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转移.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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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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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转移是阿尔文·托夫勒写的关于权利的书籍,是未来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从财富、暴力和知识三种权利形式讲述了权利和社会关系,经济资本,产业等等之间的关系。

权力的转移内容
本书是托夫勒《未来三部曲》的第三部,同前两部作品《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一样,本书的主旨也是讲述给我们带来无尽纷扰的变动,尤其是知识在权力转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提出“社会权力”的新观念,并探索了未来企业、经济、政治和世界局势的改变。
本书所说的权力按作者的定义,是对别人有特殊企图的控制,而财富、暴力和知识构成了权力框架的三角基石。而从这三种权力形式出发,托夫勒探讨了以下内容:权力本质的改变,改造了企业界的社会关系;从资本的转换到“知识密集业”与“低知识产业”的冲突,从超市的电子化到家族企业的兴起乃至全新组织形态的出现,我们会从中理出权力新的架构;产业与经济的深层改变也带动政治、媒体和全球间谍战的巨大改变;今日庞大、扭曲的权力斗争对贫穷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未来的美国、日本和欧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企业界的权力争夺战里,主要的斗争工具跟其他社会阶层的斗争相同,就是暴力、金钱和知识。不了解这三样工具如何变动的人,等于是搭上通往经济衰亡之路的倒退火车。
诚如托夫勒所言:要对未来进行精密的预测简直是无稽之谈,而且这本书的主题——快速改变,本来就注定让任何细节的预测马上过时。统计数字会改变,新科技会取代旧科技,政治人物更是大起大落。然而,在我们迈入不可知的未来之前,我们手中最好先握有这样一张虽不完整却有粗略雏形的地图,一路摸索一路更正修改,总比完全摸不着方向来得好!
作者简介
阿尔文·托夫勒,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1928年10月8日出生于纽约,纽约大学毕业,1970年出版《未来的冲击》,1980年出版《第三次浪潮》,1990年出版《权力的转移》等未来三部曲,享誉全球,成为未来学巨擘,对当今社会思潮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托夫勒的妻子海蒂也是知名的未来学者,两人多次合作著述。
在线
高品质的权力
对权力最具争议性的假设总把重点放在“量”上(起码西方文化是如此),但这种分析方法漏掉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权力的品质。
权力可分为不同的等级,了解其品质会获得一种战略优势,更好地应对即将席卷学校、医院、企业、工会和政府的激烈争斗。
没有人怀疑暴力,无论是体现在弹簧刀里还是核弹里,它们都能够产生令人敬畏的结果。暴力或武力的阴影隐藏在法律条文中,而且每个政府都依靠军队或警察来执行自己的意志。当然,这种无所不在、必要的官方暴力威胁有助于社会体系正常运作,让正常的商业合约具有约束力,减少犯罪,提供争议的和平解决机制。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意义上,这种隐藏的暴力威胁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免于暴力。
但是,暴力通常有很大的反作用力。首先,它鼓励我们挥舞权杖或者进行军备竞赛,却增加了所有人的风险。即使暴力是“有用”的方法,也会有反弹,暴力的受害者或幸存者常常会伺机反击。
暴力的最大弱点在于它完全没有弹性,只能用来实施惩罚。简要地说,暴力是一种低品质的权力。
相对而言,财富这种工具就好得多。钱有多种作用,不仅限于威胁或实施惩罚,还可以提供奖励。财富既可以积极使用,亦可以消极使用,比暴力更有弹性。所以,财富属于中等品质的权力。
最高品质的权力来自知识的运用。在一部以巴西巴蒂斯塔时期为背景的电影中,肖恩·康纳利(SeanConnery)饰演一名英国的雇佣兵。其中有一幕令人难忘,暴躁的军官说:“少校,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武器,我给你弄来。”康纳利回答道:“头脑。”
高品质的权力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影响力,它不单是实现自己的愿望、让别人哪怕有其他想法也能去做你想让他做的事儿。高品质的权力有更深的内涵,效率是其中的必要成分,也就是使用最少的权力资源实现一个目标。你可以将知识运用得当,能够让另一方喜欢你的行动议程,甚至说服他人放弃自己的想法。
因此,在这三个社会控制的根本权力来源中,用途最广的就是知识,它可以产生五角大楼里的官员所说的“最大收益”。知识可以用来奖惩、说服甚至转化。它可以化敌为友。最重要的是,掌握正确的知识可以让人们规避很多危险,从而避免浪费暴力或财富。
知识也是暴力和财富的增值器,在实现某个既定目标时,可以用来增加可用的暴力或财富,或者减少所需的暴力和财富。这两种方式都提高了效率,在最终对决中,可以使用更少的权力“筹码”。
书籍主目录
第一部分 权力新解
第一章 权力移转期
第二章 暴力、财力和脑力
第二部分 “超象征型经济”中的生活
第三章 闪亮的日子之后
第四章 权力:隐藏的部分
第五章 财富:摩根、米尔肯……及其后来人
第六章 知识:象征的财富
第七章 物质主义至上
第八章 终极的替代品
第三部分 信息战
第九章 收银柜台之战
第十章 外控智慧
第十一章 网络的权力之争
第十二章 越来越大的战场
第十三章 企业主管的思想警察
第十四章 全面信息大战
第四部分 弹性企业中的权力
第十五章 组织崩溃的年代
第十六章 弹性企业
第十七章 部落酋长和企业大臣
第十八章 自主的员工
第十九章 权力拼图
小结 创造财富的新体系
第五部分 权力转移中的政治
第二十章 决定性的十年
第二十一章 隐形的政党
第二十二章 信息权术
第二十三章 变形战术
第二十四章 间谍的市场
第二十五章 未来信息的主题
第二十六章 音像制造者
第二十七章 颠覆性的媒体
第二十八章 屏幕的一代
小结 新黑暗时代
第六部分 全球性权力移转
第二十九章 全球性K变数
第三十章 快速与慢速
第三十一章 均衡的权力
第三十二章 东京、柏林与华盛顿的权力三角
第三十三章 全球斗士
小结 自由、秩序
权力的转移截图


囚犯与流氓
血钱与雪钱
第四章 暴力与黑社会
管理顾问的隐秘使命
戴尔·卡耐基与匈奴大帝
商业突击队
第三章 超越浮华的时代
第二部分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里的生活
民主的差异
事实、谎言与真相
每秒100万次推论
高品质的权力
第二章 暴力、财富、知识
褴褛乡绅
未来的轰炸
白衣上帝
帝国的终结
第一章 权力转移的时代
第一部分 权力新解
序言
封面
目录暴力垄断
隐藏的枪管
权力的轨迹
第五章 财富:摩根、米尔肯以及后来人
X形办公桌
米尔肯与摩根
打开大门
反击战
卫生棉与汽车租赁
后华尔街时代
游走的权力
为控制全球而斗争
第六章 知识:符号财富
藏在头脑里的财富
纸币的墓志铭
设计货币和辅助货币
权力的衰落
21世纪的货币
第七章 物质主义
失业的新含义
脑力劳动的范畴
知识密集型公司
低度知识型理念
高度知识型理念第八章 最终的替代物
信息炼金术
知识与资本
第三部分 信息战
第九章 收银台上的战争
大战的背后
美国小姐的香水
零售商的翻身与推销员佣金策略
超市以外
双重支付
智能超市
“幕府将军”的威胁
第十章 外部智能
巴赫、贝多芬和王安电脑
电话风潮
秘密和秘书
电子高速公路
具有自主意识的网络
干扰信息
第十一章 网络的权力之争
挑选丹宁布料
受冷落的中间商
房地产与轨道交通
电子大战的前兆一体化的供求循环系统
企业闪电战
信息垄断的兴起
第十二章 不断扩大的战争
5000亿美元的赌注
战略性标准
主要的较量
计算机民主化
似是而非的标准
啤酒和香肠的圆舞曲
第十三章 企业高管的思想警察
战斗等级
部门之争
战略性后退
巨脑时代
信息的伦理
自相矛盾的炸弹
第十四章 全面信息战
生锈的铁轨和酒店里的声音
信息的输入与输出
全面谍报活动
75%的错误
第四部分 弹性公司的权力
第十五章 组织崩溃的年代遏制官僚体系
无限多的“格架”
权力 vs. 理性
“骆驼象”与烫手的山芋
阻塞的渠道
知识的自由流通
知识也是权力
第十六章 弹性企业
终结千篇一律
去除企业的殖民主义
在桌子上跳舞
未来的家族企业
第十七章 部落酋长和企业特派员
律动型组织
双面型组织
棋盘型组织
政委型组织
封建型组织
任务小组型组织
自发型组织
权力的多样化
灵丹妙药不见了
控制的局限性
第十八章 自主的员工打开思想的枷锁
没有责任感的农夫
新枷锁
电子时代的无产者
未来的工作制度
不可替换的人
两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获取信息的需求
第十九章 权力的拼图
从单一到拼凑
割肉式管理
内部垄断
嵌入巨型公司
关系性财富
权力的拼图
超越大企业
新的财富创造体系
新经济的新陈代谢
从天而降的订单
明日的财富
第五部分 权力转移中的政治
第二十章 决定性的年代
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主
层面转变全球政治
民族问题大爆炸
拼图式民主
关键的少数派
第二十一章 隐形的政党
21世纪的部门
全球性流行词语
剥离行动
统治者的消失
秘密小组与“水管工小组”
第二十二章 信息战术
苜蓿草机密与引导泄密
掩盖消息来源
暗箭与秘密渠道
双渠道策略
接收端
信息的把握
秘密斗士与精明谋士
第二十三章 超战术
因纽特人与脑力工作者
真相与权力
被绑架者的手指
投票箱里的切尔诺贝利
给我个数字数据库的欺骗
幽灵人口
第二十四章 情报市场
蝴蝶与炸弹
克里姆林宫的轿车
主要竞争者
交换秘密
战斗机和“监视名单”
X射线vs. 詹姆斯·邦德
即将到来的生态战争
情报活动私营化
“私营监视之眼”的新意义
核心矛盾
第二十五章 信息议程
求职的渴望
恐怖分子的炸弹与艾滋病
新的全球性反哺
《夺宝奇兵》的编码
第二十六章 影音制作者
传播媒介多样化的社会
选择的时代
欧洲电视网
全球化销售
新贵族打造全球舆论
第二十七章 翻天覆地的媒体
电视里的卑劣小人
三种传播方式
媒体融合
无知之谷
革命者的媒体策略
第二十八章 屏幕时代
任人摆布的高尔夫球手
贪图享乐的奢侈品
远非怜悯
电子行动主义
信息鸿沟
新联盟
渴望一个新黑暗时期
宗教的疯狂
生态神学
新排外主义
第六部分 全球性权力的转移
第二十九章 席卷全球的K因子
金字塔与月球探测器
“拾用旧货”的经济学
第三十章 迅速型经济与缓慢型经济
重返家园战略位置
原材料之外
昂贵的“廉价”劳动力
超高速
电子鸿沟和活力十足的少数民族
第三十一章 平衡的权力
死亡民主化
资本的海洋
知识的新框架
单腿的苏联
第三十二章 权力的三角:东京—柏林—华盛顿
日本的枪
经济巨人
课外补习的竞赛
新东欧战略
从左派理论到符号学
受伤的巨人
下降的两大赤字
伍迪·艾伦的影响
选择合作伙伴
第三十三章 全球角斗士
宗教复活
可卡因帝国
跨国公司企业雇佣军
联合国新会员
新型全球组织
结语 自由、秩序与机会
后记
正直、谦逊和爱,她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作者之列。我只能借本书的这个
然而,出于种种考虑,这三本书只署了实际撰稿人的名字。直到现在,因为海蒂的
有海蒂的贡献。
士,仔细梳理和组织资料,起草初稿,还要不断更新和改写,所有这些工作中,都
海蒂对三本书的涉入时深时浅,但完成它们需要旅行、研究、采访全世界数百名人
是“未来三部曲”的写作基础。
度。海蒂不仅帮我润饰初稿,还参与社会变革的基本模型分析,而这些模型正
的编辑意识以及对思想和人物良好的判断力,“未来三部曲”无法达到这样的高
这三本书或多或少地有不足之处,但如果没有海蒂聪明的质疑、理性的见解、敏锐
最好的朋友、妻子和40年来的最爱:海蒂·托夫勒。
者,它们是两个人的结晶,而不是一个人的成果。这位合著者并不难猜,她就是我
了出版后的喝彩或批评。但是,“未来三部曲”从构想到完成都有一位无名的合著
触,因为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完成这趟旅行。三本书都由我执笔,也由我一个人接受
对我个人而言,《权力的转移》是一段迷人旅程的完美终点,但还是有些特别的感
工业社会文明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新兴力量正在崛起。
简单地说,《权力的转移》描述了我们一直面对的新旧势力之间不断加强的斗争:
力之间的角逐还未达到沸点。
与重组只是未来更激烈的新型商业战争的先期征兆,而且美国、日本、欧洲三股势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未来。旧文明与新文明之间的冲突已经如火如荼,企业并购
清晰且全面的大图景——一种新文明正在席卷全球,概莫能外。
直接分析不同的变革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因此,“未来三部曲”描绘的是一幅角落表达我的谢意,因为我觉得“未来三部曲”是我的,也是她的。
“未来三部曲”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25年这段时期,这个时间跨度正好契
合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期,统治地球几百年的工业社会文明在惊
天动地的权力斗争之后,最终让位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明。
“未来三部曲”通过不同视角探索同一时期内现实的底蕴。《未来的冲击》关注变
革的过程,即变革如何影响人与组织;《第三次浪潮》关注变革的方向,即如今的
变革会把我们带到何方;《权力的转移》则思考如何控制即将到来的变革,引发变
革的动因是什么以及如何推动变革。
在《未来的冲击》中,我提出人们在努力应对短时间内过多的变革时,常常面对困
惑和压力,加速的历史变革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与变革的实际方向无关。不论变
革是好是坏,事件发生就会产生影响。
我在书中还提出,从个人、组织到国家都会因变革太快、太多而导致人们困惑不
已,不能做出明智的应变决定。总之,个人、组织及国家都将受到未来的冲击。
与当时的主流观念相悖,我在《未来的冲击》中提出“核心家庭”模式将很快破
裂,并预言基因革命、一次性消费社会的出现以及后来逐渐变成现实的教育改革。
1970年,《未来的冲击》在美国首次出版,后来在全球各国相继出版。它触及人们
的心灵,意外地跃升为畅销书,并引发无数的讨论与批评。根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
所的统计,这本书是社会学作品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未来的冲击”这个术
语变成人们的日常用语,被收录到许多词典里,至今也时常出现在新闻标题里。
1980年,《第三次浪潮》出版,它着重描述了科技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最新变革,并将其放入历史坐标中,勾勒出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该书中,我将农业革命称为转变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浪潮”,工业革命称为“第
二次浪潮”,并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科技变革和社会变革称为人类历史
的“第三次浪潮”,即一种后工业化文明的开始。
我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新产业是以电脑、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为基础,这些统称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我还谈到弹性化生产、利基市场、兼职工作方
式、媒体小众化等新趋势。另外,生产者与消费者将融合出一个新形态——产消者
(prosumer),一些工作将从工厂转移回家庭,政治体系、国家体系也将发生种种
改变。
《第三次浪潮》在一些国家被禁止出版,在另一些国家却荣登畅销书榜,甚至一度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读物。在波兰,这本书被删减后出版,引起波兰学生
和工会的极度不满。他们自行翻译了被删减的部分,发行“地下版本”和包括被删
章节的小册子。和《未来的冲击》一样,《第三次浪潮》引起热烈的反响,由此催
生出许多新的产品、企业、交响乐甚至雕塑作品。
在《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分别出版20年和10年之后,《权力的转移》终于
问世。本书秉承前面两本书的主题,重点关注知识发生的关键性变化,以及这种变
化对权力所产生的影响。在本书中,我提出“社会权力”这一概念,并探索未来企
业、经济、政治和世界格局中权力的转移。
然而,要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几乎不可能,因为生命本来就充满种种超现实的意
外,即使那些看来最可靠的“硬性”数据和模型也往往建立在“软性”的假设基础
上,当事情涉及人时,尤其如此。“未来三部曲”的主题——快速变革,本来就意
的问题。讲习班的学员主要是杀人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相关。这次访谈经历让我和海蒂受益匪浅,后来我们开办了两场讲习班来探讨权力
(Cardinal Richelieu)一样,懂得利用信息来操纵权力,这和本书的主题直接
到,即使是监狱里的犯人也并非远离权力。有些犯人和路易十三时代的黎塞留主教 想象我们是在一所监狱里,一个权力的事实暴露无遗的地方。从她那里我才了解
明女性竟然是个杀人犯,也难以相信她还被指控参与了一起严重的性犯罪。我很难
蒙着眼睛被带进去,我绝对猜不到隔着图书馆橡木桌的这位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的聪
有一天,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上,我走进一个布满阳光与书籍的房间。如果是
苏联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号人物卢基扬诺夫进行访谈。
我们还见到了在白宫、巴黎总统府、东京首相府里制定政策的工作人员,甚至还与
他们一起讨论有关权力的话题。
贝尔奖的科学家、石油巨头、新闻工作者和世界顶尖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与
此外,我们还采访了许多银行家、工会领袖、企业领导、电脑专家、将军、获得诺
处以终身监禁的女犯人——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力的人。
位于世界权力之巅的政治家。我们也走访了南非被称为“悲惨之城”的贫民窟和被
我们有幸采访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及前几任日本首相等
家、在诸多研究成果与新闻报道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未来三部曲”有不同的分析模式,又相互兼容。每本书取材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国
粗略轮廓的地图,然后一路摸索、一路更正,这比完全没有概念更好。
落更替。然而,在我们迈入不可知的未来之前,手中最好先握有一张虽不完整却有
味着任何变革都会很快过时:统计数字会更新,新科技会取代旧科技,政治人物起这些亲身经历,加上从各地搜集的不计其数的书籍、资料,使撰写《权力的转移》
的过程成为一段我们终生难忘的体验。
希望读者们会觉得《权力的转移》和《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一样,具有
实用价值、趣味和启发性。而我这场历经14个世纪的探寻,终于可以就此画上圆满
的句号。
第一部分 权力新解
第一章 权力转移的时代
本书讨论的是21世纪起始时期权力的演变。我们会谈到暴力、财富、知识和它们在
人类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会探索如何在变革的世界开辟权力的新途径。
提到权力,往往因为人们不能善用它而给人不好的感觉,但权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它是所有人类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权力深深影响着我们生活或工作中的每
件事情,包括两性关系、做哪种工作、开哪种车、看哪类电视节目、追求哪种希
望,其影响之广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可以这么说,人类就是权力的产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权力是人类最不了解却最重
要的一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如此,因为我们正处于“权力转移的时代”的破晓时
刻,将世界拴在一起的权力结构正在解体,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新型权力结构正在形成。这种变革过程正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展开。
在办公室、超市、银行、公司、教堂、医院、学校和家庭里,旧的权力模式已经瓦
解,新的权力模式正在诞生。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到罗马,到处都处于骚动和不安
之中,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与日俱增。
在商界,我们看到大型商业帝国轰然崩塌后重组,总裁被弃如敝屣,很多员工也遭
受同样的命运。高层也许可以拿到“黄金降落伞”,也就是很高的离职补偿金或遣
散费,虽然能缓解降落时的震荡,而以前掌握权力时的“附加价值”却消失得无影
无踪,譬如公司的飞机、轿车、豪华高尔夫度假村、高级主管会议等,当然最遗憾
的是失去了支配权力过程中的内心快感。
这种权力的转移不仅发生在企业的最高权力阶层,办公室主管和工厂领班也都感受
得到,因为工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地顺从,他们开始提出各种问题并要求答
案。同样的情形甚至还发生在军官指挥部队、警署领导警察、教师教导学生中。
在商界,旧式权威不断瓦解,全球权力结构也在解体。“二战”结束后,两个大国
主导了世界权力格局。双方各有同盟国、卫星国和支持者,它们以导弹对导弹、坦
克对坦克、间谍对间谍的方式来制衡对方。当然,今天这一平衡已经被打破。
结果,世界体系逐渐出现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吸权机”。东欧各国和人
民纷纷加入新的(其实是旧的)联盟或对峙。权力移转得非常快,各国领袖身不由
己地“被各种事件裹挟着”,无力建立新秩序。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撼动人类各层权力体系的力量在未来几年内会变得
更强大、分布得更广泛。在权力关系重组之后,会产生人类历史上一个最罕见的现
象,即权力本质的大变革。“权力的转移”不仅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是权力的再塑。
帝国的终结
1989年,当维持了半个世纪的苏联帝国分崩离析时,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由于急
需西方科技来重振其经济,苏联主动投入一个几近混乱的变革期。
世界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也以更慢的速度、相对温和的方式开始衰落。关于美国失
去全球霸权的文章有很多,我不必在此赘述。但更惊人的是,美国国内的实权机构
也在失去权力。
曾经,通用汽车公司是全世界一流的汽车制造商,是全球各国经理人眼中熠熠生辉
的典范,也是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的象征。而今天,一位通用汽车公司的主管
说:“我们为生存而奔波。”我们或许可以预测,未来几年内通用汽车公司解体都
是可能的。
曾经,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几乎没有敌手,而且美国人拥有电脑的数量比世界
其他国家拥有电脑的数量总和还多。如今,电脑已经迅速普及全世界,IBM在全球的
占比份额也早已剧跌。
当然,这并不是外国竞争者造成的结果。曾经,只有三家电视公司垄断美国的电视
广播: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它们完全没有外国竞争者,但现在也在快速萎缩,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
换个别的例子来看,从前美国的医生是白衣上帝,病人把他们的嘱咐奉若圣旨,医
生实际上控制了整个美国医疗体系,还有非常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而今天的美国医生动辄得咎:病人会反驳,甚至起诉医生误诊;护士要求尊重和承担更多责任;医药代表不再那么恭敬。控制美国医疗体系的是保险公司、维护病人
权利的组织和政府,不再是医生。
在同一时期,随着最有权力的机构和职业逐渐丧失控制力,美国的对外权力也在下
降。
为防止误诊这场权力解构的巨大震动可能是超级大国垂老的疾病,我们分析了其他
国家的情况,却得到了反证。美国经济实力衰退的同时,日本经济急剧上升,但日
本经济发展的成功也触发了权力的转移。和美国一样,日本最有权力的第二次浪潮
产业(或锈带产业)的重要性已经下降,第三次浪潮产业正在兴起。尽管日本经济
实力增长,曾主导经济增长的三个部门:执政达40多年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创造日本奇迹的幕后功臣——通产省、对日本政治最有影响力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
会(经团联)都发现了自己权力的流失。
今天,自民党退步不断,老一辈的政党领袖深陷财务丑闻或绯闻,第一次面对愤怒
的、越来越活跃的女性选民、消费者、纳税人以及原先支持他们的农民。要保持
1955年以来拥有的权力,自民党必须把其选民基础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要应对复
杂得多的人口背景。因为日本和其他所有高科技国家一样,也在变成小众化社会,有很多行动者登上政治舞台。自民党能否完成这一长期转变尚成问题,而可以确定
的是,自民党已经失去了很多权力。
今天,仍有不少美国学者要求美国政府采用日本通产省的发展模式,而通产省自身
却处于困境。曾经,日本最大的企业都听从通产省的指挥,不论是否愿意,往往都
奉行其“行政命令”。如今,这些企业已经成长到可以忽略通产省,使得通产省的
权力迅速衰落。日本在世界上仍属于经济强国,而国内政治却很脆弱,巨大的经济
实力建立在摇晃不稳的政治基础之上。权力丧失更加严重的是仍由传统工业主导的经团联。
掌管日本财税收入的巨擘日本银行和大藏省曾带领日本安全地走过高增长期、石油
危机、股市崩盘和日元升值等危机,但如今,面对搅动经济动荡的市场力量时,他
们也无能为力。
更加深刻的权力的转移正在改变西欧的格局。德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欧洲其他国
家,欧盟的经济重心已经离开伦敦、巴黎和罗马,再加上德国统一后经济日益融
合,让欧洲恐惧德国会再次统治欧洲。
为了自保,法国和其他国家(除英国之外)努力在政治和经济上整合欧盟。但越整
合,各国政府就有越多的权力被转移到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逐步蚕食这些国
家的主权。
类似的权力转移的实例不胜枚举,它们代表着在如此短暂的和平时期发生的一系列
显著的变革。当然,有些权力的转移在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然而,这种全球性权力
体系四分五裂的模式相当罕见,更罕见的是,所有的权力游戏规则都在一夕间改
变,权力的本质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这就是今天的真实情景。在很大程度
上,它定义了我们个人及国家的权力,其本身也被重新定义。
白衣上帝
在前面所讲的一连串看似不相干的变革中,我们找到一条诠释权力的线索。这些变
革其实并不偶然,日本的迅速兴起、通用汽车公司的没落、美国医生的失宠,都有
一个共同点。
先以“白衣上帝”权力被削弱为例。在医生最辉煌的时期,他们牢牢把控医学知识,拉丁文的药方为这个行业提供了一
种半公开半保密的密码,大多数病人都不知道其中写的是什么。医学期刊和资料也
仅限于专业读者,医学研讨会完全不对外开放。这些“白衣上帝”甚至可以决定医
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入学资格。
今天的情况大为不同,病人有各种渠道接触大量的医学知识。家里只要有电脑和网
络,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医学索引》(Index Medicus)等专业数据库获得像爱迪
生氏病、结核菌病之类的所有疾病的科研论文。事实上,对于某些小病的治疗方
法,他们收集到的信息多到一般医生都没有时间读完。
《美国医生桌上参考手册》(Physician's Desk Reference)厚达2354页,人们
很容易买到。在“生命时光”(Lifetime)电视频道,每周会连续播放12小时技术
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电视节目,其中有些节目会声明“本节目的某些片段不适合普
通观众”,但看或不看完全由观众自己决定。
美国几乎每一个新闻节目里都有医药故事。每周四晚上,美国有300家电视台播放由
《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制作的电视节目,媒体时常报道医生误诊的新闻,还有一些价格不
高的书籍告诉读者应注意哪些药物的副作用,哪些药不能同时服用,如何通过饮食
控制体内胆固醇含量等。此外,重大医学突破即使在专业杂志上首发,但在医生从
报箱里拿出订阅的专业杂志获悉这一消息之前,晚间新闻就已经在头条新闻中播报
出来。
总之,医学知识的垄断已经被彻底粉碎,医生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光环。医生走
下神坛只是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沧海一粟,是很多高科技国家正在发生知识与权力关
系大转变的一个例子。在许多其他领域,原本紧紧掌控的专业知识正逐渐失控、流向普通大众。同样,大
型企业的基层员工能够获取过去由管理层垄断的信息。由于知识在进行重新分配,由此产生的权力也随之发生了转移。
未来的轰炸
然而,上述事例不足以说明知识变革造成或推动权力的转移的重大意义。在我们有
生之年,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也就是不再依靠体力
而是基于脑力来创造财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马克·波斯特
(Mark Poster)写道,在发达经济体里,劳动已不再是“人做事”,而是“人与
人或者人与信息之间的互动”。
事实上,信息与知识取代原始蛮力正是通用汽车公司没落、日本发展的潜在原因。
当通用汽车公司还以为地球是平的时,日本已经在探索前沿,发现完全不同的景
象。
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企业家还认为重工业稳如泰山时,日本的企业家甚至普通
民众正在被书本、报纸和电视节目告知“信息时代”就要来临,而且早早就准备好
迎接21世纪了。当美国人对“工业时期已经结束”的观点耸肩拒绝时,日本政府、工商业、媒体界的决策人早就欣然接受这一观点,他们断定知识才是21世纪经济增
长的关键。
于是,毫不奇怪的是,尽管美国的电脑普及比日本早一步开始,但日本后来居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信息科技产业——率先从第二次浪潮时代进入第三次浪潮的
新时代。
在日本,机器人普遍使用,加上电脑与信息辅助下的精密制造技术,使日本人生产出质量傲视全球的产品。日本人在认识到工业时期的技术终将消失时,便立即采取
行动,积极学习新技术,保护自己不会陷入新旧技术交替时的混乱。这种意识与通
用汽车公司及美国总体政策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如果仔细观察前文列举的权力转移的例子,我们会很容易发现,知识的角色已经发
生改变,新的财富创造体系正在崛起,进一步促进了权力的转移。
事实上,这种由知识带动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爆炸性新力量,它将发达经济体推进激
烈的全球竞争中,让那些发展中国家看到自己的产业不过是明日黄花,迫使其放弃
传统的经济发展策略,并重塑个人与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
丘吉尔曾说:“未来的帝国是头脑的帝国。”今天,这个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不
过,还有一点没有被认识:未来几十年内,在“头脑”的作用下,原始的权力在人
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层面将发生变化。
褴褛乡绅
创造财富的革命性体系一旦扩散,势必引发个人、政治和国际冲突。只要改变财富
创造方式,就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他们的权力来自之前的财富体系。双方之
间爆发激烈的冲突,争相要控制未来。
正是当今这场波及全球的冲突,帮助我们理解目前权力的重大调整。所以,要想看
清未来,我们先来回顾上一次全球冲突。
300年前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财富创造方式,此前用来耕作的土地上突然立起无数
的烟囱,工厂比比皆是。这些“黑暗的撒旦工厂”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全新的权
力体系。刚从半农奴身份解放出来的农民来到城里私人的或政府的工厂里当起工人。原先数
代同堂、由白胡子族长掌管的农耕家庭的权力结构随之改组,精简为核心家庭。年
长者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快受到挤压或削减,家庭本身也失去了很多社会权力,因为
一些曾经拥有的权力或功能已经转移到其他机构,例如教育功能由学校负责。
渐渐地,蒸汽机或烟囱扩散到的地方都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革,君主制纷纷崩溃,有的王宫变为旅游景点,新的权力形式正式登场。
曾经雄霸一方的地主中,有些足够聪明、有远见,他们乘着工业扩张的浪潮来到城
里,他们的子孙也变成企业股东或工业发展的领航人,而大多数选择死守祖宅和传
统乡村生活方式的地主,结果都沦为“褴褛乡绅”。他们恢宏的宅院最终变身为博
物馆或者筹款用的狮子园。
但是,在他们没落时,新的精英——企业负责人、官员、媒体大亨——在崛起。批
量生产、大量批发、全民教育和大众传播带来了民主,甚至连独裁政权都宣称是民
主政府。
伴随这些内部改变的是世界权力的大转移。工业化国家对其他国家或建立殖民地、或占领、或统治,形成了当时世界的权力结构,但有的地区仍存在着权力等级。
简言之,一种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会削弱权力体系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人们的家
庭生活、企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世界权力本身的结构。
过去,那些要争夺未来控制权的人采用暴力、财富和知识等手段。而今天,一场相
似的、速度更快的夺权运动已经开始。我们最近看到的企业、经济、政治和全球变
革都只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权力大转移的前奏,而我们正站在历史上最深刻的权力大
转移的边缘。第二章 暴力、财富、知识
蔚蓝的天空,远处的青山,“嗒嗒”的马蹄声,一个孤零零的人从远方骑马而来,黑亮的马背上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任何坐在漆黑的剧院痴迷美国西部牛仔影片的人都清楚,权力来自牛仔腰上的那把
左轮手枪。几乎每部好莱坞电影都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骑马而来的牛仔,单枪匹马
地和坏人决斗,然后把左轮手枪放回枪套,独自骑马奔向远方。于是,人们从中学
到:权力来自暴力。
在很多这样的电影里,也总有个穿着体面、大腹便便的背景人物(反面人物),他
坐在大木桌后面,既软弱又贪婪,但他拥有权力。正是他资助铁路修建,攫取土
地,豢养马匹。如果牛仔代表暴力性权力,那么这样的人物则代表着财富性权力,其典型形象是银行家。
在很多美国西部影片中,还有第三个重要人物:一位正义的报纸编辑、一位老师或
者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在这样一个粗鲁的男人们都“先开枪再理论”的混乱世界
里,这个人物不仅象征着善恶之战中的好人,也代表着拥有文化和知识的权力。这
个人物最后总会得胜,因为他与持枪英雄结成同盟,或者突然好运临头,如在河里
发现金子或者继承了一笔意外财产。
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在西部影片里,知识想要赢,就必须和暴
力或财富结盟。
当然,日常生活中,暴力、财富和知识并非权力的唯一来源,而且权力本身亦无好
坏,几乎是所有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尺度。事实上,权力与欲望相辅相成,人类欲望各有不同,任何能满足别人欲望的东西就可能是潜在的权力源头。对吸毒的人来
说,毒贩控制毒品货源的能力就是一种权力。对需要选票的政客而言,握有选票的
选民就是拥有权力。
虽然权力的来源有很多种,但西部影片中,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
来源,而且每个来源在权力游戏中都有不同形式。例如,就暴力而言,有时不必真
正诉诸行动,通常恐吓就能令对方服从,甚至法律也隐约含有暴力胁迫的成分(此
处“暴力”是一种比喻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既包括身体胁迫,也包括心理强
迫)。
事实上,和现代电影一样,古代的神话故事也指出暴力、财富与知识是获取社会权
力的工具。在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就是剑、珠宝和镜子,直到今天依
然是日本皇家权力的象征。
剑和珠宝所蕴含的权力意义非常明显,镜子则需要解释一下。当天照大神在镜子中
看到自己的面容、对自己的容貌了解时,代表了一种能力。镜子可以象征她的神
圣,但也可以视为想象力、感悟和知识。
在剑或暴力、珠宝或财富、镜子或知识这三个权力来源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互
动系统,在一定条件下每个权力来源可以转变为另一个。一把枪可以抢到钱或从别
人嘴里逼出秘密;钱可以买到信息,也可以买到枪;信息可以用于获得的财富(如
伊凡·博斯基),或者让掌控的权力成倍扩大(这能解释为什么克劳斯·福克斯要窃取
核弹的机密资料)。而且,社会的每个层面——从私密的家庭到公开的政治舞台都
可以使用这三种权力来源。
在个人层面,大人可以打小孩(使用暴力),或减少零用钱、用钱奖励或塑造孩子的价值观,让孩子服从——这是最有效的方式。在政治层面,政府可以监禁或折磨
异见者,用金钱惩罚批评者或买通支持者,甚至可以操纵事实真相来制造所谓
的“共识”。
这三样法宝像生产机器的机床一样,如果运用恰当,就能带来更多、更大的权力。
不论政治精英和个人使用其他什么工具,暴力、财富和知识这三样法宝都是最终的
操控杆,它们可以称为“权力金三角”。
当然,并不是所有权力的转移都是这三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许多自然事件也是肇
因。例如,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时,无论是否拥有权力,人们都同样被送进坟
墓,结果精英阶层空出了许多席位。
机会也会影响社会权力的分配,但当我们关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叩问是什么让人
们和整个社会默认“有权人物”的意愿时,我们会再次看到“权力金三角”的作
用。
为了尽可能简洁清晰,以下章节中所讨论的“权力”均表示有目的地支配他人的能
力。这一定义排除了抗击大自然或具体事情的权力。然而,这一定义也足够宏观,包括各种行使权力的情况,如妈妈不让孩子在一辆冲过来的汽车前奔跑、IBM决心提
高盈利、马科斯(Marcos)和诺列加(Noriega)等独裁者让家族和与家族有关的
人富甲天下、天主教徒集会反对政府允许堕胎等。
最赤裸的权力形式就是使用暴力、财富和知识来迫使他人按照指定的方式来做事。
聚焦于“权力金三角”、以这种方式定义权力,可以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分析
权力,更清楚地揭示出权力如何控制我们从生到死的所有行为。唯有如此,我们才
能识别那些旧有权力结构,思考如何变革,如何顺应未来。高品质的权力
对权力最具争议性的假设总把重点放在“量”上(起码西方文化是如此),但这种
分析方法漏掉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权力的品质。
权力可分为不同的等级,了解其品质会获得一种战略优势,更好地应对即将席卷学
校、医院、企业、工会和政府的激烈争斗。
没有人怀疑暴力,无论是体现在弹簧刀里还是核弹里,它们都能够产生令人敬畏的
结果。暴力或武力的阴影隐藏在法律条文中,而且每个政府都依靠军队或警察来执
行自己的意志。当然,这种无所不在、必要的官方暴力威胁有助于社会体系正常运
作,让正常的商业合约具有约束力,减少犯罪,提供争议的和平解决机制。在这种
似是而非的意义上,这种隐藏的暴力威胁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免于暴力。
但是,暴力通常有很大的反作用力。首先,它鼓励我们挥舞权杖或者进行军备竞
赛,却增加了所有人的风险。即使暴力是“有用”的方法,也会有反弹,暴力的受
害者或幸存者常常会伺机反击。
暴力的最大弱点在于它完全没有弹性,只能用来实施惩罚。简要地说,暴力是一种
低品质的权力。
相对而言,财富这种工具就好得多。钱有多种作用,不仅限于威胁或实施惩罚,还
可以提供奖励。财富既可以积极使用,亦可以消极使用,比暴力更有弹性。所以,财富属于中等品质的权力。
最高品质的权力来自知识的运用。在一部以巴西巴蒂斯塔时期为背景的电影中,肖
恩·康纳利(Sean Connery)饰演一名英国的雇佣兵。其中有一幕令人难忘,暴躁改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预测过“权力金三角”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会发生革命性的
同于力量,却没有关注权力的品质以及知识与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之间的联系。
暴力、财富和知识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社会的权力分配。培根将知识等
哪一方掌控了这些基本的权力工具。
因此,在评估一场权力冲突(是谈判,还是战争)中不同的争夺方时,可以厘清
练后)知道如何组合使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巧用智慧进行搭配,将权力发挥至极限。真正高明的权力玩家本能地(或经过训
当然,有权使用这三种工具的人可以聪明地将惩罚的威胁、奖励的承诺、说服和
中,可以使用更少的权力“筹码”。
力或财富,或者减少所需的暴力和财富。这两种方式都提高了效率,在最终对决
知识也是暴力和财富的增值器,在实现某个既定目标时,可以用来增加可用的暴
免浪费暴力或财富。
可以化敌为友。最重要的是,掌握正确的知识可以让人们规避很多危险,从而避
五角大楼里的官员所说的“最大收益”。知识可以用来奖惩、说服甚至转化。它
因此,在这三个社会控制的根本权力来源中,用途最广的就是知识,它可以产生
当,能够让另一方喜欢你的行动议程,甚至说服他人放弃自己的想法。
中的必要成分,也就是使用最少的权力资源实现一个目标。你可以将知识运用得
有其他想法也能去做你想让他做的事儿。高品质的权力有更深的内涵,效率是其
高品质的权力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影响力,它不单是实现自己的愿望、让别人哪怕
“头脑。”
的军官说:“少校,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武器,我给你弄来。”康纳利回答道:每秒100万次推论
在当今的后培根时代,一场革命正席卷全球。从孙子、马基雅维利到培根,这些天
才都无法想象如今正在发生最深刻的权力的转移——暴力或财富都必须依赖知识发
挥其真正的力量。
以前,军事力量基本上就是无须动脑地挥舞拳头,而今天,任何军事行动几乎都在
依赖“智慧结晶”——知识被嵌入武器和监视技术。从卫星到潜艇,现代武器都有
信息丰富的电子零件,如今的战斗机就是会飞的电脑。即使“愚笨的”武器也依靠
超级智能的电脑或电子芯片的帮助下制造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军方在导弹防御系统中使用电脑化知识——“专家系统”。由于
亚音速反舰导弹的速度是每秒1000英尺,所以有效的防御系统必须能在10毫秒内做
出反应。但“专家系统”内存有人类专家归纳出的1万~10万条规则,电脑必须在瞬
间扫描并权衡这些规则,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然后做出如何反应的决定。《国防
科学》(Defense Science)杂志指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曾
制订了一个长期计划,设计一套能够“每秒做100万次推论”的系统。逻辑、推断和
认识这些人类和机器的脑力工作,才是当今军事力量的先决条件。
在商界也盛行财富越来越依赖于脑力的说法。在先进经济体,如果没有电脑,整个
体系的运营会在半分钟内瘫痪。复杂的新生产系统融合了多种(且不断改变的)技
术;市场不断细化,整个体系需要大量优质的信息来产生财富。今天,我们只是处
于信息时代的初始阶段,现在使用的最先进电脑和辅助设计制造系统在未来看来都
是石器时代的原始工具。
因此,知识不仅演变成当今品质最高的权力,而且成为暴力权力与财富权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知识已经从暴力权力和财富权力的附属物蜕变为它们的精
髓。事实上,知识是最终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转移的关键。正因如此,世界上才
爆发了知识控制战,人们才如此热衷利用传播工具。
事实、谎言与真相
知识与传播系统并非自带免疫能力,或可以不受权力的影响。企业、政府和日常人
际关系中所采用的每一个“事实”几乎都来自先前权力结构有意或无意形成的其他
事实或假设。于是,每个“事实”都有它的权力历史以及权力未来(或许可以这样
说),都会对未来的权力分配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虚假事实和有争议的事实既是社会权力斗争的产品,也是武器。无论是虚假事实、谎言,还是真正的事实、科学定律,抑或人们接受的宗教“真理”,都是当今权力
游戏的弹药,也是本书所说的“知识”的一种形式。
当然,有多少位自认为是智者的人,就有多少种对知识的定义。当“符号”“象
征”“图像”等词语被赋予高深的技术含义时,事态就更加复杂。当我们发现克劳
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定义“信息”时,只注意发展信息科技的技术用途,却完全忽略这个词的语义学意义或传播“内
容”。
总的来说,接下来几章中出现的“数据”代表彼此不相关的“事实”,我们所说
的“信息”是指经过整理、分类的数据,而“知识”则是信息经过进一步提炼后形
成的结论。但是,为了避免重复,有时这几个名词会交替使用。
为了让事情更简单,避免陷入过度定义的流沙陷阱,虽然可能不够严谨,但在后面
的章节里,知识将泛指信息、数据、图像、态度、价值观和其他社会具有象征意义的成果,而不论它们是否“正确”“大约”或“错误”。
所有这些“知识”从来就是权力角逐者在使用或操纵的,媒体更是不断重塑由它们
传播出去的知识。因此,我们将用“知识”这个词囊括一切。
民主的差异
知识不仅具有极大的弹性,还有其他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使它优于未来世界的其他
权力来源。
因此,暴力在实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在摧毁我们想要俘获或防御的事物之
前,能够投入多少力量是有限的。财富也是一样。金钱不是万能的,金山银山也会
用尽。而知识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总能从知识中得到更多。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 of Elea)曾指出,如果一位游人每天只走到目的地的一
半就停下,那他永远都到不了终点,因为永远都有一半路途没完成。从知识的角度
来看这句话,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成对所有事情彻底了解,但我们可以再向前走一
步,加深对某些现象的了解。因此,知识至少在原则上是无限延伸的。
知识还有一个内在特性使它有别于暴力和财富。一般来说,如果我在用一把枪,那
你就不能同时使用这把枪了;同样,如果我在使用一块钱,那你不可能同时使用这
一块钱。然而,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同一种知识来相互支持或反对,甚至在这一过程
中还可激发更多的知识。不同于暴力和财富,知识是用之不竭的,这告诉我们,知
识权力的游戏完全不同于使用暴力或财富实现意图的准则。
在进入信息时代后,知识的最后一个也是更加关键的不同于暴力和金钱的特点:在
定义上,暴力和财富都是强者和富人的权力,而知识,弱者和穷人都可以掌握它。知识是权力最民主的来源,使得知识成为当权派的持续威胁,虽然他们也用知识在
加强自己的实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个当权派——家长、企业总裁或国家总理都
想在自己的领域内控制知识的数量、品质和分配方式。
“权力金三角”的概念最终演变成一个特别的嘲讽。
在过去至少300年间,所有工业国家之间最根本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财富分配展开
的:谁得到什么。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
义”,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
虽然这个世界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但与权力的另外两个来源相比,财富分
配不均现象一直是最不严重的。相对于全副武装的人与手无寸铁的人、受过良好教
育者与文盲之间的鸿沟,财富的分配不均只是小巫见大巫。
今天,在瞬息万变的富裕国家里,虽然有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但未来的权力斗争
会越来越集中于知识的分配和获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能保护自己免受权力滥
用的冲击,也不能依靠技术创造更好的、更民主的社会,除非我们清楚知识如何流
动、最终流向谁。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细看权力本质的改变如何彻底革新商界的各种关系。从资
本的转变到“高文化素养者”与“低文化素养者”之间的冲突,从网上超市的出现
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全新组织形态产生,我们将绘制权力的新轨迹。这些在产业与经
济领域的深层变化也带动政治、媒体发生巨大变革。最后,我们将探讨今日庞大
的、扭曲的权力斗争如何影响贫穷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未来的美国、日本和欧
洲,因为所有这些都会被今天权力的转移所改变。
众营销、分销转为利基和微观市场营销,将一元化的企业改革为新的组织形式,将
命性生产系统。它带领我们跨出一大步:从批量生产转为定制,再逐步升级,从大
后知后觉的人所坚持的“去工业化”“空洞化”或“经济衰退”,而是跃入一个革
了所谓的“超级信息符号经济”(supersymbolic economy)。它的诞生绝非一些
新的财富创造体系完全依靠数据、创意、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即时交换与传播,造就
权力分配的巨大变化。
电视广告等)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个全新的财富创造体系正在兴起,带来
光环只是包裹在未来新经济的表面,其中信息(包括从科学研究成果到天花乱坠的
企业在过去也有明星,但现在这些明星的背景已经大为改观。让企业闪闪发光的新
也许是让别人提到他们)要参加美国总统竞选。
代表性人物。以他们为主角的书籍(以及作者)跻身畅销书之列,他们甚至(或者
(Lee Iacocca)在公关人员的簇拥和个人营销术的全面训练下,成为商业实力的
商业巨头的名字和好莱坞明星一样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唐纳德·特朗普、李·艾科卡
少“明星”。
式。和戏剧一样,商业活动中有英雄、恶棍以及跌宕的剧情,而且还诞生了不
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盈利,但人们越来越怀疑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常见的形
第三章 超越浮华的时代
第二部分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里的生活超越国界限制转为地区性、全球性运营的模式,从“工人阶级”转变为新的“知识
阶级”。
赞成并促进这种财富创造体系的力量与守护传统工业势力之间的斗争就是当今主要
的经济冲突,其意义已经远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博弈以及美国、日本、欧
洲之间的角逐。
从以烟囱为标志的工业经济转变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经济,需要大量变革力量
的帮助。因此,世界大部分企业的财务或产业出现重组的热潮,企业被撕裂,新领
导被任命,以便企业能够适应新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财经新闻里有关企业强行接管、并购以及企业回购的消息比比皆
是,而且美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企业都是如此,许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荷兰)
都为此立法或以其他条文来限制“恶意接管”。
如果认为这些发生在华尔街的野蛮行为和企业的遭遇代表我们已经进入新型经济,这未免有点儿夸张。欧洲一体化、金融自由化、人类自古就有的贪婪等都是推动这
股重组热潮的力量,而特朗普和艾科卡都只是过去时代的人物,不是新时代的先
驱。尽管艾科卡成功游说华盛顿方面帮助为其衰退的汽车制造业纾困解难,尽管特
朗普把自己名字打在炫目的摩天大楼和赌城上,但他们都没有为企业带来真正的大
变革。
然而,在一个革新时期,各种奇招怪式纷纷出现——复古的、怪诞的、逐名作秀
的,圣人、骗子以及具有远见的改革者,同时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上。
在混乱的现象背后,在融资和企业重组等表象之下,出现了一个新模式。我们看
到,企业结构转变,传统工业经济所产生的权力开始向超级信息符号经济转移,这个过程将在后文详细探讨。
这场重组热潮很有必要,因为整个财富创造体系在竞争压力的推动下迈入更高层
级。如果简单地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重组热潮描述为人类“自我优先”的贪婪,就会忽略更重要的方面。然而,新经济对最先看到这种趋势的人给予了很大的回
报。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全球最有钱的人都是汽车制造商、钢铁巨头、铁路权
贵、石油大亨以及融资理财的人,他们生财的方式主要靠组织内的廉价劳动力、原
料和硬件。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福布斯》富豪榜前10位中,有7位富豪的产业属于媒体、大众
传播或计算机、软件或相关服务,而不是硬件制造业,这充分反映出日本人所
谓“软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
并购、接管、撤资和金融上的重新洗牌等“抽搐性”行为都只是转型进入新经济的
一个方面。企业努力抵御他人掠夺,或努力并购其他企业,同时也在慌乱地应对一
场信息科技革命、市场重组以及其他变革,这意味着商业界遭遇了工业革命以来最
重大的调整。
商业突击队
这样深刻的重组势必引发冲突和痛苦。和工业革命初期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人发现
自己的生计受到威胁,工作被取代,未来完全不确定,权力被大幅削减。
投资方、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卷入这场冲突和困惑之中。过去,工会通过罢工或威胁
要罢工来行使权力。现在,除了这些工会还要聘用投资者、律师、税务专家等专业
人士,希望能够参与企业重组协议的过程,而不是坐以待毙。管理人员为了阻止外
来并购,努力搜集市场上任何不利于企业前途的信息。这些都越来越依赖于及时且精准的信息。随着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出现,知识是赢得权力斗争胜利的关键武
器。
在这个易变的世界里,擅长操纵符号的风云人物具有明显优势。法国的代表人物是
企业家伯纳德·塔皮埃(Bernard Tapie)。他创建了一家公司,年收入达10亿美
元。他还主持自己的电视节目。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成立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爵
士(Richard Branson),《财富》杂志认为他享有“过去摇滚巨星或皇家贵族才
有的名望”。
在旧体系崩溃时,原先运行这个体系的管理人员突然被一批由冒险的投资方、赞助
方、主办方和经理人组成的“游击队”轻易打败,这些新“游击队队员”不仅是反
官僚管理制度的利己主义者,而且都精于获取知识(有时甚至用非法手段)或控制
知识的扩散。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体系的到来不仅造成了权力的转移,而且改变了权力的风格。约
翰·德巴茨(John DeButts)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解体之前
掌管这家公司,他缓慢而沉稳的做事风格与威廉·麦高文(William McGowan)的气
质形成鲜明对比。麦高文的父亲是铁路工会成员,最初只是卖鳄鱼皮包,后来帮助
好莱坞制片人迈克·托德(Mike Todd)和乔治·斯库拉斯(George Skouras)筹集
制作宽银幕影片《俄克拉荷马》(Oklahoma)所需的资金,接着他成立了专接美国
国防部生意的小公司,然后才成立美国世界通信公司(MCI),直接打破了美国电话
电报公司的垄断市场。
形式上的变化反映了变革的需要。重组公司和产业以适应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是件大
事,那些吹毛求疵、死要面子、锱铢必较的管理人员完全胜任不了。事实上,这份
使命需要由个人主义者、激进者、勇敢的斗士甚至怪人来承担,因为他们作为“企业突击队”随时准备去攻占码头,抢夺控制权。
曾有人说,如今冒险的创业家和从前建立烟囱经济的“强盗大亨”十分相似。如今
的“浮华时代”与美国南北战争后所谓的“镀金时代”确实有相似之处。那时,美
国北部地区刚推行工业化,也在经历彻底的经济重组。那个时代有炫耀式消费、政
治腐败、大肆挥霍、盗用公款和投机等行为,也有不同凡响的人物,比如范德比尔
特“船长”、“钻石大王”吉姆·布雷迪、“一赌一百万”的盖茨。那个年代反对工
会、耻笑贫穷,经济呈现不可遏制的暴涨,将美国推入工业时期。
而当今出现的新型企业家与其说是官僚,不如说是海盗,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电
子强盗”。他们攫取的权力建立在精细的数据、信息、专业的知识和技术的基础
上,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大笔财富。
加利福尼亚州的金融专家罗伯特·温加滕(Robert I. Weingarten)这样描述企业
并购的过程:“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电脑上列出你的标准,然后搜索能达到标准
的目标公司。在不同的数据库里运行这些标准,直到锁定目标。最后做什么呢?你
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所以,整个过程是从电脑开始,以媒
体结束。”
温加滕说:“在这期间,你应该招揽一批拥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税务法律顾
问、策略家、数字建模师、投资顾问以及公关人员等。这些人大多依赖电脑、复印
机、电子通信和媒体来开展工作。如今,能够做成交易的能力往往更依赖信息,而
不是金钱。在一定程度上,筹得资金比获得专业的知识技术更容易。知识是真正的
权力杠杆。”
因为企业并购与重组都在挑战既有权力,所以更具情节的戏剧得以产生,也由此催生出新的主角和反派人物。卡尔·伊坎(Carl Icahn)、布恩·皮肯斯(Boone
Pickens)在全球家喻户晓。苹果电脑的联合创始人、美国曾经的青年才俊史蒂夫·
乔布斯虽然持有公司大多数股份,但在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发动的公
司“政变”后被迫辞职;李·艾科卡与福特二世的家族宿怨一直没有结束;通用汽车
公司的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在一部名为《罗杰和我》(Roger Me)的电
影中备受揶揄,而且被电脑大亨罗斯·佩罗(Ross Perot)当众抨击,因为罗杰并购
了他的公司。商界斗争从没停止,对手的名单也不断加长。
如果你以为并购、重组只是美国特有的问题,而且是因为华尔街监管不力造成的人
为现象,那你就忽略了其深层意义。在英国,罗兰公司拼死抗争哈罗斯百货公司对
自己的控制;盛气凌人的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Goldsmith)豪掷
210亿美元强行收购英美烟草集团;意大利奥利维蒂公司的董事长卡弗·德·贝那蒂提
(Carfo De Benedetti)向菲亚特汽车集团的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和他根深蒂固的产业帝国核心集团宣战,并突然出价要并购位于比利时布
鲁塞尔的兴业银行,此举震动了欧洲,因为这家银行控制了比利时全国13的经济。
除此之外,以计算机为主的法国布尔集团一直觊觎美国齐尼思数据公司;维多利亚
集团收购了德国第二大保险公司科克尼亚公司,而德国的德雷斯登银行则买下了法
国国际投资银行。
在西班牙,这种公司间的争斗剧变成了情节剧。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描述说,西班牙人每天都能够观赏“数十年来最引人入胜但结局很乏味的表
演”。
争斗的焦点集中在西班牙三大银行及其相关产业帝国。双方的代表人物是阿尔贝托·
科尔蒂纳(Alberto Cortina)及其表哥阿尔贝托·阿尔科塞尔(AlbertoAlcocer),另一方是来自基督教会的律师马里奥·孔德(Mario Cond)。孔德很精
明,他已经控有西班牙信托银行,并准备兼并西班牙最大的银行——中央银行。这
场争斗甚至登上了色情小报,因为两位表兄弟中的一个爱上了一位28岁的舞女,而
这位女士在夜总会跳舞时被人拍下照片,照片里她在迷你裙下没穿底裤。
结果,这场被西班牙总理称为“20世纪最大经济事件”的并购战像玻璃般碎在世人
眼前,留下孔德在自己的银行里苦苦坚持。
所有这些故事都是媒体特别感兴趣的素材,但国际特性告诉我们,除了浮华、贪婪
和当地法规缺失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正在发生。权力的转移同时发生在千百个不
同的前线,而且权力的来源——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组合在我们向超级信息符号经
济转变的同时,也在发生改变。
戴尔·卡耐基与匈奴大帝
有时,连聪明的企业管理人员都不免困惑。有些人忙着阅读“怎样……”系列丛书,书名往往比较愚蠢,例如《匈奴大帝的领导秘诀》;有些人寻找灵修小册子;有些
人参加卡耐基培训课程,学习如何影响他人;还有些人参加谈判术的研讨会,好像
权力完全属于心理学或战术学的范畴。
有些人私下哀叹公司里有人玩权斗,抱怨权力游戏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因为这样
分散了大家的精力,不能全力去追求利润。他们认为,权力游戏消耗了能量,而对
权力如饥似渴的人却把一些不需要的人也列入工资发放单中。当许多最有权行使权
力的人否认自己有权力时,人们的困惑倍增,但也情有可原。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等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往往把经济描述为一个客观的
供求机制,完全忽略权力在创造财富和利润中的作用。也可能是他们假设所有的权力争斗都会相互抵消,因此经济不受其影响。
忽略权力对创造财富的影响并不只有保守主义,美国大学最有影响的教科书之一
《经济学》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am D.
Nordhaus)合著的,在其最新版本中,有28页字号很小的索引,在其中却完全找不
到“权力”这个词。
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完全无视或忽略权力这个因素时,J.K. 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是个例外。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其他观点,他一直尝试把权力作为一
个变量纳入经济方程式。激进的经济学者大谈商业中滥用职权、影响消费者、独裁
专断、欺行霸市、操纵市场或哄抬物价。他们抨击游说企业资助竞选的现象,并为
了公司利益采用令人不快的方法,如反对保护工人健康与安全、环保和累进税制的
法规。
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激进分子也误解(并低估)了权力在经济中的角色,包括
其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而且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权力本身也正在经历令人震惊
的转变。
在他们的批评之后有一个没有明说的观点,即权力与生产和赚钱关系不大,而且是
一个外部因素,或者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才有滥用权力的问题。然而,仔细
审视今天权力转移的现象,我们会发现,权力是所有经济体内固有的部分。
超额和各种利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时候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而不是效
率。(即使是最低效的企业,只要有权力把条款强加在劳工、供应商、分销商或消
费者的身上,照样可以赚钱。)在生产过程的每一步,权力都是不可避免的部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任何类型的经济里,无不如此。即使在平时,生产过程都会要求建立或割断权力关系,或需要经常调整,但如今并
不是“平时”。激烈的竞争、快速的改变要求不断创新,而每次创新的尝试都会遭
到抵制并引起权力冲突。在当今革命性的环境中,不同的财富创造体系发生碰撞
时,小幅度的调整已经不足以弭平彼此之间的鸿沟。权力冲突的强度越来越大,而
且由于企业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一个企业的权力变动常常会激起别的企业也发
生权力变动。
当进一步研究高度依赖知识和全球竞争性经济时,我们发现冲突和对峙的规模更
大,其结果是,权力变量在企业里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个体以及整个企业都很重
要,所带来的权力的转移对利润的影响远远大于廉价劳动力、新技术或者理性的经
济核算。
从预算分配斗争到官僚主义团伙的建立,企业越来越受到权力的影响。升迁、招
聘、工厂搬迁、新机器的引进、生产、价格的变化、需求的改变、成本的核算以及
有关审计账目的不同解释,所有这些都会引发新的权力争夺大战和权力的转移。
管理顾问的隐秘使命
意大利心理学家玛拉·塞尔维尼·帕拉佐莉(Mara Selvini Palazzoli)带领团队专
门研究规模较大的机构。该研究小组曾参与了一个案例,并披露了一家由两个人共
同拥有的公司。这家公司拥有许多工厂。总裁聘请了心理顾问,表面上是要提高企
业效率。他告诉心理顾问,企业内的士气很低,并鼓励顾问多和员工谈话,找出员
工间弥漫着怒气与嫉妒情绪的原因。
副总裁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拥有30%的股份,总裁拥有70%),他质疑总裁聘请心
理顾问是否有用,但总裁只是耸耸肩不在乎地说,这年头请个顾问到公司里来是“应该做的事儿”。
帕拉佐莉团队的分析揭示出一个扭曲的权力关系陷阱。表面上,顾问的任务是提高
效率,实际上,顾问的真正任务并非如此。总裁与副总裁之间已经到了兵刃相见、水火不容的地步,总裁只想借顾问来增强自己的同盟力量。
帕拉佐莉和她的研究团队在报告中说:“总裁的秘密计划是想通过这位心理顾问获
得对公司的全面控制,包括基本由副总裁控制的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而副总裁的
秘密计划则是证明他比总裁更优秀,展示他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技术能力(即知识)
和严谨的性格。”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事实上,企业无论大小,都不能摆脱在同一个“权力场”中
运营,暴力、财富与知识这三个基本工具被不断组合使用,来调整或转变关系。
但上面那个案例还只能算是“正常”的权力冲突。在未来几十年里,当新旧财富创
造体系发生激烈冲撞时,当全球化更加广泛、风险上升时,这种“正常”的竞争就
会上升为前所未有的、更剧烈、更具破坏力的权力大战。
权力不是唯一的目标,也不是公司和个人竞相分食的一块大饼。权力不可能产生公
平的关系,不可能实现人们常说的“双赢”(双方都有所得),也不可能产生所有
的人际关系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现金交易”,而是都可以简化为“权力交易”。
这里有一个强烈的暗示,即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权力的转移会让现在的并购和变革不
值一提,而且会影响企业的各个层面,从纵向的劳资关系到横向的职能部门(市场
营销、工程技术和财务)的权力,并延伸到制造商与零售商、投资方与管理者之间
的权力关系。做出这些改变的是人,但工具依然是暴力、财富、知识及它们的衍生物。企业内部
和外部世界一样,还是依赖这三种主要的权力工具。不了解这三样工具如何转变,等于拿到一张通往经济衰落的车票。
如果未来就这样变化的,那么企业家将需要承受个人与组织上的压力。但是,事实
远远不止如此。权力的转移既包括权力转变,也包括权力的本质发生突变——在暴
力、财富与知识的混合作用下发生了剧变。
因此,为了预测很快就要来到的深层变革,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三种权力工具。
在讨论财富与知识之前,我们应该准备好,带着忐忑的心情,细看暴力在企业里扮
演的角色。
第四章 暴力与黑社会
他是一位名人,堪称商界巨星。他结婚的消息会登上媒体的娱乐板块,他的名字在
金融界会引发敬畏与迷恋。40多岁的他不可一世、英俊、易怒。他是个读书狂,每
个星期天的下午会到纽约曼哈顿上东区,寻找一家合适的书店进去看书。他穿着高
领毛衣,不会被人认出来。一旦他与其他商界精英碰面,第二天便会出现在商业新
闻的头版。他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个人财富,估计有近5亿美元。
然而,他是个敢于违犯法律的人。他的违法行为不是扰乱股市,也不是渎职罪,而
是法律中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实施暴力。
为简短起见,以下是他讲述的故事:
我公司在附近一座城市的电脑中心失火了,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说,放火的是一个心
怀不满的员工。问题是,我们没有可以在法庭上展示的有效证据,而且我们无法让当地警察接手这个案子。即使我们真能说服警察,也得磨上好几年才会有结果。
所以,我们在一个员工身上藏好录音机,把他派到酒吧,去接近那个我们怀疑放火
的家伙,而他竟然承认了,甚至还得意地吹牛。既然确定是他放火,我不想再冒任
何风险,于是派公司的保安跟他单独谈谈,威胁他如果他不立即辞职并从这座城市
消失,我们就要打断他的腿(或者更糟糕)。
这违法吗?当然违法。重新来过的话,我还会这么做吗?肯定啊!他再放一次火可
能会烧死我的员工呀!难道要我坐等警察和法庭采取行动,再看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每个社会里,都有所谓的“第二执法系统”,它在官方的正
式执法系统边缘运行。这也告诉我们,在企业平静的表面下,经常发生一些大家都
不愿说出来的事情。
我们很难想象企业和暴力会有关系。商界每天都在进行的巨额交易,毫无暴力迹
象,但很少有人掀开盖子看看里面是如何翻腾的。
然而,在我们家庭生活、政府或任何其他社会机构里发现的三个权力来源中,暴力
一直是经济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去想。
血钱与雪钱
从旧石器时代第一个勇士用石头砸向小动物开始,暴力就被用来创造财富。直接获
取总是比自己做得更快。
也许纯属偶然,但《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Roget's Thesaurus)
中,“借”的同义词只有29个,而“获取”的同义词却占了157行,包括捕获、殖
民、征服、绑架、强奸、诱拐、劫持等。一万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代表着人类从以捕鱼、抢劫和打猎等方式“获取”财富转
化为“创造”财富。即使农业时代也充满了暴力。皮鞭、刀、棍棒、马鞭和镰刀、铲刀一样,都是农业经济所需要的工具。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的祖先还在土地上拼命劳动,全世界都和当今最贫穷
的国家一样贫穷,也没有发达国家可以求助。那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桶金来
自哪里呢?
当时,很多资金来自直接或间接的掠夺、抢劫和海盗行为,来自奴隶主的鞭子,来
自土地征服、勒索,来自地主胁迫农民,来自强迫印第安原住民挖掘金矿、银矿,来自君主分封给武士和将领的土地。
这批沾满鲜血的财富经过数代相传之后,逐渐由血红色转为粉红色,最终变成雪花
般洁白无瑕,成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兴起的炼钢厂、纺织厂、船运公司和钟表厂
的启动资金。
暴力在这些早期工厂创造财富的过程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童工被铐在机器上或
被打,女矿工被虐待或被强奸,男人被棍棒打到顺从。
囚犯与流氓
通过暴力获得财富并没有随着蒸汽时代的结束而销声匿迹,即使在20世纪,暴力也
在被大规模地使用。
在苏联沃尔库塔等臭名昭著的劳改营里,关押着几百万名囚犯,他们是伐木和采矿
的廉价劳动力。苏联经济学家瓦西里·谢柳宁(Vasily Selyunin)写道,起初,劳
改营被用于关押政治犯,后来“变成解决经济困难的工具”。“二战”期间,希特勒的工厂利用从欧洲掳掠来的苦役生产军火、化学药品(以及尸体)。而南非曾经
残酷地对待占多数的黑种人,依靠警犬、警棍和催泪瓦斯控制劳工。
美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充斥着暴力,还时常伴有恐怖主义。从19
世纪70年代组织宾夕法尼亚煤矿工的莫莉马贵到劳工骑士团,从1886年镇压要求8
小时工作制的“干草市场暴乱”,到1929年北卡罗来纳州加斯托尼亚的纺织工人大
罢工,再到193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发生在共和公司南芝加哥钢厂外的大屠杀……上
述事件中,警方和雇主都在极力阻止工会的成立。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的企业雇用身强力壮的人破坏罢工,恫吓工会领袖和追
随者。当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要求加薪而罢工或威胁要组织罢工时,哈里·贝内特
(Harry Bennett)和他那声名狼藉的“服务部”就会被招来殴打工人的头领。黑
手党也时常帮助对付激进的工人。即使在今天,韩国的许多公司都成立了“拯救公
司”的小型突击队,专门破坏罢工和阻止工会化。在首尔的摩托罗拉工厂里,暴力
行动不断升级,最终两名工人往自己身上浇汽油,以自焚的形式抗议公司不承认工
会。
“二战”结束不久,日本企业雇用黑手党之类的暴力团伙来恐吓工会积极分子。今
天,虽然日本经济已发展到先进水平,暴力团伙却远未消失。
和黑道有关的“总会屋”,一帮穿着尖头皮鞋的小流氓和恶棍常常会突然出现在日
本各个企业的股东大会上,有时是为了保护管理阶层,有时是要给他们难堪。1987
年,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民营化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突然被打断,一个衣着艳俗
的“总会屋”男子指责一个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总监骚扰秘书,另外几十个人也
跳出来加入讨伐,其中一个人质问为什么在大楼里上厕所要排队。当一位公司主管
道歉时,那个人又质问为什么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职员会做出如此下流的事情。听见股东中发出的咕哝声,他越发张狂,说自己丢失了价值几千美元的期票,并质疑自己的电话被窃听。
这次闹剧一时还不肯罢休,直到一大群魁梧的年轻人包围了会议室,“总会屋”才
一个个悄声离场。
然而,不是每起商业纠纷都能这样和平收场。日本曾经有一位跟暴力团伙有关的知
名投资基金经理,被找到时被封在一个水泥箱里。暴力团伙还深入房地产业,常派
膀大腰圆的人去威胁不愿拆迁的居民或小店铺的老板。在日本,黑道的种种手段广
为人知,为伊丹十三(Itami Juzo)导演的《女税务官》(Marusa no Onna)提
供了足够的素材。
娱乐业和服务业时常会出现一些古怪的暴力行为。韩国的国产片商为了抢夺市场,竟然试图向放映美国影片的剧院里放蛇,惊吓观众。在法国,沙特阿拉伯投资商和
法国政府共同投资一亿美元兴建主题游乐园。嘉年华的工人们担心竞争,竟然把沙
石倒入这家游乐园的云霄飞车的齿轮里。(这座游乐园由于其他原因最后变成一场
灾难。)
同样,日本的地下钱庄和全世界各种放高利贷的组织一样,有时会雇佣人员,用暴
力来“劝服”借款人偿还高利贷,掠来的钱全都顺利地流入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
在美国,有时企业会用暴力让公司里的“检举人”(他们要关注老板的不当行为)
闭嘴。卡伦·西尔科伍德(Karen Silkwood)正是这样一位检举人,她在抗议老板
处置核材料不当后死于一场车祸。多年以后,仍然有人质疑那场车祸不是意外,他
们一直认为是公司安排人把她杀死了。当然,这些案例都非常具有戏剧性,在发达国家也很另类。在日常工作中,手捧一
堆材料的美国主管、打电话的日本白领,或者直接把货物摊放在柜台上的推销员,他们离暴力都很远,如果有人提到暴力,他们会面露怀疑之色。
但是,不能因为大多数商业交易中没有直接涉及暴力,我们就认为暴力已经消失。
事实上,暴力已经包含在或者改变为另一种形式,它隐藏起来了。
暴力垄断
现在,几乎看不到任何一家公司或企业有公开的暴力,这是因为多年以来,暴力工
作都“外包”出去了。企业不再自己施暴,而是买通政府。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实现
了国家暴力取代私人暴力。
任何政府在成立之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垄断施暴的权力。军队和警察是唯一被
法律允许能够施暴的人。在某些国家,大财团甚至控制了国家的政权,使得行使公
共权力和私人权力之间的分界线几乎不存在。
隐藏的枪管
在日常商业活动中,暴力行为几乎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暴力已经升华为法律。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企业都要依靠法律的保护。每份合同、每张期票、每份股本、每张抵押单据、每联保险单、每笔借贷最终都有法律做背书。在每条法
律后面,我们都看到一支枪管。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直白地说:“法律必须有暴力
做支持。”是法律升华了暴力。因此,当一家公司起诉另一家公司时,就是在要求
政府亮出法律的力量,想要用政府的枪(隐藏在层层官僚和司法程序之后)抵到对
方的胸口,迫使对方采取特定行动。所以,美国的企业律师被称为“雇佣枪手”也不全无道理。
诉诸法律(不同于其他解决商业纠纷的方式),是经济领域所采取的合法的暴力措
施。按照这一标准,美国是“充满暴力”的经济体。当今,美国有千万家企业和几
十万名律师。地区法院的案子堆积如山,每天都有1000多起民事诉讼需要处理。
美国企业家最爱批评日本企业和政府走得太近,认为这是不正当、不公平的。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在解决争端方面,最迫不及待地提出诉讼的是美国商人,而不是日
本商人。他们常常要求州政府进行干预,维护他们的利益。
从最小的商业诉讼到宾州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之间上千亿美元的并购官司,法律都是暴力的面具,都暗示了最终可能采用暴力解决。
企业向政党提供竞选资金可以视作另一种伪装,是买通政府掏出枪来捍卫某个企业
或财团利益的另一个例子。
日本的利库路特集团董事长江副浩正(Hiromasa Ezoe)向执政的自民党高层领导
人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公司股票。他的公然讨好激怒了媒体与大众,最终导致当时
的首相竹下登辞职。这桩丑闻和向几个政党输送非法基金的弗利克集团颇为相似。
日本人一年在1.45万家灯光辉煌的弹珠游戏厅上的花费超过600亿美元,这比他们
花费在汽车行业要多得多。在弹珠游戏厅,玩家要把一个不锈钢的弹珠越过障碍最
终送到一个槽里,最后的赢家会拿到奖品,有些奖品可以换取等值现金。弹珠游戏
很像美国的街机游戏,都是现金生意,可以避税和洗钱。犯罪团伙向店主收取保护
费,有时还斗殴,争夺最盈利店铺的控制权。店主为了避免“必须向警察提供账
簿”这样的立法,也向两大政党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企业向候选人或政党提供资金时,就是提出了交换条件,期望获得补偿。虽然美国
多次修改选举资金的相关法律,每个重要产业还是向一党或两党输送资金,以便自
己的声音能被捐助对象听到。为了避免或逃避法律限制,给予资助的方法不断创
新:演讲费高得夸张、购买滞销的书、房地产“贷款”及超低息贷款等,不一而
足。
政府的存在本身便创造了一套间接的、隐性的、无意形成的交叉补贴和交叉处罚,影响经济活动。由于政府所有行动最终都有暴力或武力——以枪、军人和警察做后
盾,因此认为经济活动中没有权力或暴力无疑是一种幼稚的认识。
但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或政府之所以能够比工业社会前更好地使用暴
力,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具来控制人。
这个工具就是财富。
权力的轨迹
权力及暴力依然是商界的一部分,对此我们不必惊诧,真正令我们惊诧的是使用暴
力的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让奴隶主或封建君主从古代穿越到现在,他们或许
难以相信甚至感到惊奇,因为我们不需要像他们那样鞭打工人,而工人的工作效率
却更高。船长也会惊讶于水手不再受到身体上的虐待,而是自愿来工作的。
即使是来自18世纪的熟练木匠或皮匠也不能想象打学徒是非法的。威廉·霍格斯
(William Hogarth)1796年的彩色版画《勤奋与安闲》(Industry and
Idleness)就展现了那时的场景:有两个学徒,一个在织布机上快乐地干活,另一
个在打瞌睡。在画的右侧,老板正怒气冲冲地挥舞着棍子走进来,要打那个偷懒的
学徒。现代社会的习俗和法律都禁止公开使用暴力,但暴力在经济社会中的退化并非来自
基督徒的慈悲或善良的利他主义,而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社会精英已经从依靠暴
力这种低品质的权力工具转向依靠财富这一中等品质的权力工具。
财富也许不能像挥在脸前的拳头或抵在胸口的枪那样立即有效,但它既可用于奖
励,也可用来惩罚,是一款用途更多、弹性更大的权力工具,有暴力威胁做后盾时
尤其如此。财富之所以没有在更早的时候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是因为广大群
众都在财富体系之外。工业革命之前,农民自己种粮食、建造房屋、做衣服。工厂
取代农庄之后,人们不再自给自足,迫切需要“钱”才能够活下来。这种对财富体
系的完全依赖不同于以往的自给自足,改变了所有的权力关系。
暴力当然没有消失,但在300年的工业时期里,财富成为激励劳动力、控制社会的主
要工具,暴力的形式和功能便随之改变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
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比贫穷得多的农业社会更加贪婪、更加迷恋金钱。毫无疑问,贪婪在人类存在之初就已存在,但工业化进程把财富变成了权力的首要工具。
总之,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带来了暴力被系统性垄断,升华为法律和人类对财富越来
越依赖。这三项改变让工业时代的社会精英越来越懂得运用财富而不是公开的暴力
来开创这一段历史。
这才是权力转移的真谛,不仅是权力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
群体手中,而是精英为了控制权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组合方
式。
今天,和工业革命把暴力改头换面地隐藏进法律一样,我们正在把财富转化成新东
西。就像工业时期认为财富是获得维持权力的主要工具,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权力史上的又一次变革,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边缘。
第五章 财富:摩根、米尔肯以及后来人
“当一个人有你这么大权力的时候——你承认你有权力,是吧?”
“我不知道,长官。”
这个坐在听证席上说“不知道”自己握有权力的人,颈项短粗,眉毛浓密,胡须茂
密,鼻子大得不成比例。他是位银行家。国会委员会的调查员继续问他:“你完全
没有感觉到有权力吗?”
“没有,”他平静地回答,“我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
当时是1912年,这位穿着带翼领的黑西装、金表链垂到大肚子上的证人拥有三四家
大银行、三家信托公司、三家人寿保险公司、10条铁路,加上美国钢铁公司、通用
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部联盟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等。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是工业时代典型的金融资本家,也是20世纪初财富权力的象征。
他常去教堂做礼拜,喜欢道德说教。他追求女人,生活奢靡。他的会议室里满是来
自欧洲宫廷的挂毯和锦缎,隔壁的金库收藏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真迹和莎士比亚的
遗稿。摩根看不起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痛恨工会,嘲讽新崛起的富人,不断与
他那个年代的“敛财大亨”斗争。
摩根出生于资本匮乏时代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专横霸道但发愤图强,全力压制竞
争,有时用的手段在今天看来会让他坐牢。摩根集结了大量财富,全部都投入那个
时代最大的工业产业——贝氏炼钢炉、普尔曼汽车、爱迪生发电机以及石油、硝酸盐、铜、煤等有形资源之中。他不仅做到了抓住商机,而且善于战略规划,推动美
国进入工业时期,加快权力从农业时期的利益团体向工业时期的利益团体、从制造
业向金融业转移。
据说摩根拥有美国的“摩根化”产业,创建出一个多级有序、由金融驱动的系统和
一个控制全球主要资本流通的“货币托拉斯”(这是他自己的话)。
当摩根轻松地否认自己掌握权力时,美国的漫画家便热闹起来。有一个漫画家把摩
根画成跨坐在一座金币山顶上,上面写着“控制250亿美元”;另一个漫画家把他画
成阴沉的皇帝,身穿龙袍头戴皇冠,一手拿着权杖,一手拿着钱包。
在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世(Pope Pius X)眼里,摩根“伟大而善良”,但在《波士
顿先驱报》(The Boston Herald)看来,他是个“金融恶霸,沉醉于权力与金
钱,喜欢向股东、董事会、法院、政府甚至国家发号施令”。
摩根聚拢资产,把小公司整合得越来越大,形成了垄断企业。他认为“自上而
下”的指挥系统神圣不容侵犯,相信垂直整合最有效。他清楚批量生产是即将来到
的趋势,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得到“硬性”资产,如厂房、设备、原材料的保障。
总之,摩根帝国几乎是他一手打造的工业时期初期的完美映像。不论是否感到“握
有权力”,在资本匮乏的时代,摩根控制的大笔资金给他带来赏罚他人、创造变革
的无限机会。
X形办公桌
当迈克尔·米尔肯的名字首次在报纸头条出现时,他还是个40岁出头、痴迷工作的非
公众人物,是德崇证券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德崇证券公司其实是摩根在1871年与别人合伙成立的投资公司。米尔肯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高级副总裁这个头衔。他缔造
了美国金融新秩序,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是新时代的摩根。
20世纪80年代,德崇证券公司是华尔街最强大的投资企业。由于米尔肯努力推进的
工作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来源,他被许可在距离总部3000英里的加利福尼亚独自
运营自己的部门。他的办公室就在比佛利山上,和比佛利·威尔希尔大旅馆对面相
望。
每天清晨,米尔肯4点半或5点就准时到办公室,赶在有三小时时差的纽约股市开盘
前召开几个会议。大公司的总裁们从纽约或芝加哥赶来,手拿帽子、红着眼睛、挣
扎着来开会,希望能从米尔肯这儿融到资金。想建立新厂、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并
购的人都跑到这里,因为他们知道米尔肯能帮他们找到所需资金。
米尔肯整天都坐在一张巨大的X形办公桌的中央,耳语、旋转、商量、大吼,旁边围
着一群人狂乱地打电话和看电脑屏幕。他和他的团队就是在这张办公桌上重塑了现
代美国的经济产业,就像以前的摩根。
比较摩根和米尔肯实现历史性改变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如今的资本控制以及
社会上的财富权力在如何转变。一切的转变起始于人。
米尔肯与摩根
摩根大腹便便,仪表威严,引人瞩目;米尔肯高挑瘦弱,脸总是干干净净的,一头
黑色卷发,神情常常像一头受惊的小鹿。摩根是老话所说的“含着银汤匙出生
的”;米尔肯的父亲只是一名注册会计师,米尔肯年轻时曾经在咖啡店打工,帮着
收拾桌上的脏汤匙。摩根穿梭在华尔街、曼哈顿中区、哈得孙河畔庄园和欧洲的宫殿式宅邸之间;米尔
肯一直住在洛杉矶圣费尔南多山谷区,不太时髦的木砖房子全然没有富丽堂皇的气
息。他很少远离太平洋地区,眼光总是盯着日本、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发展中经济
体。
摩根身边不乏俯首帖耳的年轻女人,他常把妻子和家庭抛在一边;米尔肯是个标准
的家庭好男人。摩根讨厌犹太人;米尔肯是犹太人。
摩根瞧不起工会;米尔肯担任过美国铁路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船运总工会的财务
顾问。在摩根看来,员工拥有自己的公司根本是空想;米尔肯则希望劳工持股,并
相信这在未来会对美国商业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两个人都为自己积累了庞大的权力,都曾被媒体搞得声名狼藉,都曾由于劣迹
昭彰或被指控或被政府调查。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改变美国权力结构的方
式截然不同。
打开大门
米尔肯出生于1946年7月4日,当时美国经济仍然由巨型企业主导,其中绝大多数企
业创建于摩根时代,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固特异轮胎有限公司、伯林顿纺织有限公
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等。这些被称为“蓝筹企业”的工业公司及其说客、政治基金
募款人、行业协会以及美国制造商协会等组织,都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影
响力。他们联合起来,简直可以操控这个国家。
这些企业通过控制巨大的广告预算影响媒体,将权力进一步扩大。如果一个国会议
员难以被他们控制,他们便可以关闭位于这位议员选区的工厂,把投资和就业机会
迁往更有利的政治环境。他们常常能够劝诱工会代表他们的蓝领工人加入公司的游说活动。
不但如此,这些“工业权力”还得到金融业的保护,使得竞争者根本无法挑战他
们。结果,美国产业权力的基本结构一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改变。
然后,转折来了。
1956年,米尔肯还在上小学,但这一年,美国服务业和白领工人的人数首次超过蓝
领工人。青年时期的米尔肯开始进入金融业时,美国经济已经快速转向新的财富创
造体系。
电脑、卫星、各不相同的服务、全球化都在催生一个全新的、充满变革的企业环
境,但金融业墨守成规,而且有法律保护,成为变革的一大障碍。
到20世纪70年代,对工业企业的长期贷款非常充裕,但小型、创新型、创业型企业
想获得这样的贷款要难得多。
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业的梵蒂冈,而美国两大“评级服务公司”——穆迪公司和标准
普尔公司把守着通往资金库的大门。这两家私营公司评估美国债券的风险等级,结
果表明,美国所有企业中只有5%的企业值得投资。这等于把千万家企业拒于长期债
券市场之外,逼迫它们转向银行或保险公司借贷,而不是向债券市场的投资方融
资。
当时,米尔肯还是学生,先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专业就是风险投资。他发现许多被华尔街挡在门外的小型企业都有很
好的还债记录,它们不仅很少拖欠,而且如果别人愿意购买它们的债券,它们愿意
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利率。米尔肯便从这一反直觉的领悟中发展出所谓的“高收益垃圾债券”。这时,年轻的
米尔肯作为德崇证券公司的普通基层员工,带着传教士般的热忱,开始向投资人推
销这种债券。
具体细节对本书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米尔肯的成功超过了任何人最疯狂的想
象。结果,他靠一己之力就打破了美国金融业对二级公司的封锁,就好像堤坝崩
溃,资金的洪水一路奔涌而来,经过德崇证券公司注入这些公司。1989年,垃圾债
券市场的交易额达到1800亿美元。摩根创建了一个“货币托拉斯”,米尔肯却让金
融业变得更有竞争性,而且降低垄断性。他打开了华尔街的资金大门,解救了原先
被拒在门外的千万家小型企业,使它们不再必须依靠银行或保险公司才能获得贷
款,也绕开了华尔街上那些傲慢的、只服务于蓝筹企业的金融企业。米尔肯的垃圾
债券让企业可以直接向大众和机构(如养老金管理委员会)融资,用融来的资金建
设新厂、扩张市场、进行研发或者并购其他公司。
垃圾债券的投资中,大约75%都悄悄地投向新科技、新市场及其他没有争议的领域。
德崇证券公司的广告充分利用了一个事实:传统蓝筹企业的雇员人数与经济增长不
同步,而德崇证券公司投资的小型公司却大幅增长,快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当
然,米尔肯也有一部分投资参与了并购大战。
这些激烈的金融争斗不仅占据了新闻头条,也让股市和整个国家为之波动。股价随
着一些最知名公司的并购和掠夺的消息而忽上忽下,投资者不再需要合理的风险回
报平衡便能做出交易决定,疯狂的投机造成债滚债,最后到了完全不现实的程度。
出租车司机和服务员这样的普通大众都侃侃而谈最近的新闻,然后打电话给股票经
纪人,要赶在另一家竞购公司抬高价码前抢先买进股票。随着华尔街其他投资公司
进入债券市场,米尔肯和德崇证券公司打造的造钱机器已经脱离他们的控制,成为难以操控的强大机制。
这样激烈的动荡中通常掺杂着很多个人权力斗争,殃及无辜。公司缩小规模,工人
被无情解雇,高层领导职位大大降低。于是,一群人准备反击,米尔肯就是主要目
标。
反击战
米尔肯强行冲开了资本闸门,美国的工业权力结构为之震动。在让德崇证券公司和
米尔肯自己暴富(1987年,米尔肯赚了5.5亿美元)的同时,他也与美国两个超级
强大的集团结了仇:一个是老牌华尔街公司,它们曾经控制了美国的资金流向,另
一个是大企业的顶层领导。这两大集团都巴不得整垮他,而且他们都各自与政府和
媒体结成强大的同盟。
媒体首先发难,把米尔肯描绘成过度资本主义的典型。接着联邦政府给他列出98条
罪状——证券欺诈、操纵市场和“搁置股票”等。美国联邦政府威胁要用对付黑手
党的方法来打击米尔肯,强迫德崇证券公司与米尔肯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并向国
家上缴6.5亿美元的罚款。
同时,一些收购失败的案例开始出现,投资人发慌,大部分债券价格下跌。德崇证
券公司在被罚6.5亿美元之后,又被10亿美元的债券套牢,终于走到绝境,轰然崩
塌。已经被审判、定罪的米尔肯,最终决定承认其中6项罪名,以求规避其他指控。
然而,和摩根的情况一样,对米尔肯的指控与他对美国企业的影响相比,可以说是
无足轻重,因为在金融业重组其他产业时,米尔肯在重塑金融业。
每个国家都会经历这种资本钳制与释放之间的斗争史:一派以摩根为代表,他们严格限制融资渠道;另一派以米尔肯为代表,他们努力拓宽获得资本的途径。
纽约州立大学的格伦·亚格(Glenn Yago)教授指出:“改革美国资本市场、打开融
资渠道的斗争历时已久。19世纪,农民争取信用贷款,其结果是农业生产力大大提
高;20世纪30年代,小公司不再被排挤在银行信贷窗口之外;“二战”后,工人和
消费者为自己的住宅和大学学费贷款。尽管总有人想阻止、限制大众的信贷渠道,但金融市场自己回应了这种需求,国家繁荣起来。”
当然,过多发放贷款会造成通货膨胀,但过多和渠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康妮·布鲁
克(Connie Bruck)是对米尔肯批评最严厉的人之一,但她承认米尔肯的公司“合
理地支持了这一需求”,“促进了资本的民主化”。这也是为什么米尔肯在身陷非
难的时候,一些工会主义者和非洲裔美国人对他支持有加。
所以,摩根和米尔肯都改变了美国金融业,只是方向相反。
卫生棉与汽车租赁
摩根一直主张集权,认为整体力量必然胜过单打独斗,但与米尔肯及其投资对象的
想法完全相反。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庞大的、业务范围极其分散
的“超级企业”。它们的管理方式非常官僚主义,而且盲目相信“规模经
济”和“协同效应”。从米尔肯销售的债券中获得资助的兼并者,千方百计地要拆
散这些超级企业的收购活动,创建出规模更小、更加灵敏且更有战略重点的企业。
米尔肯投资的并购活动几乎都是买断大集团中的分支机构或部门,因为这些“部
分”比“整体”更有价值。比阿特丽斯集团的拆分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这个大集
团聚集了一些毫无联系的企业,例如安飞士租车公司、可口可乐灌装厂、倍儿乐内
衣、卫生棉加工厂以及公司曾经的核心业务——食品加工等。比阿特丽斯集团把不相关的业务部门出售之后,规模缩小,运营重心明智地集中在食物、乳酪和肉类领
域。工业公司博格华纳把金融业务售出,露华浓化妆品公司也把与其核心业务不相
干的制药厂卖掉。
米尔肯缓解融资难度的做法为新的服务领域和信息行业的创业提供了所需资金,引
领美国走向发达经济体之路。
当然,这并不是米尔肯的主要目的,他也愿意资助锈带工业。然而,当时整个经济
正在脱离工业经济,他明确认识到了这一根本性改变,并在某种程度上推波助澜了
一把。在《福布斯》(Forbes)杂志的一次采访中,米尔肯指出,许多企业重组和
美国即将走出工业时期相关。他说:“在工业社会,资本是稀有资源,但在今天的
信息社会,资本非常充裕。”
米尔肯的高收益垃圾债券所服务的对象不是那些容易得到传统投资的蓝筹企业,而
是根基不稳定的新兴企业,因此受惠的大多属于服务和信息产业的初创公司。他把
资金重组或输送到移动电话、有线电视、电脑、医疗服务、日托服务和其他先进行
业。这些行业越来越强大,对掌握世界经济的老式工业形成挑战。
简言之,虽然摩根和米尔肯的着力方向截然相反,但在本质上又很相似:他们都动
摇了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正因为如此,两个人都招致争议、诽谤和中伤。不论他
们是好是坏、合法或违法,他们都因应所处经济时代的特别需求改变了金融体制。
后华尔街时代
米尔肯率先引发的变革只是更大变革的一部分,因为在今天资金控制与输送渠道
(这仍然是社会主要权力来源之一)发生诸多变革的同时,整个经济发生着更深层
次的变革。在摩根时代和华尔街的全盛期,批量生产成千上万乃至上亿件同样的产品是“现代
化”的象征。今天的情形如同1970年《未来的冲击》首先提出的、1980年《第三次
浪潮》所阐述的那样,批量生产的原则正在被颠覆。
由计算机驱动的技术已经可以生产出更加定制化、针对利基市场的产品。精明的企
业家开始从批量生产转向小量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例如特殊钢材和化学制品。
同时,科技的不断更新也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在金融界也有相同的变化:产品线多样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大量利基产品的出
现(如新型证券、抵押、保单、信用工具、共同基金以及这些产品的各种排列组
合)。资金的权力流向具有定制化和不断创新的企业。
在第三次浪潮的新经济中,一辆汽车或一台计算机的零件可能在4个国家生产,在第
5个国家组装。市场也突破了国界的限制,所有业务都在全球化。我们再次发现,金
融服务业——银行、保险和证券同时进入“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为它们的企业客
户服务。
第三次浪潮的经济以超高速运行。为保持同步,金融企业大量投资新科技领域,新
的计算机和通信网络不仅能够促进现有产品的演变,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创造出
新产品,而且能够将交易速度推向即时完成。
当新型工厂从“批量生产”转向夜以继日的“连续不断”的生产模式后,金融业也
开始仿效,从短暂、舒适的8小时工作时间调整到24小时服务。金融企业在不同时区
建立金融中心,实现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外币全天无休止地运营、交易。网络
能够在几微秒内完成数十亿美元资金的聚集或分散。
速度本身影响着利润和权力的分配。银行流动资金的利息减少,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流动资金的利息是银行赚取顾客尚未到期的存款的利息。由于计算机缩短了承
兑过程,银行在这一项上的收益降低,不得不另外寻找替代性财源,与金融产业中
其他部门形成正面竞争。
随着资本市场扩张、联系增强,钱的流转速度更快,从香港到东京、到多伦多、到
巴黎,速度和波动幅度增长,财富权力的转手速度也越来越快。
从整体来看,所有这些变化终于导致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金融系统最深层的重组,反映出新的创造财富体系正在崛起。即使曾经控制大量资金流的最强大的企业,现
在都像大海中的一条小船,被猛烈的海浪抛来抛去,无法独力支撑。
例如,1985年,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开始在纽约曼哈顿的哥伦布圆
环建造公司总部。两年后的春天,所罗门兄弟公司成为并购对象;当年10月,它被
迫关闭曾经主导20年的政府公债业务,接着关闭了商业证券部门,6500名员工中有
800名被裁减。后来,所罗门兄弟公司又受到1987年股市崩盘的猛烈打击。12月,该公司被迫以5100万美元的代价撕毁总部建造工程的合约。
当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利润锐减、股价下跌时,公司内部开始分裂。一派认为应该坚
持传统,继续为蓝筹企业提供资金,另一派则想改弦易辙,进入米尔肯开创的高收
益垃圾债券市场,服务于二级企业。随后是各种倒戈与混乱。“世界的根基已经变
了,”董事长约翰·古弗兰(John Gutfreund)悲叹道,“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掌
控这种变化,只是被拖进摩登世界。”
这个摩登世界对于旧时代的宠儿来说过分活跃,也不友善。从个人到公司乃至整个
金融业都摇摇欲坠。美国500多家银行倒闭,政府不得不调动上千亿美元启动救援计
划,反映出新体系的不稳定性。事实证明,工业时期的监管机构没有能力预测和避免这场逼近的灾难,而数百家银行猝不及防地被击败,挣扎着以腐败和愚蠢来应
对,最终却烟消云散。
游走的权力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急速扩张,任何机构、企业或个人都显得微不足道,即使米尔肯这样的人物也不例外。变革的巨浪撕裂了金融体系,带来全球性波动和
起伏。
工业时代初期,全球的金融大权集中在欧洲,到“二战”时,大权流往北美洲,更
精确地说是流向了曼哈顿岛的南端。此后30年里,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没有受到任
何挑战。再后来,金融体系及其衍生出的权力开始像弹球游戏中一颗失控的球一
样,一直不稳定地在全世界游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在一夜间,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OPEC),从欧
洲、北美洲和其他各国吸收几十亿美元,输入中东地区。很快,这些石油美元又拐
弯流进纽约和苏黎世的银行账户,随即又以巨额贷款的形式流向阿根廷、墨西哥和
巴西,然后注回美国和瑞士的银行。在美元贬值、贸易模式改变后,资金又拐向东
京,回流进美国房地产、国家债券和其他资产——所有这些事情都快得令专家大感
震惊,无法明白发生了什么。
每一次资金流动都会引发一次相应的权力重新分配。当石油资金输入中东地区时,阿拉伯国家开始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抡起大棒,急需原油及阿拉伯国家经济援助的非
洲国家马上和耶路撒冷断绝外交关系,以色列遭到孤立,石油美元开始影响全球各
国的媒体。利雅得、阿布扎比和科威特的酒店大厅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手提公
文包的推销员、银行家、企业家和投机商,他们恬不知耻地向这个或那个说不清楚来历的皇亲国戚要求建立联系或缔约。
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瓦解,油价大幅滑落,这股狂热开始消
退,阿拉伯的政治权力也同时衰退。那群银行和公司的代表又游走在东京大仓饭
店、帝国大饭店的大厅里。
世界金融市场波动发生在1987年和1989年“两个10月”,巨大涨落和股市停盘复盘
充满了戏剧性,标志着原有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失控。旧的安全机制是为了稳定相对
封闭的国家经济金融而设计的,已经像锈带产业一样老化而过时。
全球化的生产和营销都需要资金能够自由地跨国流通,这又反过来打破旧的金融法
规和各国为保护自己经济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壁垒。但是,日本和欧洲的实践表明,逐步放松或取消这些壁垒也有副作用。结果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立即获得大量
资金,虽然这样的金融体系更有弹性,有助于克服当地危机,但也提高了赌注,进
一步增加全面崩溃的风险。
现在的船只由水密舱室组成,即使一处漏水,也不会导致整条船沉没。解放资金、让资金自由流动就像拆除这些有自动保险装置的水密舱室,尽管是经济发展的需
要,但危险性大大增加:一个国家经济崩溃会马上波及全世界。此外,资金自由流
动威胁到工业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机构——中央银行的权力。
为控制全球而斗争
大约10年前,只需几家中央银行和几位政府官员就能够操纵利率、干预外汇市场,从丹麦火腿到日产汽车,每样商品的价格他们都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今
天要做到这点要困难得多,外汇交易市场呈爆发性增长,支持性电子通信网络高度
发展。十几年前,日本银行只需买卖160亿美元就可以控制日元的汇率。可如今,这样一笔
资金只能引人一笑而已。东京、伦敦或纽约每天的外汇交易额就达到2000亿美元,一周超过一万亿美元。其中,只有约10%属于贸易交换,其余的90%都是投机买卖。
于是,个别中央银行以及与其他大银行协同行动的能力都备受限制。因为权力正从
各国中央银行及其所代表的政府手中溜走。所以,我们不断听到有人呼吁在超越国
家的层面上制定更为集中的、新的监管措施,以控制后工业时期的金融系统,但采
用的方法基本和工业时期一样,只是把这一工具的权力提到了新的高度而已。
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建议取消各国货币,创造一个欧洲中央银行。法国前任总理
爱德华·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our)、德国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Hans Dietrich Genscher)以及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很多官员都赞成建立
一个更加集权的机制。虽然还需一段时间才可能实现,但法兰克福商业银行一位经
济学家说:“我们一定会有欧洲中央银行。”
对于这种超越国家的理念,英国曾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以捍卫国家主权为由发起了拖
延战,但在国际上,由7个最大经济体组成的“七国集团”(G7)越来越期望在有关
货币、利率和其他各种问题上协调政策、一致行动,学术界与金融专家也赞成建立
一个“全球中央银行”。
如果力促全球化的人胜出,那意味着各国中央银行的权力会进一步削弱,而它们是
工业时期以来国家资金的关键调控人。
于是,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内,全球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会就世界金融管
理机构的性质展开权力大战,这也充分反映出垂死的工业秩序与取而代之的世界财
富创造新体系之间的矛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建议在更高层面集中控制的世界金融体系恰恰与越来越分
散、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这表明,这场权力斗争的结果可能会让全
球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都失望。历史总是充满意外,会逼着我们用新的方法来梳理
这一问题,创造出全新的机构。
有一点似乎很明确:未来几十年内,重塑世界金融体系的战争达到白热化时,许多
称霸的“当权者”将被颠覆。但是,在财富革命的大背景中,世界财富权力分配的
变革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朵小浪花,因为财富本身以及从中产生的所有权力都正在发
生奇怪的甚至怪诞的改变。
第六章 知识:符号财富
从前,财富是基本要素,人们不是有钱,就是没钱。财富是可靠的客观存在,而且
人们容易理解:财富能够产生权力,权力也能够产生财富。
这个事实之所以简单,是因为财富和权力都以土地为基础。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本,却是有限的,因为你拥有了一块土地之后别人就不能同时拥有它。不仅如此,你可
以触摸到土地,可以丈量,可以开垦,可以把脚踩进泥土里,用脚趾感受它,或者
抓把泥土在手里。我们历代祖先或者拥有它,或者渴望着它。
当烟囱耸入天空时,财富却改变了模样。工业生产所需的机器和原材料取代了土
地,变成最重要的资本:炼钢炉、纺织机、装配线、焊接机、缝纫机、铝矿、铜
矿、镍矿等。但这种工业资本仍然是有限的:如果你正在使用炼钢炉,别人就不能
同时使用。
这种资本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当摩根或其他银行家投资一家公司时,都要看这家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硬性资产”。银行决定是否发放贷款时,也要参考抵押品,即
客观存在的资产。
地主很了解他们的资产,了解属于他们的每一座山丘、每一片田野、每一处泉水和
每一个果园。而工业时期,很少有投资者实地看过,更别提触碰过他们资产清单上
的机器和矿产。投资方只看书面材料、财富符号、债券或代表一个公司部分价值的
股票证明。
马克思曾提出,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投资方同他们的
财产之间相异化。
今天,财富正以令马克思或摩根等人眩晕的速度,再次改头换面。
藏在头脑里的财富
当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不断增长、制造业也自动化时,财富的本质不可
避免地随之改变。在落后的传统产业,投资者仍然把“硬性资产”——厂房、设备
和资产清单视为关键要素,但在增长最快、最发达的产业中,投资者依靠截然不同
的因素来支持其投资决策。
今天,没有人会根据苹果公司或IBM的硬性资产来决定是否购买他们的股票,公司的
大楼或机器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营销能力、管理层的组织能力、员工头
脑中的创意。同样,第三次浪潮中的各个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包括日本富士通株式
会社、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股份公司、法国布尔公司、美国数字设备公
司、美国基因工程技术公司、联邦快递公司等。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象征性股份占
有所代表的不过是一些象征符号而已。资本转变到这种新形式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设前提,它们
的理论基础是传统资本的有限性。土地或机器等有形资本在某个时间只能由一个人
或一家公司拥有,而知识却不同:在同一时间,同样的知识可以被许多不同的人拥
有。如果运用得当,知识还能产生出更多的知识。知识本身用之不竭,没有排他
性。
而这还只是资本全面变革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真的在向“知识财富”的方向转
变,那么资本本身也会越来越“不真实”——它主要由人们和计算机记忆和思想元
件的符号构成。
原来有形的资本由此已经转换成书面文件,有的象征硬性资产,有的象征不断变化
的劳动者头脑里的符号,最后转换为象征文件的电子信号。
在资本变得越来越无形的同时(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便表现成过气的财务规则和税
务规则),金融市场上交易证券同样变得越来越无形。
在芝加哥、伦敦、悉尼、新加坡以及大阪,价值数十亿的证券以所谓“金融衍生
品”的形式被交易,如那些不是基于公司而是基于市场的债券。除此之外,“合成
性”的金融产品也开始进行交易,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易而为投资者提供模拟的或
反映现有股票或指数的结果。
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个越来越精妙的金融环境,而商品的价值是由指标的指标、函
数的函数和其他综合指标来决定。资本将很快成为超级信息符号。
现代科学依赖越来越长的逻辑推理,数学家在定理之上堆砌更多的定理,再推导出
更抽象的定理,形成一套知识体系。同样,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师”也构建出让
人眼花缭乱的推论体系。因此,有人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不断衍生的资本,就像在两个对着的镜子里,镜像无限缩小一样。
纸币的墓志铭
如果仅限于此,还只是一场金融革命,但同时发生的财富本质的改变使变革越走越
远。
提到美元、法郎、日元、卢布或德国马克,我们耳边可能会响起纸币的沙沙声。如
果我们的先祖乘着时光机飞到现在,一定会瞠目结舌,因为他们绝对不肯用一匹白
棉布或一斗玉米来换这些“没用”的纸币。
在整个农业时期或第一次浪潮时期,钱必须是有价值的实物,如金、银、盐、烟
草、珊瑚、棉布、铜和贝壳等。还有许多其他有用的东西在不同时期都可以被当作
钱来使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们普遍识字之前的时代,纸的用途极其有限,所以很少或者从未被当作货币)。
在工业时期来临之际,开始出现一些对货币的新奇想法。例如1650年,威廉·波特
(William Potter)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很有先见之明的小册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
概念——“象征性财富将取代实物财富”。几十年后,当托马斯·萨委瑞(Thomas
Savery)取得蒸汽机的专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第一次印制纸币的是最初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大陆的人——至少西方世界第一批印制
纸币的人是他们,因为英国政府不允私自铸币。
这种从金、银、烟草或皮草等有内在价值的商品向没有价值的纸币的改变,需要使
用者对纸币拥有极大的信心。只有相信其他人会接受这张纸并且会用货物来交换,这张纸才有价值。由此,纸币主宰了工业社会——第二次浪潮时期。今天,当第三次浪潮经济崭露头角时,纸币几乎完全过时了。现在已经很明确的
是,纸币和工厂流水生产线、烟囱一样,都是垂死的工业时期的产物。除了经济落
后国家还在使用或者起一些辅助作用之外,纸币将步珊瑚、贝壳和贵金属的后尘,不再是流通货币。
设计货币和辅助货币
当今,全世界约有几亿个威士(VISA)信用卡用户,他们可以在几百万家零售店、加油站、餐厅、酒店和其他场所使用这种信用卡,一天交易量高达数亿美元,而且
威士只是许多信用卡种类中的一个。
当一家餐馆把你的卡号传到威士国际组织或美国运通公司时,他们的计算机从自己
的账簿里扣除你消费的金额,计入这家餐厅的收入,同时你对他们增加了这一笔欠
款。然而,这还只是原始的卡片游戏形式。
现在有一种带有芯片的IC卡,即“集成电路卡”,只要交给收款员,他把卡插入刷
卡设备后,你的银行账户会立即扣减你的消费金额,不必等到月底结账。银行账户
立即支付,就好像一张支票立即兑现一样。IC卡是法国发明家罗兰·莫雷诺(Roland
Moreno)的专利发明,由法国银行和法国邮政一起向世界推广。这种卡由布尔集团
制作,内部嵌入一个微芯片,据称可以防止欺诈。
最终,电子记账和银行业务更加融合,商店的刷卡机与商店的银行客户相连。客户
一付账,钱立即存入商店的账户里,而且立刻开始计算利息,银行的浮存将降为
零。整个过程不涉及现金。
同时,顾客不必再定期缴付经常性花费,而是可以即时从银行账户里一小笔一小笔
地支出。在制造业放弃批量生产的同时,金融业也更大幅度地抛弃批量处理,转为“连续运转”的运营模式,实现实时或即时服务。
未来,当更高级的IC卡问世时,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从银行账户里扣减一顿饭或
一辆车的消费金额,而是选择从家庭资产,甚至理论上可以从你拥有的珠宝或世界
名画的价值上扣除。
目前,“超级IC卡”或称为“钱包里的电子银行”也已经问世。东芝电器已经为威
士国际组织设计出实验性成品,这张带有内嵌微芯片的塑料卡片可以让用户随时查
询自己银行的余额、买卖股票、预订机票以及其他操作。
新科技可能让人们回到工业社会以前的情形,即在一个经济体内存在多种货币。货
币和早餐的食物或日常生活用品一样,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可能进入“设计货
币”的时代。
《经济学人》写道:“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国家拥有官方和非官方发行的货币。一
些国家的消费者已经拥有这类并行货币,即预付磁卡,卡片的价值会随使用次数的
增多而递减。”
日本充斥着这种并行货币。消费者每个月会从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购买1000万张
电话卡,他们先花钱买卡,然后用卡打电话。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很喜欢这一产
品,因为可以收到现金,获得支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兑现的年代银行曾经赚取的浮
存。仅两年时间,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卖出了3.3亿张卡,价值2140亿日元。消
费者还可以购买其他各种用途的卡片,包括火车票卡或游戏卡。
我们可以想象许多专用性的并行货币。美国农业部曾经试行一个项目,试图最终取
消向穷人发放“食物券”的做法,改为一张IC卡,其中设有每个月的福利额和个人
识别号。使用者把卡插入超市结账终端时,设备会先验证识别号,然后从卡中余额扣除消费金额。这套系统旨在提供更好的结算方式,降低欺诈性使用,杜绝黑市买
卖和伪造。这种针对所有社会福利受益者的“需求卡”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仅可
以用于购买食物,还可支付房租和公共交通费。
另一个并行货币的实例是学校的食堂。美国有35个学区正在推行由纽约预付卡服务
公司设计的学校午餐卡。父母在月初或每周帮孩子预存餐费,卡片与学校电脑相
连,孩子可以在结款台从卡里扣除费用。
我们可以再发挥一下想象力,未来可能会有可编程的卡片。例如,父母可以定制孩
子的饮食选择,让卡片在软饮料柜台失效,无法支付,或者如果孩子对牛奶过敏,卡片在有奶制品的柜台不能购买等。未来还可能专门为孩子发行卡片,他们可以拿
着卡到影院或音像店消费,但电子装置会限制或不允许使用这些卡片购买某些电
影。
总之,当社会中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卡片变得十分普遍。几百万名美国老年
人已经不再收到过去每个月都会寄来的“社会保障金”支票,而是政府直接向每个
补助对象的银行账户存入相应的社会保障金金额。
美国联邦政府也用信用卡采购或收费。事实上,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副主任
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曾指出,美国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信用卡用
户”。
这些虚拟交易与传统意义上的交易相去甚远,因为任何虚拟交易中都看不到一个硬
币或一张钞票。这里所说的“货币”只是一串由0和1组成的数字,经由网络、微波
或卫星传送出去。
大家对这些都已经司空见惯,也很有信心地接受,从不怀疑。相反,当我们看到有大笔纸币转手时,会觉得很可疑。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用现金支付是为了逃税,或者是在搞毒品交易。
权力的衰落
货币系统发生这样深刻的变革,自然会威胁到原先根深蒂固的、享有极大权力的机
构。例如,电子货币逐渐取代纸币后,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银行产生了直接威胁。
威士国际组织前董事长迪伊·霍克(Dee Hock)说:“银行将不能保住自己在支付系
统中的优势地位。”过去,银行垄断的支票承兑业务得到政府的保障,但电子货币
已经表现出替代这个系统的迹象。
为了自保,银行早已介入信用卡业务,而且扩大自动取款机(ATM)的分布。如果银
行发行借记卡并在各个零售店安装上自动取款机,就可能击退信用卡公司的攻击。
借记卡能够让店主立即收款,不必等待信用卡公司汇出这些款项,而且店主可能也
不愿意从每笔收益中支付一定数额的手续费给这些信用卡公司。
另一方面,银行面临来自各种非银行企业的攻击。例如,日本财务部担忧日本电信
电话株式会社等私营公司发售有价的电话卡,因为那是一种通货,在银行体系及其
规则之外运行。如果公司可以通过预付卡吸收金钱,它就可以像银行一样接受“存
款”;客户使用电话卡就相当于在“取款”;当信用卡公司支付钱款给经销商时,就相当于运行了“支付系统”。这些都是过去银行才可以拥有的功能。
此外,如果只要信用卡公司和卡片持有人认为合适,信用卡公司就能够评价持有人
信用级别,不像银行受到各项限制和储备金管理要求,有失去对金融政策把控的风
险。在韩国,电子货币扩张速度太快,政府担心会引发通货膨胀。
简言之,世界经济体系中电子货币的崛起动摇了许多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这场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心嵌入了技术知识,是一场重新定义货币的战争。
21世纪的货币
当然,无论表现为贵金属还是纸币(或者由贵金属支撑的纸币),货币都不可能完
全消失,除非有核战争或者技术大灾难,否则电子货币会激增并把大多数货币替代
品逐出市场。正因为它能够结合交易和即时结算,消除了传统货币体系中许多由低
效造成的损失。
如果把这些现象放到一起,会清晰地呈现出一个模式:资本(指投入生产的财富)
与货币一起发生改变,而且每次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这两个因素都会出现新的形
式。而在它们改变的过程中,其中的知识含量也发生了变化。农业时期的货币由金
属或者其他物品组成,知识含量几近于零。确实,第一次浪潮中的货币不仅看得
见、摸得着,而且持久。那时还没有出现文字,所以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重量,而不是印在上面的文字。
第二次浪潮的货币是印刷的纸币。不论是否以商品为后盾,纸币的价值只由上面印
刷的文字决定。纸币是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仍然看得见、摸得到,是因教育普及而
产生的形式。
第三次浪潮的货币由信息组成,它瞬息即逝,瞬间转移,通过电脑显示屏监控。一
切看起来好像一场电子游戏,在地球上到处闪烁、闪存、传输。第三次浪潮的货币
就是信息,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货币。
资本和货币一直在改变,越来越脱离客观存在的实体,经历了从工业时期的象征性
符号到今天的超级信息符号转变的不同阶段。这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反映出人们深层
信仰的改变——从相信金子、纸币等可触摸到的货币,到相信无形的、转瞬即逝的、可以交易或服务的电子货币。我们的财富是一套符号,同样,基于符号财富的
权力也是一种符号,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第七章 物质主义
在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天,一小群人围坐在白宫餐厅的桌子旁,讨论着
美国的未来。在座有8位著名的未来学家,还有副总统和里根总统的三位高级顾问,包括刚被总统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唐纳德·里甘(Donald Reagon)。
我应白宫要求召集了这次会议,在开场白中我指出,虽然未来学家对未来的技术、社会和政治问题持不同看法,但都一致同意:经济正在经历深层的变革。
话音未落,唐纳德·里甘质问道:“难道你们都认为我们美国人以后只能靠剪剪头发
或翻翻牛肉饼在世界上混?我们不再是世界制造大国了吗?”
总统和副总统一起看着大家,期待在座的人能给出答复。大多数男士好像被里甘的
唐突和直白震住了,倒是我太太海蒂·托夫勒回答了里甘。“不是的,里甘先
生,”她耐心地答复说,“美国还是制造大国,只是在工厂劳动的人所占比例没有
原先那么高了。”接着,海蒂解释了传统制造方式和计算机制造方式之间的不同,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产粮大国之一,却只有不到2%的农业人口。事实上,在过去100年
里,农业劳动力与其他行业相比缩减得越快,美国作为农业强国的实力反而变得越
强,而不是越弱。那么,制造业为什么不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形呢?
虽然美国的制造业经历了多次沉浮,1988年的劳动力人口竟然与1968年的劳动力人
口相当:1900多万;制造业在全国产出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和20年前差不多。但还
有一个事实:投入制造业的人力数字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降低了。而且很清楚的是,美国人口和劳动力人口都可能增长,加上许多美国制造商在20世纪80年代都进
行了自动化改造和重组,工厂雇用劳动力人数和其他行业相比会持续减少。虽然预
测结果显示,未来10年内,美国每天可以产生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很少来自制
造业。欧洲和日本也一直在经历类似的转变。
然而,直到今天,还会有人重谈里甘那天的疑问,如那些运营不善的企业经理人、成员越来越少的工会领袖,以及不时为制造业的重要性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和历史
学家,就像有人要贬低制造业似的。
对美国会失去制造业的无端恐惧,最近竟然引出了一些疯狂且愚蠢的建议。例如,一家商业杂志呼吁政府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20%的进口税,并禁止外国人并购美
国公司。
在这些歇斯底里的恐惧背后,他们认为,如果工作机会从手工业转向服务业或知识
产业就会危害经济发展,如果制造业萎缩(以工作机会数量衡量),就会让美国经
济“空心化”。这让人不禁想起18世纪的法国重农主义者,他们无法想象工业经
济,并坚持农业才是唯一的“生产性”活动。
失业的新含义
人们对制造业“衰退”的哀叹都源于自私自利,并且对财富、生产和失业的认知都
已过时。
早在1962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出版了
《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这本书影响深远,奠定了知识经济的基
础,而林林总总的统计数据显示出一个事实:今天美国有更多的工人在处理符号,而不是处理物品。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小部分欧美的未来学家通过书
籍、文章、评论和为IBM准备的内部白皮书发表他们的预测:未来的工作将从体力劳
动转为脑力劳动,会产生许多需要心理学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当时,这些预测
大多因为一句“太远”而被忽略。
从那时起,从体力劳动转向服务型工作和超级信息符号工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且不
可逆转。在现在的美国,这类工作足足占据了34的劳动力。全球贸易中的一个令人
吃惊的事实也反映出这个大转变,即服务和知识产权的出口量相当于电子产品和汽
车输出量的总和,或者食品与燃料的总和。
由于早期预警信号被忽略,这段转变历程变得坎坷无比。大量裁员、破产和其他被
变革横扫锈带产业未能及时安装计算机系统、机器人和电子信息系统,并且重组缓
慢,在快节奏的竞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许多人把他们的问题归因于国外的竞争、忽高忽低的利率、过度管制以及其他上千种原因。
当然,这些因素中有一些确实有影响,但同样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有权势的传统企业
的傲慢态度,包括汽车制造商、钢铁厂、造船厂、纺织公司等。他们曾长期主宰经
济,在管理上缺乏远见,让社会中最无法保护自己、最不该为工业落后负责的人
——工人承受最大的冲击。连中层经理都受到失业的煎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存
款锐减、自我崩溃,甚至是婚姻破裂。然而,美国政府在帮助缓解这种冲击上少有
作为。
虽然1988年制造业的就业率和1968年持平,但这不意味着下岗的工人能够直接回到
原来的岗位。相反,随着更先进的技术出现,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类型也大为不
同。在第二次浪潮时期,工厂基本上需要能随时互相取代的工人。相反,第三次浪潮中
的企业需要多种多样、技能不断精进的工人,这意味着工人之间越来越无法相互取
代,这也彻底扰乱了失业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浪潮时期,只要注入资金、促进消费或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就可以刺激
经济增长和创造工作机会。所以,如果有100万人失业,原则上只要刺激经济,就可
以创造出100万个工作机会。由于岗位之间可以互相取代,或者所需技能很少,不到
一个小时就能学会,所以几乎所有失业工人都可以填补空缺。瞧!失业问题轻松解
决。
但是,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中,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这也是许多失业问题难以解决
的原因,无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还是货币主义方法,都无济于事。当年为应对“大
萧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政府透支,把钱输送到消费者的口袋里,一旦消费
者有钱就会去买东西,制造商会扩大规模,雇用更多的工人。再见,失业!货币主
义者则倡导政府操纵利率或货币供应量,按照需求来增加或压低购买力。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把钱放在消费者口袋可能使资金流到海外,而没有帮助
到国内经济。例如,一个美国人购买一台电视机或录音机,只是把钱输送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或别的国家,这样的购买行为不一定能够增加美国国内的就业机
会。
而这两种旧的策略中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错误:他们关注的是资金的流动,而不
是知识的流动。新时代里,已经不再可能通过增加职位数量来解决失业问题——失
业已经从“量”的问题演变成“质”的问题。
因此,如果有100万个失业者和1000万个工作机会,就是每个失业者有10个工作可选,但如果这100万人没有新工作所要求的技能和知识,那还是没办法脱离失业状
态。这些技能多种多样,而且变化快速,这使得工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轻而易举
地相互取代。资金和职位数量都不再能解决就业问题。
失业者及其家庭要生存,便迫切地需要钱。政府有必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救助。但
是,在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时代,降低失业的有效策略应该更多地依赖知识的配置,而不是财富的分配。
由于未来的新工作不太可能来自传统的制造业,所以所需要的也不再仅仅是机械技
能或者某些制造商主张的数学知识,还需要大量广泛的文化知识与人际交往能力。
我们需要通过学校、训练、在职学习等方式,让人们具备在服务等领域的工作能
力。例如,帮助照顾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幼儿,加入健康服务、个人安全、职能培
训、休闲娱乐服务、旅游等行业。
我们还必须开始充分尊重服务业,就像肯定制造业一样,我们不要挖苦、诋毁他们
是“翻牛肉饼”的。麦当劳并不能代表从预约服务到婚介服务,再到医院等所有服
务类型的工作。
此外,如果服务业像很多人指责的那样收入过低,那么解决方法不是悲叹制造业职
位数量下降,而是要想办法提高生产力,并创造新型工人组织,探索集体谈判新方
式。原先适用于手工业和批量生产时代的工会必须全面改造,或者以更适合超级信
息符号经济的新组织取而代之。企业要生存,就不能把雇员当作一个整体无区别地
对待,而应该把他们视为不同的个体,支持而不是抵触在家工作、弹性工作时间、工作分担等新型工作方式。
简言之,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崛起迫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理解失业问题。但是,挑战陈旧观念就是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因此,第三次浪潮的财富创造体系已经威胁到
企业、工会和政府里各种盘踞的权力关系。
脑力劳动的范畴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不仅刷新了失业的概念,也更新了就业的含义。为了理解这一点
及其引发的权力斗争,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词汇表。
把当今的经济简单分为农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清晰易
懂,反而令人费解。欧洲最大电脑公司之一的创办人曾反复说:“我们是服务性企
业,就像理发店一样!”这或许会让担心美国人只能“互相剪剪头发”的里甘先生
大吃一惊吧。
与其紧抓老式分类方法不放,我们不如看看在这三大产业里,工人实际上做什么才
能创造附加价值。提出这一问题后,我们立即发现,三大产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都
有符号加工或者脑力劳动。
现在,农民使用电脑计算谷物产量,钢铁工人在主控台和显示屏上监督生产,投资
者用笔记本电脑建立金融市场模型。经济学家是否把这些活动贴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标签已经不重要了,职业分类甚至也开始消失。把一个人称为仓库助理
员、机械操作工或销售代表都不能说明什么,反而让人弄不明白其工作本质。即使
职位标签保留下来,但其工作内容已经改变。
今天,更有意义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工作人员所从事的脑力劳动来区分,而不必考虑
他们在哪个行业,也不必考虑他们的工作场所是商店、卡车、工厂、医院还是办公
室。在脑力劳动范畴的顶端,是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财务分析师、计算机程序员及普通
的档案管理员。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把档案管理员和科学家归为同一类呢?答案
是,虽然他们的职能明显不同,而且工作的抽象程度也相差极大,但他们及像他们
一样的上百万的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传送或产生大量信息,完全是符号性的工作。
在脑力劳动范畴的中端,是范围很广的既需要体力劳动又需要处理信息的“混合
性”工作。联邦快递公司或美国快递公司的送件司机不仅要开车、搬运包裹,还要
操作带在身边的电脑。在先进的厂房里,机械操作员也是训练有素的信息工人。除
此之外,酒店职员、护士以及许多与人打交道的人也需要花费一部分时间来传送或
获得信息。
例如,福特汽车经销商的汽车修理工也许手上还粘有油污,但他们很快就会使用惠
普公司设计的电脑系统来检修汽车故障,并且瞬间读取只读存储器(CD-ROM)内
100兆的电子图纸和数据。系统会要求他们提供这辆待修汽车的更多资料,帮助他们
从大量技术材料里直观地搜索所需文件,并进行推断后指导他们完成维修步骤。
当这些修理工与这样的系统互动时,他们是“修理工”还是“脑力劳动者”?脑力
劳动范畴的底端,是正在消失的纯体力劳动者。随着经济中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
少,工人阶级已经变成少数派,被越来越多的“知产阶级”所替代。更精确地说,在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呈现在我们眼前时,工人阶级变成了知产阶级。
今天,一个人的工作重点在于信息处理的适应性、弹性、抽象程度、信息使用程度
和个人所拥有的自主性与责任感的高低。
把这些问题描述成“空洞化”或“翻牛肉饼”简直荒谬可笑。实际上,这样的流行
语大大贬低了增长最快、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部门的价值,不仅忽视了“知识”在财富创造体系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而且完全没有注意到随着超级信息符号
经济和货币时代的到来,人类劳动力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这是我们进入21世纪后
社会重组的一部分。
知识密集型公司
这样的变革发生时,自然会引发权力争夺,预测谁输谁赢能够帮助人们认清在脑力
劳动范畴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不同公司。
我们不必按照公司名义上属于制造业或服务业来分类,而应该看看公司里的人在做
什么。例如,CSX运输公司经营着整个美国东部的铁路网,而且是全球最大的远洋集
装箱运输公司之一(本田汽车的零件都是由CSX运输公司负责运到美国)。但是,CSX运输公司越来越认为自己做的是信息产业。
CSX运输公司的亚历克斯·曼德尔(Alex Mandl)说:“在我们的业务里,信息所占
比重越来越大,仅仅送货已经不够,客户还需要信息。他们要知道自己的产品会在
哪里整合或拆分,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还有报价、通关资料等。我们的业务完
全由信息驱动。”这意味着,CSX运输公司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处理脑力劳动范畴中的
顶端或中端工作。
这表明,公司可以按照知识密集程度分为“高度知识型”“中度知识型”“低度知
识型”三种。很多公司和产业需要处理更多的信息来创造财富,所以公司也可以按
照脑力劳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在脑力劳动范畴中找到定位。
纽约州立精神病学研究所主任唐纳德·克莱恩(Donald Klein)进一步发展了这一
理念,他认为这些差别分别对工人的知识水平提出要求。“你真的以为苹果电脑公
司的普通工人比麦当劳的工人更聪明吗?”他说:“这两家公司的高层主管可能差不多聪明(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但它们所要求的智商和符号技能显然有很大的
差别。”
高度知识型的公司一定会比低度知识型公司创造更多财富、获得更高利润吗?无
疑,动机、动力、竞争激烈程度等因素更可能与企业的成功相关。而且,到底应该
怎样衡量智商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统的智商测试忽略了文化差异,而且
没有充分考量智商体现为很多方面。但是,不论员工个体的智商水平如何,高度知
识型企业的行为方式确实不同于低度知识型企业。
低度知识型企业的脑力工作都集中在少数高层管理人员身上,把体力活或者不需要
用脑的工作留给其他人做。这种运营方式认为,工人们都很无知,或者工人的知识
与生产没什么关系。
即使在今天高度知识型企业中,也存在“非技能性工作”的现象,如简化工作,把
它们分割到最小,然后一批一批地监督完成。然而,这种由弗雷德里克·泰勒
(Frederick Taylor)发明的工作方法最初应用于20世纪初的工厂,是过去低度
知识型企业的风潮,而不是高度知识型企业的未来。因为如果工作是简单重复,不
需要任何思考,那么机器人必然要取代人。
相比之下,经济都更向超级信息符号生产发展,每个企业都被迫重新思考知识的作
用。在高度知识型企业界,最聪明的公司会率先重新思考知识的角色、重新设计工
作。他们假设,如果不用脑力的工作可以降到最少或者可以由技术解决,那么公司
的生产效率和利润都会飙升,而且工人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其目标是给人数
更少、更加聪明的员工支付更高的薪水。
即使仍然需要一些体力劳动的中度知识型企业,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密集度,在脑力劳动范畴中向高处移动。
金库普集团在印第安纳州谢尔比维尔市投资6500万美元建立一家工厂,很快雇用
500名工人为雪佛兰、庞蒂克、奥兹莫比尔等汽车公司生产塑胶车身钣金件。每名工
人(不是仅限于主管和经理)都会接受价值8000~10000美元的培训课程,培训内容
不仅包括所需的体力劳动,还有问题解决能力、领导技能、角色扮演、组织运作过
程。工人被分成不同小组,在计算机的支持下进行学习。每个小组都会学习不同任
务,这样他们能够交换工作,降低枯燥感。小组组长则要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包
括出国访问。
金库普集团这样大笔投资并非出于无私的利他主义,他们期待的回报是工厂快速进
入生产状态、产品质量更好、损耗更少、人均产出更多。
大多数高度知识型企业都不是慈善机构。虽然高度知识型企业的工作往往不需要繁
重的体力,而且工作环境比较舒适,但这类企业通常对员工的要求会更高,它们鼓
励员工不仅要投入理智的头脑,还要倾注感情、直觉和想象力。因此,也有人批评
这是对员工更险恶的剥削。
低度知识型理念
在低度知识型产业经济体中,典型的财富测量方式是以其所拥有的产品衡量,生产
商品被视为经济的核心。相反,符号型或服务型活动虽然无法避免,却由于不属于
生产型而低人一等。(某些经济学家有时仍然采用这套衡量制造业生产率的方法,但这套衡量方法不适用服务业,服务业的特性决定了其生产率更加难以测量。)
生产汽车、收音机、拖拉机、电视机等产品是被视为“强有力的”,与之相关的评
价还有“实用”“实干”“讲求实际”等。相比之下,生产知识或交换信息常被贬为“纸上谈兵”,被视为软弱无能。
从这种态度涌现出许多推论。例如,生产是物价、机器和劳动力的结合;公司最重
要的财富是有形资产;国家财富来自商品贸易顺差;服务业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
它可以促进商品交易;除了极少数职业教育,其他大多数教育都是浪费;研究完全
不切实际;人文学科与商业成功完全无关。
所有这些不止意味着片面的观点、假设和态度。更准确地说,它形成了一种自我强
化、自我验证、基于强悍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其实是批量生产的意识形态。不论是资本家还是传统的经济学家,只
要提倡这一点,就会有类似《金融时报》的批评意见:“这是一种把物质放在最高
地位的观点,苏联人一定会很欣赏。”它是工业时期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与迅速出现
的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既得利益者进行权力斗争时共同使用的撒手锏。
曾有一段时间,物质主义的理论也许能被人接受。但到今天,大多数产品的真正价
值是其中的知识含量,这种论调听来既反动且低能。任何国家如果选择遵循基于这
种物质主义的政策,无异于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21世纪的孟加拉国。
高度知识型理念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中的重要公司、机构和人物还没有形成一套与低度知识型理念相
对的理念体系,但一些基本概念已经依次出现。
最初,这种零散的、不连续的经济学原理出现在很多还没有受到重视的著作里。已
经离世的尤金·勒布尔(Eugen Loebl)深入地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各
自的论断;香港的亨利·吴(Henry Woo)分析了“财富不为人知的维度”;日内瓦的奥利奥·贾里尼(Orio Giarini)在分析未来服务业时引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
概念;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特·韦斯科普夫(Walter Weisskopf)曾写过
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状态。
如今的科学家都在问:在混乱中,体系该如何运作?如何从混乱演进到有序?发展
中系统如何跃升到更高级的多样性?这些问题与企业和经济都极其相关。管理方面
的书里会说“乱中求胜”,经济学家重读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关
于“创造性破坏”是进步所必需的著作。在并购、剥离、重组、倒闭、创业、合资
和内部改组的风暴中,整个经济都在发生剧变,呈现出更加多样、变化速度更快和
更复杂的结构。
要跃到更高层面的多样性、速度和复杂度,就需要更高层面的整合,而这又要求更
高的知识处理水平。没有这种更高层面的协同以及所需的知识处理水平,就不可能
创造附加值和财富。因此,价值越发依赖土地、人力和资本的整合。如果不能在一
个更高层面上进行整合,那么世界所有的土地、人力和资本也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也从整体上改变了价值的概念。
巴黎的一家智库“普罗米修斯”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价值的定义描述道:“价
值其实是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所谓的服务经济并不是
人们突然开始无形消费,而是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开始整合。”
在哲学家笛卡儿的影响下,工业时期的文明鼓励人们把问题分解为小部分,再按部
就班地逐一处理。这种分化方式应用在经济上,就是把生产过程分解成一连串独立
的步骤,如筹集资金、购买材料、招聘工人、投放广告、销售、配送产品等。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新的生产模式,要有系统性、整合性的眼光。生产必须是个同时进行的活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部分不能再被分割为互不相干的
部分。
销售人员和营销人员把获得的信息提供给工程师,工程师的研发创意必须让财务人
员理解,财务筹集资金的能力取决于客户的满意度,而客户的满意度取决于公司的
信誉,而信誉取决于员工的积极性,员工的积极性又取决于薪资水平和成就感,但
这些又取决于……所以,新的生产模式是环环相扣而不是互不相干,一体化而不是分
解的,时间上是并存的而不是依次进行。
事实上,我们发现,生产活动不再是在工厂里开始和结束,而是向前延伸的。例
如,购买汽车的顾客可以向零售商要求售后保修,购买电脑的顾客可以要求零售商
提供技术支持。生产的概念还会进一步延伸到产品不再使用后的环境安全处置,公
司将必须提供产品废弃后的清理服务,被迫改变设计规格、成本计算、生产方法以
及其他许多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提供了更多与制造相关的服务,提高了自己
的价值。在人们的认识中,生产本身就包括这些功能。
同样,生产可以向后推进,包括为员工提供职业训练、托儿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的功
能。一个不开心的体力劳动者可能是被迫才有较高的工作效率,但在超级信息符号
经济中,一个快乐的工人他的产量更高。这样,生产力在工人到达办公室之前就已
开始。对坚持老旧观念的人来说,生产的新定义模糊了他们的认识,或者认为这样
的延伸不合理且没意义。但是,对新一代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领导人来说,他们需
要的是整体思考。
简言之,生产的概念已经重新定义,所覆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信奉低度知识型经济的
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想象。从今往后,每个工作的价值和附加值不是廉价劳力而是
知识,不是原料而是符号。人们对附加值来源的重新界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粉碎了自由经济派和马克思主
义经济派的假设前提,也推翻了两种体制中都存在的物质主义的前提条件。因此,物质主义所暗示的“价值来自工人的汗水”或“价值来自资本家”都是错误的,都
对政治和经济形成了误导。
在新型经济体系中,招待员、投资家、电脑操作员、销售人员、系统设计师和信息
专家都能提高价值。更重要的是,顾客都有贡献。价值是全体努力的结果,而不是
源自生产过程的某个步骤。
脑力工作越来越重要,不论有多少文章描述制造业“没落”后的可怕后果,或者嘲
笑信息经济这个概念,它都不会消失,同样不会消失的还有新的财富创造体系。
因为我们正看到一股强有力的变革力量——生产转变与资本及货币的转型同时进
行,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财富创造体系。
第八章 最终的替代物
每一位正在读这本书的人都有一项神奇的技能:识字。有时细想不免有些震惊:我
们所有人的祖先大多是文盲,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或无知,而是无法扭转的命运。
在古代,能读书是一种奇迹。公元5世纪时,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他的导师
——当时米兰的主教圣·恩布路斯,说导师的知识极其渊博,可以做到不动嘴唇阅
读。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技”使圣·恩布路斯被视为那时候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我们的祖先不仅不识字,而且不识数,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做最简单的运算。偶尔
有几个懂得算术的人,都被当作彻头彻尾的危险人物。奥古斯丁就曾著文劝诫基督
徒应该远离会加减法的人,因为他们显然已经“与魔鬼缔结了契约,把灵魂交给了黑暗,让人永远不能摆脱地狱的契约”——在今天,大概只有小学四年级、不善数
学的学生才可能同意这一荒谬的看法。
1000多年后,出现了“计算大师”,他们向志在从商的学生教授算术。
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许多今天被看作理所当然的、最简单的技能都是多少个世
纪累积和发展的结果。以前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和西方的知识,是人类遗产中
不被重视的部分,而如今全世界的企业经管人员都离不开它,这是一代一代人不断
学习、修正、传播,逐步累积的各种成果。
所有经济体系都建立在某个“知识基础”之上,所有企业都依赖这些预先存在的社
会构建资源。但是,和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不一样,经济学家和企业主管在计算生
产的投入时,往往会忽略知识,而知识(一部分得到报酬、一部分被免费剥削)却
是当今所有资源中最为重要的。
在历史上,知识进展只有在关键时候才能够冲破旧有障碍,这些最重大的突破都发
生在创造出新的思考与沟通工具的时候:象形文字、表音文字和这个世纪的电脑。
30年前,只要略懂电脑的人就被大众媒体描述为“数学奇才”或“巨脑”,就像不
动嘴唇阅读的圣·恩布路斯一样。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另一个令人惊叹的节点,整个人类的知识结构再次剧烈
地改变,传统壁垒正在瓦解。我们不仅积累了更多“事实”(不论这些事实可能是
什么),而且当我们重组企业和整个经济时,也在彻底改造知识的产生与传播方式
以及传播知识的符号。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知识网络。在这个网络里,不同的概念以惊人的方式相互连接,建立起令人称奇的推理体系,引发新的理论、猜想和
概念,一切都以新颖的假设前提、语言、代码和逻辑为基础。企业、政府和个人所
搜集和储存的数据量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创造出一个巨大而难
解的金矿)。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以更多的方式让数据相互关联,为数据构建背景,再把一条条
信息装配成更大的知识模型和架构。这并不是说数据都是正确的、信息都是真实
的、知识都是睿智的。它只表明我们认识世界、创造财富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发生了
巨大改变。
新知识也不都是事实,甚至不明确。这里所指的很多知识还没有明确的说法,由假
设基础上的假设、零碎的模型、未被关注的类推组成,不仅包括简单的逻辑和看起
来毫无感情的信息,还包括价值观、激情和感情的产物,更不用说想象力和直觉。
正是当今社会知识根基的巨大改变,而不是计算机兴起或者仅仅是金融操纵本身,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因此得以兴起。
信息炼金术
社会知识体系的改变会直接改变企业运营方式。与银行体系、政治体系和能源体系
相比,知识体系更广泛地影响了每一家公司的环境。
如果没有语言、文化、数据、信息和专业技术,任何企业都无法运行。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事实: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资源中,知识最为通用。事实上,知识
(有时只需信息和数据)常常可以取代其他资源。
知识在原则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最终的替代品。我们不妨以技术为例。在许多制造工厂里,更换任何产品都成本高昂,需要支付大笔费用给模具、工具制
造商和其他专家,然后还要考虑“停工时间”内机器闲置消耗的资本、利息和间接
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款产品生产的数量越多,单位成本就越低。
最近,计算机驱动的制造技术和传统批量生产的技术不同,这一新技术使产品变化
无穷。荷兰的“家电巨人”飞利浦的工厂在1972年时只能生产100种型号的彩色电
视,今天则增加到上千种家电;日本桥石自行车公司大力推广“快速数字自动计
算”的自行车;松下电器提供半定制的加热地毯;华盛顿制鞋公司用电脑测量顾客
脚的尺寸,然后提供半定制的皮鞋,每个尺寸有32种鞋样。
新的信息技术和批量生产时代的经济完全相反,把多样化生产的成本不断推向零。
于是,知识替代了生产过程中曾经很高的“变化”成本。
再以材料为例。同样一块钢板,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床可以比人工切割出更多的钢块
数。新科技让最小化成为可能,产品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也节省了库存和运输成
本。前文提到的铁路船运公司需要跟踪货运的最新情况,也就是更好的信息,意味
着进一步节省运输成本。
从飞机的复合材料到生物制品,新知识加强了用一种材料替代另一种材料的能力。
从网球拍到喷气式飞机引擎的每一样物品都使用塑胶、合金和复合材料。位于新泽
西州莫里斯镇的联合信号公司发明了一种叫“金属玻璃”的材料,兼具玻璃和金属
的特性,用于制造变压器,并大大提高能效。新的光学材料让计算机的运转速度大
幅提高。新型坦克装甲由钢、瓷和铀的合成物制造。更高深的知识让人类可以在分
子层面上制造出符合热力、电气或器械性能要求的材料。
现在,人类仍旧把大量的铝矾土、镍或铜从地球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因为当地不具备专业技术知识在本地把矿产转换成可用品。一旦获得了这种专业技术知识,就能
节省更多的运输资源。也就是说,知识是资源和船运的替代品。
同样,能源也是如此。知识取代能源的最好例证莫过于最近在超导体方面的突破,这至少会降低单位产量的传输能量。根据美国公共电力协会的统计,由于铜线载体
的效率较低,目前从发电厂向用户输电途中损失的电量高达总发电量的15%,相当于
50家电厂的发电量,而超导体可以大幅降低这笔损失。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位于旧金山的贝奇特国立公司联手位于纽约的著名能源公司
——伊巴斯科服务公司,共同研制一个有足球场那么大的巨型电池,用于储存电
力。将来,这种巨型电池可取代那些提供高峰用电时段的电厂。
知识不仅可以替代材料、运输和能源,还可以节省时间。时间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之一,虽然任何公司的财务报表上都找不到这一项,但时间始终是隐形的投入。在
变革加速时尤其如此,缩短时间的能力,例如快速沟通或很快把新产品上市,是盈
利与亏损的差别。
新知识加快事情的节奏,把我们推向实时、即时经济,也取代了时间消耗与费用。
空间也被知识所节约和征服。通用电气公司的运输系统部门制造机车,当他们开始
使用先进的信息处理与沟通系统和供应商连线后,存货的周转速度比以前提高了12
倍,因此节省了整整一英亩的库房空间。
知识不仅带来了微缩产品,减小库存空间,还可能实现其他方面的节省。美国一年
就能产生1.3万亿份档案资料,如果把这些资料“贴到”大峡谷,可以贴107层。但
是,今天只有5%的文件还保存为纸件,而且包括文件扫描在内的先进信息技术至少
能够将一部分文件压缩后保存。更重要的是,新的电信系统基于计算机和先进知识具有更高的容量和能力,位于市中心的企业就可能疏散出去,进一步降低能源和运
输成本。
知识与资本
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计算机化的设备将取代人力的文章,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些
设备也在取代资本,而所有这些最终都转化为财务上的节余。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对“财政权力”构成的长期威胁比劳工团体或反资本主
义政党要大得多,因为相对而言,信息革命正在降低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本。这
对“资本主义”经济体来说是最重大的事情。
57岁的维托里·梅洛尼(Vittorio Merloni)是意大利商人,他的家族拥有梅洛尼
公司75%的股份。在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教育中心,他坦率地谈到关于这家公司的很
多方面。在欧洲卖出的所有洗衣机、冰箱和其他家用电器中,10%是由梅洛尼公司出
产,主要竞争对手包括瑞典的伊莱克斯和荷兰的飞利浦。在过去的动荡里,梅洛尼
担任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会长。
梅洛尼认为,最近意大利的经济进步是因为“我们做同一件事所需的资本”比过
去“减少”了。这意味着,用同样的资本,一个贫穷国家的经济状况就能比四五年
前大大改善。他说,这是因为基于知识的技术降低了生产洗碗机、厨具、吸尘器等
所需的资金。
首先,梅洛尼说,信息取代了高成本的库存。他们使用电脑辅助设计系统,并通过
卫星在位于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工厂之间来回传输数据。这不仅加快了工厂对市场的
反应速度,而且使小批量生产变得更加经济。品质更高的即时信息缩短了零部件和
成品堆积在仓库或铁路沿线库房里的时间。事实上,梅洛尼公司的库存成本削减达到惊人的60%。过去,他的工厂每生产80万台
电器就需要有20万件零部件库存,而今天,一年生产300万台产品只需要30万件库
存。他把这种进步归功于更好的信息。
梅洛尼公司并不是特例。在美国,纺织厂、服装厂和零售商共同组建了一个自愿跨
产业商业标准委员会(VICS),一起准备通过产业共享电子资料系统从他们的系统
中挤出价值120亿美元的过量库存。向日本大多数汽车制造商提供座椅和弹簧的日本 ......
血钱与雪钱
第四章 暴力与黑社会
管理顾问的隐秘使命
戴尔·卡耐基与匈奴大帝
商业突击队
第三章 超越浮华的时代
第二部分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里的生活
民主的差异
事实、谎言与真相
每秒100万次推论
高品质的权力
第二章 暴力、财富、知识
褴褛乡绅
未来的轰炸
白衣上帝
帝国的终结
第一章 权力转移的时代
第一部分 权力新解
序言
封面
目录暴力垄断
隐藏的枪管
权力的轨迹
第五章 财富:摩根、米尔肯以及后来人
X形办公桌
米尔肯与摩根
打开大门
反击战
卫生棉与汽车租赁
后华尔街时代
游走的权力
为控制全球而斗争
第六章 知识:符号财富
藏在头脑里的财富
纸币的墓志铭
设计货币和辅助货币
权力的衰落
21世纪的货币
第七章 物质主义
失业的新含义
脑力劳动的范畴
知识密集型公司
低度知识型理念
高度知识型理念第八章 最终的替代物
信息炼金术
知识与资本
第三部分 信息战
第九章 收银台上的战争
大战的背后
美国小姐的香水
零售商的翻身与推销员佣金策略
超市以外
双重支付
智能超市
“幕府将军”的威胁
第十章 外部智能
巴赫、贝多芬和王安电脑
电话风潮
秘密和秘书
电子高速公路
具有自主意识的网络
干扰信息
第十一章 网络的权力之争
挑选丹宁布料
受冷落的中间商
房地产与轨道交通
电子大战的前兆一体化的供求循环系统
企业闪电战
信息垄断的兴起
第十二章 不断扩大的战争
5000亿美元的赌注
战略性标准
主要的较量
计算机民主化
似是而非的标准
啤酒和香肠的圆舞曲
第十三章 企业高管的思想警察
战斗等级
部门之争
战略性后退
巨脑时代
信息的伦理
自相矛盾的炸弹
第十四章 全面信息战
生锈的铁轨和酒店里的声音
信息的输入与输出
全面谍报活动
75%的错误
第四部分 弹性公司的权力
第十五章 组织崩溃的年代遏制官僚体系
无限多的“格架”
权力 vs. 理性
“骆驼象”与烫手的山芋
阻塞的渠道
知识的自由流通
知识也是权力
第十六章 弹性企业
终结千篇一律
去除企业的殖民主义
在桌子上跳舞
未来的家族企业
第十七章 部落酋长和企业特派员
律动型组织
双面型组织
棋盘型组织
政委型组织
封建型组织
任务小组型组织
自发型组织
权力的多样化
灵丹妙药不见了
控制的局限性
第十八章 自主的员工打开思想的枷锁
没有责任感的农夫
新枷锁
电子时代的无产者
未来的工作制度
不可替换的人
两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获取信息的需求
第十九章 权力的拼图
从单一到拼凑
割肉式管理
内部垄断
嵌入巨型公司
关系性财富
权力的拼图
超越大企业
新的财富创造体系
新经济的新陈代谢
从天而降的订单
明日的财富
第五部分 权力转移中的政治
第二十章 决定性的年代
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民主
层面转变全球政治
民族问题大爆炸
拼图式民主
关键的少数派
第二十一章 隐形的政党
21世纪的部门
全球性流行词语
剥离行动
统治者的消失
秘密小组与“水管工小组”
第二十二章 信息战术
苜蓿草机密与引导泄密
掩盖消息来源
暗箭与秘密渠道
双渠道策略
接收端
信息的把握
秘密斗士与精明谋士
第二十三章 超战术
因纽特人与脑力工作者
真相与权力
被绑架者的手指
投票箱里的切尔诺贝利
给我个数字数据库的欺骗
幽灵人口
第二十四章 情报市场
蝴蝶与炸弹
克里姆林宫的轿车
主要竞争者
交换秘密
战斗机和“监视名单”
X射线vs. 詹姆斯·邦德
即将到来的生态战争
情报活动私营化
“私营监视之眼”的新意义
核心矛盾
第二十五章 信息议程
求职的渴望
恐怖分子的炸弹与艾滋病
新的全球性反哺
《夺宝奇兵》的编码
第二十六章 影音制作者
传播媒介多样化的社会
选择的时代
欧洲电视网
全球化销售
新贵族打造全球舆论
第二十七章 翻天覆地的媒体
电视里的卑劣小人
三种传播方式
媒体融合
无知之谷
革命者的媒体策略
第二十八章 屏幕时代
任人摆布的高尔夫球手
贪图享乐的奢侈品
远非怜悯
电子行动主义
信息鸿沟
新联盟
渴望一个新黑暗时期
宗教的疯狂
生态神学
新排外主义
第六部分 全球性权力的转移
第二十九章 席卷全球的K因子
金字塔与月球探测器
“拾用旧货”的经济学
第三十章 迅速型经济与缓慢型经济
重返家园战略位置
原材料之外
昂贵的“廉价”劳动力
超高速
电子鸿沟和活力十足的少数民族
第三十一章 平衡的权力
死亡民主化
资本的海洋
知识的新框架
单腿的苏联
第三十二章 权力的三角:东京—柏林—华盛顿
日本的枪
经济巨人
课外补习的竞赛
新东欧战略
从左派理论到符号学
受伤的巨人
下降的两大赤字
伍迪·艾伦的影响
选择合作伙伴
第三十三章 全球角斗士
宗教复活
可卡因帝国
跨国公司企业雇佣军
联合国新会员
新型全球组织
结语 自由、秩序与机会
后记
正直、谦逊和爱,她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作者之列。我只能借本书的这个
然而,出于种种考虑,这三本书只署了实际撰稿人的名字。直到现在,因为海蒂的
有海蒂的贡献。
士,仔细梳理和组织资料,起草初稿,还要不断更新和改写,所有这些工作中,都
海蒂对三本书的涉入时深时浅,但完成它们需要旅行、研究、采访全世界数百名人
是“未来三部曲”的写作基础。
度。海蒂不仅帮我润饰初稿,还参与社会变革的基本模型分析,而这些模型正
的编辑意识以及对思想和人物良好的判断力,“未来三部曲”无法达到这样的高
这三本书或多或少地有不足之处,但如果没有海蒂聪明的质疑、理性的见解、敏锐
最好的朋友、妻子和40年来的最爱:海蒂·托夫勒。
者,它们是两个人的结晶,而不是一个人的成果。这位合著者并不难猜,她就是我
了出版后的喝彩或批评。但是,“未来三部曲”从构想到完成都有一位无名的合著
触,因为我并不是独自一人完成这趟旅行。三本书都由我执笔,也由我一个人接受
对我个人而言,《权力的转移》是一段迷人旅程的完美终点,但还是有些特别的感
工业社会文明已经失去了对世界的控制,新兴力量正在崛起。
简单地说,《权力的转移》描述了我们一直面对的新旧势力之间不断加强的斗争:
力之间的角逐还未达到沸点。
与重组只是未来更激烈的新型商业战争的先期征兆,而且美国、日本、欧洲三股势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未来。旧文明与新文明之间的冲突已经如火如荼,企业并购
清晰且全面的大图景——一种新文明正在席卷全球,概莫能外。
直接分析不同的变革之间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因此,“未来三部曲”描绘的是一幅角落表达我的谢意,因为我觉得“未来三部曲”是我的,也是她的。
“未来三部曲”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25年这段时期,这个时间跨度正好契
合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期,统治地球几百年的工业社会文明在惊
天动地的权力斗争之后,最终让位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明。
“未来三部曲”通过不同视角探索同一时期内现实的底蕴。《未来的冲击》关注变
革的过程,即变革如何影响人与组织;《第三次浪潮》关注变革的方向,即如今的
变革会把我们带到何方;《权力的转移》则思考如何控制即将到来的变革,引发变
革的动因是什么以及如何推动变革。
在《未来的冲击》中,我提出人们在努力应对短时间内过多的变革时,常常面对困
惑和压力,加速的历史变革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与变革的实际方向无关。不论变
革是好是坏,事件发生就会产生影响。
我在书中还提出,从个人、组织到国家都会因变革太快、太多而导致人们困惑不
已,不能做出明智的应变决定。总之,个人、组织及国家都将受到未来的冲击。
与当时的主流观念相悖,我在《未来的冲击》中提出“核心家庭”模式将很快破
裂,并预言基因革命、一次性消费社会的出现以及后来逐渐变成现实的教育改革。
1970年,《未来的冲击》在美国首次出版,后来在全球各国相继出版。它触及人们
的心灵,意外地跃升为畅销书,并引发无数的讨论与批评。根据美国科学信息研究
所的统计,这本书是社会学作品中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未来的冲击”这个术
语变成人们的日常用语,被收录到许多词典里,至今也时常出现在新闻标题里。
1980年,《第三次浪潮》出版,它着重描述了科技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最新变革,并将其放入历史坐标中,勾勒出未来的发展趋势。
在该书中,我将农业革命称为转变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浪潮”,工业革命称为“第
二次浪潮”,并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科技变革和社会变革称为人类历史
的“第三次浪潮”,即一种后工业化文明的开始。
我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新产业是以电脑、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为基础,这些统称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我还谈到弹性化生产、利基市场、兼职工作方
式、媒体小众化等新趋势。另外,生产者与消费者将融合出一个新形态——产消者
(prosumer),一些工作将从工厂转移回家庭,政治体系、国家体系也将发生种种
改变。
《第三次浪潮》在一些国家被禁止出版,在另一些国家却荣登畅销书榜,甚至一度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启蒙读物。在波兰,这本书被删减后出版,引起波兰学生
和工会的极度不满。他们自行翻译了被删减的部分,发行“地下版本”和包括被删
章节的小册子。和《未来的冲击》一样,《第三次浪潮》引起热烈的反响,由此催
生出许多新的产品、企业、交响乐甚至雕塑作品。
在《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分别出版20年和10年之后,《权力的转移》终于
问世。本书秉承前面两本书的主题,重点关注知识发生的关键性变化,以及这种变
化对权力所产生的影响。在本书中,我提出“社会权力”这一概念,并探索未来企
业、经济、政治和世界格局中权力的转移。
然而,要准确无误地预测未来几乎不可能,因为生命本来就充满种种超现实的意
外,即使那些看来最可靠的“硬性”数据和模型也往往建立在“软性”的假设基础
上,当事情涉及人时,尤其如此。“未来三部曲”的主题——快速变革,本来就意
的问题。讲习班的学员主要是杀人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相关。这次访谈经历让我和海蒂受益匪浅,后来我们开办了两场讲习班来探讨权力
(Cardinal Richelieu)一样,懂得利用信息来操纵权力,这和本书的主题直接
到,即使是监狱里的犯人也并非远离权力。有些犯人和路易十三时代的黎塞留主教 想象我们是在一所监狱里,一个权力的事实暴露无遗的地方。从她那里我才了解
明女性竟然是个杀人犯,也难以相信她还被指控参与了一起严重的性犯罪。我很难
蒙着眼睛被带进去,我绝对猜不到隔着图书馆橡木桌的这位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的聪
有一天,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上,我走进一个布满阳光与书籍的房间。如果是
苏联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第二号人物卢基扬诺夫进行访谈。
我们还见到了在白宫、巴黎总统府、东京首相府里制定政策的工作人员,甚至还与
他们一起讨论有关权力的话题。
贝尔奖的科学家、石油巨头、新闻工作者和世界顶尖企业的CEO(首席执行官),与
此外,我们还采访了许多银行家、工会领袖、企业领导、电脑专家、将军、获得诺
处以终身监禁的女犯人——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力的人。
位于世界权力之巅的政治家。我们也走访了南非被称为“悲惨之城”的贫民窟和被
我们有幸采访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及前几任日本首相等
家、在诸多研究成果与新闻报道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未来三部曲”有不同的分析模式,又相互兼容。每本书取材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国
粗略轮廓的地图,然后一路摸索、一路更正,这比完全没有概念更好。
落更替。然而,在我们迈入不可知的未来之前,手中最好先握有一张虽不完整却有
味着任何变革都会很快过时:统计数字会更新,新科技会取代旧科技,政治人物起这些亲身经历,加上从各地搜集的不计其数的书籍、资料,使撰写《权力的转移》
的过程成为一段我们终生难忘的体验。
希望读者们会觉得《权力的转移》和《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一样,具有
实用价值、趣味和启发性。而我这场历经14个世纪的探寻,终于可以就此画上圆满
的句号。
第一部分 权力新解
第一章 权力转移的时代
本书讨论的是21世纪起始时期权力的演变。我们会谈到暴力、财富、知识和它们在
人类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会探索如何在变革的世界开辟权力的新途径。
提到权力,往往因为人们不能善用它而给人不好的感觉,但权力本身无所谓好坏,它是所有人类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权力深深影响着我们生活或工作中的每
件事情,包括两性关系、做哪种工作、开哪种车、看哪类电视节目、追求哪种希
望,其影响之广之深,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可以这么说,人类就是权力的产物。在我们的生活中,权力是人类最不了解却最重
要的一环。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如此,因为我们正处于“权力转移的时代”的破晓时
刻,将世界拴在一起的权力结构正在解体,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新型权力结构正在形成。这种变革过程正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展开。
在办公室、超市、银行、公司、教堂、医院、学校和家庭里,旧的权力模式已经瓦
解,新的权力模式正在诞生。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到罗马,到处都处于骚动和不安
之中,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与日俱增。
在商界,我们看到大型商业帝国轰然崩塌后重组,总裁被弃如敝屣,很多员工也遭
受同样的命运。高层也许可以拿到“黄金降落伞”,也就是很高的离职补偿金或遣
散费,虽然能缓解降落时的震荡,而以前掌握权力时的“附加价值”却消失得无影
无踪,譬如公司的飞机、轿车、豪华高尔夫度假村、高级主管会议等,当然最遗憾
的是失去了支配权力过程中的内心快感。
这种权力的转移不仅发生在企业的最高权力阶层,办公室主管和工厂领班也都感受
得到,因为工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地顺从,他们开始提出各种问题并要求答
案。同样的情形甚至还发生在军官指挥部队、警署领导警察、教师教导学生中。
在商界,旧式权威不断瓦解,全球权力结构也在解体。“二战”结束后,两个大国
主导了世界权力格局。双方各有同盟国、卫星国和支持者,它们以导弹对导弹、坦
克对坦克、间谍对间谍的方式来制衡对方。当然,今天这一平衡已经被打破。
结果,世界体系逐渐出现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吸权机”。东欧各国和人
民纷纷加入新的(其实是旧的)联盟或对峙。权力移转得非常快,各国领袖身不由
己地“被各种事件裹挟着”,无力建立新秩序。
现在,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撼动人类各层权力体系的力量在未来几年内会变得
更强大、分布得更广泛。在权力关系重组之后,会产生人类历史上一个最罕见的现
象,即权力本质的大变革。“权力的转移”不仅仅是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是权力的再塑。
帝国的终结
1989年,当维持了半个世纪的苏联帝国分崩离析时,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由于急
需西方科技来重振其经济,苏联主动投入一个几近混乱的变革期。
世界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也以更慢的速度、相对温和的方式开始衰落。关于美国失
去全球霸权的文章有很多,我不必在此赘述。但更惊人的是,美国国内的实权机构
也在失去权力。
曾经,通用汽车公司是全世界一流的汽车制造商,是全球各国经理人眼中熠熠生辉
的典范,也是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的象征。而今天,一位通用汽车公司的主管
说:“我们为生存而奔波。”我们或许可以预测,未来几年内通用汽车公司解体都
是可能的。
曾经,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几乎没有敌手,而且美国人拥有电脑的数量比世界
其他国家拥有电脑的数量总和还多。如今,电脑已经迅速普及全世界,IBM在全球的
占比份额也早已剧跌。
当然,这并不是外国竞争者造成的结果。曾经,只有三家电视公司垄断美国的电视
广播: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
(NBC)。它们完全没有外国竞争者,但现在也在快速萎缩,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
换个别的例子来看,从前美国的医生是白衣上帝,病人把他们的嘱咐奉若圣旨,医
生实际上控制了整个美国医疗体系,还有非常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而今天的美国医生动辄得咎:病人会反驳,甚至起诉医生误诊;护士要求尊重和承担更多责任;医药代表不再那么恭敬。控制美国医疗体系的是保险公司、维护病人
权利的组织和政府,不再是医生。
在同一时期,随着最有权力的机构和职业逐渐丧失控制力,美国的对外权力也在下
降。
为防止误诊这场权力解构的巨大震动可能是超级大国垂老的疾病,我们分析了其他
国家的情况,却得到了反证。美国经济实力衰退的同时,日本经济急剧上升,但日
本经济发展的成功也触发了权力的转移。和美国一样,日本最有权力的第二次浪潮
产业(或锈带产业)的重要性已经下降,第三次浪潮产业正在兴起。尽管日本经济
实力增长,曾主导经济增长的三个部门:执政达40多年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创造日本奇迹的幕后功臣——通产省、对日本政治最有影响力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
会(经团联)都发现了自己权力的流失。
今天,自民党退步不断,老一辈的政党领袖深陷财务丑闻或绯闻,第一次面对愤怒
的、越来越活跃的女性选民、消费者、纳税人以及原先支持他们的农民。要保持
1955年以来拥有的权力,自民党必须把其选民基础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并要应对复
杂得多的人口背景。因为日本和其他所有高科技国家一样,也在变成小众化社会,有很多行动者登上政治舞台。自民党能否完成这一长期转变尚成问题,而可以确定
的是,自民党已经失去了很多权力。
今天,仍有不少美国学者要求美国政府采用日本通产省的发展模式,而通产省自身
却处于困境。曾经,日本最大的企业都听从通产省的指挥,不论是否愿意,往往都
奉行其“行政命令”。如今,这些企业已经成长到可以忽略通产省,使得通产省的
权力迅速衰落。日本在世界上仍属于经济强国,而国内政治却很脆弱,巨大的经济
实力建立在摇晃不稳的政治基础之上。权力丧失更加严重的是仍由传统工业主导的经团联。
掌管日本财税收入的巨擘日本银行和大藏省曾带领日本安全地走过高增长期、石油
危机、股市崩盘和日元升值等危机,但如今,面对搅动经济动荡的市场力量时,他
们也无能为力。
更加深刻的权力的转移正在改变西欧的格局。德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欧洲其他国
家,欧盟的经济重心已经离开伦敦、巴黎和罗马,再加上德国统一后经济日益融
合,让欧洲恐惧德国会再次统治欧洲。
为了自保,法国和其他国家(除英国之外)努力在政治和经济上整合欧盟。但越整
合,各国政府就有越多的权力被转移到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逐步蚕食这些国
家的主权。
类似的权力转移的实例不胜枚举,它们代表着在如此短暂的和平时期发生的一系列
显著的变革。当然,有些权力的转移在任何时代都会发生。然而,这种全球性权力
体系四分五裂的模式相当罕见,更罕见的是,所有的权力游戏规则都在一夕间改
变,权力的本质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这就是今天的真实情景。在很大程度
上,它定义了我们个人及国家的权力,其本身也被重新定义。
白衣上帝
在前面所讲的一连串看似不相干的变革中,我们找到一条诠释权力的线索。这些变
革其实并不偶然,日本的迅速兴起、通用汽车公司的没落、美国医生的失宠,都有
一个共同点。
先以“白衣上帝”权力被削弱为例。在医生最辉煌的时期,他们牢牢把控医学知识,拉丁文的药方为这个行业提供了一
种半公开半保密的密码,大多数病人都不知道其中写的是什么。医学期刊和资料也
仅限于专业读者,医学研讨会完全不对外开放。这些“白衣上帝”甚至可以决定医
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入学资格。
今天的情况大为不同,病人有各种渠道接触大量的医学知识。家里只要有电脑和网
络,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医学索引》(Index Medicus)等专业数据库获得像爱迪
生氏病、结核菌病之类的所有疾病的科研论文。事实上,对于某些小病的治疗方
法,他们收集到的信息多到一般医生都没有时间读完。
《美国医生桌上参考手册》(Physician's Desk Reference)厚达2354页,人们
很容易买到。在“生命时光”(Lifetime)电视频道,每周会连续播放12小时技术
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电视节目,其中有些节目会声明“本节目的某些片段不适合普
通观众”,但看或不看完全由观众自己决定。
美国几乎每一个新闻节目里都有医药故事。每周四晚上,美国有300家电视台播放由
《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制作的电视节目,媒体时常报道医生误诊的新闻,还有一些价格不
高的书籍告诉读者应注意哪些药物的副作用,哪些药不能同时服用,如何通过饮食
控制体内胆固醇含量等。此外,重大医学突破即使在专业杂志上首发,但在医生从
报箱里拿出订阅的专业杂志获悉这一消息之前,晚间新闻就已经在头条新闻中播报
出来。
总之,医学知识的垄断已经被彻底粉碎,医生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光环。医生走
下神坛只是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沧海一粟,是很多高科技国家正在发生知识与权力关
系大转变的一个例子。在许多其他领域,原本紧紧掌控的专业知识正逐渐失控、流向普通大众。同样,大
型企业的基层员工能够获取过去由管理层垄断的信息。由于知识在进行重新分配,由此产生的权力也随之发生了转移。
未来的轰炸
然而,上述事例不足以说明知识变革造成或推动权力的转移的重大意义。在我们有
生之年,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也就是不再依靠体力
而是基于脑力来创造财富。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历史学教授马克·波斯特
(Mark Poster)写道,在发达经济体里,劳动已不再是“人做事”,而是“人与
人或者人与信息之间的互动”。
事实上,信息与知识取代原始蛮力正是通用汽车公司没落、日本发展的潜在原因。
当通用汽车公司还以为地球是平的时,日本已经在探索前沿,发现完全不同的景
象。
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企业家还认为重工业稳如泰山时,日本的企业家甚至普通
民众正在被书本、报纸和电视节目告知“信息时代”就要来临,而且早早就准备好
迎接21世纪了。当美国人对“工业时期已经结束”的观点耸肩拒绝时,日本政府、工商业、媒体界的决策人早就欣然接受这一观点,他们断定知识才是21世纪经济增
长的关键。
于是,毫不奇怪的是,尽管美国的电脑普及比日本早一步开始,但日本后来居上,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信息科技产业——率先从第二次浪潮时代进入第三次浪潮的
新时代。
在日本,机器人普遍使用,加上电脑与信息辅助下的精密制造技术,使日本人生产出质量傲视全球的产品。日本人在认识到工业时期的技术终将消失时,便立即采取
行动,积极学习新技术,保护自己不会陷入新旧技术交替时的混乱。这种意识与通
用汽车公司及美国总体政策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如果仔细观察前文列举的权力转移的例子,我们会很容易发现,知识的角色已经发
生改变,新的财富创造体系正在崛起,进一步促进了权力的转移。
事实上,这种由知识带动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爆炸性新力量,它将发达经济体推进激
烈的全球竞争中,让那些发展中国家看到自己的产业不过是明日黄花,迫使其放弃
传统的经济发展策略,并重塑个人与公众之间的权力关系。
丘吉尔曾说:“未来的帝国是头脑的帝国。”今天,这个预言已经成为现实。不
过,还有一点没有被认识:未来几十年内,在“头脑”的作用下,原始的权力在人
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层面将发生变化。
褴褛乡绅
创造财富的革命性体系一旦扩散,势必引发个人、政治和国际冲突。只要改变财富
创造方式,就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他们的权力来自之前的财富体系。双方之
间爆发激烈的冲突,争相要控制未来。
正是当今这场波及全球的冲突,帮助我们理解目前权力的重大调整。所以,要想看
清未来,我们先来回顾上一次全球冲突。
300年前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财富创造方式,此前用来耕作的土地上突然立起无数
的烟囱,工厂比比皆是。这些“黑暗的撒旦工厂”带来全新的生活方式和全新的权
力体系。刚从半农奴身份解放出来的农民来到城里私人的或政府的工厂里当起工人。原先数
代同堂、由白胡子族长掌管的农耕家庭的权力结构随之改组,精简为核心家庭。年
长者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快受到挤压或削减,家庭本身也失去了很多社会权力,因为
一些曾经拥有的权力或功能已经转移到其他机构,例如教育功能由学校负责。
渐渐地,蒸汽机或烟囱扩散到的地方都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变革,君主制纷纷崩溃,有的王宫变为旅游景点,新的权力形式正式登场。
曾经雄霸一方的地主中,有些足够聪明、有远见,他们乘着工业扩张的浪潮来到城
里,他们的子孙也变成企业股东或工业发展的领航人,而大多数选择死守祖宅和传
统乡村生活方式的地主,结果都沦为“褴褛乡绅”。他们恢宏的宅院最终变身为博
物馆或者筹款用的狮子园。
但是,在他们没落时,新的精英——企业负责人、官员、媒体大亨——在崛起。批
量生产、大量批发、全民教育和大众传播带来了民主,甚至连独裁政权都宣称是民
主政府。
伴随这些内部改变的是世界权力的大转移。工业化国家对其他国家或建立殖民地、或占领、或统治,形成了当时世界的权力结构,但有的地区仍存在着权力等级。
简言之,一种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会削弱权力体系的每一根支柱,最终改变人们的家
庭生活、企业、政治、民族国家以及世界权力本身的结构。
过去,那些要争夺未来控制权的人采用暴力、财富和知识等手段。而今天,一场相
似的、速度更快的夺权运动已经开始。我们最近看到的企业、经济、政治和全球变
革都只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权力大转移的前奏,而我们正站在历史上最深刻的权力大
转移的边缘。第二章 暴力、财富、知识
蔚蓝的天空,远处的青山,“嗒嗒”的马蹄声,一个孤零零的人从远方骑马而来,黑亮的马背上反射出太阳的光芒……
任何坐在漆黑的剧院痴迷美国西部牛仔影片的人都清楚,权力来自牛仔腰上的那把
左轮手枪。几乎每部好莱坞电影都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骑马而来的牛仔,单枪匹马
地和坏人决斗,然后把左轮手枪放回枪套,独自骑马奔向远方。于是,人们从中学
到:权力来自暴力。
在很多这样的电影里,也总有个穿着体面、大腹便便的背景人物(反面人物),他
坐在大木桌后面,既软弱又贪婪,但他拥有权力。正是他资助铁路修建,攫取土
地,豢养马匹。如果牛仔代表暴力性权力,那么这样的人物则代表着财富性权力,其典型形象是银行家。
在很多美国西部影片中,还有第三个重要人物:一位正义的报纸编辑、一位老师或
者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在这样一个粗鲁的男人们都“先开枪再理论”的混乱世界
里,这个人物不仅象征着善恶之战中的好人,也代表着拥有文化和知识的权力。这
个人物最后总会得胜,因为他与持枪英雄结成同盟,或者突然好运临头,如在河里
发现金子或者继承了一笔意外财产。
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在西部影片里,知识想要赢,就必须和暴
力或财富结盟。
当然,日常生活中,暴力、财富和知识并非权力的唯一来源,而且权力本身亦无好
坏,几乎是所有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尺度。事实上,权力与欲望相辅相成,人类欲望各有不同,任何能满足别人欲望的东西就可能是潜在的权力源头。对吸毒的人来
说,毒贩控制毒品货源的能力就是一种权力。对需要选票的政客而言,握有选票的
选民就是拥有权力。
虽然权力的来源有很多种,但西部影片中,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
来源,而且每个来源在权力游戏中都有不同形式。例如,就暴力而言,有时不必真
正诉诸行动,通常恐吓就能令对方服从,甚至法律也隐约含有暴力胁迫的成分(此
处“暴力”是一种比喻意义,而不是字面意义,既包括身体胁迫,也包括心理强
迫)。
事实上,和现代电影一样,古代的神话故事也指出暴力、财富与知识是获取社会权
力的工具。在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就是剑、珠宝和镜子,直到今天依
然是日本皇家权力的象征。
剑和珠宝所蕴含的权力意义非常明显,镜子则需要解释一下。当天照大神在镜子中
看到自己的面容、对自己的容貌了解时,代表了一种能力。镜子可以象征她的神
圣,但也可以视为想象力、感悟和知识。
在剑或暴力、珠宝或财富、镜子或知识这三个权力来源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互
动系统,在一定条件下每个权力来源可以转变为另一个。一把枪可以抢到钱或从别
人嘴里逼出秘密;钱可以买到信息,也可以买到枪;信息可以用于获得的财富(如
伊凡·博斯基),或者让掌控的权力成倍扩大(这能解释为什么克劳斯·福克斯要窃取
核弹的机密资料)。而且,社会的每个层面——从私密的家庭到公开的政治舞台都
可以使用这三种权力来源。
在个人层面,大人可以打小孩(使用暴力),或减少零用钱、用钱奖励或塑造孩子的价值观,让孩子服从——这是最有效的方式。在政治层面,政府可以监禁或折磨
异见者,用金钱惩罚批评者或买通支持者,甚至可以操纵事实真相来制造所谓
的“共识”。
这三样法宝像生产机器的机床一样,如果运用恰当,就能带来更多、更大的权力。
不论政治精英和个人使用其他什么工具,暴力、财富和知识这三样法宝都是最终的
操控杆,它们可以称为“权力金三角”。
当然,并不是所有权力的转移都是这三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许多自然事件也是肇
因。例如,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时,无论是否拥有权力,人们都同样被送进坟
墓,结果精英阶层空出了许多席位。
机会也会影响社会权力的分配,但当我们关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叩问是什么让人
们和整个社会默认“有权人物”的意愿时,我们会再次看到“权力金三角”的作
用。
为了尽可能简洁清晰,以下章节中所讨论的“权力”均表示有目的地支配他人的能
力。这一定义排除了抗击大自然或具体事情的权力。然而,这一定义也足够宏观,包括各种行使权力的情况,如妈妈不让孩子在一辆冲过来的汽车前奔跑、IBM决心提
高盈利、马科斯(Marcos)和诺列加(Noriega)等独裁者让家族和与家族有关的
人富甲天下、天主教徒集会反对政府允许堕胎等。
最赤裸的权力形式就是使用暴力、财富和知识来迫使他人按照指定的方式来做事。
聚焦于“权力金三角”、以这种方式定义权力,可以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分析
权力,更清楚地揭示出权力如何控制我们从生到死的所有行为。唯有如此,我们才
能识别那些旧有权力结构,思考如何变革,如何顺应未来。高品质的权力
对权力最具争议性的假设总把重点放在“量”上(起码西方文化是如此),但这种
分析方法漏掉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权力的品质。
权力可分为不同的等级,了解其品质会获得一种战略优势,更好地应对即将席卷学
校、医院、企业、工会和政府的激烈争斗。
没有人怀疑暴力,无论是体现在弹簧刀里还是核弹里,它们都能够产生令人敬畏的
结果。暴力或武力的阴影隐藏在法律条文中,而且每个政府都依靠军队或警察来执
行自己的意志。当然,这种无所不在、必要的官方暴力威胁有助于社会体系正常运
作,让正常的商业合约具有约束力,减少犯罪,提供争议的和平解决机制。在这种
似是而非的意义上,这种隐藏的暴力威胁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免于暴力。
但是,暴力通常有很大的反作用力。首先,它鼓励我们挥舞权杖或者进行军备竞
赛,却增加了所有人的风险。即使暴力是“有用”的方法,也会有反弹,暴力的受
害者或幸存者常常会伺机反击。
暴力的最大弱点在于它完全没有弹性,只能用来实施惩罚。简要地说,暴力是一种
低品质的权力。
相对而言,财富这种工具就好得多。钱有多种作用,不仅限于威胁或实施惩罚,还
可以提供奖励。财富既可以积极使用,亦可以消极使用,比暴力更有弹性。所以,财富属于中等品质的权力。
最高品质的权力来自知识的运用。在一部以巴西巴蒂斯塔时期为背景的电影中,肖
恩·康纳利(Sean Connery)饰演一名英国的雇佣兵。其中有一幕令人难忘,暴躁改变。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预测过“权力金三角”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会发生革命性的
同于力量,却没有关注权力的品质以及知识与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之间的联系。
暴力、财富和知识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社会的权力分配。培根将知识等
哪一方掌控了这些基本的权力工具。
因此,在评估一场权力冲突(是谈判,还是战争)中不同的争夺方时,可以厘清
练后)知道如何组合使用手中的权力资源。
巧用智慧进行搭配,将权力发挥至极限。真正高明的权力玩家本能地(或经过训
当然,有权使用这三种工具的人可以聪明地将惩罚的威胁、奖励的承诺、说服和
中,可以使用更少的权力“筹码”。
力或财富,或者减少所需的暴力和财富。这两种方式都提高了效率,在最终对决
知识也是暴力和财富的增值器,在实现某个既定目标时,可以用来增加可用的暴
免浪费暴力或财富。
可以化敌为友。最重要的是,掌握正确的知识可以让人们规避很多危险,从而避
五角大楼里的官员所说的“最大收益”。知识可以用来奖惩、说服甚至转化。它
因此,在这三个社会控制的根本权力来源中,用途最广的就是知识,它可以产生
当,能够让另一方喜欢你的行动议程,甚至说服他人放弃自己的想法。
中的必要成分,也就是使用最少的权力资源实现一个目标。你可以将知识运用得
有其他想法也能去做你想让他做的事儿。高品质的权力有更深的内涵,效率是其
高品质的权力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影响力,它不单是实现自己的愿望、让别人哪怕
“头脑。”
的军官说:“少校,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武器,我给你弄来。”康纳利回答道:每秒100万次推论
在当今的后培根时代,一场革命正席卷全球。从孙子、马基雅维利到培根,这些天
才都无法想象如今正在发生最深刻的权力的转移——暴力或财富都必须依赖知识发
挥其真正的力量。
以前,军事力量基本上就是无须动脑地挥舞拳头,而今天,任何军事行动几乎都在
依赖“智慧结晶”——知识被嵌入武器和监视技术。从卫星到潜艇,现代武器都有
信息丰富的电子零件,如今的战斗机就是会飞的电脑。即使“愚笨的”武器也依靠
超级智能的电脑或电子芯片的帮助下制造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军方在导弹防御系统中使用电脑化知识——“专家系统”。由于
亚音速反舰导弹的速度是每秒1000英尺,所以有效的防御系统必须能在10毫秒内做
出反应。但“专家系统”内存有人类专家归纳出的1万~10万条规则,电脑必须在瞬
间扫描并权衡这些规则,确定它们之间的联系,然后做出如何反应的决定。《国防
科学》(Defense Science)杂志指出,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曾
制订了一个长期计划,设计一套能够“每秒做100万次推论”的系统。逻辑、推断和
认识这些人类和机器的脑力工作,才是当今军事力量的先决条件。
在商界也盛行财富越来越依赖于脑力的说法。在先进经济体,如果没有电脑,整个
体系的运营会在半分钟内瘫痪。复杂的新生产系统融合了多种(且不断改变的)技
术;市场不断细化,整个体系需要大量优质的信息来产生财富。今天,我们只是处
于信息时代的初始阶段,现在使用的最先进电脑和辅助设计制造系统在未来看来都
是石器时代的原始工具。
因此,知识不仅演变成当今品质最高的权力,而且成为暴力权力与财富权力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换言之,知识已经从暴力权力和财富权力的附属物蜕变为它们的精
髓。事实上,知识是最终的放大器,是未来权力转移的关键。正因如此,世界上才
爆发了知识控制战,人们才如此热衷利用传播工具。
事实、谎言与真相
知识与传播系统并非自带免疫能力,或可以不受权力的影响。企业、政府和日常人
际关系中所采用的每一个“事实”几乎都来自先前权力结构有意或无意形成的其他
事实或假设。于是,每个“事实”都有它的权力历史以及权力未来(或许可以这样
说),都会对未来的权力分配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虚假事实和有争议的事实既是社会权力斗争的产品,也是武器。无论是虚假事实、谎言,还是真正的事实、科学定律,抑或人们接受的宗教“真理”,都是当今权力
游戏的弹药,也是本书所说的“知识”的一种形式。
当然,有多少位自认为是智者的人,就有多少种对知识的定义。当“符号”“象
征”“图像”等词语被赋予高深的技术含义时,事态就更加复杂。当我们发现克劳
德·香农(Claude Shannon)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定义“信息”时,只注意发展信息科技的技术用途,却完全忽略这个词的语义学意义或传播“内
容”。
总的来说,接下来几章中出现的“数据”代表彼此不相关的“事实”,我们所说
的“信息”是指经过整理、分类的数据,而“知识”则是信息经过进一步提炼后形
成的结论。但是,为了避免重复,有时这几个名词会交替使用。
为了让事情更简单,避免陷入过度定义的流沙陷阱,虽然可能不够严谨,但在后面
的章节里,知识将泛指信息、数据、图像、态度、价值观和其他社会具有象征意义的成果,而不论它们是否“正确”“大约”或“错误”。
所有这些“知识”从来就是权力角逐者在使用或操纵的,媒体更是不断重塑由它们
传播出去的知识。因此,我们将用“知识”这个词囊括一切。
民主的差异
知识不仅具有极大的弹性,还有其他重要特征。这些特征使它优于未来世界的其他
权力来源。
因此,暴力在实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在摧毁我们想要俘获或防御的事物之
前,能够投入多少力量是有限的。财富也是一样。金钱不是万能的,金山银山也会
用尽。而知识没有这样的限制,我们总能从知识中得到更多。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Zeno of Elea)曾指出,如果一位游人每天只走到目的地的一
半就停下,那他永远都到不了终点,因为永远都有一半路途没完成。从知识的角度
来看这句话,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成对所有事情彻底了解,但我们可以再向前走一
步,加深对某些现象的了解。因此,知识至少在原则上是无限延伸的。
知识还有一个内在特性使它有别于暴力和财富。一般来说,如果我在用一把枪,那
你就不能同时使用这把枪了;同样,如果我在使用一块钱,那你不可能同时使用这
一块钱。然而,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同一种知识来相互支持或反对,甚至在这一过程
中还可激发更多的知识。不同于暴力和财富,知识是用之不竭的,这告诉我们,知
识权力的游戏完全不同于使用暴力或财富实现意图的准则。
在进入信息时代后,知识的最后一个也是更加关键的不同于暴力和金钱的特点:在
定义上,暴力和财富都是强者和富人的权力,而知识,弱者和穷人都可以掌握它。知识是权力最民主的来源,使得知识成为当权派的持续威胁,虽然他们也用知识在
加强自己的实力。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个当权派——家长、企业总裁或国家总理都
想在自己的领域内控制知识的数量、品质和分配方式。
“权力金三角”的概念最终演变成一个特别的嘲讽。
在过去至少300年间,所有工业国家之间最根本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财富分配展开
的:谁得到什么。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
义”,都是围绕着这个基本问题。
虽然这个世界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但与权力的另外两个来源相比,财富分
配不均现象一直是最不严重的。相对于全副武装的人与手无寸铁的人、受过良好教
育者与文盲之间的鸿沟,财富的分配不均只是小巫见大巫。
今天,在瞬息万变的富裕国家里,虽然有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但未来的权力斗争
会越来越集中于知识的分配和获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既不能保护自己免受权力滥
用的冲击,也不能依靠技术创造更好的、更民主的社会,除非我们清楚知识如何流
动、最终流向谁。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细看权力本质的改变如何彻底革新商界的各种关系。从资
本的转变到“高文化素养者”与“低文化素养者”之间的冲突,从网上超市的出现
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全新组织形态产生,我们将绘制权力的新轨迹。这些在产业与经
济领域的深层变化也带动政治、媒体发生巨大变革。最后,我们将探讨今日庞大
的、扭曲的权力斗争如何影响贫穷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未来的美国、日本和欧
洲,因为所有这些都会被今天权力的转移所改变。
众营销、分销转为利基和微观市场营销,将一元化的企业改革为新的组织形式,将
命性生产系统。它带领我们跨出一大步:从批量生产转为定制,再逐步升级,从大
后知后觉的人所坚持的“去工业化”“空洞化”或“经济衰退”,而是跃入一个革
了所谓的“超级信息符号经济”(supersymbolic economy)。它的诞生绝非一些
新的财富创造体系完全依靠数据、创意、符号和象征意义的即时交换与传播,造就
权力分配的巨大变化。
电视广告等)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个全新的财富创造体系正在兴起,带来
光环只是包裹在未来新经济的表面,其中信息(包括从科学研究成果到天花乱坠的
企业在过去也有明星,但现在这些明星的背景已经大为改观。让企业闪闪发光的新
也许是让别人提到他们)要参加美国总统竞选。
代表性人物。以他们为主角的书籍(以及作者)跻身畅销书之列,他们甚至(或者
(Lee Iacocca)在公关人员的簇拥和个人营销术的全面训练下,成为商业实力的
商业巨头的名字和好莱坞明星一样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唐纳德·特朗普、李·艾科卡
少“明星”。
式。和戏剧一样,商业活动中有英雄、恶棍以及跌宕的剧情,而且还诞生了不
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盈利,但人们越来越怀疑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常见的形
第三章 超越浮华的时代
第二部分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里的生活超越国界限制转为地区性、全球性运营的模式,从“工人阶级”转变为新的“知识
阶级”。
赞成并促进这种财富创造体系的力量与守护传统工业势力之间的斗争就是当今主要
的经济冲突,其意义已经远超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博弈以及美国、日本、欧
洲之间的角逐。
从以烟囱为标志的工业经济转变为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经济,需要大量变革力量
的帮助。因此,世界大部分企业的财务或产业出现重组的热潮,企业被撕裂,新领
导被任命,以便企业能够适应新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财经新闻里有关企业强行接管、并购以及企业回购的消息比比皆
是,而且美国的乃至全世界的企业都是如此,许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荷兰)
都为此立法或以其他条文来限制“恶意接管”。
如果认为这些发生在华尔街的野蛮行为和企业的遭遇代表我们已经进入新型经济,这未免有点儿夸张。欧洲一体化、金融自由化、人类自古就有的贪婪等都是推动这
股重组热潮的力量,而特朗普和艾科卡都只是过去时代的人物,不是新时代的先
驱。尽管艾科卡成功游说华盛顿方面帮助为其衰退的汽车制造业纾困解难,尽管特
朗普把自己名字打在炫目的摩天大楼和赌城上,但他们都没有为企业带来真正的大
变革。
然而,在一个革新时期,各种奇招怪式纷纷出现——复古的、怪诞的、逐名作秀
的,圣人、骗子以及具有远见的改革者,同时出现在世界大舞台上。
在混乱的现象背后,在融资和企业重组等表象之下,出现了一个新模式。我们看
到,企业结构转变,传统工业经济所产生的权力开始向超级信息符号经济转移,这个过程将在后文详细探讨。
这场重组热潮很有必要,因为整个财富创造体系在竞争压力的推动下迈入更高层
级。如果简单地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重组热潮描述为人类“自我优先”的贪婪,就会忽略更重要的方面。然而,新经济对最先看到这种趋势的人给予了很大的回
报。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全球最有钱的人都是汽车制造商、钢铁巨头、铁路权
贵、石油大亨以及融资理财的人,他们生财的方式主要靠组织内的廉价劳动力、原
料和硬件。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福布斯》富豪榜前10位中,有7位富豪的产业属于媒体、大众
传播或计算机、软件或相关服务,而不是硬件制造业,这充分反映出日本人所
谓“软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
并购、接管、撤资和金融上的重新洗牌等“抽搐性”行为都只是转型进入新经济的
一个方面。企业努力抵御他人掠夺,或努力并购其他企业,同时也在慌乱地应对一
场信息科技革命、市场重组以及其他变革,这意味着商业界遭遇了工业革命以来最
重大的调整。
商业突击队
这样深刻的重组势必引发冲突和痛苦。和工业革命初期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人发现
自己的生计受到威胁,工作被取代,未来完全不确定,权力被大幅削减。
投资方、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卷入这场冲突和困惑之中。过去,工会通过罢工或威胁
要罢工来行使权力。现在,除了这些工会还要聘用投资者、律师、税务专家等专业
人士,希望能够参与企业重组协议的过程,而不是坐以待毙。管理人员为了阻止外
来并购,努力搜集市场上任何不利于企业前途的信息。这些都越来越依赖于及时且精准的信息。随着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出现,知识是赢得权力斗争胜利的关键武
器。
在这个易变的世界里,擅长操纵符号的风云人物具有明显优势。法国的代表人物是
企业家伯纳德·塔皮埃(Bernard Tapie)。他创建了一家公司,年收入达10亿美
元。他还主持自己的电视节目。英国的代表人物是成立维珍集团的理查德·布兰森爵
士(Richard Branson),《财富》杂志认为他享有“过去摇滚巨星或皇家贵族才
有的名望”。
在旧体系崩溃时,原先运行这个体系的管理人员突然被一批由冒险的投资方、赞助
方、主办方和经理人组成的“游击队”轻易打败,这些新“游击队队员”不仅是反
官僚管理制度的利己主义者,而且都精于获取知识(有时甚至用非法手段)或控制
知识的扩散。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体系的到来不仅造成了权力的转移,而且改变了权力的风格。约
翰·德巴茨(John DeButts)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解体之前
掌管这家公司,他缓慢而沉稳的做事风格与威廉·麦高文(William McGowan)的气
质形成鲜明对比。麦高文的父亲是铁路工会成员,最初只是卖鳄鱼皮包,后来帮助
好莱坞制片人迈克·托德(Mike Todd)和乔治·斯库拉斯(George Skouras)筹集
制作宽银幕影片《俄克拉荷马》(Oklahoma)所需的资金,接着他成立了专接美国
国防部生意的小公司,然后才成立美国世界通信公司(MCI),直接打破了美国电话
电报公司的垄断市场。
形式上的变化反映了变革的需要。重组公司和产业以适应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是件大
事,那些吹毛求疵、死要面子、锱铢必较的管理人员完全胜任不了。事实上,这份
使命需要由个人主义者、激进者、勇敢的斗士甚至怪人来承担,因为他们作为“企业突击队”随时准备去攻占码头,抢夺控制权。
曾有人说,如今冒险的创业家和从前建立烟囱经济的“强盗大亨”十分相似。如今
的“浮华时代”与美国南北战争后所谓的“镀金时代”确实有相似之处。那时,美
国北部地区刚推行工业化,也在经历彻底的经济重组。那个时代有炫耀式消费、政
治腐败、大肆挥霍、盗用公款和投机等行为,也有不同凡响的人物,比如范德比尔
特“船长”、“钻石大王”吉姆·布雷迪、“一赌一百万”的盖茨。那个年代反对工
会、耻笑贫穷,经济呈现不可遏制的暴涨,将美国推入工业时期。
而当今出现的新型企业家与其说是官僚,不如说是海盗,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电
子强盗”。他们攫取的权力建立在精细的数据、信息、专业的知识和技术的基础
上,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大笔财富。
加利福尼亚州的金融专家罗伯特·温加滕(Robert I. Weingarten)这样描述企业
并购的过程:“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电脑上列出你的标准,然后搜索能达到标准
的目标公司。在不同的数据库里运行这些标准,直到锁定目标。最后做什么呢?你
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所以,整个过程是从电脑开始,以媒
体结束。”
温加滕说:“在这期间,你应该招揽一批拥有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税务法律顾
问、策略家、数字建模师、投资顾问以及公关人员等。这些人大多依赖电脑、复印
机、电子通信和媒体来开展工作。如今,能够做成交易的能力往往更依赖信息,而
不是金钱。在一定程度上,筹得资金比获得专业的知识技术更容易。知识是真正的
权力杠杆。”
因为企业并购与重组都在挑战既有权力,所以更具情节的戏剧得以产生,也由此催生出新的主角和反派人物。卡尔·伊坎(Carl Icahn)、布恩·皮肯斯(Boone
Pickens)在全球家喻户晓。苹果电脑的联合创始人、美国曾经的青年才俊史蒂夫·
乔布斯虽然持有公司大多数股份,但在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发动的公
司“政变”后被迫辞职;李·艾科卡与福特二世的家族宿怨一直没有结束;通用汽车
公司的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在一部名为《罗杰和我》(Roger Me)的电
影中备受揶揄,而且被电脑大亨罗斯·佩罗(Ross Perot)当众抨击,因为罗杰并购
了他的公司。商界斗争从没停止,对手的名单也不断加长。
如果你以为并购、重组只是美国特有的问题,而且是因为华尔街监管不力造成的人
为现象,那你就忽略了其深层意义。在英国,罗兰公司拼死抗争哈罗斯百货公司对
自己的控制;盛气凌人的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Sir James Goldsmith)豪掷
210亿美元强行收购英美烟草集团;意大利奥利维蒂公司的董事长卡弗·德·贝那蒂提
(Carfo De Benedetti)向菲亚特汽车集团的董事长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和他根深蒂固的产业帝国核心集团宣战,并突然出价要并购位于比利时布
鲁塞尔的兴业银行,此举震动了欧洲,因为这家银行控制了比利时全国13的经济。
除此之外,以计算机为主的法国布尔集团一直觊觎美国齐尼思数据公司;维多利亚
集团收购了德国第二大保险公司科克尼亚公司,而德国的德雷斯登银行则买下了法
国国际投资银行。
在西班牙,这种公司间的争斗剧变成了情节剧。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描述说,西班牙人每天都能够观赏“数十年来最引人入胜但结局很乏味的表
演”。
争斗的焦点集中在西班牙三大银行及其相关产业帝国。双方的代表人物是阿尔贝托·
科尔蒂纳(Alberto Cortina)及其表哥阿尔贝托·阿尔科塞尔(AlbertoAlcocer),另一方是来自基督教会的律师马里奥·孔德(Mario Cond)。孔德很精
明,他已经控有西班牙信托银行,并准备兼并西班牙最大的银行——中央银行。这
场争斗甚至登上了色情小报,因为两位表兄弟中的一个爱上了一位28岁的舞女,而
这位女士在夜总会跳舞时被人拍下照片,照片里她在迷你裙下没穿底裤。
结果,这场被西班牙总理称为“20世纪最大经济事件”的并购战像玻璃般碎在世人
眼前,留下孔德在自己的银行里苦苦坚持。
所有这些故事都是媒体特别感兴趣的素材,但国际特性告诉我们,除了浮华、贪婪
和当地法规缺失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正在发生。权力的转移同时发生在千百个不
同的前线,而且权力的来源——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组合在我们向超级信息符号经
济转变的同时,也在发生改变。
戴尔·卡耐基与匈奴大帝
有时,连聪明的企业管理人员都不免困惑。有些人忙着阅读“怎样……”系列丛书,书名往往比较愚蠢,例如《匈奴大帝的领导秘诀》;有些人寻找灵修小册子;有些
人参加卡耐基培训课程,学习如何影响他人;还有些人参加谈判术的研讨会,好像
权力完全属于心理学或战术学的范畴。
有些人私下哀叹公司里有人玩权斗,抱怨权力游戏会不利于公司的发展,因为这样
分散了大家的精力,不能全力去追求利润。他们认为,权力游戏消耗了能量,而对
权力如饥似渴的人却把一些不需要的人也列入工资发放单中。当许多最有权行使权
力的人否认自己有权力时,人们的困惑倍增,但也情有可原。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等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往往把经济描述为一个客观的
供求机制,完全忽略权力在创造财富和利润中的作用。也可能是他们假设所有的权力争斗都会相互抵消,因此经济不受其影响。
忽略权力对创造财富的影响并不只有保守主义,美国大学最有影响的教科书之一
《经济学》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am D.
Nordhaus)合著的,在其最新版本中,有28页字号很小的索引,在其中却完全找不
到“权力”这个词。
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完全无视或忽略权力这个因素时,J.K. 加尔布雷斯(J.K.
Galbraith)是个例外。不管你是否同意他的其他观点,他一直尝试把权力作为一
个变量纳入经济方程式。激进的经济学者大谈商业中滥用职权、影响消费者、独裁
专断、欺行霸市、操纵市场或哄抬物价。他们抨击游说企业资助竞选的现象,并为
了公司利益采用令人不快的方法,如反对保护工人健康与安全、环保和累进税制的
法规。
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激进分子也误解(并低估)了权力在经济中的角色,包括
其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而且他们好像没有意识到,权力本身也正在经历令人震惊
的转变。
在他们的批评之后有一个没有明说的观点,即权力与生产和赚钱关系不大,而且是
一个外部因素,或者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企业才有滥用权力的问题。然而,仔细
审视今天权力转移的现象,我们会发现,权力是所有经济体内固有的部分。
超额和各种利润都在一定程度上(有时候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而不是效
率。(即使是最低效的企业,只要有权力把条款强加在劳工、供应商、分销商或消
费者的身上,照样可以赚钱。)在生产过程的每一步,权力都是不可避免的部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任何类型的经济里,无不如此。即使在平时,生产过程都会要求建立或割断权力关系,或需要经常调整,但如今并
不是“平时”。激烈的竞争、快速的改变要求不断创新,而每次创新的尝试都会遭
到抵制并引起权力冲突。在当今革命性的环境中,不同的财富创造体系发生碰撞
时,小幅度的调整已经不足以弭平彼此之间的鸿沟。权力冲突的强度越来越大,而
且由于企业之间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一个企业的权力变动常常会激起别的企业也发
生权力变动。
当进一步研究高度依赖知识和全球竞争性经济时,我们发现冲突和对峙的规模更
大,其结果是,权力变量在企业里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个体以及整个企业都很重
要,所带来的权力的转移对利润的影响远远大于廉价劳动力、新技术或者理性的经
济核算。
从预算分配斗争到官僚主义团伙的建立,企业越来越受到权力的影响。升迁、招
聘、工厂搬迁、新机器的引进、生产、价格的变化、需求的改变、成本的核算以及
有关审计账目的不同解释,所有这些都会引发新的权力争夺大战和权力的转移。
管理顾问的隐秘使命
意大利心理学家玛拉·塞尔维尼·帕拉佐莉(Mara Selvini Palazzoli)带领团队专
门研究规模较大的机构。该研究小组曾参与了一个案例,并披露了一家由两个人共
同拥有的公司。这家公司拥有许多工厂。总裁聘请了心理顾问,表面上是要提高企
业效率。他告诉心理顾问,企业内的士气很低,并鼓励顾问多和员工谈话,找出员
工间弥漫着怒气与嫉妒情绪的原因。
副总裁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拥有30%的股份,总裁拥有70%),他质疑总裁聘请心
理顾问是否有用,但总裁只是耸耸肩不在乎地说,这年头请个顾问到公司里来是“应该做的事儿”。
帕拉佐莉团队的分析揭示出一个扭曲的权力关系陷阱。表面上,顾问的任务是提高
效率,实际上,顾问的真正任务并非如此。总裁与副总裁之间已经到了兵刃相见、水火不容的地步,总裁只想借顾问来增强自己的同盟力量。
帕拉佐莉和她的研究团队在报告中说:“总裁的秘密计划是想通过这位心理顾问获
得对公司的全面控制,包括基本由副总裁控制的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而副总裁的
秘密计划则是证明他比总裁更优秀,展示他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技术能力(即知识)
和严谨的性格。”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事实上,企业无论大小,都不能摆脱在同一个“权力场”中
运营,暴力、财富与知识这三个基本工具被不断组合使用,来调整或转变关系。
但上面那个案例还只能算是“正常”的权力冲突。在未来几十年里,当新旧财富创
造体系发生激烈冲撞时,当全球化更加广泛、风险上升时,这种“正常”的竞争就
会上升为前所未有的、更剧烈、更具破坏力的权力大战。
权力不是唯一的目标,也不是公司和个人竞相分食的一块大饼。权力不可能产生公
平的关系,不可能实现人们常说的“双赢”(双方都有所得),也不可能产生所有
的人际关系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现金交易”,而是都可以简化为“权力交易”。
这里有一个强烈的暗示,即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权力的转移会让现在的并购和变革不
值一提,而且会影响企业的各个层面,从纵向的劳资关系到横向的职能部门(市场
营销、工程技术和财务)的权力,并延伸到制造商与零售商、投资方与管理者之间
的权力关系。做出这些改变的是人,但工具依然是暴力、财富、知识及它们的衍生物。企业内部
和外部世界一样,还是依赖这三种主要的权力工具。不了解这三样工具如何转变,等于拿到一张通往经济衰落的车票。
如果未来就这样变化的,那么企业家将需要承受个人与组织上的压力。但是,事实
远远不止如此。权力的转移既包括权力转变,也包括权力的本质发生突变——在暴
力、财富与知识的混合作用下发生了剧变。
因此,为了预测很快就要来到的深层变革,我们必须进一步了解这三种权力工具。
在讨论财富与知识之前,我们应该准备好,带着忐忑的心情,细看暴力在企业里扮
演的角色。
第四章 暴力与黑社会
他是一位名人,堪称商界巨星。他结婚的消息会登上媒体的娱乐板块,他的名字在
金融界会引发敬畏与迷恋。40多岁的他不可一世、英俊、易怒。他是个读书狂,每
个星期天的下午会到纽约曼哈顿上东区,寻找一家合适的书店进去看书。他穿着高
领毛衣,不会被人认出来。一旦他与其他商界精英碰面,第二天便会出现在商业新
闻的头版。他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个人财富,估计有近5亿美元。
然而,他是个敢于违犯法律的人。他的违法行为不是扰乱股市,也不是渎职罪,而
是法律中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实施暴力。
为简短起见,以下是他讲述的故事:
我公司在附近一座城市的电脑中心失火了,调查人员得出结论说,放火的是一个心
怀不满的员工。问题是,我们没有可以在法庭上展示的有效证据,而且我们无法让当地警察接手这个案子。即使我们真能说服警察,也得磨上好几年才会有结果。
所以,我们在一个员工身上藏好录音机,把他派到酒吧,去接近那个我们怀疑放火
的家伙,而他竟然承认了,甚至还得意地吹牛。既然确定是他放火,我不想再冒任
何风险,于是派公司的保安跟他单独谈谈,威胁他如果他不立即辞职并从这座城市
消失,我们就要打断他的腿(或者更糟糕)。
这违法吗?当然违法。重新来过的话,我还会这么做吗?肯定啊!他再放一次火可
能会烧死我的员工呀!难道要我坐等警察和法庭采取行动,再看会有什么结果?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每个社会里,都有所谓的“第二执法系统”,它在官方的正
式执法系统边缘运行。这也告诉我们,在企业平静的表面下,经常发生一些大家都
不愿说出来的事情。
我们很难想象企业和暴力会有关系。商界每天都在进行的巨额交易,毫无暴力迹
象,但很少有人掀开盖子看看里面是如何翻腾的。
然而,在我们家庭生活、政府或任何其他社会机构里发现的三个权力来源中,暴力
一直是经济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可能没有这样去想。
血钱与雪钱
从旧石器时代第一个勇士用石头砸向小动物开始,暴力就被用来创造财富。直接获
取总是比自己做得更快。
也许纯属偶然,但《罗杰英语同义语词词典》(Roget's Thesaurus)
中,“借”的同义词只有29个,而“获取”的同义词却占了157行,包括捕获、殖
民、征服、绑架、强奸、诱拐、劫持等。一万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代表着人类从以捕鱼、抢劫和打猎等方式“获取”财富转
化为“创造”财富。即使农业时代也充满了暴力。皮鞭、刀、棍棒、马鞭和镰刀、铲刀一样,都是农业经济所需要的工具。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的祖先还在土地上拼命劳动,全世界都和当今最贫穷
的国家一样贫穷,也没有发达国家可以求助。那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桶金来
自哪里呢?
当时,很多资金来自直接或间接的掠夺、抢劫和海盗行为,来自奴隶主的鞭子,来
自土地征服、勒索,来自地主胁迫农民,来自强迫印第安原住民挖掘金矿、银矿,来自君主分封给武士和将领的土地。
这批沾满鲜血的财富经过数代相传之后,逐渐由血红色转为粉红色,最终变成雪花
般洁白无瑕,成为17世纪末、18世纪初兴起的炼钢厂、纺织厂、船运公司和钟表厂
的启动资金。
暴力在这些早期工厂创造财富的过程中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童工被铐在机器上或
被打,女矿工被虐待或被强奸,男人被棍棒打到顺从。
囚犯与流氓
通过暴力获得财富并没有随着蒸汽时代的结束而销声匿迹,即使在20世纪,暴力也
在被大规模地使用。
在苏联沃尔库塔等臭名昭著的劳改营里,关押着几百万名囚犯,他们是伐木和采矿
的廉价劳动力。苏联经济学家瓦西里·谢柳宁(Vasily Selyunin)写道,起初,劳
改营被用于关押政治犯,后来“变成解决经济困难的工具”。“二战”期间,希特勒的工厂利用从欧洲掳掠来的苦役生产军火、化学药品(以及尸体)。而南非曾经
残酷地对待占多数的黑种人,依靠警犬、警棍和催泪瓦斯控制劳工。
美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也和其他国家一样,充斥着暴力,还时常伴有恐怖主义。从19
世纪70年代组织宾夕法尼亚煤矿工的莫莉马贵到劳工骑士团,从1886年镇压要求8
小时工作制的“干草市场暴乱”,到1929年北卡罗来纳州加斯托尼亚的纺织工人大
罢工,再到193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发生在共和公司南芝加哥钢厂外的大屠杀……上
述事件中,警方和雇主都在极力阻止工会的成立。
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的企业雇用身强力壮的人破坏罢工,恫吓工会领袖和追
随者。当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要求加薪而罢工或威胁要组织罢工时,哈里·贝内特
(Harry Bennett)和他那声名狼藉的“服务部”就会被招来殴打工人的头领。黑
手党也时常帮助对付激进的工人。即使在今天,韩国的许多公司都成立了“拯救公
司”的小型突击队,专门破坏罢工和阻止工会化。在首尔的摩托罗拉工厂里,暴力
行动不断升级,最终两名工人往自己身上浇汽油,以自焚的形式抗议公司不承认工
会。
“二战”结束不久,日本企业雇用黑手党之类的暴力团伙来恐吓工会积极分子。今
天,虽然日本经济已发展到先进水平,暴力团伙却远未消失。
和黑道有关的“总会屋”,一帮穿着尖头皮鞋的小流氓和恶棍常常会突然出现在日
本各个企业的股东大会上,有时是为了保护管理阶层,有时是要给他们难堪。1987
年,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民营化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突然被打断,一个衣着艳俗
的“总会屋”男子指责一个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总监骚扰秘书,另外几十个人也
跳出来加入讨伐,其中一个人质问为什么在大楼里上厕所要排队。当一位公司主管
道歉时,那个人又质问为什么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的职员会做出如此下流的事情。听见股东中发出的咕哝声,他越发张狂,说自己丢失了价值几千美元的期票,并质疑自己的电话被窃听。
这次闹剧一时还不肯罢休,直到一大群魁梧的年轻人包围了会议室,“总会屋”才
一个个悄声离场。
然而,不是每起商业纠纷都能这样和平收场。日本曾经有一位跟暴力团伙有关的知
名投资基金经理,被找到时被封在一个水泥箱里。暴力团伙还深入房地产业,常派
膀大腰圆的人去威胁不愿拆迁的居民或小店铺的老板。在日本,黑道的种种手段广
为人知,为伊丹十三(Itami Juzo)导演的《女税务官》(Marusa no Onna)提
供了足够的素材。
娱乐业和服务业时常会出现一些古怪的暴力行为。韩国的国产片商为了抢夺市场,竟然试图向放映美国影片的剧院里放蛇,惊吓观众。在法国,沙特阿拉伯投资商和
法国政府共同投资一亿美元兴建主题游乐园。嘉年华的工人们担心竞争,竟然把沙
石倒入这家游乐园的云霄飞车的齿轮里。(这座游乐园由于其他原因最后变成一场
灾难。)
同样,日本的地下钱庄和全世界各种放高利贷的组织一样,有时会雇佣人员,用暴
力来“劝服”借款人偿还高利贷,掠来的钱全都顺利地流入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
在美国,有时企业会用暴力让公司里的“检举人”(他们要关注老板的不当行为)
闭嘴。卡伦·西尔科伍德(Karen Silkwood)正是这样一位检举人,她在抗议老板
处置核材料不当后死于一场车祸。多年以后,仍然有人质疑那场车祸不是意外,他
们一直认为是公司安排人把她杀死了。当然,这些案例都非常具有戏剧性,在发达国家也很另类。在日常工作中,手捧一
堆材料的美国主管、打电话的日本白领,或者直接把货物摊放在柜台上的推销员,他们离暴力都很远,如果有人提到暴力,他们会面露怀疑之色。
但是,不能因为大多数商业交易中没有直接涉及暴力,我们就认为暴力已经消失。
事实上,暴力已经包含在或者改变为另一种形式,它隐藏起来了。
暴力垄断
现在,几乎看不到任何一家公司或企业有公开的暴力,这是因为多年以来,暴力工
作都“外包”出去了。企业不再自己施暴,而是买通政府。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实现
了国家暴力取代私人暴力。
任何政府在成立之初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垄断施暴的权力。军队和警察是唯一被
法律允许能够施暴的人。在某些国家,大财团甚至控制了国家的政权,使得行使公
共权力和私人权力之间的分界线几乎不存在。
隐藏的枪管
在日常商业活动中,暴力行为几乎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暴力已经升华为法律。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企业都要依靠法律的保护。每份合同、每张期票、每份股本、每张抵押单据、每联保险单、每笔借贷最终都有法律做背书。在每条法
律后面,我们都看到一支枪管。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直白地说:“法律必须有暴力
做支持。”是法律升华了暴力。因此,当一家公司起诉另一家公司时,就是在要求
政府亮出法律的力量,想要用政府的枪(隐藏在层层官僚和司法程序之后)抵到对
方的胸口,迫使对方采取特定行动。所以,美国的企业律师被称为“雇佣枪手”也不全无道理。
诉诸法律(不同于其他解决商业纠纷的方式),是经济领域所采取的合法的暴力措
施。按照这一标准,美国是“充满暴力”的经济体。当今,美国有千万家企业和几
十万名律师。地区法院的案子堆积如山,每天都有1000多起民事诉讼需要处理。
美国企业家最爱批评日本企业和政府走得太近,认为这是不正当、不公平的。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在解决争端方面,最迫不及待地提出诉讼的是美国商人,而不是日
本商人。他们常常要求州政府进行干预,维护他们的利益。
从最小的商业诉讼到宾州石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之间上千亿美元的并购官司,法律都是暴力的面具,都暗示了最终可能采用暴力解决。
企业向政党提供竞选资金可以视作另一种伪装,是买通政府掏出枪来捍卫某个企业
或财团利益的另一个例子。
日本的利库路特集团董事长江副浩正(Hiromasa Ezoe)向执政的自民党高层领导
人以低于市场价格销售公司股票。他的公然讨好激怒了媒体与大众,最终导致当时
的首相竹下登辞职。这桩丑闻和向几个政党输送非法基金的弗利克集团颇为相似。
日本人一年在1.45万家灯光辉煌的弹珠游戏厅上的花费超过600亿美元,这比他们
花费在汽车行业要多得多。在弹珠游戏厅,玩家要把一个不锈钢的弹珠越过障碍最
终送到一个槽里,最后的赢家会拿到奖品,有些奖品可以换取等值现金。弹珠游戏
很像美国的街机游戏,都是现金生意,可以避税和洗钱。犯罪团伙向店主收取保护
费,有时还斗殴,争夺最盈利店铺的控制权。店主为了避免“必须向警察提供账
簿”这样的立法,也向两大政党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企业向候选人或政党提供资金时,就是提出了交换条件,期望获得补偿。虽然美国
多次修改选举资金的相关法律,每个重要产业还是向一党或两党输送资金,以便自
己的声音能被捐助对象听到。为了避免或逃避法律限制,给予资助的方法不断创
新:演讲费高得夸张、购买滞销的书、房地产“贷款”及超低息贷款等,不一而
足。
政府的存在本身便创造了一套间接的、隐性的、无意形成的交叉补贴和交叉处罚,影响经济活动。由于政府所有行动最终都有暴力或武力——以枪、军人和警察做后
盾,因此认为经济活动中没有权力或暴力无疑是一种幼稚的认识。
但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企业或政府之所以能够比工业社会前更好地使用暴
力,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工具来控制人。
这个工具就是财富。
权力的轨迹
权力及暴力依然是商界的一部分,对此我们不必惊诧,真正令我们惊诧的是使用暴
力的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如果让奴隶主或封建君主从古代穿越到现在,他们或许
难以相信甚至感到惊奇,因为我们不需要像他们那样鞭打工人,而工人的工作效率
却更高。船长也会惊讶于水手不再受到身体上的虐待,而是自愿来工作的。
即使是来自18世纪的熟练木匠或皮匠也不能想象打学徒是非法的。威廉·霍格斯
(William Hogarth)1796年的彩色版画《勤奋与安闲》(Industry and
Idleness)就展现了那时的场景:有两个学徒,一个在织布机上快乐地干活,另一
个在打瞌睡。在画的右侧,老板正怒气冲冲地挥舞着棍子走进来,要打那个偷懒的
学徒。现代社会的习俗和法律都禁止公开使用暴力,但暴力在经济社会中的退化并非来自
基督徒的慈悲或善良的利他主义,而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社会精英已经从依靠暴
力这种低品质的权力工具转向依靠财富这一中等品质的权力工具。
财富也许不能像挥在脸前的拳头或抵在胸口的枪那样立即有效,但它既可用于奖
励,也可用来惩罚,是一款用途更多、弹性更大的权力工具,有暴力威胁做后盾时
尤其如此。财富之所以没有在更早的时候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是因为广大群
众都在财富体系之外。工业革命之前,农民自己种粮食、建造房屋、做衣服。工厂
取代农庄之后,人们不再自给自足,迫切需要“钱”才能够活下来。这种对财富体
系的完全依赖不同于以往的自给自足,改变了所有的权力关系。
暴力当然没有消失,但在300年的工业时期里,财富成为激励劳动力、控制社会的主
要工具,暴力的形式和功能便随之改变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
主义或社会主义)都比贫穷得多的农业社会更加贪婪、更加迷恋金钱。毫无疑问,贪婪在人类存在之初就已存在,但工业化进程把财富变成了权力的首要工具。
总之,工业化国家的兴起带来了暴力被系统性垄断,升华为法律和人类对财富越来
越依赖。这三项改变让工业时代的社会精英越来越懂得运用财富而不是公开的暴力
来开创这一段历史。
这才是权力转移的真谛,不仅是权力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个
群体手中,而是精英为了控制权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组合方
式。
今天,和工业革命把暴力改头换面地隐藏进法律一样,我们正在把财富转化成新东
西。就像工业时期认为财富是获得维持权力的主要工具,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权力史上的又一次变革,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权力转移的边缘。
第五章 财富:摩根、米尔肯以及后来人
“当一个人有你这么大权力的时候——你承认你有权力,是吧?”
“我不知道,长官。”
这个坐在听证席上说“不知道”自己握有权力的人,颈项短粗,眉毛浓密,胡须茂
密,鼻子大得不成比例。他是位银行家。国会委员会的调查员继续问他:“你完全
没有感觉到有权力吗?”
“没有,”他平静地回答,“我一点儿都没有感觉到。”
当时是1912年,这位穿着带翼领的黑西装、金表链垂到大肚子上的证人拥有三四家
大银行、三家信托公司、三家人寿保险公司、10条铁路,加上美国钢铁公司、通用
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西部联盟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等。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是工业时代典型的金融资本家,也是20世纪初财富权力的象征。
他常去教堂做礼拜,喜欢道德说教。他追求女人,生活奢靡。他的会议室里满是来
自欧洲宫廷的挂毯和锦缎,隔壁的金库收藏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真迹和莎士比亚的
遗稿。摩根看不起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痛恨工会,嘲讽新崛起的富人,不断与
他那个年代的“敛财大亨”斗争。
摩根出生于资本匮乏时代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专横霸道但发愤图强,全力压制竞
争,有时用的手段在今天看来会让他坐牢。摩根集结了大量财富,全部都投入那个
时代最大的工业产业——贝氏炼钢炉、普尔曼汽车、爱迪生发电机以及石油、硝酸盐、铜、煤等有形资源之中。他不仅做到了抓住商机,而且善于战略规划,推动美
国进入工业时期,加快权力从农业时期的利益团体向工业时期的利益团体、从制造
业向金融业转移。
据说摩根拥有美国的“摩根化”产业,创建出一个多级有序、由金融驱动的系统和
一个控制全球主要资本流通的“货币托拉斯”(这是他自己的话)。
当摩根轻松地否认自己掌握权力时,美国的漫画家便热闹起来。有一个漫画家把摩
根画成跨坐在一座金币山顶上,上面写着“控制250亿美元”;另一个漫画家把他画
成阴沉的皇帝,身穿龙袍头戴皇冠,一手拿着权杖,一手拿着钱包。
在当时的教皇庇护十世(Pope Pius X)眼里,摩根“伟大而善良”,但在《波士
顿先驱报》(The Boston Herald)看来,他是个“金融恶霸,沉醉于权力与金
钱,喜欢向股东、董事会、法院、政府甚至国家发号施令”。
摩根聚拢资产,把小公司整合得越来越大,形成了垄断企业。他认为“自上而
下”的指挥系统神圣不容侵犯,相信垂直整合最有效。他清楚批量生产是即将来到
的趋势,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得到“硬性”资产,如厂房、设备、原材料的保障。
总之,摩根帝国几乎是他一手打造的工业时期初期的完美映像。不论是否感到“握
有权力”,在资本匮乏的时代,摩根控制的大笔资金给他带来赏罚他人、创造变革
的无限机会。
X形办公桌
当迈克尔·米尔肯的名字首次在报纸头条出现时,他还是个40岁出头、痴迷工作的非
公众人物,是德崇证券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德崇证券公司其实是摩根在1871年与别人合伙成立的投资公司。米尔肯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高级副总裁这个头衔。他缔造
了美国金融新秩序,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他是新时代的摩根。
20世纪80年代,德崇证券公司是华尔街最强大的投资企业。由于米尔肯努力推进的
工作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来源,他被许可在距离总部3000英里的加利福尼亚独自
运营自己的部门。他的办公室就在比佛利山上,和比佛利·威尔希尔大旅馆对面相
望。
每天清晨,米尔肯4点半或5点就准时到办公室,赶在有三小时时差的纽约股市开盘
前召开几个会议。大公司的总裁们从纽约或芝加哥赶来,手拿帽子、红着眼睛、挣
扎着来开会,希望能从米尔肯这儿融到资金。想建立新厂、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并
购的人都跑到这里,因为他们知道米尔肯能帮他们找到所需资金。
米尔肯整天都坐在一张巨大的X形办公桌的中央,耳语、旋转、商量、大吼,旁边围
着一群人狂乱地打电话和看电脑屏幕。他和他的团队就是在这张办公桌上重塑了现
代美国的经济产业,就像以前的摩根。
比较摩根和米尔肯实现历史性改变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如今的资本控制以及
社会上的财富权力在如何转变。一切的转变起始于人。
米尔肯与摩根
摩根大腹便便,仪表威严,引人瞩目;米尔肯高挑瘦弱,脸总是干干净净的,一头
黑色卷发,神情常常像一头受惊的小鹿。摩根是老话所说的“含着银汤匙出生
的”;米尔肯的父亲只是一名注册会计师,米尔肯年轻时曾经在咖啡店打工,帮着
收拾桌上的脏汤匙。摩根穿梭在华尔街、曼哈顿中区、哈得孙河畔庄园和欧洲的宫殿式宅邸之间;米尔
肯一直住在洛杉矶圣费尔南多山谷区,不太时髦的木砖房子全然没有富丽堂皇的气
息。他很少远离太平洋地区,眼光总是盯着日本、墨西哥和南美洲的发展中经济
体。
摩根身边不乏俯首帖耳的年轻女人,他常把妻子和家庭抛在一边;米尔肯是个标准
的家庭好男人。摩根讨厌犹太人;米尔肯是犹太人。
摩根瞧不起工会;米尔肯担任过美国铁路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船运总工会的财务
顾问。在摩根看来,员工拥有自己的公司根本是空想;米尔肯则希望劳工持股,并
相信这在未来会对美国商业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两个人都为自己积累了庞大的权力,都曾被媒体搞得声名狼藉,都曾由于劣迹
昭彰或被指控或被政府调查。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改变美国权力结构的方
式截然不同。
打开大门
米尔肯出生于1946年7月4日,当时美国经济仍然由巨型企业主导,其中绝大多数企
业创建于摩根时代,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固特异轮胎有限公司、伯林顿纺织有限公
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等。这些被称为“蓝筹企业”的工业公司及其说客、政治基金
募款人、行业协会以及美国制造商协会等组织,都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影
响力。他们联合起来,简直可以操控这个国家。
这些企业通过控制巨大的广告预算影响媒体,将权力进一步扩大。如果一个国会议
员难以被他们控制,他们便可以关闭位于这位议员选区的工厂,把投资和就业机会
迁往更有利的政治环境。他们常常能够劝诱工会代表他们的蓝领工人加入公司的游说活动。
不但如此,这些“工业权力”还得到金融业的保护,使得竞争者根本无法挑战他
们。结果,美国产业权力的基本结构一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改变。
然后,转折来了。
1956年,米尔肯还在上小学,但这一年,美国服务业和白领工人的人数首次超过蓝
领工人。青年时期的米尔肯开始进入金融业时,美国经济已经快速转向新的财富创
造体系。
电脑、卫星、各不相同的服务、全球化都在催生一个全新的、充满变革的企业环
境,但金融业墨守成规,而且有法律保护,成为变革的一大障碍。
到20世纪70年代,对工业企业的长期贷款非常充裕,但小型、创新型、创业型企业
想获得这样的贷款要难得多。
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业的梵蒂冈,而美国两大“评级服务公司”——穆迪公司和标准
普尔公司把守着通往资金库的大门。这两家私营公司评估美国债券的风险等级,结
果表明,美国所有企业中只有5%的企业值得投资。这等于把千万家企业拒于长期债
券市场之外,逼迫它们转向银行或保险公司借贷,而不是向债券市场的投资方融
资。
当时,米尔肯还是学生,先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专业就是风险投资。他发现许多被华尔街挡在门外的小型企业都有很
好的还债记录,它们不仅很少拖欠,而且如果别人愿意购买它们的债券,它们愿意
支付高于平均水平的利率。米尔肯便从这一反直觉的领悟中发展出所谓的“高收益垃圾债券”。这时,年轻的
米尔肯作为德崇证券公司的普通基层员工,带着传教士般的热忱,开始向投资人推
销这种债券。
具体细节对本书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米尔肯的成功超过了任何人最疯狂的想
象。结果,他靠一己之力就打破了美国金融业对二级公司的封锁,就好像堤坝崩
溃,资金的洪水一路奔涌而来,经过德崇证券公司注入这些公司。1989年,垃圾债
券市场的交易额达到1800亿美元。摩根创建了一个“货币托拉斯”,米尔肯却让金
融业变得更有竞争性,而且降低垄断性。他打开了华尔街的资金大门,解救了原先
被拒在门外的千万家小型企业,使它们不再必须依靠银行或保险公司才能获得贷
款,也绕开了华尔街上那些傲慢的、只服务于蓝筹企业的金融企业。米尔肯的垃圾
债券让企业可以直接向大众和机构(如养老金管理委员会)融资,用融来的资金建
设新厂、扩张市场、进行研发或者并购其他公司。
垃圾债券的投资中,大约75%都悄悄地投向新科技、新市场及其他没有争议的领域。
德崇证券公司的广告充分利用了一个事实:传统蓝筹企业的雇员人数与经济增长不
同步,而德崇证券公司投资的小型公司却大幅增长,快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当
然,米尔肯也有一部分投资参与了并购大战。
这些激烈的金融争斗不仅占据了新闻头条,也让股市和整个国家为之波动。股价随
着一些最知名公司的并购和掠夺的消息而忽上忽下,投资者不再需要合理的风险回
报平衡便能做出交易决定,疯狂的投机造成债滚债,最后到了完全不现实的程度。
出租车司机和服务员这样的普通大众都侃侃而谈最近的新闻,然后打电话给股票经
纪人,要赶在另一家竞购公司抬高价码前抢先买进股票。随着华尔街其他投资公司
进入债券市场,米尔肯和德崇证券公司打造的造钱机器已经脱离他们的控制,成为难以操控的强大机制。
这样激烈的动荡中通常掺杂着很多个人权力斗争,殃及无辜。公司缩小规模,工人
被无情解雇,高层领导职位大大降低。于是,一群人准备反击,米尔肯就是主要目
标。
反击战
米尔肯强行冲开了资本闸门,美国的工业权力结构为之震动。在让德崇证券公司和
米尔肯自己暴富(1987年,米尔肯赚了5.5亿美元)的同时,他也与美国两个超级
强大的集团结了仇:一个是老牌华尔街公司,它们曾经控制了美国的资金流向,另
一个是大企业的顶层领导。这两大集团都巴不得整垮他,而且他们都各自与政府和
媒体结成强大的同盟。
媒体首先发难,把米尔肯描绘成过度资本主义的典型。接着联邦政府给他列出98条
罪状——证券欺诈、操纵市场和“搁置股票”等。美国联邦政府威胁要用对付黑手
党的方法来打击米尔肯,强迫德崇证券公司与米尔肯划清界限,断绝关系,并向国
家上缴6.5亿美元的罚款。
同时,一些收购失败的案例开始出现,投资人发慌,大部分债券价格下跌。德崇证
券公司在被罚6.5亿美元之后,又被10亿美元的债券套牢,终于走到绝境,轰然崩
塌。已经被审判、定罪的米尔肯,最终决定承认其中6项罪名,以求规避其他指控。
然而,和摩根的情况一样,对米尔肯的指控与他对美国企业的影响相比,可以说是
无足轻重,因为在金融业重组其他产业时,米尔肯在重塑金融业。
每个国家都会经历这种资本钳制与释放之间的斗争史:一派以摩根为代表,他们严格限制融资渠道;另一派以米尔肯为代表,他们努力拓宽获得资本的途径。
纽约州立大学的格伦·亚格(Glenn Yago)教授指出:“改革美国资本市场、打开融
资渠道的斗争历时已久。19世纪,农民争取信用贷款,其结果是农业生产力大大提
高;20世纪30年代,小公司不再被排挤在银行信贷窗口之外;“二战”后,工人和
消费者为自己的住宅和大学学费贷款。尽管总有人想阻止、限制大众的信贷渠道,但金融市场自己回应了这种需求,国家繁荣起来。”
当然,过多发放贷款会造成通货膨胀,但过多和渠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康妮·布鲁
克(Connie Bruck)是对米尔肯批评最严厉的人之一,但她承认米尔肯的公司“合
理地支持了这一需求”,“促进了资本的民主化”。这也是为什么米尔肯在身陷非
难的时候,一些工会主义者和非洲裔美国人对他支持有加。
所以,摩根和米尔肯都改变了美国金融业,只是方向相反。
卫生棉与汽车租赁
摩根一直主张集权,认为整体力量必然胜过单打独斗,但与米尔肯及其投资对象的
想法完全相反。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庞大的、业务范围极其分散
的“超级企业”。它们的管理方式非常官僚主义,而且盲目相信“规模经
济”和“协同效应”。从米尔肯销售的债券中获得资助的兼并者,千方百计地要拆
散这些超级企业的收购活动,创建出规模更小、更加灵敏且更有战略重点的企业。
米尔肯投资的并购活动几乎都是买断大集团中的分支机构或部门,因为这些“部
分”比“整体”更有价值。比阿特丽斯集团的拆分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这个大集
团聚集了一些毫无联系的企业,例如安飞士租车公司、可口可乐灌装厂、倍儿乐内
衣、卫生棉加工厂以及公司曾经的核心业务——食品加工等。比阿特丽斯集团把不相关的业务部门出售之后,规模缩小,运营重心明智地集中在食物、乳酪和肉类领
域。工业公司博格华纳把金融业务售出,露华浓化妆品公司也把与其核心业务不相
干的制药厂卖掉。
米尔肯缓解融资难度的做法为新的服务领域和信息行业的创业提供了所需资金,引
领美国走向发达经济体之路。
当然,这并不是米尔肯的主要目的,他也愿意资助锈带工业。然而,当时整个经济
正在脱离工业经济,他明确认识到了这一根本性改变,并在某种程度上推波助澜了
一把。在《福布斯》(Forbes)杂志的一次采访中,米尔肯指出,许多企业重组和
美国即将走出工业时期相关。他说:“在工业社会,资本是稀有资源,但在今天的
信息社会,资本非常充裕。”
米尔肯的高收益垃圾债券所服务的对象不是那些容易得到传统投资的蓝筹企业,而
是根基不稳定的新兴企业,因此受惠的大多属于服务和信息产业的初创公司。他把
资金重组或输送到移动电话、有线电视、电脑、医疗服务、日托服务和其他先进行
业。这些行业越来越强大,对掌握世界经济的老式工业形成挑战。
简言之,虽然摩根和米尔肯的着力方向截然相反,但在本质上又很相似:他们都动
摇了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正因为如此,两个人都招致争议、诽谤和中伤。不论他
们是好是坏、合法或违法,他们都因应所处经济时代的特别需求改变了金融体制。
后华尔街时代
米尔肯率先引发的变革只是更大变革的一部分,因为在今天资金控制与输送渠道
(这仍然是社会主要权力来源之一)发生诸多变革的同时,整个经济发生着更深层
次的变革。在摩根时代和华尔街的全盛期,批量生产成千上万乃至上亿件同样的产品是“现代
化”的象征。今天的情形如同1970年《未来的冲击》首先提出的、1980年《第三次
浪潮》所阐述的那样,批量生产的原则正在被颠覆。
由计算机驱动的技术已经可以生产出更加定制化、针对利基市场的产品。精明的企
业家开始从批量生产转向小量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例如特殊钢材和化学制品。
同时,科技的不断更新也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在金融界也有相同的变化:产品线多样化,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大量利基产品的出
现(如新型证券、抵押、保单、信用工具、共同基金以及这些产品的各种排列组
合)。资金的权力流向具有定制化和不断创新的企业。
在第三次浪潮的新经济中,一辆汽车或一台计算机的零件可能在4个国家生产,在第
5个国家组装。市场也突破了国界的限制,所有业务都在全球化。我们再次发现,金
融服务业——银行、保险和证券同时进入“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为它们的企业客
户服务。
第三次浪潮的经济以超高速运行。为保持同步,金融企业大量投资新科技领域,新
的计算机和通信网络不仅能够促进现有产品的演变,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创造出
新产品,而且能够将交易速度推向即时完成。
当新型工厂从“批量生产”转向夜以继日的“连续不断”的生产模式后,金融业也
开始仿效,从短暂、舒适的8小时工作时间调整到24小时服务。金融企业在不同时区
建立金融中心,实现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外币全天无休止地运营、交易。网络
能够在几微秒内完成数十亿美元资金的聚集或分散。
速度本身影响着利润和权力的分配。银行流动资金的利息减少,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流动资金的利息是银行赚取顾客尚未到期的存款的利息。由于计算机缩短了承
兑过程,银行在这一项上的收益降低,不得不另外寻找替代性财源,与金融产业中
其他部门形成正面竞争。
随着资本市场扩张、联系增强,钱的流转速度更快,从香港到东京、到多伦多、到
巴黎,速度和波动幅度增长,财富权力的转手速度也越来越快。
从整体来看,所有这些变化终于导致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金融系统最深层的重组,反映出新的创造财富体系正在崛起。即使曾经控制大量资金流的最强大的企业,现
在都像大海中的一条小船,被猛烈的海浪抛来抛去,无法独力支撑。
例如,1985年,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开始在纽约曼哈顿的哥伦布圆
环建造公司总部。两年后的春天,所罗门兄弟公司成为并购对象;当年10月,它被
迫关闭曾经主导20年的政府公债业务,接着关闭了商业证券部门,6500名员工中有
800名被裁减。后来,所罗门兄弟公司又受到1987年股市崩盘的猛烈打击。12月,该公司被迫以5100万美元的代价撕毁总部建造工程的合约。
当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利润锐减、股价下跌时,公司内部开始分裂。一派认为应该坚
持传统,继续为蓝筹企业提供资金,另一派则想改弦易辙,进入米尔肯开创的高收
益垃圾债券市场,服务于二级企业。随后是各种倒戈与混乱。“世界的根基已经变
了,”董事长约翰·古弗兰(John Gutfreund)悲叹道,“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掌
控这种变化,只是被拖进摩登世界。”
这个摩登世界对于旧时代的宠儿来说过分活跃,也不友善。从个人到公司乃至整个
金融业都摇摇欲坠。美国500多家银行倒闭,政府不得不调动上千亿美元启动救援计
划,反映出新体系的不稳定性。事实证明,工业时期的监管机构没有能力预测和避免这场逼近的灾难,而数百家银行猝不及防地被击败,挣扎着以腐败和愚蠢来应
对,最终却烟消云散。
游走的权力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急速扩张,任何机构、企业或个人都显得微不足道,即使米尔肯这样的人物也不例外。变革的巨浪撕裂了金融体系,带来全球性波动和
起伏。
工业时代初期,全球的金融大权集中在欧洲,到“二战”时,大权流往北美洲,更
精确地说是流向了曼哈顿岛的南端。此后30年里,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没有受到任
何挑战。再后来,金融体系及其衍生出的权力开始像弹球游戏中一颗失控的球一
样,一直不稳定地在全世界游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在一夜间,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OPEC),从欧
洲、北美洲和其他各国吸收几十亿美元,输入中东地区。很快,这些石油美元又拐
弯流进纽约和苏黎世的银行账户,随即又以巨额贷款的形式流向阿根廷、墨西哥和
巴西,然后注回美国和瑞士的银行。在美元贬值、贸易模式改变后,资金又拐向东
京,回流进美国房地产、国家债券和其他资产——所有这些事情都快得令专家大感
震惊,无法明白发生了什么。
每一次资金流动都会引发一次相应的权力重新分配。当石油资金输入中东地区时,阿拉伯国家开始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抡起大棒,急需原油及阿拉伯国家经济援助的非
洲国家马上和耶路撒冷断绝外交关系,以色列遭到孤立,石油美元开始影响全球各
国的媒体。利雅得、阿布扎比和科威特的酒店大厅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国、手提公
文包的推销员、银行家、企业家和投机商,他们恬不知耻地向这个或那个说不清楚来历的皇亲国戚要求建立联系或缔约。
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石油输出国组织瓦解,油价大幅滑落,这股狂热开始消
退,阿拉伯的政治权力也同时衰退。那群银行和公司的代表又游走在东京大仓饭
店、帝国大饭店的大厅里。
世界金融市场波动发生在1987年和1989年“两个10月”,巨大涨落和股市停盘复盘
充满了戏剧性,标志着原有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失控。旧的安全机制是为了稳定相对
封闭的国家经济金融而设计的,已经像锈带产业一样老化而过时。
全球化的生产和营销都需要资金能够自由地跨国流通,这又反过来打破旧的金融法
规和各国为保护自己经济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壁垒。但是,日本和欧洲的实践表明,逐步放松或取消这些壁垒也有副作用。结果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立即获得大量
资金,虽然这样的金融体系更有弹性,有助于克服当地危机,但也提高了赌注,进
一步增加全面崩溃的风险。
现在的船只由水密舱室组成,即使一处漏水,也不会导致整条船沉没。解放资金、让资金自由流动就像拆除这些有自动保险装置的水密舱室,尽管是经济发展的需
要,但危险性大大增加:一个国家经济崩溃会马上波及全世界。此外,资金自由流
动威胁到工业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机构——中央银行的权力。
为控制全球而斗争
大约10年前,只需几家中央银行和几位政府官员就能够操纵利率、干预外汇市场,从丹麦火腿到日产汽车,每样商品的价格他们都可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今
天要做到这点要困难得多,外汇交易市场呈爆发性增长,支持性电子通信网络高度
发展。十几年前,日本银行只需买卖160亿美元就可以控制日元的汇率。可如今,这样一笔
资金只能引人一笑而已。东京、伦敦或纽约每天的外汇交易额就达到2000亿美元,一周超过一万亿美元。其中,只有约10%属于贸易交换,其余的90%都是投机买卖。
于是,个别中央银行以及与其他大银行协同行动的能力都备受限制。因为权力正从
各国中央银行及其所代表的政府手中溜走。所以,我们不断听到有人呼吁在超越国
家的层面上制定更为集中的、新的监管措施,以控制后工业时期的金融系统,但采
用的方法基本和工业时期一样,只是把这一工具的权力提到了新的高度而已。
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建议取消各国货币,创造一个欧洲中央银行。法国前任总理
爱德华·巴拉迪尔(Edouard Balladour)、德国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
(Hans Dietrich Genscher)以及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很多官员都赞成建立
一个更加集权的机制。虽然还需一段时间才可能实现,但法兰克福商业银行一位经
济学家说:“我们一定会有欧洲中央银行。”
对于这种超越国家的理念,英国曾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以捍卫国家主权为由发起了拖
延战,但在国际上,由7个最大经济体组成的“七国集团”(G7)越来越期望在有关
货币、利率和其他各种问题上协调政策、一致行动,学术界与金融专家也赞成建立
一个“全球中央银行”。
如果力促全球化的人胜出,那意味着各国中央银行的权力会进一步削弱,而它们是
工业时期以来国家资金的关键调控人。
于是,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内,全球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会就世界金融管
理机构的性质展开权力大战,这也充分反映出垂死的工业秩序与取而代之的世界财
富创造新体系之间的矛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建议在更高层面集中控制的世界金融体系恰恰与越来越分
散、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这表明,这场权力斗争的结果可能会让全
球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都失望。历史总是充满意外,会逼着我们用新的方法来梳理
这一问题,创造出全新的机构。
有一点似乎很明确:未来几十年内,重塑世界金融体系的战争达到白热化时,许多
称霸的“当权者”将被颠覆。但是,在财富革命的大背景中,世界财富权力分配的
变革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朵小浪花,因为财富本身以及从中产生的所有权力都正在发
生奇怪的甚至怪诞的改变。
第六章 知识:符号财富
从前,财富是基本要素,人们不是有钱,就是没钱。财富是可靠的客观存在,而且
人们容易理解:财富能够产生权力,权力也能够产生财富。
这个事实之所以简单,是因为财富和权力都以土地为基础。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本,却是有限的,因为你拥有了一块土地之后别人就不能同时拥有它。不仅如此,你可
以触摸到土地,可以丈量,可以开垦,可以把脚踩进泥土里,用脚趾感受它,或者
抓把泥土在手里。我们历代祖先或者拥有它,或者渴望着它。
当烟囱耸入天空时,财富却改变了模样。工业生产所需的机器和原材料取代了土
地,变成最重要的资本:炼钢炉、纺织机、装配线、焊接机、缝纫机、铝矿、铜
矿、镍矿等。但这种工业资本仍然是有限的:如果你正在使用炼钢炉,别人就不能
同时使用。
这种资本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当摩根或其他银行家投资一家公司时,都要看这家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硬性资产”。银行决定是否发放贷款时,也要参考抵押品,即
客观存在的资产。
地主很了解他们的资产,了解属于他们的每一座山丘、每一片田野、每一处泉水和
每一个果园。而工业时期,很少有投资者实地看过,更别提触碰过他们资产清单上
的机器和矿产。投资方只看书面材料、财富符号、债券或代表一个公司部分价值的
股票证明。
马克思曾提出,工人同自己劳动产品相异化。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投资方同他们的
财产之间相异化。
今天,财富正以令马克思或摩根等人眩晕的速度,再次改头换面。
藏在头脑里的财富
当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和信息产业不断增长、制造业也自动化时,财富的本质不可
避免地随之改变。在落后的传统产业,投资者仍然把“硬性资产”——厂房、设备
和资产清单视为关键要素,但在增长最快、最发达的产业中,投资者依靠截然不同
的因素来支持其投资决策。
今天,没有人会根据苹果公司或IBM的硬性资产来决定是否购买他们的股票,公司的
大楼或机器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营销能力、管理层的组织能力、员工头
脑中的创意。同样,第三次浪潮中的各个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包括日本富士通株式
会社、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子股份公司、法国布尔公司、美国数字设备公
司、美国基因工程技术公司、联邦快递公司等。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象征性股份占
有所代表的不过是一些象征符号而已。资本转变到这种新形式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假设前提,它们
的理论基础是传统资本的有限性。土地或机器等有形资本在某个时间只能由一个人
或一家公司拥有,而知识却不同:在同一时间,同样的知识可以被许多不同的人拥
有。如果运用得当,知识还能产生出更多的知识。知识本身用之不竭,没有排他
性。
而这还只是资本全面变革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真的在向“知识财富”的方向转
变,那么资本本身也会越来越“不真实”——它主要由人们和计算机记忆和思想元
件的符号构成。
原来有形的资本由此已经转换成书面文件,有的象征硬性资产,有的象征不断变化
的劳动者头脑里的符号,最后转换为象征文件的电子信号。
在资本变得越来越无形的同时(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便表现成过气的财务规则和税
务规则),金融市场上交易证券同样变得越来越无形。
在芝加哥、伦敦、悉尼、新加坡以及大阪,价值数十亿的证券以所谓“金融衍生
品”的形式被交易,如那些不是基于公司而是基于市场的债券。除此之外,“合成
性”的金融产品也开始进行交易,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易而为投资者提供模拟的或
反映现有股票或指数的结果。
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个越来越精妙的金融环境,而商品的价值是由指标的指标、函
数的函数和其他综合指标来决定。资本将很快成为超级信息符号。
现代科学依赖越来越长的逻辑推理,数学家在定理之上堆砌更多的定理,再推导出
更抽象的定理,形成一套知识体系。同样,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师”也构建出让
人眼花缭乱的推论体系。因此,有人说我们是在创造一种不断衍生的资本,就像在两个对着的镜子里,镜像无限缩小一样。
纸币的墓志铭
如果仅限于此,还只是一场金融革命,但同时发生的财富本质的改变使变革越走越
远。
提到美元、法郎、日元、卢布或德国马克,我们耳边可能会响起纸币的沙沙声。如
果我们的先祖乘着时光机飞到现在,一定会瞠目结舌,因为他们绝对不肯用一匹白
棉布或一斗玉米来换这些“没用”的纸币。
在整个农业时期或第一次浪潮时期,钱必须是有价值的实物,如金、银、盐、烟
草、珊瑚、棉布、铜和贝壳等。还有许多其他有用的东西在不同时期都可以被当作
钱来使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们普遍识字之前的时代,纸的用途极其有限,所以很少或者从未被当作货币)。
在工业时期来临之际,开始出现一些对货币的新奇想法。例如1650年,威廉·波特
(William Potter)在英国出版了一本很有先见之明的小册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
概念——“象征性财富将取代实物财富”。几十年后,当托马斯·萨委瑞(Thomas
Savery)取得蒸汽机的专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第一次印制纸币的是最初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大陆的人——至少西方世界第一批印制
纸币的人是他们,因为英国政府不允私自铸币。
这种从金、银、烟草或皮草等有内在价值的商品向没有价值的纸币的改变,需要使
用者对纸币拥有极大的信心。只有相信其他人会接受这张纸并且会用货物来交换,这张纸才有价值。由此,纸币主宰了工业社会——第二次浪潮时期。今天,当第三次浪潮经济崭露头角时,纸币几乎完全过时了。现在已经很明确的
是,纸币和工厂流水生产线、烟囱一样,都是垂死的工业时期的产物。除了经济落
后国家还在使用或者起一些辅助作用之外,纸币将步珊瑚、贝壳和贵金属的后尘,不再是流通货币。
设计货币和辅助货币
当今,全世界约有几亿个威士(VISA)信用卡用户,他们可以在几百万家零售店、加油站、餐厅、酒店和其他场所使用这种信用卡,一天交易量高达数亿美元,而且
威士只是许多信用卡种类中的一个。
当一家餐馆把你的卡号传到威士国际组织或美国运通公司时,他们的计算机从自己
的账簿里扣除你消费的金额,计入这家餐厅的收入,同时你对他们增加了这一笔欠
款。然而,这还只是原始的卡片游戏形式。
现在有一种带有芯片的IC卡,即“集成电路卡”,只要交给收款员,他把卡插入刷
卡设备后,你的银行账户会立即扣减你的消费金额,不必等到月底结账。银行账户
立即支付,就好像一张支票立即兑现一样。IC卡是法国发明家罗兰·莫雷诺(Roland
Moreno)的专利发明,由法国银行和法国邮政一起向世界推广。这种卡由布尔集团
制作,内部嵌入一个微芯片,据称可以防止欺诈。
最终,电子记账和银行业务更加融合,商店的刷卡机与商店的银行客户相连。客户
一付账,钱立即存入商店的账户里,而且立刻开始计算利息,银行的浮存将降为
零。整个过程不涉及现金。
同时,顾客不必再定期缴付经常性花费,而是可以即时从银行账户里一小笔一小笔
地支出。在制造业放弃批量生产的同时,金融业也更大幅度地抛弃批量处理,转为“连续运转”的运营模式,实现实时或即时服务。
未来,当更高级的IC卡问世时,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从银行账户里扣减一顿饭或
一辆车的消费金额,而是选择从家庭资产,甚至理论上可以从你拥有的珠宝或世界
名画的价值上扣除。
目前,“超级IC卡”或称为“钱包里的电子银行”也已经问世。东芝电器已经为威
士国际组织设计出实验性成品,这张带有内嵌微芯片的塑料卡片可以让用户随时查
询自己银行的余额、买卖股票、预订机票以及其他操作。
新科技可能让人们回到工业社会以前的情形,即在一个经济体内存在多种货币。货
币和早餐的食物或日常生活用品一样,越来越多元化。我们可能进入“设计货
币”的时代。
《经济学人》写道:“我们想象一下,一个国家拥有官方和非官方发行的货币。一
些国家的消费者已经拥有这类并行货币,即预付磁卡,卡片的价值会随使用次数的
增多而递减。”
日本充斥着这种并行货币。消费者每个月会从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购买1000万张
电话卡,他们先花钱买卡,然后用卡打电话。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很喜欢这一产
品,因为可以收到现金,获得支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兑现的年代银行曾经赚取的浮
存。仅两年时间,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卖出了3.3亿张卡,价值2140亿日元。消
费者还可以购买其他各种用途的卡片,包括火车票卡或游戏卡。
我们可以想象许多专用性的并行货币。美国农业部曾经试行一个项目,试图最终取
消向穷人发放“食物券”的做法,改为一张IC卡,其中设有每个月的福利额和个人
识别号。使用者把卡插入超市结账终端时,设备会先验证识别号,然后从卡中余额扣除消费金额。这套系统旨在提供更好的结算方式,降低欺诈性使用,杜绝黑市买
卖和伪造。这种针对所有社会福利受益者的“需求卡”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不仅可
以用于购买食物,还可支付房租和公共交通费。
另一个并行货币的实例是学校的食堂。美国有35个学区正在推行由纽约预付卡服务
公司设计的学校午餐卡。父母在月初或每周帮孩子预存餐费,卡片与学校电脑相
连,孩子可以在结款台从卡里扣除费用。
我们可以再发挥一下想象力,未来可能会有可编程的卡片。例如,父母可以定制孩
子的饮食选择,让卡片在软饮料柜台失效,无法支付,或者如果孩子对牛奶过敏,卡片在有奶制品的柜台不能购买等。未来还可能专门为孩子发行卡片,他们可以拿
着卡到影院或音像店消费,但电子装置会限制或不允许使用这些卡片购买某些电
影。
总之,当社会中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卡片变得十分普遍。几百万名美国老年
人已经不再收到过去每个月都会寄来的“社会保障金”支票,而是政府直接向每个
补助对象的银行账户存入相应的社会保障金金额。
美国联邦政府也用信用卡采购或收费。事实上,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副主任
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曾指出,美国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信用卡用
户”。
这些虚拟交易与传统意义上的交易相去甚远,因为任何虚拟交易中都看不到一个硬
币或一张钞票。这里所说的“货币”只是一串由0和1组成的数字,经由网络、微波
或卫星传送出去。
大家对这些都已经司空见惯,也很有信心地接受,从不怀疑。相反,当我们看到有大笔纸币转手时,会觉得很可疑。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用现金支付是为了逃税,或者是在搞毒品交易。
权力的衰落
货币系统发生这样深刻的变革,自然会威胁到原先根深蒂固的、享有极大权力的机
构。例如,电子货币逐渐取代纸币后,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银行产生了直接威胁。
威士国际组织前董事长迪伊·霍克(Dee Hock)说:“银行将不能保住自己在支付系
统中的优势地位。”过去,银行垄断的支票承兑业务得到政府的保障,但电子货币
已经表现出替代这个系统的迹象。
为了自保,银行早已介入信用卡业务,而且扩大自动取款机(ATM)的分布。如果银
行发行借记卡并在各个零售店安装上自动取款机,就可能击退信用卡公司的攻击。
借记卡能够让店主立即收款,不必等待信用卡公司汇出这些款项,而且店主可能也
不愿意从每笔收益中支付一定数额的手续费给这些信用卡公司。
另一方面,银行面临来自各种非银行企业的攻击。例如,日本财务部担忧日本电信
电话株式会社等私营公司发售有价的电话卡,因为那是一种通货,在银行体系及其
规则之外运行。如果公司可以通过预付卡吸收金钱,它就可以像银行一样接受“存
款”;客户使用电话卡就相当于在“取款”;当信用卡公司支付钱款给经销商时,就相当于运行了“支付系统”。这些都是过去银行才可以拥有的功能。
此外,如果只要信用卡公司和卡片持有人认为合适,信用卡公司就能够评价持有人
信用级别,不像银行受到各项限制和储备金管理要求,有失去对金融政策把控的风
险。在韩国,电子货币扩张速度太快,政府担心会引发通货膨胀。
简言之,世界经济体系中电子货币的崛起动摇了许多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这场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心嵌入了技术知识,是一场重新定义货币的战争。
21世纪的货币
当然,无论表现为贵金属还是纸币(或者由贵金属支撑的纸币),货币都不可能完
全消失,除非有核战争或者技术大灾难,否则电子货币会激增并把大多数货币替代
品逐出市场。正因为它能够结合交易和即时结算,消除了传统货币体系中许多由低
效造成的损失。
如果把这些现象放到一起,会清晰地呈现出一个模式:资本(指投入生产的财富)
与货币一起发生改变,而且每次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这两个因素都会出现新的形
式。而在它们改变的过程中,其中的知识含量也发生了变化。农业时期的货币由金
属或者其他物品组成,知识含量几近于零。确实,第一次浪潮中的货币不仅看得
见、摸得着,而且持久。那时还没有出现文字,所以货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重量,而不是印在上面的文字。
第二次浪潮的货币是印刷的纸币。不论是否以商品为后盾,纸币的价值只由上面印
刷的文字决定。纸币是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仍然看得见、摸得到,是因教育普及而
产生的形式。
第三次浪潮的货币由信息组成,它瞬息即逝,瞬间转移,通过电脑显示屏监控。一
切看起来好像一场电子游戏,在地球上到处闪烁、闪存、传输。第三次浪潮的货币
就是信息,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货币。
资本和货币一直在改变,越来越脱离客观存在的实体,经历了从工业时期的象征性
符号到今天的超级信息符号转变的不同阶段。这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反映出人们深层
信仰的改变——从相信金子、纸币等可触摸到的货币,到相信无形的、转瞬即逝的、可以交易或服务的电子货币。我们的财富是一套符号,同样,基于符号财富的
权力也是一种符号,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第七章 物质主义
在罗纳德·里根担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天,一小群人围坐在白宫餐厅的桌子旁,讨论着
美国的未来。在座有8位著名的未来学家,还有副总统和里根总统的三位高级顾问,包括刚被总统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唐纳德·里甘(Donald Reagon)。
我应白宫要求召集了这次会议,在开场白中我指出,虽然未来学家对未来的技术、社会和政治问题持不同看法,但都一致同意:经济正在经历深层的变革。
话音未落,唐纳德·里甘质问道:“难道你们都认为我们美国人以后只能靠剪剪头发
或翻翻牛肉饼在世界上混?我们不再是世界制造大国了吗?”
总统和副总统一起看着大家,期待在座的人能给出答复。大多数男士好像被里甘的
唐突和直白震住了,倒是我太太海蒂·托夫勒回答了里甘。“不是的,里甘先
生,”她耐心地答复说,“美国还是制造大国,只是在工厂劳动的人所占比例没有
原先那么高了。”接着,海蒂解释了传统制造方式和计算机制造方式之间的不同,并指出美国是世界产粮大国之一,却只有不到2%的农业人口。事实上,在过去100年
里,农业劳动力与其他行业相比缩减得越快,美国作为农业强国的实力反而变得越
强,而不是越弱。那么,制造业为什么不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形呢?
虽然美国的制造业经历了多次沉浮,1988年的劳动力人口竟然与1968年的劳动力人
口相当:1900多万;制造业在全国产出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和20年前差不多。但还
有一个事实:投入制造业的人力数字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降低了。而且很清楚的是,美国人口和劳动力人口都可能增长,加上许多美国制造商在20世纪80年代都进
行了自动化改造和重组,工厂雇用劳动力人数和其他行业相比会持续减少。虽然预
测结果显示,未来10年内,美国每天可以产生一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但很少来自制
造业。欧洲和日本也一直在经历类似的转变。
然而,直到今天,还会有人重谈里甘那天的疑问,如那些运营不善的企业经理人、成员越来越少的工会领袖,以及不时为制造业的重要性摇旗呐喊的经济学家和历史
学家,就像有人要贬低制造业似的。
对美国会失去制造业的无端恐惧,最近竟然引出了一些疯狂且愚蠢的建议。例如,一家商业杂志呼吁政府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20%的进口税,并禁止外国人并购美
国公司。
在这些歇斯底里的恐惧背后,他们认为,如果工作机会从手工业转向服务业或知识
产业就会危害经济发展,如果制造业萎缩(以工作机会数量衡量),就会让美国经
济“空心化”。这让人不禁想起18世纪的法国重农主义者,他们无法想象工业经
济,并坚持农业才是唯一的“生产性”活动。
失业的新含义
人们对制造业“衰退”的哀叹都源于自私自利,并且对财富、生产和失业的认知都
已过时。
早在1962年,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出版了
《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这本书影响深远,奠定了知识经济的基
础,而林林总总的统计数据显示出一个事实:今天美国有更多的工人在处理符号,而不是处理物品。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小部分欧美的未来学家通过书
籍、文章、评论和为IBM准备的内部白皮书发表他们的预测:未来的工作将从体力劳
动转为脑力劳动,会产生许多需要心理学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当时,这些预测
大多因为一句“太远”而被忽略。
从那时起,从体力劳动转向服务型工作和超级信息符号工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且不
可逆转。在现在的美国,这类工作足足占据了34的劳动力。全球贸易中的一个令人
吃惊的事实也反映出这个大转变,即服务和知识产权的出口量相当于电子产品和汽
车输出量的总和,或者食品与燃料的总和。
由于早期预警信号被忽略,这段转变历程变得坎坷无比。大量裁员、破产和其他被
变革横扫锈带产业未能及时安装计算机系统、机器人和电子信息系统,并且重组缓
慢,在快节奏的竞争中被打得落花流水。许多人把他们的问题归因于国外的竞争、忽高忽低的利率、过度管制以及其他上千种原因。
当然,这些因素中有一些确实有影响,但同样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有权势的传统企业
的傲慢态度,包括汽车制造商、钢铁厂、造船厂、纺织公司等。他们曾长期主宰经
济,在管理上缺乏远见,让社会中最无法保护自己、最不该为工业落后负责的人
——工人承受最大的冲击。连中层经理都受到失业的煎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存
款锐减、自我崩溃,甚至是婚姻破裂。然而,美国政府在帮助缓解这种冲击上少有
作为。
虽然1988年制造业的就业率和1968年持平,但这不意味着下岗的工人能够直接回到
原来的岗位。相反,随着更先进的技术出现,企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类型也大为不
同。在第二次浪潮时期,工厂基本上需要能随时互相取代的工人。相反,第三次浪潮中
的企业需要多种多样、技能不断精进的工人,这意味着工人之间越来越无法相互取
代,这也彻底扰乱了失业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浪潮时期,只要注入资金、促进消费或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就可以刺激
经济增长和创造工作机会。所以,如果有100万人失业,原则上只要刺激经济,就可
以创造出100万个工作机会。由于岗位之间可以互相取代,或者所需技能很少,不到
一个小时就能学会,所以几乎所有失业工人都可以填补空缺。瞧!失业问题轻松解
决。
但是,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中,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这也是许多失业问题难以解决
的原因,无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还是货币主义方法,都无济于事。当年为应对“大
萧条”,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建议政府透支,把钱输送到消费者的口袋里,一旦消费
者有钱就会去买东西,制造商会扩大规模,雇用更多的工人。再见,失业!货币主
义者则倡导政府操纵利率或货币供应量,按照需求来增加或压低购买力。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把钱放在消费者口袋可能使资金流到海外,而没有帮助
到国内经济。例如,一个美国人购买一台电视机或录音机,只是把钱输送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或别的国家,这样的购买行为不一定能够增加美国国内的就业机
会。
而这两种旧的策略中还有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错误:他们关注的是资金的流动,而不
是知识的流动。新时代里,已经不再可能通过增加职位数量来解决失业问题——失
业已经从“量”的问题演变成“质”的问题。
因此,如果有100万个失业者和1000万个工作机会,就是每个失业者有10个工作可选,但如果这100万人没有新工作所要求的技能和知识,那还是没办法脱离失业状
态。这些技能多种多样,而且变化快速,这使得工人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轻而易举
地相互取代。资金和职位数量都不再能解决就业问题。
失业者及其家庭要生存,便迫切地需要钱。政府有必要为他们提供适当的救助。但
是,在超级信息符号经济时代,降低失业的有效策略应该更多地依赖知识的配置,而不是财富的分配。
由于未来的新工作不太可能来自传统的制造业,所以所需要的也不再仅仅是机械技
能或者某些制造商主张的数学知识,还需要大量广泛的文化知识与人际交往能力。
我们需要通过学校、训练、在职学习等方式,让人们具备在服务等领域的工作能
力。例如,帮助照顾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幼儿,加入健康服务、个人安全、职能培
训、休闲娱乐服务、旅游等行业。
我们还必须开始充分尊重服务业,就像肯定制造业一样,我们不要挖苦、诋毁他们
是“翻牛肉饼”的。麦当劳并不能代表从预约服务到婚介服务,再到医院等所有服
务类型的工作。
此外,如果服务业像很多人指责的那样收入过低,那么解决方法不是悲叹制造业职
位数量下降,而是要想办法提高生产力,并创造新型工人组织,探索集体谈判新方
式。原先适用于手工业和批量生产时代的工会必须全面改造,或者以更适合超级信
息符号经济的新组织取而代之。企业要生存,就不能把雇员当作一个整体无区别地
对待,而应该把他们视为不同的个体,支持而不是抵触在家工作、弹性工作时间、工作分担等新型工作方式。
简言之,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崛起迫使我们从根本上重新理解失业问题。但是,挑战陈旧观念就是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因此,第三次浪潮的财富创造体系已经威胁到
企业、工会和政府里各种盘踞的权力关系。
脑力劳动的范畴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不仅刷新了失业的概念,也更新了就业的含义。为了理解这一点
及其引发的权力斗争,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词汇表。
把当今的经济简单分为农业、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并不能让事情变得清晰易
懂,反而令人费解。欧洲最大电脑公司之一的创办人曾反复说:“我们是服务性企
业,就像理发店一样!”这或许会让担心美国人只能“互相剪剪头发”的里甘先生
大吃一惊吧。
与其紧抓老式分类方法不放,我们不如看看在这三大产业里,工人实际上做什么才
能创造附加价值。提出这一问题后,我们立即发现,三大产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都
有符号加工或者脑力劳动。
现在,农民使用电脑计算谷物产量,钢铁工人在主控台和显示屏上监督生产,投资
者用笔记本电脑建立金融市场模型。经济学家是否把这些活动贴上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标签已经不重要了,职业分类甚至也开始消失。把一个人称为仓库助理
员、机械操作工或销售代表都不能说明什么,反而让人弄不明白其工作本质。即使
职位标签保留下来,但其工作内容已经改变。
今天,更有意义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工作人员所从事的脑力劳动来区分,而不必考虑
他们在哪个行业,也不必考虑他们的工作场所是商店、卡车、工厂、医院还是办公
室。在脑力劳动范畴的顶端,是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财务分析师、计算机程序员及普通
的档案管理员。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把档案管理员和科学家归为同一类呢?答案
是,虽然他们的职能明显不同,而且工作的抽象程度也相差极大,但他们及像他们
一样的上百万的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传送或产生大量信息,完全是符号性的工作。
在脑力劳动范畴的中端,是范围很广的既需要体力劳动又需要处理信息的“混合
性”工作。联邦快递公司或美国快递公司的送件司机不仅要开车、搬运包裹,还要
操作带在身边的电脑。在先进的厂房里,机械操作员也是训练有素的信息工人。除
此之外,酒店职员、护士以及许多与人打交道的人也需要花费一部分时间来传送或
获得信息。
例如,福特汽车经销商的汽车修理工也许手上还粘有油污,但他们很快就会使用惠
普公司设计的电脑系统来检修汽车故障,并且瞬间读取只读存储器(CD-ROM)内
100兆的电子图纸和数据。系统会要求他们提供这辆待修汽车的更多资料,帮助他们
从大量技术材料里直观地搜索所需文件,并进行推断后指导他们完成维修步骤。
当这些修理工与这样的系统互动时,他们是“修理工”还是“脑力劳动者”?脑力
劳动范畴的底端,是正在消失的纯体力劳动者。随着经济中的体力劳动者越来越
少,工人阶级已经变成少数派,被越来越多的“知产阶级”所替代。更精确地说,在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呈现在我们眼前时,工人阶级变成了知产阶级。
今天,一个人的工作重点在于信息处理的适应性、弹性、抽象程度、信息使用程度
和个人所拥有的自主性与责任感的高低。
把这些问题描述成“空洞化”或“翻牛肉饼”简直荒谬可笑。实际上,这样的流行
语大大贬低了增长最快、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经济部门的价值,不仅忽视了“知识”在财富创造体系中扮演的关键性角色,而且完全没有注意到随着超级信息符号
经济和货币时代的到来,人类劳动力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这是我们进入21世纪后
社会重组的一部分。
知识密集型公司
这样的变革发生时,自然会引发权力争夺,预测谁输谁赢能够帮助人们认清在脑力
劳动范畴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不同公司。
我们不必按照公司名义上属于制造业或服务业来分类,而应该看看公司里的人在做
什么。例如,CSX运输公司经营着整个美国东部的铁路网,而且是全球最大的远洋集
装箱运输公司之一(本田汽车的零件都是由CSX运输公司负责运到美国)。但是,CSX运输公司越来越认为自己做的是信息产业。
CSX运输公司的亚历克斯·曼德尔(Alex Mandl)说:“在我们的业务里,信息所占
比重越来越大,仅仅送货已经不够,客户还需要信息。他们要知道自己的产品会在
哪里整合或拆分,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还有报价、通关资料等。我们的业务完
全由信息驱动。”这意味着,CSX运输公司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处理脑力劳动范畴中的
顶端或中端工作。
这表明,公司可以按照知识密集程度分为“高度知识型”“中度知识型”“低度知
识型”三种。很多公司和产业需要处理更多的信息来创造财富,所以公司也可以按
照脑力劳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在脑力劳动范畴中找到定位。
纽约州立精神病学研究所主任唐纳德·克莱恩(Donald Klein)进一步发展了这一
理念,他认为这些差别分别对工人的知识水平提出要求。“你真的以为苹果电脑公
司的普通工人比麦当劳的工人更聪明吗?”他说:“这两家公司的高层主管可能差不多聪明(虽然我对此表示怀疑),但它们所要求的智商和符号技能显然有很大的
差别。”
高度知识型的公司一定会比低度知识型公司创造更多财富、获得更高利润吗?无
疑,动机、动力、竞争激烈程度等因素更可能与企业的成功相关。而且,到底应该
怎样衡量智商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统的智商测试忽略了文化差异,而且
没有充分考量智商体现为很多方面。但是,不论员工个体的智商水平如何,高度知
识型企业的行为方式确实不同于低度知识型企业。
低度知识型企业的脑力工作都集中在少数高层管理人员身上,把体力活或者不需要
用脑的工作留给其他人做。这种运营方式认为,工人们都很无知,或者工人的知识
与生产没什么关系。
即使在今天高度知识型企业中,也存在“非技能性工作”的现象,如简化工作,把
它们分割到最小,然后一批一批地监督完成。然而,这种由弗雷德里克·泰勒
(Frederick Taylor)发明的工作方法最初应用于20世纪初的工厂,是过去低度
知识型企业的风潮,而不是高度知识型企业的未来。因为如果工作是简单重复,不
需要任何思考,那么机器人必然要取代人。
相比之下,经济都更向超级信息符号生产发展,每个企业都被迫重新思考知识的作
用。在高度知识型企业界,最聪明的公司会率先重新思考知识的角色、重新设计工
作。他们假设,如果不用脑力的工作可以降到最少或者可以由技术解决,那么公司
的生产效率和利润都会飙升,而且工人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其目标是给人数
更少、更加聪明的员工支付更高的薪水。
即使仍然需要一些体力劳动的中度知识型企业,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密集度,在脑力劳动范畴中向高处移动。
金库普集团在印第安纳州谢尔比维尔市投资6500万美元建立一家工厂,很快雇用
500名工人为雪佛兰、庞蒂克、奥兹莫比尔等汽车公司生产塑胶车身钣金件。每名工
人(不是仅限于主管和经理)都会接受价值8000~10000美元的培训课程,培训内容
不仅包括所需的体力劳动,还有问题解决能力、领导技能、角色扮演、组织运作过
程。工人被分成不同小组,在计算机的支持下进行学习。每个小组都会学习不同任
务,这样他们能够交换工作,降低枯燥感。小组组长则要接受为期一年的培训,包
括出国访问。
金库普集团这样大笔投资并非出于无私的利他主义,他们期待的回报是工厂快速进
入生产状态、产品质量更好、损耗更少、人均产出更多。
大多数高度知识型企业都不是慈善机构。虽然高度知识型企业的工作往往不需要繁
重的体力,而且工作环境比较舒适,但这类企业通常对员工的要求会更高,它们鼓
励员工不仅要投入理智的头脑,还要倾注感情、直觉和想象力。因此,也有人批评
这是对员工更险恶的剥削。
低度知识型理念
在低度知识型产业经济体中,典型的财富测量方式是以其所拥有的产品衡量,生产
商品被视为经济的核心。相反,符号型或服务型活动虽然无法避免,却由于不属于
生产型而低人一等。(某些经济学家有时仍然采用这套衡量制造业生产率的方法,但这套衡量方法不适用服务业,服务业的特性决定了其生产率更加难以测量。)
生产汽车、收音机、拖拉机、电视机等产品是被视为“强有力的”,与之相关的评
价还有“实用”“实干”“讲求实际”等。相比之下,生产知识或交换信息常被贬为“纸上谈兵”,被视为软弱无能。
从这种态度涌现出许多推论。例如,生产是物价、机器和劳动力的结合;公司最重
要的财富是有形资产;国家财富来自商品贸易顺差;服务业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
它可以促进商品交易;除了极少数职业教育,其他大多数教育都是浪费;研究完全
不切实际;人文学科与商业成功完全无关。
所有这些不止意味着片面的观点、假设和态度。更准确地说,它形成了一种自我强
化、自我验证、基于强悍物质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其实是批量生产的意识形态。不论是资本家还是传统的经济学家,只
要提倡这一点,就会有类似《金融时报》的批评意见:“这是一种把物质放在最高
地位的观点,苏联人一定会很欣赏。”它是工业时期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与迅速出现
的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既得利益者进行权力斗争时共同使用的撒手锏。
曾有一段时间,物质主义的理论也许能被人接受。但到今天,大多数产品的真正价
值是其中的知识含量,这种论调听来既反动且低能。任何国家如果选择遵循基于这
种物质主义的政策,无异于要把自己的国家变成21世纪的孟加拉国。
高度知识型理念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中的重要公司、机构和人物还没有形成一套与低度知识型理念相
对的理念体系,但一些基本概念已经依次出现。
最初,这种零散的、不连续的经济学原理出现在很多还没有受到重视的著作里。已
经离世的尤金·勒布尔(Eugen Loebl)深入地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各
自的论断;香港的亨利·吴(Henry Woo)分析了“财富不为人知的维度”;日内瓦的奥利奥·贾里尼(Orio Giarini)在分析未来服务业时引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
概念;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沃尔特·韦斯科普夫(Walter Weisskopf)曾写过
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状态。
如今的科学家都在问:在混乱中,体系该如何运作?如何从混乱演进到有序?发展
中系统如何跃升到更高级的多样性?这些问题与企业和经济都极其相关。管理方面
的书里会说“乱中求胜”,经济学家重读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关
于“创造性破坏”是进步所必需的著作。在并购、剥离、重组、倒闭、创业、合资
和内部改组的风暴中,整个经济都在发生剧变,呈现出更加多样、变化速度更快和
更复杂的结构。
要跃到更高层面的多样性、速度和复杂度,就需要更高层面的整合,而这又要求更
高的知识处理水平。没有这种更高层面的协同以及所需的知识处理水平,就不可能
创造附加值和财富。因此,价值越发依赖土地、人力和资本的整合。如果不能在一
个更高层面上进行整合,那么世界所有的土地、人力和资本也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也从整体上改变了价值的概念。
巴黎的一家智库“普罗米修斯”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对价值的定义描述道:“价
值其实是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所谓的服务经济并不是
人们突然开始无形消费,而是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开始整合。”
在哲学家笛卡儿的影响下,工业时期的文明鼓励人们把问题分解为小部分,再按部
就班地逐一处理。这种分化方式应用在经济上,就是把生产过程分解成一连串独立
的步骤,如筹集资金、购买材料、招聘工人、投放广告、销售、配送产品等。
超级信息符号经济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新的生产模式,要有系统性、整合性的眼光。生产必须是个同时进行的活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部分不能再被分割为互不相干的
部分。
销售人员和营销人员把获得的信息提供给工程师,工程师的研发创意必须让财务人
员理解,财务筹集资金的能力取决于客户的满意度,而客户的满意度取决于公司的
信誉,而信誉取决于员工的积极性,员工的积极性又取决于薪资水平和成就感,但
这些又取决于……所以,新的生产模式是环环相扣而不是互不相干,一体化而不是分
解的,时间上是并存的而不是依次进行。
事实上,我们发现,生产活动不再是在工厂里开始和结束,而是向前延伸的。例
如,购买汽车的顾客可以向零售商要求售后保修,购买电脑的顾客可以要求零售商
提供技术支持。生产的概念还会进一步延伸到产品不再使用后的环境安全处置,公
司将必须提供产品废弃后的清理服务,被迫改变设计规格、成本计算、生产方法以
及其他许多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提供了更多与制造相关的服务,提高了自己
的价值。在人们的认识中,生产本身就包括这些功能。
同样,生产可以向后推进,包括为员工提供职业训练、托儿服务以及其他服务的功
能。一个不开心的体力劳动者可能是被迫才有较高的工作效率,但在超级信息符号
经济中,一个快乐的工人他的产量更高。这样,生产力在工人到达办公室之前就已
开始。对坚持老旧观念的人来说,生产的新定义模糊了他们的认识,或者认为这样
的延伸不合理且没意义。但是,对新一代超级信息符号经济的领导人来说,他们需
要的是整体思考。
简言之,生产的概念已经重新定义,所覆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信奉低度知识型经济的
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的想象。从今往后,每个工作的价值和附加值不是廉价劳力而是
知识,不是原料而是符号。人们对附加值来源的重新界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粉碎了自由经济派和马克思主
义经济派的假设前提,也推翻了两种体制中都存在的物质主义的前提条件。因此,物质主义所暗示的“价值来自工人的汗水”或“价值来自资本家”都是错误的,都
对政治和经济形成了误导。
在新型经济体系中,招待员、投资家、电脑操作员、销售人员、系统设计师和信息
专家都能提高价值。更重要的是,顾客都有贡献。价值是全体努力的结果,而不是
源自生产过程的某个步骤。
脑力工作越来越重要,不论有多少文章描述制造业“没落”后的可怕后果,或者嘲
笑信息经济这个概念,它都不会消失,同样不会消失的还有新的财富创造体系。
因为我们正看到一股强有力的变革力量——生产转变与资本及货币的转型同时进
行,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财富创造体系。
第八章 最终的替代物
每一位正在读这本书的人都有一项神奇的技能:识字。有时细想不免有些震惊:我
们所有人的祖先大多是文盲,这不是因为他们愚笨或无知,而是无法扭转的命运。
在古代,能读书是一种奇迹。公元5世纪时,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他的导师
——当时米兰的主教圣·恩布路斯,说导师的知识极其渊博,可以做到不动嘴唇阅
读。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技”使圣·恩布路斯被视为那时候全世界最聪明的人。
我们的祖先不仅不识字,而且不识数,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做最简单的运算。偶尔
有几个懂得算术的人,都被当作彻头彻尾的危险人物。奥古斯丁就曾著文劝诫基督
徒应该远离会加减法的人,因为他们显然已经“与魔鬼缔结了契约,把灵魂交给了黑暗,让人永远不能摆脱地狱的契约”——在今天,大概只有小学四年级、不善数
学的学生才可能同意这一荒谬的看法。
1000多年后,出现了“计算大师”,他们向志在从商的学生教授算术。
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许多今天被看作理所当然的、最简单的技能都是多少个世
纪累积和发展的结果。以前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和西方的知识,是人类遗产中
不被重视的部分,而如今全世界的企业经管人员都离不开它,这是一代一代人不断
学习、修正、传播,逐步累积的各种成果。
所有经济体系都建立在某个“知识基础”之上,所有企业都依赖这些预先存在的社
会构建资源。但是,和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不一样,经济学家和企业主管在计算生
产的投入时,往往会忽略知识,而知识(一部分得到报酬、一部分被免费剥削)却
是当今所有资源中最为重要的。
在历史上,知识进展只有在关键时候才能够冲破旧有障碍,这些最重大的突破都发
生在创造出新的思考与沟通工具的时候:象形文字、表音文字和这个世纪的电脑。
30年前,只要略懂电脑的人就被大众媒体描述为“数学奇才”或“巨脑”,就像不
动嘴唇阅读的圣·恩布路斯一样。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历史上另一个令人惊叹的节点,整个人类的知识结构再次剧烈
地改变,传统壁垒正在瓦解。我们不仅积累了更多“事实”(不论这些事实可能是
什么),而且当我们重组企业和整个经济时,也在彻底改造知识的产生与传播方式
以及传播知识的符号。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知识网络。在这个网络里,不同的概念以惊人的方式相互连接,建立起令人称奇的推理体系,引发新的理论、猜想和
概念,一切都以新颖的假设前提、语言、代码和逻辑为基础。企业、政府和个人所
搜集和储存的数据量达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创造出一个巨大而难
解的金矿)。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以更多的方式让数据相互关联,为数据构建背景,再把一条条
信息装配成更大的知识模型和架构。这并不是说数据都是正确的、信息都是真实
的、知识都是睿智的。它只表明我们认识世界、创造财富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发生了
巨大改变。
新知识也不都是事实,甚至不明确。这里所指的很多知识还没有明确的说法,由假
设基础上的假设、零碎的模型、未被关注的类推组成,不仅包括简单的逻辑和看起
来毫无感情的信息,还包括价值观、激情和感情的产物,更不用说想象力和直觉。
正是当今社会知识根基的巨大改变,而不是计算机兴起或者仅仅是金融操纵本身,超级信息符号经济因此得以兴起。
信息炼金术
社会知识体系的改变会直接改变企业运营方式。与银行体系、政治体系和能源体系
相比,知识体系更广泛地影响了每一家公司的环境。
如果没有语言、文化、数据、信息和专业技术,任何企业都无法运行。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事实: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资源中,知识最为通用。事实上,知识
(有时只需信息和数据)常常可以取代其他资源。
知识在原则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最终的替代品。我们不妨以技术为例。在许多制造工厂里,更换任何产品都成本高昂,需要支付大笔费用给模具、工具制
造商和其他专家,然后还要考虑“停工时间”内机器闲置消耗的资本、利息和间接
费用。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款产品生产的数量越多,单位成本就越低。
最近,计算机驱动的制造技术和传统批量生产的技术不同,这一新技术使产品变化
无穷。荷兰的“家电巨人”飞利浦的工厂在1972年时只能生产100种型号的彩色电
视,今天则增加到上千种家电;日本桥石自行车公司大力推广“快速数字自动计
算”的自行车;松下电器提供半定制的加热地毯;华盛顿制鞋公司用电脑测量顾客
脚的尺寸,然后提供半定制的皮鞋,每个尺寸有32种鞋样。
新的信息技术和批量生产时代的经济完全相反,把多样化生产的成本不断推向零。
于是,知识替代了生产过程中曾经很高的“变化”成本。
再以材料为例。同样一块钢板,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床可以比人工切割出更多的钢块
数。新科技让最小化成为可能,产品越来越小、越来越轻,也节省了库存和运输成
本。前文提到的铁路船运公司需要跟踪货运的最新情况,也就是更好的信息,意味
着进一步节省运输成本。
从飞机的复合材料到生物制品,新知识加强了用一种材料替代另一种材料的能力。
从网球拍到喷气式飞机引擎的每一样物品都使用塑胶、合金和复合材料。位于新泽
西州莫里斯镇的联合信号公司发明了一种叫“金属玻璃”的材料,兼具玻璃和金属
的特性,用于制造变压器,并大大提高能效。新的光学材料让计算机的运转速度大
幅提高。新型坦克装甲由钢、瓷和铀的合成物制造。更高深的知识让人类可以在分
子层面上制造出符合热力、电气或器械性能要求的材料。
现在,人类仍旧把大量的铝矾土、镍或铜从地球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因为当地不具备专业技术知识在本地把矿产转换成可用品。一旦获得了这种专业技术知识,就能
节省更多的运输资源。也就是说,知识是资源和船运的替代品。
同样,能源也是如此。知识取代能源的最好例证莫过于最近在超导体方面的突破,这至少会降低单位产量的传输能量。根据美国公共电力协会的统计,由于铜线载体
的效率较低,目前从发电厂向用户输电途中损失的电量高达总发电量的15%,相当于
50家电厂的发电量,而超导体可以大幅降低这笔损失。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位于旧金山的贝奇特国立公司联手位于纽约的著名能源公司
——伊巴斯科服务公司,共同研制一个有足球场那么大的巨型电池,用于储存电
力。将来,这种巨型电池可取代那些提供高峰用电时段的电厂。
知识不仅可以替代材料、运输和能源,还可以节省时间。时间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之一,虽然任何公司的财务报表上都找不到这一项,但时间始终是隐形的投入。在
变革加速时尤其如此,缩短时间的能力,例如快速沟通或很快把新产品上市,是盈
利与亏损的差别。
新知识加快事情的节奏,把我们推向实时、即时经济,也取代了时间消耗与费用。
空间也被知识所节约和征服。通用电气公司的运输系统部门制造机车,当他们开始
使用先进的信息处理与沟通系统和供应商连线后,存货的周转速度比以前提高了12
倍,因此节省了整整一英亩的库房空间。
知识不仅带来了微缩产品,减小库存空间,还可能实现其他方面的节省。美国一年
就能产生1.3万亿份档案资料,如果把这些资料“贴到”大峡谷,可以贴107层。但
是,今天只有5%的文件还保存为纸件,而且包括文件扫描在内的先进信息技术至少
能够将一部分文件压缩后保存。更重要的是,新的电信系统基于计算机和先进知识具有更高的容量和能力,位于市中心的企业就可能疏散出去,进一步降低能源和运
输成本。
知识与资本
现在,已经有很多关于计算机化的设备将取代人力的文章,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些
设备也在取代资本,而所有这些最终都转化为财务上的节余。
的确,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对“财政权力”构成的长期威胁比劳工团体或反资本主
义政党要大得多,因为相对而言,信息革命正在降低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本。这
对“资本主义”经济体来说是最重大的事情。
57岁的维托里·梅洛尼(Vittorio Merloni)是意大利商人,他的家族拥有梅洛尼
公司75%的股份。在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教育中心,他坦率地谈到关于这家公司的很
多方面。在欧洲卖出的所有洗衣机、冰箱和其他家用电器中,10%是由梅洛尼公司出
产,主要竞争对手包括瑞典的伊莱克斯和荷兰的飞利浦。在过去的动荡里,梅洛尼
担任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会长。
梅洛尼认为,最近意大利的经济进步是因为“我们做同一件事所需的资本”比过
去“减少”了。这意味着,用同样的资本,一个贫穷国家的经济状况就能比四五年
前大大改善。他说,这是因为基于知识的技术降低了生产洗碗机、厨具、吸尘器等
所需的资金。
首先,梅洛尼说,信息取代了高成本的库存。他们使用电脑辅助设计系统,并通过
卫星在位于意大利和葡萄牙的工厂之间来回传输数据。这不仅加快了工厂对市场的
反应速度,而且使小批量生产变得更加经济。品质更高的即时信息缩短了零部件和
成品堆积在仓库或铁路沿线库房里的时间。事实上,梅洛尼公司的库存成本削减达到惊人的60%。过去,他的工厂每生产80万台
电器就需要有20万件零部件库存,而今天,一年生产300万台产品只需要30万件库
存。他把这种进步归功于更好的信息。
梅洛尼公司并不是特例。在美国,纺织厂、服装厂和零售商共同组建了一个自愿跨
产业商业标准委员会(VICS),一起准备通过产业共享电子资料系统从他们的系统
中挤出价值120亿美元的过量库存。向日本大多数汽车制造商提供座椅和弹簧的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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