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饮茶

    杨绛 著目录

    孟婆茶(胡思乱想，代序)

    回忆我的父亲

    回忆我的姑母

    记钱锺书与《围城》

    收藏了十五年的附识

    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

    隐身衣(废话，代后记)

    出版说明孟婆茶

    (胡思乱想，代序)

    我登上一列露天的火车，但不是车，因为不在地上走；像筏却又不

    在水上行；像飞机，却没有机舱，而且是一长列；看来像一条自动化的

    传送带，很长很长，两侧设有栏杆，载满乘客，在云海里驰行。我随着

    队伍上去的时候，随手领到一个对号入座的牌子，可是牌上的字码几经

    擦改，看不清楚了。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

    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

    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

    位子。传送带上有好多穿灰色制服的管事员。一个管事员就来问我是不

    是“尾巴”上的，“尾巴”上没有定座。可是我手里却拿着个座牌呢。他要

    去查对簿子。另一个管事员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他们在传送带的

    横侧放下一只凳子，请我坐下。

    我找座的时候碰到些熟人，可是正忙着对号，传送带又不停的

    运转，行动不便，没来得及交谈。我坐定了才看到四周秩序井然，不敢

    再乱跑找人。往前看去，只见灰蒙蒙一片昏黑。后面云雾里隐隐半轮

    红日，好像刚从东方升起，又好像正向西方下沉，可是升又不升，落也

    不落，老是昏腾腾一团红晕。管事员对着手拿的扩音器只顾喊“往

    前看!往前看!”他们大多凭栏站在传送带两侧。

    我悄悄向近旁一个穿灰制服的请教：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笑说：“老太太翻了一个大跟斗，还没醒呢!这是西方路上。”他向后指

    点说：“那边是红尘世界，咱们正往西去。”说罢也喊“往前看!往

    前看!”因为好些乘客频频回头，频频拭泪。

    我又问：“咱们是往哪儿去呀？”

    他不理睬，只用扩音器向乘客广播：“乘客们做好准备，前一站是

    孟婆店；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

    前前后后传来纷纷议论。

    “哦，上孟婆店喝茶去!”

    “孟婆茶可喝不得呀!喝一杯，什么事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嗐!喝它一杯孟婆茶，一了百了!”

    “我可不喝!多大的浪费啊!一杯茶冲掉了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

    不都是白活了？”

    “你还想抱住你那套宝贵的经验，再活一辈子吗？”

    “反正我不喝!”

    “反正也由不得你!”

    管事员大概听惯这类议论。有一个就用扩音器耐心介绍孟婆店。

    “‘孟婆店’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叫‘孟大姐茶楼’。孟大姐是最民

    主的，喝茶决不勉强。孟大姐茶楼是一座现代化大楼。楼下茶座只供

    清茶；清茶也许苦些。不爱喝清茶，可以上楼。楼上有各种茶：牛奶

    红茶，柠檬红茶，薄荷凉茶，玫瑰茄凉茶，应有尽有；还备有各色

    茶食，可以随意取用。哪位对过去一生有什么意见、什么问题、什么

    要求、什么建议，上楼去，可分别向各负责部门提出，一一登记。那儿

    还有电视室，指头一按，就能看自己过去的一辈子——各位不必顾虑，电视室是隔离的，不是公演。”这话激起哄然笑声。

    “平生不作亏心事，我的一生，不妨公演。”这是豪言壮语。

    “得有观众欣赏呀!除了你自己，还得有别人爱看啊!”这是个冷冷

    的声音。

    扩音器里继续在讲解：

    “茶楼不是娱乐场，看电视是请喝茶的意思。因为不等看完，就渴

    不及待，急着要喝茶了。”

    我悄悄问近旁那个穿制服的：“为什么？”

    他微微一笑说：“你自己瞧瞧去。”

    我说，我喝清茶，不上楼。

    他诧怪说：“谁都上楼，看看热闹也好啊。”

    “看完了可以再下楼喝茶吗？”

    “不用，楼上现成有茶，清茶也有，上去就不再下楼了——只上，不下。”

    我忙问：“上楼往哪儿去？不上楼又哪儿去？”

    他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只随着这道带子转，不知到哪里去。你

    不上楼，得早作准备。楼下只停一忽儿，错过就上楼了。”

    “准备什么？”

    “得轻装，不准夹带私货。”

    我前后扫了一眼说：“谁还带行李吗？”

    他说：“行李当然带不了，可是，身上、头里、心里、肚里都不准

    夹带私货。上楼去的呢，提意见啊，提问题啊，提要求啊，提完了，撩不开的也都撩下了。你是想不上楼去呀。”

    我笑说：“喝一杯清茶，不都化了吗？”

    他说：“这儿的茶，只管忘记，不管化。上楼的不用检查。楼下，喝完茶就离站了，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

    他话犹未了，传送带已开进孟婆店。楼下阴沉沉、冷清清；楼上却

    灯光明亮，热闹非常。那道传送带好像就要往上开去。我赶忙跨出

    栏杆，往下就跳。只觉头重脚轻，一跳，头落在枕上，睁眼一看，原来

    安然躺在床上，耳朵里还能听到“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

    好吧，我夹带着好些私货呢，得及早清理。

    一九八三年十月底回忆我的父亲

    前 言

    一九七九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调查清末中国同盟

    会(包括其他革命团体)会员情况，给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补

    塘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参加过东京励

    志社，创办《国民报》《大陆杂志》，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著有

    影响。”因此要我介绍简历及传记资料等，并提出一个问题：“在补塘先

    生一生中，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主张革命转向主张立宪。这中间

    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

    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

    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

    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

    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

    阅的资料。

    日本中岛碧教授、美国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曾分别为我查

    核日本和美国的资料。此文一九八三年发表后，一九九〇年上海复旦大

    学历史系邹振环同志提供了有关我父亲翻译工作的资料；一九九二年江

    苏教育学院翟国璋同志提供了有关我国现代史的资料。我已把原文相应

    修改。谨向他们致谢。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一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

    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

    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卒业早

    稻田大学。他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

    出国，先回日本早稻田读得学位，又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

    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

    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

    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

    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

    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让一位有贪污巨款之嫌

    的总长(现称部长)受到高检厅传讯，同时有检察官到总长私邸搜查

    证据。许多高官干预无效；司法总长请得大总统训令，立将高检长及搜

    查证据的检察官给以“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

    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

    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

    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

    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

    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

    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

    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

    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

    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

    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

    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

    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è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

    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

    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

    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

    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

    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

    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

    片右上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

    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

    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

    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

    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

    孩子一样。”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

    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

    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

    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

    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

    试选拔而得的公费。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

    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

    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

    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

    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

    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

    就此平息。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

    算不错，开除就失去公费。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

    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〇八年八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开代

    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

    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

    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

    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地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

    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

    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起些

    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

    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

    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

    发胖的肚子，忍笑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咈哧

    咈哧。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

    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

    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

    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二

    《中华民国史》上说：“一九〇〇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

    九〇〇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

    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①冯自由《革命逸史》

    也说起《译书汇编》②：“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

    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

    至巨。”③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

    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

    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

    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

    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据《革命逸史》④，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学派留东学生六人(我

    父亲是其中一个，杨廷栋、雷奋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经常听

    到的)。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日本文

    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税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

    民报》⑤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

    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

    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

    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

    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冯自由的《革命逸史》⑥和《中华民国史》⑦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

    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

    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

    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一九

    〇〇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

    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

    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

    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〇一

    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

    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⑧据说这段历史没有错。我不明

    白他怎么卒业前一年回乡，不知有何确实的凭据。

    我父亲一九〇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本

    科卒业⑨，回国后和雷奋、杨廷栋同被派往译书院译书⑩。最近我有一

    位朋友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一本我父亲编译的《名学教科书》(一九〇三

    年再版)。想就是那个时期编译的。孙宝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一九〇三年)日记里曾提到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

    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译书馆因经费支绌，一九〇三年停办。我父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

    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

    英语。我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

    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

    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是“理化会”的成员，后来在上

    海法租界居住，在他家花园的假山洞里制造“红丸”(有法租界巡捕房

    保护)。他制成的毒品用铅皮密封在木箱里，运到法国海岸边，抛入

    海里，然后由贩毒商人私运入欧洲。那个人成了大富翁。我父亲慨叹说：“大约那是我们惟一的成绩吧？”

    东京《国民报》以英国人“经塞尔”名义发行。“经塞尔”其实是冯自

    由的父亲冯镜如的外国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馆的干涉。报中文字由某

    某等执笔，其中有我父亲。后来因资本告罄停版。

    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会见胡适。他用半

    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

    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锺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

    老师，他也不会记错。我想，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

    曾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不知在哪个学校教过胡适。

    听说我父亲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

    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

    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

    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

    祖父借助)，一九〇六年初再度出国。

    我大姐说，父亲一九〇六年到美国求学。但据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

    籍簿，他一九〇六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科，专研法律；一九〇七年七月

    毕业，寄寓何处等等都记载分明。料想我父亲在清廷通缉令下，潜逃日

    本是最便捷的途径。早稻田大学本科卒业不授学位；考入研究科，通过

    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

    父亲告诉我，他初到美国，住在校长(不知什么学校)家里学习

    英语，同住宿的还有几个美国青年。他要问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

    大小便之类)，同学不敢回答，特地问得校长准许，才敢教他。

    父亲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我只偶尔拣得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

    亚大学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的注册证。倒是锺书告诉我：“爸爸的硕

    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

    mmercial Code of Japan)。”我只记得大姐讲，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国家，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我问锺书：“你怎么会知道？”

    锺书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

    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我写信给美

    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没

    有这本书。据她回信，锺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院

    图书馆。承她还为我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Draper Lewis)教

    授写的序文。据那张注册证，他是当时的法学院长。全书三百十九页，我父亲离校后一九一一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

    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

    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

    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我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我父亲写的

    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

    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我想

    这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我父亲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我猜想，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

    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北伐

    胜利后，我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我在高中

    读书的时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记得父亲曾和我谈过“革命派”

    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我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

    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父亲和

    我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我当时在父母的庇荫

    之下，不像我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脱离实际的后知

    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

    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

    太婆”。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

    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

    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锺书看到过，但是

    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

    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

    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

    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

    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

    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

    之一。当律师仍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

    面还有祖母。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

    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

    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明

    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

    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

    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三

    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

    斥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翘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翘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

    一个律师，翘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师。不久，由张謇

    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

    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

    是“江南才子”。锺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

    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

    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

    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

    末一次题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宣称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

    第一流人才之内阁”。当时名记者黄远庸在《记新内阁》(民国二年九

    月十一日)一文里说：“有拟杨荫杭(即老圃者)[长司]法部者，此

    语亦大似商量饭菜单时语及园圃中绝异之新蔬，虽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

    味矣。然梁任公即长法部，识者谓次长一席终须此圃。此圃方为江苏

    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盘佳也。”?显然我父亲是啃“老

    菜根”而不上“台盘”的。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

    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恶霸杀人不当一回事，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就是“本省长向

    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

    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

    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

    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预

    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

    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

    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曾听到父母闲话的时候，惊诧那些走门路的人无孔不入，无缝

    不钻。我外祖父偶从无锡到杭州探望女儿，立刻就被包围了。我的外祖

    父是个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听了谁的调唆，向我父亲说了什

    么话。我父亲不便得罪老丈人，只默不作声。外祖父后来悄悄问我

    母亲：“怎么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个闷屁？”这句话成了父母常引用

    的“典故”。

    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葵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

    地召了父亲的子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

    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恶霸向来鱼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

    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和你们讲吧？

    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

    屈映光有个秘书屈伯刚先生，上海孤岛时期在圣约翰大学当国文

    教授，也在振华女中(沪校)兼课，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苏州人，一次

    他一口纯苏白对我说：“唔笃老太爷直头硬!嗐，直头硬个!”我回家学

    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只感叹说：“朝里无人

    莫做官。”屈映光晋见袁世凯，告了我父亲一状，说“此人顽固不灵，难

    与共事”。袁世凯的机要秘书长张一麐(仲仁)先生恰巧是我父亲在北

    洋大学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亲没吃大亏。我父亲告诉我说，袁世凯亲

    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他就调到北京。我问父亲：“那坏人后来就放了吗？”父亲说：“地方厅长张×(我忘

    了名字)是我用的人。案子发回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笑着把拳头一攥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

    “坏人就杀了？”

    父亲摇头说：“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

    我暗想，这还有什么可得意的呢？证明自己判决得不错证明自己用的人

    不错？这些笨话我都没问，慢慢地自己也领会了。

    地方厅长张先生所受的威胁利诱，不会比我父亲所受的轻，当时实

    行的是“四级三审”制。每个案件经过三审就定案。到高等厅已是第

    二审，发回重审就是第三审，不能再向大理院上诉。凶犯家属肯定对地

    方厅长狠加压力。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不屈从当地权势，当

    然得丢官。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不计较个人利害得

    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

    好人好事还不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攥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

    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至悲观。

    我想，父亲在北京历任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

    部参事等职。他准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

    辞官不干了。他的“顽固不灵”，不论在杭州，在北京，都会遭到官场

    的“难与共事”。我记得父母讲到传讯一位总长的那一夜，回忆说：“一

    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

    对我讲过：“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褫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

    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我当时年幼，只记得家里的马车忽然没有了，两匹马都没有了，大

    马夫、小马夫也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结果。

    我父亲在大暑天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

    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赯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

    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总一人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

    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

    科(如茄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

    多年后，我曾看到过那些标本。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

    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

    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

    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

    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

    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父亲有闲

    暇做植物标本，想必是在停职期间。

    我家租居陈璧的房子。大院南边篱下有一排山桃树。一九一九年我

    拣桃核的时候，三姐对我说：“别拣了，咱们要回南了。”我不懂什么

    叫“回南”。姐姐跟我讲了，然后说，母亲的行李限得很严，桃核只能拣

    最圆整的带几颗。我着急说：“那么我的泥刻子呢？”姐姐说泥刻子南边

    没用，南边没有黄土。我在箱子间的外间屋里，看见几只整理了一半的

    网篮，便偷偷儿撒了两把桃核进去，后来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从不

    出游的母亲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还买了好些北京的名药如紫

    金锭、梅花点舌丹之类，绢制的宫花等等，准备带回南方送人的。

    据我国近代史料：“×××受贿被捕，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国务会议认

    为×××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宣告

    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

    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区区一个京师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

    不溜”的干部，竟胆敢传讯在职的交通部总长，并派检察官到他寓所搜

    查证据，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

    据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申报》要闻：“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交付惩戒，杨已向惩戒会提出《申辩书》，会中对于

    此事，已开过调查会一次，不日当有结果。兹觅得司法部请交惩戒之原

    呈及杨检长之《申辩书》并录于下。此案之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

    斑矣。”?

    《申辩书》共十二条。前十条说明自己完全合法。后二条指控司法

    总长不合法，且有袒护之嫌。

    《申辩书》不仅说明问题，还活画出我父亲当时的气概。特附在本

    文之末，此案只是悬案，所以我把有嫌贪污巨贿的总长姓名改为×××。

    据我推断，父亲停职期很短。他只有闲暇上百花山采集花草，制成

    标本；并未在家闲居。他上班不乘马车，改乘人力车，我家只卖了

    马车、马匹，仍照常生活，一九一九年秋才回南。可见父亲停职后并未

    罢官，还照领薪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级。忽有一天清早，我跟着父母一

    家人回南了。路上碰见一个并不要好的同学，我恨不能叫她给我捎句话

    给同学，说我“回南”了，心上很怅然。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火

    车快开了，父亲才上车。有个亲戚末了一分钟赶到，从车窗里送进一蒲

    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见我们离开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里，我们只觉得母亲是万能的。可是到了火车上，母亲晕车

    呕吐，弱得可怜。父亲却镇定从容地照看着一家大小和许多行李。我自

    以为第一次坐火车，其实我在北京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后我家迁

    居苏州，又迁居杭州又回到北京，这次又回南，父亲已经富有旅行的经

    验了。

    几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时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启明女校上学。她们寄宿学校，只暑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北京乱糟糟，两个姐姐

    没能够到北京，只好回到无锡老家去过了一个暑假。姊妹俩想家得

    厉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伤寒，住在医院里。当时天津大水，火车

    不通。母亲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轮船赶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经失散，看

    不清母亲的脸，只拉着母亲的手哭。她不久去世，还不到十五岁。二姐

    是我们姊妹里最聪明的一个，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伤心事。我

    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一九一九年我家离北京南归，我只有大姐

    和三姐了，下面却添了两个弟弟和我的七妹。我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

    一二天客栈，搭“新铭”轮船到上海。我父亲亲自抱着七妹，护着一

    家人，押着大堆行李上船下船。我记得父母吩咐，“上海码头乱

    得很，‘老小’要听话。”我们很有秩序地下了轮船又上“拖船”。“拖船”是

    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小船。我们家预先包

    好一只“拖船”，行李堆在后舱，一家人都坐在前舱，晚上把左右两边座

    位中间的空处搭上木板，就合成一只大床。三姐着急说：“我的脚往哪

    儿垂呀？”父亲说她“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大家都笑。我们孩子

    觉得全家睡一只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亲在无锡预先租下房子，不挤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厨房

    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才是后门。我可以不出家门，而站在桥上看来

    往的船只，觉得新奇得很。我父母却对这宅房子不满意，只是一时也找

    不到合适的。

    我还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亲正当壮年，也没估计到自

    己会病得几乎不起。据说租住那所房子的几个住户都得了很重的伤

    寒症，很可能河水有问题。我父亲不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个时期的

    留学生，只信西医，不信中医。无锡只有一个西医，是外国人。他每次

    来就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送往上海化验，要一个星期才有结果。检

    查了两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几星期发高烧，神志都昏迷了。我母亲自作

    主张，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来，一把脉就说“伤寒”。西医又过了一星期

    才诊断是伤寒。父亲已经发烧得只说昏话了。他开始说的昏话还是笑话。他看我母亲提了玻璃溺壶出去，就说：“瞧瞧，她算做了女

    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话渐渐变为鬼话，说满床都

    是鬼。家里用人私下说：“不好了，老爷当了城隍老爷了，成日成夜在

    判案子呢。”

    我记得有一夜已经很晚了，家里好像将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

    都亮着灯，许多亲友来来往往。我母亲流着泪求那位名医处方，他摇头

    断然拒绝。医生不肯处方就是病人全没指望了。我父亲的老友华实甫先

    生也是有名的中医，当晚也来看望。他答应我母亲的要求“死马当活

    马医”，开了一个药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亲居然挣扎过来。我

    母亲始终把华实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医却认为我父亲自己体力好，在“转换期”(crisis)战胜了病魔。不过无论中医西医，都归功于我母亲

    的护理。那年大除夕，我父亲病骨支离，勉强能下床行走几步。他一手

    扶杖，一手按着我的头，慢慢儿走到家人团坐的饭桌边。椅里垫上一条

    厚被，父亲象征性地和我们同吃了年夜饭。

    父亲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来探望的人都摇头喟叹说：“唉，要

    紧人呀!”“要紧人”就是养家人，我们好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抚养。我叔

    叔在美国学统计，学成回国，和订婚多年的婶婶结婚，在审计院工作。

    不久肺病去世，遗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我一位寡婶和一个堂妹。

    我们小家庭里，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亲竟一病

    不起，我如有亲戚哀怜，照应我读几年书，也许可以做个小学教员。

    不然，我大概只好去做女工，无锡多的是工厂。

    我父亲满以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没想到生了那么一场重病。当时

    的社会，病人哪有公费治疗呢!连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没个着落呀。我父

    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

    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

    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

    感激。近代史所调查的问题之一是问到杨廷栋的后人是谁。惭愧得很，我虽然常常听到杨翼之的名字，却从未见过面，更不知他的后人——我

    实在很想见到他们，表达我们的感激。?四

    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这是我大姐的话，据日本人

    编的参考资料?，我父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那时候，我已经

    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我

    们那个小家一九二〇年秋搬到上海，租居两上两下一宅弄堂房子。暑

    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

    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订“二十一条”的章宗祥。我父

    母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约

    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

    不错)。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愤愤地说：“他们嘁嘁嘁

    嘁嘁，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道吗!”我想，“嘴巴”是不愿听我父

    亲的劝阻或责备吧？我们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

    就很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着

    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

    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父亲母亲带了两三个女儿同去。我

    还是个小土包子，没坐过汽车。车穿过闹市，开进一个幽静的地区。街

    道两旁绿树成荫，只听得一声声悠长的“知了”、“知了”。进门就看见大

    片的绿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树，中间一座洋房显得矮而小；其实房子并

    不小，只因为四周的园地很大，衬得房子很小。我看见他们家的女儿在

    树荫下的草坪上玩，觉得她们真舒服。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

    访人，只偶尔例外带我。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都不如

    这一家的气派。那天回家后，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沙发多软。

    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生活程度(现在所谓‘生活水平’)不能太

    高的。”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可是这句话我父亲在不同的场合经常反复说，尽管语气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总是同一回事。父亲藏有

    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绝顶聪明人……”言下

    无限惋惜。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聪明人”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个人

    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也不顾国家的体面，就常想到我父亲对这位老

    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元，在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又重操律师

    旧业。他承认自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指当时社会)

    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其实是指“自由职业”)。他

    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

    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得有个事

    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可是我

    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

    了“财产”，“从此多事矣”。他反对置买家产。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旧的大房子要

    出卖。那还是明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间很高大的厅也已经歪斜，当地人称为“一文厅”。据说魏忠贤党人到苏州搜捕东林党人，民情

    激奋，引起动乱。魏党奏称“苏州五城(一说五万人)造反”。“徐大

    老爷”将“五城”(一说五万人)改为“五人”。苏州人感其恩德，募款为

    他建一楠木大厅。一人一文钱，顷刻而就，故名“一文厅”。张謇为我父

    亲题的匾上，“安徐堂”三个大字之外，有几行小字，说明房子是“明末

    宰相徐季鸣先生故居”?。据王佩诤《平江府志》，魏党毛一鹭曾为魏

    忠贤造生祠于虎丘。魏失势后，苏州士绅在魏阉生祠原址立“五人

    墓碑”，张溥作《五人墓碑记》?。

    我自从家里迁居苏州，就在当地的振华女中上学，寄宿在校，周末

    回家，见过那一大片住满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二三十家，有平房，也有

    楼房。有的人家住得较宽敞，房子也较好。最糟的是“一文厅”，又

    漏雨，又黑暗，全厅分隔成三排，每排有一个小小的过道和三间房，每间还有楼上楼下。总共就是十八间小房，真是一个地道的贫民窟，挑担

    的小贩常说：“我们挑担子的进了这个宅子，可以转上好半天呢。”

    我父亲不精明，买下了这宅没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

    许多小破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花树，一面直说：“从此多事矣!”

    据他告诉我，买房子花掉了他的一笔人寿保险费，修建是靠他做律师的

    收入。因为买房以后，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基本上能自立，无锡老家

    的负担已逐渐减轻。房子费了两年左右才修建完毕。

    我常挂念原先的二三十户人家到了哪里去。最近，有个亲戚偶来

    看我，说他去看了我们苏州的房子(我们已献给公家)，现在里面住了

    五十来户。我大为惊诧，因为许多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来那么多房

    间呢？不过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间间再搭上。一条宽走廊就能隔成

    几间房呢。许多小户合成一个大宅，一个大宅又分成许多小户，也

    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势”。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

    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

    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

    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

    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

    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

    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

    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我

    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

    人的议论，很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

    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我断定

    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

    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搬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

    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怀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亲主张

    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这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吗？

    我们搬入新居——只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

    前后后的破房子还没拆尽，到处都是鼻涕虫?和蜘蛛；阴湿的院子里，只要扳起一块砖，砖下密密麻麻的爬满了鼻涕虫。父亲要孩子干活儿，悬下赏格，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

    板一个。这种“劳动教育”其实是美国式的鼓励孩子赚钱，不是教育“劳

    动光荣”。我周末回家，发现弟弟妹妹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都

    在“赚钱”。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条鼻涕虫硬要一块钱(那时的一元银

    币值 270—290 铜板)。我听见母亲对父亲说：“不好了，你把‘老小’教

    育得惟利是图了。”可是物质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虫

    和蜘蛛都捉尽。母亲对“惟利是图”的孩子也有办法。钱都存在她手里，十几元也罢，几十元也罢，过些时候，存户忘了讨账，“银行”也忘了

    付款，糊涂账渐渐化为乌有。就像我们历年的压岁钱一样。因为我们不

    必有私产，需钱的时候可以问母亲要。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

    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

    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

    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

    是“苦人”(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一是“忙人”(因为他社会

    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

    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

    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

    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

    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

    诉讼十之八九是为争夺财产；便是婚姻问题，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

    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

    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

    庶出的小妹妹，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

    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

    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

    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不能”而是“不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

    不开。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

    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

    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

    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

    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

    年轻太太曾一片至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还对我们姊妹像姊

    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

    领事高瑛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

    受理刑事案。其实那是诳话。我祖母的丫头嫁一农民，她儿子酒后自称

    某革命组织的“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一

    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半截，里

    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

    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

    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傅。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请大律

    师呢。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

    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

    是怎样了局的。?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

    事人纳贿的钱)。“两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

    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做“树上开花”。有

    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

    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

    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这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

    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

    治犯——爱国志士。”可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我

    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败的势力面前，我父亲始终是

    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

    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毒的大臭屁”。

    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申报》或《时报》上剪下这个“屁”。我

    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

    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母亲把剪下的纸粘连成长条，卷成一

    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

    到旧报纸上去查看。?五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

    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锺书初见我

    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

    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

    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

    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天是盂兰盆会，放

    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

    还是我家常用的辞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

    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亲好像从没有空闲的时候。我们唱的儿歌都是母亲

    教的，可是她很少时间陪我们玩。我记得自己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

    小木碗里剥了一堆瓜子仁，拉住母亲求她“真的吃”——因为往常她只做

    个姿势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当时的惊喜和得意，料想

    她是看了我那一脸的快活而为我吃尽的。我六岁的冬天，有一次晚

    饭后，外面忽然刮起大风来。母亲说：“啊呀，阿季的新棉裤还没拿

    出来。”她叫人点上个洋灯，穿过后院到箱子间去开箱子。我在温暖的

    屋里，背灯站着，几乎要哭，却不懂自己为什么要哭。这也是我忘不了

    的“别是一般滋味”。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

    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

    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

    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

    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

    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

    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

    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

    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

    生上街宣传——掇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上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

    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

    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准会看

    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

    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

    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

    我说：“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

    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

    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

    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

    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

    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怎

    么也不肯欢迎那位“辫帅”，他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

    一条大字的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

    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

    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

    y no!你敢吗？”我苦着脸说“敢!”敢，可惜不是为了什么伟大的目标，只是一个爱

    面子的女孩子不肯上街出丑罢了。所以我到校实在说不出一个充分的

    理由，只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这当然成了“岂有此理”。同学向校

    长告状，校长传我去狠狠训斥了一顿。我还是不肯，没去宣传。被推选

    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长些，也老练些。她们才宣传了半天，就有个自称团

    长的国民党军官大加欣赏，接她们第二天到留园去宣传，实际上是请她

    们去游园吃饭。校长事后知道了大吃一惊，不许她们再出去宣传。我

    的“岂有此理”也就变为“很有道理”。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

    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

    都做诗!连××(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做诗呢!”父

    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

    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抗战时期，我和锺书有时住在父亲

    那边。父亲忽发现锺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

    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锺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

    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

    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

    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自从我家迁居苏州，我就在苏州上学，多半时候住校，中间也有一

    二年走读。我记忆里或心理上，好像经常在父母身边；一回家就像小狗

    跟主人似的跟着父亲或母亲。我母亲管着全家里里外外的杂事，用人经

    常从前院到后园找“太太”，她总有什么事在某处绊住了脚。她难得

    有闲，静静地坐在屋里，做一会儿针线，然后从搁针线活儿的藤匾里拿

    出一卷《缀白裘》边看边笑，消遣一会儿。她的卧房和父亲的卧房

    相连；两只大床中间隔着一个永远不关的小门。她床头有父亲特为她买

    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头记》，床角还放着一只台灯。她每晚临睡爱看看《石头记》或《聊斋》等小说，她也看过好些新小说。一次她看了几

    页绿漪女士的《绿天》，说：“这个人也学着苏梅的调儿。”我说：“她

    就是苏梅呀。”很佩服母亲怎能从许多女作家里辨别“苏梅的调儿”。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

    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着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我常拣他

    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

    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削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

    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

    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

    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

    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

    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

    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

    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

    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

    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

    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了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

    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

    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

    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

    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

    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

    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

    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

    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

    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

    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一次，我们听父亲讲叫花子偷了鸡怎么做“叫花鸡”，我和弟弟妹妹

    就偷了一个鸡蛋，又在冻冰的咸菜缸里偷些菜叶裹上，涂了泥做成一

    个“叫花蛋”。这个泥蛋我们不敢在火炉子里烤，又不敢在厨房大灶的火

    灰里烤，只好在后园冒着冷风，拣些枯枝生个火，把蛋放在火里烧。我

    们给烟熏出来的眼泪险些冻冰。“叫花蛋”倒是大成功，有腌菜香。可惜

    一个蛋四人分吃，一口两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后悔没让父母亲分尝。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

    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子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

    必?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

    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

    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家里孩子逐渐长大，就不觉热闹而渐趋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启明

    教书，她是校长嬷嬷(修女)宠爱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课。我三

    姐最美而身体最弱，结婚较早，在上海居住。我和两个弟弟和七妹挨次

    只差一岁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岁。他们好像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经

    不贪玩而贪看书了。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

    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

    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

    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

    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

    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

    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

    有退休的时候吗？——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

    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

    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

    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蜷曲或破残

    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

    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

    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

    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

    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

    刀钱”“袴子钱”之类。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考大学的时候，清华大学刚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来招生。我就

    近考入东吴大学。上了一年，大学得分科，老师们认为我有条件读

    理科。因为我有点像我父亲嘲笑的“低能”，虽然不是每门功课一百分，却都平均发展，并无特长。我在融洽而优裕的环境里生长，全不知

    世事。可是我很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所谓“该”，指最有益

    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

    以羞于解释。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我却不

    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

    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我半信

    不信，只怕父亲是纵容我。可是我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文理科

    之间选了文科。我上的那个大学没有文学系，较好的是法预科和政

    治系。我选读法预，打算做我父亲的帮手，借此接触到社会上各式各样

    的人，积累了经验，可以写小说。我父亲虽说随我自己选择，却竭力反

    对我学法律。他自己不爱律师这个职业，坚决不要我做帮手，况且我能

    帮他干什么呢？我想父亲准看透我不配——也不能当女律师(在当时的

    社会上，女律师还是一件稀罕物儿)。我就改入政治系。我对政治学毫

    无兴趣，功课敷衍过去，课余只在图书馆胡乱看书，渐渐了解：最喜爱

    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

    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

    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

    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

    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那时候的社会风尚，把留学看得很重，好比“宝塔结顶”，不出国留

    学就是功亏一篑——这种风尚好像现在又恢复了。父亲有时跟我讲，某

    某亲友自费送孩子出国，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孩子给强徒掳去做

    了人质，由人勒索，因为做父母的总舍不得孩子在国外穷困。父亲

    常说，只有咱们中国的文明，才有“清贫”之称。外国人不懂什

    么“清贫”，穷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坏人。要赚外国人的钱，得受尽他们

    的欺侮。我暗想这又是父亲的偏见，难道只许有钱人出国，父亲自己不

    就是穷学生吗？也许是他自己的经验或亲眼目睹的情况吧。孩子留学等

    于做人质的说法，只道出父母竭力供应的苦心罢了。我在大学三年的

    时候，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为我请得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

    学金。据章程，自备路费之外，每年还需二倍于学费的钱，作假期间的

    费用和日常的零用。但是那位校长告诉我，用不了那么多。我父母说，我如果愿意，可以去。可是我有两个原因不愿去。一是记起“做

    人质”的话，不忍添我父亲的负担。二是我对留学自有一套看法。我系

    里的老师个个都是留学生，而且都有学位。我不觉得一个洋学位有什么

    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国去读政治学(我得继续本大学的课程)，宁

    可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我告诉父母亲我不想出国读政治，只

    想考清华研究院攻读文学。后来我考上了，父母亲都很高兴。母亲常取

    笑说：“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可是我离家一学期，就想家得厉害，每个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个

    暑假回去，高兴热闹之后，清静下来，父亲和我对坐的时

    候说：“阿季，爸爸新近闹个笑话。”我一听口气，不像笑话。原来父亲

    一次出庭忽然说不出话了。全院静静地等着等着，他只是开不出口，只

    好延期开庭。这不是小小的中风吗？我只觉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将哭未哭的模样，忙用两手捂住脸，也说不出话，只怕一出声会掉下泪来。我

    只自幸放弃了美国的奖学金，没有出国。

    父亲回身搬了许多大字典给我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

    文的，父亲大约是要把邻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国文字——尤其是少数民族

    的文字相比较。他说他都能识字了。我说学这些天书顶费脑筋。父亲说

    一点不费心。其实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母亲就那

    么说。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

    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

    愈多，只好想出种种方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

    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

    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

    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这也是先

    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

    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

    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

    会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

    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

    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

    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

    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惟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

    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

    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

    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论，而

    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

    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

    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

    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

    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

    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

    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

    后用两个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

    狗肝”。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

    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

    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

    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钻研自己喜爱的

    学问。

    我家的人口已大为减少。一九三〇年，我的大弟十七岁，肺病转脑

    膜炎去世。我家有两位脾气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

    们先后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在上海同济上学。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

    肄业。一九三五年锺书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学，我不等毕业，打算结了婚

    一同出国?，那年我只有一门功课需大考，和老师商量后也用论文

    代替，我就提早一个月回家。

    我不及写信通知家里，立即收拾行李动身。我带回的箱子铺盖都得

    结票，火车到苏州略过午时，但还要等货车卸下行李，领取后才雇车

    回去，到家已是三点左右。我把行李撇在门口，如飞的冲入父亲屋里。

    父亲像在等待。他“哦!”了一声，一掀帐子下床说“可不是

    来了!”他说，午睡刚合眼，忽觉得我回家了。听听却没有声息，以为在母亲房里呢，跑去一看，阒无一人，想是怕搅扰他午睡，躲到母亲做

    活儿的房间里去了，跑到那里，只见我母亲一人在做活。父亲说：“阿

    季呢？”母亲说：“哪来阿季？”父亲说：“她不是回来了吗？”母

    亲说：“这会子怎会回来。”父亲又回去午睡，左睡右睡睡不着。父亲得

    意说：“真有心血来潮这回事。”我笑说：“一下火车，心已经飞回家

    来了。”父亲说：“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父亲说那是

    第六觉，有科学根据。

    我出国前乘火车从无锡出发，经过苏州，火车停在月台旁，我忽然

    泪下不能抑制，父亲又该说是第六觉了吧？——感觉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车，跑回家去再见他们一面。有个迷信的说法：那是

    预兆，因为我从此没能再见到母亲。六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

    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头里。”父亲说：“我死在你头里。”

    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

    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

    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袭苏州，一架日机只顾在我们的大厅上空盘旋，大概

    因为比一般民房高大，怀疑是什么机构的建筑。那时候法币不断跌价，父母亲就把银行存款结成外汇，应弟弟的要求，打发他出国学医。七妹

    在国专上学，也学国画，她刚在上海结婚。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大姐姐小

    妹妹。她们扶着母亲从前院躲到后园，从后园又躲回前院。小妹妹后来

    告诉我说：“真奇怪，害怕了会泻肚子。”她们都泻肚子，什么也吃

    不下。第二天，我父母亲带着大姐姐小妹妹和两个姑母，逃避到香山一

    个曾委任我父亲为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家里去。深秋天，我母亲得了“恶

    性疟疾”——不同一般疟疾，高烧不退。苏州失陷后，香山那一带准备

    抗战，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面挖了战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线里。邻近

    人家已逃避一空。母亲病危，奄奄一息，父亲和大姐打算守着病人同归

    于尽。小妹妹才十五岁，父亲叫她跟着两个姑母逃难。可是小妹妹怎么

    也不肯离开，所以她也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亲去世。父亲事

    先用几担白米换得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三个把母亲入殓，找人在濛

    濛阴雨中把棺材送到借来的坟地上。那边我国军队正在撤退，母亲的棺

    材在兵队中穿过。当天想尽办法，请人在棺材外边砌一座小屋，厝在坟

    地上。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线联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

    回来。然后，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难与共的老伴儿，带了两个女儿到

    别处逃生。

    他们东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强盗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敌军占领，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苏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还有死尸。

    家里却灯火通明，很热闹。我大姐姐说，看房子的两人(我大弟的奶妈

    家人)正伙同他们的乡亲“各取所需”呢。主人回来，出于意外，想必不

    受欢迎。那时家里有存米，可吃白饭。看房子的两人有时白天出去，伺

    敌军抢劫后，拾些劫余。一次某酱园被劫，他们就提回一桶酱菜，一家

    人下饭吃。日本兵每日黄昏吹号归队以后，就挨户找“花姑娘”。姐姐和

    妹妹在乡下的时候已经剃了光头，改成男装。家里还有一个跟着逃难的

    女佣。每天往往是吃晚饭的时候，日本兵就接二连三地来打门。父亲会

    日语，单独到门口应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连饭碗筷子一起藏

    起来。那女佣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声如打鼾。大姐说，假

    如敌人进屋，准把她们从柴堆里拉出来。那时苏州成立了维持会，原为

    我父亲抄写状子的一个书记在里面谋得了小小的差使。父亲由他设法，传递了一个消息给上海的三姐。三姐和姐夫由一位企业界知名人士的

    帮助，把父亲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苏州逃出，只有随身的

    破衣服和一个小小的手巾包。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

    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

    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诗经》，聊当消遣。不过他

    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

    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掳人勒赎，称为“接

    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绣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

    的棺材。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

    棉袍，戴上一顶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大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

    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一九四〇年秋，我弟弟回国。父亲带了我们姐妹和弟弟同回苏州。

    我二姑母买的住宅贴近我家后园，有小门可通。我们到苏州，因火车

    误点，天已经很晚。我们免得二姑母为我们备晚饭，路过一家饭馆，想

    进去吃点东西，可是已过营业时间。店家却认识我们，说我家以前请客

    办酒席都是他们店里承应的，殷勤招待我们上楼。我们虽然是老主顾，却从未亲身上过那家馆子。我们胡乱各吃一碗面条，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在二姑母家过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门到我家后园。后

    园已经完全改了样。锺书那时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馆》七

    绝四首。第三首“苦爱君家好巷坊，无多岁月已沧桑，绿槐恰在朱

    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他当时还没见到我们劫后的家。

    我家房子刚修建完毕，母亲应我的要求，在大杏树下竖起一个很高

    的秋千架，悬着两个秋千。旁边还有个荡木架。可是荡木用的木材

    太顸，下圆上平，铁箍铁链又太笨重，只可充小孩的荡船用。我常常坐

    在荡木上看书，或躺在荡木上，仰看“天澹云闲”。春天，闭上眼只听见

    四周蜜蜂嗡嗡，睁眼能看到花草间蝴蝶乱飞。杏子熟了，接下等着吃

    樱桃、枇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黄了，橘子正绿。锺书吃过我母亲做

    的橙皮果酱，我还叫他等着吃熟透的脱核杏儿，等着吃树上现摘的

    桃儿。可是想不到父亲添种的二十棵桃树全都没了。因为那片地曾选作

    邻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却未及挖坑。秋千、荡木连架子已都不

    知去向。玉兰、紫薇、海棠等花树多年未经修剪，都变得不成模样。篱

    边的玫瑰、蔷薇都干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边的芭蕉也不

    见了。记得有一年，三棵大芭蕉各开一朵“甘露花”。据说吃了“甘露”可

    以长寿。我们几个孩子每天清早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独立的梯)去摘

    那一叶含有“甘露”的花瓣，“献”给母亲进补——因为母亲

    肯“应酬”我们，父亲却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许多好品种的金鱼；幸亏已及早送人了。干涸的金鱼缸里都是落叶和尘土。我父亲得

    意的一丛方竹已经枯瘁，一部分已变成圆竹。反正绿树已失却绿意，朱

    栏也无复朱颜。“旱船”廊下的琴桌和细磁鼓凳一无遗留，里面的摆设也

    全都没有了。我们从荒芜的后园穿过月洞门，穿过梧桐树大院，转入

    内室。每间屋里，满地都是凌乱的衣物，深可没膝。所有的抽屉都抽出

    原位，颠横倒竖，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亲房里的抽屉一一归纳原处，地下还拣出许多零星东西：小银匙，小宝石，小象牙梳子之类。母亲整

    理的一小网篮古磁器，因为放在旧网篮里，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亲

    床下。堆箱子的楼上，一大箱古钱居然也平平安安躲在箱子堆里，因为

    箱子是旧的，也没上锁，打开只看见一只只半旧的木盒。凡是上锁的箱

    子都由背后划开，里面全是空的。我们各处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

    还在，陈设一无留存。书房里的善本书丢了一部分，普通书多半还在。

    天黑之后，全宅漆黑，据说电线年久失修，供电局已切断电源。

    父亲看了这个劫后的家，舒了一口气说，幸亏母亲不在了，她只怕

    还想不开，看到这个破败的家不免伤心呢。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

    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摩，各用小手绢

    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

    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

    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

    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

    经管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圹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

    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

    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头里”；父

    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

    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灵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

    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七

    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两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

    钱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锺书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三姐

    姐和七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

    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我在钱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

    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抗战

    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锺书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

    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

    丈人。”(无锡土话是“爱妻敬丈姆”)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

    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

    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

    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

    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

    们“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

    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

    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

    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

    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

    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

    儿女——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

    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

    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惟一的安慰，母

    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我们安葬了母亲之后，有同乡借住我家的房子。我们不收租，他们

    自己修葺房子，并接通电线。那位乡绅有好几房姨太太，上辈还有老

    姨太，恰好把我们的房子住满。我父亲曾带了大姐和我到苏州故居去办

    手续。晚上，房西招待我们在他卧房里闲谈。那间房子以前是我的

    卧房。他的床恰恰设在我原先的床位上。电灯也在原处。吃饭间里，我

    母亲设计制造的方桌、圆桌都在——桌子中间有个可开可合的圆孔，下

    面可以放煤油炉，汤锅炖在炉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

    碍手。我们的菜橱也还在原处。我们却从主人变成了客人，恍然如在

    梦中。

    这家搬走后，家里进驻了军队，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电，我们家还

    不起，电源又切断了。胜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轰炸”的危险，小妹

    妹还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上学，父亲把她托给我，他自己带着大姐和三

    姐的全家到苏州小住。自从锺书沦陷在上海，父亲把他在震旦教课的钟

    点让了给锺书，自己就专心著书。他曾高兴地对我说：“我书题都想

    定了，就叫《诗骚体韵》。阿季，传给你!”他回苏州是带了所需的书

    走的。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具都已不知

    去向。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

    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

    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

    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开吊前，搭丧棚的人来缠结白布。大厅的柱子很粗，远不止一抱。

    缠结白布的人得从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绕过柱子，再爬上梯去。这使我

    想起我结婚时缠结红绿彩绸也那么麻烦，联想起三姐结婚时的盛况，联

    想起新屋落成、装修完毕那天，全厅油漆一新，陈设得很漂亮。厅上悬

    着三盏百支光的扁圆大灯，父亲高兴，叫把全宅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灯都开亮。苏州供电有限，全宅亮了灯，所有的灯光立即减暗了。母

    亲说，快别害了人家；忙关掉一部分。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

    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

    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

    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

    熟了，绝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

    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我

    们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宝店的橱窗里寻找那些玩物的伴侣，可是找到了又

    怎样呢？我们家许多大铜佛给大弟奶妈家当金佛偷走，结果奶妈给强盗

    拷打火烫，以致病死，偷去的东西大多给抢掉，应了俗语所谓“汤

    里来，水里去”。父亲留着一箱古钱，准备充小妹妹留学的费用。可是

    她并没有留学。日寇和家贼劫余的古磁、古钱和善本书籍，经过红卫兵

    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迹。财物的聚散，我也亲眼见到了。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

    挂念。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诗骚体韵》遍寻无着，找到的只是

    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一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

    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

    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来，馈××”。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

    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里，从来不说。我惊

    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

    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我知道什么是他爱

    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

    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

    部《诗骚体韵》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附识一篇，我附在

    后面，因为读了他的“附识”，可约略知道《诗骚体韵》的内容。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肖，不能继承父学；他读了

    我的回信，更会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附识”中

    提到的《释面》《释笑》等类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

    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

    意思。《诗骚体韵》一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

    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他一

    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字未提

    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

    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了太多的精力，就没

    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读了《堂吉诃德》，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

    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

    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诗骚体韵》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

    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常和锺书讲究，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

    像“忙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

    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

    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

    世界。”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

    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诗骚

    体韵》准可以写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

    己几部著作吗？”

    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

    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

    一九八三年发表附录一 补塘兄挽词五首

    同学小弟侯士绾皋生

    华年卓荦笑拘虚，两渡沧瀛穷地舆。返国久亲三尺法，闭

    门更读五车书。养疴暂止悬河口，投老欣逢滨海居。四十年来

    各奔走，幸今略补旧交疏。

    扰扰粗才窥管天，纷纷俗子耘心田。心期独洽刘原父，腹

    笥交推边孝先。大小钟鸣随杵叩，浅深水澈得犀燃。俞章绝业

    今谁继，俯仰乾坤一泫然。

    谁省人间万窍号，权衡今古析秋毫。法言切韵寻源远，神

    瞽调音造诣高。早岁准绳循段孔，暮年金玉在诗骚(兄著《诗

    骚声势》待刊)。太玄传后差堪必，心力宁为覆瓿劳。

    六书原委极钻磨，愧我青编轻读过。欲向楚金愧叔重，反

    同海岳哭东坡。茅亭质证成陈迹，水榭追随感逝波。自古儒林

    多大耋，于君独靳奈天何。

    相期共待泰阶平，旧学商量娱此生。匝月偶逢生鄙吝，踵

    门一见说归程。方夸元亮幽居乐，遽听彦龙蒿里声。任昉不堪

    思惜别，悲怀未叙泪先倾。

    补塘兄深于说文音韵之学，余与在大兴公园晤谈最多，四五年如

    一日。余尝为言我国语言文学音节之美，实在双声叠韵，而善于运

    用者，莫若司马相如《大人赋》，惜昭明寡识，《文选》失收。兄

    谓《诗经》一书，实为古时音韵谱，节奏尤美，殆均经瞽矇审定，所用双声叠韵，配列甚匀，多为对偶，如周南《卷耳》二章之崔嵬虺，三章

    之高冈玄黄，尤为显著。尝推本许氏《说文》声母通假，求得同声同韵

    之字，视前为多，再依据孔广森阴阳声对转之说，求得对转通韵之字，愈益加多，以此周颂《清庙》，历来音韵家称为无韵者，均能有韵。兹

    正将《诗经》逐字逐句加注音韵，颇多创获。予谓兄言诗之成韵不仅在

    句尾，有在句中者，如曹风《下泉》前三章之彼我两字，早经揭示，又

    各章往往仅有少数换韵之字不同，余皆同句同字，此相同之字虽不在

    一章，亦自然成韵，如周南《樛木》三章，仅有首章之纍绥、次章之

    荒将、三章之萦成换字换韵，其余字句皆同，皆应成韵。余藏丁以此

    著《毛诗正韵》，照此求韵，所得较前人大为增多。见亟索观，旋为余

    言丁书甚精辟，大堪参究，尤嘉其遇不得解处能虚怀阙疑，惟不知采用

    阴阳声对转之说，致所收成韵之字仍多遗漏。后为余言《诗经音韵》已

    注就，并草成凡例，又以屈子《离骚》音调差堪比美，亦为加注如前，盖历久而两书始成，合名之曰《诗骚声势》?，……据称系用铅笔

    缮写，仍时加校正……此书稿本似应在苏寓……望善为保存，将来设法

    刊行，以传绝学……又余曾见兄署名“老圃”在《新闻报》登

    载《释面》、《释笑》、《自称》三篇，文字征引既博，树义亦精，不

    知关于此类著述以及其它，府上存否稿本……如能搜集，亦希保存，俟

    他日刊印论丛等书，以广其传，实为余区区所深望也。三十四年(一九

    四五)八月十二日侯皋生附识。附录二 申辩中之高检长惩戒案

    本文见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申报》要闻。一九九三

    年三月由翟国璋先生发现。《杨荫杭申辩书》不及编入集中，特与司法

    部呈大总统文一并附录于此。

    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交付惩戒，杨已向惩戒会提出《申

    辩书》，会中对于此事，已开过调查会一次，不日当有结果。兹觅得司

    法部请交惩戒之原呈及杨检长之《申辩书》并录于下。此案之是非

    曲直，亦可略见一斑矣。

    司法部呈文

    呈为检察官违背职务，请予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

    处事。窃查侦查犯罪，固属检察官之职权，惟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

    证据、较著事实、认为确有犯罪嫌疑，不得施行强制处分、率行传讯、拘押及搜索。此所以尊重宪法，保障人权也。本月四日，京师高等检

    察厅，将×××传讯拘禁于看守所，并搜索其家宅，既未奉令交办，亦无

    人告诉告发，而又乏相当之犯罪证据。仅以报纸之攻击、议会之质问、道路之传闻为理由，即行传讯拘禁及搜索，实属意气用事，违背职务。

    若不加以惩处，恐司法官流于专横，以国家保护秩序之法权，为个人挟

    嫌报复之利器，必至法厅失其信用，社会蒙其弊害，殊非国家明刑弼政

    之道。谨依据《司法官惩戒法》第一条第一项及第三十一条第二项之

    规定，拟请将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杨荫杭及检察官张汝霖均以明令停

    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是否有当，理合恭呈，仰祈大总统训示施行。谨呈。

    杨荫杭申辩书

    查敝厅办理×××一案，自开始侦查后，凡传唤、讯问、搜查证据及

    交地方厅继续侦查，一切按照法律办理，本无丝毫不合。乃司法总长张

    耀曾忽以为违背职务，呈大总统交会惩戒。荫杭愚暗，实不解违背者系

    何项职务。查原呈请交惩戒之事实，谓“本月四日，京师高等检察厅，将×××传讯拘禁于看守所，并搜索其家宅，既未奉令交办，亦无人告诉

    告发，而又乏相当之犯罪证据。仅以报纸之攻击、议会之质问、道路之

    传闻为理由，即行传讯拘禁及搜索，实属意气用事，违背职务”云云。

    又查原呈司法总长张耀曾对于法律上所持之意见，则谓侦查犯罪，固属

    检察官之职权，惟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较著事实、认为确有犯罪

    嫌疑，不得施行强制处分、率行传讯、拘押及搜索。此所以尊重宪法、保障人权云云。今试将原呈所言，细加分析，逐条研究，则有以下数

    问题，试论列如左：

    一、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能否传讯？

    查传讯并非强制处分，检察官对于告诉人、告发人及证人、鉴定人

    尚得传讯，何况犯罪嫌疑人？且传讯之目的，在得证据。既有相当

    证据，即可交地方厅起诉，检察官在传讯前，断无先行举证之义务。查

    总检察厅饬发《检察执务规则》第一百十七条：“侦查中因不失取证

    机会，且不损被告利益，应先讯问被告人。”观此，则知传讯为取证之

    机会，非取证以后始能传讯。

    二、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能否拘押？

    查敝厅并未将×××拘押，则此项问题无答辩之必要。三、对于犯罪人，非有相当证据，能否搜查？

    所谓“搜查”者，本系搜查证据，若既有相当证据，尽可不必搜查。

    使既得证据，而搜查不已，将发生滥行搜查之问题，而被告人将不堪其

    扰矣。推司法总长之责，似谓先有证据，乃能再查。然则搜查者何

    物乎？查总检察厅饬发《检察执务规则》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检

    察官本有搜查证据之权，非先有证据而后可以搜查。

    四、对于犯罪人，非有较著事实，能否传讯拘押搜查？

    查司法总长所言相当证据、较著事实等语纯系空论，在法令上本无

    根据。其所谓“较著事实”四字，在法律上有何价值，更难索解。若就其

    文义解之，似指显著之犯罪事实而言。果尔，则前所谓相当证据，已包

    括此义。

    五、×××是否有嫌疑？

    查嫌疑不嫌疑，至如何程度方可开始侦查，均应听检察官酌量。如

    检察官认为嫌疑，不特司法总长不能命令检察官使之解嫌疑，即被嫌疑

    人之律师，亦不能于侦查中出头辩护，谓检察官滥行嫌疑，应行停止侦

    查本案。司法总长如欲问×××是否确有嫌疑，荫杭亦须还问司法总长此

    次×××是否确无嫌疑？荫杭确曾亲诘司法总长，是否总长个人意见认××

    ×为道德高尚，决无嫌疑之余地？司法总长答言：“交情甚浅，并不

    能保。”

    六、并未奉令交办之案，检察官能否自行开始侦查？

    查京外检察厅每年侦查之案不知几千几万，岂皆奉令交办之案？又

    查大总统交法庭办理之案，并非一经令交，即有特别性质。如检察官侦

    查以后，毫无证据，认为无庸起诉，即经大总统令交，亦不拘束检

    察官。如认为应行侦查，即未经大总统令交，检察官亦照常行事。不能

    因其曾任总长，遂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七、无人告诉告发，检察官能否开始侦查？

    查检察官系刑事原告，法律上早有明文。京外各检察厅，每年侦查

    之案，不知几千几万，岂皆有人告诉告发？司法总长岂并此而不知？

    八、仅以报纸之攻击、议会之质问、道路之传闻，能否开始侦查？

    查检察厅饬发《检察执务规则》第十六条，因现行犯告发自首，报

    纸风闻，及其他闻见之事物，认明或逆料有犯罪之嫌疑者，应即开始

    侦查。观此，则检察官受法令拘束，苟有所见闻，即不能处于消极之

    地位。逆料有嫌疑尚应开始侦查，况经检查后认明有嫌疑，安能不开始

    侦查？荫杭待罪法曹，尚有丝毫天良，诚不敢涂聪塞明，自甘聋聩。

    九、保障人权之研究

    查约法，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罪

    之权。但本案尚非发生此项人权问题。敝厅对于×××既未逮捕，并未

    拘禁，亦未经审判厅审问处罪。不过由检察官认为嫌疑，依法传唤、依

    法讯问、依法搜查证据，并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自始至终，何有丝

    毫违法授人口实之处？

    十、意气用事之研究

    查检察官职司搏击，以疾恶如仇为天职。昔哲有言：见不仁者

    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此诚检察官应守之格言。因检察官本不以涵养

    容忍为能事也。故谓敝厅为“雷厉风行”则近之；言敝厅为“意气用事”则

    不能然。即以“雷厉风行”言，敝厅亦不敢冒此美名。敝厅办理此案，始

    终出以冷静，出以和平，故×××到厅听其乘自动车，到厅后听其入应

    接室，而未入候审处。故谓敝厅为过于宽待则近之。谓敝厅为“雷厉

    风行”，则尚觉受之有愧。

    十一、违背职务之研究

    综观前列各项，则惩戒法中所谓“违背职务”四字，万难牵合，已极明了。果如司法总长之言，可强指为“违背职务”而受惩戒，则以后检察

    官对于犯罪嫌疑人，将无开始侦查之权。检察官偶一认定嫌疑，司法总

    长即出而干涉，停止其职务，使之不能侦查。检察官偶一传讯，司法总

    长即出而干涉，要求检察官提出证据，若无证据，即停止其职务，使之

    不能传讯。又检察官偶一搜查证据，司法总长即出而干涉，要求检察官

    提出证据，若无证据，即停止其职务，使之不能搜查。果尔，则凡与司

    法总长同党者，皆可肆行无忌，受司法总长之保护，而不受检察官之

    检举。是《司法官惩戒法》将为司法总长排斥异己之武器，而《司法官

    惩戒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将为司法总长庇纵犯人之护身符。身为司

    法总长，且不恤将司法制度根本破坏，设以后各省行政监督长官，相率

    效尤，试问执法之官，尚能履行其职务乎？观此，则知此次“违背

    职务”者，确系司法总长，并非高等检察长。

    十二、司法总长请付惩戒之用意应注意研究

    今试设为假定之辞。此案检察官果系办理不合，应负责任，则司法

    总长亦应俟×××将犯罪嫌疑洗刷净尽，方能议及检察官之责任。何以司

    法总长迫不及待，若惟恐继续侦查，不利于×××，遂将着手侦查之检

    察官，先行停职。然则司法总长固明知检察官履行职务，万不能加以惩

    戒处分，特借此手段束缚检察官之手，使不能发见×××之犯罪证，许汝

    曹染指。此其意固显而易见。藉曰不然，试问今日×××，果已由法庭证

    明其毫无嫌疑乎？又试问今日司法以外之机关，已停止查办，而深信其

    毫无嫌疑乎？又司法总长欲惩戒检察官，果无私意，尽可径行呈请，何

    至在国务院主张请大总统径行免职停职，并约法而不顾。此可疑者一。

    又敝厅办理此案之检察官，除由检察长主任外，尚有检察官五人。何以

    当时亲传×××之检察官置之不问，而独注射于赴津搜查要据之张汝霖，使之停职不能进行？此可疑者二。由此观之，则司法总长之用意，固在

    停止侦查，而不在惩戒法官，彰彰明矣。查刑事侦查，贵于迅速进行，不失事机，一经停顿，则证据从而淹灭，犯罪人并可布置一切。今司法

    总长对于×××一案，既如此不避嫌疑，则以后此案如果因干涉停顿，办理上发生重大困难。试问司法总长是否负完全责任？至于敝厅开始侦查

    之时，固深信此案确有把握，初不料司法总长有非法之干涉。然即经此

    次干涉，亦不敢谓此案必无把握。但苟轶出常轨之外，则不敢知矣。

    张汝霖申辩书

    汝霖奉检察长适法命令，与其他检察官共同侦查案件，亦不自×××

    一案始。何以此次汝霖独得“违背职务”之咎？汝霖愚惑，窃所未解。谨

    此申辩，伏希公决。

    《申报》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①?《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版(一九八一)131—132 页。

    ②?鲁迅《琐记》中写他留学日本之前，曾考入矿路学堂，开始“看新书”，如《天

    演论》、《译学汇编》等。据内容，《译学汇编》当即《译书汇编》。《鲁迅全集》中已

    改正。

    ③?《革命逸史》，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二月版，第一辑 147 页。

    ④?同上书，191 页。

    ⑤?《国民报》是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而具

    特色——《中华民国史》132 页。

    ⑥?《革命逸史》，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二月版，第一辑 151 页。

    ⑦?《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版(一九八一)，132 页。

    ⑧?同上书，293 页。

    ⑨?见房兆楹辑《史料丛刊》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出版，一九六〇)内《日本留

    学生题名录·卒业留学生附录》。

    ⑩?见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第 72 页。据邹振环先生提供的

    资料，译书院属交通大学，主持者是张元济，派送雷奋等去译书院的是盛宣怀。

    ·?见《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上册 609 页。

    ·?胡适到过我家苏州寓所，只是我没见过。他《四十自述》中提到他的老师杨志洵(景苏)

    先生是我父亲的族叔亦好友。??全文见《远生遗著》——民国九年(一九二〇)版第三册 189—193 页。这是锺书提供的

    资料。

    ·?据民初司法惩戒处分，停职三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并停止俸给。

    ·?陶菊隐《北京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三册第 111 页(一九五七年三联版)；《中华民国史

    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二十辑第 75 页(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版)。

    ·?此系南京江苏教育学院翟国璋先生提供。

    ·?一九二〇年五月间上海《申报》《杨荫杭律师启事》一则，说：“阅报得知”辞职获准，现

    重操律师旧业。

    ·?一九九二年，我得到杨翼之先生外孙女的信，欣知遥寄的感激已经寄到。

    ·?《亚洲问题讲座》第十二卷，尾崎秀实主编《亚洲人名辞典》，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

    创元社刊。

    ·?我弟弟杨保俶记下的。据专攻文献的田奕女士提供资料：徐如珂，字季鸣，吴县人，万历

    二十三年进士，除刑部主事，历郎中、太仆少卿，转左通政(宰相之职)。

    ·?吴楚村、吴调候选《古文观止》卷下末一篇。文章里只说“中丞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

    五人”。五人是自愿代“五城”或“五万人”死的义士。

    ·?指陆定一同志兄弟。

    ·?软体动物，像没壳的蜗牛而较肥大。

    ·?《当代》一九八三年五、六两期刊载了我回忆父亲的这篇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宁

    夏银川市一位财经部退休干部林壮志同志来信说，他对这件失窃案深知内情。他说我父

    亲“对案情的分析是正确的，那是一件监守自盗案”。他已写了《五十五年前无锡银行保险

    库失窃巨案真相》一文，“揭破半个世纪前这个疑案之谜”。据说那两个老师傅宣告无罪

    释放，案子“不了了之”。

    ·?承华东师范大学阚绪良同志抄给我看徐铸成先生《报海旧闻》11 页上一段文字：“我那时

    比较欣赏老圃的短文章，谈的问题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较隽永。”

    一九九二年，我的朋友们发现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将出版《老圃遗

    文辑》。

    ·?杨必，《剥削世家》和《名利场》(人民文学版)的译者。

    ·?杨寿康，曾翻译法国布厄端(P.Bourget)《死亡的意义》(商务版，一九四〇年)。

    ·?清华研究院各系毕业生都送出国留学，只有外语系例外，毕业也不得出国。

    ·?我父亲后来改为《诗骚体韵》。回忆我的姑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给我的信里说：“令姑母荫榆先生也是人

    们熟知的人物，我们也想了解她的生平。荫榆先生在日寇陷苏州时骂敌

    遇害，但许多研究者只知道她在女师大事件中的作为，而不了解她晚节

    彪炳，这点是需要纠正的。如果您有意写补塘先生的传记，可一并写入

    其中。”

    杨荫榆是我的三姑母，我称“三伯伯”。我不大愿意回忆她，因为她

    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她在女师大的作为以及骂敌遇害的事，我都不大知道。可是我听说某一部电影里有个杨荫榆，穿着高跟鞋，戴

    一副长耳环。这使我不禁哑然失笑，很想看看电影里这位姑母是何

    模样。认识她的人愈来愈少了。也许正因为我和她感情冷漠，我对她的

    了解倒比较客观。我且尽力追忆，试图为她留下一点比较真实的形象。

    我父亲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最大，出嫁不久因肺疾去世。大伯

    父在武备学校因试炮失事去世。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肺疾去世。二

    姑母(荫枌)和三姑母都比我父亲小，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了关系，长

    年住在我家。

    听说我的大姑母很美，祖父母十分疼爱。他们认为二姑母三姑母

    都丑。两位姑母显然从小没人疼爱，也没人理会；姊妹俩也不要好。

    我的二姑夫名裘剑岑，是无锡小有名气的“才子”，翻译过麦考莱(

    T.B.Macaulay)的《约翰生传》(Life of Johnson)①，这个译本锺书曾读过，说文笔很好。据我父亲讲，二姑母无声无息地和丈夫分离了，错

    在二姑母。我听姐姐说，二姑母嫌丈夫肺病，夫妇不和。反正二姑母对

    丈夫毫无感情，也没有孩子，分离后也从无烦恼。她的相貌确也不美。

    三姑母相貌和二姑母完全不像。我堂姐杨保康曾和三姑母同在美国

    留学，合照过许多相片，我大姐也曾有几张三姑母的小照，可惜这些照

    片现在一张都没有了。三姑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涡，牙也整齐。她脸型不错，比中等身材略

    高些，虽然不是天足，穿上合适的鞋，也不像小脚娘。我曾注意到她是

    穿过耳朵的，不过耳垂上的针眼早已结死，我从未见她戴过耳环。她不

    令人感到美，可是也不能算丑。我听父母闲话中讲起，祖母一次当着三

    姑母的面，拿着她的一张照片说：“瞧她，鼻子向着天。”(她鼻子有上

    仰的倾向，却不是“鼻灶向天”。)三姑母气呼呼地说：“就是你生出

    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就是你生出来的!”当时家里人传为笑谈。我

    觉得三姑母实在有理由和祖母生气。即使她是个丑女儿，也不该把她嫁

    给一个低能的“大少爷”。当然，定婚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

    的底细。据我父亲的形容，那位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

    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三姑母比我父亲小六岁，甲申(一八八四)

    年生，小名申官。她是我父亲留学日本的时期由祖母之命定亲结婚的。

    我母亲在娘家听说过那位蒋家的少爷，曾向我祖母反对这门亲事，可是

    白挨了几句训斥，祖母看重蒋家的门户相当。

    我不知道三姑母在蒋家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听说她把那位傻姑爷的

    脸皮都抓破了，想必是为自卫。据我大姐转述我母亲的话，她回了娘家

    就不肯到夫家去。那位婆婆有名的厉害，先是抬轿子来接，然后派老妈

    子一同来接，三姑母只好硬给接走。可是有一次她死也不肯再回去，结

    果婆婆亲自上门来接。三姑母对婆婆有几分怕惧，就躲在我母亲的大床

    帐子后面。那位婆婆不客气，竟闯入我母亲的卧房，把三姑母揪出来。

    逼到这个地步，三姑母不再示弱，索性撕破了脸，声明她怎么也不再回

    蒋家。她从此就和夫家断绝了。那位傻姑爷是独子，有人骂三姑母为“灭门妇”；大概因为她不肯为蒋家生男育女吧？我推算她在蒋家的日

    子很短，因为她给婆婆揪出来的时候，我父亲还在日本。一九〇二年我

    父亲回国，在家乡同朋友一起创立理化会，我的二姑母三姑母都参加

    学习。据说那是最早有男女同学的补习学校；尤其两个姑母都不坐

    轿子，步行上学，开风气之先。三姑母想必已经离开蒋家了。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周岁。

    三姑母由我父亲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我亲戚家有一位小姐

    和她同学。那姑娘有点“着三不着两”，无锡土话称为“开盖”(略似上海

    人所谓“十三点”，北方人所谓“二百五”)。她和蒋家是隔巷的街坊，可

    是不知道我三姑母和蒋家的关系，只管对她议论蒋家的新娘子：“有什

    么好看呀!狠巴巴的，小脚鞋子拿来一剁两段。”末一句话全无事实

    根据。那时候的三姑母还很有幽默，只笑着听她讲，也不点破，也不

    申辩。过了些时候，那姑娘回家弄清底里，就对三姑母骂自己：“开

    盖货!原来就是你们!”我记得三姑母讲的时候，细酒涡儿一隐一显，乐得不得了。

    她在景海读了两年左右，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大概是务本毕

    业的。我母亲那时曾在务本随班听课。我偶尔听到她们谈起那时候的

    同学，有一位是章太炎夫人汤国梨。三姑母一九〇七年左右考得官费到

    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的前身)

    毕业，并获得奖章。我曾见过那枚奖章，是一只别针，不知是金的还是

    铜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②。她当年就回国了，因为据苏州女师的

    校史，我三姑母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曾任该校教务主任，然后就到北

    京工作。

    我听父亲说，三姑母的日文是科班出身。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妇

    女在家庭生活和社交里的礼节更为繁重；三姑母都很内行。我记得一九

    二九年左右，苏州市为了青阳地日本租界的事请三姑母和日本人交涉，好像双方对她都很满意。那年春天三姑母和我们姐妹同到青阳地去看樱花，路过一个日本小学校，校内正开运动会。我们在短篱外略一

    逗留，观看小学生赛跑，不料贵宾台上有人认识三姑母，立即派人把我

    们一伙人都请上贵宾台。我看见三姑母和那些日本人彼此频频躬身行礼

    的样儿，觉得自己成了挺胸凸肚的野蛮人。

    三姑母一九一四年到北京，大约就是在女高师工作。我五周岁(一

    九一六年)在女高师附小上一年级，开始能记忆三姑母。她那时是女高

    师的“学监”，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

    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

    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

    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捡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

    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

    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捡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捡来

    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涡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

    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

    女高师的学生有时带我到大学部去玩。我看见三姑母忙着写字，也

    没工夫理会我。她们带我打秋千，登得老高，我有点害怕，可是不

    敢说。有一次她们开恳亲会，演戏三天，一天试演，一天请男宾，一天

    请女宾，借我去做戏里的花神，把我的牛角小辫儿盘在头顶上，插了满

    头的花，衣上也贴满金花。又一次开运动会，一个大学生跳绳，叫我钻

    到她身边像卫星似的绕着她周围转着跳。老师还教我说一套话。运动场

    很大，我站在场上自觉渺小，细声儿把那套话背了一遍，心上只愁跳绳

    绊了脚。那天总算跳得不错。事后老师问我：“你说了什么话呀？谁都

    没听见。”

    我现在回想，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

    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

    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

    身边围绕着她跳绳。一九一八年，三姑母由教育部资送赴美留学。她特叫大姐姐带我上

    车站送行。大姐姐告诉我，三伯伯最喜欢我。可是我和她从来不亲。我

    记得张勋复辟时，我家没逃离北京，只在我父亲的一个英国朋友波尔登

    (Bolton)先生家避居几天。我母亲给我换上新衣，让三姑母带我先到

    波尔登家去，因为父亲还没下班呢。三姑母和波尔登对坐在他书房里没

    完没了地说外国话，我垂着短腿坐在旁边椅上，看看天色渐黑，不胜

    焦急，后来波尔登笑着用北京话对我说：“你今天不回家了，住在这

    里了。”我看看外国人的大菱角胡子，看看三姑母的笑脸，不知他们要

    怎么摆布我，愁得不可开交，幸亏父母亲不久带着全家都到了。我总觉

    得三姑母不是我家的人，她是学校里的人。

    那天我跟着大姐到火车站，看见三姑母有好些学生送行。其中有我

    的老师。一位老师和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学生哭得抽抽噎噎，使我很

    惊奇。三姑母站在火车尽头一个小阳台似的地方，也只顾拭泪。火车叫

    了两声(汽笛声)，慢慢开走。三姑母频频挥手，频频拭泪。月台上除

    了大哭的几人，很多人也在擦眼泪。我虽然早已乘过多次火车，可是我

    还小，都不记得。那次是我记忆里第一次看到火车，听到“火车叫”。我

    永远把“火车叫”和哭泣连在一起，觉得那是离别的叫声，听了心上很

    难受。

    我现在回头看，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

    一天。她是出国求深造，学成归来，可以大有作为。而且她还有许多喜

    欢她的人为她依依惜别。据我母亲说，很多学生都送礼留念；那些礼物

    是三姑母多年来珍藏的纪念品。

    三姑母一九二三年回苏州看我父亲的时候，自恨未能读得博士，只

    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我父亲笑说：“别‘博士’了，头发都

    白了，越读越不合时宜了。”我在旁看见她头上果然有几茎白发。

    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从此打落下水，成

    了一条“落水狗”。我记得她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到苏州长住我家的。我们的新屋刚

    落成，她住在最新的房子里。后园原有三间“旱船”，形似船，大小也

    相同。新建的“旱船”不在原址，面积也扩大了，是个方厅(苏州人

    称“花厅”)，三面宽廊，靠里一间可充卧房，后面还带个厢房。那前后

    两间是父亲给三姑母住的。除了她自买的小绿铁床，家具都现成。三姑

    母喜欢绿色，可是她全不会布置。我记得阴历除夕前三四天，她买了很

    长一幅白“十字布”，要我用绿线为她绣上些竹子做帐帷。“十字布”上绣

    花得有“十字”花的图样。我堂兄是绘画老师。他为三姑母画了一幅

    竹子，上面还有一弯月亮，几只归鸟。我不及把那幅画编成图案，只能

    把画纸钉在布下，照着画随手绣。“十字布”很厚，我得对着光照照，然

    后绣几针，很费事。她一定要在春节前绣好，怕我赶不及，扯着那幅长

    布帮我乱绣，歪歪斜斜，针脚都不刺在格子眼儿里，许多“十”字只

    是“一”字，我连日成天在她屋里做活儿，大除夕的晚饭前恰好赶完。三

    姑母很高兴，奖了我一支自来水笔。可惜那支笔写来笔划太粗。背过来

    写也不行。我倒并不图报，只是看了她那歪歪扭扭的手工不舒服。

    她床头挂一把绿色的双剑——一个鞘里有两把剑。我和弟弟妹妹要

    求她舞剑，她就舞给我们看。那不过是两手各拿一把剑，摆几个姿势，并不像小说里写的一片剑光，不见人影。我看了很失望。那时候，她还

    算是喜欢我的，我也还没嫌她，只是并不喜欢她，反正和她不亲。

    我和二姑母也不亲，但比较接近。二姑母上海启明女校毕业，曾在

    徐世昌家当过家庭教师，又曾在北京和吉林教书。我家房子还没有全部

    完工的时候，我曾有一二年和她同睡一屋。她如果高兴，或者我如果问

    得乖巧，她会告诉我好些有趣的经验。不过她性情孤僻，只顾自己，从

    不理会旁人。三姑母和她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在北京，三姑母每到我

    们家总带着一帮朋友，或二三人，或三四人，大伙儿热闹说笑。她不是

    孤僻的。可是一九二五年冬天她到我们家的时候，她只和我父亲有说不

    完的话。我旁听不感兴趣，也不大懂，只觉得很烦。她对我母亲或二姑

    母却没几句话。大概因为我母亲是家庭妇女，不懂她的事，而二姑母和她从来说不到一块儿。她好像愿意和我们孩子亲近，却找不到途径。

    有一次我母亲要招待一位年已半老的新娘子。三姑母建议我们孩子

    开个欢迎会，我做主席致辞，然后送上茶点，同时演个节目助兴。我在

    学校厌透了这一套，可是不敢违拗，勉强从命。新娘是苏州旧式小姐，觉得莫名其妙，只好勉强敷衍我们。我父亲常取笑三姑母是“大教

    育家”，我们却不爱受教育，对她敬而远之。

    家庭里的细是细非确是“清官难断”，因为往往只是个立场问题。三

    姑母爱惜新房子和新漆的地板，叫我的弟弟妹妹脱了鞋进屋。她自己

    是“解放脚”，脱了鞋不好走路，况且她的鞋是干净的。孩子在后园玩，鞋底不免沾些泥土，而孩子穿鞋脱鞋很方便，可是两个弟弟不服，去问

    父亲：“爸爸，到旱船去要脱鞋吗？”我父亲不知底里，只说“不用”。弟

    弟便嘀咕：“爸爸没叫我们脱鞋。她自己不脱，倒叫我们脱!”他们穿着

    鞋进去，觉得三姑母不欢迎，便干脆不到她那边去了。

    三姑母准觉得孩子不如小牲口容易亲近。我父亲爱猫，家里有好几

    只猫。猫也各有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

    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儿给它吃东西，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

    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全家的宝贝。她最

    爱猫，一两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称

    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

    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

    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代它申

    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致的!”她出门回来，便抱着“强

    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三姑母就和“强盗猫”同

    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

    是头儿，其实我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

    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一九二七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

    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

    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搽脂抹粉。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

    油搽手搽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发，各剪个童

    化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

    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

    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簪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

    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正方形、长

    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形，末了又饶上一个桃

    儿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着一把

    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毫不

    抗议。我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

    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

    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们用细

    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发上。幸亏是三姐，怎么样儿打扮

    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

    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

    没找妥房子。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

    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我家没有这种忌讳。她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

    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话。二姑母说窗帘上的花纹

    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后我母亲笑

    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

    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

    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

    能力。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枌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

    眼儿)。”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

    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我猜想三姑母从蒋家回

    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她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

    我觉得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衬衣——她衬衣全破了，我母

    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地给赶

    出来。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一

    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

    们孩子从不下筷。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末后一个吃完；

    她吃得少而慢。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间去看看，母亲忽然聪

    明说：“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因为她吃的不过是

    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

    我们孩子总觉得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

    过问。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

    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我家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

    伺候”而辞去，所以我家经常换人。这又给我母亲添造麻烦。我们孩子

    就嘀嘀咕咕，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

    有一次，我嘀咕说，三姑母欺负我母亲。母亲一本正经对我说：“你倒

    想想，她，怎么能欺负我？”当然这话很对。我母亲是一家之主(父亲

    全听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总不服气。

    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热栗子。我母亲吃什么都不

    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贪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

    爱吃。我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打

    偏手”，一会儿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我们都呆着脸。等两个

    姑母回房，我们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母亲责备了我们

    几句，不过责备得很温和。她只略吃几颗，我们乐呵呵地把剩下的都

    吃了，绝没有为三姑母着想。她准觉得吃几颗栗子，我们都联着帮挤她。我母亲训我们的话实在没错，我们确是刻薄了，只觉得我们好好

    一个家，就多了这两个姑母。而在她们看来，哥哥的家就是她们自己

    的家，只觉得这群侄儿女太骄纵，远不像她们自己的童年时候了。

    二姑母自己会消遣，很自得其乐。她独住一个小院，很清静。她或

    学字学画，或读诗看小说，或做活儿，或在后园拔草种花。她有方法把

    鸡冠花夹道种成齐齐两排，一棵棵都秆儿矮壮，花儿肥厚，颜色各各

    不同，有洋红、橘黄、苹果绿等等。她是我父亲所谓“最没有烦恼

    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也不会自己娱乐。有时她爱

    看个电影，不愿一人出去，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可是只给我们买

    半票。转眼我十七八岁，都在苏州东吴大学上学了，她还给买半票。大

    弟长得高，七妹小我五岁，却和我看似双生。这又是三姑母买半票的一

    个理由，她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我们宁可自己买票，但是不敢说。电

    影演到半中间，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三姑母就和他争。我们都窘

    得很，不愿跟她出去，尤其是我。她又喜欢听说书。我家没人

    爱“听书”，父亲甚至笑她“低级趣味”。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的天天

    到家里来说书，并招待亲友听书。有时一两家合请一个说书的，轮流

    做东。三姑母就常到相识的人家去听书。有些联合做东的人家并不欢

    迎她，她也不觉得，或是不理会。她喜欢赶热闹。

    她好像有很多活动，可是我记不清她做什么工作。一九二七年左右

    她在苏州女师任教。一九二九年，苏州东吴大学聘请她教日语，她欣然

    应聘，还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每周在学校住几天。那时候她养着几

    只猫和一只小狗；狗和猫合不到一处，就把小狗放在宿舍里。这可激怒

    了全宿舍的女学生，因为她自己回家了，却把小狗锁在屋里。狗汪汪地

    叫个不停，闹得四邻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晚上也不得

    安静。寒假前大考的时候，有一晚大雪之后，她叫我带她的小狗出去，给它“把屎”。幸亏我不是个“抱佛脚”的，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屎”，只牵着狗在雪地里转了两圈，回去老实说小狗没拉屎。三姑

    母很不满意，忍住了没说我。管女生的舍监是个美国老姑娘，她到学期

    终了，请我转告三姑母：宿舍里不便养狗。也许我应该叫她自己和我姑

    母打交道，可是我觉得这话说不出口。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传话的，反

    正三姑母很恼火，把怨毒都结在我身上，而把所传的话置之不理。春季

    开学不久，她那只狗就给人毒死了。

    不久学校里出了一件事。大学附中一位美国老师带领一队学生到黑

    龙潭(一个风景区)春游，事先千叮万嘱不许下潭游泳，因为水深

    湍急，非常危险。有个学生偷偷跳下水去，给卷入急湍。老师得知，立

    即跳下水去营救。据潭边目击的学生说：老师揪住溺者，被溺者拖下

    水去；老师猛力挣脱溺者，再去捞他，水里出没几回，没有捞到，最后

    力竭不支，只好挣扎上岸。那孩子就淹死了。那位老师是个很老实

    的人，他流涕自责没尽责任，在生死关头一刹那间，他想到了自己的妻

    子儿女，没有舍生忘死。当时舆论认为老师已经尽了责任，即使赔掉

    性命，也没法救起溺者。校方为这事召开了校务会议，想必是商量怎样

    向溺者家长交代。参与会议的大多是洋人，校方器重三姑母，也请她参

    加了。三姑母在会上却责怪那位老师没舍命相救，会后又自觉失言。舍

    生忘死，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责求旁人；校方把她当自己人，才请她参

    与会议，商量办法，没要她去苛责那位惶恐自愧的老师。

    她懊悔无及，就想请校委会的人吃一顿饭，大概是表示歉意。她在

    请客前一天告诉我母亲“明天要备一桌酒”，在我家请客；她已约下了

    客人。一桌酒是好办的，可是招待外宾，我家不够标准。我们的大厅

    高大，栋梁间的积尘平日打扫不到，后园也不够整洁。幸亏我母亲人

    缘好，她找到本巷“地头蛇”，立即雇来一群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只半天

    工夫便把房子前前后后打扫干净。一群洋客人到了我家，对我父母大

    夸我；回校又对我大夸我家。我觉得他们和三姑母的关系好像由紧张又

    缓和下来。三姑母请客是星期六，客散后我才回家，走过大厅后轩，看见她一

    人在厅上兜兜转，嘴里喃喃自骂：“死开盖!”“开盖货!”骂得咬牙

    切齿。我进去把所见告诉母亲。母亲叹气说：“嗐!我叫她请最贵的，她不听。”原来三姑母又嫌菜不好，简慢了客人。其实酒席上偶有几个

    菜不如人意，也是小事。说错话、做错事更是人之常情，值不当那么

    懊恼。我现在回头看，才了解我当时看到的是一个伤残的心灵。她好像

    不知道人世间有同情，有原谅，只觉得人人都盯着责备她，人人都嫌

    弃她，而她又老是那么“开盖”。

    学校里接着又出一件事。有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自称“怪物”，有意

    干些怪事招人注意。他穿上戏里纨绔少爷的花缎袍子，镶边马褂，戴着

    个红结子的瓜皮帽，跑到街上去挑粪；或叫洋车夫坐在洋车上，他拉着

    车在闹市跑。然后又招出一个“二怪物”。“大怪物”和大学的门房交了

    朋友，一同拉胡琴唱戏。他违犯校规，经常夜里溜出校门，半夜门房偷

    偷放他进校。学校就把“大怪物”连同门房一起开除。三姑母很可能吃

    了“怪物”灌她的“米汤”而对这“怪物”有好感，她认为年轻人胡闹不

    足怪，四年级开除学籍就影响这个青年的一辈子。她和学校意见不合，就此辞职了。

    那时我大弟得了肺结核症。三姑母也许是怕传染，也许是事出

    偶然，她“典”③了一个大花园里的两座房屋，一座她已经出租，另一座

    楠木楼留着自己住。我母亲为大弟的病求医问药忙得失魂落魄，却还为

    三姑母置备了一切日常用具，而且细心周到，还为她备了煤油炉和一箱

    煤油。三姑母搬入新居那天，母亲命令我们姐妹和小弟弟大伙儿都换上

    漂亮的衣服送搬家。我认为送搬家也许得帮忙，不懂为什么要换漂亮

    衣裳。三姑母典的房子在娄门城墙边，地方很偏僻。听说原来的园主为

    建造那个花园惨淡经营，未及竣工，他已病危，勉强坐了轿子在园内游

    览一遍便归天去了。花园确还像个花园，有亭台楼阁，有假山，有

    荷池，还有个湖心亭，有一座九曲桥。园内苍松翠柏各有姿致，相形之下，才知道我们后园的树木多么平庸。我们回家后，母亲才向我们讲

    明道理。三姑母是个孤独的人，脾气又坏——她和管园产的经纪人已经

    吵过两架，所以我们得给她装装场面，让人家知道她亲人不少，而且也

    不是贫寒的。否则她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会受欺，甚至受害。

    三姑母搬出后，我们才知道她搬家也许还是“怪物”促成的。他介绍

    自己的一个亲戚叫“黄少奶”为三姑母管理家务。三姑母早已买下一辆

    包车，又雇了一个车夫，一个女佣，再加有人管家，就可以自立门

    户了。她竭力要拼凑一个像样的家，还问我大伯母要了一个孙女儿。她

    很爱那个孩子，孩子也天真可爱，可是一经她精心教育，孩子变成了一

    个懂事的小养媳妇儿。不巧我婶母偶到三姑母家去住了一夜，便向大伯

    母诉说三姑母家的情况，还说孩子瘦了。大伯母舍不得，忙把孩子讨

    回去。

    三姑母家的女佣总用不长，后来“黄少奶”也辞了她。我母亲为她置

    备的煤油炉成了她的要紧用具。她没有女佣，就坐了包车到我家来

    吃饭。那时候我大弟已经去世。她常在我们晚饭后乘凉的时候，忽然带

    着车夫来吃晚饭。天热，当时还没有冷藏设备，厨房里怕剩饭剩菜

    馊掉，尽量吃个精光。她来了，母亲得设法安排两个人的饭食。时常特

    地为她留着晚饭，她又不来，东西都馊掉。她从不肯事先来个电话，仿

    佛故意捣乱。所以她来了，我和弟弟妹妹在后园躲在花木深处，黑地里

    装作不知道。大姐姐最识体，总是她敷衍三姑母，陪她说话。

    她不会照顾自己，生了病就打电话叫我母亲去看她。母亲带了大姐

    姐同去伺候，还得包半天的车，因为她那里偏僻，车夫不肯等待，附近

    也叫不到车。一次母亲劝她搬回来住，她病中也同意，可是等我母亲作

    好种种准备去接她，她又变卦了。她是好动的，喜欢坐着包车随意出去

    串门。我们家的大门虽然有六扇，日常只开中间两扇。她那辆包车

    特大，门里走不进——只差两分，可是门不能扩大，车也不能削小。她

    要是回我们家住，她那辆车就没处可放。她有个相识的人善“灌米汤”，常请她吃饭，她很高兴，不知道那人

    请饭不是白请的。他陆续问我三姑母借了好多钱，造了新房子，前面还

    有个小小的花园。三姑母要他还钱的时候，他就推委不还，有一次晚上

    三姑母到他家去讨债，那人灭了电灯，放狗出来咬她。三姑母吃了亏，先还不肯对我父母亲讲，大概是自愧喝了“米汤”上当，后来忍不住才讲

    出来的。

    她在一个中学教英文和数学，同时好像在创办一个中学叫“二乐”，我不大清楚。我假期回家，她就抓我替她改大叠的考卷；瞧我改得快，就说，“到底年轻人做事快”，每学期的考卷都叫我改。她嫌理发店脏，又抓我给她理发。父亲常悄悄对我说：“你的好买卖来了。”三姑母知道

    父亲袒护我，就越发不喜欢我，我也越发不喜欢她。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结婚，三姑母来吃喜酒，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

    和白皮鞋。贺客诧怪，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我倒认为她不过是一般所

    谓“怪僻”。一九二九年她初到东吴教课，做了那一套细夏布的衣裙，穿

    了还是很“帅”的。可是多少年过去了，她大概没有添做过新衣。我母亲

    为我大弟的病、大弟的死、接下父亲又病，没心思顾她。她从来不会打

    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

    我记得那时候她已经在盘门城河边买了一小块地，找匠人盖了几

    间屋。不久她退掉典来的花园房子，搬入新居。我在国外，她的情况都

    是大姐姐后来告诉我的。日寇侵占苏州，我父母带了两个姑母一同逃到

    香山暂住。香山沦陷前夕，我母亲病危，两个姑母往别处逃避，就和我

    父母分手了。我母亲去世后，父亲带着我的姐姐妹妹逃回苏州，两个姑

    母过些时也回到苏州，各回自己的家(二姑母已抱了一个不认识的孩子

    做孙女，自己买了房子)。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

    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

    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

    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

    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

    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

    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

    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

    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

    一九三九年我母亲安葬灵岩山的绣谷公墓。二姑母也在那公墓为三

    姑母和她自己合买一块墓地。三姑母和我母亲是同日下葬的。我看见母

    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猝间合

    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

    扭的一辈子。

    我母亲曾说：“三伯伯其实是贤妻良母。”我父亲只说：“申官如果

    嫁了一个好丈夫，她是个贤妻良母。”我觉得父亲下面半句话没说

    出来。她脱离蒋家的时候还很年轻，尽可以再嫁人。可是据我所见，她

    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

    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念。她跳出家庭，就一心投身社会，指望有

    所作为。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

    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

    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

    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

    一九八三年发表

    ①?中英对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杂志》(English Student)第一卷第一期起连载，后

    由商务出单行本。

    ②?日本友人中岛碧教授据该校保存的资料查明是 1913 年。

    ③?即活买，期满卖主可用原价赎回。记钱锺书与《围城》

    自从一九八〇年《围城》在国内重印以来，我经常看到锺书对来信

    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

    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

    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

    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我直耽心他冲撞人。胡乔木同志偶

    曾建议我写一篇《钱锺书与〈围城〉》。我确也手痒，但以我的身份，容易写成锺书所谓“亡夫行述”之类的文章。不过我既不称赞，也不

    批评，只据事纪实；锺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这篇文章原是朱正同志

    所编《骆驼丛书》中的一册，也许能供《围城》的偏爱者参考之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 钱锺书写《围城》

    钱锺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我

    是“锱铢积累”读完的。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

    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

    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

    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

    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

    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

    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

    却成了最高标准。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

    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

    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做真人实事。有的干脆把小

    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

    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

    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

    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

    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大非易事。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

    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大的距离，而

    且是怎样的错乱。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

    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

    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而《围城》却是一部虚构写实的

    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其实全是创造。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

    娃娃。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钱锺

    书不是无锡人吗？他不也留过洋吗？不也在上海住过吗？不也在内地教

    过书吗？”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锺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锺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锺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

    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文

    学学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他本想读

    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

    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锺书九十月间

    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他

    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

    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一九三九

    年秋，锺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锺

    书也去湖南照料。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

    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〇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

    折回。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

    再回内地。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在秋季开学以后到上海

    相访，约他再回联大，钱锺书没有应聘。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

    海了。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

    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惘情绪。《围城》是沦陷在上海

    的时期写的。

    锺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

    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

    八年秋同船回国。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我急要省视老父，锺书在香港下船到

    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

    海建立“分校”。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

    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锺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

    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

    长篇小说!”我大为高兴，催他快写。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

    有时间写长篇。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

    省俭，还可以更省俭。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我不勉

    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

    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

    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锺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

    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

    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

    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

    是写这种兼顾不及的心境。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锺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两家同住分炊。锺书的父亲一直在

    外地，锺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

    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锺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让读者明白：《围城》

    只是小说，是创作而不是传记。

    锺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

    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

    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

    自大，爱自吹自唱。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锺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

    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

    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

    本人。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曾说：“包法利

    夫人，就是我。”那么，钱锺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不过还

    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锺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方鸿渐和钱锺书

    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

    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

    生打麻将等等。鲍小姐却纯是虚构。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

    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做东方美人。我们在牛

    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牛津有个研究英

    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鲍小姐是

    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锺书曾听到中

    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东鳞西爪凑成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心眼和

    感情属于另一人，这人可一点不美；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苏小

    姐做的那首诗是锺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苏小

    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

    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

    扒手。

    赵辛楣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锺书为他加上

    了二十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楣，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楣

    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楣，就

    是我。”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锺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

    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

    对号。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

    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

    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

    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心

    翼翼地应付过去。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锺书)‘年少

    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

    初识锺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

    眼镜，一点也不“翩翩”。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

    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后

    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

    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

    才高兴。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

    喝的。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

    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

    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

    谈话。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

    给你去把她找来。”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锺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

    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锺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

    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锺

    书“救”了他回来。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

    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准是那杯牛奶作祟，使锺书把褚慎明拉到饭

    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锺

    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我和锺书订婚前后，锺

    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锺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锺书托付给我。这很像方遯翁的作风。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

    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

    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

    友间常见到这类的旧式家长。锺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他父

    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

    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其实，作

    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

    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

    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这些话都很对。可是他

    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

    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我没和锺

    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

    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

    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锺书形

    容过。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

    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

    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那番梦魇，我曾和锺书讲过。蛆

    叫“肉芽”，我也曾当做新鲜事告诉锺书。锺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

    寄我。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

    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

    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仁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

    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游山的自是游山

    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足见可捏造的事丰

    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锺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

    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我有

    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锺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

    鼻都没有了。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

    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汪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她头

    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我曾和锺

    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

    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

    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孙柔嘉虽然

    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相识的女人中间(包

    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

    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

    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

    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

    城里挤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

    一个方鸿渐。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孙柔嘉聪明

    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一个

    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但这点聪明

    还是锺书赋予她的。锺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

    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可是，我逐段阅读

    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

    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

    了从未想到的事。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