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

    刁斗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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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刁斗著.—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2013.1.1

    CAEBN：7-001-000-60385421-6

    分类号：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267.1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京)字045号

    一个小说家的生活与想象

    刁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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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质版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出 版 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06-36423-2

    出版时间：2012.8目 录

    上卷 生活中的想象

    自由在我

    我的女性观

    我与书

    阅读与白日梦

    我的名字叫

    粗粝沈阳

    照片里的西藏

    天边外

    外省故事

    比如柳沄

    小说马原

    二马在二〇〇八

    孙惠芬的语调

    读铁扬的画

    撕碎了是拼接——与林建法有关

    一个虚无主义者的正常死亡

    小记一位文学读者

    血缘

    下卷 想象中的生活

    中国经验——以“欲望叙事”和“底层表述”为例阅读与思考

    写什么与怎么写

    向袁可嘉致敬

    韦克菲尔德

    如何进行自我消灭

    手抄书稿

    唯爱不泯

    卡夫卡退婚

    加缪的石头

    知识分子的背叛

    虚有

    虚拟的力

    消失的小说

    “轻浮”的小说

    感动与骚动

    剩余的麦穗

    我的小说主题(一)

    我的小说主题(二)

    总结：写作小说的理由上卷 生活中的想象

    自由在我

    我比以前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了，除了产生于自己身上的东西，其

    他一切对我来说都几乎毫无意义。

    ——奥斯卡·王尔德

    人的存在，首先是在时间里的存在。

    时间是线性的，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为了把话说得明白，我想对贯

    穿于人这一生的那个时间段，进行一点添帮补底的加工改造，赋予它一

    个容器的形象。我的意思是，人这一生所用的时间，就是一只箩筐的容

    积，我们在有生之年所做的事情，就是往这箩筐里填装东西：装睡眠

    呀，装吃喝呀，装恋爱婚姻呀，装妙股搓麻呀，装起义造反呀，装为奴

    做娼呀……这种填装行为，有时候是不自觉的，但更多的时候可以自

    觉，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更多的时候可以主动。一个人，什么时候把那

    只属于自己的箩筐塞满了，什么时候他的生命即告终结。

    基于以上认识，我看到了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人这一生的“箩

    筐”有多大，那基本上是老天爷管的事，我们自己不必操心；二是要

    往“箩筐”里装些什么，那被装进去的东西质量如何成色怎样，我们自

    己则应该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前者就不必举例说

    明了，从一岁那么小的“箩筐”到一百岁那么大的“箩筐”，我们肯定

    都目睹过至少也都有所耳闻，需要多说两句的是后者。比如，同样是用

    文学写作这种行为填装自己生命“箩筐”的人，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和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期，就遇到了同一个问题：诚实的书写是罪过，欺世

    的谎言能取宠。但我们现在审视过去，看到的却是两种迥异的景观。在

    苏联，有一批业已成名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像阿赫玛托娃，像帕斯

    捷尔纳克，宁可在生命的“箩筐”里堆满痛苦灾难，也要发出与自己的

    生存信条和艺术准则无有抵牾的声音，让后来者闻之如听天籁；而在今日中国，我们除了去捧读当时“未名”的北岛们的诗歌外，在那些功成

    名就的作家们生命的“箩筐”里，却很难找到什么体面的东西。我不知

    道这其间的差异，是不是与沙皇的传统要比秦始皇的传统更仁慈些有

    关。因为像索尔仁尼琴，像布罗茨基，他们最终是可以流亡国外的；而

    胡风则要到监狱去经受二十几年折磨，老舍则更要违背天意地自行修改

    自己“箩筐”的尺码。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不检索一番，在胡

    风“反革命”之前的几年里，在老舍“太平湖”之前的十几年里，他们

    那并非一物不留的生命“箩筐”中，盛装的，是否也是布尔加科夫、阿

    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人装进自己生命“箩筐”里那种质量和成色

    的东西。

    在这里，我不是要对比中俄两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我试图引出

    的，其实是关于自由的话题：从本质上说，自由取决于个体的选择。

    当然了，自由存在于感觉之中，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人不

    能决定自己“箩筐”的大小，这不自由，但人可以大体决定往“箩

    筐”里装什么东西，这却是自由；有时往自己的“箩筐”里装东西要受

    到外部力量的左右，这不自由，但除非特殊情况，人却有权利不往自己

    的“箩筐”里装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这就又自由了。说到底，自由的标

    志，不是无所不能的本领，而是断然拒绝的勇气；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

    么不一定自由，但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则肯定自由。同样是毛泽东时

    期的人文知识分子，沈从文和陈寅恪就拥有自由，因为他们主宰了自

    己。当沈从文无法保证自己文学的诚实时，他可以避免染指，而是去故

    纸堆中，把尽管无奈但却同样有价值的服装研究盛入自己生命的“箩

    筐”；当陈寅恪意识到北京并不能让他的学术纯洁时，他可以安于岭南

    一隅，把为一个别样的妓女立传树碑当成自己生命“箩筐”中的重要内

    容。

    从这样的角度上看自由，我便也能看清我自己的自由状况。

    我不是一个“没有职业的纯粹靠写作谋生的自由作家”，多年以

    来，我一直有一份简单的工作并能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这笔收入，差不多满足了我买书抽烟交房租的花销。但我想，这并不妨碍我参与讨论

    所谓“自由作家”这样的问题，尽管我也知道，“自由作家”这样的命

    名有多么言不及义。

    我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逐渐明确地认识到我应该往自己生命的“箩

    筐”里装什么的。在那之前，我比后来幼稚和贪婪：幼稚表现为我一直

    以为我能对民族呀国家呀阶级呀主义呀什么的负起某种责任，乐于去为

    大而无当的理想和一知半解的意义卖命献身；贪婪表现为我一直很看重

    人家分房子分官衔分职称分奖金时是不是能有我杯羹，因为那既是一些

    可以改善我物质生活的切实利益，更是我们社会里对一个人价值的确认

    依据，我曾误以为那依据也有些道理。结果现实生活及时地击了我一

    掌，从多个层面对我进行了教育启发，使我在大半年的阅读与思考后，找到了后来这十年里我充填自己生命“箩筐”的新的态度和新的方式。

    我认为，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只是感官，能尽情享受我的感官，特别

    是尽情享受我心脏所释放的种种感觉，差不多是我唯一的需要，而身心

    自由，则是保证我得以有一个较高享受质量的唯一条件。在我的生存实

    践中，我发现我所找到的新的态度新的方式，很合我胃口，能给我带来

    多项收益，而它的最大好处，就是让我越来越抵达了自由而远离了不自

    由。现在我已经把自己想明白十年了，我不知道，老天爷为我定做

    的“箩筐”还剩有多大的空间余地，但我想，不管它要在一年后封顶还

    是一百年后封顶，我都愿意用我现在的态度和方式去填充它。

    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喜爱文学，热衷写作，一直在追求一种人与文双

    重自由的美妙境界。可在前十多年里，民族国家阶级主义这个写作的出

    发点和房子官衔职称奖金这个写作的落脚点，像一把双刃剑那样砍削着

    我，把我雕塑成了一个带镣的舞者，我那种看去中规中矩的生活和写

    作，完全被安置在一个虚假暧昧的境地之中，我根本就没什么自由可

    言。可这十年，我对我和我的写作都有了一个基本的定位，写作，已经

    变成了一桩像生理需要或心理需要那样只与我身体发生关系的事情，于

    是我发现，属于我的世界反倒广阔清晰了。这样一来，虽然我还是经常要被“自由”这一类辉煌字眼搅得心绪不宁，但我已很少再考虑我自己

    的自由问题。我的意思是——不怕你说我自作多情或伪装深沉——我现

    在想的，更是人在天地间，人在社会上，人在人群中，人在自我里的自

    由问题；而那个人，则可以是我，更可以是古今中外黑白黄棕所有的

    人。

    我除了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还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小说写

    作者，但不管作为一个普通生命，还是作为一个经过社会分工被划归

    到“作家”圈中的小说写作者，我都对自己具备了自由的起码条件感到

    满意。就客观因素说，首先我拥有充足的时间，由于我已经有能力排除

    掉任何我不喜欢的事情对我生命的消耗，所以我的全部时间，都可以用

    于满足饮食男女读书写作这些我唯一想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再同流

    合污和自取其辱，使我获得了绝对的自我支配权；其次我的工资和稿费

    能为我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而我那为数极少的三五亲人，不光从不

    在经济上给我增加任何麻烦，还都乐于在我购房子买电脑外出旅行这样

    的关键时刻实施赞助，使我在生活上没有丝毫后顾之忧。就主观因素说

    呢，首先写作是我最热爱的事情，写完了没处发表也热爱，发表了没有

    稿费也热爱，读者看了骂我写的臭还是热爱；其次我想写的东西源源不

    绝，有趣的故事呀，好玩的想法呀，既清楚又模糊的字词句呀，它们每

    时每刻都在我脑袋里喊着叫着要夺门而出，甚至我已经意识到了，即使

    有一天，日益严重的颈椎病不再允许我把它们变成文字，我只能在脑子

    里边阅读它们，它们给予我的愉悦仍将妙不可言；还有就是，我这人无

    党无派，不社不群，少师少友……我认为，这样一些充分的主客观因

    素，足以成为我自由的根脉，而我作为一株自由之草能在风霜雨雪中自

    得其乐，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对了，我的自由是在自得其乐中体现出来

    的，我一向把自得其乐看作人生的一重至高境界，并固执地认定，自由

    是抵达它的唯一途径。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我所罗列的那些能让我自得其乐的主客观因

    素，实在脆弱得不堪一击，因而它们托举出来的那一片自由，充其量只是一块易碎的玻璃，一粒来路不明的小石子就能把它打得七零八落。我

    知道，除了赤膊上阵的强权政治可以使人丢掉自由，各类隐迹潜形的物

    质的精神的利益诱惑也同样会让人远离自由，自由的敌人无所不在且能

    量巨大。但我却愿意这样看待自由这块易碎的玻璃：只要有生命之光的

    灼照辉耀，一大块能熠熠闪烁，一小块也同样晶莹四射。

    在我看来，自由作家这样的名号，既不是荣誉头衔也并非贱蔑称

    谓，而应该是给予一切用自己头脑思考、依自己意志行文的文学写作者

    的中肯判断，它最终要实现的，必须是自由写作。自由写作指向一种纯

    洁的精神，听命的是一颗不羁灵魂的召唤与指引。因为任何来自外部的

    蛊惑与压迫都不是改变内心色泽的理由，所以，自由写作绝不存在双重

    标准，也没有随意伸缩的上限下限。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外在自由可

    以是变量、是有条件的，但内在自由永远应该是常量、是不许讨价还价

    的。我的意思是，自由并不是个多少的问题，而是其强度大小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举一下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例子。

    流传至今的刘禹锡诗文为数不少，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在艺术追求

    上能保持自己独立风格的人。刘禹锡与韩愈、白居易等声名赫赫的诗文

    大家都交情深厚，也了解他们的艺术流派势力强大，甚至在唱和诗里，他还能惟妙惟肖地仿效白居易的诗风。但在自己的写作中，他却始终恪

    守自己节制约缩的艺术表现手法，直至创造出一种民歌风的新体裁。但

    我要说的，并不是刘禹锡如何尊重自己的艺术追求而自创新体，而是要

    说，他对自己政治信仰那种一以贯之的忠诚态度。八〇五年，刘禹锡因

    政治革新失败而遭到贬谪，落魄十年后方被召回长安。照理说，为官从

    政者曲意媚上天经地义，若刘禹锡从此就摇尾乞怜了也无可厚非。可十

    年落魄的刘禹锡却信念不改，不光在心里依然不买当朝权贵的账，在笔

    下，还写出了那首明知会获罪却仍要一吐为快的《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

    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

    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样一来，他的归京之日，自然也就成了

    他的再度受贬之时，他的斗争换来的是他的自由又遭到新的剥夺。然而事情没完。八二八年，即刘禹锡上次回京二度获罪的十四年后，他又一

    次奉召重回长安。这一回，这位年已五十六岁的流离之人，面对掌握他

    生杀大权的权势者们，是不是能变得圆滑甚至卑琐呢？没有，刘禹锡没

    变，他二度归京后，立刻就痛快淋漓地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重

    提旧事，再昭心迹：“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

    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是一个何等豪迈潇洒的“前度刘郎”啊!

    有了这样一种历二十四年厄运遭逢却信念不改的精神力量，刘禹锡作为

    一个痴迷语言的艺术家，在强大的韩、白诗文成就的阴影里仍能自成一

    格独创新体，也就不足为怪了。

    心灵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心灵自由，身体的自由写作的自

    由发表的自由就都是空话。

    对于任何一个渴望实现自由写作的人来说，实现自由写作的过程也

    都是一个增强抗干扰能力的过程，因为许多干扰自由写作的因素都是防

    不胜防无孔不入的：推开了政治干扰还有经济干扰，脱离了体制干扰还

    有市场干扰，挣出了物质干扰还有精神干扰，免除了婚姻干扰还有血缘

    干扰……但是，千万不要把抗干扰的过程理解成为逃避的过程。抗干扰

    的过程更是拒绝的过程，而拒绝则是主动的选择，是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只有有选择能力的心灵才会与自由结缘。至于被动的逃避，即使获

    得了自由也没快乐可言，况且那样的自由是否真有生命力也值得怀疑。

    要知道，不论打右派蹲牛棚的折磨还是买轿车购华宅的诱惑，不论文载

    道诗言志的鼓动还是评优秀获大奖的吸引，都是非常好对付的，任何外

    部强加的干扰都好对付；最为艰难的，只是怎样解决掉自己内心中的内

    部干扰，解决掉自己对自己的干扰。一种连写作本身都构不成干扰的写

    作，才是真正的自由写作。

    如何实现自由写作，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做的，在我，由于写作已

    经成了我感官享受的一个部分，而我的生命“箩筐”在盛装自觉主动的

    填充物时，又只接收能够激活我身体的东西，所以，我有理由认为我所

    从事的写作抵达了自由的境地。至于以后，我该怎样依据我的生存信条与艺术标准把我的自由写作进行得更加尽善尽美、纯粹洁净，那就是另

    一篇文章涉及的话题了。我的女性观

    我最早对女人产生兴趣，是一九六九年前后，那时候我不足十岁。

    在那之前，我倒是早就分得清男女，知道我和我爸是一回事，我妈

    我姐是另一回事，在学校，还知道坐同一座位的男生女生不能“过

    界”。但也仅此而已。事情悄悄地发生变化，源于我爸变更了工作单

    位。我爸原来在出版社工作，可沈阳南湖的工业展览馆改号易帜办成了

    专门歌颂毛泽东丰功伟绩的“红太阳展览”后，我爸被派到那里去负点

    小责。那时候，我是一个嘴馋的男孩，为了逃避家里的窝头咸菜，就经

    常追随爸爸去红太阳身边混“政治饭”吃，结果，展览馆这台冷酷的阶

    级斗争拓荒机，竟阴差阳错地开启了我的性别意识，把一颗温情的种子

    撒进我心田，使我从此懂得了爱恋女人。

    那会在我爸手下，充任展览解说员的，是一群有别于我的女生同学

    和邻居阿姨的“另类”女人(现在看来，其实二十上下的她们也都是孩

    子)，她们不叽叽喳喳或野蛮粗俗，不瘦小枯干或臃肿蠢笨，她们个个

    模样漂亮、体态婀娜、说好听的普通话、按照那个时代的时髦标准穿着

    打扮。后来我想，当时我那么愿意去展览馆，除了愿意吃展览馆食堂的

    白馒头外，再就是去看那些解说员了，甚至一段时间后，我去展览馆的

    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在摆满毛泽东的图片、画像、雕塑的展台间，和解

    说员们谈天说地，嬉戏玩闹。肯定与负点小责的爸爸有关，那些女人味

    十足(与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女人比)的解说员们虽然清高骄矜，却都愿

    意和我交往，她们与我藏猫猫、过家家、背绕口令，兴会淋漓时，个别

    人还敢于偷偷模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夸张地搂我，吃力地抱

    我，莫名其妙地与我贴脸甚至亲嘴(我那时白皙文静腼腆，会背的诗词

    已超过百首)。至今我也想不明白，她们在与我打成一片时，除了认为

    我是个可爱男孩，是否也意识到了我还是男人。反正我意识到了，她们

    是女人，而且她们这些女人的体味和怀抱，还有着与妈妈的姥姥的体味

    怀抱大异其趣的神奇美妙与舒适温暖。这样，她们的体味和怀抱便帮助

    我完成了人生长途中的首次自我确认(下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使我这个混沌男孩，眨眼之间就变成了男人。如果我的记忆无大出入，我认

    为，我作为男人首次出现的勃起与梦遗，应该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当然

    由于“身在此山中”的缘故，那时我只顾享受解说员们给予我的身心快

    乐了，无暇对我何以会快乐想得太多；直到一九六九年年底，爸爸被赶

    往农村劳动改造，我再不能去展览馆与解说员们打成一片了，我才一边

    承受着情感失落的巨大打击，一边开始艰难而懵懂地去感悟女人，以及

    感悟与她们有关的一切事情，直到现在。

    现在，回头检索三十年前情感欲望的微妙变化，梳理和辨析一个少

    年人似是而非的性心理状况，我得承认，我很难保证其间不无想当然的

    成分，夸大其辞的演绎与轻描淡写的遗漏都在所难免。比如，有没有搞

    乱逻辑上的因果顺序，我就叫不太准：是与解说员们的亲近关系催生了

    我初萌的性意识呢，还是性意识的萌动使我把我与解说员们单纯的孩

    子成人关系篡改成了暧昧的男人女人关系？要知道，作为一个十岁的

    孩子，即便有点早熟，我的经验储备和认知能力，也不足以帮助我理智

    透彻地判断女人。我对自己的十岁没什么把握。一个男人谈论女人，总

    得活过了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才能有点资格吧，甚至仍没资格。

    我现在活到四十岁了，可我发现，我对自己有否资格谈论女人仍无

    把握，女人于我，已经越发是镜花水月了。若一定要把我的肤浅观点提

    炼出来，我也只能说，女人是滋养我生命的最重要的两种养料之一；另

    一种是小说。

    说滋养我生命的养料是女人和小说，即使用“最重要的”限定一

    下，听上去也像是谎言，容易让人从多个角度提出质疑。好像是这样。

    但别误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像粮食，像睡眠，像居所，尤其是像金

    钱那样的生活必需都不重要。不，我很清楚，它们重要，在许多时候，在更多的时候，它们都比小说和女人重要得多。但在此我让它们退居二

    线，却不是为了自欺欺人，或矫情拿捏装痴卖俏。毕竟我早过了十岁那

    样的蒙昧年龄，连二十岁三十岁那样的草率年龄偏激年龄都过完了，我

    自觉我已能比较理性地了解自我把握自我，我估计，我现在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接近或属于成熟结论。一个人的生存理念，不能凌空蹈虚，总

    要以他的价值观和幸福观作为依托，而具体到我身上，那些对我来说有

    价值的和幸福的事，我认为，就是当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在一个较

    低层面上得到解决后，在许多时候，在更多的时候，我能较多地获得一

    些既有物质意义也有精神意义的生命体验：比如与女人恋爱(我一厢情

    愿地单恋单爱也算)，比如写作小说(也包括了阅读小说思考小说和谈

    论小说)。别人也许不这么看，不觉得既有物质意义也有精神意义的事

    情就一定重要；没关系，我说的是我的观点。别人也许认为恋爱和小说

    也都只有单一的品质，只有物质意义或只有精神意义；也没关系，我是

    在说我的理解。

    小说为什么会成为滋养我生命的重要养料，我不想多说，它属于其

    他文章谈论的问题；现在我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我把女人当成滋养我生

    命的重要养料。

    说到这里我需要岔开一句。从我的表述中，你或许嗅到了一丝自以

    为是的大男子主义的恶俗气味，好像那些有着鲜嫩肉体冰雪灵魂的活生

    生的女人，在我这里，已经与粮食、房屋、金钱、即或是小说，这些僵

    死的无生命的物质成了没有差异的同一类“东西”。是的，我是这么看

    的，但这跟大男子主义没有关系，也不是对女性的挖苦轻慢或者亵渎

    (本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我一般倒更不吝啬挖苦轻慢亵渎男

    人)。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比较自我中心，向来觉得在我之外的宇宙

    社会、人群事件，只有对我发生影响时才有意义；否则，在我的感知兴

    趣之外，一个天才的诞生与一片树叶的飘落，一个国家的分裂与一对情

    侣的交媾，其间没有任何区别。当然了，在我把人，把蝼蚁，把河水的

    流动与灰尘的覆盖做等量齐观时，我自己也早就是天地间一个普普通通

    的存在物了。我和我头上飞翔的蚊子与桌上精巧的笔记本电脑，不过都

    是进化的结果，所不同的只是，我进化成了我的样子(包括相貌也包括

    思想)，它们进化成了它们的样子(包括外形也包括功能)。

    可是，为什么我偏要把女人当成滋养我生命的重要养料呢，为什么不是蚊子或电脑？这很好联系。你知道的，我没说我看重被蚊子吸血或

    上网聊天这样的体验，我看重恋爱；而我是一个异性恋者，只恋爱女

    人，这样女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格外高大便理所当然。事情明摆着，若

    我选择垃圾，选择猫狗或男人作恋爱对象，那么垃圾猫狗和男人，在我

    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会渺小。我这人很自尊，其表现形式为，既尊重我所

    做出的一切选择，也尊重我的选择对象。你如果认为我把女人摆到一个

    高高在上的位置上加以赞美，也是为了曲线自诩，我不会否认，弦外之

    音正是我热衷追求的言说效果。

    我也知道，许多男人赞美女人(拐带得许多女人也人云亦云)，都

    不使用我这样的理路口径。他们盛赞的是女人如何真善美，如何能无条

    件地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包容一切原谅一切，说女人多爱心有母性，像

    大地一样宽厚仁慈。可我对这样的赞美不以为然，还总要拿小人之心揣

    度君子之腹地觉得，他们那赞美，对女人来说是口蜜腹剑的捧杀手段，而对男人，则能翻译成交头接耳时的私房恶语：你不论怎么得罪女人也

    没关系，反正她总会护犊子般地“爱你没商量”；即使你玩命地折磨她

    榨取她损害她，她也能无怨无恨地托着你捧着你，绝不忍心把你甩到外

    太空去。其核心意思可归纳为：女性属群是集体傻瓜。

    那么，女人值得(男人)赞美爱恋，靠的就是这傻瓜特质吗？难道

    男人不值得(男人)赞美爱恋，是因为男性属群代表假恶丑，男人全都

    好吃懒做拈轻怕重心胸狭窄品行卑劣吗？我不同意这样推论。我也是男

    人，我觉得，我可从来不少爱心缺母(父)性，我甚至还宽厚仁慈得如

    同蓝天呢。这么说吧，女人身上的傻瓜特质，不论价值连城还是一文不

    值，我同样具备。我把女人这个性别属群看得重要，没那么多冠冕堂皇

    的高尚理由或阴毒念头——或许也有过，先哲睿语与世态表相，都能以

    假乱真混淆视听；但现在没了——我之所以赞美女人爱恋女人，最根本

    的一点，就是女人能影响我的大脑皮质活动肾上腺素分泌和体内化学鸡

    尾酒的调配组合。我这个人，喜欢快乐，作为判定我是否快乐的标尺准

    绳，就是某事某物能否让我心脏产生那种带有疼痛的强烈悸动；若心脏有了那样的悸动，我就能活得理直气壮，反之则如同苟且偷生。而以我

    的经验，多少年里，只有女人和小说，小说和女人，以及与她它们相

    关的一切，才能(以一种排名不分先后的次序)给我的心脏带来那种灵

    肉具颤的神奇刺激，也正是有了此等依据，我才创造了我的“养料学

    说”。几年以前，我发表过一篇小说，名字就叫“为之颤抖”，那种颤

    抖的感觉，美不胜收妙不可言。

    还是不说小说，光说女人。在我认识的男人里边，好像真没有厌女

    主义者，不光不厌，还都喜欢，至少是需要吧。当然每个人喜欢或需要

    女人的理由各有不同，这导致了他们对待女人的态度也五花八门：有的

    垂涎三尺，一脸下作；有的由衷欣赏，怜香惜玉；有的表面上不动声

    色，心里边欲念翻卷；有的玩笑中咄咄逼人，私下里恭敬有加；有的热

    衷于掰着手指头数数，如同贾母一语道破的那样，“见一个爱一个”；

    有的“三千宠爱在一身”，好比脸色一变就赐美人自尽的“痴情”皇

    上，以一当十；有的把女人理解成优雅的化身，有的视女人为最好的玩

    物，有的看重女人的花瓶特点，有的突出女人的工具性能……种种理由

    是罗列不尽的，而且各种理由还常常要纠缠在一起交叉渗透。那么在我

    看来，怎样的女人能让我悸动呢？不是我耍滑头，要做出标准答案，一

    时我还真难一言以蔽之。只是我知道，一个女人要是只会无条件地吃苦

    耐劳忍辱负重，包容一切原谅一切，那我看她，就没什么感觉，顶多有

    些怜悯同情，就像怜悯一个认为公道可以主持正义的书呆子，同情一个

    坚信权力能够代表真理的天真汉。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包容一切原谅一

    切，它们可以是我妈的品质我姥的品质，但女人若就因了这样的品质体

    现价值，至少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妈妈我姥

    姥不是女人；她们是，她们在她们的男人眼里，还都是些挺棒的女人。

    我把她们划出去另算，是因为我与她们间牵拉着一条血缘的脐带，她们

    在我眼里，便只能是女亲人，女先人，而她们身上的女人特质，则必然

    受到遮蔽抹煞；毕竟我只是在血缘概念上才是个别女人的儿子孙子，我

    更主要的角色是个独立的男人。所以，我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在普遍意义上与我处于对等地位的生理解剖概念上的女人。

    我的话似乎越说越直白了，很容易授人以低级下流之柄：闭嘴吧，你这个发情周期以年计算的动物，你爱恋女人，只不过是基于性的原

    因。怎么说呢？这样总结我大体没错，让我不能苟同的是，性的原因在

    我这里属于高级和上流。

    多年以来，我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快乐感受，都离不开女人，因为有

    了女人，我的生命才真实可感，我的生活才多彩多姿，我也才能在奥勃

    洛莫夫与西西弗斯这两个榜样之间选中后者。但以前，在我以为(以不

    诚实为前提)面具与脸皮是同一件东西时，对此我总羞于启齿；现在我

    能分清它们是两回事了，于是，我也就不介意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和解剖

    自己严于解剖他人了。要知道，作为一个人，我所充当的其他角色，都

    是变动不居和简化片面的：上学时我是个读书的人，工作后我是个做编

    辑的人，在强权的威慑下我是个没有思想的人，在婚姻的研磨中我是个

    丧失个性的人……而只有“性的人”(借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名字)这

    种角色，才会陪我始终伴我永远。它与我结合，比小说还早，它离我而

    去，大约又会比小说更晚。以性为出发点去看我自己兼看女人，怎么看

    我们都是天造地设的统一整体，纯洁得没有一点瑕疵；可一旦把女人看

    成别的，即使只把她的性器官看成别的，比如看成政治砝码或牟利商品

    或交际工具，那我也会觉得受到玷污的不光是女人，也包括我。我不愿

    意自取其辱，我内心的感受高于一切。因而，我认为我没权利表里不一

    地绕性而行，我负有擦亮性这盏导航灯塔的义务责任。

    强调一句(我冒着画蛇添足的危险)，我所理解的性是肉体与精神

    的和谐律动，性交只是抵达性的途径之一。

    我对女性的观念，在早已确定了热爱赞美这个大主题后，也走过一

    条曲折弯路。前边我说过，与女人有关的那些高尚理由或阴毒念头，我

    也有过；再有就是，以前我还有过与假冒伪劣的贾宝玉们呼朋引类的伪

    善历史。那种时候，若女人有了缺点毛病，我坚决舍不得攻击谴责，而

    只惋惜她枉具女身却异化成了男性。其实，真贾宝玉的观点虽然确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那也是要加些注解旁白才能服人的，因为说女子清

    爽，可并不一定是说某一个具体的女人，比如江青吧(如果她确如传媒

    报道的那样)，“搅得周天寒彻”(毛泽东语)时也清爽若水。

    这样我似乎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说女人是滋养我生命的重要

    养料，可我并不是在具体地指称哪个女人，因为若具体，首当其冲的理

    应是我妈。我妈不光给了我生命，还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我成人，我敢

    说，若现在我不小心当右派了(我一般不会犯别的错误)，而这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能对我相濡以沫，那准是我妈。但如此望文生义地解析阐释

    我的“养料学说”，又非我本意。我的困境在于，作为一个单一的个

    体，我没办法与女性这个性别属群对峙或对接，把我与女性性别属群联

    结起来的，只能是一个个姓张姓李的名三名四的具体女人；可这么一

    来，在物质变精神后精神还得再变回物质，那个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的

    轮回圈圈，便不能不让我略感气馁。

    我得承认，精神一摇身变回物质，就不那么有趣了，至少，其缩减

    之后的有趣之处，已逼仄拘泥，再不会像三十年前展览馆解说员们的体

    味和怀抱那样神奇美妙舒适温暖。对此我只有徒发感慨，如果总能用十

    岁的眼睛去看女人，那多好呀。可“回归种子”(借用卡彭铁尔的小说

    名字)的情结太学究气，光提出了问题却无力解决，要摸着石头涉水过

    河，我就必须直面其势汹汹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是一种这样的

    情形，尽管女人的属群形象在我心中始终高大，可当她们作为具体的性

    别对象作用于我时，随着她们间接和直接冲击我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发

    现，她们个体身上那种能滋养我的养料成分含量却越来越低。比如吧，念书时，我通过阅读小说，为自己寻到的养料之一是间接冲击我的作家

    丁玲。记得有人以少见多怪的口气说到她与丈夫的年龄差时，我曾冲动

    地表示，丁玲这样的女人青春永在，虽然我比她小得更多，若她接纳

    我，我依然会毫不迟疑地应招而去。可是后来，我抛弃了她。抛弃她的

    原因不是年龄差距，不是地位容颜那类问题，而是因为她的文章。她的

    文章使我感到，再继续从她那里汲取营养，我完全可能也面目全非。再比如，几年前，我通过身体接触，为自己选择的养料之一是直接冲击我

    的……这我就不想详述细说了，我不能在厚着脸皮自曝隐私时，还捎上

    别人。好在我的意思也大体清楚了，在那个抽象的属群意义上，一个女

    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都能在我的主观观照下，以精神的方式内化为

    让我甘之如饴的美味佳肴；但作为具象的社会一分子，作为一个作家一

    个政客一个商人一个职员，她多么完美，也只能外化为一个客观的物质

    实体，要与男人，与猫狗或垃圾一样，接受我一视同仁的化验解剖：有

    的惹我垂涎，有的令我作呕，更多的让我眼口肠胃都没感觉。这很正

    常，毕竟除了性器官我还有些别的，女人也一样，除了性器官也有些别

    的。所以，不论“现实主义冲击波”多么强大，我都认为保持头脑清醒

    不算落伍。当女性性别属群由一个个姓张姓李的名三名四的具体女人出

    任代表时，即使她的鲜嫩肉体冰雪灵魂有某级组织做过鉴定，也不能代

    替我对她养料价值的甄别审核，剜到筐里就是菜的轻率行为已不属于我

    了。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她是我的养料，而不是某级组织的养料。

    听我这么口吐狂言，大概有人要嗤之以鼻了：你还挑三拣四呢，别

    自作多情了吧，人家女人，根本就不屑作你的养料。是有这可能。但实

    在对不起，不管个别的她还是属群的她们，既然生为女人了，生为一个

    有可能走进我眼走进我心的存在物了，那当不当我的养料可是由不得她

    的。这就好比，我的小说发表出来，读者偏要拿它当色情手册或道德守

    则，难道我能管得着吗？事实是，我的“养料学说”主要是我自己的读

    本，更多的时候与他人无涉；若有涉，向内建立也是我的工作重点，向

    外寻取只起辅助作用。

    我一向认为，由于进化的同步，男人也好，女人也罢，从本质上说

    都没什么两样，两者拥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就说明了问题：人。若一定

    要刻意把男女特点对立起来，在我看来，那至少有牵强附会之嫌和为我

    所用之意。比如，在这个男人窃取了主宰权的世界上，社会规约和文化

    习俗，一般愿意这样划分两性的势力范围：男人应该争强好胜，女人则

    要随遇而安，女人若争强好胜就面目狰狞了；男人应该刚毅果决，女人则要优柔寡断，女人若刚毅果决就情薄义淡了；男人应该标新立异，女

    人则要诚笃虔敬，女人若标新立异就淫猥邪恶了……可实际上，这种利

    用女性生理特点与遗传法则而约定俗成的欺世戒条，完全是洗脑毒心的

    陷阱骗局。男女是有别，可那别，差不多也就是两者间撒尿方式各有不

    同之类的别法，而绝非男主女次男重女轻男贵女贱男智女愚那样的别。

    我们只须略加观察，就能窥破这样的事实：男人一干不成事情了，就说

    女人是祸水，男人一俗常平庸了，就说女人“无才便是德”，男人一阳

    痿早泄性无能了，就说女人红杏出墙水性杨花天生是贱货。可殊不见，当女人争强好胜时，当女人刚毅果决时，当女人标新立异时，被反衬出

    面目狰狞情薄义淡淫猥邪恶的，恰恰是一群干不成事情又俗常平庸还阳

    痿早泄性无能的卑琐男人；而女人，一旦用争强好胜刚毅果决标新立异

    这样的饰物武装起来，她们与生俱有的聪慧高贵坚定顽强与温柔美丽，就会格外地风采无限魅力无穷。当然也有许多女人，甘愿随遇而安优柔

    寡断诚笃虔敬，自觉地拜倒在男人的长筒裤下当“第二性”，但那至少

    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围以内，主要是她们自己的原因。不是更有许多男人

    也乐于为奴安于受辱吗？他们也许不是针对女人的“第二性”，却完全

    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第二人”，同样的甚至更加的可悲可叹。

    我不管男人，只论女人。对我来说，女人的确是性的符号，是她们

    的性别之根生成了她们的养料之果，才使得我这个男人能在她们的滋养

    下茁壮成长，才使得我的心脏能持续不断地享受到那种带有疼痛的快乐

    悸动。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不论生理的遗传的女人

    多么值得我热爱赞美，她们也终究还是社会的文化的人(而不仅仅是性

    别概念上的女人)，于是当我判断她们的价值提取她们的意义时，便也

    就逃不开社会的文化的通行标准，即男人女人的共同标准。这样的结论

    不那么浪漫，但没关系，没人能拔着头发一飞冲天，我不是早就在展览

    馆的解说员那里承受过情感失落的巨大打击吗？我的女人，她们是人，并且首先是人，她们不需要得到有别于男人的特殊待遇，即使这待遇是

    真诚的生殖崇拜而非虚伪的女士优先。自然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男女天生就是冤家，顶好也是欢喜冤家，在永无休止的两性战争中，她

    们始终是男人(我那个属群)针锋相对的对手和你死我活的敌人。结论

    是，为了男人的扬眉吐气，不能让女人解放翻身。我不认为这样的说法

    没有道理——不包括结论，这道理至少可以证明，世上的女人，绝不会

    一律成为权力和金钱包租的“二奶”；另外，我也从没说过我的养料就

    是真空袋里的无菌食品，只给了我清香而没给我辛辣，只给了我甜美而

    没给我毒害，只给了我健康而没给我疾病。但我还是觉得，为了活得诚

    实清白，我和我的对手或者叫敌人，应该平等地厮杀搏斗，在同样条件

    下的灵肉交锋，才更符合自然的法则。否则，若我和我的对手敌人间是

    狼羊之战，是鹰鸡之争，那不论胜负，我都不会享受到心脏那种带有疼

    痛的快乐悸动。而我知道，若我的心脏不再悸动，我对快乐的感觉也就

    丧失殆尽了，可那样的话，我还有必要活下去吗？

    眼下我的计划是活下去。所以，我得说谢谢女人，当然还有小说。我与书

    善饮者称：杯里乾坤大，酒中日月长。这话说得漂亮。我不善饮，只爱文字，不妨照猫画虎地也替自己升华一句：书里乾坤大，读中日月

    长。这舌学得不够漂亮，就那意思吧。

    在我的长篇小说《证词》里，男主人公离家出走时，对他了解颇深

    的妻子给他写下了这样的忠告：“不论以后你干什么，我希望你都不要

    抛弃书。书这东西的好处在于：它既是你之外的别人、社会、世界，同

    时它又什么都不是。”这话也是我说给自己的。

    我平时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读书。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我的生

    活都较为规律，甚至说单纯或单调也不过分：每天的时间，除了要在床

    上和饭桌前消磨掉一半，另一半，就用在了写作和读书上。我的颈椎病

    比较严重，不敢太久地伏案打电脑，这样，在写作与读书这两者中，分

    配给后者的时间就尤其富裕。经常有朋友在电话里问我在干什么，我总

    回答，读书呢，惹得朋友常起疑心，觉得我这人不大地道。谁都说刁斗

    写作的产量不低，可天天读书，小说都是什么时候写的？好像我是在用

    悠闲的读书掩盖辛劳的写作。其实我没有做秀的意思。我的生活，主要

    由读书和写作构成，这二者，同样要劳我筋骨耗我心血，但同样让我乐

    此不疲。我们不妨计算一下：一天写作七八百字，一年的产量就不该算

    低；而写七八百字，即使再加上思考和修改，也确实要不了太多时间。

    另外我也知道，别人在电话里问我干什么呢，那不过是一般的寒暄，我

    完全可以只回句没事儿也就行了；可我偏偏一本正经地告诉人家我读书

    呢，很容易被理解成我在装模作样地伪装高雅(假设读书高雅的话)，未免矫情做作。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在电话里如实告诉人家我读书

    呢，一来是我的潜意识要求我对一个并非见不得人的事实应该做出准确

    陈述，二来呢，也是我对读书之举的那种喜欢，已经有点像传教士乐于

    见缝插针地广布福音了。我的活思想是，万一别人与我通话以后，能受

    到启发也找本书看，那即是我给了别人一个好的影响。我认为，这样的

    影响相当于行善积德。我喜欢读书，不是坐在教室养成的习惯，也不是为了写作才发展出

    来的爱好；读书的乐趣，是少年时代的我继发现了自己奥妙无穷的身体

    奇迹后，所寻到的又一处快感源。我小的时候，家里别无长物，却存了

    几箱子书如同至宝，我受爸妈和姐姐影响，没事就到书本里玩乐一番，结果，三看两看就看上瘾了。

    照理说，那会我爸去农村走五七，我妈去工厂三班倒，后来我姐也

    下乡当知青了，在我那大字不识的姥姥的监护下，我若顺势就茁壮成长

    为窃国的侯或窃钩的贼，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当时的学校不正经上课，我学习再好，也显不出比别人高到哪去；可我恰恰是个喜欢出风头的早

    熟男孩，既然在班级里学校中没有更多露脸的机会，那么跑到社会上去

    抽烟喝酒打群架，去奇装异服追女孩，便成了我出人头地的唯一方式。

    所幸的是，由于我已经染上了读书的瘾，读书的瘾又生成了我似是而非

    的道德感与羞耻心，我便没做什么过头的坏事，也就是积累了一些窃国

    窃钩的粗浅经验。与此同时，书还让我有了另一种觉悟，在一些与书无

    涉的情境之下，使我看到，书所辐射出来的力量有多么强劲。比如，我

    读的书多，打架时便能有类似“四渡赤水出奇兵”那样的计谋，令那些

    长我许多的“大哥”都高看我一眼，尊称我为“刁参谋长”；再比如，我读的书多，就可以夸这个女孩像“夜莺”，赞那个女孩似“玫瑰”，还能给她们讲白茹银环林道静的故事，于是女孩子们看我的眼神就经常

    能泪水汪汪含情脉脉，让我心旌摇荡很是受用。等到后来，我这个中学

    教育基本空白的人却靠读闲书考上了大学，还因为喜欢读导致了喜欢写

    并因为喜欢写而混到了今天这个得以穿暖衣吃饱饭的地步，这都得感谢

    书的恩惠。所以，我让读书的嗜好在我身上薪继火传地发扬光大，绝没

    有半点伪装高雅或矫情做作的成分。

    我读书，主要是读各种小说，兼及文史哲类的其他著作，还有一些

    归属难定的杂籍异册。这么多年里，我从未感到过书源的枯竭，光我手

    头，可读之书就读不胜读。按说我年龄也老大不小了，可在我身上，为

    读书而废寝忘食的事仍时有发生。我读书，一般来讲目的性不强，既不是为了写作某个具体作品，也不是为了得到某种物质利益，更不是听从

    了某人的动员号召。比如读外语，它能解决我的职称问题，除了弄一虚

    名，工资也能再多一些，这理应成为我首当其冲的目的性阅读。可我觉

    得，读金庸读克里斯蒂更让我开心，而开心肯定比职称重要，所以我就

    不读外语光读金庸读克里斯蒂，不要职称光要开心。我这样描述自己，并不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书呆子形象，我知道那形象没

    什么光彩，我也没想骗一顶“精神王者”的冠冕戴到头上，因为我根本

    就搞不清楚何者为王。我读书，完全取决于我的生理需要或心理需要，完全是为了刺激心脏。我的意思是，从青春期开始，对“激动”这种状

    态我就格外喜欢，它让我快乐让我舒服，我渴望那种骚动不安的神秘感

    觉能源源不断；而读书，恰恰是能持续地让我内心骚动灵魂不安的事情

    之一，它丰富了我尊重和爱惜自己宝贵生命的方法手段。

    就此，我想说：读书是我的一大享受。但愿这样的表白不会被认为

    是我在往自己脸上贴金涂釉。

    刺激心脏的办法多多，像我前边提到的，抽烟喝酒打群架，奇装异

    服追女孩，都能给心脏带来刺激，而我这人，也实在是个有刺激就能快

    乐舒服的人。但我前边还同时提到，读书也让我有了些道德感与羞耻

    心，并且逐渐地，书还帮我为自己确立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生存原则，使我成了个很乐于在自我规范的框限下享受生命的人。这样一来，在我

    圈定的种种让我不至于逸出原则框限的享受方式中，读书自然就占据了

    重要的位置。但我必须强调一句，并非所有的书都能成全我的享受，满

    世界里，滥竽充数的书为数太多，它们只能降低人的欲望导致人的疲

    软。不过没人会因为空气中有细菌就拒绝呼吸，我眼前的滥竽再多，也

    不会干扰我的读书热情，要知道，多疯狂的采购员也不会买走商店里所

    有的货物。况且，一个能和书达成默契的人，起码也该算个聪明人吧，而聪明人，是不会受出版商的花言巧语与“护封评论家”的昧心之言所

    左右的，他能从感觉上就判断出某本书对他来说有无价值。

    我从书里得到的刺激，是多方面的。除了有趣的观念和阐释那观念的有趣方式，除了好玩的故事和讲述那故事的好玩手法，常常一个标

    题，一个作者名字，一个句子，一个情节，甚至一段空白或一串星号，就能诱我深入其中。比如有一本叫《福柯：思想肖像》的书，它的书名

    就让我兴奋，这除了对传主福柯我略知一二并颇有兴趣外，“思想肖

    像”也对我心思。当年我爸是吃哲学饭的，我小时候受他影响，对做哲

    学学问的人大有好感，而哲学是由思想酿造的，我还曾一度想让自己

    的“思想”也能放之四海呢。现在旧梦依稀，我的“思想”如烟似雾

    了，可福柯的思想却凝成了“肖像”，我觉得我完全有理由让它伴我一

    段时光。再比如，有一个英国人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可表现为“福特·

    马多克斯·福特”这样一种跌宕的形式，它呈现出来的回环顶针式的文

    字游戏特色，使我没法不对它兴味盎然。我一直以为，游戏文字是一种

    高级的智力活动，作为一个崇智的人，我写小说，理由之一就是我在对

    文字进行排列组合时，能感受到种种智性的妙趣。而现在，这个《好

    兵》的作者连名字都让我如此着迷，难道《好兵》还不值得我流连一番

    吗？“约珥拿起架子上的那件东西，仔细端详。他的眼睛涨疼。经纪人

    以为他没听见，又问：‘我们是否到后面看看？’就是做出了决定，约

    珥也不急于答复，他习惯在回答之前暂停片刻，甚至在回答诸如‘你好

    吗？’或者‘有什么新闻吗？’这类简单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好像话语

    是私人财产，不该轻易割舍。”这一段话，是以色列小说《了解女人》

    的第一自然段，它以一种压迫感让我呼吸急促。“她进来了，动作从

    容，庄重而不矫揉造作，小心翼翼，落脚轻盈(就像他所教导的)，不

    拖泥带水而且谨慎沉着，迅速朝揉乱的床单和衣服瞄一眼，犹豫一下对

    自己说，不行，得再来。她进来了，动作从容，庄重而不矫揉造作，小

    心翼翼，落脚轻盈，不拖泥带水，既不手舞足蹈，也不摇头晃

    脑……”这一段话，是美国小说《打女佣的屁股》的开头部分，它用一

    种荒诞感让我神志迷乱……对不起，篇幅有限，我并不想靠无尽无休的

    抄录举例，来说明什么书或什么文字能给我的心脏带来刺激；我顺嘴提

    到上述作品，只是这几本书，刚好是我最近正读的，它们分别放在我的枕头边，书桌上，沙发旁，厕所里。

    书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精神结晶体，“它既是你之外的别人、社会、世界，同时它又什么都不是。”但说到底，读书的行为，也不过是一种

    平凡质朴的个人爱好，与喜欢养花或喜欢喂鱼没什么不同。我之所以不

    谈养花也不谈喂鱼，是因为我既不养花也不喂鱼，我只读书。可话说至

    此，有一个小小的悖论又凸现了出来，不管我读书多么没有功利用心，我的话，也还是有些难以服人：毕竟我是写小说的。好在这一点我早想

    到了，我想用一句题外话来提出反问：写小说，难道就是件功利的事

    吗？照我的理解，写作也如养花喂鱼，同样是平凡质朴的个人爱好，其

    纯粹度，应该与阅读的纯粹度有相等的标高，因为它们首先都属于为了

    满足个体生命需要而外化出来的刺激性行为。倘若阅读和写作不能给我

    们自身带来生理心理的骚动不安，不能让我们心脏的悸动传导出快感，那么写作也好，阅读也罢，岂不都成了没有色情滋润的婚姻生活。所

    以，在我这里，由于阅读和写作还有符合我生存原则的歌哭悲喜和苦辣

    酸甜，都已经成了刺激我生命的基本元素，这时若说我的阅读与我的写

    作有这样那样的互动关系，我也可以首肯认同。阅读与白日梦

    十多年前，有家时尚杂志做我的报道，其中有个环节，需要我在一

    个拟有近二十个问题的固定表格上填写答案，星座怎样血型如何，喜欢

    什么颜色中意哪类异性，等等。那种表格比较八卦，是给演艺或体育明

    星量身定做的，让一个写小说的也披挂它，显得不伦不类——小说读者

    关注作者，与饭厮痴迷明星不一样吧？可既然接受了人家采访，就不好

    破坏人家的规矩，虽不情愿，我还是回答了那些问题，只是，有些问题

    答得敷衍，甚至轻佻。但有个问题，我答得看似轻佻敷衍，实则倒是认

    认真真：

    问：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答：做白日梦。

    是的，做白日梦，或叫胡思乱想，或叫浮想联翩，或叫思考、或叫

    琢磨，我一般将其称之为想事儿：想我如果是个会飞翔的隐身人该干些

    什么，想公平和正义哪个价值更大并且为它们排序是不是阴谋，想我若

    彻底放弃对职称的欲求，内心是否真能清静，想广受赞誉的《朗读者》

    (本哈德·施林克)与《追风筝的人》(卡勒德·胡赛尼)那类小说，何以在我这里只能当旅途读物却不能成为枕边读物，想……想事儿，这

    的确是我最钟爱的事儿。如果把我睡觉之外最常态的生活分成四份，应

    该是十分之四读书，十分之三想事儿，十分之二写作，十分之一操持其

    他。

    梦是一种生理现象，与打嗝放屁没什么区别。但我又认为，梦还是

    情感是否充盈与思想是否活跃的表征与折射，是一项与死颉颃的生命奇

    迹。爱也是。我不赋予上行的嗝与下行的屁任何微言大义。梦以诡异、荒诞、非理性、反逻辑、没有规律和不负责任作为特点，允许卑微和丑

    陋扬眉吐气，放任淫猥和凶残恣意横行。但它又含蓄，隐晦，洁身自

    好，自给自足，只在缥缈的精神世界丰富人生自由人性，不去呆板的物

    质世界制造混乱滋生罪恶。至于有人以梦营私，比如传布汉高祖刘邦他

    妈生他之时梦到了什么预示了什么，或我小学同学傻柱子他爷弥留之际梦到了什么说明了什么，都与梦无涉，是梦外的手脚。也就是说，即使

    有些梦衍生了孽端引发了灾厄，也过不在梦，而在解梦者与信梦人。我

    不想说弗洛伊德也是刘邦他妈或傻柱子他爷，但他对梦的过度阐释，我

    从接触那天起就只当笑话。为无羁之梦铺轨道设航线，本身就是看低了

    或庸俗化了神秘的梦，如此那般反刍的梦，只能与无知接轨与蒙昧通

    航。顺便说一句，对给过我并仍在给我诸多启示的弗洛伊德，我从来都

    感激不尽，我现在作文的这个题目，就来之于他的恩惠：《作家与白日

    梦》，这是他一篇文章的题目。

    有本小说叫《梦幻宫殿》，讲述一个极权国家，如何通过设置管理

    睡眠与梦幻的机构，去控制与镇压自己的国民：请像纳税一样，向国家

    上报你的梦吧，国家将通过为你释梦，判定你忠诚还是忤逆。我最初听

    说这本小说，不知道它的背景是奥斯曼帝国，还以为写它的是中国作

    家，比如死去的王小波，比如活着的阎连科。不是，它的专利，归阿尔

    巴尼亚人伊·卡达莱所有。我略感遗憾。也没特别遗憾。《美丽新世

    界》(阿道斯·赫胥黎)和《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的作者还都

    英国人呢。毕竟，阿尔巴尼亚这只巴尔干半岛的社会主义雄鹰，与中国

    有过连体婴儿般的兄弟情同志谊，制造“梦幻宫殿”不算剽窃。后来得

    知那书命运坎坷，我的遗憾就更没有了，还很民族主义地暗自庆幸，因“释梦”而噩梦加身的非我同胞。我看怕了胡风坐牢与老舍投水那样

    的悲剧。

    我的心理很阴暗吗？二十多年前，也就是阿尔巴尼亚政府宣布《梦

    幻宫殿》为禁书和卡达莱背井离乡的那些年头，也是印裔英国小说家萨

    尔曼·拉什迪隐名埋姓东躲西藏的梦魇岁月。他的小说《撒旦诗篇》，惹恼了当时的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霍氏的一纸追杀令，让拉什迪逃到

    天涯海角都睡不踏实。我也惦记他，但想得更多的，还是中国作家。李

    建彤发表小说《刘志丹》后，也惹恼过当时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毛氏利

    用“利用小说反党”的著名论断，不仅将李建彤及其一批党内高官斩落

    马下，还顺势将大部分中国小说打成毒草，只赐予个别图解政策和歌颂领袖的宣传材料以香花的美名。好在宗教裁判所的勾当太老鼠过街，如

    今拉什迪已逃过劫难，李建彤也早就得到了平反，我这杞人，或可该做

    南轲梦了。

    久病成医，久梦得道。看得多了想得多了，我方知道，古往今来

    的“梦幻宫殿”，不论堂皇还是简陋，都与过日子的仓储库房没什么两

    样，好坏美丑，正邪是非，它收罗它们一视同仁。上帝眼里无善恶，天

    地视万物为刍狗。

    借助书本，我收罗过许多有趣的梦，其中有两个，尤其让我迷恋不

    已。一是英国诗人柯勒律治那醍醐灌顶的惊天一问：一个人在睡梦中去

    了趟天堂，别人给他枝花，以证明他确有此行；他醒来后，发现那花果

    然在手里，那么，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另一个，是阿根廷小说家博尔

    赫斯的短篇小说：《两个人做梦的故事》。博氏的小说并非原创，说它

    抄袭了《一千零一夜》中《做了一梦又变成富人的破产者的故事》并不

    为过。我曾对比这两则短制，发现抄袭者对原创者的改动只寥寥几笔，其中还包括把巴格达换成开罗、把总督换成队长这种看不出意义的笨拙

    调度。可神奇的是，博尔赫斯竟能在信手拈来间凸显高明，他只随意点

    染几笔，冶炼过的故事就凝成了小说，升华了的传奇就化作了寓言。

    与故事比，我高看小说的感染力，与传奇比，我高看寓言的多义

    性。

    接受莫名其妙的感染，体味似是而非的多义，这是我读小说的乐趣

    所在。当然我没起始就这样。少小读书，我另有一套取舍标准：情节引

    人入胜，事件惊险离奇，人物鲜活生动，主题明晰“正确”，做到这些

    就算好了。是后来才不觉得好的。不觉得好，倒不是那些东西就有了毛

    病，而是那些东西走向我的姿态吓到了我。它们再现生活，记录历史，匡扶正义，抨击罪恶，教化人性，规范道德，还基本以图解式的、说明

    式的、结论式的、定评式的口吻与我交流。可是，我有我的情感流程，我有我的认知立场，那些小说越像填鸭厂里的饲料配方，就越让我无法

    满足，就越令我质疑反感。我的日趋膨胀的精神之胃，对精神食物的品类质量，有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读小说是智力活动，也是思想活动，而智力与思想，都倾向于深入并复杂。我没否认小说的消遣功能，还始

    终认为，除了被迫，任何阅读都有消遣意义，包括读虚假的广告空洞的

    社论。但我要说，在理解评价消遣的时候，我们往往以貌取人，错误地

    认为，消遣是件简单的事，打发它，只靠低下的智力和肤浅的思想就可

    以了。其实，消遣也有个生长过程，成熟的标志是向内扩张：由抚慰感

    官，到愉悦心魂。至于有人消遣的水平长期停滞，比如，五岁时以“离

    离原上草”亲近自然，五十岁了对自然的了解还局限于“一岁一枯

    荣”，并且又不是器质性的傻瓜白痴，那至少在消遣的意义上，我拿了

    贿赂也瞧他不起。我不是宠物狗，一块骨头能啃一辈子，我喜欢在更宽

    广的意义上消遣自己，表现在小说阅读上，就是乐于通过打磨智力淘洗

    思想，去暗示、引申、象征、比附等风光旖旎的艺术景点探奇揽胜，以

    感受那些人物的幻影，事件的幽灵，情思的诡谲与意趣的朦胧。

    幻影，幽灵，诡谲，朦胧，这是不是有点梦的味道？没错，小说与

    梦，的确有着同样的美学质地与诗性系谱。小说即梦。

    久患眼疾而壮年目盲的博尔赫斯，可能是世界上把小说与梦的界限

    取消得最为彻底的人。他年方六旬，与青年时代的恋人始结连理。但很

    快，又离婚了。有人不解地问他何以如此，他遗憾地说：“她不会做

    梦。”

    有一次与朋友聊天，我提到了“她不会做梦”这一轶事，不想竟惹

    来朋友的指责。是指责博尔赫斯。他以如此荒谬的理由抛弃女人，朋友

    说，比实施家暴还性质恶劣。朋友认为，这个号称博学的人，不过是个

    冒牌货色，其实根本不懂科学。朋友接下来的科学解释是，原则上，做

    梦是人人都会的事，人的大部分睡眠时间都是有梦睡眠；而之所以有人

    长期无梦，只是此人睡醒之际，恰恰总赶上无梦睡眠。况且，朋友说，多梦的人肝有问题。

    我愕然。从此我不再与这个懂科学的朋友谈论文学，包括其他。朋

    友的伤心溢于言表。朋友解释说，其实自己是有梦的人，几乎夜夜做梦，梦中还曾出现过我。我没继续配合朋友做有我的梦。这个朋友是个

    女人。

    我最早意识到我的梦与阅读有关，是十岁，或出一点头。在那之前

    我已开始阅读，也会做梦，但像许多人一样，阅读和做梦是两码事。举

    例说吧：我读《十万个为什么》；我渴望同学青青能当我老婆。可与前

    者有关的是求知本能，与后者有关的是生理本能，两个本能彼此分裂，在任何一个点上都不搭界。十岁或十岁出点头以后就不一样了，那一

    年，我爸从下放的农村回家探亲，带了半麻袋肮脏的手稿。那是一个只

    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写的长篇小说，叫《向阳花》，是作者欲与冯德英的

    《苦菜花》《迎春花》一争芬芳的泣血之作——冯德英的两花我都闻

    过，意识形态说它们臭，但普通读者都觉得香。可这《向阳花》，依我

    爸的阅读意见，即使中国在浩然的《艳阳天》之外还需要小说，它也没

    有绽放的可能，它质量太差。我爸让我和姐姐看它，是把它当成了励志

    教材，让我们学那农民的勤奋精神。可没人能想到，这粒在我爸眼里干

    瘪的花籽，被我这懵懂少年植入心田后，竟摇曳出一蓬比“科学”还执

    拗的文学之梦。种瓜得豆的喜剧就此上演。自那以后，阅读就成了我梦

    的前奏，或者说，我的梦成了阅读的延伸与补充：阅读与梦，梦与阅

    读，首尾相连彼此渗透。我从那时起迷恋写作，其理由之一，不能说不

    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为他人做梦提供酵母。当然很快我就看明白了，这

    世上的做梦之人，大多不屑于我那路梦，更不需要我那路无助于升官发

    财的幼稚的酵母。这对我多少算个打击，但不大，没导致我放弃写作。

    我把为他人写调整成了为自己写。后来我看明白的另一件事，意义更大

    些，就是发现，阅读其实是勘误的过程：剔除谵妄之梦，剿灭凶邪之

    梦，清理褊狭之梦，过滤无知之梦，以此保证我的梦只有益身心而无害

    他人。

    读《十万个为什么》与渴望青青，在并非“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意

    义上建立起了呼应啮咬的唇齿关系。它们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成了我

    的同一件事情。我早年的梦，多主题宏大，多暴虐残忍，要么是挺进异邦去解放天

    下三分之二受苦人，要么是惩治同胞去屠杀尚未绝迹的地富反坏右，年

    轻人理当多做的丰饶春梦，却只能在血腥的夹缝中昙花一现。那时我读

    的大部分书，都影响着我去敌视工农兵之外的大部分人，去憎恨美苏日

    等大部分国家，去践踏尊重、理解、慈悲、怜悯、责任、爱等大部分支

    撑人性的情感底线。那时候，从《红楼梦》或《水浒传》中，我真的只

    能看出阶级斗争或者投降，如果忍不住去“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或“杨

    雄醉骂潘巧云”那种地方偷窥几眼，我就有罪恶感，会觉得自己卑鄙可

    耻。我记得读过残损破烂的《前夜》(屠格涅夫)以后，恨不得也像里

    边的进步青年英扎洛夫一样，为了磨砺革命意志，立刻去钉板床上睡革

    命觉。如今三十多年倏忽而过，作为一个以“消极自由”为立世原则的

    文化宿命论者，我早已消沉了翻覆天地的革命意志，可对英扎洛夫那种

    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的孟子信条，仍坚定地尊崇着和不太坚定地实践

    着。

    说到这里，想岔开一句。恰好行文至此的时候，我看到了《世界文

    学》上陈超的文章，忆及青春期地下阅读，他也提到了睡钉板的细节，但他认为，它的出处是《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践行者是拉

    赫美托夫。我不觉一愣，难道我张冠李戴了屠氏车氏这俩俄罗斯人？

    《怎么办》也曾让我百感交集，它与那部同样著名的英国小说《牛氓》

    (丽莲·伏尼契)一样，都有主人公制造自尽假象的基础性情节，还都

    是投水。一部小说大厦立足于那样松垮的基石，也只有在那个无从比较

    良莠的年代，其千疮百孔才可以原谅。还说《前夜》与《怎么办》。这

    两本书，现在我书架上都有不缺页的，想要翻阅，从书桌前走过去只要

    八步，顶多十步。但我不想为核实记忆去打扰它们，我愿意保留它们旧

    有的梦态。至于我与陈超谁对谁错，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作

    为供奉，被最终钉死在恶的祭坛。

    (不好意思，容我再罗嗦一句。写完全文，我还是打扰了《前夜》

    与《怎么办》。陈超正确。谢谢他纠正了我固执三十多年的一个记忆错误。)

    我没成为恶的供奉，挽救我的，可能首先是法国文学，是罗曼·罗

    兰，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自从我十五六岁的一个下午，不知从谁

    手里拿到那部浩瀚的小说，我的人性就开始了蜕变，我的精神就开始了

    重塑，我的梦，就开始了勾勒别样的图案，直至今天，担任我“情感教

    育”(福楼拜作品名)的首席导师仍是法国文化，飨我以艺术“地

    粮”(纪德作品名)的头牌大厨仍是法国作家。当然，在文学意义上，我与罗曼·罗兰已渐行渐远，他同胞普鲁斯特对他“肤浅”“不真

    诚”的责难，也能代表我的意见，特别是，我了解到他《莫斯科日记》

    的出版内情后，心头好像挨了一刀。现在，我时常会畅游其间的，已是

    普鲁斯特那部同样浩瀚的《追忆似水年华》，而《约翰·克利斯朵夫》

    只能作为一汪濡湿的纪念，封存在我的标本瓶中。但我还是希望，普鲁

    斯特能对罗曼·罗兰手下留情。艺术的司法独立确应保护，但裁决作为

    被告的艺术品时，又怎能不考虑到种种因缘际会的节外生枝？一件艺术

    品，没法躲开时代的误读与历史的错判，因此，至少在一个特定的历史

    时段结束之前，得允许不同的陪审团成员在不同的评价体系里为它定

    案。这会伤害艺术，却能慰藉需要麻痹的人的心灵。艺术总该服务于人

    吧。毕竟，在一张虎狼横陈的恐怖睡榻上，《约翰·克利斯朵夫》那矫

    揉造作的人道主义情怀和个人主义精神，曾滋润了我苦闷苍白的青春之

    梦，甚至，滋润了两三代中国人的青春之梦。

    我的阅读书目里，那种适合“评书连播”的端庄小说越来越少，另

    一些很难萃取“内容提要”的戏谑之作，成了伴我入梦的缠绵情侣。与

    它们眉目传情，能让我发现我迷恋什么。我喜欢轻浮，喜欢孟浪，喜欢

    异端邪说，喜欢肆无忌惮，喜欢不正经和没正形，喜欢艰涩的思辨混乱

    的呓语犹疑的呢喃放诞的调笑，喜欢SM式的疼痛与快慰。早期解释我

    的好恶，我只以我的消遣怪癖自圆其说，许久之后，近三十岁时，在我

    的世界观经历了一次火星撞地球般的震撼以后，某日重读《韦克菲尔

    德》(纳撒尼尔·霍桑)，通过这个“卡夫卡式”的短篇故事，我一下联想到了卡氏的全部作品，进而又联想到了许多别的。我骤然觉悟到，是我向往真实渴望真相的强烈欲求，确定了我的阅读取向。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选择小说这个消遣工具满足好奇的人，内心多

    半细密敏感，对真实与真相期待更多，这一点，我没必要格外强调。我

    是想说下一句话。作为一个内心高度活跃的读者，在期待真实真相的同

    时，我又清楚，所谓客观的叙述诚恳的表达，其实很难，因而就稀缺。

    在许多时候，甚至大部分时候，叙述只能制造谎言，表达只能编织假

    象，越是言之凿凿的叙述和深情款款的表达，其谎越大，其假越甚。感

    觉之外找不到真实，想象之外看不到真相。这一道理，黑泽明以电影

    《罗生门》做过解释，虽然那解释有点机械，但也足以说明问题。需要

    多一句声明的是，谎言未必是有意的制造，假象也不一定是成心的编

    织，它们之所以无法革除，只因为当“真”成了叙述和表达的专属特权

    时，“真”也就成了任人打扮的单纯女孩。这多少有点像权力与腐败的

    辩证关系。为了约束写作的权力，许多艺术家冒险探路，自绝

    于“真”，其最为声势浩大的体制改革，就是在种满玉米高粱的写实主

    义集体农庄的田边地角，开垦出一畦畦培植奇花异草的现代主义荒地。

    乍看起来，那些不守成规的垦荒者刁钻顽劣，那些稀奇古怪的花与

    草眉目不清，好像他们它们的使命，就是以危险和难度发布战书，捉

    弄读者智力，挑衅读者观念。但细细品味，又并非如此，他们它们的

    所为，倒更像邀你参加一个好玩的游戏，并循循善诱地向你渗透：危险

    唤醒快感，难度催生妙趣，而享受欣快与美妙，岂不就是人生的至乐。

    为了最大强度地刺激读者意识的流动，他们它们在把握事物关系时故

    意强调关系的阴影，在定型无绪情感时特别彰显情感的杂质，他们它

    们的制密、探密、解密和泄密，不是到事件为止，到情节为止，到人物

    为止，而是让附着其上的情感、趣味、思想以及其他的人类价值，被梳

    理整合淘洗之后，再任由读者抽取出来，放大开去，展开独立的理解与

    认知，从中领受某种隐而不发的言外之意。他们它们不指点江山，不

    大包大揽，不一锤定音，虽然貌似独行侠我行我素，但当一名让游客信赖的贴心导游，仍然是也许更加是，他们它们那颗清高之心的崇高理

    想：请各位相信，与写实主义那种浅表的真实片面的真相比，我们呈现

    的，才是本质的真实立体的真相——即使乖张如《泽诺的意识》(依塔

    洛·斯韦沃)或《好兵》(福特·马多克斯·福特)或《惨败》(凯尔

    泰斯·伊姆雷)中那些面目模糊形迹可疑的叙述人，总偏执地、讥诮

    地、孤傲地、怠惰地、自筑樊篱地、言不及义地、呆头呆脑又藏藏掖掖

    地刁难各位，可与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们的叙述人一样，我们唯一

    的期望，也是各位能接受我们。

    我接受了。我是说，与接受明晰的高老头的故事比(巴尔扎克《高

    老头》)，与接受准确的大卫·科波菲尔的故事比(狄更斯《大卫·科

    波菲尔》)，与接受具体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比(托尔斯泰《安娜

    ·卡列尼娜》)，我的确更接受他们它们的故事——雅考伯·冯·贡

    滕在仆人学校学习的故事(罗伯特·瓦尔泽《雅考伯·冯·贡

    滕》)：“我们这些班雅曼塔学校的男孩子成不了什么大器，也就是

    说，我们在今后的生活中都将是些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们上的

    那些课，内容无非就是让我们如何记住忍耐和服从这两件事情，这是两

    种重要秉性，足以令我们在事业上一事无成和无所作为”；施蒂勒试图

    证明自己不是自己的故事(玛克斯·弗里施《施蒂勒》)：“当年轻的

    海关人员不顾我礼貌而又明确的警告，带着受到法律保护的高傲神情强

    调说，有人会告诉我，我实际是什么人时，我这一记耳光打响了。他那

    顶深蓝色的帽子在月台上作螺旋式滚动，比预料的滚得还远”；维特根

    斯坦的侄子疯癫的故事(托马斯·伯恩哈德《维特根斯坦的侄

    子》)：“坦白地说，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接触到的头脑都很无聊，同

    其在一起与同一些畸形的土豆在一起没大区别，裹着他们那无病呻吟的

    身体的是相当乏味的衣衫。他们生活得可怜巴巴，可遗憾的是，却丝毫

    不值得别人同情”……这类故事，淡化外在冲突，弱化人物性格，躲避

    价值判断，回避主题阐释，说不清楚道不明白，可以意会难于言传。然

    而，较之那种着意引我入瓮的脉络线索，这种并不强加于我的滑稽或荒唐，怪诞或无聊，和它们缓缓释放的情致意趣与津津乐道的谬论歪理，却更能激活我感觉器官，更能拓展我想象空间，能让我更真确地体认我

    存在其间的这个世界，以及属于我个人的生命和生活。

    抵达生命的真实，呈现生活的真相，这是小说的全部意义，而小说

    意义的最终实现，只有通过读者感知活动的填补和融会方能完成。

    我的逐渐学会吸纳真实与真相的梦，在与阅读的相濡以沫中，慢慢

    找到了自己的情感母基与心灵归宿，渐渐获得了自己的智力场域与思想

    方向：

    自由。

    自由这枚果实，只能长在真的树上。

    一个人的全部精神努力，即是趋向自由，而小说与梦，因其对人类

    想要到达超出可能的彼岸的那种无望之望善意地持有尊重、呵护、鼓励

    的态度，因其具有从虚无中创造虚有的特殊力量，因其极端的个体化和

    私人性，正是孕育自由哺育自由的合格母亲。

    自由是否定，是对现实和结论的不信任，是颠覆和弃绝固有的秩

    序，是为了了解镜子背面的秘密而不惜打碎镜子的迂腐却也英勇的牺

    牲；自由是超越，是置身其中的超然物外和格格不入的置身其中，是飞

    翔时，虽无意归来，却仍不乏牵挂的回眸睇视；自由是由唯我达至的忘

    我，是爱和欣赏，是非功利与玩乐至上，是对无用激情的激发和放射以

    及对没有结果的事物的关心和投入，是在一夜情与一生情里，同样把创

    造性感与美作为指归，是在亲朋好友的追悼会上，忽然想到死者生前的

    一件趣事，暗自发出的会心的微笑……

    我书架上，中国书杂，混搭现象比较普遍，那些汉译本，则基本按

    照语种排列——同一语种的再分国别，而同国的作者，我以序齿划分先

    后。比如，英语英国的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和英语美国的库

    尔特·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同样以胡诌八扯的碎嘴子风格让我喜

    欢，但它们一个安家于六号架上数第一格右数第一的位置，一个落户在

    四号架上数第四格左数第五的地角；还比如，萨特与加缪，这对阶段性友人的矛盾世人皆知，可在我第一架的上数第七格下数第二格里，他俩

    的书再加上波伏瓦的书——我愿意让波伏瓦萨特这对情侣合二为一，包

    括理当独立的作品，尽管，有史料证明，可能仅仅出于好奇，波伏瓦也

    上过加缪的床——却铁哥们一样比肩而立。至于那对终生恋人的书不下

    三十本，还多厚如砖头，而加缪只有可怜的八本，其中还六七本都轻薄

    如絮，但那不能说明什么。我向来对萨特波伏瓦宠爱有加，可我完全相

    信，几万字的《局外人》，足以令几十万言的《自由之路》及《女宾》

    者流高山仰止。

    我想说的是，并没多少特殊理由，我书架上，****却专格存

    放。

    我喜欢读****，包括非****里的色情描写。如果有人说色

    情下流，我没想抬杠，但只能说，为了色情我不在乎下流。有人把色情

    称作“情色”，以松绑色情与性的裙带关系，以缔结色情与美的秋波关

    系。我理解其苦心但不能认可。倒不在于这么干叠床架屋，有悖生理作

    用于心理的生命逻辑，而在于，使用这种不自然、不坦荡、不诚实的变

    通方法，相当于对虚伪且无聊的社会禁忌的屈膝投降和卖身投靠。色是

    欲望需要，情是感觉升华，因色生情是真实的人性，相反的情形倒不正

    常。我反对异化色情，反对虚头巴脑地以“情”暗渡“色”之陈仓，反

    对一切伤害性的美与尊严的下流行径。我认为耍流氓下流，假正经下

    流，道德主义下流，愚民政策下流，硬拿不是当理说下流，马列主义口

    朝外下流，称妓女为小姐比卖淫下流，假工作之名挥霍公款比贪污下

    流，在小说中，把色情写得只见性欲不见性感下流——我承认，我读到

    的许多色情，都不解渴，止于抚慰感官，难以愉悦心魂，时见失足于淫

    秽一途，就好像，我读过的“底层写作”，大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程

    式化地解释人生苦难，戏剧化地透视人性悲剧，热衷于与市场或意识形

    态打情骂俏。我也知道，把艺术中的色情混同于男科医院小偏方的，不

    都伪君子，其中为数不少的人，只是混淆了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意志，把写什么而不是怎么写当成了称量作品的唯一砝码。一部作品“上流”或下流，与作者的期待和讲了什么并无关系，有关系的，只是那作

    品作为独立的存在，怎样展示了它所展示的什么。有时候，某人想写下

    流故事，自娱自乐或调戏公众，可一不小心，出手的却是上流小说；而

    更多的情形是，某人欲奉献载道言志的上流小说，按奖项的好恶立意言

    说，可结果是，拿出来的东西特别下流。

    后一种例子我不举了，太多，也得罪人。我说一个前边的例子。

    我“色情专格”里的书，未经专家讨论裁定，只系我个人的大体归

    类，不足为训不足效仿。在它们中，从萨德到莫索克，从《肉蒲团》到

    《姑忘言》，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活跃分子雷斯蒂夫的《性欢》到中国

    当代小说大家贾平凹的《废都》，从乔治·巴塔耶那本笔涉人类学社会

    学政治学的《色情史》，到刘达临那套收有大量春宫画性用具照片及分

    析性文学性医学性传统性习俗的《中国情色文化史》，最让我看重的，是法国小说《O娘的故事》。这本出于女性之手的****，我有两个

    译本，我更喜欢把“O”译成“O娘”的那个。依中国读者的阅读习

    惯，“O娘”亲切、上口、性别特征明显、更像人名；而单个的“O”，虽然有对空无和女性性器象征的意味，但生硬、孤立、多少有点碍手碍

    脚，影响我在作品里自如地徜徉。不好意思，我也以单音节称呼过女

    人，在某些我渴望煽情的时刻。

    O娘冷静，甚至冷漠，看不出多么喜欢煽情，至少不会喜欢与我煽

    情，即使她知道，我对她爱得如痴如狂，还一朝爱上就没动摇过。她太

    忠实情人勒奈，如果煽情，她的情除了为勒奈煽，也只能为勒奈给她安

    排的其他男人或女人煽。勒奈不会把我安排给O娘，他肯定猜得出，我

    与他天生是两路人，至少，我不会把情人安排给别人，除非我情人自己

    愿意。但勒奈不许我亲近O娘，不影响O娘久住我梦中，这个能放纵出忠

    贞，淫荡出纯洁，疼痛出快乐，绝望出幸福的爱之尤物，其实是我骨子

    里最本色的自己。

    远在接触O娘之前，我已知道，罗伯·格里耶那个顽皮的妻子卡特

    琳娜，用笔名写过****，但那时我还没买到《图像》与《女人的盛典》。我一直欣赏罗伯·格里耶，爱屋及乌，一读到妙不可言的《O娘

    的故事》，我就把那个波莉娜·雷阿日的作者署名派给了卡特琳娜，而

    把小说前边署名让·波朗的序言，那同样妙不可言的《奴役中的幸

    福》，给罗伯·格里耶安在了头上。让·波朗不是罗伯·格里耶的笔

    名，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法国大编辑家的真名实姓。但那时我比现在更

    孤陋寡闻，不知道波朗，被个错误的猜测蒙了十年，直到三年前，关于

    多米尼克·奥利的传记来到我手边。

    奥利是个个人修养与专业素养都为人称道的文学编辑，聪慧而含

    蓄，高贵又美丽，三十五六岁时，与年长她二十出头的波朗开始恋爱，直至波朗八十多岁生命结束。因为是同事，他们倒能经常见面，可私下

    的约会却总不尽兴，思念永远煎熬着他们。不仅仅因为波朗工作繁多，还有妻子和其他女人——奥利自己也有别的男人以及女人——而在于，他们高度的和谐与浓稠的爱感，让他们的朝夕厮守也很像一瞬，也不能

    满足，也无以缓解思念之苦。奥利为了寄托思念，就把思念化成了梦，再记下那梦交情人把玩。于是，《O娘的故事》横空出世，一封私人情

    书成了公众的财富，一部小说成了爱的丰碑。

    这是一段只能属于梦幻的文坛佳话。应该感谢波朗公开了奥利的情

    书，就像应该感谢马克斯·布罗德背叛了卡夫卡的焚稿遗嘱。

    多说两句。虽然《O娘的故事》与卡特琳娜无关，可我没为此感到

    遗憾。几乎在“找到”奥利和波朗的同时，我也读到了卡特琳娜的《新

    娘日记》，以及罗伯·格里耶的代后记：《给新娘的一封信》。书中那

    些色情的笔触，只片言只语，也不属于《图像》或《女人的盛典》那种

    文学表达，但它却袒露了O娘故事的另一侧面：优雅的放纵，天真的淫

    荡，潦草的疼痛，轻松的绝望。这样一来，我爱卡特琳娜，已不仅仅是

    爱屋及乌那种爱了，尽管，对罗伯·格里耶，我欣赏的程度愈加深入。

    早至大学毕业不久，我阅读的重点就迁移了：不再多看中国读物，只大量吞食欧美译作，包括文史哲，也包括自然科学的普及版本。那时

    中国的假冒伪劣，没扑天盖地成现在的样子，所以，我当时的选择，与鲁迅“少读中国书”的建议应该无关，甚至因为逆反心理，那时我对从

    识字之初就知道其“骨头最硬”的鲁迅还不大买账，一见他面就挑毛

    病。比如对《狂人日记》这篇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我就常以“直

    白”讥之，觉得“救救孩子”的启蒙使命固然峻急，但去小说中“呐

    喊”仍嫌僭越。我还认为，《孔乙己》可以短小，《出关》可以精练，但为避免失重，“狂人”的故事则不妨体量大些，像《阿Q正传》那

    样，以更多扎实的细节撑开篇幅，抻长我的阅读时间。

    我迷恋译作的主要理由，是认祖归宗，这可能与米兰·昆德拉的一

    个说法更多暗合：小说是欧洲的作品——我庆幸的是，在接触昆德拉

    前，我对这“作品”已有了自觉：虚构的而非纪录的，创造的而非复制

    的，谐趣的而非教化的。就二十世纪的小说家来说，那些百读不厌的欧

    美名字，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列出十个，可罗列十个十读不厌的中国

    名字，我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其间还得夹点私货。哲学美学也是如

    此。全部思想史都是如此。

    不带成见地阅读鲁迅，始于三十岁，那时我迷茫得像无头的苍蝇。

    当然不止于小说，鲁迅的小说少得可怜，击打我时，其力量远不及欧美

    小说。可我终于发现鲁迅的好，又与小说有关，是他那不知算不算某一

    级别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

    变迁》，让我开始了为他着迷：迷他的洞见与笔力，迷他的姿态与立

    场，迷他的思想方法与文体风格。

    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上，我看鲁迅是一座高峰，还是第一高峰，其他高峰不论多高，比他也要差上一截。文学家鲁迅没发明理论，只以

    省思建立高度，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喂养的人性的发现与指认，分

    析与剖解，揭露与批判，作为一笔必将影响深远的精神遗产，可能是二

    十世纪中国留给未来的最大财富——二十世纪中国的精神遗产，还有一

    大笔也将影响深远，即文革这枚毒瘤的生成与发作。作为省思者，鲁迅

    的重要难以估量，比之孙中山那种行动者，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是

    嘲弄目的论的，不存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作用与原因，因此，行动这匹奔马只接受偶然性驱遣，它的功利主义取向与工具主义策略，决定了它

    只能以博彩撞运的方式造就和左右历史的进程；省思却不这么简单，它

    指向判断和推理，规律和必然，指向一语道破天机的启示和一语成谶的

    预见，它穿越具体的问题和事件，在不朽的精神层面上，“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越来越认为，没有鲁迅这轮太阳，不论电灯多

    么耀眼，我们也看不到真正的光明。但我们的时代奉行目的论，只给书

    生鲁迅发打手文凭：你发光就行，管你是灯光还是阳光。而如今，鲁迅

    的打手文凭也过期了，那些他打过的东西东山再起，还成了审核他资质

    的考评权威。鲁迅成了多余的人，被抛弃在故纸堆里。这让我感到几许

    悲凉。好在智者鲁迅已料到了这些，对之我也有心理准备。一个获利于

    物质主义的空心社会，没法不对建立恒久且高贵的价值体系充满忌惮，为了拖延瞒和骗的即时价值的崩盘时间，它固守空心的不二法门，当然

    是拒绝那种目光敏锐的、头脑清醒的、思想深邃的、文字犀利的、仗义

    执言的、勇于抗辩的“硬骨头”人物。我没太深化心中的悲凉，只自顾

    玄想，若后世的鲁迅再写小说，还至于煞费苦心于光明的尾巴吗？反正

    没吃过人的孩子我找不到了。

    与中国历史上首次使用“小说”一词的庄子一样，鲁迅也发明过许

    多比喻。比喻算不算寓言的雏形？有幢行将坍塌的铁屋子封闭完好，但

    里边还躺了群熟睡的人，这让其中的一个清醒者特别为难，想不好是否

    该叫醒众人。不叫吧，那些人将死得糊里糊涂，未免有点太窝囊了；可

    叫呢，他们即便知道了面临的惨剧，却因找不到生路，也只能继续坐以

    待毙，还又多了重精神的折磨，如此，他们会不会比死在沉睡中更可怜

    呢？

    鲁迅的这则寓言式比喻，始终让我纠结不安，作为一个濒死的人，我是希望清醒地死呢，还是死得糊里糊涂？或许，能清醒地感受铁屋子

    坍塌，也算读书人应尽的责任：朝闻道，夕死可矣；但是，死前的我，绝不可以惊恐慌张，或自悯自怜，不论躺着坐着还是站着，都要示人以

    安详的睡态，连大睁着的一双眼睛，也只流露静谧的虚幻之光：就好像我不是等死，而是遨游在白日梦中。

    “铁马冰河身外事，唯有宝黛梦神州。”

    “一梦睡成五十身，删繁就简余精神。白纸偶解黑字意，问题常疑

    主义真。冷眼度人是非浅，热心玩世天地深。我材生来自己用，自啖血

    肉自运斤。”

    上引两节顺口溜，都是我写的，时间跨度为三十四年。

    刚识字甚至不识字时，爸妈就逼我背唐诗宋词，尔后自己就喜欢

    了，至今还常常扯嗓子嚎诵。我喜欢的，尤其是七律，那种节制而又丰

    腴的节奏韵律，比之起伏跌宕的长短句，仿佛更鲜明悦耳和牵我情思。

    我想，可能是词与谱在后世的离异，让词的音乐美残疾了吧。我不懂，瞎猜。我想说的是，在我的写作中，我对文字游戏总乐此不疲，可能就

    因为开蒙阶段，七律那些对仗用典的繁文缛节，打给我的烙印太深刻

    了。像后来被黄苗子称为“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的聂绀弩，连“昨斗地富反坏右，今享肉烟蛋豆糖”都对得出来，真让我觉得好玩

    死了。当然，更是“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陈寅恪)

    与“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聂绀弩)那种感怀悲世，让

    我懂得了，游戏又是何等庄严的事情。

    几十年里，在旧体诗这只老瓶子中，我也装过几滴新酒，年少时曾

    冠名“七律”，后来方知，我那错置平仄误设音韵的顺口溜，称为“打

    油”都该脸红，上引的涂鸦便是例子。可我还大言不惭地拿它们献丑，本意是想说两句别的。

    前边那行“七律”的尾句，是我从一九七六年的日记中拣出来的，映衬它的背景大而严峻。那年年初，周恩来死了，民众自发地写诗撰

    文，去天安门广场表达哀思。政府反感民众的做法，不知是否因为周的

    深得民心而心生醋意，就定性这事为反革命事件，继之，还在全国范围

    内收缴那些悼周的诗词。十六岁的我应该还算孩子，又偏居外省，对周

    恩来，和对所有的当权者一样知之甚少，想悼念也不知该悼念什么。恰

    好我爸去北京出差，抄回不少“反革命诗词”，又被政府的收缴令吓得欲尿裤子，这才唤起了我的逆反邪劲，于是，比照着“盖世英才德和

    望，岂容小丑否与非”或“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样的句子，我

    写了一首“七律”“反诗”——我上边没全文引用，是怕尾句之前更蠢

    的胡话笑掉人下巴。现在想来，我英雄气长地顶烟而上，与周恩来其实

    没什么关系，完全是一种对暴虐强权的敌视心理，让我甘冒“反革

    命”之险。“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是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在耶路撒

    冷获奖时的演说题目。我也是，而且我从来都只是鸡蛋，与石头为伍我

    就是叛徒。后来，认定别人反革命的当权者又被新当权者认定为反革命

    了，悼念周恩来的“反革命诗词”得以公开出版，还由当时的国家首脑

    华国锋题写了书名：天安门诗抄。我很快买了那本特殊的诗集，但没怎

    么看，看也没再血脉贲张。

    后边的“打油”，则背景狭小理由庸常。去年我五十岁，有那么几

    天，我这从来没过过生日的人，可能受治于一场小小的感冒，竟对那个

    偶然的日子感情暧昧起来，于是，就诌出了这首含有总结意味的《五十

    自度》。

    现在，我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引出它们，是想到了它们共有的那

    种避世的调子与孤绝的气息，尤其前者，十六岁的我，还没恋爱过的

    我，把江姐成岗许云峰(《红岩》人物)视为榜样的我，竟对红楼梦境

    中的一双痴男女情有独钟。难道，这跨度三十四年的两首小诗能暗通款

    曲，是因为它们都用了那个字吗：梦？把两段梦联系起来玩味品咂，我

    还真有点佩服自己，我那视生如梦的生命感受，居然是我始终如一的生

    命意识。“目标始终如一”，这是我早年读的《马克思传》里，唯一能

    让我记到现在的箴言警句。

    箴言警句蛊惑人心。在中国读者心目中，蒙田(又是法国人)是个

    箴言警句的烹饪好手，但他一直泽被于我的，倒是一些不那么箴警的平

    实白话，比如，某段伊壁鸠鲁式的快乐梦语：“如果有人对我说，把缪

    斯当成玩具和消遣是对她们的亵渎，他是没有像我那样，不知道快乐、玩耍和消遣的价值。当然我没说其他目的是可笑的。我日复一日地生活，恕我直言，我只为我自己生活，我的目的仅止于此。我年轻时学习

    是为了炫耀，后来，是为了使自己变得聪明，现在完全是为了取乐，此

    外别无所求。”

    蒙田这话，足以帮我长梦不醒。我的名字叫

    土耳其人帕慕克有本小说，书名与故事同样迷人：《我的名字叫

    红》。那真是一个奇妙的构想：画布上的一片红色，像你我他这样的人

    一样，又与树狗马这样的物一起，能款款道来娓娓述说。意象太美了。

    倏然之间，一抹颜料就有了生命，而它的生命，起始于它有了个名字：

    红。

    名字的确只是代号，德华曼玉并不意味着比狗剩丫蛋圣洁高贵。但

    名字又是区别于每个个体的重要标识，与我们的尊严和耻辱息息相关。

    你可以分别用“岳飞”与“秦桧”这两条信息刺激大脑皮层，看看会有

    怎样的反应。

    在我的小说《代号SBS》中，为书中人物，我设计了两套名字符

    码。有些人的化名完全是数字：“211”、“212”，有些人的化名则类

    似网名：“香荷满径”、“冬日阳光”。其中有个女角色化名兰花花，直到全书结束，与她经历了一场艳遇的男主人公，才知道她的本名叫王

    秀花，这时，男主人公发了句感慨：“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大路货名

    字，都削弱了我原本对这名字持有者所深怀的爱意。”

    可见，我和我小说中的人物，都把名字这个形式化的东西看得挺

    重。忽略形式同样是鄙薄内容。我喜欢“像爱惜羽毛一样爱惜名

    字”与“人过留名”这样的话，它们表达的，是对名字尤其是名字持有

    者的认可与尊重，尽管，它主要指的是名声与业绩。

    名字不论是否好听，都出之于长辈的爱心美意，有相当多的人，因

    为看重名字，干脆放弃旧号自改新名，甚至花钱请人赐名。可使用名字

    时，不知基于怎样畸形的心态，中国人的习惯却很反常。本来，费劲巴

    力地选个名字，就是供人叫的，但一旦被叫，又像受了冒犯。特别是那

    些有资格领导三个以上人的人，总把名字看成宠爱度不高的后宫佳丽，养在那里，却不享用。他们更愿意被称为“主任”或“经理”。谁都知

    道，如今的官衙里商圈中，各个梯队的“主任”“经理”多如蚊蝇，顺

    序排位的话，“鸡肋”都比它们名次靠前。可“主任”“经理”们宁可屈居“鸡肋”之后，也不愿让人把自己那些更具质感更有生机的个性化

    符号挂上嘴边：德华或曼玉，狗剩或丫蛋。

    有句话叫上行下效，我们社会中，“上”是各个梯队的“主

    任”“经理”，“下”是他们麾下的三个以上的广大群众。群众之间，没弯弯绕，呼名唤姓不以为忤，直来直去透着真率。可有一天，群众忽

    然发现了问题——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上”们握手言欢时已不喊

    名字，“下”们勾肩搭臂时还点名道姓，这似乎与榜样拉开了距离。他

    们略一踌躇，即奋起直追，发明了更喜闻乐见的人际称谓。他们没官

    衔，少名分，但有年龄，分男女，便在序齿性别上大作文章。群众果然

    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的文章打人伦牌，一出笼就广受欢迎。眨眼之间，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哥”“姐”“弟”“妹”之声不绝于耳。

    又有句话叫众擎易举，其意思是，众人合力就举得起来。谁是众

    人？自然是群众。群众固然人微言轻，但众口铄金的也是他们。现在

    为“下”的群众手臂如林，把人伦的旗帜举了起来，为“上”的“主

    任”“经理”们，再高视阔步也不能不屑了。人伦是种积淀深厚的民间

    力量，科层制度尚未孕育时，它已长成了俊男靓女。为什么那些说

    完“上智下愚”的人又要说“民贵君轻”，为什么那些认为“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的人也会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是因为他们拿民

    间的人伦没有办法，一如父母无奈于孩子。好在“上”们比父母高明，允许称谓问题上有灵活性，在不至于动摇“主任”“经理”权威的前提

    下，他们笑纳了“哥”“姐”“弟”“妹”的柔情蜜意。

    就这样，从庙堂之高至江湖之远，“主任”“经理”率领着群众，通过包裹着森严等级的脉脉温情，巧妙地将人名及附着其上的个性化颜

    色悄悄抹掉了，再以皆大欢喜的公共符号作为原色，铺陈出一幅男耕女

    织的田园风光图。作为一个看重名字的人，我特别想套用帕慕克的迷人

    句式，为这幅图画做出命名：《我的名字叫哥姐弟妹》。粗粝沈阳

    我有个朋友在外地出差，碰到个赵本山的忠实观众。那赵氏拥趸听

    我朋友操一口纯正的沈阳土话，便问他是否铁岭人，与赵本山老乡。铁

    岭是个毗邻沈阳的农业小市，除开拥有全国产粮第一大县昌图县，近年

    来，更因出产了演小品的大众明星赵本山而声名鹊起。我的朋友如实回

    答，他是沈阳人，与赵本山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老乡。可赵氏拥趸没听说

    过沈阳，问我朋友，沈阳？沈阳离铁岭多远？我朋友便有些气急败坏，说不远，沈阳是铁岭郊区。赵氏拥趸对我朋友充满同情，安慰说，郊区

    也行呀，你说是赵本山老乡不算吹牛。我的朋友哭笑不得，只能说，赵

    本山倒的确把家安沈阳了。那赵氏拥趸忙说，这就更老乡了。不过，他

    又补充道，他安在沈阳的不能算家，只可以说那是他郊区的行宫别墅。

    回沈阳后，我朋友对我大发感慨，说赵本山实在应该出在沈阳。朋友是

    个关心家乡声誉的人，他的言下之意是，若赵本山属沈阳地产，会更有

    助于提高沈阳的知名度。

    我不知道，我朋友这个“沈阳是铁岭郊区”的故事有无虚构成分，但他最后的感慨，说赵本山应该出在沈阳，倒点出了赵本山这个铁岭乡

    村人与沈阳城的微妙关系——沈阳这座大名鼎鼎的老牌重工业城市，即

    使到了今天，从骨子里看，也的确可以随处找到被赵本山疏浚之后又搅

    动起来的乡村精神的鲜活潜流：质朴又狡黠，宽厚却封闭，旷达而怠

    惰，热情但愚鲁。正因为如此，也许比较能够代表这样一种沈阳风格

    的，倒真是舞台上那个来自铁岭乡村的赵本山。

    我说“比较”能够代表沈阳风格的，是赵本山，也就是说，沈阳还

    有赵本山不足以代表的另一个侧面。那另一个侧面是什么呢？毫无疑

    问，即是一座老牌重工业城市的勃勃蘖枝与袅袅余烬：繁忙紧张与拘泥

    刻板，豪气磅礴与粗枝大叶，堂堂正正与安土重迁，宁折不弯与自得其

    乐。我想，在赵本山成名前，他肯定没见过半个城区导弹发射架一样朝

    天空喷云吐雾的黑烟囱，他肯定没听过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产业工人按响

    车铃晃动饭盒和大头鞋砸响柏油路的杂沓之声，他肯定没想过那些坚硬无比的钢锭铁坯怎么会被人一点按钮就顷刻间变得水一样稀泥一样软。

    然而，有另一个人，她肯定看过听过也想过这些，因为与赵本山比，她

    得天独厚地从小就生长在黑烟囱下、车铃饭盒大头鞋声中、水一样稀泥

    一样软的钢锭铁坯旁，也许，选择她来支撑赵本山不足以代表的沈阳风

    格的另一个侧面，还真就不算乱点鸳鸯谱。是的，她是女人，以一个阴

    柔的角色来充任一种阳刚的象征好像牵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唯有

    她，为沈阳风格的另一半示范代言，才能与赵本山这一典型案例构成多

    重意义的呼应共鸣。这位女性，就是歌手那英，她同样是个经常在舞台

    上电视里抛头露面的大众明星，估计其拥趸比赵本山不少。当然，这一

    点，只是她与赵本山呼应共鸣的诸要素之一。

    如此一来，有了赵本山与那英的联袂演绎，有了土里刨食的散淡与

    大机器生产的雄浑的巧妙嫁接，沈阳的人性化形象也就棱角分明了。打

    个不确切的比方说，是赵本山式的魂与那英式的形，恰到好处地表征和

    凸显了完整的沈阳风格——对此我愿意称之为粗粝。

    沈阳的气候是粗粝的：夏季短暂但异常炎热，春秋只是几场蔽日黄

    沙的匆匆席卷，更多的时间是漫漫严冬，风刀雪剑，滴水成冰，寒刺骨

    而冷浸心；沈阳的食物也是粗粝的：高粱米干饭，大馇子粥，玉米面窝

    头，炒白菜帮子，酱猪头灌血肠煮白片肉，烀土豆烤地瓜炖宽粉条；沈

    阳的家居设置还是粗粝的：铁锅瓷盆一律深大厚重，桌椅板凳全都拙朴

    憨实，炕琴立柜要么横贯室内要么立地顶天；沈阳的企业产品更是粗粝

    的：电缆模具，齿轮轴承，机床锅炉，飞机大炮……

    这的确都是粗粝的注脚，可这就是沈阳吗？显然不准确，今天的沈

    阳与我上边的描述已区别甚大，包括气候。但这又肯定就是沈阳，也只

    能是沈阳。即使那些符号化的东西已越来越成为沈阳文件夹中存储的记

    忆，即使沈阳与广州的区别已只是电台里是否播出粤语节目，我们也不

    难看到，粗粝作为一种背景和底色、基因和根脉，早就深烙在沈阳人的

    生命里和生活中了。所以，要了解何谓粗粝生活，最合适的去处无疑是

    沈阳这座塑自泥土又由金属铸就的北方城市。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生活。现在外地人评价沈阳，是不是还

    用那四个字我不太知道，但至少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的漫长时段里，傻

    大黑粗，一直是沈阳的护照与品牌。傻、大、黑、粗，这种讥讽揶揄，最初是关于沈阳民用产品的四字箴言，但一经流行，便即刻成了对沈阳

    人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的结语定评。作为沈阳人，我对这四字箴言的一

    部分所指不能接受——倒不是因为我儿不嫌母丑或老牛护犊子；同样，作为沈阳人，我对这四字箴言的另一部分意旨则予以认同——这也不是

    因为我吃里爬外总觉得别处的月亮比自家圆。我的不能接受和予以认

    同，都只因为作为一个沈阳人，我对家乡故土有一种更深切复杂的体察

    与理解。

    在听我逐一分析傻大黑粗这个四字箴言时，我希望读者眼前能有一

    部动画片同时上映，以比照我的文字重叠观赏。至于那动画里的故事内

    容，最好由赵本山与那英合作表演：让他们舞台上的小品歌曲与舞台下

    的访谈花絮熔于一炉。当然了，若对赵那二位没什么印象，光读我文字

    也可以的，这并不影响读者神游沈阳。

    先说傻。沈阳由罪犯流放地和军事要塞发展而来，原住民大多是强

    人兵士及其后代，这类人往往嗜征战骑射善身体劳作，而对后世的心理

    遗传，缺乏商业机谋与知识修饰。一般来讲，沈阳人的口头禅是“无所

    谓”，把衣食住行一概视作“小事”，马虎草率不求精细，即使评判从

    政经商治学那类“大事”，“大概齐”或“差不多”也是最高标准。于

    是，“七哩咔嚓”“嗄吧溜脆”成了沈阳人的典型风格，说话直来直

    去，办事风风火火，对“老娘们家家”的“磨叽”作风深恶痛绝。结

    果，人一爽快利落，心里就没那么多弯弯绕，脚下就不太会使花绊子，加之讲义气信承诺又无城俯少怀疑，好听点讲叫敦厚淳朴，难听点说就

    有了傻气；而敦厚淳朴的人，受骗上当在所难免。不过，沈阳人吃亏往

    往吃在他人的小算计小伎俩上，若当面锣对面鼓地设擂台比高下，倒未

    必总是沈阳人一败涂地。公正地说，沈阳人的傻，应该叫做实，而实，就不一定是心里没数，也不见得就是手中无招。非不能尔，是不为也。如果谁带有智力判断成分地认定沈阳人傻，那他的倒霉将必定无疑。说

    到这里，不妨岔开一句。许多去过西欧北美的人，都说外国人特傻冒，好糊弄，好像老外进化得晚。可我觉得，这种看法，即使抛开其间玩笑

    的成分，也能证明，我等孔孟子嗣已被自欺欺人的虚礼伪仪毒化到了何

    种程度，居然对率直坦诚丧失了起码的认识能力。其实，这种能力的丧

    失已然让我们吃尽了苦头，不是吗，每每关键时刻，我们虚礼伪仪的小

    聪明总要在率直坦诚的大傻瓜那里屁滚尿流。

    至于大，我以为从贬意的角度看语焉不详，而我知道，外地人对沈

    阳“大”的评价，绝不是伟大那种意思。那大什么呢？好大喜功？巨奸

    大蠹？大言欺世？可这实在不光是沈阳人的专利特权。要么是大块头大

    身量？大大咧咧大手大脚？这恐怕也算不得做挖苦文章的上好材料。大

    块头大身量的确笨拙，可并不比瘦小枯干瘪瘪瞎瞎更伤眼刺目；大大咧

    咧大手大脚也应该批评，但肯定没有斤斤计较抠抠嗖嗖那般糟糕。我以

    为，在四字箴言里，用大与傻黑粗组合并列有凑字数之嫌，这源于国人

    对三字经四字令特殊的把玩热情。但既然凑数凑上了它，我也就不该绕

    道而行，我想，用那个大字来附会沈阳人的爱面子好虚荣也许说得过

    去：摆谱装大吗。沈阳人的爱面子好虚荣十分普遍，比实在实惠得近于

    傻的情形普遍多了，尤其是沈阳男人，都能把面子虚荣看得重于——不

    至于重于泰山，也重于半年薪水了。沈阳男人也有许多怕老婆的，这很

    正常，沈阳女人也多刚烈勇武之辈吗；可有趣的是，不论关上门多么懦

    弱的沈阳男人，出得门去，在外人眼前，都可以蛮不讲理地对老婆吆三

    喝四，而更有趣的是，这种时候的沈阳女人，对丈夫绝对逆来顺受。近

    几年，有不少沈阳男人失业下岗，他们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做，宁可

    闲在家中喝酒打牌侃大山，甚至靠妻子挣钱养家糊口，也很少能放下架

    子，把家务劳动从“女主内”的“家政法典”中收编过来。沈阳饭店里

    的菜量一般都大，吃完剩半桌子的情况十分多见，可沈阳人，即使引车

    卖浆的穷人，回家有了上顿没下顿，在饭店吃完饭也不怎么打包。他们

    长于以挥霍充大方，用虚弱的大方赢取肤浅的尊重。直到近几年，在沈阳的饭店里饭后打包才不会惹来鄙夷的白眼。再举个例子。还是近几

    年，沈阳有一批腐败领导被绳之以法了，其中多数人，不查俨然就是清

    官，因为平常没什么花销，弄到钱，都交给了老婆孩子情人和外国银

    行；可他们中有个副市长和个什么局的局长却过分张扬，前者去澳门豪

    赌一掷就能两千多万，后者居然比着苏州园林的样子修别墅建庄园。你

    一定猜到了，恰恰他俩，在那批腐败领导中，是为数不多的土生土长的

    沈阳人。待这两个热衷于显摆不在乎露富的领导被判死刑后，连沈阳的

    老百姓都吸取了教训：摆谱装大要倒霉呀，驴粪蛋儿表面光屁用没有。

    说到黑，其实也不乏可商榷的地方。它针对的是皮肤吗？在我看

    来，沈阳皮白肤嫩者大有人在，除成都等少数几个城市外，没准和大部

    分城市的人一同搞抽样调查，沈阳“白人”还比例挺高呢。但抓住沈阳

    的黑说事我仍能接受，其部分理由与女人有关。女人爱美这是天性，希

    望皮白肤嫩在情理之中。可沈阳这地方，少水多风，干燥寒冷，为了让

    自己美艳鲜亮，女人只能浓妆重抹，都顾不上自己本色深浅了，结果就

    弄得唱大戏般地不伦不类。不过皮肤黑白皆属小节，说明不了什么问

    题，说沈阳黑，我倒更愿意提及环境污染。夏天似乎还看不出什么，可

    每到冬天，说沈阳是黑色的城市并不过分。按理说，冬天的沈阳白雪覆

    盖，即使街路上居民区里由于人踩车压雪脏了，那公园深处或楼房顶上

    总该冰清玉洁吧。同样不行，所有的雪上都落一层粉尘，好像天上下完

    雪又下了场炉灰。如此客观条件，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穿着打

    扮，即使如花女子的行头，在更多时间里也只敢色泽老旧；而许多“小

    资”时尚，之所以一引入沈阳就市场萎缩发育缓慢，也因为展览“潮

    流”与“情调”的舞台太不理想。既然无处示“白”，就窝在家里

    藏“黑”吧。沈阳人的胸襟阔大与没心没肺，都源于无可奈何。不过近

    几年，对干净白皙心向往之的沈阳人已开始觉悟，大张旗鼓地发展起了

    洗浴事业，我估计，按数量比，现在沈阳的浴室澡堂在全国各城市中能

    排名第一。也许，即使沈阳人真的天生黑色素沉积量过大，可经过这一

    番浸泡搓洗，过几年，他们中的糙爷们也会变成四川嫩妹子的。但我个人对沈阳人这种近于偏执的卫生观持保留态度。据说，钢筋铁骨的古罗

    马人最后“糠”的都撑不开弓举不起剑了，就是桑拿房蒸的。另外，沈

    阳人的黑，可能还有心狠手黑一解，意思是沈阳人尚武好斗，一言不和

    便拳脚相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但我认为这是误会。沈阳人不喜

    欢拖泥带水地解决问题，急眼了，的确喜欢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可这更

    适合称之为鲁莽或暴躁，只与理性贫弱与修养匮乏有关，和与心狠紧密

    相连的手黑截然不同。真正的手黑，是杀人不见血，是咬人不露牙，是

    摧毁对手的精神意志而不是伤害对手的皮囊肉身。前边说过，沈阳人把

    面子虚荣看得重于半年薪水，这种人，其实想黑都黑的业余，谁和他们

    起了冲突，只要能先挤出笑脸抱拳求和，那眨眼间干戈就会化成玉帛。

    若争端平息后又唠投机了，沈阳人还肯即刻把家里的好烟好酒都翻腾出

    来，再冲灶间的媳妇高喊一声：翠花，上酸菜——

    四字箴言中，最后的粗字用得精彩，它是点在沈阳这条龙额际上的

    漂亮眼睛：既是对前边傻大黑的总括，又给那之外的诸多余味留足了扩

    张空间。有好事者若翻开词典将会发现，有粗字组装其间的形容词，在

    沈阳都能找到用武之地。可能那些词中贬多褒少，但你结合上边我对傻

    大黑的逐一分析加以体会，恐怕得出的结论会出乎意料：沈阳人粗的结

    果能导致可爱。但愿这不是我的一厢情愿。我不知道别人如何划分可爱

    的品类，我认为，以下四种比较典型：孩子的天然真率，女人的明媚鲜

    活，男人的诚笃睿智，老人的慈悲通达。而沈阳人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

    态，几乎是孩子气的天然真率的最好写照。这里有个极端化的例子不妨

    一举。所有城市的足球场都是叫骂的海洋，沈阳球迷也骂人这算不得什

    么；但南京球迷的“呆逼”像恋爱中的打情骂俏，北京球迷的“傻

    逼”也只像长辈对孩子恨铁不成钢的申斥责詈，全属于偏正结构的操行

    鉴定，唯有沈阳球迷那山呼海啸的“操你妈”，整个是一次动宾组合的

    打家劫舍。可如果在足球场上，你是一个与踢球看球全无干系的旁观

    者，我敢说，即使你比教育部下派的德育督导还绅士淑女，对那此起彼

    伏的“沈阳骂法”也会会心一笑。因为你刚一皱眉，就会惊讶地发现，这句比“南京骂法”“北京骂法”恶劣两倍半的脏话经沈阳人一喊，居

    然能把德育里边最忌讳的性意味消解得一干二净，还并不比诗人鸟瞰上

    海浦东新区时高声吟哦的“生活啊”更伧俗鄙陋。这种神奇的效果，大

    约也只有孩子的可爱才能生成出来。

    沈阳是个尚未开蒙的生猛孩子。但这也不坏，谁都知道，孩子的别

    名叫一张白纸，能写新文字好画新图画。然而我必须承认，沈阳有一个

    致命的地方比不得孩子，那就是，敢于想象一向是孩子的伟大禀赋，可

    沈阳人的想象力却太不发达。

    从土里刨食的角度说，农业的沈阳从古至今都能自给自足衣食无

    虞，它不需要想象；从大机器生产的角度说，工业的沈阳对人的最高要

    求只是当好齿轮螺丝钉，它更是拒绝甚至扼杀想象。这样，保守闭锁，小富即安，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就成了沈阳人思维行为的主旋律，连

    艺术创造与思想交锋也只能进行内部循环式的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

    生自灭。这里有个不恰当的例子，也许能变相地说明点问题。如今大陆

    的演艺明星，多以模仿港台腔为闯江湖的正途捷径，只有很少人不把乡

    音视作旁门左道，而敢于把出处亮在明处的寥寥几人里，那英就是突出

    的一个；顺便说一句，这也是我选择她为沈阳风格的另一半示范代言的

    又一要素；再顺便说一句，单纯的模仿并不存在，想象力是模仿的重要

    依托。当然，我不想借此赞美那英如何不随波逐流，也不想评价大陆人

    操港台腔好还是不好，我只想强调，连沈阳口音都有一种排斥异己的冥

    顽根性，更何况那些固执坚挺的意识积淀与理念薪传了。必须承认，一

    个人以怎样的声气语调谴词造句，这既是思想外化的必然，也是思想框

    限的结果。还有，前边分析“大”时，我曾想到过那里所包含的胆大的

    成分，胆大妄为吗，沈阳人敢铤而走险也名声在外。可在那一节我故意

    略掉了这层意思，而是留到这里说。据我观察，沈阳人的妄为并非胆大

    使然，实为无知所致，所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的气魄，其实是无知

    者那种可怜的无畏。因为沈阳人所妄为之事，多半对他人对自身都只起

    破坏作用，是非创造性的，这等事，有知者即使胆大也不为之。我以为，真正的胆大，那种建设的胆量与创新的胆识，是需要以有知为前提

    的，而想象力，恰好也是有知的重要依托。

    不过已有端倪显示出来，现在沈阳人在勾勒自己的粗粝生活时，正

    在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精雕细刻的杂糅技法。照片里的西藏

    去西藏的日子定下来后，我整理行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相机和胶

    卷装进包里。早就听人说过，在西藏随便拍些照片，拿回来就值得在报

    刊上发表——倒不是说任什么人一到西藏就都能让摄影技术提高得如何

    了得，而是说西藏的风光太出色了。等我在西藏切身地感受了一番，我

    发现上述观点果然不谬，那些个山光水色蓝天白云，漂亮的让你无话可

    说。于是回内地后，一讲起西藏，我就进一步发挥别人的观点，说即使

    是一个平庸的画家，只要勤奋用功，在西藏待上三年五载，肯定能拿出

    一流的画作。所以，不会画画的我虽然也不谙摄影，但毕竟拍照片还不

    至于把人脑袋拍成狗脑袋，这样，我把相机胶卷作为进藏旅行的首要必

    需品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我那个家用相机的牌子不值一提，而我之所

    以一家伙买来好几个正宗进口胶卷带在身边，也只是因为我怕在西藏那

    种旅游热点地区碰上假货。若到时候捧回一堆别说达不到发表水平，连

    人脑袋和狗脑袋都让人分不清楚的照片来，可就太扫兴了。

    我是和朋友一路开车向高原挺进的。从沈阳出发，迢迢万里，沿途

    可供拍照的风光景致数不胜数。可朋友说，这些景色与西藏一比，就不

    足挂齿了，还是省着你的胶卷拍西藏吧。朋友在西藏已生活多年，他本

    身又是画油画的，无论他的审美经验还是审美品味，其权威性都不容怀

    疑。我便收起相机凝神窗外，看那些“不足挂齿”的景色稍纵即逝。说

    心里话，轻易放弃沿途美景，我不能不间或生出遗珠之憾。那么好看的

    自然景观，没及时收入取景器内，说消失它可就毫不客气地无影无踪

    啦!

    好像是车过都兰以后，还在青海界内，朋友就提醒我该拿出相机

    了。这回你拍吧，朋友说，往后你就可以随便喊停车咱们下去拍照。我

    看出来这的确就是货真价实的青藏高原了。其实早晨车过青海湖时，我

    就看到了什么叫青藏高原，什么叫青藏高原的风光景色了。这一段路

    程，有六七个小时的样子，我始终不错眼珠地看着窗外，对着我看到的

    一切惊叹不已，只是忘记了拍照的事情。这会朋友提醒了我，我也把相机拿了出来，可这时候的我，却不知道该在哪里下车，不知道该朝着哪

    个方向举起相机。前后左右上上下下，无一不是拍照的最佳景致。我在

    选择，车在疾驶。

    这时是黄昏的日落时分，我只能说这时的我其实已是一幅最恢弘最

    壮丽的《高原落日图》里的画中之人。这是一片难得的一马平川的广袤

    世界，公路像被人用尺逼着划出来的一样，平坦笔直，在阳光的照耀

    下，就如同一脉流质的金子在波动荡漾。向远处看，天地的衔接仿佛没

    有过度，斜垂的天和翘仰的地所共同结构的，不是生硬的夹角而是流畅

    的椭圆；朝近处瞧，那些一丛一簇稀疏低矮的康巴草，也并不只是反衬

    大漠的空旷荒凉，反倒用虬结的劲须和老绿的色泽把大漠点缀得颇有生

    机。时不时地，还会有一座两座三座四座或白头或棕身的大山小岭从不

    同的方向以不同的角度扑面而来，它们在太阳的光照折射下和我们汽车

    的飞速移动中，忽远忽近，时隐时现，亦真亦幻，能产生出变幻莫测的

    离奇效果。当然最迷人的还是距我们近在咫尺的天空了。太阳尚未隐形

    之前，那种明亮可称之为单纯，不是单调的单纯，而是辉煌的单纯。比

    如那种明亮所涂抹出来的无际无涯的白，绝对是一种既包容了五颜六色

    又穿透了五颜六色的白，白得大而无当，白得荡气回肠。而等到明亮开

    始迁移为幽暗时，极富层次的天空又转化为一种复杂，那种由互不雷同

    的云霞形状与水乳交融的色彩关系编织起来的复杂，既神秘玄奥得怵目

    惊心，又朴素亲切得伸手可及。那种复杂，只能是一个好女人所独有的

    复杂。我曾无数次地在不同的地方目睹过落日景观，也曾在许许多多的

    诗文歌赋中阅读过关于黄昏的描述，但这青藏高原的黄昏落日，似乎是

    汇聚了所有黄昏落日的精华之后的一次集中展览。然而，我的惊讶并非

    到此为止。我们的汽车驶近格尔木时，太阳已经消失了很久很久，彩云

    也早就变成了重浊了铅云，黑暗如城郭似关隘地阻隔在我们面前。可令

    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那城郭关隘的缝隙之间，却时时会闪烁出横空出世

    般的耀眼的明亮。不知是由于城郭关隘的千变万化导致了明亮的千变万

    化还是相反，反正我们面前的黑暗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的黑暗，失真的黑暗，使人产生一种恍在梦中如在画里的奇特感觉……

    我的朋友说，你要是再不拍照，天可就完全黑啦。我脱口应道，不

    拍了；这里的一切，怎么都像假的一样。

    在这之后，我们过格尔木，过五道梁，过沱沱河，过唐古拉山口，惊心动魄地进入了西藏。在西藏，我待了不少日子，不仅读了许多与之

    有关的地理历史宗教书籍，也兴致勃勃地去了不少地方。像车过都兰后

    那样令人震撼的美丽，不管早晨还是傍晚，不管白天还是深夜，在我的

    游玩途中可谓比比皆是，但我依然一张照片也没拍过。朋友问我为什

    么，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只能十分牵强地解释说，大概是因为我把西藏

    分解出了三类地方吧。我说，第一类地方，和我居住的城市沈阳，和我

    们这万里征途中经过的城市北京石家庄太原兰州等地都没有两样，不值

    得拍；第二类地方，和我到过的其他风景区，泰山黄山峨眉普陀什么

    的，也都大同小异，拍出来了也看不出区别；而第三类地方，那些更广

    大更普遍更能够标明为西藏的地方，美固然是美了，有特点固然是有特

    点了，可它们美妙奇特如同海市蜃楼，连我自己都怀疑是否真有其景，我是没法拍的。我笑着说，我可不想回去给别人看照片时，让别人说我

    弄虚作假，拍的是油画。

    现在想来，在西藏我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其实是我深思熟虑后所做

    出的决定。在我看来，西藏已并非一种实有或者叫实在，它与我们生活

    的浊世同处一界，显然是造物主一次偶然失误造成的结果。最简单地

    说，它至少也应该是一幅油画，当然是比波提切利的《春》还要瑰丽一

    万倍的一幅油画。它的一切真实都只能是画出来的，是假的。在羊八井

    的温泉里游泳，你会觉得身旁那错落有致的皑皑白雪是假的；去贡嘎的

    老百姓家做客，你会以为土屋后边湍急清洌的雅鲁藏布江是假的；那个

    找不着历史寻不到出处的古格王国遗址必然是假的，它肯定是被一个幽

    默大师为了恶作剧才摆在那里的；那幢突兀地耸立在拉萨市中心的布达

    拉宫也只能是假的，它那身洁白的衫裙若不与哈达和唐卡同一质地，难

    道还会与黑砖黄泥同宗同祖吗？还有那曲以西的暴风雪，还有林芝以东的泥石流，它们假的已经失去了灾难的属性，让你只知道欣赏，不知道

    害怕……

    假的并不是伪造出来的，而是幻想出来的，西藏不属于制作而属于

    想象。整个西藏，整个青藏高原，它的地理历史和宗教，共同决定了它

    不是物质世界的产品而是精神世界的结晶，它来之于天地的造化和自然

    的奇迹。所以，单独的美个别的美具体而微的美都只是它的表象，只有

    集合的美整体的美无所不包的美才是它的本质。要把这样一种美剪割得

    支离破碎，即使是用照相机的镜头把它剪割得支离破碎，我也担心我犯

    下的不会仅仅是一个舍本逐末的过失小罪，我担心我将犯下的，会是一

    种破坏罪和亵渎罪，就像当年的革命毁弃了甘丹寺一样，就像今天的建

    设污染了拉萨河一样。我是一个对天地造化自然奇迹充满敬畏的人，如

    果可能，我只愿意让我的心成为一幅无边无际的大照片，将西藏，将青

    藏高原，包括它们所有的美也包括它们所有的丑，都印上去。天边外

    小时候，我常听姥姥这样感慨：人是地里仙。

    人是地里仙，大概很有点《封神演义》中土行孙那种遁地术的意

    思：快，迅捷，来去只在倏忽之间，既有对时空的敬畏，又不乏人的主

    体精神。那时候，我爸常去北京听党中央瞬息万变的各种声音，我舅常

    去东京向日本人推销他们统治东北时就垂涎三尺的镁矿石，每当我爸从

    北京回沈阳我舅从东京回大连路经沈阳时，我姥姥都会这么感慨。

    后来，我长大成人了，也常出门。特别奇妙的是，只要我独自旅

    行，只要那旅行中有机会让我看着车窗外胡思乱想，即使去铁岭(距沈

    阳车程仅一小时)，我也能情不自禁地想到姥姥的那句感慨，若胡思乱

    想的时间充裕，我还能想到姥姥那样感慨时的音调口吻，表情神态：她

    努力做出淡然甚至不屑的样子，显得见怪不怪；可她的淡然与不屑，却

    无法掩饰她对一件很容易让人习焉不察的平凡事物所包含的不平凡因子

    的陶醉与痴迷。我不知道，我时常喜欢四处走走，不能忍受长时间地待

    在沈阳，是否与姥姥早年那频繁的感慨有些关系，与我从小就渴望成

    为“地里仙”有些关系。

    除了读大学那四年，我的居住地一直是沈阳。与我去过的其他城市

    比，沈阳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我与它的关系，就像大部分人的夫

    妻关系，习惯了，适应了，既自然而然又无可奈何地彼此接受了，那就

    夫妻下去吧。但我又不能安安生生地在沈阳待的时间太长，当然待长了

    也没什么，死不了人；可待长了，比如超过了一个季度四五个月，我就

    闹心，就烦躁，就茫然无措，就六神无主，就什么东西也写不下去，就

    如同性欲了或烟瘾了。这时候，没能力没条件的话，不用远，只跑铁岭

    住三五天，我的欲与瘾也能得到平复，欲消瘾退了，我也就可以重回沈

    阳写小说了。

    我的这种欲与瘾，我把它称为离开的需要，它源于我对那种离开的

    状态的想象性热爱。离开是个动词，但有时我把它当形容词理解。表面

    看，它创造的是一段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距离，可在我这里，它参与的，更是一项既有主观需求又有客观契机的里应外合的精神调适活动，而这

    一活动对我来说，就如同大雁需要迁徙长虫需要蜕皮那么重要。离开，当然是对家的离开，但矫情一下升华一句，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僵化、刻板、熟腻、一成不变、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的拒绝和反抗。这里的悖

    论在于，我喜欢变动不居天马行空，喜欢自由自在没收没管，喜欢离

    开；可如果我没有家了，没有固定的居住地了，甚至没有因长时间耗在

    一地而产生的渴望离开的欲与瘾了，我便无从享受那种离开的快乐。也

    就是说，一旦没有了离开的对象，我的拒绝与反抗就不能成立。

    去哪都是离开，去铁岭都算嘛；可从我的心理感受上说，真正的离

    开，其实是要过了山海关才作数的。从中国的地域特点与人文习俗上

    看，黑吉辽三省虽然面积不小，可在人们眼里，却是不分彼此的浑然整

    体，这三个省份，一向被人统称为“东北”——我不知这是否与它们同

    样经历了“满洲国”的历史有关。作为东北人，在我这里，与作为沈阳

    人的概念是一样的，这样，尽管长春哈尔滨比铁岭都远，甚至远上不

    少，但去那些地方，我的“离开”只等于实现了一半——离开沈阳了，可没离开东北，几乎相当于还在家里。但如果往与铁岭长春哈尔滨相反

    的方向走，往山海关那个方向走，情形就会大不一样，对我这个偏于一

    隅的东北人来说，山海关那边就是南方!

    是的，在我这里，南方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方位概念，东北以南皆

    为南方。而我那周期性的离开，去“南方”已足够让我有脱缰之感，若

    去的是真南方，地理意义上的南方，那些“南方”以南的地方，我简直

    就如同去了天边，或者套一个尤金·奥尼尔创造的概念，就如同去

    了“天边外”了，我所感受到的，是插上翅膀的自由飞翔。

    我也知道，把去南方，即使去三亚的天涯海角那样的南方，就当成

    天边外的自由飞翔，也不免有点小题大做。现在这年月，别说杨立伟那

    几个真去过天边外的宇航员，就是那些没资格搭乘“神五”“神六”的

    普通百姓，去过各洲各洋那些相当于天边外的地方的人也不在少数，我

    这么不知遮掩地把一副没吃过肥猪肉也没见过肥猪跑的土鳖嘴脸亮出来示众，容易让人笑掉大牙。但没办法，我得诚实，不知道真天边外和准

    天边外啥样就是不知道。其实我三亚也没去过，使出吃奶的劲，我的脚

    也只踩到过中国境内的北回归线，所以，我那简陋而局促的天边外，只

    配悬挂在山海关至珠三角那样一个泥粘土连的宽度里。

    但我从不为我井底之蛙般地把山海关至珠三角那样一个“南方”憧

    憬成天边外而感到羞愧，也不为自己都活进二十一世纪了，还没见识过

    真天边外或准天边外的世面而觉得自卑。其实，不写这篇文章我都没想

    那些。中国那么大，大得惊心动魄，大得匪夷所思，只要一路向南，在

    国境之内就有我所认同的天边外供我徜徉，这足够我享受离开和地里仙

    的双重快乐了，我挺坦然。自然了，我坦然倒不在于我始终是阿Q的学

    生，是相对主义者，没本事跟人家杨立伟比，只敢腆着脸在我已故姥姥

    跟前长能耐——她一辈子最远去过大连。我坦然的原因在于，在我这

    里，天边外从来不是物质化的实在，而是精神性的虚有，它对具体区域

    的确认，必须有我抽象意念的指令才能完成，所以，南洋南非南极也

    好，南京南昌南宁也罢，甚至我愿意的话，南市南塔南湖(皆为沈阳城

    内南部地名，而我住在沈阳城北)也行，它们都可以成为我的天边外，当然，也完全可以什么都不是。

    从我本心讲，既然天边外只存在于想象中感觉里，那去了天边外与

    哪也没去，并没什么本质区别。这我不是自欺欺人，我自己比较了解自

    己。我一向对去“哪”没有计较，我喜欢的，仅仅是“去”。我说过，我出门，不为呼应外部的吸引，只为顺应内心的骚动，我追求的只

    是“离开”。可有“去”才有“离开”呀，既然我只为“离

    开”而“去”，那“去”“哪”当然就不重要了。我从来没有往大树或

    墙垛上刻写“到此一游”的习惯嗜好，倒不是我讲文明守公德，而是我

    自小缺少名士意识，觉得游了哪与没游哪全无所谓，这样，念小学时就

    背熟了要领的“游记体”作文法，一直缺少实际演练，结果，在如今这

    个人人都是地里仙的时代，几乎所有国人都成了为地球村签字留言的名

    流雅士，别说中国的名山大川，连欧美日的赌场妓院都成他们刻字的大树墙垛了，唯独我这个吃写作饭的，却思滞笔涩，失语忘言，始终交不

    出“游记体”答卷。可没办法，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连续性，人的精神

    成长轨迹更是一步一个脚窝，而不可能过分偏离他童年经验中好恶观念

    与抑扬趣味的引领左右。小时候看什么都新鲜时对“到此一游”都没热

    情，老大不小了，吞了K粉摇头丸也很难兴奋的我，怎么还会把游没游

    过“此”或到没到过“彼”当回事呢。

    可既然如此，我这边又大惊小怪地把去趟福州广州就当成去过天边

    外了，连苏州杭州都算，连郑州兰州都算，恨不得把北京边上的通州也

    捎上，还把这种人人做得到的“州游”夸张成“飞翔”，是不是有点自

    相矛盾？

    这我需要解释一下。我说过，我是个某种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者，而

    相对主义的自慰手段之一，就是凡事都能为自己找到个“度”。我喜欢

    离开这是个前提，去北京去上海都属于离开也没争议，那为什么去上海

    我能更兴奋呢？道理很简单，上海与沈阳距离更远，生活习俗也差异更

    大，到那里，我会觉得更新鲜些，那种身处天边外的感觉能更强烈。可

    我这样一解释，也许有人要追问了：那悉尼离沈阳比上海更远，生活习

    俗也差异更大，为什么从你的表述中，听不出悉尼也是天边外的意思

    呢。是这样的。单从距离和生活习俗上看的确如此，可相对主义的度，在这里就发生了作用。就现在已知的情形我分析自己，若去悉尼，不可

    能是工作，或探亲访友，即不可能是进行与我的日常生活交融为一体的

    个性化旅行，而只能是独立于我日常生活之外的程式化旅游。可我这

    人，喜欢的是日常生活的通俗自然，其间少有刻意的穿插，而旅游，在

    我看来太刻意了，它容易成为我那个圆融整饬的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部

    分。出门玩乐不同于政治学习，率性而为才叫和谐。为说明问题，我想

    顺手举两个例子，它们恰好都与成都有关那只是巧合。

    多年以前，我二十多岁，在成都玩时，满街的旅游招贴蛊惑了我，我随一群陌生人上了峨眉山。汽车把我们送到山腰，众人被安顿在一家

    小店休息，为次晨登山看日出逗猴子积蓄力量。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忽觉自己非常荒唐。我喜欢睡懒觉，一直对早上的太阳耿耿于怀，我害怕动物，除了人，能喘气的肉身我都厌烦；可现在，我却搭着时间

    金钱，要起早看什么峨眉日出，看那个每天都照耀我的明亮天体，还要

    与一群猴子为伴，如果它袭击我，我不仅无权怒气冲冲还得傻瓜一样欢

    天喜地，这太滑稽也太窝囊啦!于是，第二天天色依然漆黑时，别人爬

    山，我逆流而下，搭车回到了雨后的成都，坐到马路牙子上，看那些水

    灵灵的四川妹子——啊，这让我身心自如了许多。多年以后，一两年

    前，我又攒足了一笔盘缠，正琢磨着应该往哪花时，成都的朋友来了电

    话，说他刚买个挺大的房子，邀我有空过去看看。房子大了住就方便，我出门旅行，由于经济原因，哪里有张免费的床铺，哪里就容易成为我

    的目的地终点站。这样，我便去成都待了两周，住人民南路，最远去过

    火车站，所有时间都用于在朋友家聊天睡觉看闲书，间或去河边的露天

    茶社喝茶，或在街头品尝花样翻新的成都小吃。朋友问我想去哪个风景

    区走走看看，我说，最对我心思的，就是站在你家窗口这个风景区看楼

    下的车来人往。

    基于以上理由，尽管我知道这地球上有无数针对沈阳更天边外的地

    方，可我的天边外，估计只能伸展到我至今尚未去过的三亚，而悉尼，即使哪个旅游团带我去瞻仰它了，它也仍是悉尼而不是别的。当然，我

    并非成心把旅游和旅行对立起来，我也愿意让连裆裤把这两者套在一

    起。可对我来说，“游”如同守家在地的早九晚五，没什么意思，只

    有“行”，才能把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确定的感觉、如梦似幻的状

    态、不着边际的瞎琢磨和游手好闲的无厘头，一股脑地赏赐给我。

    铁岭也可以赏赐我这些，可为什么我总觉得去南方受封领赏才更开

    心呢？这倒没什么难理解的，既然出门，就该远走，就好比，既然当

    兵，就该努力去当将军。毕竟越是南方，越是真正的“南方”以南，才

    越能让我感受到与东北的不同。倒不在于那些人杰地灵的历史掌故，也

    不在于那些山光水色的仙界胜境，更不在于那些改革前沿的经验教训，对那些东西，我不是很懂，也兴趣不大；对于我，光是我看得明白的那些物事，那些衣食住行的特殊之处，那些风气习俗的奇异之点，以及由

    那特殊与奇异哺育的人性，就足以带给我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惊喜满足

    了。是的，天下的日常生活都殊途同归，都异曲同工，人性来之日常，日常塑造人性，从这个角度说，对什么都不必少见多怪；可在我看来，日常生活虽然简单，却从来不只是低档次功利性的活命手段，那抵达同

    归同工的殊途与异曲，其实很复杂，是个高级的审美过程。不过，我最

    想说的，还不是这些，至少主要不是这些。多年以来，南方能够吸引我

    的，更表现为只针对我个人才有意义的两个方面：一是路途遥远，一是

    语言不通。

    可能又有人要诘难我了，或许还会再举悉尼的例子。是啊，悉尼路

    更远，语言更不通，但为什么它就不能充任我的天边外呢？或者退一步

    讲，举中国的例子，西藏青海新疆，也都远，也都有让我听去不知所云

    的藏语维语哈萨克语，可为什么我对更“像”天边外的藏青新忽略不计

    呢。

    这问题的确提得很好，要解说清楚，得写篇长文，尤其针对藏青

    新，我不好像敷衍悉尼那么轻易打发。但在这里，我只想三言五语说个

    大概，理由我就不细说了，权当我不愿意破坏命题作文的章法规矩。我

    说过，我对日常生活更感兴趣，所以，路途遥远与语言不通，只有站立

    在日常生活这个大底座上，才能对我发生作用，否则就像凌空蹈虚，就

    像对我而言的旅游之于旅行，只有观赏意义而无参与意义。我当然知

    道，全中国哪也没有藏青新更“像”天边外，甚至就称它们为天边外也

    不过分，但由于它们与生俱有的那种异国情调性，在我眼里，我总觉得

    它们与悉尼更属于同一系谱，而无法让我把它们想象成一个世俗化的、伸手可及的、可以让我嬉戏其间的天边外。打个比方吧，舞台上的明星

    肯定更千娇百媚，但与之相比，那个同我调情逗笑的街坊少妇，却更能

    打通我的感官。

    好了，现在，我可以来到我路途遥远并且语言不通的广袤南方了。

    我前边说了，路途遥远与语言不通，需要站在日常生活这个大底座上，才能对我发生作用，那么，我怎样理解日常生活呢？其实我指的日

    常生活，并非恋爱结婚穿衣吃饭那种人类本能的一致需求，而是在结缔

    效应下，那种社会情态与文化心理的貌合神离或形散神不散。世界上没

    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再不同，树叶也是树叶而不是烧饼。比如，一方

    菜肴口味适应一方人，但差异再大，东北吃饭使筷子南方也不上桌就分

    刀叉；再比如，各地的婚丧讲究千差万别，但讲究再不一样，东北把婚

    丧仪式看作发财良机南方也没逢婚遇丧时偏偏散金放银；还比如，东北

    人喜欢赵本山的小品而南方人对此热情不高，可这并不影响东北南方都

    过春节并且把喝酒耍钱看电视作为最有群众性的假日文化三部曲……总

    之吧，结缔效应下的日常生活，能在一个上挂下连的亲和前提下凸显东

    北与南方的差异，而观察揣摩这种似是而非的和而不同，最令我愉悦最

    给我刺激。我一向觉得，拿鸭子比较大象没什么意思，让猫和老虎同场

    竞技才耐人寻味——它们同属于一个科里的主任科员嘛。

    离开东北，去往南方这个天边外，在行进途中，我愿意长久地望向

    车窗外边(即使不从经济上考虑，我也喜欢针对飞机而言火车那种相对

    的缓慢)，望着车外的景物一点一点地向后退去，感受着脚下的泥土一

    寸一寸地被我踏过，我常常会莫名地激动，有一种占了大便宜的剧烈快

    感。人是地里仙!不论我已经出过多少次门，还是每回都要为我能目睹

    到我那离开的过程如此神奇如此神秘感到诧异。当然，对于火车的运

    动，慈禧可以感到神奇神秘，我不应该；可没办法，在我这里，火车那

    种不露痕迹的神奇神秘，好像比“挑战者号”或“哥伦比亚号”那种炫

    耀张扬的神奇神秘更为迷人。也许质朴的力量更强大吧。是的，离开是

    我的全部目的，本来能有铁岭那么远的离开我就满意；可中国的地域如

    此辽阔，能满足我离开愿望的地方那样众多，路途虽远，却去哪都不用

    办护照换钞票，方言虽杂，却哪一种都属于汉语这口大饭锅里的八宝

    粥，而我，尽可以在不断延长我感觉上的神奇神秘时，多跨几座山，多

    涉几条河，去万水千山的另一侧，去天边外的“南方”以南，与和我多

    有雷同但又迥然有别的人交流沟通，往来厮混，这样的情形，在我就是无以替代的莫大消遣，我怎能吝啬为它而喜出望外乐不可支呢……

    离开东北，去往南方这个天边外，在落脚地，除了窝在住处看书或

    与当地朋友聊天，我多半会像个逛市场的家庭主妇或蹲街边的退休职工

    那样，自得其乐地将自己置身于南方的曝晒下或潮湿中或温润里，在长

    街短巷间东游西逛，在商厦店铺旁东张西望。我的游逛没有目的，我的

    张望没有目标，无目的没目标的懒散与松弛，再加上耳畔那连绵不绝的

    当地土话的冲撞揉抚，能让我最大限度地接受到南方气息的渗透、灌

    注、氤氲，由是，在那稀奇古怪的吐字发声的催眠下，我会被一种既清

    醒又迷惑，既孤独又放任，既茫然无着又无忧无虑，既不知所衷又脚踏

    实地的感觉搅拌起来融化开去。语言是最基本的交际工具，可同样的意

    思，同样的信息，又同样用汉语进行表达，居然就可以托付给那么多的

    字与词、语与句、音与调，这难道不是造化的杰作吗？想想吧，我和他

    们，那些南方的同胞，多半同源同脉同宗同祖，又有着毫无二致的意识

    形态背景与思想文化资源；可不可思议的是，从我们彼此认同的最初一

    刻，就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在阻隔着我们，而且它像坍塌了的通天塔一样

    既可以逾越又难以逾越。我实在参不透又实在想参透，那表面上的混沌

    无序与感觉中的暧昧不明，到底藏匿了怎样的寓意与含义呢……

    显然，离开东北，在南方这个天边外，能更多享受到“飞翔”自由

    的不是我身体而是我心灵，是我那推己及人由此及彼的无羁想象。

    但我必须承认，离开东北，在南方这个天边外，不论我玩得怎么尽

    兴，想得怎么畅快，我心里边翻腾最多的，也还是我的家乡东北，我的

    居住地沈阳。越是在与东北风物反差大的地方，我的家乡故土在我的意

    识中就浮现得越鲜明透亮，每每如此，从无例外。是我这人容易想家恋

    栈吗，一离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心神不宁，就魂不附体？我知道不是这

    样，因为我想的恋的，从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或具体的居所，甚至用想

    和恋形容我心态都不准确，但以前，我没操心过我何以这样。现在，写

    这篇文章时，我似乎恍然有所省悟：原来，我心中的那种翻腾，其实是

    一种纠缠，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一种对我渴望离弃而又无法离弃也不可能离弃的一方水土及建基在那方水土之上的习俗生态的爱之纠

    缠。正是经由这样的爱之纠缠，我方明白，那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是深

    埋在泥土里的永生的根，不论我们把它栽到哪里，它结的都是同一种果

    实；而我们对它的背弃与反叛，只能是叶，尽管足够妩媚妖娆，但经过

    周而复始的生长和凋零，它必然要平静而心甘情愿地化作腐殖质，为根

    提供新的滋养。同样，那诱人的天边外，不论远及星辰还是近在脚下，也只能是我们想象和感觉中的参照坐标，而不是可以任我们抢夺占据的

    高地要塞；我敢说，当我把给了我那么多神奇与神秘启示的南方视为天

    边外时，身处那天边外的许多人，也正把悉尼，把欧美日，把藏青新，甚至把东北，把沈阳，视作了他们的天边外。

    南非有个作家叫纳丁·戈迪默，她说过的一段话我一直喜欢回味，就像回味我姥姥那句“人是地里仙”的感慨：“生活、见解，都不是作

    品，因为只有在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力中，想象力才改造二

    者。”戈迪默说的是艺术，是小说，可联想到她的身份特点——一个黑

    人世界里的白人，一个属于白人统治者阶层却能从黑人被统治者角度思

    考人性的小说家，我以为，她的话中，“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

    力”那一句，说的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生存的形态，生活的方式。一

    个人，无力“远远站立”便是笼中鸟，监中兽，而不敢“涉足其中”则

    是迷途的羔羊断线的风筝。当然，“远远站立”并不意味着冷漠麻

    木，“涉足其中”也不一定就要狼狈为奸，因为在它们之间，还有“张

    力”牵拉着我们，而那“张力”，便是我们打开笼门监舍的钥匙，是归

    家的路标与扯不断的红丝线，是帮助我们的骚动本能得以正常呼吸的理

    性之风，是质疑、批判、抗争、颠覆、改变、创造，是理解、包容、爱……

    文章最后，我想转述一则别人的轶事。在法国，十九世纪末，纪德

    的大师文凭还没混到手呢，他只是马拉美身边的伶俐学徒；而那会，对

    纪德他们来说，马拉美早是艺术与道德的双料大师了。当时，为回敬左

    拉的自然主义冲击波，为弥补马拉美的象征派阵营不出产小说这一重大缺憾，纪德写了部小说叫《乌有源游记》(我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否写完

    了或是否发表了)。在写作过程中，纪德先把其中的两个部分抽取出

    来，印成一本小册子，取个名字叫《斯皮茨山游记》。现实中并无斯皮

    茨山，那是纪德虚构的地方。纪德把小册子给马拉美时，马拉美一看书

    名不由皱起了眉头。后来述及此事的纪德认为，那一定是马拉美认为书

    中讲述的是实有的旅行。过几天，马拉美与纪德再次碰面时，笑得天真

    而又释然，他对他的小兄弟说：“啊!您可把我吓坏了，我真担心您去

    过那里!”外省故事

    “外省”作为一个名词而不是词组，在中国是不大使用的，我现在

    用它来做文说话，主要是图个方便。

    我最早懂得“外省”这个词的含义，是在法国小说里。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副题叫做《外省风俗》；巴尔扎克的巨构《人间喜

    剧》，包含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被命名为《外省生活场景》；还有司

    汤达的《红与黑》，在那个名叫于连·索黑尔的青年身上，“外省”的

    痕迹就如同他贫贱的痕迹一样，是烙在他身上的红“A”字。在法国，大约只有一个地方不必被称为外省，它的名字叫巴黎。

    我一直喜欢巴黎，恐怕跟法国小说的诱惑不无关系。尽管当今中国

    人所憧憬的天堂是纽约和东京，但如果让我选择一处居留地，中国的除

    外，我的认同还是给予巴黎，甚至在多年之前我就因为自己会说一句法

    语而感到了与巴黎的贴近：“扒个洞”。只是我会的这句法语有点扫

    兴，我总是对着影视片里迷人的巴黎大声喝问，为什么“扒个洞”的应

    该是我呢？难道像包法利夫人和于连先生一样生为一个外省人是我的过

    错吗？当然我的问题得不到回答。顺便说一句，“扒个洞”是“对不

    起”的意思。另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扒个洞”也只能说给北京

    听。

    不过现在有些情况比较复杂，我所钟情的首都北京，据说也有沦为

    外省的可能。我的意思并不是指迁都。

    有一个上海籍熟人写了篇文章，发表时刊物要求在署名前边加地区

    标识，就像在海明威的前边加上美国，在川端康成的前边加上日本，在

    阿斯图里亚斯的前边加危地马拉。编辑知道那个熟人的自然情况，便在

    那熟人名字前边写上了“上海”。可校对时，那个熟人一丝不苟，他在

    上海后边，又加了个“市”字，他解释说，上海市是指上海市区以内，而在市区以外那些也叫上海的地方，只配称“乡下”。北京也是乡下。

    他这样说，当然有一点玩笑的成分。这件事发生在十年以前。十年以前

    粤语时髦的时间还不太久，只有个别北方歌星说谢谢时不说“xiexie”而说“xixi”。如今短短十年的变化可以天翻地覆，不仅

    有人要用那种类似拉屎用力的吐字声音取代普通话，尊贵的“上海

    市”也在某些广东人眼里变成了乡下。想想那熟人，我不觉得有点幸灾

    乐祸。

    不过巴黎是巴黎，广东是广东，上海是上海。我是沈阳人，在我眼

    里北京不是乡下而是首都，我的外省，是就北京而言。最近姐姐调入北

    京工作，开始有点犹豫，觉得小半辈子都过去了，要把家再安置一回殊

    非易事。我则豪情万丈地给她打气说，去，从零开始也要去，至少为了

    乔小乔以后不再是外省人嘛。乔小乔是姐姐六岁的女儿，我这个当舅舅

    的，其实在心里非常爱她。

    外省似乎只针对首都而言，看起来这仅仅是个地理概念。可是积累

    了一些生活的冷暖之后，我们便会为词语的力量所震慑而不敢妄言。事

    实上，外省更主要的存在于文化的隔阂里，它隐含着种种永不餍足的欲

    望，它是一种无形无状精神企盼的诞生地与出发点。外省是丧失一切和

    向往一切的总象征。

    我刚刚学会读小说时，我就懂得了外省的耻辱。我生长在辽宁沈

    阳，照理说不论大而辽宁还是小而沈阳都非菲薄之地。可在我那拣煤核

    拣白菜帮子的少年时代，我能看到，周围的贫穷如同夏天的苍蝇，繁殖

    迅速且无所不在。当时作为一个外省少年，我最大的愿望是盼父亲去北

    京出差。父亲每次从北京回来，不光他的脑子里会装满党中央那些瞬息

    万变的精神，他那个土黄色的、特大号的、写着“要斗私批修”的旅行

    袋里，更会盛满令人垂涎的首都的猪肉。我记得，在我活到现在的三十

    五年里，父亲唯一一次对我拳脚相加，就是那个时候。

    有一天傍晚，父亲把党中央的声音和猪肉一齐从北京带回，他一边

    兴高采烈地指示母亲做一顿解馋的葱包肉(父亲舍不得要求母亲做红烧

    肉或者清炒肉。多年以后在黄宏宋丹丹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里，他

    们说他们的孩子因为只吃萝卜大葱而变得葱心绿时，别人大笑，我却哭

    了)，一边命令我去学校把姐姐找回来。有肉的日子就是过节，而过节的晚餐需要团圆。姐姐是她就读的那所中学的女子篮球队队员，而这支

    球队是沈阳市的中学生冠军队。她们的训练情况可想而知，不到天黑没

    人能回家。我骑车来到姐姐学校，趴着墙头看了一会，我没敢惊动那个

    严厉的教练。那时候我相当腼腆。回家之后我如实相告，父亲对我的胆

    怯非常生气。老师不给假是另一回事，他说，可不敢请假，就是你的毛

    病了。这时我低声回了一句，我说，姐姐不回来，咱们每人不就能多吃

    点肉嘛。也许这只是我情急之中为自己的胆怯找到的另一个理由，但这

    的确是一个可耻的理由。听完我的话父亲愣了，接着他脸上现出了绝望

    的神情。我知道在他下放改造时，在他挨整倒霉时，他也从没有过这样

    的神情。他是一个反对“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父亲，但他是一个崇

    尚“舍身饲虎”的知识分子。他在极度伤心处，对我操练起来的也只能

    是苍白的拳脚。那时我比现在的乔小乔大一倍多点，我脑子里的知识可

    能还不如她多；但那时我心中的屈辱、自卑、私欲和邪恶，却肯定十倍

    于她甚至百倍于她。我至今能懂得一些正直、善良、怜悯与爱，我得感

    谢父亲的拳脚。

    当然北京使我这个外省人所得到的，除了猪肉，还有很多很多。一

    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我在北京读书，它所提供给我的人文熏陶将使我

    受益终生。一九八三年以后我重又成了一个外省人，虽然我依然向往和

    热爱首都北京，但更加懂得的，却是如何热爱和尊重我的外省故乡和外

    省身份。我知道，我的深沉的热爱和尊重，也是四年的北京生活赋予我

    的。

    还有一件事，与猪肉和北京和外省也有关系。

    那是一个卖小白菜的季节，猪肉似乎已不再凭票供应。我在商店买

    猪肉时，与一个北京口音的售货员发生了口角。具体起因我已忘了，我

    只记住了他对我的羞辱。他说我“穷鬼”，“穷就别买”一类的话。开

    始我还压着火气，我说你北京人怎么还这个态度。他说我北京人是在你

    们这个鬼地方变的，好人在你们这里也好不了。大概是关于北京人的话

    题触到了他的疼处，他居然对我动起手来。没准他曾有过一段辛酸的漂泊历史，但即使那样，我也不能允许他在用语言羞辱我后又用拳脚羞辱

    我。我向他发起了强硬的反击。我们在小白菜堆旁厮打之时，有限的打

    架经验使我及时地记起了武器的重要，于是，我操起小白菜堆旁的木头

    钱匣子抡了起来，把那个恶语伤人的北京人打得抱头鼠窜。

    第二天早晨，一个身穿戎装的年轻警察敲开了我家房门，他对我父

    母说我昨天在商店抢钱匣子，要把我带走。

    那样一个日子阴冷而阴森，坐在派出所内一间无窗无凳的空屋子

    里，我头一次思考起了我未来的命运。我渴望解释或者申辩，我需要证

    据及其公允，我甚至宁可让那个年轻的警察打我一顿。但整整一天，没

    人理我，那个年轻警察只偶尔看看我或看看将我囚禁的铁锁。后来就到

    了晚上。警察拎着皮包准备下班，并且几乎已经走出了派所的大门，可

    忽然之间，他又想到了我。他把我从黑黢黢的空房子里放了出来，对我

    说，以后你要是再敢抢钱，我饶不了你。

    在那之前，我已经在心里边不知谋划多少遍了。一旦把我放出去，我不仅要杀了那个北京口音的售货员，还要杀这个年轻警察，然后我将

    以偷钱和抢钱度过一生。可是现在，一听说要放我回家，我差点没扑通

    一声跪在地上。而且我说，甚至是发自内心地说：谢谢……

    事情没完。一年多以后，我又一次走进了那个派出所。我已经很久

    足不出户了。我有过抢钱的前科，我必须把自己深埋在孤独和窒息中，可现在我又不得不自己走进派出所。果然冤家路窄，那个年轻的警察仍

    像一年多以前那样冷漠地坐在那里。他认出了我。他的目光和声音都让

    我畏惧。你干什么？他问。起户口，我答。是下乡吗？他又问。不，是

    去北京。我又答。年轻的警察也一定神往北京，我看到他的眼里有了点

    光泽。去北京干什么？他接着问我。去读大学。我接着答。你……他惊

    讶地站了起来，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捧在手里，看得很慢很慢。

    户口手续办好以后，我没说谢谢，我的目光里甚至充满轻蔑和嘲

    弄。我以一种高傲的姿态转身离去。就在这时，那个年轻警察的声音在

    我身后缓缓响起，我只听一句，泪水就抑制不住地淌了下来。你没抢钱，他说，抓你之前我就调查清楚了，你只是一般打架，没抢钱。他的

    声音非常平静。我关你一天，只想教训教训你……

    后来，我就离开了外省，再后来，我又回到了外省。比如柳沄

    早年我也忝为“诗人”时，只有一个人当面断言我在写诗上难有出

    息，就是柳沄。那时我们也算朋友，但没后来交往密切；后来，现在，当那种惺惺相惜的朋友已寥若晨星时，我知道，柳沄是我真正的精神知

    己。

    柳沄诚实，这从他在我诗心如火时浇我冷水可见一斑。后来他还批

    评过我圆滑，不管那意见我是否同意，却足见他的真率性情。一般来

    讲，他不谎言蒙人或者欺世，如果说真话会让他人或组织感到不快，他

    宁可缄默，也不用假话去抚摸他人或者组织。当然，不会曲意逢迎的柳

    沄并非就是冷硬之人，在某些问题上，他常常又厚道的没了原则。比如

    玩牌，分出输赢是游戏的规矩，可一旦结算起来他有了斩获，却总要做

    了错事一样不好意思起来，说算了算了甭掏钱了，让一场奥林匹克般紧

    张激烈的竞技活动变得暧昧索然；再比如，大伙议论某个他也讨厌的恶

    人丑行时，正是人人骂得兴高采烈呢，他却偏要不合时宜地为其解释开

    脱，理由是对那种人不能要求太高，弄得义正词严的大伙很是扫兴。在

    沈阳的文学人里，柳沄的稿费收入最少，可多年里，他坚持除了诗歌不

    染指别的，且写诗也越来越惜墨如金。有一次，我读到他在个会议上的

    发言稿，认为那是上品的散文，就建议他每月都给报纸写点随笔，起码

    可以贴补烟钱。可他说，我只喜欢写诗。显然，他的执着几近于冬烘。

    诚实，厚道，执着，这是柳沄身上最突出的品质。照理说，诚实立

    世，厚道待人，执着诗艺(或别的艺)，这也应当是所有知荣知耻识尊

    识卑的人起码的做人准则，不值得格外的鼓吹标榜。可就我的目力所

    及，如今在人们的意识里，许多常识性的东西已变得面目不清，一些自

    明的价值判断也显得模糊含混，于是，光荣一文不值，可耻畅行无阻，尊严伶仃孤立，卑鄙甚嚣尘上。当然了，对此我并没觉得多么骇人听

    闻。我很理解，见利忘义是人的根性，当光荣与尊严成为获取实际利益

    的障碍时，选择可耻和卑鄙，也不能不算明智的取向。我所反对的，其

    实更是硬拿不是当理说的流氓作风：把恶行涂上善举的釉彩，为私欲树起公道的旗号。也正是基于此，对于光荣与尊严，我只做道义上的赞

    美，对于可耻和卑鄙，我也只采取理论上的批判。另外，我也没资格摆

    出一副世人皆浊我独清的道德嘴脸，去褒贬那些与我挣扎在同一个大酱

    缸里的工农商党政军们。我想说的只是，如果一个人在活命的时候，能

    不与时下社会的主旋律声应气求，而是知荣知耻，识尊识卑，把诚实厚

    道执着这样的品质当成做人的底线，也许不一定就活的很坏，没准还能

    活的挺好呢。比如柳沄。

    我说柳沄活的挺好，可能别人不那么认为，他既无高官厚禄，又无

    香车美女，既不著作等身，也不声名显赫，他符合哪条好的标准呢？对

    不起，这是我做文章，我下判断，我说他活的好依据的自然是我的标

    准。我以为，一个人，在衣食住行那些基本问题得到解决后，在不伤害

    他人的前提下，大体能享受到他的欲求带给他的快乐，就能达至散淡与

    洒脱，而活的散淡洒脱，不光好，甚至都可以称之为大好了。可能有人

    又要说了，流浪汉与世无争，那是散淡吗？政治家翻云覆雨，那是洒脱

    吗？我说不是，因为他们逸出了我的标准框限：他们或衣食住行没解决

    好，或必然要直接与间接地伤害他人。而柳沄，他的欲求纯粹且简单，能自由自在地读书写诗他就知足，能心地坦然地交友玩乐他就满意。想

    想吧，一个自由自在并心地坦然的人，他怎么会活的不好呢。

    我不知道，我的标准框限宽还是窄，我只想说，据有散淡与洒脱的

    表相相当容易，获得散淡与洒脱的内质则格外艰难，那种因攀不上“庙

    堂之高”才退居“江湖之远”的散淡与洒脱，成色上总是欠火候的。但

    我觉得柳沄身上的散淡与洒脱相对完整，理由即是，他的欲求纯粹且简

    单，而欲求纯粹简单的标志，又在于他能够舍弃。

    柳沄不是体制外的散仙游神，因此举例说明时，我以为在什么山头

    唱什么歌才更客观，否则容易凌空蹈虚。柳沄已在辽宁作家协会供职二

    十年了，是个当小兵时就有了党票的“老革命”，除了迟到早退没犯过

    错误。可奇怪的是，他至今仍然只是大头编辑，这依一般人的思维逻

    辑，没法不做出胡乱的猜测。谁都知道，在作协这样一个人少位置多的厅级官衙里，一条蚂蚱蹦蹬二十年都该熬到副处级了，可历二十春秋仍

    无级别，那不成了食堂的做饭大嫂或看门的打更大爷吗？可柳沄的确是

    个做饭大嫂或打更大爷那样的白丁。我不知道是否有过这样的事，高风

    亮节的柳沄把领导分配给他的副处以上待遇让给了别人，我估计没有；

    但我知道，为了孩子上学或老婆调工作曾给人塞过钱送过礼的柳沄，从

    没为他也弄一顶副处的冠冕向领导提过半次申请。我想提请读者注意的

    是，如今要官买官已是足球场上踢假球吹黑哨那样正常的事情；我还想

    提请读者注意的是，副处及副处以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一顶冠冕的虚

    荣，它所连带着的，是各种匪夷所思的物质好处。柳沄可以不看重风光

    的虚荣，但他不会不看重实在的好处。所以，在我看来，柳沄对副处的

    舍弃——至少对为副处而努力的舍弃，就有了一些决绝的意味。这里边

    的另一个前提是，因为不会外语，柳沄没有职称，而他又不肯去考场抄

    袭，或找人代考，或请领导把他作为一个有特殊成就的诗人特殊处理。

    谁都清楚，没职称损失的也不只是虚荣，同样是一大堆实际利益。

    我如此这般地描述柳沄，大概有读者已经想到了活着的雷锋。是

    的，如果我的文章就此结束，连我自己都会把柳沄误当成搞演讲的电视

    英模。其实，柳沄不擅演戏做秀，他一向是个真实的人，他的真实在

    于，那种取舍间的内心撕裂与收放处的思想冲突，常常会让他备受煎

    熬，以至于他竟一度对出家人充满了艳羡。而我之所以敢声言柳沄的散

    淡与洒脱大体足斤足两，盖源于他的弃绝来之于痛苦的撕裂与剧烈的冲

    突之后。也就是说，柳沄并没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他由衷地相信葡

    萄好吃，毫不掩饰他对葡萄的鲜美味道与丰富营养的渴望期待；他的与

    众不同之处在于，对得到葡萄的方式他要有所选择：如果得到葡萄的方

    式为他所不耻，那么，他就会强硬地视葡萄若无物。这么多年里，对于

    一些在许多人看来特别小儿科的话题，比如人格、品质、境界、精神，我和柳沄有过多次深入的讨论，那种时候，我能看到柳沄的软弱。他说

    他常常会想，不妨突破诚实厚道执着的底线，去与某些利益好处调情飞

    眼，勾肩搭臂，以求他这个身兼儿子、丈夫、父亲三职的男人，能让亲人们更满意些。当然了，最后他总会战胜想象中的“不妨”，他担心在

    现实生活中他若真“不妨”了，就会不可收拾地一落千丈。为了不坠落

    千丈，他不允许自己下滑一尺；或者，当他意识到自己正在滑落时，他

    能当机立断地攀回原来的高度。我以为，回到原来的高度比根本不下滑

    更为困难。

    作为一篇印象记录，我把文章做长了，同时也做得太不轻松。事实

    上，柳沄是个很好玩的人，在他身上，所言所行皆出于天性，待人处事

    均来之自然，他那些羞涩的滑稽，迂腐的严谨，笨拙僵化的礼数与荒唐

    可笑的念头，一一列数出来能笑破人肚皮，遗憾的是我必须就此打住

    了。但我希望以一则发生在他身上的趣事结束此文。顺便说一句，有一

    次我拿这则趣事开柳沄的心，柳沄忽然认真地说，我呀，根本就不适合

    去想占便宜那样的事。显然，柳沄是个心怀罪感的人。我喜欢心有罪感

    的人，知罪悔罪，不应该仅仅是宗教徒的专利。

    好了，为文章收尾。某日，书店里一套让柳沄心仪已久的书打折出

    售，柳沄去向妻子小曲申请购书款。给柳沄钱时，文静娴雅的曲工程师

    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