集团显示严重亏损，2014年亏损额高

    达50亿欧元。由于缺少救助，情况将进一步加重。无论是对法国的能源

    独立，还是对顺利执行同外国合作伙伴签署的合同来说，这些都是不可

    接受的。

    于是，我决定进一步加强阿海珐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的关系，对集

    团进行资本重组。同时，我同意法国电力集团签署一份在英国欣克利角

    兴建一座核电站的重要合同，合同额为22亿欧元。尽管国内市场收缩，但这份合同将保证法国电力集团在国外销售的发展。

    这些问题非常复杂。法国人对此了解不多，这些问题决定着我们的

    能源供应和核电站的安全。这些问题本质上取决于总统的决策，因为国

    家是这些相关企业(法国电力和阿海珐等)的大股东，也因为核能的民

    用和军用双重用途的重要性。

    我常常回想起蓬皮杜在1973年做出的决定，他要求法国电力集团建

    设一批核电站，以使法国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并拥有以更低廉的价格发电

    的手段。我的意愿是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保持我们在核领域的领先地

    位。我希望我的政策也能带来像蓬皮杜总统带来的那些繁荣。

    48标致雪铁龙：从垂死到辉煌

    另外，我也要就那些定位和声誉一直备受政治关注的企业做出决

    策。

    2012年，标致雪铁龙集团濒临破产。集团领导人菲利普·瓦兰在总

    统竞选期间通过电话向我做了预告。

    我在那天明白，由于某些很容易猜到的原因，他推迟了就业保护计

    划的公布。等到了7月，他已没有顾忌。他宣布将取消8 000个工作岗

    位，并关闭欧奈苏布瓦工厂。位于雷恩的工厂也同样受到了威胁。我在

    夏天前往工厂，并在那儿会见了一个员工代表团，他们向我诉说了要为

    这个在法国汽车史上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品牌而抗争的意愿。我还记得

    那位女士向我哭诉的样子，她说，她从未给标致雪铁龙以外的雇主工作

    过。这是她的一生啊!

    之后，我了解到，在前一年，标致雪铁龙集团就进行了一些与企业

    财务状况无关的高额分红。9月，标致雪铁龙集团退出巴黎券商公会指

    数CAC40，其股票跌至5欧元以下。如果不采取行动，该企业很快就会

    破产。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政府及财政部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出

    面为标致雪铁龙融资银行的信用做担保。2014年，我认为必须改变集团

    的管理方式。我同意国家以7.5亿欧元参股，以及中国投资者以等额注

    资。但还需要说服标致家族。一天晚上，我在爱丽舍宫接待了这个家族

    的人，要求他们把所占股份降到14%。他们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但是无

    可抱怨。如今，标致雪铁龙集团投资，雇用新员工，出口产品，创造利

    润，并在筹划未来的汽车。更为可嘉的是，集团使其产品多样化，逐渐

    减少柴油燃料车生产，并收购了竞争对手欧宝和沃克斯豪尔。这真是卓

    越的成就。这些成就归功于集团优秀的领导者及甘愿为企业做出牺牲的

    49员工，他们自豪地见证了就业岗位增多、订单蜂拥而至的情景。2017

    年，国家把它持有的集团股份重新出售给公共投资银行，这些股份资本

    收益将近10亿欧元。公共利益得到了挽救。5年间，标致雪铁龙这家在

    我任期之初困难十分显著而且即将垂死的企业，现在则成了我们工业旗

    舰中的一员。这一次，我的5年任期总算“够用”了。

    50转让阿尔斯通

    最受争议的，当属我在2014年夏天做出的关于阿尔斯通集团的决

    策。阿尔斯通的股东布依格集团(受我的前任邀请成为阿尔斯通的股

    东)决定退出资本，以便把业务集中到电话通信上。几个星期以来，布

    依格与美国通用电气秘密接触，准备向其出售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这

    事非同小可，而国家并不知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既成

    事实。

    于是我把企业领导者及布依格集团总裁马丁·布依格召集在一起。

    我们寻求在就业和工厂方面的保障。而在同时，西门子公司也表达了对

    阿尔斯通的兴趣。这样的竞争有利于我们，我们可以提高要价。阿尔诺

    ·蒙特伯格果断介入。他在马克龙的协助下，对各方投出的标书进行评

    审。美国通用电气的标书比较合拍，因为它已经在法国落户，特别是已

    在贝尔福特设厂。而西门子则具备建立法-德一体化集团的便利条件，但西门子须拥有企业领导权。

    尽管涉及的是私人股东，但应由国家做出裁决。国家不是代替企业

    做决定，也不是直接裁决，而是明确指出它反对什么。我告诉他们，我

    赞同通用电气。美方的标书预计新创造1 000个就业岗位，并且承诺保

    护我们的战略利益。自签字以来，通用电气损失惨重，与我谈判过的通

    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也被换掉了。我当时留心锁定协议，并对违反承诺设定惩罚条件。国家有责任让这些拯救性质的条款发挥作

    用。新总统也应该延续其前任做出的决定。更重要的是，马克龙在担任

    我的顾问时是鼓励我做出这些决定的。

    ·

    鉴于我在5年任期中做出的重大决定，其中有许多确定了我们的安

    51全或未来，并多次改写了我们同胞的命运，我从这些经验中总结出两条

    教训。

    第一条对国家元首有价值。如果他想达到其责任要求的高度，就不

    应该被呈递给他的材料淹没。这些材料侵蚀了他的时间，分散了他的注

    意力，误导了他对事物本质的看法。列入总统日程的并非都是重要事

    项，例如人事任命、对外行动、预算分配或确立战略方针，以及宣布和

    实施一项改革等。如果什么都想干预，那他对任何事情都产生不了影

    响。

    第二条对历史有价值。逸事取代了真正有意义的事件，浮在表面的

    泡沫被当成大海。然而对一个行动来说，它的深度要根据它留下的痕迹

    判断。做决定花了多少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影响公共利益的持续

    性。

    [1] 阿尔诺·蒙特伯格时任经济、生产振兴和数字工业部部长。——译者注

    [2] 尼古拉·于洛曾任政府国务部部长兼团结与生态转型部部长。——译者注

    5203 旅行

    甫一当选，总统就“飞”起来了。这不是说如同民意调查中观察到的

    那种支持率的飞升，而是在空中飞行。我刚刚就职，就被旋风般的会见

    及国际会议裹挟着走到了很远的地方。我在5年任期中，进行过100多次

    官方旅行。在任职初期，我要求尽可能乘火车出行。比如，我曾坐火车

    前往布鲁塞尔。但很快，安全保卫方面就不允许我这么做了。因为保障

    一架飞机的安全要比保障一列火车容易。于是，在5年任职期间，我在

    空中航道上奔波了数万公里。

    53爱丽舍航空公司

    总统有两架大小不同的飞机用于出行。一架经过特别布置，用于长

    途飞行，可以容纳一支庞大的代表团。另一架是十座的喷气式飞机，用

    于短途飞行。萨科齐为总统府配置了一架量身定制的飞机，造价约1.8

    亿欧元。反对派曾批评这笔开销。在对事件的争论中，也掺杂了一些带

    有恶意的论点，甚至有传言说飞机上装备着一个比萨烤炉和一个浴缸，这纯粹是无稽之谈。由于缺乏透明度，爱丽舍宫任由这些没有根据的谣

    言四处传播。萨科齐为此怒火中烧完全可以理解。每次在我们会面时，他都不忘用戏谑的语气提醒我，说我给他的飞机派上了好用场。我既轻

    松又坦然地承认，我接受它是因为工作需要。

    这是一架空客A330，续航能力为7 300公里，因此可以避免经停的

    不便。飞机分为三个机舱，一个舱是为部长及代表团准备的；中舱是一

    间可以容纳约12人的餐厅；另一个舱由一间小办公室和一间卧室组成，卧室内有一张大床和一间浴室。这样的布置，可以让总统一上飞机就开

    始办公，也可以和代表团成员安静地用餐，并和巴黎时刻保持联系，因

    为总统可以在航行全程拨打电话。因此，他从旅行伊始就投入工作了。

    54明斯克之夜

    在任职期间，我见过全世界许多领导人，并了解他们的个性。普京

    是个浑身肌肉、充满神秘感的人，既热情专注又冷静坦率，总是用蓝色

    的眸子迎视对话者，时而迷人，时而令人不安。他在迸发的笑声中情感

    外露，他慢条斯理又带着玩世不恭。

    怎么能不回想起2015年2月11日在白罗斯首都明斯克的独立宫——

    一个毫无生气的大厅里——度过的漫漫长夜呢？那时我们正处在乌克兰

    危机最紧张的时刻，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因拒绝

    签署同欧盟的一项联系国协议导致动乱而被解职，从而引发危机。

    2014年6月，在盟军1944年欧洲登陆纪念日仪式之余，我安排了一

    场四方会晤：我和默克尔、普京及乌克兰新总统彼得·波罗申科。这次

    会集了欧盟国家两位领导人及冲突主角双方领导人的“诺曼底模式”，将

    成为解决冲突的有效框架。在独立广场革命中发迹的乌克兰总统打算在

    全国施展权威。与此同时，东部受到俄罗斯支持的两个地区顿巴斯和卢

    甘斯克则进入分离状态。受到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分离并选择加入俄罗斯

    的冒犯，欧洲不能接受这样的分裂行为。

    普京的意图很明确。他想保持在这些俄语地区的影响力，并尽可能

    地削弱基辅的亲欧政权。在第一次停火失败后，乌克兰军队和分离主义

    民兵之间的战斗重新爆发了。

    这天，在明斯克，要紧的事务是签署结束敌对行为的协议，并达成

    一项能够维持乌克兰统一的体制性妥协。在独立宫二楼举行的会议拖延

    着，始终没有结果。我和默克尔提议用一种更精简的方式进行谈判，跳

    过晚餐，迅速开始工作。

    55默克尔对普京十分了解，知道如何与他谈话。她耐心十足，又有长

    期的谈判经验。此外，她还有一项出色的能力：从来不会困倦。

    “我们不吃饭。”默克尔说道。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令人愉快的牺

    牲，但是很有必要。有人为我们端上来卖相很差的三明治，我们环坐在

    一张不太方便的矮桌周围。默克尔拿起一张纸和一支笔。波罗申科在乌

    克兰主权的问题上丝毫不让步，而普京为两个州必要的自治进行辩护，并寻求将停战时间推迟三周。他坚持否认自己和分裂势力领导人有直接

    联系，借口称他不能代替分裂分子做决定，要求在达成协议之前询问分

    裂分子的意见。这一切都发生在人道主义悲剧的背景下：这场冲突已经

    导致1万人死亡。数月前，即2014年7月，一枚由亲俄民兵发射的导弹，在顿涅茨克误击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客机，造成包括80名儿童在内

    的298名乘客死亡。

    在争论的过程中，默克尔不让任何人甚至包括她的顾问来起草协议

    条款，这是她的性格和严肃、专心、谨慎的做事方法。波罗申科和普京

    有几次提高了语调，普京突然发火，并威胁要干净利落地碾碎他的对话

    者的军队。这等于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有军队。但是他马上改口

    了。

    56普京的剧目

    我们重新回到了对协议文本的讨论上。默克尔伏在那张纸上，而我

    不停地辩护着，努力争取两位当事人的支持意见。他们一边逐渐接受，一边提出无数的反对意见。夜深了，我们进展缓慢。早上7点，在不情

    愿地接受了许多条款后，普京始终坚持推迟停战。我们请他注意，俄罗

    斯正受到欧洲制裁，如果我们失败，欧盟将采取新一轮报复措施。他做

    出不在乎的样子。在执拗地坚持了一晚后，他终于在最后一刻接受了安

    排。我们同意在停止敌对之前留出4天的期限。我们决定撤除重型武

    器，随后交换战俘。那些州的自治也得到承认，基辅将修改宪法，并通

    过选举法。乌克兰将与俄罗斯一道恢复边境控制，并在边境建立一个非

    军事区。

    但就在要签署协议的时候，普京突然宣布，必须咨询民兵领导人的

    意见。他的一个特使将前去找他们收集意见。他们在哪儿呢？如他所说

    在明斯克的一家旅馆？还是就在我们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不管怎样，我们从未见过他们……

    在普京离场时，我们瘫坐在扶手椅上，睡意袭来。时间在流逝，什

    么消息都没有。随后我们得知，分裂分子拒绝达成协议，并附加了各种

    细节和保证条件。此时是早上9点，默克尔和我应该前往布鲁塞尔，欧

    洲理事会要在那里召开会议。这次我们失去了耐心。谈判失败是不能接

    受的。我们要求找到俄罗斯总统，进行最后一次会谈。当我们在休息室

    打盹时，他却把自己安顿在一间配床的大办公室里，床好像也很舒

    适……很明显，在这等候消息的两小时间歇中，他在那里休息。他再次

    出现时，比我们精神得多。

    我和默克尔言谈一致。尽管疲惫，但在那个早晨，我在这场博弈中

    57看到，谈判中不仅有法德两国，还有欧洲——团结、坚定的欧洲。我直

    截了当地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并不是为了止步于此。它关系到乌

    克兰东部几十万人的命运，他们流离失所，被寒冷和饥饿折磨得奄奄一

    息。必须现在签署协议。”默克尔用强硬的语气警告普京，俄罗斯将长

    期被孤立。普京本人也不作答。他还想争取时间。但无疑他也想到，这

    份协议可以使他在大国中恢复自己的地位，并给俄罗斯喘息的机会。几

    个月以来，借助于战事升级，他已经改变了克里米亚的命运，他的效忠

    者也在乌克兰东部扎营。刚才在讨论的间隙，普京向我透露，他不想肢

    解乌克兰，只是想保护那些讲俄语的人。实际上，他的目的是削弱基辅

    政权，以期不久后一个更亲俄远欧的新班子上台。他尤其希望阻止乌克

    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获得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武器。

    之后，普京决定加快步伐。俄罗斯总统和乌克兰总统在我们的见证

    下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我建议就实施停火的日期达成妥协。默克尔则

    强调只对我们在夜间耐心制订的协议文本做些微小改动。普京避开我们

    去打电话。几分钟后，他向我们确认，分裂势力领导人同意达成协议。

    这份名叫“明斯克Ⅱ”的协议一直有效。各方以或多或少的意愿在落

    实它，尽管新的更加零星的冲突还在让这个地区“流血”。协议恢复了表

    面上的和平，维持着乌克兰原则上的统一。最糟糕的事情被避免了。

    有人把这些紧张局势看作俄罗斯和西方新“冷战”的前奏。这种说法

    并不准确。诚然，普京寻求重建过去苏联的势力范围。但这不再是两种

    尖锐对立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对抗，这是国家利益的斗争。普京想在他的

    国家周边建立一个缓冲地带，策略是鼓励其朋友和其对手发生冲突，并

    让冲突处于僵持状态。一个灰色地带在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

    阿塞拜疆的边境地区形成，这些国家虽然保持独立，但它们已经遭到了

    削弱，被俄罗斯吸附为附庸。

    换句话说，及时达成妥协是必要的，但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脆弱

    58的和平建立起来，俄罗斯强加的既成事实逐渐成为准则。人们避免了战

    争，却承认了俄罗斯的统治。如果普京发出威胁，也是为了更好地谈

    判。他不是征服，而是蚕食。叙利亚的悲剧为这个结论提供了补充性证

    明。

    59中东的油桶

    同样的手法、模棱两可的态度、阴谋、或多或少的主动进攻，使普

    京在中东重建了俄罗斯的地位。在叙利亚政权实施“化学武器”打击时，奥巴马的不作为，被普京理解为美国人放弃对中东地区承诺的一个信

    号。在乔治·沃克·布什时期，美国人在该地区造成了许多损失。普京评

    估了奥巴马的决定对该地区带来的影响：海湾国家开始怀疑它们的主要

    盟友；伊朗人无所畏惧地直接开始行动，而不担心未来核协议谈判可能

    会破裂；叙利亚政权感觉在继续实施镇压上受到了鼓励；温和的反对派

    被突然抛弃后变得更加激进。俄罗斯恢复和各方接触的路径被打开，决

    定对该地区进行干预，这在1979年侵略阿富汗的黑暗经历之后还是头一

    次。

    俄罗斯总统趁热打铁地扮演调停者角色，装作销毁了叙利亚化学武

    器库。事实上，叙利亚政权保留了大部分化学武器，它在越来越远的地

    区使用化学武器。在这个过程的最后，阿萨德借助于亲伊朗民兵和俄罗

    斯空军东山再起。“伊斯兰国”组织垮台了，但这是国际联盟支持下的阿

    拉伯-库尔德联盟的功劳。因此，如果缺少与其军事承诺相符的、强有

    力的外交行动，西方国家就会任由俄罗斯在这个复杂局势中独揽政治利

    益。俄罗斯召集了叙利亚反对派或其他剩余派别，尝试和叙利亚政权达

    成和解；俄罗斯和土耳其结盟，任由本应是战胜“伊斯兰国”组织的库尔

    德人遭受蹂躏；俄罗斯冻结了全面解决中东危机的方案，以证明其重返

    中东的合理性。

    这一系列事件对民主国家来说都是沉痛的教训。民主国家面对的

    是，紧盯自身长远利益、手段上少有道德约束、不顾舆论反响、集中精

    力实现战略目标的领导人。普京是带着好奇的心态来看待他的同行的。

    他内心思忖：他们只是过客，他们屈服于媒体和政治摆布，这使他们变

    60得脆弱。他视他们为懦夫，毫无同情之心。他受益于年轻时得到的政治

    培训和在苏联锻造的思辨能力，对美国带有沿袭于“冷战”时期的厌恶。

    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他充当基督教捍卫者角色，以及受到西方

    品行混乱威胁的道德价值观布道者角色；当面对西方道德混乱的冲击

    时，他又充当起本国精神价值的卫道士。

    2013年2月底，我访问俄罗斯，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待我，我被一

    个庞大的部长代表团陪同着。到了午饭时间，我发现端上来的菜肴都很

    有分寸地遵循了法国美食的传统。普京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很高兴

    能在这个混合着沙皇和斯大林时期的记忆、房顶高耸、墙壁敦厚而陈旧

    的宏伟宫殿内接待我们。我们谈论了很多话题。谈到叙利亚时，我毫不

    讳言，指责叙利亚政权的过度行为。我批评俄罗斯向叙利亚政权提供支

    持从而造成僵局。我还指责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所有迫切需要通过

    的决议投反对票，从而导致事情停滞不前。他一言不发。突然，他开始

    猛烈抨击假想的、西方国家面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麻木不仁。“但终

    究，”他对我说，“你们法国人都经历过这一切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没有

    给你们带来教训吗？”我用同样的语气反驳他说，阿尔及利亚战争首先

    是一场独立战争，其中没有任何宗教因素。法国当时是殖民主义强国，面对的是民族起义。他带着怀疑的神情笑了，意识到自己为了辩护对车

    臣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而跑题太远。

    61吃了两次晚餐

    一年后，2014年6月5日，轮到我在法国接待他了。当时是诺曼底登

    陆70周年纪念仪式的前一天，西方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加剧。原本应在

    索契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被取消了。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后，被冻结

    了八国集团成员资格。然而我还是决定邀请俄罗斯总统参加预定在诺曼

    底举行的纪念仪式。尽管当时关系紧张，但数百万红军做出的牺牲怎么

    能被忘记呢？他们通过把德军牵制在东方战线，在斯大林格勒英勇抵

    抗，给纳粹造成了沉重打击，使登陆诺曼底和解放我们的国家成为可

    能。这也是一个让普京坐在乌克兰新总统身边、承认新总统合法性的机

    会。我计划和默克尔一起，把俄、乌总统召集在贝努维尔城堡一间客厅

    里会面，这间客厅将招待20多位出席仪式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共进午

    餐。如此，诺曼底登陆在70年后再一次服务于和平事业。

    在诺曼底登陆纪念仪式前不久，我在巴黎一家大餐厅宴请了奥巴马

    总统。有时美食与政治互不兼容，有时又如外交家夏尔·塔列朗在维也

    纳大会议上说的那句名言：“厨师来为外交官救场。”对那一天来说，这

    句话得到了双重证实。因为当晚我也想同俄罗斯总统会晤。现在只剩一

    种可能性，那就是再吃一顿晚饭，在爱丽舍宫吃。我真的这么做了。晚

    上7点，在各自的外交部部长法比尤斯和约翰·克里的陪同下，我和奥巴

    马品尝着由名厨居伊·萨瓦烹调的菜肴，开始对2014年夏天的全球局势

    进行深入的研究。法方这边，我们控制着自己的胃口，因为过一会儿还

    要同普京一起品尝爱丽舍宫大厨的美味佳肴。

    奥巴马总统对自己的魅力毫不怀疑。如同我的一个顾问私底下告诉

    我的那样，他首先是“贝拉克·奥巴马”，一个大人物，一个偶像，一页

    历史，美国的首位黑人总统。他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懂得通过语言的

    魔力来激发情感；他也是一位能够进行最严谨、最丰富思辨的智者。但

    62他和人们分享的热情、他通过一种罕见的天赋表现出的微笑着的质朴，以及长期积淀的交流能力，在更加密切的会议和个人接触中消失殆尽。

    他不怎么喜欢吐露心声，更不喜欢流露真情实感。他是一位友善的客

    人，但有所保留。他吃得很少，注意保持身材。他从不吃完甜点。当我

    让人端上一盘奶酪时，他小心翼翼地切下一小角山羊奶酪，随后便放在

    了他的餐盘边上。就像他害怕在欧洲和美国关于农产品贸易谈判中会给

    我们让利一样……尽管奥巴马也是一位普世主义者，但却永不忘记为美

    国利益服务。

    63普京的保温袋

    一小时后，场景、对话者和气氛都变了。法比尤斯和我在爱丽舍宫

    等待着普京及其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为了打破交换意见时的

    冷场，俄罗斯总统不吝使用各种手段。我不是说他已经准备好在一些棘

    手的问题上对进展表示赞同，而是说他想要表现出的对我们的关心。我

    的目光落在了他拿在手中的一个保温袋上，我发现里面装着一瓶他想和

    我们分享的伏特加，他用保温袋来让酒保持最合适的温度。他胃口很

    好，而且什么都影响不了他的好心情。他为了法俄友谊的荣耀、为了战

    胜纳粹，甚至为了美国人频频举杯，他把美国人叫作“扬基人”，带着难

    掩的讥讽。

    64拿破仑来救场

    普京既喜欢吃又有韧性。那天晚上，他想表现出可爱的一面。毫无

    疑问，他做到了。在需要的时候，他表现得恰如其分，并收敛他的那些

    出其不意。还有另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这一套熟练的套路。我回想起

    2014年12月6日在哈萨克斯坦进行的那次访问。密特朗总统在哈萨克斯

    坦宣布独立的第二天就对其进行了正式访问。自那时起，这个国家的总

    统就一直是法国的朋友。他想为我寻求调解乌克兰问题的使命提供便

    利。他建议我和俄罗斯总统进行一次约见，他自信能够说服普京软化立

    场。他还建议我在莫斯科安排这次约见。我回答说，我不是会谈的请求

    者，应该由普京做出姿态。只有他向我提交一个缓解危机的建议，会谈

    才有意义。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同意进行斡旋，并相信能取得

    进展。

    在我离开时，他要求我穿戴上他们国家的传统服饰——一件米色的

    外套和一顶带有漂亮装饰的棉帽——来表明两国的友好关系。我高兴地

    接受了，但穿上这身衣服显得有些滑稽。一张照片把这个时刻永远记录

    了下来，并使我在社交网络“声名远扬”。外交需要这种不得体的优雅。

    我有意识地就同普京会晤提出了条件。会谈应该在非正式场合举

    行，而不是在克里姆林宫，最终选定在我经停机场的一个会客厅里。我

    们降落在莫斯科，普京在舷梯下迎接我，并引导我和我的代表团走进一

    间临时准备的、装饰简陋的会客厅里。我们开始了讨论，没想到讨论进

    行了两个多小时，并拖延许久。我们认为，对乌克兰提出倡议是必要

    的，但倡议须取得具体成果。普京提醒我应该吃点儿什么。他邀请我走

    到另一个更为舒适的客厅，那儿精心布置了一张桌子。时间慢慢地过去

    了，于是我们又从小吃直接进入晚餐。晚餐什么都有，特别是没有“多

    余”的东西。在分别时，俄罗斯总统想赠予我一份礼物，意在肯定我们

    65的和解。于是他的一位助手拿来了一瓶俄罗斯最好的葡萄酒。普京十分

    放松，开起了玩笑。他做出一副感觉到我失望的样子，好像我本能地鄙

    视这种不是产自法国的葡萄酒。礼貌的交谈在继续着。普京还给我准备

    了另一个惊喜，他把控着节奏。一个神秘的盒子放到了他身边，他突然

    从中拿出一份用繁复装饰的信封装着的文件。我打开了它，这是拿破仑

    在俄罗斯战场上写的一封信，这样的手稿实属罕见。普京对我说，这是

    他自己从一个收藏者那里买来的。这封信很久以来就存在他的档案里

    吗？还是他为了我们的会面才拿到手的？无论如何，他是希望通过对法

    国的这番好意来表达他对我们的共同历史怀有的尊重。

    这就是俄罗斯领导人，冷静、坚定、难以捉摸而又细致入微。每当

    俄罗斯变得衰弱和分裂时，他就顺从欧洲。他利用经济和资源武器同一

    些国家进行博弈，又陈兵边境和另一些国家针锋相对。他尊重实力，包

    括美国的实力，但他又表现出不惜使用所有手段——包括那些难以启齿

    的手段——来制造混乱，甚至是在美国民主中制造混乱。

    66在白宫

    法国和美国有特殊关系，两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各自的革命时期。

    这两个民族都有雄心在全世界推进自由的事业，我们谨记两国通过互相

    帮助实现了各自的独立。

    自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后，法国就一直是它忠实的盟友而非

    附庸。当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为了自己捍卫的价值观而经受考验时，法国与它站在了一起；当美国以集体正当防卫的名义在阿富汗追剿曾经

    攻击它的恐怖团伙时，法国也参加了行动。但当违犯国际法和违反事实

    的决定导致美国第二次出兵干预伊拉克而造成了尽人皆知的后果时，法

    国对它持保留甚至是批评的态度。

    除了政权交替之外，法国始终认为自己有时可以和美国表现得不一

    样，即便所有世界性问题都不能缺少美国的方案。这就是我在任职期

    间，为时代的两大挑战——核扩散和气候变暖——寻找解决办法时遇到

    的情况。

    2012年5月8日，第一次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我就意识到了这样的沿

    袭和挑战。我带着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回忆进入白宫。他是新政的开

    创者，是盟军取得胜利的决定性角色。我也带着对约翰·肯尼迪的回

    忆。我记得十几岁时在电视上看到了肯尼迪被刺杀的镜头。今天，是奥

    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我。他的相貌和我想象的一样：个子很高，敏

    捷强化了他的优雅，微笑散发着亲和力。

    奥巴马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都会先花很长时间进行解释，这限制

    了交流，甚至让人觉得讨论在还没开始时就已经结束了。我告诉他，依

    照我在竞选时做出的承诺，我决定将法国军队撤离阿富汗。他对这个决

    定有所准备，表示理解。他自己也兑现承诺把美国士兵从伊拉克撤出

    67了，于是我们制订了一个行动日程表。法国军队将一直驻守至年底，之

    后，在完全撤离阿富汗之前，它将只保护喀布尔机场的安全。

    我们谈到了两人共同关注的经济增长问题。他提及欧元区爆发危机

    和由此带来的货币失序的风险。他是真心担忧的，但随着谈话的进行，我也觉察到他关注中国比关注欧洲更多一些。他把欧洲看作一个缺乏有

    效治理的大陆。我努力把他当作国际合作中的盟友。我们可以共同确立

    一些金融调控机制，同时也提醒他，我们遭受的金融危机源自美国银行

    体系失调。我们承诺就气候问题采取行动，并合力说服伊朗放弃核武

    器。然后，他陪着我走到了白宫门口。

    我们和法比尤斯一起从另一侧的大道走了出来，那里坐落着当时由

    希拉里·克林顿领导的国务院大楼。希拉里是一位坚毅、直率的女性，她十分了解法国。她多次访问法国，先是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后来是

    以国务卿的身份。即使奥巴马在总统选举党内初选中击败了她，她仍对

    他保持忠诚。她比奥巴马更坚持在恐怖主义势力落脚叙利亚之前采取行

    动。她在近3年跑遍了世界，毫不掩饰将停下工作准备参选总统。在

    2012年5月，人们还想象不到，总统选举会以特朗普获胜而告终。

    68默克尔、奥巴马、蒙蒂和我

    几天之后，我到达了戴维营，这是美国总统的夏季住地，将作为八

    国集团峰会的场所。在这个宽阔的园林中，散布着许多保持原色的小别

    墅，受邀参会的外国代表团在那里下榻。晚上，我们在中央的亭子里见

    面。奥巴马看见我到达后，拿我戴着的领带开起玩笑，当时其他国家元

    首穿着不那么正式的服装。我总是身着正式的服装以便讨论世界上最棘

    手的问题。就好像我的诚意能够通过服饰体现出来一样，也好像和睦的

    气氛取决于着装的属性一样，我不会因此得罪别人，因此套上了当地的

    服装。入乡随俗。

    八国集团峰会遵循着一套不变的流程。我们首先让我们的特别代表

    (他们被称为夏尔巴人)工作，他们达成供国家元首在必要情况下予以

    修改的文本。每个字词都要经过掂量：记者会对字词的细微差别进行剖

    析，由此来判断在重大问题上是否有了真正的推进，或只是含混不清的

    妥协。对话议题都具有普遍意义，特别是为了以此表明，世界上八个最

    富有的国家在重大问题上具有共识。在2012年5月的峰会上，代表俄罗

    斯出席会议的是梅德韦杰夫总统。他现在结束了长达5年的“临时总

    统”任期，当时是为了使普京遵守俄罗斯宪法，宪法禁止总统连任两届

    以上，由此他可以准备之后新的连续两届任期。我感觉到，梅德韦杰夫

    的权力空间有限，他不做任何承诺，以便为普京留有余地。奥巴马如同

    期待梅德韦杰夫仍能发挥作用那样对待他。卡梅伦随着对欧盟质疑的加

    深，同美国总统形影不离。意大利总理马里奥·蒙蒂期待得到奥巴马的

    支持。加拿大方面是由总理史蒂芬·哈珀作为代表出席会议的，他对于

    自己在场感到喜悦。

    晚餐后，奥巴马、蒙蒂、默克尔和我再次碰面讨论欧元区形势。蒙

    蒂和奥巴马希望看到欧洲走出“昏睡”状态。我指出德国在放宽预算限制

    69方面可以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在一阵激烈言辞的刺激下，德国总理明显

    有些懊恼，她不喜欢这种在欧盟之外的一位裁判者面前被迫表态的方

    式。我对于美国将刺激增长财政重于紧缩的做法没有怨言。这句话值得

    被听到，包括在德国被听到!同德国总理一样，我想我们最终应该在欧

    洲人之间做出决定。那天夜里，美国无意之中帮助欧洲把自己的命运掌

    握在了手中。

    法美关系在我任职期间一直比较平静，这种关系的特征是连接我们

    的价值观相同。但只有一点遗憾：尽管这种历史性默契不可中断，而且

    我们欣然地对其予以强化，但这并没有促使两国在叙利亚采取更加协调

    一致的行动。法国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公正立场，在关键时刻没有得到美

    国的支持。

    我们看到了由此带来的后果。诚然，奥巴马可以借口称化学武器已

    经被摧毁，国际法得到了遵守，他关于美国不介入外部乱局的承诺得到

    了遵守。尽管如此，面对野蛮行径，干涉行动是合法的，不作为就是犯

    罪。这个道理直到今天仍是正确的。

    我和奥巴马多次谈到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他告别白宫时的最后一次

    电话交谈中，我们曾一起成功地同伊朗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被顺

    利执行至今。我们曾一起组成国际联盟，它在把“伊斯兰国”组织赶离藏

    身之处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曾一起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共同

    致力于达成关于气候变化的总协议，没有奥巴马总统的支持，这项协议

    不可能达成。只差在叙利亚问题上给出一个共同方案，我们各自的任

    期，就可以成为两国近代以来外交关系史上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之一

    了。

    70电话里的特朗普

    我没有时间和特朗普共事。从他当选到我离职只有六个月时间。我

    们有过两次电话交流。在第一次通话时，他向我表达了对法国的喜爱，即使他曾在法国遭遇恐怖袭击时口无遮拦地说“法国不再是法国”“巴黎

    不再是巴黎”。他跟我谈论了我们的美食、葡萄酒和文物，但不曾提及

    法国其他瑰宝。当被问及气候问题时，他告诉我，他是美国人选出的总

    统，他不想为一项自己不支持的事业而让美国人付出任何代价；应该由

    中国人和欧洲人做出表率。他把所有的话题都拉回到金钱上，我被他希

    望要节省的“数万亿”美元弄得晕头转向。

    在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电话交流中，他表现得更加随和，以便

    更好地表达他对我的信任。他问我，是否认识一些可以加入他的总统团

    队的顾问。我承认，他的问题让我困惑不已，甚至目瞪口呆!如何回答

    呢？我先笑了笑，悄悄压住了笑声，然后用和他那可爱的挑衅相称的、表面上的严肃来回答他。在思考之后，我冷静地向他说出了亨利·基辛

    格的名字，这位在1973—1977年理查德·尼克松及杰拉尔德·福特时代任

    职的前国务卿，尽管已经有94岁高龄，却仍然充满睿智。我刚刚会见过

    他。在我的建议之后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他知道我理解他的用意了。

    我们没有再说下去。今天我想，他的问题不仅限于选择他的侧近人士。

    71在罗马教会

    我和教皇方济各的第一次会面仍然历历在目。当时的背景是，梵蒂

    冈和法国的关系因为法国颁布同性婚姻法而变得紧张。尽管如此，教皇

    还是同意会见我。于是我前往罗马教会。在庄重的、被千年历史强化的

    装饰中，我们都靠在一张简朴的木质办公桌旁。教皇方济各十分小心地

    切入让人不悦的话题，尽管天主教统治阶层在反对我们改革的示威中扮

    演了某种角色。我们在人类尊严问题上寻找共识，这是一切精神承诺的

    终极目标。在我眼里，正是这些目标证明了以自由平等之名扩大个人权

    利的正确性。同样，教皇把消灭贫困的斗争列为其履职的首要目标，这

    也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除此之外，纠正过度的全球化、同不平等势头上

    升做斗争、气候异常、移民问题等都要求我们有所觉悟。令人高兴的

    是，教皇方济各决定在这些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我邀请他在方便的时

    候来法国访问。他礼貌地接受了我的提议，但向我说明，他最近的行程

    将会把他带往危机最严重的地方。他要去古巴、中东和非洲，向无尽的

    人群发挥他在和平意义上的影响力。在任命法国驻梵蒂冈大使风波之

    后，有些相关信息披露这位大使是同性恋，我同教皇的关系又热络起

    来。

    2016年7月，当阿梅尔神父在圣艾蒂安-迪鲁夫赖的教堂遇害后，我

    打电话给教皇方济各。他表达了对法国的同情和支持。他对有关词句加

    以强调，好像是为了让我明白：这位神父做出的牺牲应该使我们团结而

    不是分裂。他呼吁缓和事态，呼吁对话，呼吁协作。他想在这个一切都

    会互相诋毁的时代推动全体教会一起行动。我们两人都同意进行更长时

    间的交谈，于是他邀请我在月底前去看望他。他在一间比上一次朴素得

    多的办公室里接待我，身边只有一名翻译。他向我重申对法国的热爱：

    这是一个“精神的”国度，那里产生的思想具有普世作用。他对法国人民

    以冷静和勇气应对恐怖袭击表示敬意。然后，他向我谈到东方基督教信

    72徒的流亡、穆斯林遭遇的屠杀，他们都是恐怖主义的首要受害者。他还

    谈到我们的全球责任。相信上天或是相信人间生活，这都是相信人类。

    我们都远离外交话题，但法国作为世俗国家，在这场对话中拥有其地

    位。

    73在丛林深处

    最奇特的会见是我在哥伦比亚森林中经历的。我在哥伦比亚总统桑

    托斯的陪伴下，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代表会面。那些人曾把英格

    丽德·贝当古[1]

    囚禁了6年多，并针对他们国家当局开展了40多年伤亡严

    重的游击战。哥伦比亚总统坚持让我出席，以便法国为与这个武装运动

    达成的和平协议做担保。在参天的大树、高深的草丛和多彩的花朵中

    间，搭建了许多简易的房屋，用于接待前来送交武器、准备回归社会生

    活的革命武装力量战士。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革命武装力量的三

    名主要领导人坐在我们对面。哥伦比亚总统在讨论中首先讲话，他重申

    双方做出的承诺。和平进程似乎不可逆转。

    独特的一幕出现在我眼前。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哥伦比亚军队的士

    兵和革命武装力量的战士，在这个几个月前还在进行战斗的地区组织着

    解除武装的活动。在一位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讲话时，哥伦比亚总统在

    我耳边透露说，这位曾是最强硬的战斗人员之一。不久之前，总统的士

    兵把他逼在枪口下，但始终没能消灭他。而今天，他就在那儿，和我们

    同坐一桌，就和平、和解和民主程序进行谈判。法国是这次活动积极和

    享有特权的见证者。

    74菲德尔的花园

    我同样希望，法国通过我的出访提出具有象征意义的倡议。以下就

    是这种情况：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和马达加斯加承认我们

    在殖民时期的责任；2015年4月24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纪念亚美

    尼亚大屠杀100周年；在智利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墓前进行悼念；

    在海地回顾奴隶制的责任；最后，在古巴呼吁结束美国禁运，这些措施

    阻止了这个国家享有对国际开放承诺的所有权益。我作为首个西方国家

    元首前往哈瓦那，感受到古巴人民对打破代价高昂的孤立状态的期待，也感受到他们想摆脱与美国冲突的愿望，这种冲突在苏联解体以后仍在

    持续。

    劳尔·卡斯特罗总统满怀敬意地接待了我。我们不避讳任何话题，包括人权问题。他们为我做了额外的安排以表达对我的感谢：劳尔·卡

    斯特罗向我提议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那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退

    休在家，住在哈瓦那的一个居民区内。这位“最高领袖”在他的妻子和儿

    子的陪同下接见了我。他不再有昔日的辉煌，身受病痛的折磨，虽然他

    并没有因此改变口若悬河的习惯，但音量比以前小了一些。会面中，他

    依然滔滔不绝。他更加平和了，好像已经远离了这个被他撕裂、在1962

    年导弹危机时被带到悬崖边缘的世界。他追忆了历史，不仅是古巴革

    命，还有几个世纪以前古巴为了捍卫独立进行的战役。令我惊讶的是，比起回忆他在马德雷山脉进行的战斗，或是在他漫长的执政期间和美国

    的对抗，他更喜欢和我谈论法国植物学家在古巴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尤

    其是莱昂修士，他发掘了古巴植物多样性的宝库，之后许多年，古巴政

    府依靠这些植物资源对抗美国的全面禁运，为古巴人民提供了被剥夺

    的、必不可少的食品。就这样，卡斯特罗和我谈论着蔬菜种植而非革命

    的学问，以此来强调法国在古巴解放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我刚刚离开这

    场不可思议的会见，法国右派就发表了多个声明，批评这次访问的安

    75排。几个月后，奥巴马对古巴进行了历史性访问，让人隐约看到了美国

    停止制裁的苗头。如今，特朗普又开始重新质疑解除制裁问题。这是一

    次值得尽早进行的访问。

    76遥远的法国

    那些海外省和海外领地，使法国在五大洲都体现出它的存在和影响

    力，从而使我们的外交始终能从中受益。得益于历史沿袭下来的地理分

    布，法国拥有位居世界第二的领海面积，因此也肩负着重大的环境责

    任，并拥有利用其海洋资源推动“蓝色发展”的能力。

    因此，我从未把法国这些遥远的领地看成是单纯的历史遗赠，或是

    人类非凡冒险的额外收获，更没有把它当作负担。海外省和海外领地，比居住在那儿的270万人口显示的分量还重，其中有数十万人生活在法

    国本土，他们为我们的经济、文化和体育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幅令人骄傲的画卷背后，也存在着更加灰暗的现实，那就是落

    后、不平等、各种歧视、历史后遗症。在任职期间，我致力于遍访法

    国，包括所有的海外省和海外领地，甚至是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在戴

    高乐将军之后，没有任何法国总统去过那个群岛，当地出产的饮料卡瓦

    酒有健身强体的功效，人们称之为“世界平衡的象征”。我真该尝尝这种

    饮料。

    它们中的每个地区都很独特。法属波利尼西亚所占的面积和整个欧

    洲一样大；新喀里多尼亚有世界上最大的湖；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的总人

    口数超过100万；留尼汪岛这一个岛就有90万人；而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群岛(6 500名居民)，这块在7年战争时期失去的“新法兰西”唯一遗留

    土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第一个与自由法国运动结盟的法国海外领

    地。人们都知道这些吗？

    77圭亚那和马约特：受到危害的地区

    海外省和海外领地都对法国本土有所期待，但我看到，有两个地区

    需要特别关注：圭亚那和马约特，它们都面临着威胁社会平衡的大量移

    民潮。圭亚那以库鲁为中心，为法国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但它的渔业资

    源和黄金也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源自苏里南、巴西和海地的非法移民到

    达那里，导致公共秩序混乱。当地人的失业率比法国本土高出两倍多，青年失业率超过45%。2017年5月发生的社会动荡，就是由此导致的。

    在马约特，形势更加逼人：与来自近邻科摩罗的年轻移民相关的不安全

    状态越发严重。他们被父母送到马约特，因为他们的父母想：自己的孩

    子在法国要比留在自己家里过得好。那些年轻人在悲惨的条件下勉强度

    日，他们组成了许多帮派，抢掠成为唯一的生存手段。马约特有一半人

    口不足20岁，就学问题十分棘手。在人口压力下，小学和中学不堪重

    负。2017年选举时，国民阵线在马约特的得票率比在法国本土高出10个

    百分点，这不令人吃惊，但会令人不快。

    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在圭亚那和马约特，必须加强边境防护，非法移民遣送要系统化，现场安保力量要进一步加强。否则，暴力行为

    在未来几年恐怕将一发不可收拾，届时只能用镇压予以回应。这些海外

    地区属于共和国，共和国应该坚定地展示在领土上的存在。

    ·

    通过走遍世界的旅行，通过与全球主要领导人的会见，我悟出一个

    至简的真理：历史和地理支配着外交。每个国家都在找寻失去的黄金岁

    月，使用的手段或多或少与其野心相当。由此产生过高的抱负，或是危

    险的沮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元首之间的关系有了自己的定位。幸好

    78还有那些懂得掌控其人民归属需求带来的烦恼的人，他们把自己提升到

    与应对和平、稳定、保护地球等挑战相符的高度。也有其他人，他们冒

    着进一步加重世界不平衡的风险，玩世不恭地利用人民归属需求带来的

    烦恼，他们只被追求即时成就和舆论效果驱动。我把这些领导人分为两

    类：一类领导人，我可以读懂他们的战略，他们不必总是一再向我做出

    保证；另一类领导人，无论是因为性情还是因为算计，他们的反应都无

    法让人预料，这会更加令人担忧。

    同情、友好、理解，在外交上都很有用，但它们不应该给人造成错

    觉。必须始终明白，我们应该和谁打交道。人们在这方面容易犯的错误

    是，相信个人品质甚于相信力量对比。傲慢从未远离幼稚。

    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它不仅以自己的名义发声，而且以一种理念的名义发声；因为它以自己的独立性为手段。法国应该

    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这些手段。

    [1] 英格丽德·贝当古是哥伦比亚法裔政治家，曾作为候选人竞选哥伦比亚总统。——译

    者注

    7904 直面

    帕特里克·佩卢[1]

    拨通了我的手机。他的声音因为恐惧而变了

    调：“这是一场屠杀!他们把那些人都杀了!”我惊骇不已地说：“谁被

    杀了？在哪儿？”我想知道更多，但是佩卢几乎说不出话来，他呜咽得

    快要窒息了。他说的是凶手在《查理周刊》杂志社进行了一场杀戮。当

    时我正在办公室与道达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纳讨论能源

    问题。我立即停止了和他的谈话，并表示要马上赶往现场。安全部门试

    图说服我不要去，但我还是出发了，并试着想象可能发生的事情。警官

    为我开路，我在人群中到达里夏尔·勒努瓦大道。佩卢惊恐地冲出来，哭着倒在了我怀里。凶手已经跑了，他们残忍地把一名警察当街杀死。

    死者艾哈迈德·梅拉贝特是伊斯兰教信徒。

    在楼上编辑室里，几具尸体躺在血泊中。抢救正在进行，有许多伤

    员。我担心妨碍疏散工作，于是待在外面。生还者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

    来，目光空洞。人群肃穆，他们想弄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切。治安部队保

    持警戒状态。那里可能还藏匿着恐怖分子。我对着被隔离在街道尽头的

    媒体摄像机讲话，我说到这次恐袭的严重性及它产生的影响。《查理周

    刊》代表着自由、不羁的言论，以及善意的讥笑。我提及的《查理周

    刊》的这些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我们钦佩的人，他们已经不在了。于

    是，我召开了第一次危机会议。

    80《查理周刊》的朋友

    我评估着这场悲剧将给法国和世界带来的冲击。《查理周刊》不仅

    是一份杂志，它还是一个象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漫画作者陪

    伴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那时他们讽刺的是戴高乐将军的偏见与权势。

    年复一年，他们立足于讥讽类作品及傲视强权文化的核心。除却他们的

    见解和读者不说，他们成了法国某种精神的象征——讽刺、寻衅、独立

    而宽宏大量。

    我跟《查理周刊》的编辑很熟。几个星期以前，《查理周刊》编辑

    部的人来见我，讨论财务困难问题。我和漫画家沙布以及他的同伴一起

    研究了帮助他们的方式，主要是完善支持媒体的举措。我和他们中的许

    多人保持着朋友关系。

    2007年，巴黎大清真寺和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起诉《查理周刊》发

    表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我曾在诉讼中做证。漫画家卡布及其团队

    向我征询过有关他们就此事件拍摄电影的意见，这个电影后来在戛纳电

    影节获奖了。我又想到他那支永不离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他所用的

    画笔。面对凶手，他没能来得及挥舞他的画笔。他本应让那些凶手蒙

    羞。

    我很快回到了爱丽舍宫，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内政部部长卡泽

    纳夫、司法部部长克里斯蒂亚娜·托比拉，还有对内安全总局和对外安

    全总局的负责人、三军参谋长、警察及宪兵负责人都在等候着我。凶手

    乘车逃往巴黎北部。在一辆发生故障的车中，他们留下了护照：显然，他们决定赴死，所以未做任何防范。他们还有可能袭击其他目标，甚至

    是盲目地向人群扫射。凶手的名字已向媒体公布，这将更加妨碍对此案

    相关人员的调查。

    81凶手是一对兄弟，生活经历复杂，童年时受过创伤，曾被安置在科

    雷兹的收容中心。我很熟悉那个地方，因为我曾作为地方议员参观那

    里。后来，一人因为犯罪坐牢，另一人多次前往中东，这也证明他有一

    个逐渐极端化的过程。他们是“独狼”吗？我始终怀疑这个说法。这对兄

    弟继承了哈立德·凯勒加勒团伙的衣钵。后者是20世纪90年代一名血腥

    的恐怖分子，是当时席卷阿尔及利亚内乱初期一系列伊斯兰极端恐怖袭

    击的始作俑者。他们和也门的“基地”组织有联系。大家分析着能够解释

    他们行为的因素。有人提到扩及世界范围的宗教极端主义影响；其他人

    则更突出社会排斥以及在伊斯兰教中寻求逃避的因素，如同要与并不认

    同他们的法国最终决裂。在我看来，事情非常明确：社会因素和个人困

    境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宗教狂热开启了他们的暴力

    行为。

    极端化过程不会持久。它可以进展得很快，就像尼斯恐袭凶手的情

    况一样，没有人会把他同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伙联系起来，在他实施恐怖

    行动之前也未发现任何可疑行为。但他通常有积累渐进的过程：借助于

    参加萨拉菲派的活动，经常接触长期致力于在社区、清真寺和监狱传播

    伊斯兰主义的头面人物。我当选总统后，有关数量不多但令人吃惊的年

    轻人前往叙利亚的报告会定期送到我的办公室。这些年轻人随后被灌输

    思想，练习使用武器和进行最极端的暴力活动。《查理周刊》恐袭案的

    凶手库阿奇兄弟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使我们更加警惕。在他们身后，可

    能还有其他同伙及暗中操纵者。这是在一个团伙支持下进行的一次恐怖

    行动，两名凶手是这个阶段出面行动的人。

    82恐怖主义的一代

    迈拉赫事件之后，恐袭呈现停顿状态。但我们都清楚，那只是暂时

    的平静。我们在马里的军事干预、对叙利亚的介入，以及法国在广义上

    具有的象征意义，都加大了恐怖威胁。恐怖主义由来已久。我们的祖

    辈、父辈都经历过战争，我们则与恐怖暴力活动共存。在我求学期间，极“左”的恐怖主义分布各地。意大利布满“铅灰色年代”的血腥。德

    国“巴德尔团伙”横行。在法国，“直接行动”成员谋杀了许多代表权势的

    人物。一些巴勒斯坦派别，或者由伊朗、叙利亚、土耳其资助的活动分

    子也进行了致命的袭击。20世纪90年代，恐怖主义随着一系列血腥行动

    重新浮出水面。一个小分队甚至想在“9·11”事件之前在巴黎策划飞机坠

    毁事件，这个阴谋被勇敢的法国宪兵制止了，他们袭击了停放着那架飞

    机的马里尼亚纳机场。

    必须提到的是，这些恐怖行为都没有达到其政治目的。人民在猝然

    的恐慌之后保持冷静，没有向那些企图用暴行征服他们的人做出实质性

    让步。同样，发生在法国的恐怖主义行为也是一样的下场。国家按照法

    律行事，它比那些挑战它的团伙要强大得多。法国的安全部队和情报机

    构有效地进行着监控，法国的军队给境外那些向我们宣战的人以毫不留

    情的打击。追溯法国最近的历史，尽管发生了那些不可名状的悲剧，但

    民主国家在20世纪仍然战胜了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击败了专制政权和大

    多数威权主义政权。有时，人们会批评民主国家懦弱，批评它们面对侵

    犯时的迟缓反应。这是由它们的抗击能力和反击能力决定的。在热爱自

    由的人民支持下，民主国家赢得了战争。这是20世纪的教训，也是21世

    纪的教训。

    83萨科齐在爱丽舍宫

    防务会议准时开始，它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抓捕两个在逃恐怖分

    子。我接到奥巴马的电话，他向我表达了支持，并向我确认我们获得的

    情报：恐怖袭击的策划者躲在也门。

    我随后赶往主宫医院，到病榻旁探望恐袭时正在《查理周刊》编辑

    部的女士。她们不停地问自己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并打起精神讲述在

    遇袭时与库阿奇兄弟的对话。她们害怕《查理周刊》将不复存在，担心

    它的历险生涯将止步于此。我被她们的这番证言打动，安慰她们并向她

    们承诺：杂志不会终结。

    当晚，我在电视上呼吁法国人民团结一致，并宣布：我将和所有政

    党领袖进行磋商。人们提议进行一次团结大游行，我对此予以鼓励。当

    天夜里，我得到消息称，警察正在兰斯市围捕两名凶手，但搜查一无所

    获。人们随时向我通报消息，但始终无果。

    第二天，我在爱丽舍宫接待了萨科齐，这是他在2012年落选后第一

    次回到这里。他要求政府在反击恐袭问题上坚定立场，拒绝任何让步。

    这一点无须由他来说服我。然后，他也指责一些人的放任态度，旁敲侧

    击地批评托比拉，还提及马克龙关于“法国年轻人要有成为亿万富翁的

    愿望”的宣言。我感觉跑题了。他关切地询问示威游行的组织情况，并

    表示他也想参与其中。我回答说：“很显然，你将和我并肩走在游行方

    阵前列，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更晚些时候，在同

    一间办公室，国民阵线(现改名为国民联盟)主席玛丽娜·勒庞向我抱

    怨说她不受欢迎，并且表达了对敌对性反应的担心。我向她保证，她的

    安全将得到保障，所有想参加示威游行的知名人士都可以参加。她最后

    决定在别处——南方一个乡村参加游行。她是唯一采取这种做法的人。

    84随着事态的进展，我和瓦尔斯、卡泽纳夫、托比拉常常会面，因此

    组成了接下来将要做出关键性决定的团队。瓦尔斯聚精会神。他熟识博

    沃广场[2]

    的机构设置，这使他和卡泽纳夫的关系变得非常简单，后者接

    替了瓦尔斯的内政部部长职务。卡泽纳夫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熟悉了

    情况，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以表面上的幽默掩盖着

    感情，以便舒缓紧张的气氛。托比拉懂得控制住自己暴风雨般的激情，冷静地分析着我们做出的决定在司法层面的影响。我们在这场悲剧中缔

    结的关系再也没有被打破过，不管我们为各自的承诺做了什么。

    85朋友默克尔

    2015年1月8日星期四早晨，我得到了一位女警官遇害的消息。她叫

    克拉丽莎·让-菲利普，在蒙鲁日大街上被一个持有一把卡拉什尼科夫自

    动步枪及一把手枪的蒙面人杀害了。该市路政局的一位职员也被击中

    了。防务委员会很快把这起杀人事件定性为恐怖活动。凶手在离一所犹

    太小学仅两步之遥的地方对那位女警官下手，可以推想她就是凶手的目

    标。我们加速搜寻凶手。在一次突击行动中，警察差一点儿抓获被我们

    有关机构指认为嫌犯的阿梅迪·库利巴利，但他已离开了藏身地点。当

    天接近晚上9点30分，在维利埃-科特雷周边一处加油站发现了库阿奇兄

    弟。1月7日恐袭发生后，我们在巴黎发出的“恐袭警报”也延伸到皮卡第

    地区，当地也在展开对凶手的追捕。他们设置路障，在森林里巡逻，检

    查两名逃亡者可能藏身的地方。

    同时，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电话向我表示支持。

    默克尔第一个打来电话。我们用英语交谈，她语气沉重，尽管她的声音

    充满母性的温和。我们本该过几天在斯特拉斯堡见面。“这样最好，”她

    突然说，“我去参加游行。”她这个姿态是自发的甚至是不假思索的，这

    对她来说十分罕见。这个姿态是真诚的、大度的，同时具有政治意义，因为它将发起一个独特的国际性动员。她挂断电话后，我明白我们的关

    系将永远不再像从前那样了。这是对法国表达的敬意，是一份纯粹友谊

    的标志。随后的时间，所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告知我，他们也要来

    巴黎参加游行。一场不可抑制的运动形成了：马里总统易卜拉欣·凯

    塔，还有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宣布要来巴黎。所有欧洲国家领导人将

    全部到场，还有许多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出席将

    很重要。1月10日星期六晚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也提出要

    来巴黎。我回答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提出了同

    样的请求，他们二人的出席将是面对宗教狂热展示的一个美好和平象

    86征。他对此表示赞同。我在那个时刻想到，在这场悲剧中，我们的国家

    在世人眼中始终是代表着自由的国度。奥巴马因事务缠身将无法响应呼

    吁。他对此表示遗憾，但既会说法语也喜欢法国的美国国务卿约翰·克

    里将会到场。

    87突击

    1月9日星期五，我们成功地锁定了库阿奇兄弟二人。接近早晨8

    点，他们从一片树林里走出来，在南特伊-奥杜安劫持了一名汽车司

    机，并向巴黎驶去。在达马尔丁-格莱，他们迎面碰上了一支宪兵巡逻

    队。凶手向巡逻队开火，巡逻队予以反击。两名恐怖分子中有一人脖子

    被打伤。他们很快便躲入一家印刷厂，并劫持了企业主。企业主是个勇

    气和人品俱佳的人，他成功地和库阿奇兄弟进行了对话，并为受伤的人

    进行了包扎。在此期间，两名在场的雇员一人已经逃脱，另一人则躲在

    一个房间的水池下面。有人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这使我们更担忧。然

    而，勇敢的企业主被释放了。宪兵队和国家宪兵干预部队包围了印刷

    厂。

    下午1点，内政部部长通知我，有一个疑似库利巴利的恐怖分子，进入了巴黎万塞纳门一家名为“超隐”的超市，里面传出几声枪响，近40

    名顾客和雇员可能被劫持为人质。我把这事和同时发生在达马尔丁的事

    情联系在一起。我把瓦尔斯、卡泽纳夫和托比拉召集到我的办公室。爱

    丽舍宫秘书长让-皮埃尔·儒耶及普加将军协助我们。在此期间，警察正

    在万塞纳门和恐怖分子进行一场艰难的谈判。于是我们要处理两桩不同

    却又彼此关联的事件，两桩事件的凶手或许可以互相交流信息。如果库

    利巴利知道我们正在达马尔丁发动攻击，他可能会处决万塞纳门的所有

    人质。电视上滚动播放着两个事发现场的影像，并播出各种信息。为了

    打发看似没有尽头的时间，我看着电视屏幕里的专家，他们相继给我们

    提出建议，其中大部分建议我不会采用。但是如何控制这一波又一波的

    电视影像呢？媒体是自由的，只是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此事过

    后我会提醒他们。我特别害怕许多顾客躲在“超隐”超市地下室的消息被

    透露出去。

    88必须进行谈判吗？我同意使用一切办法解救人质，但我不希望等待

    的时间过长。我们面对的是一心寻死的凶手。就像梅拉赫经历的一样，他是在一次耗时极长的包围之后被击毙的，他那时还在寻机再次射杀警

    察。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亡命之徒疲惫，更不用提说服他们投降了。至

    于考虑妥协、讨价还价，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面对这些狂热分子，谈

    判纯属无用之举。而法国在其生存利益受到挑战时，更不应流露出任何

    迟疑。我下令准备同时发起两场突击，避免给予“超隐”超市人质劫持者

    一丁点儿主动权。

    在达马尔丁，将近下午5点30分，库阿奇兄弟把印刷厂的大门打开

    了一条缝，向宪兵射击。宪兵用手榴弹还击，但没能立即让恐怖分子停

    火。几秒后，两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被击毙了。而在“超隐”超市，当

    商店的铁制卷帘门刚被打开时，一名警察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冲进商店，他的同事在后面掩护他。人质得救了，恐怖分子也被打死了。在这两个

    场合，警察和宪兵都展现出忠诚和高超的职业素养，他们中有两人负

    伤。我特别想到第一个冲入超市、迎战凶手的警察，面对持有自动步枪

    的恐怖分子，他的生存机会十分渺茫，但他丝毫没有犹豫。

    在爱丽舍宫，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开展行动的结果。第一个从达马尔

    丁反馈的消息很快就到了我们这里，还必须再等几分钟才能了解第二个

    反馈消息。对我们而言，这几分钟像几个小时那么长。卡泽纳夫与行动

    负责人保持联系。他配备了一部小型电话机，电话提供的消息让我们解

    脱了。我们站在那间庄严的办公室中央，长久地互相拥抱。

    在这份纯粹的情感里不掺杂任何得意扬扬的成分，我们四人都评估

    着我们刚才面对的是怎样的深渊。晚些时候，当我到达“超隐”超市时，我看到，狭小的现场空间令人恐惧，人质和他们的刽子手之间距离很

    近。紧张一点点地缓解下来。我们仍须注意人质的撤离，并关心伤员的

    境遇，尤其要保证任何其他的安全力量无须再开展第三次行动。

    89从蒙彼利埃传来的一个警报令我们担心，但未被证实。我们要避免

    产生不可接受的欣喜，这种欣喜会令人忘却四名无辜者在万塞纳门丧生

    的消息。

    90法国的奋起

    第二天，我给遇难者家庭挨个打电话。他们的悲痛令人心碎。每个

    家庭都向我倾诉，他们难以理解发生的不幸，担心不再能像从前那样生

    活在这个令其爱之胜过一切的国家。

    1月11日星期日，在犹太大教堂举行的仪式上，我和他们交谈。一

    个年轻男子泪流不止，他是被库利巴利杀害的一名犹太人的儿子。我拥

    抱他，并对他说：“你应该好好地活着，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让你父

    亲获得永生。”

    也是在那个星期日，一片寂静无声的、团结坚定的人海涌入巴黎，淹没了法国。人群不计其数，他们的庄重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力量令

    人始料未及，他们的肃穆动人心弦。在伏尔泰大道上，我和来自世界各

    地的领导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端。我们集合起来从爱丽舍宫出发登上把

    我们运往游行地点的汽车。内塔尼亚胡在西装下穿了一件防弹背心，他

    问我：“汽车是否防弹？”“沿途的公寓楼房是否经过搜查？”“警察部队

    的人数是否足够？”……我对他所有的问题都以“是”回答，以便让他及

    其警卫人员放心。因为这次游行是特殊的、史无前例的。若以最严格的

    安全要求衡量，它压根儿就不应该举行。这相当于把联合国大会参会国

    聚集在巴黎的一条大街上，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成功。必须以团结来抗

    衡恐袭，才能让全世界的人赶来，在我们的大街上游行!

    我一生中多次在这条大街上示威，它从共和国广场通向民族广场，但我从没想过会挎着默克尔和凯塔的胳膊游行，身后还跟随着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的队列，他们同意以兄弟般的开阔旷达打破国家之间冷酷的

    关系，以自由之名相互携起手来。当我抬起头来，看着远处快速聚集起

    来的法国人民以同样的姿态拒绝向恐怖主义做出妥协、拒绝一切偏执言

    91论时，我感到激动和自豪。有这种信念的人民，不管狂热主义强加给他

    们的考验有多么艰难，他们都能够克服。

    必须行动起来。迫切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在不损害自由的同时加

    强国家的防范手段。我们正在准备一项情报法案，这是我们的主要武

    器。该法案主要是为监视那些可能转向暴力活动的人提供便利。为消除

    人们对该法案是否符合宪法的质疑，我决定把法案提交给宪法委员会，以对法案内容加以核准。法案内容涉及监视社交网络的交流内容，并借

    助复杂的算法定位查找能暴露恐怖活动计划的单词和短语。

    有些人认为，对所有公民不加区别地实施这种情报搜查，加上反恐

    斗争，将自动导致(法国)发展成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

    进行间谍活动的“监护国家”。这是大错特错的，相关机构并未要求变成

    这样。如果这样做，除了大规模监视需要动员一支公务员队伍之外，还

    会阻塞我们的信息渠道，这将使国家行为信誉扫地，同时也不能有效保

    护国家安全。相反，对于有些人要求我们关押所有S档案[3]

    人员，我以

    同样的自信回答他们：这将有悖于我们的权利原则，因为只有法官有权

    决定剥夺他人的自由。特别是这种预防性拘押会妨碍有关机构开展有可

    能捣毁犯罪网络的调查。更不用说，当美国不知如何处理关塔那摩监狱

    的时候，法国如果开设涉嫌者拘留营，将给自己的形象带来灾难性影

    响。

    至于在政治生活中引发如此多想象的监听工作，它要服从详细的规

    则，这些规则今后将杜绝权力部门对监听工作直接下达指令的情况。或

    者由“相关机构”就监听提出申请，总理在听取国家安全信息拦截控制委

    员会的意见后做出决定，委员会的独立性由其人员构成得以保障；或者

    由法官根据其调查需要做出监听决定。只有满足各种具体而明确的条

    件，才能更新监听授权。

    我可以证明，在法国的民主政体中，总统不会监听任何人，任何监

    92视记录也不会送交总统。围绕如此敏感问题展开的争论往往会反转，把

    矛头对准争论的始作俑者。我的前任萨科齐曾相信：一个意欲伤害他的

    阴谋已经形成，一些为权力服务的法官——我想是因为这些法官属于某

    个工会组织——迫切寻找他的把柄；监听设备直通司法部的办公室。这

    实在荒谬至极。这些猜想给阴谋论者提供了原材料，他们把这些原材料

    放到了最坏的用途上。而事实更为简单。相关法律在2015年投票通过

    后，事情就简单多了。

    93宣战

    我们获得消息：我们将迎来新一轮恐怖袭击。借助于多次突击搜

    查，有几个恐怖行动在比利时韦尔维耶被挫败了。我们加强了和盟友尤

    其是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合作。面临难民潮，我们知道，在这些被战争驱

    离家园的不幸者中，混杂着“伊斯兰国”组织派遣人员，他们将对我们发

    动袭击。我们要加倍警惕，要求调阅难民接待国或中转国的登记卡，以

    便侦查这些人借机结成的关系。但是威胁就在那儿，而且达到了最高级

    别。我们知道，“伊斯兰国”组织已经瞄准了法国。2015年6月，在圣康

    坦-法拉维耶市，一名狂热分子砍下了其雇主的脑袋，并试图炸毁一座

    工厂。8月，三名美国青年在“大力士”高速列车上制服了一个试图进行

    一场屠杀的恐怖分子。

    2015年11月13日晚，我正在法兰西体育场观看一场法德足球友谊

    赛。尽管无关输赢，但这次比赛还是受到了有关1982年塞维利亚法德球

    赛记忆的支配。那时，在经过极其激烈的比赛后，法国队争夺决赛权以

    失败而告终。我邀请我的朋友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一起分享这一

    美好的时光，那时他是德国外交部部长，如今已成为德国总统。这一天

    本来应该是个节日，但却变成了一场噩梦。

    开球后不久，爆炸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爆炸好像发生在体育场外

    面。得到球的那位球员迟疑了一会儿。没有任何爆炸的迹象，也没有烟

    雾冒出，于是球赛继续进行。我宁可相信这只是爆竹声。过了片刻，传

    来了第二声爆炸，但球迷没有受到惊扰。对我来说，这不用怀疑。法国

    总统府安全卫队——由60多名保护我安全的警察和宪兵组成——警官索

    菲·哈特证实了我的疑惑。两个装置在体育场边上爆炸，有两人死亡，其中一人穿着炸弹背心。这不是一起事故。我离开座位，登上法兰西体

    育场的安全指挥台，在那儿聚集着警察、消防员和民防组织人员。瓦尔

    94斯给我打来电话，他在家里，刚刚得知巴黎正在发生袭击。我要求卡泽

    纳夫立即到圣丹尼跟我会合。

    如果消息在体育场传开，那么全场的恐慌将会导致混乱，结果将是

    灾难性的。这是恐怖分子的意图吗？恐怖分子有可能混杂在观众中，等

    待球赛结束再开始袭击吗？在球赛半场休息时，我要求在场的官员，以

    及国民议会议长克洛德·巴尔托洛内和德国的部长留在座位上。如果他

    们匆忙离开，就会向观众传递出突发严重事态的信号。在断定体育场内

    的情况得到控制之后，趁着比赛重新开始，我和卡泽纳夫悄悄离开了。

    我们火速赶往巴黎。当听到广播里说我已经安全撤离时，我怒骂起来

    ——这会让观众担忧。幸运的是，当比赛结束的哨声吹响时，巴黎发生

    恐袭的消息才开始传播，人群自发地聚集在草坪上，他们表现出非凡的

    冷静。

    我抵达博沃广场的行动室。这是一个位于内政部地下室、四壁光秃

    的小房间，我们坐在摆放在屋子中间的一张简陋桌子旁。瓦尔斯在那

    儿，他周围是正在工作的警察局、宪兵总局、对内安全总局、巴黎消防

    队等机构的人员和医院的急救人员代表。人们互相拥挤着，一个又一个

    的伤亡报告令他们震惊。他们冷静地向我汇报掌握的信息，等待我们下

    达指令，以便立即执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各个医院曾在当天上午组

    织过假定首都遭遇灾难的演习。医生、护士、急救人员都被召集了起

    来。这种反应能力具有决定性意义：被撤离到医院的伤员几乎全部得

    救。

    在救护工作展开时，治安部队安抚着遇袭街区的民众。我们了解

    到，一小时前，一组恐怖分子进入巴塔克兰剧院并大开杀戒。他们把大

    约15个人劫持在一个小房间里，威胁要把他们炸死。我立即发出攻击的

    命令，搜查和干预大队被紧急派往现场。接近目标非常困难，顺利展开

    行动需要时间。对我们来说，等待的时间过于漫长，我们希望完成攻

    95击。这对那些两个多小时以来一直面对恐怖分子的人质来说很不人道。

    搜查和干预大队晚些时候向我透露，两名狂热分子向人质宣称，他们是

    来找人质的总统复仇的，还问人质把选票投给了哪位候选人。那是我唯

    一不希望自己拥有选民的一天。恐怖分子的数量和他们的决心、他们使

    用的武器，所有的一切让我们想到：我们面对的是一起规模很大、蓄谋

    已久、同谋众多的恐怖行动。不做出反应是不可能的。

    总理建议我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此授权安全力量立即展开搜查，并对涉嫌者实行软禁。针对如此规模的恐袭，我同意采取上述措施。此

    举需要召开部长会议做出决定，然后需要议会对采取这些措施及其延长

    实施予以确认。另外，我决定关闭国家边境，以防凶手逃往国外，实际

    情况确实如此。这些安排都是在一片沉重的寂静中做出的，只有人们向

    我做汇报时才会打断这种寂静。我从未在如此狭小的房间内体会过如此

    大的压力。人们很少说话，表情严肃，眼神模糊，不提任何不会立等可

    用的建议。

    我在午夜召开了部长会议，当时搜查和干预大队已经终结了巴塔克

    兰剧院的磨难，击毙了最后几个在那里猖狂行凶的恐怖分子。巴黎警察

    局局长一直向我们通报事态进展。这个身躯伟岸的人是一位出色的国家

    公仆，我对他充满信任。我40年前在国家行政学院上学时结识了米歇尔

    ·卡多，他以恰当方式领导着警察的行动。我和瓦尔斯、卡泽纳夫从博

    沃广场步行走到爱丽舍宫。部长同我们会合后就开始开会，会议只持续

    了一刻钟。许多与会者了解到这次悲剧的严重程度。会后，我发表讲

    话，把刚刚发生的恐怖袭击告知法国人民。我表达了对恐怖袭击的憎

    恨。这些狂热分子滥杀无辜。这些残忍的人攻击那些生活快乐、洋溢着

    人性的地方，他们想分裂、折磨我们。我呼吁法国人民保持团结，我补

    充道：“法国将毫不留情地追捕和惩处凶手。”无论如何，它都会去勇敢

    地面对。我非常激动。我收到许多来自亲人及政治领导人的手机短信。

    所有人都理解，国家在此刻风雨飘摇。他们向我们宣战：数十人身亡，96数百人受伤。

    97地狱探访

    作为一名父亲，我想到即将降临在那么多家庭中的不幸，这些年轻

    人被扫射的子弹击倒在地，被残忍地杀害。他们和我的孩子们年龄一样

    大，我的孩子们住在恐袭目标街区，也常去这样的露天咖啡厅和演出场

    所。我给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同时，我想到了那些电话拨出后铃

    声空响的父母。

    巴塔克兰剧院的行动已经结束。我赶往现场。

    在我周围，有许多警车和救护车。现场搭建了一个临时的场地。到

    处都是搬运流血伤员的担架员，法国急救中心主任带领医护人员照料着

    这些伤员，对他们进行先期处理。心理干预小组正忙着接待从巴塔克兰

    剧院逃出、心灵深受创伤的人。这真是一支战斗部队，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生命。夜间，戴着闪亮头盔的警察保护着周边的安全。我从一

    对对的人身边经过，他们密不可分地靠在一起，不知道自己活在哪个世

    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活着。我从奥伯坎普夫街走向巴塔克兰剧

    院，一个人通过他家窗户看见我和陪同我的一群人经过，责问我

    道：“为什么您不采取措施来阻止这一切？”我理解他的痛苦。面对肆虐

    的恐怖主义，他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什么都做了也无济于事。被挫败

    的恐怖袭击数量展现了我们有关机构的效率。但是，因缺乏及时获得情

    报或因外国情报机构监视缺失，恐怖袭击没能被制止。面对这些，上述

    回答无足轻重。

    我到达巴塔克兰剧院前，一股股人流还在从里往外涌。这些人在地

    狱里活了下来。我跟他们说着话，他们少有回答。民防人员负责照顾他

    们，在他们重新找回真正的宁静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后来我在会见

    98受害者协会成员时，又见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心理创伤需要更长的时

    间来治愈，而记忆的伤口还在继续流血。

    然后，我原路返回，去会见被挡在远处的媒体。我讲述着我看到的

    一切：死亡、痛苦、惊骇、救援机构的出色行动、警察的效率和勇气，以及遇难者的尊严。我重申，法国知道如何回应这次前所未有的恐袭。

    从生命损失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为之叹惋的、后果最为

    惨重的一次恐袭。我也对各种复仇思想、各种混淆是非、各种盲目承诺

    保持警惕。我想到我们的穆斯林同胞，他们也被这出惨剧惊吓，但那些

    怀有恶意和有害想法的人企图通过混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极端主义来连

    累他们。我宣布，我们的军队将加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打击力度，以

    惩罚那些凶手背后的主谋。

    99巴塔克兰事件之后

    《查理周刊》恐袭事件发生后，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不再有自

    发的一致性，没人再要求进行示威，政治力量几乎无法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