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绪论

    第一章 华侨华人软实力相关理论探析

    第一节 华侨华人软实力形成的历史源流

    第二节 从国家软实力内涵向华侨华人软实力内涵的演绎

    第三节 华侨华人软实力的特性

    第二章 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

    第一节 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资源

    第二节 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力

    第三章 华侨华人经济软实力

    第一节 华侨华人经济软实力的资源

    第二节 华侨华人经济软实力的影响力

    第四章 华侨华人人才软实力

    第一节 华侨华人人才软实力的资源

    第二节 华侨华人人才软实力的影响力

    第五章 新加坡模式

    第一节 新加坡模式的内涵

    第二节 新加坡模式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后记绪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以华人为主体

    的“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快速发展，华侨华人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移民群

    体开始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因其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受到了外界更为广泛的关注。近年来伴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华侨华人实力、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关系逐渐成

    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冷战结束后，在民主化、全球化及信息化浪潮的背景下，军事和经

    济等传统实力的效用逐渐下降，约瑟夫·奈适时提出了软实力理论。目

    前世界各主要大国越来越重视本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和运

    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等众多国家都把促进软实力的发展

    作为提升本国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权力逐渐“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不

    只国家有软实力。公司、机构、非政府组织和跨国恐怖主义网络通常也

    都有自己的软实力。甚至作为个体的名人都能够运用自己的软实

    力”[1]。在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中，移民的实力和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

    亨廷顿曾指出：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

    机。[2]

    在世界众多的移民群体中，犹太人经济实力[3]

    最为雄厚、对世界

    文化贡献重大，而美国犹太人更是在美国政坛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除

    了犹太人之外，华侨华人则是另一个表现比较突出的群体。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目前华侨华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硬实力。华侨华人人数众多，2007～2008年，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4543万人，集

    中分布在东南亚和北美地区。其中，中国新移民数量有1030万人左

    右。[4]

    如今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约为6000万人。[5]

    华侨华人经济实力雄

    厚，中新社发布的报告认为，2009年世界华商企业总资产约达到3.9万

    亿美元[6]；《亚洲周刊》每年公布的东南亚华人资产统计数据、福布斯

    每年公布的东南亚尤其是老东盟五国的富豪排行榜，更是见证了华人资

    产的发展与壮大。此外，在文教科技诸领域，华侨华人也颇有建树。

    随着华侨华人硬实力的发展，华侨华人在文化、经济和人才诸方面

    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华侨华人在居住国的普遍成功，由华人体现的中

    华价值观获得国际社会相当程度的认同[7]；华商经济实力资源和世界华

    商网络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助推力；日本、欧

    洲、北美地区有着众多的华侨华人科技人才，在信息和科技革命的潮流

    下，华侨华人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加坡结合东西方文化建构

    起的新加坡模式，对东亚社会甚至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正是基于华侨华人自身的实力及其在居住国、祖籍国及世界范围内

    的影响力和作用，“华侨华人软实力”的概念逐渐被一些学者提出来，如

    陈传仁的“海外华人的力量”[8]

    、邱立本的“全球华人社会的软实力”[9]

    、王志章的“硅谷华人社群软实力”[10]

    、龙登高的“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形态

    与作用的多元化呈现”[11]。另外，纵览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届领导人的侨

    务思想，邓小平的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和广大侨胞是中国发展的“独

    特机遇”理论、江泽民的“华侨华人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优势’和‘宝

    贵资源’”思想、胡锦涛的侨务工作三个“大有作为”的重要论述、习近平

    的广大海外侨胞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的新思想，无不反映了海外华

    人的实力(包括软实力)及其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力。

    本书主要以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将华

    侨华人研究和软实力理论相结合，以约瑟夫·奈和其他学者的软实力研究理论为基础，对华侨华人软实力的相关理论进行解读，重点论述当代

    华侨华人软实力的主要构成，主要涉及当代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经济

    软实力和人才软实力，并对新加坡模式进行了介绍。笔者希望通过对当

    代华侨华人软实力主要构成的初步探究，可以拓展软实力的理论研究层

    次及丰富华侨华人研究的内涵。

    [1]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145、118页。

    [2]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218页。

    [3] 犹太资本、西方资本、阿拉伯资本、日本资本和海外华人资本通常被学者并称为世界五

    大资本。

    [4] 数据来自庄国土主持的“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课题以及参与编著的《2009年海

    外华侨华人概述》一书。

    [5] 王辉耀、苗绿：《2015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光明日报》2015年4月8日第16版。

    [6] 《2009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全文)》，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zgqjnews201005-202293574.shtml。

    [7] 庄国土：《中国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华侨华人》，《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第6

    页。

    [8] 陈传仁：《海外华人的力量：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9] 沈泽玮：《邱立本谈“全球华人社会的软实力”软实力不是关起门做皇帝》，新加坡《联

    合早报》2008年6月8日。

    [10] 王志章：《硅谷华人社群的“软实力”研究》，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编《国

    务院侨办课题研究成果集萃(2007-2008年度)》(上册)(内部读物)，2009，第92～117

    页。

    [11] 龙登高：《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形态与作用：多元化呈现》，载暨南大学《和谐与共

    赢：国家软实力及华侨华人的作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2，第231页。第一章 华侨华人软实力相关理论探析

    构建“华侨华人软实力”理论研究的主体大厦，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

    科学的论证。本书虽主要研究当代华侨华人文化、经济和人才软实力的

    构成，但这项研究必须建立在华侨华人软实力整体理论研究的框架之

    下。本章用较大的篇幅来初步构建华侨华人软实力研究的理论框架，以

    期为后面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一节 华侨华人软实力形成的历史源流

    国家软实力的形成是一国主动的政治行为的结果，而华侨华人软实

    力的形成是基于华侨华人的文化行为自然产生的。诚如李安山所

    言，“华人在任何国度和条件下均可生存，是凭借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忍耐力和吃苦精神抑或儒家文化的包容力”[1]。本节尝试从文化学本身

    ——文化和文化圈相关理论的角度来阐释华侨华人软实力形成的历史源

    流。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华侨华人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其间华人社会经历了从汉文化圈的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最终形成华

    侨华人文化，成为文化主体的过程，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特质在其中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外部环境和其他族群、居住国、国际社会

    的认知对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与效用的发挥影响更大。在东亚汉

    文化圈内外的交流(也就是国际关系)中，基于外部环境、目标对象认

    知及华人社会自身实力等因素的影响，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形成同样也经

    历了漫长的时期。

    一 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一)文化、华侨华人文化[2]

    的概念及其界定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从广义的(文化就是所有事物)到

    狭义的(文化是歌剧、艺术和芭蕾)都有”[3]。

    英文中的“culture”来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o(colere，colui，cultum)，意思是耕作、生长、培育[4]

    ，后来逐渐演化为人自身的教化

    和修养。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定义是由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在1871年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或文明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

    的能力与习惯的复合体”。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发

    展了泰勒的定义，1944年，他在《文化论》一书中认为，“文化是指那

    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包容

    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5]。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克洛依

    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的著作《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判分析》一书出

    版，共收集了1871～1951年的164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在综合这些定

    义的基础上，他们也对文化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

    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

    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

    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

    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6]

    这一定义被较多学者接受。此后，新的文化

    定义也不断涌现。如安东尼·J.马塞拉认为，“文化就是为了提高个人对

    社会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及保持他们的成长和发展，一代代传承下

    来，并通过后天习得的共同行为”[7]。

    中国人论述文化比西方人要早。“文”本意指文理、花纹或彩色交

    错，如“物相杂，故曰文”[8]

    “五色成文而不乱”[9]。《周易》中“观乎天

    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0]

    ，将“文”视为社会人伦、以

    文教化。“化”本意为变化，如《庄子》中写道，“化而为鸟，其名为

    鹏”[11]

    ，《周易》中写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12]。《说苑》中

    讲，“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3]

    ，将“文”“化”二字

    合用，视为文治教化。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指出，“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

    下也”[14]

    ，意指“文化”属于文学、礼仪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说，“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5]

    ，将人的行为表现和国家制度都看作文化。

    自近代以来，“文化”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度概念。如梁启超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

    共业也”[16]。梁漱溟指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各种方面，包括精神生

    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17]

    钱穆认为，“夫文化不过人生式样之别

    名，举凡风俗习惯信仰制度，人生所有事皆属之”[18]。周一良指出，“人

    类一切成就包括精神的与物质的，都未始不可目为文化”[19]。冯天瑜的

    文化定义是：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

    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

    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

    智的塑造。[20]

    《辞海》将文化定义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

    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

    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21]

    在综合有关文化的各种广义、狭义定义的基础上，本书认为，文化

    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念的综

    合，它是民族存在的重要方式。

    华侨华人文化的定义和内涵又如何呢？对于华侨华人文化的界定，周南京指出，“中华文化是华侨华人文化的根源”，但华侨华人文化“又

    不完全等同于中华文化，它是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在移居海外之后在其长

    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有浓烈的商

    业文化色彩，而其核心部分则是以儒释道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

    念，同时受到当地文化的强烈影响并与之逐渐融合，但仍然放射出固有

    中华文化的光彩”[22]。曾玲认为，“华人文化，既具有当地社会的本土特

    征，亦是中华民族海外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23]。对于华侨华人文

    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阶段，龙登高以文化传播为视角，认为中华文化在

    海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中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中华文

    化的移植(16世纪以后)——华侨文化；中华文化的分异(20世纪50年

    代中期以后)——(华人)华族文化。[24]

    对于华侨华人文化的类型，李亦园结合主客观环境及时间因素，把华侨华人文化分为两种形态：弱势客地文化，如东南亚文化，其中又包括“殖民地时代”文化和“独立时

    代”文化两种形态；优势客地文化，如北美、欧洲文化等。[25]

    对于华侨

    华人文化的特性，王焕芝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移民不断进入

    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使得华侨华人文化呈现中国的新文化精神，由大众

    文化向精英文化变迁，具有开放性、兼容性等特征。[26]

    同其他事物一样，文化具有自身的特性。萨默瓦认为文化是“后天

    习得的，人们可以通过谚语、民间故事、传说、神话、艺术和大众传媒

    学习文化；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代代流传；文化以符号为基础，语言和

    非语言的符号使学习、交流和传递文化成为可能；文化容易改变，其中

    最普遍的是文化的创新、扩散和适应；文化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

    的；文化具有很强的适应性”。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文化还具有整合

    性、阶段性、积淀性、分层性、社会性、空间性、民族性、共性和个性

    等特性。萨默瓦进一步指出，虽然文化的许多部分经常改变，但是文化

    的深层内容，如伦理、道德、宗教体验等价值观都植根于文化，并且世

    代相传。[27]

    正是源于文化的承继性，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美德，被华侨华人所继承和发扬。颜清湟认为，“东南亚华族文化的形成与中

    国人的商业活动和在该地区定居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中国商人和移民

    把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习俗连同文化表达方式，诸如寺庙与建筑的风

    格、服饰、音乐、烹饪和节日带到新地方。独特的中国方言和中国的教

    育制度加强了中国价值观与习俗的稳定性，中国移民具有一种不顾水土

    和经济环境都要保持中国的每一样东西的强烈愿望。他们在东南亚进入

    了一个保全中国传统的无意识过程”。“虽然这些文化价值观与形式并不

    属于中国的高级文化，但它们保存了中国传统的核心，并构成了东南亚

    华族文化的主要成分。”[28]

    华侨华人长期与当地民族混居，与他们在社会、经济和生活上密不可分，华侨华人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涵化(当地化)，但大多数华侨华

    人依然认同中华传统文化，华侨华人文化也仍然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

    特质。如一位菲律宾侨领在入籍后明确指出：“归化后，华裔在政治上

    须认同菲政府政策，忠实作为菲律宾社会之一分子，尽心尽力谋求国家

    的富强康乐；但在文化上，保留祖国文化，欲将使菲国文化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多彩。”即“在政治上认同宗主国，在文化上认同我们的

    根”[29]。陈衍德也曾指出，“历经沧桑的东南亚华人，尽管有的已不再以

    华文为主要语言，甚至不再使用华文，但传统的价值观仍然延续了下

    来”[30]。杜维明也指出：“即使这些人历来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可是

    他们通过与其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语言交流，吸收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价

    值。”[31]

    (二)文化圈、东亚汉文化圈的概念及其界定

    文化一旦产生，就会向外传播。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形成的文化

    场，指具有相同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

    域，往往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中心文化丛”，以其首创的文化影

    响周边地区，久历岁月，在核心与边缘的互动中逐渐形成。[32]

    世界文

    化圈可划分为：希腊-罗马文化、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或

    者说西方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中南美印

    第安文化圈。[33]

    所谓东亚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汉文化圈的同一即‘汉

    字’(符号)的同一。这个‘符号’是使其区别于亚洲其他文明区域的最显

    著的特点”[34]。从汉魏、隋唐宋元及至晚清，东亚汉文化圈历经兴起、繁盛及至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东亚汉文化圈出现了汉文化复兴

    的迹象。因为华侨华人文化仍以传统中华文化为根本，还未能成为一种

    独立的文化体系，所以其尚未脱离东亚汉文化圈的范畴。

    文化圈具有自身的特性，其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文化圈内具有共同的文化要素。属于同一文化圈的国家或地

    区在器物、经济、社会、道德及宗教上具有相同的特征。关于古代东亚

    汉文化圈的共同要素，有五要素说，即册封体制、汉字文化、儒教、律

    令制、佛教[35]

    ，或汉字、儒教、律令、中国的科技及中国化的佛

    教[36]；还有八要素说，即汉字、儒学、律令、中国的科技、中国式的

    佛教、中国式的教育制度、中国式的文学艺术、中国式的民俗[37]。后

    者无疑更全面。鸦片战争后，随着清王朝的衰朽，近代东亚汉文化圈受

    到了强烈的外在冲击，儒学价值观面临着重大危机，汉字也被简化、限

    制使用甚至被废除，但传统的道德、礼仪、佛教、重视教育等文化因素

    依然存在。到了当代，东亚汉文化圈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汉字和汉语

    在华人社会中复兴，国学和经典文本诵读进入了许多学校的课堂，我们

    国家的领导人也多次提及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其次，文化圈内存在差异性和个性。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文化的

    受传者在汲取中心文化时，并未丧失其本地习俗和特殊性。古代汉文化

    圈以儒家文化、农耕文化为主，佛家和道家等思想、海洋文化和游牧文

    化也同时并存。较之古代东亚汉文化圈，当代东亚汉文化圈的差异性和

    个性更为凸显。①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古代东亚汉文化圈的主体限于

    中国本土。当代东亚汉文化圈的主体多元，包括中、日、韩、朝、越

    等。目前，东亚汉文化圈处于多个中心并存的状态。有学者预测，随着

    在21世纪的崛起，中国有望恢复在圈内的核心地位。②主体形态有较大

    的差异。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并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并存；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并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存。③现

    代化发展时间的差异性。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开始了现代化，在20世

    纪50年代后半期经济重新起飞；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地的经济

    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起飞；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大陆)和

    越南的经济也获得发展。④边界逐渐“模糊、开放”[38]。当代东亚汉文化

    圈仍以传统汉文化为基础，但也吸收了西方的优秀文化；印尼、菲律

    宾、泰国、马来西亚等虽属圈外国家，但由于华人经济实力强大，东亚汉文化圈对它们的吸引力增强了；圈内向圈外的移民逐渐增多使得东亚

    汉文化圈的范围扩大，跨国家跨文化圈的交流也日益增多。

    另外，文化圈内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和个性是圈内交流和学习的

    途径，是文化圈获得发展的动力。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腾

    飞引发了东亚汉文化圈内地区的梯级式经济发展。

    再次，文化圈内的结构是动态变化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核心和边缘的位置会发生互换。因为核心

    文化具有古老性、单一性与自生性的特点，所以其具有对旧传统的强大

    记忆力、对新文化的巨大抵抗力及对异文化的强势同化力；边缘文化则

    具有年轻性、复合性、嫁接性等特点，缺乏核心文化那样强大的遗传记

    忆力，对新文化也不具有强烈的抵抗力。为便于嫁接新学，文化中心总

    是从核心向边缘做滑行转移[39]。第二，随着核心和边缘位置的互换，圈内的交流会渐趋平等。也就是说，在同一文化圈内通常有一个文化核

    心国家，处于文化边缘的国家都需要向其学习，但随着内外环境的变

    化，文化核心国家可能变得落后，文化边缘国家可能变得更为先进，原

    来的核心国家可能转而向原先的边缘国家学习，从而使得双边的交流逐

    渐平等。

    最后，同一文化圈和其他文化圈只有相互交流才可以促进自身的发

    展。这一点已被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证实。如明清时期的中国自恃为世界

    文明中心，经济上闭关自守，这直接导致了当时一段时期中国的落后。

    而日本、韩国等善于学习西方的优良文化及科技、经济模式，较早也较

    为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二 从文化圈角度解读华侨华人软实力形成之“源”“流”

    本部分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论证华侨华人文化是如何从边缘走向核

    心，从而成为文化主体的；二是在圈内外的交流(也可以说是国际关系)上，华侨华人文化要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正是圈内外

    一些国家和地区所需的。

    (一)古代[40]

    (19世纪中叶以前)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华人社会

    古代东亚汉文化圈是一个以古代中国文明为中心的分层次结构。其

    中，中国本土是核心，越南、朝鲜和日本是外围，东南亚华人社会是末

    梢。

    1.华人社会处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末梢

    最早的华人移民可以追溯至汉代[41]。早期的华人在移民前虽然大

    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但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是其最主

    要特征，这种意识和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另外，沿海民众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和价值取向虽非中国的高级文化，但这些文化和其表达形式保

    留了传统中华文化的核心。

    移民是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生活习俗方面，早期东南亚华

    人仍使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聚居程度比较高，按照传统的习俗规范和

    道德礼仪来处理个人、家庭和族群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早期华侨的归

    乡、祭祖、婚丧嫁娶等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节日习俗方面，早期东

    南亚华人将传统中华节日习俗较为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他们保留了春

    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传统的节日庆典活动和各类庆祝仪式。

    此外，华人在各地建造的妈祖庙、土地庙、关帝庙及建立的由传统的五

    伦关系演化而来的会馆、社团和商会，作为华人之间祭奉、聚会和联系

    商业的场所，进一步增进了华人“根”的意识和固本溯源的思想。早期华

    人还创办了许多学塾，将中华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19世纪中叶以前，向海外移民的华人虽然使得东亚汉文化圈的地域

    范围逐渐扩大，但这一时期的华人所传播的中华文化是传统、习俗和情

    感构成的自在的文化模式。该时期华人数量较少，又多是劳苦大众，文化素质也不高，故而古代华人社会只能处于东亚汉文化圈的末梢。

    2.华人社会海洋文化形成并自16世纪始初步显示出优势

    华侨华人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质。与母体主流

    农业文化不同的是，海洋文化是19世纪中叶以前华人社会的特质文化。

    这一特质文化在华人社会的发展、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及软实力的形成

    与发展中至关重要。

    作为大陆-海岸型的国家，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呈现多

    元化形态，北方传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是在传统农业文化基础上

    长期形成的，但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因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

    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育了海洋经济

    和海洋社会的基因”[42]

    ，所以形成了中华文化海洋性的一面。早在汉唐

    时期，华商就已积极从事海外贸易[43]。16～18世纪，在东亚各贸易港

    埠存在散居网的各民族中，华人是最大的一族。除了日本的长崎港之

    外，散居东亚水域的华人在侨居地从事各种事业，农、工、商各界都有

    华人参与[44]。早期华人移民以福建人尤其是闽南人为主。闽南文化作

    为一种“与中原文化同质”的“边缘形态”文化和“移民文化”，使得闽南的

    人文精神也显示出与中原文化相当不同的特色，这主要表现为“冒险与

    进取精神”“重商与务实逐利精神”“兼容性与开放性”[45]。随着华南民

    众“以海为田、贩海为利”思想的形成，华人移民与跨国贸易活动逐渐增

    多，重商、冒险、开放与兼容的海洋文化也逐渐成为海外华人社会的特

    质文化。

    16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西方殖民主义体

    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海洋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点的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逐渐显现出自身的优势。在

    整个东亚被卷入世界殖民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华人社会的

    海洋文化兼具传统和现代的品格，产生了潜在的具有现代性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如华人的重商、爱冒险，加之节俭、勤奋，有利于资本的早期

    积累；善于学习和掌握西方文明的成果，善于学习语言、经济与管理模

    式；注重合作，将重商主义与传统的宗族和乡土纽带结合在一起，建立

    起遍布东亚的关系网络和商业网络；注重通过人际信用关系进行资金、人才和信息的流通等。正是由于在16～19世纪中期，中国沿海商人参与

    了世界市场的互动，推动了东南地区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华商

    也成为从农业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传统中国走向先进世界的开拓者。

    3.华人社会海洋文化对中国主流文化影响的早夭

    19世纪中叶前，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中国的主流文化。宋元时期是中国直面海洋、锐意进取的时期。朝廷

    和民间的合力、商品经济和航海知识的发展，造就了国人的重商和海洋

    意识及海外进取精神[46]。在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东南沿海地

    区私人海外贸易日益活跃。重商文化在观念意识上对沿海地区的官员造

    成了一定的冲击，促使他们对明朝中央的禁海政策做出新的思考，大部

    分沿海地区的官员都主张发展海外贸易。这种地方官府层面产生的海洋

    观念的变化，对传统农本主义的观念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由于自然经济、宗法社会、专制政体的桎梏以及地理位置的局限

    性，海洋文化始终未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16～19世纪中期是世界海

    洋社会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但明清政府采取了背向海洋的政策，将海外华人的海洋文化视为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异质文化，对海外贸

    易进行打击和镇压。1371年，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不许中国人出海，此禁令维持了近两个世纪。清朝入主中原后，自1647年开始多次颁布禁

    海令，违者严惩。明清朝廷还将海外华人视为“化外之民”“莠民”“罪

    犯”“汉奸”“叛匪”。明清时期的这些政策造成了“中国内陆(农村的、官

    僚主义的、传统的)和中国沿海(世界主义的、进取的、开放创新的)

    之间的根本分裂”[47]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二)近代(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华人社会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劲冲击下，东亚汉文化圈趋于解

    体，传统汉文化受到严重冲击。册封体制已不复存在；汉字也面临简

    化、限制使用甚至被废除的命运；儒学价值观也面临危机，此时的东亚

    各国文化形态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甚至否定。在传统汉文化处于解

    体边缘的时候，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东南亚华人社会却通过儒学

    复兴运动成为传统汉文化的保留者，并因此成为古代汉文化圈在近代的

    新分支。

    1.儒学复兴运动使儒家文化获得民间化发展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近百年，是中国海外移民史

    或华侨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据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

    华侨总数大致约900万人[48]。这一时期的中国移民遍及五大洲，奠定了

    现代华人社会的基础，其中多数移民仍然聚集在东南亚。

    儒学复兴运动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19世纪40年代以后，华

    人成为新加坡居民的主体，一些知识分子也来到新加坡，儒家文化在新

    加坡民间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1849年华人创立了第一所华文学

    校“崇文阁”，1854年陈巨川等人创办了萃英书院。左秉隆在任中国驻新

    加坡领事期间，发起了兴学运动，并创立了会贤社。1881年薛有礼创办

    了《叻报》，之后陆续有华文报纸创办，华报成为宣传儒家思想的重要

    阵地。另外，各种与儒学有关的文化会社也纷纷成立，广泛地传播儒家

    文化。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一些维新人士到新加坡讲授儒学。在儒学运

    动期间，新加坡“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仪

    之邦”[49]。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也兴起了“儒学复兴运动”。1897～1910

    年，林文庆、邱菽园召集华人开会，通过演讲和中英文报刊宣讲儒学。

    丘逢甲、王晓沧和吴相桐也前往马来亚协助儒学复兴运动。张克诚在吉

    隆坡《天南新报》上撰文宣扬孔子的论著，并编撰《孔教撮要》《白话孔教撮要》，将其作为学龄儿童读物。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泗水等地

    也同时兴起了儒学运动。

    2.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

    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最终形成，东南亚地区被完全纳入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并成为西方大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国际环境的变化促使华人社会冒险、重商的海洋文化特质获得进一步发

    展。

    在东南亚，华人稍有积蓄后，大都会通过经营小生意逐渐积累起原

    始资本，一些资本规模较大、敢冒风险的华人之后又大量投资种植园、矿业、航运业和橡胶业等行业，仿效西方创办早期现代企业。第一次世

    界大战前后，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对东南亚经济物资需求巨大，华人经济

    文化形态上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使华人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商业经济和东南

    亚本土经济沟通的桥梁，一些华人企业家利用此契机扩大企业经营规

    模。同时，随着东南亚区域内部生产和销售的日益专业化，华人经济活

    动逐渐渗透到东南亚全境，华人在投资与贸易领域也逐渐形成了跨国化

    与区域化发展。如20世纪20年代，陈嘉庚依靠多年的打拼及敏锐的商业

    头脑和冒险精神，建立了囊括运输、进出口业务、大米贸易和橡胶业的

    商业帝国，其橡胶厂曾在东南亚和中国香港、上海等地设立分厂，分厂

    多达十几处[50]

    ，其享有“马来亚的亨利·福特”“橡胶大王”之誉。

    3.华人社会文化在圈内外优势地位的初步形成及其软实力的萌芽

    近代以来，东亚各国一直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华人社会重

    商、冒险的海洋文化特性较好地符合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在这一过程

    中，华侨华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在中国、日本等地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亚国家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华人社会软实力也

    因此萌芽。在东北亚地区，滨下武志的研究表明，华商对日本近代纺织工业的

    发展及中日之间的贸易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他指出，中

    国商人在神户、横滨、京都等地投资设立棉纱厂，推动了日本棉纱的进

    口替代(英国棉纱)；上海、广东商人还掌控着上海进口神户棉纱的贸

    易活动。同时，华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朝鲜半岛近代经济的发展，中国一些票号在上海、大阪、汉城都有据点[51]。

    华侨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政府采取废

    除海禁政策、在法律上确认华侨的中国国籍、设立领事馆和商部、允许

    华侨自由进出中国、颁布各种奖商章程等措施吸引华侨回国。北洋政府

    首次设立独立的侨务局。民国时期，侨务委员会负责海外华侨华人事

    务，在东南亚国家设立领事馆，维护华侨利益；重视利用外资，并使利

    用外资制度化。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各地华侨纷纷回国，仿

    效资本主义企业创办缫丝业、火柴业、航运业、矿冶业、保险业、银行

    业、百货公司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工商业的发展。华侨

    还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侨捐办新式

    学校在沿海地区成为风气，促进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华商还初创了涵盖信用、资本和道德在内的

    近代商业文化，并获得外界的一定认可。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驻

    汉城的领事信夫淳平曾将中国商人在朝鲜的成功归纳为10个原因：充足

    的商业资本、大量的信用交易、低利率、尊重商业道德、对出口的强烈

    兴趣、便宜的货物存储、投机商业的回避、良好的商业通信、节俭和坚

    持不懈的个人品质及对挥霍消费的节制[52]。

    (三)当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东亚汉文化圈中的华人社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传统的中华文化因素在东亚汉文化圈内依

    然保存了下来，如风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汉字和汉语在日本、韩

    国和华人社会也出现了复兴的迹象。随着传统汉文化的逐渐复兴，东亚汉文化圈也进入重建时期。同时期东亚移民的进一步扩散，促使东亚汉

    文化圈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杜维明指出，(当代)儒家或儒教文化圈所

    包括的范围比较大，不仅包括中国、新加坡，还包括韩国、日本、越

    南，同时涵盖东亚社会散布出去的东亚人，而不仅中国人。[53]

    当今遍

    布世界的华人社会当属东亚汉文化圈的范畴。

    1.华人社会在文化圈内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华侨华人文化的形成

    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和浸染，华人社会最终实现了东西方文化、儒家

    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结合，推动了中华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其间华

    侨华人文化也最终得以形成。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包

    括新加坡在内的华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说明中国儒家文化

    已经在海外华人中得到了充分完备的改造”[54]。1978年后，随着第四次

    中国新移民大潮的出现及华人社会开放、兼容的文化特性，华人社会呈

    现以传统中华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特色，如美国硅谷成为全球华人科

    技与创新人文中心，其他世界各地的中国城、华人聚集区也在一定程度

    上成为次一级的华人社区文化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

    来，随着各类世界性华侨华人社团(简称华社)和商会的创建，全球华

    人创新网络及华人企业跨国集团的发展，融合华人社会多元文化社区的

    全球华人文化和商业网络已然形成，华人社会在东亚汉文化圈内的文化

    主体地位也随之确立。

    与之前的华人社会文化不同的是，当代华侨华人文化是一种自觉、有意识的传承与融合的文化。华侨华人文化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价值观

    优秀因素的保持和善于吸收西方价值观的优秀因素”[55]

    ，华侨华人承继

    的优良传统包括：勤劳节俭、集体观念、家族主义、相互责任、和睦共

    处、敬重权威、注重信用、开放包容、人本主义及忠义观念等。新加坡

    华人还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如将“行仁政”思想转换为国家

    导向的发展主义，将家族本位思想和家族伦理秩序转换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将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教育思想转换为对人力资源

    的大力开发[56]。同时，华侨华人还善于吸取西方的优良文化因素，如

    学习西方经济和管理经验，重视科技和创新，注重对正义、公平、权利

    的维护及踊跃参政议政等。

    2.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软实力获得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经济实力获

    得快速发展，经济上的成功为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奠定了硬实力

    基础，华侨华人文化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自信和影响力。同时期有利的

    国内外背景环境，如国际形势的逐步缓和、居住国政策的逐渐开明、经

    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及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凸显都进

    一步推动了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

    来，随着东西方冷战结束、全球性华人文化和商业网络的构建，华侨华

    人软实力更是获得了迅速发展。如今，华侨华人文化在圈内外都产生了

    足够的吸引力，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分析，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形成主要

    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华侨华人文化体系是中国本土价值体系重建可资借鉴的对

    象。

    在同一文化圈内，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核心和边缘的位置会发生

    互换。在东亚汉文化圈内，中国本土文化和华人社会文化也经历了此种

    转变，造成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对待传统与现代关系的不同态

    度及方式。

    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厚重性、自生性特点及政治化儒

    家形态的束缚，中国无法很好地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而导致在中

    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一度被忽略，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现代

    化发展的曲折性。相反，近代东南亚华人社会却通过非政治化色彩的民间儒学运动，促使儒家思想获得迅速发展。主流文化在文化圈内传播过

    程中的这种“时差性”，使得华人社会获得了更多传统文化养分的滋养，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获得了更多传统的支

    撑，加之华人社会文化作为外缘文化能够更容易兼容新文化，从而较好

    地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1978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处于“传统

    价值系统遭受普遍质疑而新价值体系未能创立”的阶段，目前中国软实

    力建设最大的缺失也在于此。在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的接轨方面，华侨

    华人文化“或许可以为中国重建价值体系的努力提供可参考效仿的模

    式”[57]。

    第二，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特性在圈内外的作用日益凸显。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华人社会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非常明显。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亟须引进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

    术、设备与管理经验，但由于意识形态的隔阂，西方国家不敢贸然前往

    中国投资，而华人重商、冒险的特征及与中国本土文化、习俗、语言上

    的相似性，正好契合了这一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西部

    大开发、中部崛起、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过程

    中，华商及华商网络在其中的作用愈发重要。

    在东亚汉文化圈内同圈外的交流中，华人重商、冒险、开放与兼容

    的文化特性符合了区域经济与全球经济并行发展的趋势和要求。20世纪

    60年代，东南亚国家纷纷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华商的经营能力与市场

    开拓意识使其成功地连接了东南亚地区与发达国家间的技术、资本与市

    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商又成为东南亚地区、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

    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连接点；20世纪90年代，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世

    界范围内的推进，基于硅谷华人的科技人文优势、创新与冒险精神构建

    的全球华人创新网络，成为美国、中国甚至全球科技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一

    带一路”倡议的逐渐深化，相关国家和地区及中国政府对华商与华商网

    络的高度重视再次表明华人社会的海洋文化特性在双边、多边以及区域

    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重要性。

    第三，华侨华人文化成为未来社会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从未来全球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态势上来看，儒家传统文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影响力。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逐渐成为世界强势文明和

    主导文明，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因为西方启蒙人文精神

    是“狭隘的、排斥性的，对精神文明、对宗教、对整个终极关怀的课题

    不闻不问”及“对自然采取的是一种掠夺和冲突的态度”[58]

    ，所以给世界

    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桎梏。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指出，文化如

    同有机体，有着新生、青春、成熟与衰亡的周期。汤因比认为，文化的

    衰落虽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人们可以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文明可以

    复兴。鉴于此，西方文化应该及时做出调整，才能避免衰亡的命运。地

    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使得一些西方大国以自我为中

    心，产生了文化上的“傲慢与偏见”，将他者视为落后。幸运的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逐渐兴起了文化反思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思潮。

    有学者认为，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普

    遍性价值，在未来的文化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成中英指

    出，“中国文化发挥其内涵的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将是一件对世界和

    平的维护和人类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极有助益的事”[59]。德国哲学家雅

    斯贝尔斯提出，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轴心时代的文明[60]

    在21世纪还会

    继续发展。

    汤因比曾对中国文化大为赞赏，认为中国在未来能够对世界在政治

    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牟宗三、杜维明等新儒家学派代表

    人物认为，儒学正在经历第三期[61]

    的发展，即实现儒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美国硅谷地区的华人融合东西

    方文化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儒学第三期转化较为成功的例子。华侨华

    人社会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综合文化，有可能成为

    超越西方文化的新型文化，成为人类社会未来的文化发展模式。

    在这里，以一段引言作为结束语：

    现代科学，尤其是核物理和研究有机体的生物化学等学科，需要有一种“道”，人

    们发现中国人早就有了这种“道”。古典的牛顿自然科学必须掺入更多的“有机”思想和

    复杂的因果模式。李约瑟曾说：巨大的历史悖论是，虽然中国人的文明不能自发产

    生“现代”的自然科学，但现代自然科学没有中国文明特有的哲学也不能得到完善。[62]第二节 从国家软实力内涵向华侨华人软实力内涵的演绎

    自奈提出软实力理论之后，许多学者都介入软实力研究领域，软实

    力的概念和理论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对“华侨华人软实力”的

    内涵和概念做出界定，就应以奈的理论为基础，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参

    考其他学者的观点。另外，由于软实力是在国际政治领域产生的，以奈

    为首的研究者所研究的“软实力”，也大都是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这

    也就意味着，原始的“软实力”是“国家”层面的概念。因此，华侨华人软

    实力内涵的构建应建立在国家软实力内涵的基础之上。

    综合奈和其他学者的观点，国家软实力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背景环境、软硬实力之间的关系、目的、资源和效用。分析华侨华人软

    实力的内涵，也必然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解读。表1-1更加清楚地反映

    了从国家软实力内涵向华侨华人软实力内涵的演绎。

    表1-1 国家软实力内涵向华侨华人软实力内涵的演绎国家软实力内涵和华侨华人软实力内涵的具体分析、比对的阐释如

    下。

    一 软实力的行为主体

    软实力并非国家独享，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国家可以

    拥有软实力，族群、非政府组织、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拥有自身

    的软实力。

    奈在专著中多次提到非国家行为体可以拥有软实力。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一书中认为，软实力不只属于政

    府，“软实力是非政府组织及网络准备竞争的领域，因为这正是它们主

    要的力量源泉”[63]。此后奈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提

    到，“电影、大学、基金会、教堂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自身形成的软力量

    能够增强或者抵触官方外交政策目标”[64]。在《权力大未来》一书中，奈再次提到，“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可以获得巧实力，它并

    不是美国的专利”。“不只国家有软实力。公司、机构、非政府组织和跨

    国恐怖主义网络通常也都有自己的软实力，甚至作为个体的名人都能

    够‘让思想生动、得到认可和接受’，运用自己的软实力。”[65]

    在《软力

    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奈对非国家行为体可能产生的软实力

    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在该书中单独撰写了一个章节——“非国家的参与

    者”，该部分详细论述了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侨民社区、有组织的

    宗教运动、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政府间组织、基地组织等众多非国

    家参与者形成的影响力。[66]

    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呢？本书认为，自20世纪

    70年代开始，华侨华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力已经逐渐显现出来，并

    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和侨务部门

    多次调整侨务政策，将华侨华人视为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重视和

    利用华侨华人经济及人才资源的实力与作用，以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

    重视和利用华侨华人在外交和文化交流方面的桥梁、中介作用，以营造

    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推动中国与他国关系的改善。另外，目前

    华侨华人居住国政府都意识到通过华商网络扩充国家经济实力，利用华

    人群体促进与中国关系全面、友好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华侨

    华人虽非国家行为体，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软实力已经在华侨华人中体

    现出来。

    二 软实力的背景环境

    “任何力量资源的效用都取决于它的背景环境。”[67]

    软实力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一国主要的力量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民族主义观

    念和种族主义理念流行的时代，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硬实力是一国发展

    的硬道理。大凡世界强国无不是经济和军事上的大国。“强权即真

    理”“弱国无外交”是当时国际环境的真实写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信息化和民主化的逐步发展、国际

    政治的深刻变化使得约瑟夫·奈所强调的非物质性资源在国家实力以及

    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具有较好经济实力和

    文化吸引力的国家无疑会在未来的软实力较量中占据更多的优势。

    相对国家来说，作为族群软实力，华侨华人软实力效用的发挥受外

    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更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祖籍国、居住国的政策

    和环境极大地制约了华侨华人实力的发挥。如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纵

    有吸收华人资本和引进华人技术发展经济的意愿，但终因自身发展的不

    稳定和痼疾太多，加之华人软硬实力有限，华人社会对中国的影响始终

    受到限制。如今，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华侨华人作为

    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吸引力的族群，在未来软实力的较量中会占

    据更多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华

    侨华人软实力发展的外部环境是极好的。20世纪60年代，泰国、菲律宾

    等东南亚国家将华人经济视作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78年中国改

    革开放后将华人资本和技术视为推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力量，20世

    纪8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环境的宽松及21世纪以来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推进，都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华侨华人软实力的进一步发挥。但需要注

    意的是，外部环境对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发挥只起到了外在推动的作用，华侨华人自身的发展即其内部环境是影响华侨华人软实力发挥的根本因

    素。经济实力的大小、文化是否具有主体地位、政治地位如何等都是影

    响华侨华人软实力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部因素。

    三 行为体的综合实力及软硬实力之间的关系

    (一)行为体的综合实力一国的综合实力(力量资源)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软实力

    [68]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实力是

    否存在的问题，奈指出，“21世纪是权力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的全球信

    息时代，软实力将成为巧实力战略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69]。“即便小国

    或弱国在总体力量资源上无法与最大的国家匹敌，它们仍可展示超越其

    军事力量的挑战，而且并非只有国家才可以构成这种挑战。”[70]

    此即意

    味着力量在国家和非国家因素中广为分布，非国家行为体也可以形成自

    己的力量资源。因此，与国家综合实力相对应，华侨华人的综合实力是

    包括经济实力和软实力的。

    (二)软硬实力之间的关系

    一国的软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如何？奈和许多学者都曾对此问题进行

    了论述。多数学者认为二者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硬实力是软实力的物质基础。国家软实力很大一部分来源

    于其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发达，硬实力是软实力得以发展的物质基

    础。此外，硬实力虽是软实力的基础，但并不意味着软实力对硬实力具

    有绝对的依赖性。奈也认为“软力量并不依赖于硬力量”，并通过分析指

    出，梵蒂冈、挪威等通过宗教、经济援助和维和等方式也能拥有软实

    力。[71]

    另一方面，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如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

    事大国，美国的电影、迪士尼、耐克、可口可乐等产品畅销多个国家，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享受这些产品的同时，或多或

    少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

    与此相对应，华侨华人软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华侨华人

    经济硬实力是华侨华人软实力的物质基础；华侨华人软实力是华侨华人

    经济硬实力的无形延伸。首先，华侨华人经济硬实力是华侨华人软实力的物质基础。20世纪

    60年代以来，东南亚各国逐渐放弃了对华人经济的歧视政策，华人经济

    开始获得长足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东亚华人经济力量扩张迅

    速。1983年，日本《选择》月刊估算的华人资本为二三千亿美元[72]；

    1991年，世界银行估计，海外华人的经济产出达到4000亿美元；1996

    年，世界银行估计该数据已经上升至6000亿美元[73]。20世纪90年代以

    来，美国华人产业尤其是华人在硅谷的高科技产业逐渐发展成为美国主

    流经济的一部分。随着华人经济硬实力的日益增强，华商的经营能力及

    华商网络也逐渐在居住国、中国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较大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华人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也被一些学者和媒体视为华人经

    济成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华人为主体的“亚洲四

    小龙”的经济发展，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华传统文化或海外华人文化

    的研究或反思，此种现象即印证了这一点。

    其次，华侨华人软实力是华侨华人经济硬实力的无形延伸。海外华

    人社会较好地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结合，并将其转化

    为华人文化。华人文化在经济领域的效用，成为华人经济硬实力发展的

    无形资源，为经济硬实力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智力支持。华侨华人的勤

    劳节俭、诚信、注重和谐和善于学习等文化品质，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普

    遍意义和价值。华侨华人的优良品质使他们得以在海外任何环境中生存

    下来，早期的华侨华人大多通过从事垦殖、筑路等劳动力强而收益低的

    行业，在世界各地扎根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华侨华人抓住时

    机，勇于革新和开拓，创办了许多大公司和大企业，部分企业在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开始向海外扩展，成为跨国公司。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

    的跨国企业集团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也获得了迅速

    发展。综观诸多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如施至成、陈永栽、陈弼臣、林绍

    良、郭鹤年等，无不是靠着刻苦耐劳、埋头苦干、随机应变和注重人际

    关系而成功的，其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和他们秉承的文化理念有莫大的关

    系。同时，华侨华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造就了众多知识型华人和高学历的华裔二代、三代，他们成为推动华人高新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如今，美国华人产业尤其是华人在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已经成为美

    国主流经济的组成部分。

    四 行为体施行软实力的目的

    国家软实力的施行更多的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影响他国政策、制

    定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规则、外交政策得到他国的认同等，因此具有较强

    的主动性。奈在论述中多次指出，在软实力的较量中，只有通过新的实

    力源泉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的目标。日本学者宫尾尊弘也认为，“在国

    际化和信息化的世界里，只注重‘硬实力’是不够的，只有同时注重‘软实

    力’的培养，获得别国的好感和支持，才能够实现最高的国家利益”[74]。

    出于增进及维护国家利益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纷纷加大对本国

    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宣传，并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化进程。

    与国家主动施行软实力的目的不同，华侨华人作为族群，其实施软

    实力的目的更多的是出于融入主流社会及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

    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在世界移民史上，华侨华人在多数时期属于民间自

    发移民，秉持的是和平发展的理念。要在异国他乡获得生存的一席之

    地，华侨华人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通过勤劳节俭、重视教育和相互扶

    助等方式，获得个人和族群的成功，进而提升华族在居住国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地位，从而获得主流社会对其较高的形象认可。在这个过程

    中，中华文化持续的生命力以及中国人勤劳、节俭、坚韧、平和的精神

    也得以彰显，随着华侨华人经济硬实力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华侨华人软

    实力也最终得以形成。

    五 软实力的资源及效用

    (一)软实力的资源

    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无疑是国家软实力的资源要素，但对于经济、军事[75]

    、科技、人才等是否构成软实力的资源要素，学界存

    在一定的争议。本书的观点如下。

    1.经济实力和财富的吸引力是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奈提出国家的软实力主

    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76]

    但后来在《“软权

    力”再思索》一文中，奈对自己的软实力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经济

    实力既可以转化为硬权力也可以转化为软权力，既可以用制裁来强制他

    国，也可以用财富来使他国软化”[77]。在《权力大未来》一书中，奈再

    次提到，“文化、价值观和政策并不是仅有的软实力资源。经济资源同

    样也可以产生软实力及硬实力行为。经济资源既可以用于吸引，也可以

    用于胁迫”[78]。在国际关系领域，一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往往成为其吸引

    力的重要来源，并最终转化为软实力。比如，美国因为其强大的经济实

    力吸引了各国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的移民；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等地

    区和国家也因为经济的发达成为移民的重要选择。

    同样的，华侨华人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财富、成功的经营模式及

    华商的经营管理能力也正是华侨华人获得外界认可的重要资源。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后，泰国、菲律宾等一些东南亚政府视华人经济为国民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对经济政策、民族政策和国籍法的逐步调

    整，吸引华人参与国家经济建设。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中国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华侨华人的资金和技术发挥了重要作

    用。如今，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一带一

    路”倡议推进的过程中，华商和华商企业再次成为助推力。

    2.以科技为主的人才也是软实力的重要资源

    当今，在国与国之间的国力竞争中，科技是关键，而在科技竞争

    中，人才是关键，因而科技人才是软实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科技是未来人才竞争的“主战场”。对于科技实力，奈也给予了较大

    的关注。在《权力大未来》一书中，他强调了网络权力的重要性，认为

    网络权力是“全球权力的新态势”，介绍了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起的公共外

    交运动，认为“网络信息在网络空间传播，通过吸引他国公民而形成软

    实力”[79]。

    在科技人才的竞争上，美国做出了最积极的回应。自20世纪50年代

    以来，美国引领了生物工程、计算机、宇航、信息、新材料等以科技为

    核心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美国注重对科技产业和高等教育的投

    资，并采取各种政策吸引技术移民。高科技和人才战略无疑推动了美国

    经济和软实力的发展。欧洲和日本也大力发展科技产业，欧洲将吸引海

    外人才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政策，日本也逐渐改变了对移民的歧视态

    度。未来，科技人才将是各国比拼软实力的重要“战场”。

    如今，华侨华人在文教科技领域都取得了较大成就，欧洲、北美、日本等地的华侨华人，其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已经成为一种资源，并

    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华侨华人中的科技人才主要来源于自20世纪50年

    代以来赴欧美留学后定居的人员，中国的技术移民，中国留学生和华人

    中的第二代、第三代。目前在各国的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争夺大战中，华侨华人是较受欢迎的群体，中国各地人才更成为各国人才战略的重要

    目标。

    (二)软实力的效用

    并不是所有的软实力资源都可以转化为现实的软实力，这就涉及软

    实力的效用问题。软实力是以两种形态存在的：资源(潜在的软实力)

    和影响力(现实的软实力)。行为体潜在软实力的效用有二：一种可能

    是行为体通过对所运用的对象施加软实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可能

    是以失败而告终。行为体的软实力资源转换为现实的影响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

    先，要到达预期的结果。“潜在的力量资源并非总会转换为能达到预期

    结果的现实力量。如要成功转换，潜在软力量的客观手段必须对特定观

    众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必须影响到最终的政策结果。”[80]

    其次，要获得对象的认可。“对于软实力的形成，重要的不仅是权力实施国施

    加影响的努力，还有目标对象国的认知。”[81]

    如果一国的行为获得对象

    国认可的话，那么这种软实力就得以存在了。反之，这种努力就会失

    败。

    软实力效用方面的例子很多，奈也在多处论述了软实力的效用问

    题。奈指出，历史上曾有几个时期美国的吸引力较高而欧洲的吸引力下

    降，奈批评美国政府在这些时期过度依赖硬权力，乔治·W.布什在首次

    任期内由于忽视了美国的软权力，为这种无知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支持率逐渐下

    降，这削弱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82]

    奈认为，和美国相比，欧

    洲的软实力策略施行得较为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无论在地区

    形象的塑造、世界问题的解决，还是在外交政策的执行、国际文化关系

    的投资方面都比美国成功。[83]

    相对来说，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存在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的软实力资

    源，另一方面取决于它所运用的对象对其软实力的认知。华侨华人软实

    力资源只是潜在的软实力，只有当资源具有了吸引力、影响力和认同力

    之后，才会成为现实的软实力。因此，若要对华侨华人软实力的构成进

    行论述，就必须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华侨华人软实力的资源(潜在的软

    实力)、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影响力(现实的软实力)。

    华侨华人软实力的资源包括文化软实力、经济软实力、政治软实

    力、公共外交软实力、人才软实力和新加坡模式。这些资源刚开始的时

    候只是一种潜在的软实力，只有在居住国、祖籍国或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影响力和认同力后，华侨华人软实力资源才会成为现实

    的软实力。比如，华人资本和技术在居住国、祖籍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都

    产生了吸引力，推动了居住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等。

    华侨华人的双重甚至多重文化身份，使其在居住国和祖籍国及东西方之

    间的文化、教育、经济的交流与沟通中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等。

    但并不是任何时候，华侨华人的软实力资源都可以成为真正的软实

    力。居住国国内政策不够宽松、祖籍国的相关政策不利于华侨华人、祖

    籍国与居住国之间的关系不够友好、祖籍国的经济实力不够强大、东亚

    地区的区域环境不够安全等诸多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华侨华人软实力的发

    挥。如华侨华人的资本和技术有可能被居住国理解为威胁到国民经济的

    发展，华侨华人在祖籍国的投资有可能被居住国误解为资金逃离，华侨

    华人的双重或多重文化身份可能会使其被居住国视为不忠诚。甚至在有

    的国家，华侨华人实力的发展极易引发主流民族的反感，华侨华人往往

    成为居住国经济衰退或经济政策变动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华侨华

    人软实力的影响力也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如马来西亚的“马来人第一”政

    策延续至今，导致有的马来西亚华人选择再移民来抗拒政府的政策不

    公。

    通过以上对国家软实力内涵和华侨华人软实力内涵的比对、分析，以及第一章第一节对“华侨华人软实力形成的历史源流”的解读，华侨华

    人软实力的概念也逐渐清晰起来。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华侨华人软实力的

    概念进行界定，本书尝试性地对华侨华人软实力的概念做出界定——华

    侨华人软实力是一种族群软实力，建立在华侨华人经济硬实力的基础之

    上，包括华侨华人文化、经济、政治、公共外交、人才等软实力资源在

    居住国、中国及世界产生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认同力。其中，华侨华人

    文化软实力是根本，华侨华人文化延伸到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公共外

    交领域和人才领域，衍生出经济软实力、政治软实力、公共外交软实力

    和人才软实力，其中新加坡模式是华侨华人文化演化与发展的典型。本书重点论述当代华侨华人的文化软实力、经济软实力、人才软实力及新

    加坡模式。第三节 华侨华人软实力的特性

    解读华侨华人软实力的特性，要先回到国家软实力的特性上来，分

    析国家软实力的特性对解读族群软实力的特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约瑟夫·奈在多处分析了国家软实力的特性，归纳起来，主要表现

    为六点。①无形性。奈认为，软实力与“左右他人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无形力量资源”关系紧密，“它与军事和经

    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资源相关的硬性命令式力量形成对照”[84]。②同化

    性。奈多次提到国家软实力是一种“间接的或者同化式的实力”，“使人

    随我欲”[85]

    ，“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

    定其利益的能力”[86]。③变化性。“同样的信息在不同情形下被不同的接

    受者‘下载’和诠释就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因而“软力量不是永恒不变

    的，而是随天时地利而易”[87]。④共享性。“软力量可以被共享，并能以

    合作的风格来使用。”奈举例说，“欧洲推广民主和人权有助于促进那些

    与美国的目标相一致的共同价值观”[88]。⑤缓慢性、分散性和运用的困

    难性。亦即软实力的非即时性，软实力是通过潜移默化、渐进渗透的方

    式发挥效用的。“软力量较之硬力量资源更缓慢、更分散，运用起来更

    困难。”因为“软力量的众多重要资源均非政府所能掌控，其效果极大地

    依赖于受方的接受度”，另外，“软力量往往通过塑造政策环境间接地运

    作，有时要花数年的时间才能产生预期结果”及“信息的广泛传播能迅速

    地产生或者妨碍预期结果”[89]。⑥软硬实力的相互转化性。如“经济力量

    就可以转化为软硬两种权力，当你采取经济制裁这种强制手段时，它就

    表现为硬实力；而当你利用手中的财富吸引他人时，它又变成了软权

    力”[90]。

    中国学者对软实力的特点也进行了论述。甘阳曾强调，真正有效的软实力是具有某种普遍价值意义的，不仅是一国的价值取向，而且是他

    国所承认的。[91]

    朱峰认为，软实力具有通过吸引起作用、非垄断和扩

    散性、不同国家软实力的一些方面可以重合及对国家有深刻的无形影响

    四个特征。[92]

    郭树勇分析了软实力的十个特性。[93]

    综上所述，国家软实力具有无形性、非强制性、渗透性、转化性、缓慢性等诸多特点。而华侨华人软实力是以族群形态存在的，和国家软

    实力相比，除了具有国家软实力的这些特性之外，还具有族群软实力所

    拥有的特性：表现形态的层级性、资源分布的地域性、资源系统的综合

    性、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发挥效用的差异性、脆弱性。华侨华人软实力

    的这些特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 表现形态的层级性

    作为移民群体，华侨华人的身份和存在形态往往体现在不同的层面

    上，因而导致其软实力表现形态具有层级性。

    (一)个人层面

    华侨华人移民海外，先是以个体形态存在的，一些华侨华人通过自

    身的拼搏和努力，最终在海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中后期以来，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商界、政界、学界和艺术界表现突出，在众多领域都

    拥有一席之地。这些杰出华人树立了华人的良好形象，在居住国甚至全

    世界都具有巨大的个人影响力。

    华人商界奇才如王嘉廉，作为国际联合电脑公司(CA)的创立

    者，曾被《商业周刊》、《财富》、ABC电视网、《纽约时报》等重要

    媒体报道过。如《商业周刊》曾将王嘉廉列为世界“最富潜力的25名总

    裁”之一。ABC电视网曾称其为美国“最具创意与效率的经理人之一”。

    《财富》曾将CA评为美国“最有价值的100家公司”之一。在媒体报道

    中，“与众不同的管理方式”“积极进取”“激情”“冷静”等描述王嘉廉的词频频出现。

    李光耀，作为新加坡首任总理，被新加坡人公认为“新加坡国父”。

    在他的治理之下，新加坡从一个没有天然资源、欠发达的殖民地一跃成

    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李光耀也因而成为亚洲重要的政治人物，并获得

    了众多的殊荣和奖励，如英国政府颁发的“杰出圣迈克尔和圣乔治的荣

    誉爵士大十字勋章”(1972年)[94]

    、美国政府颁发的“亚伯拉罕林肯纪念

    奖章”(2011年)[95]

    ，俄罗斯政府授予的“荣誉勋章”[96]。作为一个较为

    成功的治理者，李光耀获得了世界许多领导人的高度赞誉，如被美国前

    总统克林顿誉为“卓越的领导人和政治家”，被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赞

    为“我所知道的最聪明和最富有效率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英国前首相玛

    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也称赞其“透过宣传的迷雾，独特清晰地表达我们这

    个时代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97]。此外，各国专家和学者撰写

    的有关李光耀和新加坡的专著、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科学界骄子如杨振宁，其和李政道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1957

    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第一批获此殊荣的华人。杨振宁曾先后

    获得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头衔及多家大

    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杨振宁还获得了众多世界性的殊荣，如美国国家科

    学奖章、鲍尔奖、玻戈留玻夫奖、昂萨格奖、费萨尔国王国际奖等。

    文化艺术上也不乏华人佼佼者，如英籍作家韩素音、英籍华裔钢琴

    家傅聪、美国桥牌皇后杨晓燕、美国冰后关颖珊、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

    明、法国艺术家赵无极、比利时书画家陆惟华、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王赓

    武。以历史学家王赓武为例，王赓武系海外华人研究的主要奠基者，在

    中国海洋观和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领域都颇有建树，被誉为“启发学者

    的典范”[98]。王赓武在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学界中影响颇大，曾被马来亚

    大学聘为讲座教授，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院长和香港大

    学校长，目前是我国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1994年还获得了日本的“福冈亚洲文化奖”。

    (二)社团层面

    近代华侨最初移民海外时，由于客居他乡、无依无靠，他们联合起

    来，组建各种地缘、血缘和业缘等组织，以期生存和获得发展。华侨华

    人的此种社会结构被一代代承继下来，成为其生存的重要形态。目前世

    界各地的华侨华人社团数量众多，有学者估算，其总量在20000个以

    上，其中马来西亚有7000多个，印尼有4000多个，美国有3000多个，欧

    洲有2000多个，其他各地还有5000多个。这还不包括没有注册登记但开

    展活动的草根组织，如果将它们计算在内，那么总数将突破50000

    个。[99]

    华侨华人社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因实力强大逐渐在居住国

    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或经济影响力，有的因致力于居住国的社会、经

    济发展而获得众多美誉和民众认可，有的因积极促进居住国和祖籍国的

    双边交流与关系发展，成为居住国和祖籍国倚重的公共外交资源。如菲

    华商联总会自成为华社领袖以来，由于其整合了华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

    资源，可以从整体上更好地维护华人利益和发挥华人实力。长期以来，通过自身实力的展示和多方面的努力，菲华商联总会已成为菲律宾政府

    倚重的经济力量，菲华商联总会支持的各项公益事业尤其是“菲华三

    宝”也获得了菲律宾民众的认可，政府对其也多加赞誉，从而使得菲律

    宾华人的整体形象和软实力大为提升。美国百人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将分散的各界华人精英集中起来，作为华人精英团体代表，在美国发出

    华人的声音。自成立以来，百人会提出的诉求大多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

    和回应，同时，由于百人会代表身份的特殊性，其在美中公共外交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并获得了双边政府的认可，百人会的软实力也得到了较好

    的发挥。

    (三)族群或种族层面在东南亚国家，华侨华人通过长期和当地民族的融合发展，已经转

    变为华族，成为其多元民族的一部分。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地，华侨

    华人多是以种族层面的亚裔存在的。随着华侨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

    对居住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族群或种族层面的华侨华人群体逐渐受到居

    住国的认可与重视。

    以美国华人为例，华人在美国白人眼中的形象经历了从“黄

    祸”到“模范少数族裔”的过程。1943年，美国国会撤销了排华法案，并

    逐步调整移民政策，华人的地位相应提高，华人社会也随之获得了生

    机。20世纪下半期以来，美国华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使得华人社

    会的经济和政治整体实力大增，文化教育水平也迅速提高，高科技人才

    和专业人才辈出，华人也因此逐渐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与重视。鉴于包

    括华侨华人在内的亚裔对美国做出的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

    亚裔就被媒体授予了“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100]

    迄今为止，华侨华人

    在美国的突出表现都使得华族无愧于这一称号。

    (四)国家层面

    在海外，新加坡是唯一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国家，无论是新加坡主要

    创建者李光耀的治国思想，还是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理念及更广泛的新加

    坡模式与经验，无不打上了深刻的华人文化的烙印，因此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认为新加坡模式是一种以国家形态存在的软实力。

    新加坡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较为成功地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的精

    华，一方面向西方学习，使自己迅速走向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东

    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使自己不迷失方向。新加坡模式既体现了儒家的

    仁政、和谐、民本主义、重视教育和社会伦理的思想，又结合了西方的

    法治、创新、竞争、管理和科学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东西方治理

    模式结合的范本。可以说，融合东西方文化、兼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的价值观，正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文化和思想基础。正是源于新加坡的巨大成功，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模式，如价值观、经济发展、政府管理、社会治理及城市管理等方面，获得了

    众多的组织、机构及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赞誉，被许多国家学习和模仿。

    新加坡模式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五)全球或世界层面

    随着华侨华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通信革命

    带来的便捷，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之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各类世界性的

    宗亲组织、同乡组织、联谊组织、专业组织及交流大会纷纷涌现。华侨

    华人社团最早组建的是各类世界性宗亲和同乡组织，如世界客属恳亲大

    会(1971年)、国际潮团联谊年会(1980年)、世界林氏宗亲总会

    (1981年)、世界赖氏宗亲联谊会(1982年)、世界越棉寮华人团体联

    合会(1983年)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相关统

    计数据，20世纪末，世界性华人社团达83个；全洲性的有38个，其中亚

    洲有7个；同东南亚国家华人社团有关联的有70多个。[101]

    此外，各类世

    界性华人交流大会也频频举办，如“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世界

    杰出华人商会”“世界华商大会”等。

    近年来，世界性的华人团体和华人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世界华商大会。1990年，新加坡、中国香港

    和泰国的中华总商会联合倡议每两年举办一届世界性的华商大会。自

    1991年首次举办以来，世界华商大会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主办方政

    府都会利用媒体对该会进行大力宣传，并希望借此契机，吸引更多的华

    商在本国投资，希望借助世界华商网络的巨大资源，推动本国经济的发

    展。如2007年9月15日，在日本神户举办了第9届世界华商大会，上午举

    办大会开幕式，下午有关此次会议的新闻就出现在了NHK、《朝日新

    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共同社等各大主流媒体上。此次

    大会的规模、日程安排、嘉宾言论及世界华商大会的发展历程都成为日

    本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神户新闻》更是从当年7月起报道此次大会的相关消息，会议期间甚至为世界华商大会开辟了专栏。

    二 资源分布的地域性

    截至2007年，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约为4543万人，其中，亚洲地区为

    3548万人，约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8.1%；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有

    3348万人，约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3.7%；美洲地区的华侨华人超过

    630万人，约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13.87%。[102]

    东南亚和北美地区之所以成为华人移民最多的地区，是因为早期的

    移民多流向东南亚地区，新移民则多流向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移

    民的这种区域格局，造成了不同地区华侨华人软实力发展的不平衡。众

    所周知，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华人金库”之称；北美华

    侨华人科技和专业人才众多，被誉为“华人智库”。因此，就华侨华人群

    体而言，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软实力即经济实力和财富的吸引力是最

    大的；北美华侨华人的人才影响力尤其是科技人才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另外，软实力资源的地域性也容易导致华侨华人为寻求实现价值的最大

    化而不断流动，进而形成新的资源组合。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侨华人作为一种新兴的力量，其影响力也逐

    渐凸显出来。欧洲华侨华人的经济实力虽不是很强，但其在政治方面的

    表现较为突出，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地的华人参政议政愿望逐渐强烈，一些华人开始在政界崭露头角。日本华侨华人多活跃在文化和教育界，在文教界的影响与日俱增。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参政也是一大特色，自20

    世纪60年代出现第一位华人市长以来，现今已有越来越多的华人从政，华人的政治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加。

    三 资源系统的综合性

    华侨华人善于通过各种关系组建商贸网络和社会网络，这种原始的

    网络最早在宋元时代成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人社会的网络性进一步增强，各类宗亲会、同乡会和业缘社团不

    断交织，同时，华人企业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也不断扩张，进一步促成

    华人网络圈的扩大。1991年世界华商大会的召开，更是世界性的华商跨

    国社区网络形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外，华商网络还和居住国、祖籍国的

    商界、政界、科学界、文化艺术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华侨华人社会和商贸联结的网络性、渗透性，使得华侨华人社会不

    仅包含着丰富的经济、资本和技术资源，还包含着丰富的人力、文化、政治和信息资源，华侨华人社会也因此具有了网络性、综合性和系统

    性。华侨华人社会的此种特性，也同时使得华侨华人作为软实力资源时

    具有了综合性和系统性。

    四 资源的相对稀缺性

    华侨华人软实力资源对祖籍国和居住国来说，因其人数不多，影响

    力较大，可替代物较少，具有相对稀缺性。在这一点上，东南亚国家表

    现得尤为明显，如果东南亚各国政府对华侨华人的发展限制较严，那么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受挫；反之，如果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那么社

    会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受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普遍实行了歧视华人的政策。如菲

    律宾提出“菲律宾第一”的口号，限制华人发展，实行“菲化”政策；马来

    西亚奉行“马来人第一”的举措；印尼对华侨实行强制性的同化政策。事

    实表明，居住国政府施行的这些政策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后果，导致其经

    济发展停顿、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亏损严重。后来各国政府吸取了教

    训，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实行宽松的政策，将华人经济纳入国民经

    济体系之中，同时对华侨华人也逐渐重视起来。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

    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经济获得迅速增长，华侨华人在其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华侨华人在中国的

    投资存在戒备心理，这延误了这些国家的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失去了最早与中国发展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

    南亚国家逐渐打消疑虑，采取宽松甚至鼓励的政策，希望利用华侨华人

    与中国的关系推动双边多方面合作与交流。

    五 发挥效用的差异性

    (一)软实力构成要素及影响力程度的差异性

    同一国家华侨华人软实力的不同构成要素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在

    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模式是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其价值观、经济发

    展模式、政府管理模式、社会治理模式及城市管理模式是共生共存的，因而都同样重要。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华侨华人而

    言，其经济影响力是最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次之。日本华侨华人的

    公共外交影响力是较大的，其人才影响力尤其是文教界人才的影响力也

    在逐渐增大。美国华侨华人的人才影响力尤其是科技人才影响力是最大

    的，公共外交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次之。加拿大华侨华人的政治影响力

    和人才影响力较经济影响力要大。就欧洲华侨华人而言，其政治影响力

    开始崭露头角，经济影响力尚在发展之中。

    (二)居住国对华侨华人软实力敏感程度的差异性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华侨华人软实力的敏感度不一样，存在差异性。

    该差异性主要表现为：一般实行开明的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如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区的发达国家，对待华人问题敏感度相对低一些，华

    侨华人的发展基本不受限制，其软实力也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释放；实

    行限制性政策的国家，华侨华人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其软实力的

    释放也会受到影响。

    相比较而言，目前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对华人问题仍较为敏感，华侨

    华人软实力的释放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东南

    亚一些国家曾将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投资视为一种对国家的“不忠”行为。20世纪9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政府对民众到中国投资持批评态度，并限

    制马来西亚人前往中国投资，马来西亚公民也不能自由到中国参观、探

    亲、经商及治病等，要去中国必须经过内务部的批准才可以向中国驻马

    来西亚大使馆申请签证。20世纪90年代初期，印尼报刊指责华人企业把

    国内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拿到中国投资，帮助中国发展。

    六 脆弱性

    除新加坡以外，华侨华人的非国家非主导民族、跨国跨文化的特性

    使其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居住国环境、祖籍国环境以及国际环境都可以

    对其软实力效用的发挥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甚至制约其发挥作用。外部

    环境对华侨华人的需求因时因地而异，华侨华人移民海外既有被欢迎、尊重的时候，也有被拒绝、歧视的时候，华侨华人软实力有可能一时一

    地是资源，彼时彼地却不再是资源。

    [1] 李安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概述》，载周南京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

    书》(总论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第1034页。

    [2] 王庚武依据种族和文化将东南亚华人认同分为政治类认同和文化类认同，其中文化类认

    同包括华人历史认同、华人文化认同和华人种族(文化)认同。〔澳〕王赓武：《中国与海外

    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第243、248页。庄国土认为，在东南亚华人族群认同中起主

    导作用的是族群文化意识，并认为，东南亚华人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仍将保持强弱不等的华人族

    群认同的意识。庄国土：《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63～70页。本书为了论述的方便，对华侨文化与华人文化

    不做细分，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和差异。参见陈乔之《略论华侨文化与

    华人文化》，《东南亚研究》1997年第6期，第24～30页；周用敦、林卫国《试探有关华侨文化

    华人文化的一些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9～41页。

    [3] Larry A.Samova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Belmont，C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2001)，p.33.

    [4] Miguel Matilla，An Agonistic Education：A Commentary on the Conception of Education in

    Nietzsches Early Work(A Parte Rei：Revista de Filosofía，2002)，p.2.

    [5] 〔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第2页。

    [6]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

    社，1991，第409页。

    [7] A.J.Marsella，“The Measurement of Emotional Reactions to Work：Conceptual

    Methodological and Research Issues，” Work and Stress，Vol.8，No.2，1994，pp.166-167.

    [8] (清)惠栋撰《周易述》卷十八《系辞下传》，郑万耕点校，中华书局，2007，第19

    页。

    [9] (汉)刘向撰《说苑校证》卷第十九《修文》，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第45

    页。

    [10] (宋)朱熹撰《周易本义》卷之一《上经》，廖名春点校，中华书局，2009，第104

    页。

    [11] (清)王先谦撰《庄子集解》，《逍遥遊第一》，沈啸寰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1

    页。

    [12] (清)惠栋撰《周易述》卷二十二《易微言上》，郑万耕点校，中华书局，2007，第

    59页。

    [13] (汉)刘向撰《说苑校证》卷第十五《指武》，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第23

    页。

    [14] 《周易正义》卷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05页。

    [15]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七《博学于文》，(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

    校，岳麓书社，1994，第241页。

    [16] 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12，第1页。

    [17]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8～19页。

    [18] 钱穆：《文化与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3页。

    [19] 周一良：《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1页。

    [20] 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第19页。

    [21]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第2379

    页。[22] 周南京：《风云变幻看世界——海外华人问题及其他》，香港南岛出版社，2001，第

    42、44页。

    [23] 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致

    读者二。

    [24] 龙登高：《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异》，《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

    1页。

    [25] 李亦园：《中国海洋史发展论文集》(第一集)，台湾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4，序言。

    [26] 王焕芝：《新时期华侨华人文化的特征》，《教育评论》2008年第1期，第112页。

    [27] Larry A.Samovar，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Belmont，C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2001)，pp.34-46.

    [28] 〔澳〕颜清湟：《东南亚华族文化：延续与变化》，周添成译，载吴晶主编《华侨华

    人研究论丛(第七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第223、207页。

    [29] 邵建寅：《华文教育的路向》，载《中正十年》，1990年4月在粤华早餐会上的专题讲

    演。转引自吴端阳、吴绮云《东南亚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承》，《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学

    报》2002年第6期，第82页。

    [30] 陈衍德：《论当代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双向互动》，载郭梁主编《21世

    纪初的东南亚社会与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第522页。

    [31] 〔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高专诚译，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89，第233页。

    [32] 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第10页。

    [33] 〔日〕福井文雅：《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徐水生、张谷

    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总序第2页。

    [34]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陈彦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1页。

    [35] 杨栋梁、严绍璗主编《变动期的东亚社会与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24

    页。

    [36] 高明士：《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以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为中心》，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8，第229～235页。

    [37] 孙泓：《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载石源华、胡礼忠主编《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93页。

    [38] 陆玉林：《东亚的转生：东亚哲学与21世纪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

    61页。

    [39] 盛邦和提出文化圈的“内核——外缘”理论，认为可以把文化区的内层核心称为“内

    核”，把文化区的外层边缘称为“外缘”。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0，再版序言。

    [40] 本书关于汉文化圈的时期划分是遵循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大致同期的方法，这和

    世界历史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的划分不一致。同时，华人社会的发展阶段非常

    复杂，不同于国别史、地区史和世界史，无法同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时期划分保持一致。但

    在汉文化圈的不同发展时期内，华人社会的文化发展还是有脉络可循的，为论述方便，本书不

    对华人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性质进行具体阐述和区分。

    [41] 庄国土认为，从有海外贸易开始，就可能有因贸易关系而“住藩”的华人。而华人出

    国，较为可靠的记载始于汉代。庄国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21页。

    [42] 杨国桢、郑甫弘、孙谦：《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页。

    [43] 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第10页。

    [44] 张彬村：《十六至十八世纪华人在东亚水域的贸易优势》，载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

    发展史论文集》(第三辑)，台湾中研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第356页。

    [45] 庄国土：《当代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起源、兴起与发展》，台湾稻乡出版社，2005，第3～11页。

    [46] 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第10～11页。

    [47] 〔英〕S.B.Redding：《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张遵敬等

    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第163页。

    [48] 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商务印书馆，1930，第103页。

    [49] 张立文等：《中外儒学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8，第236页。

    [50]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岳麓书社，1998，第482页。[51] 〔日〕滨下武志：《全球化与东亚历史》，载石源华、胡礼忠《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

    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6～27页。

    [52] 〔日〕滨下武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王玉茹、赵劲

    松、张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22页。

    [53] 《孔子诞辰，作全球社群教师节——专访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社会观察》2010

    年第9期，第20页。

    [54] 盛邦和、〔日〕井上聪主编《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出版社，2003，第49页。

    [55] 庄国土：《中国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华侨华人》，《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第6

    页。

    [56]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90～93页。

    [57] 庄国土：《中国价值体系的重建与华侨华人》，《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4期，第

    1、6、7页。

    [58] 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02。

    [59] 〔美〕成中英：《文化·伦理与管理：中国现代化的哲学省思》，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39页。

    [60] 轴心时代是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该时期产生的精神文明，包括犹太教文

    化(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及回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希腊文化等，对人类

    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

    们，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和老子都是最杰出的哲学家。他们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

    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促进了宗教的产生。这些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延续至今，当人类

    面临危机或新的转折的时候，无疑需要借助这些文化度过转型时期。

    [61] 在新儒学家中，牟宗三首次对儒学三期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杜维明也承继了该

    思想，将儒学的发展分为三期：先秦两汉儒学为第一期，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当代新儒学

    为第三期。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文集》(第1卷)，武汉出版社，2002，第420～422页。

    [62] Joseph Needham，“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 China and the West，” Science Society，Vol.20，No.4，1956，p.340.

    [63]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12、78、79页。

    [64]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17、103页。[65]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32、118页。

    [66]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96～103页。

    [67]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12页。

    [68]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29页。

    [69]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119页。

    [70]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96页。

    [71]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9、92页。

    [72] 〔日〕《选择》1983年10月号，第79页，转引自郭梁《对海外华侨、华人资金估计的

    一点看法》，《南洋问题》1987年第4期，第57页。

    [73] Murray L.Weidenbaum，The Bamboo Network：How Expatriate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Creating a New Economic Superpower in Asia(New York：Martin Kessler Books at the Free

    Press，1995)，p.25.

    [74] 〔日〕宫尾尊弘：《美国和日本的国际评价》，《世界周报》2005年8月2日。

    [75] 对于国家军事实力，因为与华侨华人软实力没有可参照性，所以本节没有专门的论

    述，但不可否认，军事资源的成功运用也可以增强一国的军事软实力。在《“软权力”再思索》

    一文中，奈指出，那种认为“军事资源只能产生硬权力”的论调是错误的。事实上，军事实力和

    能力有时也会创造软权力。一部运转良好的军事机器能够成为仰慕的根源。奈随后举例论

    证，“美军在2005年印度洋海啸和南亚大地震后的人道救援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有助于恢复美国的

    吸引力。军事合作和联合训练计划能够建立跨国网络，从而提升一国的软权力”(引自〔美〕约

    瑟夫·奈：《“软权力”再思索》，蔡玮译，《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91页)。在《权

    力大未来》一书中，奈又一次指出，“军事资源既可以产生硬实力，也可以产生软实力，两者的

    结合根据军事权力的具体运用方式而变化”(引自〔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

    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69页)。

    [76]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11页。

    [77] 〔美〕约瑟夫·奈：《“软权力”再思索》，蔡玮译，《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90页。

    [78]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121、122页。

    [79]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157、176页。

    [80]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37页。

    [81] 〔美〕约瑟夫·奈：《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中信出版社，2012，第133页。

    [82] 〔美〕约瑟夫·奈：《“软权力”再思索》，蔡玮译，《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91页；〔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37～39页。

    [83]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83～90页。

    [84] 〔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第25页。

    [85] 〔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等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第25页。

    [86] Joseph S.Nye，Jr.，“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No.80，Twentieth Anniversary，Autumn，1990，pp.153-171.

    [87]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46页。

    [88]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90页。

    [89] 〔美〕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110、111页。

    [90] 〔美〕约瑟夫·奈：《自由主义化的现实主义者——对约瑟夫·奈的访谈》，张哲馨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8期，第72页。

    [91] 吴铭：《甘阳访谈：关于中国的软实力》，《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2月26日。

    [92] 朱峰：《浅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软权力”》，《国际论坛》2002年第2期，第57、58

    页。[93] 郭树勇：《新国际主义与中国软实力外交》，《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45页。

    [94] “Bio of Lee Kuan Yew，”

    http：www.pmo.gov.sgAboutGovernmentCabinetAppointmentsMML-eeKuanYew.

    [95] Simon Marks，Former MM Lee Kuan Yew Receives Lincoln Medal，Oct. 19，2011，Channel News Asia.

    [96] “Moscow Honours Lee Kuan Yew with Doctorate，” Straits Times，May 24，2014.

    [97] Blackwill，R.，Allison G，“Opinion：Seek the Wisdom of Lee Kuan Yew-Robert

    D.Blackwill and Graham Allison，”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302seek-the-wisdomof-lee-

    kuan-yew-87620.html.

    [98] Yongnian Zheng，China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Chinese View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Wang Gungwu(London：Taylor Francis，2010)，p.327.

    [99] 陈旭清：《华侨华人社团的文化传递功能研究》，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编

    《国务院侨办课题研究成果集萃(2007-2008年度)》(下册)(内部读物)，2009，第751

    页。

    [100]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媒体掀起了赞扬亚裔美国人的高潮，提出了“模范少数族裔”的

    称号。1966年当第一批赞扬亚裔美国人勤奋、自律、成功的文章见诸美国各大新闻媒体后，“模

    范少数族裔”这顶“桂冠”便由美国主流社会慷慨地赠予了亚裔美国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模

    范少数族裔”理论被媒体再次炒作，引起美国社会对亚裔的再度重视。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歧

    视性的称号，认为亚裔就是一群只知学习和工作的群体，不知如何去争取自身的权益。同时这

    一称号也给亚裔群体的发展甚至亚裔子女的教育问题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黄际英：《“模范

    少数族裔”理论：神话与现实》，《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第51～58页。

    [101]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编辑委员会：《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社团政党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第1～2页。

    [102] 王望波、庄国土编著《2009年海外华侨华人概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第3～4

    页。第二章 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就开

    始了对文化软实力的探讨。什么是“文化软实力”？王沪宁认为，软实力

    的力量来自扩散性，只有当一种文化广泛传播时，软实力才会产生强大

    的力量。[1]

    其后有更多的学者对文化软实力进行了阐述。骆郁廷等指

    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现出来的凝聚力、吸引力、影响

    力。[2]

    罗能生等认为，文化软实力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

    有的感染力、凝聚力、吸纳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竞争

    力和影响力。[3]

    此外，其他的学者还提出了“文化力”的概念，学界大体

    认为，文化力等同于文化软实力。贾春峰系统地阐述了文化力的概念，认为文化力包括智力要素，如科学、教育、知识、智力、智慧等；精神

    理念，如理想、道德、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人格魅力等；文化网

    络，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各种影视、传媒、体育馆等；以及传

    统文化，如谦让、礼貌、善良、助人、修身、养性、爱国、爱家等品

    质。[4]

    本书认为，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就是华侨华人文化资源要素在居

    住国、祖籍国甚至世界范围内体现出来的认同力和吸引力。第一节 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资源

    本节要论述的是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也就是华侨华人文化

    中可能产生吸引力的要素。具体而言，华侨华人文化中最为他人认可的

    文化要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勤俭、和谐、诚信、重视家庭和社会伦

    理、重视教育、扶危济困、热心公益、善于和其他文化交融。这些文化

    要素构成了华侨华人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资源。

    一 勤俭

    (一)勤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灾害不断抗争、努力为生存而奋斗的过程中，养

    成了吃苦耐劳、勤劳节俭的性格。古人多以勤俭自勉，崇尚勤俭也成为

    古代思想家的共识。

    古代思想家视勤劳、勤奋为人生成功的重要基石。《周易》强

    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5]。《左传》曾引古语“民生在勤，勤则

    不匮”[6]

    ，认为民众只有勤劳才会丰衣足食。荀子也指出，“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

    石可镂”[7]

    ，即治学办事，唯有勤奋才能成功。东汉张衡也提出“人生在

    勤，不索何获”[8]。唐代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

    随”，强调了勤奋在学业中的重要性。

    古代思想家也极为重视节俭。《周易》提出“君子以俭德辟难，不

    可荣以禄”[9]

    之说。老子将节俭作为修身的准则，提出“静以修身，俭以

    养德”[10]

    ，孔子还把“俭”和“温良恭让”共同视为道德基准。墨子和管子

    将节俭提升到国家治理的高度，墨子认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

    饱，不强必饥”[11]

    ，视节俭为国家富强和昌盛的根源所在；管子提出“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12]

    ，将节俭视为国家治

    理的根本。

    历史上众多家训、家教也把提倡勤俭作为重要内容。如曹操虽地位

    显赫，但不准后宫衣锦绣，嫁女只准用皂帐。司马光教子曰：“有德

    者，皆由俭来。”[13]

    曾国藩曾训诫后人：“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

    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14]

    古代家训在告知家人勤俭的同时，还

    要求他们学习手艺和技术，耕读并重，反对好逸恶劳和赌博等不良嗜

    好。

    在古代中国，勤俭不光是普通人坚守的原则，同时也是商人遵循的

    准则。韩非曾说，“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15]

    ，将勤劳与节俭看成

    致富的途径。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

    富”“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奸富最下”[16]

    ，认为致富要靠勤劳立业、勤

    劳起家，歪门邪道而致的暴富并不可取。司马迁赞扬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17]

    和宣曲任氏“折节为俭”“公事不

    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18]

    ，这意指勤俭可以使财富更快增值。明代，勤俭还被写入商业专书之中，以供商人自勉自省。《士商类要·买卖机

    关》《醒迷·警示歌》《商贾便览·江湖必读原书》都强调勤俭的重要

    性。“贸易之道，勤俭为先”[19]

    已成为商人经商的原则。

    (二)华侨华人将勤俭的美德在海外发扬光大

    华侨华人移居海外后，将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

    大。雷丁认为华人的行动规则包括勤勉的工作伦理观，重视金钱和节俭

    的实用主义，并认为，华人的“节俭是一种自我克制，而不是恬不知耻

    的吝啬”[20]。霍夫亨兹等在《东亚之锋》一书中指出，节俭、勤奋是中

    国的传统。[21]

    吴元黎等学者也认为，勤劳节俭是海外华人商业社群中

    最重视的特点。[22]近代华侨华人的足迹遍布东南亚、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等地，他

    们劳动的廉价和克勤克俭，为这些地区的开发与繁荣做出了开拓性的贡

    献。如新加坡在开发前是荒岛，华侨进入后变成新兴城市；越南湄公河

    三角洲一带，经过华侨辛勤开垦，经济日益繁荣；华侨在菲律宾开辟荒

    野，种植稻米、蓝靛、椰子、烟草，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华侨通过开

    发马来亚橡胶业和锡矿业，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在泰国，华侨开采锡矿

    和修筑铁路，促进了泰国矿业和交通业的发展。在美国，华侨的勤劳促

    进了美国早期交通业、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繁荣。美国太平洋铁路

    全长约4005.66公里，始建于1863年，原计划14年建成。该铁路最艰巨

    的西段在1865年之前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其后在雇用了11000名华工之

    后(占全部雇佣劳动力的90%以上)，7年就竣工了。[23]

    华侨还是开垦

    萨克拉门托-圣华金三角洲的主力，1870年，中国移民占萨克拉门托县

    农场工人的45%。[24]

    华侨还在加利福尼亚捕鱼、种植蔬菜水果、洗衣、开餐馆、从事服装加工工作和制造各类日常消费品，用自己的勤劳智

    慧“极大地促进了加利福尼亚经济的发展”[2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华侨华人的居住

    环境和经济基础较旧时移民大有改善，但克勤克俭、自强不息的民族文

    化基因在新一代华侨华人身上得到了延续。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华裔

    人口中，其文凭、职业、收入等各项数据基本都高于全国和白人的平均

    水平。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2004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显示，25岁

    以上的华人中，拥有大学学历的占50.2%，仅次于印度裔(67.9%)，而

    全美平均仅为27%，白人为29.7%。52%的华人在管理和其他专业领域

    就职，仅次于印度裔(60.6%)，而全美平均为34.1%，白人为37.6%。

    华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为57433美元，仅次于印度裔(68771美元)和菲律

    宾裔(65700美元)，全美家庭平均收入为44684美元，白人家庭平均收

    入是48784美元。13.3%的18岁华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美平均值为

    18.4%。62.8%的华人拥有自己的房产，仅次于白人73.9%的拥有率，在

    所有的少数族裔中排名第一。就工作出行方式而言，美国华人是最为节俭的族群。该统计数据表明，华人单身驾车率为61%，全美平均为

    77.7%，白人为81.1%，在所有族群中华人单身驾车率最低；13.6%的华

    人选择拼车上班，全美平均为10.1%，白人为8.3%；16%的华人选择公

    共交通(出租车除外)出行，在所有族群中最高，全美平均为4.6%，白

    人为2.6%；4.9%的华人选择步行，在所有族群中最高，全美平均为

    2.4%，白人为2.2%。[26]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新移民也大都将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带去居住

    国，并使这一优良传统在当地“稳步扎根”。如美国作为中国新移民的首

    选国，目前中国新移民数量位居第二[27]。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曾

    表示，“美国不断从新移民中吸取力量和精神”，“他们(新移民)已经

    被证明是……最勤劳的人”[28]。

    勤俭节约、艰苦创业也是海外华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法则。正如菲

    律宾华商陈永栽常说的，“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文化的

    重要内容。我们海外华人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能发家致富，就是靠自己

    的勤劳、智慧和节俭”[29]。泰国华商郑午楼一生都恪守父亲郑子彬的教

    诲：做生意人，第一要讲究的就是勤俭。[30]

    马来西亚华商郭鹤年，在

    透露自己的管理经验时，认为吃苦耐劳是华人恪守的商业道德，而苦干

    精神是不可以被取代的。[31]

    也正是有赖于众多华商对勤俭节约、艰苦

    创业精神的秉承，世界华商大会将发扬华人勤俭苦干、坚韧不拔的创业

    精神[32]

    作为其创办宗旨的首句。

    新一代华商也承继了中华民族勤俭的秉性。如在法国，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许多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和中国新移民，利用自身的勤劳和智

    慧，在巴黎十三区和十九区建成欧洲规模最大的两座中国城。在菲律

    宾，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新移民的到来，马尼拉的迪维索里亚市场又

    恢复了昔日的活力，菲律宾各地约70%的货物，都来自该地区的批发

    商。[33]二 和谐

    (一)和谐是中国人不懈追求的价值目标

    早在先秦时代，众多学派就提出了各自的和谐理念。史伯提出“和

    实生物，同则不继”[34]。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5]

    ，即“和”乃宇宙万物的本质。儒

    家学派更是对和谐理念倍加推崇，从孔子的“和无寡”[36]

    “和为贵”[37]

    ，孟子的“人和”，荀子的“和则一，一则多力”[38]

    ，再到张载的“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9]

    ，和谐始终是儒家

    坚持的理念和不懈的追求。中国和谐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主要表

    现在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己和谐和天人和谐四个方面。

    第一，个人自身的和谐。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0]

    ，认为

    个人自身的修养是和谐的出发点。个人行事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做事

    力求“叩其两端”[41]

    ，善于协调各种关系。儒家还提出“安身立命”[42]

    的

    主张，强调个人通过坚持不懈，最终达到“止于至善”[43]

    的境界，从而实

    现“身心和谐”。

    第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提出“修己以安人”[44]

    ，认为个人修

    身的目的在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45]

    ，表示了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及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如何实

    现“人和”？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46]。儒家还

    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7]

    ，以消解人际关系矛盾。

    第三，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48]

    ，只有做到“群

    己和谐”，才能实现社会的有序发展。儒家强调“正名分”，提出以“五

    伦”为中心的伦理思想，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

    惠、幼顺、君仁、臣忠”[49]。儒家还强调家族是社会的本位，要践

    行“孝”“忠”，要“别贵贱”[50]

    ，社会在行为规范上要“以礼相待”，用礼来

    整顿群体秩序，实现以礼治国。第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追求“天人和谐”。《中庸》

    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1]

    ，注重天地人和谐发展，还提出

    了“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52]

    的思想，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又具有自

    然责任意识，可以达到“天人合一”[53]。孔子提出“仁爱万物”的思想。孟

    子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54]

    ，表达了人对天的尊重和保护。荀子

    的“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55]

    ，指自然

    界、人类社会皆因和谐存在和发展。

    (二)华侨华人传承并发扬了中华传统和谐思想

    华侨华人身为中华民族之后，深受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的熏

    陶，远离故土的华侨华人大都能较快地适应异国的生存环境，并能很快

    创业起家，落地生根，这与他们承继的和谐理念不无关系。同时，华侨

    华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传播中华和谐文化的使者，将和谐文化带到

    世界各地，为构建居住国的和谐社会及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华侨华人传承并发扬的和谐思想主要表现如下。

    1.和谐族群关系

    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不论新移民还是华人后裔，在与他族相处的

    过程中，都秉承传统的和谐理念，循着“礼之用，和为贵”[56]

    的价值观，做事做人皆讲究中庸和谐、兼顾各方、谦和礼让。这些优良品质成为华

    侨华人与主流民族交流、沟通的润滑剂，缓和了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与隔

    阂，消解了许多由文化、经济与社会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促进了自身与

    当地民族的和谐相处。

    历史上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融洽。在居住国早期的开发

    与建设中，华侨华人的吃苦耐劳及平和的天性使其很快融入当地社会中

    去。16世纪西方殖民大国在东南亚建立海外殖民地后，由于东南亚各地

    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殖民者和原住民隔阂深重，劳动、技术和商品极度匮乏。殖民者实行招徕政策后，华侨华人充当了工匠艺人、小商贩、零

    售商和供应商，深入东南亚各地，很快成为沟通和联系殖民者与原住民

    之间关系的桥梁。如在16世纪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之前，中国人和菲律

    宾人早就有互相的贸易往来了。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之后，虽然西班牙

    殖民者对华人并无好感，但要利用华人的勤劳智慧替他们开发富源，发

    展贸易，因此允许华人侨居菲律宾。1580年，殖民者在马尼拉对面的柏

    雪河沿岸为华人建立了一个大市场以便华人居住和进行贸易，政府还派

    人驻扎于此，征收贸易税和租金。[57]

    由于华侨长期居留东南亚，一部

    分男性还与当地妇女成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量的土生华人和当

    地土著通婚，形成庞大的混血华人群体。土生华人在东南亚各国有不同

    的称谓，如印尼的“伯拉那罕”、新马地区的“峇峇”、菲律宾的“密斯提

    佐”和泰国的“洛真”。[58]

    16世纪至20世纪中期，华侨华人和当地民众相互援助和支持，共同

    反抗西方殖民者统治和争取居住国的民族解放。如在菲律宾独立战争期

    间(1896～1902年)，华侨积极支持菲律宾的革命事业，华侨将军刘亨

    赙贡献极大：帮助革命军制造枪械弹药；向华侨募集款项，为战争提供

    了有力的财源；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战功显赫。[5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菲律宾、印尼和马来亚等地的华侨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与当地人民

    共同抗击日军。如菲律宾的“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侨抗日反奸大同

    盟”“华侨抗日锄奸迫击团”等抗日团体，屡次打击日本侵略统治；印尼

    华侨在苏门答腊、爪哇、西婆罗洲等地的地下抗日活动，得到印尼人民

    的支持，成为当地抗日斗争的重要力量；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骨干和

    成员大都是华侨，其联合马来人，共同抗击日军，收复失地。马来亚、泰国、菲律宾等地华侨还出版地下抗日刊物，以团结民众、鼓舞士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尼华侨和印尼人民为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的卷土

    重来再次共同战斗。

    当今华侨华人也都积极致力于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通过大力支持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参加或组织各类交流研讨会、举办各种文体活动

    和宣传活动、参政议政、注意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等方式融入居住国

    主流社会，促进华侨华人与当地民族之间关系的融洽，推动中华文化与

    本土文化之间的融合。如1980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华人社团联合会

    建立了维多利亚省华联会福利中心，该中心帮助华人新移民融入澳大利

    亚多元文化社会，同时还与税务局、移民资源中心、墨尔本市政府、大

    丹迪农市政府、史宾威社区援助署等有关部门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并

    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公房周、多元文化周、民族和睦周等活动，增强华

    人和本地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60]

    如今，在华人社会的不懈努力下，谋求和谐族际关系已经成为华侨

    华人和主流社会的共识。如在马来西亚，1995年3月，马来亚大学举办

    了“伊斯兰教和儒学：文明对话”国际学术会议，目的在于提供“伊斯兰

    教和儒学相互理解的起点”，因为“在历史和实践上，两者有着惊人的相

    似之处”。[61]

    时任马来西亚副总理、马华公会领导人及研究人员参加了

    会议，共同讨论了伊斯兰教与儒学共同的价值观和原理，寻求民族间的

    和谐及与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尊重。随后，马来亚大学成立了“文明对

    话中心”和“东亚研究所”，以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如2014年12

    月，马来亚大学文明对话中心召开了“马来西亚古典文献编目”第一次研

    究工作会议，马来西亚佛光山、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拉曼大学中华

    研究院代表应邀出席，以期通过各方的协助，达成1900年前马来印度

    教-佛教的重建目的。[62]

    在印尼，2008年12月，印尼国家谍报部副部长

    A s’ad Said Ali及高级官员与印尼华裔总会领导层举行了交流会，双方不

    仅加强了友谊和互相了解，而且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华裔总会

    领导人向印尼国家谍报部介绍了该会的宗旨与使命，并表示在当时全球

    性的金融海啸冲击下，正全力以赴地协助政府克服种种困难，稳定印尼

    的经济发展。[63]

    2.和谐企业文化和谐思想是华商秉承的基本理念。华人企业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和

    谐，认为只有人人和睦相处，企业才能获得稳步发展。印尼华商林绍良

    曾说：“个人的能力有限，孤掌难鸣，再大的本领也需要人的合作和支

    持。”[64]

    和谐企业文化成为众多华商成功的关键。如菲律宾华商陈觉中的快

    乐蜂集团正是靠着和谐的企业内部关系，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陈觉

    中在介绍快乐蜂经营特色时，尤其强调“对员工要有亲和力，如果他们

    老是‘走’，老板再努力也无济于事”。并认为其父亲对员工十分和善，因

    而不少员工一直工作到1977年其父去世。陈觉中继承了他父亲的经营之

    道，快乐蜂集团的许多员工已经在公司工作了15～20年，甚至更

    久。[65]

    陈觉中还十分重视对员工的培训和聘用优秀人才，以使企业获

    得长久发展的动力。

    马来西亚华商郭鹤年被人称为“人际关系专家”，不论人际交往还是

    商业合作，都能左右逢源，无往不利。郭鹤年时常用“以责人之心责

    己，则寡过；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66]

    来约束自己。他一方面注意

    选拔和培养得力的“管理干将”，谋求全体职员对集团的拥护和支持，另

    一方面还特别注意发展公司外部的人际环境。从商多年，郭鹤年从未间

    断过与政界、商界的密切合作，鲜有合作不愉快的例子。郭鹤年经营商

    业永不独占，基本上所有的产业都与别人合作，包括与众多的商人和各

    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正是有了郭鹤年长期苦心经营和维护的人际大环

    境，才使郭氏集团发展到今天的规模。[67]

    3.和谐世界理念

    华侨华人秉承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对和谐世界的构建起到了

    重要作用。自有移民历史以来，中国移民就是平和及最无攻击性的移

    民。华人移民在历史上经历了四次高潮[68]。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和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移民是两次规模较大的人口迁移，数量都在千万人以上。但在这样大规模的移民背景之下，华侨华人不仅没有对居

    住国造成威胁或影响到各国和平，而且还实现了与当地民众的和谐共

    处，从而使得西方学者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没有适用市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和谐发展中的作用

    日渐重要。一是华侨华人意识到维护和促进居住国和祖籍国友好关系的

    重要性，他们通过个人、社团、媒体等各种途径致力于促进祖籍国和居

    住国之间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如美国的百人会，其使命是促进中美人民

    建立良好而有建设性的关系。[69]

    每年的百人会年会均邀请美国政商界

    名流参加，同时百人会还与中国各界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对促进中美间

    沟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华侨华人意识到维护和促进祖籍国的

    和平与发展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贡献，因而积极投入促进中国和

    平统一与发展的事业中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华侨华人建立了各类反

    独促统组织。如2007年，匈牙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与欧洲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在布达佩斯举行了“全球华侨华人共建和谐世界促进中国和平

    统一大会”，意在向全世界阐明中国追求和平统一的重大意义，并为构

    建和谐世界而努力。

    三 诚信

    (一)诚信是中国人恪守的美德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强调要恪守信用。诚信在儒家那里是作为人的

    基本道德品质来看待的，信是君子的“五德”之一。孔子认为“言必信，行必果”[70]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71]

    ，强调人唯有讲信用，方可立足

    于社会。此后儒家对诚信也多有论述，如孟子的“诚者，天之道也；思

    诚者，人之道也”[72]；荀子的“养心莫善于诚”[73]。

    除了儒家之外，其他的学派或学者也将诚信视为做人的根本。老子

    认为，“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74]。庄子提出，“真者，精诚之至

    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75]。墨子指出，“言不信者，行不果”[76]。韩非子认为，“小信诚则大信立”[77]。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有许多关于诚信

    的故事，诸如曾子杀猪、一诺千金、季札挂剑等，无不为后代树立了诚

    信做人的榜样。

    (二)诚信是华侨华人尤其是华商秉承的重要理念

    华侨华人尊奉“诚者天之道”“重信誉”“守承诺”等，诚信观念深深地

    烙在华侨华人的文化心理中，渗透到其日常行为规范里。同时，诚信也

    成为华侨华人重要的社会资本，诚信使华侨华人之间相互信任，以获取

    持久和更大的经济利益，从而促使华侨华人经营获得成功。在比较了海

    外华人与西方企业家不同的经营方法后，西方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

    为：“维系海外华人跨国企业的因素既非所有权，亦非法律合同，而是

    彼此信任以及作为社团成员与生俱来的相互义务。”[78]

    雷丁指出，华

    人“在商业交易中，一个人说的话就是他的契约”，在许多时候，华商只

    靠电话、握手或清茶一杯就可以解决程序复杂、耗时较长的交易。[79]

    吴元黎等学者也认为，个人信用是海外华人商业社群最重视的一个特

    点。[80]

    诚信已经成为华商之间进行商业合作，并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如

    菲律宾华商陈本显认为，商人最注重的是信誉和品牌。合同一旦签订，即便市场影响了原材料价格，也要严格遵守合同约定，绝不可以随意更

    改。[81]

    印尼力宝银行总裁李文正有一句名言：“银行并不是买卖金钱的

    行业，而是买卖信用。取得某人信用之后，再授予他人。”[82]

    菲律宾华

    商郑少坚也强调“诚信”的企业文化，他曾指出，商人要忠于自己的行

    业，要有诚信、爱心和责任，不能做违法违规违背良心道义的事，并且

    这些信念要坚守一辈子。1962年郑少坚成立了首都银行，银行一直将讲

    求质量和诚信、维护客户利益作为赢得合作方和客户信任的基础，并通

    过控制风险、完善制度和信贷体系及严格质量管理获得客户支持。正是

    凭借良好的业绩和严格的质量管理，首都银行获得了许多殊荣，如被

    《亚洲银行家》《远东经济评论》授予“亚洲最佳公司”称号，多次被菲律宾消费者联盟评为“最佳商业银行”、获“亚洲银行最佳质量管理及运

    营效率奖”等。[83]

    四 重视家庭和社会伦理

    (一)家庭社会关系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伦理关系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极为重视家庭及由家庭衍生出的社会关系。黑格

    尔认为，中国“终古无变的宪法的‘精神’……就是‘家庭的精神’”。“国家

    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84]。福山指出，“中国儒家文化把家庭奉

    为圭臬，认为家庭优先于国家，甚至优先于任何社会关系”[85]。

    《周易》将家庭视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明确规定了家长的地

    位和权力，并将家庭的稳定视为国家稳定的基础，所谓“家人，女正位

    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

    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86]。这种重视家庭和社会稳定的思想被儒家进一步阐释，《礼记》

    的“十义”[87]

    、孟子的“五伦”[88]

    及董仲舒的“三纲五常”，都将“人伦纲

    常”视为治国的根本。

    (二)华侨华人对传统家庭伦理观的扬弃

    华侨华人将中华民族的家庭伦理观带到了海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华侨极为重视血缘亲情和宗族关系，将家庭视为最基本的社会伦理

    场所，将宗亲会和同乡会视为家庭和家族关系的外延。1819年在新加坡

    成立的曹家馆，是最早的血缘性宗亲社团。到1942年，海外各地共有侨

    团3826个，其中宗乡组织有1008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华人中的宗

    乡社团获得进一步发展，如1960～1970年，新加坡共有33个宗亲会馆；

    在新加坡华族298个姓氏中，有96个姓氏，分属于173个血缘性宗亲团

    体。[89]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的一些宗乡会馆逐渐衰落，部

    分华人的家庭观念逐渐淡薄，但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家庭观念依然被华人保留下来，除了重视家庭教育之外，华人的家庭伦理观主要表现为如

    下几个方面。

    1.遵循孝道和重视家庭关系

    孝道是华侨华人共同遵循的准则，华侨华人在居住国将传统的孝道

    承继下来。华人家庭依然大都孝顺敬重父母，教育孩子从小学习孝道，不愿将年迈的父母送去养老院。对于亡故的亲人，华人家庭几代人会坚

    持在清明节齐聚，祭祖扫墓，追思孝道。过新年给父母亲财物也是华人

    表达对父母孝顺的一种方式。如2011年春节前夕，日本《中文导报》对

    华人进行了一次调查，在过年给父母的汇款预算一题中，52%的日本华

    人选择10万～20万日元，38%的日本华人选择5万日元左右。这表明日

    本华人在孝敬父母方面还是很舍得花钱的。[90]

    许多华人公众人物更是将恪守孝道和重视家庭关系视为做人之根

    本，并将其当成获得财富和成功以及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支柱，如郭

    鹤年、陈永栽、关颖珊、李昌钰、赵小兰等。以赵小兰为例，赵小兰一

    直将父母视为改变自己人生和给予自己精神食粮的人，并曾为父母亲撰

    文。如2006年的父亲节，赵小兰撰写了《献给我的父亲赵锡成》一文，称父亲为“挚爱的父亲，尊敬的导师，最真诚的朋友”，感谢“父亲多年

    的精心培养和教导”，父母让自己明白为人之道和树立不断进取的人生

    观，正是父母的爱让自己懂得了感恩父母、回馈社会。[91]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孝道的根本在于孝敬父母，把“孝道”视为

    民众伦理道德建设的起点。1982年，李光耀提出，“孝道不受重视，生

    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92]。李

    光耀还要求家庭维持三代同堂的传统结构。1991年新加坡政府颁布《共

    同价值观白皮书》，其中提出了“家庭为根”的价值观，在五个价值观中

    位列第二。1995年，新加坡制定了《赡养父母法》，成为首个颁布该法

    的国家，该法严惩虐待老人、抛弃老人等不良行为。1996年，新加坡又设立了赡养父母仲裁法庭。政府还鼓励子女与父母同住，并为要赡养父

    母的低收入家庭在养老和医疗方面提供津贴。此外，组屋申请者如果愿

    意和老人同住，那么可获得建屋局提供的便利和优惠。如今，新加坡人

    的孝道和家庭责任感强烈。2003年，相关调查显示，99%的新加坡人认

    为子女应该经常陪伴年迈的父母；98%的新加坡人认为孩子应该为年迈

    的父母提供财务支持；93%的新加坡人认为自己有着亲密的家庭关系；

    74%的老年人与配偶及未婚子女住在一起。此外，已婚的大多数子女会

    选择至少每周探访一次父母，至少每月探访一次的更是超过90%。[93]

    2.重视传统佳节和习俗

    中华传统佳节和习俗是华侨华人联系血缘、宗族感情的纽带，大部

    分华侨华人依旧坚持过中华传统节日，并遵循传统习俗。春节、清明节

    和中秋节是华侨华人重要的传统节日。如在印尼，温北炎曾对华人进行

    了一次社会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需要保留传统文化习俗的有

    92.8%；有庆祝农历新年习惯的有93.5%；在清明节扫墓和祭拜先人的有

    69%；庆祝中秋节的有55.4%；在端午节吃粽子或烧香的有54%。[94]

    马来西亚华人为了让更多的人懂得中华传统节日的重要性，创造了

    新的节日庆典表演形式——“二十四节令鼓”。“二十四节令鼓”结合舞龙

    舞狮和鼓手敲击，营造出浓郁的中华节日气氛，该表演逐渐成为一些大

    型庆典活动中的重要环节，并传至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

    国家。[95]

    如今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华人也开始接受网络

    化的过年方式，如在线视频通话，发送电子贺卡，以及参加各类网

    上“过春节”节目——“品尝”电子水饺等佳肴、网上逛庙会、网上“放鞭

    炮”、网上猜谜等。[96]

    3.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华侨华人极为重视宗亲关系，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观念

    和对清明节的高度重视。华人相信祖先的在天之灵会保佑后代，使其繁

    荣昌盛。很多华侨华人会将祖先牌位供奉起来，早晚凭吊，更多的是在

    清明节、纪念日和岁末时祭拜。例如，马尼拉华人会抽时间到义山祭祀

    祖先或参加公共的祭祖活动。

    如今，华人社会的祖先崇拜对象已经有所变化，如新加坡华人

    的“先人”概念已经被扩大，由血缘亲属关系或“虚拟血缘”关系向非血缘

    非同姓关系扩大，呈现泛血缘的特性，形成了对社群先人和家族(家

    庭)先人的两种崇拜形态。[9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或华人社团纷

    纷回到祖籍地寻根问祖。如2011年11月，新西兰联合总会带领华裔后代

    赴广东开平，探访先人足迹，感受故土变化。

    许多华侨华人宗亲组织还筹集巨资建造同姓大宗祠，一些以地方为

    单位的宗乡组织也建立宗祠。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有4000

    多个华人宗祠、祠堂和会馆，菲律宾有110多个宗亲会，新加坡有200个

    宗亲公会。[98]

    各类宗亲、宗乡组织大都制定了敬老爱幼、扶危济困等

    传统伦理规范及要求，以联络族人感情，发扬中国宗族社会敦宗睦族、守望相助的传统。如菲律宾陇西李氏宗亲会的章程规定：本会以国族有

    文化传统美德为依据，敦睦宗谧，扶危济困，排难解纷，弘扬先祖之光

    辉史迹，共谋族人之团结及福利。[99]

    华侨华人和宗乡组织还通过到中国学习传统文化、艺术等活动或积

    极支援故土家园建设，如修路、建学校、设基金会及投资等，促进华侨

    华人和祖籍地的情感联系。如今，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

    中，侨团更是踊跃参与故土经济建设。如2007年以来，福建省青田县发

    动了“百个侨团助百村、千名华侨扶千户”工程、“百名浙商(青商)结

    百村”等华侨帮扶活动，积极引入侨资，推动本地扶贫和新农村建设。

    截止到2015年初，青田县122个行政村和135个侨团进行了结对，侨团投入资金达2630万元；3652户困难农户获得1975名华侨帮扶，捐赠金额为

    390多万元。[100]

    宗乡组织还通过各种形式扩大自身的影响。如鼓励年轻人加入、在

    各地设立分会、加入世界性的华人宗乡组织。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

    年代，世界性华人社团有70多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的占

    70%。[101]

    如今，国际性的联谊会或恳亲大会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加

    强了世界各地华人宗亲、同乡之间的感情交流与互助互惠、共同发展。

    五 重视教育

    (一)重视教育是中华民族最突出的传统美德

    西周古人就指出“弟子事师，敬同于父”[102]。先秦时期孔子开始系

    统地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第一次创办私学，提出“自行束脩以上，吾

    未尝无诲焉”[103]。孔子还首倡“有教无类”[104]

    ，并提出“性相近也，习相

    远也”[105]

    ，肯定教育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彻底打破了以往以“天命

    观”为基础的宗法观念和“学在官府”的局面，开创了平民教育的先河。

    其后的孟子、荀子又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孔子的教育思想，西汉董仲舒

    更是把儒家的“教化”视为治国安邦的关键所在。

    自古以来中国人尊师重教的例子不胜枚举。程门立雪、鲁台望道、倒屣相迎、三顾茅庐、曾子避席、张良三拾履、秦始皇拜荆条、汉明帝

    敬师等感人至深的故事都是尊师的典范。不闻过庭语、孟母三迁、五子

    登科、朱元璋教子正心、郑板桥遗书教子、康熙严教子孙、曾国藩教子

    家风等都是父母重视子女教育的典故。而历代中国各大家族、宗亲更有

    将重视家庭教育列为家规家训的喜好。此外，古代宗族为了鼓励族人考

    取功名，对家族子弟进行学费和考试费用上的资助或设立私塾对家族子

    弟进行教育。

    (二)华侨华人承继了中华民族重视教育的理念一直以来，华侨华人对教育都极为重视。早期华侨“动于爱国之大

    义，相率兴学校以图祖国文化之保存”[106]；如今华侨华人的教育逐渐转

    向经世致用，但个人、家庭、社团和华人社会对教育高度重视的理念一

    直没有改变。

    1.华人社会重视华校教育

    20世纪初期，“维新运动”失败后，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在华人社

    会中的传播及晚清政府对华侨兴教办学的逐渐重视，各地新式侨校纷纷

    建立。侨校创办初期，在课程设置、招生、经费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困

    难，但华社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使侨校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如

    1899年，清政府驻菲总领事陈纲在领事馆内开办了小吕宋华侨中西学

    堂。开办之初，学堂没有合适的教科书，只能教授四书五经、珠算等中

    文课程，仅有21名学生，第二年其经费由善举公所管理。[107]

    1902年，善举公所资助学堂聘请美国和西班牙的教师，增设英语、西班牙语课

    程，是华校使用双重课程和双语教育的先例。[108]

    1914年，菲律宾殖民

    政府放宽入境条件后，为容纳更多的华人学生，菲律宾各类华侨学校陆

    续建立。为解决侨校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同年12月，菲华教育协会成

    立。192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影响了华社教育。菲华教育协会通

    过筹募特捐、增加学费、降低教师薪金及发行筹捐券才筹集到足够的办

    学经费。至1934年，菲华教育协会才还清所有债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菲律宾侨校开始扩建校舍，并增设初中部或创办完全中学，以满足

    来自中国的避难人士的教育和工作需求。

    1941年后，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政策使得东南亚的华校教育一度

    受到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在华社的努力下，东南亚各地华校迎

    来了短暂的辉煌。但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国实行歧视华人教育或

    教育国有的政策，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的华文教育水平急剧下降，学

    校也大为减少，在印尼、泰国、缅甸等国家，华文教育甚至出现了几十年的断层。但是即使外部环境恶劣，一些华人也坚持学习中文。如在缅

    甸，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虽然华文教育处于断层时期，但不少

    华人设立了家庭华文补习班，利用课余时间教授华人子弟华文，各地华

    社还利用政府允许成立的华文宗教学校，通过教授中文佛经，使华人子

    弟得以接触华文。[109]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随着各国教育政策的松动和中文影响的扩

    大，东南亚各国的华校逐渐恢复生机。虽然外部环境大为改善，但华校

    面临着教学大纲和教材不统一、师资匮乏、教师薪酬低、教师专业结构

    不合理、华文教育培训渠道有限等诸多现实困难。华社通过课程和教学

    改革、提高教师薪金、补充师资、邀请中国专家讲学、加大居住国和祖

    籍国之间合作办学的力度等途径，努力发展华文教育。

    华人社团是推动华文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中坚力量。如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马来西亚董教总联合华社力量，反对各种不利于华文教育的法令

    和措施，自主创办了60所民办性质的华文独立中学、3所大专院校[110]

    ，最终使得马来西亚保留了独立的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华文教育体系，成

    为除中国以外，唯一拥有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为衡量华文独立中

    学的水平，1975年，董教总华文独中工委会还设立了“全马来西亚独立

    中学统一考试”，虽然该考试一直不被政府认可，但已获得马来西亚私

    立大学及世界数百所高校的认同。近几年来，就华校课程时间、华校临

    时教师去留、母语教学和考试、政府承认独中统考等问题，董教总多次

    督请教育部，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希望可以维持华校的发展。

    2.华人父母重视家庭教育

    华人家庭重视教育有目共睹。如在英国，2010年，黑人培训和创业

    组织的研究表明：华人学生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成绩和华人贫困生成

    绩，都要远远高于其他族裔学生的成绩。相比其他族裔，华人学生成绩

    特别优异，原因在于华人父母更重视家庭教育，愿意在子女学习和成长中给予更多的支持。[111]

    在美国，以华裔为主的亚裔人群高度重视教

    育，如2008～2010年，在年平均学费支出方面，亚裔家庭的支出

    (644.3美元)超过了白人家庭(409.2美元)，远高于非洲裔家庭

    (125.3美元)和西班牙裔家庭(177.3美元)。[112]

    华人完成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普遍高于居住国主体民族的平均水

    平，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优势就已经显现出来。

    在美国，1980年统计数据显示，华人高中毕业生人数占华人人口的

    71.3%，大学毕业生人数占华人人口的36.6%；白人高中毕业生人数和大

    学毕业生人数分别占白人人口的68.9%和17.3%。[113]

    1990年以来，美国

    华人的教育水平呈上升趋势。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5岁以上

    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美籍华人人数的占比为47.1%，25岁

    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学历)的美国居民人数的占比为26.49%，前者高出后者20.61个百分点。此外，美籍华人中受过大专教育但没有

    取得学位的比例为11.5%。[114]

    2007年，美国统计局发布的《2004年美

    国亚裔社区调查》显示，25岁以上华裔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占

    50.2%，而全美平均比例为27%。[115]

    2011年《美国华裔人口动态研究报

    告》显示，25岁以上华人获得本科以上学位的比例高达51.8%，而全美

    平均比例为26.4%。[116]

    在加拿大，198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的华人接受教育的

    平均年数为12.12年，而其他加拿大人接受教育的平均年数为11.56年。

    华人大学毕业生人数占加拿大大学毕业生人数的17.5%；在读的华人大

    学生人数占加拿大在读大学生人数的11.3%，这两项相加近30%，高于

    其他加拿大人的这一比例(25.5%)。[117]

    此后，华人一直都是加拿大

    各民族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一个群体。2001年的数据显示，华人(加拿

    大和海外出生的)中31%的拥有大学学历，而全国平均比例为

    18%。[118]

    该年度华人人数虽仅占加拿大人口的3%，但其博士及硕士学位获得者占比分别为9%和7%。[119]

    2006年，持有大学以上学位证书的

    华人占比为32.65%，而加拿大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学位的人数占比仅为

    18.14%，比华人低了约 14个百分点。[120]

    华人家庭子女大都勤奋好学，再加上天资聪慧，因此许多华人青少

    年在各方面都表现优异。1966年迄今，新加坡已有200多位总统奖学金

    得主，其中大都是华人，包括吴作栋、李显龙、杨荣文、陈庆鏻、萧文

    光、曾汝鑫等政坛领袖。美国每年最多有141名优秀高中毕业生可以获

    得总统奖学金，每年都有华人青少年获奖，华人青少年获得这一奖项的

    最高比例为20%以上；美国华裔子弟还频频获得西屋科学奖、美国总统

    青年学者奖、英特尔科学奖。2006年马来西亚开始设立最高元首奖学

    金，每年都有华裔大学生获奖，有时占比甚至达到50%。在澳大利亚每

    年的纽省高中会考(HSC)中，高考各科第一名、大学入学评分满分及

    高考5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的学生中，华裔学生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华人学子进入世界知名高等院校深造。

    中国人重视个人的品德，认为“不学礼，无以立”[121]

    ，“德者业之

    本，业者德之著”[122]

    ，德是为人处世之根本。因此，除了重视知识教育

    之外，华人父母还注重对孩子良好德行和品格的培养，要求他们个人生

    活勤劳节俭，待人诚实守信，对待事业有责任感。例如，美国第24位劳

    工部部长赵小兰的母亲朱木兰教女有方：每个成员都要为家庭尽心尽

    力，争得荣誉；要做的事，一定要做完做好，并能持之以恒；凡事三思

    而后行，不患得患失，不任性骄纵；仪表整齐，行为举止得体大方；生

    活习惯良好，穷不苟且，富不骄纵；重视终身学习和教育。美国的一些

    媒体评论认为，赵小兰的成功和修养源自其良好的家庭教育。[123]

    3.以公益助推教育成为华社风尚

    (1)华商踊跃捐资助学华人社会有着捐资助学的优良传统。华商陈嘉庚“毁家助学”的重教

    义举堪称典范，这一光荣传统被后世的众多华商继承下来。如菲律宾华

    商陈永栽长期捐资助学，为中菲两国的教育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84年

    以来，陈永栽参与创立“提高教育水准基金会”“亚啤医学奖学金”及“陈

    延奎基金会”等，用于促进教育发展。陈永栽积极支持菲华商联总会推

    行的“农村校舍方案”，并带头捐钱。在他任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期间，菲华商联总会共捐建校舍466栋，这些校舍的建筑金额为200万美元，为

    历届菲华商联总会捐款数额之最。[124]

    1990年，陈永栽主办菲律宾东方

    大学，设立“东方大学奖学金”，为该校全额提供电脑和部分专业学生的

    奖学金，并资助教师攻读博士学位，这使东方大学发展成为拥有最现代

    化的电脑中心、人数最多和最著名的菲律宾大学之一。

    陈永栽还大力支持华文教育。如2002年，他创办了陈延奎纪念图书

    馆，为华裔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创造了条件。该图书馆目前藏书已有4

    万多册，是菲律宾最大的华文图书馆和菲律宾华人社会重要的学习资料

    中心。[125]

    2001年，陈永栽设立了陈延奎基金会，该基金会组织华裔学

    生参加为期50天的“中国寻根之旅”——“菲华学生厦门汉语夏令营”，17

    年来共资助1.3万多名华裔学子。[126]

    陈永栽还出资组织优秀华文教师赴

    厦门、泉州进行业务培训，并多次资助中国的大中小学。如2011年12

    月，陈永栽为华侨大学捐赠5000万元建立陈延奎大楼，将其作为华文教

    育培训中心。[127]

    目前，华商在海外捐资助教逐渐成为一种风尚，捐赠金额越来越

    大。如在美国，2006年，谢明捐款3500万美元给南加州大学；2007年，杨致远夫妇捐赠7500万美元给斯坦福大学；2010年，张磊捐款888万多

    美元给耶鲁大学；2011年，钟馨稼捐赠1060万美元给加州大学河滨分

    校。

    (2)华人社团热心资助华裔子弟华人社团一直将教育作为最主要职能，因而自18世纪华文学校创办

    以来，华人社团就一直对其进行资金和物质上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

    初，华人社团设立奖、助、贷学金，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

    如泰国海南林氏宗亲组织于1969年开始设置奖学金，以奖励成绩优秀的

    旅泰海南林氏青少年，鼓励其上进。[128]

    1975年，马来西亚霹雳安顺应

    和会馆设立会员子女奖助学金和独立中学学生助学金；霹雳广东会馆从

    1975年开始，每年颁发霹雳九间独中清贫学生助学金；马六甲西河堂林

    氏大宗祠从1974年起，专门提供两个助学金名额给在培风独中就读的林

    氏宗亲子弟。槟城客属公会为提倡华文，设立了华文成绩优良特别

    奖。[129]

    此后奖助学金逐渐系统化，如菲律宾宗亲会，从幼儿园、中小

    学到大学都设有奖助学金。奖助学金分为两种：优秀族生奖学金，奖励

    给每年在各华校各年级获得前三名的族生；清寒族生助学金，由家境清

    寒或子女众多的族人申请。[130]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宗乡组织不再局

    限于资助本族本乡的子弟，而是将资助范围扩大到全体华裔子弟。

    各类其他社团也都热心资助华裔学生。如2005年菲华商联总会发起

    了“挽救华校生流失补助金”的方案，每年为全菲华文学校数百名的华校

    生提供流失补助金，每人每学年的补助为一万比索，受资助的学生逐年

    增多。华社捐款不够时，菲华商联总会负责补足。又如美国华侨华人成

    立的全美华人文化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