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的经济课张宏杰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1

    ISBN 978-7-5426-6789-2

    Ⅰ.①曾… Ⅱ.①张… Ⅲ.①曾国藩(1811-1872)-经济思

    想-研究 Ⅳ.①F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1551号

    读书人都会关注的

    公众号：众乐读书

    曾国藩的经济课

    张宏杰 著

    出 品 人一 航

    选题策划航一文化

    出版统筹康天毅

    责任编辑殷亚平

    特约编辑康天毅

    封面设计熊 琼

    版式设计林晓青

    监 制姚 军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

    (200030)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A座6楼

    邮购电话021-22895540

    印 刷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20年1月第1版

    印 次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00mm×980mm 116

    印 张24.5

    字 数45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426-6789-2F·791

    定 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读书人都会关注的

    公众号：众乐读书自序

    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一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既重要又复杂的一位人物。不过人们在历数

    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的时候，往往遗忘了曾国藩。究其原因，可能一方

    面是因为人们过多聚焦于他的功业道德文章，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

    生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曾国藩本人唯恐得到“清官”之名。他的一

    生，可谓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

    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我在阅读《曾国藩日记》《曾国藩家书》等常见资料的过程中，经

    常遇到关于他个人收支的零星记载，因此在2006年前后慢慢产生了一个

    想法，就是能不能通过梳理这些大量、琐碎而分散的资料，给曾国藩的

    一生算算账。后来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中又见到曾

    国藩亲手记的日常生活账簿，其中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

    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

    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估量，我认为

    可以大致复原曾国藩一生的家庭经济收支状况。

    这个题目当然很有趣味，因为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

    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

    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窥探这个传统社会最

    后一个圣人少为人知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衡量他在这个最隐秘的角落

    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同时，通过曾国藩这一个例，我们获得

    了观察晚清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断面。比如可以穿越门禁重重的大小衙门，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规矩”。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汇的河口，在器物和制度的外衣之下，传

    统的力量，仍然在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因此，分析曾国藩在金钱诱惑面

    前采取的既原则分明又现实圆通的态度，分析他所作所为的制度背景，对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有帮助。

    二

    曾国藩研究已可以称得上是一门显学了。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的著作就已经大量出版，1949年以后这股“曾

    国藩热”在台湾犹有余韵。当然台湾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工作是后来

    《湘乡曾氏文献》《湘乡曾氏文献补》《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等资料的影印出版。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以朱东安的《曾国藩传》(1)

    、王澧华的《曾国

    藩诗文系年》(2)

    以及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3)

    的出版为标志，曾国藩

    研究再度兴起，关于曾国藩的生平、事功、思想各方面都出现了很多研

    究作品，唯有一个空白地带，那就是他的个人经济生活。数十种曾国藩

    的生平传记和思想评传中只有何贻焜和刘忆江两人的两部《曾国藩评

    传》对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生活稍有涉及。

    不仅关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研究极少，整个中国史领域内关于官员

    个人经济生活研究也不多。

    以专著论，目前所见研究传统官员个人经济生活的唯一专著，是张

    德昌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4)。作者以李慈铭日记为基本材料，梳

    理计算他的收支细目，并做了简单的分类和分析。

    相关论文也不多，有关曾国藩家族经济生活的比较有价值的一篇研

    究论文是刘鹏佛的《清代湘乡曾氏家族与经济社会》(5)。这篇论文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观察整个湘乡曾氏家族。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据湖南

    省图书馆所存的曾氏家族经济史料，比如曾氏家祠所藏的地契、曾八本

    堂所藏契据及《佃户姓名总目》等，描述了湘乡曾氏一族族产(主要是

    祀产)的扩大过程。有关清代京官生活状态的论文中，孙燕京的论文

    《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6)

    比较好地勾勒出了晚清满族京官

    那桐的经济生活概貌。

    三

    要深入了解曾国藩的经济生活，我们必须了解与曾国藩个人经济生

    活密切相关的清代经济社会状况、俸禄制度、财政制度。在这些方面，有很多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经济社会及俸禄制度方面，黄惠贤、陈锋主编的《中国俸禄制度

    史》(7)

    中对清代俸禄制度进行了较高质量的研究。肖宗志的《候补文官

    群体与晚清政治》(8)

    对清代文官候补制度及候补文官的薪俸水平有较为

    详细的介绍。张振国的《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9)

    对清代京官进行了

    详细的分类。

    在晚清银钱比价以及物价变化方面，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10)

    对

    晚清社会的货币种类和粮价变化有较为全面的探讨。彭凯翔的《清代以

    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11)

    对清代粮价、物价变化的研究是

    这个领域比较出色的研究成果。而彭凯翔的论文《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

    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12)

    ，从利用火神会账

    本中的货币与价格史料出发，结合其他直接、间接史料，对近代北京的

    货币行用状况与价格结构变化进行探讨。特别是其中通过实例对“京

    钱”贬值过程的描述和解释令人信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据所藏的

    前北平社会调查所汤象龙等整理的统计资料数据整理出版的《清代道光

    至宣统间粮价表》(13)

    ，是了解北京附近粮价变化的重要资料。这些都是我重建曾国藩经济生活的背景材料。

    关于清代军队俸饷制度及军人生活状况的研究方面，皮明勇的《晚

    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14)

    、郭太风的《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

    探》(15)

    、刘庆的《经商与走私：清代军队腐败的重要根源》(16)

    、杨呈

    胜的《湘军军饷运用情况和特点考》(17)

    是比较重要的论文，它们研究了

    政府常例军费支出情况及军人经济生活状况，揭示了晚清低饷制对军人

    生活的直接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曾国藩制定厚饷制度的时代

    背景。

    有关清代地方财政及陋规制度的研究领域有很多重要著作，比如曾

    小萍的《州县官的银两》(18)。这本书探讨了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

    革，分析了陋规形成背后的制度因素，以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与破坏过

    程。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19)

    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

    方政府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

    作的图解，对了解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人事因素的运作提

    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此外，李春梅的《清朝前期督、抚陋规收入的用

    途》(20)

    对清代前期督抚陋规收入中用于公务的部分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分

    析，对许多话题的展开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

    本书探讨的另一个重点是晚清乡绅家族的成长过程，这个领域的研

    究著作比较多。张仲礼、费孝通、何炳棣以及本杰明·艾尔曼

    (Benjamin Elman)等中外学者对中国士绅社会，特别是由科举制引发

    的社会垂直流动这个话题，都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张仲礼的《中国绅士

    研究》(21)

    和《中国绅士的收入》(22)

    被中外学术界认为是对晚清中国绅

    士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他对绅士收入来源的细分，特别是对通过调解社

    会纠纷和从事地方公共事务服务而获得收入的分析使我深受启发，不过

    他将“陋规收入”直接列入官员的个人收入，是不合适的。何炳棣的

    《明清社会史论》(23)

    、艾尔曼的《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24)

    等，对明清社会阶层流动中关键一环即科举的成功率进行了深入统计分析。刘彦波的《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25)

    对晚

    清地方官员与绅士关系演变的过程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当然，另一个重

    要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是李荣泰的《湘乡曾氏研究》(26)

    ，这本书简要梳理

    了湘乡曾氏的家世源流和迁徙过程，分析了曾国藩诸弟和亲族的军功及

    余荫。对我来说，其中论及曾国潢在乡举动所获评价部分最有参考价

    值。

    关于曾国藩研究的基础性资料，最完整和最系统的是由湘潭大学历

    史文献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等单位整理编辑的《曾国藩全集》。在台湾

    方面，由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收入《湘乡曾氏文献》及《湘

    乡曾氏文献补》，于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这是曾宝荪、曾约农

    姐弟在1949年8月离开大陆，辗转香港，于20世纪50年代初带到台湾的

    曾氏家藏手稿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文献，可补从前各类曾氏全集之不

    足。

    此外，曾国藩的两位入室弟子黎庶昌、王定安编撰的《曾国藩年

    谱》(27)

    和《曾文正公事略》，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28)

    ，王澧平等

    编辑的《曾氏三代家书》(29)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30)

    ，李慈

    铭的《越缦堂日记》(31)

    ，以及《刘光第集》(32)

    等，都是本书重要的参

    考资料。

    四

    本书纵向按“京官时期”“湘军时期”“总督时期”来分别观察曾

    国藩及其家族经济生活的变化。横向上则涉及传统时代低薪制与京官生

    活来源，士大夫个人性格、理学修养与经济操守的关系，晚清军事军饷

    制度与战斗力的关系，陋规、养廉银的来源与去向，乡绅如何凭借政治

    资本获得经济收入等晚清经济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

    日常生活史研究个案的特殊性使研究者容易犯“见木不见林”的毛病。因此我在书中还简要分析与曾国藩同时代或者相去不远的几位京官

    及督抚的经济生活状况，确定曾国藩这个点在宏大历史背景上的坐标，从而判断曾国藩的典型性。“(理想的微观史学著作)它能够以其趣味

    性吸引读者；它传递了活生生的经验；它既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又

    通过聚焦事件、人物或社区而发散开去；它指向了普遍性。”(33)

    当然，这只是我的目标，至于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还是得乎其下，还要读

    者评判。

    (1) 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2) 王澧华：《曾国藩诗文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3) 《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94年。

    (4)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

    (5) 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3年度博士学位论文。

    (6) 《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第126页。

    (7)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8) 肖宗志：《候补文官群体与晚清政治》，巴蜀书社，2007年。

    (9) 张振国：《清代文官选任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0年，第25～26页。

    (10)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 彭凯翔：《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4)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5)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第103～107页。

    (16) 《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4期，第218～223页。

    (17) 《扬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20～24页。

    (18) 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9) 法律出版社，2003年。

    (20)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年第2期。(21)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年。另一个版本是与《中国绅士的收入》合并而成的，张仲礼：

    《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2) 张仲礼著，费成康、王寅通译：《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年。

    (23)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之梯：1368—1911年》(《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62)，哥伦比

    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

    (24)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25) 刘彦波：《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90～594页。

    (26) 李荣泰：《湘乡曾氏研究》，台湾大学出版中心，1989年。

    (27)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

    (2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4年。2013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标

    点本。

    (29) 曾麟书等：《曾氏三代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

    (30)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新华出版社，2006年。

    (31)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

    (32)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

    (33) István Szijártó，“Four Arguments for Microhistory，”Rethinking History,Vol.6，No.2(2002).[14](p.212).转自周兵：《显微镜下放大历史：微观史学》，《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2期，第38页。自序二

    2015年，我的两篇论文《曾国藩京官时期的经济生活》(2009年至

    2012年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和《曾国藩

    湘军及总督时期的经济生活》(2012年至2015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系期间

    完成的博士后论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名字分别为《给曾国藩算算账

    (京官时期)》和《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暨总督时期)》。

    在交给中华书局时，我原本已把两篇论文合并，但编辑认为字数太

    多，出成一本书过厚，不便阅读，因此分成两本出版。此次再版，为使

    读者阅读方便，我压缩了字数，恢复为一本。

    为了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在中华书局版的基础上，我对本书进行

    了一些调整。首先，我把原来属学术史回顾部分的《绪言》进行了较大

    删减，删除了其中“日常生活史范式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回顾”等过于专

    业并且与本书关系不大的内容，改为《自序》。

    其次，对书中其他内容进行了删减压缩。比如把第四章《曾国藩李

    慈铭收入支出结构对比》一节删除，其他章节叙述繁冗、引用过多的地

    方也进行了删节压缩。

    第三，对部分叙述语言进行了调整。

    一般来讲，学术语言要求表述准确，不修饰，不考虑接受的难易程

    度，因此难免显得艰深晦涩。

    虽然我在写作论文的时候，已经考虑贴近读者的阅读需要，不想写

    得那么“高冷”，但事实上还是没有充分做到深入浅出。因此，在再次

    阅读稿件的时候，我对部分词句进行了调整，力争更为明白简易。同

    时，对部分文言文进行了撮要式翻译，以便普通读者阅读。第四，增加了大量小标题，以调整阅读节奏。

    我相信，很多好的历史学术作品，可以成为好的通俗史学作品。学

    术性和普及性是可以兼顾，甚至相互促进的。这是我的理解和努力。当

    然，因为此次修订时间限制以及功力所限，我做得还远不够，尚祈读者

    原谅，并对文中谬误之处进行批评。目 录 自序 为什么要研究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自序二

    第一编 京官时期

    第一章 长途拜客“打秋风”：曾国藩筹集“进京资本”

    第一节 从普通百姓到官宦之家

    一 典型的“平头百姓”

    二 中个秀才不容易

    三 从下层绅士到上层绅士

    第二节 为入京而“集资”

    一 曾家生活排场的变化

    二 拜客的总收入是多少

    三 也曾“包揽词讼”

    第二章 京官曾国藩的衣食住行

    第一节 京官生活的开始

    一 从湖南到北京路费要多少钱

    二 仆人都看不起曾国藩

    第二节 翰林曾国藩的工资条

    一 清代的低薪制

    二 曾国藩工资条的构成

    第三节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一 京官是怎么解决住房问题的

    二 买衣服是一笔重大支出

    三 “随份子”和请客吃饭

    四 官员的出行

    五 文人的消遣

    六 日常花销

    七 祖父的补品八 曾国藩支出结构分析

    第四节 京官弥补亏空的渠道

    一 冰敬、炭敬和别敬

    二 名声好才能借到钱

    三 曾国藩的收入来源分析

    第五节 理学磨砺与曾国藩“保持清节”的关系

    一 “学作圣人”

    二 一个关于发财的梦

    第三章 四川所获的“巨额灰色收入”和京官后期生活

    第一节 从曾国藩看清代乡试主考的收入与支出

    一 梦寐以求的主考任命

    二 出行前买假朝珠

    三 翰林的礼物

    四 四川之行的巨额收入

    第二节 回不起家的“副部长”

    一 侍郎的日常生活

    二 “副部长”的收入

    三 为什么尚书和侍郎都这么穷

    第三节 欠下巨债，告别京师

    一 为什么绕道江西

    二 多年后还清的债务

    第四章 清代京官群体的生活状况

    第一节 京官之穷是大清帝国的常识

    第二节 那桐：京官中的巨富

    一 那桐的滋润生活

    二 为什么户部官员收入高

    三 银库的水有多深

    四 长于理财的乐天派

    第三节 刘光第：刻骨的清贫

    一 吃老米的官员

    二 刘光第为什么这么穷第四节 李慈铭：穷并奢侈着

    一 穷困潦倒又穷奢极欲

    二 润笔和攀援

    第五章 湘乡曾氏的乡绅生活

    第一节 乡绅家庭的社交簿

    第二节 老秀才曾麟书左右湘乡政局

    一 懦弱的老秀才

    二 官员为什么怕绅士

    三 左右地方的头面绅士

    四 湘乡离不开曾麟书

    第三节 曾国潢的发财之道

    一 要账高手

    二 替人办税

    三 有人送干股

    四 “老鼠子上秤钩”

    第四节 曾国藩对曾国潢的约束

    第二编 湘军时期

    第六章 “不要钱”的“大帅”

    第一节 晚清军营的腐败

    一 士兵都有“第二职业”

    二 清代的“低饷制”

    三 “低饷制”的后果：吃空饷和军队“办三产”

    第二节 曾国藩的厚饷政策

    一 湘军军饷有多高

    二 想发财易如反掌

    第三节 曾国藩湘军时期的经济生活

    一 湘军的风气与众不同

    二 大帅的工资花到哪儿了

    三 为什么对曾国潢说重话

    四 偷运回家一万两第七章 曾国荃的贪婪和收获

    第一节 从眼里揉不得沙子到闭一只眼

    一 “大悔大悟”之年

    二 对金钱态度的转变

    第二节 曾国荃的贪婪与收获

    一 曾国藩对曾国荃约束的放松

    二 “每克一名城，必请假回家一次”

    第三节 曾国荃在天京到底收获了多少

    一 “江宁磁货尽入军中”

    二 曾国荃在南京大劫掠中有没有暴富

    第四节 诸将皆富，大帅独贫

    一 湖南军功绅士的大面积崛起

    二 家产五十五亩

    第三编 总督时期

    第八章 清代督抚的收支结构

    第一节 两江总督的权力和职掌

    一 总督的权力有多大

    二 两江总督是天下权力最大的总督

    第二节 总督的合法收入与支出

    一 总督的工资条

    二 总督日常生活的支出

    三 为什么只有总督一个人“有编制”

    四 一份总督工资要养活多少人

    第三节 陋规的性质和边界

    一 陋规是怎么产生的

    二 “规”费的来源

    三 解剖乌程县这只麻雀

    四 从“漕规”看陋规的形成过程

    五 地方官要送几种礼

    六 为什么林则徐也要收陋规

    七 两江总督能收多少“陋规”第九章 整顿官风与裁撤陋规

    第一节 两江总督的新作风

    一 如何亮相

    二 曾国藩怎么收礼

    第二节 管理身边工作人员

    一 对身边人严格要求

    二 小角色为什么有大权力

    三 门子的收入空间

    第三节 赋税改革与裁撤陋规

    一 胡林翼的税费改革

    二 曾国藩主导的两江地区减税

    三 整顿盐务

    四 江南经济的恢复

    第四节 清除劣员，整顿官风

    一 两江地区的整顿

    二 “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

    三 清理积案，改变风气

    第十章 既清又浊的总督生涯

    第一节 总督的生活水平和对家人的约束

    一 大学士请客用瓦盆

    二 家中女眷的工作日程表

    第二节 清与浊：总督生活的具体支出

    一 曾总督家里一年要花多少钱

    二 曾国藩的幕府是怎么开支的

    三 总督的公务支出

    四 曾国藩的请客和送礼

    五 行贿户部八万两

    第三节 小金库的资金来源

    一 曾国藩私建小金库

    二 小金库结余怎么办第十一章 晚清督抚群体的经济生活概况

    第一节 晚清督抚的三种类型

    一 清代官风的变化和大部分督抚的沦陷

    二 督抚中的另两个类型

    第二节 李鸿章的财富

    一 关于李鸿章家产的几种估计

    二 从分家单看李鸿章的地产

    三 李鸿章有多少房产

    四 李家的有价证券

    五 李鸿章的生活水平

    六 巨额资产的来源之一：陋规和劫掠

    七 巨额资产的来源之二：官办企业

    第三节 左宗棠的经济生活

    一 曾左在经济生活上的“神同步”

    二 曾、左、李的相似与不同

    三 低调与张扬

    四 左宗棠送人“大盂鼎”

    第十二章 曾国荃的乡绅生活和湘乡曾氏的最终规模

    第一节 曾国荃的乡绅生活和经济实力

    一 大夫第和祠产

    二 曾国荃的公益事业

    三 请托与干求

    第二节 曾国藩对两位弟弟的约束和劝诫

    一 “不愿弟等之悍然”

    二 “‘贵介弟’三字极不易当”

    第三节 曾氏十堂

    一 个个都有功名

    二 “起造书房七间，用钱至三千余串之多”

    第四节 曾国藩的晚年生活及身后事

    一 两江总督署的重修

    二 身后事与遗产结论

    第一节 清代京官收支的畸形结构

    第二节 传统俸禄体系的“补丁机制”

    第三节 廉政建设的几块基石

    第四节 曾国藩为什么不做海瑞

    第五节 湘乡曾氏家族的代表性

    附录一：戴逸推荐(原版序一)

    附录二：葛剑雄推荐(原版序二)

    附录三：后记第一编 京官时期第一章

    长途拜客“打秋风”：曾国藩筹集“进京

    资本”

    第一节 从普通百姓到官宦之家

    一 典型的“平头百姓”

    湘乡曾氏家族本来是非常典型的“平头百姓”。曾国藩曾说：“吾

    曾氏家世微薄……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1)

    也就是

    说，从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

    确实，查阅《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从南宋年间那个可疑的“宋翰

    林院学士曾仕珪”往下，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为止的二十二代间，连

    一个秀才也没出过(2)。

    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取得突破，成

    为曾氏家族第一个秀才，曾家才脱离平头百姓行列，进入“绅士阶

    层”(3)

    ，不过属于“下层绅士”。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又考中

    了进士，曾氏家族也由此跨过了“上层绅士”阶层的门槛。此后，曾国

    藩在官场上不断升迁，他的兄弟曾国荃以军功崛起，曾氏家族上升

    为“豪门巨族”，登上传统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

    藩家族是研究清代社会垂直流动的一个很好的样板。

    二 中个秀才不容易在传统时代，平头百姓要想爬上士绅阶层，并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

    易。明清两代士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一

    左右(4)。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

    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最低一级功名秀才(生员)的录取率不过1%左右

    (5)

    ，至于举人、进士功名，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1393

    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0.000055，而在清代1844年，则占

    0.000048”(6)。也就是说，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平均不过十万分之

    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需要好

    几代人进行接力。宗韵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

    中，对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斗史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明初普通农民

    家庭攀升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花130年左右的时间才

    能完成(7)。

    在这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必须通过的关口。第一，奋

    斗的起点往往是这个家族从中农以下变成富农或者地主，也就是经济地

    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一代人获得秀才这个低级功名，后代才有可

    能中进士。

    为什么要经过这两个关口呢？首先，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

    能供孩子读书。虽然中国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它的公平性，然

    而这种公平性是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制约的。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

    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

    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仲礼也认为科举

    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8)。因为供孩子读书、参加考试，特别

    是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是要花很多钱的。参加乡试，需要在省城住店

    或者租房，“而此时房租又颇昂贵，非一般贫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参加

    会试，更是所费不赀。有些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准备上京。旅途劳顿之苦，旅费之巨，不难想

    见”(9)。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拔贡王锡彤由

    汲县赴北京参加朝考。河南离北京并不算远，然而往返路费还是花掉了

    约50两白银；到了北京之后，他经历了到礼部投文、报到、买卷、团拜

    等必需的程序，又花掉50两左右(10)。这样大的支出是中农以下的人家通

    常难以负担的，所以大部分科举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而要由前代人获得一个低级功名给后代人做垫脚石，是因为获得举

    人、进士等高级功名的难度远远大于秀才。艾尔曼说：“在3万名生员

    中，只有1500名(5%)从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而在举人中最后只有

    300名(20%)可以通过殿试。”(11)

    也就是说，按所有参加科举的人数与

    最终的进士名额计算，录取率是0.000136。

    由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科举成功者，由于教育质量

    的限制，往往只能止步于第一阶。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

    为优越的教育环境，做孩子的启蒙老师，成为孩子们向上攀登的阶梯。

    王先明研究证明，晚清考中举人的那些人，查他们的祖、父两代，大部

    分都取得过秀才等基础功名。“其祖、父有功名身份的举人所占比例占

    绝对的多数。”(12)

    何炳棣也说，明清两代近百分之七十的进士不是出身

    于普通平民之家(13)。具体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士的三代祖先中至

    少出现过一个秀才(14)。

    曾国藩的同时代人李鸿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徽李氏最初“清

    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15)

    ，有了一定

    的经济基础。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奋苦读，无奈时

    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止步于生员。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

    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

    孙们专心于学业。命运终于对李氏家族的顽强努力加以回报，李文安父

    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16)。

    曾国藩家族的科举史与此十分相似。湘乡曾氏接力式奋斗的起点，也就是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一代完成的。曾玉屏

    出生之时，家境属于中农。他“少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

    逐，或日高酣寝”。一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至人们担心曾家在他

    手里破落。好在从三十五岁起他痛改旧习，勤苦力田，“入而饲豕，出

    而养鱼”，多种经营，一年到头，无稍空闲。高嵋山“垄峻如梯，田小

    如瓦”，曾玉屏“凿石决壤”(17)

    ，将十几块小田土连接成一片大田地。

    几十年艰苦创业，终于使曾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公元1811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家里有田地百余亩(18)

    ，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人均至少十二亩

    半。晚清中国人均田地，学者的乐观估计是三亩，悲观估计仅为一点四

    亩，具体到嘉庆十七年，吴慧提供的数字是一点七一亩(19)。也就是说，曾家人均土地是全国水平的七点三倍。

    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家相距不远，出生时间较曾国藩晚八十二

    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

    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地位了”(20)。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这一

    几十年后的标准亦可略资参考。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家的成分为小

    地主。曾国藩为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说曾玉屏中年以后成为地方

    上的头面人物，经常修桥补路，救助孤贫(21)。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具

    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是曾家向绅士阶层进发的第一层基础。

    曾玉屏对湘乡曾氏家族更大的贡献，是高瞻远瞩地供自己的儿子读

    书。

    曾玉屏深知功名对光大家业的重要性。据族谱记载，曾玉屏并不是

    湘乡曾氏的第一个地主。事实上，在五六百年的历史中，曾氏一族也数

    度上升到小地主阶层，比如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就生财有道，在康

    熙、乾隆年间积聚了数千两的产业，置买了数百亩田地。然而由于没有

    功名做保障，这一短暂的地主地位很快被中国社会“诸子均分”习俗所

    打破：曾元吉晚年将家产均分给了六个儿子，自己只留下衡阳的四十亩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六个儿子每人可以分到五十亩左右的田地，再次

    回落到中农阶层(22)。

    为防止曾家的富裕如曾元吉时代一样昙花一现，曾玉屏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博取功名。他一力负担起所有家业，供长子曾麟书

    从小读书，并且不惜代价“令子孙出就名师”(23)

    ，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

    架势。

    在曾玉屏的严厉督责下，曾麟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无奈他

    的天赋实在太差了，前后应考了十六次秀才，都失败了。直到四十二岁

    头发已经花白的时候，才“得补县学生员”(24)。

    虽然来得有点儿晚，然而这毕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

    破，值得大书特书。曾国藩回忆父亲生平至此，不觉叹道：“五六百

    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

    三 从下层绅士到上层绅士

    取得秀才即“生员”身份，即意味着获得一定的特权：从面子上

    讲，“一得为此(指秀才—作者注)，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

    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5)。可以免除一点儿赋

    役，出入可乘肩舆，见了地方官，不必下跪。在法律上也享有一定特

    权：犯了罪，先要由学官免除秀才身份才能定罪。因此小吏和衙役等人

    不能随便欺负，“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矣”(26)。

    然而，这点儿实际利益对一个安分守己、家口不多的普通生员人家

    来说，意义不大，也就是说，秀才功名对家庭经济地位的改变十分有

    限。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秀才不能当官。

    确实，在曾麟书成为秀才后，曾氏一家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明显变

    化。几乎每一个读书人的目的都是走上仕途，而只有举人和进士才能保

    证他们获得官职。然而曾麟书中了秀才后，却再也没进过考场。通过十

    七次艰难科考才得了一个秀才这个事实，让他认识到自己确实缺乏读书

    的天分，根本无力跨过从生员到举人的鸿沟。他早已经把努力的重心转

    到了培养几个孩子，特别是长子曾国藩身上。

    曾国藩祖父和父亲对曾国藩的殷切期望从曾国藩的学业进程中就可

    以体现出来。曾国藩四岁即启蒙(27)

    ，八岁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习写八

    股文。“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28)

    然而由于天资平平，曾国藩的科名之路开始也并不顺利。他十三岁

    即赴省城参加考试，一直考到二十二岁，前后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看

    起来很可能要步父亲的后尘了。不过在那之后就峰回路转，早年扎实的

    基本功让他厚积薄发，转过年来就中了举人。在两次进京会试失利后，在道光十八年春也就是二十七岁时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更因在随

    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曾家三代努力至此大功告成。相比宗韵所说的一百三十年，曾国藩

    家族的奋斗过程算是相当顺利的。从父亲曾麟书读书起到曾国藩中进

    士，前后不过四十多年；不过，曾国藩父子两人异峰突起之前，却是这

    个庶民家族五六百年之久的蛰伏。曾国藩屡屡说他的发达“赖祖宗之积

    累”(29)

    ，这并非虚言。第二节 为入京而“集资”

    一 曾家生活排场的变化

    在曾国藩中进士以前，曾氏一家始终过着普通农家的日子。

    曾玉屏一生勤苦，家境小康之后，仍然一早一晚亲自浇地灌田。曾

    国藩在墓表中引用祖父的话：“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30)

    每天早上起来给菜

    地锄草，喂猪养鱼也亲自动手。曾国藩小时候和弟弟们课余时间也常干

    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

    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这进一步证明了晚清一个小地主家

    庭经济状况的不稳定。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

    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

    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31)

    不但曾麟书成为秀才没能让曾家富起来，即使在曾国藩成为举人之

    后，曾家的经济状况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以至后来曾国藩两次进京

    会试的花销，对小地主曾家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道光十六年，曾国

    藩会试失败后，返乡途中“为江南之游”，在南京看到一套《二十三

    史》，爱不释手，遂典当了自己的衣服买下。回到家中，父亲曾麟

    书“且喜且诫之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公(曾国藩—作者注)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

    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32)。曾麟书嘱咐曾国藩，他不惜全

    力还此债务，但曾国藩只有认真研读此书一遍，才算不负父亲的努力。

    曾国藩因此足不出户在家里苦读了一年。可见，这一套《二十三史》的

    支出，在曾家看来是多么重大的事件。道光十七年冬十二月，曾国藩再次入京会试，家中已经空乏得拿不

    出路费。“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

    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33)

    四处借贷，才借到三十二吊钱，节衣缩

    食赶到北京，手里只剩三吊，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回来的路费了。如果

    不能取中，有可能流落街头，无法返乡。

    然而在曾国藩中进士之后，曾家的生活排场，马上发生了巨大改

    变。

    中了进士之后，曾国藩风风光光回到家乡。他外出拜客，排场

    是“仆一人，肩舆八人”(34)

    ，坐着八人抬的肩舆，后面跟着一个仆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民们纷纷驻足观看。在中举之前，曾国藩

    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再次进京当官之前，曾国藩统计

    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

    袄、薄绵布小袄、绵袍套、绵圆袍、绵套裤、绵马褂、绒领、绵小

    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35)

    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曾国藩虽然中了进士，但是此时还没有被授予正式官职，用通俗的

    话讲，还没有工资收入。为什么曾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上了这么大一

    个台阶呢？

    这是因为，获得进士资格意味着肯定会当官，因此马上有很多人前

    来巴结。在明代，一个人取得进士功名后，在社会上立刻就会受到与现

    职官员相同的待遇。顾公燮描述：“明季缙绅，威权赫奕，凡中式者，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

    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承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36)

    也就是说，明代一个人考中之后，前来报喜的人手持短棍，从门口

    一路打进去，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坏，说这是“改换门庭”。随行的工匠

    立刻上前修补，新科进士家的装修活以后就由这名工匠承包了。接下

    来，会有同姓之人前来通谱，也就是认为同族，有人来当媒人，有人来

    当门生，不惜赠送千两白银。

    古典小说中的很多描写更有助于我们了解通过功名获得收入的具体

    过程。比如《儒林外史》中描写周进中举后，“回到汶上县……汶上县

    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认识的，也来相认”(37)。

    范进中举当然更为典型。范进家境破落，经常无米下锅，与缙绅之

    家更无交往。乡试过后，更是饿了两三天没人救助。

    然而一旦中举后，“当下众邻居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

    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

    与他素无来往的做过一任知县的张乡绅立刻坐轿来拜，与范进平磕

    了头，送了他贺仪五十两。又见范家房屋寒陋，硬是送了自己在东门大

    街上三进三间的一所宅子给范进居住(38)。这还仅仅是开始，自此以

    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

    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

    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由社会底层的平民一夜而成为巨

    富。

    中国绅士阶层的诞生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

    最大特征是政治权力的超经济强制，也就是说，财富依赖于权力。一个

    地主或者商人，即使拥有土地财产再多，如果没有“功名”，也仍然处

    于平民之列。而对绝大多数获得高级功名的绅士来说，即使他原本家世

    清寒，获得功名之后也注定会在经济上上升为中等地主以上阶层。“英

    国缙绅阶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土地产业，间或因其他形式的财富。……中国的缙绅阶级则不然。在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期中，他们的地位

    由来只有部分是财富，而极大部分是(科举所得的)学位。”(39)

    至于科举成功者经济上升的具体渠道，则因个人的情况不同而千差

    万别。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薪俸十分有限，然而“边际效

    应”却非常大。这种边际效应主要体现为筹资能力的增长、获得干预地

    方政事的权力，由此导致曾家可支配财富的迅速增长。下面我们不妨通

    过湘乡曾氏这一实例，对清代士绅家庭的财富来源进行具体了解。

    二 拜客的总收入是多少

    按国家定制，翰林院庶吉士相当于“实习翰林”，应该在翰林院学

    习(“住馆”)，三年学习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根据成绩决定是否

    正式录用。但从清代中叶起，这项制度已经大打折扣，不但学习时间缩

    短为一年，且留京、回乡自便，只需一年后参加散馆考试即可。

    因此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遥“把戏”(玩耍

    之意)了近一年。衣锦还乡是新科进士的惯例，曾国藩返乡的目的有

    三。一是整修门楣，光宗耀祖。曾家老屋门前竖起了旗杆，曾国藩遍拜

    各地曾氏宗祠，还重修了族谱。二是充分休息，以抵偿自己十年寒窗的

    辛苦。日记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记载。三则是为将来进京当官

    筹集“资本”。

    为什么要筹集“资本”呢？这是因为清代财政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

    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对于湖南到京城这么远的路程来说一般要一二百两。这笔钱要由官员自

    己出。其次，翰林等官员薪俸很低，而国家又无公款配给之制。到达北

    京之后，住房、官服、仆役，种种花费均需自己负担。所以进京“创

    立”之初，必须有一笔巨款垫底。

    一般来讲，这笔巨款的解决方式有三种。第一种，家里经济实力雄厚的，会由家庭提供。第二种，经济条件一般的，只能“打秋风”。正

    如康有为所说：“故得第之始，则丧廉寡耻，罗掘于乡里，抽丰于外

    官。”(40)

    一个人一开始获得当官的资格，马上就要丧失廉耻，因为他不

    是在乡里四处挖掘财源，就是到地方官那去打秋风。比如曾国藩后来在

    家书中提到的一例，即他的好友陈源兖(岱云)：

    岱云江南、山东之行无甚佳处，到京除偿债外，不过存二三百

    金。(41)

    陈岱云为了找钱，到江南、山东跑了一大圈，最后弄到的钱不多，除了还债外，不过剩了二三百两。

    第三种则是借钱，有的时候甚至是借高利贷。

    因为筹不到钱没法到北京当官的情况在清代多有发生。比如康熙时

    的魏象枢，“其初得京官时，亦患无力，不能供职”(42)。“戊戌六君

    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被钦点刑部主事，因为家境贫困，无力支持

    当京官的花销，竟曾一度不想就任。所以筹措“进京资本”，是曾国藩

    一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而曾家所能想到的最主要的筹资方式就是“拜客”。

    在前三种方式之外，曾国藩的拜客过程为我们提示了又一条主要途

    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另一种“打秋风”。只不过陈源兖打秋风

    的对象是外省官员，曾国藩拜访的对象和借口都有所不同。

    传统时代，一个人进学、中举、中进士后，照例要四出拜客。毛泽

    东1919年在《湘江大事述评》中曾这样对民国时代残留的拜客风俗进行

    描写：

    这位毕业生，得了喜报，他便坐着轿子(若家里没轿，便要新

    制)，红顶帽，马蹄衣(多半新制)，轿子背后悬着“中书科中书”等样的灯笼，向亲戚故旧的家里“拜客”。亲戚故旧得此一拜

    之后，“荣莫大焉”的跑到这位毕业生家里去贺喜。至则这位毕业

    生家里的头门上，又悬着一块写着“举人”或是“拔贡”字样的小

    匾，红底金字，更是好看的了不得!一场酒食，各自散归，这便

    叫“做酒”，又叫“打把食”，又叫“打秋风”。(43)

    曾国藩中进士之后的拜客过程，与毛泽东所描写的颇有不同。毛泽

    东笔下的拜客者是民国时代官立学堂的毕业生，形式是在向乡亲四邻通

    报喜信后大家聚餐一顿，随个份子。这是前清举人拜客的大大简化版。

    而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拜客比毛泽东描述的要隆重盛大得多：

    一是时间长，二是范围广，三是路程远，四是收入多。

    按《曾国藩年谱》的记载，回乡这年曾国藩的主要活动是：“四

    月，公至衡阳。五月，至耒阳县谒杜工部祠堂，遂至永兴。有曾纪诗

    者，执贽愿从事，公为书‘勖之以学’。六月，还至耒阳。舟行出昭阳

    河，至清泉县之泉溪市，还寓石鼓书院，数日乃抵家。议修谱牒，清查

    源流。八月，公由邵阳至武冈州，还至新化及安化县之蓝田。十月，抵

    家。”(44)

    这段记载很巧妙地隐藏了曾国藩拜客的主要目的，将他的出行描述

    成一次休闲旅游。但曾国藩的日记和《湘乡曾氏文献》却还原了曾国藩

    的拜客过程。《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就

    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45)。这两种资料显示，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

    家，到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

    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一百九十八天。也就是说，居乡近一年间

    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衡阳、清泉、耒阳、永

    兴、武冈、新化等十县州。所拜之处，达一千二百家左右。

    虽然到许多地方拜客的借口都是“议修谱牒”，但他所拜远不止各

    地宗祠。他拜访的对象包括以下四类：一类是自己的亲戚故旧，如岳父、外祖家、诸舅家等；二类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

    人，其中大部分是已经累世没有来往的；三类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

    著名乡绅；四类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其目的除了“议修谱牒”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三重：一是向亲朋好

    友通报喜讯；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个也是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

    习。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这不

    仅是白杨坪曾家的光荣，也是整个曾氏一族乃至湘乡县的莫大光荣。要

    知道，清代湘乡县平均二十六七年才出一位进士(46)

    ，翰林更是上百年才

    能出一个。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

    参席、鱼翅席、蛏虷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

    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

    礼”，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

    席。在岳父家收获多少呢？从《湘乡曾氏文献》的“人情账簿”中我们

    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他刚抵岳父家就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

    二天在欧阳宗祠，又一次收到“轿钱四百文”，正式的贺仪则是“十二

    千八百文”。可谓小有收获，于是当天就“着人送钱十二千文回

    家”(47)。

    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

    祠。从岳父家出来，十九日他到达了庙山曾氏家祠。二十日，“走各处

    坟山扫墓”。二十一日，“祠内经管请外姓人吃酒，四十余席”(48)

    ，场

    面相当盛大。这一天曾国藩收入“轿钱三千二百文”。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祼裸

    的“打秋风”了。各地官员对这位前途远大的新科进士都不敢怠慢，基

    本上都要宴请一次，然后再送上礼金。日记中频见此类记载，比如“沈

    明府请吃饭”(49)

    “饮宋公(耒阳令—作者注)署中”(50)

    “(武冈—作

    者注)刺史杨莘田邀饮”(51)

    “饮(新化—作者注)知县胡廷槐署

    内”(52)

    “县令严丽生邀饮”(53)……

    官员所送一般都较丰。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

    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

    两，一人送二两(54)。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

    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

    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

    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拜访，目的更是赤裸裸地敛

    财。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

    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比如九月他在新化拜店凌兴隆、胡德

    昌、戴永隆、孙义盛等八家，“十五早请酒，席极丰盛，且恭，又共送

    钱十二千文”(55)。

    所以曾国藩从这些小老板处也颇有收获。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

    十四家湘乡店铺，收了十六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

    外四十六家，收入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约七百九十六文。

    曾国藩拜客过程中，除“修族谱”及“拜访”“送卷”等名义之

    外，还有“挂匾”“收学生”“点主”等许多活动。新科进士是社交场

    中被热烈追捧的对象，因此所收的钱财也名目繁多，大致有贺礼钱、人

    情钱、轿钱、发卷钱、贽仪、题主钱，等等。

    比如九月二十八日，他到荷叶堂曾祠，收到“公祠钱二十千，卷子

    钱三千文。夫子一千五百文，宗孔请题主钱四千文”。族中那些实力雄厚的乡绅送钱往往较多。曾国藩九月中旬到新化杉

    木桥，此村举人、曾任直隶河间献县知县的曾功杰于本年三月去世，九

    月十六日其家“开吊”，曾国藩十七日赶到，“伊家款待甚隆……送钱

    三十千文”。其侄曾任新宁教官的曾功光也送他三十千文，另两个侄子

    也各送二十千文，共计收钱一百千文(56)。

    有时候所获钱财多于预期，他在日记里会特别提一下。比如五月二

    十五日在耒阳写道：“辰后，仍写对联、条幅。益能叔侄款待甚丰，馈

    赠甚腆。”(57)

    查五月二十二日“流水账簿”，曾国藩收到曾益能贺礼二

    十千文，其侄兆安又馈送八十千文，侄贞璧送二十千文，合计一百二十

    千文，同时益能的两个儿子拜国藩为老师，送贽仪一百千文。加在一起

    共有二百二十千文(58)

    ，确实为数颇巨。

    当然，曾国藩一路拜客，也并非空手而来。在日记中，他多次提及

    写对联、扇子、挂屏、条幅等，有时甚至一写就是一整天。一般来讲，他到各地官员、乡绅及重要公祠，都会奉上亲书墨宝为礼，有时还会为

    人写寿序，因为新科进士的墨宝为人所重。这样所收礼金中又兼有润笔

    性质，自然更为丰厚。

    一般来讲，送钱多少，要根据双方关系亲疏，施与方的地位和财

    力，双方过去的人情往来，各公祠祠规惯例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授受

    双方心中是有一定默契的。多的可达数十两，少的可能只有“羊毫笔二

    支，印色一合”(59)。然而有时双方并非心有灵犀，不愉快就不可避免。

    有的地方对新科进士大表欢迎，引导他去拜祭扫墓，请他书写对联，但

    提到贺礼，却不痛不快，导致曾国藩十分恼怒。比如他四月到达松陂曾

    氏家祠后，祠堂经管人又请他写字，又请他扫墓，折腾他好久，过后却

    提出手中没有现钱，贺仪须等到八月再送。曾国藩联想到前年父亲曾麟

    书来此祠送匾，祠堂经管人也曾许诺来家里送贺仪，过后却食言，因此

    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顿。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

    道：“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愧畏。”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传统时代的宗谱族规中大都包

    含有对中式者的奖励条款，各地宗祠对于科举中式者应该承担明确的致

    送贺仪任务。这在许多宗族族规资料中可以找到旁证。

    比如湖北黄冈《孔子世家宗谱》“考试条例”：

    一、族中文武童考列州县前十名者，给花红银二两，案首外加

    一两。二、文武童入学者给花红银八两，院案首外二两。三、生员

    岁科试列一等者给银三两，前三名者加一两，案首加一两，武生亦

    如之。四、增附生员补廪膳者给银四两。五、生员及贡监，中试举

    人者给银二十两，武举亦然。六、族有俊秀子弟者，有志进修，家

    无糊口，不能给俸，该户户头举族长验试，果有专心致志，每年出

    学俸若干，以励成才。

    湖北黄冈《淞湖陈氏家谱》：

    十九，中进士者，付庄专给贺谷三十石，点翰林者今议加谷十

    石，点鼎甲者，加谷二十石(因此田已当一石一斗二升半，只存四

    石八斗七升半) ……二十，中乡试者，祭田给贺礼二十千，中会

    试者四十千，点主事中书即用者又五十千，馆选者六十千，点鼎甲

    者八十千。(60)

    从曾国藩的账簿记载看，他到各地曾祠，一般都由“首事”接待，会收入一笔“公钱”，或者叫“公祠钱”(61)

    ，这应该是各祠产中用来奖

    励科举中式者的例钱(62)。

    四月十二日记载，曾国藩的雷霆之怒使得松陂管祠人十分害怕，请

    人说情给曾国藩赔了不是，还送了一部分钱。“松陂请人说情，送押钱六十四千。”

    当然，作为拜客活动的副产品，曾国藩对于族谱的修订确实也做出

    了一些贡献。比如日记中所记：

    余与家叔及上增叔……议修谱事，议每丁出钱百三十文……需

    谱者每部钱四千文。(63)

    那么，曾国藩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首次拜客从岳父家拜到塘

    头湾曾祠，时间不长，只有七天，范围不广，都是至亲，收入也不多。

    曾国藩自己统计了一下，共收入二十一千一百八十文。

    要准确计算曾国藩的收入，我们需要统一计算单位，把铜钱换算成

    白银。清代铜钱兑换白银的比率一直处于变化之中，道光年间大约在一

    千二百余文兑换一两到一千七百余文兑换一两之间波动。在此次拜客过

    程中，曾国藩记载过三次兑换数字(64)。为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三次兑换

    比率平均，按一千六百零二文兑换一两计算。这样算来，曾国藩拜客一

    周，收入为13.22两白银。

    首次拜客不过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曾国藩又有三次拜客，时间、路

    程特别是收入均大大超过第一次。第二次拜客中，仅三月初七日至三月

    十一日在湘乡县城的四天，就收入钱十二千六百文，银四十一两八钱。

    我们按《湘乡曾氏文献》账簿将第二次拜客收入逐笔相加，共计钱二百

    三十六千九百文，白银二百三十八两三钱，以白银总计为386.18两。

    第三次拜客收入，曾国藩在账簿中自己做了这样一次总结：

    三月二十九日出门，到六月二十二日到家，通计得现钱并轿

    钱、下人钱五百××(原文如此—作者注)千文，花元二百三十

    元。(65)

    所谓“花元”，指流入当地的外国银圆(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说：“道光年间，洋钱已深入内地，自广东、福建一直到黄河以南，都有流通。”“鸦片战争前后那几十年间，最通行的莫过于西班牙银

    元。”“大的重七钱二分。”(66))。如果按重七钱二分、成色百分之九

    十三计算，合足银一百五十四两。则第三次拜客收入合银466.1两。

    第四次拜客，按《湘乡曾氏文献》流水账簿逐笔相加，共收入钱七

    百一十九千三百二十文，银一百一十七两六钱。以白银合计为566.61

    两。

    其实在道光十九年正式大规模拜客之前，道光十八年由北京回湘乡

    路上，曾国藩就已经在中湘地区顺路拜过一次客了。《中湘拜客》账簿

    载，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六日，他拜白果、东山、龙山等处的纸行、账

    簿店、钱店、布店、烟店、槽店、花店等四十三家，共收钱三十一千四

    百文，银19.85两。在湘潭县拜了知县、教谕、训导及其他两位绅士

    (67)

    ，共收银23.6两。城内外合计收银43.45两，钱三十一千四百文，以

    白银合计为63.05两(68)。

    以上五次合计，曾国藩所拜之处，包括宗祠、店铺及人家，约一千

    二百处(据《湘乡曾氏文献》约略统计)。共收入钱一千五百零八千八

    百文，白银三百九十九两三钱五分，花元二百三十元。以银两合计，共

    为1495.17两。

    除了银钱之外，曾国藩收到的贺礼中还有少量实物。湘潭县一位乡

    绅请吃酒，又送点心四匣，茶叶一篓，鸭子一对(69)。另衡州府城的纪文

    灿笔店没有送钱，而是“送笔十支”(70)

    ，贺五爷“送小菜四坛，酒二

    坛，鲜鱼二斤”(71)。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

    文多，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六至十文一

    斤。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72)。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可谓巨款。为了直观了解曾国藩拜客路程，我根据日记及账簿记载，对其行程

    大致加以勾勒，绘制成《曾国藩道光十九年四次拜客行程图》(图1-

    1)。

    第一次拜客的目的地是岳父欧阳沧溟家金溪庙，路程不远。按地图

    上两点间的线路简单计算，往返29.22公里。

    第二次拜客，主要经行地为永丰、梓门桥和湘乡。按各点间线路简

    单相加，计133.06公里(73)。

    休整五天后，曾国藩开始了第三次拜客。从三月二十九日由家起

    程，走衡阳，二十二日至衡州府城，在府城停留十天。五月十一日到达

    耒阳县城，在县停留八天，三十日至永兴。六月初五由永兴雇船下耒

    阳，十七日又回到衡州府城。六月二十一日由衡城起身，二十二日到

    家。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456.35公里(74)。

    在家休息一个月后，曾国藩七月二十二日出门，开始第四次拜客。

    八月十二日至宝庆府。八月十七日由宝庆起行，二十二日抵武冈州。九

    月初二日离开武冈，十二日由杉木桥至新化。二十二日至安化蓝田。十

    月初三日至永丰，初四日到家(75)。按各点间线路简单相加，计603.3公

    里。图1-1 曾国藩道光十九年四次拜客行程图

    说明：此图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清代湖南省为底本，参考中华

    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1年)，增加了栗江、花园、横板桥、白

    果、金溪庙诸地。

    四次简单相加，共计1221.93公里。曾国藩行走的实际路程肯定要

    超过此数。一是因为上图所画路线是以他的主要经行点简单连线而成，实际行走路线要远比图上所示曲折。二是因为他每到一城，通常都要出

    四门到四郊拜客，行程也不算短。因此我估计他的实际行程为一千五百

    公里左右。拜客过程中一路所宿之地，多数是公祠，有时也宿乡绅家、客寓及各县湘乡会馆。从这张图中，不仅可以看到曾国藩拜客路程之远，也大致可以看出曾氏一族在湖南的地理分布概况。

    在传统社会中遇到人生大事，亲友往往以礼金、礼物等方式互助，这是很多传统礼俗的起源因素。

    科举成功后，一个中式者会面临一系列庆祝活动和大笔经济开支。

    比如要打发前来送报单的报子，要竖旗挂匾(76)

    ，穿袍褂，簪花挂红，焚

    香告祖，拜客，送扇，印卷……林林总总，颇为繁重。商衍鎏回忆他中

    秀才时的情景：

    旋由学政牌示，定于某日到学政衙门簪花，赴学宫行拜孔子

    礼，穿的是蓝袍、缎靴，戴红缨帽金顶，簪花披红……礼毕各人乘

    轿回家，谒祖，拜尊长，尊长各给红封利试一包，后即出家门，往

    拜从前受业过的各老师，至亲父执辈亦要登门叩头，家中设宴数席

    款待亲友，亦要行礼周旋，到晚客散，因为叩头太多，两腿酸楚，疲惫不堪了。(77)

    这一过程花费不菲。比如李慈铭中举后，“致送贽礼，缴付墨卷刻

    费，购买衣袍，修墓扫墓，以及应酬饮宴等费用，花了四百两”。他在

    日记中叹息说：“寒士得中乙科，耗费至是!”(78)

    这种大笔花费普通人家很难负担，因此催生了中式后的“贺仪”。

    当然，对新科进士的帮助不同于其他互助。向这样即将成为官员的人致

    送礼金，显然是一笔前景很好的投资，利润必定丰厚，因此很多中式者

    家庭互助圈子以外的人会主动前来送贺礼。

    曾国藩以拜客方式收受的大量礼金，显然相当多是出自“投资”的

    目的。多年之后，曾氏在家信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显得颇为后悔：

    我自从己亥年(道光十九年—作者注)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

    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

    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

    取人财。切记切记!(79)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做了外官，那些送或者借给他钱的人找上门

    来，曾国藩付以十倍的回报，当事人也并不见得满意。因此，现在所

    送，都是钓饵。

    这是后来的悔悟，当时困窘中的曾国藩面对这些“钓饵”，并无丝

    毫犹豫。因为当时经济条件决定，曾国藩不可能不遵此陋习。

    除了在家乡“把戏”时四次拜客外，道光十九年秋天，曾国藩北上

    入京为官时沿途拜客收入也相当不菲。

    结束在家的休整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曾国藩从家乡出发，经湖北、河南北上至京。

    一路上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与各地官员相往还上，上至巡抚，下至县令，乃至学官，他都拜到。

    十一月初六日他到达湘乡县城，收到县令严丽生以下共银三十二两

    余，钱三十五千文。其中县令送银十六两(80)。

    十一月十六日在长沙，收到抚台、臬台、粮道等馈送共银七十七

    两，钱七千文。其中巡抚送银十六两，按察使十二两，粮道十两，长沙

    知府六两(81)。

    十二月初七日日记记载：

    至岳州，访府学(指府学教授—作者注)成忍斋同年，又会萧

    汉溪学使(指学政—作者注)，晤李邵青于成忍斋署中，畅谈甚

    欢。而据账簿，十二月初八日收到成忍斋所送钱十千文，李邵青送点心

    二匣，肉二斤，烛二折，酒一坛(82)。

    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只有一行：

    着人往武昌，打探在省各官。

    打探的目的当然是准备拜见。账簿记载，在汉口收到抚台、藩台、臬台、署盐道、各家卦店馈送共银一百七十一两，钱六千九百文。其中

    巡抚十六两，布政使十二两，按察使七两八钱，署粮道七两八钱，署盐

    道十六两(83)。

    曾国藩日记记载他十二月十五日全天都在“拜各卦店”。

    “正月十二日至河南省城”，拜客四天，在家信中说：“十二日至

    河南省城，拜客耽搁四天，获百余金。”按流水账簿计算，则共一百五

    十六两。巡抚八两，按察使十六两，布政使十六两，粮盐道三十两，陕

    州道三十两，灵宝县令银二十两。候补知州杨积煦手中没钱，送了他面

    一匣，鸭四只，地黄二匣(84)。

    见官拜官，见店入店，从各地官员和“乡亲店”主手中又获得了一

    笔不小的收入。曾国藩一路北上，收到馈赠共计约五百余两。也就是

    说，曾国藩所有拜客收入，共计二千两左右。

    除了曾国藩外，我没有发现有关其他中式者留下如此详细的拜客记

    载。遍寻史料，我没有见到其他中式者如曾国藩拜客这样时间长、范围

    广、拜访对象多、收入高。能够见到的资料中，中式者收到的馈赠数量

    通常远低于曾国藩。比如李慈铭中进士后，在日记中记载收到的馈赠不

    过二百六十五两(85)。也许在“议修谱牒，清查源流”这个借口下，曾国

    藩的拜客地域及范围远超当时习惯。

    三 也曾“包揽词讼”虽然通过拜客获得大量收入，但是曾国藩仍然感觉手里的钱不够充

    裕。

    拜客有收入也有成本，曾国藩一路仆从花费、家中刻卷、应酬、购

    置家具衣物、日常支出等花销，也都不小。加上在这一年曾家经历了曾

    国藩长子和幼妹去世两次丧事以及曾国藩四妹出阁的喜事。翰林之妹出

    阁，规模不小，“共夫七十八名，并朱家来夫百一十二名”(86)

    ，耗费颇

    巨。

    因此曾国藩进京为官的资本仍然不足，还要向别人借钱。日记中提

    到“向大启借钱”(87)

    ，临行前的十月初五日记中又说：“八月，谦六在

    省会家严，面许借二百金。”

    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

    来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

    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

    复申说。比如他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

    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

    人。”(88)

    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

    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

    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

    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

    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

    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 ”。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

    送到了有关部门(89)。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

    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二月十九日，族人曾光文前来和他商量如何为曾逢吉办理诉讼事

    宜。原来“逢吉家有叠葬祖坟鳜鱼山，曾被彭如舜强葬八棺。乾隆四十

    九年构讼，至五十六年……执照……周佐才强葬此山，劈圹骑头。逢吉

    欲与周兴讼，故与余商”(90)。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

    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解地方纠纷了。此时的新科翰林

    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

    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缘于石湾曾氏某公寓“已赁与伍姓人开店。伍

    姓强悍，有霸占之意”。族人请他做主，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

    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

    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作者注)宋公也”(91)。

    曾国藩六月二十九日日记还提到，他“作书与面湖凼、唐福各处，嘱其早完国课，以便办优免事”(92)。这是关于税赋减免事宜。另一处记

    载“会衡阳沈明府，道及彭雅涵偷窃事”(93)。这是关于地方治安。八月

    十七日日记说“族中有名国正者，在宝庆营。……悯其孤苦，因……至

    两营及协镇都督处，托其照拂”(94)。与武官也打过交道，可见他的绅士

    功能发挥得相当全面。

    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

    文将进行深入讨论。这里只需说明的一点是，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

    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事实

    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渠道，具体收入水平和方式我

    们在以后还会论及。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日

    记记载，外地族人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95)。

    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由此可见一斑。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

    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

    从正月十六日忙到十月底，“筹资”工作终于完成，曾国藩在十月

    三十日这天的日记里说：“将进京银两封好，行李捡拾。”(96)

    三天后，他从家中起程，奔赴北京为官。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1页。

    (2) 《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据1946年三省堂木活字本2002年复

    制本，《谱叙》第3～4页。

    (3) 关于绅士的定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生员等低级功名获得者不应该被列入绅士阶层，比如

    许顺富说，生员和监生仍属平民范畴，正如他们被称为“士民”而非“缙绅”。只有贡生

    以上的人数较少的群体才能被称为绅士(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

    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而更多的研究者则认同张仲礼先生所作的更为广义的定

    义：“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即自然成为

    绅士集团成员。”(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也就

    是说，生员以上的功名获得者皆可被称为绅士，虽然生员和监生只能被列为下层绅士。本

    书采用后一定义。

    (4) 太平天国前后，由于捐纳大开，军功盛行，所以士绅阶层膨胀很快，根据张仲礼的估计，从太平天国前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真正获得功名(academic success)的人群—士绅

    (gentry)的人数也不过占全国的1%左右(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00页)。承平时代

    这个比例当然更低。

    (5) 张仲礼、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的研究认为生员的录取率在1%左右。艾尔曼则

    以1850年为例，计算出“在200万名参加院试的读书人中，只有3万名(大约1.5%)成为生

    员”。见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2006年第6期，第194页。

    (6) 纪莺莺据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简单计算。见纪莺莺：《明清科举

    制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2006年第6期，第194页。

    (7) 宗韵：《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历史档案》2010年第3期，第44～51

    页。

    (8) 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社会》2006年第6期，第190～212页。

    (9)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2005年，第231页。

    (10) 蒋纯焦：《晚清士子的生活与教育—以塾师王锡彤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92页。(11)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Imperial

    China，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转引自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

    会整合功能》，《社会》2006年第6期，第190～212页。

    (12) 比如山东省中举69人，其祖、父有功名者60人，占比为86.9%；山西为55%；四川为

    38.3%；广东为67.6%。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

    版社，1997年，第152页。

    (13)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2页。

    (14)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6页。

    (15) 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卷一，页四，清光绪年间刻本。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

    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

    (16) 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卷八，页二，清光绪年间刻本。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

    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页。

    (1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0页。

    (1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4年，第1960页。

    (19)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90页。孙毓棠、张寄谦：

    《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117～120

    页。

    (20) 〔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105～106页。

    (2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0页。

    (22) 刘鹏佛：《清代湘乡曾氏家族与经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3年，第15

    页。

    (23)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29页。

    (24)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1页。

    (25) 顾炎武：《生员论》(上)，《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1页。

    (26) 叶梦珠：《阅世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27) 《曾国藩年谱》：“嘉庆二十年，公五岁，冬十月，受学于庭。”年谱中的五岁为虚

    岁。见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页。

    (28)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页。

    (29)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88页。

    (3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第330页。(3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319页。

    (3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页。

    (33)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5页。

    (34)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页。

    (3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257页。

    (36)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商务印书馆，1917年。

    (37)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4页。

    (38)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5页。

    (39) 何炳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1962，p40，255.

    (40) 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七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333页。

    (41)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2页。

    (42) 《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00页。

    (43) 1919年8月4日《湘江评论》第4号，“湘江大事述评”栏内《本会总记》。见《毛泽东早

    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644～645页。

    (44)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6页。

    (4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55～4190页。

    (46) 董丛林编著：《曾国藩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47)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61页。

    (48)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4页。

    (49)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6页。

    (50)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7页。

    (51)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28页。

    (52)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29页。

    (53)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5页。

    (54)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67页。

    (5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76页。

    (56)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75页。

    (57)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9页。(58)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16页。

    (59) 八月十三日，他到宝庆府城，知府送他羊毫笔二支，印色一合。见吴相湘主编：《湘乡

    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33页。

    (60) 转引自杨爱华：《黄冈地区宗族助学兴教探究—馆藏家谱研究》，《华中人文论丛》

    2011年第1期，第269页。

    (61) 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元吉公祠新订条规”中，有“全族设户首二人……奖掖后进

    学子，综核祠产收支”之条。五三八页又有“赈恤奖学各费”之条，应系承袭以前几修族

    谱精神而来，唯其时已在民国，奖励条款与清代自然大不相同，具体条文已无参证价值。

    因条件限制，未能查到《大界曾氏四修族谱》。

    (62) 除此之外，各地族人还按惯例交送人情钱。有的时候，族人人情钱会汇集一起，由一人

    转交。比如十月初一日，在砂溪曾祠，“又大爷收各族人情共二十四千二百文，华国四爷

    收各房人情共二十四千四百文”。

    (63)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5页。

    (64) 六月十七日在衡州以四百六十一千九百四十八文，换得衡平十足银二百九十两一钱，每

    两兑钱一五九二文。八月十三日，他在宝庆府以四十八千六百文，换得足纹银三十两，则

    兑换率为一六二〇文兑换一两。八月二十二日在武冈州以五十五千二百五十八文，换得银

    三十四两六钱七厘，则一五九四文兑换一两。见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

    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27、4143、4173页。

    (6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27页。

    (66)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78～579页。曾国藩账簿中，第三次拜客在永兴等地多次收入花钱、洋元、洋银等，还提到具体品种，有“苏边”“建

    柱”等(第4121页)，此外还提到货币品种还有“青钱”(质地为铜、铅、锡合金。新版

    《辞源》说明：“以红铜五成，白铅四成一分半，黑铅六分半，锡二分四者配铸者，谓之

    青钱。”第4114页)。以上资料，备货币史专家参考。

    (67) 县令送席未受，送银十二两；教谕送银二两；训导送一两六钱；一位乡绅送银八两。

    (68)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55～4060页。

    (69)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060页。

    (70)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01页。

    (71)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02页。

    (72)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9～670页。从叶梦

    珠的《阅世编》和钱泳等所述的一系列材料看，清代道光时期，一亩田值银二十两至三十

    五两之间。

    (73) 十二日到达紫名桥。十八日到梓门桥。二十日到达永丰，拜访走马街刘蓉家。二十四日

    经田家湾、金家湾。二十九日到达刘家湾江外祖家。三月初一日至南五母舅家。初三日到彭家冲。初七日经由鱼塘(虞塘)走县城。初八日“请家德二开单拜客”。初九日到十六

    日，均在县城拜客，并出县城四门走郊区，比如“北门出城走马家坪至云门寺”。十六日

    出城，到普眼堂，十九日至谭家桥。

    (74) 四月初八日到达松陂祠。十四日至面湖凼。五月初二出城，经铁纲铺、栗江、常宁，十

    九日经石湾、曾家坪，二十七日至桐树下，二十九日到达油榨输(墟)，六月十一日至东

    江，经泉溪市(寺)、清泉。

    (75) 经文吉堂，八月初一日到大泉冲，经桃花坪、七里桥，九月初六日到新化窝山，初八日

    到古塘，经马鞍市、高沙市、花园、黄板桥(横板桥)、沙坪，二十八日至荷叶堂。

    (76) 清代举人中式每人给银二十两，以备制匾立旗杆之用，文武进士又有坊价银，以作建立

    牌坊之用。新科举人，顺天由礼部，各省由布政司，颁给牌坊银二十两(亦称旗匾银两)

    及顶戴、衣帽、匾额。各省有作就匾额致送者，银两、衣帽后则名存实亡矣。见商衍鎏：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77) 商衍鎏：《科举考试的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三辑，1962年，第7～8页。

    (78)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18页。

    (79)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51页。

    (80)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3～4184页。

    (81)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5～4186页。

    (82)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6页。

    (83)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7～4188页。

    (84)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4189～4190页。

    (85)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第19页。

    (86)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2页。

    (87) 道光十九年四月十六日日记中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

    (88)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第114页。

    (89)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8页。

    (90)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2页。

    (91)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8页。

    (92)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23页。

    (93)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5页。

    (94)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12页。

    (95) “永兴本家见余，趑趄嗫嚅，村鄙可怜。”见《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20页。

    (96) 《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94年，第34页。第二章

    京官曾国藩的衣食住行

    第一节 京官(1)

    生活的开始

    一 从湖南到北京路费要多少钱

    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由家起程，进京赴官。

    由长沙到北京，全程二千余里，他费时六十三天，共用银一百多

    两(2)。我们可以简略描述一下他的行程，来看一看传统条件下旅途之艰

    难。

    从老家到省城长沙是陆路。从湖南长沙上船，走了半个月水路，抵

    达湖北武汉，平均每天船只行进六十里(途中阻风停泊四天)。由汉口

    起又改为陆路。先是坐二把刀人力推车(雅称“一轮明月”)，从汉口

    走了十四天到达河南周家口，在周家口换乘篷车，费用是六十千文(3)。

    坐篷车行程三十八天，因拜访地方官等停了六天，实际行走三十二天，每日行进五十到八十里，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抵达北京。

    二 仆人都看不起曾国藩

    曾国藩中进士后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的仕途并不能从那时算

    起。因为翰林院庶吉士属于实习性质，没有品秩，也没有俸禄。只有经

    过翰林院“散馆考试”，授予正式官职，才算开始为官。到北京之初，曾国藩暂住千佛庵中，每日勤奋练习写大卷的书法楷

    字，全力准备散馆考试。四月十七日他参加散馆考试，取列二等十九

    名，四月二十二日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甲进士留馆者例授此

    官)。因此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是曾国藩京官生涯的正式起点。

    翰林院乃储才养望的轻闲之地，地位清要，职务闲简。翰林们的职

    责说起来，有“充经筵日讲官”—偶尔被选中给皇帝讲讲经书，“撰写

    典礼册文”—写写重要典礼上的册封文书，“纂修校勘书史”—参与官

    修丛书的编辑校订，以及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入值宫中随侍皇帝

    等。但事实上，由于翰林人数众多，每个人承担以上职责的机会并不

    多，绝大多数时间是用来读书学习，以备数年一度的翰林大考。和其他

    官员不同，翰林升官主要依靠的不是政绩，而是“大考”的成绩。在道

    光二十三年的那次“翰林大考”中，曾国藩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

    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生活如此悠闲，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

    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

    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

    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

    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

    激，还写下了一首《傲奴》诗：……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4)

    另一个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

    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

    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

    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5)

    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

    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曾国藩

    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

    已泣下(6)。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

    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

    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

    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第二节 翰林曾国藩的工资条

    一 清代的低薪制

    那么，京官生活为何如此之穷呢？

    第一个原因是薪俸水平低。

    翰林地位清要，然而薪俸很低，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

    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清代文官“正俸”也就是正式工资基本承袭明朝，只略有调整，自

    一品到九品至未入流，共分10个等级：一品最高180两，二品155两，三

    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

    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7)。

    除了正式工资之外，还有实物补贴，即“禄米”，供官员食用的大

    米。一般来说，一两工资，同时发放一斛(半石)禄米。

    乾隆年间定制，一、二品官员双俸双米(8)

    ，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发

    双份禄米。其他京官食双俸单米(9)。除户部等少数官员外，绝大部分京

    官没有养廉银(10)。

    二 曾国藩工资条的构成

    按这个标准，曾国藩这样的从七品京官薪俸内容是正俸四十五两，加上四十五两“恩俸”，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

    米”(11)。为了准确计算曾国藩的薪俸，我们需要将禄米折成银两。虽然发给

    官员的禄米名义上是精品大米，但事实上京仓粮食“红朽者多”，因此

    中下级官员领到米券后，常“以贱价出售给米肆，每石仅合银一两有

    奇”(12)。综合各种资料，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禄米每石大约值银一两三

    钱，这样的话，曾国藩每月22.5石的禄米值银29.25两。加上双俸，曾

    国藩的薪俸总数为119.25两。参见《清代道光年间京官俸禄表》(表2-

    1)。

    表2-1 清代道光年间京官俸禄表

    说明：本表以《中国俸禄制度史》(13)中的《清代文官俸禄定例表》为基础，禄米按每石值银一

    两三钱(每斛0.65两)折算。

    除此之外，京官还有数目不等的“公费”，即办公经费。但是制定

    于顺治年间的公费标准极低，身居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仅“月支公费银五两”，翰林院修撰以下月支银二两到一两不等。曾国

    藩这样从七品翰林的公费标准是一两半。但公费在晚清是折成铜钱支给

    的，“凡京官公费每银一两折制钱一千文”(14)。具体发放时又并非如此

    整齐规律(15)

    ，时有错后发放及补发。按曾国藩《辛丑年用钱票数》(16)账簿，多的月份是1700文，少的月份只有140文。逐月累加算出来的结

    果是这一年他的公费收入共计15353文。通过曾国藩的兑换实例，我计

    算出道光二十一年的银钱比例是一两银换制钱1434文(17)。以此标准折

    算，则曾国藩全年公费收入15353文，折合10.71两。

    将薪俸与公费两项相加，曾国藩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6两。

    张德昌说：“和同时期的其他阶层的人来比较，京官的官职收入并

    不菲薄。”比如，李慈铭所用男仆年工资不过十两多一些而已(18)。因此

    他认为清代京官虽然以穷困闻名，但实际上生活水平很高，甚至很多人

    都过着“糜烂豪奢的生活”。然而，官员与社会底层仆役的支出结构和

    水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由京官的特殊生活方式决定的。以仆役的

    工资做参照，并不能真实反映京官的生活水平。

    那么翰林曾国藩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如何？一年的支出又需要多少

    呢？我们在这一章从衣食住行等项来详细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结构。

    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19)

    ，即

    《辛丑年用银数》(20)

    和《辛丑年用钱票数》(21)

    等，所以我们以道光二

    十一年为观察重点。

    在这些账簿中，曾国藩所用的货币单位有银两、现钱和票钱。晚清

    北京地区行用的钱有现钱、钱票的区别。现钱又称大钱，指清代制钱。

    钱票乃是钱庄和各种商铺发行的民间纸币，或称私票。面额有五百文、一吊、两吊、两吊五百文到五吊或五吊以上等(22)。

    从曾国藩的账本可见，在道光二十一年，它的信用状况良好，与现

    钱等值。本章的银钱比率，均按一比一四三四文统一换算。第三节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收入与支

    出

    一 京官是怎么解决住房问题的

    一个人从外地来到北京生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住房。

    和今天不同，清代京官不但没有分房，在住房问题上也不享有任何

    补贴。

    因此，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殊恩赐予宅第之外，京官解决住房问

    题的方式和今天大部分人一样，一是买房，二是租房。

    清代实行满汉分居(23)

    ，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汉族京官基本

    上都居于外城或者叫南城。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有自己的宅邸。比如

    康熙年间，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24)。

    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董邦达，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宅院，花

    园“花木竞秀，丘壑多姿”(25)。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并不多见。

    因为北京地价昂贵，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拥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

    力。

    因此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一方面京官生活流动性很大，他

    们或者因为升迁调转频繁更换工作部门，或者外放为地方官，或者因父

    母去世要回老家守制，在北京一个地方一住几十年的不多。另外，北京

    有大量的会馆和民居常年专门出租。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最佳

    的选择。

    当然，京官租房和平民租房还是不同。官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

    求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更不可能与平头百姓混居在一个大杂院里。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

    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如果条

    件许可，带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为官期

    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

    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

    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水涨船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当

    然也越来越高。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

    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26)。五年搬了三次家。乾隆年间的钱

    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虎坊菜市三易寓，去

    住踪迹风转蓬。”(27)

    两年搬了三次。嘉庆进士、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的祁寯藻亦说：“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28)

    十年搬了四次。

    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入京，数年内在神仙胡同、潘家

    河沿、横街、珠巢街、宣外大街等处搬来搬去(29)

    ，因此写诗叹息

    说：“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30)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

    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

    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住在这儿上朝方便。二是北

    京位于国家版图东北部，中原及南方士子通常由西南方进入北京城，故

    落脚宣南最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花园别业，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古刹名寺

    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故夏仁虎《旧京

    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

    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31)

    官员多住

    在外城的西部，本地富户多住在外城的东部，所以说“东富西贵”。四

    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

    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32)

    ，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

    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

    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

    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刘光第住在29

    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

    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

    能出主考的胡同(为什么京官如此盼望当主考，后面章节有详细解

    释)。刘光第在家书中解释说：“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绳匠胡同南头路

    西。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即如今年主考，亦惟此街放得最

    多，此系地脉所管，街背南半截胡同次之)。第与同司主稿正郎汤伯温

    (名似瑄，江南人)同斋另院而共一大门。宅正对门则恽颜彬(广东正

    主考)，宅斜对门则孔祥霖(云南主考)，宅左(隔两三斋门)则戴北

    春(陕西正主考)，宅后(隔一斋门)则(李)文田(江南正主考)。

    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33)

    不过刘光第搬到这里却并未能帮助他成为主

    考。

    曾国藩在北京的租房历程，正符合以上四个特点。

    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做官的人一样，最初几天他暂住在宣武区椿树

    胡同的长沙会馆(长郡会馆)(34)

    ，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

    千佛庵(位于南横街与贾家胡同交口，民国年间北京内外城详图上标

    为“增寿寺”(35))赁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36)

    ，折成白银全年

    需33.47两。他此时没带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

    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较为经济的选择(37)。

    不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曾国藩

    接到家书后开始四处看房。十二月十二日，他到琉璃厂看房子。看好了

    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

    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理学伦理中最光荣的事，曾国藩

    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38)。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十二月十七

    日搬入(39)

    ，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道

    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

    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

    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曾国藩在家

    书中汇报说：“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

    屋。”(40)

    曾国藩因为他“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

    氏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当月就要搬家。曾国藩因此坐卧不

    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

    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在这条前述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

    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巧合的是，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

    这里的曾国藩果然获得四川乡试主考的任命。

    绳匠胡同的住宅有房十八间，比棉花六条胡同的房子宽敞很多。曾

    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

    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41)。不过

    在账簿中，曾国藩记载的实际房租数是十千文(42)

    ，合成银两，房租一年

    要83.68两。

    更多时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不得不再次搬

    家。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年纪，要立家

    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43)

    ，于是又搬

    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三

    十千文，“极为宽敞”(44)。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如果按他家

    书中汇报的这个数字，年租金需251.05两。道光二十七年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

    宏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十三年间，曾国藩共计搬家八次，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

    处。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

    千文直至三十千文，不断上涨。

    具体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

    八千文。八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97.87两。具体支出细项见《〈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

    于居住项表》(表2-2)。

    表2-2 《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居住项表说明：此表据《辛丑年用钱票数》逐月逐笔统计而成。

    二 买衣服是一笔重大支出

    京官生活中另一项较大的花销是服装，特别是进京之初购置官服的

    支出。

    中国传统服饰规章笼罩在浓重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下，以烦琐严格著

    称。清代冠服制度之细密更堪称历代之冠，官服的式样、色彩、质料、饰物等细节都有明确繁缛的要求。

    比如官帽，按季节要求，可分为暖帽、凉帽两种。从功能上分，则

    又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等区别。

    至于官服，按出席场合可分为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可分冬、夏两

    种；按功用，又分为日常服和出行服。因官品之不同，官服用色、补子

    图案都有明确区分。《大清会典》将高级官员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分为八个等级，以此区别官员身份、地位的高

    低(45)。

    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因此一般价格都颇为昂贵。比如端

    罩的质料有黑狐、紫貂、青狐、貂皮、猞猁狲皮、红豹皮、黄狐皮几

    种。官帽上的顶珠，亦皆以贵重材料制作，比如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

    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为青金石，五品为水晶，六品为砗磲，七品

    为素金，八品为阴文镂花金，九品为阳文镂花金(46)。暖帽周围有一道檐

    边，也须用名贵皮料，“以貂鼠为贵，其次为海獭，再次为狐”(47)。

    清代官服皆需要官员自行购置，甚至皇帝赏赐之物有些亦如此。比

    如清代皇帝常赏赐官员花翎，以示奖励。这种赏赐，多数时候只是“赐

    予其资格，花翎需要官员自行购置，其价格因眼数不同从数十两到数百

    两不等”(48)。赏穿之黄马褂，有些情况下也是受赏者自行置办(49)。官服不但种类多，更替也十分频繁。《清史稿》说：“凡寒燠更用

    冠服，每岁春季用凉朝冠及夹朝衣，秋季用暖朝冠及缘皮朝衣。于三、九月内，或初五日，或十五日，或二十五日，酌拟一日。均前一月由礼

    部奏请，得旨，通行各衙门一体遵照。”(50)

    也就是说，哪天穿什么衣

    服，不是由官员自己选择，而是要由朝廷统一下命令。《王文韶日记》

    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他一年更换服饰的次数。光绪六年他任户部侍郎，且

    入值军机，地位重要，频频出入宫中。正月初一，他入宫朝贺行礼，穿

    蟒袍补褂(光绪二十六年正月的日记显示朝贺太后和朝贺皇帝要求穿戴

    不同。朝贺皇太后时，穿“朝衣本色貂褂，不带嗉”，而朝贺皇上时，则是“蟒袍补褂染貂冠”)。正月十五，在乾清门站班，穿貂褂。十九

    日，换染貂冠、白风毛褂。三十日，换洋灰鼠褂。二月初七日，换银鼠

    褂。初八日，换银鼠袍。二十五日，换毡冠绒领棉袍。三月十二日，换

    绒冠夹领湖色衫。十七日，换夹袍褂。二十五日，换单褂。二十七日，换单袍。也就是说，前三个月入宫，换了十一套衣服，平均不到九天就

    要换一次。“由貂冠、貂褂直换到葛丝冠、葛纱袍，再由葛纱直换到貂

    褂，这就是清代官服：皮(大毛、小毛)、棉、夹、单、纱，周而复始

    的一年的更替。”(51)

    所以为官之初，购置官服，对很多官员来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

    担。很多缺乏经济实力的京官不得不长年借用官服。李慈铭光绪十五年

    一月一日日记说：“京官多有不能具衣冠者。余为郎三十年，去岁始得

    一称。”(52)

    对于历代仕宦的大族来说，购置官服多少也是需要掂量一下

    的。同治四年，翁同龢被命为弘德殿行走，成为同治帝的老师。其兄翁

    同爵在家书中说：“弟平素衣服本不讲究，虽是俭德，然既当此差，则

    不能不添置数件……一切应添应改者，可随时添改，切勿惜费将

    就。”(53)

    许多官员升官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庆祝，而是焦虑于如何购

    置官服。光绪十六年，李慈铭终于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他叹道：“行

    年六十有二，始以正五品左转从五品，强号迁官(人们一般认为御史较

    郎中尊贵)，始具舆服，衰颓冠獬，潦倒乘骢，草创威仪，未曾上事，已欲倾家，亦可笑矣。”(54)

    刘光第原本清贫，光绪帝时升官后，一下

    子“用度顿添，异常艰窘”。他在家书中大谈苦况：“城外学堂亦打算

    顶与别人，兄租不起了。隔数日须往颐和园住班。老骡不行，又要买

    马，又要添皮衣，非狐皮不行；且定要貂褂。乾隆中，钱南园先生即是

    在军机处值日无衣，冷病死的；又要添人，至少亦当多用四五百

    金。”(55)

    曾国藩素以俭朴闻名。晚年他在家书中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

    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

    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穿，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

    此穿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

    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连曾国藩的夫人和

    孩子们，基于社交需要，也都衣着相当体面。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

    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

    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

    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56)

    确实，入京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

    《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纱袍套一付，线绉绵袍褂一付，宁绸单袍线纵套一付，呢

    袍褂一付……湖绉棉袍一件，大呢皮马褂一件，湖绉皮军机马褂一

    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绸袍一件，大呢绵马褂一件，皮

    圆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沈香茧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57)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

    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

    风帽等十一顶(58)。这些衣服的购置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

    之间。曾宝慈在《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中写道：“那时……裁缝

    工钱，袍子每件大概一千五至一千八百文……材料部分，绸袍二件计六

    千五百文，貂褂……二十千文。”(59)

    而在以后，随着官职上升，曾国藩又陆续大量添置衣服。特别是道

    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赴四川主持乡试，将所带的衣服列成单据，更可以

    让我们领略前清官员的排场。他带了一共九大箱，我们仅看其第一号衣

    箱的内容：

    湖绉棉军机坎一件。

    宝蓝线绉羊皮一裹圆一件。

    蓝宁绸狐皮一裹圆袍一件。

    灰宁绸羊皮一裹圆袍一件。

    兰宁绸织绒一裹圆棉袍一件。

    天青缎珠毛马褂一件。

    荷包四十八个(共十包)。

    (宝兰)线绉缺衿圆袍一件。

    玉色湖绉一裹圆棉袍一件。

    刻丝夹蟒袍一件。

    朝裙披肩一副。

    蓝夹呢开衩袍一件。

    红青呢外褂一件。湖绉棉套裤一只。

    宁绸夹袍一件。

    线绉夹外褂一件。

    宝底纱袍一件。

    宝底纱补褂一件。

    线绉单开衩袍一件。

    线绉单补褂一件。

    线绉单外褂一件。

    元青宁绸单外褂一件。

    宝兰线绉开衩棉袍一件。

    天青线绉棉外褂一件。

    玉色洋绉棉袄一件。

    玉色洋绉夹袄一件。

    香色洋绉夹袄一件。

    香色洋绉羊皮军机坎一件。……(60)

    清代官员服饰要求之繁缛铺张于此可见。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所

    添置衣服不多。因为上一年刚入京时已经基本置齐。在《辛丑年用银

    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这两本账簿中，这一年这方面记载如下：

    正月，买尖靴一双，二千五百文。闰三月，买山东绸，用去一

    千五百文。顶子簪子等四千文，毡帽三顶、桌毡二床共计三千一百

    文，香珠二千文。五月付裁缝四千五百文。六月买凉帽用去一千文。八月付给裁缝三千文。九月付朝珠店一千文。十月，买袍料二

    千五百文，皮靴二双二千文。十二月付裁缝一千三百文，女皮套十

    二千文(当为夫人买—作者注)，小毛冬帽二千五百文……

    以上合计33.44两。详见《〈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服装项

    表》(表2-3)。

    表2-3 《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服装项表

    续表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服装项目制成。

    三 “随份子”和请客吃饭

    京官生活另一项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及送礼开支。

    清代社会礼节十分烦琐，应酬名目众多，官员们更是长年生活在各

    种“规矩、礼数”之间。过年及端午、中秋等节，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如张德昌所说，“北京各部院衙门有一种传统的习惯，下级

    官吏对上级官吏要致送各种名目的节礼。对于大官的仆役、舆夫、门房

    要送门包、门茶”(61)。日常则有大量的红白喜事及生日、升官、乔迁等

    应酬(62)。“有时穷无分文，也得借贷来应酬。这也是一项必需的开支。”(63)

    以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为例，在这一个

    月里李慈铭应酬红白喜事就有二十七起，几乎每天都要送礼。

    在各种礼仪中，最不可少的是给座师的节礼。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

    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

    (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

    伤神。”可见，只要还没饿死，这二两银是少不得的。

    除送礼之外，京官生活中另一大花销是请客吃饭。京官生活的一大

    特点是安闲“稳定”(64)

    ，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点卯，“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65)

    ，所以有大

    量时间可用于酒食征逐。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之中，为了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需要不停地联

    络聚会。每年必不可少的一顿饭是新春各部院的团拜，往往每年轮值一

    二人承办，大摆宴席，延请戏班，价格不菲(66)。除团拜外，平日也是日

    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

    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所以京官生活特点是政务不多，食务繁

    忙。宣南一带，饭馆林立。门前每至夜则车马盈门，灯红酒绿。曾国藩

    账簿中提及的饭馆有“东麟堂”和“便宜坊”。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中经常提到的饭店名则有“聚宾堂”“万福居”“便宜坊”等。

    京官们还经常组成各种“会”，或为品鉴诗文，或为研究学问，每

    会则必然聚餐。一般十数人一会，三五日一宴，月余一轮。比如林则徐

    在做京官时，就参加过“辛未同年季会”和著名的“宣南诗社”之

    会(67)。也有一些人嫌饭馆俗气，经常选择名胜古刹雅集：“都门为人物

    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故士大夫中

    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68)

    遇到风和日

    丽的时候，京官们往往创造各种名目赏游饮酒。“或消寒，或春秋佳

    日，或为欧苏二公寿。”(69)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因曾国藩的父亲

    曾麟书入京，湖南八位同乡京官就曾在西直门外极乐寺中公请曾国藩父子(70)。

    这种聚宴，往往都耗神费时，所费不赀，给京官们造成沉重的经济

    负担。翁方纲在给朋友的信中建议说：“以今日嘉辰，益友时复过从小

    集，讲道谈艺，裨益身心，盖为学之方，即在于此。……倘若曛黑始

    集，三鼓乃散，则人皆以为苦事，而无复唱酬之乐矣。……且除公饯、公贺诸筵宜略加丰外，其余枯吟小集以简朴为宜。八簋速舅，四篮礼

    贤，岂可语于吾辈偶然集话哉？人各七则七八，人约及五金，乃吾辈寒

    士，旬日烟火之费，而一晌暴殄，非以养安，似不若随意自办，在弟处

    则不过二簋、二碟、二点心、二汤而已。菜必用豆腐，用白菜乃称耳。

    是否如此？须先请裁于兄，而弟辈乃可遵用，行之长久也。”(71)

    由这封

    信可以看出日常宴饮支出对普通京官而言是多么大的负担。

    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朋友作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

    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因为用于社交的时间太多，他甚至在日记中做过

    严厉的自我批评，则他所花的精力和金钱可以想见。和大部分京官一

    样，曾国藩也入过诗文之“会”。道光年间，古文大家梅曾亮周围聚集

    起一大批切磋古文的京官。邵懿辰、孙鼎臣、曾国藩三人“先后间往，与其会，饮食游处近十年”(72)。曾国藩说自己“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

    起”，但愿意与邵懿辰等人游：“今日饮邵侯，婆娑办一喜。多因坐上

    宾，可人非俗子。”(73)

    道光二十九年梅曾亮南归，七月二十八日，许多

    朋友包括曾国藩在龙树寺宴会，为梅送别(74)。

    我们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对曾国藩这一

    年社交花费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分一千文。

    三月，吴子宾处寿礼一两。湖广会馆公请乔见斋，分赀二千五

    百文。请吴世伯朱世兄，分赀一千文。四月，穆中堂、卓中堂两处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分。致其他处

    节敬、寿敬、门包共十一两九钱四分。某朋友寿分一千文，朱世兄

    嫁妹随礼及送卓中堂寿屏共二千四百文。

    五月，陈霖生去世，奠分二十两。另一前辈去世，奠分二两。

    六月，送吴师请客，分赀一千五百文。

    七月，吴蔼人之年伯寿分一两，郭雨三之年伯寿分二两，如山

    三兄奠分一千文，李双圃寿屏分子四千文。

    八月，吕王两处寿分共二两。各位老师门包三份节敬三份，共

    用银六两二钱四分。

    九月，二十九日，钱仑仙祖母奠分二两。

    十月，十七日，廖师寿辰，送银二两。

    十一月，公请朋友，分摊二千五百文。一朋友奠分一千文。

    十二月，唐镜海夫人去世，送奠分二千文。年底送穆师寿分一

    千文，又节寿敬四两，门包三钱。廖师节敬二两，门包三钱，黄师

    门包三钱。还陈岱云代交之奠分三处二千五百文。

    以上共用银六十两八钱四分，钱二十七千九百文，约合银十九两四

    钱六分。合计这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90.52两。详见《〈辛丑年用

    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应酬项表》(表2-4)。

    表2-4 《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应酬项表续表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应酬项目制成。

    上表只包含公宴份子钱，并不包括曾国藩单独请客吃饭的花费。这

    类花费在曾氏账本中也随处可见，比如：

    二月，东麟堂请客八千文。三月，东麟堂请客十千文，便宜坊

    差役五百文。四月，付东麟堂十六两七钱七分。七月十二日，付厨

    子二千五百文，准备十三日在家请客。十月，请客预付菜钱一千

    文……

    以上宴饮花费合计白银38.78两。细目详见《〈辛丑年用银数〉

    〈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宴饮项表》(表2-5)。

    算上请客吃饭，社交开支当年至少129.3两。

    表2-5 《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宴饮项表续表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宴饮项目制成。

    四 官员的出行

    除以上诸种支出，对普通官员来说，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

    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刮风天，常难以行走。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

    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

    汉人文官虽不论年纪品级皆可以乘轿，但官轿形制根据职位高低有

    明确的区分，尚书、侍郎、督抚一类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乘坐绿呢大

    轿，以下乘坐蓝呢大轿。不过，据何刚德的说法，京城的绿呢蓝呢，其

    实要求并没那么严格：“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

    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

    虽有坐轿的权利，但京官们往往选择坐车，因为坐轿开支太大，买

    轿子雇轿夫的钱不是普通官员所能承受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

    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

    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缘坐轿，则轿夫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

    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

    非八百金不办。”(75)

    曾宝慈的记述则更直观。他说曾广汉做户部侍郎

    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

    红拖泥。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丁，上身不动，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工资月白银一两，轿夫约走百

    公尺即换班，行走如飞。换下来的轿夫就跳上二套车休息。”(76)

    轿夫八

    人，每人每月一两，则工资一项每年就要九十六两。

    因此，高级大臣也有许多选择坐车的：“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坐车，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据《清稗类钞》，雍、乾以后，很多京官都改乘骡

    车，“至同治甲子，则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宣间，贵人皆乘

    马车矣”。这是因为坐车成本至少下降一半：“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许多强撑体面的官员，将绿呢大

    轿保留在宅第的轿厅里，却很少使用，只有在重大场合，才花钱去轿行

    雇轿夫来临时抬轿(77)。

    坐车也有雇车与自备车之分。大部分中下级京官连车也买不起，只

    能经常雇车。何刚德说：“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

    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

    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

    之薄也。”(78)

    最穷困的京官则极少雇车，绝大多数时候都选择步行，比

    如刘光第。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是他没有刘光第那样艰苦，隔三岔五会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曾国藩的活动范围，除了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办公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比

    如琉璃厂、长沙会馆、湖广会馆。他的朋友们也大多居住在宣南。查曾

    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一年，除了频繁地拜访朋友之外，他的主要出行记

    录如下：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三鼓起，坐车至东长安门(79)

    ，步至午

    门外翰林院朝房朝贺。初十日，三更起，在翰林朝房久坐。十一

    日，至琉璃厂。十五日，琉璃厂。十九日，至湖广馆团拜。

    二月初三，步行至上湖南馆，发文昌帝君书。初四日，走湖广

    馆，公请苏臬台。初六日，财盛(神—作者注)馆(80)。初八日，文

    昌馆(81)

    ，同年团拜。初九，走财神馆。十三日，琉璃厂。二十日，至文昌馆。二十三日，走(湖广—作者注)会馆。二十六日，至琉璃厂买纸。

    三月初三日，坐车至湖广会馆请乔见斋。初五，走文昌馆，吴

    子序之年伯寿辰。初六，坐车至午门，听宣会试。初八日，走翰林

    院衙门，穿长安门，出前门，同父亲坐车归。十四日，陪父亲走西

    直门外极乐寺，同乡会者八人，共饭极乐寺。旋游大钟寺。由西直

    门出顺城门回家。十五日，琉璃厂。十九日，琉璃厂。

    闰三月初二，琉璃厂。初三，湖广会馆，请许吉斋师及同年。

    初六，侍父亲下园子。初七，陪父亲走清漪园、万岁山、玉泉山，各处游观。初十日，琉璃厂。十二日，琉璃厂。十三日，午门，至

    太和殿内送新进士复试。十四日，父亲出京，送至彰仪门外十五

    里。

    四月二十一日，走内城接殿试考。灯后出东华门，不能出

    城……同华甫处睡，无寐。二十四日，文昌馆，拜卓中堂寿。

    五月十三日，长郡馆祭关帝君。

    六月初六日，在文昌馆请吴师。初八日，早走彰仪门外，送吴

    师之江西巡抚任。十二日起，接管长沙会馆事。从此月起，每初

    一、十五至会馆敬神拈香。

    七月初五，饭后下园子，往翰林院朝房。初六日，皇上御门，派余与幼章等四人侍班，卯正退班，由园子回。初十日，走会馆。

    十一日，琉璃厂。

    八月初一，琉璃厂。初十日，下园子随班祝嘏。十五日，城隍

    庙拈香，会馆拈香。

    九月二十八日，乾清门外谢恩。琉璃厂。二十九日，上国史馆

    办志。

    (十月日记缺。)十一月十四日，湖广会馆拜寿。二十二日，彰义门(彰仪门—

    作者注)，送许吉斋之甘肃太守任。

    十二月初八日，会馆，吊李虞臣之死。十二日，走顺城门大街

    买衣未得。十九日，琉璃厂。

    通计这一年，他日记中提到去长沙会馆十五次，琉璃厂十三次，紫

    禁城(包括翰林院)七次，湖广会馆六次，文昌馆五次，圆明园三次，财神馆二次，出彰义门(彰义门就是广安门)送人离京二次，西直门外

    极乐寺一次。提到经过顺城门(就是宣武门)二次。曾国藩去圆明园、皇宫、翰林院等处自然需要坐车。从绳匠胡同到会馆，路并不远，账簿

    显示他也经常坐车去。可见他日常生活是比较注意官员体面的。

    参见《曾国藩北京居住及行踪图》(图2-1)。

    道光二十一年账簿中，关于交通费有十分零散琐碎的相关记载，比

    如：

    正月，车夫一千文。

    三月，车钱六百文。

    闰三月，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车钱一千三百。

    六月，车钱六百五，二百七，六百，八百，三百五十，一百八

    十，车垫子一千三百五。

    七月，下园车钱八百二十五。

    八月，车钱搬家费一千文，付小珊车夫搬家五百文，到会馆车

    大钱一百文，下斜街车三十文，车钱二百五十文，车钱一百二十五

    文。

    九月，会馆车钱一百七十五文，黑市(82)

    车钱二百九十文，去会

    馆车钱三百二十文，车钱三十文，车钱二十五文。十月，车钱三百四十文，到会馆车钱一百二十文，车钱七十

    文，车钱四百五十文。

    十一月，车钱五百二十五文，车钱三百文，车钱六十五文，车

    钱一百二十五文，车钱二十五文，车钱六十文，车钱六百文，车半

    天二百五十文，车钱四十六文，送老师车钱三百五十文。

    十二月，车钱一千五百文，车钱一千文，车钱三百五十文，会

    馆车钱一百二十五文，会馆车钱二百五十文，车钱八十三文。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曾国藩日常用车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从车行

    雇车，定期结算，比如以上记载中数目较大者闰三月的“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即是。另一种是临时雇车，当时或者积累几次后结算，数额从二十五文到八百多文不等。需要说明的是，临时雇车的小额花费

    并不是每月每笔都记。记得比较详细的只有闰三月、六月、九月、十

    月、十一月、十二月这几个月，而二月、四月、五月这三个月干脆没有

    一笔记载。图2-1 曾国藩北京居住及行踪图

    说明：此图以清乾隆十五年北京城图的电子版本为底本，标注曾国藩曾经居住过的八处地点和

    经常到的九个地方。

    居住地：1.椿树胡同长沙会馆(长郡会馆)；2.南横街千佛庵；3.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万顺客

    寓；4.鞑子营关帝庙；5.棉花六条胡同；6.绳匠胡同北头；7.前门内碾儿胡同；8.南横街路

    北。

    常到地点：①湖广会馆(骡马市大街南)；②湖南会馆(烂缦胡同)；③财神馆(福建会馆，菜市口西北)；④文昌馆(铁门胡同)；⑤琉璃厂；⑥翰林院；⑦朝房；⑧广安门(送人出京

    出此门)；⑨圆明园。从宣南出发，向右行进路线为去翰林院及午门朝房，向北穿城而过的路线是去圆明园。

    记载最为详细的闰三月、六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六

    个月零用车花费分别为17300文、4800文、1120文、1355文、2991文、5908文。据此我们计算曾国藩每月平均零用车花费为5579文，此数乘以

    十三(当年十三个月)，再合计为白银，计50.58两。

    详细记载见《〈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出行项表》(表2-

    6)。

    表2-6 《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出行项表续表续表

    说明：《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记载车钱显然不全。按全部记载合计为37404文，而如果以记

    载最全的六个月的情况推算，全年车钱当为72527文。

    这是初入北京之际的情况。道光二十四年升为翰林院侍讲后，曾国

    藩就开始自养车马。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寓中已养车马，每年须费百金。因郭雨三奉讳出京，渠车马借

    与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见还。(83)

    可见车马是郭雨三借给他的，可能是用来抵偿五十两负债。曾国藩

    每年需要花费一百两左右用来饲养马匹、保养马车及雇用车夫。具体车

    马使用情况下一章再进行叙述。

    五 文人的消遣

    因为人文荟萃于北京，可以从容研究学问，所以京官之中颇不乏一贫如洗但嗜书成癖者，甚至有人为搜求古籍而抛却万贯家产。比如“小

    秀野草堂”堂主顾嗣立毕生致力于搜辑刊印元人诗集，家产耗散殆尽

    (84)。

    曾国藩虽然没有这样大的手笔，但亦“逛厂颇勤”。他京官生涯的

    日记共记了三年零八个月，其中有六十多次逛琉璃厂的记载。光道光二

    十一年记载就达十三次之多。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致

    陈岱云的信中说：

    国藩近日一无寸进，惟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85)

    曾国藩一生自奉颇俭，唯买书舍得花钱。晚年他在家书中说：“余

    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子孙，惟书籍尚思添买耳。”可见藏书是他一生的嗜

    好。经过在琉璃厂的数年历练，他已经成为淘书的行家，藏书之中不乏

    珍本、善本。比如他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买得一部宋版《广韵》，十

    分得意，夜间与朋友“痛谈”其快乐：

    自署归，至同文堂看得宋版《广韵》，托张廉卿买得，漱六

    来，夜深去。

    傍夕李春甫来，夜漱六来，痛谈买得宋版《广韵》。(86)

    爱书如此，所以逛厂之时，一见到好书，难免即起争竞之心，以致

    他在日记中反省自己与人争购图书时心思如小人：

    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

    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87)

    从他写给陈岱云(源兖)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在买书时如

    何工于心计：买得北监板《二十一史》……仆在厂肆见此，视为至宝，即以

    百金代为阁下购定……书贾云：《南史》二函，被他人借去未还。

    仆恐其嫌价贱而诡辞以求益也，乃曰：“虽无《南史》，吾亦买

    之。”遂捆载交芸阁带归。厥后交银与书贾时，告之曰：“暂交七

    十金，待《南史》到时，再补三十可耳。”书贾亦甘心无辞。不意

    至今，《南史》尚未交到，仆屡次催问，贾言借书者已出京，渠憾

    之次骨。仆思以七十金而买北监板《二十一史》，即缺《南史》二

    函，已觉价廉而工巧矣。如贾人能将《南史》取回，收成完璧，计

    之得也；如不能取回，则仆借抄两套，不过费银数两，亦计之尤得

    者也。(88)

    京城图书需求量大，价格往往较贵，因此曾国藩经常托在外地为官

    的同年好友购买当地刊刻的多卷大书，比如曾托人在扬州购得《汉魏六

    朝百三名家集》，托杜兰溪、郭嵩焘在湖南购得《皇清经解》。

    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奉旨典试四川临行前，他整理了自己的部分藏

    书，写下了八页之长书目，从这个书目中推测，他此时已经藏书上万

    卷。及至咸丰二年出京之时，他在家信中谈及京师寓所藏书有三十多

    箱。如果按每箱一百五十至二百册计算，共约七千余册，总数可达二万

    多卷(89)

    ，可见他在京多年藏书之勤。因此，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升授礼

    部右侍郎后总结说，他在京多年，主要财产是书籍、衣服两项：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90)

    除了买书外，买文具花销亦不少。翰林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

    朝考，练习所用的笔墨纸砚，均需自己购置。翰林写大卷之笔，必须用

    紫毫，取其“笔尖如锥利如刀”，易于用力，写字快。至于墨，因考时

    临时磨费事，一般都是买琉璃厂一得阁上好墨汁，每瓶墨汁约一两重，价自五钱至二两不等(开始练习时先用五钱一瓶者，渐用至一两一瓶者，到考试前才用二两一瓶者)。考试时将墨汁注于白铜墨盒之中。墨

    盒亦精工细刻，盒盖反面镶有青石，以便顺笔。大卷用纸必购标准大

    卷，以宣纸七层叠制，加打蜡磨光。日常书翰，文具也须讲究，因为这

    是翰林的体面。比如曾国藩这一年闰三月三十日记载，是日为凌九写泥

    金扇一柄。泥金是以真金粉末加特制胶水调成，价值不低。以上售卖这

    些文具的店铺，基本都集中在琉璃厂(91)。一年的文具支出，也是一笔数

    目相当大的花销(92)。

    道光二十一年初入京不久，曾国藩买书还不算多。这一年的买书等

    文化支出记载如下：

    二月，付会文斋、字铺二千文。三月，买《斯文精萃》一书，花去一千文。

    闰三月，买《斯文精萃》《缙绅》，二千文。

    四月，书钱四百文，买字帖二千文。又付懿文斋书钱八两二钱

    一分。

    六月，买书一千五百文，又买《子史精华》花四千文。

    八月，文华堂装订《经世文编》三千五百文。裱对联一副、画

    一幅一千文。付懿文斋十两七钱二分。

    十二月，买《帝王统系表》五百文，付懿文斋书钱十千文，文

    华堂书坊五百文，云林阁纸钱四千五百文，本立堂书钱二千五百

    文。(93)

    全年文化消费49.28两，详见《〈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

    票数〉用于文化项列表》(表2-7)。

    表2-7 《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用于文化项列表续表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逐笔挑出文化项目制成。

    六 日常花销

    曾国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京，数年之间生养了几个儿女，人

    口日繁，仆妇日增，仆人工资、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更何况父

    亲及两个弟弟也先后入京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在曾国藩的账簿中，买

    煤买粮买肉买苦水甜水剃头打辫子赏下人，每月都为数甚巨。

    曾国藩家的日常生活，由仆人王荆七经管。每月曾国藩以银换钱

    后，会将部分交给王荆七，用于购买柴米油盐日用之物。道光二十一年

    他交付仆人荆七(“付王荆七手用”)用于日常花费的钱数如下：

    正月，十九千四百七十二文。二月，十六千二百二十文。三

    月，十八千四百零七文。闰三月，二十四千八十四文。四月，十三

    千六百八十三文。五月，二十千二百九十六文。六月，二十千八百

    八十文。七月，十七千九百六十八文。八月，十三千三百六十文。

    九月之后不再记载此项，前九月平均每月十八千二百六十三文。以

    此计算则生活日用一年要花掉165.56两。参见《曾国藩账簿中所见日常

    消费物价资料表》(表2-8)。

    表2-8 曾国藩账簿中所见日常消费物价资料表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挑出能显示物价信息的部分条目

    制成(不含上文衣食住行诸表中已含条目)。

    曾国藩“付王荆七手用”钱中，有一部分是用于仆人开支。曾家所

    雇用的数名男女仆人，一年工资花费亦不少。

    曾国藩进京之时，从湖南带来了两个仆人：邓福和王荆七。按当时

    惯例，曾国藩先给了他们每人十千文的“安家钱”，说定每月工食钱五

    百文。邓福在京不到一年，就被曾国藩辞退，临走前“赏钱二千文”(94)。

    王荆七在曾寓服务时间较长，是曾国藩的贴身仆人(95)。

    除了这两个人外，曾国藩到京后还雇用了多名男仆，比如张福、刘

    兴、周贵等，月工资均五百文。从曾国藩账簿中可见，道光二十一年曾

    国藩寓中用了五名男仆和至少一位老妈。如果以六人计，平均每月工钱

    共3000文，合2.09两，全年约27.2两。

    除了工钱外，“赏钱”也是仆人的主要收入之一。按照当时惯例，对宅内仆人，过年及重要节日如端午、中秋都要给赏。这一年曾宅给下

    人赏钱7.23两，详见《〈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仆役工资赏赐项

    表》(表2-9)。两项合计，全年用于仆人支出34.43两。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零星几笔曾国藩单独记载外，工资的支付应该

    都包括在了“付王荆七手用”项目中。零星单独记载合计4750文，合

    3.31两。加上上项“付王荆七手用”及7.23两赏钱，则曾宅含仆役工资

    的日常生活支出合计为176.1两。

    表2-9 《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仆役工资赏赐项表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仆役工资赏赐项目制成。

    七 祖父的补品

    咸丰九年之前，曾国藩兄弟一直没有分家。所以讨论曾国藩的家庭

    经济情况，我们不仅要替曾国藩在北京的小家庭算账，也不能忘了湘乡

    曾氏这个大家庭。在传统社会，做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跃过龙

    门之后，对家族不做回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作为一个穷京

    官，曾国藩是一直尽力接济家里的。虽然他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说：“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96)

    但事实上，到北京后不久，曾国藩就经常往家里寄回些

    钱物，以贴补家用，并表孝思。

    道光二十一年账簿中“买高丽参十五两八钱六分(二十二枝)”，及“买祖大人方靴”两笔记载，应该都是寄送老家孝敬长辈的。

    道光二十一年之后，曾国藩此类支出逐年渐增。道光二十二年正月

    初七，曾国藩寄回家中鹿脯一方：

    兹因俞岱青先生南回，付鹿脯一方，以为堂上大人甘旨之

    需。(97)

    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家信中首次提到寄回十两白

    银，“以为堂上大人吃肉之用”：

    九弟前带回银十两，为堂上吃肉之费，不知已用完否？

    同信还提到，因为祖父生日快到了，他做了两架寿屏：……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寿，男已作寿屏两架。明年有便，可

    付回一架。(98)

    这两架寿屏成本不低。家书有详细说明：

    一架淳化笺四大幅，系何子贞撰文并书，字有茶碗口大。一架

    冷金笺八小幅，系吴子序撰文，予自书。淳化笺系内府用纸，纸厚

    如钱，光彩耀目，寻常琉璃厂无有也。(99)道光二十二年起，他又承诺负担祖父母及父母四具棺材所用漆钱。

    因为寿具须年年加漆，并且必须加厚漆，每年都要花一笔银子。四月二

    十七日家信中他说：

    今年漆新寿具之时，祖父母寿具必须加漆。以后每年加漆一

    次。四具同加，约计每年漆钱多少，写信来京，孙付至省城甚易，此事万不可从俭，子孙所为报恩之处，惟此最为切实，其余皆虚文

    也。

    道光二十三年，他寄回家中阿胶等补品和补服等物品，还有四十两

    白银。他在三月十九日家信中提到寄回的物品，以及四十两白银的分配

    方案：

    付回五品补服四付，水晶顶二品，阿胶二封，鹿胶二封，母亲

    耳环一双。……阿胶系毛寄云所赠，最为难得之物，家中须慎重用

    之。竺虔曾借余银四十两，言定到省即还。其银以二十二两为六

    弟、九弟读书省城之资，以四两为买书买笔之资，以六两为四弟、季弟衡阳从师束脩之资，以四两为买漆之费—即每岁漆一次之谓

    也。以四两为欧阳太岳母奠金。(100)

    综合这些情状，可知曾国藩每年都会寄回家一些高丽参、鹿胶之类

    供堂上老人用的补品，以及治病用的药品，还有一些家庭妇女用的针线

    等。另一类是毛笔、书籍等供诸弟使用的文化用品。每次升官之后，还

    必寄补服、袍褂。

    道光二十一年，除了寄回家中高丽参及方靴外，他还承担了父亲的

    部分返乡路费。合计59.35两。详见《〈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

    票数〉账簿中用于大家庭支出项表》(表2-10)。

    表2-10 《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大家庭支出项表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用于大家庭支出项目制

    成。

    道光二十二年之后曾国藩资助家中情况，详见《曾国藩京官期间资

    助家中表》(表2-11)。

    表2-11 曾国藩京官期间资助家中表

    续表说明：此表根据《曾国藩全集·家书》相关内容制成。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二年家书中此

    类记载极少，不知何故。

    在道光二十一年中，曾国藩的账簿中没有慈善支出的记载。不过救济穷人特别是穷困族人，一直是曾国藩整个官宦生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

    点。京官中期开始，曾国藩即参与北京的慈善事业。道光二十五年十一

    月二十日家信中曾提及他前门内有义塾，每年延师八人，教贫户子弟三

    百余人。“昨首事杜姓已死，男约同人接管其事，亦系集腋成裘，男花

    费亦无几。”(101)

    从道光二十三年开始，曾国藩开始了对家乡族人不间

    断的接济和帮助。这在下一章中将要重点提到。

    八 曾国藩支出结构分析

    通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共花费六百零

    四两五钱二分。列表如下：

    表2-12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支出结构表

    由此可见，曾国藩这一年最大的支出是日常生活支出，其次是社交

    和住房。如上所述，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129.96两。这

    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474.56两。第四节 京官弥补亏空的渠道

    一 冰敬、炭敬和别敬

    做官一年，入不敷出如此。

    那么，京官通常如何弥补赤字呢？

    办法通常有以下几种。第一是如前所述，像曾国藩、陈源兖那样，在入京为官之前，通过拜客、“打秋风”来筹集资金。第二是由家中或

    亲友提供资助。“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了进士后被任命为刑部

    主事，但是因为家境贫困，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

    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102)

    ，这一点后面还会有介绍。第三

    是收受其他官员特别是地方官的馈赠，也就是所谓“炭敬”之类。第四

    是借钱。第五是靠第二职业比如润笔及“坐馆”(当私塾老师)收入，比如下文提到的李慈铭及林则徐的例子。第六是到外面出差获得额外收

    入，这一点在下一章将重点介绍。最后一条途径当然是贪赃，不过因为

    京官大多数身居清水衙门，机会不多。

    曾国藩在家乡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约两千多两。除去在

    家花费、进京路费外，还有大量积余带到京城。道光二十年和二十一

    年，他基本就是靠这些积余生活。道光二十年，因为入京草创，花去了

    八百两白银。道光二十一年的支出中，大部分仍然依赖此项。

    曾国藩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是外官的馈赠。

    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

    敬”等名目。外官馈赠，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平衡京官与外官收入差距

    的一种分配机制。因为众所周知，地方官收入丰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自然可以稍稍分润一点儿给京中的同乡、同学和同年。

    何刚德这样描述这一馈送在晚清的演变：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

    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

    次团拜也。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

    已。

    在道光、咸丰以前，地方官送给京官的钱，有四类：夏天送冰敬；

    冬天送炭敬；如果进京办事，离开北京前送的叫别敬；此外给同年和同

    乡还要送一点儿，叫团拜钱。同治、光绪以来，只有地方总督、巡抚给

    军机大臣才送冰敬，其他官员都只送炭敬了。

    那么，金额多少呢？“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

    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

    为衡。……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

    年，及服官省份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

    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

    一般来讲，地方总督、巡抚送军机大臣，一般多不过三百两。普通

    地方官送给京官的，每次八两到十多两。别敬一般十两左右，后来有降

    到六两的。

    当然，文人送钱，也有讲究，不会直接写明数目，而是以隐语代

    之：

    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

    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

    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103)

    四十两，在信中说送你“四十贤人”；三百两，称为“毛诗一

    部”，因为毛诗三百首。当然，也有个别不学无术的亲贵闹笑话。比如

    载涛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千佛名经”四个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当

    着众人打开，才发现是一千两银票。

    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集馨出任四川按察使，在回忆录中留下

    了送别敬的具体标准：“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尚阿)不

    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

    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都御使)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

    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

    两。”(104)

    军机大臣每人送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人十六两。当然，如果是有交

    情或者需要帮着办事的章京，一百或八十两。尚书一百两，侍郎五十

    两，以下递减。他进京一次，一共花了一万五千两别敬。

    而樊增祥1890年10月26日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为证，给何刚德“光

    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一句提供了注

    脚：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

    数相会。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

    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汶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

    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近来政府仍推相王

    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105)

    此信讲的是某人进京时向军机大臣馈赠银子后各人的态度和反应。

    清代官员之间通信，常用隐语。此信中“大圣”指孙毓汶，因为他姓

    孙。收到外官馈赠六百两后，见了一面，但没有道谢。“相王”指首席军机礼亲王世铎，收了三百两，派人道谢，但是没有见面。“汶长”指

    许庚身，收到二百两，又见面又道谢。“北池”指张之万，只收到一百

    两却喜出望外，见了面再三表示谢意。“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一

    文钱也没收到。决定能收到多少钱以及收到钱的态度的，是收送二人的

    地位和权力关系。之所以礼亲王世铎和孙毓汶收到的多而态度矜持，是

    因为这两个人位于权力中心，说话算数。

    从以上记载中可见，“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

    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之

    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同、光年间官场腐败加重，有

    人送过千金，不过这已是足以惊人耳目的极限了。

    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这是

    一种腐败。光绪七年(1881)，户部堂官王文韶、景廉被指控收受巨额

    贿赂。调查发现二人在钱庄的存款中，有五万多两被列在“别敬”“赠

    敬”“节礼”等项下，来源则涉及众多官员。负责办理此案的惇亲王奕

    力主严查送礼者，而参与审案的翁同龢则认为，“别敬”“赠

    敬”“节礼”等，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并且在日记当中报怨惇亲

    王不“晓事”(106)。最后经慈禧拍板，五万多两“别敬”“赠敬”“节

    礼”既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置之不问。可见朝廷对此项的态度。

    事实上，对大部分京官来说，外官馈赠都是沙漠般枯竭的财政生活

    中不多的清泉，几乎所有的京官都对此如饥似渴，因为它们积少成多，已经成为和俸禄一样稳定和重要的收入来源。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107)

    许多京官生活的重心就在

    营谋馈赠，他们花大量时间用于酒食征逐，部分原因也是只有广泛交

    游，才有可能辗转认识许多外官。外官入京之际，京官都争相延请，所

    以每天都有饭局。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描述京官对这类馈赠的

    贪婪时说：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

    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

    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

    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未尝不小加

    点染。(108)

    京官就靠着“咀嚼外官”生活，外官送别敬，不管如何尽力多送，最后总有怨言。甚至原来并不认识、绝无来往的京官，也会贸然写帖子

    来请你吃饭，或者写信请你帮助，你也不得不多少帮一点儿。

    李慈铭也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

    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

    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儿

    好处：“京官贫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

    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分其朘削所得，以百分

    之一辇致权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

    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成为故事。”(109)

    许多老辈京官，为了得一点馈赠，不得不自失身份，同样见于李慈

    铭日记：“上午诣王子敬小坐。见潘星翁及秦宜亭为所画扇，俱细款密

    字，称谓甚恭。两君于后生皆以丈人自居，子敬年少卑秩，何以致敬若

    此？盖重其为外吏，不无觊望；又酒食征欢，其交易密耳。宜亭，江湖

    老客，固不足责；星翁年位俱高，似失中朝老辈之体!”(110)

    潘星翁是指潘曾莹，官工部左侍郎。学有根底，工书画，居侍郎高

    位，年齿已高，为了跟着外官混吃混喝几顿，不惜千方百计讨好年轻后

    辈。

    所以很多地方官“以进京为畏途”(111)

    ，就是因为害怕和讨厌京官

    的这种“咀嚼”。嘉庆年间刊印的《都门竹枝词·京官》这样说：“外

    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咸丰九年(1859)三月，段光清因升任浙江按察使进京，同年、同乡和浙江籍京官都为他接风饯行，经常是一天要赴七八处宴会。他不

    能推辞，每次都去赴宴，但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