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过劳时代

    作者：【日】森冈孝二

    译者：米彦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1

    ISBN：9787513331289

    本书由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授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目 录

    致中国读者

    推荐序

    中文版自序

    序章 过劳的悲鸣声声入耳

    “过劳死诊断电脑”因为过劳而瘫痪

    这种事合理吗？

    合同工和兼职员工都过劳

    在医院找回了正常人的生活

    “过劳死110”和不断增加的过劳死工伤认定

    并非自愿无偿加班

    “要更努力地工作，日本人!”

    高度资本主义催生出过劳时代

    第一章 遍及世界的过劳——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逆流

    从工时缩短的时代到过劳的时代

    过度劳累的美国人

    双职工工作时间的增加及家庭与工作的矛盾

    白领职场也沦为“血汗工厂”

    股价至上主义经营模式是过劳的原因之一

    过劳和过劳死在英国也成了一大问题

    德国的劳资双方就延长工作时间达成协议

    法国出现修改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动向

    工作时间争论的国际化

    工作时间的全球性竞争

    第二章 家里家外都变成了职场——信息资本主义的冲击信息革命让工作量增加、工作时间延长

    工业革命场景重现

    “电脑之子”麦当劳

    今天的高科技企业和外包业务的扩大

    信息化导致日本也多采用非正式员工

    “无所不在的网络”时代

    迷恋手机和电子邮件的日本大学生

    自从有了通信工具，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

    “浪漫的夜晚也白白断送”

    技术压力——不安症和上瘾症

    软件开发现场：“加班理所当然”“假日也要工作”“抑郁症患者剧增”

    第三章 被消费改变的雇佣与劳动——消费型资本主义的陷阱

    消费型资本主义的产生

    竞争性消费和“工作与消费循环”

    消费主义既铺张浪费也污染环境

    “美好的交易时代”

    工作很辛苦，就业不稳定

    便利店和深夜营业

    快递的便利性与过重劳动

    发展迅猛的网购背后仍是体力劳动

    以速度取胜的单车信使

    学生打零工和消费型资本主义

    第四章 劳动管制的放松与两极分化——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的巨浪

    新自由主义和市场个人主义

    劳动管制的放松和劳务中介商机

    引进“白领排除制”的目的

    工作时间和加班时间界限模糊？雇佣形式不断多样化，雇佣关系越来越不稳定

    雇佣形式的多样化和收入的两极分化

    工作时间两极分化严重

    过劳之最：30多岁的男性——4人中有1人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

    开始整顿无偿加班

    废除《缩短工时促进法》，降下全年工作1800小时的旗帜

    何谓工作时间个人化？

    如何评价“自发性过劳”？

    从最高法院判决看雇主保障劳动者健康的义务

    第五章 劳动准则和生活方式

    关于工作时间的历史回顾

    限制和缩短工作时间的历程

    ILO的劳动标准和日本的《劳动基准法》

    架空《劳动基准法》的“三六协议”

    美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

    英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

    工作时间就是生活方式

    兼职时薪改革与“荷兰模式”

    日本男女的工作时间差距与收入差距

    美国的减速生活者增加

    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种种转变

    菜园家庭革命

    生活方式运动也会带来商机吗？

    终章 给过劳踩刹车

    对饮食、睡眠和家庭生活的现状，你满意吗？

    工作太忙，无暇往来邻里，也无暇参与选举

    过劳危险多长时间密集劳动诱发交通事故

    工作压力太大，抑郁症患者增多

    给过劳踩刹车

    缩短工作时间，杜绝超负荷工作——防止过劳的方针与对策

    后记

    附录

    参考文献

    写在岩波新书新赤版第1000部出版之际致中国读者

    隋唐时代以来，日本在约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努力学习中国的学

    术、艺术、技术和文化。日本今日之发展，即仰仗中国伟大先哲长期以

    来的言传身教——这样说并不为过。中国，有学恩于日本。如今，借由

    新经典文化的翻译和出版，岩波新书来到中国读者面前，我想，这也算

    是对中国学恩的一点点谢意吧。

    岩波新书与中国结缘已久。岩波新书创刊于1938年。前一年，日本

    加剧对中国的侵略，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对独断专行、破坏中日友

    好的军部感到强烈不满，遂决心创刊岩波新书。要想抵抗日益猖獗的军

    国主义思潮，首先必须要做的，就是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岩波茂雄秉

    持着这种信念，最终选择了《奉天三十年》作为创刊的首部作品。

    《奉天三十年》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当时的沈阳努力推行医

    疗普及的爱尔兰教会医师克里斯蒂的回忆录。这本著作除了向读者展示

    了当时满洲发生的事情和民众的生活外，还是一本即便以今天的标准来

    看也颇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作为东亚的朋友，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感情

    的岩波茂雄深受克里斯蒂的触动，将其回忆录翻译出版，以此开始了岩

    波新书的历史。

    承先行者之志，岩波新书此后又出版了许多以中国历史、社会、文

    化、艺术为题的书籍。自创刊以来及至今日，由岩波新书发行的、以中

    国为主题的书籍已达140余册。我们对于中国的关注和热情从未衰减，对于岩波新书而言，“中国”已成为身边不可忽视的存在。

    那么何谓“新书”呢？或许有必要向中国读者再次进行说明，因为新

    书是诞生于日本的独特出版物。

    新书最大的特点是它“小而紧凑”。在字数上，新书大约在十万日文

    字左右。标题简练，通俗易懂。若是部头过大，则十分难读；若部头过

    小，则不能尽兴。而取其中庸的新书正符合日本人喜爱轻快节奏的心

    性。日本人就是喜欢新书这类书籍的人。

    据说，目前日本已经出版了一百多种可称为“新书”的书籍。除岩波

    新书外，中公新书、讲谈社现代新书、筑摩新书、集英社新书、光文社

    新书等，以出版社冠名的新书种类数不胜数。各大出版社相互竞争，每

    月合计发售数十本新书。诸位读者日后来日本旅游时，也可顺路看看日

    本的书店。日本的书店会有一个“新书区域”，在这个区域，你会看到如

    同百花齐放般热闹的景象。

    在百花齐放的新书领域，岩波新书是第一个在日本发行新书的老字

    号。创刊八十年以来，我们时时刻刻在满足着日本读者的求知欲和好奇

    心。岩波新书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内容的可信度高。我们在各个领域拥有

    最权威的学者、编辑和作家，产出了许多可称为名著的作品。在岩波新

    书出版著作是一件很有荣誉的事，这已经是日本各界达成的共识。

    岩波新书擅长的领域是学术和纪实。畅游在学术世界里的学者为将

    思考和研究成果凝聚成一本小小册子而倾注心血，执笔著述。行走

    在“真实”世界中的新闻工作者则冷眼审视时代变迁和社会动向，以锋利

    的笔触向世人传递信息。无论在哪一领域，以满腔热血活跃在第一线，这就是岩波新书。日本有一个词叫“修养新书”，这也可以说是岩波新书的代名词。读

    者可以在书中养性修身，进而构筑一个美好社会和世界，这便是岩波新

    书的目标。不止步于获取知识，而是将获取的知识与自我的生活、生命

    相连接，所谓“修养”就在于此。将更多的“修养新书”带到这个世界，这

    就是我们岩波新书的使命和理想。

    此次经新经典文化发行的岩波新书，是我们从出版的3200本书中严

    格挑选出来的。无论哪一本，都是了解日本历史、文化、社会的绝佳书

    籍，对此我们深信不疑。

    最后，我想向中国读者，以及从中牵线搭桥的新经典文化主编杨晓

    燕女士和各位翻译、校阅的老师致以深深的谢意。已经捧得本书的读

    者，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你美好的人生伴侣。

    岩波新书主编 永沼浩一

    2018年8月推荐序

    森冈孝二教授的著作《过劳时代》中译本即将问世。据我所知，这

    是第一部国外关于过度劳动问题的研究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是件很有

    意义的事。

    对知情人来说，这中间还藏有惋惜与唏嘘。

    我与森冈教授几年前通过过劳研究的学术成果相知，但是，谋面只

    有两次。一次是去年5月，在东京，是一位日本朋友——爱媛大学的长

    井伟训教授安排的，我们初见如故，做了深入的学术交谈，达成了中日

    两个相关学会建立工作关系的共识。一次是今年6月初，在北海道札

    幌，受森冈先生担任会长的大阪过劳死防止协会的邀请，参加中日韩过

    劳死防止学术研讨会期间。与森冈先生的交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特别是他不顾身患比较严重的心脏病，每日仍然勤奋工作，我多次

    在第二天看到他深夜两三点发的邮件。

    两天前，也就是8月26日，新经典·琥珀主编杨晓燕女士联系到我，邀我为《过劳时代》中译本写个序言。此时，我才知道森冈先生的遗作

    马上在中国问世，才看到他自己写的中文版自序，并惊诧地发现序言落

    款时间是2018年7月。我知道，8月1日，这位长期进行过劳研究、著述

    颇丰的日本关西大学的著名教授，却因严重过劳，心脏病发作而离世。

    也就是说，他是在序言写就后不久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实在感到悲

    痛，本想和他好好合作，把双方的交流深入下去，他却突然不在了。森冈教授的遗作《过劳时代》是日本久负盛名的岩波书店出版的丛

    书——“岩波新书”中的一部，2005年问世，迄今已经再版20余次。之所

    以受到读者持续而广泛的瞩目，缘于该书论说的话题是日本广大工薪阶

    层和社会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作者用易于理解的通俗描述手法，从

    全球化、信息社会、管制放松、被消费所改变的雇佣劳动、股价至上的

    经营、劳动时间、劳动基准等视角着眼，用大量的案例、数据以及其他

    证据，细致地讨论了日本社会严重过劳的各种现象，以尖锐的观点，严

    厉批判了日本深陷其中的社会性灾难——过劳及过劳死。作者客观分析

    了过劳的成因，并从劳动者、工会、企业、法律制度几个方面提出了一

    系列缩短劳动时间、消除过重劳动的具体对策。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视野不仅仅停留于日本，他在第一章就以严

    肃的笔触讨论了美、英、德、法等国的过劳问题，借助翔实的数据，指

    出时代正从劳动时间缩短向过劳转换，过度劳动正在全世界蔓延。

    该书的主要内容虽然揭示的是日本社会的劳动问题，然而对于中国

    的读者来说，不啻是一面镜子，具有特别的阅读价值。

    2006年，我看到韩国媒体上一份中国每年60万人过劳死的报道，十

    分吃惊。我内心质疑，从没听说业界有人做过中国过劳死问题的调查。

    另外，中国并没有过劳死的医学的、法律的判定标准，韩国媒体怎么知

    道中国每年60万人过劳死的？虽然有强烈质疑，但是，我认识到中国的

    过劳问题已不容忽视，这样，我开始涉足过劳问题的研究。很快，我和

    我的博士生、硕士生研究团队惊异地发现，中国的过劳问题十分严重，而相关研究又是如此薄弱。

    这些年我们的调查研究从对象来说基本上属于人才范畴，主要着眼

    于知识工作者，有教师、医生还有包括企业高管在内的各类知识员工，另外，我们还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我认为，我

    们还没有从劳动的角度给予人才健康保护问题足够的重视，或者说远远

    没有像培养人才、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那样重视。部分人才

    的严重过劳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程度了。

    先看看一项调查结果。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

    查。该调查结果显示，2011——2012年度，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其中42.4%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50个小时，18.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60个小时，5.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1～70

    个小时，1.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71～80个小时，1.3%的受访者每周工作

    80个小时以上。

    再看看我们的几项调查研究结果。我们课题组分别在2007年对北京

    地区的政府机关，科研、学校、医院、新闻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

    资企业(含港、澳、台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针对灵活就业人

    员)等六类单位的白领雇员，在2009年对北京市高校教师，在2010年对

    北京市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员工(北京哲社重点课题)，在2015年对

    全国高校教师进行了调研。各项调查结果均表明：每周工作超过50个小

    时的人超过调查对象的30%，超过60个小时的人占近10%。

    在2010年对北京市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员工的过劳调研中，我们

    选用了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提出的过劳死10大危险信号来判断调查对象

    过劳的严重程度。按照这个评判标准：10项症状出现2项及以下为过劳

    死“黄灯”警告期；3～6项为过劳死“红灯”预报期，说明已经有了过劳死

    的征兆；6项以上为“红灯”危险期，可定为疲劳综合症，已进入随时可

    能过劳死的状态。调研结果表明，处于红灯危险区的人员为26.7%。情

    况十分严峻。媒体以“过度劳累”“过度劳动”等原因报道的人才猝死个案频发，也

    印证了部分人才过劳情况的严重性。人才的过劳而逝，特别是有特殊贡

    献的人才过劳而逝，不仅给其家庭，也给国家、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损

    失。例如，2012年，年仅51岁殉职的歼—15飞机研制现场总指挥及沈飞

    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罗阳；2017年1月离去的58岁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

    黄大年。

    虽然我国还没有关于过劳死的医学的、法律的判定标准，但是客观

    上过劳死是存在的，严重的过劳有可能导致过劳死(包括过劳自杀)。

    严重过劳还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仅从经济上看，严重过劳很大地损失

    效率，易引起各种生产事故、交通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过度劳动

    还会造成包括因健康损害消费萎缩效应、人力资本回报收益下降效应等

    后果，另外，还有就业排斥、挤出效应等多种间接经济损失。我们的初

    步研究表明，我国因严重过劳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损失十分惊

    人。

    多年来，与严重过劳状况和过劳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相比，我国关于

    过劳问题的研究状况实在是太令人沮丧了。虽然与1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

    的进展，但是迄今，我国严重的过劳问题没有得到相关理论界、学术

    界、研究机构的重视。可以肯定，对问题的研究严重滞后是人们忽视劳

    动过程中过劳对健康损害的重要原因。

    从国内过劳问题研究的演进来看，1990年可以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

    元年。那年，我国出现了第一篇关于过劳的论文，不过此后的10年，总

    计只有21篇相关论文发表，其中多是介绍国外情况的文章。直到2005年

    以后，这个领域才开始受到关注，参与研究的学者以及研究的成果逐渐

    增多。可以看到，国外学者对于过劳问题进行系统、专业的研究，例如医

    学方面的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进而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的

    研究时间持续很久。从研究领域来看，发达国家对该问题的研究基本上

    都经历了从医学研究长期独领风骚到后来多学科参与的过程，以经济

    学、法学视角开展研究的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才逐渐增多，如川人博、森冈孝二、井泽慎次、冈村亲宜等日本学者。从刊文期刊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关注过劳问题的期刊数量较多，分布的期刊学科类别比较丰

    富。

    从研究人员上来看，国内学者一年之中发表数篇过劳研究文章，而

    后再不见成果的现象较为明显。在发刊期刊方面，我国关注过劳问题的

    期刊很少，比较重要的也只有主要刊载经济管理类文章的核心期刊《中

    国人力资源开发》和CSSCI期刊《人口与经济》两种。与发达国家过劳

    问题研究的学科结构相比较，我国的过劳问题研究在学科分布和演进路

    径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迄今，国内的研究更偏重于经济学和法

    学，其他相关的重要学科，例如医学、心理学鲜有研究成果。

    经济学视角的研究首先发展起来，这应该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

    速发展，经济学迅速提升与活跃，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劳动经济学的

    研究视角不断扩展不无关系。在劳动力市场、就业、收入分配、劳动保

    障、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研究继续受到深耕的同时，近年在劳动关系、人力资本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不断升温的态势。情况很严重而相关研究基

    本属于空白的过劳问题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受到劳动经济学者的关

    注，这既反映了中国劳动经济研究发展路径的某种偶然，也投射出中国

    过劳问题研究学科结构独具特色的一种必然。在这方面，我国虽然不必

    照行发达国家的路径，但是，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缺位对我

    国过劳问题研究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综合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结合人才健康保护的过劳问题研究，我认为，未来一段时期，包括

    医学、生理学、工程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并举，研

    究应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第一、各类人群过劳现状的研究；第二、过劳

    程度的测量工具与技术方面，特别应重视加强量表本土化的研究；第

    三、过劳的成因方面的研究，特别要通过量化研究计算出不同成因的影

    响力的大小，从而针对主要影响因素提出针对性强的对策建议；第四、过劳造成的后果方面的研究，过劳给个人带来的危害，给用人单位、给

    全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性损失，比较准确地估算出过劳给整个国

    家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五、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的研究以及个

    人、用人单位、社会等多层面的对策研究，推动减缓过劳、即时测量过

    劳种类、程度的工程技术类研究；第六、开展国外情况与国际经验研

    究。

    森冈先生在其前言中提到的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是中国人力资源开

    发研究会所属的二级学会，于2012年成立。该学会致力于组织、集聚全

    国适度劳动特别是过度劳动各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展开包括国际合作

    与交流的各项活动，到去年为止已举办了六届年会。去年5月，学会在

    海南博鳌召开年会暨学术研讨会，邀请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参会，森冈先

    生因心脏病遵医嘱未能光临，但派了他的代表参会并做了发言。今年6

    月，森冈先生以会长的名义邀请学会成员到日本北海道参加“中日韩过

    劳死防止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深入，大家获益颇丰。会后，双方商

    定今后密切合作，加强交流。没想到他的突然辞世竟使得那次分别成为

    我们最后的诀别，使得我们共同期待的新的交流戛然中止，令人扼腕。

    所幸，森冈先生的遗作将在中国出版，这将令我们能够继续受益，这应该也是森冈先生的遗愿吧。谨作此序追思为消除过劳的事业而奋斗病逝的日本著名学者森冈孝

    二先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杨河清

    2018年8月28日中文版自序

    本书日文版于2005年出版，承蒙读者喜爱，至今已再版12次。今年

    4月，韩文版《过劳社会》也已出版。

    我在本书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全世界范围内的劳动

    时间缩短趋势已然停止，“过劳”再次成为社会问题，引发关注。而这一

    转变的背后，是全球化发展、信息通信革命、消费社会的成熟、雇佣与

    劳动限制的放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世界等资本主义的划时代转

    变。

    如今这些转变仍在继续。就全球化而言，世界新兴国家在这一时间

    内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中，中国尤为抢眼。从IMF(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统计的1988年至2018年世界各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曲线来看，美国与日本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分别止于3.9倍和1.7倍，而中国则

    高达34.2倍。1988年，中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尚处世界第八位。然而到

    了2018年，中国已超越日本跃居第二位，并预计在2030年之前超越美

    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在这一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不得不与经济高速增长

    的新兴国家展开较量。为削减劳动成本，日本企业被迫采取非正式雇佣

    制度，即增加兼职员工、派遣制员工等低薪金、按时计酬的员工。但另

    一方面，许多正式员工也因工作时间延长、裁员、降低工资等问题承受

    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从目前状况来看，劳动基准已突破底线。而这样的全球化过劳竞争势头仍将在未来继续发展。

    从信息通信革命来说，1997年，日本的网络利用率(6岁以上人群

    的个人普及率)为9.2%。但是到了2013年，该比例突破80%后，日本的

    网络利用率便止步于此，直至今日。近几年登上历史舞台的智能手机在

    2010年时使用率仅为9.7%，但是到了2017年，日本全体国民的智能手机

    使用率已超过70%，在20岁及30岁年龄段甚至达到90%以上(以上数据

    均来自日本总务省《信息通信白皮书》，2018年)。

    我在本书中谈到，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戏剧性发展以及工作速率的

    大大提高，基本单位时间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与此同时，各类通信

    手段也使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管人在哪儿，工

    作总是如影随形。在本书出版后，这种信息化带来的新型过劳问题仍将

    不断加剧，人们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和精神负担也将越来越大。

    本书成稿时，日本社会正开始以“格差社会”一词来形容低薪劳动者

    不断增加、经济上的不平等不断扩大的问题。紧接着，“working up”一

    词又成为反映日本社会问题的流行语。另外，2004年戴维·K.希普勒于

    美国出版的《穷忙》(THE WORKING POOR)一书也于2007年在日本

    出版(森冈孝二、川人博、肥田美佐子译，岩波书店)。

    也是在这个时期，年轻一代开始广泛使用“黑心企业”一词来指

    代“不想就职的公司”。许多黑心企业要求员工没日没夜地加班，然而加

    班费要么少得可怜，要么干脆没有。另外，在黑心企业成为社会问题的

    同时，长时间劳动以及工作压力导致的过劳自杀(虽与狭义上的过劳死

    ——心脑疾病突发致死有所区别，但在抑郁症等精神障碍导致自杀这一

    点上，这种过劳自杀无疑是一种广义上的过劳死)也成为年轻一代的多

    发病症。以兼职员工为代表的大多数非正式员工都是短时工。因此，当非正

    式员工占所有员工的比例升高时，所有员工的平均劳动时间便随之下

    降。从总务省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来看，从半世纪以来平均劳动时间

    最长的1988年一直到2015年，每周工作不满35小时的短时工比例由12%

    攀升至了30%(男性由5%至12%，女性由24%至47%)。同一时期，所

    有劳动者的年均劳动时间也随之由2480个小时降到了2044个小时，降幅

    高达300小时以上。

    但是，只看所有劳动者的平均数值根本不足以讨论日本人的过劳问

    题。近年来，女性长时间劳动导致过劳死的问题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

    注，但从整体来看，男性正式员工的过劳问题更为严重。2016年，每五

    年实施并发布的《社会生活基本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正式员工的每周

    劳动时间为53小时，换算成每年则超过2700小时。这一数据与日本20世

    纪50年代的劳动时间基本无异，这就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

    男性正式员工的长时间劳动问题从未得到解决。

    即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日本也是长时间劳动问题最为突出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综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正式员工的

    劳动时间调查数据以及日本《社会生活基本调查》数据来看，日本男性

    正式员工比英美两国男性每周要多工作大约10小时(每年500小时)，比德法两国男性多大约12小时(每年600小时)。

    即便罗列以上数据，也不能说明日本过劳死职场中的超长时间劳动

    问题。本书日文版出版时，曾在富士通子公司担任SE(系统工程师)、于2006年1月过劳死的西垣和哉(27岁)正处于其业务最为密集的时

    期，他曾一个月内加班129小时，连续工作高达37小时。另外，著名大

    型广告公司电通也发生过类似事件。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新员工高桥茉莉

    (24岁)仅入职8个月，便于2015年12月过劳自杀。2016年10月，该事件一经对外公布便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经劳动基准监督署确

    认，高桥在出现症状前的一个月内曾加班长达105小时。在这期间，她

    还遭受着来自上司无休止的骚扰。

    在现代日本，员工拼上性命的长时间劳动之所以能被容忍，是因为

    《劳动基准法》不过是漏洞百出、有名无实的法律。该法虽规定用人单

    位不得命令员工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每周超过40小时，但事实上，用

    人单位只要与由超过半数员工组成的工会或者可代表工会的过半数员工

    代表签订名为“三六协议”的劳动合同(基于《劳动基准法》第36条的关

    于非正常上班时间及节假日工作的劳动合同)，并向劳动基准监督署提

    交申请，便可无限制地驱使员工工作。在中小企业中，未签订“三六协

    议”但依然命令员工长时间加班的企业也不在少数。

    日本的过劳问题有以下几点特征。一、“三六协议”使得劳动时间上

    的限制被解除。二、存在“男加班，女兼职”的性别分工。三、长时间加

    班常态化，无偿加班泛滥。四、工会缺少对加班的限制力。可以说，第

    二点及后面的几点特征皆是由第一点特征衍生出来的。

    到了1998年，旧劳动省(现厚生劳动省)大臣对外宣布，政府将在

    基于“三六协议”的非正常劳动时间上设置每天15小时、每月45小时、每

    年360小时的上限。但是，该限制并不包括节假日劳动，同时还缺乏法

    律强制力，仅是目标性的指导标准而已。此外，该限制还存在一定的漏

    洞。只要事先说明需要解决临时性特殊问题，如预算、结算或其他业务

    繁忙、交付期临近、需要应对大规模投诉以及机器问题，等等，并同时

    签订附有特殊条款的合同，用人单位便可以超过上述限制自由地延长劳

    动时间。与此同时，建筑、驾驶、研究开发等业务甚至不适用于限制延

    长劳动时间的指导标准。而在后文提到的“劳动方式改革”中，此种状况

    的大框架也未发生变化。工会如果有实力的话，便可以制止“三六协议”带来的劳动时间的延

    长。但实际上，由于工会成员要以加班费来补贴薪资低下带来的缺口，大多数工会对限制和缩短劳动时间并不积极，也接受允许了可导致过劳

    死的超长时间额外劳动的“三六协议”。

    安倍政府以“劳动方式改革”为名，在劳动时间制度方面提出以下几

    点改革措施。第一，扩大裁量劳动制。在劳资双方签订的一定时间内进

    行劳动，即便多劳动也不支付加班费。第二，建立“高度专业制度”，将

    大企业的骨干正式员工排除在劳动时间限制之外。第三，为使可导致过

    劳死的长时间劳动合法化，给加班时间设置上限。其中，第一点明显是

    基于虚假数据提出的方案，因此很快被从法案中删除。但关于第二点和

    第三点，政府却无视在野党和社会舆论的反对，在先前的通常国会会期

    末强行通过了法案。

    然而另一方面，消灭过劳死的社会运动也在不断壮大。2014年6

    月，“反思全国过劳死家庭会”与“过劳死辩护团全国联络会议”等运动热

    烈展开并开花结果，由议员提出的《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简称

    《过劳死防止法》)得到议会一致通过，并于同年11月开始施行。与此

    同时，“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协议会”成立，此前计划的过劳死防止政

    策纲要也于2015年7月由内阁会议决定。此外，过劳死等实际状况的调

    查研究、过劳死预防启蒙、协商机制的完善、对民间活动的支持也在同

    步进行中。但即便如此，包括过劳自杀在内的过劳死仍然频繁发生。截

    至目前，《过劳死防止法》与政策纲要在防止过劳死的问题上并未表现

    出明显有效的征兆。

    《过劳死防止法》施行三年后，政府重新评估了政策纲要，并于前

    段时间决定了新的政策纲要。从民间团体“过劳死防止中心”进入“过劳

    死等防止对策推进协议会”的7名委员要求新政策纲要明确过重劳动对策，编入职场骚扰的防止措施，明确用人单位及工会的责任和义务，导

    入间歇休息制度以确保当天下班至次日上班之间有一定的休息时间，强

    制要求企业严格把握劳动时间，考虑青年、老年以及残障人士的特殊性

    而非一成不变地对待所有员工。这些要求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反映在了

    新的政策纲要中，但受制于现行的《劳动基准法》，在限制和缩短劳动

    时间这一点上，新政策纲要依然有很大缺陷。

    过劳死作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被日本国民所熟知，是始于1988年

    的“过劳死110热线”(律师团开设的集中电话咨询服务)。“过劳死110

    热线”开设之初，过劳死仅被视为日本特有的社会问题。然而到了今

    天，过重劳动与过劳死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尤其在韩国和中国已日趋严

    峻。有鉴于此，过劳死防止学会在今年6月2日至3日于札幌市北海学园

    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大会上进行了“中日韩·过劳死防止国际研讨会”。本

    次大会有12名中国学者及9名韩国学者参加。

    在本次研讨会上，中国适度劳动学会会长杨河清教授(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针对中国过劳问题的研究现状做了报告。韩国过劳死预防中心

    事务局局长郑秉旭律师对韩国的过劳死预防运动进行了报告。最后，日

    本过劳死律师团代表干事松丸正律师对过劳死110热线运动开展30年的

    状况进行了报告。

    进入21世纪，中国关于过重劳动和过劳死的研究逐渐扩大。2012

    年，“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中心”(现在的“中国适度劳动学会”)成立，并

    对劳动时间、过劳、精神压力、健康管理等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研究。去

    年9月，韩国多个劳动、市民团体组成“过劳死OUT共同对策委员会”。

    同年11月，“过劳死预防中心”成立。同时，在总统文在寅的努力下，韩

    国《勤劳基准法》于去年修订。从今年7月开始，此前的“每周68小时勤

    务制”将向“每周52小时勤务制”逐步转变。与此同时，每周40小时之外的加班时间上限被设置在了12小时，而此前利用行政解释使其适法的每

    周16小时的节假日劳动也被废止。

    在距今150多年前的1866年9月，“国际工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召开。

    大会基于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提

    出：“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

    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

    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并宣布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世界劳动运动

    的共同目标。

    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举行芝加哥大罢工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此即五一劳动节的起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八小时工作制在世

    界上首次以一国一般法的形式公布。1919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际劳工

    组织(ILO)通过了第一号公约，规定工业、工厂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

    超过8小时，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时间已过近百年，距离日本首次确立八小时工作制的1947年《劳动

    基准法》出台也已过去70多年。然而直到今天，日本规定每天工作8小

    时、每周工作40小时的法律仍是一纸空谈。必须要说，即便保守估计，现实中的日本全职员工每天也要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50小时。

    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韩两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相

    反，中韩两国的长时间劳动是推进日本长时间劳动进一步加剧的重要原

    因。不只是中日韩三国，在劳动时间问题上，全世界的员工都在与经营

    方进行着艰难博弈。如果中日韩三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劳动者不能齐心协

    力，这场博弈的胜者将不会是劳动者一方。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然而，全世界劳动者首先要联合起来完成的任务，是限

    制和缩短劳动时间。

    这便是隐藏在本书中的秘密，希望读者诸君能够从中领悟这一点。

    关西大学名誉教授 森冈孝二

    2018年7月序章 过劳的悲鸣声声入耳

    “过劳死诊断电脑”因为过劳而瘫痪

    过劳引起过劳死和压力疾病，损害健康，如今已成为许多企业的共

    同问题。

    从2002年开始，东京劳动局对总部设在东京且规模超过300人的企

    业的员工健康管理情况进行了调查。2004年的调查结果(2005年2月公

    布)显示，在回答调查问卷的1071家企业(问卷回收率为28%)中，有

    36%(382家)的企业表示，存在“被认为与心脑疾病发作密切相关”的

    过重劳动现象(每月加班100小时，或2～6个月内平均每月加班时间超

    过80小时，其中含节假日加班，比2002年度的25%增加了11个百分点。

    有22%(238家)的企业表示，今后有可能让员工进行过重劳动。如果

    把这些企业都算在内的话，2004年的调查中共有58%(620家)的企业

    要求或可能要求员工从事过重劳动。

    2004年的调查结果还显示，有因过重劳动引发心脑疾病隐患的企业

    达到38%(410家)，比2002年的调查结果(30%)增加了8个百分点。

    有因过重劳动引发精神疾病隐患的企业占34%(362家)，比2002年的

    调查结果(27%)增加了7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厚生劳动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

    部门)于2004年6月将“职工疲劳累积度诊断测试表”公布在该省和中央工伤预防协会的网站上。该测试表分为员工用表(表序—1)及家属用

    表(表序—2)两类。

    表序—1 职工疲劳累积度自我诊断测试表(中央工伤预防协会)注：根据该表，得分在0～1分以内，表示工作负担较小；2～3分表示工作负担较大；4～5分表示工作负担大；6～7分表示工作负担非常

    大。

    表序—2 职工疲劳累积度家属诊断测试表(中央工伤预防协会)

    注：根据该表，疲劳与压力症状合计10分以上者，或工作和休息情

    况的打钩数目在3个以上者需要注意。若有任何一方面需要注意，说明被观察对象可能已经积累了一定程度的疲劳。如果两方面都需要注意，疲劳积累的可能性会更大。

    员工试用版先于2003年6月23日公布。该表一经公布，便吸引了众

    多用户访问，一时之间网站都瘫痪了。据说，该协会曾向厚生劳动省解

    释，访问量一旦达到100万次就有可能引起网站瘫痪。《每日新闻》刊

    登报道“‘过劳死诊断电脑’也过劳吗？网站瘫痪——厚生省主页访问量剧

    增”，并刊载了厚生劳动省对此事的评论——“反响强烈超乎想象，过劳

    问题竟引发高度关注”。(2003年6月24日晚刊版)

    无论是员工用表还是家属用表，只需依次选择符合个人实际情况的

    选项，就会自动显示出测试者的疲劳累积度。笔者让妻子用家属用表测

    试了笔者的疲劳累积度，结果是11分——“需要注意”。疲劳和压力症状

    的总分在10分以上即被认定为“需要注意”，而笔者的得分比这个分数还

    高1分。这种事合理吗？

    在互联网与工作相关的网站上，工作过度的人们不断发出悲

    鸣。“大阪过劳死问题联络会”的律师和劳动法学者等人员在2001年开辟

    了一个名叫“劳动基准市民监察员”的网站，网站设有针对过重劳动和违

    法加班等情况的简易咨询页面。在该页面进行咨询的人非常多，还有人

    对严酷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描述。这些描述让人不忍卒读，甚至产生“怎

    么能有这种事”的感觉。在这里，我们从最近的发帖内容中摘取几份予

    以介绍：

    从今年的第一个工作日——1月5日起，到下周的10月10日为

    止，我已经连续无休地工作280天了。工会也没有为我就调休问题

    与单位协商。我该怎么办？(大型电器公司员工)

    我在某网络IT公司上班。我们公司承包大企业的业务，我负责

    通信机械的维护。只要机器出了故障，一天24小时随时会叫我过

    去，而且几乎没人来替换我。两星期内竟然被迫上了6次夜班，其

    中至少有2次是在回家后又被叫走，还不允许我拒绝。加班费倒是

    给了。(IT技术人员)

    我的丈夫因为过劳而自杀。几天前，我把他的电子邮件全部打

    印出来，发现其中有一封公司经理发来的斥责信，信的内容让我这

    个家属看了都浑身发抖。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我丈夫就自杀了。至

    于他的上班时间，我根据手头资料做了统计，从4月份到8月份，他

    平均每个月要加班76～90个小时，有的月份甚至接近100个小时。

    顺带一提，丈夫生前做管理层，管理层是没有加班费的。请给予我

    智慧与勇气吧。(男性过劳自杀者的妻子)合同工和兼职员工都过劳

    上述案例中提到的大概都是全职的正式员工。但是，这些因为过劳

    而叫苦不迭的劳动者中也有不少小时工、兼职员工或者合同工。我们从

    《朝日新闻》的读者投稿栏目中选择两个例子：

    我儿子在工厂工作，是一名合同工。他每天早上7点刚过就去

    上班，一般要到晚上11点左右才能回家，有时更晚，深夜一两点才

    能到家。在家里只顾得上睡觉，其他什么也干不成。我担心儿子会

    因过劳而病倒。儿子和正式员工一样干活，但待遇却差远了，公司

    不给上劳动保险和健康保险。

    前些日子，我打电话咨询了公共职业介绍所，那里的工作人员

    答复说：“我们确实可以督促公司改善制度，但您得做好心理准

    备，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公司马上就知道是谁来投诉了。”结

    果，因为害怕被公司知道，我没说自己的名字和公司名就挂了电

    话。

    我希望政府在提高保险费之前，先想想办法，让企业制定出详

    细且适用于所有雇佣形态的社会保险方案，并尽快将其付诸实施。

    (2003年5月30日，家庭主妇，匿名，大阪府枚方市，54岁)

    我白天在超市工作。我们单位从几天前开始实行24小时营业

    制。当我们贴出招聘夜班职工的广告时，我原想肯定会有大学生来

    应聘的。

    结果打开履历一看，发现应聘的几乎都是家庭主妇。而且，这

    些家庭主妇都是同龄人，家里都有婴幼儿或者小学生。希望上夜班

    的理由都是孩子还小，白天得照看，不能工作。有一位主妇选择在深夜11点至第二天早上6点的时间段上班，是因为那个时间段她的孩子睡着了，不用在一边照看。她下了夜班

    以后，回家要做早饭，还要把孩子和丈夫叫醒、喂饱；然后做好盒

    饭，送到孩子的学校和丈夫的单位。白天在家要做家务，中间可以

    抽空睡会儿觉。

    现在的超市在除夕和过年期间都不打烊。一年365天、一天24

    小时，永无休止。(2004年6月19日，家庭主妇，兼职，横滨，37

    岁)在医院找回了正常人的生活

    在互联网与工作相关的网页上，有时能看到一些男性员工的发帖。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方式或者说被迫工作的现状怀有疑问和不安。但是，在报纸上投诉过劳现象的一般是男性员工的母亲或者妻子，员工本人则

    因为工作太忙或者过度疲劳，根本没有精力抱怨。在这极少数男性员工

    的投稿中，一些寄给《读卖新闻》的稿件偶然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中

    一份稿子说自己因为生病住院才过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另一份稿子则

    表示自己辞掉工作后再也没有被电话打扰过。

    去年年末，我在体检时查出得了重病，这个月初去住院并且做

    了手术。

    平常，我以公司为中心，被工作追得团团转。而在医院，我又

    过起了规律作息的生活。一开始觉得很不方便，百无聊赖，甚至会

    感到焦躁不安。然而，等我适应了住院生活，才发现这样的生活节

    奏是多么平和、恬静。

    没有必要时不时看表，没有必要为在期限内赶任务而焦急，也

    不必挤电车去单位上班。妻子到医院照料我，我也有时间和她聊聊

    天，增进夫妻感情。

    在医院的这几周，我感到自己总算过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回

    家的时候心情十分愉快。(2004年3月11日，公司干部，千叶县茂

    原市，54岁)

    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担任维修服务部门的负责人。每天只要接

    到客户的投诉或者斥责电话就必须马上赶过去修理。

    不仅是上班时间，就连下了班也经常有电话打到家里，有时候我正在吃晚饭，有时候正在休假……日子久了，连睡觉的时候也梦

    见客户打电话投诉。

    更糟糕的是，传呼机开始流行以后，我变得越来越忙碌。后来

    手机又代替了传呼机，虽然比以前更方便了，生活却越来越不自

    由。

    虽然我现在不再为投诉电话而烦恼了，但也不想用手机，总觉

    得被电话束缚着不自由。有时方便也是一种罪过，对此我深有体

    会。(2004年4月11日，个体户，爱知县春日井市，65岁)

    对比各家报纸的读者栏，我发现，发行量高达300万份的《日本经

    济新闻》早刊不知为何却没有设立读者投稿栏。与其他全国性报纸相

    比，该报在车站的销售比例较高，经销点密布或许是不设读者栏的一个

    重要原因。但是，恐怕原因不只如此。

    不光是《日本经济新闻》的读者，工作过度的日本“公司职员”即便

    在家里订了报纸，上班前也无暇读报，晚上和周末则要处理工作上的电

    子邮件，几乎没有时间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投稿。不仅如此，这些工

    作过度的男员工即便担心自己的健康，也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或许正因

    如此，“过劳死诊断电脑”能够自行诊断使用者的疲劳累积程度，且操作

    简单，所以才吸引了数量众多的访问者，甚至导致系统瘫痪。“过劳死110”和不断增加的过劳死

    工伤认定

    旧话暂且不提，今天人们所说的过劳死，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

    半期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而备受关注的。在这一时期，地产和股票价格飙

    升，整个日本处于泡沫之中，经济异常繁荣。当时，不仅建筑业、房地

    产业和金融业出现了经济泡沫，就连制造业和物流业也出现了经济过热

    的现象，下班后及节假日加班的情况剧增。总务省(日本中央省厅之

    一，主管行政组织、公务员制度、选举制度、统计等)统计局公布

    的“劳动力调查”显示，1988年，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工作者

    有777万人，每4个男性中就有1个(24%)。

    1987年10月，心脑疾病的工伤认定标准有所放宽。有鉴于此，1988

    年4月，大阪过劳死问题联络会主办了“过劳死学术研讨会”。与此同

    时，大阪率先开通了“过劳死110”电话咨询服务热线，由律师和医生来

    回答家属或员工本人在过劳死及其预防措施方面的问题。由于反响强

    烈，同年6月又成立了“过劳死110全国咨询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媒体

    纷纷开始报道过劳死问题，“过劳死”一词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1988年4月，大阪在实施“过劳死110”热线电话咨询服务后，向进行

    电话投诉的70多名遗属邮寄了调查问卷，并从44名遗属那里得到了回

    复。在异常的长时间劳动这一点上，过去的情况与我们刚刚言及的当前

    过劳死的状况差不多。为了印证这种说法，我们从问卷调查的意见栏中

    抽取了两三个案例(句末括号内是死者去世时的职衔)：

    (他)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晚。回到家也要一直打电话，直到半夜。节假日也要去公司加班。每天都忘我工作，但也曾说过有

    点累。我想，他去世的主要原因还是压力过大和睡眠不足。(建筑

    业，营销，监理)

    (他)每天都加班到夜里12点左右，1点才能到家。公司有一

    百多名员工，都没有加班费，夜宵就是一碗拉面。(他)总是很疲

    惫，死前不久还抱怨说“已经到极限了，非累死不可”。如今只剩

    下我们母女两人，因为遭受的打击太大，一时之间还无法从失去亲

    人的悲痛中恢复。(制造业，部长)

    我丈夫在公司的桌子上铺垫子小睡，也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

    睡觉。虽然我是他妻子，却不知道他在单位具体做什么，只知道他

    一到单位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一周去两次他的单位，给他送换

    洗衣服，也趁机和他商量孩子的事。他常常忙得连午饭也没时间

    吃。(中小企业，干部)

    若仅计算每年6月第三个周六的集中咨询日，从1988年至2004

    年，“过劳死110热线”接到的关于工伤补偿和过劳死预防问题的咨询达

    到了3987起。集中咨询日以外接到的咨询数量大致与此相当。

    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表序—3)显示，2002年度，由过劳造成

    心脑疾病且被全国劳动基准监督署认定为工伤的案例数约为前一年的

    2.2倍，人数达到317人(其中160人死亡)，为历年最高。其中202人患

    脑部疾病(62人死亡)，115人患心脏疾病(98人死亡)。2002年度，在认定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得到工伤认定的过劳自杀者和精神障碍者与

    前一年相比增加了43%，达到100人。(《每日新闻》，2003年6月10

    日)

    表序—3 过劳死、过劳自杀的工伤认定情况出处：厚生劳动省“对心脑疾病及精神障碍等工伤的补偿情

    况”2004年、2005年

    注：因工作导致心脑疾病和精神障碍的案例，含自杀未遂。

    另外，2003年度全国劳动基准监督署受理的因过劳造成心理创伤后

    压力障碍(PTSD)、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工伤申请人数为438人(比上

    年度增加28%)，为历史最高。得到精神障碍工伤认定的人数达108人

    (增加8%)，也是历史最高，其中有40人因过劳而自杀。从年龄层来

    看，最多的是30多岁的人，共39人(36%)，29岁以下的有25人

    (23%)。从职业类别来看，系统工程师(SE)、信息处理技术员等专

    业技术人员有28人(26%)，制造业工人等从事技能工作的人有24人

    (22%)。(《每日新闻》，2004年5月25日)

    这些数据说明，裁员造成员工的劳动强度和精神压力加大，过劳死

    事件不绝如缕，最近因过劳导致自杀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1989年，厚生省(当时的名称)制作了一份《人口动态社会经济面

    调查报告》，根据其中的“壮年期死亡”数据进行测算，可以得出：因蛛

    网膜下出血、心肌梗死等心脑疾病导致的壮年期(30～64岁)“急病猝

    死”的人数大概为17 000人(参看拙作《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时间结

    构》，青木书店，1995年)。同年度发生交通事故且于24小时以内死亡的人数为11 086人(最近这一数字大大减少了，2004年度为7358人)。

    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末，因过劳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因交通事故

    导致的死亡人数。对这一数据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过劳死110”涉

    及的死亡事件只不过是全部过劳死事件的冰山一角，劳动基准监督署认

    定的工伤人数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由于近年来过劳死工伤

    认定的标准有所放宽，认定案例数显著增加。并非自愿无偿加班

    在思考日本劳动者的过劳现象时，和过劳死、过劳自杀同等重要的

    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员工自愿的无偿加班”，也就是“不支付加班费的加

    班”。“员工自愿的无偿加班”是指让员工在规定时间外及节假日劳动，但不支付法定工资以及法定增额工资，这属于双重违法行为，从受害人

    数和受害金额来看，都属于严重的企业犯罪。

    《劳动基准法》第104条规定，用人单位如有违反该法的事实，劳

    动者可以向行政官厅或者劳动基准监督官申诉，且用人方不得以此为由

    解雇劳动者或者给予其他不利待遇。最近有很多企业因为重组合并而进

    行裁员，强制员工无偿加班的现象益发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向劳

    动基准监督署投诉的违法加班事件大幅增加。据2003年7月28日的日本

    《每日新闻》晚刊报道，2002年，企业员工或者员工家属向全国劳动基

    准监督署揭发的企业强制无偿加班和不支付加班费等违法行为首次突破

    了3万例。

    在这种情况下，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厚生劳动省终于极不情愿地为

    解决无偿加班问题行动起来。2003年5月23日，厚生省公布了“无工资加

    班综合对策要纲”，其核心内容是“为解决无工资加班问题而应采取的方

    针”。

    以此为契机，各大报纸上关于强制性无偿加班的报道开始变多。在

    厚生劳动省公布“无工资加班综合对策要纲”的当天，《读卖新闻》在其

    生活版《体贴的社会保障》栏目里刊登了一篇名为“怎样消灭自愿无偿

    加班”的解说性报道，该文章采用问答形式，由一名名为“大辅”的学生提问，而笔者以大学教师的身份予以回答。

    2004年11月17日，《朝日新闻》的记者采访了前文提到的“劳动基

    准市民监督员”，并在该刊生活版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如何消灭自愿无偿

    加班”的报道。这篇报道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

    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份被刊登在2004年11月28日的生活版上。

    一位大型电器公司系统工程师的妻子表示，丈夫的工作情况是“每

    天凌晨四五点才到家，有时彻夜加班；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左右；有时

    节假日也要加班；平时加班实行定额制，(每月)固定支付20个小时的

    加班费，此外都是无偿加班”。她控诉道：“我丈夫责任心很强，又不善

    于对人说不，所以就算碰上明显力所不能及的工作也没办法拒绝，结果

    只能埋头苦干。比起赚钱，我更希望他能好好休息，像正常人一样生

    活。”

    一位31岁过劳死男性的母亲表示：“没有人愿意无偿劳动，恐怕是

    单位不允许他拒绝。”她叹息道：“但公司负责劳务的人却说：‘(加

    班)是员工本人根据工作情况申请的……公司方面没有任何过错和责

    任。’现在的人喜欢说‘责任自负’，竟然连企业也是这种想法，真是骇人

    听闻。”

    还有一位母亲的儿子现年33岁，从事金融相关工作。这位母亲对儿

    子的工作状况表示忧虑，并说：“(他)被迫连日加班，实在让人看不

    下去。连休息日都要去上班，到底算怎么一回事？他喜欢听音乐会、看

    美术展，却没时间去，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这跟囚犯有什么两样？有

    好几次都想劝儿子辞掉工作算了。”“要更努力地工作，日本人!”

    员工不仅被强制无偿加班，还有人“过劳死”。即便如此，经营者仍

    然认为员工应该“更努力地工作”。《日经商务》特辑“要更努力地工

    作，日本人!”(2003年1月27日)采访了日本电产公司的社长永守重

    信，据说他每天“早上6：50就到公司上班，比任何一个员工都早。每天

    工作16个小时，周六、日也不休息”。该特辑引用了永守重信的一段

    话：

    有人说日本人工作过度，但这是过去的事了。我认为现在欧美

    人工作更勤奋……这一点在国际航班上最为明显。在飞机上，怕吃

    亏的日本人会要酒来喝，喝醉了就睡过去。而欧美人呢，直到登机

    之前都在用手机沟通工作上的事，上了飞机则会打开笔记本电脑继

    续工作，要么就是专心阅读与工作相关的文件。

    吉尔·A. 弗雷泽在《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岩

    波书店，2003年)一书中讲述了美国员工在旅途中和出差时如何工作

    (本书第二章会详细介绍这本书)。书中提到了很多例子，比如：不仅

    在宾馆游泳池边，甚至在游泳池中都能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再比如，放

    有旅行者换洗衣物、笔记本电脑、充电电池、手机、存储软盘、数据

    线、复写纸等一整套工具的行李箱式移动迷你办公室。

    这绝非无稽之谈，上述永守重信的话也同样可信。尽管如此，日本

    员工早已筋疲力尽，不太可能比现在更努力地工作了。证据之一便是前

    面提到的《日经商务》，该刊在同一期上还刊登了第二特辑，名为“员

    工之病就是公司之疾”，其引言部分这样写道：“毫无疑问，现代商务人员的身心健康遭受了很大损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压力和长时间工作，当这种状态达到一个极限，就会不可挽回地造成过劳死或自杀等悲剧。

    如今，对各大企业而言，维持并增进员工的身心健康已成为运营管理上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高度资本主义催生出过劳时代

    世界各国的工作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呈减少趋势，之后这个趋

    势却突然停止，再次转变为逐渐增加。下一章将就此进行详细讲述。尤

    其是，连美国人、英国人也不辞辛劳地工作，甚至让日本人都相形见

    绌；而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女性也长时间从事高强度劳动，酷似所谓

    《女工哀史》中描写的那些日本女工在二战结束前的境况。这样看来，可以说全世界都已进入新的“过劳时代”。

    那么，过劳时代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本书认为，其原因在于当代资

    本主义的四大变化，换句话说，也即高度资本主义的四个特征。

    全球资本主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也被卷入世界范围的竞

    争，且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发达国家则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公司合理

    化和产业重组浪潮。从很早以前开始，美国和英国的企业员工就出现了

    过劳倾向。即便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以缩短员工工时而著称的发达国

    家，工作时间减少的趋势也已转变为增加的趋势。在经济长期不景气的

    压力下，日本员工原本就有过劳的倾向。再加上许多工厂迁到国外、国

    内产业空心化的影响，他们不得不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日企员工进行竞

    争，由于这些国家的日企工资低廉、员工工作时间长，日本国内的日企

    员工也被迫下调工资并延长了工作时间。信息资本主义

    如今，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在几乎所有产业领域

    都掀起了变革。在这种背景下，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工

    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另外，笔记本电脑、手机、电子邮件等

    信息渠道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造成了工作无孔不入的情

    形。更有甚者，尽管信息通信技术一方面带来了新的专业性、技术性职

    业，另一方面却也使得许多工作简单化。这样一来，很多正式员工可以

    用非正式员工取代，雇佣关系就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消费资本主义

    在今天这个生活水平高、媒体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人们为了满足

    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或为了以消费竞争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

    位，必须得到更高的收入(或者找到工资更高的职位)，为此便不得不

    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这样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以

    24小时便利店和快递服务为代表的、追求便利性的服务型经济与信息化

    共同发展，改变了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经济活动的24小时化成为导致过

    劳的新因素。

    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放松对劳务领域的管控，劳务市场的流

    动性加强，不仅是年轻的自由职业者，中老年的小时工、兼职员工、派遣制员工等非正式劳动者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结果，随着劳务形式的多

    样化，工作时间也发生了两极分化。一方面，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满35

    小时的短时间劳动者人数增加了；同时，正式职工中，每周工作超过60

    小时的长时间劳动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多，30多岁男性正式职员的过劳趋

    势也因此而日益明显。

    下面，我们将按顺序分析上述高度资本主义的各项特征以及它们造

    成现代社会过劳现象的原因。另外，所谓“自由职业者”一般是指除学生

    和家庭主妇以外年轻的(15～34岁)兼职员工、小时工(包括派遣工)

    以及有劳动意愿的无业人员。但在本书中，“自由职业者”并不限于年轻

    人。“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是笔者的自造词，指的是以非正式员工为主

    要劳动力的资本主义。

    另外，这里所说的“高度资本主义”并非出自某位经济学家之口，而

    是从小说家池泽夏树那里借用的。在他的《白头翁和催债人》(朝日新

    闻，1998年)一书中，有一篇名为“东京式疲劳”的散文，其中讲到作者

    从冲绳来到东京后，不知为何总觉得很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东京

    到处都是字：“在我国这样的高度资本主义社会，要充分利用空间来刺

    激潜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不这么做简直就是一种罪过。”

    笔者相信，通过本书，读者将会理解为什么在高度资本主义社会，为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是，读者同

    时也会意识到，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

    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

    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第一章 遍及世界的过劳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逆流

    从工时缩短的时代到过劳的时代

    1969年，ILO在创立50周年之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为纪念获

    奖，ILO国际劳动问题研究所每隔一年与各国大学共同举办社会政策研

    讨会。日本第一次举办该研讨会是在2003年12月的1日至3日，地点在东

    京大学。来自伦敦大学的教授罗纳尔多·多尔是研究日本企业的专家，他在这次研讨会上作了题名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劳务新形势和意

    义”的演讲。他的著作《劳动的本质》(中公新书，2005年)就是在这

    次演讲的基础上经大幅修改和补充后形成的。

    多尔在演讲中指出，很多发达国家过去一直在缓慢而切实地缩短着

    工时，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却发生了逆转，工作时间开始

    变长了。塞缪尔·鲍尔斯和朴永进合写的论文从统计学上支持了这一观

    点，他们指出，就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荷

    兰、瑞典、英国等十多个国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工作时

    间越长，如图1—1所示。图1—1 世界各国工作时间的变迁(制造业)

    出处：Bowles and Park，2001

    在图1—1中，观察制造业工作时间的变迁可以发现，各国工时长短

    的转折点如下：英国是1982年；美国和加拿大都是1983年；意大利是

    1985年；挪威和瑞典是1988年；德国较晚，是1996年。

    约翰·M. 埃文斯等人为OECD制作了一份题为《OECD国家工作时长

    变动》(2001年)的调研报告，其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发达

    国家的工作时间停止减少；甚至可以从这份报告中确认，一些国家反而

    出现了工作时间增加的情况。报告还指出：

    就最近一年工作时长的变化而言，最显著的事实是，几乎所有

    OECD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的工时减少趋势所有放缓，有时甚至发

    生逆转。……综观20世纪90年代，工作时长出现增加趋势的是匈牙

    利、瑞典和美国；而就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新西兰、西班牙

    及英国而言，最近几年的工作时长几乎没有变化。虽然如此，埃文斯等人并不认为工时缩短的趋势已经结束。他们指

    出，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虽然有

    所放缓，但依然在持续；也有像日本、韩国这样近年来缩短了工作时间

    的国家。

    事实果真如埃文斯等人所说的那样，工时缩短趋势仅在一部分国家

    发生逆转，而其他国家的同一趋势虽然有所放缓，但基本上还在持续

    吗？还是如多尔所说，在世界范围内来看，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劳动时间

    缩短的趋势在这二十多年间发生了逆转，工作时长转为增加？笔者对照

    后面即将讲到的英美及EU(欧盟)各成员国近年来工作时长的变化发

    现，多尔所说的更接近现实。过度劳累的美国人

    2002年1月，《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增加了一万多个新词汇，其

    中之一就是来自日语的“karoshi”(过劳死)。这意味着过劳死已作为象

    征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词语为全世界所熟知，还意味着过劳死这

    一现象并非日本所独有，而是已经蔓延到全世界。

    在美国，“过劳死”一般被看作日本的“国家病”，其实不然。如

    今，“过劳死”也开始在世界其他国家肆虐。最先对这一社会现象敲响警

    钟的是朱丽叶·B. 斯格尔，她曾出版《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业余时间

    出人意料地减少》(窗社，1993年)一书。

    斯格尔在该书中指出：“专家普遍预测，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工

    作时间会减少，但这一预测是错误的。”在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

    20世纪80年代末，劳动者的生产率提高了两倍以上。换言之，在20世纪

    80年代末，劳动者只需一半时间就能生产出40年代末人们拥有的全部财

    富和服务。因此，从单纯数学运算的角度来说，每天工作4个小时是有

    可能的。在专家的头脑中，过劳已成为过去时，与当代社会无缘。1967

    年，在美国参议院小委员会上，有的议员甚至勾勒出了这样一幅蓝图：

    到20世纪90年代，实现每周4天工作制(每周休息3天)，每周工作22小

    时，每年劳动6个月，或者将标准退休年龄提前至38岁，等等。不仅如

    此，还有大量论文和专著讨论过多的自由时间和闲暇时光的威胁。早在

    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名为《我们后代在经济

    上的可能性》，文中指出：到下个世纪，一旦贫困问题得到了解决，享

    受闲暇的时代就会到来，人们会为闲得无聊而烦恼。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其实恰恰相反，工作时间减少的趋势并未持续

    太久。不仅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势急转直下，到20世纪90年

    代初，人们已开始热议过劳问题(over work)。与此同时，电视、报

    纸、杂志也开始讨论工作时间的问题。

    基于这一现实，斯格尔认为，美国已经进入了过劳时代。笔者根据

    美国3月进行的“人口动态调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相当于

    日本的“劳动力调查”——制作了表1—1。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0世纪60

    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人的全年工作时间增加了163个小时。

    表1—1 美国全年工作时间的变化(单位：小时)

    出处：朱丽叶·B. 斯格尔，《过度劳累的美国人》

    另外，美国的全年工作时间在最近几十年间由缩短转为增加。这一

    点从B. 布鲁斯顿和S. 罗斯制作的图1—2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就该图而

    言，全年工作时间随着经济周期循环出现一定的振幅，1967——1981年

    出现了减少趋势；之后形势发生逆转，从1983——1996年，出现了非常

    明显的增加趋势。图1—2 美国全年工作时间的变迁(25～54岁)(1967——1996年)

    出处：Bluestone and Rose，2000双职工工作时间的增加及家庭与工

    作的矛盾

    斯格尔的《过度劳累的美国人》问世后，研究工作时间的专著如雨

    后春笋般不断出现。2004年，雅各布和格尔森合著的《时间分配矛盾

    ——工作、家庭和性别不平等》(2004年，无日译本)就是一部优秀著

    作。该书对近年来美国工作时间的变迁作了统计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最近在日本受到热议的工作时间的两极分化现象在美国也日趋明显，长

    短两极的劳动者出现增加趋势。

    由图1—3可知，1970——2000年，在每周工作不满30小时的短时间

    劳动者中，男性从5%增至9%，女性由16%增至20%；另一方面，在每

    周50小时以上的长时间工作者中，男性从21%增至27%，女性由5%增至

    11%。

    图1—3 美国工作时间的两极分化(1970——2000年)出处：Jacobs and Gerson，2004-a

    现阶段，每4名男性中有1人多、每10名女性中有1人多的每周工作

    时长在50个小时以上，属于程度较重的过劳状态。以每周50小时以上的

    比例来看，男女过劳倾向都比较明显的，按职业来分，有管理人员、研

    究人员、技术人员；按学历来分，都是大学毕业生；按人种来分，都是

    白人，总的来看都是中产阶级上层的白领(见表1—2)。

    表1—2 美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工作时间，2000年(单位：小时，%)

    出处：同图1—2

    就男女的过劳状态而言，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双职工增加导致“夫

    妻合计工作时间”增加，进而导致职场生活和家庭生活时间差距拉大。

    1970——2000年，双职工(18～64岁)夫妻占所有夫妻整体的比例

    从36%增至60%。另外，双职工夫妻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同一期间由78小时增至82小时。变化最为显著的是每周工作时间超过100小时的夫

    妻，就其比例而言，在同一时期，占所有夫妻的比例由3%增至9%；占

    双职工夫妻的比例由9%增至15%(见表1—3)。也就是说，夫妻都从事

    长时间工作的家庭相应增加了。

    表1—3 18～64岁的美国夫妻合计每周工作时间(单位：小时，%)

    出处：Jacobs and Gerson，2004-b

    注：这里所说的合计工作时间为非农业部门的夫妻受雇工作时间，不含家务工作时间。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雅各布和格尔森在其著作中说

    的“时间分配矛盾”，分别表现在职场生活和家庭生活之间、男性和女性

    之间、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人之间。比如在育儿方面，有孩子的夫妻在

    时间上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那些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在育儿上的劳

    动者，与没有孩子的劳动者相比，工作时间越长，在工作上便越处于不

    利地位。白领职场也沦为“血汗工厂”

    一般来讲，过劳现象在工厂第一线的蓝领工人中比较普遍。而近年

    来，专业技术职位、管理人员、办公室人员、销售人员等白领阶层也出

    现了过劳问题。其背景是这二三十年来的美国经济形势和企业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肆虐，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美国经济困难

    重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终停滞不前。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

    本等资本主义强国竞争加剧，企业之间并购、重组频繁。从这一时期开

    始，由于就业压力很大，美国企业界的老板们开始叫嚣：“员工人数太

    多，福利待遇过于优厚，都被惯坏了。”于是，企业和公司纷纷裁撤冗

    员，削减人工费用，以成为“精简型”企业为目标而进行经营方式的改

    革，正式开始缩小企业规模。二战后，劳资关系的主要特征就是雇主实

    行温情主义经营方式，其三大支柱是雇佣关系稳定、给予员工较多的闲

    暇时间、企业福利待遇优厚。而如今，这些都被抛到脑后，美国企业纷

    纷实行让日本人也相形见绌的严酷的经营方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电脑、手机、电子邮件等通信工具的不断

    普及，与其说工作变得轻松了，不如说人们的精神压力增加了，私生活

    时间不断被工作挤占。单位提高了工作要求，加大了劳动强度，甚至辱

    骂、欺凌员工。此外，员工因为疲劳和担心被解雇而变得自私自利，集

    体意识淡薄，职场人际关系险恶。其结果，便如同吉尔·A. 弗雷泽在其

    《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岩波书店，2003年，原文

    书名为《白领血汗工厂》)中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写字楼沦为了白领阶

    层的血汗工厂，其劳动条件的恶劣程度不亚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

    立的血汗工厂。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伊布拉希姆·瓦德在2002年3月的法

    国《世界外交论衡》杂志上发表“成为社区的美国企业”(斋藤佳久见

    译)一文，在文章中对让员工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美国企业进行了剖

    析，可以看出他们的做法和日本企业如出一辙：

    就像新兴宗教一样，企业通过研修讲座、修养会、全体会议等

    方式，持续不断地“教化”员工，并向他们灌输集体价值观，在热

    情洋溢的口号声的熏陶之下，员工的批判精神被削弱了。人们一遍

    遍地复述表达公司目的和使命的“公司训言”，其状宛如教理问

    答；员工高喊口号、唱“公司歌”的情形，则让人联想到军队和运

    动会。此外，员工还要穿上印有公司标志的制服，这些措施都旨在

    潜移默化地培养员工对公司的献身精神。

    《芝加哥论坛报》是最早将“karoshi”一词向世界传播的海外媒体之

    一。1988年11月13日，《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名为“日本人为工作而

    活，为工作而死”的文章，详细报道了椿木精工(现在的椿木中岛)员

    工平冈悟因过劳致死、其遗属通过拨打“过劳死110”而获得日本第一起

    工伤认定的事件。当时，对美国人来说，过劳死不过是发生在太平洋对

    面国家的事情。而现在，美国劳动者也无法独善其身了。

    《新国际人》是一本专门刊登并研究世界劳务状况和贫困问题的社

    会学杂志。马修·莱斯是一名活跃在纽约的新闻记者，他写了一篇名

    为“美国人的过劳死”的文章，发表在《新国际人》2002年3月版上，文

    章指出：美国人对于工作的“强迫观念”已经成了一种传染病，由于工作

    过度而将员工逼到死路，甚至搞得人家家破人亡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日

    本，在美国也是一样。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北楼首先遭到恐怖分子操控的飞机撞击。据马修·莱斯说，此时，投资银行KBW的乔安·菲尔德曼正在北楼

    88层的写字间工作。当她拼命顺着楼梯往下跑的时候，还听到楼内广播

    说：“员工们赶紧回去工作。”要是听了这种荒唐的命令，“早就没命

    了”。另外，据日语网站“这里是IT宣传室”的“US Report”(美国报道)

    报道，尽管在“9·11”恐怖袭击中，投资银行KBW有67名员工丧生，但公

    司经营却从恐怖袭击造成的损失中恢复了过来。股价至上主义经营模式是过劳的原

    因之一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迎来了长期的繁荣。然而，在此期间，大企业也在反复地、频繁地

    进行企业重组和人员削减。在这一背景下，白领阶层的处境相当糟糕，企业虽然不断裁减人员，员工工作量也愈来愈大，但工资反而下调，各

    种津贴和福利也被削减了。此外，兼职人员、派遣制员工、外包人员等

    非正式员工不断增加，一些人的工作被抢走，另一些人的工作则变得十

    分不稳定。

    美国大企业的雇佣关系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与股价至

    上主义的经营理念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也被称为“MA(注：即企

    业并购的)十年”，风靡这一时期的经营理念是股价至上主义，股票市

    场对公司股价的评价是企业经营者最关心的事情，他们重视股东利益，股价的提高是企业最为优先的任务，这一倾向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明

    显。从股市的反应来看，一旦企业坚决进行大规模裁员，由于经营成本

    下降，短时间内就会增加利润并提升股价，因此，缩小规模便理所当然

    地受到企业的欢迎。

    这一时期，美国的企业经营者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高额报酬。前文提

    到的吉尔·A. 弗雷泽在书中指出：“过去20年间，公司董事的薪酬大幅度

    提高，与此同时公司却在不断裁员，这种不平衡的现象着实令人震

    惊。”“1978年，美国主要企业领袖的报酬大约是员工平均工资的30倍，而在17年后的1995年，他们的报酬是员工平均工资的115倍以上。”在美国，人们为了准备退休后的养老钱，包括储蓄金和养老金在内

    的个人资产有近一半都被直接或间接用来投资股票。因此，尽管员工中

    持有股票的阶层对CEO(最高经营者)得到的巨额薪酬感到不满，但是

    在20世纪90年代，只要股价持续上升，他们就甘心忍受着裁员和下调工

    资的痛苦。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之中。在股票市场

    的巨大压力下，大企业竞相反复裁员，不断下调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

    遇。2002年版的《劳动经济白皮书》就股票市场压力和企业裁员的相关

    性论述道：

    迄今为止，我国企业裁员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经营状况恶化。另

    一方面，企业管理(以与股东的关系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方式)和围

    绕企业经营的各种环境一旦发生变化，有的企业就会开始改变员工

    录用策略，即便经营上的危机还未显化，有时也会从战略的角度进

    行裁员。近年来“main bank”(注：企业资产管理与借贷的主要

    对象银行)的影响力逐渐下降，股东的影响力逐渐提高。在这种情

    况下，股票市场对企业股价的评价显得至关重要，企业不得不放弃

    长期稳定的经营模式而去追逐短期利润，拉升股价，讨好股东。在

    经济衰退期间，不得已削减过剩的劳力，减轻经营上的负担。

    《劳动经济白皮书》认为，“并没有明确数据表明”股市压力下

    的“企业管理与雇佣战略的变化是裁员增多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认的

    是，在日本，股价至上主义经营理念的抬头导致劳动条件恶化，助长了

    过劳现象的发生，这可以从近年来大众媒体对企业产业重组和裁员的报

    道中得到印证。过劳和过劳死在英国也成了一大问

    题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英国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之中。从那时

    起，“英国病”这个词开始流行，它的含义是“社会保障制度过于完善，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下降，经济增长陷入僵局”。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

    一张标签，在当时就缺乏可靠的根据。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很多日本人

    都觉得“英国人比日本人更重视休闲和劳逸结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时至今日，旅游手册和旅行散文还在讴歌英国是一个“节奏很舒缓的休

    闲型国家”。然而即便是现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人的工作时

    间也绝对是最长的。

    2002年，隶属于英国贸易产业部(DTI)的“平衡工作与生活——劳

    逸结合运动”小组实施了工作时间调查，从这项调查结果可以对英国企

    业员工的工作情况有个大概了解，详情如下。

    在受调查的企业员工中，每6个人里有1个(16%)回答“每周工作

    时间在60小时以上”。与此相比，2000年实施该项调查时，所有企业员

    工中，8个人里只有1个人(12%)每周工作时间在60小时以上。

    在2000年调查时，每周工作时间在60小时以上的女性比例为16个人

    中有1个人，而在2002年调查时则为8个人中有1个人(13%)，比例大

    大增加。

    有34(75%)的企业员工加班，而其中只有约13(36%)得到了

    加班费或者调休。在30～39岁的企业员工里，5个人中有1个(21%)每周工作时间在

    60小时以上，感到压力很大的企业员工的比例是5个人中有1个

    (19%)，而其中感到压力最大的是35～39岁的企业员工。

    男性企业员工5个人中有1个(19%)因为压力大而去看医生，其中

    40多岁的人高达14(23%)。

    如此辛苦的劳动状态让人一时难以置信，以这种劳动强度来看，就

    算出现过劳死也不足为怪。实际上过劳死已经成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

    题。证据之一是TUC(英国工会会议)主办的以健康与安全(工伤与职

    业病)为主题的专业杂志《灾害》。该杂志在2003年夏季刊上以“Drop

    Dead”(猝死)为题发行了一期“karoshi”(过劳死)特辑，其中指出21

    世纪的主要职业病是心脏停搏、自杀和脑梗死等，并介绍了英国的医

    生、护士、教师、邮政工作者等人群的过劳死和过劳自杀案例。

    医生西德·瓦特金斯因为“疯狂”工作，身体不支而死亡；教

    师帕梅拉·莱尔夫因为压力过大、劳累过度而自杀身亡；精神保健

    科护士理查德·波科克、邮政工作者加麦因·李也是过劳死。这些

    人都是因为工作强度和压力太大，不堪忍受而离世的。

    上述特辑在引用贸易产业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指出：“根据去年英

    国政府所作调查发现，工作时间极端长的人群剧增，数百万英国企业员

    工正在接近过劳死红线(karoshi zone)。”

    日本的“劳动力调查”显示，2002年，每周工作时间在35小时以上的

    企业员工中，6个人里有1个人(16%)的每周工作时间在60小时以上。

    刚才的数据说明，英国的企业员工和日本的企业员工一样正在从事长时

    间工作。英国的过劳死和过劳自杀现象已成为一项社会性问题，换句话说，英国社会出现了“日本化”的趋势。

    在上述调查中，“大地调查公司”通过电话采访的形式对58位企业员

    工进行了调查，由于样本太少，其结果不能被视作代表整个英国企业员

    工工作情况的数据。有鉴于此，我们通过更具综合性的劳动力情况调

    查，制作了表1—4。

    表1—4 欧洲各国的每周工作时间(2003年)

    出处：European Labour Force Survey(欧洲劳动力调查)，2004

    注：因为样本较少，括号内的数据可信度不足。

    如表1—4所示，英国全职企业员工的工作时间明显高于其他欧盟各

    国。就全职企业员工的工作时间而言，欧盟15国平均为40小时整，只有

    英国为43小时，多出了3小时。英国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显示，2002

    年春季，按行业分，全职企业员工每周工作时间如下：管理层、高级职员为46小时；专业技术人员为46小时；所有行业平均为43小时。

    欧洲多数国家每年有6个工作周(30日)以上的带薪假期；而英国

    仅为4个工作周(20日)。因此，在欧洲各国中，英国企业员工不仅平

    均每周工作时间长，一年中享受的休假时间也最短。而且，尽管工作如

    此辛苦，英国劳动人口的人均GDP(国内总产值)在欧洲各国中却仍处

    于最低水平。德国的劳资双方就延长工作时间达

    成协议

    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中，德国企业员工的工作时间是最短的。然

    而，德国经济长期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德

    国人工作时间减少的趋势见停，甚至出现涨幅不大的增加趋势。雇主开

    始倡议，在实施裁员和削减奖金的同时也延长工作时间。对此，工会方

    面则以罢工进行抵制，总算维持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然而具体到各个

    企业，许多工会由于抵制不住雇主的攻势，不得已接受了比以前差的工

    作条件。

    根据劳动政策研究及进修机构(日本厚生劳动省下属的独立行政法

    人)所设网站“海外劳务信息”统计，德国金属产业在2004年2月缔结的

    劳动协约中，维持了现行的每周35小时工作制，与此同时，劳资双方达

    成协议，针对具有高级技能资格或者高职位的员工，可以让其中50%的

    人每周工作40小时。此前的协约规定可以让全单位18%的人每周工作40

    小时。对雇主或者说经营方来说，通过这次修改劳动协约，延长工作时

    间的适用对象范围扩大了。

    据上述“海外劳务信息”网站所载，2004年6月，最大的电器生产商

    西门子和IG金属(德国金属产业工会)签订协议，规定将北莱茵—威斯

    特法伦州两个手机工厂4000余名员工的每周工作时间延长至40小时。虽

    然延长了工作时间，但并未相应增加工资，若换算成时薪，事实上是降

    薪了。除此之外，还废除了圣诞节奖金及带薪休假，统一为绩效奖励。

    工会接受上述条件，作为交换，经营方保证今后两年内不解雇员工。大型汽车制造商戴姆勒—克莱斯勒的经营方提出“削减50亿欧元经

    费计划”。2004年夏季，劳资双方围绕这一计划展开了较量，结果双方

    达成了以下协议：雇主答应撤销裁员6000人的计划，并承诺今后8年内

    不会解雇员工。以此为交换，在工作时间的问题上，工会同意雇主以2

    万名技术人员、研究人员为对象引进每周30～40小时的弹性工作制；食

    堂、工厂的安全管理等服务部门引进每周39小时的工作制；以每年2天

    的休息日替代每小时5分钟的休息时间，每年削减休息时间30小时。但

    生产部门的工作时间并未延长。

    2005年1月，西门子和德国金属产业工会就8000名员工的工作时间

    由每周35小时延长至37小时一事达成协议，而并未相应提高工资。

    由此可知，近年来，德国延长工作时间的倾向非常明显。然而和日

    本、美国相比，德国依然是工作时间较短的发达国家。针对经营方提出

    的延长工作时间计划，工会方不惜以组织罢工进行抵制。虽然具体到各

    个工厂和行业，有的因为无法承受经营方的压力而不得不接受了比以前

    差的劳动条件，但需要注意的是，从整体来看，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大

    框架并没有发生变化。法国出现修改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

    动向

    和德国一样，法国也以工作时间短而闻名。然而，最近，经营方也

    开始主张延长工作时间。法国缩短工作时间的历史很长，可以上溯到

    1936年的法国人民战线内阁时期，当时制定了一部《休假法》，其中规

    定每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每年两周带薪假期。近年来，1998年6月，法国制定了《有关缩短工作时间的定向方针和相关激励措施法》2000年

    1月，又通过制定《通过谈判缩短工作时间法》来修改劳动法典，引进

    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

    然而，上述“海外劳务信息”网站显示，如今，法国也出现了修改35

    小时工作制的迹象。2002年春，拉法兰组阁并执政后，于该年末将法定

    加班时间从每年130小时延长至每年180小时，对员工人数少于20人的小

    微型企业，停止实施每周35小时工作制。进而，拉法兰首相于2004年12

    月提出了制定工作时间制度弹性化法案的方针。

    2005年2月，开始审议《工作时间制度弹性化法案》，该法案维持

    了每周35小时工作制，并宣称“本法案使希望增加收入的员工能够长时

    间工作”，实质上是为实施包括规定时间外劳动(加班)在内的“每周40

    小时工作制”铺平了道路。该法案将现在法律允许的一年加班180小时的

    上限提高至一年230小时，进而规定超过每周35小时的工作部分可以折

    成现金收入或者调休。另外，就员工少于20人的小微型企业而言，可以

    在每周36～39小时范围内，将包含加班时间在内的工作时间上限提高

    10%这一现行特例延长3年。迄今为止，始终致力于推进缩短工时的在野党社会党、工会等组织

    以“会增加失业者”为由，一直反对这部法案。据2005年2月5日的《朝日

    新闻》晚报报道，在法国最近实施的舆论调查中，18%的人赞成修

    改“每周35小时工作制”,77%的人反对修改这一制度。2005年3月10日，在法国全国115个城市爆发示威游行，有100多万企业员工参加，要求维

    持“每周35小时工作制”、涨工资并禁止擅自开除员工。尽管如此，法国

    国民议会(下院)还是于2005年3月22日通过了允许弹性运用每周35小

    时工作制的法案。不过，工会依然强烈抵制议会的决定，劳资之间关于

    每周35小时工作制的攻防战今后还会持续。工作时间争论的国际化

    经营者和员工、经营者团体和工会就工作时间问题争执不下的情况

    并非仅限于一国之内。欧盟计划就工作时间等劳动标准制定共同的社会

    政策。然而，由于各加盟国在法律、风俗习惯、国情等方面都有很多不

    同，各国之间也是争论不断。

    1996年，英国政府向总部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修

    改规定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的欧盟劳动法，欧洲法院决定

    对英国政府的这一诉讼不予受理，理由是该法院认为为了维护劳动者的

    健康，一周加班时间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比如一周的工作时间是40小

    时，那么加班时间最多为8小时。到了1997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

    胜，取代保守党掌握政权，该党致力于保障劳动者权益，限制雇主解雇

    员工，限制工作时间。工党执政后接受了欧盟共同社会政策，因其内容

    比英国国内法律对企业员工等劳动者更加有利。

    关于延长工作时间的问题，各国之间的争论不仅发生在欧盟内部，东欧各国、亚洲、非洲、中南美各国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也对此展开了争

    论，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

    前述德国汽车厂商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提出新的方案，如果工会

    一方不答应公司延长工作时间的提案，公司就要将新型小轿车的生产基

    地迁到德国西北部城市不来梅和南非。西门子公司也称，如果不能与工

    会就延长工作时间的事宜达成协议，就要将两个工厂的核心生产部门迁

    到工资低廉、工作时间长的匈牙利以及中国。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工

    会方极其不情愿，也不得不接受公司延长工作时间的提案。以西门子为例，在该公司的42万名员工中，有一大半都是国外员

    工，德国国内仅有17万人。越是如此，工作时间长短受全球化的影响就

    越大。工作时间的全球性竞争

    所谓全球化，是指以在多个国家进行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公司为中

    心，进行全球规模的企业活动，世界各地区、各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

    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更加紧密。互联网及其他信息通信技术的高度发展促

    进了全球化，这是和以前的国际化不同的地方。韩国、中国台湾、中国

    香港以外的其他亚洲地区的工业化也在不断发展，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

    义国家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中国也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也进入了

    新的世界性发展阶段。

    如今，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的跨国企业将工厂迁到中国等发展中

    国家，在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生产，再将由当地工人生产的商品出口到

    本国销售。这意味着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企业员工被迫直接和中国

    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工资和工作时间上进行竞争。

    在ILO的统计网站上，对亚洲区域2000年度制造业的工作时间进行

    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不论哪个国家或地区都比发达国家中工作时间最长的日本更长(见图1

    —4)。在ILO的统计网站上，可以看到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工作时间

    数据。据说在中国大陆，有些企业的员工每天工作11～12小时，也就是

    说每周平均工作50～60小时。图1—4 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制造业的每周工作时间(2000年)

    出处：ILO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LABORSTA Internet

    注：日本采用的是劳动力调查中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中国台湾的是

    将每日工作时间换算为每周工作时间后得出的数字；菲律宾的是1998年

    的数值。因为各自的统计方法不一样，不能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比较。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2003年“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结果概

    要”统计，就制造业而言，日本企业的国外生产比例达16%(跨国企业

    化的日企为30%)，为历史最高。由日本企业当地法人雇佣的员工人数

    达372万人，其中制造业为308万人，按照地区来分，亚洲为244万人，占66%，为最高。现阶段，日本的企业员工不论在就业上还是在工作时

    间上都要和国外员工进行全球化竞争。

    在以提供“企业的社会责任”(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相关信息为主的网站“CSR Archives”上，足达英一郎介绍了2004年12月

    16日《纽约时报》对中国“日企一万人罢工”事件的报道。其原因之一

    是“每天工作11小时(包括经常性的3小时加班)，而每月基本工资才

    484元(折合日元6000元左右)，工人们对此十分不满，从而爆发罢

    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就是在事务性工作和

    流通过程中，也在进行着业务和功能方面的国际统合与分工。结果，在

    美国出现了“离岸”(offshore)现象——软件开发、电话客服中心(消

    费者电话问讯受理处)、会计、法律等业务不断迁到国外，引起了争

    议。其中，印度对电话客服中心的贡献很大。与美国人相比，印度人的

    工资低廉，工作时间长，还能熟练使用英语。如果是用日语对话或许行

    不通。然而，《朝日新闻》(2004年7月20日晚刊)报道说：“因为中国

    人工费用低廉，日本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大量日语电话客服中心。”据说

    这些客服中心设在大连，录用日语娴熟的学生。这也是全球化的典型案

    例之一。

    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引擎之一是信息通信技术。下面一章将就信息通

    信技术对现代企业和劳务产生的冲击进行论述。第二章 家里家外都变成了职场

    ——信息资本主义的冲击

    信息革命让工作量增加、工作时间

    延长

    电脑、互联网等新型信息通信技术不仅是社交工具，也是生产工

    具。不论在工厂还是写字楼，人们曾经期待这些新技术能够减少工作

    量、缩短工作时间。然而现在，可以说它们的存在反而令工作量增加、工作时间延长了，其原因如下。

    第一，一方面，新型信息通信技术催生了从事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

    的新型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它也从多重意义上造成了工作

    或业务的标准化和简单化，使就业形式更趋多样、外包业务更易操作，这样，多数正式员工便可为非正式员工所取代。结果，很多员工失去了

    向来稳定的工作，雇佣关系也变得愈加不稳定了。

    第二，新型信息通信技术是减轻、省去工作量的强有力的工具，然

    而它同时也加速了业务运转、加剧了时间竞争，商品和服务种类多样

    化，经济活动出现了无国界和24小时化的趋势。所以，不论从整体上看

    还是就个人而言，工作量并未减少，反而是增加了。

    第三，按理说，新型信息通信技术能够加快业务处理速度并缩短工作时间，然而，因为网络将工作时空和生活时空连接在了一起，工作时

    间就有可能无限延长。如今，企业员工就算不在单位而在家里，公司和

    顾客也能通过电子邮件和手机把员工拉回工作状态。在公司，电子邮件

    堆积如山，员工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处理完后，回到家又有一大堆邮件等

    着处理。

    第四，新型的信息通信技术虽然是社交和处理信息的便利工具，但

    一旦它们进入企业环境，却容易给人们带来各种压力和健康问题。信息

    技术日新月异，员工不得不去适应它，于是形成了“不能被信息时代所

    淘汰”的强迫观念。企业员工长时间盯着电脑等播放器的显示屏，容易

    出现眼睛疲劳干涩、腰痛、肩周炎等VDT(Visual Display Terminal，视

    觉显示终端)障碍症状。工业革命场景重现

    按理说，技术进步应该减轻工作量、缩短工作时间，然而，实际上

    它却增加了工作量、延长了工作时间。这一状况并非始自今日。18世纪

    后半期至19世纪前半期，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当时的

    情况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相似之处。

    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工厂引进并普及了大机器生产，每小时的产量

    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但工人的工作时间却并未减少，生活状态也未得到

    改善。不仅如此，由于实现了机械化生产，很多工作不再要求男性劳动

    力拥有熟练的技能，工匠靠工具和手艺吃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从前多

    少还可以技艺为本钱，和老板讨价还价，如今也不行了。此外，由于机

    械化的普及，工厂开始大量招聘工资低廉的女工。为了生计，有的家庭

    甚至让孩子在工厂做童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担心失业，工人之间的

    竞争加剧。这样一来，在工会成立并致力于维持、改善工人的地位、岗

    位、工资和工作时间等工作条件之前，工人在工厂主面前便只能处于弱

    势。

    此前，工匠们虽然也要在老板的指挥下干活，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

    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掌控工作节奏。然而，在机械化经营模式下，工匠

    就沦为单纯的体力劳动者，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的管理权完全落入工厂

    主一方，工厂主能够依靠机器这一新型技术体系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

    在进行机械化经营之际，为了节约投入机器的资本，要尽量让机器

    长时间保持运转。另外，由于更新的、性能更高的机器不断出现，现在正在使用的机器有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必须加快机器的折

    旧，促进更新换代。基于上述原因，工厂在实行机械化的同时，也开始

    实行倒班工作制和夜班制，不分白天黑夜，工厂都在进行生产。即便是

    在本应为安息日的星期日，工人如果缺勤，也会以违反合同为由遭到厂

    方处罚。

    在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机器的威力，一天的工作时间不再受自然或

    者习惯的限制，工人们自然而然地被迫一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时间

    甚至达到70小时。

    然而，工作时间是受体力、精神状态、家庭情况和社会环境限制

    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不能再延长了。人类以一天24小时为周期生活，每天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睡觉、休息、吃饭、洗澡，等等。另外，还要有

    一定的时间用于社交、文化活动、教育、读书、娱乐和运动。若要经营

    家庭生活，还需要有育儿、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购物等做家务的

    时间。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时间，就无法参加社区活动、社会活动

    和政治活动。如果超过限度地工作或者被迫工作，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会

    急速恶化，精神也会受到损害，最坏的情况下家庭和社会都将无以为

    继。

    英国政府为了避免工人因超负荷工作而损害健康，从19世纪30年代

    开始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并缩短工作时间。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英国始

    终在这条道路上大步前进着，本书第五章将详细论述这一过程。总之，如果工作时间过长，要求过正常人生活的呼声将会在劳动者之间蔓延，并引起社会认识的变化。随之，劳工组织将提出相关要求，政府也将着

    手调整与工作时间相关的法律制度，或早或晚，缩短工作时间势在必

    行。这是笔者的看法。“电脑之子”麦当劳

    信息技术革命始自计算机革命。20世纪80年代初，电脑在家庭中的

    使用还处于萌芽阶段，在企业中的应用却已遍及工厂和写字楼。芭芭拉

    ·格尔森在《电子剥削工厂——电脑是如何将未来的办公室转化为过去

    的工厂的？》(1988年，无日译本)一书中对电脑时代的办公室做了这

    样的描述：

    乐天派的专家们曾经断言，办公室电脑象征着后工业时代的到

    来。它们消除了千篇一律的劳动，使我们都成了脑力劳动者。但

    是，一跨进办公室大门，你就能看到并排坐着敲击电脑键盘的女事

    务员。她们的工作早已程式化，与在工厂做组装一样单调乏味。

    据格尔森说，从过去的产业革命到科学管理方法(即通过研究时间

    和动作来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近代经营管理原理的实质就是将劳动

    过程中的管理权和决策权转移到更高一级组织，将熟练工人转化为非熟

    练工人。如今，同样的原理被应用到了写字楼办公室的白领阶层身上。

    也就是说，在引进电脑的同时，白领阶层逐渐被转化为不用花钱培训

    的、容易替代的、非熟练的、廉价的、低专业性的劳动者。

    基于这一认识，格尔森在《电子剥削工厂》中最先提到的是代表快

    餐领域“临时工产业”的麦当劳。1988年，麦当劳聘用了近50万名(现在

    达到100万名)十几岁的年轻人。当时，人们的工资水平较低，含有汉

    堡包、炸薯条和可乐的一份套餐价格为2.45美元，(而上述年轻人的)

    工资为每小时3.35美元(2005年高中生大约是每小时6美元，相当于700

    日元左右)。雇佣方以较为弹性的上班时间吸引应聘者，实际上却对时间要求相当严格。员工稍微迟到一会儿就会被炒鱿鱼，公司若要求延长

    工作时间或者加班，员工则不能拒绝。因为是时薪很低的临时性工作，很少有人长期在这里干。在麦当劳工作一段时间后辞职的美国人约有

    800万人，达到全部劳动力的7%。

    据格尔森说，如果没有电脑，这种“临时工产业”就不会存在。要想

    把麦当劳引以为傲的薯条炸成金黄色然后端给客人并结账，应该炸到什

    么程度、如何量化、如何迅速计算、工序如何程式化等难题都要靠电脑

    来解决。工序彻底程式化，员工没有任何进行猜测、自主判断或擅自解

    释的余地。

    乔治·理查在《麦当劳化的社会》(正冈宽司监译，早稻田大学出

    版部，1999年)一书中列举了麦当劳开发的一些装置：其一，当杯子里

    的饮料盛满的时候，感光器就会启动，自动停止软饮分配机；其二，炸

    薯条机器人在过滤网中放上要炸的东西，炸好之后，感光器会向系统发

    送信号，然后机器打开过滤网，烹调时还可以晃动过滤网。据理查所

    言，这些机制的目的都是不让员工有自行判断和决定的余地，让人像机

    器人一样地工作。

    不消说，数量庞大的加盟店、直营店的销售额和进货管理也要用电

    脑来进行。今天的高科技企业和外包业务的扩

    大

    由于电脑技术不断发展，产生了为数众多的新型专业技术人才，有

    的从事电子线路、周边设备等硬件的开发和应用，有的从事软件、程序

    的开发和应用。然而，如今，高科技带来的不仅仅是道拉克所说的拥有

    专业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由于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聘用方式渐

    趋多样化，业务外包也变得相对容易，于是产生了为数众多的非熟练工

    人，很多正式员工也可以用非正式员工替代。结果，许多劳动者失去了

    向来稳定的工作，雇佣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小时工、兼职员工、派遣制员工等非正式员工人数不断增加，这一

    现象在今天的高科技产业领域也很常见。在高科技工厂云集的硅谷，企

    业多采用业务外包形式。克里斯·本纳和艾米·迪恩对硅谷工程组织的相

    关研究表明，早在20世纪80年代，硅谷就将维护大楼、建造公园等周边

    业务承包给了外部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工资核算、人事管理、生产

    制造等工作都被承包给外部人士来做。其中，发展最快的是制造部门的

    业务承包。20世纪90年代末，某电脑公司从外部筹到八成以上零件、软

    件、服务等业务所需要的经费。

    承担外包业务的多数劳动者是以个人承包形式工作的、工资低廉的

    外来移民。他们没有任何保障，经常在自己家里以每小时5.15美元以下

    的计件工资从事电路板的组装工作。

    在美国，个人承包者也被称作“独立契约人”(Independent

    Contractor，简称IC)，据“劳动力调查”(CPS)统计，截至2001年，这一人群数量达到858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6.4%。一方面，所谓IC能充

    分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从事比较自由的工作，因而备受欢迎。另一方

    面，即便形式上是个人承包或者独立契约，能像个体户或者自由职业者

    那样，不受时间和劳动合同限制、通过专业技能和知识获得高收入的人

    仍是少数。从工作方式和薪金报酬来看，毋宁说独立契约者多数是低工

    资劳动者。最重要的是，尽管实质上是“雇佣契约”，但雇主为了逃避劳

    动基准和支付津贴、保障最低工资等法律义务，以“个人承包”之名

    行“虚假聘用”之实的也为数不少。(仲野组子，《美国的非正式雇

    佣》，樱井书店，2000年)信息化导致日本也多采用非正式员

    工

    最近，日本的派遣制员工和个人承包工作者人数猛增。据2001年的

    《劳动经济白皮书》统计，1994年度，日本整个产业领域的派遣制员工

    数量约为58万人，1999年度增加至107万人(可推测实际人数远高于这

    个数字，在2005年2月发表的厚生劳动省“2003年度劳务派遣行业报告统

    计结果”中，派遣制员工人数已达到约236万人)。至于个人承包工作

    者，尚无正式统计数据，因为他们和派遣制员工混杂在一起，很难掌握

    具体人数，但可推定至少有几十万人。该人群所分布的职业也是多种多

    样，如各种专业技术职业、各种居家自由职业者、送货人员、保洁、保

    安、销售人员、出租车司机和卡车司机等。

    派遣制员工、个人承包者等非正式员工聘用人数增加与信息通信技

    术的发展关系密切。这是因为，通过信息通信技术革新，许多工作实现

    了标准化，许多业务被交给外包公司，以前正式员工做的工作，现在非

    正式员工也能胜任了。

    其中，与信息通信技术关系密切的派遣制员工近年来人数增加最为

    显著。据刚才提到的《劳动经济白皮书》(虽然是稍早前的数据资料)

    统计，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派遣制员工人数是最多的，1998年，从事相

    关工作(软件开发、办公机器操作、办公自动化教育)的劳动者占所有

    派遣劳动者的46%。

    在信息通信相关业务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办公机器操作业务和软件开

    发业务。1998年，从事办公机器操作业务和软件开发业务的派遣制员工人数占与信息通信相关派遣制员工人数的88%，占所有派遣制员工的

    40%。另外，1998年，从事软件开发业务的派遣制员工人数占信息通信

    相关派遣制员工人数的10%。

    在所有派遣业务当中，办公机器操作业务不采用常规聘用制，而是

    采用注册制；相对而言，软件开发业务大多采用常规聘用制。“无所不在的网络”时代

    假若所谓信息社会就是指人们广泛使用能够联网的电脑和手机，那

    么当今社会名副其实地是一个信息社会。据日本总务省2005年版的《信

    息通信白皮书》统计，如图2—1所示，截至2004年年末，日本的网民人

    数达到7948万人，以6岁以上者为对象的人口普及率达62%，与1997年

    的1155万网民人数相比，增加了近7倍。2004年年末，在300人以上的企

    业中互联网的普及率为98%，办事处(5人以上)的互联网普及率达

    82%。

    图2—1 日本互联网普及率的变迁

    出处：2005年版《信息通信白皮书》

    注：2004年末的互联网普及率(62.3%)是用6岁以上的网民数7948

    万人除以该年10月的总人口估算值1亿2764万人得出的数据。

    DSL(数字用户线路，Digtal Subscriber Line)、有线互联网和光纤

    互联网等高速信息线路被统称为“宽带”。截止到2004年年末，在所有能够从自己家里通过个人电脑联网的家庭中，使用宽带的家庭占62%，是

    2000年年末(7%)的9倍。

    考虑到普及率，正如2004年版《信息通信白皮书》指出的那

    样，“无所不在的网络”——通过各种终端(个人电脑、手机、游戏机、电视等)，在各种场合(单位、家里，甚至路上)，“随时、随地、任

    何人”都可以使用，能够自由自在地交流信息——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正因如此，可以说信息通信技术取得的进步不仅改变了企业活动和人与

    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

    式。

    ITU(国际电气通信联盟)公布的测算显示，截至2003年年末，世

    界各地的互联网用户约为6亿8757万人。据推算，1992年全世界互联网

    用户约为1000万人。也就是说，互联网用户在10年间增加了近70倍。这

    无疑是互联网飞跃性发展的黄金十年。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被称

    作“.com企业”的风投公司为中心，互联网相关企业股价大涨，出现

    了“网络泡沫”现象。尽管在2000年上半年，与网络相关的股票暴跌，网

    络泡沫被挤破，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信息技术进步正在逐渐改变世

    界的征兆之一。

    从互联网用户数来看，世界互联网普及率因地区不同而参差不齐。

    大致而言，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上存在着巨

    大差距，这意味着国际上的“信息不对称”是一大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各国人均收入和实际工资水平相差较大，但这种差距并未原原本本

    地反映在互联网使用的差距上。有时虽然收入水平没有排在世界前列，但是工业化速度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互联网普及速度也会加快。

    据2004年版的《信息通信白皮书》统计，对各国(地区)的宽带普及情况进行比较后可知，2002年，宽带签约数的前十位国家(地区)分

    别是美国、韩国、日本、加拿大、德国、中国台湾、法国、英国、荷兰

    和中国香港，日本排第三位。但是，如果按照宽带人口普及率来算，顺

    序则分别是韩国、中国香港、加拿大、中国台湾、丹麦、比利时、冰

    岛、瑞典、日本、荷兰。日本排位降至第九位。

    中国的信息化发展十分迅速。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统计，2003年年

    末，中国的互联网签约客户数为7950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另外，据中国信息工业部统计，2003年10月，固话签约客户数为2亿

    5514万人，手机签约客户数为2亿5694万人，可见手机普及的势头很迅

    猛。迷恋手机和电子邮件的日本大学生

    据上述2005年版《信息通信白皮书》统计，截止到2004年年末，日

    本的手机签约客户数达到8700万人。从1995年年末至2000年年末，签约

    数从1020万人增至6094万人，年增长率为43%，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但

    是，从2000年年末至2004年，签约数由6094万人增至8700万人，年增长

    率仅为9%，2001年以后，签约客户数的涨势已大大放缓。也有人因此

    便认为手机市场已经接近饱和，无力增长了。

    手机在大学生之间的普及率接近100%。关西大学的学生部于2000

    年度进行了“学生生活实际情况调查”(为旧数据)，据称，(该校学

    生)手机拥有率为95%，电子邮件使用率为77%，个人电脑拥有率为

    79%，互联网利用率达68%。顺带一提，大东文化大学的学生部(学工

    部)进行了2003年度的“学生生活问卷调查”，发现(该校学生)手机拥

    有率为93%，和关西大学的调查结果相差不大。不过，其中手机邮件功

    能的使用率高达91%。近来，就是朋友之间也越来越多地用邮件互相联

    系。

    由于从关西大学获得了驻外调查的机会，2001年4——9月，我在纽

    约市住了一段时间。虽然美国的手机历史更长，但在2001年，日本手机

    的普及率已经高于美国，现在也仍然比美国高。然而，和日本相比，(在美国)在地铁、街头或者大学里用手机打电话的人并不多，他们使

    用的也大都是黑色的、较为朴素的机型，几乎看不到花哨的颜色。这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大学里，很少看到学生用手机。我向当

    地人询问原因，有人回答说是因为开始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了，有人说

    学生们忙着做作业、上课，有人说用自己的电脑就可以发邮件，还有人说对学生来说手机通信费用不便宜，等等。

    另外，日本和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不论是互联网还是电子邮件，与日本人相比，美国人更多在电脑上使用。这一点不仅是学生如此。据

    2005年版的《信息通信白皮书》统计，手机用户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比例

    在日本为79%，在美国仅为32%。这一数据的来源是2005年3月进行

    的“有关网络和百姓生活的调查”。从调查结果中日本和美国的电子邮件

    利用率可以发现，日本人使用电脑处理电子邮件的比例为94%，使用手

    机处理邮件的比例为88%，没有太大的差别；而美国人用电脑处理电子

    邮件的比例为96%，用手机处理邮件的比例为12%，两者相差悬殊。

    日本大学生对手机和电子邮件的喜爱，几乎超过对一天三顿饭的喜

    欢，正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在使用手机，尤其热爱带摄像头的手

    机。我问学生，如果忘带手机会有什么感觉？有的学生说“会很忧郁”，也有学生说“比没钱还难受”。

    笔者授课时也做过调查，学生们说每月的手机话费和

    PHS(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个人手持式电话)费用从3000日元

    至30 000日元不等。2002年，“Video Research”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按

    年龄层来分，每月手机话费和PHS费用花费最多的是20多岁的年轻人，约为人均9500日元。按花费的金额来分，65%的人集中在5000～15 000

    日元。

    如今，电脑、手机和电子邮件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

    便，成为通信的必需品。学生若没有电脑、手机和电子邮件，甚至会找

    不到工作。然而，虽然现在的学生从小便以玩游戏一般的心情来摆弄这

    些通信工具，对它们十分熟悉，但是，一旦参加工作，它们带来的却未

    必都是方便。近年来，学生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多通过互联网报名(索取资料)

    并提交应聘申请表(个人简历表)。企业通知学生面试、给学生发录用

    通知也大多通过手机进行。

    出版过《朋友们都比我过得好》(幻冬社)等作品的专栏作家上原

    隆采访了正在求职的女性学生，并将这些记录以微型小说的形式发表在

    幻冬社的网络杂志上。作者在其中描写道：最近有很多公司从大学三年

    级的11月份就开始召开录用说明会，第二年2月份达到高峰。到了4月

    份，渐渐开始有拿到录用通知的学生。一名大四女生到6月为止总共参

    加了42家公司的说明会，接受了25家公司的考试，却尚未接到一份录用

    通知。

    录用通知是通过手机电话或电子邮件来传达的。一到通知日，这名

    女生每隔一小时就要通过电脑检查一下邮件，外出时也总拿着手机，尽

    量不去手机信号服务区外。每到傍晚6点，就会心想“啊，没考中啊，结

    果还是没有通知”，心情就此陷入低谷。

    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3月份，她得了急性胃炎；5月份又患上了抑

    郁症。这些都是因为收不到录用通知，求职压力太大造成的。不过，不

    可否认的是，在求职阶段，通过通信工具随时与想去的单位保持“联

    系”，这也是导致她压力倍增的原因之一。自从有了通信工具，家里家外都成

    了职场

    一旦踏入企业社会，就再也说不出很喜欢手机和电子邮件这种话

    了。在那里等待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前面我们曾提到弗雷泽的《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

    人》，这本书是这样开场的：吉玛是一名负责市场营销的女性管理人

    员，她每天从纽约市中心的中央火车站乘坐下午5点29分的列车返回位

    于郊区斯卡斯代尔的住宅。罗纳尔多·多尔在他的近作《劳动的本质》

    (中公新书)中也介绍了这个场景。

    她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却并非为了享受5点后的下班时光。因

    为家里有小孩，所以只能5点钟下班。但是，即便离开了办公室，工作

    也还没结束。乘车的时候，她要往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还要用手机一

    个一个回电话。回到家，吃完晚饭，在孩子写作业或者看电视的时候，要查看语音邮件，再回很多个电话，还要经常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传真。

    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也常常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在睡觉前工作好几个

    小时。

    弗雷泽(在书中描述自己)从吉玛口中听到这些事，并附上了三年

    后——在书中最后一章——对吉玛的再一次采访。吉玛说，两三年前，她还有时间出去买午餐吃的三明治，回来之后可以和同事一起在会议室

    里吃。如今却连这个时间也没有了，只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一边吃

    一边打电话。不被电话打扰的时间只有短短一瞬——列车出了中央火车

    站，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从地下钻出来，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即便想用手机也用不成。

    《令人窒息的办公室》第四章主要讲述了信息通信新技术给工作方

    式带来的影响。在办公室和住家都能使用且能联网的电脑、笔记本电

    脑、电子邮件、手机、传呼机、电子笔记本等通信工具创造

    了“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商业工作制。如果没有这些通信

    工具，员工是无法满足公司要求的。

    弗雷泽在书中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据推算有700万美国人

    即便不坐班也要定期查看跟工作有关的电子邮件。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供

    应商“America Online”公司指示员工，只有法定节假日的前后三天(三

    连休)属于“E-mail Free Day”，其间员工可以不必查看电子邮件。也就

    是说，公司会在法定节假日以外的周末发送工作相关的邮件，员工当然

    应该经常查看。“浪漫的夜晚也白白断送”

    1994年11月，距今二十多年前，《日经电脑》上一篇题为“无论在

    家还是在外，被信息网覆盖的美国人都像工蜂一般忙碌”的文章介绍了

    美国《信息周刊》(Information Week)杂志上的一份调查报告。据这份

    报告称，有90%使用便携式信息终端的人表示“工作时间增加了”；66%

    的人说“和朋友、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84%的人说“在规定的工作

    时间以外也在工作”。该报告指出：“很多人因为传呼机、手机和调制解

    调器的存在而被工作拴住，一周要工作60个小时。”此外，这份报告中

    还包含了“缩短工作时间的工具令人大失所望”“再也不能按时下班”“浪

    漫的夜晚也白白断送”等小标题。自这份报告发表以来已经过去二十多

    年的时间，事到如今，日本也不能再置身事外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情况。2002年3月28日，ITmedia公司的网站

    上登载了一篇题为“电子邮件地狱？”的报道。这篇报道称其使用的数据

    是市场调查公司“Gartner Japan”经调查后提供的，文中指出：普通员工

    平均每天收到的电子邮件数为61.5封，用于处理电子邮件的平均时间为

    1.7小时，加上打开附件、操作应用软件的时间约为4.2小时。坐在电脑

    前的时间大概为6.8小时，其中约有六成时间都与处理邮件有关。另

    外，据该调查报告统计，回答者中有76%的人是在回家后处理电子邮

    件，80%的人是在自己家里处理电子邮件(包括休息日)，11%的人是

    在上下班途中处理电子邮件。

    2003年，Internet.com公司与Inforplant公司合作，从日本全国范围内

    选择了300名在各种工作场所使用电子邮件、手机的互联网用户为对象

    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有139人(46%)在正月、盂兰盆节以及其他法定假日也查看电子邮件(47人)，或一边走路一边打手机(92人)。

    2004年4月，日经BP公司的商务信息网站“手机On Business”的编辑

    部以该公司IT综合网站的注册读者为中心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因

    为工作关系而使用手机的人在3389名问卷回答者中占到了78%，其中为

    了公司内部联络而使用手机电子邮件功能的占55%；另外，在处理公司

    业务时，不使用公司终端设备而使用个人终端设备的人占到61%。

    在以日本白领阶层正式员工和管理人员为对象的调查当中，最引人

    注目的是“IT工作和职场结构所受影响的调查”(2003年5月发表)，2002年5月由联合总研(联合综合生活开发研究所)进行。此项调查的

    对象总数为4025人，包括2025名联合工会会员和由Diamond公司从数据

    库中随机抽选的2000名管理层人士，从中得到1543人的回答，有效回收

    率为38%。调查结果显示，在职场使用个人电脑的比例达回答问卷人数

    的99.4%(互联网接通率为96.8%)，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都在使用个

    人电脑。其中，有87.9%，即接近九成的人都在使用“个人专用的电

    脑”。

    这项调查还表明，IT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工作范围(职务领

    域)”越广，“工作量”越大，“工作速度”也越快。在家里也读、写工作

    邮件的人，工作时间也会相应增加。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和美国一样，日本也已进入没有互联网、手机

    和电子邮件就无法工作的时代，人们无论待在家里还是出门在外，都无

    法逃离职场。

    最近，由于超负荷工作和工作压力造成的过劳自杀事件有增无减，这与家里家外都变成职场的情况不无关系。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了NHK(日本国家广播电视台)《聚焦现代》节目制作的一期特辑，名

    叫“30多岁的人急速增加的过劳死和过劳自杀”(2002年10月16日播

    放)，该节目对最近5年内过劳死、过劳自杀者的67位遗属做了问卷调

    查并进行追踪采访。其中讲到一名负责空调维修的男性员工，因工作极

    端忙碌，最后劳累过度而死。据说他的手机经常接到工作相关的电话，上司还对他说：“手机要是打不通就扣你钱。”技术压力——不安症和上瘾症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克莱格·布罗德所著《技术压力》(池央耿、高

    见浩译，新潮社，1984年)一书，研究了电脑对工作的影响，是一部不

    可忽视的经典作品。

    网站“IT术语词典”就“技术压力”一词作了如下解释：“是由使用电脑

    而引起的神经失调症状的总称，指由于不会使用、不能够适应电脑而对

    技术产生的不安，或由于习惯使用电脑而产生的过分依赖。”上述词典

    进而对“技术不安症”和“技术依赖症”作了阐释。

    “技术不安症”：尽管不擅长操作，但却硬着头皮使用电脑，结果倍感压力，甚至身体状况也受到了影响。具体表现为心跳加

    速、呼吸困难、肩周炎、眩晕等自律神经失调症状，甚至会得抑郁

    症，这在因工作而不得不使用电脑的中老年白领阶层中较为常见。

    “技术依赖症”：是指因为不加节制地使用电脑导致的失调症

    状，没有电脑就浑身不自在，感觉和人交往很麻烦，此症状多见于

    年轻男性电脑爱好者。

    上述网络词典是以布罗德的《技术压力》为依据的，让我们先来看

    看他是怎么说的：

    电脑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快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电脑能够

    在瞬间准确地完成工作，于是我们期待它能缩短工作时间，让工作

    本身变得轻松，给予我们更多的闲暇。诚然，电脑能够缩短每个个

    体的工作时间，但整体上的工作量反而增加了。过去一天才能完成的工作，今天只需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就能完成，人们的时间观念被

    极度压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医院行政人员被淹没在电脑打印文件堆成的小山里，保险公司

    职员敲击电脑键盘的次数会被自动统计。对这些人来说，电脑是造

    成压力的罪魁祸首。至于那些使用电脑进行创造性工作的人，比如

    用光笔和VDT(Video Display Terminal，影像显示技术)设计建

    筑物的建筑家们，还有进行模拟飞行的航空工学技术人员，电脑也

    并未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变化或者平衡。

    在办公室职员中，因为电脑的普及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粉领阶层

    (属于女性的职业种类和领域)。由于实行了办公自动化，她们的工作

    被细分为数个子程序，因为难度下降，工资也随之降低了。

    因为时间感觉被扭曲，经营者也和处理日常杂务的一般员工一样患

    上了“电脑依赖症”。时间被电脑压缩、加速，一天、一小时、一分钟的

    意义和从前截然不同了。日程安排得过紧，管理层和一般员工一样，都

    在为了工作而疲于奔命。如今，公司高层在出差或者休假途中也要打开

    电脑，阅读下级呈上来的报告、参与各项决策。商用便携式电脑一经问

    世便大受欢迎，因为使用这种电脑可以在晚饭后和周末处理工作上的事

    情，实质上是变相地延长了上班时间。

    乍看之下，布罗德的《技术压力》一书是从电脑技术层面开始论述

    的，其实，他的文字处处强调“工作量过大”和“工作日程过密”，这一点

    不容忽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山崎喜比谷指出的那样，“技术压

    力”的根本原因是“过重的工作压力和长时间过密劳动”产生的“法向应

    力”(normal stress，物体由于外因而变形时，在物体内各部分之间产生

    相互作用的内力)，小仓一哉和藤本隆史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验证。软件开发现场：“加班理所当

    然”“假日也要工作”“抑郁症患者剧

    增”

    布罗德在其《技术压力》一书中指出：使用VDT(视觉显示终端)

    会导致眼睛疲劳和脖颈、肩周、手腕疼痛等不适症状，不可小觑。早在

    该书出版前二十多年，此类症状主要出现在被称作“VDT操作者”的劳动

    者人群中，而今天，这一健康问题已经扩展到所有职场白领员工的身上

    了。

    前文提到，联合总研曾做过一项题为“IT工作和职场结构所受影

    响”的调查，对IT相关工作频率、IT工作负担量以及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精神健康调查表而制作的整体健康状况问卷调查表

    GHQ(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IT相关工作频率越高的人、在IT相关工作中越是感到有负担的人，其精

    神健康程度越低。

    日本厚生劳动省针对14 000名(有效回收率为71%)办公室人员和

    销售部门人员进行的调查“平成十五年(2003年)技术革新和劳动的实

    际情况调查”(2004年8月发表)显示，因为使用电脑等机器导致精神疲

    劳、压力的比例在一般员工中为35%。按照平均每天的VDT作业时间来

    看，作业时间越长感到精神疲劳的比例越高，如果作业时间在6小时以

    上，这一比例会达到42%。

    在VDT作业过程中，感到有身体疲劳或类似症状的员工比例，比感到有精神疲劳或压力的员工比例要高，达到整体的78%。身体疲劳的具

    体表现为：眼睛疲劳、疼痛，占92%；颈椎痛、肩周炎，占70%；腰部

    疲劳、疼痛，占27%。

    既然在现实生活中，连信息技术的使用者都出现这样的状况，可想

    而知，软件开发人员的工作是多么辛苦。在与互联网工作相关的网站

    上，有个叫“编程者SE”的网页，上面充斥着“好累”“拼体力的活”“真想

    好好睡一觉”“加班天经地义”“假日也要工作”“数码土木工”(即IT技术

    员，是一种带戏谑意味的网络用语，相当于中文里的“程序猿”“IT狗”“码

    农”等)“过劳死多发”这样的字眼。

    《日经商务》2005年4月25日刊出一期名为“汽车、铁路、电机质量

    崩溃”的特辑，其中一篇名为“令人疲惫的工作现场，‘快要不行了’”的文

    章，以一家配合开发商参与竞争的软件外包公司为例，现场报道并分析

    了其员工的工作情况。

    这则报道的依据是日本经济产业省实施的“平成十五年度特定服务

    行业实际情况调查”(2004年11月公布)。据这份调查统计，“信息服务

    业”的年销售额达142 000亿日元，从业人员人数为567 000人，有7400家

    公司，50人以下的公司占整体的60%，超过500人的公司仅占整体的

    2.5%。上述报道就此解释说：“日本软件开发行业的整体结构呈金字塔

    形，一小撮大公司下面挂着无数小承包公司，底边非常大。”

    在这一金字塔底边从事软件开发的员工的境遇相当悲惨，“工作任

    务增加了，却不增加人手，工作堆积如山，只能在深夜和休息日加

    班”——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方式，或者说是被迫工作的方式。写这篇报

    道的记者在其采访记录中表示：软件开发第一线“抑郁症患者剧增”。造

    成这种情况的导火索正是长时间加班。本田(化名，46岁)是一位资深编程人员，在东京都内一家员工人数为50人的软件公司工作，对他来说

    每月加班50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快到交货期的时候还会超过100个小

    时。

    他所在的公司从事手机软件开发。手机终端设备竞争激烈，每年都

    有很多新机型问世，随之增加的众多新功能使软件变得越来越复杂。临

    近发售却突然改变样式的事情也不少，“每当交货期快到的时候，底层

    软件公司就得加班，节假日不休息，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地干”。同

    时，他们还不得不与人工成本比日本低很多的中国和印度的软件公司竞

    争。这就是日本信息服务产业第一线的情况。第三章 被消费改变的雇佣与劳动

    ——消费型资本主义的陷阱

    消费型资本主义的产生

    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劳动者根据雇主提供的工资率(每小时工

    资)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长。如果劳动者的工资率低，为了增加收入，可以牺牲闲暇时间，增加工作时间；如果工资率足够高，就可以减少工

    作时间，享受更多的闲暇时间。

    如果这个观点正确的话，一般来讲，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全国劳

    动者的平均工资增加的话，工作时间就会逐渐缩短。另外，就同一国家

    的同一时代而言，一般来讲，低收入劳动者比高收入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要长。然而，现实生活中却并非如此。二战后长期以来，日本经济发展

    迅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然而，即便是

    在今天，日本人的闲暇时间或自由时间也是发达国家里最少的。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人的工作时间大体上呈缓慢减少的趋

    势，之后，由于经济停滞甚至衰退，人们的工作时间反而开始增加了。

    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美国经济从长期的停滞状态中挣脱出来，出人意

    料地走向了繁荣，但人们的工作时间却仍在不断增加。

    从收入和职业来看，工资率越高工作时间越短、闲暇时间越长这一说法也是与现实不符的。日本总务省公布的“劳动力调查”显示，2004

    年，在日本公司长期雇佣的员工之中，“干部”的工作时间为2408小时，一般员工的工作时间为2308小时。这恰恰与刚才的观点相反，干部比一

    般员工的工作时间还多100个小时。在第一章我们讲过，以职业而言，管理类、专业类、技术类工作者，以学历而言，有大学文凭的人，以人

    种而言，白人——也即中产阶级上层白领——的过劳现象最为严重。换

    言之，现实是不论美国还是日本，高收入阶层比低收入阶层的工作时间

    更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朱丽叶·B. 斯格尔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对这

    一问题进行了解析，对我们启示良多。

    她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对美国长时间工作的实际情况

    及其原因进行了剖析，再度挑起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长期被人遗忘的

    关于工作时间的争论。斯格尔指出，造成美国人过度劳累的原因是“工

    作与消费循环”(work and spend cycle)。

    斯格尔所著《浪费的美国人》(岩波书店，2000年，原作1998

    年)，便是从劳动的对立面——消费，来论述这一循环过程的。在这本

    以美国社会“新型消费主义”为主题的书中，作者将现代社会称作“消费

    社会”或“消费型资本主义”，其动力在于现代消费的竞争性。她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大众的工资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以中产

    阶级为核心形成了大众购买力，以消费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

    式成为大众化现象，进而形成了消费型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美

    国和日本分别于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进入了消费型资本主义阶段。竞争性消费和“工作与消费循环”

    正如斯格尔所说，每个人在消费方面都有攀比心理，都喜欢和别人

    比富、向别人炫耀。下述专著分别从不同方面对消费行为的这种特性进

    行了阐述：①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1899年)，论述了有钱人

    的“炫耀性消费”；②杜森贝利的《收入、储蓄、消费者行为理论》

    (1949年)，以“与(邻居)琼斯一家的攀比”为主题展开了议论。和凡

    勃仑所生活的时代相比，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竞争消费的队伍。

    此外，与杜森贝利的时代不同的是，今天的人们已不仅仅是在和邻居攀

    比。

    当今社会，人们进行社交和竞争的场所从狭隘的邻里扩展至职场社

    会和健身房、美容院及各类为娱乐活动修建的商业设施。特别是随着大

    量女性进入劳务市场，攀比消费之风扩大到社区外部，消费竞争被触发

    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与从前相比，模仿别人、与人攀比已

    成为一种交流方式，与名牌意识相仿，这些行为变成了一种显示自我身

    份和社会地位的手段。

    如果一名工资不高的普通职员，开着价值500万日元(约合5万美

    元)的高级轿车，一般来讲，与其说他是图实用，倒不如说是讲排场。

    有的人戴着价值几十万日元的劳力士，不是为了看时间，而是为了炫

    耀。

    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只要经济上多多少少有些富余，就会在吃穿用

    度的每一个方面攀比，自己用什么东西、在哪家餐厅吃饭、假期去哪儿

    玩、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等等。现代消费的这一性质因广告业和大众媒体的发展而不断被强化。人们看到电视剧中人物的生活方式，看到屏

    幕里明星的穿着打扮，就会尽量向他们看齐。

    在美国，已婚女性的全职就业率高，学历和工资相当的男女结为伉

    俪的例子很多。因此，夫妻二人都是高薪资、有双份收入的家庭正在逐

    渐增多。由于很多家庭都是双职工，单职工或单亲家庭的人看到富裕的

    邻居去国外旅游、到高级餐馆就餐、在孩子的教育上大量投资，就算不

    情愿，也会忍不住和邻居攀比起来。

    在这种消费环境下，人们不认为过朴素的生活是美德，为了得到想

    要的东西，哪怕工作再累、工作时间再长，也会通过加班或者回家工

    作，尽量多挣些钱。即便如此也还是挣不到足够多的钱的话，就透支将

    来的收入，贷款或者用信用卡支付。要是有存款，也可能零取出来花

    掉。而这么一来，为了填补贷款和存款的大洞，就只有比以前更加努力

    地工作。

    今天，不论在美国还是日本，多数申请自我破产的案例是贷款卡造

    成的：信用卡刷卡过度、陷入多重债务，最终被迫申请个人破产。根据

    最高法院公布的数字，2003年，自我破产申请人数刷新了过去的最高纪

    录，达到242 377起。据说，这些人大半是因为还不起从信用卡或贷款

    卡借的高利贷而申请个人破产的。消费主义既铺张浪费也污染环境

    说到20世纪90年代，正是美国个人消费活跃、经济空前繁荣的时

    期。与之相对，日本个人消费低迷，经济被长期萧条压得喘不过气来。

    尽管如此，人们对名牌首饰、包、化妆品等奢侈品的追求却一点都没有

    减弱。

    据2003年版的《通商白皮书》统计，法国高级名牌路易·威登的日

    本法人“路易·威登日本”(Louis Vuitton Japan)未受日本经济状况的影

    响，2002年全年销售额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1357亿日元)。从20世纪

    90年代后半期开始，香奈儿、爱马仕、范思哲、路易·威登、麦丝玛

    拉、登喜路、乔治·阿玛尼、马克·雅可布、卡地亚、贝纳通等国外名牌

    和大牌设计师就开始在大阪的心斋桥和西梅田等地大规模地开店营业

    了。

    现在流行教育投资一词，“投资”消费也存在竞争现象。在日本，家

    长们经常为这些事情烦恼：什么时候给孩子买电脑？要不要让孩子学钢

    琴、上钢琴课？想让孩子进有名的幼儿园和学校该怎么办？今天，教育

    资源与住宅相似，都是最高价的商品，家长们只有参与竞争才有可能得

    到它。

    这样的消费竞争从性质上来说，就像无限循环的履带一样，永远得

    不到满足。不仅如此，人们消费越多就越感到不满足，越感到贫穷。究

    其原因，随着消费的增多，欲望也在膨胀，想要的东西越来越高级，若

    以新的消费标准来衡量，就会发现已经满足的欲望不过是其中很小一部

    分。这样一来，人们为了满足欲望，就不得不拼命地工作。这样的消费竞争不仅是为了虚荣和面子，也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

    若以这样的观点来看，那么花大价钱去买不需要的东西就具有了浪费的

    色彩。说到底，消费是指为满足需求而支出货币，而浪费性消费竞争会

    让人为了尽可能多赚一分钱而拼命劳动，不管情不情愿。挣了钱就花，为了消费而过劳，这就是斯格尔所说的“工作与消费循环”。

    过度消费导致过度劳累。不论以个人还是以夫妻为单位来看，人们

    的工作时间都被延长，自由时间被削减了。结果，人们的家庭生活遭受

    了损害，PTA(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家长教师协会)也好，社区

    活动也好，都受到了影响，社区公共事业无法顺利进行，进而危及社区

    生活的正常运转。

    现代消费主义对环境也是有害的。消费产生废弃物，人们买的东西

    越多，扔掉的东西也越多。各位读者的家里大概也有几台虽然没坏却再

    也用不到的文字处理机、个人电脑或者游戏机吧。

    消费主义的诱惑虽然与低收入群体无缘，但现实中，如果他们有了

    钱，也无法避免被卷入其中。如果经常买不起想要的东西，就难免产生

    无能、无奈、失落和绝望的感觉。这些感情最终将造成个人的不幸和社

    会性犯罪。美国是一个“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的国家，但我们

    不能忘记，它同时也是一个“穷忙族”(working poor)的国家，时薪非

    常低，低到有几千万人即便长时间工作，也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

    求[戴维·K. 希普勒，《穷忙》 (The Working Poor)，2004年，日译

    版预定由岩波书店近期发行]。

    在日本，即便是小时工、兼职员工等按小时计薪的劳动者，每周工

    作时间超过40小时的人也不在少数。“劳动力调查”对2004年年度平均工

    作时间作了调查，据称，年收入在100万～300万日元的阶层中，每周工作时间在40小时以上的有1094万人(占所有劳动人口的22%)。比如，时薪为850日元的小时工和临时工要想得到200万日元的年收入，即便全

    年无休，一周也得工作45小时以上，一年工作2300多小时。如果他们仅

    仅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生计，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话，他们是无力参

    与上述消费竞争的。“美好的交易时代”

    由前述可知，消费型资本主义具有延长工作时间的倾向。不仅如

    此，消费型资本主义还加剧了就业的不稳定性。罗伯特·B. 赖克在《胜

    者的代价——新经济的深渊和未来》(清家笃译，东洋经济新报社，2002年，原版2001年)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极有价值的论述。

    赖克曾于克林顿政府担任劳动部长一职，在任期内，他整日埋头于

    工作，既没有和家人交流感情的时间，也没有一个人独处的时间。一天

    晚上，他打电话给小儿子说，在他睡觉之前回不去了，但是第二天早上

    会跟他说“早上好”。儿子却回答说：“你回来就叫醒我，再晚也没关

    系。”就这样，赖克辞去了劳动部长一职，并根据自己的个人经验开始

    深入思考：“我们为了收入而工作，若说我们因此而变得富有，为什么

    我们的个人生活却这样贫乏呢？”带着这一问题意识，罗伯特写了《胜

    者的代价》。该书的中心思想浓缩在下面这段话中：

    作为买方的我们越容易选择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作为卖方的我

    们就越要吸引消费者、维持顾客、抓住机会、签订合同，并为此而

    拼命奋斗。结果，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越来越紊乱。

    这里所说的“作为买方的我们”和“作为卖方的我们”，大多数是靠工

    资购买消费品的劳动者阶层。正如赖克所说，我们既是消费者又是劳动

    者，现代社会使我们的生活陷入紊乱，但同时，我们也身处一个“美好

    的交易时代”。在互联网、卫星通信、光纤等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从前以商品为中心的经济转型成了以服务为中心

    的经济，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赖克书中出现的“New Economy”(新经济，最初指“经济周期消

    亡，经济持续增长”，现在指“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其原动力还是技

    术。在通信、运输、信息工程领域，技术进步之迅猛令人眼花缭乱，销

    售商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所有的企业、所有的组织为了生存下去，必

    须锐意进取，不断改革，削减成本、增加附加价值，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新产品和服务。因而，今天的消费者不论身在何方，都能迅速

    买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的、质量和价格都令人满意的商品。工作很辛苦，就业不稳定

    新经济让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发生了巨变。赖克谈到，过去的经济有

    三大特征——“工资稳步上涨，就业稳定”“劳动强度有限”以及“工资差

    距缩小，中产阶级扩大”。今天情况却完全不同了。稳定的工作只为一

    小部分人所拥有。一天8小时、一周40小时的工作制已经成为过去，取

    而代之的是一周7天×24小时的工作制。永不休眠的全球化市场要求商务

    24小时化。如此一来，人们的工作时间就要延长，工作强度也会加大。

    新经济的诸多因素驱使着人们从事长时间劳动。赖克指出，由于技

    术革命的飞速发展，就业不稳定性增大，竞争日趋激烈，新经济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速度是抓住消费者的关键。人们为了挽留顾客、提高速度、降低成本，不仅追求更长时间和更大强度的工作，还倾向于

    雇佣兼职员工、派遣制员工等工作性质更加不稳定的员工。消费者为了

    更快买到更便宜、更好的东西而进行竞争，同样会导致劳动时间的延长

    和就业的不稳定。

    贫富差距拉大，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在住宅、社区、学校及其他生

    活环境上的优劣分化越来越严重，金钱对人来说越来越重要，人们赚钱

    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几乎成了一种强迫症，这一切都助长了长时间工

    作制度的形成。要想钱够花，必须多赚钱；要想多赚钱，必须多工作。

    赖克指出，新经济造成就业不稳定，工作时间加长，贫富差距加

    大，甚至还会导致家庭的崩溃和社区的解体。更令人忧虑的是，置身于

    这种社会环境里，人们无法再过本分的生活。于是，为了缓和新经济带

    来的不公平和不公正、保障人们的正常生活，赖克提议采取各种改善措施。

    就如何化解长时间工作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危机，他提出了以下建

    议：其一，要求企业实行弹性化工作制度，让员工有时间承担家庭责

    任；其二，让需要照顾老人或小孩的员工带薪休假；其三，因为劳动者

    从事的工作属于有偿劳动，所以应建立制度，将劳动者本人必须负担的

    育儿或看护老人的费用作为“必要经费”，从所得税中扣除。

    单从上述内容来看，赖克似乎是在主张缩短并限制工作时间。然

    而，由于曾在一个管制较为宽松的时期担任劳动部长，他对工作时间的

    根本态度也是支持放松管制，而对于通过法律限制或者缩短工作时间的

    做法，他是持慎重甚至消极态度的。其原因在于，赖克认为“美好的交

    易时代”能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是无法放弃的；

    此外，人们要想享受富裕的生活，就必须长时间工作、赚更多的钱，为

    此便不得不放弃缩短工作时间的念头。

    以生产休闲服装著称的衣料公司优衣库在中国设厂，利用低成本的

    优势生产出低价格、高质量的商品，这样的经营战略对日本国内的工作

    时间和就业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案例有助于我们理解赖克的观

    点。如今，日本企业竞相将工厂迁至外国，特别是中国等东亚各国，大

    企业在国外开展生产的比例超过三成。日本企业在中国、泰国、墨西哥

    等工资低廉、劳动条件相对低下的国家生产商品，再进口到日本。这一

    点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但是

    对劳动者来说，就业机会减少了，工资也减少了，工作时间却延长了，虽然消费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总的来说仍是得不偿失。便利店和深夜营业

    消费者不仅对商品的价格和质量有所要求，同时也追求便利性，这

    也是导致工作时间延长、就业不稳定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这一点上，日本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和全国各地翌日达的上门送货服务虽然给消费

    者带来了方便，同时却也对工作时间和消费生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

    响。

    这并非新出现的问题。便利店的深夜营业和翌日达快递服务象征着

    消费者对便利性的过度追求。过度的追求催生了“just in time”制度(所

    需商品在指定时间送达的服务方式)，这种制度又催生了过度的服务竞

    争，从而妨碍了工时的缩短。20世纪90年代初，国民生活审议会一份题

    为《构筑重视个人生活的社会》的报告(日本大藏省印刷局，1992年)

    就指出了这一点。

    200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了“商业统计调查”，指出(全国)便

    利店总数(企业所属)约为43 000家，年销售总额约为69 000亿日元，就业人数约为64万人。最近，虽然在写字楼、医院、大学校园、宾馆等

    地都能看到新的便利店开张，而且日本的便利店还开始进军国外市场，但实际上日本国内的便利店增势是有所放缓的。

    2004年，约八成的便利店都是24小时营业，但在1991年只有两成，这样看来变化还是很大的。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之所以不断增加，一是

    因为日本政府放松了对零售业的管制，二是因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多种多

    样，生活时间发生了变化。再来，夜间活动人数不断增加与经济活动24

    小时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也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便利店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支撑这一产业的正是约占便利店从

    业人数八成的小时工和兼职员工。便利店，顾名思义，其特点就是便利

    性，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早上，正是因为那些在不同时间段倒班工

    作、为数众多的小时工和兼职员工，这种营业模式才得到保障。其实，不仅便利店实行“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制度，近年来，超市、百货店、快餐店、餐馆以及其他零售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也大幅度延长了营业时

    间。支撑这些行业的同样是那些以小时工和兼职员工为主的、为数众多

    的、不稳定的非正式劳动者。

    虽然从超市中分化出了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说

    一句“方便多了”。只要稍微动用一下想象力，就能明白在那里工作的人

    们过着怎样的生活(请参照序章中在超市工作的家庭主妇的稿件)。或

    者，看看下面这份稿件，你一定会心生疑问：“只要方便，什么都无所

    谓了吗？”

    我一个人生活，每天忙着上课、做课题、准备资格证考试，还

    要打工，一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晚上8点一过，冰箱里总是空

    空如也。这让我很为难，因为附近的超市都关门了。不过，最近新

    开了一家营业到深夜的超市，我很喜欢，经常去那儿买东西。

    因为以前也在超市打过工，所以我知道，到了晚上，收银员都

    会随身佩戴防盗铃，保安人员也会增加。此外，便利店和自动售货

    机彻夜运转，有人批评说，这样一来夜间电力消耗量增大，给环境

    造成了负担。深夜营业确实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真去了就会发现

    这个时间段店里根本没有几个客人。这难道不是在浪费能源和资源

    吗？不会诱发犯罪吗？我一边购物一边思考。对经营者来说，这样

    做也会增加人工费和成本，最后真的会有利润吗？(《朝日新

    闻》，2004年6月2日，女大学生，京都市，20岁)快递的便利性与过重劳动

    与便利店和超市相似，快递服务的经营优势也在于方便。通过指定

    时间段的翌日送达服务，人们可以将快递寄往日本国内几乎任何地方，若是近距离快递，则可实现当日送达。日本国土交通省“快递服务业

    绩”调查显示，1985——2003年，快递(卡车运输)的货物件数从4亿

    9300万增长到了28亿300万(新邮局新邮包除外)。除此之外，快递服

    务也参与信件投递，2003年度，信件投递业务量达到13亿4500万册。

    快递业以工作时间长而著称，眼下虽尚无专门的快递业工作时间统

    计，但公路货物运输业的工作时间可参考厚生劳动省的“每月劳动统计

    调查”：不包括无偿加班在内，每月有偿劳动时间达184小时，每年工作

    时间达2300小时(2003年平均值)。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统计，包括无偿加班在内的实际工作时间为每周50小时，每年2600小时。其

    中，男性员工的工作时间为每周53小时，每年工作时间达2700小时以

    上。在从事公路货物运输的男性员工中，仅就负责快递收货、送货等工

    作的“销售人员”而言，每周平均工作时间竟长达56小时，换算成每年工

    作时间约为2900小时(2004年平均值)。

    2004年，所有产业的年平均工作时间约为1700小时。按照这个时间

    计算，快递行业的加班时间为一天5小时，一周25小时，一个月100小

    时，一年1200小时。本书序章开头曾提到，厚生劳动省指出：“若规定

    时间外劳动或假日劳动的平均工时超过每月100小时，或者在2～6个月

    里，每月平均工时超过80小时，就属于超负荷工作，可能会引发心脑疾

    病。”换句话说，这就是过劳死的警戒线。按照这个标准，包括快递行

    业在内的公路货物运输业的“平均”工作时间已经超过了过劳死警戒线。劳动基准市民监察员网的简易咨询版块上有一份运输公司员工之妻投来

    的稿件，这样看来，其内容也是相当可信的：

    简单写一下我丈夫一周的工作情况：每天8点半至18点，装卸

    货物，其间总共能在卡车里休息一个小时左右；18点至翌日4点，开车、装卸货物，其间能在卡车里歇息一个小时左右；4点至8点

    半，睡觉，偶尔睡到9点左右。每天如此。简单计算，他每天要持

    续工作18个小时(回家时除外)。最近他的睡眠时间减少了，昨天

    只睡了2个小时。工资计件，除社会保险等费用外，每月能拿到23

    万日元左右。完全没有加班费或深夜工作补贴。

    不仅是快递行业，超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普遍存在于卡车运输业

    中，导致司机过劳死或产生健康障碍。不仅如此，还屡屡引起交通事

    故，致使许多人丧生。即便不伤及人命，快递行业为了追求全国各地翌

    日送达和近郊当日送达的便利性，而在生产线上采用“按时、及

    时”(just in time)的工作方式，在便利店采用多频次送货，这些都加重

    了交通拥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预料之外的不便。

    2005年4月25日，JR西日本的宝冢线(福知山线)发生脱轨事故，造成107人死亡、500多人受伤的惨剧。此次事故说明，JR西日本公司在

    利润优先原则的驱动下，为了竞争车速，在安排列车运营时刻表时没有

    留有富余时间，这是造成悲剧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乘客对这一模式

    并未表示否定，他们的时间意识和速度意识也相当成问题。列车乘客在

    生活中因过于密集的日程而奔波忙碌，对上班族来说，列车晚点可能会

    让他们上班迟到，影响到开会和与客户谈业务，甚至使自己的信誉受

    损。不只铁路公司，乘客也讨厌富余时间和列车晚点，整个社会都在要

    求速度。列车追求正点运行，不允许有一分钟的误差；快递追求按时送

    达，一定要满足客户的要求。殊不知，这种服务恰恰是和安全、放心的保障背道而驰的。发展迅猛的网购背后仍是体力劳动

    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经济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给人

    们的消费和工作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

    据2005年版的《信息通信白皮书》(总务省)统计，有87%的网民

    表示“经常通过网络收集商品信息”；在通过电脑上网的人群中，89%的

    人有过网购经历(包括网上订货、网上预约)；而有用手机网购经历的

    人仅占18%。近来，网购频率大幅度增加，在通过电脑网购的人中，平

    均每人每年的购物金额达到95 000日元。

    在通过网络购买的商品中，数量最多的是“书籍、杂志”(如图3—1

    所示)。以网上书店亚马逊为例，书籍、杂志不仅种类齐全，而且从下

    单到送货只需很短的时间，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图3—1 电脑网购商品目录(多项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