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的冒险:精英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3月17日
![]() |
| 第1页 |
![]() |
| 第8页 |
![]() |
| 第20页 |
![]() |
| 第30页 |
![]() |
| 第37页 |
![]() |
| 第125页 |
参见附件(1693KB,279页)。
智识的冒险,这是一本关于关于未来世界的书籍,书中为读者提供关于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等精彩内容,帮助你能够启发出运用新知识进行思维和创造的能力。

智识的冒险简介
当世界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全新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考世界。此时的知识本身不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的竞争力,是我们对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对意义感的渴望和追寻,以及运用新知识进行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这无疑是我们为应对社会变化进行的“智识”(智慧和见识)上的冒险。本书糅合了大量的前沿新知,涉及复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互联网科技等多个学科,多维度地解读了智识信息时代的制胜关键。
智识的冒险作者
潘启雯,1983年生于桂中小城,壮族。媒体人、互联网金融从业者、青年学者。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华氏集团、INK(银客)集团等媒体或机构供职。2011年,还曾参与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办《关爱》杂志(1-3期)的创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危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课题组成员之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第1至第3届媒体评委,河北卫视“读书”主题电视晚会《2012读书盛典》媒体评委,江苏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版权局)“新华书房”评选活动专家评委。现居北京,供职某金融机构。
主目录预览
一.错觉向左,平衡向右
好错觉结好果实
个体的无知和错觉
超人与奇才
从男孩到男人
判断力与想象力的平衡……
二.新技术和创造力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假如经济学是“动词”
群体智慧胜过最聪明的个人
创造力的巅峰时刻
未来社会的生存原则……
三.经济学新思维
在修道院看《花花公子》
投资学的“三个抽屉”
战争经济学
区块链技术的新突破……
四.精英主导的时代
中产阶级与社会转型
自私也许不是人类的天性
“冰9”药方……
智识的冒险书籍前言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或特征: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从哲学角度一直被称为“冒险时代”;17世纪的“理性时代”过去之后,“启蒙时代”随之而来;19世纪和20世纪则分别是“意识形态时代”和“分析时代”;至于21世纪,全球的时代特征被众多学者概括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说风行学界,原因有两个。其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让人类可以创造生命,甚至通过极其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制造新物种。以色列历史学家、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Homo Deus)里预言人类即将可以“扮演上帝”: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操纵自然,包括推迟甚至*终征服死亡的可能。美国相关机构所认定的未来几年的大部分关键技术趋势在30年前都还闻所未闻。其二,人性被无望和沮丧感重重包围,这些感觉来自我们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比如污染、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人工智能、自动化、共享经济等导致的就业岗位消失、对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具破坏性的争斗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大大加深了我们的无力感。
当世界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考世界,从而指导我们为推动和平与繁荣做出努力。当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两个重要社会趋势的存在,也让知识本身不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的竞争力,是我们对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对意义感的渴望,以及运用新知识进行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这无疑是我们为应对社会变化进行的“智识”(智慧和见识)上的冒险。
智识的冒险:精英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截图


内容简介
当世界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全新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
考世界。此时的知识本身不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的竞争力,是我们对
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对意义感的渴望和追寻,以及运用新知识进行
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这无疑是我们为应对社会变化进行的“智识”(智慧
和见识)上的冒险。本书糅合了大量的前沿新知,涉及复杂经济学、行
为经济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互联网科技等多个学科,多维度地解读了智识信息时代的制胜关键。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识的冒险:精英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潘启雯著.—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8
ISBN 978-7-121-35637-7
Ⅰ.①智… Ⅱ.①潘… Ⅲ.①思维形式-通俗读物 Ⅳ.①B80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1376号
策划编辑:林飞翔
责任编辑:张 毅 zhangyi@phei.com.cn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6 字数:260千字
版 次: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8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
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88258888。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010)57565890,meidipub@phei.com.cn。前言
Introduction
如何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或特征:14~16世纪的文
艺复兴从哲学角度一直被称为“冒险时代”;17世纪的“理性时代”过去之
后,“启蒙时代”随之而来;19世纪和20世纪则分别是“意识形态时
代”和“分析时代”;至于21世纪,全球的时代特征被众多学者概括为“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说风行学界,原因有两个。其一,科学和技
术的进步让人类可以创造生命,甚至通过极其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制造
新物种。以色列历史学家、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Homo Deus)里预言人类即将可以“扮演上
帝”: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操纵自然,包括推迟甚至最终征服死
亡的可能。美国相关机构所认定的未来几年的大部分关键技术趋势在30
年前都还闻所未闻。其二,人性被无望和沮丧感重重包围,这些感觉来
自我们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比如污染、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和恐怖主
义。人工智能、自动化、共享经济等导致的就业岗位消失、对根深蒂固
的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具破坏性的争斗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大大加深
了我们的无力感。
当世界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考世
界,从而指导我们为推动和平与繁荣做出努力。当然,“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这两个重要社会趋势的存在,也让知识本身不再是核心竞争力。
真正的竞争力,是我们对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对意义感的渴望,以
及运用新知识进行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这无疑是我们为应对社会变化进
行的“智识”(智慧和见识)上的冒险。
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变化之中
复杂性,即科学家通常所说的“复杂系统”,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
实上,复杂系统早在30多亿年前就出现了。动物体内的免疫系统便是一个复杂系统,蚁群、地球气候、老鼠的大脑、一切活细胞内的生物化学
过程皆是如此。此外,还有人为的复杂系统,即人类无意识地干预让整
个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如气候。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制造了气候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这一点。
“复杂性范式”是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1973年
发表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首先提出的概念。1979年,比利时
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也提出了“复
杂性科学”的口号。莫兰认为,复杂的东西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化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性认识是
在承认对象的多样性因素之后,还看到对象的统一性因素,即把对象看
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有序性
和无序性的共存使得事物和主体本身常常面临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关于
复杂系统,南非学者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在《复杂性与后现
代主义》(Complexity Postmodernism: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一书中较为清晰地为我们梳理了它的10项本质特征。
(1)复杂系统由大量要素构成。当要素数目相对较小时,要素的
行为往往能够以常规的术语赋予正式描述。不过,当要素数目变得充分
大时,常规的手段(例如某个微分方程组)不仅变得不现实,而且也无
助于对系统的任何理解。
(2)大量要素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并没有兴趣将沙
滩上的沙粒当作复杂系统(来研究)。要构成一个复杂系统,要素之间
必须相互作用,而且这种相互作用必定是动力学的。一个复杂系统会随
时间而变化。这种相互作用,不一定必须是物理的,也可以设想成信息
的转移。
(3)相互作用是相当丰富的,即系统中的任何要素都在影响若干
其他要素,并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不过,系统的行为,并不是由与特
定要素相联系的相互作用的精确数量所决定。如果系统中有足够的要素
(其中一定有一些冗余要素),若干稀疏关联的要素也能够发挥与丰富
关联的要素相同的功能。
(4)相互作用自身具有若干重要的特征。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
线性要素的大系统通常会崩溃成小许多的与之相当的系统。非线性也保
证了小原因可能导致大结果,反之亦然。这是复杂性的一个先决条件。(5)相互作用常常作用于某个相对小的短程范围,即主要是从直
接相邻处接收信息。长程相互作用并非不可能,但是实践上的制约迫使
我们只能做这种考虑。这并不预先排除大范围的影响——因为相互作用
是丰富的,从一个要素到任何另一个要素的途径通常包含着若干步骤。
结果是,相应的影响也按此方式进行了调整。这可以通过若干方式得以
增强、抑制或转换。
(6)相互作用之间形成回路。任何活动的效应都可以反馈到其自
身,有时是直接的,有时要经过一些干预阶段(intervening stages)。
这样的反馈可以是正反馈(加强,激发),也可以是负反馈(减低,抑
制),两种反馈都是必要的。在复杂系统中相应的术语叫作归复
(recurrence)。
(7)复杂系统通常是开放系统,即它们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事
实上,要界定复杂系统的边界往往是困难的。系统的范围并非系统自身
的特征,而常常由对系统的描述目标所决定,因而往往受到观察者位置
的影响。这个过程被称作构架(framing)。封闭系统通常都只是复合
的。
(8)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运行。因此必须有连续不断
的能量流,保持系统的逐级传递,并保证其存活。平衡不过是死亡的另
一种说法。
(9)复杂系统具有历史,它们不仅随着时间而演化,而且过去的
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任何对于复杂系统的分析,如果忽视了时间维
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共时快照。
(10)系统中的每一要素对于整体系统的行为是无知的,它仅仅对
其可以获得的局域信息做出响应。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某一要素对于
作为整体的系统将要发生什么都“知道”,那么所有的复杂性都必定出现
在那一要素中,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复杂性是简单要素的频繁
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简单要素仅仅对呈现给它的有限的信息做出响
应。当我们观察作为整体的复杂系统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从系统
的个别要素转移到了系统的复杂结构。复杂性正是由系统各要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从“复杂系统”这10项本质特征中不难发现,复杂系统是到处存在
的,并不是只有社会是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每个原子也是复杂的。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说过一句话:“世间的阴
差阳错从未停歇,都是寻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世界及未来的种
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颇为贴切。早在1969年,如今常被人们奉为“现
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就预言,西方社会正在
进入一个新的“不连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市场、商业运营,甚至工作的本质都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因此这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
代。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ラer)在他的畅销巨著《未来的冲击》
(Future Shock)中延续了德鲁克的这一思想。托夫勒将未来描绘成一
个不断经历冲击的社会,因为“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组
织机构教育专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在1973年的著作《超越稳
定状态》(Beyond the Stable State)中甚至认为,我们的社会将永远不
可能复归稳定。基于这一点,舍恩提出,企业必须将自己定位成不断学
习的组织机构。
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也注意到了“变化加速”这
个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德国社会
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这种现象称为“现代性”的晚期阶
段。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技术和企业,就连社会结
构本身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理念深深地影响并成就了之后的一大
批商业类书籍作家,如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加里·哈默尔
(Gary Hamel)。彼得斯和哈默尔甚至将“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本身变成了一门管理学的新学科。
人们不禁要问:“变化”真的有那么耸人听闻吗?上述诸位思想家的
理论固然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论点放到更宏观的历
史背景下来检验。正所谓“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
不身处变化之中,但是并非所有变化都是大地震。因此,对于企业而
言,最重要的是分清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第一种是那些我们每天都
会遇到的“不确定性”,第二种则是在大的文化变迁下的“不确定性”。
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家按照复杂程度来区分这两种“不确定
性”: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总是看似简单,解决方法现成就有;但渐渐
地,它越变越复杂,越变越看似无解。
与《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提出的“复杂性范式”概念相映成
趣,莫兰在《教育的七个黑洞》中则认为:“人们教授确定性,然而需要教授的恰恰是不确定性。”他这样描述学习:“我们被迫在充满不确定
因素的海洋上航行,时而穿行于确定的群岛之间,这就是人类的冒险。
今天,我们知道这是未知的冒险,我们需要一种教育,能帮助我们面对
这个冒险而不气馁。”其强调的是教育不应该只关注一些确切的知识,一定要正视不确定性。就科学教学而言,在自主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的
背景下,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习结果出现一些不确定,也许更贴近真实
的探究学习的状态。多一些这样的经历,会让学生从小就明白,很多事
都不那么确定。
按《反脆弱》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特聘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
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说法,对于不确定性,你要利用
它,而不是躲避它。也就是说,决策要从不确定性中获取收益。
思维的质量决定了未来的质量,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精英们又
该如何思考和行动呢?
复利既出乎意料又是危险的
假设你把1000美元放在免税账户里,这笔投资每年有7%的回报率,需
要多少年才能使原始投资翻一番?
A.0至5年
B.5至15年
C.15到45年
D.45年以上
这看起来像是一道数学题,其实不是。你既不需要知道怎样计算,也不需要知道所谓的“72法则”[1]
,而是考验你对复利的直观理解。具有
这种金融知识的人知道,按照现实的投资回报率,把钱翻一番大概要花
10年时间。这意味着正确答案必然是B。
人类努力的成果是按算术法则累积的:1、2、3、4、5、6……过一
天,多一元钱。债务和投资与此不同,它们的累积遵循几何法则:1、2、4、8、16、32……这意味着,复利胜过纯粹的体力。财富总流向那
些能让复利为己所用的人。
按照《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
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分析,复利是收入不平等的基础。富人
(精英)因为投资会更加富裕,普通人的工资涨幅根本赶不上复利。“复利的力量”是现实世界几乎所有财务建议的潜在公理。在当今疯
狂信贷的社会里,资本不足的人一拿到薪水就会花个精光,他们为买车
接受疯狂的贷款利息,彻底透支信用卡额度,艰难地偿还学生贷款,还
要按揭昂贵的抵押房贷。复利让穷人变得更穷。这就是为什么财务规划
师会建议,你要尽早开始储蓄。从21岁就开始存钱的工人,靠投资回报
赚到的钱可能比自己一辈子的总工资还高。复利是所有可观财富的基
础。成功的企业家并不比其他人努力一万倍。相反,他们找到了一种指
数型发展业务的方法,只要短短几年就足够了。
一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
赏,是在棋盘的第一格里放一粒米,以后每一格中的米粒数都比前一格
增加一倍,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以为这奖赏微不足道,但是算到
第21格的时候,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00万粒……到第41格时,已经
超过了1万亿粒,而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填满这一格了。故事
的结尾是,据说国王因为觉得自己被骗而愤怒不已,砍了国际象棋发明
者的头。这充分说明了复利刁钻微妙的性质,告诉人们复利的隐匿力量
很容易被低估。
当然,复利也是危险的。住在伦敦的德鲁森,一位富裕的瑞士商人
与银行家,设立了一个6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根据他的遗嘱,在他1797
年逝世后,该基金在接下来100年间皆不可动用。如能保持7.5%复利,该基金到1897年时价值将达1900万英镑(远超英国当时的国债),届时
这笔财富可分配给德鲁森幸运的后代。当时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
有4%,这笔遗产到1897年时规模也将等同英国全部国债。复利将令惊
人的金融权力落在私人手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英国1800年通过法
案,将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内。德鲁森后代对该法案提出异议。经过
多年诉讼,该案于1859年最终审结,诉讼费用耗尽了德鲁森的整笔遗
产。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著名的“詹狄士诉詹狄士案”,便是以
此为蓝本。
一些研究暗示,经济安全感解释了金钱与幸福之间的相关性。高收
入本身不能带来安全感,“月光族”会担心失去一切,有些节俭的教师和
警察有一笔储蓄作为风险缓冲,使自己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获得安全
保障。财务行为也能反映出和幸福感有关的性格习惯。能控制支出并设
法存钱或投资的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然而,控制支出就像是“棉花糖实验”。
人生就是接连不断的“棉花糖实验”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曾做了一个著名的“棉花
糖实验”。米歇尔给一群4~6岁的孩子一个“恶毒的”选择:每个孩子都
会获得一块棉花糖,他们可以立即吃掉,也可以忍耐15分钟再吃,届时
就可以再得到一块棉花糖作为奖励,而且在这折磨人的15分钟里,第一
块棉花糖就在孩子们的视线中,触手可及。
一些孩子马上把棉花糖塞进嘴里,另一些孩子则陷入了哈姆雷特般
的纠结,进退两难。有的孩子玩起了“奥德修斯和棉花糖”游戏,蒙起眼
睛转过身,背对着棉花糖,躲避甜美的诱惑。
米歇尔用秒表为孩子们计时,孩子们屈服于诱惑的平均时间是6分
钟。米歇尔的女儿就在“棉花糖实验”最初施行的学校上学。随着时间的
流逝,米歇尔和女儿注意到,立即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和那些能抵挡住诱
惑的孩子之间出现了差别:后者在日后的生活里更成功。他们的成绩更
好,升入了更好的学校。他们似乎更快乐,没那么多烦恼。
没熬过15分钟就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往往在学校和人际关系里表现
不佳,会出现更多跟酒精和毒品相关的问题。米歇尔和同事们开始对最
初的“棉花糖实验”进行后续研究。他们发现,孩子延迟吃棉花糖的时间
(几分钟或者几秒钟)跟日后生活成功的量化指标(如SAT分数)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越早吃糖的孩子,成年后患上肥胖、边缘人格障
碍、服食可卡因和离婚的比例更高。
人生就是接连不断的“棉花糖实验”。节食的人放弃吃糖带来的快
感,不是为了几分钟后能吃两块糖这微不足道的回报,而是为了长久的
健康、苗条和魅力。精打细算的人按捺住轻率的购物冲动,是为了存钱
买新车,或是给孩子攒学费。关注健康的人忍受长期的剥夺感和不方便
是为了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十年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没人说你总要延迟满足。在这方面,民间智慧讲得好:“人只活一
辈子”“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
忧”。关键是要能达成平衡。为什么有些人能更好地克制冲动进行长期
规划,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那些努力掌握了这类能力的人有更大
可能学习、记住与自身相关的特定事实,并将之内化于心。知道金钱利滚利的速度有多快就属于这类事实。复利跟物理学中的光速概念一样,是金融宇宙的基石之一。这种事不仅富人(精英)必须了解,还能激励
普通人减少债务、积极储蓄。
了解一件并非切身相关的事实就是一次“棉花糖实验”。要获得不确
定且会延迟的回报,人就一定要自律。长于自律的人更有可能精通有关
财务的长期规划。
阅读和基于未来的思考,或许是建立自律的好方法。面对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既需要阅读和基于未来的思考,又需要打破范式、超越壁
垒、补充新知和修正思维框架。
关于本书:“有意义、有意思”
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不是一本说教的教材,也不是一本完
备的行动指南。我既不可能在书中完整地介绍所有有用的知识,也不打
算列举这些知识的目录。我还不能保证书中所说的一系列理论永远经得
起新科技和时间的长久考验。但我保证书中所有内容都是“有意义、有
意思”的。
“有意义”代表了移动时代(或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知识的
主流价值观取向;“有意思”则表明了本书传递的思想适应现代人的阅读
诉求,用新鲜的表达方式和最新研究成果及新颖的案例进行辅助解读,以提高新知识、新思想的有效传播。
第一部分“错觉向左,平衡向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生
活中各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状况,其实都暗藏着各种“错觉”。每当人们在
开车时拿起手机,人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注意力资源会出现分配不足的
状况,人们陷入了错觉;当有人错误地回忆了某件事时,人们总会认为
他在说谎,人们陷入了错觉;那些表现得最有自信的人总能赢得人们的
信任,人们陷入了错觉;当人们精心制作了一份计划并认为绝对能够按
时完成时,还是陷入了错觉。在玩扑克的人中间流行一句格言“长考必
错”,所以《纽约客》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
在畅销书《决断两秒间》(Blink)中说,我们在做决定时应该相信直
觉,迅速决断。他的论据是,进化心理学认为,我们已进化到能迅速地
做出决定,进化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跟
我们的大脑在进化时已经大为不同,比如物体移动得更快了。在我们的
视觉系统和注意力进化的时候,我们还不会在高速公路上每小时移动上百千米,所以那时我们不需要注意大量高速冲向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事
物。其二,这一部分还介绍了高价值创造者(精英)是如何保持旧模式
和新方法(或判断力和想象力)的融合及平衡的,另外人际冲突是如何
发生的、男孩到男人是如何演化的等前沿研究。
无论是警惕错觉、不轻信直觉,还是保持“判断力和想象力”的平
衡,那些看起来最合理的结论往往都是错的,通过解密人们认知世界
的“思维习惯”,从而避免“理性”的推理蒙骗了自己。我期待这部分的内
容帮助你绕开思维陷阱,抵御错误、可疑的观念,培育正确的思维习
惯。因为知识为用,思考为本,一切知识显然都是应该为思考服务的。
第二部分“新技术和创造力”,结合复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进化
心理学、脑科学等,聚焦于互联网思维、3D打印技术、众包、共享经
济、摩尔定律、“超新星”、“出神状态”等新技术和创造力如何影响了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说过:“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文
明史的终结。”由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许多职业会不会被机器取代
呢?例如,家政工作者、银行柜员、服务员,等等。事实果真如此吗?
只要个人、企业和政府致力于终身学习,机器就不会抢走所有的工作饭
碗,科技甚至会创造出更多新职缺。如何应对新技术和创造力背后的新
原则,或许是我们能更好地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大法宝。
第三部分“经济学新思维”,主要关注技术分析和投资演变、破
除“错误认识”、经济依赖和战争的关系、区块链等话题。尽管投资和商
业确实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引擎,但是在现代文明之前,大部分个人并
不能直接从这些活动中受益。相反,普通人还需要为推动历史和金融进
步付出代价,劳动力不断受到剥削。无论是为借款人策划一份独一无二
的协议,还是慧眼寻得一个有潜力的投资机会,抑或是精明地决定最优
的资本结构,在各种各样的投资过程中,创新都居于核心地位。不难看
出,成功的投资者所采取的创造性举措,最终不仅依赖于投资项目本身
的创造性,更依赖于投资管理。虽然短中期或有种种不确定性,但这并
非是最坏的时代,市场仍孕育着巨大机遇,从多维度审视“技术分析和
投资演变”,或许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财富和未来生活。
第四部分“精英主导的时代”,在精英的世界里,无论是气候变化公
约还是世界税收计划都带有很强的正当性,有利于逐步构建国际标准,从而符合某种秩序,或许最终秩序会使普通百姓察觉出奴役感,精英们的计划非常缓慢又掩人耳目,可谓煞费苦心。但当首选方法几乎无作用
时,精英们想起了“冰9”,即锁定或冻结系统。
面对一只狮子,角马的防御要靠群体,一只角马绝不是一只狮子的
对手。在横亘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上,黎明时的一只狮
子走向角马群,它在选择攻击目标,然后冲向猎物。角马会齐心协力应
对狮子,先是四散逃窜,扬起一片尘土,并不停改变方向,当狮子扑上
来的时候却汇成一股,踩踏狮子逼它撤退。不过狮子很少会饿着回去,它最终会杀死一只角马,在阳光普照的原野上吞噬角马的肉,并骄傲地
分享猎物。温热的鲜血从狮子的口边流下,从角马的角度来看,虽然损
失一只很不幸,然而角马群幸存了下来。
塞伦盖蒂草原上的这个场面正体现了当下货币精英们的心态。货币
精英就好像是角马群。他们不是一个阴暗的地下组织,而是特定的一群
人——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学者、记者和智囊团。角马群同意市场
是有效的,尽管有不完美之处。他们同意供给和需求会产生局部的均
衡,而这些均衡的总和是一般均衡。当均衡遭到扰动时,可以通过政策
来恢复。角马群同意浮动汇率会产生推动一般均衡的价格信号和市场反
应。他们赞同自由贸易(这植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优化财富创造
(尽管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他们同意黄金是野蛮人的遗留物。从“焦
虑、合作和掠夺”等角度把脉政府的行动和制度设计,我们或许会发
现,把权力和欲望关在笼子里,公共机构就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而
不会欺压民众。
缺乏智识的人,除了难以发现自己的无知,还有可能失去获得财富
的机会。在移动知识时代如何更有效地适应、把握和利用前沿新知的方
法,以保持对各种信息的洞察力,从而能更好地避免陷入“达克效应”[2]
的陷阱。并不是每个基于未来思考的人,都能在这个新的全球“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时代进退自如。但始终基于未来思考并保持“智识冒险”心
态的人,得到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认识,还会有很多乐趣。
[1]“72法则”,以1%的复利计息,经过72年,本金会变成原来的2倍。这个公式好用
的地方在于它能以一推十。例如,利用8%年收益的投资工具,经过9年(728)本金
就变成原来的2倍。
[2]达克效应(D-K effect),全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它
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但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辨别错误行为。这些能力欠缺者们沉浸在
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
力。目 录
内容简介
前言
PART 1 错觉向左,平衡向右
好错觉结好果实
负面记忆和正面记忆
两种类型记忆数据
单线思维和争端导火索
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个体的无知和错觉
真正的知识在别处
个体贡献取决于团队合作能力
“知识的错觉”与“知识的诅咒”
“解释的敌人”与“解释的朋友”
超人与奇才
高质量练习促使社会进步“目的性练习”的作用
成长型思维模式
卓越和平庸的分水岭
从男孩到男人
心智发育不完全按部就班
英雄的“死亡”标志男孩的结束
董事会成员就是原型
判断力与想象力的平衡
爆品创意的细节
需要是发明之母
突破判断力和想象力
所有海洋都是紫色的
创造者绝非单枪匹马闯天下
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多数冲突事件发生在相识者之间
以纯粹的象征性手段激怒他人
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分歧
现代科层制度让冲突变得理性经济学模型与现实
关键假设和潜在结果
模型不等于真实但蕴含了真实性
误解和批评是“脸谱化”而非现实
PART 2 新技术和创造力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将一切问题变成数学问题
创意和创新是协作过程
政府、大学和企业的“铁三角”
假如经济学是“动词”
自我“计算”、创建和更新的系统
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的自然状态
技术集合如何建构和改变经济结构
“有趣的”或“复杂的”行为
增材制造技术的未来
“万能制造机”从“科幻”走向现实
创新阻力并不只是大企业的烦恼
掌握制造业及工业发展的主动权群体智慧胜过最聪明的个人
“集思广益”如何解构公司权力
“自我实现”的乐趣与利润
每个人都处在“众包”的中心
共享经济的边界
一个从内摧毁整个经济的引爆点
折旧经济学
迫在眉睫的“经济奇点”
“加速时代”的启示
三股力量同时加速构成“加速时代”
“超新星”力量重塑一切
思考新的社会契约
精英工作的新门槛
“小单元”是健康社会的信任源泉
创造力的巅峰时刻
巅峰时刻是否有迹可循
出神状态
情绪对大脑和身体的影响吹笛人传说
“互联网思维”的影响和颠覆
未来社会的生存原则
PART 3 经济学新思维
在修道院看《花花公子》
现代经济学中的异类
早期的技术分析
有效市场理论
技术分析与现代金融
投资学的“三个抽屉”
古代投资的金融成熟度
“投资民主化”的持续进程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论
投资经理群体改变了投资界
破除“三种错误认识”
IT投资不能盲目
服务业的能量不可低估
别让非正规经济窒息了整个经济体战争经济学
经济相互依赖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方式
保持开放贸易和贸易中断的可能性有多大
“贸易预期理论”并非永远正确
区块链技术的新突破
解决“需求巧合”问题
数字货币世界中的“狗仔队”
“去中心化”和“去信任化”
解决“拜占庭将军问题”新突破口
PART 4 精英主导的时代
中产阶级与社会转型
“中产阶级”的时代演变
东京近郊的“新中产阶级”
崛起的“工薪族”
无法绕开的“两座大山”
价值追求和国家认同
自私也许不是人类的天性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更善于合作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
合作如何被“激活”
“公平”确保人们合作
物质激励因素及利用
“掠夺之手”的独特视角
从“看不见的手”到“掠夺之手”
经济学家面对“私有化”的不同态度
“合适的技术”难以被引进
人才配置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冰9”药方
当“疫苗”失效
投资者防止被收割的方法
适应源自对稀缺资源的竞争
“酒吧反馈和记忆”的隐喻
空抽屉和文件组合
理想的资产组合方式PART 1 错觉向左,平衡向右
记忆的打捞,是非常任意的。回忆某件事情时,存在这样的危险,那
就是我们激活的记忆痕迹,它或许会张冠李戴,让我们误入歧途。比如
说,你跟朋友谈论去海滨的旅程,你回忆起你们俩上一次去海滨时吃过扇
贝,你朋友却说没吃过,那不是上一次吃的,而是上上次。你再想了想,发现你朋友是对的。你搞混了两次不同的记忆,因为他们的情境是相同
的。我们总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同时又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有没有犯错。
——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Alex McBride)
英国刑事辩护律师、《远景》(Prospect)杂志“普通法”专栏作者,语
出《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刑事审判中的真相与谎言》(Defending
the Guilty:Truth and Lies in the Criminal Courtroom)
在物质丰富、信息量巨大的时代,映入我们眼帘的东西很杂很多,但
在不经意间会被我们忽略。即我们看见的东西,经过大脑的筛选,可能并
不会被看到。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而我们看不到的,并不
是不存在的。
具体来说,人们在观察物体时,由于物体受到形、光、色等不同环境
和因素的干扰,加上人们的生理、心理原因而误认物象,往往会产生与实
际不符的判断性的视觉误差。事物一定会存在光和影,如果不能同时捕捉
到这两个方面,就无法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说,单线思维是无
法看清真实情况的。而单线思维又往往阻碍人们迈向成功,并成为许多争
端的导火索。好错觉结好果实
由被称为20世纪“文学神秘人”的詹姆斯·埃伦(James Allen)撰写的
《原因与结果法则》(As A Man Thinketh),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里广为流传,书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好的思想和行为不会产生
坏的结果;坏的思想和行为也不会产生好的结果。”日本印象训练研究
指导先锋西田文郎把这句话中的“思想”一词换成了“错觉”,这就是他在
《错觉的法则:识破大脑诡计的思维管理法》一书中所要传递的核心主
张:“好的错觉因爱和感恩而生,坏的错觉因憎恨和不满而生。好的错
觉会结出好果实,坏的错觉会导致坏结果。”
作为日本当红的“潜能开发魔法师”,西田文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进行科学开发大脑潜能的研究,构建了利用生理学和心理学提升大脑功
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级大脑训练”(Super Brain Training,SBT)法。松下电器、日本铁路、资生堂等商业巨头曾争相邀请他为自
己企业的员工做培训,由他开设的企业家研修会“西田塾”更是吸引了日
本各地的企业经营者踊跃参加,经常一席难求,并由此帮助了许多人在
各行各业中脱颖而出。西田文郎还在运动领域进行科学的大脑潜能开发
指导,帮助众多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经过45年对大脑的深入研
究,西田文郎得出一个结论:大脑认为正确的事情,其实99%以上都是
错觉。即生活中各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状况,其实都暗藏着各种错觉。负面记忆和正面记忆
让人类引以为傲的大脑究竟是如何产生错觉的呢?西田文郎研究发
现,大脑由“理性脑”(最外层的大脑新皮质)、“感性脑”(位于第二层
的大脑边缘系,负责发出各种情绪信号)、“反射脑”(位于第三层的脑
干,控制自律神经和激素,使人类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负责身体的本能
反应)三层结构组成。
在西田文郎看来,人类是大脑新皮质(即“理性脑”)极端肥大化的
动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构建出如今的高度文明。然而,真正决
定我们行动的,其实并不是大脑新皮质。人们的行动都是由本能反射区
(Instinct Reflex Area,IRA)发起的,其包括大脑边缘系和脑干,相当
于最具动物性本能的原始脑,负责掌控我们的判断。也就是说,不论如
何努力尝试用人类特有的大脑新皮质来理性思考,只要具有动物性的本
能反射区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就无法采取行动,也就无法实现目标。
本能反射区的重要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属于潜意识领域,因此无法靠意识性的意志力对其进行操控。
·理性无法在此发挥作用。
·储存着过去的数据。
·输入到本能反射区的信息,会被杏仁体分辨为愉快或不愉快。若
是愉快,就被储存为放松与正向情绪的记忆;若是不愉快,就被储存为
压力与负面情绪的记忆。
·从本能反射区输出的信息,一定都伴随着情绪。
·理性脑会基于本能反射区的这些记忆数据对事物进行判断。
·本能反射区与具有想象力的右脑有很强的关联关系,只要本能反
射区产生负面情绪,右脑也会跟着产生负面想象,让左脑的正向思考无
法发挥作用。
·相反地,只要本能反射区产生正向情绪,就能轻易转化为正向思
考。我们往往以为靠“理性脑”就能掌控自己和人生,那为什么许多人明
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会一支接一支抽烟呢?在睡不着的深夜里,相
信你应该有过无数次“睡着的尝试”,也会理性地思考“再不赶快睡,会
影响明天的工作”,但无论大脑新皮质怎么努力,只要负责掌控脑干的
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失衡,眼睛就只会越睁越大,迟迟不能入眠。恋
爱也是一样,如果理性地认为“绝对不可以喜欢上那个人”就能平息心中
的冲动,我们就不会为情所困了。可见,支配我们行动的主要因素并非
理性思考,而是在潜意识里产生反应并采取行动的本能反射区。可以
说,本能反射区的作用决定着我们的人生。
如果你没有任何梦想或目标,今后的人生恐怕也就马马虎虎过下去
了。因为20多岁时没有梦想,只是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到了40多岁时
能幡然醒悟发愤图强、一心朝着梦想努力前进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到底
是为什么呢?西田文郎研究发现,原因就出在本能反射区并没有进入那
样的状态之中。因为我们的大脑都是基于本能反射区过去累积的记忆数
据对事物进行判断的,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发生变异。
人类的行动取决于本能的大脑,但这是否代表我们就无计可施了
呢?西田文郎说,答案并非如此。如果你目前的人生进展并不顺利,那
么可能意味着你的本能反射区里储存着“工作=办不到”“自己=失败”等这
样的负面记忆,并且它们成了发出种种负面行动指令的依据。
要扭转这种局面并不难,据西田文郎研究得出的成果:只要将好的
记忆输入本能反射区里,自然就能产生好的行动。不过,此时你要明确
一点,那个好的记忆是否是真实的并不重要,哪怕只是一种主观认定也
没关系:“工作=办得到”“自己=很成功”“学习=很享受”“考试=考得
上”“金钱=送上门”“投资=高回报”……
比如,想要成为真正的有钱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脑产生一
种“我就是特别容易赚到钱的幸运儿,所以我一定能赚大钱”的错觉。又
如,孩子的能力开发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一直坚持对学习不好的孩子
说“你一定能学好”,他们就会产生“也许我真的能学好”的错觉,成绩也
会随之上升。与此相反,如果给孩子造成“我恐怕学不好”的错觉,他们
真的就会学不好。换言之,理性让人思考,感性让人行动。想要过上好
的人生,就要欺骗你的大脑,让它产生好的错觉。两种类型记忆数据
成功者常常会说:“我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才最终取得了
成功的。”每次听到这种话,西田文郎都会忍不住去想:“这个人正沉浸
在错觉中呢。”个人所能经历的事情数量很有限。在这一点上,无论是
公司的CEO还是普通职员,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把普通职员打扫卫
生间之类的小事都算上的话,他经历过的事情可能比CEO还要多。这说
明人亲身经历的多寡与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关联关系。
西田文郎深入研究分析发现,人类持有两种类型的记忆数据。
一种是“行动造成的制约记忆”。大脑会对体验和经历过的事情记得
清清楚楚。举个例子,假如你现在是一名高中生,并且是学校田径队的
一员,那么你一定会去想象自己究竟可以跑多快。假设你迄今为止的百
米最佳纪录是11秒02,你想要“通过暑假的反复练习,或许能把成绩提
高到11秒”。可以说,这就是基于自己曾经的行动产生的可能性限制,即经验的制约。因为是以现状作为基点进行思考的,所以如果想象自己
将来在奥运会上夺金摘银的场景,你就会觉得:“那简直是远到离谱的
事情,根本不可能,还是算了吧。”
还有一种是“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如果只是单纯想象,那么制约
的范围就会大得多。例如“这个夏天我要打破百米的高中生纪录”这样的
目标,就属于想象的制约。换句话说就是“在开始做某件事之前就认为
自己做得到”。即便是从经验的制约来看无论如何都很难达成的目标,靠想象的制约驱动的人,都会从“已经达成了目标的自己”的角度向前逆
推,因此,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或理想。
在不曾体验过跳伞的人当中,有些人会说“我一定能办得到”,也有
些人会说“我有恐高症所以我办不到”。还没体验就擅自下结论,也是出
于这个原因。最有趣的情形是,有的男生根本还没和对方交往,就能想
象两人一起生活的情景,还一个人痴痴傻笑着说:“原来和她在一起是
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也是“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中的一种。
其实仔细想想,所有的发明都来自于“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因为
在被发明出来之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那种东西,是发明者利用了想象,仿佛自己实际体验过一样,才最终创造出来的,这绝对是“好错觉
带来好结果”的最佳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与发明无关,但第一
个吃海胆的人真令人佩服。海里的一个外壳全是刺的黑色物体,敲开以
后还有颜色与形状都很恶心的内脏,换作普通人,应该会立刻丢掉。第
一个想象到“这个应该能吃”(也就是产生错觉并且真的吃下了海胆)的
人……人类大脑这种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肯定性错觉,真的很了不
起,因为人们第一次看到海胆时,通常都不会认为是食物。毋庸置疑,大脑思考的事多半都是我们没有实际体验过的,是仅靠想象得来的。成
功者即使没有实际体验过各种事情,也能因为肯定性的“想象造成的制
约记忆”获得成功。明明没做过,却能拥有“做过的感觉”,从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他们都是凭借错觉取得了成功的。
同样的情形若是换成拥有负面制约记忆的人,就绝对无法成功,因
为这样的人会出于恐惧而不敢挑战。他们甚至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当
然也就无法奢望成功的那一天了。对此,西田文郎毫不讳言地指
出:“成功者会以想象的制约为中心开展行动,而普通人只会以经验的
制约为中心开展行动。由此可见,大脑的错觉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
西。”
距离莱特兄弟[1]
试飞成功仅仅过去了几十年,人类便能够飞上太空
了。“不能飞上天”其实也是这样一种错觉,人类的大脑意识到这件事之
后,一鼓作气实现了飞上太空的梦想。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使用大脑过
上像样的生活的时间很短。在此之前,人类住在洞穴中,几乎用不到大
脑的功能,只是以生存为目的长时间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工业革命
后,人类才进入了使用大脑产生智慧的时代。因此,人类的大脑其实蕴
藏着无限的可能。产生“未来很光明”的错觉,还是产生“未来一片黑
暗”的错觉,每个人的大脑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为了从这个时代
脱颖而出,答案其实很明了。单线思维和争端导火索
为了说明人类一直生活在“错觉”之中,西田文郎还援引“缪勒—莱
耶错觉”“卡尼萨三角”“菲克错觉”“艾宾浩斯错觉”“鲁宾之壶”和明信片画
作“老妇与少女”等经典作品案例来丰富自己的研究。
缪勒—莱耶错觉
上图为德国心理学家弗兰兹·卡尔·缪勒—莱耶(Franz Carl Muller-
Lyer)于1889年发表的著名视错觉图。在图上的三条平行线中,最上面的
一条看上去似乎要短一些,但实际上它们是等长的。
卡尼萨三角
上图为意大利心理学家盖塔诺·卡尼萨(Gaetano Kanizsa)于1955年发
表的著名视错觉图。图上只有有缺口的圆和楔形线条,但看上去却好像有
一个倒置的三角形置于图案中央。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三角形轮廓叫作
主观轮廓。此外,虽然实际上与周围的亮度相同,但倒置的三角形看上去
显得更明亮,这种效果叫作亮度错觉。菲克错觉
上图为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于1851年发表的视错
觉图,也被称作垂直水平视错觉图。虽然横柱和立柱的长度和宽度完全相
同,但看起来似乎立柱更长一点,横柱更宽一点。据说这是因为与水平的
横线相比,大脑更倾向于认为垂直的纵线更长一些。
艾宾浩斯错觉
上图为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发表的
视错觉图。位于两个图形中心区域的圆形大小相同,但是对比来看,被较
大的圆包围在中间的圆看起来较小,被较小的圆包围在中间的圆看起来较
大。这是因对比而产生的错觉的一种。
鲁宾之壶(又称“鲁宾之杯”)上图为丹麦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Edgar Rubin)于1915年前后发表的
视错觉图,是一幅由黑白两种颜色构成的图案。着眼于白色,会看到两个
面对面的侧脸,着眼于黑色,可以看到一个壶(杯)。由此可见,仅仅由
于着眼点的不同,人们看到的事物就已经截然不同了。更有趣的是,一旦
向大脑中输入了“这是两个面对面的人”这个信息,再看就只能看得出两个
侧脸了;如果告诉被试者“人脸中间有一个壶”,他便只能看得出那个壶
了。这就是人脑的特点。
老妇与少女
上图这幅著名的视错觉图来源于1888年在德国发行的一张明信片,也
被译为“少妇与老妇”或“少女与老妪”等,是一幅很有名的作品。在这幅画
中,既可以看见脸朝向画面深处的少女,也可以看见脸朝外的老妇。有的
人只能看到其中的一种可能,但如果能试着转换一下视角,就会看到完全
不同的另一张脸。
无论是“鲁宾之壶”还是“老妇与少女”,人类的大脑只要有一次看出
了其中的某个图案,之后就很难再看出另一种了。这是因为大脑具有线
性思维的特征。实际上,在同一幅画面当中,既存在“面对面的人”,也
存在“壶”;既画着“少女”,也画着“老妇”。但如果只努力看其中一种的
话,就会无视另一种可能性。大脑不能同时看到两种事物,在看
到“壶”的时候就看不到“面对面的人”,在看到“少女”的时候就看不到“老
妇”。
事物一定会存在光和影。如果不能同时捕捉到这两个方面,就无法
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说,单线思维是无法看清真实情况的。
由此,西田文郎认为,正是这种单线思维阻碍了人生迈向成功,成为许
多争端的导火索,让人们陷入错觉之中无法自拔。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有很多人喜欢占卜,每天通过手机或网络查看自己血型和星座对应
当天运势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会因占卜结果或喜或忧。西田文郎一针见
血地指出,这种占卜实际上毫无意义。所谓的“占卜应验”,其实是利用
人的心理产生的错觉。据说一所大学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被试者在完
成了一次结果与内容毫不相关的心理测试后,工作人员将“你具有浪漫
的一面”和“你虽然表面上开朗活泼,内心深处实际上抱有某种不安的情
绪”这两种结论随机发给被试者,结果90%的被试者都表示“确实说得很
准,这就是我”。这种用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让人们相信确实反
映了自己真实状况的现象叫作巴纳姆效应[2]。
看到健身房打出的“曾经的胖子变得这么瘦这么帅”“半年时间从
70kg瘦到50kg”这类广告时,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只要去健身房,身材也
能变得那么好”。然而实际上,只靠去健身房是不可能简单轻松地瘦下
来的。如果不严格遵照教练的指导,做不到控制饮食与运动相结合的
话,是不可能塑造出理想身材的。即便如此,当人们看到前后的对比照
片时,也还是会认为“这个人看上去效果明显,那个人看上去变化也很
显著”,从而无法进行正确的判断。人们会产生“我也可以变成那样
吧”的错觉,进而花大价钱办了健身卡。
在药店里我们可以看到健康食品和营养补充剂上写着“1粒相当于20
根胡萝卜(所包含的营养元素)”“本饮品1瓶中含有10个柠檬所含的维
生素C”之类的广告语。冷静下来想一下,假如我们在一天中真的吃了20
根胡萝卜或10个柠檬,那么应该无法完全吸收其中的营养成分吧。然而
这种广告却制造出一种错觉,让我们觉得“还是吃这个对身体有好处”。
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不觉得这是必需品,但还是买了回来。另外,类
似“以前是这样的,以后会变成……”“喝了这个就会达到……效果”的宣
传,都是利用了让人们陷入片面思考从而产生错觉的方法。
西田文郎把“大家一起闯红灯时不会觉得害怕”的心理叫作风险转移
[3]
,指的是平时能够保持稳健的思维方式、生活比较有节制的个体,在
因为某种原因结成了一个团体的时候,即便其中个别人的言行过激,他们却突然不再介意,而是继续与团体保持相同的步调。即便其中每个人
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时候都很慎重,也还是会出现几个人在商量某件事
的过程中,讨论会朝着极端的方向快速发展,最终得出过激的结论而非
体现整体平均意见的情况。集团化的欺凌和网络暴力也属于这类现象。
一旦几个人聚在一起,就很容易出现欺负某个个体,或者评论某件事情
时反应激烈的情况。如果舆论倒向一边,那么持反方意见的人就会被大
多数人斥责。如果单独去看这些反应激烈的人,每个人平时都没有表现
出如现在一般的过激情绪,但此时他们却引导舆论倒向了一个极端的方
向。
以闯红灯为例,西田文郎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但只要
团体中存在一部分想要闯红灯的人,其他人就会产生同意的错觉。虽然
没有人说无所谓,但大家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无所谓的氛围。即便有人冷
静了下来觉得危险,也还是会因为这种无所谓的氛围最终大摇大摆地闯
红灯。
听到“5万元的按摩器”,大家会觉得很贵还是很便宜呢?如果听
说“类似的机器也有只卖2.5万元的”,有人就会觉得5万元的机器相当
贵;但是如果听到“只限今日特价,原价10万元今天5折”,又会觉得买
回来就是赚到了。像这样,即使是同一件东西,最初的提示信息不同,带给人们的错觉也不一样,这种现象叫作锚定效应[4]。这个词来源于船
上的锚,将锚固定之后,船只能在缆绳牵引的范围内活动。同样,人们
在对某件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思想也会受到预定好的基准点(锚)的
束缚。
商家经常会用到锚定效应。商场的橱窗里时常陈列着一些高价的名
牌商品,路过橱窗的人看到后很容易产生“高档商品果然看上去很不
错”的想法,进而走进店内,比较之下就会认为卖场里的普通商品很便
宜,最终买下来。如果在橱窗里摆放便宜的商品,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了。这种利用人类心理错觉的市场营销手段往往被应用到很多场合。
假设团队中只有一名女性A,其他团队成员都是男性,在这种情况
下,无论A做了什么,男性们都会依照对女性的理想化想象或者固有观
念进行解读,得出“女性果然这样”的结论,这种现象叫作确认偏差[5]。
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术语,指的是基于个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他
人进行观察时,只收集有利于自己观念的信息,据此来进一步确认自己观念正确性的现象。例如,如果某人持“A型血的人都是一丝不苟的”这
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与10名A型血的人接触后,即便其中7名都马
马虎虎,他也只会看到一丝不苟的另外3人,并且最终得出“果然A型血
的人都是一丝不苟的”这个结论。
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原本就相信的事情,人们会去寻找线索进行佐
证,并无视那些反例,也不愿去寻找反例,只愿意寻找对自己的世界观
给予肯定意见和证据的线索,无论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先入为主的观
念有好的一面,就是很容易对未知的事物进行预测,但同时也很容易在
对他人的观察中只倾向于收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无视中立意见,无法
对客观事实进行验证,这是极其危险的。一旦开始有了错觉,就只能看
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是人类大脑的特性。
[1]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是一对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兄弟,哥哥是威尔伯·莱特
(Wilbur Wright,1867—1912),弟弟是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1871—
1948)。他们是美国的发明家、飞机制造者。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首次试飞
了完全受控、依靠自身动力、机身比空气重、持续滞空不落地的飞机,也就是“世界
上第一架飞机”。
[2]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是1948年由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通过实验证明的一
种心理学现象,以杂技师巴纳姆的名字命名。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会很容易相信一
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他,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也仍然认为反
映了自己的人格面貌,哪怕自己根本不是这种人。
[3]风险转移(Transfer of risks)是指通过合同或非合同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他人的
一种风险处理方式。后多引申为将风险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失全部或部分转移给他
人。
[4]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又称为沉锚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
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一般
而言,“锚”只要受到人们的注意,那么无论其数据是否夸张、前例是否有实际参考
效用、对决策者是否有提醒功能,该锚定效应都会起作用。当然,参照物与估测答
案的相关性、相似性越大,锚定效应越显著。
[5]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又称为确认性偏差,是指一旦人们形成先验观
念,他们就会有意识地去寻找支持或者有利于证实自身观念的各种证据,有时甚至
会人为地扭曲新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避免了因后悔带来的痛苦,而且这
些证据对自身观念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过度自信”。个体的无知和错觉
超人可凭一己之力拯救地球,福尔摩斯在灵光一现之后瞬间破解案
情并将罪犯绳之以法,玛丽·居里受到的推崇之高就好像是她独自发现
了放射性元素,牛顿仿佛凭空想出了三大运动定律,蒙古人在12~13世
纪攻占的广袤疆土皆归功于成吉思汗,罗马帝国对犹太行省所施之恶行
都怪罪于本丢·彼拉多[1]
一人……人类自建立社会以来,个体总是被赋予
创造壮举的重任。
美国布朗大学认知、语言与心理学教授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认知科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利兹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菲利
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合著的《知识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从未
独立思考》(The Knowledge Illusion:Why We Never Think Alone)却告
诉人们:“其实我们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他们通过多年的研究
和各种事实分析进一步告诫世人:人类个体对世界的了解简直少得可
怜,无人拥有超级大脑。让人类称霸世界的,不是什么个人理性,而是
集体思考能力。这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弊端。了解个体的无知和错
觉,认清集体的理性与非理性,或许可以让我们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真正的知识在别处
人们是怎么发现并承认自己无知的呢?斯洛曼和费恩巴赫引入了一
个被称为“解释性深度错觉”(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IoED)的测
试工具,专门用来测试人们实际所知和他们自认为所知之间的差距。具
体的做法是,要求被试者对某件事物进行解释,并说明这种解释是如何
影响他们对自身理解力的评价的。
测试过程并不复杂,参与测试的人会被问到三个问题。以拉链为
例,第一个问题:“请自评对于拉链工作原理的知识了解多少,如果了
解程度为1~7,你会给自己打几分?”第二个问题:“拉链是如何发挥作
用的?请描述使用拉链的所有步骤,越详细越好。”如果大多数受试者
并非是在拉链工厂上班的,那么他们对第二个问题便所知甚少。他们确
实对拉链的工作原理毫无头绪或概念。紧接着,就会被问到第三个问
题:“现在,请重新自评你对拉链工作原理了解多少,了解程度依然是1
~7,你会给自己打几分?”结果发现,很多人这时打的分都比最开始打
的分要低。在试着解释拉链的工作原理之后,大多数人意识到他们对拉
链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因此在第三个问题上只给自己打了1分或2分。
这项测试表明人们置身于“知识的错觉”之中。受试者们自己也不得
不承认,他们对拉链的真正了解远不如想象中多。当人们调低第二次评
分的分数时,他们实质上认识到了:“我知道的比我以为的要少。”拆穿
人们的“知识的错觉”着实简单得难以置信,你只要要求他们对看似平凡
的某事给出解释就行。
这一招可不只对拉链有效。以车速表、钢琴键盘、冲水马桶、锁
芯、直升机、石英表和缝纫机为题进行的测试也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每一位受试者都表现出“知识的错觉”:无论他们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名校的本科生还是就读于社区公立学校的学生。在一所美国常春藤名校
的大学生身上,在一所大型公立高中的学生身上,以及在对美国民众的
线上随机抽样测试中,该错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实。“知识的错
觉”不仅发生在对日常物品的认知上,它几乎无处不在:人们高估了自
己对诸如税收政策和对外关系之类政治议题的理解,在热门科学话题,如转基因作物和气候变化方面也全凭想当然,甚至连个人理财都是一本糊涂账。
关于这些实验结果,一种可能的诠释为,正是受试者努力去解释的
过程改变了他们对“知识”的解读。斯洛曼和费恩巴赫对心理现象的研究
持续已久,但如此强有力的关于理解力错觉的证据实属罕见。
据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深入分析:直觉是属于个人的,它存在于我
们自己的脑袋里。慎思涉及对个人层面所知之事的反思,还有对我们隐
约察觉到的或仅有浅显了解的事实,以及其他人所知之事的反思。例
如,“如果我正在考虑投票给哪个候选人,我可能会向某个我敬重有加
的人征询意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否慎思取决于知识的共同体。故
此,“解释性深度错觉”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直觉系统高估了它能
够缜密思考的程度。当我问你马桶如何运作时,你的直觉系统回答
说,“这不难,我对马桶再熟悉不过了。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当要求你阐述马桶的工作原理的时候,你的慎思系统将会不知所
措,因为你的直觉不过只看到了皮毛而已。真正的知识在别处。
尽管人类擅长因果推理,但在专精领域之外往往流于肤浅。我们都
听过小孩子们一遍一遍地问“为什么”,直到被他们缠着的大人们说
出“答案”。孩子们隐隐察觉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大人解释得越深入就会
引出孩子们越多疑问。另一种关于“解释性深度错觉”的说法是,成年人
忘记了事情是多么复杂的而决定不再发问。个体贡献取决于团队合作能力
自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在其团体、氏族或社会内部已发展出了各有
特色的专职领域。他们成为族人当中的农人、医者、匠人、向导、乐
师、诗人、厨子、猎人、斗士,或拥有其他专长的一员。每个人可能在
多种专业上都有所建树而非只有一项技能,但从未有人是所有行当的全
能手。就像厨师不可能会做所有的菜肴,再令人钦佩的音乐家也无法对
每件乐器或每种类型的音乐都手到擒来,没有人能独揽一切。
合作由此而生。社会性、群体化生活的主要好处便是易于分享我们
的技能和知识。比如,每当我们洗碗时,我们一边感谢上天有人发明了
洗洁精,一边感谢另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让热水从水龙头中流出。而我
们对其中的原理一无所知。
对此,斯洛曼和费恩巴赫毫不讳言地指出,“思维为支持复杂行为
而演进。心智处理信息,因而个体能够采取行动,进而使他们能够依自
己的喜好改变环境”“个体的贡献取决于团队合作能力而非你的脑子转得
有多快”“当多个认知系统协同作业时,群体智慧的出现超越了每个个体
的能力所及”。蜜蜂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蜂巢复杂得离奇,远比它各个部分的总和要复杂得多。蜂巢所采取
的策略与企业如出一辙:不同的个体在群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有
工蜂(雌蜂):保护巢穴、采集花蜜和花粉、制作蜂蜜供寒冬补给、用
蜂蜡建造储存食物的巢脾并喂养幼虫;有蜂后:负责组建一个新蜂群,然后交配和产卵;还有雄蜂:一些离开原生蜂群并与其他蜂群的蜂后交
配。蜂巢本身经过了精心周密地组织筹划。蜂蜜和花粉储存在靠近蜂巢
顶部的蜂房中,发育中的幼虫栖身于靠近底部的蜂房,工蜂、雄蜂和蜂
后也在此,它们在各自独立的区域内发育成熟。
蜂巢通过合作解决了不少难题。工蜂收集和储藏食物,使花粉和花
蜜在无迹可寻的寒冬中仍供给不断。工蜂还保护蜂巢免受入侵者之扰,捍卫食物和幼虫。基因多样性借由蜂后同来自其他蜂群的雄蜂交配而引
入。
任何个体都无法独当一面。工蜂无法独自完成交配,雄蜂无法自给,蜂后无法独立保护蜂群。大家各司其职,而且做得相当专业。工蜂
并不知道自己是工蜂,雄蜂也意识不到自己是雄蜂。它们埋头干着演化
为各自设定好的工作,整体能够运作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担负起这极端复
杂的行为系统中相对简单的一部分。人类个体可比一只蜜蜂聪明多了。
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人类和蜜蜂有一项相同的特质:我们都利用多个实
体的协同作业来造就大规模的智能体系。人类能成为空前复杂而强大的
物种,不仅取决于个体脑的成就,还仰赖于群体脑的协作。诚如斯洛曼
和费恩巴赫指出的那样:“智慧生物比与之竞争者更有机会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们更善于采取那些能在短期和长期内受益的行动。”
除了蜂巢,“狩猎共同体”也是个显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当中,个
体智慧在狩猎中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制造有效的武器、预测动物在受到
威胁时的反应、宰杀并保鲜肉质都需要令人钦佩的智慧。但在一次狩猎
行动中,这些还远不足以捕杀一群野牛,更别提如猛犸象那样的巨兽
了。没人能凭一己之力做到这些,而认知劳动分工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共同体中的每位成员各掌握一项对整体目标有所贡献的技能,掷矛的、屠宰的、生火的,他们各司其职。当认知劳动被分化时,效能和功率将
获得爆炸性的增长。
这种基于“认知劳动分化”的爆炸性增长可见于建筑物的施工过程
中。凭个人之力能够搭起一顶帐篷甚至一座木屋,而建造一处带有室内
管线、绝缘层、恒温器、功能齐全的厨房以及家庭娱乐系统的现代居
所,则需要群策群力。当今的住宅建设涉及多个工种:测量师、挖掘机
师、搭架工、砌砖工、屋顶工、水管工、木匠、油漆工、泥水匠、电
工、橱柜安装工、园林师、石膏板与窗户安装工以及铺地毯的工人。有
些人或许一专多能,但没有谁能单独挑起上述所有重任,做得既合乎法
规又让今日的消费者无可挑剔。
大型建筑的施工,从古埃及金字塔到现代摩天大楼,无一不需要认
知劳动分化。中世纪大教堂的建造者更多的是四处游历的石匠和其他技
艺娴熟的技工:采石匠、砂浆工和泥瓦工。当然还有资助人、建筑师以
及在工程之初所需的其他设计师。建造这些大教堂被视为一项耗时达数
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集体工程。大多数建造者并不指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
教堂落成。正是共同的努力与所有权的公共性成就了那些大教堂惊人的
宏伟、壮丽和不朽。这些例子说明了心智的一项关键特质:其演化历程不是个体独自奋
斗之路,而是群体协作的过程。连思维的演化都是彼此相依、结合在一
起的。正如一个蜂巢,当每个个体独当一面时,群体智慧将大于各部分
的总和。“知识的错觉”与“知识的诅咒”
斯洛曼和费恩巴赫深入研究还发现,“知识的错觉”之所以会发生是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知识共同体”当中,而且我们无法区分哪些知识是内
化了的,哪些根本不在我们头脑里。我们自以为那些有关事物运行规律
的知识是印在自己脑袋里的,而事实上我们从周遭环境及他人身上获取
了很多。如此说来,我们难以分清知识已内在掌握还是取自他人智慧也
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我们常常,或者可以说总是,在具体行事时二者都
会涉及。这既是认知的特征也是认知的死结。
多数人的理解力仅限于意识到知识就在那里,高级的理解力通常还
包括知道可以去哪里获取知识,只有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才真的能把可
用的学识存在他们自己的记忆体里。理财决策是阐明“知识共同体”的绝
佳实例,因为金融资产的价值在根本上取决于整个社群。经济学复杂得
吓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沉闷的科学”),大多数个人对此只有
最粗浅的理解。然而,经济学依旧稳步前行,因为它们并非依赖个体的
理解力。一种经济制度能有效运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分担了一小部
分。这就是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反复强
调的:“记住,对某些特定资产的排他权不是来自你自己的想法,而是
由于在其他人心中的观点也支持你的这种专有权。这样的做法极度需要
彼此,用以维护和掌控彼此的财产。”
不过,“知识的错觉”与一些经济学家常说的“知识的诅咒”正好相
反。当我们熟知某样东西时,很难想象竟有人不知道。当我们放出一首
经典的曲子时,有时会讶异于竟然有人听不出来。如果我们知道某个常
识性问题的答案,比如谁是《音乐之声》[2]
的主演,我们便倾向于假设
其他人也知道这个答案。“知识的诅咒”时常以马后炮的形式出现。假设
我们支持的球队赢了一场大赛或我方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这时我们会
感觉自己一直都知道结局会是如此,而且认定其他人也抱有同样的预
期。“知识的诅咒”即我们倾向于认为“吾之所想即人之所想”。在“知识
的错觉”中,我们则倾向于认为“人之所思即吾之所思”。这两种情况的
共性是,我们都分不清谁到底知道些什么。照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蜂巢思维中,严
重依赖他人和环境来储存我们的知识,真正记在自己脑袋里的绝大部分
知识都相当粗糙或肤浅。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这种粗糙和肤浅都心照
不宣,因为其他人也不指望我们知道得更多,毕竟,他们的知识也渊博
不到哪里去。由于认知劳动分化的存在将掌握不同领域知识的责任分解
到了整个社群中,我们尚能勉强度日。
“认知劳动分化”是认知演化的基本方向,也是当今社会运行的基本
原则。正是在整个社群中共享知识的能力,让我们登上月球、生产汽
车、修建高速公路、调制奶昔、拍摄电影、在电视机前打发时间,享受
社会生活给我们提供的便利与安全。“认知劳动分化”使得社会生活与野
外生存之间产生了云泥之别。
顺着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思路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当别人脑中
的知识能够为己所用时,这会导致我们高估自己的理解力。因为我们生
活在一个分享知识的共同体当中,每个个体都无法分辨出知识到底储存
在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脑袋里。这引发了“深度错觉”:当我对个人理解力
进行自评时,他人的想法也被纳入其中,因而,我对自己的理解力的自
我评价往往比实际更高。
但是,依靠别人帮我们保存知识也有不利的一面。大多数人应该都
很熟悉爱丽丝(《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主人公),但今天,鲜有人真的
读过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那本孕育了爱丽丝的小说,许多人
都是通过电影、卡通片以及其他电视节目间接地了解到爱丽丝,而未通
过阅读卡罗尔的原著来感受那种独特而离奇的体验。如果我们不懂微积
分,我们就无法想象时间被压缩转瞬即逝的美感,以及这又是怎么与曲
线的切线方程扯上关系的。这就是活在“知识共同体”中的代价之一:我
们与那些只能通过他人的知识和体验而了解的事失之交臂。
我们现在做各种业务已离不开互联网的参与,你会发现很难评估个
人自身在其中的能力表现。一切证据都指向,你和电脑是一个团队,且
这个团队生来就比个人更出色。因此证据表明,你比那些无法利用互联
网的人表现得更好。由于思维的延伸远超头骨之外,且包含了所有可用
于追寻目标的工具,它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衡量你个人贡献了多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分别在杰拉尔德·福特
(Gerald Ford)和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出任国防部长。他的著名言论之一是关于区分无知的几个层次:“知道自
己知道,这指的是我们对自己已知什么心知肚明;知道自己不知道,这
是说我们对自己不知道什么有自知之明;还有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指的
是我们对未知的愚昧无知。”“知道自己不知道”尚属可控,真正的罪魁
祸首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我们混淆了内化的知识和可获取的外
在知识,我们远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知何其浅薄。在生活中,我们由
此迷信自己了解得比事实上多。“解释的敌人”与“解释的朋友”
“知识的错觉”以及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经常让人的理解颇为肤
浅,以致让人做出一系列不够明智的决策。斯洛曼和费恩巴赫提出了一
个概念,叫作“解释的敌人”。具体来说,我们往往不求甚解,有时我们
貌似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才愿意做出决策,但其实我们做出的“深入
了解”是极为有限的。
斯洛曼和费恩巴赫以创口贴为例做了生动而又形象的演绎。商场里
张贴着一条创口贴的新广告语“泡沫填充物让伤口更快愈合”,很多顾客
会觉得不懂,也没有购买的兴趣,但只要多加一点文字说明,比如“泡
沫加速了伤口周围的空气循环,由此达到灭菌的效果,这使伤口愈合得
更快”,有了这个简单明了的说明,人们于是对此种创口贴产生兴趣,马上就提高了购买欲望。
告知泡沫的作用,这给人们一种得到“因果解释”的感觉。但这个解
释实际上还是很肤浅的,它没有告诉我们泡沫是如何加快空气流通的,也没说为何空气流通能杀死细菌。碰巧,大多数人并不想了解这些细节
性的问题。如果再多加一点说明,比如“泡沫将填充物与伤口隔开,使
空气流入,空气中的氧气会抑制大量细菌的代谢,并消灭它们,这让伤
口愈合得更快”,此时大多数人对产品的评价反而降低了。过多的“因果
解释”真的会让消费者丧失兴趣。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称,这就是“解释的
敌人”。
据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深入分析,当我们进行决策时,绝大多数人
都是“解释的敌人”。关于“解释的细节”存在一个最佳点,太多太少都不
好。当然,我们都知道总会有那么几个人不在此列,他们试图先掌握所
有细节,再做选择。他们会花上数日学习一切能找到的资料,弄懂新技
术的全部来龙去脉。我们管这类人叫作“解释的朋友”。
“解释的敌人”和“解释的朋友”之间究竟有何差异?斯洛曼和费恩巴
赫通过“认知反射测试”案例做了进一步说明:得高分者往往不会被诡计
欺骗,因为反复斟酌自己的理解程度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禀赋。同样,认
知反射程度高的人对所给出“说明”或“解释”的满意阈值也会更高,如第一条以及第二条广告语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想知道更多。但绝
大多数人都是“解释的敌人”。他们早在看到第三条广告语那样的说明之
前就心满意足了。加入过多的细节只会让产品显得越发复杂难懂。有谁
会在乎细菌的代谢活动是怎么回事呢?
做“朋友”还是当“敌人”,哪个更好?这个问题并没有正确答案,两
者都各有利弊。世界是复杂的,因此了解一切是不可能的。耗费大量的
时间用于掌握无关紧要的细节,就像“解释的朋友”所做的那样,可能是
在浪费时间。即使某些人在其专业领域是“解释的朋友”,比如厨房用
具、古董汽车或是音响设备,而当谈到他们不那么在意的东西或其他领
域时,他们又往往成为“解释的敌人”。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面对误导性宣传和无力的解释说明时的脆弱是
无法避免的。我们的许多决策都需要对世界运行机制进行推理。我们得
估计哪种饮食计划最有效,哪种轮胎最有利于雪地行车,或是哪种投资
方案将能让我们退休后过得最好。世界的复杂程度令人生畏,因此,每
个人所面对的决策范围太过广泛,以致任何个人都无法掌握所有的细
节。假如我们在想买一包创口贴的时候都不得不把细菌的代谢过程研究
一番,很多人可能就干脆任由伤口化脓算了。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
们只是随便选一个看着还不错的,而且通常还都挺管用的创口贴。从这
个意义上说,知识其实只是工具而已,静态的知识如果不能跟动态的思
考相结合,其价值可以归为零。
[1]本丢·彼拉多(?—41年),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总督(26—36年)。根据《新约圣
经》所述,他曾多次审问耶稣,原本不认为耶稣犯了什么罪,却在仇视耶稣的犹太
宗教领袖的压力下,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2]《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丽·安德鲁斯、克
里斯托弗·普卢默、理查德·海顿主演的电影,于1965年上映。超人与奇才
在目睹瑞士男子职业网球运动员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对角
线位置轻松正手击球时,人们说他“娘胎里就带着会打网球的基因”;泰
格·伍兹(Tiger Woods)能打出350码(约315米)的控制弧线,人们惊
叹他“为打高尔夫而生”;阿根廷天才足球运动员迭戈·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曾声称自己一出生就“自带超凡球技”……不少人由此便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所拥有的特殊天赋是不会和我们共享的。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被国际著名媒体《快公
司》(Fast Company)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他在著作《异类》
(Outliers)中也曾提出类似观点:比尔·盖茨、披头士乐队及其他杰出
艺人的成功与“他们个人”没太大关系,而与“他们来自何方”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他们一定都是潜在优势的受益者,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的受
益者,是文化遗产的受益者;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刻苦学习,勤
奋工作,以他人无法掌握的方式理解世界。”基于此,人们往往普遍认
为,天赋在很多人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要有聪明的头脑和杰出
的思维能力,对不熟悉的领域也能触类旁通,做出堪比内行的正确决
策。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作为一名屡创佳绩的英国退役乒乓球名将,马
修·萨伊德(Matthew Syed)从体育和音乐等领域入手,在自己的著作
《天才假象:从刻意练习、心理策略到认知陷阱》
(Bounce:Mozart,Federer,Picasso,Beckham,and the Science of
Success)中以众多生动有趣的案例,证明了天赋的重要性被人们过分高
估了。他表示,成功无一例外,都是长时间“刻意练习”的成果,这一原
理适用于任何能体现业余与专业表现差异的领域。高质量练习促使社会进步
“JELCGXORTNKLS”——假如有一位老师一个接一个地念出这样
一串随机字母,每两个字母间停顿一两秒。等老师念完最后一个字母,稍做停顿,你能记住几个?
如果你能记住六七个,就证明了发表于195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认
知心理学家乔治·A.米勒(George A.Miller)撰写的最具盛名的认知心理
学论文的基本原则是可靠的。该论文的题目是《神奇数字7,加或减2》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Plus or Minus Two)。在这篇论文中,米
勒表示,大多数成年人的短期记忆能力可扩展至7件事,而更大的记忆
容量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和不断重复。
以米勒的研究为基础,1978年7月11日,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实验室,一项关于记忆力的壮
举诞生了,受试者被称为“SF”。这个实验是由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蔡斯
(William Chase)和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 Ericsson)完成的(晚些
时候,埃里克森在柏林做了关于小提琴手的调查研究)。他们用数字测
试SF的短期记忆能力。测试中,研究员每隔1秒随机读一个数字,全部
读完后让研究对象按顺序尽可能多地复述这串数字。在文献中记载的这
一天(1978年7月11日),实验人员要求SF回忆出22个数字,这可不是
个小数目,足以令人大吃一惊。逐渐地,有的SF能用短期记忆记下的数
字达到了40个,甚至是50个。最终,经过约两年共250个小时的训练,有的SF能记住82个数字。
要是只看到结果而非过程,有人一定会下结论说这是特殊“记忆基
因”的产物,是“超能力”的产物,或用其他描述“专家表现”(expert
performance)的词语来形容这一“壮举”。
之所以会出现此种“认识偏差”,埃里克森认为主要是由“冰山错
觉”(iceberg illusion)效应导致的:我们目睹的某些与记忆力相关的奇
迹(包括体育竞技领域,或艺术领域的杰出才能)其实是经过多年
的“加工处理”过程后产生的最终产品。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之下是不计其
数的训练时间,正是大量的时间投入才换来了大师级的表演水平。坚持不懈的练习使得他们熟练掌握了技巧和表演形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心无旁骛的潜心训练“改变了”表演大师的身体内部组织构造及神经结
构。我们可能就是把自己没能亲眼见证的这些训练称作了“神秘的成功
学”。
研究员们当初选SF作为实验对象时,心中是有个标准的:他们的记
忆力不过是一般人的水平。他们刚开始接受训练时只能记住六七个数
字,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所以,他们最终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必定和天
赋无关,而是后天练习所致。后来,有的SF能记住102个数字,这就表
明先前他们并未达到极限。正如埃里克森所说的那样:“显然,通过练
习,记忆力可以无限提升。”
在1925年的巴黎,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亚历山大·阿廖欣
(Alexander Alekhine)曾在双眼被蒙住的情况下同时下28盘棋,赢了22
局,平了3局,输了3局。诚然,“奇迹”说明了大师的心理力量十分强
大,令凡夫俗子望尘莫及,但事实果真如此吗?1973年,威廉·蔡斯和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设计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实验来一探究竟
(蔡斯就是前述给SF做实验的那个研究员)。
他们的实验对象由两个小组构成:一组是象棋大师,另一组是象棋
新手。心理学家向他们展示了棋盘,棋盘上摆着20~25个棋子,就像普
通的棋局一样。展示过程十分简短,然后要求实验对象回忆出所有棋子
的摆放位置。
实验的结果,大师们能一个不落地回想起所有棋子的位置,而新手
们只能记起四五个。不过该实验的精髓还在后面。在下一轮测试中,步
骤不变,不过这次棋子可不像普通棋局那样摆放了,而是随机摆放的。
这一次,新手们能记起的位置仍然不超过5个。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下了快一辈子象棋的大师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回忆第六或第七个
棋子的时候,他们也被难住了。这再一次证明,根本不存在特殊记忆能
力。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简而言之,大师们看到棋盘上“错落有致
地”摆放着的棋子时,就像我们看到了单词。长时间下棋积累下来的经
验使得他们只要全神贯注地看上几眼就能将棋子进行编码和“组
块”(chunking);同样,我们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使得我们能将字母构成
一个模块——一个我们熟悉的单词,进而实现快速记忆。这项技能源于多年来对相关语言的熟悉度,和天赋无关。一旦棋子随机摆放,象棋语
言被破坏,象棋大师看到的仿佛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字母,和我们这些
普通人就没什么两样了。
在桥牌等其他游戏中,人们也有类似的发现。这些例子一次又一次
地表明,成功的关键在于后天的练习,而不是天赋。大师们的惊人才能
也不是生来具备的,而是在多年付出后习得的,一旦超出其特定的专业
领域,大师们也无所适从。就拿SF来说,虽然有的已经具备了记住82个
数字这项惊人才能,但要是让他们记辅音字母,最多还是只能记住六七
个。
人类努力钻研的所有领域的门槛都在急剧升高。拿音乐领域来说,1826年,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创作了《十二首超级技巧练习
曲》(12 Etudes D'execution Transcendante),那时人们认为这些曲子几
乎是无法演奏的,而今天,每位顶级钢琴家都会弹奏。1900年奥运会男
子100米的最快速度是11秒,在那时是个奇迹,而在今天,这种成绩的
选手连进入全国高中总决赛的资格都没有。1924年奥运会跳水项目禁止
空翻两周这一动作,因为太过危险;而如今,它已成为必选动作。1896
年奥运会马拉松的最好成绩只比今天波士顿马拉松的门槛成绩快几分
钟,如今很多业余马拉松爱好者都能达到。13世纪的英国学者罗杰·培
根(Roger Bacon)认为掌握数学至少需要三四十年,而如今,每个大
学生都会学习微积分课程。各个领域都是如此。
在萨伊德看来,从古至今,各个领域内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进步,不
是因为人们的天赋越来越高(达尔文进化论发挥效用的时间跨度远长于
此),而是因为人们肯花更长的时间去练习,下了更大的苦功(越来越
专业),而且头脑更加聪明了。因此,是大量高质量的练习,而不是基
因促使进步出现的。“目的性练习”的作用
沿着米勒、蔡斯、埃里克森等学者的研究,萨伊德通过自己的和其
他案例进一步说明:“刻意练习”是如何一步步成就卓越的。
萨伊德出身普通家庭,他却凭借自学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哲
学与经济学,以一等成绩毕业。他之所以能在乒乓球领域崭露头角,并
两次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更是源于他自幼就远超同龄人的乒乓球练
习。乒乓球在英国是一项主流运动,犹如篮球之于美国,足球之于巴
西。他的成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但更加无法忽视的是他自己长
时间的“刻意练习”。
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想要在任何复杂领域达到世界顶级水平,至
少需要长达10年的练习,而普通人正是倒在了第10年开始的地方。退一
步讲,即使只是想要取得一点成就,上万个小时的练习是必需的。这一
点其实与由芝加哥刘易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教授多萝西娅·布兰德
(Dorothea Brande)撰写的、曾风行美国文学界80多年的畅销书《成为
作家》(Becoming a Writer)里提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很多人都认
为成为作家要靠天赋和灵感,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2012年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莫言,在成名之前一直笔耕不辍。每一个作家的成名其实都
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音乐领域公认的神童莫扎特,10岁前就创作了不少曲目,更是在21
岁时以传世佳作《第九钢琴协奏曲》闻名世界。提起莫扎特,人们更愿
意以“天赋异禀”或“资质超群”来形容他,却忽略了他成名背后的默默付
出。莫扎特的父亲本身就是著名的音乐家,在父亲的督促下,莫扎特自
3岁就开始了高强度的作曲训练,到21岁创作出传世曲目,历时整整18
年。换言之,莫扎特的成就是牺牲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无忧无虑,勤于
作曲练习的结果。
毋庸置疑,莫扎特不仅不是“一万小时定律”的例外情况,而且还是
该定律的杰出实证。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郝尔(Michael
Howe)在《天才的解析》(Genius Explained)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异常
清晰的表述:小莫扎特在父亲的指导下付出了超乎常人的时间和精力。他估计,莫扎特还没过6岁生日时,其练习时长就已经达到了3500个小
时,简直是废寝忘食。如此看来,莫扎特似乎不是那个拥有特殊能力的
音乐家了,可以不用练习就出类拔萃;相反,现在看来,他更像是艰苦
练习的典范。如果我们把6岁的莫扎特和练习时长已经达到3500小时的
音乐家而不是和其他普通6岁儿童相比,他看起来或许就没有那么突出
了。诚如萨伊德指出的那样:“也许表面看来,神童达到登峰造极的水
平只花了与普通人无异的时间,但事实是,他们已经将天文数字般的练
习时间隐藏在从出生到青春期这段短暂的时光中了。”
一项关于英国音乐家的调查也发现,与水平略逊的演奏者相比,顶
级演奏家的学习速度并没有更快:以小时为单位进行对比,各组均在以
相同的速度进步。差异只在于顶级演奏家练习的时间更长。这也进一步
表明,顶级演奏家早期的音乐天赋源于父母在家中对其进行的额外辅
导。
黑人在短跑界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限于打破世界纪录。自1983年世
界田径锦标赛开幕以来,每一届百米赛跑的最终赢家都是黑人,就连过
去10年里所有进入决赛的选手几乎也都是黑人,只有斯洛伐克的马迪克
·奥索夫尼卡尔(Matic Osovnikar)一个例外,他在2007年大阪世锦赛上
最终只得了第7名。白人运动员已经超过25年没进过奥运会百米赛跑总
决赛了。据此,人们自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短跑而言,与白人
相比,黑人具有先天优势。
萨伊德对比研究发现,长久以来,无论是短跑还是长跑运动员都会
用高原训练法来提升战绩,因为稀薄的空气迫使身体造出更多红细胞来
运载氧气,这也增强了耐力。如果把眼界放宽,再看看一流的埃塞俄比
亚长跑运动员,便会发现海拔的重要性之说更有说服力。结果表明,和
肯尼亚一样,“埃塞俄比亚长跑奇迹”也极其具有针对性。一项最近的研
究发现,埃塞俄比亚38%的马拉松精英来自阿尔西地区——该地区人口
数量不到埃塞俄比亚总人口的5%。阿尔西和埃尔多雷特一样,都位于
东非海拔最高的地区。
只有海拔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保证长跑成绩的优异,尼泊尔和秘鲁
(这两个国家海拔都不低)缺少长跑冠军就是一个证据。不过,当我们
把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也考虑进来:肯尼亚顶级长跑运动员从小就要跑
步上学,距离之长非同寻常,有时候每天要跑20千米以上,这可能就是对南迪人(居住在肯亚高原西部)长跑奇迹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的开
始。肯尼亚少年可不是因为喜欢才跑步上学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肯尼亚基本不存在公共交通,但是结果却很戏剧化。如果以15千米的时
速跑步,每天总共要跑80分钟,一周下来就是大约7小时,一年就是350
个小时,等到16岁的时候,这个少年几乎已经跑了3500个小时。从这一
点来看,所谓的黑人具有先天短跑或长跑的优势或天赋,其实是后天练
习的结果。
作为对比,同样是练习,常年给人做饭的保姆为什么没有成为一流
厨师?每天高强度工作的出租车司机为什么没有成为知名赛车手?青少
年没日没夜地沉迷于网络游戏为何还与职业电竞选手相比有天壤之别?
萨伊德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无论是保姆、出租车司机,还是沉迷于
网游的青少年,他们的大脑往往只是进入了一种“自动化驾驶”模式,即
只是单纯的“时间量”叠加,不会给他们的水平(技术)带来“质”的提升
或飞跃。这也完全不同于埃里克森称之为“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所提到的“水平一流的专家为了达到大师级别会进行专业化的
学习;在一万个小时的每一个小时里,他们全神贯注,每个小时的付出
都学有所得”。
萨伊德将埃里克森的“刻意练习”称为“目的性练习”。为什么如此叫
它?因为志存高远的冠军们在练习时向来有一个明确、坚定的目标:取
得进步。练习中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和每一秒,这个目标都指引着
他们活跃思维、伸展身体,推动他们打破自身能力的上限,使他们全身
心地投入到练习任务中,训练课程结束后,毫不夸张地讲,他们简直变
了一个人。
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关于花样滑冰的调查。他们发
现,一流运动员和二流运动员之间最主要的差异,不在于基因、品性或
家庭背景,而在于训练类型。一流运动员通常会尝试超越现有能力的跳
跃动作,二流运动员则不会做这样的尝试。一流运动员不仅仅挑战难度
更高的动作——毕竟,人们对水平更高的专业人士的期待值也更高。重
点是,一流运动员尝试的跳跃动作,即使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也难以完
成。因此,所得结论既违反常理,又发人深省:顶级运动员在训练过程
中跌倒的次数更多。
显然,“目的性练习”是让人们努力做到凭借现有能力无法完成的事情,即现有水平离处理问题所需的能力还有差距,一旦达到了就立即转
入下一难度,如此循环往复。想达到卓越,我们需要走出“舒适区”,竭
尽全力地投入训练,接受“磨炼与艰苦不可避免”这一事实。实际上,取
得进步必然要经历失败。这是练就专家级水平的最本质的悖论。
萨伊德由此建议,进行“目的性练习”必须建立反馈回路。反馈就是
火箭燃料,将推动知识的习得过程。没有反馈,再多的练习也不会令人
出类拔萃。
乒乓球职业生涯期间,萨伊德的中国教练陈新华,曾帮助他建立反
馈回路,由此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陈教练要求萨伊德运用正手击球
法,回击每一个球。这样通过一种击球法练习,就很容易发现问题出现
在哪里,从而方便改进和调整。这也就是陈新华教练说的:“如果你不
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永远不知道你的哪些动作是对的。”再比如,新
手刚刚学开车时,总是无法准确掌控方向盘。方向盘打多了,车就会偏
离主干道,于是你会不断尝试调整方向盘,慢慢地就可以驾驭方向盘
了。这也是一种反馈作用的结果。所以只有在练习中,获得有效反馈,才能实现技能的进一步提高。
据萨伊德估算,如果职场上每个人都应用“目的性练习”,总生产率
将提高10%,那么,社会的收益将是巨大的,并且会随着时间累积。经
济学是一场大家能够同时获胜的游戏: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了贸易往
来,进而推动生产效率进一步增长,随之带来更多生意,如此循环往
复。这是一种三赢的情况。讽刺的是:在竞技体育领域,“目的性练
习”的“利润”是此消彼长的,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
生。但是,人们一直强调要在竞技体育领域实现“目的性练习”,而对大
家都能分得一杯羹的其他领域却视而不见。
如此看来,便不难明白,为什么有意赢得冠军的运动员都那么渴望
跟随顶级教练学习。不只是因为训练时能得到专家级的建议,更重要的
是,一流教练能够对练习进行设计,寓反馈信息于日常训练,使得再调
整过程自动化,反过来,反馈信息的质量也会有所提高,催生进一步的
提升,如此循环往复。
运动员身处这种反馈回路中,进步之神速令人震惊。这也是科学一
直在发展,只进不退,只上不下,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精准的原
因。成长型思维模式
萨伊德深入研究还发现,“目的性练习”时间累计达到几千或上万个
小时后,会最终决定我们能在通往卓越的道路上走多远,但这只适用于
那些心中有目标的、把动力内化和向目标前进的人。
为了防止人们在卓越之路上“半途而废”或“走麦城”,萨伊德还借助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的“成长型思维模
式”来深化自己的研究。所谓“成长型思维模式”,即认为后天努力能够
提升人的能力。拥有该思维模式的人,会不断努力,坚持不懈,从而获
得进步。与之相反的则是“固定型思维模式”,即认为能力是由先天基因
决定的,这类人往往喜欢逃避挑战。
1978年,德韦克和研究员同事曾对一群有待提高英语水平的新生进
行了一项调查,来证明两种思维模式的内在差异。德韦克通过问卷将这
群新生分为“成长型模式组”和“固定型模式组”,然后对所有人提问是否
愿意参加英语补习班。“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对这个补习班非常感兴
趣,“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学生却彻底拒绝这个提议。
两种思维模式直接带来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条通往卓越,另一
条则归于平庸。原因在于不同思维模式的人,看待成功与失败的态度不
同。
“成长型思维模式”之所以能与卓越之路完美契合,是因为这类人看
重自己的进步与改变,把成功与失败看作成长中的必经之路。他们懂得
只要通过努力就能得到成长。美国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曾说过:“如
果我试了一万种方法都不奏效,这不算失败,我也不会气馁,因为每一
次失败都朝成功又近了一步。”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也在一则广
告中说:“我投篮失手的次数不下900次,输了近300场,有26次辜负了
大家的信任,没能投进制胜一球。”这都是成长型思维对待失败的态
度:跌倒或失败不仅仅是提升自我的手段,更是对在进步的力证。因
为,“成就卓越需要我们努力伸手去拿现阶段还无法碰到的东西,需要
我们尽力解决暂时超纲的难题,需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成功失之交
臂。悖论就在于,失败是卓越的必经之路。”与之相反,“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则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表
现,他们极度渴望成功,却无法接受失败。因为害怕失败,有时会逃避
挑战。倘若失败来临,将就此放弃,甚至被击垮。
诞生了100多年的《米其林指南》(Le Guide Michelin)被称为“全
球美食圣经”。但凡上了这本小红书的餐厅,很容易成为人们出游用餐
的首选。评上三颗星的大厨从此地位尊贵,而对于餐厅来说,多获一颗
星,意味着更高的营业额。1991年,经过了10年努力的伯纳德·卢瓦索
(Bernard Loiseau)终于让金丘餐厅(La Cted'Or)获得了“米其林三星
餐厅”的荣誉。但在2003年,法国另一家美食评鉴机构对该餐厅的评分
从1920降到了1720。同时,新版《米其林指南》欲将金丘餐厅从三星
降为两星的传言也在坊间流传开来。卢瓦索当时由于经受不住压力,便
选择了自杀。一周后,人们发现新版的《米其林指南》里,金丘餐厅仍
是三颗星。听到了未经证实的谣言就让他认定自己是个失败者,“固定
型思维模式”真的要了他的命。
萨伊德由此借德韦克所著的《终身成长》(Mindset)中的核心观
点提醒人们:“我们应当用全新的方法和学生、志在夺冠的运动员甚至
所有人进行互动——我们应当称赞一个人很努力,而不是很有天赋;我
们应当强调勤能补拙;我们应当教导自己和他人,把挑战看作学习的机
会而不是威胁,把失败看作进步的阶梯而不是对缺陷的控诉。”其实,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最好的策略,就是赞美人的刻苦努力,并坦然接
受失败。卓越和平庸的分水岭
随着研究的深入,萨伊德认定:过人的技能是经上万小时“目的性
练习”后的结果。但是,单靠技能尚不足以取得成功。要想成就卓越,还需要一种在惨烈竞争的重压下,甚至在生计和自我价值感受到严重威
胁的情况下发挥出最佳水平的能力。实际上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这也
正是卓越和平庸的分水岭。
该如何摆脱重压?萨伊德给出了三条心理策略:巧用“安慰剂效
应”,避免大脑“死机”和进化“反高潮”情绪。
“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是人的一种基于不真实之上的信
念,却给成功或结果带来巨大影响。1944年初,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北
部的安齐奥发动突然攻击,结果一败涂地,美军在波佐利山洞里困了一
个多礼拜。亨利·比彻(Henry Beecher)是一名毕业于哈佛的年轻医
生,负责在滩头阵地的临时战地医院里给不断涌入的美国士兵治疗。这
场战役伤亡惨重,麻药很快就用光了。因此,面对一个个伤口大开、急
需手术的士兵,比彻让护士给士兵们注射了生理盐水而非吗啡。士兵们
以为自己已经被注射了一定剂量的麻醉剂,居然可以忍受疼痛进行手
术。
接下来的几周里,比彻在许多受伤士兵身上观察到了同样的结果:
每个病人对疼痛都有着奇迹般的忍受力,整个创伤外科手术过程中,他
们的静脉里流淌的没有一滴麻醉剂。比彻离开战地医院后,写了一篇名
为《强大的安慰剂》的论文。不过,比彻可不是惊讶于“安慰剂效应”的
第一人。19世纪90年代,在瑞士伯尔尼,外科医生特奥多尔·科赫尔
(Theodor Kocher)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成功进行了1600台甲状腺切除
手术。术前,他会小心行事,确保病人相信自己已经处于麻醉状态。这
些都是“安慰剂效应”带来的神奇效果。
在萨伊德看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同的安慰剂来帮助我们达成目
标。“我们强调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我们刻意忘却创伤;我们创
造美好的故事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和感情,然而经过诚实的反思,我们会
发现它们与现实相去甚远。我们这样做不仅仅为了赢,更是为了生存。”
“死机”状态是一种个体处在压力环境下神经系统失灵的现象,其往
往出现在人生的某个“决定性时刻”,因为你非常渴望获得成功,并且太
过专注。比如,第一次跟心上人约会却紧张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在一
次你非常看重的求职面试中晕头转向、答非所问;在做一场重要演讲时
大脑空白、结结巴巴;又或者是在重大的国际赛事中,平日里的训练有
素突然变得大失水准……临场掉链子是个太普遍而又常见的现象,许多
高水平人士都是它的受害者。萨伊德剖析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内在原因:
长期的练习已经将技能交给内隐系统掌控,过度紧张促使人们将操作提
升至外显系统,打乱了技能的正常运用。而一旦外显系统开始发挥作
用,想要转换回内隐系统简直难于登天。
萨伊德就曾有过“死机”的惨痛经历。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萨伊德,抱着夺金的强烈欲望,然而却在赛场上脚步迟缓、动作生疏,就连一个
普通的球都无法应对,最后惨败。在他看来,避免大脑“死机”的方法就
是用平常心对待挑战。也就是说,在无压力的状态下,大脑将会开启长
时间练习后的自动化模式,而不会引起大脑错乱。毕竟,只要当事人感
受不到任何压力,意识层面的外显系统也就不会和内隐系统争夺控制
权。
赛场上,有过“死机”惨痛经历的可不仅仅是萨伊德,英国速滑选手
莎拉·琳赛(Sarah Lindsay)也曾在她的奥运处女秀上,因“死机”惨败。
后来她在每次比赛前,都不断告诉自己“这只是速滑而已”。用平常心对
待,让她在赛场上重放光彩。
“反高潮”情绪是指人达到目标或获得成功之后,内心的失落、空虚
甚至迷失的心理状态。英国自行车队心理教练、《黑猩猩悖论》(The
Chimp Paradox)一书的作者史蒂夫·彼得斯(Steve Peters)表示,许多
奥运会冠军,包括一些后备运动员,也都与严重的“反高潮”情绪抗争
过。
尽管所谓的负面情绪似乎是不必要的,只会惹人不快,但它们是长
久以来保护我们身体健康、繁衍生息的重要机制(就像病痛一样,警告
我们身体出问题了)。诚如英国巴斯大学进化机器人学研究员迪伦·埃
文斯(Dylan Evans)所说,没有了负面情绪谁都活不下去,“没了恐
惧,狮子都扑到眼前了,人们可能还坐在那里想,我有危险吗?没了愤怒,人们会受尽欺辱。没了厌恶,人们会吃腐烂的垃圾。”通过这个视
角看,其他所谓负面情绪都益处多多:紧张焦虑帮助我们逃离危险境地
并避免未来深陷相同的险境;适度忧郁使我们能够摆脱无法达到的目
标;面临失去社会地位的威胁,我们会觉得丢脸;已经或即将失去爱人
的忠贞时,我们会吃醋。
从这些优势来看,“反高潮”情绪或现象就完全说得通了:千百万年
的自然选择已经对DNA遗传序列进行了筛选,所以我们才会美梦成真,也痛苦不堪。
如何应对“反高潮”情绪呢?萨伊德开出的药方是:放下之前的胜利
和喜悦,利用“反高潮”刺激下一次挑战。对于摘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来
说,应从迷失中为下次夺金做准备;对获奖作家而言,正是这种失落感
给下一段文学历险提供了创作动力;对彩票中奖者而言,正是这种空虚
感使他想要重返工作岗位。
这就戳中了一个最深层次的人性问题的核心,作家和哲学家长久以
来一直对此争论不休:是什么令某些人,尤其是顶级运动员如此坚持不
懈?是什么使得他们刚征服一座山峰就迅速瞄准下一座?他们为什么有
着不竭的动力?他们为什么永远渴望着成功?这个问题一度似乎是无解
的,迷失在人们深不可测的精神世界之中。但现在看来,答案简单极
了:他们经历“反高潮”的能力进化了,比我们需要的时间短,他们对它
的认识也更深入。虽然人人都经历过“反高潮”情绪,但顶级运动员在达
成目标后回归现实的速度之快非同寻常,即使是为之拼搏多年的目标,他们也能迅速摆脱情感依赖,这着实令人惊叹。从男孩到男人
一个白人男孩被巴西印第安人俘获并抚养长大了。一天,他正在河
里与一个美丽的少女嬉戏。他对这位姑娘的情愫,部落酋长早已看在眼
里了。少年性趣的苏醒对睿智的酋长而言是个明确的信号。他带着妻子
和部落里的一些老者来到河边,他们的出现使正在与少女嬉戏的少年托
米(Tomme)惊呆了。酋长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托米,你的好日子到
头了!”闻听此言,每个人都浑身一震。代表着所有女性、所有母亲的
酋长妻子问酋长:“他真的必须死吗?”酋长语带威胁地回应:“当
然!”然后,人们看到了火焰熊熊的夜间场景,托米看起来正在被部落
的老人们施以折磨,随后他被推进森林的荆棘丛中,他痛苦地打着滚,身体被饥饿的蚁群咬得遍体鳞伤。
终于,太阳升起来了。一息尚存的托米被人们带到河里洗去身上爬
满的蚂蚁。酋长高声向大家宣布:“一个男孩已经死去,一个男人新生
了!”紧接着,这个新生的男人得到了他的第一次精神体验。一根长长
的管子塞进他的鼻孔中,一种麻醉剂通过管子吹进他的体内,在药物的
作用下,他渐渐迷醉。在幻觉中,他发现了自己动物性的灵魂(是一只
鹰),正在新的、广阔的意识世界里飞翔。他俯瞰着下面广袤的丛林世
界,这是属于上帝的视角。然后,他被允许结婚,他成了真正的男子
汉。他承担起男人的责任和角色,他高升为部落里的一位勇士,后来还
登上了酋长的宝座。
这个“男孩变成男人”的桥段出自影片《翡翠山谷》(The Emerald
Forest,又译为《翡翠森林》)。由两位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摩尔
(Robert Moore)和道格拉斯·吉列(Douglas Gillette)合著的《国王 武
士 祭司 诗人:从男孩到男人,男性心智进阶手册》
(King,Warrior,Magician,Lover:Rediscovering the Archetypes of the
Mature Masculine)以这个仪式活动为引子指出:任何一个想拥有男人
心理的男性,都必须经历一次“了断”。用心理学术语来说,这个男孩的
自我必须“死亡”。原先的存在之道、行动之道和感觉思维之道都必须经
历仪式性的“死亡”,一个全新的男人才会诞生。20世纪末期以来,人们面临着广泛的男性认同危机问题。在当今社
会,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什么仪式过程能够帮助男性从男孩心理升华为男
人心理。在摩尔和吉列看来,我们需要深挖与生俱来的自我身心深处的
男性潜能资源,必须找到两种心理联系起来的方法。通过对神话故事、影视和文学作品等做对比研究,两位作者发现,不同原型会在不同的成
长阶段受到影响。男孩和男人都可分成四个阶段。男孩成长阶段是“神
圣男孩(Divine Child)—早熟男孩(Precocious Child)—恋母男孩
(Oedipal Child)—英雄男孩(Hero Child)”;男人成长阶段是“武士
(Warrior)—祭司(Magician)—诗人(Lover)—国王(King)”。心智发育不完全按部就班
男孩的四个原型会随着年龄和认知的成长逐步成型:从“神圣男
孩”的降生,到智力初步发展的“早熟男孩”,和早年性意识觉醒的“恋母
男孩”,再到青春期渴望破蛹而出的“英雄男孩”。
摩尔和吉列研究发现,人的心智发育也不完全按部就班,在整个心
智发展过程中,各种原型会产生叠加影响。男孩心理的各个原型会通过
复杂的过程,演变为成熟男性心理的各个原型:男孩是男人的序曲。因
此,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神圣男孩”被锻造成为国王,“早熟男孩”成
为祭司,“恋母男孩”成为诗人,“英雄男孩”成为武士。
男孩的第一个原型是“神圣男孩”。在中西方的相关神话或传说中,所有“圣人”的降生,是对这个原型最好的描述:耶稣[1]
、摩西[2]
、佛
陀[3]
、克里希那[4]
,以及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西游记》里的唐
僧。这些孩子的降生都伴随奇迹发生,他们的哭声和笑声引来周围人的
注意,他们的歌声引来动物的陪同,他们的智慧让世人感受到了光
明。“神圣男孩”代表生命的源泉,代表创造力的原始动力。但所有“神
圣男孩”似乎都要共享一个定律:他们在成熟之前,会不断地遭受迫
害。因为他们一旦长大成人,必将会成就一番大业,对现有秩序或势力
构成威胁。
“神圣男孩”需要经过历练,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国王。这一过程
是艰辛的,而“神圣男孩”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的影子,可分为“正负两
极”。正极是“宝宝椅上的暴君”(The Tyrant),负极是“孱弱王
子”(The Weakling Prince)。
随着智力的发展,第二个原型“早熟男孩”登场了。“早熟男孩”是我
们好奇心和冒险冲动的本源,他催动着我们去探索、开拓未知的神奇世
界。那些受到“早熟男孩”原型深刻影响的孩子们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在左
右别人和自己。基于这样的好奇心、探索精神和原动力,由此一步步地
推动着男孩的智力向前发展,直到多年之后他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祭司。
“早熟男孩”也存在着“正负两极”,正极是“‘百事通’骗子”(TheKnow it all Trickster),负极是“天真的傀儡”(The Naive Dummy)。和
所有不成熟男性原型的阴影形态一样,“早熟男孩”的两级化阴影也能延
续到成年时期,这将导致其成年后在思想、情感和行为方面表现出与年
龄不相称的幼稚状态。
在心智成长历程中,产生了一个抽象的、象征意义上的终极母性:
阿芙洛蒂德[5]
(女神)。“恋母男孩”是相对女神而存在的。“恋母男
孩”对世界的神秘统一性、万物相通的感受,来自他对给予他无限养育
之恩以及无限美丽的母亲,所怀有的深切渴望。
虽然受到“恋母男孩”原型强烈影响的孩子,可能在成长经历中缺乏
对其成熟男性气质的培育,但他具备这一原型积极一面的品质。他为人
热情,对世界抱有新奇感,能够深刻感知自己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
人以及与世界万物的内在联系。他是温情的、爱交往的、有爱心的。在
与母亲深刻联系(对我们几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最原初的关系)的经
历中,他也向外界表达出自己精神性的最初的起源形式。在“恋母男
孩”的“正负两极”阴影中,正极是“妈妈的奶嘴男”(The Mama's Boy),负极则是“梦中人”(The Dreamer)。
“奶嘴男”就是“吊在妈妈围裙带子上的人”。这样的男孩会幻想和自
己的母亲结婚,要把父亲从母亲身边赶走。如果没有父亲或者父亲比较
软弱的话,这种恋母冲动就会愈发炽烈,这一“恋母男孩”两极化阴影的
有害面,就有可能把这个男孩牢牢缠住。此种“恋母情结”或称“俄狄浦
斯情结”[6]
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概念。而被“梦中人”魔咒所控制的男
孩,往往只与虚无缥缈的事物和内心想象的世界建立关系。结果是,当
别的孩子玩耍时,他坐在一旁做自己的白日梦。他成就甚微,显得孤僻
而抑郁。一方面,他的梦境常常是阴郁的;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像优雅
的田园牧歌一般,不食人间烟火。
关于“英雄男孩”原型,人们有许多模糊认识。人们经常片面地认
为,以英雄的姿态对待生活、实现使命,才是最高尚的。这其实只讲对
了一部分事实。实际上,英雄只是男孩心理的先进形态,当然也是男孩
的阳刚能量所能达到的顶级形态,这种原型标志着男孩青春期发育进入
了最好的阶段。然而,这仍是一种不成熟的原型。如果直接翻版到成年
阶段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原型,还是会阻碍男人实现全面成熟。如果
把“英雄男孩”视为爱卖弄的体育选手,或者恃强凌弱者,那么其消极的一面就会愈加清晰。譬如,当有啦啦队或美女在场时,篮球场上正在比
赛的他,就会跳得更高,跑得更快,也会更加勇猛。“英雄男孩”的“正
负两极”分别是“张扬的霸王”(The Bully)和“胆小鬼”(The
Coward)。
和其他不成熟的男性原型一样,“英雄男孩”也过于依恋他的母亲。
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征服她。他看起来正在与女性进行着一场
生死战,竭尽全力只为征服女性,来确认自己的阳刚之气。在中世纪关
于英雄和公主此类传说中,我们很少被告知,当英雄屠龙成功,与公主
结婚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隐约听说“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事实上这种英雄原型的男子,当他抱得美人归之后,根本不知道下一
步的相处之道。他不知道当事情转入正轨以后,又该怎样生活。
英雄之所以会“败走麦城”,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也不会
承认它。处于英雄阴影影响之下的男孩或者男人,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
就是一个凡人,其特点就是否认死亡这一人类最终的局限性同样适用于
自己。英雄的“死亡”标志男孩的结束
所谓“原型”是一种神秘的实体或者能量流,它可以被看成一张纸下
面放着的一块磁铁。当你在纸面上洒下一些铁屑,铁屑马上就会按照磁
力线的方向自动形成一定的图案。人们可以看到铁屑形成的图案,但是
看不到纸面下的磁铁,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看不到磁力本身,而
只能看到它存在的有形证据。原型的存在正与此类似。
男孩和男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男孩是自我中心的奴隶,而男人则
是自我中心的主人,男人已经降服了他的自我中心,让其成为自己的战
友。
深入研究后,摩尔和吉列发现,男人的成熟是不会自然发生的,需
要男孩经历一系列考验、痛苦、折磨之后转化而成,有一个象征意义上
从死到重生的过程。英雄的“死亡”标志着男孩时代和男孩心理的结束,也是成年男人时代、男人心理的开端。
不论在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人类社会看起来都正滑入无意识的混
乱之中。只有当英雄主义精神能够大行其道,才能制止这种局面进一步
滑向毁灭的境地。所以要挽救这个沉沦的世界,就需要英雄儿女们豪气
勃发,担当大任,抓起利剑冲向无底深渊,冲向龙潭虎穴,冲向被恶魔
施咒的城堡。
英雄的结局是什么?几乎在全世界的传说和神话中,他们的结局都
是“灭亡”,成为神祇,羽化升天。我们都知道耶稣复活和升天的故事,或者俄狄浦斯最后消失在科罗诺斯(Colonus)的光芒一闪之间,或者
以利亚(Elijah)乘坐着一辆烈火战车直上云霄。
英雄原型在一个男孩或者男人生命里的终结,就真实地表明,他已
经最终遭遇了生命的局限性。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遇
到生命中最重大、真正的难题时,比如一条“恶龙”突然降临到他面前,他勇敢地冲上去,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手刃“恶龙”时,他却被“恶龙”一
口吞掉了。
“相爱多年的女人跟别人跑了”“创业失败一身债务”“工作失误被开除”等也都是现实生活中“被恶龙吞掉”的显例。英雄遇到了敌人,而这
个敌人正是他自己;他遇到了自己的阴暗面,自己非常不英勇的那一
面。他与“恶龙”战斗过了,但自己被烧得遍体鳞伤;他挑起了一场革
命,却在革命这杯烈酒中品到了自己的残暴天性;他已经克服了对母亲
的依赖,却意识到没有学会怎样去爱公主。
真正的谦卑,包括两件事情:第一是知道自己的局限性;第二是要
寻求必要的帮助。英雄的“死亡”,标志着男孩或者男人和自己真正的谦
卑之心相遇了。这或许正是他英雄意识的终结时刻。董事会成员就是原型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将军家里的武士的。武士的主人被敌对家族
刺杀了,武士发誓要为主人复仇。经过对凶手一段时间的追踪,在付出
了极大的个人牺牲、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之后,武士找到了凶手。他抽
出利剑要杀了这个家伙,但这时,这个凶手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这
名武士,退后一步,收剑入鞘,转身而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对被对方吐了一口唾沫
而感到愤怒,此时,杀了这个家伙就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愤怒,而未必是
出于为主人报仇的承诺,即出于他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受,而不是出于
内心的武士精神。因此,为了忠于自己作为武士的信仰,他不得不转身
离去,放过这个仇敌。
在摩尔和吉列看来,攻击性是武士的阴影,而非中心位置的能量。
武士的中心地带,也就是战斗地带,它是推动男人为目标行动的最基本
元素。他把人们从被难题置于的被动位置,转向主动位置。而恰当、适
宜的战斗,是有建设性的。武士如何知道他的攻击性是不是恰当适宜
呢?他往往通过清晰的思考来做判断。武士一直是清醒的、警惕的,他
知道如何专注于他的身体和心智,知道他想要什么,而且知道怎么得到
他想要的。一个内心孤立的武士,他带来的阴影也会让正常的生活充满
负担。正极是“虐待狂”(The Sadist),负极是“受虐狂”(The
Masochist)。
人类社会的祭司,其本身始终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其使命之一就
是对大众进行启蒙和接引,引导年轻人思考,去构建一个不仅是物质
上,而且是精神上丰富的世界。祭司不但能深刻洞察自然的奥秘,而且
能看透人的内心世界。正是依靠后一种洞察力,他有能力力挫任何重要
的大人物,尤其是国王的傲慢。一个男人身上的祭司原型就是他的“胡
话探测器”,使他能看穿他人的阴谋伎俩,洞察事情的是非曲直。
换言之,现代科学也像古代祭司的工作一样分成两个层面:一个
是“理论科学”,这是祭司能量的知识层面;一个是“应用科学”,这是祭
司能量的技艺层面,关注如何运用已经获得的知识来控制和导引能量。越来越多的当代年轻人经常经历人格身份分裂,甚至性别身份的迷失,这都是源于内心缺乏成熟祭司指引的一种症状。祭司也有正负极:正极
是“抽离的操纵者”(The Manipulator),负极是“否定性的头号无
邪”(The Innocent One)。
诗人[7]
是一个钟情于游戏和“展示”的原型,是一个展现健康的原
型,是一个沉浸于感官的快乐、不为暴露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的原型。
因此,诗人是非常耽于感官享受的——对物质世界的精彩景象有着强烈
的感觉和敏感性,他和这些物质世界紧密联系着,由于自身的敏感性而
被吸引到这些事物的周围。他的敏感性让他觉得自己与这些事物情意相
通、声气相求。对于接通了诗人能量的人来说,所有的事物都以“神
秘”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就
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在几乎每个专业中,任何艺术性或者创造性的尝试,从农业生产到
股票投资,从粉刷房子到计算机软件设计,都会从诗人的能量中吸收创
造性的养分。现实中,男人的生活多数情况下都是被捆绑起来的,闲暇
之余,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诗人”:游戏中、锻炼中、旅行
中、小说中、音乐中、电影中、爱情中……诗人的正极是“沉溺的诗
人”(The Addicted Lover),负极是“无能的诗人”(The Impotent
Lover)。
通过深入对比研究,摩尔和吉列发现,在所有男人的心智中,国王
原型的能量都是与生俱来的。它与其他三种原型(武士、祭司和诗人)
的关系,正和“神圣男孩”原型与其他三种男孩原型(早熟男孩、恋母男
孩和英雄男孩)的关系一样。从重要性上讲,这种原型居于首位。它是
其他三种原型的基础,而且以完美的比例包含了其他三种原型。国王也
有自己的阴影,正极是“暴君”(The Tyrant),负极是“懦夫”(The
Weakling)。
“一个优秀的、有作为的国王,同时也会是一个优秀的武士、一个
积极的祭司和一个知心诗人。”可是,对绝大多数男人来说,都是在最
后才变成一个国王的。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国王就是以前的“神圣男
孩”,不过是经过了岁月的风霜洗礼,此刻更加成熟和睿智,就和“神圣
男孩”从天性出发而专注于自己一样,他此刻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
无私的人。好的国王拥有“所罗门王[8]
的智慧”。国王能量的两个功能使得从男孩心理到男人心理的转变成为可能。其第一个功能是定序,第二
个功能是给予繁育能力和赐福。
针对“各种原型该如何平衡”,日裔美国学者珍·信田·博伦(Jean
Shinoda Bolen)曾提出过一个很有帮助的说法,她把这一过程比喻成一
次董事会议,把我们自身像一团乱麻错综交织的各种原型视作参会人
员。在会议过程中,董事会主席会让每个参会人员就会议正在讨论的问
题,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一个好的会议主席,总希望大家畅所
欲言,以全面掌握大家的观点及理由。其中有些人的观点可能不那么中
听,也有些人可能干脆缄口不言,有些人看起来就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
建议,还有一些人则时不时地就会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高超见解。后者
的意见,往往会得到大家的首肯,虽然这样的真知灼见经常出自那些牢
骚满腹、态度不那么客气的董事会成员之口。不管怎样,他们的意见得
到了确切表达,问题得到了深入讨论,于是董事会主席要求大家进行投
票表决,以形成结论。董事会主席投出的一票往往具有决定性。
从博伦“一次董事会议”的比喻出发,摩尔和吉列表达了他们的洞
见:“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就好像是这位董事会主席,董事会成员就是我
们内心的各种原型。每种原型的声音都应该被听见,都应该保持独立的
立场。但是在自我统领下的这个完整的人,要对我们的人生做出最终决
定。”
[1]耶稣(Yahushua,公元元年前4年—30年),是基督教的核心人物。基督教认为
他是《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救世主,基督),并且是三位一体中圣子的
位格,常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2]摩西(Moses)是公元前13世纪时犹太人的民族领袖。史学界认为他是犹太教的
创始者。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巴哈伊信仰等宗教里都被认为是极为重要
的先知。
[3]佛陀本指释迦牟尼,后演化为觉悟真理者的总称,为佛教用语。
[4]克里希那(Krishna),印度教崇拜的大神之一,是至尊人格首神。Krishna这个名
字梵文的意思是黑色,中国又译作“黑天”或“奎师那”,因为黑色能吸收光谱中的七
种颜色,代表了他对一切都有吸引力。
[5]阿芙洛蒂德(Aphrodite),古罗马神话人物。她是朱庇特(Jupiter)和朱诺
(Juno)的女儿。又说她从浪花中出生,故称阿娜狄俄墨涅(出水之意)。[6]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通俗讲是指人的一种喜欢和母亲在一起的心
理倾向。相传希腊神话中,王子俄狄浦斯无意中杀死生父,娶母为妻。弗洛伊德以
此来描述性器期出现的儿子依恋母亲、害怕父亲的情形。
[7]原文“lover”,虽然字面通常翻译为“情人”或“爱人”,但此处“诗人”是一个更加贴
切的意译。
[8]所罗门王(?—前930年),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国王。据载,上帝不仅赐给他无比
的智慧,还赐给他无尽的荣耀、财富以及美德。判断力与想象力的平衡
爆品创意的细节
迈克尔·贾哈里斯与合作伙伴菲利普·弗罗斯特在1972年买下位于迈
阿密的关键制药公司(Key Pharmaceuticals)时,原以为收购了一家体
制健全的企业,可将其作为发展的坚实基础。哪知,当时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FDA)要颁布新法律,要求医药公司证明其药物的疗效。
长效硝酸甘油片是关键制药公司的一款主要产品,据说药效长久是
其区别于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的唯一特征。专家在实验室做了一系列实
验,发现口服长效硝酸甘油片的药效并不长。差不多同时,他们还发现
关键制药公司之前的财务报表并不准确,公司非但没有盈利,实际上还
亏损了70万美元(公司之前一年的销售额是150万美元)。
遇上这种事,大部分管理者往往会抛弃有问题的产品并寻找新产
品,但贾哈里斯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重新“设计”了已有的产品。那
时,硝酸甘油片只有药片形式,服用后药片成分要几分钟后才能进入人
体血液,而且很快就会被排出。一次会议上,贾哈里斯听到一位医学博
士说起硝酸甘油片可局部使用:将硝酸甘油制成药膏涂到皮肤上,用一
整天时间慢慢吸收,药膏会使硝酸甘油发挥长效作用。于是他想到可让
关键制药公司生产可局部使用的硝酸甘油,这与20世纪80年代戒烟研究
先驱迈克尔·罗素(Michael Russell)和穆雷·哈维克(Murray Jarvik)发
明尼古丁贴片来帮助吸烟者戒烟的做法可谓大同小异。结果,硝酸甘油
贴片成了关键制药公司的拳头产品,并将公司带上了赢利之路。到了
1986年,关键制药公司被先灵葆雅公司(Schering-Plough)以8.36亿美
元收购。
2015年1月,《高价值创造者的5个思维习惯》(The Self-made
Billionaire Effect:How Extreme Producers Create Massive Value)在美国
出版。此书由约翰·史维奥克拉(John Sviokla)和米奇·科恩(Mitch
Cohen)共同撰写。前者史维奥克拉,是普华永道高级合伙人、普华永道全球思想领导力项目负责人,为多家世界500强公司提供战略和创新
方面的服务,同时管理普华永道的智囊团The Exchange。史维奥克拉还
曾在哈佛商学院任教12年,为《哈佛商业评论》《华尔街日报》《金融
时报》《斯隆管理评论》等多家报刊撰稿,并曾做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财经频道(CNBC)和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后者科恩,是普
华永道副董事长,他在普华永道任职33年,担任过多个领导职务,同样
也为多家世界500强公司服务过。
在史维奥克拉和科恩看来,贾哈里斯能将垂危的制药公司变成市值
8亿多美元的公司,他采用的办法突出了高价值创造者实践想法时的创
造性。即通过富有同理心的想象力实践,他们在公司内部产生出有巨大
潜力的商业想法,但是创造爆品不仅需要想法,还需要独辟蹊径,寻找
在市场上实践这些想法的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技能:是梦想和行动兼
具的能力,既要想象有哪些可能,又要以能获取最大价值的方式去“设
计”。
贾哈里斯拯救关键制药公司采用的步骤,展现了真正的高价值创造
者如何重新设计企业中看似微小的方面,从而获取最大价值。高价值创
造者可能会从小处入手来获取大收获,就贾哈里斯而言,他专注于如何
满足市场对持续发挥药效的硝酸甘油的需求。
以贾哈里斯和关键制药公司为引子,史维奥克拉和科恩还列举了许
多经典例子来说明。将产品带入市场时,高价值创造者会改变或重新设
计每个方面。他们会参与设计产品模型、物流配送、定价、商业模式和
销售话术,也许还会设计公司股权和交易结构,以便更好地适应机遇。
虽然高价值创造者进入的可能是竞争激烈或成熟的市场,但爆品创
意常常表现为从未见过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不熟悉这些产品或服务,因此高价值创造者需要用精明的推销和交易手段来打下适当的基础。对
高价值创造者来说,设计就是执行,把爆品创意推向市场时,若不重视
细节,可能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需要是发明之母
有“现代爱迪生”之称,被英国媒体誉为“英国设计之王”的詹姆斯·戴
森(James Dyson),他是除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之外,最受英国人敬重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所发
明的双气旋系统,被看作是自1908年第一台真空吸尘器发明以来的首次
重大科技突破,彻底解决了旧式真空吸尘器气孔容易堵塞的问题。他在
设计拳头产品时就定位在为家庭清洁提供更好的方案,他还设计了早期
的定价和产品配送方式,以显示其产品的高端、高科技。
如今,这一吸尘器已成为英美日澳等国吸尘器市场的老大。就连美
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是他的忠实用户。
英语中有句古谚:需要是发明之母。这话用在双气旋真空吸尘器的
发明上一点没错。1978年,31岁的戴森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们一家
人居住在一个满是尘土的农舍里,家里有一台破旧的胡佛牌真空吸尘
器。有一天,这台吸尘器又坏了,喜欢钻研的戴森决定自己动手修理。
拆开吸尘器后他发现,他遇到的是自吸尘器1908年问世以来就一直未解
决的问题:当集尘袋塞满脏东西后,就会堵住进气孔,切断吸力。
一开始,戴森研制了几百个模型都没有成功。换作别人,或许早就
中途放弃了,但戴森没有。他意志坚定、永不言输,哪怕背负高息银行
贷款,戴森还是毫不退缩。终于,他用5年的时间,在研制了5127个模
型后,发明了不需集尘袋的双气旋真空吸尘器,引发了真空吸尘器市场
的革命。
双气旋的创意来自另一个发明中得到的启示。戴森在生产自己发明
的“球轮”手推车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风道里的过滤器经常被各种
塑料颗粒堵住。同事建议他安装一台工业用吸尘器以清除这些颗粒,为
节省下13.4万美元的费用,戴森自己做了一台。他用钢板焊了一个直径
9米的圆锥,利用风扇将塑料颗粒吸到里面。塑料颗粒在离心力的作用
下被甩到一侧,干净的空气从另一侧进入风道。这套装置的效果非常
好,戴森又按同样的原理制作了一套小型的装置,将它装进了胡佛牌吸
尘器里,从此再也没有发生气孔被堵住的情况。凭借这个发明,戴森一跃成为亿万富翁。但锐意创新的戴森,并不
满足于已取得的这些成就。在他的领导下,由12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
成的庞大发明团队,仍在致力于数字发动机、洗衣机乃至吸尘器的发明
和革新。突破判断力和想象力
与戴森的双气旋创意发明相映成趣的是,露露柠檬(Lululemon)
创始人奇普·威尔逊(Chip Wilson)多年来担任自己服装店的主设计
师,设计出兼具锻炼和休闲效用的无缝瑜伽裤,让顾客穿着衣服健完身
后还能接着跟朋友喝咖啡。
此种多功能又时尚的设计,让露露柠檬能采取高端定价模式,售价
比早期人们普遍购买的运动裤高出了100美元。不仅如此,威尔逊为了
突出自己的服装店关注瑜伽和以冥想为中心的商业文化的特色,还设计
了零售店里的体验式环境:露露柠檬的门店里只在架子上放有限的几种
商品,给人以“供不应求”的印象;同时墙上挂出当地瑜伽教练在高级健
身房里上课的图片。通过这些设计,威尔逊表达出他想创建的公司类
型,以及目标客户。
艾利·布罗德(Eli Broad)成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KBHome的主要业
务是建造传统、小家庭式的住宅。但他从一开始就追求设计创新:建造
没有地下室的房子。这个创意可以节省数千美元的建筑成本。早在20世
纪50年代,布罗德开始创业时,燃气供热正式取代煤炭成为家庭取暖方
法,那时地下室是用来储存煤炭的,还不像现在作为娱乐室。因此,不
需要煤炭就意味着地下室不是必需的。随着第一次设计理念的转变(随
后还有一楼开放式厨房和浴室的设施标准化等创举),布罗德在短短几
年内为底特律地区很多刚成立的小家庭建造了几百户简易住宅。他的做
法成功击败了当地很多经营了多年的开发商,那些开发商就是因为资历
深,反而深受行业传统思维的约束。
布罗德利用同理心和想象力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增长空间,采用了
非传统的住宅设计理念,这表明设计在高价值创造者执行想法时发挥了
重要作用。布罗德进入房地产市场时还是个无名之辈,但设计出经济适
用房后,他在市场上找到了立足点。更为可贵的是,跟众多竞争对手相
比,布罗德的那些设计改变让他的资金更显充裕,能用更少的财力和人
力来建造更多的房屋。
苏丹裔的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o Ibrahim)在非洲购买通信许可证创建通信运营公司赛特(Celtel)时,他知道必须打破电信领域一直以
来被套餐资费垄断的定价模式。套餐资费是为那些长期有稳定、可靠收
入的人设计的,却不符合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的需
求。这个地区的人非常穷,而且收入非常不稳定。实际上,一些非洲国
家政府在招揽有名的电信投资商方面困难重重,正是因为传统投资商看
不到贫困地区的人能支付得起资费。
在其他人看似是限制的地方,易卜拉欣看到的却是机遇。他买下了
很多国家的通信许可证,并吸引世界银行作为融资合作伙伴,增大自己
的竞争筹码。然后他又着手针对主导非洲移动通信市场的贫困用户重新
设计盈利结构。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销售仅需要几美元的预付卡
或刮刮卡,即使每天的生活开销为几美元的人也能买得起。现在手机预
付费服务模式在市场中已越来越普遍了,但是易卜拉欣是首批这么做的
几个人。他改变了手机用户的数量,降低了每分钟的通信成本,不到5
年,赛特就在非洲13个国家拥有了600多万名用户。
看上述案例,在高价值创造者关注的设计细节和他们试图释放的大
市场潜力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协同性。在判断力和想象力之间取得平
衡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对大多数人而言,判
断力和想象力在神经图谱中处于两个相反的位置。经验更丰富的人容易
看到事情本来的样子(判断力),而很难看到事情可能的样子(想象
力)。显然,这些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心目中有一幅突破了将判断力和
想象力放在对立位置的二元心智图谱。所有海洋都是紫色的
人们通常认为,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都基于创新。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INSEAD)的W.钱·金(W.Chan Kim)教授和勒妮·莫博涅
(Renee Mauborgne)教授曾提出“蓝海”[1]
的概念,之后人们常常认为亿
万富翁都是从蓝海起航的。毫无疑问,探索新市场更有可能收获高收
益,但是大多数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并没有走这条路。相反,史维奥克
拉和科恩的调查样本中超过80%的亿万富翁是从竞争激烈、非常成熟
的“红海”[2]
行业中赚取到亿万财富的。
红牛公司(Red Bull)迪特里希·梅特舒兹(Dietrich Mateschitz)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红牛定义为能量饮料,打入现有的饮料市场。
为了和市面上现有的饮料区分开来,他采用更为小巧的8盎司容量包装
瓶,同时采取相当于一瓶可乐两倍售价的高价位路线。这种小技巧可能
不如重大创新那样让人觉得了不起,但却极具价值。
企业家都是敢于冒险的。史维奥克拉和科恩在研究那些白手起家的
亿万富翁和他们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亿万富翁都是花费了数年,有
时是数十年专注于某些技能或者策略,然后才能提出一鸣惊人的创意
的。
在旁观者看来,他们所在的市场是紫色的,他们将旧模式和新方法
融合,展现了在这个领域再创新的方式。然而,对亿万富翁来说,所有
的海洋都是紫色的,既有的市场中也存在机会。可见,亿万富翁并不是
敢于冒险,而是对风险有清晰的认识。
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创办Paypal之前,市场上已有很多其
他在线支付方式了;巴蒂电信的创始人苏尼尔·米塔尔是靠将已淘汰的
技术引进到印度而发家的;嘉年华游轮起初只为有钱的老年人提供度假
服务,后来老板米基·阿里森重新规划了游轮生意,赚到了亿万财富;
法拉龙对冲基金的创始人托马斯·斯泰尔采用了跟同行类似的投资技
巧;霍华德·舒尔茨买下星巴克并对其改善时,咖啡已有上千年历史
了……这些例子对知名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机会一直都在,企业肯
定能在现有市场中创造出爆品。因为高价值创造者明白,没有什么是永
久的,也不会有哪个市场会被单个产品或想法长久垄断。唯有掌握潮流
变化的人能获得丰厚回报。
高价值创造者不断在成熟市场里改进产品或方案,将想象力化为行
动。他们对行业状态有更深入的了解,能一直看到变化的潜力,识别出
紫海的迹象。对什么能带来价值、什么能带来风险有清晰的认识,因而
在判断风险在何处和潜在回报是什么的时候总能表现得更佳。这是他们
能经常推出爆品的根本所在,在企业环境中这是一项很宝贵的技能。遗
憾的是,很多公司情愿花50亿元开发昂贵的企业资源计划软件(即
ERP),却对花费几百万元推出新产品举棋不定。创造者绝非单枪匹马闯天下
人们在谈论和思考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时,容易将其归功于天才领
导者的一人之力,这种想法往往掩盖了好创意变成大生意的真实故事。
高价值创造者绝不是一个人闯天下。创造亿万财富不仅需要卓越的高价
值创造者,也需要娴熟的执行者。实际上,高价值创造者最重要的“二
元性”也许不是独立的,而是建立在技能互补、彼此信任之上的伙伴关
系的:高价值创造者融合不同的想法和资源,设计出一鸣惊人的产品;
执行者则能利用自己的才智最大化产品的潜能。
史维奥克拉和科恩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亿万富翁创业时都以“高
价值创造者—执行者”团队开始,若撇除金融行业的亿万富翁,比例则
升至60%。“高价值创造者和执行者的结合似乎促成了创造价值所必需
的化学反应。”一些有名的例子包括:
·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高价值创造者)和工程师史蒂夫·沃兹
尼亚克(执行者)。
·耐克的比尔·鲍尔曼(高价值创造者)和菲尔·奈特(执行者)。
·Zara的创建者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价值创造者)和他第一任妻
子罗萨莉亚·麦拉(执行者)。
“高价值创造者和执行者”两者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呢?这通常根
据企业和机遇而定。
以琳达和斯图尔特·雷斯尼克夫妇为例,他们创立了Roll
International公司,旗下有POM Wonderful、斐济水、Telefiora等品牌。
琳达是高价值创造者,她提出的想法能够点石成金。她的特长是发现具
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产品,然后制定完美的营销计划和战略,抓住公众想
象力。当然,斯图尔特全心全意地负责做好资产负债表和运营,同样重
要。琳达操心POM产品的包装,确保它们跟货架上与其他容量较大的瓶
子有所区别,斯图尔特则确保POM瓶子摆在应该出现的位置,并且能赢
利。
Little Caesar比萨店的创始人也是一对“高价值创造者—执行者”夫妇,不过他们的角色分工与琳达和斯图尔特的角色分工正好相反。公司
如日中天的时候,高价值创造者麦克·伊里奇(Mike Ilitch)整天培养自
己富有同理心的想象力。每天,他要么在实验厨房里花上数小时烹制新
口味,要么花费数小时在市场营销部的会议室里构想有趣的新广告,实
践公司标榜的“10美元让一家四口吃饱”的口号。玛丽安·伊里奇(Marian
Ilitch)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会计,自己开发了一套简单的记账系统来管理
公司财务,即使Little Caesar成为拥有2亿美元资产的公司时仍旧使用这
套系统。
毫无疑问,如果企业只靠执行者,而没有高价值创造者将各种技能
和资源融入创意爆品中,企业就很难创造出巨额的突破性价值。亿万富
翁群体中最常见的组合就是多位高价值创造者和一位执行者(有时候也
不止一个),执行者发挥着基础作用。当然,高价值创造者之间也存在
很多领导伙伴关系。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
奇(Larry Page)就是以“高价值创造者—高价值创造者”组合开始的例
子,他们最终找到了互补的执行者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德国零售店阿尔迪(Aldi)的创始人西奥·阿尔布雷特
(Theo Albrecht)和卡尔·阿尔布雷特(Karl Albrecht)兄弟俩,就是
以“高价值创造者—高价值创造者”组合开始的,后来他们为了扩大生意
将公司分成阿尔迪北方公司(Aldi North)和阿尔迪南方公司(Aldi
South),兄弟俩各自负责一个公司;Groupon创始人埃里克·莱夫科夫
斯基和他的合作伙伴布拉德·基威尔都有高价值创造者特质。
价值创造是必要元素,没有价值创造,企业就会缺乏将好想法变为
大生意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两个高价值创造者一起合作是正确的搭
配。
西蒙房地产集团(Simon Property Group)联合创始人赫伯特·西蒙
和梅尔文·西蒙兄弟俩证明了两个高价值创造者是如何合作发展创造巨
大价值的。这对亿万富翁合作伙伴共同经营过位于明尼苏达州布卢明顿
的美国购物中心(Mall of America)和位于拉斯维加斯的Forum Shops这
两块具有创造性的地产。美国购物中心依旧是美国最大的室内购物商
场,也是第一个将购物中心和现场游乐园融合起来以吸引更多顾客的商
场。Forum Shops跟凯撒宫(Caesar’s Palace)结合起来,是早期几个将
高端购物中心与赌场融合起来的商场。亿万富翁群体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们能够看到人们身上的特殊技
能,知道谁能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谁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以Spanx创始
人萨拉·布莱克利(Sara Blakely)为例,她独自经营事业多年,能够利
用同理心洞察到任何地方、任何体型的女人都想要无痕裤子。快速开发
升级产品时,她展示出了耐心和行动力,同时承受着制造商和零售商长
期以来的拒绝。在设计产品、定位和交易时,她展现出了创意执行力。
从构思想法到积极执行自己的理念,再到将产品推向市场并放入顾客的
购物袋中,这中间没有任何分离。
布莱克利至今还是Spanx品牌的老板,但是已经有十多年不再管理
公司了。可以说,因为她在创意执行方面做得太好,而在供应链方面能
力一般,没有任何特殊的技能或知识,因此才做出改变。
这一改变发生在2003年,那一年布莱克利将Spanx的样品送给白手
起家的亿万富翁、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
奥普拉曾经在数百万观众面前坦承,自己经常会把裤袜的脚部剪掉以搭
配裤子。Spnax对她而言似乎是最合适的产品,奥普拉将Spnax列入那年
她最喜欢的几个品牌之一,引发了一拨购买狂潮。然而这极大挑战了布
莱克利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库存不足和交货延误差点儿毁掉了奥普拉代
言带给她的影响力。再也不能这样了,那一年布莱克利雇用了执行者劳
丽·安·戈德曼担任Spanx的CEO,她们一直合作到2014年年初。这期间,布莱克利继续培养她富有同理心的想象力,专注于发现新的想法和新的
推广方式,同时担任Spanx的代言人。
据史维奥克拉和科恩的调查追踪,高价值创造者发现市场中的巨大
需求后,会创造出一套包含所有必要执行细节的业务设计,有时也包括
产品设计,来满足市场需求。执行者则运用他在运营、销售或其他专业
领域的高超技能来实现业务设计的目标。
然而,现实是,执行者在大多数猎头的候选名单上始终占据主要地
位。看看近年来微软、宝洁、苹果、通用、雅虎、雅芳等公司备受瞩目
的CEO变动,其中可有任意一家把CEO一职交给高价值创造者,让他们
以难以预测的方式领导公司的?很多公司的董事会习惯在不同的执行者
之间做选择,假如能在高价值创造者和执行者之间做选择,或许他们会
做得更好。
对此,史维奥克拉和科恩毫不讳言地指出:“董事会和中高层管理者都需要了解为实现公司健康发展而制定的不同任务的本质,并确保找
到正确的人选来负责这些任务。不要给执行者安排高价值创造者才能完
成的任务。同样重要的是,对于你拥有的高价值创造者,也就是在企业
中自然浮现出来的高价值创造者,不要浪费他们的才能,让他们花时间
去处理本应由优秀的执行者去处理的业务。”
[1]蓝海,指的是未知的市场空间。
[2]红海,指产业边界明晰的、已知的市场空间。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一
个著名的说法:“国家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一命题形象地反映了经
典社会学理论在研究人类暴力时的主要思路——以国家为单位去探究暴
力行动。然而,当今社会日常生活中却充满着形形色色与国家无关
的“小型暴力”:父母应该何时(或是否应该)打调皮的孩子,怎样才算
滥用警力,以及外交斡旋何时应让位于军事干预等,人们往往存在不同
意见。
同白血病做过漫长斗争,40岁英年早逝,生前曾任耶鲁大学、芝加
哥大学社会学及政治学教授的罗杰·古尔德(Roger V.Gould,1962—
2002)在他的著作《意愿的冲撞:社会等级的歧义如何孕育冲突》
(Collision of Wills:How Ambiguity about Social Rank Breeds Conflict)
中指出,对于划分界限所基于的维度,人们通常并无多少分歧:大体而
言,利害关系越大,人们越有可能接受人身伤害的合理性。警察杀人事
件似乎比当地球队大获全胜所引发的骚乱更为合理;比起杀害偷钱包的
窃贼,人们更容易接受为了保护家人或为家人复仇而杀人;比起5美
元,为200美元引起纷争更易理解;两个朋友因汽车剐蹭或争风吃醋而
动武,比一句不敬之词所引发的纠纷更好理解。
以冲突和暴力为主题的《意愿的冲撞》是古尔德在去世前两周刚刚
完成的一部作品。该项课题始于1996年古尔德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档
案馆(French National Archives)查找科西嘉岛的世仇资料。此后他又
获得了美国多个城市的杀人案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他建立了
一个模型,并利用其他数据组来加以验证。整部作品主要侧重于探讨支
配关系的出现与固化,以及人际纠纷与群体间纠纷的内在关联。古尔德
从复杂的时代背景出发,剥开谋杀、宿怨、复仇、革命以及日常纠纷的
层层外衣,分析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暗藏的因果玄机,原创性地揭开了引
发一系列“小型暴力”或冲突的神秘面纱。对于全世界,乃至转型中的中
国来说,古尔德这一前沿研究无疑颇具现实和警示意义。多数冲突事件发生在相识者之间
美国和其他工业社会的命案专家几十年前就发现,大量杀人案是由
看上去鸡毛蒜皮的小事“激起”的:争辩、言语冒犯、小额债务、停车
位、意外身体接触,等等。事实上,一项关于人们如何以及为何杀害他
人的早期深入研究(研究地点为费城)专门划出了“小事引发的口角”这
一类别。与之相似的类别至今仍见于美国各地杀人案的统计汇总中,并
始终占美国城市杀人事件比重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古尔德看来,三分之一以上的杀人案甚至根本与重要事件无关。
由于其他杀人案可以与某些重要的事件联系起来(如婚内出轨、财产损
毁或失业等),它们才被如此归类。但这种归因本身往往被传统暴力观
牵着走:如果一个人因为赌债以及债务纠纷中的侮辱言行而杀害他人,人们便假定谋杀案因钱而起。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对纠纷双方的利益
影响最大的问题)被想当然地看作暴力行为的首要动因。由此,“重
要”事件对暴力的表面影响,以及(反过来)可以归因于重要事件的暴
力事件数量,都被这种典型分类法最大化了。
通过对科西嘉岛的世仇资料对比研究,古尔德发现:由于缺乏同侪
(对称关系中的人)和非同侪(非对称关系中的人)争执的基本比例数
据,他只能依靠记录了事件原委的杀人案进行数据分析。那些数据表明
同侪之间的口角很可能引发致命后果,但也许同侪之间发生口角的概率
本就远大于非同侪之间。如果同侪发生争执的概率高出非同侪3倍
(19%的同侪杀人案源于争执,而非同侪杀人案中仅有6%因争执而
起),那么事实上,比起对称关系,非对称关系中的言语冲突并不更易
引发杀人案件。因此,古尔德得出一个结论:暴力冲突更多发生在对称
关系而不是非对称关系中。
古尔德深入研究发现,除了战争以外,绝大多数暴力事件发生在相
识者之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暴力事件,以及没
有以暴力告终的冲突,也发生在相识者之间。这主要是因为比起一面之
交或素不相识者之间的暴力,密友 ......
当世界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全新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
考世界。此时的知识本身不再是核心竞争力。真正的竞争力,是我们对
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对意义感的渴望和追寻,以及运用新知识进行
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这无疑是我们为应对社会变化进行的“智识”(智慧
和见识)上的冒险。本书糅合了大量的前沿新知,涉及复杂经济学、行
为经济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学、认知科学、互联网科技等多个学科,多维度地解读了智识信息时代的制胜关键。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识的冒险:精英如何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潘启雯著.—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8
ISBN 978-7-121-35637-7
Ⅰ.①智… Ⅱ.①潘… Ⅲ.①思维形式-通俗读物 Ⅳ.①B80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1376号
策划编辑:林飞翔
责任编辑:张 毅 zhangyi@phei.com.cn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16 字数:260千字
版 次:201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8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
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88258888。
本书咨询联系方式:(010)57565890,meidipub@phei.com.cn。前言
Introduction
如何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或特征:14~16世纪的文
艺复兴从哲学角度一直被称为“冒险时代”;17世纪的“理性时代”过去之
后,“启蒙时代”随之而来;19世纪和20世纪则分别是“意识形态时
代”和“分析时代”;至于21世纪,全球的时代特征被众多学者概括为“复
杂性和不确定性”。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说风行学界,原因有两个。其一,科学和技
术的进步让人类可以创造生命,甚至通过极其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制造
新物种。以色列历史学家、未来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Homo Deus)里预言人类即将可以“扮演上
帝”:一种人类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操纵自然,包括推迟甚至最终征服死
亡的可能。美国相关机构所认定的未来几年的大部分关键技术趋势在30
年前都还闻所未闻。其二,人性被无望和沮丧感重重包围,这些感觉来
自我们似乎无法克服的挑战,比如污染、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和恐怖主
义。人工智能、自动化、共享经济等导致的就业岗位消失、对根深蒂固
的社会结构的冲击,以及具破坏性的争斗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大大加深
了我们的无力感。
当世界进入“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我们需要新范式来思考世
界,从而指导我们为推动和平与繁荣做出努力。当然,“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这两个重要社会趋势的存在,也让知识本身不再是核心竞争力。
真正的竞争力,是我们对世界前沿新知的好奇心,对意义感的渴望,以
及运用新知识进行思维和创造的能力,这无疑是我们为应对社会变化进
行的“智识”(智慧和见识)上的冒险。
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变化之中
复杂性,即科学家通常所说的“复杂系统”,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事
实上,复杂系统早在30多亿年前就出现了。动物体内的免疫系统便是一个复杂系统,蚁群、地球气候、老鼠的大脑、一切活细胞内的生物化学
过程皆是如此。此外,还有人为的复杂系统,即人类无意识地干预让整
个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如气候。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制造了气候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这一点。
“复杂性范式”是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1973年
发表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首先提出的概念。1979年,比利时
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伊利亚·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也提出了“复
杂性科学”的口号。莫兰认为,复杂的东西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化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性认识是
在承认对象的多样性因素之后,还看到对象的统一性因素,即把对象看
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而且还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有序性
和无序性的共存使得事物和主体本身常常面临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关于
复杂系统,南非学者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在《复杂性与后现
代主义》(Complexity Postmodernism:Understanding Complex
Systems)一书中较为清晰地为我们梳理了它的10项本质特征。
(1)复杂系统由大量要素构成。当要素数目相对较小时,要素的
行为往往能够以常规的术语赋予正式描述。不过,当要素数目变得充分
大时,常规的手段(例如某个微分方程组)不仅变得不现实,而且也无
助于对系统的任何理解。
(2)大量要素是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我们并没有兴趣将沙
滩上的沙粒当作复杂系统(来研究)。要构成一个复杂系统,要素之间
必须相互作用,而且这种相互作用必定是动力学的。一个复杂系统会随
时间而变化。这种相互作用,不一定必须是物理的,也可以设想成信息
的转移。
(3)相互作用是相当丰富的,即系统中的任何要素都在影响若干
其他要素,并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不过,系统的行为,并不是由与特
定要素相联系的相互作用的精确数量所决定。如果系统中有足够的要素
(其中一定有一些冗余要素),若干稀疏关联的要素也能够发挥与丰富
关联的要素相同的功能。
(4)相互作用自身具有若干重要的特征。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
线性要素的大系统通常会崩溃成小许多的与之相当的系统。非线性也保
证了小原因可能导致大结果,反之亦然。这是复杂性的一个先决条件。(5)相互作用常常作用于某个相对小的短程范围,即主要是从直
接相邻处接收信息。长程相互作用并非不可能,但是实践上的制约迫使
我们只能做这种考虑。这并不预先排除大范围的影响——因为相互作用
是丰富的,从一个要素到任何另一个要素的途径通常包含着若干步骤。
结果是,相应的影响也按此方式进行了调整。这可以通过若干方式得以
增强、抑制或转换。
(6)相互作用之间形成回路。任何活动的效应都可以反馈到其自
身,有时是直接的,有时要经过一些干预阶段(intervening stages)。
这样的反馈可以是正反馈(加强,激发),也可以是负反馈(减低,抑
制),两种反馈都是必要的。在复杂系统中相应的术语叫作归复
(recurrence)。
(7)复杂系统通常是开放系统,即它们与环境发生相互作用。事
实上,要界定复杂系统的边界往往是困难的。系统的范围并非系统自身
的特征,而常常由对系统的描述目标所决定,因而往往受到观察者位置
的影响。这个过程被称作构架(framing)。封闭系统通常都只是复合
的。
(8)复杂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运行。因此必须有连续不断
的能量流,保持系统的逐级传递,并保证其存活。平衡不过是死亡的另
一种说法。
(9)复杂系统具有历史,它们不仅随着时间而演化,而且过去的
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任何对于复杂系统的分析,如果忽视了时间维
度就是不完整的,或者至多是对历史过程的共时快照。
(10)系统中的每一要素对于整体系统的行为是无知的,它仅仅对
其可以获得的局域信息做出响应。这一点极其重要。如果某一要素对于
作为整体的系统将要发生什么都“知道”,那么所有的复杂性都必定出现
在那一要素中,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复杂性是简单要素的频繁
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简单要素仅仅对呈现给它的有限的信息做出响
应。当我们观察作为整体的复杂系统的行为时,我们的注意力就从系统
的个别要素转移到了系统的复杂结构。复杂性正是由系统各要素之间的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从“复杂系统”这10项本质特征中不难发现,复杂系统是到处存在
的,并不是只有社会是复杂的,人类社会的每个原子也是复杂的。在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甄嬛说过一句话:“世间的阴
差阳错从未停歇,都是寻常。”用这句话来形容当下世界及未来的种
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颇为贴切。早在1969年,如今常被人们奉为“现
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就预言,西方社会正在
进入一个新的“不连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市场、商业运营,甚至工作的本质都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因此这将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
代。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ラer)在他的畅销巨著《未来的冲击》
(Future Shock)中延续了德鲁克的这一思想。托夫勒将未来描绘成一
个不断经历冲击的社会,因为“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组
织机构教育专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on)在1973年的著作《超越稳
定状态》(Beyond the Stable State)中甚至认为,我们的社会将永远不
可能复归稳定。基于这一点,舍恩提出,企业必须将自己定位成不断学
习的组织机构。
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也注意到了“变化加速”这
个现象。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德国社会
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这种现象称为“现代性”的晚期阶
段。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阶段,不仅仅是技术和企业,就连社会结
构本身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些理念深深地影响并成就了之后的一大
批商业类书籍作家,如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加里·哈默尔
(Gary Hamel)。彼得斯和哈默尔甚至将“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本身变成了一门管理学的新学科。
人们不禁要问:“变化”真的有那么耸人听闻吗?上述诸位思想家的
理论固然都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我们必须把他们的论点放到更宏观的历
史背景下来检验。正所谓“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
不身处变化之中,但是并非所有变化都是大地震。因此,对于企业而
言,最重要的是分清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第一种是那些我们每天都
会遇到的“不确定性”,第二种则是在大的文化变迁下的“不确定性”。
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家按照复杂程度来区分这两种“不确定
性”:问题刚出现的时候,总是看似简单,解决方法现成就有;但渐渐
地,它越变越复杂,越变越看似无解。
与《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中提出的“复杂性范式”概念相映成
趣,莫兰在《教育的七个黑洞》中则认为:“人们教授确定性,然而需要教授的恰恰是不确定性。”他这样描述学习:“我们被迫在充满不确定
因素的海洋上航行,时而穿行于确定的群岛之间,这就是人类的冒险。
今天,我们知道这是未知的冒险,我们需要一种教育,能帮助我们面对
这个冒险而不气馁。”其强调的是教育不应该只关注一些确切的知识,一定要正视不确定性。就科学教学而言,在自主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的
背景下,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习结果出现一些不确定,也许更贴近真实
的探究学习的状态。多一些这样的经历,会让学生从小就明白,很多事
都不那么确定。
按《反脆弱》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特聘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
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说法,对于不确定性,你要利用
它,而不是躲避它。也就是说,决策要从不确定性中获取收益。
思维的质量决定了未来的质量,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精英们又
该如何思考和行动呢?
复利既出乎意料又是危险的
假设你把1000美元放在免税账户里,这笔投资每年有7%的回报率,需
要多少年才能使原始投资翻一番?
A.0至5年
B.5至15年
C.15到45年
D.45年以上
这看起来像是一道数学题,其实不是。你既不需要知道怎样计算,也不需要知道所谓的“72法则”[1]
,而是考验你对复利的直观理解。具有
这种金融知识的人知道,按照现实的投资回报率,把钱翻一番大概要花
10年时间。这意味着正确答案必然是B。
人类努力的成果是按算术法则累积的:1、2、3、4、5、6……过一
天,多一元钱。债务和投资与此不同,它们的累积遵循几何法则:1、2、4、8、16、32……这意味着,复利胜过纯粹的体力。财富总流向那
些能让复利为己所用的人。
按照《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
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分析,复利是收入不平等的基础。富人
(精英)因为投资会更加富裕,普通人的工资涨幅根本赶不上复利。“复利的力量”是现实世界几乎所有财务建议的潜在公理。在当今疯
狂信贷的社会里,资本不足的人一拿到薪水就会花个精光,他们为买车
接受疯狂的贷款利息,彻底透支信用卡额度,艰难地偿还学生贷款,还
要按揭昂贵的抵押房贷。复利让穷人变得更穷。这就是为什么财务规划
师会建议,你要尽早开始储蓄。从21岁就开始存钱的工人,靠投资回报
赚到的钱可能比自己一辈子的总工资还高。复利是所有可观财富的基
础。成功的企业家并不比其他人努力一万倍。相反,他们找到了一种指
数型发展业务的方法,只要短短几年就足够了。
一位印度国王想奖励国际象棋的发明者,而这位发明者要求的奖
赏,是在棋盘的第一格里放一粒米,以后每一格中的米粒数都比前一格
增加一倍,国王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以为这奖赏微不足道,但是算到
第21格的时候,米粒的数目已经超过了100万粒……到第41格时,已经
超过了1万亿粒,而整个世界都没有足够的米可以填满这一格了。故事
的结尾是,据说国王因为觉得自己被骗而愤怒不已,砍了国际象棋发明
者的头。这充分说明了复利刁钻微妙的性质,告诉人们复利的隐匿力量
很容易被低估。
当然,复利也是危险的。住在伦敦的德鲁森,一位富裕的瑞士商人
与银行家,设立了一个60万英镑的信托基金。根据他的遗嘱,在他1797
年逝世后,该基金在接下来100年间皆不可动用。如能保持7.5%复利,该基金到1897年时价值将达1900万英镑(远超英国当时的国债),届时
这笔财富可分配给德鲁森幸运的后代。当时的政府估算,即使年收益只
有4%,这笔遗产到1897年时规模也将等同英国全部国债。复利将令惊
人的金融权力落在私人手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英国1800年通过法
案,将信托期限限制在21年之内。德鲁森后代对该法案提出异议。经过
多年诉讼,该案于1859年最终审结,诉讼费用耗尽了德鲁森的整笔遗
产。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中著名的“詹狄士诉詹狄士案”,便是以
此为蓝本。
一些研究暗示,经济安全感解释了金钱与幸福之间的相关性。高收
入本身不能带来安全感,“月光族”会担心失去一切,有些节俭的教师和
警察有一笔储蓄作为风险缓冲,使自己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获得安全
保障。财务行为也能反映出和幸福感有关的性格习惯。能控制支出并设
法存钱或投资的人,更有可能做出明智的财务决策。然而,控制支出就像是“棉花糖实验”。
人生就是接连不断的“棉花糖实验”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曾做了一个著名的“棉花
糖实验”。米歇尔给一群4~6岁的孩子一个“恶毒的”选择:每个孩子都
会获得一块棉花糖,他们可以立即吃掉,也可以忍耐15分钟再吃,届时
就可以再得到一块棉花糖作为奖励,而且在这折磨人的15分钟里,第一
块棉花糖就在孩子们的视线中,触手可及。
一些孩子马上把棉花糖塞进嘴里,另一些孩子则陷入了哈姆雷特般
的纠结,进退两难。有的孩子玩起了“奥德修斯和棉花糖”游戏,蒙起眼
睛转过身,背对着棉花糖,躲避甜美的诱惑。
米歇尔用秒表为孩子们计时,孩子们屈服于诱惑的平均时间是6分
钟。米歇尔的女儿就在“棉花糖实验”最初施行的学校上学。随着时间的
流逝,米歇尔和女儿注意到,立即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和那些能抵挡住诱
惑的孩子之间出现了差别:后者在日后的生活里更成功。他们的成绩更
好,升入了更好的学校。他们似乎更快乐,没那么多烦恼。
没熬过15分钟就吃掉棉花糖的孩子,往往在学校和人际关系里表现
不佳,会出现更多跟酒精和毒品相关的问题。米歇尔和同事们开始对最
初的“棉花糖实验”进行后续研究。他们发现,孩子延迟吃棉花糖的时间
(几分钟或者几秒钟)跟日后生活成功的量化指标(如SAT分数)之间
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越早吃糖的孩子,成年后患上肥胖、边缘人格障
碍、服食可卡因和离婚的比例更高。
人生就是接连不断的“棉花糖实验”。节食的人放弃吃糖带来的快
感,不是为了几分钟后能吃两块糖这微不足道的回报,而是为了长久的
健康、苗条和魅力。精打细算的人按捺住轻率的购物冲动,是为了存钱
买新车,或是给孩子攒学费。关注健康的人忍受长期的剥夺感和不方便
是为了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十年维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没人说你总要延迟满足。在这方面,民间智慧讲得好:“人只活一
辈子”“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
忧”。关键是要能达成平衡。为什么有些人能更好地克制冲动进行长期
规划,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解释。但那些努力掌握了这类能力的人有更大
可能学习、记住与自身相关的特定事实,并将之内化于心。知道金钱利滚利的速度有多快就属于这类事实。复利跟物理学中的光速概念一样,是金融宇宙的基石之一。这种事不仅富人(精英)必须了解,还能激励
普通人减少债务、积极储蓄。
了解一件并非切身相关的事实就是一次“棉花糖实验”。要获得不确
定且会延迟的回报,人就一定要自律。长于自律的人更有可能精通有关
财务的长期规划。
阅读和基于未来的思考,或许是建立自律的好方法。面对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既需要阅读和基于未来的思考,又需要打破范式、超越壁
垒、补充新知和修正思维框架。
关于本书:“有意义、有意思”
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不是一本说教的教材,也不是一本完
备的行动指南。我既不可能在书中完整地介绍所有有用的知识,也不打
算列举这些知识的目录。我还不能保证书中所说的一系列理论永远经得
起新科技和时间的长久考验。但我保证书中所有内容都是“有意义、有
意思”的。
“有意义”代表了移动时代(或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代)知识的
主流价值观取向;“有意思”则表明了本书传递的思想适应现代人的阅读
诉求,用新鲜的表达方式和最新研究成果及新颖的案例进行辅助解读,以提高新知识、新思想的有效传播。
第一部分“错觉向左,平衡向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生
活中各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状况,其实都暗藏着各种“错觉”。每当人们在
开车时拿起手机,人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注意力资源会出现分配不足的
状况,人们陷入了错觉;当有人错误地回忆了某件事时,人们总会认为
他在说谎,人们陷入了错觉;那些表现得最有自信的人总能赢得人们的
信任,人们陷入了错觉;当人们精心制作了一份计划并认为绝对能够按
时完成时,还是陷入了错觉。在玩扑克的人中间流行一句格言“长考必
错”,所以《纽约客》记者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
在畅销书《决断两秒间》(Blink)中说,我们在做决定时应该相信直
觉,迅速决断。他的论据是,进化心理学认为,我们已进化到能迅速地
做出决定,进化的成功证明我们的直觉是对的。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跟
我们的大脑在进化时已经大为不同,比如物体移动得更快了。在我们的
视觉系统和注意力进化的时候,我们还不会在高速公路上每小时移动上百千米,所以那时我们不需要注意大量高速冲向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事
物。其二,这一部分还介绍了高价值创造者(精英)是如何保持旧模式
和新方法(或判断力和想象力)的融合及平衡的,另外人际冲突是如何
发生的、男孩到男人是如何演化的等前沿研究。
无论是警惕错觉、不轻信直觉,还是保持“判断力和想象力”的平
衡,那些看起来最合理的结论往往都是错的,通过解密人们认知世界
的“思维习惯”,从而避免“理性”的推理蒙骗了自己。我期待这部分的内
容帮助你绕开思维陷阱,抵御错误、可疑的观念,培育正确的思维习
惯。因为知识为用,思考为本,一切知识显然都是应该为思考服务的。
第二部分“新技术和创造力”,结合复杂经济学、行为经济学、进化
心理学、脑科学等,聚焦于互联网思维、3D打印技术、众包、共享经
济、摩尔定律、“超新星”、“出神状态”等新技术和创造力如何影响了我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说过:“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文
明史的终结。”由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许多职业会不会被机器取代
呢?例如,家政工作者、银行柜员、服务员,等等。事实果真如此吗?
只要个人、企业和政府致力于终身学习,机器就不会抢走所有的工作饭
碗,科技甚至会创造出更多新职缺。如何应对新技术和创造力背后的新
原则,或许是我们能更好地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一大法宝。
第三部分“经济学新思维”,主要关注技术分析和投资演变、破
除“错误认识”、经济依赖和战争的关系、区块链等话题。尽管投资和商
业确实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引擎,但是在现代文明之前,大部分个人并
不能直接从这些活动中受益。相反,普通人还需要为推动历史和金融进
步付出代价,劳动力不断受到剥削。无论是为借款人策划一份独一无二
的协议,还是慧眼寻得一个有潜力的投资机会,抑或是精明地决定最优
的资本结构,在各种各样的投资过程中,创新都居于核心地位。不难看
出,成功的投资者所采取的创造性举措,最终不仅依赖于投资项目本身
的创造性,更依赖于投资管理。虽然短中期或有种种不确定性,但这并
非是最坏的时代,市场仍孕育着巨大机遇,从多维度审视“技术分析和
投资演变”,或许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财富和未来生活。
第四部分“精英主导的时代”,在精英的世界里,无论是气候变化公
约还是世界税收计划都带有很强的正当性,有利于逐步构建国际标准,从而符合某种秩序,或许最终秩序会使普通百姓察觉出奴役感,精英们的计划非常缓慢又掩人耳目,可谓煞费苦心。但当首选方法几乎无作用
时,精英们想起了“冰9”,即锁定或冻结系统。
面对一只狮子,角马的防御要靠群体,一只角马绝不是一只狮子的
对手。在横亘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上,黎明时的一只狮
子走向角马群,它在选择攻击目标,然后冲向猎物。角马会齐心协力应
对狮子,先是四散逃窜,扬起一片尘土,并不停改变方向,当狮子扑上
来的时候却汇成一股,踩踏狮子逼它撤退。不过狮子很少会饿着回去,它最终会杀死一只角马,在阳光普照的原野上吞噬角马的肉,并骄傲地
分享猎物。温热的鲜血从狮子的口边流下,从角马的角度来看,虽然损
失一只很不幸,然而角马群幸存了下来。
塞伦盖蒂草原上的这个场面正体现了当下货币精英们的心态。货币
精英就好像是角马群。他们不是一个阴暗的地下组织,而是特定的一群
人——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学者、记者和智囊团。角马群同意市场
是有效的,尽管有不完美之处。他们同意供给和需求会产生局部的均
衡,而这些均衡的总和是一般均衡。当均衡遭到扰动时,可以通过政策
来恢复。角马群同意浮动汇率会产生推动一般均衡的价格信号和市场反
应。他们赞同自由贸易(这植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优化财富创造
(尽管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他们同意黄金是野蛮人的遗留物。从“焦
虑、合作和掠夺”等角度把脉政府的行动和制度设计,我们或许会发
现,把权力和欲望关在笼子里,公共机构就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而
不会欺压民众。
缺乏智识的人,除了难以发现自己的无知,还有可能失去获得财富
的机会。在移动知识时代如何更有效地适应、把握和利用前沿新知的方
法,以保持对各种信息的洞察力,从而能更好地避免陷入“达克效应”[2]
的陷阱。并不是每个基于未来思考的人,都能在这个新的全球“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时代进退自如。但始终基于未来思考并保持“智识冒险”心
态的人,得到的不仅是一种全新的认识,还会有很多乐趣。
[1]“72法则”,以1%的复利计息,经过72年,本金会变成原来的2倍。这个公式好用
的地方在于它能以一推十。例如,利用8%年收益的投资工具,经过9年(728)本金
就变成原来的2倍。
[2]达克效应(D-K effect),全称为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它
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但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辨别错误行为。这些能力欠缺者们沉浸在
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
力。目 录
内容简介
前言
PART 1 错觉向左,平衡向右
好错觉结好果实
负面记忆和正面记忆
两种类型记忆数据
单线思维和争端导火索
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个体的无知和错觉
真正的知识在别处
个体贡献取决于团队合作能力
“知识的错觉”与“知识的诅咒”
“解释的敌人”与“解释的朋友”
超人与奇才
高质量练习促使社会进步“目的性练习”的作用
成长型思维模式
卓越和平庸的分水岭
从男孩到男人
心智发育不完全按部就班
英雄的“死亡”标志男孩的结束
董事会成员就是原型
判断力与想象力的平衡
爆品创意的细节
需要是发明之母
突破判断力和想象力
所有海洋都是紫色的
创造者绝非单枪匹马闯天下
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多数冲突事件发生在相识者之间
以纯粹的象征性手段激怒他人
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分歧
现代科层制度让冲突变得理性经济学模型与现实
关键假设和潜在结果
模型不等于真实但蕴含了真实性
误解和批评是“脸谱化”而非现实
PART 2 新技术和创造力
艺术与科学的结合
将一切问题变成数学问题
创意和创新是协作过程
政府、大学和企业的“铁三角”
假如经济学是“动词”
自我“计算”、创建和更新的系统
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的自然状态
技术集合如何建构和改变经济结构
“有趣的”或“复杂的”行为
增材制造技术的未来
“万能制造机”从“科幻”走向现实
创新阻力并不只是大企业的烦恼
掌握制造业及工业发展的主动权群体智慧胜过最聪明的个人
“集思广益”如何解构公司权力
“自我实现”的乐趣与利润
每个人都处在“众包”的中心
共享经济的边界
一个从内摧毁整个经济的引爆点
折旧经济学
迫在眉睫的“经济奇点”
“加速时代”的启示
三股力量同时加速构成“加速时代”
“超新星”力量重塑一切
思考新的社会契约
精英工作的新门槛
“小单元”是健康社会的信任源泉
创造力的巅峰时刻
巅峰时刻是否有迹可循
出神状态
情绪对大脑和身体的影响吹笛人传说
“互联网思维”的影响和颠覆
未来社会的生存原则
PART 3 经济学新思维
在修道院看《花花公子》
现代经济学中的异类
早期的技术分析
有效市场理论
技术分析与现代金融
投资学的“三个抽屉”
古代投资的金融成熟度
“投资民主化”的持续进程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论
投资经理群体改变了投资界
破除“三种错误认识”
IT投资不能盲目
服务业的能量不可低估
别让非正规经济窒息了整个经济体战争经济学
经济相互依赖和发生战争的可能方式
保持开放贸易和贸易中断的可能性有多大
“贸易预期理论”并非永远正确
区块链技术的新突破
解决“需求巧合”问题
数字货币世界中的“狗仔队”
“去中心化”和“去信任化”
解决“拜占庭将军问题”新突破口
PART 4 精英主导的时代
中产阶级与社会转型
“中产阶级”的时代演变
东京近郊的“新中产阶级”
崛起的“工薪族”
无法绕开的“两座大山”
价值追求和国家认同
自私也许不是人类的天性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更善于合作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
合作如何被“激活”
“公平”确保人们合作
物质激励因素及利用
“掠夺之手”的独特视角
从“看不见的手”到“掠夺之手”
经济学家面对“私有化”的不同态度
“合适的技术”难以被引进
人才配置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冰9”药方
当“疫苗”失效
投资者防止被收割的方法
适应源自对稀缺资源的竞争
“酒吧反馈和记忆”的隐喻
空抽屉和文件组合
理想的资产组合方式PART 1 错觉向左,平衡向右
记忆的打捞,是非常任意的。回忆某件事情时,存在这样的危险,那
就是我们激活的记忆痕迹,它或许会张冠李戴,让我们误入歧途。比如
说,你跟朋友谈论去海滨的旅程,你回忆起你们俩上一次去海滨时吃过扇
贝,你朋友却说没吃过,那不是上一次吃的,而是上上次。你再想了想,发现你朋友是对的。你搞混了两次不同的记忆,因为他们的情境是相同
的。我们总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同时又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有没有犯错。
——亚历克斯·麦克布赖德(Alex McBride)
英国刑事辩护律师、《远景》(Prospect)杂志“普通法”专栏作者,语
出《律师为什么替“坏人”辩护?:刑事审判中的真相与谎言》(Defending
the Guilty:Truth and Lies in the Criminal Courtroom)
在物质丰富、信息量巨大的时代,映入我们眼帘的东西很杂很多,但
在不经意间会被我们忽略。即我们看见的东西,经过大脑的筛选,可能并
不会被看到。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而我们看不到的,并不
是不存在的。
具体来说,人们在观察物体时,由于物体受到形、光、色等不同环境
和因素的干扰,加上人们的生理、心理原因而误认物象,往往会产生与实
际不符的判断性的视觉误差。事物一定会存在光和影,如果不能同时捕捉
到这两个方面,就无法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说,单线思维是无
法看清真实情况的。而单线思维又往往阻碍人们迈向成功,并成为许多争
端的导火索。好错觉结好果实
由被称为20世纪“文学神秘人”的詹姆斯·埃伦(James Allen)撰写的
《原因与结果法则》(As A Man Thinketh),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里广为流传,书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好的思想和行为不会产生
坏的结果;坏的思想和行为也不会产生好的结果。”日本印象训练研究
指导先锋西田文郎把这句话中的“思想”一词换成了“错觉”,这就是他在
《错觉的法则:识破大脑诡计的思维管理法》一书中所要传递的核心主
张:“好的错觉因爱和感恩而生,坏的错觉因憎恨和不满而生。好的错
觉会结出好果实,坏的错觉会导致坏结果。”
作为日本当红的“潜能开发魔法师”,西田文郎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进行科学开发大脑潜能的研究,构建了利用生理学和心理学提升大脑功
能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级大脑训练”(Super Brain Training,SBT)法。松下电器、日本铁路、资生堂等商业巨头曾争相邀请他为自
己企业的员工做培训,由他开设的企业家研修会“西田塾”更是吸引了日
本各地的企业经营者踊跃参加,经常一席难求,并由此帮助了许多人在
各行各业中脱颖而出。西田文郎还在运动领域进行科学的大脑潜能开发
指导,帮助众多运动员在比赛中获得好成绩。经过45年对大脑的深入研
究,西田文郎得出一个结论:大脑认为正确的事情,其实99%以上都是
错觉。即生活中各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状况,其实都暗藏着各种错觉。负面记忆和正面记忆
让人类引以为傲的大脑究竟是如何产生错觉的呢?西田文郎研究发
现,大脑由“理性脑”(最外层的大脑新皮质)、“感性脑”(位于第二层
的大脑边缘系,负责发出各种情绪信号)、“反射脑”(位于第三层的脑
干,控制自律神经和激素,使人类能够适应环境变化,负责身体的本能
反应)三层结构组成。
在西田文郎看来,人类是大脑新皮质(即“理性脑”)极端肥大化的
动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构建出如今的高度文明。然而,真正决
定我们行动的,其实并不是大脑新皮质。人们的行动都是由本能反射区
(Instinct Reflex Area,IRA)发起的,其包括大脑边缘系和脑干,相当
于最具动物性本能的原始脑,负责掌控我们的判断。也就是说,不论如
何努力尝试用人类特有的大脑新皮质来理性思考,只要具有动物性的本
能反射区没有发挥作用,我们就无法采取行动,也就无法实现目标。
本能反射区的重要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属于潜意识领域,因此无法靠意识性的意志力对其进行操控。
·理性无法在此发挥作用。
·储存着过去的数据。
·输入到本能反射区的信息,会被杏仁体分辨为愉快或不愉快。若
是愉快,就被储存为放松与正向情绪的记忆;若是不愉快,就被储存为
压力与负面情绪的记忆。
·从本能反射区输出的信息,一定都伴随着情绪。
·理性脑会基于本能反射区的这些记忆数据对事物进行判断。
·本能反射区与具有想象力的右脑有很强的关联关系,只要本能反
射区产生负面情绪,右脑也会跟着产生负面想象,让左脑的正向思考无
法发挥作用。
·相反地,只要本能反射区产生正向情绪,就能轻易转化为正向思
考。我们往往以为靠“理性脑”就能掌控自己和人生,那为什么许多人明
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还会一支接一支抽烟呢?在睡不着的深夜里,相
信你应该有过无数次“睡着的尝试”,也会理性地思考“再不赶快睡,会
影响明天的工作”,但无论大脑新皮质怎么努力,只要负责掌控脑干的
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失衡,眼睛就只会越睁越大,迟迟不能入眠。恋
爱也是一样,如果理性地认为“绝对不可以喜欢上那个人”就能平息心中
的冲动,我们就不会为情所困了。可见,支配我们行动的主要因素并非
理性思考,而是在潜意识里产生反应并采取行动的本能反射区。可以
说,本能反射区的作用决定着我们的人生。
如果你没有任何梦想或目标,今后的人生恐怕也就马马虎虎过下去
了。因为20多岁时没有梦想,只是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到了40多岁时
能幡然醒悟发愤图强、一心朝着梦想努力前进的例子几乎没有,这到底
是为什么呢?西田文郎研究发现,原因就出在本能反射区并没有进入那
样的状态之中。因为我们的大脑都是基于本能反射区过去累积的记忆数
据对事物进行判断的,不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发生变异。
人类的行动取决于本能的大脑,但这是否代表我们就无计可施了
呢?西田文郎说,答案并非如此。如果你目前的人生进展并不顺利,那
么可能意味着你的本能反射区里储存着“工作=办不到”“自己=失败”等这
样的负面记忆,并且它们成了发出种种负面行动指令的依据。
要扭转这种局面并不难,据西田文郎研究得出的成果:只要将好的
记忆输入本能反射区里,自然就能产生好的行动。不过,此时你要明确
一点,那个好的记忆是否是真实的并不重要,哪怕只是一种主观认定也
没关系:“工作=办得到”“自己=很成功”“学习=很享受”“考试=考得
上”“金钱=送上门”“投资=高回报”……
比如,想要成为真正的有钱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脑产生一
种“我就是特别容易赚到钱的幸运儿,所以我一定能赚大钱”的错觉。又
如,孩子的能力开发也是同样的道理。只要一直坚持对学习不好的孩子
说“你一定能学好”,他们就会产生“也许我真的能学好”的错觉,成绩也
会随之上升。与此相反,如果给孩子造成“我恐怕学不好”的错觉,他们
真的就会学不好。换言之,理性让人思考,感性让人行动。想要过上好
的人生,就要欺骗你的大脑,让它产生好的错觉。两种类型记忆数据
成功者常常会说:“我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之后才最终取得了
成功的。”每次听到这种话,西田文郎都会忍不住去想:“这个人正沉浸
在错觉中呢。”个人所能经历的事情数量很有限。在这一点上,无论是
公司的CEO还是普通职员,都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把普通职员打扫卫
生间之类的小事都算上的话,他经历过的事情可能比CEO还要多。这说
明人亲身经历的多寡与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关联关系。
西田文郎深入研究分析发现,人类持有两种类型的记忆数据。
一种是“行动造成的制约记忆”。大脑会对体验和经历过的事情记得
清清楚楚。举个例子,假如你现在是一名高中生,并且是学校田径队的
一员,那么你一定会去想象自己究竟可以跑多快。假设你迄今为止的百
米最佳纪录是11秒02,你想要“通过暑假的反复练习,或许能把成绩提
高到11秒”。可以说,这就是基于自己曾经的行动产生的可能性限制,即经验的制约。因为是以现状作为基点进行思考的,所以如果想象自己
将来在奥运会上夺金摘银的场景,你就会觉得:“那简直是远到离谱的
事情,根本不可能,还是算了吧。”
还有一种是“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如果只是单纯想象,那么制约
的范围就会大得多。例如“这个夏天我要打破百米的高中生纪录”这样的
目标,就属于想象的制约。换句话说就是“在开始做某件事之前就认为
自己做得到”。即便是从经验的制约来看无论如何都很难达成的目标,靠想象的制约驱动的人,都会从“已经达成了目标的自己”的角度向前逆
推,因此,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或理想。
在不曾体验过跳伞的人当中,有些人会说“我一定能办得到”,也有
些人会说“我有恐高症所以我办不到”。还没体验就擅自下结论,也是出
于这个原因。最有趣的情形是,有的男生根本还没和对方交往,就能想
象两人一起生活的情景,还一个人痴痴傻笑着说:“原来和她在一起是
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也是“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中的一种。
其实仔细想想,所有的发明都来自于“想象造成的制约记忆”。因为
在被发明出来之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那种东西,是发明者利用了想象,仿佛自己实际体验过一样,才最终创造出来的,这绝对是“好错觉
带来好结果”的最佳例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与发明无关,但第一
个吃海胆的人真令人佩服。海里的一个外壳全是刺的黑色物体,敲开以
后还有颜色与形状都很恶心的内脏,换作普通人,应该会立刻丢掉。第
一个想象到“这个应该能吃”(也就是产生错觉并且真的吃下了海胆)的
人……人类大脑这种将不可能转化为可能的肯定性错觉,真的很了不
起,因为人们第一次看到海胆时,通常都不会认为是食物。毋庸置疑,大脑思考的事多半都是我们没有实际体验过的,是仅靠想象得来的。成
功者即使没有实际体验过各种事情,也能因为肯定性的“想象造成的制
约记忆”获得成功。明明没做过,却能拥有“做过的感觉”,从某种程度
上可以说,他们都是凭借错觉取得了成功的。
同样的情形若是换成拥有负面制约记忆的人,就绝对无法成功,因
为这样的人会出于恐惧而不敢挑战。他们甚至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当
然也就无法奢望成功的那一天了。对此,西田文郎毫不讳言地指
出:“成功者会以想象的制约为中心开展行动,而普通人只会以经验的
制约为中心开展行动。由此可见,大脑的错觉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
西。”
距离莱特兄弟[1]
试飞成功仅仅过去了几十年,人类便能够飞上太空
了。“不能飞上天”其实也是这样一种错觉,人类的大脑意识到这件事之
后,一鼓作气实现了飞上太空的梦想。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使用大脑过
上像样的生活的时间很短。在此之前,人类住在洞穴中,几乎用不到大
脑的功能,只是以生存为目的长时间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工业革命
后,人类才进入了使用大脑产生智慧的时代。因此,人类的大脑其实蕴
藏着无限的可能。产生“未来很光明”的错觉,还是产生“未来一片黑
暗”的错觉,每个人的大脑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为了从这个时代
脱颖而出,答案其实很明了。单线思维和争端导火索
为了说明人类一直生活在“错觉”之中,西田文郎还援引“缪勒—莱
耶错觉”“卡尼萨三角”“菲克错觉”“艾宾浩斯错觉”“鲁宾之壶”和明信片画
作“老妇与少女”等经典作品案例来丰富自己的研究。
缪勒—莱耶错觉
上图为德国心理学家弗兰兹·卡尔·缪勒—莱耶(Franz Carl Muller-
Lyer)于1889年发表的著名视错觉图。在图上的三条平行线中,最上面的
一条看上去似乎要短一些,但实际上它们是等长的。
卡尼萨三角
上图为意大利心理学家盖塔诺·卡尼萨(Gaetano Kanizsa)于1955年发
表的著名视错觉图。图上只有有缺口的圆和楔形线条,但看上去却好像有
一个倒置的三角形置于图案中央。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三角形轮廓叫作
主观轮廓。此外,虽然实际上与周围的亮度相同,但倒置的三角形看上去
显得更明亮,这种效果叫作亮度错觉。菲克错觉
上图为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于1851年发表的视错
觉图,也被称作垂直水平视错觉图。虽然横柱和立柱的长度和宽度完全相
同,但看起来似乎立柱更长一点,横柱更宽一点。据说这是因为与水平的
横线相比,大脑更倾向于认为垂直的纵线更长一些。
艾宾浩斯错觉
上图为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发表的
视错觉图。位于两个图形中心区域的圆形大小相同,但是对比来看,被较
大的圆包围在中间的圆看起来较小,被较小的圆包围在中间的圆看起来较
大。这是因对比而产生的错觉的一种。
鲁宾之壶(又称“鲁宾之杯”)上图为丹麦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Edgar Rubin)于1915年前后发表的
视错觉图,是一幅由黑白两种颜色构成的图案。着眼于白色,会看到两个
面对面的侧脸,着眼于黑色,可以看到一个壶(杯)。由此可见,仅仅由
于着眼点的不同,人们看到的事物就已经截然不同了。更有趣的是,一旦
向大脑中输入了“这是两个面对面的人”这个信息,再看就只能看得出两个
侧脸了;如果告诉被试者“人脸中间有一个壶”,他便只能看得出那个壶
了。这就是人脑的特点。
老妇与少女
上图这幅著名的视错觉图来源于1888年在德国发行的一张明信片,也
被译为“少妇与老妇”或“少女与老妪”等,是一幅很有名的作品。在这幅画
中,既可以看见脸朝向画面深处的少女,也可以看见脸朝外的老妇。有的
人只能看到其中的一种可能,但如果能试着转换一下视角,就会看到完全
不同的另一张脸。
无论是“鲁宾之壶”还是“老妇与少女”,人类的大脑只要有一次看出
了其中的某个图案,之后就很难再看出另一种了。这是因为大脑具有线
性思维的特征。实际上,在同一幅画面当中,既存在“面对面的人”,也
存在“壶”;既画着“少女”,也画着“老妇”。但如果只努力看其中一种的
话,就会无视另一种可能性。大脑不能同时看到两种事物,在看
到“壶”的时候就看不到“面对面的人”,在看到“少女”的时候就看不到“老
妇”。
事物一定会存在光和影。如果不能同时捕捉到这两个方面,就无法
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也就是说,单线思维是无法看清真实情况的。
由此,西田文郎认为,正是这种单线思维阻碍了人生迈向成功,成为许
多争端的导火索,让人们陷入错觉之中无法自拔。只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有很多人喜欢占卜,每天通过手机或网络查看自己血型和星座对应
当天运势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会因占卜结果或喜或忧。西田文郎一针见
血地指出,这种占卜实际上毫无意义。所谓的“占卜应验”,其实是利用
人的心理产生的错觉。据说一所大学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被试者在完
成了一次结果与内容毫不相关的心理测试后,工作人员将“你具有浪漫
的一面”和“你虽然表面上开朗活泼,内心深处实际上抱有某种不安的情
绪”这两种结论随机发给被试者,结果90%的被试者都表示“确实说得很
准,这就是我”。这种用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让人们相信确实反
映了自己真实状况的现象叫作巴纳姆效应[2]。
看到健身房打出的“曾经的胖子变得这么瘦这么帅”“半年时间从
70kg瘦到50kg”这类广告时,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只要去健身房,身材也
能变得那么好”。然而实际上,只靠去健身房是不可能简单轻松地瘦下
来的。如果不严格遵照教练的指导,做不到控制饮食与运动相结合的
话,是不可能塑造出理想身材的。即便如此,当人们看到前后的对比照
片时,也还是会认为“这个人看上去效果明显,那个人看上去变化也很
显著”,从而无法进行正确的判断。人们会产生“我也可以变成那样
吧”的错觉,进而花大价钱办了健身卡。
在药店里我们可以看到健康食品和营养补充剂上写着“1粒相当于20
根胡萝卜(所包含的营养元素)”“本饮品1瓶中含有10个柠檬所含的维
生素C”之类的广告语。冷静下来想一下,假如我们在一天中真的吃了20
根胡萝卜或10个柠檬,那么应该无法完全吸收其中的营养成分吧。然而
这种广告却制造出一种错觉,让我们觉得“还是吃这个对身体有好处”。
导致的结果就是,虽然不觉得这是必需品,但还是买了回来。另外,类
似“以前是这样的,以后会变成……”“喝了这个就会达到……效果”的宣
传,都是利用了让人们陷入片面思考从而产生错觉的方法。
西田文郎把“大家一起闯红灯时不会觉得害怕”的心理叫作风险转移
[3]
,指的是平时能够保持稳健的思维方式、生活比较有节制的个体,在
因为某种原因结成了一个团体的时候,即便其中个别人的言行过激,他们却突然不再介意,而是继续与团体保持相同的步调。即便其中每个人
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时候都很慎重,也还是会出现几个人在商量某件事
的过程中,讨论会朝着极端的方向快速发展,最终得出过激的结论而非
体现整体平均意见的情况。集团化的欺凌和网络暴力也属于这类现象。
一旦几个人聚在一起,就很容易出现欺负某个个体,或者评论某件事情
时反应激烈的情况。如果舆论倒向一边,那么持反方意见的人就会被大
多数人斥责。如果单独去看这些反应激烈的人,每个人平时都没有表现
出如现在一般的过激情绪,但此时他们却引导舆论倒向了一个极端的方
向。
以闯红灯为例,西田文郎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但只要
团体中存在一部分想要闯红灯的人,其他人就会产生同意的错觉。虽然
没有人说无所谓,但大家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无所谓的氛围。即便有人冷
静了下来觉得危险,也还是会因为这种无所谓的氛围最终大摇大摆地闯
红灯。
听到“5万元的按摩器”,大家会觉得很贵还是很便宜呢?如果听
说“类似的机器也有只卖2.5万元的”,有人就会觉得5万元的机器相当
贵;但是如果听到“只限今日特价,原价10万元今天5折”,又会觉得买
回来就是赚到了。像这样,即使是同一件东西,最初的提示信息不同,带给人们的错觉也不一样,这种现象叫作锚定效应[4]。这个词来源于船
上的锚,将锚固定之后,船只能在缆绳牵引的范围内活动。同样,人们
在对某件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思想也会受到预定好的基准点(锚)的
束缚。
商家经常会用到锚定效应。商场的橱窗里时常陈列着一些高价的名
牌商品,路过橱窗的人看到后很容易产生“高档商品果然看上去很不
错”的想法,进而走进店内,比较之下就会认为卖场里的普通商品很便
宜,最终买下来。如果在橱窗里摆放便宜的商品,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了。这种利用人类心理错觉的市场营销手段往往被应用到很多场合。
假设团队中只有一名女性A,其他团队成员都是男性,在这种情况
下,无论A做了什么,男性们都会依照对女性的理想化想象或者固有观
念进行解读,得出“女性果然这样”的结论,这种现象叫作确认偏差[5]。
这是一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术语,指的是基于个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他
人进行观察时,只收集有利于自己观念的信息,据此来进一步确认自己观念正确性的现象。例如,如果某人持“A型血的人都是一丝不苟的”这
个先入为主的观念,那么与10名A型血的人接触后,即便其中7名都马
马虎虎,他也只会看到一丝不苟的另外3人,并且最终得出“果然A型血
的人都是一丝不苟的”这个结论。
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原本就相信的事情,人们会去寻找线索进行佐
证,并无视那些反例,也不愿去寻找反例,只愿意寻找对自己的世界观
给予肯定意见和证据的线索,无论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先入为主的观
念有好的一面,就是很容易对未知的事物进行预测,但同时也很容易在
对他人的观察中只倾向于收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无视中立意见,无法
对客观事实进行验证,这是极其危险的。一旦开始有了错觉,就只能看
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是人类大脑的特性。
[1]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是一对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兄弟,哥哥是威尔伯·莱特
(Wilbur Wright,1867—1912),弟弟是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1871—
1948)。他们是美国的发明家、飞机制造者。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首次试飞
了完全受控、依靠自身动力、机身比空气重、持续滞空不落地的飞机,也就是“世界
上第一架飞机”。
[2]巴纳姆效应(Barnum Effect)是1948年由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通过实验证明的一
种心理学现象,以杂技师巴纳姆的名字命名。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会很容易相信一
个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特别适合他,即使这种描述十分空洞,也仍然认为反
映了自己的人格面貌,哪怕自己根本不是这种人。
[3]风险转移(Transfer of risks)是指通过合同或非合同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他人的
一种风险处理方式。后多引申为将风险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失全部或部分转移给他
人。
[4]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又称为沉锚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
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一般
而言,“锚”只要受到人们的注意,那么无论其数据是否夸张、前例是否有实际参考
效用、对决策者是否有提醒功能,该锚定效应都会起作用。当然,参照物与估测答
案的相关性、相似性越大,锚定效应越显著。
[5]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又称为确认性偏差,是指一旦人们形成先验观
念,他们就会有意识地去寻找支持或者有利于证实自身观念的各种证据,有时甚至
会人为地扭曲新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避免了因后悔带来的痛苦,而且这
些证据对自身观念的支持更助长了他们的“过度自信”。个体的无知和错觉
超人可凭一己之力拯救地球,福尔摩斯在灵光一现之后瞬间破解案
情并将罪犯绳之以法,玛丽·居里受到的推崇之高就好像是她独自发现
了放射性元素,牛顿仿佛凭空想出了三大运动定律,蒙古人在12~13世
纪攻占的广袤疆土皆归功于成吉思汗,罗马帝国对犹太行省所施之恶行
都怪罪于本丢·彼拉多[1]
一人……人类自建立社会以来,个体总是被赋予
创造壮举的重任。
美国布朗大学认知、语言与心理学教授史蒂文·斯洛曼(Steven
Sloman)和认知科学家、科罗拉多大学利兹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菲利
普·费恩巴赫(Philip Fernbach)合著的《知识的错觉:为什么我们从未
独立思考》(The Knowledge Illusion:Why We Never Think Alone)却告
诉人们:“其实我们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聪明。”他们通过多年的研究
和各种事实分析进一步告诫世人:人类个体对世界的了解简直少得可
怜,无人拥有超级大脑。让人类称霸世界的,不是什么个人理性,而是
集体思考能力。这既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弊端。了解个体的无知和错
觉,认清集体的理性与非理性,或许可以让我们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真正的知识在别处
人们是怎么发现并承认自己无知的呢?斯洛曼和费恩巴赫引入了一
个被称为“解释性深度错觉”(Illusion of Explanatory Depth,IoED)的测
试工具,专门用来测试人们实际所知和他们自认为所知之间的差距。具
体的做法是,要求被试者对某件事物进行解释,并说明这种解释是如何
影响他们对自身理解力的评价的。
测试过程并不复杂,参与测试的人会被问到三个问题。以拉链为
例,第一个问题:“请自评对于拉链工作原理的知识了解多少,如果了
解程度为1~7,你会给自己打几分?”第二个问题:“拉链是如何发挥作
用的?请描述使用拉链的所有步骤,越详细越好。”如果大多数受试者
并非是在拉链工厂上班的,那么他们对第二个问题便所知甚少。他们确
实对拉链的工作原理毫无头绪或概念。紧接着,就会被问到第三个问
题:“现在,请重新自评你对拉链工作原理了解多少,了解程度依然是1
~7,你会给自己打几分?”结果发现,很多人这时打的分都比最开始打
的分要低。在试着解释拉链的工作原理之后,大多数人意识到他们对拉
链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因此在第三个问题上只给自己打了1分或2分。
这项测试表明人们置身于“知识的错觉”之中。受试者们自己也不得
不承认,他们对拉链的真正了解远不如想象中多。当人们调低第二次评
分的分数时,他们实质上认识到了:“我知道的比我以为的要少。”拆穿
人们的“知识的错觉”着实简单得难以置信,你只要要求他们对看似平凡
的某事给出解释就行。
这一招可不只对拉链有效。以车速表、钢琴键盘、冲水马桶、锁
芯、直升机、石英表和缝纫机为题进行的测试也都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每一位受试者都表现出“知识的错觉”:无论他们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名校的本科生还是就读于社区公立学校的学生。在一所美国常春藤名校
的大学生身上,在一所大型公立高中的学生身上,以及在对美国民众的
线上随机抽样测试中,该错觉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证实。“知识的错
觉”不仅发生在对日常物品的认知上,它几乎无处不在:人们高估了自
己对诸如税收政策和对外关系之类政治议题的理解,在热门科学话题,如转基因作物和气候变化方面也全凭想当然,甚至连个人理财都是一本糊涂账。
关于这些实验结果,一种可能的诠释为,正是受试者努力去解释的
过程改变了他们对“知识”的解读。斯洛曼和费恩巴赫对心理现象的研究
持续已久,但如此强有力的关于理解力错觉的证据实属罕见。
据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深入分析:直觉是属于个人的,它存在于我
们自己的脑袋里。慎思涉及对个人层面所知之事的反思,还有对我们隐
约察觉到的或仅有浅显了解的事实,以及其他人所知之事的反思。例
如,“如果我正在考虑投票给哪个候选人,我可能会向某个我敬重有加
的人征询意见”。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否慎思取决于知识的共同体。故
此,“解释性深度错觉”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直觉系统高估了它能
够缜密思考的程度。当我问你马桶如何运作时,你的直觉系统回答
说,“这不难,我对马桶再熟悉不过了。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当要求你阐述马桶的工作原理的时候,你的慎思系统将会不知所
措,因为你的直觉不过只看到了皮毛而已。真正的知识在别处。
尽管人类擅长因果推理,但在专精领域之外往往流于肤浅。我们都
听过小孩子们一遍一遍地问“为什么”,直到被他们缠着的大人们说
出“答案”。孩子们隐隐察觉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大人解释得越深入就会
引出孩子们越多疑问。另一种关于“解释性深度错觉”的说法是,成年人
忘记了事情是多么复杂的而决定不再发问。个体贡献取决于团队合作能力
自文明诞生之初,人类在其团体、氏族或社会内部已发展出了各有
特色的专职领域。他们成为族人当中的农人、医者、匠人、向导、乐
师、诗人、厨子、猎人、斗士,或拥有其他专长的一员。每个人可能在
多种专业上都有所建树而非只有一项技能,但从未有人是所有行当的全
能手。就像厨师不可能会做所有的菜肴,再令人钦佩的音乐家也无法对
每件乐器或每种类型的音乐都手到擒来,没有人能独揽一切。
合作由此而生。社会性、群体化生活的主要好处便是易于分享我们
的技能和知识。比如,每当我们洗碗时,我们一边感谢上天有人发明了
洗洁精,一边感谢另一个聪明的家伙能够让热水从水龙头中流出。而我
们对其中的原理一无所知。
对此,斯洛曼和费恩巴赫毫不讳言地指出,“思维为支持复杂行为
而演进。心智处理信息,因而个体能够采取行动,进而使他们能够依自
己的喜好改变环境”“个体的贡献取决于团队合作能力而非你的脑子转得
有多快”“当多个认知系统协同作业时,群体智慧的出现超越了每个个体
的能力所及”。蜜蜂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蜂巢复杂得离奇,远比它各个部分的总和要复杂得多。蜂巢所采取
的策略与企业如出一辙:不同的个体在群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中有
工蜂(雌蜂):保护巢穴、采集花蜜和花粉、制作蜂蜜供寒冬补给、用
蜂蜡建造储存食物的巢脾并喂养幼虫;有蜂后:负责组建一个新蜂群,然后交配和产卵;还有雄蜂:一些离开原生蜂群并与其他蜂群的蜂后交
配。蜂巢本身经过了精心周密地组织筹划。蜂蜜和花粉储存在靠近蜂巢
顶部的蜂房中,发育中的幼虫栖身于靠近底部的蜂房,工蜂、雄蜂和蜂
后也在此,它们在各自独立的区域内发育成熟。
蜂巢通过合作解决了不少难题。工蜂收集和储藏食物,使花粉和花
蜜在无迹可寻的寒冬中仍供给不断。工蜂还保护蜂巢免受入侵者之扰,捍卫食物和幼虫。基因多样性借由蜂后同来自其他蜂群的雄蜂交配而引
入。
任何个体都无法独当一面。工蜂无法独自完成交配,雄蜂无法自给,蜂后无法独立保护蜂群。大家各司其职,而且做得相当专业。工蜂
并不知道自己是工蜂,雄蜂也意识不到自己是雄蜂。它们埋头干着演化
为各自设定好的工作,整体能够运作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担负起这极端复
杂的行为系统中相对简单的一部分。人类个体可比一只蜜蜂聪明多了。
但从另一个层面看,人类和蜜蜂有一项相同的特质:我们都利用多个实
体的协同作业来造就大规模的智能体系。人类能成为空前复杂而强大的
物种,不仅取决于个体脑的成就,还仰赖于群体脑的协作。诚如斯洛曼
和费恩巴赫指出的那样:“智慧生物比与之竞争者更有机会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们更善于采取那些能在短期和长期内受益的行动。”
除了蜂巢,“狩猎共同体”也是个显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当中,个
体智慧在狩猎中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制造有效的武器、预测动物在受到
威胁时的反应、宰杀并保鲜肉质都需要令人钦佩的智慧。但在一次狩猎
行动中,这些还远不足以捕杀一群野牛,更别提如猛犸象那样的巨兽
了。没人能凭一己之力做到这些,而认知劳动分工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共同体中的每位成员各掌握一项对整体目标有所贡献的技能,掷矛的、屠宰的、生火的,他们各司其职。当认知劳动被分化时,效能和功率将
获得爆炸性的增长。
这种基于“认知劳动分化”的爆炸性增长可见于建筑物的施工过程
中。凭个人之力能够搭起一顶帐篷甚至一座木屋,而建造一处带有室内
管线、绝缘层、恒温器、功能齐全的厨房以及家庭娱乐系统的现代居
所,则需要群策群力。当今的住宅建设涉及多个工种:测量师、挖掘机
师、搭架工、砌砖工、屋顶工、水管工、木匠、油漆工、泥水匠、电
工、橱柜安装工、园林师、石膏板与窗户安装工以及铺地毯的工人。有
些人或许一专多能,但没有谁能单独挑起上述所有重任,做得既合乎法
规又让今日的消费者无可挑剔。
大型建筑的施工,从古埃及金字塔到现代摩天大楼,无一不需要认
知劳动分化。中世纪大教堂的建造者更多的是四处游历的石匠和其他技
艺娴熟的技工:采石匠、砂浆工和泥瓦工。当然还有资助人、建筑师以
及在工程之初所需的其他设计师。建造这些大教堂被视为一项耗时达数
十年乃至上百年的集体工程。大多数建造者并不指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
教堂落成。正是共同的努力与所有权的公共性成就了那些大教堂惊人的
宏伟、壮丽和不朽。这些例子说明了心智的一项关键特质:其演化历程不是个体独自奋
斗之路,而是群体协作的过程。连思维的演化都是彼此相依、结合在一
起的。正如一个蜂巢,当每个个体独当一面时,群体智慧将大于各部分
的总和。“知识的错觉”与“知识的诅咒”
斯洛曼和费恩巴赫深入研究还发现,“知识的错觉”之所以会发生是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知识共同体”当中,而且我们无法区分哪些知识是内
化了的,哪些根本不在我们头脑里。我们自以为那些有关事物运行规律
的知识是印在自己脑袋里的,而事实上我们从周遭环境及他人身上获取
了很多。如此说来,我们难以分清知识已内在掌握还是取自他人智慧也
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我们常常,或者可以说总是,在具体行事时二者都
会涉及。这既是认知的特征也是认知的死结。
多数人的理解力仅限于意识到知识就在那里,高级的理解力通常还
包括知道可以去哪里获取知识,只有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才真的能把可
用的学识存在他们自己的记忆体里。理财决策是阐明“知识共同体”的绝
佳实例,因为金融资产的价值在根本上取决于整个社群。经济学复杂得
吓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为“沉闷的科学”),大多数个人对此只有
最粗浅的理解。然而,经济学依旧稳步前行,因为它们并非依赖个体的
理解力。一种经济制度能有效运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分担了一小部
分。这就是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反复强
调的:“记住,对某些特定资产的排他权不是来自你自己的想法,而是
由于在其他人心中的观点也支持你的这种专有权。这样的做法极度需要
彼此,用以维护和掌控彼此的财产。”
不过,“知识的错觉”与一些经济学家常说的“知识的诅咒”正好相
反。当我们熟知某样东西时,很难想象竟有人不知道。当我们放出一首
经典的曲子时,有时会讶异于竟然有人听不出来。如果我们知道某个常
识性问题的答案,比如谁是《音乐之声》[2]
的主演,我们便倾向于假设
其他人也知道这个答案。“知识的诅咒”时常以马后炮的形式出现。假设
我们支持的球队赢了一场大赛或我方候选人在选举中获胜,这时我们会
感觉自己一直都知道结局会是如此,而且认定其他人也抱有同样的预
期。“知识的诅咒”即我们倾向于认为“吾之所想即人之所想”。在“知识
的错觉”中,我们则倾向于认为“人之所思即吾之所思”。这两种情况的
共性是,我们都分不清谁到底知道些什么。照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蜂巢思维中,严
重依赖他人和环境来储存我们的知识,真正记在自己脑袋里的绝大部分
知识都相当粗糙或肤浅。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这种粗糙和肤浅都心照
不宣,因为其他人也不指望我们知道得更多,毕竟,他们的知识也渊博
不到哪里去。由于认知劳动分化的存在将掌握不同领域知识的责任分解
到了整个社群中,我们尚能勉强度日。
“认知劳动分化”是认知演化的基本方向,也是当今社会运行的基本
原则。正是在整个社群中共享知识的能力,让我们登上月球、生产汽
车、修建高速公路、调制奶昔、拍摄电影、在电视机前打发时间,享受
社会生活给我们提供的便利与安全。“认知劳动分化”使得社会生活与野
外生存之间产生了云泥之别。
顺着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思路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当别人脑中
的知识能够为己所用时,这会导致我们高估自己的理解力。因为我们生
活在一个分享知识的共同体当中,每个个体都无法分辨出知识到底储存
在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脑袋里。这引发了“深度错觉”:当我对个人理解力
进行自评时,他人的想法也被纳入其中,因而,我对自己的理解力的自
我评价往往比实际更高。
但是,依靠别人帮我们保存知识也有不利的一面。大多数人应该都
很熟悉爱丽丝(《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主人公),但今天,鲜有人真的
读过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那本孕育了爱丽丝的小说,许多人
都是通过电影、卡通片以及其他电视节目间接地了解到爱丽丝,而未通
过阅读卡罗尔的原著来感受那种独特而离奇的体验。如果我们不懂微积
分,我们就无法想象时间被压缩转瞬即逝的美感,以及这又是怎么与曲
线的切线方程扯上关系的。这就是活在“知识共同体”中的代价之一:我
们与那些只能通过他人的知识和体验而了解的事失之交臂。
我们现在做各种业务已离不开互联网的参与,你会发现很难评估个
人自身在其中的能力表现。一切证据都指向,你和电脑是一个团队,且
这个团队生来就比个人更出色。因此证据表明,你比那些无法利用互联
网的人表现得更好。由于思维的延伸远超头骨之外,且包含了所有可用
于追寻目标的工具,它几乎不可能准确地衡量你个人贡献了多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分别在杰拉尔德·福特
(Gerald Ford)和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担任美国总统期间出任国防部长。他的著名言论之一是关于区分无知的几个层次:“知道自
己知道,这指的是我们对自己已知什么心知肚明;知道自己不知道,这
是说我们对自己不知道什么有自知之明;还有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指的
是我们对未知的愚昧无知。”“知道自己不知道”尚属可控,真正的罪魁
祸首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由于我们混淆了内化的知识和可获取的外
在知识,我们远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知何其浅薄。在生活中,我们由
此迷信自己了解得比事实上多。“解释的敌人”与“解释的朋友”
“知识的错觉”以及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经常让人的理解颇为肤
浅,以致让人做出一系列不够明智的决策。斯洛曼和费恩巴赫提出了一
个概念,叫作“解释的敌人”。具体来说,我们往往不求甚解,有时我们
貌似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才愿意做出决策,但其实我们做出的“深入
了解”是极为有限的。
斯洛曼和费恩巴赫以创口贴为例做了生动而又形象的演绎。商场里
张贴着一条创口贴的新广告语“泡沫填充物让伤口更快愈合”,很多顾客
会觉得不懂,也没有购买的兴趣,但只要多加一点文字说明,比如“泡
沫加速了伤口周围的空气循环,由此达到灭菌的效果,这使伤口愈合得
更快”,有了这个简单明了的说明,人们于是对此种创口贴产生兴趣,马上就提高了购买欲望。
告知泡沫的作用,这给人们一种得到“因果解释”的感觉。但这个解
释实际上还是很肤浅的,它没有告诉我们泡沫是如何加快空气流通的,也没说为何空气流通能杀死细菌。碰巧,大多数人并不想了解这些细节
性的问题。如果再多加一点说明,比如“泡沫将填充物与伤口隔开,使
空气流入,空气中的氧气会抑制大量细菌的代谢,并消灭它们,这让伤
口愈合得更快”,此时大多数人对产品的评价反而降低了。过多的“因果
解释”真的会让消费者丧失兴趣。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称,这就是“解释的
敌人”。
据斯洛曼和费恩巴赫的深入分析,当我们进行决策时,绝大多数人
都是“解释的敌人”。关于“解释的细节”存在一个最佳点,太多太少都不
好。当然,我们都知道总会有那么几个人不在此列,他们试图先掌握所
有细节,再做选择。他们会花上数日学习一切能找到的资料,弄懂新技
术的全部来龙去脉。我们管这类人叫作“解释的朋友”。
“解释的敌人”和“解释的朋友”之间究竟有何差异?斯洛曼和费恩巴
赫通过“认知反射测试”案例做了进一步说明:得高分者往往不会被诡计
欺骗,因为反复斟酌自己的理解程度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禀赋。同样,认
知反射程度高的人对所给出“说明”或“解释”的满意阈值也会更高,如第一条以及第二条广告语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想知道更多。但绝
大多数人都是“解释的敌人”。他们早在看到第三条广告语那样的说明之
前就心满意足了。加入过多的细节只会让产品显得越发复杂难懂。有谁
会在乎细菌的代谢活动是怎么回事呢?
做“朋友”还是当“敌人”,哪个更好?这个问题并没有正确答案,两
者都各有利弊。世界是复杂的,因此了解一切是不可能的。耗费大量的
时间用于掌握无关紧要的细节,就像“解释的朋友”所做的那样,可能是
在浪费时间。即使某些人在其专业领域是“解释的朋友”,比如厨房用
具、古董汽车或是音响设备,而当谈到他们不那么在意的东西或其他领
域时,他们又往往成为“解释的敌人”。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面对误导性宣传和无力的解释说明时的脆弱是
无法避免的。我们的许多决策都需要对世界运行机制进行推理。我们得
估计哪种饮食计划最有效,哪种轮胎最有利于雪地行车,或是哪种投资
方案将能让我们退休后过得最好。世界的复杂程度令人生畏,因此,每
个人所面对的决策范围太过广泛,以致任何个人都无法掌握所有的细
节。假如我们在想买一包创口贴的时候都不得不把细菌的代谢过程研究
一番,很多人可能就干脆任由伤口化脓算了。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
们只是随便选一个看着还不错的,而且通常还都挺管用的创口贴。从这
个意义上说,知识其实只是工具而已,静态的知识如果不能跟动态的思
考相结合,其价值可以归为零。
[1]本丢·彼拉多(?—41年),罗马帝国犹太行省总督(26—36年)。根据《新约圣
经》所述,他曾多次审问耶稣,原本不认为耶稣犯了什么罪,却在仇视耶稣的犹太
宗教领袖的压力下,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2]《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丽·安德鲁斯、克
里斯托弗·普卢默、理查德·海顿主演的电影,于1965年上映。超人与奇才
在目睹瑞士男子职业网球运动员罗杰·费德勒(Roger Federer)对角
线位置轻松正手击球时,人们说他“娘胎里就带着会打网球的基因”;泰
格·伍兹(Tiger Woods)能打出350码(约315米)的控制弧线,人们惊
叹他“为打高尔夫而生”;阿根廷天才足球运动员迭戈·马拉多纳(Diego
Maradona)曾声称自己一出生就“自带超凡球技”……不少人由此便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们所拥有的特殊天赋是不会和我们共享的。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被国际著名媒体《快公
司》(Fast Company)誉为“21世纪的彼得·德鲁克”。他在著作《异类》
(Outliers)中也曾提出类似观点:比尔·盖茨、披头士乐队及其他杰出
艺人的成功与“他们个人”没太大关系,而与“他们来自何方”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他们一定都是潜在优势的受益者,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的受
益者,是文化遗产的受益者;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才能刻苦学习,勤
奋工作,以他人无法掌握的方式理解世界。”基于此,人们往往普遍认
为,天赋在很多人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要有聪明的头脑和杰出
的思维能力,对不熟悉的领域也能触类旁通,做出堪比内行的正确决
策。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作为一名屡创佳绩的英国退役乒乓球名将,马
修·萨伊德(Matthew Syed)从体育和音乐等领域入手,在自己的著作
《天才假象:从刻意练习、心理策略到认知陷阱》
(Bounce:Mozart,Federer,Picasso,Beckham,and the Science of
Success)中以众多生动有趣的案例,证明了天赋的重要性被人们过分高
估了。他表示,成功无一例外,都是长时间“刻意练习”的成果,这一原
理适用于任何能体现业余与专业表现差异的领域。高质量练习促使社会进步
“JELCGXORTNKLS”——假如有一位老师一个接一个地念出这样
一串随机字母,每两个字母间停顿一两秒。等老师念完最后一个字母,稍做停顿,你能记住几个?
如果你能记住六七个,就证明了发表于1956年,由普林斯顿大学认
知心理学家乔治·A.米勒(George A.Miller)撰写的最具盛名的认知心理
学论文的基本原则是可靠的。该论文的题目是《神奇数字7,加或减2》
(The Magical Number Seven,Plus or Minus Two)。在这篇论文中,米
勒表示,大多数成年人的短期记忆能力可扩展至7件事,而更大的记忆
容量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和不断重复。
以米勒的研究为基础,1978年7月11日,在卡内基梅隆大学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实验室,一项关于记忆力的壮
举诞生了,受试者被称为“SF”。这个实验是由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蔡斯
(William Chase)和安德斯·埃里克森(Anders Ericsson)完成的(晚些
时候,埃里克森在柏林做了关于小提琴手的调查研究)。他们用数字测
试SF的短期记忆能力。测试中,研究员每隔1秒随机读一个数字,全部
读完后让研究对象按顺序尽可能多地复述这串数字。在文献中记载的这
一天(1978年7月11日),实验人员要求SF回忆出22个数字,这可不是
个小数目,足以令人大吃一惊。逐渐地,有的SF能用短期记忆记下的数
字达到了40个,甚至是50个。最终,经过约两年共250个小时的训练,有的SF能记住82个数字。
要是只看到结果而非过程,有人一定会下结论说这是特殊“记忆基
因”的产物,是“超能力”的产物,或用其他描述“专家表现”(expert
performance)的词语来形容这一“壮举”。
之所以会出现此种“认识偏差”,埃里克森认为主要是由“冰山错
觉”(iceberg illusion)效应导致的:我们目睹的某些与记忆力相关的奇
迹(包括体育竞技领域,或艺术领域的杰出才能)其实是经过多年
的“加工处理”过程后产生的最终产品。我们看不到的水面之下是不计其
数的训练时间,正是大量的时间投入才换来了大师级的表演水平。坚持不懈的练习使得他们熟练掌握了技巧和表演形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心无旁骛的潜心训练“改变了”表演大师的身体内部组织构造及神经结
构。我们可能就是把自己没能亲眼见证的这些训练称作了“神秘的成功
学”。
研究员们当初选SF作为实验对象时,心中是有个标准的:他们的记
忆力不过是一般人的水平。他们刚开始接受训练时只能记住六七个数
字,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所以,他们最终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必定和天
赋无关,而是后天练习所致。后来,有的SF能记住102个数字,这就表
明先前他们并未达到极限。正如埃里克森所说的那样:“显然,通过练
习,记忆力可以无限提升。”
在1925年的巴黎,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亚历山大·阿廖欣
(Alexander Alekhine)曾在双眼被蒙住的情况下同时下28盘棋,赢了22
局,平了3局,输了3局。诚然,“奇迹”说明了大师的心理力量十分强
大,令凡夫俗子望尘莫及,但事实果真如此吗?1973年,威廉·蔡斯和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设计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实验来一探究竟
(蔡斯就是前述给SF做实验的那个研究员)。
他们的实验对象由两个小组构成:一组是象棋大师,另一组是象棋
新手。心理学家向他们展示了棋盘,棋盘上摆着20~25个棋子,就像普
通的棋局一样。展示过程十分简短,然后要求实验对象回忆出所有棋子
的摆放位置。
实验的结果,大师们能一个不落地回想起所有棋子的位置,而新手
们只能记起四五个。不过该实验的精髓还在后面。在下一轮测试中,步
骤不变,不过这次棋子可不像普通棋局那样摆放了,而是随机摆放的。
这一次,新手们能记起的位置仍然不超过5个。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下了快一辈子象棋的大师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回忆第六或第七个
棋子的时候,他们也被难住了。这再一次证明,根本不存在特殊记忆能
力。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简而言之,大师们看到棋盘上“错落有致
地”摆放着的棋子时,就像我们看到了单词。长时间下棋积累下来的经
验使得他们只要全神贯注地看上几眼就能将棋子进行编码和“组
块”(chunking);同样,我们对语言的熟悉程度使得我们能将字母构成
一个模块——一个我们熟悉的单词,进而实现快速记忆。这项技能源于多年来对相关语言的熟悉度,和天赋无关。一旦棋子随机摆放,象棋语
言被破坏,象棋大师看到的仿佛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字母,和我们这些
普通人就没什么两样了。
在桥牌等其他游戏中,人们也有类似的发现。这些例子一次又一次
地表明,成功的关键在于后天的练习,而不是天赋。大师们的惊人才能
也不是生来具备的,而是在多年付出后习得的,一旦超出其特定的专业
领域,大师们也无所适从。就拿SF来说,虽然有的已经具备了记住82个
数字这项惊人才能,但要是让他们记辅音字母,最多还是只能记住六七
个。
人类努力钻研的所有领域的门槛都在急剧升高。拿音乐领域来说,1826年,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创作了《十二首超级技巧练习
曲》(12 Etudes D'execution Transcendante),那时人们认为这些曲子几
乎是无法演奏的,而今天,每位顶级钢琴家都会弹奏。1900年奥运会男
子100米的最快速度是11秒,在那时是个奇迹,而在今天,这种成绩的
选手连进入全国高中总决赛的资格都没有。1924年奥运会跳水项目禁止
空翻两周这一动作,因为太过危险;而如今,它已成为必选动作。1896
年奥运会马拉松的最好成绩只比今天波士顿马拉松的门槛成绩快几分
钟,如今很多业余马拉松爱好者都能达到。13世纪的英国学者罗杰·培
根(Roger Bacon)认为掌握数学至少需要三四十年,而如今,每个大
学生都会学习微积分课程。各个领域都是如此。
在萨伊德看来,从古至今,各个领域内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进步,不
是因为人们的天赋越来越高(达尔文进化论发挥效用的时间跨度远长于
此),而是因为人们肯花更长的时间去练习,下了更大的苦功(越来越
专业),而且头脑更加聪明了。因此,是大量高质量的练习,而不是基
因促使进步出现的。“目的性练习”的作用
沿着米勒、蔡斯、埃里克森等学者的研究,萨伊德通过自己的和其
他案例进一步说明:“刻意练习”是如何一步步成就卓越的。
萨伊德出身普通家庭,他却凭借自学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哲
学与经济学,以一等成绩毕业。他之所以能在乒乓球领域崭露头角,并
两次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更是源于他自幼就远超同龄人的乒乓球练
习。乒乓球在英国是一项主流运动,犹如篮球之于美国,足球之于巴
西。他的成功,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但更加无法忽视的是他自己长
时间的“刻意练习”。
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想要在任何复杂领域达到世界顶级水平,至
少需要长达10年的练习,而普通人正是倒在了第10年开始的地方。退一
步讲,即使只是想要取得一点成就,上万个小时的练习是必需的。这一
点其实与由芝加哥刘易斯学院和密歇根大学教授多萝西娅·布兰德
(Dorothea Brande)撰写的、曾风行美国文学界80多年的畅销书《成为
作家》(Becoming a Writer)里提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很多人都认
为成为作家要靠天赋和灵感,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2012年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莫言,在成名之前一直笔耕不辍。每一个作家的成名其实都
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音乐领域公认的神童莫扎特,10岁前就创作了不少曲目,更是在21
岁时以传世佳作《第九钢琴协奏曲》闻名世界。提起莫扎特,人们更愿
意以“天赋异禀”或“资质超群”来形容他,却忽略了他成名背后的默默付
出。莫扎特的父亲本身就是著名的音乐家,在父亲的督促下,莫扎特自
3岁就开始了高强度的作曲训练,到21岁创作出传世曲目,历时整整18
年。换言之,莫扎特的成就是牺牲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无忧无虑,勤于
作曲练习的结果。
毋庸置疑,莫扎特不仅不是“一万小时定律”的例外情况,而且还是
该定律的杰出实证。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郝尔(Michael
Howe)在《天才的解析》(Genius Explained)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异常
清晰的表述:小莫扎特在父亲的指导下付出了超乎常人的时间和精力。他估计,莫扎特还没过6岁生日时,其练习时长就已经达到了3500个小
时,简直是废寝忘食。如此看来,莫扎特似乎不是那个拥有特殊能力的
音乐家了,可以不用练习就出类拔萃;相反,现在看来,他更像是艰苦
练习的典范。如果我们把6岁的莫扎特和练习时长已经达到3500小时的
音乐家而不是和其他普通6岁儿童相比,他看起来或许就没有那么突出
了。诚如萨伊德指出的那样:“也许表面看来,神童达到登峰造极的水
平只花了与普通人无异的时间,但事实是,他们已经将天文数字般的练
习时间隐藏在从出生到青春期这段短暂的时光中了。”
一项关于英国音乐家的调查也发现,与水平略逊的演奏者相比,顶
级演奏家的学习速度并没有更快:以小时为单位进行对比,各组均在以
相同的速度进步。差异只在于顶级演奏家练习的时间更长。这也进一步
表明,顶级演奏家早期的音乐天赋源于父母在家中对其进行的额外辅
导。
黑人在短跑界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限于打破世界纪录。自1983年世
界田径锦标赛开幕以来,每一届百米赛跑的最终赢家都是黑人,就连过
去10年里所有进入决赛的选手几乎也都是黑人,只有斯洛伐克的马迪克
·奥索夫尼卡尔(Matic Osovnikar)一个例外,他在2007年大阪世锦赛上
最终只得了第7名。白人运动员已经超过25年没进过奥运会百米赛跑总
决赛了。据此,人们自然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短跑而言,与白人
相比,黑人具有先天优势。
萨伊德对比研究发现,长久以来,无论是短跑还是长跑运动员都会
用高原训练法来提升战绩,因为稀薄的空气迫使身体造出更多红细胞来
运载氧气,这也增强了耐力。如果把眼界放宽,再看看一流的埃塞俄比
亚长跑运动员,便会发现海拔的重要性之说更有说服力。结果表明,和
肯尼亚一样,“埃塞俄比亚长跑奇迹”也极其具有针对性。一项最近的研
究发现,埃塞俄比亚38%的马拉松精英来自阿尔西地区——该地区人口
数量不到埃塞俄比亚总人口的5%。阿尔西和埃尔多雷特一样,都位于
东非海拔最高的地区。
只有海拔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保证长跑成绩的优异,尼泊尔和秘鲁
(这两个国家海拔都不低)缺少长跑冠军就是一个证据。不过,当我们
把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也考虑进来:肯尼亚顶级长跑运动员从小就要跑
步上学,距离之长非同寻常,有时候每天要跑20千米以上,这可能就是对南迪人(居住在肯亚高原西部)长跑奇迹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的开
始。肯尼亚少年可不是因为喜欢才跑步上学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肯尼亚基本不存在公共交通,但是结果却很戏剧化。如果以15千米的时
速跑步,每天总共要跑80分钟,一周下来就是大约7小时,一年就是350
个小时,等到16岁的时候,这个少年几乎已经跑了3500个小时。从这一
点来看,所谓的黑人具有先天短跑或长跑的优势或天赋,其实是后天练
习的结果。
作为对比,同样是练习,常年给人做饭的保姆为什么没有成为一流
厨师?每天高强度工作的出租车司机为什么没有成为知名赛车手?青少
年没日没夜地沉迷于网络游戏为何还与职业电竞选手相比有天壤之别?
萨伊德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无论是保姆、出租车司机,还是沉迷于
网游的青少年,他们的大脑往往只是进入了一种“自动化驾驶”模式,即
只是单纯的“时间量”叠加,不会给他们的水平(技术)带来“质”的提升
或飞跃。这也完全不同于埃里克森称之为“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所提到的“水平一流的专家为了达到大师级别会进行专业化的
学习;在一万个小时的每一个小时里,他们全神贯注,每个小时的付出
都学有所得”。
萨伊德将埃里克森的“刻意练习”称为“目的性练习”。为什么如此叫
它?因为志存高远的冠军们在练习时向来有一个明确、坚定的目标:取
得进步。练习中的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和每一秒,这个目标都指引着
他们活跃思维、伸展身体,推动他们打破自身能力的上限,使他们全身
心地投入到练习任务中,训练课程结束后,毫不夸张地讲,他们简直变
了一个人。
20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关于花样滑冰的调查。他们发
现,一流运动员和二流运动员之间最主要的差异,不在于基因、品性或
家庭背景,而在于训练类型。一流运动员通常会尝试超越现有能力的跳
跃动作,二流运动员则不会做这样的尝试。一流运动员不仅仅挑战难度
更高的动作——毕竟,人们对水平更高的专业人士的期待值也更高。重
点是,一流运动员尝试的跳跃动作,即使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也难以完
成。因此,所得结论既违反常理,又发人深省:顶级运动员在训练过程
中跌倒的次数更多。
显然,“目的性练习”是让人们努力做到凭借现有能力无法完成的事情,即现有水平离处理问题所需的能力还有差距,一旦达到了就立即转
入下一难度,如此循环往复。想达到卓越,我们需要走出“舒适区”,竭
尽全力地投入训练,接受“磨炼与艰苦不可避免”这一事实。实际上,取
得进步必然要经历失败。这是练就专家级水平的最本质的悖论。
萨伊德由此建议,进行“目的性练习”必须建立反馈回路。反馈就是
火箭燃料,将推动知识的习得过程。没有反馈,再多的练习也不会令人
出类拔萃。
乒乓球职业生涯期间,萨伊德的中国教练陈新华,曾帮助他建立反
馈回路,由此改变了他的职业生涯。陈教练要求萨伊德运用正手击球
法,回击每一个球。这样通过一种击球法练习,就很容易发现问题出现
在哪里,从而方便改进和调整。这也就是陈新华教练说的:“如果你不
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永远不知道你的哪些动作是对的。”再比如,新
手刚刚学开车时,总是无法准确掌控方向盘。方向盘打多了,车就会偏
离主干道,于是你会不断尝试调整方向盘,慢慢地就可以驾驭方向盘
了。这也是一种反馈作用的结果。所以只有在练习中,获得有效反馈,才能实现技能的进一步提高。
据萨伊德估算,如果职场上每个人都应用“目的性练习”,总生产率
将提高10%,那么,社会的收益将是巨大的,并且会随着时间累积。经
济学是一场大家能够同时获胜的游戏: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了贸易往
来,进而推动生产效率进一步增长,随之带来更多生意,如此循环往
复。这是一种三赢的情况。讽刺的是:在竞技体育领域,“目的性练
习”的“利润”是此消彼长的,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
生。但是,人们一直强调要在竞技体育领域实现“目的性练习”,而对大
家都能分得一杯羹的其他领域却视而不见。
如此看来,便不难明白,为什么有意赢得冠军的运动员都那么渴望
跟随顶级教练学习。不只是因为训练时能得到专家级的建议,更重要的
是,一流教练能够对练习进行设计,寓反馈信息于日常训练,使得再调
整过程自动化,反过来,反馈信息的质量也会有所提高,催生进一步的
提升,如此循环往复。
运动员身处这种反馈回路中,进步之神速令人震惊。这也是科学一
直在发展,只进不退,只上不下,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精准的原
因。成长型思维模式
萨伊德深入研究还发现,“目的性练习”时间累计达到几千或上万个
小时后,会最终决定我们能在通往卓越的道路上走多远,但这只适用于
那些心中有目标的、把动力内化和向目标前进的人。
为了防止人们在卓越之路上“半途而废”或“走麦城”,萨伊德还借助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的“成长型思维模
式”来深化自己的研究。所谓“成长型思维模式”,即认为后天努力能够
提升人的能力。拥有该思维模式的人,会不断努力,坚持不懈,从而获
得进步。与之相反的则是“固定型思维模式”,即认为能力是由先天基因
决定的,这类人往往喜欢逃避挑战。
1978年,德韦克和研究员同事曾对一群有待提高英语水平的新生进
行了一项调查,来证明两种思维模式的内在差异。德韦克通过问卷将这
群新生分为“成长型模式组”和“固定型模式组”,然后对所有人提问是否
愿意参加英语补习班。“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对这个补习班非常感兴
趣,“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学生却彻底拒绝这个提议。
两种思维模式直接带来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一条通往卓越,另一
条则归于平庸。原因在于不同思维模式的人,看待成功与失败的态度不
同。
“成长型思维模式”之所以能与卓越之路完美契合,是因为这类人看
重自己的进步与改变,把成功与失败看作成长中的必经之路。他们懂得
只要通过努力就能得到成长。美国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曾说过:“如
果我试了一万种方法都不奏效,这不算失败,我也不会气馁,因为每一
次失败都朝成功又近了一步。”著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也在一则广
告中说:“我投篮失手的次数不下900次,输了近300场,有26次辜负了
大家的信任,没能投进制胜一球。”这都是成长型思维对待失败的态
度:跌倒或失败不仅仅是提升自我的手段,更是对在进步的力证。因
为,“成就卓越需要我们努力伸手去拿现阶段还无法碰到的东西,需要
我们尽力解决暂时超纲的难题,需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成功失之交
臂。悖论就在于,失败是卓越的必经之路。”与之相反,“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则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表
现,他们极度渴望成功,却无法接受失败。因为害怕失败,有时会逃避
挑战。倘若失败来临,将就此放弃,甚至被击垮。
诞生了100多年的《米其林指南》(Le Guide Michelin)被称为“全
球美食圣经”。但凡上了这本小红书的餐厅,很容易成为人们出游用餐
的首选。评上三颗星的大厨从此地位尊贵,而对于餐厅来说,多获一颗
星,意味着更高的营业额。1991年,经过了10年努力的伯纳德·卢瓦索
(Bernard Loiseau)终于让金丘餐厅(La Cted'Or)获得了“米其林三星
餐厅”的荣誉。但在2003年,法国另一家美食评鉴机构对该餐厅的评分
从1920降到了1720。同时,新版《米其林指南》欲将金丘餐厅从三星
降为两星的传言也在坊间流传开来。卢瓦索当时由于经受不住压力,便
选择了自杀。一周后,人们发现新版的《米其林指南》里,金丘餐厅仍
是三颗星。听到了未经证实的谣言就让他认定自己是个失败者,“固定
型思维模式”真的要了他的命。
萨伊德由此借德韦克所著的《终身成长》(Mindset)中的核心观
点提醒人们:“我们应当用全新的方法和学生、志在夺冠的运动员甚至
所有人进行互动——我们应当称赞一个人很努力,而不是很有天赋;我
们应当强调勤能补拙;我们应当教导自己和他人,把挑战看作学习的机
会而不是威胁,把失败看作进步的阶梯而不是对缺陷的控诉。”其实,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最好的策略,就是赞美人的刻苦努力,并坦然接
受失败。卓越和平庸的分水岭
随着研究的深入,萨伊德认定:过人的技能是经上万小时“目的性
练习”后的结果。但是,单靠技能尚不足以取得成功。要想成就卓越,还需要一种在惨烈竞争的重压下,甚至在生计和自我价值感受到严重威
胁的情况下发挥出最佳水平的能力。实际上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这也
正是卓越和平庸的分水岭。
该如何摆脱重压?萨伊德给出了三条心理策略:巧用“安慰剂效
应”,避免大脑“死机”和进化“反高潮”情绪。
“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是人的一种基于不真实之上的信
念,却给成功或结果带来巨大影响。1944年初,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北
部的安齐奥发动突然攻击,结果一败涂地,美军在波佐利山洞里困了一
个多礼拜。亨利·比彻(Henry Beecher)是一名毕业于哈佛的年轻医
生,负责在滩头阵地的临时战地医院里给不断涌入的美国士兵治疗。这
场战役伤亡惨重,麻药很快就用光了。因此,面对一个个伤口大开、急
需手术的士兵,比彻让护士给士兵们注射了生理盐水而非吗啡。士兵们
以为自己已经被注射了一定剂量的麻醉剂,居然可以忍受疼痛进行手
术。
接下来的几周里,比彻在许多受伤士兵身上观察到了同样的结果:
每个病人对疼痛都有着奇迹般的忍受力,整个创伤外科手术过程中,他
们的静脉里流淌的没有一滴麻醉剂。比彻离开战地医院后,写了一篇名
为《强大的安慰剂》的论文。不过,比彻可不是惊讶于“安慰剂效应”的
第一人。19世纪90年代,在瑞士伯尔尼,外科医生特奥多尔·科赫尔
(Theodor Kocher)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成功进行了1600台甲状腺切除
手术。术前,他会小心行事,确保病人相信自己已经处于麻醉状态。这
些都是“安慰剂效应”带来的神奇效果。
在萨伊德看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同的安慰剂来帮助我们达成目
标。“我们强调积极因素,抑制消极因素;我们刻意忘却创伤;我们创
造美好的故事来描述自己的生活和感情,然而经过诚实的反思,我们会
发现它们与现实相去甚远。我们这样做不仅仅为了赢,更是为了生存。”
“死机”状态是一种个体处在压力环境下神经系统失灵的现象,其往
往出现在人生的某个“决定性时刻”,因为你非常渴望获得成功,并且太
过专注。比如,第一次跟心上人约会却紧张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在一
次你非常看重的求职面试中晕头转向、答非所问;在做一场重要演讲时
大脑空白、结结巴巴;又或者是在重大的国际赛事中,平日里的训练有
素突然变得大失水准……临场掉链子是个太普遍而又常见的现象,许多
高水平人士都是它的受害者。萨伊德剖析了这种现象发生的内在原因:
长期的练习已经将技能交给内隐系统掌控,过度紧张促使人们将操作提
升至外显系统,打乱了技能的正常运用。而一旦外显系统开始发挥作
用,想要转换回内隐系统简直难于登天。
萨伊德就曾有过“死机”的惨痛经历。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萨伊德,抱着夺金的强烈欲望,然而却在赛场上脚步迟缓、动作生疏,就连一个
普通的球都无法应对,最后惨败。在他看来,避免大脑“死机”的方法就
是用平常心对待挑战。也就是说,在无压力的状态下,大脑将会开启长
时间练习后的自动化模式,而不会引起大脑错乱。毕竟,只要当事人感
受不到任何压力,意识层面的外显系统也就不会和内隐系统争夺控制
权。
赛场上,有过“死机”惨痛经历的可不仅仅是萨伊德,英国速滑选手
莎拉·琳赛(Sarah Lindsay)也曾在她的奥运处女秀上,因“死机”惨败。
后来她在每次比赛前,都不断告诉自己“这只是速滑而已”。用平常心对
待,让她在赛场上重放光彩。
“反高潮”情绪是指人达到目标或获得成功之后,内心的失落、空虚
甚至迷失的心理状态。英国自行车队心理教练、《黑猩猩悖论》(The
Chimp Paradox)一书的作者史蒂夫·彼得斯(Steve Peters)表示,许多
奥运会冠军,包括一些后备运动员,也都与严重的“反高潮”情绪抗争
过。
尽管所谓的负面情绪似乎是不必要的,只会惹人不快,但它们是长
久以来保护我们身体健康、繁衍生息的重要机制(就像病痛一样,警告
我们身体出问题了)。诚如英国巴斯大学进化机器人学研究员迪伦·埃
文斯(Dylan Evans)所说,没有了负面情绪谁都活不下去,“没了恐
惧,狮子都扑到眼前了,人们可能还坐在那里想,我有危险吗?没了愤怒,人们会受尽欺辱。没了厌恶,人们会吃腐烂的垃圾。”通过这个视
角看,其他所谓负面情绪都益处多多:紧张焦虑帮助我们逃离危险境地
并避免未来深陷相同的险境;适度忧郁使我们能够摆脱无法达到的目
标;面临失去社会地位的威胁,我们会觉得丢脸;已经或即将失去爱人
的忠贞时,我们会吃醋。
从这些优势来看,“反高潮”情绪或现象就完全说得通了:千百万年
的自然选择已经对DNA遗传序列进行了筛选,所以我们才会美梦成真,也痛苦不堪。
如何应对“反高潮”情绪呢?萨伊德开出的药方是:放下之前的胜利
和喜悦,利用“反高潮”刺激下一次挑战。对于摘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来
说,应从迷失中为下次夺金做准备;对获奖作家而言,正是这种失落感
给下一段文学历险提供了创作动力;对彩票中奖者而言,正是这种空虚
感使他想要重返工作岗位。
这就戳中了一个最深层次的人性问题的核心,作家和哲学家长久以
来一直对此争论不休:是什么令某些人,尤其是顶级运动员如此坚持不
懈?是什么使得他们刚征服一座山峰就迅速瞄准下一座?他们为什么有
着不竭的动力?他们为什么永远渴望着成功?这个问题一度似乎是无解
的,迷失在人们深不可测的精神世界之中。但现在看来,答案简单极
了:他们经历“反高潮”的能力进化了,比我们需要的时间短,他们对它
的认识也更深入。虽然人人都经历过“反高潮”情绪,但顶级运动员在达
成目标后回归现实的速度之快非同寻常,即使是为之拼搏多年的目标,他们也能迅速摆脱情感依赖,这着实令人惊叹。从男孩到男人
一个白人男孩被巴西印第安人俘获并抚养长大了。一天,他正在河
里与一个美丽的少女嬉戏。他对这位姑娘的情愫,部落酋长早已看在眼
里了。少年性趣的苏醒对睿智的酋长而言是个明确的信号。他带着妻子
和部落里的一些老者来到河边,他们的出现使正在与少女嬉戏的少年托
米(Tomme)惊呆了。酋长用低沉的嗓音说道:“托米,你的好日子到
头了!”闻听此言,每个人都浑身一震。代表着所有女性、所有母亲的
酋长妻子问酋长:“他真的必须死吗?”酋长语带威胁地回应:“当
然!”然后,人们看到了火焰熊熊的夜间场景,托米看起来正在被部落
的老人们施以折磨,随后他被推进森林的荆棘丛中,他痛苦地打着滚,身体被饥饿的蚁群咬得遍体鳞伤。
终于,太阳升起来了。一息尚存的托米被人们带到河里洗去身上爬
满的蚂蚁。酋长高声向大家宣布:“一个男孩已经死去,一个男人新生
了!”紧接着,这个新生的男人得到了他的第一次精神体验。一根长长
的管子塞进他的鼻孔中,一种麻醉剂通过管子吹进他的体内,在药物的
作用下,他渐渐迷醉。在幻觉中,他发现了自己动物性的灵魂(是一只
鹰),正在新的、广阔的意识世界里飞翔。他俯瞰着下面广袤的丛林世
界,这是属于上帝的视角。然后,他被允许结婚,他成了真正的男子
汉。他承担起男人的责任和角色,他高升为部落里的一位勇士,后来还
登上了酋长的宝座。
这个“男孩变成男人”的桥段出自影片《翡翠山谷》(The Emerald
Forest,又译为《翡翠森林》)。由两位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摩尔
(Robert Moore)和道格拉斯·吉列(Douglas Gillette)合著的《国王 武
士 祭司 诗人:从男孩到男人,男性心智进阶手册》
(King,Warrior,Magician,Lover:Rediscovering the Archetypes of the
Mature Masculine)以这个仪式活动为引子指出:任何一个想拥有男人
心理的男性,都必须经历一次“了断”。用心理学术语来说,这个男孩的
自我必须“死亡”。原先的存在之道、行动之道和感觉思维之道都必须经
历仪式性的“死亡”,一个全新的男人才会诞生。20世纪末期以来,人们面临着广泛的男性认同危机问题。在当今社
会,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什么仪式过程能够帮助男性从男孩心理升华为男
人心理。在摩尔和吉列看来,我们需要深挖与生俱来的自我身心深处的
男性潜能资源,必须找到两种心理联系起来的方法。通过对神话故事、影视和文学作品等做对比研究,两位作者发现,不同原型会在不同的成
长阶段受到影响。男孩和男人都可分成四个阶段。男孩成长阶段是“神
圣男孩(Divine Child)—早熟男孩(Precocious Child)—恋母男孩
(Oedipal Child)—英雄男孩(Hero Child)”;男人成长阶段是“武士
(Warrior)—祭司(Magician)—诗人(Lover)—国王(King)”。心智发育不完全按部就班
男孩的四个原型会随着年龄和认知的成长逐步成型:从“神圣男
孩”的降生,到智力初步发展的“早熟男孩”,和早年性意识觉醒的“恋母
男孩”,再到青春期渴望破蛹而出的“英雄男孩”。
摩尔和吉列研究发现,人的心智发育也不完全按部就班,在整个心
智发展过程中,各种原型会产生叠加影响。男孩心理的各个原型会通过
复杂的过程,演变为成熟男性心理的各个原型:男孩是男人的序曲。因
此,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神圣男孩”被锻造成为国王,“早熟男孩”成
为祭司,“恋母男孩”成为诗人,“英雄男孩”成为武士。
男孩的第一个原型是“神圣男孩”。在中西方的相关神话或传说中,所有“圣人”的降生,是对这个原型最好的描述:耶稣[1]
、摩西[2]
、佛
陀[3]
、克里希那[4]
,以及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人物——《西游记》里的唐
僧。这些孩子的降生都伴随奇迹发生,他们的哭声和笑声引来周围人的
注意,他们的歌声引来动物的陪同,他们的智慧让世人感受到了光
明。“神圣男孩”代表生命的源泉,代表创造力的原始动力。但所有“神
圣男孩”似乎都要共享一个定律:他们在成熟之前,会不断地遭受迫
害。因为他们一旦长大成人,必将会成就一番大业,对现有秩序或势力
构成威胁。
“神圣男孩”需要经过历练,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国王。这一过程
是艰辛的,而“神圣男孩”的最大敌人就是自己的影子,可分为“正负两
极”。正极是“宝宝椅上的暴君”(The Tyrant),负极是“孱弱王
子”(The Weakling Prince)。
随着智力的发展,第二个原型“早熟男孩”登场了。“早熟男孩”是我
们好奇心和冒险冲动的本源,他催动着我们去探索、开拓未知的神奇世
界。那些受到“早熟男孩”原型深刻影响的孩子们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在左
右别人和自己。基于这样的好奇心、探索精神和原动力,由此一步步地
推动着男孩的智力向前发展,直到多年之后他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祭司。
“早熟男孩”也存在着“正负两极”,正极是“‘百事通’骗子”(TheKnow it all Trickster),负极是“天真的傀儡”(The Naive Dummy)。和
所有不成熟男性原型的阴影形态一样,“早熟男孩”的两级化阴影也能延
续到成年时期,这将导致其成年后在思想、情感和行为方面表现出与年
龄不相称的幼稚状态。
在心智成长历程中,产生了一个抽象的、象征意义上的终极母性:
阿芙洛蒂德[5]
(女神)。“恋母男孩”是相对女神而存在的。“恋母男
孩”对世界的神秘统一性、万物相通的感受,来自他对给予他无限养育
之恩以及无限美丽的母亲,所怀有的深切渴望。
虽然受到“恋母男孩”原型强烈影响的孩子,可能在成长经历中缺乏
对其成熟男性气质的培育,但他具备这一原型积极一面的品质。他为人
热情,对世界抱有新奇感,能够深刻感知自己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
人以及与世界万物的内在联系。他是温情的、爱交往的、有爱心的。在
与母亲深刻联系(对我们几乎每个人来说,这都是最原初的关系)的经
历中,他也向外界表达出自己精神性的最初的起源形式。在“恋母男
孩”的“正负两极”阴影中,正极是“妈妈的奶嘴男”(The Mama's Boy),负极则是“梦中人”(The Dreamer)。
“奶嘴男”就是“吊在妈妈围裙带子上的人”。这样的男孩会幻想和自
己的母亲结婚,要把父亲从母亲身边赶走。如果没有父亲或者父亲比较
软弱的话,这种恋母冲动就会愈发炽烈,这一“恋母男孩”两极化阴影的
有害面,就有可能把这个男孩牢牢缠住。此种“恋母情结”或称“俄狄浦
斯情结”[6]
正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概念。而被“梦中人”魔咒所控制的男
孩,往往只与虚无缥缈的事物和内心想象的世界建立关系。结果是,当
别的孩子玩耍时,他坐在一旁做自己的白日梦。他成就甚微,显得孤僻
而抑郁。一方面,他的梦境常常是阴郁的;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像优雅
的田园牧歌一般,不食人间烟火。
关于“英雄男孩”原型,人们有许多模糊认识。人们经常片面地认
为,以英雄的姿态对待生活、实现使命,才是最高尚的。这其实只讲对
了一部分事实。实际上,英雄只是男孩心理的先进形态,当然也是男孩
的阳刚能量所能达到的顶级形态,这种原型标志着男孩青春期发育进入
了最好的阶段。然而,这仍是一种不成熟的原型。如果直接翻版到成年
阶段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原型,还是会阻碍男人实现全面成熟。如果
把“英雄男孩”视为爱卖弄的体育选手,或者恃强凌弱者,那么其消极的一面就会愈加清晰。譬如,当有啦啦队或美女在场时,篮球场上正在比
赛的他,就会跳得更高,跑得更快,也会更加勇猛。“英雄男孩”的“正
负两极”分别是“张扬的霸王”(The Bully)和“胆小鬼”(The
Coward)。
和其他不成熟的男性原型一样,“英雄男孩”也过于依恋他的母亲。
但是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征服她。他看起来正在与女性进行着一场
生死战,竭尽全力只为征服女性,来确认自己的阳刚之气。在中世纪关
于英雄和公主此类传说中,我们很少被告知,当英雄屠龙成功,与公主
结婚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隐约听说“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事实上这种英雄原型的男子,当他抱得美人归之后,根本不知道下一
步的相处之道。他不知道当事情转入正轨以后,又该怎样生活。
英雄之所以会“败走麦城”,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也不会
承认它。处于英雄阴影影响之下的男孩或者男人,不会真正意识到自己
就是一个凡人,其特点就是否认死亡这一人类最终的局限性同样适用于
自己。英雄的“死亡”标志男孩的结束
所谓“原型”是一种神秘的实体或者能量流,它可以被看成一张纸下
面放着的一块磁铁。当你在纸面上洒下一些铁屑,铁屑马上就会按照磁
力线的方向自动形成一定的图案。人们可以看到铁屑形成的图案,但是
看不到纸面下的磁铁,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看不到磁力本身,而
只能看到它存在的有形证据。原型的存在正与此类似。
男孩和男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男孩是自我中心的奴隶,而男人则
是自我中心的主人,男人已经降服了他的自我中心,让其成为自己的战
友。
深入研究后,摩尔和吉列发现,男人的成熟是不会自然发生的,需
要男孩经历一系列考验、痛苦、折磨之后转化而成,有一个象征意义上
从死到重生的过程。英雄的“死亡”标志着男孩时代和男孩心理的结束,也是成年男人时代、男人心理的开端。
不论在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人类社会看起来都正滑入无意识的混
乱之中。只有当英雄主义精神能够大行其道,才能制止这种局面进一步
滑向毁灭的境地。所以要挽救这个沉沦的世界,就需要英雄儿女们豪气
勃发,担当大任,抓起利剑冲向无底深渊,冲向龙潭虎穴,冲向被恶魔
施咒的城堡。
英雄的结局是什么?几乎在全世界的传说和神话中,他们的结局都
是“灭亡”,成为神祇,羽化升天。我们都知道耶稣复活和升天的故事,或者俄狄浦斯最后消失在科罗诺斯(Colonus)的光芒一闪之间,或者
以利亚(Elijah)乘坐着一辆烈火战车直上云霄。
英雄原型在一个男孩或者男人生命里的终结,就真实地表明,他已
经最终遭遇了生命的局限性。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遇
到生命中最重大、真正的难题时,比如一条“恶龙”突然降临到他面前,他勇敢地冲上去,天真地认为自己可以手刃“恶龙”时,他却被“恶龙”一
口吞掉了。
“相爱多年的女人跟别人跑了”“创业失败一身债务”“工作失误被开除”等也都是现实生活中“被恶龙吞掉”的显例。英雄遇到了敌人,而这
个敌人正是他自己;他遇到了自己的阴暗面,自己非常不英勇的那一
面。他与“恶龙”战斗过了,但自己被烧得遍体鳞伤;他挑起了一场革
命,却在革命这杯烈酒中品到了自己的残暴天性;他已经克服了对母亲
的依赖,却意识到没有学会怎样去爱公主。
真正的谦卑,包括两件事情:第一是知道自己的局限性;第二是要
寻求必要的帮助。英雄的“死亡”,标志着男孩或者男人和自己真正的谦
卑之心相遇了。这或许正是他英雄意识的终结时刻。董事会成员就是原型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将军家里的武士的。武士的主人被敌对家族
刺杀了,武士发誓要为主人复仇。经过对凶手一段时间的追踪,在付出
了极大的个人牺牲、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之后,武士找到了凶手。他抽
出利剑要杀了这个家伙,但这时,这个凶手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这
名武士,退后一步,收剑入鞘,转身而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之所以离开,是因为他对被对方吐了一口唾沫
而感到愤怒,此时,杀了这个家伙就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愤怒,而未必是
出于为主人报仇的承诺,即出于他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受,而不是出于
内心的武士精神。因此,为了忠于自己作为武士的信仰,他不得不转身
离去,放过这个仇敌。
在摩尔和吉列看来,攻击性是武士的阴影,而非中心位置的能量。
武士的中心地带,也就是战斗地带,它是推动男人为目标行动的最基本
元素。他把人们从被难题置于的被动位置,转向主动位置。而恰当、适
宜的战斗,是有建设性的。武士如何知道他的攻击性是不是恰当适宜
呢?他往往通过清晰的思考来做判断。武士一直是清醒的、警惕的,他
知道如何专注于他的身体和心智,知道他想要什么,而且知道怎么得到
他想要的。一个内心孤立的武士,他带来的阴影也会让正常的生活充满
负担。正极是“虐待狂”(The Sadist),负极是“受虐狂”(The
Masochist)。
人类社会的祭司,其本身始终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其使命之一就
是对大众进行启蒙和接引,引导年轻人思考,去构建一个不仅是物质
上,而且是精神上丰富的世界。祭司不但能深刻洞察自然的奥秘,而且
能看透人的内心世界。正是依靠后一种洞察力,他有能力力挫任何重要
的大人物,尤其是国王的傲慢。一个男人身上的祭司原型就是他的“胡
话探测器”,使他能看穿他人的阴谋伎俩,洞察事情的是非曲直。
换言之,现代科学也像古代祭司的工作一样分成两个层面:一个
是“理论科学”,这是祭司能量的知识层面;一个是“应用科学”,这是祭
司能量的技艺层面,关注如何运用已经获得的知识来控制和导引能量。越来越多的当代年轻人经常经历人格身份分裂,甚至性别身份的迷失,这都是源于内心缺乏成熟祭司指引的一种症状。祭司也有正负极:正极
是“抽离的操纵者”(The Manipulator),负极是“否定性的头号无
邪”(The Innocent One)。
诗人[7]
是一个钟情于游戏和“展示”的原型,是一个展现健康的原
型,是一个沉浸于感官的快乐、不为暴露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的原型。
因此,诗人是非常耽于感官享受的——对物质世界的精彩景象有着强烈
的感觉和敏感性,他和这些物质世界紧密联系着,由于自身的敏感性而
被吸引到这些事物的周围。他的敏感性让他觉得自己与这些事物情意相
通、声气相求。对于接通了诗人能量的人来说,所有的事物都以“神
秘”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就
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在几乎每个专业中,任何艺术性或者创造性的尝试,从农业生产到
股票投资,从粉刷房子到计算机软件设计,都会从诗人的能量中吸收创
造性的养分。现实中,男人的生活多数情况下都是被捆绑起来的,闲暇
之余,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的“诗人”:游戏中、锻炼中、旅行
中、小说中、音乐中、电影中、爱情中……诗人的正极是“沉溺的诗
人”(The Addicted Lover),负极是“无能的诗人”(The Impotent
Lover)。
通过深入对比研究,摩尔和吉列发现,在所有男人的心智中,国王
原型的能量都是与生俱来的。它与其他三种原型(武士、祭司和诗人)
的关系,正和“神圣男孩”原型与其他三种男孩原型(早熟男孩、恋母男
孩和英雄男孩)的关系一样。从重要性上讲,这种原型居于首位。它是
其他三种原型的基础,而且以完美的比例包含了其他三种原型。国王也
有自己的阴影,正极是“暴君”(The Tyrant),负极是“懦夫”(The
Weakling)。
“一个优秀的、有作为的国王,同时也会是一个优秀的武士、一个
积极的祭司和一个知心诗人。”可是,对绝大多数男人来说,都是在最
后才变成一个国王的。因此可以说,现在的国王就是以前的“神圣男
孩”,不过是经过了岁月的风霜洗礼,此刻更加成熟和睿智,就和“神圣
男孩”从天性出发而专注于自己一样,他此刻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一个
无私的人。好的国王拥有“所罗门王[8]
的智慧”。国王能量的两个功能使得从男孩心理到男人心理的转变成为可能。其第一个功能是定序,第二
个功能是给予繁育能力和赐福。
针对“各种原型该如何平衡”,日裔美国学者珍·信田·博伦(Jean
Shinoda Bolen)曾提出过一个很有帮助的说法,她把这一过程比喻成一
次董事会议,把我们自身像一团乱麻错综交织的各种原型视作参会人
员。在会议过程中,董事会主席会让每个参会人员就会议正在讨论的问
题,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一个好的会议主席,总希望大家畅所
欲言,以全面掌握大家的观点及理由。其中有些人的观点可能不那么中
听,也有些人可能干脆缄口不言,有些人看起来就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
建议,还有一些人则时不时地就会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高超见解。后者
的意见,往往会得到大家的首肯,虽然这样的真知灼见经常出自那些牢
骚满腹、态度不那么客气的董事会成员之口。不管怎样,他们的意见得
到了确切表达,问题得到了深入讨论,于是董事会主席要求大家进行投
票表决,以形成结论。董事会主席投出的一票往往具有决定性。
从博伦“一次董事会议”的比喻出发,摩尔和吉列表达了他们的洞
见:“我们每个人的自我就好像是这位董事会主席,董事会成员就是我
们内心的各种原型。每种原型的声音都应该被听见,都应该保持独立的
立场。但是在自我统领下的这个完整的人,要对我们的人生做出最终决
定。”
[1]耶稣(Yahushua,公元元年前4年—30年),是基督教的核心人物。基督教认为
他是《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救世主,基督),并且是三位一体中圣子的
位格,常被称为“拿撒勒人耶稣”。
[2]摩西(Moses)是公元前13世纪时犹太人的民族领袖。史学界认为他是犹太教的
创始者。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巴哈伊信仰等宗教里都被认为是极为重要
的先知。
[3]佛陀本指释迦牟尼,后演化为觉悟真理者的总称,为佛教用语。
[4]克里希那(Krishna),印度教崇拜的大神之一,是至尊人格首神。Krishna这个名
字梵文的意思是黑色,中国又译作“黑天”或“奎师那”,因为黑色能吸收光谱中的七
种颜色,代表了他对一切都有吸引力。
[5]阿芙洛蒂德(Aphrodite),古罗马神话人物。她是朱庇特(Jupiter)和朱诺
(Juno)的女儿。又说她从浪花中出生,故称阿娜狄俄墨涅(出水之意)。[6]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通俗讲是指人的一种喜欢和母亲在一起的心
理倾向。相传希腊神话中,王子俄狄浦斯无意中杀死生父,娶母为妻。弗洛伊德以
此来描述性器期出现的儿子依恋母亲、害怕父亲的情形。
[7]原文“lover”,虽然字面通常翻译为“情人”或“爱人”,但此处“诗人”是一个更加贴
切的意译。
[8]所罗门王(?—前930年),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国王。据载,上帝不仅赐给他无比
的智慧,还赐给他无尽的荣耀、财富以及美德。判断力与想象力的平衡
爆品创意的细节
迈克尔·贾哈里斯与合作伙伴菲利普·弗罗斯特在1972年买下位于迈
阿密的关键制药公司(Key Pharmaceuticals)时,原以为收购了一家体
制健全的企业,可将其作为发展的坚实基础。哪知,当时美国食品和药
物管理局(FDA)要颁布新法律,要求医药公司证明其药物的疗效。
长效硝酸甘油片是关键制药公司的一款主要产品,据说药效长久是
其区别于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的唯一特征。专家在实验室做了一系列实
验,发现口服长效硝酸甘油片的药效并不长。差不多同时,他们还发现
关键制药公司之前的财务报表并不准确,公司非但没有盈利,实际上还
亏损了70万美元(公司之前一年的销售额是150万美元)。
遇上这种事,大部分管理者往往会抛弃有问题的产品并寻找新产
品,但贾哈里斯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重新“设计”了已有的产品。那
时,硝酸甘油片只有药片形式,服用后药片成分要几分钟后才能进入人
体血液,而且很快就会被排出。一次会议上,贾哈里斯听到一位医学博
士说起硝酸甘油片可局部使用:将硝酸甘油制成药膏涂到皮肤上,用一
整天时间慢慢吸收,药膏会使硝酸甘油发挥长效作用。于是他想到可让
关键制药公司生产可局部使用的硝酸甘油,这与20世纪80年代戒烟研究
先驱迈克尔·罗素(Michael Russell)和穆雷·哈维克(Murray Jarvik)发
明尼古丁贴片来帮助吸烟者戒烟的做法可谓大同小异。结果,硝酸甘油
贴片成了关键制药公司的拳头产品,并将公司带上了赢利之路。到了
1986年,关键制药公司被先灵葆雅公司(Schering-Plough)以8.36亿美
元收购。
2015年1月,《高价值创造者的5个思维习惯》(The Self-made
Billionaire Effect:How Extreme Producers Create Massive Value)在美国
出版。此书由约翰·史维奥克拉(John Sviokla)和米奇·科恩(Mitch
Cohen)共同撰写。前者史维奥克拉,是普华永道高级合伙人、普华永道全球思想领导力项目负责人,为多家世界500强公司提供战略和创新
方面的服务,同时管理普华永道的智囊团The Exchange。史维奥克拉还
曾在哈佛商学院任教12年,为《哈佛商业评论》《华尔街日报》《金融
时报》《斯隆管理评论》等多家报刊撰稿,并曾做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财经频道(CNBC)和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后者科恩,是普
华永道副董事长,他在普华永道任职33年,担任过多个领导职务,同样
也为多家世界500强公司服务过。
在史维奥克拉和科恩看来,贾哈里斯能将垂危的制药公司变成市值
8亿多美元的公司,他采用的办法突出了高价值创造者实践想法时的创
造性。即通过富有同理心的想象力实践,他们在公司内部产生出有巨大
潜力的商业想法,但是创造爆品不仅需要想法,还需要独辟蹊径,寻找
在市场上实践这些想法的方法。这是两种不同的技能:是梦想和行动兼
具的能力,既要想象有哪些可能,又要以能获取最大价值的方式去“设
计”。
贾哈里斯拯救关键制药公司采用的步骤,展现了真正的高价值创造
者如何重新设计企业中看似微小的方面,从而获取最大价值。高价值创
造者可能会从小处入手来获取大收获,就贾哈里斯而言,他专注于如何
满足市场对持续发挥药效的硝酸甘油的需求。
以贾哈里斯和关键制药公司为引子,史维奥克拉和科恩还列举了许
多经典例子来说明。将产品带入市场时,高价值创造者会改变或重新设
计每个方面。他们会参与设计产品模型、物流配送、定价、商业模式和
销售话术,也许还会设计公司股权和交易结构,以便更好地适应机遇。
虽然高价值创造者进入的可能是竞争激烈或成熟的市场,但爆品创
意常常表现为从未见过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不熟悉这些产品或服务,因此高价值创造者需要用精明的推销和交易手段来打下适当的基础。对
高价值创造者来说,设计就是执行,把爆品创意推向市场时,若不重视
细节,可能很难实现自己的想法。需要是发明之母
有“现代爱迪生”之称,被英国媒体誉为“英国设计之王”的詹姆斯·戴
森(James Dyson),他是除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之外,最受英国人敬重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所发
明的双气旋系统,被看作是自1908年第一台真空吸尘器发明以来的首次
重大科技突破,彻底解决了旧式真空吸尘器气孔容易堵塞的问题。他在
设计拳头产品时就定位在为家庭清洁提供更好的方案,他还设计了早期
的定价和产品配送方式,以显示其产品的高端、高科技。
如今,这一吸尘器已成为英美日澳等国吸尘器市场的老大。就连美
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是他的忠实用户。
英语中有句古谚:需要是发明之母。这话用在双气旋真空吸尘器的
发明上一点没错。1978年,31岁的戴森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们一家
人居住在一个满是尘土的农舍里,家里有一台破旧的胡佛牌真空吸尘
器。有一天,这台吸尘器又坏了,喜欢钻研的戴森决定自己动手修理。
拆开吸尘器后他发现,他遇到的是自吸尘器1908年问世以来就一直未解
决的问题:当集尘袋塞满脏东西后,就会堵住进气孔,切断吸力。
一开始,戴森研制了几百个模型都没有成功。换作别人,或许早就
中途放弃了,但戴森没有。他意志坚定、永不言输,哪怕背负高息银行
贷款,戴森还是毫不退缩。终于,他用5年的时间,在研制了5127个模
型后,发明了不需集尘袋的双气旋真空吸尘器,引发了真空吸尘器市场
的革命。
双气旋的创意来自另一个发明中得到的启示。戴森在生产自己发明
的“球轮”手推车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风道里的过滤器经常被各种
塑料颗粒堵住。同事建议他安装一台工业用吸尘器以清除这些颗粒,为
节省下13.4万美元的费用,戴森自己做了一台。他用钢板焊了一个直径
9米的圆锥,利用风扇将塑料颗粒吸到里面。塑料颗粒在离心力的作用
下被甩到一侧,干净的空气从另一侧进入风道。这套装置的效果非常
好,戴森又按同样的原理制作了一套小型的装置,将它装进了胡佛牌吸
尘器里,从此再也没有发生气孔被堵住的情况。凭借这个发明,戴森一跃成为亿万富翁。但锐意创新的戴森,并不
满足于已取得的这些成就。在他的领导下,由12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
成的庞大发明团队,仍在致力于数字发动机、洗衣机乃至吸尘器的发明
和革新。突破判断力和想象力
与戴森的双气旋创意发明相映成趣的是,露露柠檬(Lululemon)
创始人奇普·威尔逊(Chip Wilson)多年来担任自己服装店的主设计
师,设计出兼具锻炼和休闲效用的无缝瑜伽裤,让顾客穿着衣服健完身
后还能接着跟朋友喝咖啡。
此种多功能又时尚的设计,让露露柠檬能采取高端定价模式,售价
比早期人们普遍购买的运动裤高出了100美元。不仅如此,威尔逊为了
突出自己的服装店关注瑜伽和以冥想为中心的商业文化的特色,还设计
了零售店里的体验式环境:露露柠檬的门店里只在架子上放有限的几种
商品,给人以“供不应求”的印象;同时墙上挂出当地瑜伽教练在高级健
身房里上课的图片。通过这些设计,威尔逊表达出他想创建的公司类
型,以及目标客户。
艾利·布罗德(Eli Broad)成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KBHome的主要业
务是建造传统、小家庭式的住宅。但他从一开始就追求设计创新:建造
没有地下室的房子。这个创意可以节省数千美元的建筑成本。早在20世
纪50年代,布罗德开始创业时,燃气供热正式取代煤炭成为家庭取暖方
法,那时地下室是用来储存煤炭的,还不像现在作为娱乐室。因此,不
需要煤炭就意味着地下室不是必需的。随着第一次设计理念的转变(随
后还有一楼开放式厨房和浴室的设施标准化等创举),布罗德在短短几
年内为底特律地区很多刚成立的小家庭建造了几百户简易住宅。他的做
法成功击败了当地很多经营了多年的开发商,那些开发商就是因为资历
深,反而深受行业传统思维的约束。
布罗德利用同理心和想象力看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增长空间,采用了
非传统的住宅设计理念,这表明设计在高价值创造者执行想法时发挥了
重要作用。布罗德进入房地产市场时还是个无名之辈,但设计出经济适
用房后,他在市场上找到了立足点。更为可贵的是,跟众多竞争对手相
比,布罗德的那些设计改变让他的资金更显充裕,能用更少的财力和人
力来建造更多的房屋。
苏丹裔的穆罕默德·易卜拉欣(Mo Ibrahim)在非洲购买通信许可证创建通信运营公司赛特(Celtel)时,他知道必须打破电信领域一直以
来被套餐资费垄断的定价模式。套餐资费是为那些长期有稳定、可靠收
入的人设计的,却不符合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的需
求。这个地区的人非常穷,而且收入非常不稳定。实际上,一些非洲国
家政府在招揽有名的电信投资商方面困难重重,正是因为传统投资商看
不到贫困地区的人能支付得起资费。
在其他人看似是限制的地方,易卜拉欣看到的却是机遇。他买下了
很多国家的通信许可证,并吸引世界银行作为融资合作伙伴,增大自己
的竞争筹码。然后他又着手针对主导非洲移动通信市场的贫困用户重新
设计盈利结构。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是销售仅需要几美元的预付卡
或刮刮卡,即使每天的生活开销为几美元的人也能买得起。现在手机预
付费服务模式在市场中已越来越普遍了,但是易卜拉欣是首批这么做的
几个人。他改变了手机用户的数量,降低了每分钟的通信成本,不到5
年,赛特就在非洲13个国家拥有了600多万名用户。
看上述案例,在高价值创造者关注的设计细节和他们试图释放的大
市场潜力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协同性。在判断力和想象力之间取得平
衡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对大多数人而言,判
断力和想象力在神经图谱中处于两个相反的位置。经验更丰富的人容易
看到事情本来的样子(判断力),而很难看到事情可能的样子(想象
力)。显然,这些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心目中有一幅突破了将判断力和
想象力放在对立位置的二元心智图谱。所有海洋都是紫色的
人们通常认为,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都基于创新。欧洲工商管理
学院(INSEAD)的W.钱·金(W.Chan Kim)教授和勒妮·莫博涅
(Renee Mauborgne)教授曾提出“蓝海”[1]
的概念,之后人们常常认为亿
万富翁都是从蓝海起航的。毫无疑问,探索新市场更有可能收获高收
益,但是大多数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并没有走这条路。相反,史维奥克
拉和科恩的调查样本中超过80%的亿万富翁是从竞争激烈、非常成熟
的“红海”[2]
行业中赚取到亿万财富的。
红牛公司(Red Bull)迪特里希·梅特舒兹(Dietrich Mateschitz)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把红牛定义为能量饮料,打入现有的饮料市场。
为了和市面上现有的饮料区分开来,他采用更为小巧的8盎司容量包装
瓶,同时采取相当于一瓶可乐两倍售价的高价位路线。这种小技巧可能
不如重大创新那样让人觉得了不起,但却极具价值。
企业家都是敢于冒险的。史维奥克拉和科恩在研究那些白手起家的
亿万富翁和他们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现,亿万富翁都是花费了数年,有
时是数十年专注于某些技能或者策略,然后才能提出一鸣惊人的创意
的。
在旁观者看来,他们所在的市场是紫色的,他们将旧模式和新方法
融合,展现了在这个领域再创新的方式。然而,对亿万富翁来说,所有
的海洋都是紫色的,既有的市场中也存在机会。可见,亿万富翁并不是
敢于冒险,而是对风险有清晰的认识。
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创办Paypal之前,市场上已有很多其
他在线支付方式了;巴蒂电信的创始人苏尼尔·米塔尔是靠将已淘汰的
技术引进到印度而发家的;嘉年华游轮起初只为有钱的老年人提供度假
服务,后来老板米基·阿里森重新规划了游轮生意,赚到了亿万财富;
法拉龙对冲基金的创始人托马斯·斯泰尔采用了跟同行类似的投资技
巧;霍华德·舒尔茨买下星巴克并对其改善时,咖啡已有上千年历史
了……这些例子对知名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机会一直都在,企业肯
定能在现有市场中创造出爆品。因为高价值创造者明白,没有什么是永
久的,也不会有哪个市场会被单个产品或想法长久垄断。唯有掌握潮流
变化的人能获得丰厚回报。
高价值创造者不断在成熟市场里改进产品或方案,将想象力化为行
动。他们对行业状态有更深入的了解,能一直看到变化的潜力,识别出
紫海的迹象。对什么能带来价值、什么能带来风险有清晰的认识,因而
在判断风险在何处和潜在回报是什么的时候总能表现得更佳。这是他们
能经常推出爆品的根本所在,在企业环境中这是一项很宝贵的技能。遗
憾的是,很多公司情愿花50亿元开发昂贵的企业资源计划软件(即
ERP),却对花费几百万元推出新产品举棋不定。创造者绝非单枪匹马闯天下
人们在谈论和思考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时,容易将其归功于天才领
导者的一人之力,这种想法往往掩盖了好创意变成大生意的真实故事。
高价值创造者绝不是一个人闯天下。创造亿万财富不仅需要卓越的高价
值创造者,也需要娴熟的执行者。实际上,高价值创造者最重要的“二
元性”也许不是独立的,而是建立在技能互补、彼此信任之上的伙伴关
系的:高价值创造者融合不同的想法和资源,设计出一鸣惊人的产品;
执行者则能利用自己的才智最大化产品的潜能。
史维奥克拉和科恩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亿万富翁创业时都以“高
价值创造者—执行者”团队开始,若撇除金融行业的亿万富翁,比例则
升至60%。“高价值创造者和执行者的结合似乎促成了创造价值所必需
的化学反应。”一些有名的例子包括:
·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高价值创造者)和工程师史蒂夫·沃兹
尼亚克(执行者)。
·耐克的比尔·鲍尔曼(高价值创造者)和菲尔·奈特(执行者)。
·Zara的创建者阿曼西奥·奥尔特加(高价值创造者)和他第一任妻
子罗萨莉亚·麦拉(执行者)。
“高价值创造者和执行者”两者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呢?这通常根
据企业和机遇而定。
以琳达和斯图尔特·雷斯尼克夫妇为例,他们创立了Roll
International公司,旗下有POM Wonderful、斐济水、Telefiora等品牌。
琳达是高价值创造者,她提出的想法能够点石成金。她的特长是发现具
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产品,然后制定完美的营销计划和战略,抓住公众想
象力。当然,斯图尔特全心全意地负责做好资产负债表和运营,同样重
要。琳达操心POM产品的包装,确保它们跟货架上与其他容量较大的瓶
子有所区别,斯图尔特则确保POM瓶子摆在应该出现的位置,并且能赢
利。
Little Caesar比萨店的创始人也是一对“高价值创造者—执行者”夫妇,不过他们的角色分工与琳达和斯图尔特的角色分工正好相反。公司
如日中天的时候,高价值创造者麦克·伊里奇(Mike Ilitch)整天培养自
己富有同理心的想象力。每天,他要么在实验厨房里花上数小时烹制新
口味,要么花费数小时在市场营销部的会议室里构想有趣的新广告,实
践公司标榜的“10美元让一家四口吃饱”的口号。玛丽安·伊里奇(Marian
Ilitch)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会计,自己开发了一套简单的记账系统来管理
公司财务,即使Little Caesar成为拥有2亿美元资产的公司时仍旧使用这
套系统。
毫无疑问,如果企业只靠执行者,而没有高价值创造者将各种技能
和资源融入创意爆品中,企业就很难创造出巨额的突破性价值。亿万富
翁群体中最常见的组合就是多位高价值创造者和一位执行者(有时候也
不止一个),执行者发挥着基础作用。当然,高价值创造者之间也存在
很多领导伙伴关系。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
奇(Larry Page)就是以“高价值创造者—高价值创造者”组合开始的例
子,他们最终找到了互补的执行者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德国零售店阿尔迪(Aldi)的创始人西奥·阿尔布雷特
(Theo Albrecht)和卡尔·阿尔布雷特(Karl Albrecht)兄弟俩,就是
以“高价值创造者—高价值创造者”组合开始的,后来他们为了扩大生意
将公司分成阿尔迪北方公司(Aldi North)和阿尔迪南方公司(Aldi
South),兄弟俩各自负责一个公司;Groupon创始人埃里克·莱夫科夫
斯基和他的合作伙伴布拉德·基威尔都有高价值创造者特质。
价值创造是必要元素,没有价值创造,企业就会缺乏将好想法变为
大生意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两个高价值创造者一起合作是正确的搭
配。
西蒙房地产集团(Simon Property Group)联合创始人赫伯特·西蒙
和梅尔文·西蒙兄弟俩证明了两个高价值创造者是如何合作发展创造巨
大价值的。这对亿万富翁合作伙伴共同经营过位于明尼苏达州布卢明顿
的美国购物中心(Mall of America)和位于拉斯维加斯的Forum Shops这
两块具有创造性的地产。美国购物中心依旧是美国最大的室内购物商
场,也是第一个将购物中心和现场游乐园融合起来以吸引更多顾客的商
场。Forum Shops跟凯撒宫(Caesar’s Palace)结合起来,是早期几个将
高端购物中心与赌场融合起来的商场。亿万富翁群体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们能够看到人们身上的特殊技
能,知道谁能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谁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以Spanx创始
人萨拉·布莱克利(Sara Blakely)为例,她独自经营事业多年,能够利
用同理心洞察到任何地方、任何体型的女人都想要无痕裤子。快速开发
升级产品时,她展示出了耐心和行动力,同时承受着制造商和零售商长
期以来的拒绝。在设计产品、定位和交易时,她展现出了创意执行力。
从构思想法到积极执行自己的理念,再到将产品推向市场并放入顾客的
购物袋中,这中间没有任何分离。
布莱克利至今还是Spanx品牌的老板,但是已经有十多年不再管理
公司了。可以说,因为她在创意执行方面做得太好,而在供应链方面能
力一般,没有任何特殊的技能或知识,因此才做出改变。
这一改变发生在2003年,那一年布莱克利将Spanx的样品送给白手
起家的亿万富翁、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
奥普拉曾经在数百万观众面前坦承,自己经常会把裤袜的脚部剪掉以搭
配裤子。Spnax对她而言似乎是最合适的产品,奥普拉将Spnax列入那年
她最喜欢的几个品牌之一,引发了一拨购买狂潮。然而这极大挑战了布
莱克利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库存不足和交货延误差点儿毁掉了奥普拉代
言带给她的影响力。再也不能这样了,那一年布莱克利雇用了执行者劳
丽·安·戈德曼担任Spanx的CEO,她们一直合作到2014年年初。这期间,布莱克利继续培养她富有同理心的想象力,专注于发现新的想法和新的
推广方式,同时担任Spanx的代言人。
据史维奥克拉和科恩的调查追踪,高价值创造者发现市场中的巨大
需求后,会创造出一套包含所有必要执行细节的业务设计,有时也包括
产品设计,来满足市场需求。执行者则运用他在运营、销售或其他专业
领域的高超技能来实现业务设计的目标。
然而,现实是,执行者在大多数猎头的候选名单上始终占据主要地
位。看看近年来微软、宝洁、苹果、通用、雅虎、雅芳等公司备受瞩目
的CEO变动,其中可有任意一家把CEO一职交给高价值创造者,让他们
以难以预测的方式领导公司的?很多公司的董事会习惯在不同的执行者
之间做选择,假如能在高价值创造者和执行者之间做选择,或许他们会
做得更好。
对此,史维奥克拉和科恩毫不讳言地指出:“董事会和中高层管理者都需要了解为实现公司健康发展而制定的不同任务的本质,并确保找
到正确的人选来负责这些任务。不要给执行者安排高价值创造者才能完
成的任务。同样重要的是,对于你拥有的高价值创造者,也就是在企业
中自然浮现出来的高价值创造者,不要浪费他们的才能,让他们花时间
去处理本应由优秀的执行者去处理的业务。”
[1]蓝海,指的是未知的市场空间。
[2]红海,指产业边界明晰的、已知的市场空间。冲突是如何发生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作者马克斯·韦伯曾经提出一
个著名的说法:“国家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这一命题形象地反映了经
典社会学理论在研究人类暴力时的主要思路——以国家为单位去探究暴
力行动。然而,当今社会日常生活中却充满着形形色色与国家无关
的“小型暴力”:父母应该何时(或是否应该)打调皮的孩子,怎样才算
滥用警力,以及外交斡旋何时应让位于军事干预等,人们往往存在不同
意见。
同白血病做过漫长斗争,40岁英年早逝,生前曾任耶鲁大学、芝加
哥大学社会学及政治学教授的罗杰·古尔德(Roger V.Gould,1962—
2002)在他的著作《意愿的冲撞:社会等级的歧义如何孕育冲突》
(Collision of Wills:How Ambiguity about Social Rank Breeds Conflict)
中指出,对于划分界限所基于的维度,人们通常并无多少分歧:大体而
言,利害关系越大,人们越有可能接受人身伤害的合理性。警察杀人事
件似乎比当地球队大获全胜所引发的骚乱更为合理;比起杀害偷钱包的
窃贼,人们更容易接受为了保护家人或为家人复仇而杀人;比起5美
元,为200美元引起纷争更易理解;两个朋友因汽车剐蹭或争风吃醋而
动武,比一句不敬之词所引发的纠纷更好理解。
以冲突和暴力为主题的《意愿的冲撞》是古尔德在去世前两周刚刚
完成的一部作品。该项课题始于1996年古尔德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档
案馆(French National Archives)查找科西嘉岛的世仇资料。此后他又
获得了美国多个城市的杀人案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他建立了
一个模型,并利用其他数据组来加以验证。整部作品主要侧重于探讨支
配关系的出现与固化,以及人际纠纷与群体间纠纷的内在关联。古尔德
从复杂的时代背景出发,剥开谋杀、宿怨、复仇、革命以及日常纠纷的
层层外衣,分析一系列历史事件中暗藏的因果玄机,原创性地揭开了引
发一系列“小型暴力”或冲突的神秘面纱。对于全世界,乃至转型中的中
国来说,古尔德这一前沿研究无疑颇具现实和警示意义。多数冲突事件发生在相识者之间
美国和其他工业社会的命案专家几十年前就发现,大量杀人案是由
看上去鸡毛蒜皮的小事“激起”的:争辩、言语冒犯、小额债务、停车
位、意外身体接触,等等。事实上,一项关于人们如何以及为何杀害他
人的早期深入研究(研究地点为费城)专门划出了“小事引发的口角”这
一类别。与之相似的类别至今仍见于美国各地杀人案的统计汇总中,并
始终占美国城市杀人事件比重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古尔德看来,三分之一以上的杀人案甚至根本与重要事件无关。
由于其他杀人案可以与某些重要的事件联系起来(如婚内出轨、财产损
毁或失业等),它们才被如此归类。但这种归因本身往往被传统暴力观
牵着走:如果一个人因为赌债以及债务纠纷中的侮辱言行而杀害他人,人们便假定谋杀案因钱而起。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对纠纷双方的利益
影响最大的问题)被想当然地看作暴力行为的首要动因。由此,“重
要”事件对暴力的表面影响,以及(反过来)可以归因于重要事件的暴
力事件数量,都被这种典型分类法最大化了。
通过对科西嘉岛的世仇资料对比研究,古尔德发现:由于缺乏同侪
(对称关系中的人)和非同侪(非对称关系中的人)争执的基本比例数
据,他只能依靠记录了事件原委的杀人案进行数据分析。那些数据表明
同侪之间的口角很可能引发致命后果,但也许同侪之间发生口角的概率
本就远大于非同侪之间。如果同侪发生争执的概率高出非同侪3倍
(19%的同侪杀人案源于争执,而非同侪杀人案中仅有6%因争执而
起),那么事实上,比起对称关系,非对称关系中的言语冲突并不更易
引发杀人案件。因此,古尔德得出一个结论:暴力冲突更多发生在对称
关系而不是非对称关系中。
古尔德深入研究发现,除了战争以外,绝大多数暴力事件发生在相
识者之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暴力事件,以及没
有以暴力告终的冲突,也发生在相识者之间。这主要是因为比起一面之
交或素不相识者之间的暴力,密友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1693KB,2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