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语言：3000万词汇塑造更强大的学习型大脑

    Thirty Million Words：Building a Child’s Brain

    (美)达娜·萨斯金德(Dana Suskind) (美)贝丝·萨斯金

    德(Beth Suskind) (美)莱斯利·勒万特-萨斯金德(Leslie

    Lewinter-Suskind) 著

    任忆 译

    ISBN：978-7-111-57154-4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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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序

    第一章 缘分：儿童人工耳蜗医生眼中的大脑发育

    第二章 3000万词汇：父母语言的力量

    第三章 神经可塑性：早期语言环境的决定性影响

    第四章 语言的力量：从思维能力到人生观

    第五章 3T原则：优化大脑发育的亲子沟通

    第六章 唤醒潜能：不一样的童年，一样的希望

    第七章 重视父母的语言，融入育儿文化

    附录 幼儿教育组织和资源

    后记 走过海岸线

    致谢

    注释推荐序

    2016年我在看一篇儿童心理发展的文章时，无意中接触到“3000万

    词汇倡议”，这个倡议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妇科及儿科教授达娜·萨斯金

    德博士发起的。

    达娜·萨斯金德博士和她的团队发现，在孩子三岁前，父母对他们

    说的话直接影响其大脑发育。换句话说：父母的语言，直接塑造着孩子

    的大脑。

    这个研究非常有意义，如果能够在全世界推广，也许能够直接改变

    很多孩子的命运。看完这个项目的详细介绍以后，我感觉如获至宝。

    “三岁定八十”的真相是什么

    国际上很多亲子研究都着眼于父母对子女性格、品德等外在表现的

    影响，很少涉及对子女大脑发育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

    了这一点，中国有句老话说“三岁定八十”，似乎就在揭示这个现象。虽

    然这句话并不被所有人接受，接受的人也有各自的解读，但看完了萨斯

    金德博士的研究后，我才真正明白“三岁定八十”的真相是什么。

    人类的大脑是唯一在出生后还具有可塑性的器官，尤其是在三岁

    前。三岁前，大脑会发育到成熟期的80%左右，这三年里，使大脑建立

    神经连接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语言，具体来说，是父母的语言。

    一个正在迅速发育的大脑，会通过听觉和视觉接收到大量的信息。

    如果把大脑比喻成一台机器，父母的言行就是在为孩子创造超级机器的

    过程。

    婴儿们生下来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说，然而这只是表象，他们

    的大脑正在迅速发育。一直要到孩子较大甚至入学之后，父母才会发

    现，有些孩子似乎特别聪明，反应敏捷；有些孩子即使很努力，成绩也

    无法提升；有些孩子对艺术敏感，有些孩子对音乐敏感，等等。

    遗憾的是，当父母足以发现这些特点之时，孩子的大脑已经基本定

    型了。不同的大脑或者利于学习理工科，或者利于学习艺术专业，或者

    什么也不擅长。然而这台大脑机器，恰恰是父母以每一句话为材料，亲自搭建的。

    为什么“输在起跑线”上

    “3000万词汇倡议”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即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为什

    么“输在起跑线”上。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三岁前听到的单词

    数量远远少于高学历家庭的孩子。

    调查数据显示：

    靠救济金生活的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数是616个

    工薪阶层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数是1251个

    高收入的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是2153个

    低收入家庭的小孩不仅听到的单词数量少，而且会接收到很多消极

    的单词和粗鄙的俚语。在出生的头几年，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听到的包含

    积极、正面意义的单词数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多56万个。

    “赢在起跑线”上的孩子，并不是他们家境富有，或者报了多少课外

    班，而是他们一出生，就能够在语言丰富、积极正面的环境中熏陶。

    美国很多研究儿童发展的心理学家已经指出，社会所谓的学前教育

    期，在时间上实际已经晚了。真正的教育，从孩子刚出生的第一天就开

    始了，学校并不是教育的起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孩子在学校的表

    现，是父母对孩子早期教育的一种检验。

    研究还发现，孩子的数学能力、空间推理能力、毅力、自律性、道

    德感、同理心都和孩子早期听到的词汇有关系。

    所以，当孩子正式进入学校以后，他们的学习能力便会体现出显著

    差异。有些孩子并非不努力，但是他们成绩就是不好，理解知识就是比

    别的孩子慢，等等。

    “3T”原则法

    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是告诉父母应该怎样和孩子对话，才能最大化

    地激发其大脑潜能即“3T”原则法：共情关注(Tune in)：共情关注你的孩子在做什么

    充分沟通(Talk more)：与孩子讨论时使用大量的描述性词语

    轮流谈话(Take turns)：和孩子轮流参与谈话

    这本书会指导父母如何在和孩子的对话中，“塑造”孩子的大脑。

    我在公众号曾发表过一篇关于这个研究的文章，简要介绍过3T原

    则，但是很多父母觉得不够详尽。现在好了，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引进

    了萨斯金德博士的书，大家可以详细阅读本书，按照书中的案例和理

    论，实践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父母语言对孩子的意义，可能比任何昂贵的早教班都更加深远。推

    荐父母将这本书买来看看，参考这本书的方法，用“语言”帮孩子塑造更

    强大的学习型大脑。

    小楼老师

    小楼老师心理课公众号主编译者序

    现在是2017年8月4日晚上6点半，烈日刚刚结束对重庆40度的炙

    烤，透过窗户我隐隐可以看到即将消失在天际的那一抹夕阳。整个城市

    仍然被热浪包裹着，闷热难耐，恐怕只有一场大暴雨才能给它带来一丝

    清凉。

    此时的我坐在书房里，正为这本书写序，编辑嘱咐我写得柔软一

    点，于是我不禁想到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他——我那22个月大的儿子。他

    对一切事物都充满着无穷的好奇，仿佛要把这个世界统统探索一遍：大

    树上掉落的一片叶子，他会蹲下仔细看个半天；邻居家的狗狗出门，他

    紧跟着冲出门，追着小狗一路狂奔是他近来最爱做的事；早上我抹脸，他也要把我那堆女人用的瓶瓶罐罐一一拧开，抹到自己的小脸蛋上。

    孩子，你是如此天真活泼，招人喜爱。谢谢上天赐予我这么珍贵的

    礼物，我一定要好好陪伴你、呵护你、善待你。如今你正牙牙学语，每

    时每刻都迫不及待地想和这个世界对话，作为妈妈的我到底应该怎么配

    合你，为你营造适合你的语言环境呢？

    去年8月，我儿子差不多10个月大，那个时候我疯狂地浏览各大网

    站五花八门的早教论坛。因为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开始不安起来，我

    发现他的需求不仅仅是喝奶和睡觉，他还需要点别的什么，但是我完全

    不清楚这些“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几乎每天都在问自己：“除了给

    孩子生命，我还能给他什么？”正当我在孩子这件事情上极度无助的时

    候，编辑把这本书递到了我手上，让我先学习后翻译。初为人母、毫无

    育儿经验的我如获至宝，仅仅粗略翻看一遍后，父母对儿童进行早期语

    言教育的内容就印刻在我的头脑中。

    这本书前后翻译了三个月。坦白讲，这三个月的确比较辛苦，我一

    边要照顾孩子，一边要搞好工作，一边还得兼顾翻译进度。尽管如此，我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翻译体验。以往翻译一本书，我仅仅把它当做一

    项任务。然而这次，我更多是以一个新手妈妈的心态去学习、去感悟、去实践这本书中提到的3T语言法。每天我都渴望多阅读一些，多翻译一

    些，迫不及待地想早点让更多处在迷茫中的父母体会这本书的非凡意

    义。

    早期教育能促进大脑的发育婴幼儿时期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最快、各种潜能开发最为关键的时

    期，因此是进行教育的好时机。根据敏感期和大脑发育理论，人类对各

    种信息和各项能力发展的敏感期都集中出现在生命的最初几年，这个时

    期是人一生中独特和重要的发展阶段，也是宝宝获得智慧的最佳时机，称为孩子发展的“机会之窗”。早期教育的核心在于提供一个教育营养丰

    富的环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和人格成长进行最大化“激活”，从而为其

    日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些家长担心，对孩子实施早期教育，会累坏孩子的大脑，其实这

    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一些研究者曾经用动物的大脑和生化的变化证明，早期丰富的环境刺激与学习机会不但不会伤害大脑，反而会促进大脑的

    发育。人的智力或心理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儿童的潜在能力遵循着一种递减规律，即生下来具有100分潜在能

    力的儿童如果一出生就进行理想的教育，就可以成为具有100分能力的

    人；若从5岁开始教育，即使是理想的教育，也只能成为具有80分能力

    的人；若从10岁开始教育，就只能成为具有60分能力的人。

    3000万词汇的差距

    你相信吗？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天生聪颖的孩子，更多的聪慧源

    自其善于沟通的父母。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孩子由于缺少与父母的沟通，在4岁前比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少听了3000万词汇。是的，你没

    有看错，就是3000万个!

    这么大的差距从何而来？

    让芝加哥大学妇科及儿科教授，小儿人工耳蜗项目负责人，芝加哥

    大学医学院“3000万词汇倡议”机构的创始人达娜·萨斯金德博士来揭晓

    答案吧。

    达娜·萨斯金德博士致力于研究发育中的孩子早期接触的语言数

    量，是否会对其大脑构造和发展产生非常不同的影响，进而直接影响儿

    童的学习能力和性格塑造。本书是她30年复杂研究的结晶，书中提到我

    们天生拥有各种各样的潜能，但要下一番工夫才能挖掘出它们。正如每

    一颗种子都有潜力成长为玫瑰、牵牛花或绣球花，但最关键的一点，还

    得看它们是否得到了恰当的照料。大脑的发育也跟开花结果没什么两

    样。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的发育依赖于适宜的环境带给它所需的养分。儿童的智力发育并不是自动发生的，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能否提供

    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在此，作为本书译者，我不得不强调，一个良好的早教语言环境并

    不单单只跟词汇的输入有关。在这个环境里，父母要为孩子营造出亲密

    的关系。这里并不是要批评不善于表达的父母，相信他们也有其他的情

    感表达方式。不可否认的是，语言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媒介。交谈时，人

    们通过它来显示自己对话题的热衷，此外，语言还可以让我们与他人建

    立情感的共鸣。

    究竟如何为孩子构建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呢？答案尽在这本书里。

    在翻译本书期间，初为人母的我已经非常认真地阅读完本书的所有理

    念，并将其贯彻到生活中去。渐渐地，我发现良好的语言环境，不但能

    开发孩子智力，还能改善亲子关系!相信你也可以做到!

    任忆

    高校英语教研组组长，儿童外语习得研究者第一章 缘分：儿童人工耳蜗医生眼中的大脑发育

    双目失明让我看不到世界，双耳失聪让我听不见人心。

    ——海伦·凯勒(Helen Kaller)

    (美国女作家)

    父母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语言。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民族、不论

    他们使用怎样的词汇、不论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语言对开发孩

    子大脑潜能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如果脱离语言，孩子大脑发育将会受

    阻。听力正常但语言环境不佳的孩子，与天生耳聋且未接收大量语言符

    号的孩子无异。如果不对这两类孩子进行干预，那么他们则很可能会终

    生保持沉默，这样的打击对孩子来说是致命的。当然，如果一个孩子

    (不管他是听力正常的孩子还是植入了人工耳蜗的孩子)生活在语言符

    号丰富的环境中，那么他的大脑发育一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

    我的故事

    一名负责儿童人工耳蜗植入的外科医生写了一本关于父母语言影响

    的书，我个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在大众的心目中，外科医

    生是不善言谈的。他们擅长的不是嘴上的，而是手上的：外科医生不但

    能在手术室里用灵巧的双手完美地为患者缝合伤口，还能准确诊断出患

    者的病情并及时给出手术方案。对一个医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完成一台

    漂亮的手术更令人开心愉快的了。

    人工耳蜗植入术可以帮助耳聋患儿重获听觉。耳蜗由一条骨蜗螺旋

    管环绕蜗轴旋转两圈半而成，这个器官就是听觉神经开始的地方。如果

    耳蜗受损，那么声音传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人工耳蜗的植入可绕过损

    伤的内耳毛细胞，直接刺激听觉神经，将听觉信号送到大脑。最终，聋

    儿能听能说，他们不管从学习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都能很好地融入社

    会。我认为人工耳蜗植入术对完全丧失听力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福

    音。

    正是大脑赋予了我无穷的想象力。大脑有别于耳朵这样的器官，它

    似乎神秘莫测，掌管着生活中的一切未知之处。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就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亲手解决患者所遇到的棘手问题。

    然而，我在医学院经历的第一次神经外科手术——脑膜瘤切除术却

    并不那么顺利。当天由神经外科主任R博士操刀切除病人脑部的这个良

    性脑膜瘤。因为我当时正跟着R博士编写一本教材，“脑膜瘤切除术”就

    是其中一个章节，所以他叫我到手术室亲眼看看这个手术，还给我布置

    了一个清洗的任务。

    进了手术室，R博士就示意我往手术台上看。我看到手术台上躺着

    一个人，被剃了光头，头皮沾满消毒用的黄色必妥碘和刀口渗出来的鲜

    红的血。这个人的颅骨被切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灰色的凝胶状的大脑正

    在有节奏地跳动着，好像随时可能从里面蹦出来一样。病人整个身体被

    一块长长的蓝色无菌布遮住，看上去像在做魔术表演一样。

    看着手术台上的病人，我突然想到自己脑袋里怦怦跳动的大脑。难

    道就是这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在掌管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真的是这样

    吗？我开始手脚发软，伴着手术室耀眼的灯光，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R博士在说着什么，可是我几乎什么都听不到了……最终，我被几个在

    场的护士从地上扶到椅子上。是的，你猜对了，我晕倒了。很难堪吧!

    20世纪80年代在神经外科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脑子被

    医生动过，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那个时候，但凡接受了脑外科手术

    的人，即使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了，身体状况也远不如从前了。当然，随着医疗条件的提高，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情况已经越来越好了。即使是

    这样，我也不想再从事与脑外科相关的工作了。之前在手术室不太好的

    经历让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和大脑打交道。耳朵，就是其中一种我选择的

    方式。罗德勒斯克是我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当研究员期间的导师，他

    的业务能力非常强。在他的指导下，我掌握了人工耳蜗植入术的要领。

    人工耳蜗植入术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外科手术之一，整个手术仅依

    靠高功率显微镜就能完成。显微镜内部有一个小巧且精密的装置，转向

    非常灵活，能把耳道放大很多倍。手术时，不需要开灯，显微镜的光便

    足以把整个耳道看得一清二楚。医生和患者通过这道光彼此间默默地交

    流着。我认识的很多外科医生喜欢放着音乐做手术，而我却喜欢安静地

    做手术，所以整个手术室只听得到我手里的电钻嗞嗞作响，这就是我

    的“背景音乐”。

    我成为头颈外科医生，负责小儿耳蜗移植术，是很偶然的。因为医疗界的两件重大事件给先天性聋儿带来了佳音。

    199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建议

    新生儿在出院前接受听力筛查，旨在尽早发现有听力障碍的婴儿，指出

    所有有听力障碍的婴儿都应该在3个月前被发现，6个月前予以干预。这

    项关于公共健康的倡议是非常明智的。曾经，家长和儿科医生最初发现

    孩子有听力障碍，不会说话时，总习惯自我安慰道：“这孩子只是说话

    晚而已。”或者“她的哥哥话多，她话少而已。”可事实上，他们早已双

    耳失聪。如果到孩子三岁才被确诊为耳聋，那么最佳治疗时机早已错

    过。听力筛查有助于先天性耳聋的婴儿在三个月内被发现并及时得到救

    助。由此可见，孩子初期听力筛查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与此同时，人

    工耳蜗植入术应运而生，这可以称得上是神经医学发展史上的奇迹。人

    工耳蜗让数百万聋儿重获听力的梦想成为可能，他们的命运将就此改

    变。

    人工耳蜗植入

    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很任性。一旦患上脑性瘫痪、中风或者遭受脊

    髓损伤和踢足球引起的头部外伤，遇到这类脑和神经受损，医生往往认

    为“改善就是最好的治疗了，不要奢望治愈”。听力丧失就是其中一个非

    常典型的例子，医生能够做到的就是“改善”而已。其实，还大有可为。

    198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第一例成人单电极

    耳蜗进入临床移植，该耳蜗具有声音探测和声音识别的功能。随后，1990年，具有复杂处理功能的多电极儿童人工耳蜗问世，这几乎和新生

    儿听力筛查推广发生在同一时间。当先天性聋儿的大脑正好发育到能够

    处理语言信息时，患儿植入人工耳蜗就能重回有声世界。

    人工耳蜗的问世和新生儿听力筛查这两件历史性大事件出现的时机

    刚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长到三岁时，脑部发育已完成

    85%，脑神经细胞多达数千亿个，此时的大脑正为思考和学习做准备。

    科学研究证实，脑部发育与幼儿的语言环境息息相关。不是说大脑在孩

    子三岁以后就停止发育了，而是三岁以前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婴幼儿

    的听力丧失也被称为“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突发状况”，这将阻碍他们

    的正常生长发育。

    由此可见，早期的听力筛查对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确诊为耳

    聋，则需要尽快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如果错过这个最佳时机，等孩子大了才去诊断，即使植入了人工耳蜗，康复效果微乎其微。虽然，人工

    耳蜗确实属于高科技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孩子成长的任何时期

    都能完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一次成功的人工耳蜗植入术需要利用“脑

    神经可塑性”，即大脑在新的刺激下发育。虽然就语言学习来说，大脑

    神经的可塑性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出生起到孩

    子三四岁，这个时期是一个关键期，一定不容错过。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后天耳聋，之前曾经尝试过学习说话，大脑已经具备了处理语言的

    能力；二是先天耳聋，但没在关键期内做人工耳蜗植入，这样最好的情

    况是听得到声音，但几乎不明白意思。

    然而，后来我了解到，即使在最佳时间植入了人工耳蜗，也有可能

    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康复效果不佳。

    进展缓慢让我受益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做人工耳蜗植入的研究项目，该学校位于芝加哥

    南部，这个地区经常会爆发一些因居民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引起的示威活

    动。在做项目研究前，我发现这个地区的聋儿家庭承受着来自社会和经

    济的双重压力，聋儿和家人之间的交流也可谓困难重重。这对我和研究

    团队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与机遇。这次经历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

    式和职业规划。

    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人权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小孩

    子。我母亲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名社会工作者。有一年年底，母

    亲被派去秘鲁做一个在利马贫民窟建立未成年人庇护所的研究项目，她

    也带着我一起过去了。一次她编了一个铝制背篓让我坐进去，然后背着

    我翻山越岭，当地的居民好奇地看着我们，他们或许从没有见过别的外

    国人这样做过。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做的远不及她学到的多。对没有

    机会学习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潜力是无穷的。我后来面对自己的患者也

    有同样的感受。在研究项目开展初期，我几乎对人工耳蜗植入一无所

    知，这是我最大的障碍。

    事实上，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人工耳蜗植入项目开展得很缓慢。我以

    为患者会排着长队前来咨询，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如在商场大

    甩卖般纷至沓来。但正是这样缓慢的进展让我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关键

    问题。

    来咨询的患儿实在屈指可数，人少我就有充足的精力给他们父母般的关爱，我留意着他们每天的点滴变化，嘴角扬起的第一丝微笑或人生

    迈出的第一个步子。每每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骄傲。人工耳蜗植入

    后要进入“激活”状态，即启动患儿的耳蜗装置，每次这样的重要时刻，我都会亲自到场。当患儿听到声音时，我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欣喜若狂，然而，当患儿的植入术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我会非常悲伤难过。

    人工耳蜗植入后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声音的延迟反馈；患儿听

    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时毫无反应；说话或者读书时发音迟缓。更让人费解

    的是，起初情况很相似的几个小孩，做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在寻找答

    案的过程中，我很偶然地走进了先天性聋儿的世界。

    曾经我把观察患儿们看作一项科学研究，从不会把它看作一件有趣

    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术界人士都认为，有足够大的数据支撑的

    科学研究才足以支持或者反驳某个立场，才有所谓的说服力，才是“真

    科学”。但我慢慢地意识到若不顾及自己在研究中的个人感受，一味追

    求所谓的大数据，反而会让我们忽略一些重要的发现。

    扎克和米歇尔

    扎克是我的第二个耳蜗植入患者，米歇尔是第四个。这两个孩子都

    是先天性耳聋，他们在很多方面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相同的

    智力、父母都深爱着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回到有声世界，也都接受过高

    端仪器的治疗。先天条件相同、手术相同，却有着不同的术后效果。

    我从扎克和米歇尔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任何一本医学教材里都不曾提

    到过的。在了解到手术有其局限性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一股从未感受过

    且对我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潜在力量。

    扎克

    扎克被父母带到我们的研究小组的时候，只是一个8个月大的小人

    儿，头发少得勉强可以看到几根。他很爱笑，蔚蓝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

    着我们。得知小扎克双耳失聪，父母感到非常震惊。在他们的家族里只

    有一个远亲有听力障碍，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戴上了助听器。除此以外

    再无旁人患过耳聋。姐姐艾玛比扎克大两岁，听力正常，是个酷爱讲话

    的姐姐。扎克的父母身边也没有耳聋的朋友，所以他们想到来我们研究

    小组寻求帮助。扎克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始终表现得沉着冷静且意志坚决。他们

    知道需要做一些选择，他们没有过多犹豫直接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想法：

    希望扎克有一天能听能说。扎克在确诊后的第一时间就戴上了助听器。

    尽管有的家长总是不停地督促孩子坚持戴助听器，可扎克很乖，总是很

    自觉地自己戴好，两只小耳朵耷拉着，活像经飓风洗礼过的棕榈叶子。

    扎克父母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最初，他们请了一个治疗师

    到家里来用仪器帮助扎克提高语言能力。他们甚至开始学习手语，因为

    他们希望有一天扎克可以自如地与人交流。最终，扎克和父母靠着手语

    实现了彼此的交流。

    扎克的父母从一开始就知道通过植入人工耳蜗，孩子就有重获听力

    的可能。时机是扎克的问题所在。其实扎克在婴儿时期已经通过听性脑

    干反应测试对听力进行了评估，测试结果显示“无反应”。电流通过听性

    脑干反应区域时，在屏幕上没有显示出神经受刺激后反映出来的峰值，这就说明大脑对声音无反应。扎克的助听器测试也同样受挫。因为他的

    听力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即使声音在90分贝(类似摩托车比赛时的轰鸣

    声)时，大脑无法捕捉到声音，助听器也没什么反应。尽管如此，扎克

    的父母丝毫没有放弃，仍然让扎克戴着无声的助听器，他们希望奇迹出

    现在扎克身上，相信助听器总有一天会管用。于是他们决定响应FDA的

    倡议，着手准备人工耳蜗植入申请，在等待获批的这一年这对父母又做

    了什么呢？

    他们仍然很积极，扎克的妈妈从一开始就知道助听器不管用，为此

    她一直在想别的办法。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妈妈让扎克趴在自己胸前，她一边唱着催眠曲，一边把扎克的小手放到自己的喉部，让他感受到声

    音通过喉咙时的振动。后来，她把扎克带到我这里来了，毫无疑问她的

    目的就是希望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术。扎克的父母决定把他恢复听觉的那

    一天，定为他的“听觉生日”。

    耳蜗植入只是第一步，要想真正过上“听觉生日”还必须把耳蜗装置

    激活。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时刻，母亲不停地对着孩子说：“宝贝，你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吗？妈妈非常爱你。”如果激活成功，宝贝的脸

    上会出现很吃惊的表情，紧接着妈妈开始微笑、大笑、大哭。这个场景

    的确让人非常感动。你也可以去网上搜索“人工耳蜗激活”，你一定会感

    动得流泪。

    待扎克真正的“听觉生日”到来时，他和父母显得异常冷静和放松，以至于忘了拍下这难忘的瞬间，这是扎克的妈妈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

    过“听觉生日”也好，耳蜗装置成功激活也好，这仅仅是迈向可以说

    话这个目标的第一步。许多父母也相信从装置激活到学会说话需要经历

    漫长的过程，不是三两天就能解决的。耳蜗植入后，孩子要花上一年的

    时间适应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声音，这其实并非那么容易。耳蜗植入手术

    前扎克并不能听到摩托车的声音，手术后他可以听到最小声的窃窃私

    语。但是，当他听到声音时，他的大脑却无法处理这些声音，他完全听

    不懂。但这些声音是像扎克这样的孩子在说话前必须要学会处理的。

    扎克的家里充满了谈话声、读书声和歌声。尽管他的父母认为他话

    说得不错，但我似乎感觉不到。当他来我的诊室时，我给他玩玩具、贴

    贴纸，目的是想鼓励他说话，可我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他却一个字也

    没有说出来。后来我用幽默的方式和他交流，那时他三岁，是的，他终

    于开口说话了。

    一次，我们耳蜗植入研究团队举办了名为“声音的礼物”的小提琴独

    奏会，由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很多应诊的家庭应邀前来参加。音乐响

    彻了整个医院大厅，人们漫步大厅，从长桌上取饼干和其他点心吃。这

    个时候我发现扎克在讲话，千真万确。他就站在摆放核仁巧克力饼和曲

    奇饼的桌子之间，在帕格尼尼或者是贝多芬的画像旁，大笑着，指着爸

    爸大声喊着：“哈哈，爸爸放屁了!”这一刻，我知道，扎克的进展非常

    顺利。

    现在扎克在一所公立学校读三年级。听觉方面的专家会定期来检查

    植入的耳蜗装置，看它是否运行良好。他在学校学了阅读和数学，和朋

    友玩得很开心，时而也和姐姐打闹一番。心无杂念、爱心满满的扎克父

    母也没有带他出去做别的治疗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聪明活泼的9岁孩

    子，种种迹象表明他已经发挥了潜能。助听器限制不了他的人生。从各

    方面来讲，他都是幸运的。

    如果扎克在1985年出生，提前20年，听力丧失注定影响他的一生。

    尽管失去听觉，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自己生活得幸福快乐。

    可是不得不承认，人工耳蜗的问世让扎克去了普通人的学校学习，改变

    了他的未来。听力受损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它直接导致说话受阻，而后影响学习能力。显然，这样的影响会伴随孩子的一生。一项针对成

    年先天性耳聋患者的调查显示：他们虽然通过手语学习过一些文化知

    识，平均水平大概相当于小学四年级学生，但事实上还是有大约13的人和文盲无异。

    当然，这些数据对有良好的语言环境的群体来说并不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受到熟练的母语或手语的熏陶。他们在艺术和科学方

    面有很强的天赋，他们的人生非常出彩。然而，也有康复效果不佳的患

    者。他们当中90%的人家庭语言环境不太好，尽管家长给予了孩子很多

    关爱，但他们不用手语和孩子交流。这就直接导致了孩子错失了头几年

    的最佳治疗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神经塑造功能开始发挥作用，大脑开

    始发育，语言环境不好，肯定是不行的。

    扎克天生耳聋，但是他的阅读水平相当于三年级水平，仅凭这点，我们就可以预见他今后在学习方面肯定会取得成功。此外，扎克取得这

    么好的康复效果还应归功于两位得力的父母、先进的康复手段以及政府

    给予的医疗政策。

    米歇尔

    丰富的语言环境就像氧气。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觉得理所当然，当你没有它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它是如此重要。

    ——原谅我未经尼姆·托特纳姆(Nim Tottenham)的允许引用了此句

    当我们完成一幅拼图时，我们不禁要感叹眼前的每一小块拼图其实

    都是一种可能性，当它们一一被放到正确的地方时，这便促成了完美。

    但，如若其中的一块拼图缺失了，情况会截然不同。米歇尔的故事和我

    的转折点就开始于此。

    7个月大的米歇尔看上去就好像日本动漫里面的女主角，水晶般的

    蓝眼睛炯炯有神，聪慧迷人。她的笑声是那么让人喜悦。和扎克一样，米歇尔天生耳聋，尝试过所有恢复听力的可能性。导致她不完美的这块

    拼图并不那么容易发现，起初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听力出现了问题。

    坦白说，如果我先认识米歇尔，我同样也会接受她治疗效果缓慢这一事

    实，因为治疗技术存在着局限性，或者说有的治疗本身就不是立竿见影

    的。但问题是扎克的案例仿佛已经建立了一个标准，事实上，经历耳蜗

    植入术后，米歇尔的恢复效果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米歇尔的父亲因2号染色体发生畸变(罹患瓦登伯革氏症候群)导

    致中度耳聋，之前接受过听力矫正治疗。米歇尔患有同父亲一样的病症，双眼间距大，蓝色眼珠，听力受损，智力正常。在与米歇尔的母亲

    劳拉聊天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了解到，她十分爱米歇尔，米歇尔可以

    说是她的全部，但是目前她没有工作，心思都在照顾米歇尔上。面对双

    耳残疾的女儿，经济压力可想而知。我们决定先让米歇尔尝试接受听力

    治疗，尽管我们清楚，米歇尔的情况仅仅通过这些辅助治疗显然是不够

    的。如果没有用，我们再考虑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米歇尔刚接受了听

    力辅助治疗不久，他们一家就搬家了。团队对米歇尔的治疗不得不终

    止。时隔一年，我们又见面了。劳拉认为之前接受的治疗根本没有效

    果，她希望可以遵从我们起初的建议试试人工耳蜗。我清楚地记得米歇

    尔的“听觉生日”大约是在她两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为庆祝装置激活的

    日子，送给她一个小蛋糕和一只漂亮的气球。毕竟这样的时刻对于我们

    来说，如同节日一般。当耳蜗被激活的那一刻，米歇尔仍然埋头吃着手

    里的蛋糕，几乎没反应。我们知道，几乎没有反应并不是完全没有反

    应。基于这一点来说，我们和她的母亲仍感到非常兴奋。因为米歇尔好

    像听得见一点，这就意味着她有学习说话的可能。

    植入人工耳蜗后，米歇尔的听力最终达到了正常人的水平。听力学

    家和语言治疗师都称她是海绵，对于我们想从她身上挖掘的东西，她配

    合得非常好。但也不是说事情就这么一帆风顺了。问题也是存在的，并

    且还很明显。听力测试时，她听得到声音，但是好像从来无法理解说话

    内容。她的母亲在家里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最后，我们确定米歇尔可

    以听到，但无法听懂。

    这件事让我的团队、治疗师和听力学家十分沮丧。事实上，在治疗

    初期，团队就已经讨论过该如何帮助米歇尔和她的母亲，譬如说，我们

    希望她们学到更多的手语和语言，以此提高米歇尔的语言能力。但这一

    切似乎都是徒劳。米歇尔的情况和扎克有所不同，扎克当时在我面前不

    是开不了口，只是需要我的鼓励，后来他终于说话了。而米歇尔是完全

    听不懂，不可以说话。很明显，她的情况比扎克严重且复杂很多。

    既然两个孩子都植入了人工耳蜗，那么就应该能听、能说、最终完

    全融入我们的世界。为什么米歇尔不可以，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

    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个孩子的治疗效果截然不同？在寻找答案的

    过程中，我开始慢慢思考耳蜗植入以外的因素，因为这些造成米歇尔和

    扎克学习能力有差别的因素大同小异，关系到一个人的潜力。

    语言环境与学习水平孩子在小学三年级时的阅读水平就可以反映出他未来的学习水平。

    扎克的阅读水平完全达到了三年级水平，年龄与水平相符。

    米歇尔也上三年级，但她必须在“特殊教室”学习，有交流障碍的孩

    子都被安排在这个班。即使打开耳蜗装置，她也只能说一点点话，比画

    几个最简单的手语。自由地说话对她来说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不仅如此，她的阅读水平还停留在幼儿园水平，未来令人担忧。

    为什么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却没有得到人工耳蜗的眷顾呢？原因是我

    对出问题的地方总是后知后觉。有一次，我和团队为了更好地了解患者

    在学校的学习和康复情况，专程去参观了芝加哥一所学校的“特殊教

    室”(专为听力缺失的孩子而设)。这样的“特殊教室”按功能的不同，分为“口语教室”和“手语教室”。“口语教室”以口头发声为主要交流方

    式，“手语教室”则以手语为主，口头发声为辅。我之前特别自信地认为

    凡是被我们植入耳蜗的孩子都会出现在口语教室，因为他们的听力在慢

    慢恢复当中，语言肯定也会不断地进步，但是我错了。

    “手语教室”里有九个孩子，他们围坐在椭圆的桌子旁，面朝着正在

    比画手语的老师。整个教室静得让人窒息。米歇尔一双迷人的蓝眼睛让

    我很快找到了她，我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她显然已经不记得我是谁，满脸疑惑地盯着我看，随后又羞涩地对我微微一笑。眼前的她不再是我

    初见的那个蹒跚学步、充满活力的米歇尔，她的光辉似乎完全褪去。她

    的老师知道其中的原因，她告诉我小米歇尔从头到尾面临的种种困难：

    到学校的时候午饭还没有着落，衣服也脏兮兮的，最严重的是她既不会

    用口表达又不会用手比画。看着她那可爱的面庞，真的很难说这是聋儿

    自己的悲哀还是贫穷带来的悲哀。毫无疑问，一个人的潜能被生生浪费

    了，这本身也是一种悲哀。

    扎克和米歇尔这两个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潜力都差不多，但是

    康复的结果却那么不一样。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迥异，但是社会地位和

    经济条件绝不会影响一个孩子学习说话。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曾经我对

    人工耳蜗这个小小的装置抱有非常大的希望，只要装上它，聋儿的世界

    将不再寂静无声，他们会和正常人一样自由愉快地说话交流；曾经我是

    多么推崇人工耳蜗在患儿黄金年龄植入会达到最佳恢复效果这一说法。

    可如今，我遭到了致命打击，充满了挫败感。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感觉

    从未有过。

    我必须遵从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类似医生的职业操守：尽管手术完成了，但是只有患者获得良好的手术效果，我的工作才算真正结束，才

    可以松口气，愉快地到手术室外透透气。

    左手科学，右手责任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我结识了很多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者，他们学

    术造诣深厚，贡献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他们要么是诺贝尔奖得主，要

    么是研究世界上最深奥问题的人。我必须承认，我永远也成不了他们当

    中的一人。我的世界被局限在了小小的手术室。我的终极信念就是通过

    人工耳蜗植入术让聋儿重获新“声”，确保耳蜗装置正常工作。手术结束

    后相互拥抱亲吻，手术似乎成功了。

    手术的成功或许不意味着真正的成功。

    人的一生好似天命。呱呱坠地的新生儿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

    如何安排，没有一张日程表告诉他人生的轨迹将如何行进。从出生的第

    一天开始，我们就无法掌控这些因素，但是它们对我们的整个人生却有

    着挥之不去的影响。而且，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是不会影响

    孩子获得关爱的，也不影响你拥有一对希望你的人生快乐充实的父母，更不会影响你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

    会严重影响孩子受教育的水平、健康状况和疾病康复效果。这些正是我

    走出局限、狭小的手术室后想到的，我需要往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层面

    去思考。

    “健康悬殊”和“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几乎涉及所有疾病，大至癌症

    和糖尿病，小至老花眼、老年性失嗅，等等。贫穷会导致这些疾病得不

    到好的治疗。到芝加哥大学这么棒的研究院学习后，我才恍然大悟：小

    米歇尔的问题出在了她的出生环境上。但是，这似乎又引发了其他的问

    题。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事情一

    遍又一遍地发生在别的具有无限潜力的孩子身上？你是否读过镌刻在自

    由女神像上的美国女诗人埃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的脍炙人口

    的诗《新巨人》(The New Colossus)，其中有这么一句“那劳瘁贫贱的

    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

    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我不禁想到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解决方案，打

    破所谓的“历史必然”，而不是接受它。

    作为外科医生，为社会问题去寻找解决办法意味着我必须走出熟悉

    的医院和手术室，这个难度对我来说不亚于登上月球。工作的路上，途径气势宏伟的被叫作“四方院”的哥特式建筑，芝加哥大学学者称其

    为“巨人”，他们在里面思考、教学、研究。这里边就有一群社会学者成

    天钻研影响一个人行为的错综复杂的因素。我开始慢慢理解为什么手术

    后米歇尔迟迟不会讲话。我原本可以帮助她的，但我现在才知道。

    苏珊·莱文(Susan Levine)和苏珊·戈尔丁-梅多(Susan Goldin-

    Meadow)，“二苏”，是我的同事、挚友和邻居。她们是芝加哥大学著

    名的心理学教授，40年来，她们一直潜心研究着儿童是如何学习语言

    的。在她们二位的影响下，我的视野更加开阔，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

    待事物。尤其在语言习得方面，我的体会最深。

    记得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从办公室出来得有点晚，来不及换下

    身上的白大褂，于是匆匆地拿起大衣，顺手披在身上，一路小跑着去旁

    听苏珊·戈尔丁·梅多教授给本科生上的一堂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课。厚

    重的大衣从灌木丛上嗞嗞划过，穿过四方院没多久，我便找到了当天上

    课的教室。这是一间旧式阶梯教室，学生们正围绕乔姆斯基和斯金纳各

    自的语言认知理论展开激烈的辩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天赋的，大

    脑中有专门的语言装置，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具有掌握人类一切语言

    的能力，在两三年间由外部环境给语言装置设定特定的参数，于是人就

    具体地掌握了一门语言。而斯金纳则认为，语言学习能力并不是天生

    的，仅仅是家长对孩子语言能力的强化训练，是刺激反应-强化的过程

    而已。通过引导最终让孩子掌握语言规则。我在第一排聚精会神地听着

    同学们的精彩辩论。尽管我的思维已远不如充满无限活力的他们那般活

    跃，但静静地看着他们让我觉得踏实。辩论的问题虽然和我在手术室的

    切割缝合毫不沾边，但每一个问题都是我想关心的。整场辩论我非常认

    真地听着，理解着，因为这些真知灼见可以帮到我关心和爱护的那些聋

    儿。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

    坦白说，直到上了苏珊·戈尔丁·梅多教授的课我才知道哈特和里斯

    利这两位学者的存在，我完全没有预见到他们二位对我的影响会如此巨

    大。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里斯利(Todd Risley)是20世纪60

    年代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他们试图通过扩大词汇量等方式

    来改变贫困家庭的儿童学习不好的现状。最初这个方法似乎还挺灵的，然而当这群孩子正式参加幼儿园的入学测试时，考试结果却并不乐观。

    于是，两位教授开始寻找答案，最终他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早期的语

    言环境对孩子的学习至关重要。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

    论，而是在于他们实实在在做了这项研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人们的

    传统思维是：若一个人学习好，那肯定是因为他脑子够用；若学习不

    好，那肯定是他脑子不够聪明，没有别的解释。所以，当时的人们一致

    认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学习上的表现肯定会截然不

    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遗传，什么叫“龙生龙，凤生凤”。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开创性研究可谓打破了传统思维，在这

    项研究中，他们发现：贫困家庭的语言环境和富裕家庭的语言环境是有

    差别的，这将直接导致孩子今后在学业上的差别。贫困家庭的孩子接收

    的词汇量远远低于富裕家庭的孩子。此外，孩子接收词语的质量(家长

    说了什么样的词语和用了怎样的方式对孩子说话)也是有差别的。最

    终，两位教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影响孩子学

    业的好坏，然而，父母与孩子交谈中使用的语言才是最最关键的影响因

    素。也就是说早期语言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孩子今后在学业中的表

    现。

    哈特和里斯利的这个重要发现问世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早期语言

    环境的重要性。孩子三岁前接收词汇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到孩子最终

    的学业表现。

    梦开始的地方

    尽管哈特和里斯利两人研究的对象是有正常听力的儿童，但我的这

    帮戴着人工耳蜗的孩子们与他们其实并无差别，这些聋儿中，语言环境

    好的同样学得好，语言环境不佳的孩子学习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我特

    别感谢这些潜心研究的科学家们，让我明白聋儿们需要具备的不仅仅

    是“听到语言”的能力，他们更需要“听懂语言”的能力。因此，必须让孩

    子们沉浸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学习。

    通过人工耳蜗植入术，我的患儿们无一例外获得了听力，但他们当

    中有的父母与孩子交谈时存在一些问题，如交谈甚少、缺乏互动、词汇

    单一，这就很难刺激孩子用大脑去思考听到的声音到底具有怎样的意

    义。可见，我的这枚“不可思议”的人工耳蜗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它只

    是一个通道而已，一个能让孩子们奇迹般地听到父母声音的通道。不管

    是戴着耳蜗的孩子，还是听力正常的孩子，在他们听到父母说话的那一

    瞬间，他们的感受肯定是一样的。尽管人工耳蜗的确可以赋予孩子们听

    力，但如果脱离了语言环境，即便安装了也是徒劳，孩子们也是不可能学好语言的。由此可见，家庭语言环境对一个孩子的语言学习是多么的

    重要。

    我希望每个家庭，不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孩子都拥有这样

    一个梦想：潜能被最大限度地开发。

    我们一定要使之成为现实。我们可以的。

    这就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初衷。第二章 3000万词汇：父母语言的力量

    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有头脑、有担当、意志坚定的人能改变世界，事实上，世界只能被这些人所改变。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

    (Margaret Mead)

    1982年，两名来自堪萨斯的认知社会学家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

    为了帮助那些学业不佳的学龄儿童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他们决定对孩子

    们进行密集的词汇拓展训练，提高学习潜力。然而，该计划却收效甚

    微。两位教授不禁发问：“这个近乎完美的计划为何以失败告终？”原本

    认为孩子们的所有问题都会被他们解决，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开始，这个项目反馈的结果还是不错的。鉴于语言能力对学生的

    学习非常关键，所以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把严格的词汇扩展列在计

    划中，这样孩子们才可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起初的效果好得就像

    两位学者预计的那样：学生的词汇量逐步提升，空前提高。有了人为干

    预，孩子们的确积累了不少词汇，但很快他们的学习状态又回到从前。

    到进入幼儿园的时候，那些积极的效果消失了，这些孩子和没有提前参

    加过入园词汇集训的孩子居然没什么差别。

    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正极力推行“消除贫困”计划，旨在打

    破穷人入学难的门槛，这也是那个年代人们的共同愿望。同样，哈特和

    里斯利也积极响应总统先生的号召，他们的理想愿望是“缓解贫困，消

    除贫困，预防贫困”，他俩一度成为人们心中的榜样。

    1965年，美国社会动荡不安，种族暴动及内乱此起彼伏。为了全面

    提高贫困家庭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哈特和里斯利联合堪萨斯大学的同事

    们在当地一个美国黑人贫民区成立了“刺柏花园儿童项目”(Juniper

    Gardens Children’s Project)，开始介入学龄前儿童的语言干预工作。项

    目办公室就设在“C.L.戴维斯酒吧”(C.L.Davis’s liquor store)的地下

    室。研究者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向社区孩子们普及科学知识，严格要求

    他们的词汇量，最终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挖掘他们的学习潜能。

    一个名为“我们的先锋——刺柏花园儿童项目”(Spearhead——Juniper Gardens Children’s Project)的网上视频资料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当

    年这个项目的情况。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托德·里斯利青春的脸庞，瘦瘦的他穿着黑色西服，系着领带，神采奕奕地朝他们的“实验幼儿

    园”走去。

    在另一间教室里，年轻的贝蒂·哈特面带微笑地站在讲台上为一帮

    四岁的孩子读着课文，此时的她像极了一名普通的幼儿教师。他们坚定

    地认为只要一天天坚持训练下去，孩子们会越来越有希望的。视频末尾

    出现了这样一段慷慨激昂且振奋人心的旁白：作为开拓者，我们在刺柏

    花园做了这样的小尝试。希望通过对黑人贫民区学龄前儿童的研究，解

    决他们目前入学难的问题，使这个群体的孩子同其他孩子一样有优异的

    学习表现和学习能力。

    然而，刺柏花园儿童项目最终以失败告终。消息一出，当时社会的

    反应是：龙生龙，凤生凤，一切都是基因所致，再怎么研究都是徒劳。

    哈特和里斯利对这样的“传统观念”表示理解，但却坚定地认为眼前失败

    的结果并不是最终的定论，他们决定继续为失败寻找答案。这次失败的

    研究，至少让他们知道了人们对于“孩子们学习能力有差异”这一点的认

    识是有问题的。转变这一传统观念势在必行。

    儿童清醒时间应该做什么

    史蒂夫·沃伦(Steve Warren)，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20世纪70年

    代初识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研究生。在他

    眼里，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是极度追求浪漫的人。

    浪漫，却不盲目。

    他们不愿意抛弃那个被社会忽视的贫困群体，勇敢地向“基因决定

    一切”这样的传统观念发出挑战，他们像侦探一样，慢慢探寻问题的关

    键所在。

    于是，他们提出了两个问题：1.婴幼儿和儿童一个星期内醒着的那

    110个小时到底做了些什么？2.它们对孩子们最终的学习成绩有多大的

    影响？

    千万别小瞧这两个问题。在你刚要思考它们的时候，你就已经被震

    惊了。因为你必须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关于婴幼儿日常生活的文献资料极其匮乏。也许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但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

    的结论。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研究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力去寻找真正的

    答案。

    早期语言环境的重要研究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主要针对“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培养对其最

    终学业成绩的影响”进行研究，这项研究可以说大大推动了当时社会思

    想的进步。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和B.F.斯金纳

    (B.F.Skinner)展开著名的“口水战”，他们在“早期语言习得是否与外部

    语言环境有关”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正方”和“反方”争论不休。乔姆

    斯基认为人的语言能力是基因决定的，是“天生”的。而斯金纳则认为人

    的语言能力是需要经过一定操作条件训练的，即后天的。最不可思议的

    是，虽然斯金纳在辩论中强调了后天因素，但“通过父母的语言学习语

    言”在他的理论中从未提到过。他提出了“操作条件”这一观点，即，通

    过强化训练提高孩子的语言习得能力，类似于巴甫洛夫的“老鼠按杠杆

    实验”中的激励机制。

    乔姆斯基认为，大脑中有专门的语言装置，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

    具有掌握人类一切语言的能力，在两三年间由外部环境给语言装置设定

    特定的参数，于是人就具体掌握了一门语言，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幼

    儿时期学习语言特别快。他完全不接受斯金纳的说法，觉得特别荒唐。

    在短时间内学习那么复杂的语法岂能是这么简单的激励机制理论就解释

    得清楚的？

    乔姆斯基的理论获得人们的广泛接受，这就意味着遗传的重要性被

    普遍接受。所以，很少有人有兴趣去探索语言习得最终结果的差异性，也很少有人对这件事表示支持。总体而言，针对中产阶级家庭婴幼儿的

    语言习得研究居多，人们似乎认为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适用于所有孩

    子。很少有人去跟进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即使乔姆斯基获得了大众的认

    可，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争论消失殆尽，我就亲耳旁听过苏珊·戈尔丁·梅

    多的学生围绕儿童语言发展展开的激烈辩论。从这点上讲，我们要感谢

    哈特和里斯利，因为正是他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开始关注早

    期语言环境对儿童智力发育的重要影响。

    托德·里斯利：老老实实收集数据，认认真真做好研究尽管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非常赞同“科学的目的在于服务社会、解决人类的问题”这一说法，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俩似乎反其道而

    行之。他们不肯完全接受大众公认的“科学”的东西，为了找寻答案，开

    展了里程碑式的、举世瞩目的研究。这或许就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

    “应用行为分析”指通过分析人的行为解决社会问题。托德·里斯利

    是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干预来规范人们的

    行为。他的同事兼挚友詹姆斯·谢尔曼(James Sherman)曾这样评价

    他：“托德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有一双慧眼，他可以透过复杂的现象直视

    问题的关键，进而将这些问题漂亮地解决掉。”换句话就是说，里斯利

    对于人类错综复杂的行为已经有了一套很清晰的思路。

    贝蒂·哈特：最佳拍档

    史蒂夫·沃伦说贝蒂·哈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20世纪70年代，她是

    托德·里斯利的本科学生，当时的她内敛而羞涩，黑框眼镜下隐约可以

    看见她清瘦的脸庞。成为同事后，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是研究所里

    的最佳拍档。贝蒂·哈特亲切地称托德·里斯利为“里斯利博士”。贝蒂·哈

    特生活中特别平易近人。在工作中，她一丝不苟。学者身份造就了她对

    研究近乎苛刻的一面。她追求细节，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精确的数据。如

    此求真务实的精神让她的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1982年，托德·里斯利

    离开堪萨斯，回到他在阿拉斯加的老家“里斯利山区”，在安克雷奇阿拉

    斯加大学当了一名心理学教授。自从他走后，研究的重担自然落在了贝

    蒂·哈特身上。

    3000万词汇差距初现

    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主要由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

    决定。来自各个阶层的42组家庭被选中参与此次的研究工作，其中处于

    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13个，处于中等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10个，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有13个，还有6个家庭处于贫困水平。研究

    者将持续关注孩子们从9个月到3岁的成长状况。有稳定的家庭作为研究

    对象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些家庭有固定电话可以供我们联系，有固

    定的居所，并且愿意在未来的几年里住在这个区域，不搬走。

    原本该项目选了55组家庭，但后来有4家搬走了。研究者不得不中

    断观察研究和数据收集。其实，这几组家庭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数

    据对后续研究特别有益。由于个别家庭的不稳定，研究在一开始进行得并不那么顺利。

    哈特和里斯利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只能从每天获得的零散信息入

    手，因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到底孩子们

    一天中的哪一个部分对词汇积累有用，所以我们只寄希望于每天获取更

    多的信息，这样才更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的可能性。”

    研究整整进行了三年。这三年中的每个月他们都会举行将近一小时

    的研讨会，整个会议的情况他们用音频和笔记记录下来了。一切为了孩

    子，为了一切孩子。哈特和里斯利组建的这个团队非常了不起，他们把

    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该项研究中，三年里没有一个人请过一天假。三

    年的努力和付出后，他们又开始了第二个三年的工作——对收集的数据

    进行细致观察和分析。哈特和里斯利最终得出了研究结论。

    计算机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信息的瞬息万变，如今只需轻点鼠标，我们就可以即刻搜索到想要的答案。但在当时，哈特和里斯利却花了整

    整三年的时间两万个小时去分析那些复杂的数据，想想都觉得不可思

    议。

    其实，大部分工作是由哈特完成的，托德·里斯利曾经开玩笑地把

    她称作“工头”。但是在我看来，贝蒂·哈特就是个无名英雄。正是由于

    她对科学精益求精的态度，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这

    些数据是研究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资源。我个人认为除了哈特和里斯

    利，再无他人可以完成如此工程浩大的研究。哈特和里斯利才是真正的

    天才!

    尽管哈特和里斯利的初衷是为了寻找“差异性”，但是他们最受瞩目

    的研究成果却是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相似性”。

    哈特和里斯利说：“在发展的过程中，每个孩子的相似性逐渐显现

    出来。我们明白我们应该看到孩子们在同一件事情上的表现。”

    孩子们的家长也有相似之处。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各个家庭

    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比如，孩子们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有了共同的

    文化认同。他们会引导孩子们说“谢谢”，询问孩子“要上厕所吗？”哈特

    和里斯利的报告显示，尽管家长们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同，但他们都想做

    正确的事，把这些顽皮的小家伙教育好。这会耗费他们很多精力，但他

    们愿意努力去做。哈特和里斯利在报告中写道，我们惊奇地发现父母天生具备规范孩

    子们的能力，这样的规范本身就为孩子们的语言学习提供了最佳条件。

    最终，我们跟踪的所有孩子都学会了交谈，和家庭成员能愉快地交流互

    动。这些能力是一个孩子入学前应该具备的。

    然而，从数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差异。比如从研究一开

    始，我们就发现每个家庭里面父母说话时使用的单词数量会不同。通过

    半年的观察和数据收集，研究者估算出了每个家庭和孩子对话的时间。

    当然，研究小组也曾在轮流走访中遇到一些相对“沉默”的家庭，父母和

    孩子几乎“零交流”。在一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发现有的家庭花了至少40

    分钟的时间和孩子对话交谈，而有的家庭仅花了20分钟。

    久而久之，家庭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惊人。这同样也与每个家庭的社

    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有关。在一个小时内，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平

    均听到的单词数量是2000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听到的单词仅仅只有600

    个。另外，父母对孩子的回应也是有很大差异的。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家

    庭中，父母每小时对孩子的回应有250次，但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

    中，父母对孩子的回应每小时不到50次。就拿家长对孩子的口头批准来

    说，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每小时会听到大约40个口头批准，然

    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听到的口头批准只有4个。

    我们可以根据前八个月父母对孩子说话的量，预测到孩子三岁时父

    母能对孩子说多少话。因为在研究的各个阶段，我们得出的数据是有一

    定的一致性的。换句话说，从研究初期到研究结束，善于和孩子交流的

    父母会继续和孩子保持着非常好的互动，而那些不善言辞的父母，即使

    孩子自己都会讲话了，他们同样不怎么爱和孩子说话。

    孩子早期听到语言的多少真的可以影响他最终学习能力的高低吗？

    所有数据帮我们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研究团队付出了三年的

    时间，历尽艰辛，得出的研究报告无一例外地证实了这一点，可谓颠覆

    了传统。是的，社会经济水平、种族、性别、出生顺序都不能成为影响

    孩子学习能力的关键因素。不管这个家庭是富有还是贫困，语言环境都

    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早期的语言环境才是影响孩子最终学习能力的关

    键，即，父母应该对孩子说多少话，应该怎么和孩子说话。孩子感受到

    父母的语言越多，语言能力会越好，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

    没有太大关联。就这么简单。我们得出的研究报告如图2-1所示。图2-1 研究报告

    真正的差异

    智商

    词汇量

    语言处理速度

    学习能力成功能力

    潜力

    大脑掌握思考和学习的区域在孩子前三岁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通

    过科学研究，我们了解到语言发展是大脑发育的开始。父母对孩子说了

    多少话以及父母如何对孩子说话是影响孩子语言发展的关键因素，其重

    要性不言而喻，如果错过，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当哈特和里斯利

    检查这些数据时，他们一致认可良好的早期语言环境对孩子的发展有积

    极影响，恶劣的语言环境则产生消极影响，包括孩子对词语学习的消极

    影响。甚至会影响到孩子三岁时的智商。

    “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家长与孩子的对话越多，孩子词汇量增长得

    会越快，孩子三岁后测试出来的智商会越高。词汇量的确对孩子非常重

    要，但如果强制或禁止孩子接收词汇反而会扼杀孩子的语言学习能力。

    有的家长刚和孩子聊上，就开始使用一些强制性的语句，如“不要”“停

    下来”“不行”等。这就是我们曾经亲眼目睹过的在孩子语言学习过程中

    比较失败的例子。”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对语言学习和智力发育是有好处的。一个因素是

    父母用不同类别的词汇对孩子说话。如果父母给孩子说的单词种类本来

    就少，那就不要指望孩子到三岁时能说出丰富类别的单词来。另一个因

    素就是全家人有一起聊天的习惯。哈特和里斯利发现一对不善言辞的父

    母是不可能培养出一个能说会道的孩子的。

    “我们看到孩子们长大后的言行会和自己的父母很像。甚至在孩子

    完全会说话后，他善不善谈就要看他父母在家如何表现和示范的了。”

    哈特和里斯利在理论上早就预测到儿童早期语言能力对孩子入学后

    学习能力的影响，果然，最终他们对预估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当他俩和

    戴尔·沃克(Dale Walker)教授时隔六年后再次对孩子们进行回访时，他们发现孩子目前的词汇量、语言能力和学习成绩就是他们几年前预测

    的那样。

    研究最终的结果表明，影响语言能力、学业成绩和智商的因素并不

    是社会经济地位。哈特和里斯利开创性的研究用确凿的数据说明了儿童

    早期语言学习效果的确会影响其入学后的学业成绩，也就是说，错过对

    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培养就可能造成孩子以后在学业上和其他同学有差距。然而，这些数据乍一看，好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孩子的学习能

    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似的，但在结合儿童早期语言学习的经历进行仔细

    分析后，他们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一定影响力，但它并不是绝对

    的。

    他们发现了孩子入学后学业成绩有差距，这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

    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发现，因为可以通过研究项目去解决

    它。

    研究结果可信吗

    我向我的朋友兼同事弗拉维奥·库尼亚(Fl醰io Cunha)博士提出了

    这个问题。库尼亚是莱斯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贫穷的成因及后果是他

    的研究重点。除了经常被人们称赞“聪明”以外，弗拉维奥·库尼亚还是

    一位非常友好的人，身上具备了许多美好的品格。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教授的追随者(后者科学地论证

    了幼儿期投资会节省大笔社会成本)，弗拉维奥·库尼亚对哈特和里斯

    利的研究做出了如下评估。

    库尼亚认为，这项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哈特和里斯利仅通过30份的一

    小时录音样本就确定了孩子的整体词汇量。“这就好比我只研究了这一

    本书，我就说你的词汇量只有你在这本书里所使用的词汇那么多。”此

    外，虽然所有的录音时间都一样长，但由于有些孩子说话的次数较少，也就无法准确知晓这些孩子还知道多少其他词汇。能够判断出父母讲话

    的影响更为重要，是因为如果父母在家里讲得多，孩子就会有更多的反

    应，而如果父母讲得少，孩子的反应就可能会相应地减少。而在哈特和

    里斯利的研究中，与其说录音是对习得词汇量的评估，还不如说它指出

    了父母的语言是如何刺激孩子讲话的。

    但弗拉维奥·库尼亚认为，确实存在两项关键要素使哈特与里斯利

    的研究结果具有可信度：研究采用了智力发展的既定标准，包括斯坦

    福-比奈智力量表和更重要且已经得到证实的长期追踪数据。哈特与里

    斯利的研究和结论有力地验证了早期语言对入学准备和长远成就的影

    响。

    但是，是否一项历时两年半，仅包含42名孩子，且每名孩子每月只

    观察一小时的研究就能得出如此有说服力的结论呢？每名孩子的31个小

    时研究时间是否能代表那个孩子清醒时的15000个小时的情况呢？重要的是，31个小时的研究真的能预测孩子的未来吗？

    这是不是就是马克·吐温所说的“世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荒谬的

    谎言及统计学”呢？

    哈特与里斯利总体的研究目标是了解孩子幼年时存在的因素是否与

    孩子后来的学业表现有关。如果有关，孩子最终的学术成就是否能通过

    一项设计完善的程序得到提高呢？更确切地说，哈特与里斯利想要了

    解，在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孩子的早期经历中，是否存在某种让他

    们学习成绩优异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却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所缺乏的。

    最初，有人担心对数据的广义解读偏离了数据的实际范围。在《早

    期的灾难》(The Early Catastrophe)一文中，他们引用了这样一句

    话：“研究者们提醒大家不要将他们的发现推及那些他们的研究所没有

    涵盖的人和情况。”不过，最终哈特与里斯利同意，他们的数据证明了

    早期语言经历可以预测孩子的最终学业成就，这甚至意味着他们项目中

    的问题很有可能得到改善和解决。

    实际上，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可能低估了其发现的重要性。为

    了使研究具备“永久性”和“稳定性”，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包含被威廉·朱利

    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称为“真正的劣势阶层”的那些

    人。也就是雪莉·布莱斯·希斯(Shirley Brice Heath)于1990年所说的那

    些“几乎一言不发地与单身母亲生活在公共住房里”的孩子们。如果研究

    中涵盖了这一社会阶层的孩子，哈特与里斯利可能就会发现，词汇量的

    差距不止3000万。

    是否与数量有关

    即使没有科学的证明，我们凭直觉也知道，向孩子说3000万次“闭

    嘴”也不会帮助他成为一名聪明、有所作为且稳重的成年人。哈特与里

    斯利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在词汇数量多的家庭里，还存在诸如语言更丰

    富、更复杂和更多元等要素。特别重要的是，还存在“肯定反馈”这一特

    点。那些家庭的孩子听到的语言更积极，更具有鼓励性。意识到了数量

    和质量的相互作用，哈特与里斯利把他们的书名改成了《意义深远的差

    距》(Meaningful Differences)。

    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回答了另一个问题：说话多的家庭是否会自然

    而然地使用更丰富的语言。数据表明，语言的数量推动着语言的质量。父母说得越多，词汇量就会越丰富。也就是说，不管父母的社会经济地

    位如何，如果父母受到多说话的刺激，他们的语言质量也会相应地有所

    提升。里斯利说：“我们不必要求父母对孩子说不一样的话，我们只需

    要帮助父母多说话。”而剩下的就不需要父母操心了。

    坦普尔大学心理学教授凯西·赫胥-帕塞克(Kathy Hirsh-Pasek)和

    特拉华大学教育学教授罗伯塔·格林考夫(Roberta Golinkoff)证实了语

    言质量的重要性。两位教授的研究重点是了解婴幼儿如何学习语言。他

    们与同事劳伦·亚当斯教授和罗杰·巴克曼教授合作发现，语言质量很重

    要，原因是语言质量能让孩子接触到更多的各种各样的词汇。赫胥-帕

    塞克教授称它是早期语言学习沟通基础中的关键因素。被赫胥-帕塞克

    教授比作“对话二重奏”的沟通基础具有三个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与母亲

    和子女的共享互动有关，但与孩子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没有关系。

    ·符号参与的共同注意力： 母亲和孩子在分享某一活动时使用有意

    义的词汇和手势。

    ·沟通的流畅性与关联性： 连通母亲与孩子的互动流程。

    ·日常惯例与固定活动： 例如玩“我先你后”的游戏，或者进行做饭

    或就寝等日常活动。

    赫胥-帕塞克教授说这些沟通要素共同构成了语言学习的最佳环

    境。她还强调说，该领域其他人的研究成果让她的工作有了提升。

    数量与质量的紧密联系以及闲谈的重要性

    在哈特与里斯利的《意义深远的差距》一书中，除了讨论词汇的数

    量以外，词汇的功能也获得了肯定。哈特与里斯利按功能将它们标注

    为“事务型谈话”和“其他谈话”。事务型谈话“实现了生活中要做的事

    情”并向前推动生活，而其他谈话则是自发的“闲谈”，属于锦上添花。

    事务型谈话如：

    “下去吧。”

    “把鞋子穿上。”

    “把晚餐吃完。”其他谈话如：

    “这棵树真大!”

    “冰淇淋真好吃。”

    “妈妈的小男子汉是谁呀？”

    哈特与里斯利帮助“其他谈话”(自发的闲谈)获得了应得的关注。

    在那时候，除了像哈佛教授凯瑟琳·斯诺(Catherine Snow)那样有先见

    之明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人仔细思考过母亲对她正在吃苹果的两岁孩子

    的唠叨，或者换尿布时母亲走音的歌声：“妈妈的臭宝贝是谁呀？”但

    是，哈特与里斯利却发现了孩子早期语言环境的显著性差异。各个社会

    经济阶层的所有孩子必须完成生活中要做的事情，也就是必须“坐

    下”“去睡觉”“吃晚饭”。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经历过自然发生的打

    趣，而这种有趣的你来我往对孩子的发展具有非常丰富的影响。

    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也慢慢变得明显。虽然由各个社会经济群体发

    起的所有类型的谈话在数量上都相对均等，但对于谈话的延续性，也就

    是语言的反复，其中的社会经济差异也很明显。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

    倾向于在他们发起的谈话中持续进行反复的语言互动。而社会经济地位

    低的家庭从开始讲话到结束的时间很短：一方说话，一方给出反应，除

    此之外再没别的内容了。这种差距非常重要，因为大脑进行丰富发育的

    必需营养素包含在“其他谈话”中。哈特与里斯利将这种母亲与孩子间的

    语言互动称作“社交舞蹈”。互动中的每一个步子、每一个反应都增加了

    语言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会进一步加强孩子的智力发育。

    对于我来说，最关键的差距是对肯定语(“做得好!”)和禁忌语

    (“住手”)的使用。

    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会训斥孩子，但频率远远低于社会经济地位

    低的群体。贫困家庭的孩子每小时听到的负面语言是脑力劳动者家庭孩

    子的两倍多。这种差距会因孩子听到的词汇总量的不同而变得更大。原

    因是在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中，孩子听到的词汇总量要少得多，禁忌

    词和负面词汇与积极和肯定词汇的比例也较高。

    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发现，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的孩子，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孩子更不容易听到“你是对的”“很好”“你真聪

    明”等口头鼓励。而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每小时会听到30个肯定词，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的两倍，接受福利救济家庭的孩子的五倍，如表

    2-1所示。

    表2-1 “你真棒你是对的!”VS.“你真差劲你错了!”(一年内)

    注意，对于脑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和接受福利救济的孩子，他们受

    到的称赞与批评的比例是相反的。哈特与里斯利对孩子们四岁时的情况

    进行了推测，如表2-2所示。

    表2-2 “你真棒你是对的!”VS.“你真差劲你错了!”(四岁时)

    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解，你可以想象自己受到了两种不同类型话语的

    影响。当你不断地听到“你错了”“你真差劲”“你永远都成不了事”这样的

    话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不管你的父母实际上有多么爱你，都很

    难克服这种童年阴影。

    信念差距和成就

    对于芝加哥大学特许学校的首席执行官肖恩·埃文斯(Shayne

    Evans)来说，“信念差距”是贫困孩子缺乏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

    不足之处，这不断得到证实。如果有人不断地告诉你“你一文不值”，尤

    其是对你说这种话的人是你相信的人，你会相信自己真的一文不值吗？

    肖恩·埃文斯认为孩子们不仅仅会从父母那里听到这种话，学校、老师

    和社会也会对他们说出同样的话。肖恩·埃文斯的目标是为这些学生建立“一种新常态”。在一个人人

    都强调大学学历的环境中，无论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状况或其他传统限

    制因素如何，埃文斯都坚称：“作为教育者，我们的工作是帮助那些学

    生克服所有的障碍。”

    3000万词汇包含重复语

    虽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和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之间存在巨大

    的差距，但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哈特与里斯利的研究说明的问题：从社

    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家庭开始至中产家庭、低收入家庭，差距逐渐变大，到接受福利救济的家庭时这种差距达到最大。虽然脑力劳动者家庭和中

    等收入家庭之间的差距并没有3000万词汇量那么大，但2000万词汇量的

    差距还是存在的。

    还需强调的是，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3000万词汇量，但我们谈论的

    并不是3000万个不同的词汇，而是说话的总量，包括那些重复的话语。

    鉴于《韦氏新国际英语词典(第3版)》(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中只有348000条词条，而最新的《牛津英语词

    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也仅收录了291000条词条，“3000万词

    汇量”将是一个非凡的壮举。

    哈特与里斯利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先驱者。然而，他们是两位最早

    研究早期语言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与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之间巨大

    差距的人。最终，哈特与里斯利完成了他们最初的目标：指出从出生开

    始需要进行哪些干预来帮助危险儿童变得沉稳且有所作为，以发挥他们

    的潜能并改变他们的生命历程。

    大脑和语言处理速度

    为什么“刺柏花园儿童项目”中的孩子没有在学业上得到提升呢？斯

    坦福教授安妮·弗纳尔德(Anne Fernald)在语言处理研究中就此给出了

    深层次的原因。她解释说3000万词汇量的鸿沟实际上与大脑及大脑发育

    有关。

    当哈特与里斯利向“刺柏花园儿童项目”中的孩子灌输词汇时，他们

    似乎找到了一种改善不良学业预测的方法。起初，项目看起来前途美

    好，但最终，项目中的孩子与进入学校的其他危险儿童并无差别。哈特

    与里斯利一开始不了解，直到完成研究后他们也不明白，虽然孩子们只有四五岁，但是已经受到了早期不良的语言环境的负面影响。尽管可以

    将词汇输入孩子们的大脑，但是那些词汇却不能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

    因为早期的不良语言环境已经对他们大脑的语言处理速度产生了影响。

    弗纳尔德教授所说的大脑语言处理速度指的是人们“学到”一个已知

    词汇的速度，也就是你熟悉并弄懂这个词汇的速度。例如，我向你展示

    一张鸟的图片和一张狗的图片，然后让你看鸟的图片，你会花多久时间

    反应过来并看向鸟的图片而不是狗的图片呢？

    这个过程对学习来说至关重要。事实上，这个过程具有双面作用。

    如果你硬要拼命认出一个你知道的词汇，你就会错过它后面的词汇，从

    而导致学习变得极度困难。

    最好的例子就是外语交谈。安妮·弗纳尔德举了一个美国学生的例

    子。这名美国学生在法语考试中得满分，之后她去了法国。当她和刚认

    识的法国巴黎人进行交谈时，整个对话的过程很自然，并不是她所熟悉

    的和法语教授之间的对话。她发现她必须“抓住”每个半生不熟的词汇并

    弄懂它们，但当她弄懂以后，对话却已经进行到下一个阶段了。安妮·

    弗纳尔德教授说这是证明“慢处理的代价”的最好例子。如果你硬要专注

    于某个词汇的含义，那么你也将错过它后面的内容。

    虽然在讲外语时存在困难，也发生了许多趣事，但是幼儿没有学习

    能力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安妮·弗纳尔德在实验室对蹒跚学步的儿童

    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稍不注意错过了句子中某个熟悉的词汇，孩子们

    就会难以弄清下一个词汇的意思。她说：“仅仅几百毫秒的优势就为你

    赢得了学习的机会。”而那些没有这种优势的人所承受的损失是不可估

    量且永久的。

    安妮·弗纳尔德也发现了哈特与里斯利曾发现的社会经济关系。在

    她的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的两岁幼儿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

    庭中的同龄孩子在词汇量和语言处理技能上存在着整整六个月的差距。

    弗纳尔德教授还证实，虽然数据表现出了明显的社会经济差距，但

    是这些差距并不是研究结果中最突出的部分。她在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低

    的家庭的孩子时发现，父母说话的多少也存在很大的变化：从每天670

    个词汇到12000个词汇不等。研究还发现，不考虑社会经济地位时，孩

    子早期所处的语言环境和语言处理速度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两岁时，听

    到很少谈话的孩子的词汇量较少，语言处理速度也较慢。而那些听到很多谈话的孩子则拥有较多的词汇量和较快的语言处理速度。这种情况适

    用于各个社会经济阶层。

    归根结底，一切都取决于大脑被词汇滋养的情况如何。第三章 神经可塑性：早期语言环境的决定性影响

    生物学给予了你一个大脑，而生活将其转化成了思维。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Jeffrey Eugenides)

    《中性》(Middlesex)

    在四岁的时候，我们生理大脑的很大一部分就已经完成生长发育

    了。尽管我们在孩提时代的学习非常轻松，但是根据在最初的几年中所

    发生的事情，我们的一生已经因预言背负重担。为什么会有这样痛苦的

    真谛呢？因为每次孩子都没有发言权，“嘿，你又犯错了!”“多跟我说

    说话!”“请好好跟我说话。”尽管一个孩子在刚出生的三年中非常饥

    饿，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他可能会侥幸存活，但是绝不能长到他

    应有的身高。尽管一个非常渴望语言的孩子能够侥幸存活，但是在学习

    方面会有很大的困难，并且也绝不可能达到他应有的智力水平。

    科学已经证明上述内容。安妮·弗纳尔德精心的研究表明那些早期

    语言环境中比较贫乏的孩子对语言的处理速度会更慢，而且效率也更

    低。通过让学前儿童参与他们的研究项目，哈特和里斯利发现通过强化

    词汇介入，这些儿童在学习能力上并没有表现出差异性。他们的介入非

    常有效，但是如果早期语言环境不太理想，从而对大脑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那么是无法改善的。

    要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大脑，这个我们最独特的器官是

    如何发育的？早期语言环境会如何塑造一个人？

    儿童大脑的后天发育

    大脑和人体其他器官相比，是那么的与众不同。一个人即使是出生

    后，他的大脑都还处在不断的发育中。

    心脏、肾脏，以及肺的功能在人出生之日以及整个一生都是不变

    的，但是大脑几乎完全依赖于它所遇到的事情，直至发育完全都是如

    此。新生儿大脑就是正在快速、错综复杂生长发育的智慧核心。

    出生后几年的短时间内，将形成一个非常强大或是惊人羸弱，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脑回路，它会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学习与成就。那么决定

    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遗传基因、早期经历，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终

    生影响。的确是这样，不过有好也有坏。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主任杰克·宋可夫(Jack Shonkoff)博士把儿

    童大脑的发育比作构建房屋。杰克·宋可夫博士说：“‘基因’为大脑的发

    育提供的基本的规划，正如建筑师为构建房屋提供的施工蓝图。基因规

    划为神经细胞的相互连接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为大脑建造‘提供’了初始

    构建规划。”这最终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大脑发育的独一无二性。

    比如，在经济学方面，我绝对没有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那

    样聪明，不管我早期的经历怎么样，一个人到达不同潜力的高度与脑半

    球的潜力大小是有关系的，然而决定我们各个脑半球潜力的是基因潜能

    性。

    杰克·宋可夫说在建造房屋时，即使是最强大的蓝图也无法弥补不

    合格的材料，即使有熟练的建筑师或帮手也难以达到预想效果，房屋也

    绝不可能成为其预期的样子。这个比喻也适用于儿童大脑发育。所有的

    宝宝有个共同点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完全地依赖于他人。传统意义

    上，牛奶被视为营养所需，能够满足生存与成长所需。我们直到现在才

    明白，除了身体成长所需食物之外，我们也同样需要最佳的社会营养才

    能有效保证智力发育。这两种需求都绝对地依赖于照顾者。

    社会营养的重要部分，即稳定性，已被视为大脑获得最佳发育的必

    需品。发育中的大脑对环境中的所有刺激因素都有着高度的敏感性。相

    关研究表明，在婴儿时期，一个充满了持续高强度压力的“有毒的”环

    境，会让宝宝产生内在紧张源。这些紧张源代表着宝宝大脑发育最初的

    遗传因素，需要大脑集中注意力，向学习方面转移。当然，有些压力是

    所有人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如宝宝断奶或是宝宝睡觉前哭闹不停。但

    是，当压力水平持续攀升，居高不下时，“压力荷尔蒙”，比如皮质醇就

    会渗透婴儿或是儿童的大脑，最终因压力使大脑构造发生永久性的改

    变，这将导致孩子的长期行为问题、健康问题以及学习困难。

    因此，如果一个孩子生长在没有慢性压力的环境中，他能以更具建

    设性、更积极的方式处理生活中的坎坷和挫折。

    在大脑发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宝宝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

    中包括语言环境。简短的“爸爸爱他的心肝宝贝”这样的话语片段，对于一个刚刚开始集中注意力的孩子来说真的很重要吗？是的，真的非常非

    常重要。在孩子咿呀学语的每个细小步骤中，“呜呜”“呀呀”“妈妈爱你

    哦”以及“好美味的馅饼啊”这样的话语连接着大脑数十亿的神经元，产

    生复杂的神经元回路，从而使孩子的智力潜能达到高潮。当这种情况达

    到最佳状态时，加上咿咿呀呀的细语、嘻嘻哈哈的笑声以及理想的温和

    平静的家庭氛围，大脑将发育得完美至极。然而，这些最佳条件缺失

    了，孩子早期语言环境将非常糟糕，大脑发育会遭受非常不利的影响。

    父母对宝宝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个前提下，词汇数量也是非常重要

    的。尽管有很多话语，但是它们对大脑的积极影响依赖于响应能力和温

    和度。

    静面实验(面无表情实验)

    对于视力发育，环境中的催化剂很容易理解：白天的光。对于大脑

    发育，环境所产生的细微差别则更多，也更为复杂。比如，一位妈妈对

    她的宝宝所回应的目光，爸爸从妈妈手中接过孩子，父母将杯子递给孩

    子的时候会说“果汁”，或是跟孩子玩躲猫猫时，孩子开心至极并发出咯

    咯的笑声。是的，孩子一生的学习、行为以及健康状况都建立在这种与

    父母积极的、相互回应的、礼尚往来的基础之上。从本质上来说，大脑

    发育的核心在于宝宝与一位有爱心，能做出积极回应的成年人之间的互

    动。

    马萨诸塞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爱德华·特罗尼克(Edward Tronick)

    曾在网络视频上完成了一个让人难忘的“静面实验”(面无表情实验)。

    这是个关于宝宝社交需求的例子，让人感触颇深。

    视频中，一位年轻的妈妈将她的宝宝扣在了一个很高的椅子上，然

    后跟宝宝一起嬉戏。然后妈妈突然背对孩子，当她再次转过来时，面部

    一下子犹如一张白纸，毫无表情。宝宝满脸茫然地盯着她，紧接着宝宝

    的面容如阳光般灿烂，他手舞足蹈，伸手蹬腿，尝试用各种方法引起妈

    妈的回应。当宝宝意识到这纯属徒劳时，便耷拉着小脑袋开始号啕大

    哭。这一幕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接着，我们看到妈妈开始焦虑，束手无策。最后，她苍白的面部又

    恢复到了之前慈爱温柔的妈妈的模样，宝宝也马上就又高兴起来了。

    现实生活中，慈爱温柔的妈妈很少玩这样的游戏，但是对于很多宝宝来说就是这样的道理，因为这不仅仅是游戏，更是他们的生活。长期

    生活在“面无表情”或更糟糕、充满愤怒或是怀揣敌意的环境中，这肯定

    是无法在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内就能用一个拥抱弥补的。正如之前提到的

    压力荷尔蒙一样，皮质醇开始浸入宝宝的大脑，这对宝宝大脑的核心区

    域极为不利，它将直接影响宝宝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行为能力、自

    我及情感控制能力、社交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状况。这样的消极影响是不

    可逆的。

    这再次证明了儿童的基因或潜力蓝图、与生俱来的天赋，实际上并

    非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是真相。在表观遗传学中基因受到环境影响的改

    变，向我们展示了尽管发育对本性没有促进作用，但是具有破坏作用。

    已经证明“有毒”的早期语言环境，包括高压环境能深层次对基因造成不

    利改变，从而永久性地影响大脑发育。有必要强调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

    是恒定不变、长期性的、永无休止的压力，而非偶尔的不如意，如疲惫

    不堪的妈妈或是爸爸对孩子的喋喋不休：“宝贝，现在都凌晨两点了，求求你赶紧睡觉吧，我都已经困得不行啦!”

    父母应尽量增强儿童脑回路构建

    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千亿条神经元潜能，能转化成诸多不同

    的潜力。但是，如果没有关键性的类神经连接，那一千亿条神经元也就

    毫无意义，就像没有连接线的独立电话亭一样。相反，如果这些神经元

    能达到最佳状态的连接，那么它们连接其他神经元的高速信号就会使得

    大脑发挥其魔力。我们每个人从呱呱坠地到三岁时，大脑每一秒都会产

    生700～1000条额外的类神经连接。让我重复那个数字：宝宝一出生，每一秒都会产生700～1000条额外的类神经连接，其带来的影响让人难

    以置信，错综复杂的大脑回路便是大脑的构造，从而影响我们所有的大

    脑功能，包括记忆力、情感、动手能力，当然还有我们的语言能力。

    但是，事实证明在最初的三年中，类神经连接的爆炸性丰富程度是

    非常大的。如果继续保留这样的爆炸性丰富度，那么大脑将混乱地超负

    荷运载着刺激因素以及刺耳的噪声。所以，通过一个叫作突触削减的过

    程，我们非常聪慧而稚嫩的大脑便开始削除那些不必要的类神经连接，淘汰那些较弱或是不常使用的，将那些常用的类神经连接微调为具有特

    殊专门功能的区域。

    在这期间，当重要的类神经连接得到创造和巩固时，技能构建以及

    语言学习的潜力会变得尤为惊人。大脑将不会再有相同程度的神经可塑性，也就是应对不同环境的惊人的灵活性。但是，当机会减少，大脑开

    始删除那些不用或是很少使用的类神经连接时，适应性的潜在领域会在

    很大范围内缩减，从而做出新的付出与努力，比如，当你变老时，学习

    一门新的语言会日渐感到力不从心。不过杰克·宋可夫(Jack Shonkoff)

    博士也说：“这是一个充满机遇与弱势的双重时机。”

    阿卜杜拉

    阿卜杜拉，是当地一所社区大学里的一名20岁的耳聋学生。他来找

    我咨询过耳蜗植入的事情。我们七个人，我、阿卜杜拉、他巴勒斯坦籍

    的移民父母、弟弟穆罕默德、两名翻译(一名手语翻译，一名阿拉伯语

    翻译)一起密密麻麻地坐在诊断室。穆罕默德，是诊室内唯一一名不用

    翻译的人，他能巧妙避免干扰，在英语和阿拉伯语之间自由切换，毫不

    吃力地比画着手语。穆罕默德仅仅九岁，有着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一

    脸婴儿肥，以及充分的自信，毫无疑问，他的自信源于他父母以及哥哥

    内心的鼓励。穆罕默德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和英语，而且还非常熟

    悉手语，是最优神经可塑性的一个典范。他跟他的家人来诊断室，是因

    为阿卜杜拉最近决定植入人工耳蜗。

    “合乎实际的期望”，我们在人工耳蜗植入方面所讨论的成功的可能

    性，是我诊治像阿卜杜拉那样年龄较大的患者的必要部分。这依据神经

    可塑性的程度、大脑形成新的学习方面的类神经连接的能力或其中的欠

    缺。对于阿卜杜拉，由于其年龄问题，他有可能再也说不了话，或是理

    解口头语言，或是正常做事，还可能听不见。可能手语将会继续成为他

    的交流方式。他“合乎实际的期望”很可能是听到头顶的飞机、门铃、洗

    手间冲水的声音和雨滴敲打窗户的声音。但是，要听见这些声音并明白

    它们的意思是两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的大脑，我必须向这个充满期望

    的家庭解释清楚，已经过了关键语言期。

    他的父母非常耐心地听我说，阿卜杜拉和他的弟弟也是如此。最

    后，他的母亲通过阿拉伯语翻译说：“医生，我非常希望你能帮帮我的

    儿子”。由于被纱丽遮盖着，我只能看到她的两只眼珠，但是我能从中

    看出她的渴望远远超过语言所能表达的程度。我的解释、我对“合乎实

    际的期望”的描述都无法比拟她内心的渴望。如果她的第一个孩子有了

    听觉能力，难道他还不能自动理解自己所听到的内容吗？或是能开口说

    话？这次我跟她说，她是一名独一无二的母亲。我解释道，这就像我为

    了学阿拉伯语去巴勒斯坦一样。尽管我可以听到我周围的人说这种语

    言，但我并不明白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听到”和“听懂”是两码事。我接着说：“穆罕默德，你得过来给我们翻译一下。”她看着穆罕默德，会心

    一笑。现在她终于明白“听得到”不等于“听得懂”了。

    阿卜杜拉，一个可爱的年轻人，非常聪明，比起我那些小患儿，他

    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作为他坚强的后盾。遗憾的是，他失去了神经可塑

    性，也就是说，他失去了他们现在本应具有的听觉潜力。

    时机决定一切。

    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

    视觉系统是人类的最佳学习领域之一。

    当我们看到某些事物，包括形态、颜色、细节以及深度时，我们所

    觉察的形象是大脑对我们双眼视网膜所捕获形象的再造。并且，正如大

    脑功能一样，视力也是一项出生后才能完全发育的能力。在一生的最初

    几个月内，宝宝只能看到8～10英寸 [1]

    距离范围内的事物，并且只能勉

    强协调他们的双眼。但是，几个月后，他们的协调能力会惊人般地得到

    提升，并且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深度、色觉，以及对世界的视觉赏析能

    力都会得到开发。

    但是，跟语言一样，视敏度对环境也有依赖性。简言之，为了看清

    事物，宝宝需要有能够看的东西。

    那么，当没有视觉环境，比如宝宝出生时的视觉系统“关键时期”双

    眼就被乳白色的薄膜所覆盖，会发生什么呢？确切来说，大脑的其他功

    能会有什么变化：大脑进入其“用进废退”模式，并开始修剪过程，淘汰

    掉那些未使用或是脆弱的类神经连接，这种情况下，首当其冲的是那些

    很少被刺激的视觉受体。结果就是宝宝的视力一直都不好，即使最终薄

    膜被移开了。

    在20世纪早期，这种情况非常明显，眼科医生发现，如果对天生就

    患有白内障的宝宝做手术，可以完全恢复其视力功能，且没有永久性不

    良后果。但是，他们在对那些超过八岁的孩子做白内障手术时，发现儿

    童的眼睛看起来会较为正常，不幸的是，他们的视力问题依然会困扰他

    们终生。与人工耳蜗植入一样的道理，这也是时机的问题。

    那么最本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托尔斯腾·威塞尔(TorstenWiesel)和戴维·休伯尔(David Hubel)的解释使我们对大脑可塑性的

    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因发现了“大脑中最为严守的秘密之

    一”，在1981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20世纪50年代，休伯尔与威塞尔开始对猫和猴子的单体神经元活动

    进行估量。除了概念化研究，他们还必须创造新的仪器来测量动物对所

    看到的事物所做出的反应。非常聪明，也具有创造性，他们的新方法中

    包括将受试猫“用电帽子进行装饰，在一个显示所有类型视觉图像的屏

    幕前面，尝试着找出能够哄诱单个神经元的刺激物，使其发挥功效”。

    图像，或正如故事所言，包括了两只踱步曼舞的猫和女性的性感图片。

    休伯尔写道：“当谈到纯粹的快乐时，我们的领域便很难攻破，我们也

    尝试着保守那个秘密。”

    休伯尔和威塞尔一直在视力方面苦心钻研，他们的开创性研究改变

    了我们对大脑的理解。诺贝尔奖的得主神经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漂亮又简洁地描述了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当一位同行科学

    家，将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工作说成是“有限的生物普遍性”时，坎德尔回

    应道：“你没错……这只能有助于解释大脑的功能运作。”

    时机决定一切

    正如你在会走路之前，绝不会奔跑，直到你听到且理解了某个词之

    后才会说出这个词。错失良机，对于一项技能而言，是非常严重的，因

    为在大脑的发育过程中，基本的能力是获得一项更加复杂的技能的前

    提，每项技能都犹如修建一幢大楼，必须修建好了一个街区才能更好地

    修建下一个。换言之，大脑发育以等级的形式出现，具有为更加复杂的

    技能所依靠的基本能力。因此，为了一项“简单的”技能而错失这扇良机

    的窗户，具有广泛的含义，因为进行新的学习时，可能会越来越困难。

    在语言的自然增长方面，这点尤为关键，在最初的三年内，除了有助于

    构建词汇与交谈技能，语言还为社交、情感以及认知能力的开发奠定了

    基础。

    早期语言环境不足的典型例子是那些天生就失聪的青少年，尽管对

    于他们的父母而言，他们很可爱，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使用手语的能力。

    这些青少年的生活通常表现出非常惊人的差距。

    表舅的故事我妈妈的表弟出生于1948年，先天就严重丧失了听觉能力。我依稀

    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收到了他冗长的、似乎毫无边际的手

    写生日贺卡，而我几乎都不会瞥一眼。如果没有随带礼物，那么贺卡对

    于一个只有九岁的孩子来说，几乎是毫无意义的。最近，当我妈妈在阅

    读这本书早期的初稿时，她偶然想起了她在大学当老师的舅舅和舅妈，他们一家已经从匹兹堡搬到了圣路易斯，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他们的独

    生子能够上圣路易斯聋哑中心学校，这所学校专注于教授学生“口语”而

    不是手语。我很快通过中心学校的档案馆找到了他，我突然发现远房表

    舅竟然有着一双蓝棕色眼睛，这是瓦登伯格氏症的表现。我的病人米歇

    尔也有着明亮的宝石蓝眼睛。但是跟米歇尔不同的是，我的表舅很幸

    运，他的家境宽裕，父母宁愿为了他的教育举家到异地生活。凑巧的

    是，40年后，我在他曾经就读的这所沿街学校实施了人生中第一台人工

    耳蜗植入手术。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过着怎么样的生活？

    尽管我妈妈也不太清楚她表弟之后的状况，但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生

    活的不易。妈妈不知道他的文化水平如何，直到几年前他们才开始通

    信。如果他如普通的双耳失聪的儿童在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出现之前就能

    听见父母的声音，那么不管父母有多大的优势，他现在都应该有四年级

    的知识水平。尽管这在那个年代非常典型，但是这并不能反映出出生时

    的潜力。恰恰相反，他的潜力很有可能没有得到开发，因为他根本就听

    不见。从纯粹意义上来讲，他跟他的同伴一样，都是3000万词汇量差距

    的受害者。

    我表舅的经历说明这无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无关父母的意

    愿。相反，这关乎一个人成长中最重要的因素——父母的语言。如果是

    这样的话，我妈妈的表弟的人生道路本应是平坦的康庄大道。有必要强

    调的是表舅的生活的确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他缺少“词汇”的滋养。如

    果一个小孩子的一生缺乏词汇，不管他听力是否受损，将来他的口头表

    达能力或手语能力，都会受到永久性的不利影响。人工耳蜗植入为世界

    上所有像扎克那样的听力障碍者带来了声音和开发潜力的可能性，并且

    社会也是一个主要的捐助者。考虑到特殊教育、低就业，以及失业的成

    本，失聪是最昂贵的残疾之一。人工耳蜗植入可以避免那样的成本，但

    是正如我们从米歇尔的故事中所得知的，如果一把钥匙不用来开启一扇

    门，那么它的意义是不大的。

    听、读与学习能力学习阅读，对于那些听力正常的人而言，似乎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循

    序渐进的字母学习过程。要学习发音、单词的组合以及单词的意思。而

    对于那些失聪的人而言，阅读是极大的挑战。“挑战”只是一个委婉的说

    法，事实上，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试想，如果你只能阅读英文，而你必须学习那些自己压根儿就不懂

    的词语，而且还是用汉字写的，那么会是怎样的一种窘境？同样，要求

    失聪的儿童辨认书页上面的字母，将字母整合为单词，并且在从未听过

    的情况下，理解单词的意思。例如cat(“猫”)这一单词，非常简单，是

    吧？你知道c发k的音，a发a的音，t发t的音，那么你立刻就能将那些整

    合起来的声音等价于一只毛茸茸的发出“喵”声的小动物。

    但是，如果你从未听过字母c、a、t，不管是单个的字母还是整合在

    一起的发音，会怎么样？那些象征性的符号，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即使你生活在一个“cat”(猫)这一单词被世人皆知的国度，即使你能比

    画出“cat”这一小动物，那么当你看见c-a-t也无济于事。这就是失聪儿童

    学习阅读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荆棘之路。我们知道手语并没有太大帮

    助，因为手语只能通过动作指明意思，并不像英文那样用拼写表达意

    思。事实上，手语与英语是两门完全不同的语言，二者之间绝对没有任

    何联系。结果，当年幼的失聪儿童学习阅读时，他们会立刻处于将手语

    转化成英语的模式，而事实上他们却未真正听过英语或知道其发音。简

    单的陈述对他们来说比登天还难。

    我曾听说儿童在学校学习阅读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阅读来学习。三

    年级是关键性的一学年，儿童会在这一年中将书页上简单的字母如连珠

    炮一般脱口而出，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并从这些单词中积累知识。这

    是智力思维加工过程的开始，但这仅仅是针对那些能够有效阅读的人而

    言。对于那些不能进行有效阅读的人而言，三年级也非常重要，因为据

    资料记载，在这一年中，知识积累与智力成长会出现明显的下滑。

    心理学家吉斯·斯坦诺维奇(Keith Stanovich)将这叫作“马太效

    应”，因为它是根据《马太福音》中“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而命名的。换言之，享受充分教育

    的人会变得更加富裕，而教育匮乏的人则会更加穷困潦倒。三年级的阅

    读也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事实上，这也预言了高中毕业的学业状况。

    这一点对失聪的孩子同样重要。一个失聪儿童从高中或是大学毕业的可

    能性很明显低于一个没有听力障碍的儿童，当然这对就业的影响也是无

    可否认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失聪人士的低就业是极为常见的，这让人感到极为遗憾，而那些能够找到工作的失聪人士的收入也比那些没有听

    力障碍的人士少30%～45%。当你读到这些统计数据时，有必要记得我

    们并不是在讨论智力潜能的差距，而是在叙述我们绝不可能清楚一个人

    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儿童才是语言老师

    在最佳语言环境中，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大脑发育的其他方

    面，语言习得遵循的是技能——习得——技能的途径。每一次学习获得

    的能力都为下一个环节奠定了基础。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自然，让我们认

    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从婴儿开始听到一连串连续但不知所云

    的语音：

    “妈妈的小宝贝是谁呀？”

    每个单词分开来听就是：

    “妈妈的小宝贝是谁呀？”

    然后再对各个部分进行理解：

    “妈妈的”

    “小宝贝”

    “是谁”……

    到婴儿开始能够自己发出这些语音，并最终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一

    直是人类发展令人感到惊讶和深不可测的地方。当一个孩子出生在某种

    语言环境中，不管是坦桑尼亚的农村还是大城市纽约曼哈顿，其发展途

    径基本上是一样的。语言的输入、数量和质量都是大脑发育的主要促进

    因素。想象一下当你听到一句用你不懂的语言说出的句子时你会有什么反

    应？是不是不知所云呢？因此，当小婴儿听到一大串完全陌生的语音

    时，他们又是如何将那些语音转化为语音片段、音素并最终将这些无意

    义的音段翻译成传达意思的话语呢？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过程，而

    神经科学也是最近才开始试图对这一过程进行解释的。

    帕特丽夏·库尔(Patricia Kuhl)教授是了解婴儿如何破译语言代码

    的先驱。我第一次了解到库尔教授的创新研究，是在和苏珊·戈尔丁-梅

    多(Susan Goldin-Meadow)一起学习幼儿语言发展简介的课程时。通

    过利用尽可能简易的方法监测婴儿吸吮奶嘴的速率，库尔教授发现了婴

    儿学习语言的步骤。此外，被库尔教授称为“来自火星的电吹风”的新型

    精密工具，脑磁图(MEG)，为其提供了婴儿大脑运动的即时影像。

    库尔教授将这一操作称为“后台窥视”。据库尔教授称，她在研究中发现

    婴儿实际上是“计算天才”。

    我们都曾是计算天才

    在我们理解或者说出某个词汇之前，我们的大脑不得不进行“句法

    分析”，即拆分音素后再将它们拼接在一起并创造出词汇。这是早期大

    脑学习本地语言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某些迹象表明，这一过程可

    能当婴儿还在子宫内时就开始了。凭借如功夫高手般出色的敏捷性，婴

    儿的大脑熟练地对接收到的一连串语音进行分割，直到将那些语音转变

    为具有意义的词汇，以融入他们所在的语言情境中。

    有趣的是，即便是成年人也比不上新生儿的天赋。为了和华裔妻子

    交流而学习汉语普通话的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半小时的会面。他们对这位出色

    的互联网企业家中文水平的最终评价是“说话时像嘴里含着弹球的七岁

    小孩”。他将“Facebook一共拥有10亿位用户”说成了“Facebook一共拥有

    11位用户”。

    的确，成年人尝试学习一种语言的能力比不上婴儿。婴儿的大脑影

    像显示，在婴儿开口说第一个词语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心理上进行了反

    应练习，试图弄懂如何做出必要的动作，以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清楚发

    音。

    为什么年纪越大越难学习新语言

    在神经可塑的鼎盛时期，婴儿的大脑能够区分每一种语言的语音，包括德语的元音变音、汉语拼音、声门音和马赛族(Masai)语的轻微

    内爆音，也为学习该类语音的所属语言，甚至是不同语音的语言做好了

    准备。正如库尔教授所说，婴儿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但是，这一项技

    能并不是永远具备的。和大脑最终会剪切掉没有使用或没有充分使用的

    突触的情况相似，听和说出任何语言的无限潜能很早就被修剪掉了，只

    留给我们使用母语的显著能力，而屏蔽了运用那些我们不使用的语音的

    能力。

    幼儿很早就表现出了对母语语音的忠诚性，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一

    岁结束之前。大脑在妊娠晚期就已经准备好学习母语，但它是如何知道

    哪些神经连接是永久性的呢？这靠的是统计才能。发育中的婴儿大脑完

    全不关心词汇意义，而是首先量化其一开始听到的特定语音模式，并计

    算频率。大脑保留了占主导地位的语音，并将那些语音变成单个词汇，最终那些单个词汇就逐渐变成了母语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通过婴儿大脑“收集”重复语音并将它们标

    记为重要“母型”语音来实现的。按照帕特丽夏·库尔教授的话说，这些

    母型语音随后会像磁铁一样开始吸引类似的语音(甚至是有轻微变化的

    类似语音)。这一过程帮助我们对以后将要使用的语言慢慢变得熟悉。

    说亚洲语言的人很难分清“r”音和“l”音，相反，说欧洲语言的人则无法

    复制亚洲人的语调。这是大脑的另一个才能。在意识到语言的必要性

    后，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大脑会把注意力集中在相关的语言要素

    上，而摒弃无关内容。毕竟，为什么要浪费珍贵的脑力处理过程在无意

    义的变化上呢？那些变化在你必须要熟练运用的语言中并不重要？帕特丽夏·库尔教授早期在日本对婴儿进行研究的经历对以上内容

    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七个月大的时候，婴儿还属于“世界公民”，他们

    可以毫不费力地区分出英语中的“r”音和“l”音，但三个月后，这项能力

    就会消失。库尔教授利用不同语音对美国婴儿进行了研究，美国婴儿也

    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以上两个案例中，意识到了神经可塑性的快速降

    低，大脑会“致力于”其所需语言的语音，并拒绝将神经细胞消耗在不需

    要的语言上。

    像孩子一样说话没什么不好

    妈妈们常常自夸说：“我从来不像小孩子一样对我的孩子说话。”这

    句话好像是妈妈们初次育儿时通用的荣誉象征，就好像幼儿的咿呀学语

    声真的很糟糕一样。但事实上，孩子们的咿呀学语声并不糟糕。科学表

    明，婴儿们几乎与生俱来的拖音式说话方式(比如“妈~妈~喜~欢~她的~

    小~宝~贝”提高了声调并做了轻微改变，将其变成一句如唱歌般声调起

    伏的语言)是一种帮助婴儿大脑提取语音，并投入到其将要使用的语言

    中的方式。虽然这可能听起来像是一种母爱的表达，但实际上“咿呀学

    语声”能帮助婴儿那如统计学家一般的大脑更轻易抓住那些明显不同的

    语音，与成人主导的谈话相比，每个语音在听觉上都被“夸大”了，这也

    让婴儿们更容易进行理解和学习。

    看电视能刺激语言发育吗

    如果婴儿们是计算奇才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放在电

    视机前就不管了呢？那样我们就可以接着读我们未读完的书，或者回复

    邮件了。

    人类大脑是聪明的，但不幸的是，对于越来越多的待回复邮件来

    说，大脑只是一个社交工具。互动的消失可能会严重限制大脑学习和储

    存知识的能力。和能够保存任何东西的水罐不同，大脑的表现更像是一

    个没有人际互动的筛子。语言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生活在彼此隔绝

    的世界，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语言了？语言和词汇的基础是将人类联系

    起来。婴儿的大脑是那一段进化过程的结果。大脑不是被动地学习语

    言，而是只在社会回应和社会互动的环境下学习语言。在婴儿与看护人

    的关系中，语言上进行你来我往的重要性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关键因

    素。在学习过程中，这一因素无比重要。

    帕特丽夏·库尔博士的研究中，我最喜欢的一项研究完美地证明了这一观点。库尔教授的团队将9个月大的美国婴儿放在汉语普通话的环

    境中，其中一半婴儿听到的是母职人物讲出的充满母爱的汉语普通话，另一半婴儿听到的仍然是充满母爱的汉语普通话，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些

    话是通过录音或者视频设备播放出来的。经过12次实验室观察后，听到

    真人说话的婴儿能够辨别出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而听到录音或视频设备

    说话的婴儿则没有任何变化。

    这个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不是婴儿们只能够从他们能

    够闻到、触摸到或者感觉到的人那里学到语言呢？或者机器人，比如斯

    蒂芬·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代替人类

    呢？大脑进行最佳发育所必要的人为因素有哪些？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

    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来说具有最深远影响的神奇器官还存在着很多有待解

    答的问题。

    何时都不晚

    就效率和专门性而言，随着大脑可塑性的降低，小孩子吸收新知识

    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且轻松学习的窗口也开始消失。但如果这种情况

    不发生又会如何呢？如果这个窗口可以被撬开，而且小孩子具备的超凡

    学习能力变成了一种终身现象后，又会如何呢？我们可以想象在40岁或

    50岁时学习一门新语言会变得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大脑

    的“时间旅行”，这一假设是近年来大脑研究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帮助

    我们更好地了解大脑。

    哈佛大学医学院分子细胞生物学和神经学教授高雄·亨施(Takao

    Hensch)的研究受到了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大脑可塑性研究的启发，并实

    现了休伯尔和威塞尔的夙愿，即利用分子手段帮助科学家从细胞层面上

    了解大脑的反应。有了分子手段的帮助，亨施教授揭开了另一个惊人的

    新发现。新发现与之前的想法相反，大脑实际上并没有失去其可塑性，而是具备了无限重连的能力。但为什么大脑的这一项能力在实际生活中

    不管用呢？这是因为某种原因未知的进化通过制造“刹车”分子阻止了大

    脑的不断重连并设定了大脑可塑性的有效期，从而中断了这一项能力的

    发挥。

    亨施教授和他的同事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所进行的重要研究试图反向

    制动分子刹车，以恢复与大脑早期神经修剪相关的弱视或单眼视力下降

    患者的视力。虽然这一项研究还在进行中，但早期的结果显示是有希望

    的。亨施教授对“音盲”的研究显示，当反向制动分子刹车后，“音盲”的耳朵经过重新训练可听到单个音符。但如果缺乏培养，那么早在幼儿期

    就会失去这一能力。

    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神经学家查尔斯·尼尔森(Charles Nelson)教授

    在《神经发育：解锁大脑》中说：“高雄·亨施的研究很有趣。即使你错

    过了一些关键阶段，你或许仍可以回到那一阶段去恢复一些东西。‘在

    以后进行干预，以弥补失去的时间’的想法非常具有吸引力。”

    对于我来说，这个想法不止具有无穷的吸引力，虽然大脑仍是一个

    吸引人的未知领域，但是强烈的迹象表明它的神秘面纱终有被揭开的一

    天。到那时，我们将终身具有学习和发育的能力。同时，这些迹象也让

    我相信人类会更加了解自己，并朝着一个更人性化、更公平的世界进

    步。

    [1] 1英寸＝2.54厘米。第四章 语言的力量：从思维能力到人生观

    我就是一个大脑，华生。除此以外我的身体只是一个附件。

    ——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王冠宝石案》

    (The Adventure of the Mazarin Stone)

    1930年，布迪·德西尔瓦(Buddy DeSylva)和卢·布朗(Lew

    Brown)曾在歌词中写道：“……自由乃人生之极乐。”

    我们可以细想一下。

    父母的语言是促进大脑智力优化和稳定性发育的神奇力量。如果说

    大脑最深邃的奥秘仍有待探寻，而父母语言的力量这一事实则已经被揭

    露了。这一个事实向我们展示了大脑的智慧。在绝对精彩的进化过程

    中，大脑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自身发育的主要促进因素。这个过程

    太简单又太具有隐蔽性了，导致你根本没有察觉。看护人的语言无法买

    卖、存储，也无法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但是他们的语言是每个国

    家、每种文化、每个人的基本资源，甚至扩展到了我们是谁、我们能做

    什么以及怎么做的方方面面。

    他们的语言根本不收一分钱。

    神经连接体

    神经科学就像是一本引人入胜的悬疑小说，敏锐的侦探们碰巧都是

    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他们会挖出线索并在小说的最后一页向我们披

    露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原因。当然，神经科学和福尔摩斯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始作俑者是大脑。高学历的“侦探们”试图找出大

    脑的运作原理，因为一旦找到了其运作原理，并知道大脑是如何让我们

    变成如今的样子，我们就可以帮助大脑让自己成为想要成为的样子。

    大脑的重要性很早就已经为世人所公认，但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对

    其运作原理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并且很大程度上都是根据推断得出的认识。例如，被诊断为大脑左颞叶中风的患者失去了理解语言的能力，或

    者小脑有肿瘤的患者不能再打高尔夫球，内科医生将这些能力的丧失归

    咎于大脑某个特定区域的损坏。而这些都是神经科学中未知的部分。

    随后出现了神奇的大脑成像、强大的计算机科学和数学建模，而紧

    接着，我们对这一神奇器官的肤浅欣赏也立马变成了从细胞层面上对其

    运作原理的理解，这种理解并不彻底，但足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找出全部

    奥秘的道路。

    纽约的街道地图和大脑回路非常相似。你可以想象一下曼哈顿纵横

    交错的街道，人来人往，但仍然井井有条。然后你再想象一下发达大脑

    的回路和其中的神经细胞以及在身体内传递信息的特化细胞，其中上千

    亿的神经细胞都是完全互连的。这样的互连回路被称为连接体。而连接

    体是每个神经元的上万个连接点，它连接着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中的上千

    亿个神经细胞，是决定我们是谁、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的关键。

    父母语言与儿童大脑回路

    “智力”是一个令人惊奇，但有时又令人生畏的词语。我们所有人都

    想变得聪明。听到“他真的非常聪明!”或是“那姑娘真有头脑!”之类的

    话真的会让人感到开心。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似乎是自尊心至关重要的

    一点。这不仅仅与别人认为我们聪明有关，当我们的孩子比别人聪明

    时，我们也会猜想我们比别人聪明。智力来自何处呢？虽然我们所有人

    在很多领域都具备智力潜能，但发挥那些潜能又是另一回事了。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当父母轻柔地问孩子说：“谁

    是小宝贝呀？”“谁是世界上最乖的宝贝呀？”的时候，从传统上来说这

    种行为是为人父母的和蔼表现，但并不是为人父母时真正重要的一部

    分。正因为连接体、大脑进化的存在，通过神经元回路和神经元突触，在听到父母用“小宝贝”等类似的爱称呼唤时，我们会体验到存在感，并

    感到愉悦。

    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为了找出大脑复杂的奥秘，从而知晓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自己的原

    因而绘制连接体回路绝对是神经科学的新领域。直到现在，从一开始就

    困扰着哲学家的问题仍没有答案，因为探究那些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通过

    语言、辩论、假设和推测进行解答。即使到现在，虽然我们能借助新技术来理解那些总是令人费解的问题，但是我们得到的通常也只是新的问

    题而已。然而，可以明确的是，这样广泛的互连性(与自己的相关性)

    是“自然遇上培养”。虽然还不完全了解连接体，但是我们知道人生的经

    历，尤其是从出生到三岁时的经历，可以深深地改变你的连接体，而你

    也会在那个过程中发生变化。即使是连接体不同的同卵双胞胎，同样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

    与曼哈顿热闹的街道相似，每一条街道都有其存在的意义，而所有

    的这些街道共同构成了纽约市这样有活力的复杂大都市。我们大脑里的

    每一个神经元的连接都有其意义，而复杂的网络，即连接体，总体上决

    定了我们是谁，同时也是决定我们在科学研究、作诗或者制定篮球制胜

    策略等方面发挥个人优势的关键因素。神经元连接是从哪里开始的呢？

    虽然遗传学的作用不容低估，但科学表明，小孩子早期的语言环境，即

    父母语言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先天潜能的发挥。

    “父母语言”的定义具有迷惑性，因为“父母语言”的神奇作用远不止

    简单的词汇导入。根据父母对孩子说的词汇量和父母对孩子说话的方

    式，父母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数学、空间推理和读写能力的发挥，以及我

    们约束自身行为和应对压力的能力，而且我们的毅力和道德品质也会受

    到影响。同时，父母语言也是决定特定神经元回路的优势和持久性以及

    修剪其他神经元回路的必要刺激因素。

    我们所有人生来就具备某些优势，也存在某些弱势。即使是最好的

    语言环境也无法消除那些弱点，也不会在每一次努力过后就将我们推向

    最高水平。科学告诉我们的是，要发挥出我们的潜力，主要取决于我们

    出生后三年内大脑发育过程中的经历。简而言之，血统赐予我们的遗传

    潜力会受到消减和破坏，或者有幸因为我们儿时所经历的父母语言环境

    而被我们发挥出来。我认为所有的父母都应该知晓这一点。

    “我讨厌数学!”

    我最大的孩子吉纳维芙在她11岁时如是说道。她激烈地反复强调她

    不喜欢数学。四年后，她长高了九英寸，并变成了一名数学高手。事实

    上，如果你现在问我的女儿和儿子的主要优势是什么，我会回答你“数

    学”。虽然我女儿的数学成绩会引人赞叹：“哇，女孩子的数学这么

    棒!”但对于我的儿子来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正如我女儿在人文

    学科、辩论和写作方面的优势也不会令人意外一样。毕竟是女孩子嘛。我要坦白的是，早期我和我丈夫也屈服于这种偏见。当我的孩子们

    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曾开玩笑说女儿生来就会辩论，而儿子生来就会数

    学。那个时候，将父母语言视为提升孩子数学能力的因素似乎有点夸张

    了。

    我们承认错误。我们要向吉纳维芙道歉!

    发现犯错后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很好地改变了女儿并挽救了

    她糟糕的数学成绩。而美国发现犯错以后想要纠正这个问题，则可能会

    改变许多男孩和女孩接受到的学校教育。

    美国承认其在数学教育方面较落后，也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数学教

    育的停滞通常也伴随着理科、技术和工科教育的落后，而随着美国相对

    于其他发达国家和中国出现的衰退趋势，数学教育的停滞状况变得越来

    越明显。这不仅仅是孩子们和教育的问题，它也关系到美国未来的生产

    力和竞争力。

    伊丽莎白·格林(Elizabeth Gree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为什

    么美国人不擅长数学？》(Why Do Americans Stink at Math)一文很有

    趣，但也不是那么有趣。在那篇文章中，她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时，艾

    德熊连锁餐厅(AW [1]

    chain)的所有人阿尔弗雷德·陶布曼(Alfred

    Taubman)如何试图从麦当劳那里争取客户的故事。为了吸引麦当劳足

    三两(四分之一磅 [2])汉堡的顾客，陶布曼打出广告称只需要同样的

    价格就能买到比麦当劳足三两更美味、更大份的艾德熊汉堡(13

    磅)。

    真是妙计啊!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13和14谁更重一点就另当别论了。

    陶布曼号召旗下的行销公司扬克洛维奇(Yankelovich)和

    SkellyWhite找出艾德熊失败的原因。研究发现，调查对象们毫无疑问

    更喜欢艾德熊汉堡的口味。

    但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却是：

    调查对象们问道：“为什么我们要花同样的钱买13磅的艾德熊汉堡

    而不是在麦当劳买14磅的呢？”因为三比四小的原因，导致一半以上的受访者都认为艾德熊是在宰客。

    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发生在汉堡大亨身上。事实证明，医学专业人士

    也会受到错误数学运算的影响。计算药物剂量时，医生和护士也会犯

    错。事实上，这样的问题非常普遍，也给了那些帮助医生和护士简化数

    学运算的服务行业如eBroselow.com(口号：让医学摆脱数学困扰)存

    在的信心。

    数学是通向未来的一扇窗户

    一个国家的未来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我想可能很多人都

    会辩称，国家对数学成绩差异的关注与快餐店的汉堡成本无关，与困扰

    某些医生的药物剂量计算也没有关系。它应该是学生的成绩问题，而这

    些学生在未来某天会变成决定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

    那才是应该获得强烈关注和保证的地方。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全世界高中学生的数学成绩进行了一

    次排名。2012年，美国的排名为27。

    美国与俄罗斯、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共和国真的是同病相怜。

    中国上海、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在此排名中均名列前茅。

    据研究表明，中国上海15岁学生的数学成绩“领先美国马萨诸塞州同年

    龄段学生两年以上”，虽然马萨诸塞州在美国表现强劲。

    有迹象表明，美国的低分受到了高比例学困生的连累，是那些人拉

    低了美国的平均分，但这个令人感到安慰一点的意见并没有起什么作

    用。美国仍然有少数“数学成绩出众的学生”。比如说，相比于中国上海

    的55%、新加坡的40%和加拿大的16%，仍有低于9%的美国学生的数学

    成绩为“A”。

    一方面，美国15岁学生数学成绩落后的根源可以按阶段追溯到八年

    级、四年级、一年级和幼儿园阶段。另一方面，中国幼儿很早就擅长、加法、减法和计数，甚至知道0～100各个数字的正确位置。我们发现，中国幼儿园的孩子就已经有了类似美国二年级学生才具备的估算技能。

    前美国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就PISA分数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美国必须开始认真“投资幼儿教育”。他的建议包括全面提

    高学业标准、降低大学学费和采取更多措施来招聘并留住顶尖教育工作

    者。但他的头等建议是改善从出生至五岁的幼儿所接受的教育。因为出

    生后的五年对他们今后的学习成绩(包括数学)来说至关重要。

    为什么有的人觉得容易，有的人觉得难呢

    为什么美国幼儿的数学能力如此之差，而中国幼儿和其他亚洲国家

    的幼儿却擅长数学呢？我们该如何提高呢？

    虽然确切的答案还有待确定，但是仍需要对一些重要方面进行探

    索。例如，有人提出中国幼儿能够较早掌握数学是汉语普通话的原因。

    比方说，在汉语普通话里，数字11是10和1之和，只需要在数字10的基

    础上加上1就可以了。此外，亚洲国家的父母和教师对数学的支持和拥

    护态度明显不同。

    早期的数学研究与哈特和里斯利之前进行的语言研究类似，它不在

    于寻找数学能力存在差距的原因，而是对所有幼儿数学能力发育的普遍

    性进行探索。在当时，世人普遍认可的是，幼儿入学时完全是一块“数

    学白板”，他们准备根据个人的天赋能力来学习数学。而非常有影响力

    的发展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他的认知发展理论影响了教育

    教学方法)则认为数学不应纳入幼儿早期教育的范围内，因为幼儿具

    有“前运算思维阶段”，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抽象的数学思维。

    皮亚杰的支持者认为“平均年龄四五岁的幼儿能够数到8或10，但是

    皮亚杰的启蒙实验证明，在语言表象的背后，这些孩子并没有任何数字

    观念”。

    只有当研究者们开始按照幼儿、学步儿童、婴儿和新生儿的顺序进

    行研究时才会发现除了“没有数字观念”之外的其他东西。令人惊讶的

    是，研究者们发现数学能力几乎从生命开始的第一天就伴随着我们。

    与皮亚杰的理论相反，这项研究证明了婴儿们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

    就天生具备非语言的“数感”和“猜估”实物相对数量的能力。事实上刚出

    生两天的新生儿就会做数字匹配游戏。研究者们发现，当他们向新生儿

    播放一定数量的音节时，新生儿们能够准确地将这些音节数量与对应数

    量的几何形状进行匹配。例如，当新生儿听到“tuuuuu tuuuu tuuuu

    tuuu”后，会较长时间地看着印有四个方块的图片；而当新生儿听到12个音节后，则会较长时间地看着印有12个方块的图片。更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婴儿在6个月大时将语音数量和物体数量联系起来的能力通常预

    示着他最终的数学能力。

    略估数字系统

    略估数字系统是我们处理数字的第一级能力。它指的是估数和执行

    估数相关的基本数学过程的能力。

    作为成年人，当我们有机会在几罐MM巧克力豆之间进行选择

    时，如果我们没有在进行严格的节食，我们一般会把目光对准巧克力豆

    最多的那一罐。即使我们正在进行严格的节食，我们也会做出如此选

    择。当我们在超市里，而超市里排着10条队列时，我们很快就能估计出

    每条队列的长度，并在排除同一时间进行同样估算的其他人后选出最短

    的一条进行排队。在以上两个例子中，我们都利用了略估数字系统。在

    我们开始感到飘飘然之前，应注意这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除人类

    之外，老鼠、鸽子和猴子也天生具备这样的判断力。

    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天生的数感似乎让我们能够正确理解与数字有

    关的词汇，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证明这种数感只是很重要而已。

    基本原理：不是简单的“一二三”

    即使略估数字系统就位，从新生儿的数字预估能力到学习代数、微

    积分和高等数学的能力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科学表明，这就是早期语

    言环境再次变得至关重要的原因。虽然略估数字系统在早期赋予了我们

    无须依靠语言或符号，而是凭直觉预估数字的能力，但是进行高等数学

    学习的能力却离不开语言的支持。

    父母们都知道，脆谷乐(cheerios)不仅是一种谷类食品，它早期

    还是一种数字教学方法。当我将脆谷乐从我小女儿的高脚椅托盘前晃过

    时，我会对她说两次“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我一岁的女儿艾米莉

    完全不关心她对数字的敏锐性，而是开心地重复刚才的“一二三四五”，虽然口齿并不清晰，但是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却是真的非常接近了。随

    后我会鼓励她说：“真棒!”然后我们会互相朝对方微笑。在吃饭的过程

    中，她那快速累积技能和优势的大脑会将数字和数字相关的词汇存储起

    来，为以后的微积分学习做准备。和艾米莉一样，大部分的幼儿都能够重复一连串如“一二三四五”这

    样的数字。当他们重复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着他们微笑，就像看着未来

    的爱因斯坦一样。但是，要理解这些词汇并不仅仅是指某一个体事物，而是指个体事物的“集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也就是说，当一个孩子对着脆谷乐数“一二三四五”时，对于那个孩

    子来说，他所数的每一个数字似乎指的都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明白数

    字“五”实际上指的是五件事物作为一个整体(五包脆谷乐、五只兔子、五根手指)的抽象概念，是一个巨大的飞跃。领会到“数字代表一个不

    管是由2个还是22个事物构成的整体中的个体事物”这一事实后，表示我

    们明白了“基本原则”。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一个重要的迹象，这表明孩

    子正朝着学习高等数学的道路上前进。

    孩子最好在大约四岁的时候掌握到基本原理。为什么掌握基本原理

    这件事如此重要呢？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著名的教育学教授格雷格

    ·邓肯(Greg Duncan)还证明，孩子在入学时的数学技能能够预测他三

    年级时的数学和读写能力以及15岁时的数学能力。虽然先天的数学潜力

    可能会发挥作用，但在决定哪些孩子将在入学时具备一定的数学技能方

    面，前三年语言环境的差异似乎起着重要作用。而孩子在入学时所具备

    的数学技能则会在学习数学的道路上对孩子起到积极作用。

    父母的数学词汇与儿童的数学能力

    在语言发育项目中，芝加哥大学的苏珊·莱文教授和她的同事对大

    约44名14～30个月大的幼儿及他们的家庭进行了追踪研究，极大地帮助

    了我们理解早期语言环境对整体认知发展的重要性。在研究期间，苏珊

    ·莱文教授和她的同事仔细录制了父母和孩子在家说的每一个单词、做

    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次互动。他们的研究证实了哈特和里斯利的发现：

    幼儿所处的早期语言环境对其以后在学校获得成功非常重要。此外，莱

    文和她的团队还发现了父母语言的微妙且强大的影响力。

    苏珊·莱文在仔细观看录制视频时发现，数学谈话中产生的巨大变

    化使词汇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预期变化变得更加复杂。在每次长达90分钟

    的5次家庭访问过程中，有的孩子只听到4个与数学有关的词汇，而有的

    孩子则听到了超过250个与数学有关的词汇。一周时间内，有的孩子共

    听到8个数学词汇，而有的孩子则听到了1799个数学词汇。一年之内，听到1500个数学词汇的孩子与听到10万个数学词汇的孩子之间就会存在

    巨大的差距。随后，莱文教授和她的同事利用了一个测试来判断这些差距是否能

    够预测孩子的数学能力。她们给4岁以下的孩子看了两张卡片，每张卡

    片上有不同的点数。然后她们对孩子说一个数字，要求他们在卡片上指

    出同等数目的点数。研究者们想要知道孩子们是否能够将数字词汇和实

    际数字联系起来。

    毫无疑问，听到更多数学词汇的孩子选择相应数量点数的卡片的可

    能性更大。和其他只听到很少数学词汇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对数学基

    本原理的高度理解证实了父母语言的力量。

    父母语言影响儿童的空间能力

    空间的衍生词——空间能力是一种与数学有关的技能。它指的是理

    解事物间的物理关系的能力。例如，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一块拼图与另

    一块拼图的匹配方式、帝国大厦的底层和第102层之间的差别等。它还

    可以指空间可视化，能够决定方向，甚至我们所知道的著名DNA双螺旋

    结构(沃森与克里克将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的平面图

    像重组成了三维模型)，也是空间可视化的一种。

    1982年，阿龙·克卢格(Aaron Klug)在他的获奖感言中对罗莎琳·

    富兰克林和她的二维图像表示了感谢，感谢让他和他的团队能够构建出

    核酸蛋白质的三维结构。这是一个空间智力帮助天才成就天才的例子。

    空间能力是科学、技术、工科和数学成就的一项重要预测指标，也

    是父母语言的基础。在苏珊·莱文的研究中，她对父母在“空间谈话”中

    用来表示物体大小和形状(如圆形、正方形、三角形、大的、圆的、尖

    的、高的、短的等)的词汇进行了审查，并研究了这些词汇的差异是否

    会影响孩子对物体间空间关系的理解。

    最后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在两年半的研究时间里，从孩子们14个

    月大时开始，每个孩子听到的空间谈话的数量和类型存在着明显差异。

    毫无疑问，在一共13.5个小时的记录时间里，一些孩子只听到了5个空

    间词汇，而另一些则听到了超过525个空间词汇。听到更多空间词汇的

    孩子也更有可能说出4～200个不等数量的空间词汇。

    两年后，孩子们长到4岁半，苏珊的团队又开始对孩子们进行评

    估。这一次，她们对孩子们的空间技能进行了研究，包括他们在脑内转

    动物体、临摹区组设计、理解空间类比和空间知识的假定推测的能力。结果再次毫不意外。莱文教授和她的团队发现，听到和使用更多空

    间词汇的孩子在空间测试中表现得更出色。数据表明，这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更聪明”，而是完全与他们所接触到的空间词汇有关。

    莱文教授的研究证明，语言可以发展成一项具体的非语言能力。但

    问题是，它是怎样发展的呢？多听某个物体的物理设计和它与其他物体

    的关系能够普遍提高孩子的空间设计和空间关系意识吗？对于我来说，这只是再一次证明了大脑的超凡能力：它能够将语言转化成比语言实际

    所传递的意义更广泛且更复杂的理解力和其他能力。

    然而，虽然对孩子的大脑灌输正确的“知识”是有效帮助孩子理解数

    学等学科的第一步，但不是所有在四岁半时就懂得空间关系的孩子都会

    成为爱因斯坦或特斯拉那样的人。如果一名可能成为伟大钢琴家的孩子

    对“到练习时间了”的反应是“等一下，妈妈”，那么他可能花30年都成不

    了钢琴家。同样地，如果一名孩子在四岁半时表现出优秀的空间能力，但却宁愿踢足球或写小故事也不愿学习数学的话，他很可能永远都不会

    成为一名数学家。虽然有一定基础，但是还必须要有兴趣，并勤加练

    习。

    性别差异：细微的影响如何产生强烈的作用

    对最终的数学成就具有刺激作用的早期数学谈话习惯性地绕过了女

    孩子。虽然所有的研究都没有证实这一结果，但在一项针对中产阶级和

    中上层阶级母亲的研究中，两岁以下的女儿所接受的数学谈话是儿子的

    一半。此外，这项研究中的女孩所接收的有关基本数字的谈话大约是男

    孩的13。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早期的数学谈话中存在性别差

    异，但是也可能存在影响女孩数学成绩的其他更有力的谈话类型，那就

    是性别定型。这可能是把一个女孩从她可能感兴趣的领域中剔除，阻止

    她在那些可能因她的加入而获益的理科、技术、工科和数学等领域内发

    挥专长。

    研究表明，这个问题可能从生命的第一阶段就开始存在了。在这一

    阶段，父母和社会对女孩子数学能力的偏见转变成了缺乏鼓励和女孩子

    模糊的沮丧感。告诉，甚至是模糊地告诉女孩“数学不是你擅长的”，这

    样的女孩一般数学较差。

    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不是一种本能呢？当然不是!根据

    我们了解到的语言对自我印象的影响，语言也会对能力造成影响。当你的自我印象是一个“数学成绩不好的人”时，你就会面临着学习数学技能

    的困难。你的大脑会向你传达你不行的信息，在精神上对你设置障碍，以耗尽你的大脑精力。你可能有学习数学的天赋，但是这种天赋被汹涌

    的自我怀疑消磨掉了。即使是数学能力很好的女孩，通常也会认为自己

    不如男孩。女孩子在七岁时就开始出现明显的自我定型现象。这会影响

    她们的远期成就，我们很难不对进入数学、工科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少

    数女性进行同等对待。

    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可能有所改变。目前研究显示，美国人在数学成绩上存在的性别差距正在缩小，而数学能力好的女孩人

    数和男孩人数均在增长。理科、技术、工科和数学领域中女性的数量同

    样也在增加。重要的是，这可能要归因于性别决定数学能力的偏见发生

    了改变，以及对女孩在家庭和学校中学习数学的积极态度。

    最大的讽刺之一是，性别定型似乎是由母亲传给女儿的。它反映了

    一种不安全感的传递，这种传递代代相传，永无止境。即使在实际的数

    学成绩面前，母亲也一直高估她们儿子的数学能力，而低估女儿的数学

    能力。而且，母亲还更倾向于让儿子参加数学活动，从而影响儿子的实

    际参与性和兴趣。此外，研究发现，相对于女儿，母亲们经常预言她们

    的儿子会在数学相关的事业中获得成功。更令人惊讶和悲伤的是，即使

    在实际的学习成绩面前，不管女孩子的数学成绩有多好，母亲们还是会

    做出同样的行为，而且女孩子们会将这种行为内在化。当女孩子们成功

    后，我们和她们自己会凭直觉认为，这是她们“努力学习”的结果。而当

    女孩子们失败后，我们和她们就会认为这是“能力缺乏”导致的。相比之

    下，当男孩们成功后，大家都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有天赋，而当他们失败

    后，大家则认为他们不够努力。

    《窒息感》(Choke)的作者西恩·贝洛克(Sian Beilock)教授研究

    了压力和焦虑对专业学习和成绩的影响。她和苏珊·莱文教授在研究中

    发现了另一个有力的例证：女性会将她们自己对数学的不安全感传递给

    女孩。她们研究了小学老师的偏见对数学成绩的影响。在90%的从业者

    都是女性的行业里，仅有10%的女性具有数学基础，并且作为一个整

    体，她们往往对所有的大学专业都表现出极大的数学焦虑。

    该研究由17名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女老师与她们的学生组成。在学年

    开始时，研究者对老师们进行了数学焦虑评估。然后，对这些老师的学

    生(52名男生，65名女生)进行了基础数学水平评估。最后发现这些学

    生的水平与老师们的“数学焦虑”程度完全无关。到学年结束时，个别老师在学年开始时表现出的焦虑程度反映在了

    她班里的女学生身上。对于具有“数学焦虑”的老师，研究者在学年结束

    时对她班里的学生讲了一个擅长数学的人的故事后，女生们更倾向于画

    出男孩的形象；而对学生们讲了一个擅长阅读的人的故事后，女生们则

    更倾向于画出女孩的形象。不仅仅是小学老师通过性别定型的方式将她

    们的数学焦虑传递给她们的女学生，已内化这种消极性别定型观点的女

    生在数学考试中也明显表现得比男孩差。

    对于没有“数学焦虑”的老师，她班里的女生则不容易在数学中表现

    出性别定型，且数学成绩和男孩不分上下。

    性别定型

    我的外祖母莎拉·格卢克(Sara Gluck)出生于贫困的移民家庭。20

    世纪30年代，她激励自己考上了匹兹堡大学，并选择了数学专业。她是

    家里面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为了上学，她打了两份工。在大学最后一

    年，她却转到了教育学专业。我的外祖父告诉我，外祖母转系是因为女

    性能够从事的工作只有教育和护理。这也是一个与性别定型有关的故

    事。

    我的外祖母和我们这两代女性的区别是什么呢？毫无疑问的是，我

    们明白得太晚了。但她坚强和果决的性格可能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我想

    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可能会有兴趣采访一下她。

    卡罗尔·德韦克与成长型思维模式研究

    《思维模式：成功心理学》(Mindset：The Psychology Success)的

    作者，斯坦福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是“成长型思维模式”研究的领

    头人。“成长型思维模式”研究是一场深刻影响了教育领域的思想革命。

    德韦克教授认为，我们作为父母和教育者必须形成一种“努力是获得成

    绩的关键因素，而缺乏能力并不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放弃才是”的观

    念，而不要对孩子灌输一种能力才是绝对真理的思想。

    德韦克教授说我们单纯地对天生能力进行诸如“你数学真好”“你天

    生就会数学”等赞扬导致了我们未能实现目标。这样一来，我们所传达

    的就是，数学是一种“天赋”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传递抹去了坚持、奉献

    和努力学习的关键作用。这意味着当你不能轻易做成某件事时，你就不

    够聪明，也就没有再进行尝试的必要了。在《为什么科学领域中很少看到女性身影？》(Why Aren’s More

    Women in Science？)一书中，卡罗尔·德韦克教授在“数学是一种天赋

    吗？相信这一说法会让女性处于危险的地位”这一章节中，对她自己和

    其他人针对“女性在科学领域中的作用”而进行的研究进行了充分的说

    明。她在书中画了一幅经科学证实的图画，表明女性接收的性别定型观

    念是造成她们数学不好的主要原因。她指出，到八年级，男女生的数学

    成绩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只存在于那些认为智力具有

    性别差异性且智力是一种天赋的女孩身上。对于那些认为智力具有可塑

    性和可改进性的人，性别定型和其影响几乎不存在。

    对于男孩来说，相信或不相信性别定型对他们的成绩几乎没有影

    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受性别定型的负面影响。

    在处理“应该做些什么？”的问题时，德韦克教授和其他人问道，如

    果我们反对学生相信所谓的天赋，并让学生相信数学能力不是天赋而是

    努力学习的结果，又会发生什么呢？会让学生的数学能力有所不同吗？

    因为这个问题，研究者对数学成绩经常下降且性别差距最明显的初

    中生进行了一项长达八学期的研究。研究者告诉实验组中的学生：大脑

    就像是一块肌肉，智力和专长是随着时间积累的。而对照组的学生只学

    习一般技能，但完全不提任何有关智力可塑性的问题。

    对于那些意识到性别定型影响的人来说，研究的结果并不出人意

    料。一方面，知道智力是不断发展的实验组学生，在学年结束时获得了

    比对照组学生高的成绩。而且，实验组的数学成绩中的性别差异几乎消

    失了。另一方面，对照组中的女生明显比男生差。这一点也强有力地证

    明了德韦克教授的理论。

    这项研究还得到了另一项有趣的发现。研究者随后要求老师们对每

    个学生的学习动机进行评估。在不知道学生属于哪个组的情况下，老师

    们认为实验组中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明显变化，这也增强了语言对数学

    等特定技能的发展以及学习的根本动力的潜在影响。

    动力与决心

    我们会算术，也会写文章。我们还能知道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现

    在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又愿意付出多少努力来实现所想呢？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对孩子讲禁忌性和否定性的语言，会对

    他们的大脑发育和学习造成障碍。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两句“你真

    棒”“你真聪明”“你真有才”就会让孩子变得聪明且无所不能呢？答案当

    然是否定的。

    事实证明，有些赞美孩子的方式既会产生反作用，也违反常理。毕

    竟，我们用“你真聪明”“你真有才”来疯狂称赞孩子的原因是，我们觉得

    当孩子认为自己聪明时，他们就会变得聪明。按照常理来说，当你自我

    感觉良好时，你可以做到任何想做的事情。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德韦克教授否定了这一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称赞方式

    开始在美国出现。在那期间，除了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以外，育儿

    方式的巨大变化也与前几代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普遍情况是

    要求孩子“适应”家庭，而家长很少以孩子的需求为中心。这种现象部分

    是因安·兰德(Ayn Rand)的忠实崇拜者和爱人，心理治疗师纳撒尼尔·

    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的推动造成的。

    在《自尊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一书中，布兰

    登提出了“自我感觉良好是关系个人幸福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这一理

    论。他一语击中了一些成年人的敏感内心，他们的童年从未被骄纵溺爱

    过。

    布兰登的理论同样吸引了加州议员约翰·瓦斯康赛洛斯(John

    Vasconcellos)。这位议员成立了一个“自尊和个人与社会责任促进特别

    工作小组”，目的是把“自尊”当作“社会疫苗”注入加利福尼亚州，以帮

    助打击犯罪、提高学习成绩并消除青少年怀孕、药物滥用和其他不良的

    社会问题。父母和学校被要求称赞孩子的智力，让他们“感觉自己很聪

    明”，以期刺激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在那个年代，棒球队的孩子们无论是输是赢，抑或全垒打或三振出

    局，都能获得奖品。父母们也会因为批评意味着永久伤害的自我意识而

    感到苦恼。

    我的书架上放着加州工作小组的最终报告《自尊的状态》(Toward

    a State of Esteem)。它被夹在两本其他书籍之间，因年久而有些发霉。

    但它一直提醒着我：一个观念能够对整个群体产生作用。但如果实际体验不能够证实这个观念，而且科学也无法验证它，无论这个观念听起来

    有多么好，它最好的归宿就是永远安静地待在书架上。虽然前面提到

    的“自尊运动”听起来很美好，但它不起作用。正如一条评论所说的那

    样，自尊理论“被有缺陷的科学污染了”。

    随后，卡罗尔·德韦克又提出了她的观点。

    卡罗尔·德韦克说：“如果不能正确运用称赞，它就会变成一种负面

    力量，一种让学生消极且依赖他人观点的麻醉剂。”

    德韦克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迥然不同的育儿之路。她将目

    光转向我们所追求的内在，也就是发自内心的微笑。我们想要的是，孩

    子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不管这件事有多困难多费时，都能够就如何

    完成这件事而立即做出判断。当你考虑到这一点时，你才变成了一对父

    母一直期望的那种稳重且积极上进的成年人。德韦克教授的科学研究向

    我们展示的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加强刻苦学习的决心，而不是依靠天

    生的能力。我们希望的是孩子们在面对障碍时能够找到攻克它的办法，而不是简单的放弃。

    我们将这种决心称为“意志力”。

    意志力是新的教育口号。它是激励孩子不断朝着目标努力学习的一

    种坚韧不拔的品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安吉拉·达克沃斯

    (Angela Duckworth)和《性格的力量：勇气、好奇心、乐观精神与孩

    子的未来》(How Children Succeed：Grit，Curiosity，and the Hidden

    Power of Character)一书的作者保罗·图赫(Paul Tough)一直提倡发扬

    这一观点。然而，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很明显，不管你有多么

    聪明，或者多么天才，没有意志力的支撑，那些品质也会变得越来越无

    关紧要。

    意志力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但如何将它恰当地灌输给孩子，甚至如

    何衡量它的科学技术还不够成熟。尽管如此，正在积极研究意志力培养

    方法的达克沃斯教授还是指出：“更倾向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孩子往往也

    更加坚韧不拔。”虽然意志力与成长型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相关，但成长

    型思维模式认为“如果我努力，我就能变得更好”，可能会帮助人们变得

    更坚韧、更有决心、更吃苦耐劳。达克沃斯教授还认为：“具有成长型

    思维模式的孩子在失败时仍坚持下去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他们认为失败

    不是永恒的。”“聪明”和“坚韧不拔”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

    当认为自己天生“聪明”的人无法做某件事时，他们会选择放弃，原

    因是他们不够聪明，或者某些人在背后操纵了那件事，或者是那件事本

    身不重要。

    当“坚韧不拔”的人无法做某件事时，是因为这只是无数次尝试中的

    第一次，在没有进行真正的战斗之前他们是不会放弃的。他们相信，只

    要努力，他们能做成任何事。

    智力对于天生的“聪明人”而言是固定不变的。而“坚韧不拔”的人会

    下定决心要成功，智力于他们而言，只是帮助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而

    已。

    卡罗尔·德韦克的“成长型思维模式”与“固定型思维模式”的相似之处

    很明显。“成长型思维模式”认为“智力能通过各种挑战得到提高”，而“固定型思维模式”认为能力是绝对且不变的，你要么聪明要么不聪

    明，要么行要么不行。通常，成长中出现的诸如“你真有才”“你什么都

    会”等对“天赋”的称赞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固定型思维模式会阻碍你继

    续面对困难挑战。

    德韦克教授1998年的一项重要研究显示，只需要简单一句对人或过

    程的称赞，就能够对孩子能否积极应对挑战产生深远的影响。

    德韦克教授在研究中让128名五年级学生解答一道难题。测试结束

    后，一些学生得到了“聪明”的称赞，而另一些学生则得到了“努力”的称

    赞。随后，她给出了两个选择，一个是让学生们再解答一道更难的题

    目，并告诉他们“会从中学到更多”；另一个则是和第一道题差不多难度

    的题目。获得“聪明”称赞的65%的学生，选择了和第一题差不多难度的

    题目，而获得“努力”称赞的92%的学生选择了更难的题目。

    有研究文献已经再次确认了卡罗尔·德韦克的创举，证实了“基于个

    人”和“基于过程”在结果方面的显著差异。具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孩子

    因为基于个人的称赞，在事情变得具有挑战性的时候更容易放弃，甚至

    在失败后表现持续下滑，屡战屡败。同时，他们也更容易对成绩撒谎，以彰显他们的聪明，因为他人认为“聪明”是他们的人格面貌中的重要部

    分。父母称赞风格塑造儿童思维模式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和同事，苏珊·莱文教授和苏珊·戈尔丁-梅多

    教授，与卡罗尔·德韦克合作研究了称赞在儿童早期阶段的作用。作为

    芝加哥大学纵向语言发展项目的一部分，在由莉兹·冈德森(Liz

    Gunderson)教授领导的研究中，对1～3岁孩子所受到的父母称赞的类

    型进行了调查。五年后，她们对这些孩子进行了追踪调查，以判断他们

    的思维模式(成长型还是固定型)是否与他们受到的称赞类型有关。

    而最终的结果令人印象深刻。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他们发现孩子在14个月大以前，父母们就已经

    形成了一种“称赞风格”，也就是称赞“聪明”或者称赞“努力”。

    五年后，研究者们发现，经常受到基于过程称赞(也就是在三岁前

    称赞孩子的智力和努力)的孩子，更容易在七八岁时具备成长型思维模

    式。更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发现成长型思维模式能够预测二至四年级时

    的数学和阅读能力。有证据表明，这些孩子倾向于相信他们的成功是努

    力工作和战胜挑战的结果，而他们的能力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提高。

    然而，称赞行为中同样存在性别差异，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常见。在

    那些出现性别差异的研究中，男孩更有可能受到基于过程的称赞，而女

    孩则更有可能因“天生”的能力而受到称赞。即使在他们14个月大时，情

    况也是如此。那些研究中的女孩具备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可能性更大，并

    同时伴随着一种她们的能力是固定不变的感觉。目前证实这种感觉的研

    究还在进行中。

    虽然称赞行为中存在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还有待证实，但是基于过

    程的称赞效果和基于个人的称赞效果似乎已经很明显了。在之前的两种

    情况下，父母们的育儿意图实际上都一样是正面积极的，但科学告诉我

    们，育儿意图的成功更可能与基于过程的称赞有关。

    主动VS被动

    当我们谈到意志力时，我们指的是过去那种意志力吗？抑或相对于

    非必要的意志力，还存在着一种我们偏爱的意志力？

    我向芝加哥大学特许学校的首席执行官肖恩·埃文斯提出了疑问：“在你们消除‘性别差距’的过程中，对于学生存在的‘我不行’这一根

    深蒂固的观点，你们有尝试过向他们灌输意志力吗？”而这种信念上的

    差距，是否又是另一个缺乏意志力的例子呢？

    肖恩否认了我的问题，并解释说他们学校的学生具有很强的意志

    力，他们利用意志力做很多的事情，只是不在学业上使用意志力而已。

    在他的学校里，孩子们需要的是重新定向他们各自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