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

    作者：乔丽华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ISBN:978751085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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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推荐序

    再版前言

    序章：“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母亲的礼物

    家世——丁家弄朱宅

    婚约——1899年前后

    洞房——母亲的礼物

    独守——婚后的处境

    惜别——举家迁居北京

    落地的蜗牛

    死寂——名存实亡的家

    深渊——落地的蜗牛

    家用账——真实的重担

    书信——与上海的距离

    悲伤——鲁迅去世

    苦境——西三条的女主人

    尾声——祥林嫂的梦

    附录一朱安家世简表

    附录二鲁迅家用账(公历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

    附录三抗战后北平《世界日报》“明珠”版有关朱安的报道[①]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插图推荐序

    寂寞的世界，寂寞的人

    陈漱渝

    世界是喧闹的，也是寂寞的。在喧闹的世界上，活跃着一些改天换

    地、运转乾坤的杰出人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屐痕，在历

    史的册页上镌刻了英武矫健的身影。在寂寞的世界里，也生存着许多渺

    小如蝼蚁的人们。他们自生自灭，来无痕，去无迹，随着时光流驶，像

    尘埃般迅速消失在大千世界。作为中国五朝古都的北平也是喧闹的，这

    里官盖如云，騠骑遍地；但北平宫门口西三条胡同却是喧闹世界的寂寞

    一角。这里位处运煤车往返的阜成门墙根，是车夫、工匠、贫民的杂居

    地。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所小四合院里，居住着一位妇人。她身材瘦

    小，脸色狭长，颧骨突出；由于缠足，行走时有些颤颤巍巍。她跟名义

    上的丈夫各处一室，每天基本上只有三次对话：一、叫早。回答

    是：“哼。”二、临睡，问关不关北房过道的中门。回答是：“关”，或“不关”。三、索要家用钱。回答是：“多少”？然后照付。为了尽可能

    少费口舌，名义上的丈夫将换洗的衣物放在柳条箱的盖上，塞在自己的

    床底下；她支配佣人洗净之后，叠放在柳条箱内，上面盖一层白布，放

    在她卧室的门旁。这位妇人就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

    朱安是一位苦命人。我不懂佛学，但知道佛教讲“浊世恶苦”，即“生时苦痛，老亦苦痛，病极苦痛，死极苦痛”(《佛说大乘无量寿经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还听说有一种苦，叫“求不得苦”。朱安在她六十九年的生涯中，真可谓诸苦遍尝。她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官宦之

    家，但一生下即缺少天生丽质，又被缠足，无文化，这些因素自然会减

    损她作为女人的魅力。28岁成为老姑娘后才嫁到周家，跟鲁迅过的是形

    同陌路的日子。鲁迅的母亲希望她能生一个儿子，以此维系夫妻感情。

    朱安回答得很实在：“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跟精神生活贫乏一样，她的物质生活同样困顿。北

    平《世界日报》有一位记者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

    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碟尖辣椒、腌白菜、霉豆腐。

    比生苦、老苦更可怕是的病苦。我目前已是奔八十岁的老人，深知

    老人并不畏死，只求死得少痛苦，有尊严。然而这种愿望对朱安来说显

    得十分奢侈。我不确知朱安死于何种疾病，但从她托人代写书信来看，应该是既有肾病、肺病，多年来又有严重的胃病，再加上血液循环不

    畅，两腿长期处于冰冷麻木状态，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成。“千古艰

    难唯一死”，这句老话在朱安身上也得到了应验。

    我不懂佛学中“求不得苦”的准确概念是什么，但用世俗观念理解，大约是反映出愿望与现实的冲突吧？人的愿望如果是奢求或苛求，那“求不得”是正常的，不值得同情。如果这种愿望属于正常的最基本的

    人性需求，然而又偏偏不能实现，那就会酿成人间悲剧。比如朱安希望

    能有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本无可厚非。但她从订婚到结婚却整整拖延了

    七年。据鲁迅故家的佣工王鹤照说，新婚后的第二天新郎就独睡书房，婚后第四天，新郎又东渡日本了。作为妻子，朱安在夫妻身处异地的日

    子里当然会想有鱼雁往返，但鲁迅读她来信的感受却是“颇谬”，自然也

    就碰撞不出跟许广平撰写《两地书》时的那种火花。朱安临终前给许广

    平写信，希望将她的灵柩运至上海跟鲁迅合葬。作为正常夫妻，这种愿

    望当然可以理解，应予满足。但对于朱安而言，这却是一种妄想，不仅

    许广平不会赞成，其他亲友也不会认为妥当。结果朱安既没有埋在初葬

    鲁迅的上海万国公墓，也没有葬在她婆婆长眠的北京板井村坟地，而是

    临时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保福寺墓地。结果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破四旧”，朱安坟墓被夷为平地，所以我们至今也不知她魂归何处。朱安临

    终前还希望死后每逢七日有人给她供水饭，至“五七”请和尚给她念一点

    经。这也是往昔一般人家的旧习俗，并不过分。但朱安无子嗣，估计也

    不会有什么人认真为她焚香念佛。

    由上可知，朱安的一生是名副其实的悲剧一生。作为一种生物的存

    在，朱安自然有她由新生到老死的生命流程；但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她

    生命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思来想去，我感到她存在的价值主要就

    是为周氏三兄弟贴身照料了他们的母亲。周氏三兄弟都不是一般的人

    物。鲁迅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地位自不待言，即使周建人也是

    一位生物学家、编辑家、翻译家，建国后担任过浙江省副省长，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等要职。朱安自嫁到周家，三十七年中尽心尽力承担了照

    料婆婆的职责，除开早晚问候起居，还要管理家务；即使家中请了佣

    人，下厨烹炒绍兴口味的菜肴也是她的日常劳作。鲁迅虽然恪守孝道，连给母亲购买的通俗小说都要先行阅读，但毕竟在上海定居十年，单靠

    书信问候起居饮食，其间仅两度北上省亲，但还要忙于其他方面的杂

    事。周作人在1943年5月写过一篇《先母行述》，简述了母亲一些美

    德，如“性弘毅，有定识”，自损以济人，读书以自遣之类，但在日常生

    活中恐怕距离孝行的标准尚存差距。据了解周家状况的人说，周作人自

    从跟乃兄闹翻之后，不但不愿见兄长，连老太太也不看。住在八道湾的

    时候，周作人让母亲单独起伙，母亲生病时也只好到砖塔胡同去找鲁迅

    带她看病。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母亲不愿到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生活，从中似可窥其家庭关系之一斑。周建人是周氏兄弟中的老三，从小体弱

    多病，先于鲁迅到上海谋职，经济支绌，对于母亲恐怕是出力出钱都有

    实际困难。老人既需要“生活费”，更需要“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亲人

    的贴身照料。朱安在她存活的岁月当中，有一多半光阴是用于照料周氏

    三兄弟的生母，使他们减少了后顾之忧，在不同领域作出了各自的贡

    献。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安存在的社会价值恐怕是不能低估的吧。既然

    我们充分肯定许广平在上海期间照顾鲁迅的功劳，称她为伟人背后的“无名英雄”，那朱安伺候鲁迅母亲长达三十七年，那不也是一种功绩

    吗？

    朱安的一生既然是一出悲剧，那么悲剧的制造者究竟是谁呢？这并

    不是一个复杂深奥的问题，而且前人已有公论。不过近些年来由于颠覆

    解构鲁迅的声音甚嚣尘上，以至于有人想依据中华民国的法律判鲁迅

    以“重婚罪”，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当局修订的《民法》想判鲁迅

    以“通奸罪”；比较温和的责难，是认为鲁迅在家庭中对妻子施加了“冷

    暴力”。如果违背历史进步的逻辑来判定是非，那岂不是还要依据蒋介

    石政权制定的“勘乱条例”将革命前辈都判以“叛乱罪”吗？其实，鲁迅的

    母亲鲁瑞已经承担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她承认这桩不相称的婚姻给

    大儿子带来了终生的苦痛，所以此后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婚事她就撒手不

    管了。鲁迅有一篇未完成的杂文，内容就是谈论“母爱”。鲁迅认为母爱

    是伟大的，但他也认为在旧时代母爱有时也是盲目而可怕的。母亲在有

    些问题上成见很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改变十分之一、二，但没

    过多久又会故态复萌。不过，鲁瑞的想法和做法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奇

    葩”和“异端”，无非是一般人家的普遍想法和做法。由此可见，酿成朱

    安悲剧的总根源是旧的家族制度和伦理观念。现代的爱情观以两情相

    悦、自由择偶、心灵沟通为主要特征，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那种仪式化

    婚姻的特征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鲁迅去世之后，有人离间许广平跟朱安之间的关系，说什么许广平

    每星期都给鲁迅写信，破坏了鲁迅跟朱安的关系。又说，许广平跟朱安

    争夺《鲁迅全集》的版权，似乎许广平是为了金钱而跟鲁迅结合。在极

    端气愤的情况下，许广平写了一首白话诗《为了爱》，刊登于1937年

    《中流》第1卷第11期，道明了新式和旧式婚姻的本质区别：

    在亚当夏娃的心目里，恋爱结合神圣；

    在将来解放的社会里，恋爱，再——志同道合，成就婚姻。

    那言语不通，志向不同，本来并不同在的，硬说：“佳偶”，就是想污蔑你的一生。

    所以，要根除无爱情婚姻酿成的悲剧，从根本而言就是要涤荡旧式

    的伦理观念和婚姻制度，而不能苛责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使他们受到双

    重伤害。鲁迅在文章中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叫出了“无所可爱的悲

    哀”(《随感录·四十》)，号召人们把妨碍人类享受正当幸福的一切旧

    制度、旧观念、旧习俗通通踏翻在地，哪怕是历来被视为凛然不可冒犯

    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许广平也表

    示，她跟鲁迅之间有着共同反抗旧伦理的思想基础，决心“一心一意向

    着爱的方向奔驰”“不知道什么是利害、是非、善恶”。在鲁迅和许广平

    这两位“同行者”面前，朱安确如她自比的那只蜗牛，虽然想尽力慢慢往

    上爬，终究无法接近鲁迅心灵的殿堂。

    前文提到，朱安是一个旧时代普通的悲剧人物，只是因为她嫁到了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鲁迅家，才受到了世人的特别关注。把朱安这个

    寂寞的人引入到“公众视线”有什么意义呢？根据现代传记理论，传记写

    作的对象并不限于凯撒、拿破仑、成吉思汗、腓特烈大帝一类人物。除

    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普通人的人生故事也可以反映出时

    代的一鳞一爪。只有依据各色人等不同的生命史和心灵史，才能整合出

    一部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人类历史。所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倡导

    者胡适不但鼓励陈独秀、蔡元培、梁启超撰写自传，而且1919年11月30

    日还亲自为一位英年早逝的普通知识女性李超立传。为朱安立传，当然

    不能从中品尝什么心灵鸡汤，获取什么励志教诲，但正是朱安这位个性

    色彩鲜明而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可以反映出“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鲁

    迅：《随感录·四十》)，是研究中国妇女史、伦理史的一个活标本，对于研究鲁迅生平更具有直接的意义。

    在当下，美女几乎成为了不同年龄段女性的统称，但用“美女”二字

    称呼《朱安传》的作者乔丽华博士显然不够庄重。但是，将乔博士迳称

    为“才女”，却应该说是名至实归。我跟乔丽华在研究鲁迅手稿和整理许

    寿裳文稿的工作中多年合作，深知她知识面广，文笔优美，兼修中外文

    学和现当代文学。她的才华不仅来自于刻苦钻研，而且必须承认还有其

    先天的禀赋。禀赋相对差的人固然也能够做学问，但禀赋加上刻苦，那

    就如虎添翼。乔丽华说，她撰写《朱安传》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

    乏，“巧妇难为无米炊”，但经过实地考察，走访调研，把口述史料、文

    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进行综合提炼，读者就会发现乔丽华烹制的不是一盆

    清汤寡水，而是一席美味佳肴。她说写作过程中她想站在女性的立场，对女性命运加以关注和思考。但这位女性作者在这部史传中秉持的仍然

    是存真求实的公正立场，并没有表现出某些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偏执。乔

    丽华是懂理论的，但她在这部传记中表现出来的考证功力也相当了得。

    最让我佩服的是她对鲁迅1914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得妇来书”这件事的

    考证。因为当年11月22日朱安从绍兴寄给北京鲁迅的这封信荡然无存，所以鲁迅为什么会斥责信的内容“颇谬”就成为了千古之谜。有老专家

    说，这是因为朱安在信中劝鲁迅纳妾。但这种说法仅仅是出自推测，朱

    安即使有这种念头，也未必就是写在这封信里面。乔丽华则根据周作人

    同年10月30日和11月18日日记中关于朱安的两则记载，得知当时朱安房

    中窜进了一条白花蛇，而民间常把蛇视为淫物，所以，朱安特请周作人

    买了一枚“秘戏泉”(即铸有春宫图的钱币)，想以春宫辟邪，并写信向

    鲁迅表白自己内心的贞洁。乔丽华自谦地说她的这种解释也是一种“推

    测”，但因为有周作人日记及绍兴民间习俗为依据，所以这种“推测”就

    比此前一些专家的推测更贴近于事实。仅此一例，也就能说明乔丽华涉

    猎之广博，考证之缜密。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鲁迅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形成了一门体系完备并产生了国际影响的学科。但目前也遇到了瓶颈；特别是在网络世界，有时甚至出现了邪不压正的畸形现象。所以，这部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的再版，在鲁迅研究界是一件令人欣慰

    的事情。它标志着鲁迅研究后继有人，也证明了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定

    然会有悠长的生命力，不会像那种学术泡沫，也许会借某种光源炫耀于

    一时，但顷刻间就会破灭，化为乌有。

    是为序。再版前言

    原本以为朱安只是一个边缘人物，鲜有人关注，不料这本传记出版

    后却出乎意料地得到大量反响。我欣喜地看到，这些年“朱安”已然成为

    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引发了人们多方面的讨论和思考。去年，值鲁迅

    先生逝世80周年之际，今日头条文化频道发布2016鲁迅文学大数据，其

    中“鲁迅相关度最高的家族成员”中，“朱安”榜上有名。

    本书出版后将近8年间，我陆陆续续收到一些来信和读者的反馈，许多读者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朱安这样一位旧女性寄予深深同情，为

    之唏嘘、感慨。尤其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杨绛先生也注意到了这本书，她在报上看到《朱安传》的介绍后，给朱正先生的信中提到我的这本

    书，说：“我觉得这是血泪的呼声。”朱正先生把这封信复印给我，并在

    信中不无幽默地问我：“你愿意送一本大著给这位热心的读者吗？”我立

    即按照朱正先生提供的地址寄出拙著，并附了一封信，表达一个后辈的

    仰慕之情。书寄出后我从没有想过杨绛先生会给我回信。在我想来，钱

    钟书的夫人、翻译家、作家杨绛先生，且已届高龄，对于不知名作者寄

    来的书，翻两页大致了解一下，大概已经很够意思了吧？惟其如此，当

    有一天收到一封字迹陌生的来信，随意地拆开，却看到落款是“杨绛”两

    个字，别提有多惊喜了。杨绛先生在回信写道：“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

    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

    珍惜的‘弃物’!”杨绛先生关注女性的命运，她对朱安流露出深深的同

    情。

    本书出版后，得到诸多鲁研界前辈的肯定，有些学者则指出朱安对鲁迅的影响至为深刻：“一个伟人的诞生，往往出于迫不得已。鲁迅文

    风的阴冷、偏激、滞涩，也与朱安这个背景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朱

    安成就了鲁迅。”(陈丹青语)也有研究者围绕鲁迅与朱安婚姻中的一

    些问题，提出种种疑问……总之，在鲁迅研究的领域，就像周氏兄弟为

    何反目始终是个未解之谜，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也是个道不尽的话题。

    当然，2009年底《朱安传》出版后，也有细心的读者向我指出了书

    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当初由于时间仓促，个别地方没有仔细核对所

    产生的差错。这次再版，正好能把这一类的讹误加以订正，而更主要的

    是能对本书做些必要的修订和增补。

    此书出版后，叶淑穗老师对于我用“弃妇”一词描述朱安婚后的状态

    提出了不同意见。她在信中说：“我认为鲁迅对朱安，虽然是不喜欢，只作为母亲送他的礼物，供养而已。但从鲁迅对他的态度来说，始终还

    是尊重的……当然在鲁迅的心里确实也是无奈。但鲁迅没有抛弃，所以

    我看到您有一个标题用‘弃妇’我感到心里有些接受不了。鲁迅对这桩婚

    事虽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但他始终都是承认的，在日记中也将她写

    成‘妇’。这个意见仅供您参考。”

    叶老师的这个意见一直萦回在我的心中。可以说，当初用“弃妇”这

    个标题完全出于我的直觉，感性的成分居多。虽然我认为这个词并不过

    分，但也必须承认它可能会对读者产生误导。记得有一年我赴外地参加

    一个鲁迅研讨会，席间遇到一位老师，她直言不讳地认为《朱安传》过

    分同情朱安，贬损了鲁迅。尽管我并不能接受这位老师的观点，但也使

    我反思：我的有些用词是否表现出过多感情色彩，从而容易使人产生误

    解？因此，这次我把标题《弃妇——落地的蜗牛》改为《深渊——落地

    的蜗牛》。“深渊”一词，同样表达了朱安跌落谷底后的悲苦处境，也更

    符合本书的宗旨——用资料说话，不做过多的阐述。

    叶淑穗老师还向我指出了一处差错，关于初版本第124页的一幅合

    影的说明。她在给我的信中指出：“P124，左起第二人认为是许羡苏，实际上左起第四人才是许羡苏。此事俞景廉和我也做过讨论。他曾对此

    发表了文章，可查《鲁迅研究资料》。”查《鲁迅研究月刊》，确实刊

    登过多篇俞景廉先生关于他母亲许羡苏的文章，还有叶老师的《许羡苏

    与鲁迅文物——记许羡苏在鲁迅博物馆的日子里》等文，某种意义上也

    侧面提供了朱安在西三条的生活背景资料。对于叶老师的指正，我非常

    感谢!

    还有已故的高信先生，作为鲁研界的前辈，看了这本传记后，热心

    提供给我周作人的外甥杨吉昌(周静子之子)写的《忆外祖父周作人》

    一文，文章对八道湾11号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其中有“大外祖

    母”一节，很短，内容如下：

    大外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是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起的，她们在西

    三条住了多久呢？或许她偶尔也来过八道湾，我幼时见到大外祖母，留

    下的印象并不深。记得她的头发向后梳结成一个髻，椭圆形的脸，下巴

    较尖，矮个子，底下一双旧社会常见的小脚，谈话声音很细，自然是绍

    兴口音，我见到的她也在六十岁左右了吧!而我却没有见过大外爷，他

    去世在我出生之前。

    大外祖母指的就是朱安。杨吉昌此文发表于1995年，发表在《华山

    天地》上。这篇文章前面有高信先生的《写在前边》一文，对杨吉昌及

    其家人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从高信先生和杨吉昌的文章可知：周作人

    的长女周静子于1935年与留日回国的数学教师杨永芳结婚，次子杨吉昌

    生于1938年，所以他从未见过鲁迅，却见过大外祖母朱安。1949年后杨

    永芳任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周静子随杨永芳去了西安，主要料理家

    务，他们的一双儿女(杨美英和杨吉昌)都曾在秦岭电厂子校教书。周

    静子大约去世于1984年。此外杨吉昌还提到阿姨周鞠子(周建人之女)

    去世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

    尽管杨吉昌的回忆主要讲述周作人一家的情况，但跟朱安不无联

    系。据高信先生说，杨吉昌曾给高先生看周静子的两张结婚合影，照片上都有朱安。高信先生还将这两张照片复印给了我。事实上，尽管鲁迅

    与周作人反目，但后来朱安与八道湾11号并未完全断绝往来。有研究者

    注意到新披露的周作人1939年1月9日的一则日记，里面写到：“下午大

    嫂来。”由此指出：这里的“大嫂”，显然不是许广平，而是朱安女士。

    周作人1月1日在八道湾寓所遇刺，“为暴客所袭，左腹中枪而未入，盖

    为毛衣扣所阻也。启无左胸重伤。旧车夫张三中数枪即死，小方左肩贯

    通伤。”得知周作人遇刺之后，朱安女士还是抽时间前往探视。

    我在书中引用了周作人早年绍兴时日记里关于“大嫂”的记载。其实

    到北京后也是有记载的，如1932年就有几处提到“大嫂”：

    8月16日阴……旧中元，午祭先祖，母亲大嫂来，下午去。

    9月8日晴上午大嫂来，托代交佩弦贺礼。

    9月19日阴雨……大嫂来即去。

    9月21日阴雨，下午晴……下午往商务买书……大嫂来……

    从以上几则日记可以看出，像中元节这样的日子，鲁迅母亲和朱安

    会去八道湾跟周作人一起祭拜先祖。而送朱自清(佩弦)贺礼，朱安也

    托周作人转交。另外9月周建人之子丰三住院，这段时间鲁瑞和朱安婆

    媳俩多次前往八道湾。自然，日记中也多次记载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前往

    西三条看望母亲。这些虽是微末小事，但知者不多，故趁此机会在这里

    写一笔。可惜的是周作人日记还没有全部影印出版，仅能看到1934年以

    前的部分，如全部影印出来，对于周氏兄弟及周氏家族的研究是很有价

    值的。

    这些年网上关于朱安的文章屡屡见到，其中陆波的《在保福寺桥

    下，寻找历史的草蛇灰线》一文挖掘了关于朱安最后的埋葬地保福寺的

    一些情况。根据陆文，从明朝起，在中关村这块永定河故道的低洼地

    区，就开始兴建寺庙，特别是明清两朝太监偏爱在这一带购买“义

    地”(墓地)，后来普通人也愿意埋葬在这片抬眼即看到西山的土地上，形成了中关村一带寺庙、坟地众多的格局。保福寺建于明正德十一

    年(1516年)，到清朝道光年、光绪三十一年都进行过重建。清代《日

    下旧闻考》载：“南海淀之东二里许有保福寺，东柳村有长寿寺、观音

    庵……”民国时期进行寺院统计，做记录如是：“此寺位于保福寺村六十

    四号，占地二亩零四厘，有九间瓦房，土房两间，附属瓦房一间。泥像

    九尊，铁五供一堂，另有石碑两座，井一眼，楸柳四棵。属合村公建。

    被村公所及小学占用。原有鼐公禅师灵塔，三十年代塌了一半，但仍有

    香火。”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这座寺庙成立了保福寺小学。保福寺小学

    1958年搬迁后，保福寺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基本可以判断，保福

    寺于20世纪50年代末废弃，最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

    陆文还提到，抗战胜利后，因为保福寺这块坟地属于周作人家私

    产，1948年国民党政府将其私产予以没收。从1951年起，中关村地区就

    已确定规划建设社会主义科学城，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平坟拆迁，在

    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我曾说朱安的坟毁于“文革”，恐怕还需要进一

    步查证，不排除它毁于更早之前。这虽然也属于细枝末节，但考虑到朱

    安作为一个旧女性，临终前对于身后事曾有慎重的嘱托和安排，如此结

    局不免让人兴叹。

    朱安作为一个家庭妇女，也只是在鲁迅去世后才受到媒体的关注，初版本引用了《北平晨报》《新民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并将《世界

    日报》的报道作为附录收入书中。其实，还有一些刊物当时也对朱安有

    所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时段：

    一、1936年10月鲁迅刚刚去世不久，上海的《电声》周刊等关于鲁

    迅身后作品版权的问题做了一些报道。需要指出的是，其中有些内容并

    不符合事实。

    二、1944年9月至1945年，上海的《文艺春秋》《杂志》等刊物关

    于出售鲁迅藏书一事所做的报道。三、抗战胜利后，除了北平的报纸外，上海的《海光》《快活林》

    《吉普》等刊物也报道了朱安的生活情况。当然有些小报只是将朱安作

    为谈资，如1946年12月1日《新上海》刊登的《许广平故都访鲁迅前

    妻》一文，虽然许广平去北平西三条一事是实有的，但其中很多内容都

    出于臆想，完全是小报手法。

    这次再版，我经过甄选，增补了三篇较有史料价值的报道。同时在

    参考文献部分列出了以上报道的目录，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此外，增

    补了几幅图，如朱安住过的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及西三条故居的平面

    图等。总之，这次的修订本，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弥补了初版本

    的不足，也能将这些年来我发现的一些新资料呈现给读者，可以说了却

    了我心头的一件事。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诸多同行的帮助，特别是本书刊用的朱安的书信及照片，绝大部分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其中有些从未发表过。在此特致谢忱!

    2017年4月于上海虹口序章：“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

    那是2006年4月底的一个周末，为了给《鲁迅和他的绍兴》一书寻

    找灵感，我和几位合作者来到了绍兴。就是那一次，绍兴鲁迅纪念馆的

    人员带着我们走上了鲁迅故居二楼的房间。这是鲁迅和朱安当年成婚的

    新房，平时一般不开放。我之前也不止一回来过鲁迅故居，但从来没有

    进入过二楼的房间，而且是鲁迅成亲的洞房，可以说是怀着一种十分好

    奇的心情走上楼梯的。

    台门里的老屋子大多光线昏暗，但二楼的这个房间更幽暗。也许是

    因为多年空关的缘故，感觉有些阴森。仔细打量室内的陈设，旧式的雕

    花木床、衣橱、桌椅等不多的几件家具在黑暗中似乎只浮现出一个轮

    廓，相形之下，贴在墙壁和家具上的大红喜字格外醒目。

    我们问：这是原来就有的吗？

    工作人员回答说：是剧组拍电影留下的。

    是啊，隔了这么多年红纸怎么可能还存在？当年的大红喜字早已从

    墙上剥落了，当年的新人也早已消殒了。

    环顾这间洞房，并没有因为贴了鲜艳的喜字而呈现出喜庆的气氛，相反，红色的喜字让屋内显得更压抑惨淡。特别是想到鲁迅成婚后第二

    天就住到了别处，只留下朱安独守空房，这大红喜字给人的感觉也就分

    外刺眼。

    其实，说这是鲁迅当年的新房并不完全准确。1919年，周家新台门卖给了城内的富豪朱阆仙，鲁迅携全家迁往北京。直到1949年后，周家

    新台门才被政府收回，成为鲁迅故居。因此，我们看到的这所谓鲁迅的

    新房，也只能是一种历史场景的复原，不可能是朱安当年生活的真实还

    原。但即便如此，走进这间屋子，还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被抛在

    暗处的影子，感受到在鲁迅身边，还有朱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着，徘徊

    着。

    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在无爱的婚姻中度过了苦涩的一生。这

    是个一提起来就令人感到窒息的话题，鲁迅本人也很少提到朱安，他的

    缄口不语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当然，关于鲁迅的这段婚姻，在

    他同时代亲友撰写的回忆录中还是有所反映的。许寿裳、孙伏园、郁达

    夫、荆有麟、许羡苏、俞芳等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大多根据自己的所见

    所闻，对鲁迅与朱安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做了描述。从这些描述来看，鲁迅的确只是把这位夫人看做“母亲送给的礼物”，对她仅仅是尽到供养

    的责任而已。朱安在婚后的几十年里，始终处于“弃妇”这一可悲的地

    位。

    鲁迅对朱安没有感情，二人形同陌路。但这是否意味着他能够忘记

    身边这样一种凄惨的存在呢？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提到凌叔华的

    小说，称赞她“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写出了“世

    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1]

    我不知道，他写到这里，脑海中是否

    会浮现出朱安的身影？

    每次读《伤逝》，我都会被那些冰冷尖锐的词句深深触动：

    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见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2]

    从这沉痛的文字中，我仿佛听见了鲁迅内心的声音。我认为，他从

    来没有忘记那些“死于无爱的人们”，忘记朱安们的不幸。就算这是一个令他痛苦的问题，他也要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而不是绕开，甚至遮

    掩。固然，在鲁迅的文字中很少提及这位夫人，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刻

    也不曾忘记“无爱的人们”与“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而这声音

    中定然包括了朱安这样一个与他有特殊关系的旧女性的声音。

    可是，翻开鲁迅研究的历史，朱安却始终是个无法安置的人物。

    当年鲁迅去世后许寿裳等着手起草年谱时，就讨论到了要不要

    把“朱女士”写进去的问题。1937年5月3日许寿裳致函许广平，信中提

    出：“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对此，许广平

    的回答是：“至于朱女士的写出，许先生再三声明，其实我绝不会那么

    气量小，难道历史家的眼光，会把陈迹洗去吗？”[3]

    因此，在许寿裳编

    的《年谱》上，留下了这样一条现在看起来十分可贵的记载：

    前六年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鲁迅被定性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

    家”，朱安的地位却很尴尬了。鲁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呐喊者，是新

    文化运动的旗手，然而他的婚姻却是包办婚姻。包办婚姻对鲁迅那一代

    人而言是很普遍的，但许多人却认为这有损鲁迅形象。因此，1949年后

    鲁迅研究得到空前重视，研究者在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上投入了很大

    的力气，唯独朱安被排除在外，乏人问津。特别是在极“左”的年代里，当鲁迅被抬上神坛，封为偶像，朱安更成了一个忌讳，成为鲁迅研究的

    禁区之一。所有的鲁迅传记中都找不到她的名字，很长一段时间朱安几

    乎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朱安浮出水面是在“文革”后。随着鲁迅研究回归“人性化”，不少研

    究者对过去那种洗去历史陈迹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并对有关鲁迅与朱安

    的一些事实做了钩沉和探讨。如裘士雄《鲁迅和朱安女士以及他俩的婚姻问题》(《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杨志华《朱吉人与朱安

    及鲁迅》(《上海鲁迅研究》第4期)、段国超《鲁迅与朱安》(《中

    国现代文学丛刊》1983年第3期)、余一卒《朱安女士》(《鲁迅研究

    资料》第13辑)、张自强《鲁迅与朱安旧式婚姻缔定年代考》(《纪念

    与研究》第9期)等，都是发表于这一时期的力作。特别是1981年出版

    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反映了“文革”后鲁迅生平史料研究的

    最新成果，其中在“鲁迅家庭成员及主要亲属”的条目下列出了“朱安”一

    条，突破了很大的阻力和干扰。此条目虽仅有400余字，且基本维护了

    旧有的观点，但终究承认了朱安的存在。[4]

    至此，朱安已不再是一个禁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承认，朱安是鲁

    迅情感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注解，在鲁迅的一生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然而，像朱安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是否值得更深入的探讨？这一

    点恐怕很多研究者心里至今还是存有疑虑的。而迄今为止尚无一本有关

    于她的传记，这也足以说明了一切。

    当然，追溯朱安在鲁迅研究中的历史地位，也不能无视日本学者在

    这方面的探讨。早在1944年出版的传记《鲁迅》中，竹内好就对鲁迅留

    学时代回国结婚的问题提出疑问。他指出，比起与许广平的恋爱，关于

    与朱安结婚这条线索却十分模糊不清，从鲁迅本人那里也得不到任何解

    释，对于鲁迅是“如何处理这一事实的”，尽管“可以通过《随感录·四

    十》等材料去构制空想，但有个很大的不安却不肯离我而去，那就是这

    个空想会不会大错而特错呢？”[5]

    自竹内好开始，一些日本学者也对鲁

    迅与朱安的婚姻提出种种揣测。尾崎秀树《围绕着鲁迅的旧式婚姻——

    架空的恋人们》(日本1960年5月号《文学》)、丸尾常喜《朱安与子

    君》(收入《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一书)、高木寿江《鲁

    迅的结婚和情》(日本《鲁迅之友会会报第13期》)、岸阳子《超越爱

    与憎——鲁迅逝世后的朱安与许广平》(《鲁迅世界》2001年第4

    期)、山田敬三《我也是鲁迅的遗物——关于朱安女士》(收入《南腔

    北调论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一书)等论文，均对鲁迅背后的这样一位女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其中既不乏敏锐的发现，也不乏主观

    的论断，由此不难看出朱安带给人们的困惑之深。

    和竹内好们相同，我在研读鲁迅的过程中，也对朱安这个人物产生

    了某种强烈的好奇，迫切地想要弄个明白。如果说鲁迅的一举一动、一

    言一行都在我们的关注之内，那么朱安作为鲁迅身边的一个女性，一个

    典型的家庭妇女，我们对她的了解实在太少!正如《故乡》中的“我”和

    闰土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我们和她之间也有着深深的隔膜。

    有不少人向我指出，朱安这个题目难写。确实，和同时代的精英女

    性不同，朱安只是一个目不识丁、足不出户的旧式妇女，既没有秋瑾那

    样的豪举载入史册，也没有留下吐露心曲的闺阁诗文，供后人唏嘘回

    味。有关于她的材料少得可怜，我自己的准备也远不能说充分，但她可

    悲的、扭曲的一生始终压在我的胸口。朱安曾开口说：“我也是鲁迅的

    遗物!”这声呐喊始终停留在我的心底，挥之不去。朱安留下的话语不

    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有研究者指出：“我觉得朱安是一

    个真正的问题——将来如果谁去研究中国女性历史的话，这是一个必须

    认真对待的对象。”[6]

    这也道出了我的想法：朱安不应该仅仅是鲁迅研

    究当中的一个配角，一个陪衬。无论是站在鲁迅研究的立场上，还是站

    在女性研究的立场上，她都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对象。

    朱安不仅长期以来在鲁迅研究中没有地位，在近现代的女性史上也

    没有她应该有的位置。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对待这样一个“她者”，一个

    旧女性的缩影。她是包办婚姻的牺牲者，而且至死也没有觉悟。自“五

    四”以来，新女性“娜拉”一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朱安这样的“小脚

    女人”“旧式太太”则成了落伍者的代名词，处于尴尬失语的境地。这不

    仅仅是朱安一个人的悲剧，在她身后，乃是新旧时代交替中被历史抛弃

    的女性群像，她们在历史洪流中沦为喑哑的一群，“并无词的言语也沉

    默尽绝”。对这样一个女性群体，我们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似

    乎很难找到一种倾听她们心声的方式，也很少有人去这样做。然而，把她们排除在外的历史书写注定是不完整的，也是没有厚度的。或许正因

    为如此，鲁迅对凌淑华小说中所发出的旧女性的苦闷之声产生了共鸣，尽管这声音是如此地微弱。

    我想为她写一本传记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不知道现在开始写

    究竟是太早还是太晚。我觉得是太晚了。朱安去世距今已经60多年，与

    她有过接触的人绝大多数已不在人世。特别是当我走在绍兴的街头却发

    现许多地方已是面目全非时，当我费尽力气找到朱家后人却空手而归

    时，当我面对一些语焉不详的资料一筹莫展找不到任何见证人时……我

    感到自己着手得太晚了!但另一方面，或许也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够让

    她从暗处走出来，才能够平心静气地看待鲁迅身边的这样一个“多余

    人”。

    【注释】

    [1]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58页，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5年版。

    [2] 《鲁迅全集》第2卷，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3] 许广平《〈鲁迅全年谱〉的经过》，《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38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原载1940年9月16日上海《宇宙风》(乙刊)。

    [4] 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第10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此书中

    对朱安的介绍主要引用了鲁迅族叔周冠五先生的谈话及陈云坡的说法。

    [5] 竹内好《鲁迅》，载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近代的超克》，第43页，三联

    书店2005年版。

    [6] 张业松《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第2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母亲的礼物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家世——丁家弄朱宅

    寻访丁家弄

    朱安的娘家在绍兴城里的丁家弄。为此，我特意去寻访了这条过去

    从来没有留意过的街。

    从地图上看，丁家弄位于绍兴城的西面。民国前，绍兴府城内以南

    北向的府河为界，东属会稽，西为山阴，丁家弄即属山阴县地界。而不

    远处的鲁迅家的周家台门属于会稽县。过去的绍兴城四面筑有城墙，四

    周共有十个城门，丁家弄就在水偏门一带，东临水沟营大街，因此从前

    绍兴人提到它，往往称为“水沟营的丁家弄”。此外，在老绍兴人的记忆

    里，它还有一个土名，叫作“竹园里”。

    在去丁家弄之前，我事先向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老馆长裘士雄先生打

    听了一下。他告诉我，朱家台门他曾去过两次，靠近绍兴文理学院那

    里。1979年，从朱家的房客陈文焕先生那里得知朱家台门要拆的消息，他也曾赶在拆掉前去看过。他记得朱安的远房堂叔朱鹿琴家里房子相当

    好，石萧墙，栋梁是方的，用料考究，说明家里相当富裕。当时有人租

    了他家一半的房子。可惜现在已经统统拆掉了，变成了丁香小区。不

    过，泥墙弄旁边的那条河还在。丁家弄现在叫丁向弄，是因为绍兴有两

    个丁家弄，所以改了名。清末的绍兴府城衢路图(局部)。朱安娘家朱家台门在西面靠近水沟营的丁家弄，离都昌坊口

    (即东昌坊口)的周家新台门不远。

    我住的宾馆恰好是在绍兴文理学院旁，于是第二天早上，我穿过校

    区，从东大门出来，步行约50米，找到了我默念已久的丁家弄——如今

    已改名为丁向弄。这是一条长约一二百米的东西向的街，约三四米宽的

    水泥路，两边都是四五层楼的新式住宅小区，街道两边零星开着一些小

    店铺，周遭的环境显得有些杂乱。听路边小店的老板讲，在他小的时

    候，丁家弄的路还没有现在宽，是用六尺的石板横铺的，差不多就两米

    宽。但是他不知道这里有个朱家台门，也不知道鲁迅的原配夫人姓朱，更不知道她的娘家就在这里。

    丁香小区在丁向弄23号，是一个颇为高档的住宅小区，丝毫也看不

    出当年朱家台门的影子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有点怅然若失

    ——为了那消失的台门，也为了台门里那些湮没无闻的故事。从出生到

    出嫁，差不多有28年的时间，朱安是在丁家弄朱家台门厚厚的围墙里度

    过的。这个大宅院里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有过哪些悲欢？她后来酸涩

    的人生、乖蹇的命运是否与此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对于想要了解朱安

    出嫁前生活情形的人，诸如此类的疑问有很多，但看来都已无从追寻了。

    本以为对朱家台门的寻访只能获得这样一点印象，好在第二天在绍

    兴文理学院举办的鲁迅研究30年学术讨论会上，我遇到了《乡土忆录

    ——鲁迅亲友忆鲁迅》的作者周芾棠老先生。周先生已经81岁了，但精

    神矍铄，思路清晰。当年他对鲁迅亲友做了许多采访，还做了大量的笔

    记，也曾亲自去踏访过朱家台门。当我对他说了自己想写关于朱安的传

    记，他欣然表示可以陪我一起去找找那里的老住户，做些调查访问。

    这条街就是丁向弄(原来的丁家弄)，曾经是朱家台门所在的地方，如今建成了丁香小区。

    (作者摄于2008年11月)

    周老先生上次来朱家台门是2000年，时隔8年，丁家弄一带发生了

    不小的变化。我们先来到附近的居委会，希望能打听到朱家后人的一些

    线索。因为是周末，居委会要到下午两点半才上班，但从宣传栏橱窗里

    可以看到，居委干部中有四位是姓朱的，可见朱姓在这一区域占了不小的比例。

    周老先生于是非常耐心地向一些看起来上了岁数的住户打听情况，这里的房子虽然拆迁重建过了，但问下来，居民们不少都是老住户。一

    位热心的俞先生，今年67岁，他从小听说过鲁迅夫人是这一带的人，在

    他的记忆中，当时靠南面丁家弄的台门比较高大，而靠北面泥墙弄，即

    靠近河埠头的都是破台门，房子都很浅，只有一进。这里很多住户是做

    锡箔生意的。俞先生所知的也就是这些，但他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是

    原先的河埠头，也称为鱼闸，是丁向弄经历了种种改造后唯一留下来的

    遗迹。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原来，在高富中心小区和丁香小区之间有一条不太起眼的通道，走

    进去，有一个台阶，下去就是河埠头。看见这台阶，周老先生唤起了记

    忆，他记得2000年他来到朱家台门时，大门就在这个位置，在泥墙弄

    上。他记得台门里有弄堂、小天井、花窗、花瓶，还有一口井，虽然已

    不记得里面有几进，但房子古色古香，台阶很高，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我们在这几乎被铲平的石板台阶前查看了许久。以此为界，它西面

    的台门大约在1992年前后被拆掉了，现在是高富小区。而它的东面，就

    是原来朱家台门所在的地方，据当年朱家房客陈文焕的回忆，“鲁迅到

    朱家做姑爷住过的房子，一直保留到1979年年底，后来绍兴地区运粮汽

    车修理厂扩建，把它和朱宅的多数房子拆去了。”[1]

    我想，这应该是丁

    家弄老宅最终被彻底拆掉的主要原因吧？连鲁迅住过的房间都拆去了，则其余的就更不值得保留了。朱宅最终彻底拆除是在2003年、2004年前

    后，变成了现在的丁香小区。至于朱家台门后门口的泥墙弄，现在也已

    经被新建的小区所隔断，仅剩下东头的一小段通道，连路名也不存在

    了。

    就只有这个河埠头依旧。当所有高大的建筑都被拆除，唯有它还默

    默地讲述着当年的风景。从前绍兴人出行，大多是以船代步，河埠头是

    船停靠的地方，也是洗菜浣衣的地方。俞先生指给我们看，紧贴河岸的一堵石墙，下面是空的，水可以通到盖着的房子里，因为从前的大户人

    家河埠头是在房子里面的。他还告诉我们，最下面的石板上有一个圆圆

    的洞，那是用来锁船的。我们仔细查看，果然看见石板上的圆孔。站在

    河埠头的石阶上，但见河水暗沉，几个妇女蹲在青石板上埋头浣衣。河

    的对面是凰仪桥，绍兴随处可见的石桥，横卧在如今的鲁迅路上。再向

    北是仓桥直街，那里还保留着一大片老台门……

    这个河埠头，是丁家弄一带经历了种种改造后唯一留下的遗迹。从前绍兴人出门，大多以船代

    步，如今，这里仍是居民们浣衣的地方。(作者摄于2009年5月)绍兴仓桥直街。河的对面是凰仪桥，如今被马路隔断了，但桥的风姿依存。(作者摄于2009年5月)

    俞先生是个热心人，他又为我们找到了住在高富小区的80多岁的周

    阿婆。周阿婆说，丁向弄原来住着王家、朱家、金家。朱家过去是有官

    职的，原来房子好大，大门朝北，有两进三层楼，房子都是石头墙，里

    面住着一个老太婆。朱家主人叫朱鹿琴，朱家原来是清白的，土改时戴

    上了地主的帽子，成了“三九类”[2]

    ，房子被国家收去归公了。朱家后代

    到农村去了。这里拆迁时，朱家的孙子，还有两个姐妹都来过，想要房

    子，但户名也已经没有了，所以分不到房子了。

    拄着手杖的周阿婆上了岁数，说一口让我这外乡人难懂的绍兴话，靠俞先生的翻译才勉强了解大意，因此也没能向她追问清楚一些细节。

    周阿婆见我们对朱家的事感兴趣，向我们介绍一个人，就是住在旁边一

    幢楼的王嘉瑜，他是当时朱家的住户，今年虚岁77，原在茶场工作，1959年时住到这里，原来是向朱家租房的，后来房产公有化，国家分配给了他。王先生的妻子章国英1960年嫁过来，当时才24岁，她还记得朱

    家的房主名叫朱鹿琴。他们两人都是这里的老住户了，且有一定的文

    化。他们现在的住房看起来很拥挤，想来他们在朱家台门时的住房更狭

    小吧？

    对朱家台门，王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家有个花园，墙上题着“四

    时真乐”四个字，可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凿掉了。

    还有一个很大的石池，长两米左右，宽一米多，他指了指家里的一

    个三人沙发，说大约就是那长度。关于石池，周芾棠先生向我解释说，石池是用来盛水的，绍兴人主要派三种用场：一是天落水(即下雨)，积起来可洗衣物，洗菜，如同水缸；二是防火，起火时可以用池中的水

    浇灭；三是可养鱼，美化环境。在鲁迅故居，也可以看到这种石池。

    王先生回忆说，他住进去的时候，朱宅的正厅已经烧掉了，他住在

    边房，没有看到过正厅。当时朱家有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孙子，那时十

    多岁。老太太戴了地主帽子，不过没吃苦头，虽然年纪快90岁了，但是

    胃口很好，经常看见她吃带鱼。她死的时候大约是1964年或1965年左

    右，总之是1968年以前。老太太的名字叫平家珍。这个姓让周芾棠先生

    想到绍兴的一位名人平步青，系同治年间进士。周先生推测平家珍有可

    能是平步青的后代，因为绍兴姓平的不多。如果真是这样，那这老太太

    也是很有来历的了。平家珍的孙子叫朱立，文革后到浬渚(兰亭)那里

    去了，又听说如今在上虞。除了王先生这个外来住户，原来台门里还有

    个年轻的老师，是城里教书的，名叫沈绍，在阜山中学教过书，教的是

    数学，现已从一中退休。

    显然1949年后朱家台门里主要居住着朱鹿琴这一房。朱安的娘家人

    因为很早就搬走了，所以大家对他们没有什么记忆。这里简单交代一下

    朱鹿琴的情况，他名叫朱桐荪(1890-1957)，字鹿琴，鲁迅在日记里

    写作“朱六琴”。他早年师事徐锡麟，与鲁迅堂叔周冠五一起毕业于绍兴

    府学堂，后也做过幕友。1949年后，朱鹿琴在绍兴丁家弄闲居。据房客陈文焕说：“我晓得朱鹿琴有二三个儿子，小儿子在抗战时当过‘和平

    军’,后来加入金萧支队，解放初搞肃反，结果被清查出来了。鹿琴有一

    个孙子叫朱力(音)，曾到上虞支农，现在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3]

    陈文焕的回忆和我从王嘉瑜先生这里听到的大致相仿。又据他忆述，1949年后，朱鹿琴曾感慨地对人说：“鲁迅定亲时送来的红绿帖，他写

    来的信札等等都没有保存下来。鲁迅从前和普通人一样，来到我家作

    客，哪里会知道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今天，他会被人民崇敬得这样高

    啊!”确实，鲁迅一下子成了神坛上的偶像，这是朱鹿琴当年怎么也想

    不到的。

    我让王先生画出当年朱宅的示意图，这对他来说显然有些难度，房

    子的结构有些复杂，根据他的讲述，可以知道朱宅当时进出的大门在泥

    墙弄，台阶上去，是两扇丝竹门，一般只开一扇门，另一扇门基本不

    开。正厅已烧掉，房间主要集中在正厅的一侧，里面有走廊、客厅、天

    井等，楼梯上去还有房间。平家珍和朱立就住在最靠里的小楼上……听

    王先生在那里费力地讲解，我更为朱家台门被拆毁感到惋惜。

    时间已近黄昏，从王嘉瑜家里出来后，我们结束了这一次的寻访。

    虽然，这里住户所讲述的朱家的往事支离破碎，而且主要是关于朱安远

    房堂叔朱鹿琴家里的情况，但对我这个外乡人来说，更高兴的是能接触

    到这么多与丁家弄有关的老住户，知道他们还生活在这一带，朱家的往

    事还依稀留存在他们的记忆里。通过这些街坊邻里的追忆，朱家台门的

    历史在我的眼前以另一种方式展开。这是买下朱安娘家房产的陈氏的后人陈文焕，解放后也一直住在这里，知道朱家的不少掌故。

    (约摄于1990年，裘士雄先生提供)

    朱家台门

    回到清朝末年。那时山阴县丁家弄的朱家台门称得上是殷实之

    家，“台门”是过去绍兴大户人家的宅邸，造得都很讲究，朱家台门也不

    例外，它前临丁家弄，后接泥墙弄，里面有台门斗、厅堂、座楼、侧

    屋、天井等，厅堂内挂着“孝友堂”的匾。此外，台门里还建造有书房、小花园、石池、家庙等，时时可见题字和楹联，透露出士大夫的生活情

    趣。朱宅与一般台门不同的是，有的房屋是上下用三块石板做墙体的石

    萧墙，既坚固又防火。在绍兴，用二道板打墙已称得上富户，三道板打

    墙就更显富足了。朱安的从叔朱鹿琴曾对人说起过：“房子造得这般坚

    固、考究，是想开当铺的。”既然一度准备开当铺，可想而知朱家曾经

    是有些资产的。[4]

    据说朱安的祖上和1918年买进周家新台门屋宇的朱阆仙是同一个祖

    宗，祖籍原在绍兴城西郭门外的白洋。查清代朱增修等纂修的《山阴白

    洋朱氏宗谱》[5]

    ，白洋朱氏为宋代宰臣朱胜非的后裔，奉朱荣一为始

    祖，世代繁衍，人才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明末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朱燮元，他最主要的功绩是平定了祸乱西南多年的奢崇明之乱，朱燮元

    本人及其后代还世代执掌锦衣卫。此外也出了一些以诗文著称的名士，如朱纯、朱启元等。朱氏后人因做官或经商等有不少迁居到了外地，谱

    中记载老大房第十二世的朱振孔(1656-1732)始迁至绍兴城，时间是

    康熙年间。但此谱只记载了朱振孔长子朱光乾这一房的后人，其余四子

    均“客外失考”。谱中没有丁家弄朱氏这一支的记载，可能是因迁徙到了

    城里的缘故。朱安母家的小天井。(约摄于1990年，裘士雄先生提供)

    朱吉人曾追忆：“我们朱家纂修过家谱，记得是蓝面子，放在两只

    洋油箱里。日本佬打进绍兴来，我们全家逃到外地去避难。等到绍兴重

    光后，回家一看，发现家里着贼，好些东西被人偷走了，包括朱氏家

    谱，真当可惜!否则，我们只要看家谱就能搞清许多问题了。我记得我

    家的堂名叫‘孝友堂’,是雍十六房。朱鹿琴是我父亲的堂叔，堂名叫‘濯

    锦堂’,是敬大房。”[6]

    看来就像鲁迅家里有《越城周氏支谱》，迁到城里

    的朱家也有自己的家谱，只是后来失窃了。

    在朱氏后人的记忆里，在1861年太平军进驻绍兴前，朱安的祖父曾

    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省扬州府的地方官吏，因故未赴任。[7]

    可是这样一

    位人物的名字竟然没有留下来，如今也就难以进一步查考了。

    朱安的祖辈曾被清政府任命为扬州府地方官吏一事，朱氏后人常常提起，引以为荣，却都说得含糊其辞。有的说是朱安的祖父在扬州府做

    过官，有的说是祖辈；有的说做过扬州知府，有的又说受到任命但没有

    上任。[8]

    据陈文焕回忆，朱安远房堂叔朱鹿琴对他讲过：“祖上做过扬

    州知府，时间在太平天国以前。”朱安的侄子朱吉人则说：“我的祖父名

    叫朱耀庭，听说在江苏扬州做过官，好像未上任，是候补的样子。”[9]

    两种说法出入很大，后一种说法恐怕是朱吉人的误记。朱耀庭是朱安的

    父亲，从年龄上看不可能在太平天国前出仕做官。当然，清代通过捐纳

    可以跻身为候补官员，而这些候补官员数量庞大，很多人根本轮不上实

    缺，所以也不排除朱耀庭是这种情况。

    没有家谱，很难进一步查考朱安祖上的事迹。不过，朱氏祖辈曾有

    人在扬州府做过官，这在有关朱自清的传记资料中可以得到一些佐证。

    朱自清的弟弟朱国华曾说及他们与鲁迅、朱安的关系：“我家原是绍兴

    人氏，母亲周姓，与鲁迅同族。周、朱两姓门户相当，常有联姻，均为

    当地大族，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也是我家的远亲。”朱自清祖辈曾得到

    朱安族人的帮助，据李东轩《朱自清与鲁迅略说》一文：朱自清的祖先

    本姓余，是浙江绍兴人，当时在扬州做官，一次酒后坠楼不幸身亡，随

    之夫人也跳楼殉夫，遗下孤儿余子擎，便由当时的显宦、山阴同乡朱氏

    收养，遂改姓朱。后结婚生子，为不忘本姓，取名朱则余，就是朱自清

    的祖父。由于朱氏族人一直认为他们分了朱家的肥，朱则余为躲避朱氏

    族人的纠缠，后来带着儿子朱鸿均、儿媳周绮桐离开了绍兴。[10]

    如此

    看来，则朱家在更早以前就有人在扬州做官，而且是“显宦”，说明官位

    不低。朱安母家的后门，即朝向泥墙弄的门口。(约摄于1990年，裘士雄先生提供)

    朱家“祖上曾经阔过”，朱安的祖父或许得到过一官半职，但经历了

    太平天国的冲击后，绍兴的世家大族境况大多已不如从前，朱家似乎也

    不例外。作为朱家台门的主人之一，朱安的父亲朱耀庭也只是个师爷，并且经过商，这已是台门子弟的末路了。1948年3月24的《新民报》上

    刊载有一份《朱安小传》，说他“精刑名之学，颇有声于郡国间。”可以

    证明他主要是在各地做幕僚。陈云坡写于1958年的《鲁迅家乘及其佚事》一文中提到朱耀庭：“我在幼年时代没有机会来认识朱耀庭先生父

    子二人，单知道朱耀庭先生是逝世在赣浙道中的。”也可见他经常奔波

    在外地。张能耿《朱安家世》中说朱耀庭终年尚不到50岁，有研究者认

    为朱家不久破落的主要原因在于朱耀庭过早去世。

    朱耀庭的生卒年不详。周作人1901年6月15日的日记中还提到过

    他，写作“朱印亭姻长”，那时他还健在。朱耀庭夫人俞氏，裘士雄根据

    朱安内侄朱吉人的回忆，对俞氏有这样的介绍：“俞氏(1854-1929)，旧时以朱俞氏称，绍兴张家溇人。她嫁到绍兴丁家弄朱家后，养育了朱

    安、朱可铭等子女。据其长孙朱吉人函告：‘生于1854年10月17日(阴

    历)，于1929年秋冬之际去世。’朱俞氏系传统女性，一生操持家

    务……”[11]

    照理朱吉人的说法是应当被采信的，但杨志华《朱吉人与朱

    安及鲁迅》一文则说：“1932年，祖母中风去世。”而这也是根据朱吉人

    本人的口述加以整理成文的[12]。因此，俞氏的卒年究竟是1929年还是

    1932年？看来只能存疑。

    关于俞氏的生年，朱吉人的记述是重要的依据。不过，在周作人

    1915年11月日记里有往朱宅拜寿的记载：“廿三日雨。上午丰丸往朱宅

    拜寿，下午归”。查公历1915年11月23日，正是阴历10月17日，与朱吉

    人所说的日期吻合。又鲁迅1925年11月13日的日记：“下午寄朱宅贺礼

    泉十元。”朱安的父亲朱耀庭去世较早，1915年前后朱家的长辈就只有

    母亲俞氏，且其余年份鲁迅和周作人日记都没有朱宅贺寿的记载，也就

    是说，很可能1915年是她的60大寿，1925年是她的70大寿。按照旧时的

    习惯，一般采用虚岁，因此笔者推测她的生年是在1856年前后。

    朱耀庭夫妇子女不多，朱安是长女，长辈们称她安姑或安姑娘。胞

    弟朱可铭，原名鸿猷，后改天蒸，字可铭，又字筱云，《周作人日记》

    中又写作小云。他学过法律，做过师爷，当过司法承审员，先后娶过两

    位夫人，生有四子一女。据他的长子朱吉人回忆：“父亲朱可铭是一子

    兼祧[13]

    二房。他有一个弟弟叫阿兴(音)，我在家庙里曾经看到父亲所书写的有‘亡弟□□’等字样的红纸。看样子，叔叔死得很早。”[14]

    朱吉

    人曾说他的父亲属蛇，比朱安小几岁，可知朱可铭出生于1880年或1881

    年，与鲁迅年纪相仿。到朱可铭这一代，朱家迅速败落，但这是后话

    了。[15]

    朱安的生年

    旧时的妇女，一般来说，她们的生卒年应该记载在夫家的家谱中，可惜朱安的这一愿望落空了。因此，这里不得不费些笔墨对她的生年做

    些交代。

    朱安出生于哪一年？历来有不同说法，至今未有定论，较常见的是

    这两种说法：一说生于1878年，如绍兴的研究者裘士雄、张能耿等均认

    为朱安生于清光绪四年即1878年，比鲁迅大三岁。这是对朱氏及周氏后

    人的采访调查所得。这一说法最为流行，但口述者的记忆是否准确无

    误，这一点不能不考虑。

    另一种认为生于1879年，比鲁迅大两岁。这一说法也有不少的证

    据：其一，当年在北京砖塔胡同与鲁迅家人一道居住的俞芳说：“关于

    朱安夫人的出生年月，我写成1879年的根据是：当年和鲁迅先生一家同

    住在砖塔胡同时，鲁太夫人告诉我，朱夫人比鲁迅先生长两岁，鲁迅先

    生属蛇，朱夫人属兔。鲁迅先生1881年出生，朱安夫人的出生年就是

    1879年了。”其二，周作人长子周丰一1986年1月7日给裘士雄的信中

    说：“关于朱安生肖，我确记系兔年，推算之，则应是光绪五年己卯

    年，即1879年了。”其三，朱安去世后，报纸上发表的由亲友撰写的

    《朱安小传》(署名森君，可能是阮和森)中说：“夫人朱氏，绍兴世

    家子，生于清光绪五年七月。”清光绪五年即1879年。此外，有研究者

    根据鲁迅北京寓所的家用账指出，1928年11月22日记载朱安收到胞弟朱

    可铭邮寄来10元礼金，这在当时是比较重的礼，很可能是因为朱安五十

    寿诞。如果说1928年是她的50寿辰，那么推断起来她应出生在1879年。[16]

    但小传说生于阴历七月，而收到礼金是在阳历11月，似乎又对

    不起来。

    上海图书馆藏《山阴白洋朱氏宗谱》第二卷封面，清代朱增修等编撰，共三十二卷，清光绪二

    十一年(1895年)朱氏玉泉堂木活字本。朱安的母亲俞氏，约生于1856年10月17(阴历)，卒于1932年，这帧照片系朱安遗物。在北京

    期间，她一直收藏着母亲的照片。

    除以上两种年份外，还有人认为生于1877年、1880年的，但都缺乏

    有力的依据。本书姑且采用《朱安小传》的说法，即生于1879年农历七

    月。因为朱安后半生主要生活在北京，北京方面的亲友如周丰一、俞芳

    等与她有较多接触，且这篇小传发表于朱安去世后不久，相比时隔多年后的追忆或推断，似更值得采信。

    朱安出生于1878年抑或1879年纯属细枝末节，但作为鲁迅的元配夫

    人，我们对她的了解实在匮乏，这一点是肯定的。值得一提的是，朱安

    和秋瑾年岁相差无几。秋瑾生于1875年(一说生于1877年)，号鉴湖女

    侠，祖籍绍兴山阴，出生于福建，曾随父旅居湖南、台湾，小时候在绍

    兴住过一年左右。她自幼喜好诗文，尤慕剑侠，豪爽奔放。稍长，随表

    兄习棍棒拳术、骑马击剑，性格倔强，一如她在闺中写下的诗句：“今

    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

    雌。”从少女时代起，秋瑾就表现出惊世骇俗、敢作敢为的一面，有巾

    帼英雄之气概。

    然而，秋瑾在那个时代只是一个特例，绝大多数的妇女，只能静守

    闺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做着女人该做的事情。在《白洋朱氏家

    谱》中，列出了一些妇女的传记，这些妇女要么受过诰封，要么得到旌

    表，属于家族妇女中“有懿行淑德者”。她们中一些人在闺中就具备了柔

    顺端庄的美德，受到父母长辈的称赞。如陆太君是一位五品官之妻，在

    出嫁前就“不好华孅，遇宗党必正容”，看见家中的女性穿着艳丽就会加

    以劝诫：“女子当不出闺门，古云冶容诲淫，裙布钗荆，分内事

    也。”(《诰封宜人陆太君传》)又如一位同样被诰封为宜人的潘太

    君，她出嫁前就谨守闺训，十分端庄：“宜人自幼勤俭，能以礼自持，足迹不履户，内言不出梱，家人未尝见色笑。”(《诰封宜人潘太君

    传》)还有一位三品官之妻陈太君，传记中这样描述她：“淑人幼而端

    庄，不苟言笑。长习女工，通书传、孝经，内则尤喜文公、小学，日讽

    诵不置。而天性俭素，施膏泽耀珠翠者过其前，不屑视也。”(《诰封

    淑人陈太君传》)

    这些后来受到诰封、表彰的女性都有共同的特点：她们态度端庄、不苟言笑，衣着俭朴，不好妆饰，也看不惯那些打扮过分的女人，平时

    从不轻易跨出闺门，恪守着作为女人的本分。她们中一些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耳濡目染，略通诗文，为妇德更增加了一些光彩。当然她们在

    婚后更是家族女性中孝顺公婆、相夫教子、无私奉献的典范。

    有意思的是，在朱安去世后也留下了一份小传，里面也有对她闺中

    生活的描述：“夫人生而颖慧，工女红，守礼法，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

    珠……”[17]

    这些字眼虽然笼统，但与上面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朱家台

    门内显然并不鼓励女孩子读书识字，最多读点《女儿经》这类的闺训。

    朱吉人曾对人说起：“姑母没有读过书，但《女儿经》里的许多话语能

    讲得出来。我听人说，在封建社会里，《女儿经》是女人的必修课，大

    姑娘虽不能上私塾，但一定由父母或其他人讲给她们听，千方百计地灌

    输。”[18]

    朱耀庭常年奔波在外，想来是由俞氏或族中其他长辈口授，一字一

    句把《女儿经》教给她：“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出闺门，烧茶

    汤，敬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

    声……”《女儿经》是专为女子编写的蒙学教材，在明清时代广为流

    行，全文一千一百多字，语言朗朗上口，内容宣扬女性“遵三从，行四

    德，习礼义”。朱耀庭夫妇膝下仅一子一女，他们一片苦心，替唯一的

    女儿缠了足，又教她读《女儿经》，让她牢记这些训诫，无非是希望她

    将来嫁个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可惜的是《女儿经》里那些相夫教子的

    至理名言，安姑娘这一辈子都没能用上。

    【注释】

    [1] 据稽山(裘士雄)《鲁迅和朱安婚姻问题史料补叙》一文第四部分朱宅住户陈文焕的忆

    述，《绍兴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2] “文革”前称“三九类”人员，地富反坏右之外，加两劳人员(劳改释放、劳教释放)

    等，“文革”初期有“黑五类”之称。据《绍兴市志》:“文化大革命”期间，动员大批市镇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号召城镇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一批“五类”分子和“三九

    类”人员被迁送农村。

    [3] 《陈文焕谈朱安母家等情况》，裘士雄记录整理(未刊稿，1990年11月)。陈氏是朱家部分房屋的买主，陈文焕上世纪90年代仍住在朱家转让的房子里。

    [4] 据裘士雄《鲁迅和朱安婚姻问题史料补叙》。

    [5] 丁家弄朱家原籍山阴白洋，系裘士雄根据朱仲华的口述告之。

    [6] 《朱吉人谈姑母朱安等情况》，裘士雄记录整理，未刊稿(1990年11月)。

    [7] 据裘士雄《浅论鲁迅对中国传统婚姻的“妥协”与抗争》，《绍兴师专学报》1991年第3

    期。

    [8] 《陈文焕谈朱安家母等情况》。

    [9] 《朱吉人谈姑母朱安等情况》。

    [10] 李东轩《朱自清与鲁迅略说》，《上海鲁迅研究》2007年夏季号。

    [11] 裘士雄《鲁迅和他的乡人(七)》，2009年《绍兴鲁迅研究》。朱吉人，朱安之弟朱

    可铭的长子。

    [12] 据杨志华《朱吉人与朱安及鲁迅》，《上海鲁迅研究》第4期。

    [13] 据《绍兴风俗简志》:兼祧即若干兄弟的下一代只有一个男丁，生身父母和叔伯们都给

    他娶妻，谁给他娶的妻子生下子女，就是谁的孙子(孙女)。

    [14] 《朱吉人谈姑母朱安等情况》。

    [15] 朱安家世，详见附录一“朱安家世简表”。

    [16] 吴长华《平凡之中见精神――鲁迅家用账读后记》，《上海鲁迅研究》第7期。

    [17] 《鲁迅夫人》，刊载于1948年3月24日北平《新民报》。

    [18] 《朱吉人谈姑母朱安等情况》。婚约——1899年前后

    “老大姑娘”的婚事

    周朱两家缔结婚约的时间，大致是在鲁迅去南京读书的第二年。周

    作人生于1885年，比鲁迅小4岁，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在他的日记

    里，留下了这一时期两家密切来往的痕迹，也让我们看到当年这桩婚事

    是如何推进的。

    事情还要从1898年前后说起。当时，鲁迅的母亲鲁瑞和谦少奶奶关

    系非同寻常，这一点，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曾屡次说起：

    戊戌(一八九八)年闰三月十一日，鲁迅离家往南京进学堂去。同

    年十一月初八日，四弟椿寿以急性肺炎病故，年六岁。这在伯宜公去世

    后才二年，鲁老太太的感伤是可以想象得来的……本家的远房妯娌有谦

    少奶奶，平常同她很谈得来，便来劝慰，可以时常出去看戏排遣。那时

    只有社戏，雇船可以去看。[1]

    戊戌以后，伯撝夫人为得慰问鲁老太太丧儿之痛，时相过从，那时

    玉田公也去世了，她有时候便隔着墙叫话，问候起居，吃过饭没有……

    [2]

    当时两家隔了一道曲尺形的墙，喊话很方便，据《知堂回想录》，伯撝夫人常在晚饭后招呼鲁瑞去玩，有时也打麻将消遣，“没有什么输

    赢，只醵出几角钱来，作为吃炒面及供油火费只用”。鲁瑞丧夫不久，小儿子椿寿又夭折，她的心情十分低落。这一时期，谦少奶奶时常约她

    一起看戏，打打麻将，给了她不少安慰。

    正是在这段时间，鲁瑞为儿子相中了丁家弄朱家台门的安姑娘。由于这桩婚事后来十分不幸，现在颇有人替朱安叹息，认为如果她当年不

    是找了鲁迅，而是嫁个一般的男人，那么她这一辈子至少会过上平淡舒

    心的日子。确实，婚姻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当年不是嫁给鲁迅，朱

    安的命运也许大不相同。但仔细考察周朱两家的联姻，可以看到，这桩

    婚事的缔结未必全都是偶然，其实有着很多必然的因素。

    首先，周朱两家谈婚论嫁时还没有“鲁迅”，朱安要嫁的人是东昌坊

    口周家台门里周福清的长孙周树人。此时周树人的家里，由于祖父周福

    清1893年犯下的科场大案，周家大祸临头，已经从小康之家坠入了困

    顿。周福清此时还囚禁在杭州的监狱里，父亲周伯宜于三年前病故，只

    有母亲鲁瑞一人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回顾了他

    当年的窘境：“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

    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

    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

    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

    了。N即南京，K学堂即江南陆军学堂附设矿务铁道学堂。作为破落户

    的子弟，鲁迅当时走的乃是一条“末路”。鲁迅的母亲鲁瑞(1857-1943)。

    其次，朱家也有着自己现实的考虑。1899年，朱安已经过了20岁，却还没有定下人家。对此，《朱安小传》给出的解释是因为父母的挑

    剔：“夫人生而颖慧，工女红，守礼法，父母爱之不啻掌上珠，因而择

    婿颇苛，年二十八始归同郡周君豫才”。依照当时绍兴的风俗，“对年长

    待字的闺女，不研究因何贻误的原因，凡是年逾二十以外，概目之

    为‘老大姑娘’,对老大姑娘的估价都认为无论是任何原因总或多或少的有其缺点。要挽人做媒就只好屈配填房，要想元配，那就无人问津。”[3]

    鲁迅的大姑母德姑就是因“介孚公相攸过苛，高来不就，低来不凑，以

    致耽误了婚期。”最终因为延误过久许给了吴融村一个姓马的做了填

    房。所谓填房，就是嫁给丧偶的男子，做继室夫人。

    可以想见此时朱安的父母族人已顾不得挑三拣四，只希望能给她找

    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朱安其时已20多岁，错过了最佳年龄，朱耀庭夫

    妇不愿女儿受委屈，成为人家的填房，去给人当后母，所以宁愿将唯一

    的女儿嫁给东昌坊口周家，尽管周家破落了，但怎么说也是去做原配夫

    人，终归体面些。

    再次，丁家弄朱家与周家也是姻亲，他们的婚事也算是亲上加亲。

    对此，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说得很明确：“《朝花夕拾》中曾说

    及一个远房的叔祖……乃是仁房的兆蓝，字玉田，蓝太太即是他的夫

    人，母家丁家弄朱姓，大儿子小名曰谦，字伯撝，谦少奶奶的母家赵

    姓，是观音桥的大族，到那时却早已败落了。她因为和鲁老太太很要

    好，所以便来给鲁迅做媒，要把蓝太太的内侄孙女许给他……”[4]

    周玉

    田是鲁迅早年的启蒙老师，已于1898年6月去世。玉田叔祖之妻蓝太太

    是丁家弄朱家嫁过来的，蓝太太是朱安的姑太太，因为有这一层关系，蓝太太的儿媳谦少奶奶出面做媒，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此外，据周建人说，之前鲁瑞也曾考虑过琴姑，小舅父一共有四个

    女儿，琴姑居长。但由于长妈妈嘀嘀咕咕说什么两人犯冲，遂作罢(琴

    姑后来与别家订了亲，未出嫁就过世了，可见身子骨单薄)。正在鲁瑞

    找不到方向的时候，谦少奶奶介绍给她丁家弄的这位姑娘，双方可以说

    是一拍即合。

    绍兴婚俗，男女从订婚到结婚要经过“出口”“请庚”等好几道繁琐的

    手续。周、朱两家联姻的经过，在周作人日记里有着清楚的记载：

    第一步：出口。己亥年二月(即公历1899年3月)的周作人日记里，记下了朱宅出

    口一事：

    初二日晴。偕叔辈登舟往兰亭。同舟朱霞汀舅公衍生伯及伯翚茗三

    二叔同余五人。

    初五日晴。朱宅出口，托惠叔备席，约洋五元。五卓。

    二月初二日[5]

    ，江南的早春还是寒风瑟瑟，周作人和家族中的长辈

    及蓝太太的兄弟朱霞汀一行五人，乘着航船去兰亭游玩。这不是一次单

    纯的出游，因为紧接着，初五日就是“朱宅出口”。所谓“出口”，是旧时

    婚俗中的一种手续，先由男方出“求帖”，送到女方家里求婚，女方同意

    即收下“求帖”，另具“允帖”，送还男方，表示应允。所以，当天周家托

    惠叔代办酒席，招待宾客，以示庆贺。这位惠叔，即周子衡，是鲁迅的

    远房族叔。

    在新台门周家，主要住着智房、仁房、兴房三房，鲁迅家里属于兴

    房。以上日记中提到的周氏族人，除茗三(鸣山)外，衍生伯、伯撝

    叔、惠叔都是仁房的人。可见对鲁迅的婚事，仁房当年最为热心。

    “出口”是双方家里经过媒人说项，表示同意婚事后履行的一道手

    续。朱宅“出口”，意味着两家互相有了承诺，“积习相沿，自经此一诺

    后，也从未发生过退悔和调换的事情。”[6]

    可以认为，1899年农历二

    月，这桩婚事已经确定下来了，双方不能反悔了。

    第二步：请庚。

    按照惯例，在女家出了“允帖”后，男方即发送头盘彩礼，紧接着就

    应该很快进入“请庚”的程序了。所谓“请庚”，就是在发二盘彩礼正式聘

    定之前，男方向女方家里请问姑娘的生辰八字，再将男女双方的生辰送

    到绍兴顶有名的夏家或章家等有名的择日店家，请他们去排“八字”，拣

    定“安床”和“合巹”的吉日。其经过大致是：男家具备两份红全帖和一对

    提盒送至女家，这两份全帖是“拜帖”和“求帖”，女家收到后，也有“拜帖”和“允帖”送还男家，“允帖”的签条上写着姑娘出生的“年月日时”。但

    周家隔了两年直到1901年正月才去“请庚”：

    正月廿三日晴，暖。下午同大哥、蕙叔往楼下陈看戏，遇朱氏舟，坐少顷。演《盗草》《蔡庄》《四杰村》讫，即拟回家，被留不获行。

    慧叔与大哥先回，予留观夜剧。夜演《宜兴城》《双玉燕》《五美图》

    《紫霞杯》数出。黎明反棹，大雨暴作，至偏门趁小舟回家，时方六下

    点钟。

    二月拾伍日晴。下黄沙。上午种素兰，换盆。又遣人往丁家弄朱宅

    请庚。……夜作致大哥信三纸，拟明日由邮发。

    由以上两则日记可知，正月年廿三日这天鲁迅和周作人等去楼下陈

    看戏，遇到了朱家的大船，于是被请到朱家的船上，一起看了《盗草》

    《蔡庄》《四杰村》三出戏。随后，鲁迅和惠叔即告辞回家。周作人则

    被朱家盛情挽留下来，晚上继续观剧。此时的鲁迅，不会不清楚他和朱

    家台门的这一层关系。鲁迅返回南京是在两天以后，即正月廿五日。这

    次寒假他在家住了近50天，这期间我们不知道鲁瑞是否征询过他的意

    见。不过，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周家就前往朱家“请庚”，询问安姑娘

    的生辰“八字”，当晚周作人就写了三张信纸的长信给大哥，大约就是为

    了报告这一“喜讯”。

    这年正月里，周家同时还有一件喜事：祖父周福清被获准释放。

    1893年秋周福清为参加乡试的儿子周伯宜和亲友中的几个子弟赴苏州贿

    赂主考殷如璋，向他行贿一万两银票，结果事情败露，周伯宜受斥革，被取消秀才资格，周福清投案自首，被押到杭州监禁。第二年初，光绪

    皇帝谕旨判其为“斩监候”，俟秋后处决，成为轰动一时的钦案。周福清

    在杭州前后监禁了八年。周家只得不断变卖产业，年年设法保住他的性

    命，自此家道中落，成了族人眼中的破落户。这次周福清获释，是因为

    刑部尚书薛允升的帮忙。正月廿二日家里收到祖父来信得知释放的消

    息，二月十五日周家向朱家“请庚”，二月廿一日祖父携妾回到家中。可谓双喜临门。

    第三步：文定。

    自大哥去南京读书后，许多应酬的场合都是周作人出面，直到1901

    年9月他也去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此后婚事的进展在他的日记里就难以

    寻觅了。“请庚”之后，应该还有一道“文定”的手续，男方向女方发

    送“彩礼”置办嫁妆，同时送上红绿帖，其一书“安床”的良辰吉日(男方

    事先安放好结婚的床，俗称“新人眠床”)，其一书“合卺”吉日，将结婚

    的日子最终定下来。“文定”的日期，不见于周作人日记，故无法知晓确

    切的日期，不少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两家原定于1902年初鲁迅毕业后完

    婚，但因为他留学日本而不得不推迟了。

    看戏与拜寿

    除了以上缔结婚约手续中必要的往来，周家台门和朱家台门的人这

    一时期还有一些往来，可以看出当时两家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1899年四月，在“朱宅出口”后两个月，我们看到，周作人日记里出

    现了两家人雇着大船去看戏的记载：

    初五日晴。晨同朱筱云兄、伯撝叔、衡廷叔、利冰兄下舟，往夹塘

    看戏平安吉庆。半夜大雨。

    初六日雨。放舟至大树港看戏鸿寿班。长妈妈辰刻发病，身故，送

    去。

    初七日晴。归家，小云兄别去。

    四月初五、初六日，正是清明时节，桃红柳绿，春暖花开，周朱两

    家一行十几人浩浩荡荡坐了船去看戏，场面煞是壮观。初五日是在夹塘

    看平安吉庆班的演出。和周作人一起出行的人中，不仅有伯撝叔、衡廷

    叔、利冰兄等几位仁房的叔伯兄弟，还有一位朱筱云兄，就是朱安的弟弟朱可铭。在周作人日记里有时又写作朱小云。这一天看戏，从早晨一

    直看到半夜，大家的兴致很高。半夜落下的一场大雨，哗哗地打在明瓦

    船的乌篷上，归途中亦平添一种趣味。

    初六日这天出游的规模更大。周作人自己对这日记有过一番注

    解：“那一次看戏接连两天，共有两只大船，男人的一只里的人名已见

    于日记，那女人坐的一只船还要大些，鲁老太太之外，有谦少奶奶和她

    的姑蓝太太，她家的茹妈及其女毛姑，蓝太太的内侄女。”[7]

    女眷们当

    天坐的“是一只顶大的四明瓦”。所谓明瓦船就是乌篷船，因为在乌篷上

    有几道用蚌片嵌出的“明瓦”，故有此称呼。周作人《乌篷船》一文曾说

    起故乡的这种交通工具：

    你在家乡平常总坐人力车，电车，或是汽车，但在我的故乡那里这

    些都没有，除了在城内或山上是用轿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

    两种，普通坐的都是“乌篷船”……乌篷船大的为“四明瓦”，小的为脚划

    船，亦称小船，但是最适用的还是在这中间的“三道”，亦即三明瓦。

    这四明瓦的大船是很阔气的交通工具，当时坐在船上的女眷有鲁老

    太太即鲁迅母亲鲁瑞，“蓝太太的内侄女”即朱安的姑母，另外几位都是

    蓝太太家的人。由这份出席名单可见，这是周朱两家初步缔结婚约后的

    一次“联谊活动”。但这份名单并不完全，那天长妈妈也在船上，就是鲁

    迅在《朝花夕拾》中提到的那位替她买来《山海经》的阿长，周作人在

    后面提到：“长妈妈本来是可以不必去的，反正她不能做什么事，鲁老

    太太也并不当作用人看待，这回请她来还是有点优待的意思，虽然这种

    戏文她未必要看。”此外据周建人回忆，那天他也坐在这船上。不知那

    天是否也带了安姑娘一起来？

    这次大树港看戏本来是很愉快的，不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长妈

    妈在船上因癫痫病发作猝死。长妈妈骤然发病是在“辰刻”，不久“身

    故”，只好派人用四明瓦的船把她送回她的夫家。“辰刻”也就是上午7点

    到9点的这段时间，这天看戏因为长妈妈的死，一切都乱了套：“于是大船的女客只好都归并到这边来，既然拥挤不堪，又都十分扫兴，无心再

    看好戏，只希望它早点做完，船只可以松动，各自回家，经过这次事件

    之后，虽然不见得再会有人发羊癫病，但开船看戏却差不多自此中止

    了。”[8]

    长妈妈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在鲁迅很小的时候她就来到周家做保

    姆。她的家就在大树港附近，家里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当晚周作人和朱

    安的弟弟朱小云彻夜不归，可能是去看望她的家人，照料丧事，故朱小

    云第二天才回家。这位小舅子，俨然已是周家的一分子了。然而，朱宅

    应允了周家的求婚后，隔了整整两年周家才“遣人往丁家弄朱宅请庚”，其中很可能有某种微妙的原因，是不是与这次看戏有关，就不得而知

    了。

    在周家向朱家“请庚”后的1901年6月，周作人日记中再次提到两家

    的来往，也值得注意：

    十三日楳〔梅〕雨，凉。伯撝叔三十初度，上午去道寿。朱霞汀舅

    公孤诞卅亗〔岁〕,去糕桃各百。作文。

    月半楳〔梅〕雨。上午伯挥叔[9]

    生日，补祀神，祭先。予去拜，留

    餐。遇朱霞汀舅公、朱印亭姻长、沈叔丞表叔，未回。申刻往笔飞弄发

    水师信，附致大哥笺一纸……

    日记里的朱霞汀舅公，与蓝太太应是同辈，是朱安的远房叔祖。有

    研究者说他是蓝太太的兄弟，但两人的年纪相差很大，蓝太太比丈夫玉

    田公小3岁，大约出生于1847年，而朱霞汀的年纪，根据日记可知他与

    周伯撝同岁，生于1872年。1901年6月13日是伯撝叔的30岁生日，周作

    人那天前去道了寿。而朱霞汀舅公也逢30岁生日，周家专门送去了贺

    礼。据《绍兴风俗简志》:男家向女家发送彩礼，如女家还有长辈在

    堂，男家也要致送孝敬钱或礼物。这次的送礼，是否也算是周家在吉日

    之前对亲家长辈致送的礼物？接下来十五日伯撝叔举办寿宴，周作人前往拜寿，遇到朱家台门的

    这位舅公，还有朱安的父亲朱耀庭，日记中写作“朱印亭姻长”。不知是

    常年在外奔波的缘故，还是因为别的原因，至少在周作人的日记里，他

    就只露过这一次面。朱耀庭这一次亲赴周家新台门，其意图恐怕不仅仅

    是给周伯撝拜寿，更可能是想借此机会把婚期确定下来。朱安这一年已

    经23岁，不能再拖下去了。遗憾的是朱耀庭似乎并没有能等到女儿结婚

    的那一天，如前所述，他去世在从江西到浙江的路途中，终年尚不到50

    岁。

    朱霞汀是是周家台门里的常客，周作人日记里屡屡提到他，除以上

    1899年二月及1901年六月日记中提到，还有几处也是关于朱家台门里的

    这位舅公的：

    [1899年六月]初四日晴。午拜公忌辰，遇朱赮汀[10]

    舅公，食粉蒸肉

    二包。下午见看叔辈嬉牌。

    [1900年四月]初一日晴上午接伯撝叔笺，云徐州无物出产，惟云龙

    山碑帖尚多，如欲购对联可以代办云云。下午丁家弄朱霞汀舅公之德配

    卒未时，范氏。往大云桥买孔雀牌洋酒一匣，计洋三分。

    [1901年十月]十一日晴。洋文上书。晨千叔复回，朱赮汀舅公同

    来，下午去。

    二十日……补：朱赮汀舅公来，上午去。

    [1902年五月]初十日晴。晨打靶，礼拜放假。上午仲阳叔、朱可铭

    原字小云兄来谈少顷。

    [1902年九月]十五日礼拜四。阴。……知朱霞汀舅公初六去世，为

    之悲惋。

    这位舅公辈分虽高，可为人随和洒脱，周作人对他颇有好感。两家

    的联姻，从种种迹象看，朱霞汀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和周家台门的人很热络，1901年九月周作人去南京水师学堂求学，朱霞汀这年十月去南

    京，也曾去看望这位未来的小叔子。日记中千叔即谦叔，也就是伯撝

    叔，他是钱谷师爷，常因事去外地。朱可铭当时在南京学幕，做幕友或

    经商，这也是当时台门子弟最常见的职业。当时鲁迅还没有去日本，照

    理也会和朱家台门的人会上一面，可惜鲁迅早年的日记没有保存下来。

    朱霞汀去世时年仅31岁，连36岁的“本寿”都不到。周作人在南京听说他

    去世的消息后，“为之悲惋”，想必是叹息他去世太早。

    总之，仅从周作人记下来的两家的交往来看，自1899年至鲁迅赴日

    留学之前，周家新台门和朱家台门保持着礼节上的来往，彼此之间也有

    相当的了解。虽然以朱安当时的年纪，婚事的进程未免太缓慢了些，其

    中似乎有某种欲言又止的原因，但也应该看到，在男女建立感情之前，两个家族间已经建立了相当稳固的关系，况且由本家的亲戚做媒，因此

    要想悔婚是很困难的，也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婚约背后的疑问

    鲁迅的婚事是由母亲鲁瑞做主包办的。鲁瑞出生书香门第，父亲鲁

    希曾是前清举人，咸丰元年中浙江乡试第二十四名举人，同治元年任户

    部主事。母亲何氏，出身名门，父亲何元杰为翰林院编修。关于鲁迅的

    婚事，她在北京时期曾对同住一个四合院的俞芳说起过：

    当时我为大先生订了亲，事后才告诉大先生。他当时虽有些勉强，但认为我既作了主，就没有坚决反对，也许他信任我，认为我给他找的

    人，总不会错的。

    她为长子定下的亲事，从当时的择婚标准看应当还算般配。只是由

    于这桩婚事后来很不幸，特别是鲁迅对朱安很不满意，因此，对于当年

    鲁瑞为什么偏偏选中朱安，也就有了一些相互矛盾的说法。

    版本一：鲁迅母亲主动提出。按鲁迅堂叔周冠五的说法，在提亲之

    前鲁瑞就见过安姑娘本人，因为很喜欢她，所以主动挽人做媒：关于鲁迅的结婚：原来水偏门朱家一女嫁到周家，是我伯母辈，她

    经常回娘家，有时带一个侄女之类的姑娘来玩，名叫安姑娘，鲁迅母亲

    见了很欢喜，想要她作媳妇，就挽了伯母为媒去说合了。但鲁迅在日本

    知道后，很反对，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11]

    周冠五的说法长期以来被不少研究者采纳和引用，如1981年版《鲁

    迅生平史料汇编》“朱安”一节就大致采用了他的说法。裘士雄《浅论鲁

    迅对中国传统婚姻的“妥协”与抗争》、张能庚《鲁迅家世》中都基本认

    为是鲁迅母亲主动托了周玉田的长媳赵氏为媒去说合。马蹄疾在《鲁迅

    生活中的女性》一书中更是写得绘声绘色。但仔细推敲起来，周冠五的

    说法存在着不少问题。周冠五虽为鲁迅的堂叔，却比鲁迅小6岁，他生

    于1887年，直到1901年才随父亲周藕琴从陕西回到故乡绍兴。因此，有

    些情况他显然也是间接听说。首先，他说蓝太太经常带侄女安姑娘来

    玩，按照辈分，朱安并不是蓝太太的侄女，应当是侄孙女，差了一辈。

    其次，最容易使人误解的一点，他说“鲁迅在日本知道后，很反对”，让

    人误以为这桩婚事缔结于鲁迅去日本以后即1902年后。至于说鲁迅母亲

    见了很欢喜，因此主动请蓝太太做媒，这生动的一幕自然也不可能是他

    亲眼所见。周冠五和当年做媒的蓝太太等都属于仁房，或许他也是听了

    仁房族人的一面之词吧。

    版本二：鲁迅母亲受骗上当。跟周冠五相反，周作人、周建人却认

    为是鲁老太太受骗上当。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

    点：

    “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

    的儿媳伯撝夫人做媒成功的。伯撝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

    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

    是这一件事却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家的。

    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12]

    周朱两家的联姻，伯撝夫人(也就是谦婶)扮演着拉媒穿线的重要

    角色。对这位婶婶，周作人的评语是“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说明她是很有手腕的人，鲁老太太是上了她的当。

    周建人在晚年的回忆录《鲁迅故家的败落》里也持类似的看法：

    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为什么不给他找一个好媳妇呢，为什么要使他终身不幸呢？又为什么要使我的表姊，特别是琴表姊，如

    此不幸呢？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相信谦婶的话，认为朱安一定

    胜过她所有的侄女、甥女。[13]

    作为鲁迅的手足，周作人和周建人的说法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但有

    一层我们不能不考虑到，婚事不幸，人们往往归咎于媒人的欺骗，这是

    很常见的。不过毕竟周作人亲自见证了两家结亲的过程，若按他的说

    法，则鲁老太太在提亲前应该没有见到过安姑娘本人，很可能是在基本

    确定后才见到了未来的媳妇，这门亲事是她亲口答应的，就算那时发现

    眼前的姑娘远逊于谦少奶奶描述的模样，也只能认了。况且，以鲁迅当

    时的条件，朱家姑娘家境好人又贤惠，作为周家媳妇是完全够格的。

    版本三：受鲁老太太之骗。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朱家的看法，朱吉人

    曾说：“姑母和鲁迅的婚事，是老太太(指鲁瑞)骗的，害得双方都不

    高兴。”

    这是站在朱家的立场上所发出的声音。分析起来，大约朱家本来以

    为既然鲁老太太同意，则鲁迅当然也没有问题，可是此后鲁迅却表示反

    对，朱安嫁过去后又受到这般冷遇，因此有了受骗上当的想法。

    一般认为，当时朱安虽然年纪偏大，但鲁瑞因为喜欢她温顺知礼，所以没有计较她的年龄，也没有挑剔她的外貌。但这是站在鲁迅的立场

    上来推断的。很可能在朱家人看来，反而是自己这一方做了许多不得已

    的让步。此时鲁迅家里的条件差强人意，而鲁迅在很多人眼里也是走投无路才去南京读新学堂，但毕竟两家门当户对，又是去做原配夫人，况

    且又有蓝太太一家牵线，鲁老太太也一百个同意。朱耀庭夫妇仅有一子

    一女，对唯一的女儿细心呵护，疼爱有加，原以为女儿的终身从此有了

    托付，孰料结局竟是这样，也就难怪要发出怨言了。

    版本四：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有人认为，鲁迅母亲当年定下这么一

    门亲事，背后可能有“更深的原因”，甚至猜测当年周家为了获得朱家在

    经济上的帮助订下婚约，鲁迅以此难违母命云云。

    曾被鲁迅“骂”过的章克标认为：周家在鲁迅祖父因科场案下狱

    时，“可能也向朱安家里借钱”，并认为“这种情形一定存在的”。“这桩

    婚事有了这个关系，就得万无一失，牢固非凡，鲁迅是不是明白这种情

    况虽不可知，但从他无法反对，只好承诺而取得一个孝子的名声来

    看……暗底里一定了解的。”[14]

    有些日本学者揣测，当年鲁迅不得不接受旧式婚姻，是因为周家当

    初在窘迫的情况下接受了朱家经济上的援助。如高木寿江在《鲁迅的结

    婚与爱情》一文中，根据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中说到1897年周伯宜去

    世后，一次玉田公作为长辈在家族会议上为某事“硬叫鲁迅署名”一事，认为周作人之所以含糊其辞地说“某某问题”，而不完全说明白，是因为

    关系到鲁迅的不能说出口的秘密，而这个问题就是“以获得富裕的妻家

    的经济援助这一屈辱条件和朱安订婚”。尾崎秀树发表于1960年的《围

    绕着鲁迅的旧式婚姻——架空的恋人们》一文对此也表示赞同，认为鲁

    迅于1897年就在“某某问题”上署了名，“在鲁迅去南京水师学堂读书之

    前，山阴朱女士就已经命中注定是他的妻子了。”

    日本学者发表他们的见解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很多事实尚

    未披露。今天我们知道这些揣测大多与事实不符，如周作人所说的“某

    某问题”，是指1897年族人借口重新分配住房而夺走鲁迅家部分房产一

    事，与鲁迅的婚事根本无关。又如，说鲁迅于1897年就定下了与朱安的

    婚事，这和周作人日记的记载也是不符合的。“经济援助说”在很多史实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只是由于国内长期以来对鲁迅的婚事避而不谈，故

    这类说法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介绍进来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持这

    种见解的，国内亦不乏其人。

    对此，有必要对周家当年的地位和经济情况做些说明。覆盆桥周氏

    曾是绍兴有名的大族，鲁迅祖父周福清说过：“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

    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

    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大族

    焉。”[15]

    鲁迅族叔周冠五也说：“以房产而论，除老台门、新台门、过桥

    台门三所巨宅外，从福盆桥至东昌坊口南北两边的小街屋、小住宅多数

    为周氏所有。和房并在福盆桥南堍和过桥台门栉比之处造有别墅之曰：

    小过桥台门。大云桥和大街、大路一带也有周氏的房产。至于田地，则

    南门外、偏门外几乎都为周氏所有。”[16]

    对周冠五的说法，裘士雄认为有些地方可能言过其实，但他同时指

    出，覆盆桥周氏当年的确是绍兴有名的大户人家，只是到了鲁迅的曾祖

    这一代，开始江河日下，急剧衰败。败落的原因是几方面的，首先，十

    一世正值太平天国革命，作为显赫的工商地主和封建官僚阶层，覆盆桥

    周氏无疑是打击的重要对象，“遭受兵燹影响，损失甚巨，各房族多致

    一蹶不振，甚或流离失所。”这是覆盆桥周氏家族败落的重要原因。其

    次，各房原因也有所不同。以鲁迅家为例，祖父周福清虽然是做官的，但在经济上对家中却没什么补益。他的“内阁中书”的官职是花钱买来

    的，少说也要几千两银子。此外，他还先后纳妾三房，自然也要破费不

    少银两。而直接导致家道中落的原因是祖父周福清科场贿赂案发，由于

    家中这一场暴风雨，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一病不起，于37岁病逝。鲁迅曾

    说父亲周伯宜“他不会赚钱”，周伯宜系一介文弱书生，不仅不会赚钱，在他身上反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从鲁迅的自述中我们都知道，为了医

    治父亲的病，家里只能变卖典当，年仅13岁的鲁迅不得不常常出入于当

    铺与药店，肩负起长子长孙的责任。周家经“科场案”元气大伤，家道中落确是事实，但是否潦倒到非依

    赖他人资助不能维持生计的地步呢？对家里的情况，鲁迅在《自传》中

    曾写道：“家里原有祖遗的四五十亩田，但在父亲死掉之前，已经变卖

    光了。这时我大约十三四岁，但还勉强读了三四年多的中国书。”[17]

    “听

    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

    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18]

    对此，裘士雄指出：“在人多地少的绍兴，有四五十亩水田已是相当富

    裕的人家，这在绍兴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评地主成份是够格的。”[19]

    同时他和一些研究者也指出，即使是在鲁迅赴南京求学后，家里还能靠

    族遗的田产收租维持生计，其根据是周作人日记里关于“收租”的记载。

    自1899至1901年，周作人日记中多处记载他本人去各处收租或佃户

    送租的情况，如1898年十一月三十日：“小雨，往城收租。午晴，六和

    庄午餐，收谷廿五袋托荇舫叔收劳家封三户谷八袋。”又如1899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阴。黎明早餐，同仲翔叔下舟至诸家湾收租，吃点心，租水九分二。……又至六禾庄，午餐，尝新谷。两〔处〕共收二十袋，下午放舟回家。”此类记载在日记中大约有十几处。对于13岁前一直过

    着少爷生活的鲁迅来说，那一夕之间的变化是惊心动魄的，在感觉上远

    远超出了实际的改变。周作人日记作为当时的实录，显然更能反映周家

    当年的经济状况。

    有研究者根据周作人日记作了这样的统计：1898年鲁迅家里收入的

    租谷有35袋，还有一笔数目不详。1899年经祖父同意，由周作人经手，以每亩45元的价格卖去田产五亩，这一年收到的租谷共有45袋。1900年

    周作人忙于参加县试，日记中未见记载。1901年9月周作人离开绍兴，这一年的7月日记中有四起佃户“告灾”的记载，楼下陈、六禾庄等处佃

    户来报告灾情。[20]

    如按一袋谷一百斤计，每年就有四千五百多斤。这

    些谷子，按周作人的说法，在1893年时“四千多斤的谷子，一家三代十

    口人，生活不成问题。”[21]这些租田究竟有多少？周建人有如下的回忆：“除公共的祭田外，兴房只剩下稻田二十亩，要靠它吃饭，不能再卖了。”[22]

    这里“兴房”即

    指的鲁迅家里，周家还留有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生活的田产，周建人的回

    忆也印证了这一点。

    我们不很清楚丁家弄朱家曾经富裕到何种程度，覆盆桥周家也毕竟

    是大族，鲁迅家里即便遭受变故，迅速败落，但也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

    地步。两家缔结婚约是1899年，虽说其时鲁迅祖父尚在狱中，但也毕竟

    是一家之长，如果当初周家为了筹钱不得不为鲁迅找一个富裕的岳家，那么1901年祖父出狱后，就该马上操办婚事了，但实际上，周朱两家的

    婚事此后依旧迟迟没有动静。而且，从周作人后来的回忆看，这位晚景

    凄凉的祖父，回乡后脾气更加执拗乖戾，因为受衍太太挑唆，他对儿媳

    鲁瑞和蓝太太一家的交往十分不满，常常指桑骂槐，言语尖酸刻薄弄得

    家中整日不得安宁。如果曾受惠于丁家弄朱家，祖父的这种态度就是不

    可理喻了。1902年鲁迅获得官费去日本留学的机会，祖父出乎意料地大

    加支持，而不是逼着孙子和朱家姑娘完婚，这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旧时绍兴风俗，男方要向女方家里送“头盘”“二盘”乃至“三盘”的彩

    礼，作为姑娘的身价钱、置办嫁妆费等，这一笔费用对当时败落的周家

    来说显然是不堪负担的。或许当时朱家同意免去一些彩礼，这是有可能

    的。但认为周家与朱家攀亲是为了经济资助，这显然没有充分的依据。

    【注释】

    [1]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阿长的结局》，《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948页，北京出

    版社1999年版。

    [2]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仁房的大概》，《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953页。

    [3] 周冠五《三台门的遗闻佚事》，倪墨炎、陈九英编选《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

    ——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鲁迅全编》，第21-22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4]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阿长的结局二》，《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949页。

    [5] 这一章所述日期均采用农历，以下不再一一标注。本书中农历日期均以中文数字表示，公历日期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6] 周冠五《绍兴的风俗习尚》，《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

    鲁迅全编》，第134页。

    [7]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阿长的结局二》，《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949页。

    [8]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阿长的结局二》，《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950页。

    [9] 伯挥叔即伯撝叔，原文写法不一，下同。

    [10] 朱赮汀舅公即朱霞汀舅公，原文写法不一，下同。

    [11] 周冠五《我的杂忆》，《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第245页。

    [1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172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版。

    [13] 周建人口述、周晔笔录《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1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 章克标《鲁迅与恋爱》，浙江《联谊报》(1999年4月16日)。

    [15] 周福清《恒训》，《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6] 周冠五《周氏家族的经济情况》，《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第231页。

    [17] 鲁迅《自传》(作于1925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85页。

    [18] 鲁迅《鲁迅自传》(作于1930年5月)，《鲁迅全集》第8卷，第342页。

    [19] 裘士雄《关于鲁迅参与绝卖“公田”的〈公同议单〉》，《上海鲁迅研究》2008年夏季

    号。

    [20] 祝肖因《关于鲁迅旧式婚姻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9期。

    [21]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908页。

    [22] 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第105页。洞房——母亲的礼物

    “养女不过二十六”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

    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我们不知道朱安的父亲朱耀庭究竟去世

    于哪一年，他终年尚不到50岁，从朱安的年纪推算，大概就在这期间。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也给了鲁迅一个拖延的借口。1904年7月，祖父周

    福清病逝于绍兴，终年68岁，鲁迅并未回国奔丧。1906年，转眼又是两

    年过去了，绍兴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而朱安已经28岁了。

    朱家台门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朱安的远房叔祖朱霞汀及父亲朱

    耀庭相继去世，对朱家台门想必是不小的打击。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安姑娘在年复一年的等待中蹉跎了岁月，在那个年代，到了她这样的年

    纪还没有出嫁，处境无疑是很尴尬的。

    从朱安留下的不多的照片里，可以看到那一对窄而尖的三寸金莲。

    明清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在精美小鞋装饰下的一双缠得很好的双

    脚，既是女性美，也是阶层区别的标志。”[1]

    当时一般绍兴女子都缠

    足，否则就嫁不出去。可以想象，在她大约5岁至7岁的时候，母亲或族

    中的妇女就为她缠足，以便将来嫁个好人家。却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双

    小脚会变得不合时宜。

    据周冠五回忆，鲁迅曾从日本来信，提出要朱家姑娘另外嫁人，而

    鲁瑞则叫周冠五写信劝说鲁迅，强调这婚事原是她求亲求来，不能退

    聘，否则，悔婚于周家朱家名誉都不好，朱家姑娘更没人要娶了。作为

    让步，鲁迅又提出希望女方放足、进学堂，但朱家拒绝了。鲁迅在日本时期，并没有特别交往的女性，但可以想见，他见到的

    日本女性都是天足，即便是下女，也都接受教育，能够阅读，写信。在

    西方和日本人眼里，留辫子、缠足都是野蛮的土人的习俗，这使许多留

    日学生深受刺激。实际上，自康梁维新以来，国内也有逐渐形成戒缠足

    的舆论，放足思想已为很多新派人士所接受，各沿海城市纷纷成立不缠

    足会或天足会，响应者也很多。但在内地乡野，此种陋习要革除并非易

    事，清末的绍兴显得相对闭塞，朱家看来也是个保守的家族。应该说，鲁迅劝朱家姑娘放脚读书，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真心希望缩短两人之

    间的差距。如果朱家姑娘能写信，互相通通信，或许多少能培养出一些

    感情吧？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朱安在这两方面都没能做到。

    在当时，朱安的年纪确实很大了，朱家本来已经忧心忡忡，偏偏有

    传言说鲁迅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而且还有人亲眼看见他带着儿子在神

    田散步。这使朱家十分惊慌，也最终促使鲁瑞下决心把鲁迅召回国。多

    年以后鲁老太太怀着内疚对人说起她把鲁迅骗回国的事情：断发照，鲁迅1903年摄于日本东京。……倒是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

    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

    婆，生了孩子……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得托人打电报给大先生，骗他说

    我病了，叫他速归。大先生果然回来了，我向他说明原因，他倒也不见

    怪，同意结婚。[2]

    因为鲁迅迟迟不归，使得周朱两家的长辈都很焦急。不得已鲁瑞略

    施小计，托人打电报谎称自己病危，让鲁迅速归。同时开始重修家中的房屋，准备为鲁迅办婚事。

    三弟周建人当时18岁，在离家很近的塔子桥边的马神庙里的小学教

    书，母亲是否曾托他写信或打电报给大哥呢？遗憾的是在他的回忆里全

    然没有提及。据他回忆，1906年夏初，他从学堂回到家，看见家里来了

    泥水匠、木匠，在修理房子了。这时他才知道，母亲急于修理房子，是

    因为准备给大哥办婚事了。修房一事，是家中的大事，周作人也曾有回

    忆：“为什么荒废了几十年的破房子，在这时候重新来修造的呢？自从

    房屋被太平天国战役毁坏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年，中间祖父虽点中了

    翰林，却一直没有修复起来。后来在北京做京官，捐中书内阁，以及纳

    妾，也只是花钱，没有余力顾到家里。这回却总算修好，可以住人了。

    这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有力量修房子，家里还是照旧的困难，实在乃因必

    要，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楼上两间乃是新房，这

    也是在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3]

    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

    的。”不过他也声明自己当时在外读书，对重修房屋与鲁迅结婚的事情

    并不十分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周冠五的回忆里也说：“……后来把这

    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

    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

    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

    话。”[4]

    事情的进程当然不可能像周冠五说的那么简单，但他的说法和

    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大相径庭，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孙伏园[5]

    是鲁迅的学生和好友，与鲁迅一家也有很深的交往，在

    1939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的会上他也说到这事：“鲁迅先生最初是学

    医的。他受的是很严格的科学训练，因而他不相信许多精神生活。他常

    对人说：‘我不知什么叫爱。’但是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

    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

    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作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

    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6]

    在清末的中国，包办婚姻是天经地义，悔婚是很严重的事。鲁老太

    太把鲁迅骗回国，实为无奈之举。其实，这一天是迟早的事，逃避终究

    不是办法，鲁迅既然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那么就只能牺牲掉个人的意

    志，默默地接受这命运。

    假装大脚的新娘

    1906年农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

    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七年，终

    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

    意。也许，就是在长达七年的近乎绝望的等待中，她记住了长辈们常在

    她耳边说的那句话：“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按当时绍兴风俗，如

    果姑娘被男家退聘，无异于被宣判了死刑，是家族的耻辱。既然和周家

    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她没有退路。这或许也注定了她

    日后凄风苦雨的一生。

    参加婚礼的有三个台门里的本家，还有其他一些客人，老台门的熊

    三公公是族长，这天前来主持拜堂。对旧式婚礼种种繁琐的仪式，鲁迅

    均一一照办，没有任何违抗。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时家里人

    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

    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7]

    结婚当天，周家少爷最惹人注目的是他头上的假辫子，对此，鲁迅

    的从弟周光义曾有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六月初六这一天，新台门周

    家办起喜事来。早上，新郎本来是剪掉辫子的，如今戴着一顶罗制的筒

    帽(有点像后来的拿破仑帽)，装着一支拖出在帽下的假辫子，身上的

    服装用套袍，外面罩上纱套，脚上穿着靴子。礼堂不知道什么道理设在

    神堂下。新娘从花轿里走出来，看去全身古装，穿着红纱单衫，下边镶有棉做的滚边，下面是黑绸裙。一对新夫妇拜堂过后，被老嫚[8]

    等人拥

    挤的送进楼上的新房。”[9]

    周光义出生于1906年，系周椒生长孙、周仲

    翔长子。周椒生是鲁迅的堂叔祖，曾把鲁迅、周作人等介绍到南京江南

    水师学堂读书。鲁迅结婚的场面显然是周光义从长辈那里听来的，或者

    是按照旧式婚礼的通常情况推想出来的。鲁迅装一条假辫子的事，给参

    加婚礼的族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记得很清楚。鲁迅到日本不久就

    剪去了辫子，然而在婚礼上却须一切照旧，要装上一条假辫子，戴上红

    缨大帽。这对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鲁迅来说，无疑是不堪回首的

    一幕。

    而大家也都注意到，新娘是假装大脚。据鲁老太太回忆，鲁迅曾从

    日本写信回来，要求朱家姑娘放脚：“大先生不喜欢小脚女人，但他认

    为这是旧社会造成的，并不以小脚为辞，拒绝这门婚事，只是从日本写

    信回来，叫家里通知她放脚。”[10]

    周冠五在《我的杂忆》里也说：“鲁母

    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

    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

    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

    意。”从鲁迅这方面来说，最初似乎也试图和未婚妻有所沟通，缩短彼

    此的距离，可是朱家并没有理会他提出的条件。朱安的态度一定令他深

    感失望。

    鲁迅留洋多年，接受了新学的洗礼，不仅自己剪了辫，也很反对女

    人缠足。这一点朱家也明白，于是这天朱家特意让新娘穿上大一号的鞋

    子，假装大脚。多年以后鲁老太太回忆婚礼的情景，说了这样一件事：

    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来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

    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

    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当时有些老人说

    这是“不吉利”的，我倒也不相信这些话，但愿这门亲事顺利。婚后没几

    天，大先生又回日本去读书。[11]朱家族人对当年婚礼上一些小小的闪失也始终耿耿于怀：

    “鲁迅结婚那一次，我家和周家是亲上加亲(周玉田是朱先生[12]

    的

    亲姑夫)，我不仅去做了送亲的舅爷，还接连的吃了好几天喜酒。那天

    晚上，新郎新娘拜过了堂，双双被人送入洞房，当新郎走上楼梯的时

    候，宾客拥挤，有人踏落了新郎的一只新鞋。又有一个贺客，被招待住

    在一间装有玻璃的房子里憩夜。第二天早晨他起床以后，讲话欠检点，向我说他在昨夜遇鬼。你想，这人冒失不冒失!”[13]

    这是朱安的远房堂

    叔朱鹿琴多年以后的忆述。在朱家人看来，新郎的新鞋被踏落，以及周

    家贺客说话欠检点，这都是不祥之兆。而在周家人看来，新娘鞋子掉下

    来，是很不吉利的。据周光义说，身为新郎的鲁迅，那时看上去是个英

    俊的青年，脸上生着白白的皮肤，身材比新娘高一点。而新娘显得身材

    矮小，面孔是长的马脸，别的外表的缺点似乎没有。这样的两个人，在

    老辈人眼里至少是可以过日子的，他们两个为什么婚后过不到一起？双

    方的家长都想不通，只好归因于婚礼中一些不好的兆头，互相埋怨，互

    相责怪。

    新婚之夜

    鲁迅和朱安婚后感情不和，形同陌路，这在新婚之夜就已经定局。绍兴鲁迅故居，楼下是小堂前，鲁迅接待来客的地方，楼上，那一排木板窗，就是朱安和鲁迅

    结婚的新房。(作者摄于2008年11月)

    当晚，鲁迅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进了洞房。周冠五当时20岁，他

    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

    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

    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

    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

    闷。”[14]

    王鹤照从13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前后近30年。1906年鲁迅结婚

    时，他已经18岁。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据他的回忆：“这

    年夏天，鲁迅先生从日本回来与朱女士结婚的。这一次时间很短，我与

    鲁迅先生也没有讲话，他当时的穿著怎样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一件

    事却还记得。鲁迅先生结婚是在楼上，过了一夜，第二夜鲁迅先生就睡

    到书房里去了，听说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

    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

    后来知道是鲁迅先生对这桩包办封建婚姻很不满意，故第二天就在自己

    的书房里睡了。”[15]

    鲁迅新婚第二天，表现得很决绝。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像王鹤

    照这样一个佣工是不可能知道的，但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

    鲁迅新婚后的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

    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

    王鹤照的回忆提供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只是缺少旁证。有人指出，当时是大夏天，在绍兴根本用不着盖被子。对新婚夜的情景，周光义也

    曾有追述，似乎没有这么戏剧性。据他说，当时新做阿婆的周伯宜夫人

    担心着新夫妇的动静，一到夜深，她亲自到新房隔壁去听。发现他俩很

    少谈话，儿子总爱看书，迟迟才睡。两三天以后，鲁迅住到母亲的房间

    里了，晚上先看书，然后睡在母亲的床边的一张床里。

    王鹤照说因为鲁迅第二天早晨不高兴，“当时照老例新婚夫妇是要

    去老台门拜祠堂的，但鲁迅先生没有去。”鲁迅即便没有拜老台门，依

    照老例，新婚第二天也还是有许多繁琐的仪式：首先是“送子”，天甫破晓，新娘盥洗完毕，吹手站在门外唱吉词，老嫚把一对木制的红衣绿裤的小人儿端进来，摆放在新娘床上，说：“官官来了”，一面向新娘道喜，讨赏封。

    接下来是“头箸饭”，新郎新娘第一次一起吃饭，自然也只是一个仪

    式而已。之后要“上庙”，新夫妇坐着轿，老嫚、吹手跟在轿后，先到当

    坊“土谷祠”参拜，照例还要再到宗祠去参拜祖先。

    当天上午要“拜三朝”，在大厅里供两桌十碗头的羹饭，家中男女老

    少拜完后，新郎新娘并肩而拜。然后“行相见礼”，依次按辈分拜族中长

    辈、与平辈彼此行礼，最后接受小辈的拜礼。

    新婚夫妇一般在第三天要“回门”，亦叫“转郎”，新夫妇往女家回

    门，在老嫚、吹手的簇拥下，坐轿来到女家，至大厅拜女家祖先，参拜

    岳父岳母等等。之后，还要请新郎进入内房，坐在岳母身旁听她致照例

    的“八句头”，等八句头说完后新夫妇辞别上轿……绍兴鲁迅故居陈列的二楼婚房内景。(董建成先生提供)

    鲁迅“回门”一事，朱家房客陈文焕曾回忆道：“我10岁光景，听一

    个名叫刘和尚的泥水作讲起，说：‘朱家姑爷来回门，没有辫子的，大

    家很好奇，我也赶去看热闹。’”[16]

    刘和尚讲的“朱家姑爷”就是鲁迅，前清时剪掉辫子，简直是特大号新闻，因此引来不少围观者看热闹。

    虽然鲁迅像木偶似的走完了这一系列麻烦的仪式，可是新婚燕尔他

    却做得很决绝，搬出新房，睡到了母亲的房中。我们不知道新婚之夜究

    竟发生了什么，鲁迅为什么会这么失望。对此，周建人的解释是因为朱

    安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

    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

    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

    呢？”[17]

    可是按照周冠五的回忆，朱安拒绝读书、放足，这都事先告知

    过远在日本的鲁迅，他不可能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周作人则说“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从照片来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这婚事是母亲安排的，他只能默默承受。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

    的婚姻生活，仅对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

    道的。[18]

    鲁迅的这句表白很著名，曾被许多人引用，以证明他对朱安确实毫

    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其实，这句话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女

    性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揭示了朱安可怜的处境。“礼物”，《现代汉语词

    典》释为“为了表示尊敬或庆贺而赠送的物品，泛指赠送的物品。”朱安

    是一个人，怎么能说她是一件赠送给人的物品呢？然而，事实又的确如

    此。按照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在原始社会或者说是野

    蛮社会中，“婚姻是礼品交换最基本的一种形式，女人是最珍贵的礼

    物。”“组成婚姻的交换总关系不是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间建立起来

    的，而是在两群男人之间。女人仅仅是扮演了交换中的一件物品的角

    色，而不是作为一个伙伴……”[19]

    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女性向来只是一件附属品，一件等待被接受的“礼物”，她的命运取

    决于能否被赠送到一个好人家，能否被接受者喜爱或善待。

    因为“母亲”(其实是母亲所代表的社会和家族)的要求，鲁迅被迫

    成为“礼物”的接受者。据孙伏园说，鲁迅虽然当新郎，穿靴，穿袍，戴

    红帽子，一切都照办。但那时他心中已打好主意：“结婚前一切我听你

    作主，结婚后一切我自己作主，那时你们可得听我。”[20]

    很明显，鲁迅

    将朱安仅仅视为一件礼物，作为接受者，只要接受了礼物，那么就随便

    他怎么安置这件礼物了。从这一点说，他还是个主动者。婚后没几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母亲强加给他的女人。[21]

    据周

    作人回忆鲁迅其时的考虑是这样的：“经过两年的学习，鲁迅已经学完

    医学校的前期的功课，因思想改变，从救济病苦的医术，改而为从事改

    造思想的文艺运动了。所以，决心于医校退学之后回家一转，解决多么

    延搁的结婚问题，再行卷土重来，作《新生》的文学运动。”[22]

    可惜的是，作为“礼物”的朱安本人是无法意识到这一点的。没有人

    提到，朱安在这新婚的三四天里是怎么熬过来的。不知她是一动不动呆

    坐在新房里呢？还是一边垂泪，一边听那些过来人现身说法，教她如何

    慢慢熬出头？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想到自己就像一只蜗牛，只要慢

    慢爬，慢慢熬，总能等到周家少爷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注释】

    [1] 〔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18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2] 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

    14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171-172页。

    [4] 周冠五《我的杂忆》，《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第245页。

    [5] 孙伏园(1894-1966)，浙江绍兴人，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时的学生。1921年

    主编《晨报副刊》，与鲁迅交往密切。1928年赴法国，1929年回国后长期在河北定县从事教育工作。

    [6] 孙伏园《关于鲁迅——于昆明文协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席上》，孙伏园、孙福熙

    《孙氏兄弟谈鲁迅》，第21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7] 鲁迅对鹿地亘私下的谈话，见鹿地亘为日本版《大鲁迅全集》写的《鲁迅传记》。

    [8] 旧时越中陋俗，堕民只能从事贱业，不得与四民通婚。女性堕民俗称“老嫚”，从事逢年

    过节到主人家道道喜，逢有庆吊诸事去帮帮忙之类的营生，从中得到若干赏钱、赏物。

    [9] 陈云坡《鲁迅家乘及其佚事》(1958年未刊稿)，转引自裘士雄《鲁迅和朱安婚姻问题

    史料补叙》。

    [10] 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143页。

    [11] 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第143页。

    [12] 朱先生指朱鹿琴。

    [13] 裘士雄《鲁迅和朱安婚姻问题史料补叙》。

    [14] 周芾棠《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第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5] 王鹤照《回忆鲁迅先生》，周芾棠《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第5页。

    [16] 《陈文焕谈朱安家母等情况》。

    [17] 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鲁迅故家的败落》，第218页。

    [1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61页，北京出版

    社1999年版。据峨嵋出版社1947年10月版排印。

    [19] 转引自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

    36、38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20] 孙伏园《关于鲁迅——于昆明文协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席上》，《孙氏兄弟谈鲁

    迅》，第21页。

    [21] 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此次赴日同行者共四人，另两人为邵明之和张午楼。

    [2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174页。独守——婚后的处境

    新妇

    在绍兴，有一个故事大概是家喻户晓的，那就是陆游和唐琬的爱情

    悲剧。陆游20岁时娶唐琬为妻，婚后两人琴瑟相和，如胶似漆。不幸的

    是唐琬为陆母所不容，陆游被迫休妻。其后陆游再娶王氏，唐琬则改嫁

    赵士程。绍兴二十五年(即公元1155年)的春天，31岁的陆游到禹迹寺

    旁的沈园踏青游玩，与唐琬不期而遇。这次见面，使陆游无限伤感，在

    沈园题写《钗头凤》词一阕。唐琬读后，衷肠寸断，也在沈园题词一

    首，不久郁郁而终。

    此外，汉代朱买臣休妻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会稽。朱买臣是读书

    人，早年时运不济，打柴维持生计，妻子亦弃他而去。朱买臣后来做了

    会稽太守，衣锦还乡，其妻羞愧难当，一个月后自经而死。据说，周家

    老台门所在的覆盆桥，即当年朱买臣“马前泼水”的地方，朱买臣一朝富

    贵，崔氏想重修旧好，朱买臣让崔氏将泼在地上的水收集起来，要她明

    白覆水难收，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唐琬和崔氏的悲剧固然不同，然自宋以至明清，这两个故事对于为

    人妇者无疑都是一种警戒。唐琬与丈夫耳鬓厮磨，亲昵过度，引起婆婆

    的不满，而最终导致夫妻离异的悲剧。崔氏嫌贫爱富，不能从一而终，不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最终自取其辱，羞愤而死。在宋以前，妇

    女尚能改嫁，而到了明清，改嫁的妇女往往被视为不忠不贞之人，对妇

    女操守的要求也更加苛刻。这两个故事对后世的妇女来说，也就更具有

    引导性：身为人妇，首先要伺奉好长辈，讨得他们欢心；对丈夫的爱要

    表现得适当、克制，这份爱应表现为默默协助支持丈夫获得功名，无论其贫贱富贵都不离不弃，从一而终，这才是真正的“妇德”。

    朱安婚后所努力体现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妇德”。当鲁迅回到日本，决定弃医从文，希望用文艺来改造国民的精神，朱安则在家中承担着她

    作为儿媳的职责，照顾着年迈的长辈。绍兴人把刚嫁过来的媳妇称

    为“新妇”，作为“新妇”，她一刻也没有体会到新婚的甜蜜，刚嫁到周家

    就独守空房，这种日子近乎残忍。但不管怎样，她终于迈进了周家的大

    门，成了周家的人，只要她侍奉好长辈，恪守妇道，尽自己的本分，那

    么她终究还是个称职的妻子。

    对这一时期周家新台门内的情况，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较详细的回

    忆，从他们的回忆中可知，经过了前几年的大震荡，这一时期家中相对

    平静，只是家中房屋的格局有了较大的改变。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在

    1906年重修前，“兴房”派下(即鲁迅家)的房子是在东昌坊口新台门的

    西北角一带，是宅内的第四五进。第四进计有前后五大间，尽西头的一

    间出典给了吴姓；隔壁即是祖父居住的地方，中间隔了一个堂屋，东边

    的两间原为祖母和母亲的住房。路北的院子的对面即是第五进了。本来

    也有“立房”的一部分在内，后来“立房”的第十二世子京(1844-1895)身

    死无后，拟以鲁迅的小叔伯升承继，所以并到兴房了。原来偏东的两件

    窜归“仁房”，西头的两间归兴房。院子里对半分开，砌上了一个曲尺形

    的墙。

    1906年，鲁迅结婚前，家中对房屋进行了大的改造。第五进子京住

    的这一部分经过改造后，东边是一间南向的堂屋，后面朝北的一间作为

    母亲的住所，西边朝南的是祖母的住房，后边一间是通往第六进的厨房

    的通路，以及楼梯的所在。楼上也都修复了，共有两间，则作为鲁迅的

    住房，也就是朱安婚后居住的地方。

    这里原来是属于立房子京公公的，因为两扇门是蓝色的，故称

    为“蓝门”，今天我们去绍兴鲁迅故居还能看到这蓝色的门。这子京不是

    别人，就是鲁迅小说《白光》里陈士成的原型，他多年应试科举不中，在蓝门里教书，后来发了疯，举动异常，最终落水而亡。子京的死离奇

    而阴惨，他死后好几年，这一带无人居住，在孩子们眼里一度是阴森恐

    怖的地方。特别是楼上完全荒废着，隔墙又是梁姓的竹园，有种种鸟兽

    栖息在楼上的废屋里，周作人曾这样描述蓝门的凄凉景象：“蓝门紧

    闭，主人不知何去，夜色昏黄，楼窗空处不晓得是鸟是蝙蝠飞进飞出，或者有猫头鹰似的狐狸似的嘴脸在窗沿上出现，这空气就够怪异

    的。”[1]

    这里也是朱安婚后居住的地方。当操持完一天的家务后，她要迈着

    小脚，一步一步走上逼仄的楼梯，回到楼上空荡的房间。白天她是娘

    娘[2]

    身边的一个伴儿，是“母亲的媳妇”，到了晚上，她是这里楼上房间

    的主人，楼上两大间，就她孤零零一个人，不知她是否也会感到一丝阴

    森恐怖？

    这一时期，家中的确是有些冷清、寂寞的。此时鲁迅和周作人以及

    小叔周伯升都在外面，祖父周福清已于1904年夏去世。因此，家中仅剩

    下祖母蒋氏、母亲鲁瑞，刚嫁过来的朱安，以及在小学教书的三弟周建

    人，此外还有打杂的王鹤照等。可以说，家中主要是几个独居的女人。

    朱安嫁过来时，祖母蒋氏已经60多岁。蒋氏是周福清的继室夫人，元配孙氏生有一子一女，是鲁迅的亲祖母，但很早就去世了。作为女

    人，蒋氏的一生是不幸的。她嫁过来后，因为周福清纳妾等原因，两人

    关系素不和睦，等于常年独居。作为后母，她只生了一个女儿康官，是

    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可是康官又于1892年因难产而死，这对她的打击很

    大，后半生变得更加消沉。就像鲁迅在《孤独者》中描写的，这位祖母

    的脸上常年少见笑容，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或者拜佛念经。其

    实她天性诙谐风趣，鲁迅儿时常听祖母讲故事，白蛇娘娘和法海，猫是

    老虎的师傅等等，他长大后也一直记得。蒋氏于1910年去世，鲁迅亲自

    为她入殓。小说《孤独者》中有一幕是主人公魏连殳在祖母的葬礼上，当着族人的面突然失声痛哭：“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而且觉得这样的人

    还很多哩。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鲁迅在他后来的文章里几乎

    不提自己的祖父，却常常会提起他的这位祖母，大约也是因为同情祖母

    的遭遇。

    绍兴鲁迅故居陈列的周家新台门内的厨房间。(作者摄于2008年11月)

    另外，这个家中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祖父的妾潘大凤。说

    起来潘姨太太也是朱安的长辈，但她在周家的地位是很尴尬的。据周作

    人回忆：“她比祖父大概要年小三十岁以上，光绪甲辰(1904)祖父以

    六十八岁去世，她那时才只有三十六七岁，照道理说本来是可以放她出

    去了，但是这没有做到，到得后来有点不安于室，祖母这才让她走

    了。”[3]

    周福清一生除了明媒正娶原配孙月仙(1833-1864)、继配蒋菊

    花(1842-1910)外，先后纳妾三房：薛氏(1857-1881)、章秀菊(1861-1887)和潘大凤(1869-?)。周福清的小儿子周伯升系章姨太太

    所生，她过世后，周福清又娶了这潘姨太太，潘姨太太是北京人，伯升

    自五六岁时就归她领着。1893年3月周福清携潘姨太太和伯升回到绍

    兴，不久科场案发，周福清被羁押在杭州八年，这期间主要是她和周伯

    升陪伴在身边。周福清释放后回到绍兴，也带她一起回来，自此家中时

    不时掀起风波，阖家鸡犬不宁，令鲁迅的祖母和母亲十分苦恼。

    潘大凤在周福清去世后，没了着落，她提出想脱离周家台门，双方

    遂立下字据，一张是祖母蒋氏手谕，一张是周侯芹代笔的潘氏笔据，内

    容如下：

    主母蒋谕潘氏，顷因汝嫌吾家清苦，情愿投靠亲戚，并非虚言；嗣

    后远离家乡，听汝自便，决不根究，汝可放心，即以此谕作凭可也。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主母蒋谕

    立笔据妾潘氏，顷因情愿外出自度，无论境况如何，终身不入周家

    之门，决无异言。此据。

    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日，立笔据妾潘氏

    代笔周芹侯押

    这是周家台门里可悲的一幕。据说她是跟了一个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的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周作人早年

    在杭州花牌楼陪伴过祖父一段时间，他曾做诗纪念花牌楼的女人们，其

    中有几句就是咏这潘大凤的：“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嫁得穷京

    官，庶几尚得所。应是命不犹，适值暴风雨。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

    处。”[4]

    潘姨太太离开周家，是朱安嫁到周家的第三年。次年，祖母蒋氏去

    世，家中只剩下朱安和“娘娘”鲁瑞相伴。若像魏连殳那样，把这几个女人的一生“缩在眼前”，则她们的人生都是值得痛哭的，她们婚后的生活

    都有种种的不如意，或因丈夫去世而寡居，或遭丈夫冷落而形同寡居，就这样走着凄凉的人生路。可话又说回来，旧时的女人，谁不是这样走

    过来的？能够毫无怨言地守在家中，不也是女人的本分？当然，同为台

    门里的女人，命运也是不同的。如果多子多孙，能够熬到做老太太的那

    一天，那是福气。如果不幸早早丧夫，或是被丈夫冷落，而又没有生下

    一儿半女，那就只能怪自己命运不济了。在台门里长大的朱安，大概就

    是抱着这种心态熬过婚后最初的三年的吧？她是否也曾在漫漫长夜里为

    自己的命运长吁短叹呢？在偌大的空屋里，她的叹息也只有自己听得

    见。

    “两人各归各，不像夫妻”

    1909年8月，在母亲的催促下，鲁迅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留日生

    涯，回到故乡。一别三年，鲁迅终于归来，这无疑给了朱安一丝希望，然而，鲁迅的态度很快就让她心凉了。

    鲁迅回绍兴一个月后，就去杭州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员，1910年6月，他辞职回到绍兴，就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师，并兼任监学。

    辛亥革命后，他接受王金发的委任，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

    长)，直至1912年2月离开绍兴。也就是说，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们夫

    妇同处一个屋檐下。

    这一时期鲁迅没有留下日记，我们所了解的都是他的社会活动，对

    于他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一般的说法是，由于鲁迅忙于学校的事情，所以他常住在学校里，就是回家也总是很晚。据说他晚上总是独自睡一

    屋。他于1910年11月15日写给许寿裳的信中写道：“仆荒落殆尽，手不

    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囊日，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

    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他白天教书会友，晚上用抄写古籍来打发漫

    漫长夜，来代替他心目中的美酒和女人，这些应该都是事实。不过，即使再怎么回避，毕竟还是要常常碰面，还要维持着夫妻的名分，这反而

    更令双方痛苦。何况，周家和朱家的长辈们一定也会唇焦舌敝，劝说他

    们夫妇和好，希望他们多接触，渐渐亲密起来，而决不会坐视不管。

    然而，这些努力显然都白费了。据鲁老太太多年后回忆，她发

    现“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两人各归

    各，不像夫妻。”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好不起来，于是问儿

    子：“她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鲁老太太

    问他怎么谈不来，他的回答是：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

    他举了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

    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

    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

    不谈……[5]

    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鲁迅也曾试图跟朱安有所交流，可是朱安一

    开口，就让他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从此再也不愿意跟她说话。他希望

    的是“谈话的对手”，可是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深了，她除了对丈

    夫唯唯诺诺，连连附和，又说得出什么呢？其实，这也怪不得朱安，鲁

    迅刚从日本回来，谈的都是外面的事，都是朱安所不熟悉的，如果谈些

    熟悉的事，也许不至于如此吧。

    鲁迅对母亲所说的理由，或许也只是一种敷衍之辞。如果他对朱安

    的感情不是那么淡漠的话，也不至于为了说错一句话就反感。原指望鲁

    迅回来后夫妻关系能改善，可是实际的情况是“两人各归各，不像夫

    妻”，这种日子无异于精神的苦刑，对彼此都是一种折磨。鲁老太太眼

    看“他们两人好像越来越疏远，精神上都很痛苦”，可她也无能为力了。

    这一时期鲁迅屡次在信中向许寿裳诉说心中的苦闷，一再地表示对

    故乡人事的不满，希望老友能在外给他谋一个职位，在1910年8月15日

    的信中他写道：“他处可有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

    度。“1911年3月7日的信中写道：“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又7月31日信中再一次请求老友为其觅一职位：“仆颇欲在它处

    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图之。”他在故乡感觉到的只

    有憋闷，烦恼，他是下了决心要抛开故乡的一切，决意去过一个人的生

    活——只要能离开，“虽远无害”。

    1912年初，鲁迅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2

    月，他离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与许寿裳一同北

    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独居生活。

    鲁迅到北京后，住在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今天我们

    看到绍兴会馆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湫隘的大杂院，里面搭建了很多小平

    房，住了几十户人家。当年的绍兴县馆规模很大，原名山邑会馆，系由

    绍兴府辖的山阴、会稽两县在京做官的人出钱建立的，凡有同乡举人到

    京应试，或是同乡官员到京候补都借住在这里。鲁迅先是住在会馆西部

    的藤花馆，后来移到东部的补树书屋，这是个很安静的院子，《呐喊·

    自序》中曾写道：“相传是往昔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他在这里过着近乎

    于独身的寂寞生活，一直到1919年。

    一个人在北京，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共同语言最多，通信也最勤，与

    三弟周建人、信子、芳子的通信也十分频繁，日记中常有记载。不仅如

    此，他与东京的羽太家里通信也很勤，羽太信子的母亲羽太近、弟弟重

    久、妹妹福子都和他通过信。日记中多次有他汇款给羽太家的记录，如

    1912年11月21日：“午后赴打磨厂保商银行易日币。赴东交民巷日本邮

    局寄羽太家信并日银五十元……1914年12月9日：“晨至交民巷日邮局

    寄羽太家信，附与福子笺一枚，银二十五圆，内十五元为年末之用

    也。”

    鲁迅日记里给羽太家汇款的记载不少，使人觉得他与羽太家，特别

    是与羽太信子关系不一般，但这很可能是因绍兴汇兑不便，周作人托大

    哥替他往岳家汇款。周作人作为羽太家的女婿，在绍兴期间的日记里，从没有汇款给日本的记录，这一点似也可证明。至于这钱究竟是谁出，当时三兄弟没有分家，也就无所谓了。

    相比于这浓浓的兄弟情，鲁迅对朱安及其娘家人就显得格外冷淡。

    他一个人在北京的这几年里，几乎不与丁家弄朱家通信。倒是朱家人曾

    给他写过信，可是他也没回信。一次是1913年4月4日他收到朱安弟弟朱

    可铭的信：“四日昙。上午得朱可铭信，南京发。”虽然日记中有朱可铭

    来信的记载，却没有鲁迅回信的记载。一般来说，他收到信都会马上回

    复并记在日记里，对朱可铭的信他却置之不理。另一次是1914年11月他

    收到朱安的信：“二十六日……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

    发，颇谬。”这是日记里唯一一次记载收到朱安的信，朱安不识字，大

    概是托娘家人代笔的。朱安此信写了什么？有人做过一些猜测，下文中

    还会做一些分析，这里先搁下不提。“得妇来书”，鲁迅非但不感到高

    兴，反而说她“颇谬”，可见其对这位旧式太太的反感。

    鲁迅除1919年返乡接家人去北京之外，仅在1913年、1916年两次回

    绍兴探亲。但在回乡期间的日记里，他只字不提朱安。1913年6月24日

    至7月27日，他在绍兴住了一个多月，可是看他的日记，仿佛根本不存

    在这样一位太太。不过，字里行间仔细体会，也能看出一些迹象。如7

    月2日的日记里：“午前陈子英来。夜不能睡，坐至晓。”鲁迅为什么一

    夜不睡，坐到天亮？是不是在母亲或族人的竭力劝说下，他被迫晚上来

    到朱安的房中，却宁可独自坐到天亮？又7月11日那天记载：“下午朱可

    铭来。”这位小舅子上门，对鲁迅而言也不是愉快的事吧？

    至于1916年12月鲁迅回到绍兴，主要是为母亲祝寿。这年旧历11月

    19日为鲁老太太60岁大寿，一连三天家中亲朋满座，连着两天请来戏班

    唱戏，祭祖、祀神，贺客盈门，场面十分热闹。鲁迅这次回家不到一个

    月，这期间他去了朱安娘家一次：“二十八日昙。……下午往朱宅。晚

    雨雪。夜陈子英来。”日记中没有说明是否与朱安同去，他这次出于礼

    节拜访了岳家，在朱家逗留的时间也不长。从鲁迅冷冷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受到朱安婚后的处境是很可悲的，后面的日子也越来越没有了指望。据孙伏园说，有一次鲁迅回绍兴探

    亲，朱安备席款待亲友。席间朱安当着亲友指责鲁迅种种不是。鲁迅听

    之任之，一言不发，因此，平安无事。事后鲁迅对孙伏园说：“她是有

    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了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

    就无计可施了。”[6]

    孙伏园没有说具体的年份，大概不是1913年就是

    1916年。如果真的像孙伏园所说，那么一向忍让顺从的朱安也终于爆发

    了，而这并不能挽回什么，反而使两人的关系更僵罢了。

    自1912年至1919年，在这七年间，朱安以似弃妇非弃妇的不确定身

    份留守在周家新台门里，没有人知道，遭受这么多年的冷落，她的心理

    是什么状态，她有什么想法。

    很多研究者指出，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那些年埋头钞古碑的生活，就像是个独身者或苦行僧，精神上很颓唐。其实，朱安这种等于守活寡

    的日子一定也很难过，只是今天我们已听不到她内心的声音，也不知道

    她以何种方式排遣心底的苦闷。从有些亲友的回忆可知，朱安在北京

    时，在闲下来的时间里常常默默地一个人抽着水烟袋。没有记载说她是

    什么时候开始抽水烟的，很可能是婚后因为寂寞苦闷而养成了这种习

    惯。清代妇女吸烟相当普遍，金学诗《无所用心斋琐语》中就描述过苏

    州一带官绅之家女子吸烟之状。《秋平新语》记载静海吕氏之妻作戏咏

    长烟袋诗，诗云：“这个长烟袋，妆台放不开；伸时窗纸破，钩进月光

    来。”写得够幽默的。张爱玲《金锁记》里曹七巧的女儿长白是吸鸦片

    的，尽管时间已经是20世纪了。

    从前绍兴台门里的男女大多手拿一杆长烟袋，这种风气很普遍。鲁

    迅的堂叔周冠五曾指出：“周氏三台门里的男人女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吸

    旱烟的，并且一律都是长约三尺以外的长烟袋，只男子用的是花竹粗

    杆，妇女用的是乌木细杆，男子都上有烟嘴，女子一概不用烟嘴，只这

    一点不同。”[7]

    鲁迅的祖母蒋老太太就是吸旱烟的。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因为病痛，受到衍太太夫妇的劝诱，后来也沉迷于鸦片。说起来，虽然

    鲁迅学生时代并不抽烟，但我们知道他后来抽烟是很凶的，几乎是一支

    接一支。朱家台门的人也不例外。周冠五在《三台门的遗闻佚事》中提

    到：“有一年在祝福后，各房族大部都入睡乡，只廿五太太和她母家的

    一位陈景堂舅老爷及玉田公岳家的一位朱霞汀舅老爷都还吞云吐雾地吸

    大烟，未曾安睡，忽听得有蹑来蹑去的脚步微声，知有贼掩入。”这位

    朱霞汀舅公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丁家弄朱家台门的一位长辈。

    从后来人们的回忆来看，朱安吸的是水烟。其实水烟和旱烟虽有所

    区别，但万变不离其宗，只是方式上的小小改变而已。不管是出于习惯

    也罢，出于无聊也罢，总之这水烟袋后来一直没有离过她的手。

    周作人日记里的“大嫂”

    鲁迅留下的日记，始于1912年5月到北京后，但在日记中他始终极

    力回避，很少提及自己的这位太太，给人的感觉是讳莫如深。倒是周作

    人回国后这几年的日记里，记下了大嫂的一些事情。

    1911年初，覆盆桥致中和三房周氏族人决议卖掉祭祀的“公田”，鲁

    迅参与讨论并画押。辛亥革命前鲁迅家里主要靠祖遗的田产收租来维持

    生计，如今售尽土地，尽管手头有了些闲钱，但想想将来，“足以寒

    心”。而此时周作人还打算继续在日本学法文，为劝说其回国，鲁迅于

    这年5月赴日本催周作人夫妇回国。11月，周作人结束了在日本六年的

    留学生活，携已经怀有身孕的羽太信子回到故乡。

    根据东京警方的档案资料，周作人与羽太信子于1909年3月18日在

    日本登记结婚，稍后在日本举行了婚礼。羽太信子1888年生，原籍在东

    京，母亲羽太近，士人出身。父亲石之助是一个染房工匠，他入赘于羽

    太家。羽太信子兄妹共五人，二妹千代和五妹福子均夭逝。由于家境贫

    困，羽太信子没有读过多少书，很小时候就被送到东京一个低级酒馆去

    当酌妇。[8]

    对周作人的婚事，鲁瑞默默地接受了，并没有太多干预。她曾对人说：“看到他们(指鲁迅与朱安)这样，我也很苦恼，所以二先

    生、三先生的婚事，我就不管了。”

    周作人夫妇回到绍兴后，家中的改变是很明显的。不仅是人员的变

    化，生活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羽太信子于1912年5月生下长子丰丸。

    她在绍兴语言不通，人地生疏，为了照料姐姐，三弟重久和四妹芳子也

    来到绍兴。芳子自此一直留在姐姐身边。重久返回日本后，于1914年7

    月29日来到绍兴，至1915年7月16日才回国。周作人对日本的生活方式

    十分迷恋，娶了日本太太，又招来信子的娘家人，家中也越来越日本

    化。

    不久，周建人与芳子朝夕相处，渐渐有了感情。周建人本来是有未

    婚妻的，对方是小舅父的四女儿招官，不料招官于1912年10月病故，年

    仅18岁。此事周作人日记里有记载：“一日……午安桥头使来云，招官

    于昨下午八时去世，为之愕然。午后母亲及乔峰趁舟同去。”“五日……

    下午乔峰往安桥，为理首七事。”“廿八日晴。上午同乔峰往大街。晚

    雨。饭后乔峰往安桥头送招官葬。”日记中的乔峰即周建人，对他与芳

    子的婚事，鲁瑞没有干涉：“对于这桩婚事，亲戚本家中，有说好的，也有不赞成的。因为这在绍兴是新鲜事，免不了人家有议论。我想只要

    孩子们自己喜欢，我就安心了。”[9]

    1914年2月28日，周建人和羽太芳子

    举行了婚礼。

    对家中的变化，作为大嫂的朱安似乎有些难以接受。有人曾就鲁迅

    夫妇的关系询问朱安远房堂叔朱鹿琴，当时朱鹿琴是这么回答的：

    “鲁迅夫妇的情感怎么会冷淡？”我在某一天又问朱家姑丈。

    “这事是这样造成的，周启明娶了东洋老婆回家，不久，周乔峰也

    有了日本爱人。鲁迅的二对弟弟和弟媳时常在家里作日本式的谈天，使

    鲁迅夫人看不惯这种常事。因此，鲁迅夫妇的意见越来越多了。”他告

    诉我。[10]从这番谈话中我们能感受到朱家人的不满，也能体会到朱安面

    对“日本”这种异质文化所感到的惶惑乃至抗拒。她在嫁到周家前，肯定

    没有预料到这样的局面。小叔与芳子结婚，这意味着两位弟妇都是日本

    人，而且还是姐妹。看他们两家人热络地“作日本式的谈天”，作为大

    嫂，她不能不感到自己被孤立了。或许她为此和鲁迅有过不愉快，但她

    与鲁迅感情不和，这绝不是根本原因。

    1912年至1917年，周作人大多数时候都在绍兴，他的日记里记下了

    这一时期周家台门里的变化，也记下了大嫂的一些行踪，看得出他对大

    嫂还是关心的。这是1912年12月25日那天的日记：

    廿五日……下午母亲，大嫂，同信子姊妹、丰丸五人，应绸缎弄女

    教士耐之招，赴浸礼女校观クリスマス(按：日文，圣诞节)。三时

    去，四时半归。晚又发寒热。

    这天是西方的圣诞节，朱安跟着婆婆、二弟一家去浸礼女校观圣诞

    节。浸礼会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教堂建在绍兴大坊口。民国时期还附

    设有学校、阅报所、福康医院等，当时主持者为第二任牧师陈芝珊。

    福康医院于1910年由美籍医师高福林创办，位于绍兴城南街，离东

    昌坊口周家台门很近。医院设小教堂，每星期日晚间，举行唱诗及简短

    的布道说教。周作人这一时期日记中常提到“往高先生处求药”等，他自

    己和信子等生了病，都去找这位高福林先生诊治，可能也因此与浸礼会

    教徒结缘。

    一向落落寡合的朱安，这次接受二弟一家的邀请，能和大家一起出

    行，而且是去参加新鲜时髦的圣诞节观礼，实在难得。可惜在周作人日

    记里，这样的事就出现过这么一回。

    另外，1915年3月日记有她去郦宅拜访的记载：“二日晴。……大嫂

    赴郦宅。”“七日阴，小雨。……丰丸往郦宅，随同大嫂归。”鲁迅的二

    姨母鲁莲嫁给了广宁桥郦家，也曾是绍兴著名的大族，但此时郦家也已败落。1915年正月，族中将原来的台门出售，鲁迅二姨母一家迁居到了

    宝幢巷。朱安前去郦宅，当是去探望迁到新居的二姨母一家。朱安虽得

    不到鲁迅的承认，但作为周家的成员，她和周家的亲戚也有往来。

    不过，日记里最多的还是有关大嫂回丁家弄娘家的记载。1914年的

    日记：

    二月五日阴。寄羽太函。上午雨，大嫂归去……

    朱安，约摄于1917年。六月二十日雨。上午收中校俸六十八元。下午得北京十五日函，大

    嫂归来……

    十一月十五日S，晴。……由大街归已午，大嫂归去。

    又1915年日记：

    正月十一日阴。上午信子同二儿往郦宅，大嫂回去。

    四月十四日。……雨，大嫂归去。

    四月三十日阴。……下午雨霁。得北京二十六日函，大嫂归来。

    八月一日晴。……大嫂归去。

    十月廿五日雨。寄北京函。上午芳子进医院。下午，得羽太十六日

    函。大嫂归来……

    十一月廿一日……下午，改四甲课本未了，信子同诸儿往医院看芳

    子，大嫂因拜寿归去。

    廿五日……大嫂归来。

    直到周作人1917年离开绍兴，日记里提到大嫂，都是关于她“归

    去”或“归来”的记载。朱安自1914年起频频回娘家，不能不让人感到这

    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逃避。从日记上看，她有时在娘家一待就是十几天，甚至更长。如1915年4月14日她回娘家，直到4月30日方才归来，在娘家

    足足住了半个月。8月1日记载“大嫂归去。”到10月25日才见“大嫂归

    来。”如果不是中间漏记，那么这一次朱安在娘家竟住了两个多月。

    1916年、1917年亦如是。她回娘家的次数如此频繁，除了有一回是为了

    去贺寿，见1915年11月日记：“廿一日……信子同诸儿往医院看芳子，大嫂因拜寿归去。”“廿五日……大嫂归来。”而大多数时候，她回去似

    乎并没有特殊的原因。

    丁家弄离东昌坊口鲁迅家很近，当年走过秋官第、大云桥、狮子街，就到朱家了。和1899年时相比，这一时期周作人日记里很少提到朱

    家人，朱安的弟弟朱可铭只来过周家一回，周作人和周建人也只去朱家

    拜访过两回。可见因为鲁迅对朱安的态度，两家人的关系也变得疏远。

    此时朱家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据朱吉人晚年回忆他父亲的情况：

    在封建社会里，即使到了民国时期，男人稍有点钱或捞到一官半

    职，有了老婆还要去讨小，我的父亲也这样。他有明媒正娶的元配王

    氏，邻舍叫她“南京太太”，后来，父亲又去娶纳“河南太太”，很可能是

    他在河南做师爷时结婚的。父亲嫌“南京太太”没有给他生儿子，“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父亲责怪她，她也无话可说。父亲娶“河南太

    太”，“南京太太”不敢吭声，家里其他事情也这样，她很少有发言权。

    久而久之，在邻里乡亲看来，“南京太太”不管事。其实，她心里肯定有

    想法，但又有啥发言权呢？她甚至在怨恨自己的肚子不争气。

    我们四兄弟，我是老大，老二朱积功，老三朱积厚，老四朱积金，都是“河南太太”生的，好像都生在江苏六合。“河南太太”性格开朗，为

    朱家生了几个儿子，就话得响。[11]

    朱安的弟弟朱可铭在南京跟着王姓师爷学幕，娶了老师的女儿，但

    王氏不能生育。后来他又娶了一位太太，是河南人，人称“河南太太”，河南太太生有四子一女，长子即朱吉人。据杨志华《朱吉人与朱安及鲁

    迅一文》:“朱吉人生活在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其父可铭有妻室二房，但

    唯有他母能生养，因而他从小就深受家人喜欢，博得姑母钟爱，姑母时

    常逗他玩耍，这可能是因他系朱家长孙的缘故。朱安嫁到周家后，还经

    常请鲁迅家佣人阿福接他去玩。”这段话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让人以为

    朱安出嫁前朱吉人已经出生了，实际上，朱安于1906年就出嫁了，而朱

    吉人生于1912年。

    从朱吉人的回忆来看，朱可铭与河南太太常年在外地，偶尔回绍

    兴。朱家平时除了母亲俞氏，剩下的就是王氏。朱安婚后不幸，没有子

    嗣，这一点也与王氏同病相怜。朱吉人这时两三岁，活泼可爱，给她单调的日子带来不少乐趣，这或许也是她留恋娘家的一个原因吧。

    周作人日记里也留下了朱安带着丰丸的身影：“丰丸往郦宅，随同

    大嫂归。”“周妈发热。丰同大嫂宿。热已解退。”“上午丰丸往朱宅拜

    寿，下午归。”继长子丰丸后，信子又先后生下静子、若子两个女儿，可能有时忙不过来，让大嫂帮忙带一下丰丸。朱安结婚多年，却没有孩

    子，内心是很寂寞的，可以想象，在她寂寞的生涯里，是很希望有个孩

    子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得妇来书”

    在本章的最后略谈一下鲁迅在1914年11月26日所收到的朱安的信。

    朱安不识字，这封信自然是请家人代写的，鲁迅看后斥之为“颇谬”，显

    然对信中的内容很不以为然。信里写了些什么？这很令人好奇，可惜原

    信不存，无从知晓。有学者说朱安的这封信是劝鲁迅纳妾，但不知所

    据，似乎猜测的成份居多。周作人日记里有两则关于大嫂的记载，虽未

    必一定与此信有关，但时间恰好在此信发出之前，因此不能不让人产生

    一些联想。

    〔1914年10月〕三十日阴。上午出校至大路一行，仍以轿归。下午

    在园中取艾，大嫂房中出一白花蛇，可丈许，捕而纵之鬼园中。晚阅

    《二童子传》了。

    〔1914年11月〕十八日微晴。上午出校，在大路摊上，为大嫂购艹

    (原字涂去，改为艹，疑为“花”字)字钱一副，嘉泰等泉五枚，秘戏泉

    一枚，面文：“花月宜人”，背上：“得成比目不羡神仙”，共洋四角。

    10月30日下午，朱安住的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