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自序)

    梅田小姐

    黑田校长

    神风特攻队员

    御厨

    佐藤先生

    君子动口

    警察物语

    毕业生

    邻人

    迷失东京

    山行日记

    女教授

    官卑民尊

    店员

    偶遇天皇

    武士道遗风

    故乡行

    萤之光

    食品安全事件

    江户风情与地震共生

    民告官

    首相列传

    北国之春

    同学自杀

    上野公园

    居酒屋纪事

    青春十八

    王道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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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种日本论的可能(自序)

    这是一部关于过往生活的记忆，故事发生的场景主要在日本。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得上是某种“日本论”。

    现代日本因其独特的历史起源与经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我叙述文化——无数的

    作家、学者、评论家热衷于谈论诸如“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文化”之类的问

    题。这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叙述的欲望，与另一种被叙述的欲望互为表里。于是，国

    民也颇为在意其他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评价。

    在这种叙述与被叙述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国民的自我意识得到了呈现。这种精神活

    动的意义在于，在不断地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国民获得了内在的自我反省、自我修

    正的机制与能力。换句话说，由于特定的心理机制得到了激发，从个体到国家获得

    了一个无可替代的生长点，一种生命力的源泉。

    无须说，中国国民的自我意识及其表达方式与此大异其趣。因为这种差异，在接下

    来的回忆性叙述中，我将不再区分自己是处于叙述他者还是表述自我的立场。这些

    文字仅仅记述了自己曾经的一段生活，准确地说，是一段域外修学生活中的若干场

    景。

    回忆是一种多重的镶嵌活动：当下的生活与往昔的生活的重叠、个体人生际遇与天

    下国家的交错、理性与情感的紧张……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所有这一切都以某种圆融无碍的方式嵌入其中，共同构成了某种精神上的慰藉。重新书写这种生活，也就

    是重新书写从个体到群体的生命状态。

    一位友人曾经问起过，旅日的中国人到底怎样看待日本。此前，他讲述了一个故

    事，大意是说，一对留日归国的夫妇在一起时，总是用日语交谈。友人询问其故，得到的回答是：只有通过日语交谈，他们才能找到某种共同经历，以弥补现实生活

    中的裂痕。听完这个小故事，我随口回答说，我可以理解他们。

    那时，我想到了自己面临的情境。一个人长期旅居他乡，心理上会发生微妙的变

    化，将他乡的山川风物以及人事视为自己故乡的场景，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由于

    中日两国文化的历史渊源，旅日的中国人或许更容易遭遇一种错觉：自己记忆深处

    的故乡，怎会遭逢在他乡的日本？满目山河空念远，他们从此不得不踏上曲折的寻

    觅之旅。

    最近几年，很怕见到“故国”“乡关”“家园”这类文字，因自己会为此陷入遐

    思，感到伤情。苏东坡曾有豁达之语：此心安处是吾乡。——此心安何处？这种对

    往昔的重述最终会将自己带到何处？站在这回忆之旅的入口处，我不禁心旌摇曳。

    二〇一〇年五月二日深夜于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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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田小姐梅田小姐曾经是我们研究室——东京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研究室(即社会学系)——

    的秘书，两年前(2003年)的四月来这里工作；而在这一新学期开始之前，她却辞

    职而去。

    三月底的时候，有一次在研究室见到了梅田。见到她之前，我已经听说过她要离职

    的传闻，所以就好奇地问道：“梅田桑，听说你要辞职啊？”梅田恬然一笑，回答

    说：“是啊。”当我再追问她要去哪儿工作时，她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回答：

    去幼儿园。

    听到她要去幼儿园工作，我感觉非常新鲜，就笑着打趣儿道：“呵呵，幼儿园可是

    不错的地方啊，比起大学生们，小孩子们可老实听话多啦!”梅田小姐听后也跟着

    哈哈大笑起来，笑声爽朗、清澈。

    在一个宁静的国家中的一座宁静的校园里，在一座宁静校园里的一间宁静的办公室

    中，梅田开朗的笑声是一种别样的事物。如今，我已记不得她当时是怎样回答我的

    玩笑之语，记忆中只有她欢快的笑声。

    其实，研究室的日常工作也比较清闲，很少有涉及学生管理或会议筹备等烦琐事

    务。日本的学生高度自治，主要进行自我管理，无论是个体还是团体意义上，都是

    如此。与学生相关的少部分事务，集中在相当于学院级别的文学部事务室。学生与

    研究室秘书打交道，主要是因借阅图书、借用公用的复印卡与印刷卡等事宜。所以

    我在想，是不是这种清净的生活与梅田活泼的性格有些不符，从而使她离去呢？

    而后再也没有见到梅田。

    对梅田的印象更多来自她初来乍到时的情形。不知道梅田小姐在来我们研究室之前

    做什么工作，只是弥漫在她周围的香水气味让我们大为迷惑不解——梅田到来的最初一两个月，每次走进研究室我们都会感到阵阵香气袭人。而在我此前的印象中，这个已有超过百年传统的研究室只有一种味道，可能就是书香吧。研究室的图书几

    乎摆满三面的墙壁，从地板直达天棚。木制的地板、书桌以及书架等用具，因经年

    使用，古色苍然。

    据校史记载，一九二五年的东京大地震导致原校舍倒塌，现今使用的建筑物为震后

    新建。从那时算起，这些建筑物大约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研究室的气息因这种时

    间的沉淀而质朴，更因将纯粹知性生活所特有的高贵气息内敛其中，而愈发浑厚凝

    重。

    这就是所谓的人文传统或者精神传统吧。它以其独特的厚重气息，直接熏陶着过往

    其中的每一位学子。

    梅田的到来似乎突然改变了研究室的这种氛围。有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谁有足够敏

    感的嗅觉来辨别空气中芳香的浓淡，准可以描画出梅田小姐一天中在研究室内走动

    的轨迹。

    那时候的梅田小姐似乎总是浓妆淡抹，打扮入时。我不知道那是否得体，因为来这

    里念书的学生们着装极其朴素，是一道寻常的风景。印象中，学生诸君都穿着灰色

    或黑色等深色系的服装。尤其是那些高年级的博士生们，非但衣着朴素得让人惊

    讶，面容上也鲜少年轻人通常洋溢的那种光辉。这不禁让人觉得用“面带菜色”这

    个老掉牙的说法来形容这个群体也不为过。不过，现在回想，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或者说失于片面。庄重，睿智，岸然，这些更是他们特有的精神风貌，源于他们在

    研究室长久的学术生活的熏陶。诚于内而形于外。这是现代社会中一群特殊的求道

    者，他们的生活让人想起古希腊斯多噶派的美德：平静、克制、知足。梅田小姐的到来，仿佛是修道院中的古树突然绽放出一朵奇异的花。梅田的打扮，偶尔会让人想到“花团锦簇”之类的说法。

    这也许是个偏见。准确地说，相对于研究室的古旧和素朴，相对于着迷于读书研究

    而面容日渐苍老、目光日渐深邃的研究生们，相对于神色庄重、步履匆匆的教授

    们，梅田的出现完全改变了我们研究室的景观。这种景观最初让我们感觉到一种错

    位，一种不协调；而当我们逐渐习惯之后，又觉得有一种奇妙的和谐。

    不过，不知从何时起，研究室的这番“梅田景观”逐渐褪色消失，以至于后来，比

    如说现在，只能凭记忆去追寻了。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梅田小姐主动选择了适应

    我们研究室的环境呢？因为除了梅田本人，研究室没有因她的到来而发生任何变

    化，梅田离去后的研究室生活也一如既往。传统的厚重营造了一个纯粹的知性孤

    岛，浑然沉穆，对知识的尊重已经成为这里的最高的生活规则。源于知识的高贵与

    美德早已成为习性，成为自然，成为人性的一部分。除了知识的钻研与探究，这里

    没有其他的生活。

    从那时起，梅田小姐洗去了铅华，换去了漂亮的衣服，拉直了秀发，日复一日变得

    同我们一样。她朴素起来，沉稳起来。我不知道梅田小姐那时候有没有感到伤心什

    么的。

    同外面世界中的多数日本女孩儿一样，梅田有着简单而令人愉快的性格；而这一点

    我也是在她改变了自己以后才逐渐发现的——或许此前的着装让我们多少有些不知

    所措吧，也就没有多少交流。现在回想，最初的梅田多少让人感到敬而远之。当

    然，那可不是梅田的错。

    再以后，经过一两次闲谈之后，我逐渐发现梅田身上有一种“大姐”的气质，尽管她的年纪一定比我们小许多。其实，研究室的博士生群体中，若从本科毕业算起，在这里生活七八年乃至十年的，大有人在。发现这一点以后，我对梅田的印象也好

    了起来。

    今年(2005年)新年时，我给她写了一张贺年卡，除表达谢意、今后也请多多关照

    外，我还加了几句：“虽然我一定比梅田小姐要大，但感觉梅田就如大姐姐一

    样……”这么说，不知道她会不会生气。

    这个“大姐”的确也有生气的时候。研究室的一位同辈朋友渡边君给我们讲过一则

    故事。有一次在接电话时，或许因对方讲的是英文，梅田也就用英文回答。渡边当

    时正好坐在她座位的对面，做勤工俭学的工作。由于渡边正在患感冒，不经意间咳

    嗽了几声。未料到，放下电话的梅田立刻开始对他抱有愠色。“我的咳嗽可能让她

    感觉，我在嘲笑她的英文吧。”渡边难免有几丝自责。所以，接下来的那几天，研

    究室无论谁接电话，也无论是用什么语言，渡边便一律咳嗽几声，以表明自己当时

    绝无不敬之意。听到渡边煞费苦心的公关，我们都哈哈大笑。当然，梅田肯定原谅

    了他吧。

    不意梅田小姐竟突然辞去了工作。这也好，她到底曾经改变了我们的研究室，影响

    了我们的生活。我想，她也一定在许多人的头脑中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美的文字，那

    些文字不经意的时刻会偶尔在记忆中流动起来，从笔下流出。人们忆起的，都将是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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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书下载!!!黑田校长

    一

    一九九八年一月初来到东京后，我进入位于江户川区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日语。学

    校由黑田夫妇经营，校长由黑田夫人担任，年纪大约在五十岁上下。黑田校长是我

    最先近距离接触到的日本人。

    第一次意识到这位校长的存在，是在入学两三天后的一次新生说明会上。从我入住

    的公寓到学校，步行要半个多小时。因当时尚未熟悉步行路线，走着走着就迷了

    路。经过几番试错，最终我还是找到了学校，但那时已经迟到了许久。

    我冒失地闯进会议室，用自己仅掌握的一点日语解释说，自己因迷路而来晚了。黑

    田校长似乎很快猜到了其中的原委，于是便大声地对其他同学宣布道：“这位同学

    说，他刚刚走丢了。”同学们哄然大笑。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明白黑田校长的

    日语，只是清晰地记住了一个单词。事后我自己查了一下，我揣测她说的定是这一

    句话。所幸的是，当时因未听明白，也就没有感到什么尴尬，只是微微感觉这个校

    长有点儿不近人情。

    黑田校长的日语讲得非常快，但吐字清晰、干脆、利落。接下来几个月的经历，加

    深了我的这个印象，因她总爱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场合训话。日本的学校校历

    分为夏冬两个学期，冬学期通常在每年的一月末到二月初结束，夏学期则要从四月

    开始，直到七月下旬左右。我刚入学几天，学校就召开了新生的入学欢迎仪式，接

    下来就是上一个年级的毕业典礼；到了四月初，又迎来了一个新学期的开学典礼。

    这一切仪式活动都在供市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区民馆进行。我暗自思忖：日本的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为何如此隆重？后来学习社会学与人类学

    知识，才知道各种形式的“礼仪”，或者说各种礼仪的“形式”，在人生及社会秩

    序形成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愈是在有传统的社会，各种礼仪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就愈突出，因其赋予生活与秩序某种超越凡俗的色调与意蕴。

    这么看来，礼仪就是文化，而文化首先是形式。

    那时，我的日语还处于入门阶段，每一次仪式活动都成了我观察黑田校长发表演说

    的一个机会。与其他发表讲演的老师相比，黑田远胜于他人的似乎不仅仅是口才。

    发表演说自然是脱稿进行。印象中个子不高的黑田站在麦克风前，带着似乎半睁半

    闭的眼神，毫无停歇地发出一串串的音符。虽然她不动声色，却有某种无形的感染

    力随着她的语调传来。

    日文字母因多用元音，发音相对清晰。校长演说中的那些单个音符我大多听得真

    切，不过连成单词或句子，就几乎完全听不懂了。从偶尔听明白的单词中判断，感

    觉她在发表激发学生立志的话。后来随着日语的长进，也就证实了自己当时的猜

    测。

    语言学校通常只上半天的课。修习语言的这些学生们大多半工半读，利用业余时间

    出去打零工。我刚进入这所学校的前三个月，上过几周课后，赶上放春假，所以学

    校里的人很少。正是在这个时候，黑田校长注意到了我的存在——我几乎每一天都

    在教室自学日语，直到她们下班。

    有一天，黑田校长走入我所在的教室，开口就说了长长一大串日语，噼里啪啦。很

    遗憾我没有听懂，只是捕捉到她似乎对我这种学习态度的若干赞许之辞以及鼓励之

    意。不过，她的一个问题我倒是听得清楚：“你为什么没有出去工作？”在日本，学生勤工俭学是极其常见的现象。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是第二年的事情

    了。翌年春，我通过“学士入学”——日本的一种持有本科学历者获取双学位的入

    学制度——的方式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本科学习。不久我就注

    意到一种独特现象：上课时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学校来，而上完课后，几乎立刻

    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我曾猜测，这可能与校园内没有大规模的集体宿舍有关吧。

    后来才得知，日本的大学生们业余时间除了参加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几乎都有一

    份工作。工作种类繁多，其中以家教、餐饮、零售等行业居多。

    大学生们勤工俭学，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几乎无关。其实，一项调查表明，在东京大

    学读书的学生，家境多富裕，属于中产阶层中的偏上部分。因此有人批评说，日本

    已经形成了高等教育上的隐性不平等。不过，我看到的更是另外一个事实：这些出

    身中产甚至是上层家庭的学生，非但穿着朴素无华，不事任何张扬，而且几乎都从

    事简单的体力劳动。

    东京大学的本科学生又被简称为“东大生”；这个说法在日语以及现代日本社会

    中，隐然有“天之骄子”的意思。东大的学生们内心明白这一点，因而从不主动自

    报家门，甚至对任何让人联想到东大的事物，在自己的言谈中也绝口不提。在社会

    生活中，当被问起是否“东大生”时，他们似乎不好意思直接承认，甚至感觉对不

    起什么似的，只好委婉地说：“暂时还算是吧……”他们低调得无以复加，无法形

    容。日本的一家电视台注意到这一现象，还特别做了采访节目。

    就在和黑田校长的那次见面后不久，我自己也找到了第一份零工：在一家超市的蔬

    菜部门做一些分类、称重、包装等工作。工作按时间计酬，且以分钟为单位打卡。

    超市离学校不远，每天中午下课后，自己都匆忙地在附近一家麦当劳吃一份快餐，然后开始上班。有了工作，生活节奏就自然发生了变化。一年的时光转瞬即逝。这期间又经历过几

    次新生入学典礼，黑田校长一如既往，每一次都发表长篇的励志演说。

    二

    第二年春天，我开始准备报考研究生。经过仔细考虑后，我选择了报考读第二学位

    的本科课程，也就是“学士入学”。报考者参加每年一月底二月初的考试，合格者

    编入相应专业的三年级，然后与该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唯一不同的是，编入入学

    者要修一部分一、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因而学业压力要重一些。

    黑田校长给我留下的另外一番印象，就发生在这段考试时期。

    某日，一位叫平塚的日语老师，也是这所学校除了黑田校长夫妇外唯一的专职老

    师，询问我报考了哪一所学校。我回答道：“是东京大学。”

    “是独协大学吗？”平塚老师的这个确认，让我感到一丝意外。

    独协大学是位于东京西北部埼玉县的一所私立大学，我当时只知道有这么一所大

    学，并不了解详情。

    我更正道：“不是独协大学，是东京大学。”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我出乎意

    料。

    只听平塚老师再次确认道：“不是独协大学而是东京大学吗？”她似乎有些吃惊，睁大了眼睛。我回答说“对”。当时我暗自猜测：在日语中，“东京”与“独

    协”发音有些相近，加上我对清浊辅音的发音不够准，平塚老师就认为是后者了。

    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平塚老师的“误解”，还可做其他解释。由于东京大学在日本高等教育体系中居于独特的地位，其前身“东京帝国大学”更

    是以培养“帝国精英”而闻名全国，因此报考东京大学本身就会被特别关注，甚至

    引起特别的疑虑。平塚老师显示出近乎固执的追问态度，或许包含了这样一层因素

    吧。

    转眼到了三月中旬。某日，我照常去学校上课。平塚老师看到我后，趋步过来，用

    郑重的语气问道：“李桑，考试的结果怎么样？”她显然记得发榜的日期。

    我回答说：“今天上午预定发榜，我还不知道结果呢……”

    “那不要上课了，赶快过去看看吧。”她似乎比我还着急，几乎用了命令的语气。

    我觉得也应该过去看看，便收拾好书本，离开了。

    中午回来时，学校已经下课。我走出电梯，迎面又碰上了平塚老师。只见她神色凝

    重，低声问我道：“结果怎么样？”后来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才明白，平塚老师之所

    以神情肃然，可能是随时准备出言安慰我一下吧——如果我落榜的话。

    我告诉她：“考上了。”

    接下来的一幕景象有些奇特。平塚老师眼睛圆睁，说道：“真的吗？恭喜!”只见

    她随即转身，朝着办公室方向高喊道：“黑田先生，李桑考上了。”

    黑田校长此时正在办公室办公，听到消息后，一溜烟地跑到我的面前，双手抓起我

    的手，连声说：“真的吗？恭喜，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我也记不得她说了几次“真是太好了”。只是感觉黑田校长语调高亢了许多，异于

    寻常。这个情形让我感到惊异：印象中的这位校长，说话从来都是干净利落，沉稳

    持重，不露感情，毫无造作，举手投足都让人想起“黑田”这一姓氏曾经代表的日本贵族阶层所特有的教养。

    黑田校长的这一举动和此前的一次迥然有异。

    大约两个月前的某一天，我骑自行车过马路时不幸被一辆小汽车撞倒，自行车后轮

    被压变形。所幸自己无大碍，只是脚踝疼痛，只能蹒跚而行。到学校时，已经迟到

    了许久。

    黑田校长看到后，面无表情地问道：“怎么回事？不要紧吧。”我据实以告。“肇

    事者有没有留下联系地址？”她问道。我说，司机已经把我的自行车交给了附近一

    家修理店铺，也给我留下了名片，并告诉我如果有事情——比如去医院，可以和他

    联系。说着，我给黑田校长看了一下那张名片。她看了一眼后说：“以后要多加注

    意。”然后转身就离去了。

    我觉得对话结束得有些突兀，可能是潜意识中我还期待校长说几句安慰的话吧。

    其实，这样的态度，我此前已经见识过。有一次工作时我不小心伤了手，上课时带

    着医生给包扎的白色绷带，有些刺眼。黑田校长见状后，询问道：“怎么回

    事？”我回答说：“上班时不小心受伤了。”

    我原以为校长会详细询问一下情形，不过，她却似乎无动于衷，指着绷带说

    道：“不要紧，这个是男子汉的勋章。”

    “勋章？”我重复了一遍“勋章”这个词的日语发音，因为我没有反应上来这个词

    的含义。

    “对，勋章。”说着，她用手指做了一个环状，放到我胸前说，“勋章”。那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勋章”这个陌生的单词的含义。勋章意味着荣誉，这样

    单纯的基本观念当时竟然因陌生而显得新鲜。其实，从荣誉的角度看待人的行为、思考问题，这是贵族传统的遗风，日本社会自然不例外。黑田校长用“勋章”表达

    她的看法，应该与其姓氏所代表的贵族传统有关吧。

    在后来的生活中，通过各种媒体，自己经常会见到、读到日本国民——当然是杰出

    人士——被授予以天皇名义颁发的勋章的报道。日本的荣典制度分成若干等级，比

    如最高位阶的称为“大勋位菊花章”，接下来有“桐花章”“旭日章”等等，不一

    而足。荣誉在日本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黑田校长不经意间向我颁发那

    枚“勋章”的行为，流露出日本社会的一种价值观，甚至可以说是主流的价值观。

    正是这位不苟言笑、举止典雅的校长，在得知我被录取后，跑到我面前，放弃了平

    日字斟句酌的谈吐方式。那时，她的神情已然将某种荣誉授予了我。当然，这并不

    是我的“殊荣”，这一切都是因为“东京大学”这个名词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东

    京大学”在观念上意味着什么？——责任与荣誉。回想起来，自己在那里度过的十

    年光阴，可能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而付出的必要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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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风特攻队员

    一

    到日本东京留学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九年春天，通过朋友的介绍，我在一家叫“芳葉”的中餐馆找到了一份零工。

    说是中餐馆，其实也就是店主夫妇二人开的一家小店；说是零工，其实也就是繁忙

    的时候，过去做一个帮手而已。餐馆位于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旁边，就餐者以早大的学生居多。尤其是每年旧学期结束、新学期开始以及岁末年初的时

    候，早大的许多学生社团都在此召开送迎聚餐宴会。

    最初我不明白店名为什么叫“芳葉”，只是隐隐觉得有些中国气息，尤其是那个简

    体字出版物中已然绝迹的“葉”字，让人感觉很亲切，甚至让人感到有一丝美与高

    贵在其中。后来偶然看到店主的信件地址，我才恍然大悟：店主的姓氏是“吉

    羽”，餐馆的名字“芳葉”就是这个姓氏的同音字。

    第一次上班的印象，就是餐馆的陈设非常古旧，物品的摆放不那么整齐利落。不

    过，店主夫妇的容貌，倒与这种氛围相得益彰：店主已经年逾七十，他的夫人则略

    小一些，有六十多岁的样子。从容光上看，二人的健康状况似乎非常好。让人难以

    想象的是，这样一对老夫妇就是这家餐馆的主要劳动力。不过，随着交流日深，我

    获得的就不单单是简单的理解，而是一种纯然的敬意了。

    很多人都听说过二战末期日本帝国组织的“神风特攻队”的故事。由于对美战争资

    源与手段日渐枯竭，帝国海军只好采用贴身肉搏的方式，试图为即将到来的和谈赢

    得一点筹码。在中将大西泷治郎的指挥下，一九四四年十月帝国编制了这个后来声

    名远扬的“航空特别攻击队”，由飞行员驾驶飞机对美国舰队进行自杀攻击。飞机

    只装有单程燃料，所以，飞行员有去无回，情形悲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

    本宣布战败，特攻队随即停止了活动。

    有一天，工作结束后，这位老人突然问我：“李桑，有没有听说过神风特攻队？”我点头道：“听过一些……”

    吉羽老人接下来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告诉我，他就是这个特攻敢死队的最后一

    期成员。我依稀记得，他大概是第十三期吧。吃惊之余，我旋即感到有些不解。

    老人看出了我的疑惑，立刻接着说道：“前面的队员全都死了，在我这期等待出征

    时，战争就结束了，我就活了下来。”

    接着，吉羽老人开始回忆战争期间的往事，偶尔我也会问一两个问题。那时我才知

    道，眼前这个中餐馆的店长、这个老人竟是一位名牌大学的准毕业生——他参军前

    是东京工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修习过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等科目。当时日本在

    船舶、飞机制造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能修习这些专业知识，可见其素质绝非

    等闲。战争末期，他响应帝国政府的“学徒出征”号召，退学加入了海军的飞行联

    队。

    说起来，神风特攻队的这个话题，其实是因我而起。那一天餐馆工作结束后，老人

    突然对我说：“李桑，你的嗓音不够响亮，你要练习啊。”听到这句突如其来的

    话，我自然是一头雾水：嗓音？练习？不过我旋即明白，这位老人一定有话要说。

    另外，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位老人说话时中气异常充沛，声音透彻，堪用“声若洪

    钟”来形容。

    老人告诉我，他应召入伍当飞行员后，首先的任务就是训练高声喊话，目的是在飞

    行的特殊噪声环境中进行联络，训练异常艰苦。

    等他的话告一段落，我问道：“您为什么要参加神风特攻队？”

    老人正色道：“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保护自己的亲人。”我们都知道，这是战争动员时最常见也最有效的口号。当然，侵略者也可以利用这

    个口号。我一时间不知怎样应对。

    见我陷入了沉默，吉羽老人再次开口，说了一句令我十分意外的话：“中国对于日

    本来说，是母亲一样的国家。日本侵略中国，犯了极其荒唐的错误。”

    如今回想起来，这是我听到的最真实的道歉，中日两个国家的恩怨至少在我们两个

    个体之间化解了。后来自己也读了听了许多日本学者、市民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发

    言，包括道歉，但都没有吉羽老人的这一句话打动人心。

    吉羽老人回忆说，战败回来后，他感觉非常痛心与悔恨。——“悔恨”，这是二战

    后日本精英特有的感情。由于遭到美军远程轰炸机数个月的轰炸，战争结束时，东

    京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夷为平地。老人告诉我，当时从这家中餐馆的位置可以看到富

    士山。大概在一九四七年，他买下了如今的这家中餐馆的土地，并建起了这座三层

    的木质小楼。一层是普通的坐席餐厅，二层是宴会场，三楼是仓库。老人应该没有

    想到，他和他的夫人竟在此工作了半个世纪以上。

    老人告诉我，为了解释清楚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他做了两件事：一是阅读了大量

    中国文化方面的书，二是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我明白，其实他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日本从何处来，二是日本要向何处去。我

    想，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军国主义那种穷凶极恶的总体战争，等待这位工

    科精英大学优等生的，将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吧。

    老人主动告诉了我他的结论。他说，他本以为他所知的日本文化都是为日本所特有

    的，然而通过阅读，他发现，那些文化的根源都在中国。他对我说：“你知道日本

    刀吧，我原以为日本刀一定是日本固有的，可是我发现它源于中国的青龙刀。”接着，他给我讲了有关青龙刀的来龙去脉。于是老人的最终结论就是：“日本什么都

    没有，一切都是中国的，中国就是日本的母亲国。”记忆中，这句话他重复过多

    次。

    有一次，老人拿了一份泛黄的旧报纸，问我道：“你知不知道《教育敕语》？”我

    有些了解，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形大概说了一下。大意是，它是日本明治政府以天皇

    的名义发布的关于国民教育的总纲领，出自日本儒学家之手。至于具体内容，由于

    是用古语写的，我没能够重复出一句话。我话音刚落，只听他开口道：“我们那个

    时代，所有人都可以熟练地背诵全文。”于是老人就开始背诵：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

    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

    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

    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

    老人神色虔诚，嗓音洪亮，语调则抑扬顿挫。由于是用古语背诵，让我联想起了自

    己偶尔在电视上听到的战前的广播。那一刻我甚至感到了某种时空错位。

    “李桑，这个给你吧。”老人突然停下来，把报纸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一看，报纸头条的“教育敕语”四个字赫然入目。看一下日期，是一九八

    九年的某一个时期。我突然意识到，昭和天皇正是驾崩于这一年年初。

    我接过报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了书包。我知道，吉羽老人背诵的那些语句是

    几代日本国民精神的凝缩。后来，自己每次因搬家而整理行李时，都会取出报纸看

    一下。那时候，吉羽老人背诵《教育敕语》时微微兴奋、但落寞之情又难以隐藏的

    神色每每浮现出来。其实，这部一八九〇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与此前一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

    法》，一同构成了近代日本国家的支柱——前者更是在精神上规定了日本直到一九

    四五年战败时的国民道德。儒学作为江户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在明治维新后以天皇

    的名义得到了推广，并渗透到庶民阶层中。

    受过良好教育的吉羽老人回忆说，战前人们在大街上可以随意对行为不端的儿童或

    少年进行大声呵斥，甚至扇上一巴掌；儿童或少年的父母如果得知情况，非但不以

    为忤，而且还会当面道谢。

    “现在的日本根本不行了。你看那些学生只知道吃喝玩乐，政治家们也全都是政治

    世家的二代、三代，他们都没有饥饿精神。”老人自言自语道。

    饥饿精神，这也是我反复从老人那听到的一个说法，近似于“卧薪尝胆”“艰苦奋

    斗”的意思。那种精神源于独特的生存体验，一般人自然不易了解。

    我时常看到老人深深陷入对于过去的缅怀当中，但仍无法想象那究竟是怎样的时

    代。数年后，我在东京都练马区的区民会馆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化时，遇到一位叫中

    野的老人。那时，我才理解了一个逝去时代的精神究竟为何物。

    中野老人与吉羽老人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认识他时他已经有八十多岁了。上课

    的学生都是退休的老人，每次有七八个人。在每周一次的课上，从来不缺席的就是

    这位老人，尽管他是带着心脏起搏器生活的。由于下课后乘坐同一个线路的电车，我也就和他熟悉了起来。不过，这位老人的语言并不好懂，因为他经常使用异常庄

    重的自谦语，在现代日语中很少见。

    与庄重典雅的语言相比，中野老人的一个举动让我至今难忘。那是我们第一次同乘一辆电车时发生的事。由于中途要下车，老人在电车中与我道

    别后，走出车厢，进入站台。然而，他并未即刻离开，而是转向车厢，一动不动地

    站在那里。我感到有些诧异：这位老人怎么不走呢？这时只见车厢门自动关闭，列

    车始动。也就在这一刻，老人摘下帽子，恭敬地向我致鞠躬礼。在这几秒钟内，列

    车驶过，老人也直起身来，戴上帽子，转身离去。

    有了这第一次经历之后，每一次道别时，我都尽力鞠躬回敬，争取把腰弯得更低一

    些。

    最初面对这位高龄老人的致礼时，我感到诚惶诚恐。但旋即我就明白了，这位老人

    践行的是上一个时代的国民道德。他鞠躬致敬的对象，并非我这一个特定的个体，而是我这个偶然的职业所代表的价值与尊严——对知识的尊重，对教育的尊重。这

    种对教育与知识的尊重，自然转化为对教师的尊重。今日的日本教师依旧被称

    为“先生”，与同样被称为“先生”的医生和国会议员同格，受到社会高度的尊

    重，当然是其来有自。

    那时候，我回忆起了吉羽老人。说是回忆，是因为在日本生活的最后几年间，除了

    打了几次电话，也就再没有直接的联系与音讯了。

    二

    大概是二〇〇四年元旦期间，我突然接到吉羽老人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说，由于

    年迈体弱——他这几年同样带着心脏起搏器生活，已经在去年年末关闭了餐馆，并

    对我数年间利用课余时间为他们工作表示感谢。听到这一消息，我自己倒多少生出

    一些惆怅来。我急忙约定了时间，要去见一面。我此前回国时，为这两位老人买了

    一点小礼物，包括养生酒、绿茶什么的。约定之日，我来到了这家位于商店街边缘的小店。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幅大大的

    告示，贴在大门的玻璃上。告示是老人自己写的，字体方正有力，透露出不凡的素

    养。很遗憾，我没有抄录下来老人的原话。不过大意我倒清晰记得。

    老人在告示中写道，自己在战后一片废墟中在这里开了这家小餐馆，近半个世纪以

    来，承蒙近邻诸位的惠顾，餐馆得以延续下来；由于自己如今年迈体衰，与夫人已

    无力支撑下去，决定从即日起关门歇业，感谢大家多年的支持与厚爱，云云。读完

    老人的这个实质是感谢信的自述与表白，我不胜唏嘘——老人简洁的行文其实述说

    了战后日本一个时代的历史，或者说，吉羽老人的生活史就是战后日本历史的一种

    凝缩。

    后来，我还去过这家餐馆两次。一次是应吉羽老人的邀请，去帮助他们收拾三楼的

    仓库。老人告诉我，他正在和一家房地产公司联系，准备出卖这块土地。老人还告

    诉我，他家里收集了许多中国的古董，让我什么时候去他家里。“你可以拿走一

    些，这样将来至少就不用为吃饭发愁了。”他接着对我说。我感激莫名，不知怎样

    表达谢意。

    数年后，我到早稻田大学去听一场学术研讨会，会后我又一次去看这家中餐馆，因

    它给我提供了观察日本社会的独特视角。不过，这一次我失望而归：那幢三层的木

    造小楼已然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走近一看，竟已

    变成了一家经营房屋租赁的房地产公司的事务所。我怅然而归。

    在回去的路上，当年做服务员打零工的情形一遍又一遍地掠过脑海，连同早稻田大

    学的校歌。

    首都的西北，早稻田的森林，屋瓦耸立其上，那就是我们的母校。

    记住我们素日的抱负吧：精神的进取，独立的学问。勿忘现世，理想远大；闪烁着

    光芒的我们，注视前方吧!

    早稻田，早稻田……

    这首歌最后对“早稻田”三个字的反复咏叹，真情慨然流露，让人难以忘怀。对这

    首歌的旋律的记忆，源于早大学生社团在这家中餐馆开完联欢会后的同声歌唱。据

    吉羽老人介绍，有一些社团每年定期要在这里举行联欢会，包括年末的“忘年

    会”、元旦过后的“新年会”、三月份毕业时期的“送别会”、四月份新生入学时

    的“迎新会”等。有的社团已经在这里举行了几十年的活动，名为“同窗会”。

    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是东京专门学校，由明治时代的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1838—

    1922)创建于一八八二年，其蓝本是当时英国主流的政治经济学科；一九〇二年改

    称现名。此后，这所大学逐渐在国际上获得了声名，尤其是在中国和韩国，几乎成

    为代表日本的大学。上面提到的校歌，被认为是“日本第一”的校歌，备受喜爱。

    学生社团“早稻田合唱团”，最初为歌唱校歌而结成。据说，这首校歌音乐的原版

    是耶鲁大学的学生歌曲OldYale(《耶鲁忆旧》)。

    我不禁想到，这座以“通过完成学问之独立、有效活用学问来造就模范国民”为主

    旨的私立大学，通过这种合唱传统，已将自己的主旨渗透到了每一位早稻田学子的

    身上。通过讴歌“在野精神”“反骨精神”以及与二者相辅相成的“学问独立”，早稻田大学刻意与同城的国立东京大学区分开来——后者在战前一直以造就“帝国

    精英”为主旨。这种“学问独立”的精神与另外一所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

    ——的创办者福泽谕吉(1835—1901)提倡的“独立自尊”，含义几乎相同。这种强调国民独立的教育精神，以及学在民间的学术制度，同样造就了日本国家旺盛的

    上进精神。

    这样想，我也就理解了吉羽老人对日本现状的抱怨：吉羽老人看到的是一面，而我

    看的是另外一面。在这家古旧的中餐馆中，在他工作半个世纪有余的这个狭窄、局

    促的空间中，两个时代的日本人的精神其实已然和解了。

    吉羽老人创业、守业半个世纪的历史，不就是典型的“模范国民”吗？在战后已然

    半个世纪以上，依然默诵着“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

    己，博爱及众”的国民教育理念，这不正是遗世独立的自尊精神吗？日本进入近代

    以来表现非凡，体现在国民身上的这种独立、自立精神，可谓厥功甚伟。在优良的

    国家政教体系下，传统社会的道德精神与现代社会的自由理念相互融合，并向普通

    国民流溢，使得整个国民素质得到了卓有成效的熏陶。

    这是不是日本在国家建设上取得成功的秘密？

    我当时有一种冲动，想将自己的感想与吉羽老人分享；遗憾的是，当时我未找到老

    人的电话号码，也就没有联系。不过我旋即又心生疑虑：吉羽老人愿意与这个新时

    代的日本人和解吗？记忆中老人数次对我说，接下来将是中国的时代……他或许在当

    下的中国看到了他那个时代日本全力奋斗的情形。

    转念一想，我的疑虑显得多余：休业后的老人享受着高度的生活保障，正在过着宁

    静的生活。老人对当下日本的“抱怨”，其实正是为日本全体国民所共有的“危机

    意识”。

    如此说来，新旧两个时代的日本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鸿沟。这或许是因

    为，“独立自尊”早已演化为国民道德，成为国民“日用而不知”的立身准则吧。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也就是天皇下诏投降的翌日，一手组建了“神风特攻

    队”的大西泷治郎选择了剖腹自杀，以慰藉其死去的部下及其遗族。他留下遗言

    说，后辈应该忍辱负重，勿失身为日本人的傲骨，时刻发扬特攻精神，为日本及世

    界和平贡献力量……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西泷治郎的说法当然是美化之言。吉羽老人在战后半个世

    纪以上所展现的那种克勤克俭的精神风貌，并非源于特攻队所宣扬的那种愚蠢的爱

    国观念，而是孕育了近代日本国民一以贯之的文明精神，那就是“独立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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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厨

    一

    笹川先生是一位六旬有余的老人，与他结识的缘由非常简单：他是我留学期间曾经

    住过四年的宿舍的厨师。

    第一次见到这个厨师，就觉得其容貌非同寻常：在他那上了年纪的慈祥面容中，闪

    烁着一丝特有的严谨，会让人想到职业高手的神色。后来偶然听到的事实帮我揭开

    了这个谜：在来我们宿舍工作之前，他曾经是御厨——日本天皇家的厨师。御厨与

    宿舍生活，构成了我记忆中色调浓重的一笔。

    我入住的宿舍叫“追分学寮”，位于丘町的二丁目。沿着大学校园正门所对的本乡大街北走，大约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到。第一次来办手续时，我不禁哑然：这个由

    五座二层木造的平顶小楼组成的宿舍，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古貌：整座学寮外壁由水

    泥涂抹而成，呈现一片黯淡的灰色，有些地方已经脱落，彰显着它的年久失修。小

    木楼的周围杂草丛生，偶尔也可见一些野花。外墙和这几座小楼之间相对形成了一

    个封闭的空间，也就是院子。院子里有几棵树，其中的几棵是枇杷树；每年到了夏

    天，树上都会结满果子。

    这座学寮从色调到质地、到周围的风物，俱是古色苍然，整体上非常协调。这种景

    致与外面的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人们不容易将它与现代化的大都市东京联系

    起来。初见这番景象，让人感觉时空发生了错位，仿佛走进了江户时代一般。

    我曾经跟友人开玩笑说，宿舍的位置很容易找：只要告诉出租车司机找东京最古老

    的建筑物就可以了。当然，这是故意夸张的说法。由于东京大学属于文教地区，在

    二战末期，尤其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军展开的“东京大空袭”中得以幸免，大学

    周边的建筑物大多免于战火，留下了不少历史长久的建筑。东京大学校园一角；校园因这种随处可见的自然景物而愈发显得幽静、深邃。

    申请入住时，负责管理事务的“追分寮学生自治委员会”的委员长告诉我，这个寮

    的几座小楼建于昭和二十三年——我迅速计算了一下：建于战争结束后不久的一九

    四八年——前后，岁月久远。大学方面一直有重建的计划，但所需资金始终没有落

    实。不过，在与学校较远的另外一处，已经建好了新的宿舍，我们到时候可以优先

    申请入住新宿舍。

    我办好了手续，住进了被称为“新寮”一楼的一个房间。宿舍的房间面积与日本的

    传统房间样式相同，分为四点五叠(一“叠”相当于一个“榻榻米”的面积)、六

    叠、九叠、十二叠等几种样式。原则上，六叠以上的房间可以同时入住两个人。由于入住的学生不多，我一人入住那个面积为六叠的房间。

    委员长告诉我，这个寮有食堂，供应晚餐，但要提前预订。能入住学校周边的宿

    舍，而且还有食堂，这非常理想。另外，每餐的价格是四百日元，比学校食堂还要

    低一些。因这些原因，我在这里度过了很长的留学时光。

    食堂的饭菜由笹川先生准备，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在我来之前，笹川先生

    似乎已经在此工作了许多年。

    第一次到食堂用餐时，一道独特的风景映入眼帘，我不禁在内心笑了出来：笹川先

    生在橱窗上挂了一个半平方米左右的白板，上面用黑笔写着今天为大家准备

    的“膳”——也就是当日的菜谱，而在每一道“膳”的后面，都标明了具体热量数

    值，也就是多少多少“卡路里”的字样。我原先的印象是，只有幼儿园或者特殊群

    体(比如试图控制体重的人们)才如此精确地计算食物的热量。

    饭菜通常由主食米饭、一个主菜、两个副菜、一碗大酱汤搭配而成。主食与大酱汤

    需要自己盛，而菜肴则统一备好，放置在一个大托盘中；夏季偶尔有需要冷食的食

    物，则放置于冷藏箱中。饭菜的色泽搭配也呈现朴素的色调：白米饭白得近于发

    亮，而饭碗为米白色制品，质地纯厚，手感柔和；大酱汤则盛装在外黑内红的传统

    木碗当中；其他主菜、副菜则分别整齐地盛装在或盘状或碗状的容器当中。这样的

    套餐，笹川先生每天要准备十数份不等，依据用餐人数而定。

    连续吃了一周，我发现菜单每天都不同。近一个月后，我才感觉第一次吃到重复的

    搭配。照例，我每天都要去看一看每一道菜的热量是多少。我不禁好奇起来：是谁

    给我们准备了如此精致的饭菜？

    其间，我已注意到食堂旁边的桌子上有一个本子，上面留有用餐寮生的评语与厨师的反馈——在那里我得知，我们的厨师叫“笹川”。用餐寮生的留言各异，大多数

    似乎都是“今天的某道菜特别好吃，非常感谢笹川先生”之类的话。在反馈一栏

    处，有笹川先生的回应，多数都是“谢谢”一语。

    每一次我都觉得特别可口，有一次就跟一位一同进餐的日本寮生谈及了这个感受。

    那位寮生说：“请您务必写到那个本子上，告诉笹川先生一声，他一定会很高兴

    的。”我于是也就开始在本子上表达自己对饭菜的评价。第二天吃饭前，我会确认

    一下是否有回应。当然，每一次都有笹川先生用铅笔写的“谢谢”字样。

    笹川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

    二

    某日下午，我提着电水壶去食堂提水。那时，我看见一位戴着白色厨师帽、身着白

    色工作服的老人在收拾卫生，我猜想这就是我们的“御厨”了。他为我们准备的菜

    肴都已经盛装完毕，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旁边。

    由于打水要进入厨房，我就首先打招呼说：“您就是笹川先生吧。托您的福，每天

    都能吃上十分可口的饭菜。”

    “啊，谢谢……对了，您是中国留学生吗？”笹川先生停下了手中的活，看着我。由

    于此前在留言簿上的留言，再加上日语口音，笹川先生似乎马上想到了我的身份。

    我回答说“是”，并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们就这样攀谈了起来。对话的内容记不清楚了，主要是我在介绍，因为笹川先生

    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同多数日本人一样，笹川先生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但似

    乎又非常好奇。谈过一阵子，我说：“非常不好意思，打扰您工作了。我是过来打水的……”

    “你把水壶给我，我给你接吧。”笹川先生随即伸出了手。

    我感到有些意外，连忙道谢。笹川先生接过水壶，打开上面的盖子，突然自言自语

    道：“里面有水垢了，我来清除一下吧。”未等我开口，他就走到旁边的水池，开

    始清洗起来。

    笹川先生那时候用力清洗电水壶的侧影，成了我头脑中一幅长久的记忆画面。

    我最初住在一楼的房间，透过窗外，偶尔可以看到笹川先生骑自行车外出采购食物

    或者采购归来的情形。寂静的院落中，只有自行车的颠簸声。

    窗外叫不出名的那簇灌木，感觉一年四季都枝叶茂盛。

    后来，同室进来一位日本学生居住，而不久楼上又有房间空出来，我就申请搬了上

    去。调换房间前，学寮自治委员会的委员长告诉我，那个房间漏雨。

    我进去一看，果然如此。不过，此前的“原住民”似乎颇有智慧：他把一块大塑料

    布——其实是由一个垃圾回收袋剪裁而成——的四个角钉到漏雨处的天棚上，然后

    在塑料布正中间穿下一根绳子，绳子下端则垂到一个塑料垃圾桶里。这样，房屋顶

    上漏下来的雨水就会沿着绳子流到桶内，而不至于弄湿房间。我感叹了半天，然后

    就坐享其成了。很长时间，我和这个原始设备相安无事。

    不过，有一年夏天东京的雨水特别大，台风一号接一号地到来。一天晚上大雨过

    后，回到房间一看，雨水竟然漫过了那个垃圾桶，流到了周围的榻榻米上，上面放

    的几本书也都被浸泡得变了形。清理好积水后，我马上开始“拯救”那几本书。我

    买的书都经过了仔细挑选，几近完美无缺。买回来后，一定要包上书皮才可以安心地看。所以，看着书“遇难”的样子，我异常心疼。

    有一次和笹川先生闲谈，我提到自己换了一个房间，而且房间还漏雨。

    “什么？漏雨？”笹川先生听到这个说法时吃了一惊，可能跟我第一次从寮委员长

    那里听到这个词时的感觉一样。我最初听到“漏雨”这个字眼时并没有反应过来，因它在现代日语中已经显得很生僻了。

    “漏雨，那可不得了啊，你不要紧吧？”笹川先生关切地询问起来。

    我回答说，没事，接着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个房间“原住民”的防雨智慧。不

    过，提起此前几本书遭到浸泡时，我难免显露出一丝伤心的神色。笹川先生似乎注

    意到了我的神情，但未说什么。

    数日后一天的清晨，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笹川先生，他说要看一下漏雨的情

    况。当他看到天棚上那个大“垃圾袋”时，不禁啧啧称奇：“哎呀，哎呀，不得

    了。不过，我已经联系过了，今天就会有人来维修，从外面的房顶上修理。”我急

    忙道谢。

    不过，最后到底是谁修好了这个天棚？这个房间漏雨已久，为何没有人修理呢？或

    许是笹川先生自己找的人吧。很遗憾，我没有问清楚情况。

    三

    回想起来，在这个学寮共同体中，我交往最多的竟然是笹川先生。

    虽说是学生宿舍生活，但学生之间交流并不多：文科类学生忙于读书，理工科类、医药学类的学生则忙于实验，许多人经常深更半夜才回来。不过，每个月一次的寮生大会倒是例外。由于学寮实行寮生自治，且寮生也不多，所以这个大会就实行直

    接民主制——寮生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自治委员，负责自我管理、与学校进

    行相关交涉、参加每年向丘町夏季举行的“祝祭”等社区活动。在全寮生的大会

    上，大家都认真听取报告，讨论相关事项，最后举手表决。

    我最初对这个寮生大会的形式不是很理解，也感觉不习惯。后来我逐渐发现大多数

    寮生与寮生委员会都很重视这个会议，每次均认真准备，也就细心观摩起来。由此

    看来，民主的习惯的确需要培养。民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民主的生活，或者

    不经过一段民主生活的实践，对这种政治制度的理解终究肤浅。专制制度下的人们

    通常会主张说，我们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主。其实，民主制度的另外一面是，自己

    的事情不得不自己做主，不要指望他人。民主制度所孕育的人格，是自立、自律、自主、自由的人格。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人格也不同。

    二〇〇四年三月，学校通过长期借用民间资本的方式，最终筹措到了翻建追分寮的

    资金。学生搬出，已然老朽不堪的追分寮完成了半个世纪以上的使命。从那时起，我也就没有了笹川先生的消息。

    几年后我有机会经过追分寮，发现房屋早已被拆迁移走，只留下了一片空地。空地

    上种植着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周围的野草上偶尔有蝴蝶飞舞。碧草萋萋，看上

    去与周围的建筑终于和谐一致了。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却是无限的落寞。不知道追

    分学寮历史的人很难想象，此前这里曾坐落着几座怎样老朽的小楼，而里面生活的

    又是怎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在拆迁的同年，即二〇〇四年，对传统珍视有加的寮生们成立了“东京大学追分寮

    友会”，决定每年举行一次聚会。另外，这个“寮委会”还在互联网上开设了主

    页，目前正在募集寮友的文章，准备将来结集出版。在募集文章的启事一栏，我读到下面一段文字时，感慨万端，陷入遐思。

    夏目漱石的《三四郎》描写了明治时代的青年们的梦想与苦恼。那么，昭和与平成

    时代的三四郎们，在追分寮这个舞台上，究竟做了怎样的青春之梦？还有，他们面

    对社会现实，品尝到了怎样的苦恼？那就是我们要描写的昭和与平成时代的三四郎

    物语(寮史文集)。现在，年龄超过七十岁的老壮队伍，从战败后的瓦砾中站起

    来，在饥饿困苦中度过了昭和后期。从饥饿的恐怖中解放出来的五十岁、六十岁的

    壮年队伍，穿越了越南战争时期的反战运动与学园纷争的风暴。……然而，即使时代

    变迁、世代交替，青年的苦恼与喜悦应该不会变化。另外，壮年、老年们的充实感

    与寂寞感大概也不会有所变化。所有的人，都会在一瞬间永远地结束生命。不把这

    些记录下来而归于尘土，这不是遗憾至极的吗？

    我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包括其中的梦想与苦恼。不过，在繁忙甚至有仓促感

    的生活中，直至今日，我尚没有足够从容的心境去回忆。但无论怎样，追分学寮弥

    漫的那种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氛围，却已然成为自己精神成长史中的重要元素。

    还有，笹川先生，我们的“御厨”，不知道他如今在哪里，身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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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藤先生

    一佐藤先生是我本科和博士课程期间的指导教授。大约在一九九八年十月间，因要报

    考东京大学文学部的社会学专业，我自己找到了研究室的所在地。依稀记得，正是

    在那时我初次见到了佐藤老师。也正是在那一刻，自己第一次经受了纯然学术气息

    的洗礼。

    敲开门后，看到研究室里有两位老师，一位年长，另一位则显得年轻。见到有老师

    在场，我便直接说明了来意，语气上有些拘谨：“我想报考这所大学的社会学专业

    的第二学位，该怎样进行准备？我现在正在看这一本，是在西葛西区立图书馆借来

    的书。”说着，我从书包中拿出了一本《社会学概论》。

    那位年长教授看了一眼封皮，随即说道：“那本书不好。”他干脆的态度让我吃了

    一惊。“你需要看《社会学辞典》，还有这几本……”接着，这位教授连续列了几本

    书。“你等一下。”说着，那位教授就从旁边搬过梯子，登上了阶梯，并从书架的

    最顶端一层取下一本书，很厚，貌似辞典。

    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个研究室除了窗户一侧，四周墙壁上都安装着书架，一直高到

    天棚；书架上摆满了书。那位教授爬到梯子上替我找书的这一幕，从此定格在我留

    学的记忆中，也成了我后来观察学院生活的一个标准。

    “你首先应该读这本书。”那位教授推荐道。

    “哎呀，真是大部头啊!”当时我的日语还不足以判断这个说法是否得体，只是随

    口附和了一句。听到我这句话，那位教授抬头看了我一眼，神情很认真。我隐隐地

    感觉到，这句话可能有些不对吧。

    “他报考的是学士入学考试，可能不用看那一本吧。”就在我们沉默的半秒钟内，旁边那位较年轻的老师开口说话了。后来我一直努力回忆，那位老师就是佐藤教授。

    在这几句交叉的对话间，那位年长的教授又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对我说：“这本

    书一定要读……对了，你不是这个研究室的人，无法借给你。”教授突然意识到这一

    点，补充了一句。

    “是啊……”我附和道。

    “你知不知道神田町的古书街？那里可以低价买到这本书。”教授推荐说。

    当听我回答“不知道”后，那位教授从旁边的桌子上拿了纸和笔，画起路线图来，一边画，一边讲解详细的走法。

    神田町的古书街是东京最著名的古书店云集之所。后来我得知，早在一个世纪前的

    中国留学先辈们，比如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就有在这个古书街淘宝的爱好。此后的

    几年，逛古书街也成了我的活动之一。每次来到神田时，我都会想起那位教授认真

    地向我介绍考试书目和给我画地图的情形。

    “这是我的名片。”说着，那位教授把名片递给了我。

    我恭敬地行礼道谢，接过来一看，才得知这位老师叫稻上毅。这时，我注意了一下

    旁边的那位老师：个子不高，目光精明。总体上，两位老师给人以近似的印象：温

    和、亲切、庄重、严谨、高效。

    这种对日本学者最初的印象，成为我留学记忆中独特的一幕。

    二

    翌年四月，我正式成为本科三年级的一名学生。东京大学三年级以上的本科生实行导师制度，学生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选择一位老师作

    为“指导教官”，也就是导师。当时社会学系有九位专职教师，一个年级的本科生

    大约有五十多人，这样每个老师平均会带六名左右的学生。因三、四年级学生一同

    上课，人数也就大致翻了一番。在制度上，除了指导研究与论文写作外，导师要负

    责学生的一些个人事务，比如为进行就职活动的学生写推荐信等。

    学生选择导师，也就是自己选择主修的“席明纳”(seminar)，即研讨班，主持

    该席明纳的教师自然就成了导师。除了这个主修的研讨班之外，学生还可以根据自

    己的安排选择一两个辅修研讨班。正式上课的第一天，各位老师通常会介绍本学期

    研讨班的主题以及相关阅读文献，学生听过介绍后，可以决定是否选修，或者以何

    种方式选修。东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内的一角；梯子与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首选的课程就是稻上教授的研讨班。理由很简单：在我第一次拜访这个研究室

    时，稻上教授的接待情形让我深为感动。他为我介绍参考书、爬到梯子上找书、画

    去旧书店的路线图的情形，无不流露着纯然学者的气质。诚于内而形于外，那就是

    真正学者的自然举止吧。

    稻上教授那个学期的主题是“劳动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解析日本劳资关系、企业经营方式与理念。稻上教授介绍完课程后，对大家说：“今天就到这里。这个

    时间段，佐藤老师也在开课，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过去听一下。”

    听到这句话，我跟许多同学一起，顺势找到了佐藤老师的教室。进去一看，感觉学

    生人数特别多。我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并拿了一份老师分发的材料。

    见有新学生进来，佐藤老师又大致重新介绍了一下研讨班的主题：文化研究与媒体

    社会学。由于东京大学没有新闻学方面的本科专业，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同学，或者

    毕业后准备到传媒行业就职的同学，就都集中到了佐藤老师的门下。不过，让我印

    象最深的是，在接下来进行的自我介绍中，佐藤老师与学生之间有许多互动。佐藤

    老师谈笑风生，这与给人一丝不苟印象的稻上老师截然不同。

    在进行完自我介绍后，学生们开始选择自己要阅读并做报告的文献。轮到我时，我

    也选择了一本，记得书名应该是“明治青年的诞生”吧。由于佐藤老师与稻上老师

    的上课时间重合，加上已经选择了文献，我就选择了佐藤老师做导师。

    第二年，我选择了到另外一位老师门下做论文。研究室助手曾告诉我们，制度上允

    许四年级时更换导师。当时我想这也合理，但后来，觉得自己的做法不恰当，或者说不符合习惯吧。

    实际上，学生参加研讨班，一般要做两件事。一是阅读老师指定的主题文献与相关

    文献，在课堂上做报告，并参与讨论。换句话说，就是以这种读书、报告、讨论的

    方式修习社会学的方法与知识。二是参加者要定期做自己的研究报告，目的就是为

    四年级的毕业论文打基础。

    报告通常在假期进行，这种制度被称为“合宿”。参加同一研讨班的所有成员，到

    东京郊外或者邻近县市的某个风景区，找一家旅馆，共同入住其中；入住期间学生

    发表自己的研究报告，老师则负责指导。这期间由于大家生活在一起，会大大拉近

    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的距离。这是不是日本独特的教学制度，我不得而知。在日本，任何集中训练都可以称为“合宿”。

    在四年级的一年中，除了选修过一门讲义外，与佐藤老师并无更多的交流。硕士研

    究生期间，我一直参加佐藤老师主持的研讨班。

    三

    进入研究生课程后，感觉研究室的气氛发生了变化，向着紧张的方向。后来，研究

    室一位以研究女性主义著称的老师在一次新生说明会上的说法，解释了这个变化的

    谜团。她对着新老硕士生、博士生们说：“我们是把你们当作共同研究的同僚来看

    待的，希望诸位明确地牢记这一点。”

    随着修业的进展，我对这句话的理解逐渐加深。

    日本大学的硕士、博士教育，是一种高级职业教育。本科学生从立志报考研究生那

    一天就已做好准备，将来要继续进入博士课程，取得“博士”这一最高级别的资格证书，并从事相应的研究与教学活动。不过，学生的自我意识与制度要求的选拔

    (亦即“选良”)之间存在着紧张。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其实踏上了一条崎岖之

    路：经过激烈竞争而通过考研一关的学生，为进入博士课程要面临近于白热化的竞

    争；进入博士课程后，还要经受更为严格的学术考验。因此，激发学生们的学术热

    情全然不是研究生教育的任务；教授们的任务完全集中在如何在技术上培养合格的

    专业人才。

    上面提到的那种“紧张”，可能就是自己对这种“技术”要求的不适应吧。在佐藤

    门下度过了数年的修业生活后，我最终理解了这种“技术”的内在要求。

    回想起来，如何在“技术”上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并将这种认识表达出

    来，正是佐藤老师授课时一以贯之的主题。其实这也正是社会学的永恒主题。为

    此，佐藤老师反复对我们说：“我们所要认识的对象是沉默不言的；你们要对它进

    行质问，要让它说话。”正因有这种考虑，许多看似平常的对象统统成为研讨的主

    题——它们包括日本明治时期国势调查的历史资料、报纸上刊载的读者的回馈、社

    会上的“流言蜚语”、日常饮食、日本家庭住宅结构的变化，等等。

    佐藤老师一向反对空谈，一定要求学生们从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上解读

    社会历史的变迁。这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各种社会理论与社

    会学理论，佐藤老师也很重视，但从不就理论谈理论；他认为那些理论是基于资料

    研究基础之上的提炼与总结。学者的任务就是基于实证研究，对既有的理论认识进

    行批评，提出质疑，并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

    正因如此，佐藤老师的研讨班鲜有直接阅读理论大家的著作或论文的内容。记忆

    中，每学期他为我们选择的文献都非常特别。比如，佐藤老师虽然以研究日本民俗

    学的创始人柳田国男(1875—1962)闻名，但在研读柳田著作的一个学期中，他为我们选择的却是柳田论述“农政学”的文章——青年期的柳田曾是日本农业政策方

    面的官员，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关于日本民俗的研究与论述。佐藤老师意图告诉我

    们，柳田在农业政策学领域的研究与工作实践对于他发现日本社会的真实生活，具

    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与这种学术思想相一致，佐藤老师在指导学生时，也从来不要求学生从某种理论出

    发进行研究；相反，他要求学生针对某个具体的社会历史事项进行资料探索，要求

    有“素材”。理论只是认识社会、解析社会的工具。佐藤老师独特的手腕，或称为

    高超的技艺，在指导学生论文写作时更是表现得锋芒毕露。

    印象中，佐藤老师通常将报告者的书面报告在桌子上一字排开，目光左右徘徊数

    次。把握了学生提供的材料后，便以这些素材为中心进行分析，试图帮助学生解读

    其中蕴含的“社会性”。有时候我甚是担心：报告者提出的材料过于初级，如何进

    行讨论？不过，每一堂课都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

    佐藤老师的原则是：无论学生提供怎样的素材，他都依据那些材料讲授解读方法，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佐藤老师会不时追问报告者的书面报告中的一些说法的含

    义。在严格的追问下，报告者通常会意识到自己的“双重问题”，即表述上的问题

    与自己试图探究的学术问题，并学会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更为精致、严密。

    其实，佐藤老师对我们一贯的要求是，要用具体的文字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他

    的理由是，文字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种元素。我曾将这种要求总结为一句话：“口

    说无凭，立字为证。”或许在他看来，这种文字表达的过程，也就是出色的问题意

    识与社会认识的生产过程。学术的价值就在学者笔下的文章当中。

    由于每次上课最终都会谈到“材料”或“素材”的重要性，佐藤老师常常在课上用“料理”(厨艺方面的方法与术语)解释如何处理学生们提出的“材料”。佐藤

    老师的口头禅是：“这是料理方法的问题。”佐藤老师并不介意学生们带来了怎样

    的材料，而是努力告诉大家，如何对各自的材料进行加工，进而获得认知，并创作

    出合格的学术论文。

    佐藤老师喜欢用“料理”的方法讲解写作技法，不知这是否与他平日在家里亲自下

    厨有关。不过，在谈到“料理”的方法时，他经常会将目光转向我，然后突然插上

    一句说：“说到料理的方法，李君可能比我更熟悉。”这时我会急忙低声回

    应：“哪里哪里……”

    佐藤老师和我之间的这种微型互动，源于一个小插曲，发生在一九九九年初的入学

    考试期间。同许多重要的考试一样，我报考的“学士入学”考试也分为笔试和面试

    两项。笔试合格后，我接到面试通知，便开始准备。面试当天，老师们的第一个问

    题就让我感到意外。

    在陈述完自己的学习、研究计划后，一位老师突然问我：“你在日本是怎么生活

    的？”当时我正在一家日本大型“居酒屋”即酒馆里面打零工，做一些简单的日本

    菜肴。我据实以告。不意那位老师听后继续问道：“那么说，(你的)日本料理很

    不错吧。”

    当时我仍处于学习日语的阶段，尚无法灵活自如地应付这样的日常对答。我此前为

    面试进行的准备，完全按照知识点进行，多使用庄重的书面用语。这种近乎拉家常

    的局面，竟让我顿感无措。

    “对，日本料理很好吃。”我随即回答道。

    话音未落，五位身着正装的考官哄然而笑。我感到有些奇怪，但不明所以，也未加多想，因要专注接下来的问题。

    面试结束，在返回的电车上我一幕一幕回忆面试时的情形。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了

    其中的缘由——那位教授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向我确认：“你做日本料理的技术很

    高明吧。”或许由于紧张，我当时没有仔细思量他的原话，便误解为他在向我确

    认：“日本料理好吃吧。”于是，就发生了面试中的一幕。

    事后想来，自己反而感到一丝庆幸：由于误解，我将一个正面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转

    化为另一个问题；而这种转化，当时准被在场的诸位考官理解为我的幽默了。

    当时佐藤老师也在场。或许他同其他老师一样认为：“此君准是善于料理，固有此

    谦虚之语。”这一层误会，我始终没有跟佐藤老师提过——我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与佐藤老师的交流，几乎都是围绕学问话题而进行的。

    四

    佐藤老师对研究素材的强调，每一次对学生提供的素材进行的匠心独运的指导，或

    许与他的家世有关。在一次课堂上，佐藤老师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是制作书的“职

    人”，他成长在书的作坊当中。于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了书籍制作时有关装帧、裱

    褙的技术细节。那时我才明白，日本的图书装帧为何那么精致、那么美观。

    其实，“职人”原指产业革命发生前的传统手工艺人，相当于“工匠”；不过，这

    个词在今天的日本正在获得新的含义。有一些日本经济学者甚至用“职人”的传统

    来解释，日本何以在制造技术上领先世界——由于继承了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的“职

    人”的大量存在，日本产品所呈现出的细腻的技术一面，其历史根源就得到了解

    释。这种看法自有其道理；“日本制造”品牌的价值，背后有着独特的日本精

    神。“职人”的手艺或手腕源于对眼前的对象的经验直觉；由于与具体对象朝夕相处，这种经验最终熏陶出他们炉火纯青的技术。在这种解释中，“职人”具有自己

    独立的精神维度。技术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命价值，也就体现在他们的技术

    当中。

    佐藤老师就是这样的“职人”，而不单单是学院中的一位出色的学者与教授。

    这种全神贯注于学问研讨，通过切磋琢磨来生产学术作品的“职人”精神，在东京

    大学的教授群体中可谓是日常的风景。在这个特殊群体中，许多老师都有各自

    的“职人”传说。

    在一次与研究室的同学们聚会时，一位日本学生谈到了一位叫吉见的老师。那位老

    师著作甚丰，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那时我才得知，吉见老师有三个小孩子。每

    天下班后，他首先帮助妻子料理家务、照看孩子。等到孩子们都睡去后，他再开始

    读书，撰写文章，时常要工作到清晨五点钟。在短暂睡眠几个小时后，他马上赶赴

    学校，开始白天的工作。

    最后，只听那位日本学生突然慢悠悠地说：“我们都担心吉见老师哪一天会过劳

    死。”听到这句话，我们都哄然而笑。

    这其实是一个日本式的幽默。“过劳死”通常是指某企业的从业人员“被迫”从事

    过多、过于繁忙的工作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现象，在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这里“被迫”之所以打上引号，是指“过劳死”人员面对大量的工作，有意无意强

    迫自己完成工作，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他人强迫。在“过劳死”成为社会问题之

    后，一旦被认定为“过劳死”，相应的单位要承担劳动事故责任。

    吉见老师在科研上勤奋刻苦，与“过劳死”并无关系。不过，在大家的笑声中，吉

    见老师孜孜以求的形象得到了善意的理解，我们的敬意也油然而生。我对另外一位有“过劳死”之虞的教授的事迹也多有耳闻，并且有直接的见证。他

    叫藤井，是一位有名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由于学校图书馆在晚上十点半闭

    馆，闭馆后我通常会到附近的一座教学楼——“赤门综合研究栋”——的六楼大厅

    去继续读书，那里有舒适的沙发。东大中国文学系的教授研究室正好在这一层。

    记忆中，数次午夜时分，这位藤井教授都会到大厅旁边的水池刷牙漱口。我对这位

    有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早有耳闻，但不知他为何不回家。后来，其门下的中国留

    学生告诉我，这位教授经常住在研究室里。他不但勤奋，而且节俭。据说，为了省

    电，他通常徒步从一楼上六楼，而且从来不开空调。

    这些关于东大教授的“流言”不但非常多，还有共性，那就是我在佐藤老师身上看

    到的“职人”意识与精神。这种自我意识的内涵，无法用“职业精神”“敬业”等

    现代词汇来形容。它已经转变为一种精神气质，足以让人安身立命，足以造就社会

    的风骨与脊梁。

    推而言之，在传统日本社会形成的“职人”，在现代社会中已经转换为日本特有的

    生产方式；所谓的“日本制造”所体现的卓越的质量与工艺，可以说是这种“职

    人”精神的物化吧。

    记得有一次在“合宿”归来的电车上，佐藤老师与我还有一位韩国留学生闲谈，无

    意间谈到了韩国泡菜的制作方法。我开玩笑说：“泡菜很容易做啊，到超市里买一

    些做好的引子，加到白菜中搅拌均匀即可。”佐藤老师看了我一眼，笑着说：“那

    是邪道。”接着，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做泡菜的。做泡菜的正规方法其实我也知

    道，更不用说那位韩国学生了。不过，“邪道”这个陌生的日语字眼，虽然说是玩

    笑，却流露出真正“职人”所固有的严谨与矜持。物质生产如是，知识生产亦如是。佐藤老师在历史社会学与社会认识方法论两个研

    究领域俱成绩斐然，并非偶然。同样，现代日本社会所呈现出的整体性精致文化的

    背后，其实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这种“历史”不同于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读到的

    历史；称其为历史事件与事实后面的民族气质与民族精神，或许更为恰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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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动口

    一

    东京是全世界少数几个拥有超过千万人口的现代大都市之一。与人们一般印象或许

    不同的是，东京非但不拥挤，更多的时候竟显得冷冷清清。无论是在大街的路面

    上，还是在住宅小区里，通常我们看不到多少人。

    自然也有例外。比如，作为年轻人集会热门地区之一的涩谷，就一直是人头攒动。

    近年来，秋叶原作为日本动漫文化发源地与商品销售中心，则聚集了另外一种特殊

    的群体——动漫的“御宅”，相当于“重度发烧友”，因而也总显得人满为患。其

    他一些著名之处，诸如保留了许多江户平民文化的浅草、东京高级商店街的银座、廉价商品集散地的上野、流行文化发源地之一的原宿等，平日也可见到人潮汹涌。

    除了上述场所，东京给人印象更多的毋宁说是秩序井然所独有的安静，甚至是落

    寞。

    最初我曾经纳闷不已：东京的人都去哪儿了？初到的中国学生，多不适应如此冷清的气氛。

    不久我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奥秘：东京街上的人口大半以上都生活在地下——便捷

    的地铁及其附属设施容纳了出行人口的大部分。若将这部分人口都移到地面上，那

    么无论这些人是步行还是乘坐公共汽车，都会导致路面陷入无限的繁忙。

    这么说，人们自然会想到：东京的地铁准是繁忙而拥挤。这种看法不错。在各个车

    站、车厢里，尤其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东京的地铁内可谓人山人海。不过，也

    有让人特别注目的地方，那就是高度的秩序性。即便是在通勤高峰时间，人们异常

    紧凑地挤在车厢当中，但车厢却每每笼罩于独特的气氛当中——车厢异常寂静，毫

    无声息，只有列车车轮与轨道发出的摩擦声以及列车报站的电子模拟声不绝于

    耳：“列车马上到站”、“列车马上关门，请注意”，等等。

    有一年，我住在东京东北部的一处住宅团地。上学时，从团地乘坐“常磐线”电车

    到上野，然后穿过上野公园，从一个角门进入学校。这条线路由上野发出，是进入

    日本东北部的重要干线，是东京最繁忙的线路之一。我经常会碰上高峰时间，自己

    也就成了无数拥挤在一起的人中的一员。在静悄悄的氛围中，耐心地等待着自己的

    目的地。

    这期间，对于脑海中曾经出现的那个疑惑，我得到了第二种回答：在人群高度集中

    的场所与空间中，由于人们对举止言谈持高度自律的态度，多保持沉默，这样就在

    有限的物理空间中营造出一种清静的秩序。在这种气氛中，周围的他人仿佛不存在

    一样。

    可以想见，若在有限的地铁空间，甚至是在任何一种公共空间中，人声嘈杂一片，抢上抢下，那么这种无序将无形地增添繁忙与拥挤的气氛，最终转化成人们的精神压力。

    除了高峰时间，东京的大多数电车都显现出一种特有的清闲感。人们有条不紊，或

    坐或立，但皆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埋头阅读手中的读物或手机，也有人打盹睡

    觉。

    提到读物，人们首先会想到日本的漫画。这种联想非常准确，没有什么比东京人在

    电车中埋首阅读漫画更常见的风景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许多乘客下车后随手

    将手中的漫画放到头上的行李架上，而车上的其他人，则可任意取下阅读。当然，人们也可以随意带走；若未带走，最终要被当作废弃物回收。为此，东京的许多电

    车站台上都设有回收漫画或报纸的专用垃圾箱。

    在东京，乘坐电车时常有机械之感：进站、等车、上车、下车。由于多数是随着人

    流走动，除了脚步声外，悄然无息，这种高度的秩序性所带来的机械感就愈发强烈

    了。或许正因这种日常过度的单调状态，有两起特别的事件一直留在记忆中。

    那是两次乘客之间发生的冲突。它们之所以留在记忆中，更是因为，在东京十一年

    的留学生活期间，我只碰到过两起。

    二

    到东京数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乘坐地铁“东西线”回家，时近午夜。由于已经过

    了晚上高峰期，车厢显得宽裕。不知为何，两个人发生了口角。日本人的公共意识

    保证了他们严格地遵循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原则。所谓的“动口”，其实也只

    是简单的语言交换，而不是毫无节制的谩骂。因为简单，也就听得清晰。双方怒目

    相向。“你要干吗？”

    “你要干吗？”

    说法虽然简单，不过双方用语气表达着各自的愤怒：语句简短、低沉，因而富有威

    胁性。

    只听一个人说道：“那么，下一站我们下车……”

    “好啊。”另外一位干脆地回应。

    当事者明白，这个提议意味着双方要下车后继续理论，甚至要大打出手。之所以要

    下车，其中的道理也很明了：在车上无论争吵还是动手，都会给周围的乘客带

    来“迷惑”，也就是“麻烦”。有人说日本文化的特征就是“迷惑文化”：人们认

    为给别人添麻烦是最不检点的行为。反过来说，不给别人添麻烦，也就是日本国民

    的道德底线。

    在双方的争吵中，使得双方保持克制的，竟然是对旁人的顾虑。愤怒与私心自用，在公共生活面前全然没有存在的空间。

    我恰巧坐在他们的旁边，好奇地听着他们的对话——这种态度几乎是周边所有乘客

    的态度。人们默默地听着，没有人正视他们，更没有人试图劝阻。

    车到站了。双方如约，一同移向了车门。我当时暗想：“呵呵，还真是两条汉

    子。”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瞠目结舌。

    一个人先下了车。就在前面的人刚迈出一只脚时，后面的人猛地推了他一把，只见前面的人一个趔趄，就到了站台。就在这个时候，车厢门自动关闭了。列车继续行

    驶，车厢恢复了以往的安静，或者说是宁静与寂静。一切就跟全然未发生一样。

    我吃惊地望着这一幕。

    更让人吃惊的是另外一幕：周围的人仍在埋首阅读漫画，或者报纸，或者其他的一

    些什么画报、杂志之类的……没有人抬头看那两人一眼，甚至半眼。

    在日本，动手打架的行为随时可能招致警察的干预，因此现实生活中很少发生。比

    起这次有“肢体动作”的摩擦，我在电车中经历过的另外一次摩擦，可能更是现实

    中的情形。

    两个人经历了一番“动口不动手”——双方的台词都很形式化——的口角之后，一

    方主动选择了沉默；另一方则继续嘟囔，但不久也停了下来。车厢恢复了往日肃静

    的气氛，只有轨道发出的“咣当咣当”的响声。

    在这种冲突模式中，同样的“迷惑文化”起了调节与控制的作用：双方的争吵必定

    会给周围的乘客带来心情的不愉快，也就相当于给别人添麻烦了。所以，这个“迷

    惑文化”可称为生活共同体的道德准则，可以用于解释许多现象：从个体的生活习

    惯到良好的公共意识……

    这种准则有着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一种“消极的”准则——人们严格要求自己不

    能给他人的生活带来任何形式的不便，除此之外，就不主动要求自己做什么了。另

    一方面，与此相辅相成，它又是一种“积极的”准则：它要求人们在举止上严格地

    保持自律与独立。

    这种国民道德意识并不要求、更不强迫个体“积极”地去为他人做一些事情，或者说，不高调号召人们做好人。按照“迷惑文化”的逻辑，其中的道理也似乎浅显明

    了：积极地介入他人的生活，即便介入者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但也可能导致给他

    人额外增添“麻烦”的后果——对方可能要在感情与道义上背负“感恩”债务之

    虞。因此，在日本“助人为乐”并不能无条件地成为美德。恰当地界定自己与周围

    其他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迷惑文化”的核心。

    从电视报道中得知，日本电车中偶尔会出现“痴汉”事件，即男性乘客对女性乘客

    进行骚扰的行为。这种行为已构成了犯罪，远远超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感觉。电视

    报道说，在发生这种犯罪行为的情形中，有的罪犯被周围乘客当场制服，移交给警

    察；更多的情形则是，犯罪行为当场没有得到揭发和制止。在后面的情形中，“迷

    惑文化”多少助长了犯罪。

    其实，无论什么文化也无法阻止人类对其同类的犯罪。日本的“迷惑文化”由于将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界定得十分清楚严格，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摩擦乃至犯罪的发

    生，却是显见的事实。日本社会显示出的高度的秩序与安全感，其实有着文化的基

    础。

    当然，这些口角与犯罪到底是罕见的现象。生活在电车中，人们不会觉得周围有多

    少人，尽管可能车厢里的人已然摩肩接踵，甚至拥挤得水泄不通。

    电车中偶尔也会发生浪漫故事。二〇〇四年，日本互联网上出现某位男性——碰巧

    是一位动漫发烧友——在电车上救助了一位被骚扰的年轻女性的记载。在网友们的

    指点下，二人萌生感情，最终瓜熟蒂落。这个故事先以《电车男》出版，后来又改

    编成电影，风靡一时。这个故事颇能反映当今东京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听说中国也

    出版了译本，不知真假。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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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物语

    一

    东京虽是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但除了几处热闹的场所，街上行人甚少。步履匆匆的

    步行者与骑自行车的出行者，倒显得惹人注目。由于空间十分有限，东京为行人准

    备的步道非常狭窄，超乎想象。每一次骑自行车出行时，我都有如履薄冰之感。不

    过，这种街道着实训练了自己的骑车技术。

    或许没有哪位留学生同我一样，与警察曾有过频繁的接触。事情的起因正是为自行

    车。

    最初骑自行车上街时，经常会看到前面的行人停下脚步，或主动站到一边，并互相

    提醒说：“危险。”我听后非常不解：自己如此小心翼翼地骑车，不会造成什么危

    险，为什么每次都会听到同样的说法？直到许久以后，我才明白其中的缘故：日语

    中表达“危险”的这个语词，在这一场合中，其恰切的汉语表达应该是“当

    心”“小心点”之类的说法。这个日语单词在字面上并无此意，为此我纳闷了许多

    年。

    我还注意到，行人通常会主动地给自行车让路，所以也很少听到车铃声。这里面似

    乎有高度的默契，保证了路面的秩序。一次偶然的事件，让我明白了这种默契与秩

    序的来源。有一次骑自行车去学校，在仅有一米多宽的狭窄小道上，不意与迎面而来的自行车

    发生了碰撞。在两辆自行车接触的瞬间，我们都及时地刹住了车闸。我抬头望去，从着装上看，对方是一位家庭主妇。

    正在我考虑如何应对的时候，只听到对方开口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

    我下意识地也连忙点头示意，马上骑车离开了。未走多远，自己稍微回顾了一下此

    前的情形，忽然发觉什么地方不对——刚刚很可能是因自己大意，碰到了对方，怎

    么对方却先道起歉来？不过，当时忙于赶路，自己也未多加考虑。类似的情形此后

    还发生过几次。

    时间长了，我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摩擦，除了责任特别明显

    的情形，或者已然造成了事故，当事者双方首先都会向对方道歉，以化解冲突。这

    样，日常性的小摩擦方生即灭，冲突消解于未萌。路面恢复了秩序与宁静，一如既

    往。知道了其中的缘由，自己也入乡随俗，只要发生类似的情形，不管责任在不在

    自己，都会主动说一声“对不起”。

    在学习一本日本学者编写的《旅游法语会话》时，我才知道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行

    为。作者在书中特别提到了日本人主动道歉的这一习惯，然后笔锋一转，写

    道：“在外国，日本人要注意，可不能随便、轻易地说对不起。否则，会被认为过

    错在自己，可能要承担不必要的责任。”

    细心的日本学者在许多场合提醒自己的国民，要注意日常行为中体现的不同文化的

    差异。不过我看到的却是，文化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秩序形态。日常生活中的日

    本人对他人高度的顾虑，造就了社会生活的高度秩序化。

    日本社会公共生活呈现出的和谐与秩序，有着深厚的公民文化基础。二

    警察是东京街上一种常见的自行车族。日常生活中人们看到的警察多是“巡查”，也就是骑自行车进行巡视活动的“片儿警”。日本实行单一警察制度，所以警察什

    么都管：从协调邻里摩擦、维护日常社会治安、维持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到调

    查刑事案件。只要有人拨打110报警电话，警察随时都会到场。

    在东京的警察主动盘查的事项中，自行车或许居于首位。

    日本的自行车管理非常严格，实行实名登录制度，在购买自行车时，要额外进

    行“防犯登录”——为防止发生盗窃事件，自行车的经销商将车主的信息报告给警

    察局，同时，自行车会粘贴上相应的登录号码。有了这个信息，一旦自行车被盗，就可向警察报案。

    我购入自行车的第二年，也就是来到东京的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车架上粘贴的

    登录号码缺失了一半，这成为警察对我额外关注的主要原因。

    在自己骑自行车行走的途中，经常听到有人从后面喊：“对不起，请停一下!”

    最初有些吃惊，但不久就熟悉了，这是身后的警察在叫我。他们偶尔会从正面与我

    擦肩而过，从后面确认好自行车有可疑之处后，再折回来拦住我。

    多数时候，我都很有耐心，会主动开口道：“警察先生，请问有何贵干？”

    “这个自行车是您的吗？”警察单刀直入地询问。

    “是我的……”我回答。

    “为什么没有登录号码？”警察接着询问。我据实以告，回答说：“有，您看这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掉了一半。我记得号

    码，是……”说着，我就将号码以及相关的登录信息告诉了警察。

    警察通常对我的解释未置可否，而是按照自行车车身自带的钢印编号，通过手中的

    无线呼叫设备直接查询信息。自然，他们会查到我的姓名和最初登录的住址。确认

    好后，警察会很客气地说：“对不起，耽误您的时间了。”记忆中，类似的情形发

    生过近百次——只要碰到警察，通常都不免会被盘查一番。

    除了“防犯登录”标签脱落的原因外，自行车车灯故障，是频繁被警察询问的另外

    一个要因。日本法律规定，夜间骑自行车必须开灯。因自己没有开车灯的习惯，加

    之东京夜晚从来都是灯火通明，所以每每被警察叫住。结果，又会因防犯登录标签

    破损的缘故，引发警察的深入盘查。东京居民区街景；左侧为自行车专用车道，为城市增添了几许洁净与秩序之感。

    大多数的时候，我会首先跟警察解释自行车的情况，告诉他们不必麻烦了。记忆中

    我只成功过一次。那一次，我叙述完购买自行车的情形后，对警察说：“这个车子

    已经被盘查几十次了，如果您相信，您可以不必查。”那个警察听后一笑，说

    道：“好吧，请多加注意。”——好运只有这么一次。

    其实，日本警察不厌其烦地盘查我的那辆自行车，只是尽职尽责而已。当然，或许

    因社会的治安状况异常良好，他们才有如此余裕来关注每一辆可疑的自行车吧。

    日本警察的态度通常非常温和，询问状况时极为耐心。他们总能从口音中听出我是

    外国人，并猜测到我是中国人，于是也会询问一番中国的情况，仿佛聊天一样。同

    普通的日本人一样，他们也对中国感到好奇。

    尽管如此，与警察的这种互动中，也有几次微微感到不快的情形。

    记得有一次深夜骑车返回寓所时，我在车筐当中放了一个袋子，里面装着白天购买

    的两个小音箱。由于没有开灯，被警察拦住。

    警察询问道：“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我说是自己买的东西。警察略显狐

    疑，接着说道：“很不好意思，麻烦您打开让我们看一下。”

    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略显不快地说：“这是我自己的东西，你如果不相信，就自己打开看吧。”

    警察似乎熟知这种情况的应对方法，马上解释说：“按照法律规定，我们现在没有

    权限开包检查您的物品；不过，如果您自己不打开，我们有权请您到交番去协助检查。”在法治国家日本，作为执法者的警察自然会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我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意：我如果自己不打开袋子，他们会让我到“交番”——警

    察局的治安哨所——办理好必要手续后，他们再依法打开。既然如此，何必惹麻烦

    呢？我打开了袋子。警察确认好后，干脆地说道：“确认完毕，没有问题。”

    与警察接触的过程中，其他几次不愉快的记忆，皆因当时自己正忙着赶路，却被警

    察拦住。那时，我可能显出了不耐烦的神色，并用同样不耐烦的语气解释说，自行

    车没有任何问题。警察注意到了我的神态，但他们通常面无表情，按部就班地确认

    一番。确认好后，他们还不忘提醒我一句：“我们这是执行公务，希望您能理

    解。”听到此言，自己也无法继续恼火了。毕竟，问题的责任在自己。

    日常生活中，我与日本警察打交道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问路。日本的“交番”分布

    在都市各处，密度颇大，所以有困难时可随时求助于警察。有一年夏天，岳母到东

    京旅游，妻子当起了向导。妻子对东京的街路并不熟悉，见到警察必询问走法。岳

    母看出了门道，总结说：“日本警察不应该叫警察，应该叫百事通。”

    百事通这个说法的确十分形象。这个形象的说法背后，则是警察显示出来的那种谨

    慎敬业、友善待人的精神。说到底，那种精神无非就是作为国家公务员、因而作为

    国民公仆而服务于国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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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生一

    日本各种学校的年历，通常从四月开始算起，而上一个学年则结束于此前的三月。

    每年三月底四月初，正是东京樱花满开的季节，那时云淡风暖，花气袭人，天地间

    生意盎然。得益于这种氛围，樱花成了日本学生成长的自然象征。

    这个象征的自然底色，与学校的毕业典礼这一人为传统重合在一起，获得了独特的

    内涵。

    提到毕业典礼，人们通常会想起从小学开始一直到研究生院的各级教育机构举行的

    例行活动。但在日本，这种毕业典礼贯穿于任何与教育有关联的活动中，包括学龄

    前儿童的幼儿园、保育园等。因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实实在在的礼仪，日本

    被称为“礼仪之邦”，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毕业典礼通常在庄重肃穆的环境中进行，包括乐队奏乐、校长致辞、颁发学位、在

    校生致送辞、毕业生致答辞、校歌合唱等一系列活动。依照旧时的惯例，出席者，包括来宾与家长，皆身着深色正装——男性通常是西装，女性则为传统和服。

    说是惯例，其实也不准确，因为举行毕业典礼，是学校一方按照日本《学校教育法

    施行规则》的义务。在事事都寻求依照法律办事的日本社会，久而久之，人们也就

    遗忘了这个惯例背后的法律根据。当然，惯例以及基于其上的法律，形成于历史过

    程中，而非凭空出现。日本教育机构举行毕业仪式的活动起源于明治早期；大约在

    一八七〇年代中期到一八八〇年代之间，今日人们习以为常的这种仪式程序得到了

    确立。

    初到东京的第一年，我就体验到了日本毕业典礼的氛围。在日语学校就读的一年时

    间里，先是参加高年级学生的毕业典礼，后是参加自己的毕业仪式。在那一次毕业典礼上，我有幸被选为毕业生代表发言，还获得了校方准备的礼物：价值一万日元

    的购书券。虽然那只是一家普通的语言学校，但毕业典礼在形式上一环不少。

    最初的印象，除了上面提到的固定仪式，就是会场特有的气氛，庄严肃穆。这可能

    与日本国民常见的那种因自律而显得拘谨、因认真而显得刻板的性格有关系吧。不

    过，仪式结束后，日本的学生们则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有说有笑，显现出青年人特有的活泼与热情。

    这些仪式的美学与社会学意义，让人反思不已。而我经历的毕业典礼上的一个插

    曲，则让我看到了日本学生的另外一面。

    二〇〇一年三月末，我结束了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本科课程学习。我所在的研究室首

    先为我们这批毕业生们举办了简短、郑重的学位颁发仪式。翌日，学校举行正式的

    毕业典礼。

    按照惯例，东京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典礼在日本武道馆进行。日本武道馆位于皇宫旁

    边的北之丸公园内，是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时所建的体育馆，主要用于包括柔

    道、剑道、弓道、合气道、空手道等在内的武道竞技、训练与表演。日本政府每年

    于八月十五日战败日在这里举行的“全国战殁者追悼式”，则赋予了这个场馆独特

    的地位。

    典礼开始时，同样依照惯例，各系的毕业生代表上台领取由校长颁发的学位。走上

    主席台中央的同学，站稳后，首先对正对面的主席(即校长)行鞠躬礼，然后左转

    四十五度，向左侧主席台上就座的代表、来宾行同样的鞠躬礼，接下来再右转九十

    度，向右侧的代表、嘉宾行鞠躬礼。学生代表的动作都非常标准、简洁，让人叹为

    观止。那个插曲发生在这个仪式开始不久的时刻。我记不清楚是第几位代表，只见当他走

    到主席台中间，弯腰对校长致鞠躬礼。就在他弯下腰的一刹那，他的裤带不知为何

    突然松开，裤子瞬时脱落到脚踝处，平角内裤也立刻显现了出来。

    当时出席典礼的毕业生、在校生、家长等社会人士，据说达三千人以上。主席台上

    更是坐着许多社会贤达、名流。看到这突如其来的小插曲，台下的许多人都不禁发

    出“啊”的惊呼声，继而是一阵低笑，但旋即一切复归宁静。人们充满了好奇心，观望着这个事件如何收场。

    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切，那位毕业生不动声色，继续完成礼仪的标准动作——他接

    着精确地左转四十五度，行鞠躬礼，然后右转九十度，向右侧嘉宾致礼。致礼完

    毕，重新转向正中，并走上前一步，接过校长颁发的学位证，握手，然后后退一

    步。退完这一步，仪式的整套动作便告完成。这时，只见那名毕业生从容地弯下

    腰，提起裤子并系好，然后大方地走下主席台。

    就在他走下主席台的那一刻，台下响起了短暂的掌声。掌声过后，典礼依照程序继

    续进行。整个过程中，该毕业生表情严肃，举止从容不迫，有板有眼。晚上，这个

    插曲的画面在多家电视台播出，惹得新闻主播与嘉宾们啧啧称奇。

    见此情形，我在内心感叹了一番：这种让人惊异的自我控制能力，或许正源于礼仪

    对人身心二面的约束。这种约束，使得人与事都呈现出了美学特征。“不学礼，无

    以立。”我对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

    二

    数年后，我迎来了属于自己修业阶段的最后一个仪式。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东京大学举办研究生毕业典礼。在这次典礼上，我有幸被选为毕业生“总代”——本期硕士、博士毕业生的总代表——宣读“答辞”，发表毕业演讲。

    在答辞中，我简短地回顾了自己的求学经历之后，写道：

    我离开母国，在东京大学的研究生活中学习领悟到的是，仅仅以获得学位或学历为

    目的而学习是空虚且脆弱的。我真正获得的是知识探求自身所给予我的“自

    由”与“愉悦”，是通过专业工作来实践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诸位同

    学，我们与理科、文科专业无关，也与日本人、外国人无关，我们在这所大学学习

    到的态度——担负起探究知识、应用知识的责任的姿态，将会为我们开辟新的未

    来，带来有意义的人生。我对此确信无疑。今后秉持这一原则与操守，也是对指导

    自己的诸位老师的报答。

    最初在接到做“总代”的通知时，我觉得只需例行公事即可。我的导师佐藤教授也

    淡淡地对我说，被选为“总代”是一种荣誉。我当时想，佐藤老师的言下之意，可

    能是让我精心准备一下这个答辞吧。我当时并未理解“总代”的荣誉何在，直到毕

    业典礼的当日。

    当日的毕业典礼在一如既往的庄重气氛中进行。我也依照程序，面对校长，顺利地

    宣读了答辞。但在整个典礼结束后，场下的许多来宾突然围了上来，主动向我表达

    祝贺，并说“听了你的答辞很感动”云云。这个情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回想起来，那时来宾所展示出的热情，可能就是佐藤老师所说的“荣誉”吧。不

    过，这种“荣誉”并非关乎我个人。

    如果说“总代”有何“荣誉”可言，那么，这个荣誉首先来自历史、传统，来自我

    那时置身其中的特定空间——建成于大正十四年(1925)的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

    ——所酿造出来的纯然知性的传统与气氛。庄重肃穆的仪式，历久弥新的传统，青年学子的热情与人生，大学的自我期许与世人的口碑……刹那间，一个念头闪过脑

    海：在那一刻，我正置身于那个国家自近代以来一直高速运转的知识发动机的核

    心。

    后来，学校制作了毕业典礼的DVD光盘，并要邮寄给我。我说，我就住在学校附近，我自己过去取吧。取回来之后，我还从未看过。因为每当我将光盘拿到手中，我头

    脑中回旋的是那一天学生乐队反复演奏、后来大家齐唱的大学校歌《唯一》中的一

    节。

    唯一的一个，高扬的旗帜，在美丽深邃的空中，正发出辉煌的光芒；

    诸君堪称天宠之子，朋友啊，朋友，就在眼前的山冈上，树立起东大的旗帜吧!

    那是传统之旗，那是东大之光……

    其实，东京大学尚未确定正式的校歌，而这首创作于昭和二十二年(1947)的东京

    大学运动会的啦啦队歌，由于已然被演唱了半个世纪以上，数年前，被正式列为校

    歌候补曲目之一。如此看来，传统因源于真实生活的创造与升华，而更有生命力。

    每年春天日本各地举行的毕业典礼，强化了日本青年学子对优良传统的珍视与护

    持。有了传统，生命也就有了根，有了后人看来枝繁叶茂的生命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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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人

    一

    东京的学习生活，因为简单而快乐。或许正因如此，一次不愉快的邻里关系经历，让我获得了一扇观察日本社会的独特窗口。

    其实，生活在东京，周围的人几乎都可以归为“陌生人”一类，与自己毫无瓜葛。

    这并非因为自己来自异域之故，而是都市空间特有的品性。不管怎样，那种迷漫无

    边的陌生感，加重了我与日本“邻人”交往时的一些感受。

    提到邻人，它让人想到温馨的邻里关系，想到友情与互助，但这种邻人正在减少，甚至已然消失。在东京，邻人与陌生人的区别正在消失，邻人正在转变为陌生人。

    这可能是“麻烦文化”的结果，但又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必然结果。邻人的消失

    与“故乡”的消失，完全属于同一个历史过程。那么，人们是否会为此感到寂寞？

    或许这个变化过程如此长久，人们已然接受了与陌生人为邻的生活方式吧。

    我对日本邻人关系的关注，源于两个“团地”的生活经验。“团地”的全称是“公

    团住宅”，是日本政府为低收入者营建的保障性住宅楼群，通常以较低的价格出

    租。

    我居住过的第一个团地叫“常盘平团地”，位于毗邻东京都东北部的千叶县松户

    市。据说那里原址本是一片林地。团地始建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六二年正式投入使

    用。当时，该团地因其建设规模与现代化的设计样式被誉为“东洋第一”。不过，在此后日本波涛汹涌的现代化浪潮中，越来越新式的楼房与团地拔地而起，常盘平

    团地渐渐衰败下去。二〇〇六年初我入住时，团地空房率已经非常高。

    由于新式团地持续投入使用，对于许多“昭和团地的发烧友”而言，该团地竟变成

    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为此，该团地所在的松户市，还在其市立博物馆中特设

    了团地展馆，集中展示了一九六〇年代日本最新式家庭的房间结构与日用家具。

    可以说，日本国民对传统的重视，体现在方方面面。重视传统，也就是珍视自己的

    生活，这倒不难理解。没有了传统，也就没有了文化，人们将孤独地面对世界，生

    活将变得怎样枯燥与落寞？

    我对这个团地的关注，源于我所居住单元的奇妙的邻里关系。那是我在东京生活过

    程中唯一不愉快的体验。

    二

    入居的第一天晚上深夜，忽然听到“咚咚”的砸墙声音。声音低沉，应该是重铁器

    所为。我惊诧不已，无法判断声音是来自楼下还是楼上。

    奇怪的事情接踵而至。我很快就注意到，每天总会有人上楼时用力蹬踏楼梯，发

    出“咚咚”的声音；紧接着传来用力带门的“咣当”声——噪声巨大，甚至可以感

    到房间的震动。随后，那个人开窗时故意制造的“咣当”声响起，通常有两次。当

    这些噪声依次出现之后，一位老太太的怒骂声随之传来。

    逐渐地，我能将这些噪声一一区分开来，虽然不解其中的因果关联。更让人疑惑不

    解的是，其他邻人为何安之若素，对此等闲视之？由于不堪其扰，我立刻行动起

    来：找来纸笔，写下每日的噪声现象，并希望大家维护邻里友爱关系，和睦共处。但这样的努力于事无补，噪声依旧三天两头地出现。

    某日，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一位约六旬的老太太，头发灰白。与她的头发色

    调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她的目光显得异常的明亮，甚至有些尖锐，不时地流露出一

    丝警惕的神色。

    还在我观察她的神态之际，老太太开口就说：“你是李桑吧，刚搬进来的吧。下面

    的纸是你贴的吧。”

    我不明其来意，只是点头道：“正是……”

    她的这些判断其实仅仅是搭话而已：一楼入口处的信箱标有我的名字和房间号码，而我贴的纸上也写有我的房间号码。

    我猜到她是当事者之一，便问道：“每天夜里会有噪声出现，那到底是怎么回

    事？”

    老太太开始给我讲述其中的原委。她居住在三楼，位于我所居单元正对的楼上房间

    相反的一侧；制造噪声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居住在她的隔壁。我没有进一步

    问，到底是谁先制造了这种如此紧张的邻里关系。但从老太太的说法与神态看来，责任毫无疑问在那个男子。这也与我数日来的判断一致。

    我们互相留下了电话，希望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问题解决无望，就去团地管理事务所反映情况。管理人员显

    然知道这个单元的问题，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位管理员最

    后提醒我道：“如果您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忧，可以去找警察商量。”这种回答让我有些生气。不过，我也知道，他们似乎也只能如此。

    我没有去找警察。一则，老太太告诉我，她已经多次去过附近的警察局；二则，警

    察刚刚来过不久。

    有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我隐约地听到警察的训斥声与警告声：“如果再继续这样下

    去，就将你带到警察局。”不过，那名男子的辩解声也不绝于耳。通常，警察来过

    之后，会安静几天。但过不了多久，噪声又会恢复常态。

    当这种噪声成为常态时，自己也似乎习惯了。同一单元的其他住户，或许更早就习

    惯了吧。但这种奇妙的邻里关系，还是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惊。神奈川县逗子市内街景。电线杆上面的电线纵横交错；即便循着小城中流淌的轻音

    乐寻找，要发现上面的扬声器也需费上一番功夫，着实让人惊叹。

    日本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者，有时会用“阴湿”这个词来刻画一部分人阴暗、反常的

    心理。这个每天深夜折磨邻里的男子，是否就是这个词所精确刻画的对象？另一方

    面，作为正面的价值，日本文化论者还强调日本人具有“我慢”，亦即“忍耐”的

    品性。然而，同一单元的众多邻里对于噪声的容忍、对于那名男子扰民行为的熟视

    无睹，已表明了这种“我慢”的反面效果，即对恶行的纵容。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新闻：居住在某团地

    的一名家庭妇女，由于长期忍受邻居一个老太太——后来被媒体戏称为“日本第一

    吵闹的老太婆”——的吵闹，患上了“郁病”，也就是精神忧郁症。那个老太太最

    终被告上法庭，并获得了有罪判决。

    忧郁症是日本常见的一种精神疾患。我的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患有此症，因而对其

    有所了解。身染这种病症的人，精神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沮丧，尤其是在阴雨天。

    该症状似乎源于长期的压抑，治疗颇为不易，许多患者最终选择了轻生。我想，不

    幸染上此疾患的人，多半源于平日过度的“我慢”吧。

    这种特殊的人群关系，也让我想起了日本社会频繁发生的“集团欺侮事件”。这一

    现象通常发生在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中间；被欺侮者通常被切断了与他人的联系，陷入精神上的极端孤立状态。由于许多不堪忍受欺侮的学生选择了自杀，这一现象

    已成为日本社会日益深重的病疴。每次发生令人遗憾的自杀事件时，媒体都会大肆

    报道一番。数年前，日本文部科学省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防止这类事件发

    生。从现状来看，效果似乎并不明显。日本文化论者对这类集团现象早有精辟的分析。而我亲身经历过的这种邻里关系，则从多个角度验证了他们的说法。

    这一年的生活，影响了自己长久以来已经养成的平静心态。我发现自己无力解决这

    个问题。第二年春天，我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团地。

    搬家的那一天，就在我搬运行李时，那名男子与老太太发生了冲突；老太太倒在了

    地上。见到此情形，我与搬家公司的人员一起上前喊到：“不准动手。”可能是老

    太太随后报了警，警察不久就到了。但那名男子早已飞快地离开了。

    傍晚时分，警察打来电话。确认完我的身份后，警察说：“由于发生了动手打人的

    事件，我们准备立案处理。您能否描绘一下当时的情形？”我将自己所见到的情形

    描绘了一遍。打电话的警官进一步确认道：“是不是那名男子先动手的？”这可能

    是立案所必需的证据吧。然而遗憾的是，我当时正忙于搬家，未见到双方争吵的具

    体过程，无法提供这个关键的目击证言。

    我据实以告，然后反问道：“你们知道那个单元的情况吧？一个青年男子与一位老

    太太发生冲突，谁先动手，这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吧？”想到此前受到影响的心情，郁愤之情油然而生，我不觉提高了声调。

    警察听出了我的语气，说道：“明白了，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如果需要请您协作，我们可能还要麻烦您，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回答说：“没问题。”不过，警察后来并未找过我。

    我一直在想，那个单元的噪声问题其实并非难以解决。然而奇怪的是，人们为何就

    任由那种状况无休无止、日复一日地持续下去？不过，我也注意到了另外一面。除了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的特异状况外，整个团地显

    得异常安静，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有时会听到远处传来人们的说话声，但仔细听

    来，多半是居住在这个团地的华人在交谈。此外，由于出门与回家的时间与别人不

    同，我甚至看不到这个团地中的其他人。这是一个完全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

    这种印象由于我在新团地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接下来一年的团地生活

    中，我几乎没有碰到过邻人，没有听到过邻人的说话声，更没有受到任何人为噪声

    的烦扰。我生活在一个阒寂无声的世界。那是一个我已然熟悉并习惯了的世界。

    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当时习惯那样寂静的生活，那种与邻人毫无瓜葛的生活，是否

    与自己客居他乡的情境有某种关系？或者，更是当时我置身其中的社会使然？比如

    说，我积极适应那样的社会，进而将其规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他乡与家乡的区分，已然消失了。

    三

    邻人转换为陌生人，人们的社会关系变得稀疏而冷漠。

    在电视的纪录片中我得知，我此前居住的那个团地因“孤独死”事件在日本闻名遐

    迩。所谓的“孤独死”，是指无人照顾的老人，尤其是有疾患在身的老人在自己房

    中孤独死亡的现象。死亡原因，或者由于无法及时服用药品，或者无力制作食物。

    老人死亡时，通常无人知晓。直到数日后，房间散发出腐烂的气味时，才会被发现

    ——通常由警察打开房门，抬出尸体。

    有一次，我与几位中国留学生在食堂用餐，其中有一位专攻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女留

    学生。其间我发现她神色不对，就询问缘由。她研究的主题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感伤主义，思绪可能深浸其中，平日就显得有些多愁善感。

    似乎觉得有失礼之处，她踌躇许久才开口说，她的一位邻居突然死了——“孤独

    死”。她的描述反映了所有“孤独死”共有的特征。说完后，她不停地道歉，说不

    该在吃饭时提起这些，但她感到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急忙安慰

    她说：“这在日本不是很常见的吗？”

    其实，真正令人不解的是，在“孤独死”事件中，死亡的老人并非都是鳏寡孤独。

    在电视报道中，故去老人的儿女通常会流下悔恨的泪水。

    与传统的邻里关系的消失并行的是，亲情也正在变得淡漠。

    不过，我同时也得知，市民层面的另外一种互助关系正在形成。为了防止悲剧发

    生，团地居民自发组织了行动团体，对重点需要照顾的群体——尤其是独居老人

    ——给予帮助。大家群策群力，想出了许多办法。

    据报道，简易可行的方法就是观察设置于一楼楼道口处的信箱。如果发现某位老人

    的信箱塞满了邮递信函或商业广告，那么居民团体就要考虑到是否发生了不测事

    件。

    另外一种广为实践的方法是，定期给有疾病的独居老人送药品或饮品，或者定期协

    助他们打扫卫生；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独居老人的情况就得到了及时的把握。比

    如，每天清晨给独居老人送一小瓶牛奶——牛奶是免费的，但要求老人饮用后将空

    瓶放置在门外，以便回收。翌日，牛奶配送人员若发现前日的牛奶没有饮用，或者

    饮用后的空瓶未放置在门外，那么就会敲门询问情况，以确认是否有意外发生。

    这些市民自发的努力，可以有效地防止“孤独死”事件发生。不过，日本社会似乎无法继续追问的是，民众仅仅满足于消极地防止这种悲剧发生吗？已然富足的社

    会，尤其是以提供优良公共服务为主旨的服务型政府，除了在提高养老金、提供更

    好的医疗服务上下功夫外，是否有更积极的措施？

    我想到了传统邻里关系中蕴含的可能。这或许是所有人共有的乡愁，因为那种邻里

    关系可能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在经济社会高度成熟的日本，人们只能生活在周围尽

    是陌生人的世界中。当然，日本型的陌生人关系，由于有了比较发达的市民自助组

    织，正在获得独特的形态，为日本庶民的生活开启了新的可能。这或许是令人感到

    安慰的一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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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失东京

    一

    美国导演索菲亚·科波拉二〇〇三年制作了一部颇有名气的电影《迷失东京》，叙述

    了两位彼此陌生的美国男女在东京邂逅的故事。

    有人说，这是一部“有诗意而具深度的独立电影”。这是影评的套话吧。不过，影

    片中平淡而唯美的叙事、异国他乡中旅人的落寞、人生情感的复杂，这些元素组合

    在一起，编织出让人感动的故事，并非难事。影片中传统而富有田园诗意的情感故

    事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发生在全然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当中，如何不让人

    感到迷失呢？不过，东京的生活还有完全另外的一面：作为物理性的生活空间，东京给人们提供

    了最大意义上的保障——保障旅人在物理上无法迷失。它与现代人自身在情感乃至

    理智上的迷失，正好相对。我很早就注意到，正是在这个物理空间上，东京对陌生

    的旅人极为友善。

    对于任何初到异国他乡的人来说，找路可能是首先面临的生活障碍。不知从何时

    起，东京的市政人员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在各个街区都树立了详细的“××

    丁目(街区)示意图”的标示牌，标示牌上有详细的街道以及建筑物的名称。只要

    掌握了看示意图的基本原则，行人就很容易找到目标。

    有过几次成功的找路经验后，东京的陌生感就顿时消失了。

    留学期间，我曾经有过两次错过“终电”(末班电车)的经历。东京电车的“终

    电”通常在午夜，错过了这班就只能另寻归家的方法了。因为不愿意支付昂贵的出

    租车费用，更因对自己找路的本事颇为自负，这两次我都选择了步行。一次是从池

    袋站、一次从品川站走回我位于文京区的居所。前一次花了一个多小时，后一次则

    花了两个小时以上。

    徒步归家的过程是愉快的。除了上面提及的随处可见的街区路线标示牌，东京夜晚

    的明亮是另外一个主要的友善因素。

    有一次与几位友人谈天，在谈到回国后最怀念东京的哪一方面时，我不假思索地立

    刻答道：街灯。

    其他几位友人的回答不一，比如，有的说是“生鱼片”，有的说是“洗手间”——

    前者容易理解，因为生鱼片是日本独特的食物；而后者，则源于日本洗手间特有的

    洁净感吧。日本文化论中有“厕所文化”一说，大意是指日本的洗手间通常极其卫生清洁。

    我提到“街灯”，其实还不准确。确切地说，是指东京夜晚的明亮。那种明亮，虽

    然街灯的贡献厥功甚伟，但沿街而设的“自动贩卖机”的灯光、各种二十四小时营

    业的便利店的店牌以及店内的灯光、街区标示牌的灯光、各种建筑物尤其是民宅走

    廊与过道的照明灯光，这一切都共同点亮了东京的夜晚。

    后来在统计资料中读到，日本人均消费的电量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人均用电量的四十

    倍。这个数字虽然不知道准确与否，但东京夜色的明朗与其巨大的电力消费有关，则毫无疑问。东京居民区街景；街道清净整洁，上面反复拉扯的电线似乎因此变得秩序井然。

    东京街道照明灯使用的色泽，构成了人们对明亮的视觉感受。照明普遍使用的是泛

    白色而非泛黄色的荧光灯，这样的夜色让人感觉到一种清澈见底的亮。空气的洁净

    与天空深不见底的蓝，又加重了这种感觉。除了个别的店铺或区域，日本的商铺很

    少使用霓虹灯或颜色艳丽浓重的招牌照明光，这愈发衬托了夜色的纯净与明亮。

    东京夜晚的这种白光，纯净得几乎一丝不染，一定会加重异乡人独有的落寞情怀

    吧。

    初到东京不久，我就感受到了东京夜晚的独特氛围。那时候，我的脑海竟每每浮现

    出童年的情境。儿时，我生活在位于东北平原东部的一个小乡村，周围旷野无垠。

    每逢十五月圆前后，尤其是秋冬季节，碧海青天，光华沁人心脾。如果恰逢冬季雪

    夜，整个乡村仿佛被涂抹了一层白色奶油一样，清澄无际。

    回想起这样的情形，我发现东京的夜晚竟是如此友好。这里的夜色唤醒了我对童年

    的记忆，竟让人流泪。

    东京的友好，还体现在对陌生人细致的关心上。

    偶尔找不准方向时，我会选择问路。这时，东京的行人通常会停下脚步，细致地告

    诉你走法，如果他碰巧知道的话。当然，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去附近的“交番”即警

    察岗亭去询问。警察通常会拿出一张极为详尽的地图，告诉你最方便的路线。

    二〇〇八年夏天，我去位于三田的庆应义塾大学拜访一位老师。我走出地铁口后，在路边的街区示意图上寻找具体的走法。不过由于着急，竟一时无法辨别方向。于

    是我又返回地铁口，向坐在那里的一位地铁工作人员求助。说明来意之后，只见那位工作人员从下面的抽屉中迅速拿出一张地图，大小约是B5

    型纸的一半。由于我们是正对面，他将地图的正方向朝向我，并取出一支红色的

    笔，边画边说：“你现在是在这里，从这个口出去之后呢，沿着这条街大约走十分

    钟，就能走到大学的侧门……”我拿着地图，很快就找到了目的地。

    其实，不仅东京的许多车站备有类似的地图，学校的门岗、银行的窗口等也都备有

    周边的地图，用起来非常方便。

    二

    在东京，不仅旅行者不容易迷失，物品也不容易迷失。

    东京生活期间，我遗失过两次地铁月票。发现月票丢失后，自然着急，也努力回忆

    可能遗失的地点。第一次遗忘在本乡校园的书店里，翌日我到书店二楼的事务室，告诉他们我的来意。工作人员听后，立刻从桌子上的盒子中拿出月票，上面还粘贴

    有蓝色的纸条，记载着月票被发现时的情况。失而复得，自是非常喜悦。

    与这一次相比，另外一次则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丢落在何处，于是在返回宿舍

    ——位于新宿区的“东京学生会馆”——的路上，到地铁站的事务室做了登记。

    回到宿舍，在我例行检查信箱时，发现月票赫然躺在里面。我马上到宿舍事务室询

    问情况。管理人员告诉我，是捡到的人送过来的。因车票上有乘车区间的站名，还

    有我的名字，捡到月票的人就判断我住在学生宿舍。真是满心欢喜。

    以前与友人闲谈时，经常会听他们说起类似失而复得的故事。有过两次亲身经历

    后，这个说法自然也就得到了证实。不过，发生在家妻身上的一次经历，证明的则

    不仅仅是这些了。有一次上学的路上，家妻遗失了钱包，里面有外国人登录证、银行卡、电话卡等证

    件和卡片，更有新取出来的三万日元现金。由于重要证件遗失，加之里面还有现

    金，我们非常着急，先后去车站的“失物招领处”和附近的警察局做了登记。因补

    办相关证件比较麻烦，我们就在内心期待着也许里面的证件能够回来。

    大约是在两三日后的晚上，我们回到家中照例检查信箱，注意到一张明信片躺在其

    中。取出来一看，发现明信片寄自“上野警察署”；翻看反面，顿时心花怒放：警

    察通知我们去认领遗失物品。我们终于放下心来，第二天早早就去了警察署。警察

    确认好我们的身份后，询问了钱包里面的内容。听完我们的申告，警察当面打开钱

    包，向我们确认内容。所有遗失物品都原封不动地回来了。

    警察告诉我们，钱包是在上野车站附近的路上被捡到的。我们很是感动。我们抄录

    了捡到人的姓名和地址，回到家后就写了一封感谢信。我至今保留着那张卡片，氏

    名：山崎弘贵；住址：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号。

    后来，我们逢人就讲述这次经历，大家的反应竟然出奇地一致：这种事情完全可

    能，并纷纷讲述自己或自己听到的类似经历。

    “但是，只有在日本这才是可能的。”我们的一位韩国朋友如此论断，令我记忆犹

    新。

    电影《迷失东京》讲的是一种在陌生社会中的情感与人生的迷失，不过在东京这个

    特定的空间中，在经历类似迷失的同时，我也经历着发现与找到——找回童年生活

    的某种记忆，找到自己脚下的路，找回自己遗失的身外之物……在这个过程中，也找

    回了作为真正的人的某种情感。

    三回国后，家妻因生性粗枝大叶，先后也遗失过许多东西。每当这时候，家妻就会回

    忆起当时的经历，并幻想着再次体验失而复得的喜悦。

    这时候，我安慰她说：“不能把日本的经验普遍化。”我也会跟她讲述先秦时代中

    国哲人那个著名的“楚弓楚得”的故事，大家都是自己人，以宽慰其心。当然，这

    是豁达之语。如若“自己人”能体察原物主的焦急心态，主动返还“自己人”遗失

    的物品，那将是怎样光明的生活啊!它将是人们对自己本性遗失的“找回”。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我与家妻从西安返回工作旅居的城市。我们首先乘坐的是

    新建成不久的“郑西高铁”，上午八点出发，赶往郑州。就在那次旅行中，妻子将

    装有新办的身份证、新购入不久的手机、现金的钱包忘在了前排座椅后面的网兜

    中。经过一番周折后，我们与拾到物品的人取得了联系。为取回身份证，我反复恳

    求，甚至用上了“上帝祝福好心人”的说法，但最终还是未能取回。

    那时，我和妻子又一次回忆起了东京的遗失经历以及当时的喜悦。在回忆中，我们

    抚平了郁闷的情绪，内心再次变得豁达起来。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见过的光明足以

    支持我们面对各种灰暗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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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行日记

    一提起日本，人们立刻会想到那是一个岛国。不过，生活于其中，人们更容易意识到

    的是，日本首先是一个“山国”，一个由群山覆盖的国家。查阅一下相关资料，果

    然如此：日本国土的71%由山地和丘陵构成。山地分布在列岛的中央，大致将日本分

    成了两部分。因山区不宜居住，日本人口多集中在平原一带，构成了世界上人口密

    度最大的地区。

    对于山国日本的意识，源于自己爬山的爱好。到日本第三年的夏天，我报名参加了

    一个市民团体组织的青年学生攀登富士山的活动。

    富士山海拔三千七百七十六米，是一座横跨静冈与山梨两县的活火山。在地质学

    上，富士山属于成层火山，有着此类火山特有的曲线。因外形简洁优美壮观，其景

    色广泛地出现在各种绘画、工艺作品中，并为众多诗人所咏唱。日本国民酷爱此

    山，据说全国有超过三百余座同名的“富士山”，后者人们习惯称其为“乡土富

    士”。

    虽说富士山是日本第一高峰，但攀登并不艰苦，甚至可以说老少咸宜。不过，由于

    海拔较高，每年可供游客攀登的时期并不长，多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下旬这一段时

    间。入秋后，山顶的气候随时可能发生骤变。每年到了十月中旬左右，初雪降临，就会出现被称为“初冠雪”的秀美景观。从这时候起，从远处观望，富士山就仿佛

    戴上白色帽子一样，高高耸入青天。这是人们熟悉的印象。

    由于攀山道路得到了开发，通常人们可以乘车到被称为“五合目”(海拔二千三百

    余米)的地点，然后徒步攀登。

    那天，我们一行人晚上八点钟左右到达“五合目”后，先进行晚餐。晚十点整，准

    时出发。登山过程的记忆，已然模糊不清了，只是有一点记得清晰：途中我将集体行动的纪律抛在了一旁，自己一个人率先向上爬去——面对高山，自己时常会感到

    一种特别的激情被触发，甚至会违背平日谨遵约定的行为准则。

    途中，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登山队伍，来自不同的国家。随着高度的上升，曾经有

    一阵呼吸变得困难，只能短暂歇息。另外，因气温显著下降，我们都披上了过冬的

    棉衣。山上最高气温只有几度。

    大约在早晨四点多钟，我爬到了山顶，接着开始欣赏壮观的日出，前后盘桓了数个

    小时。

    上山的小径大多是石头路，下脚有着力处，所以并不觉得困难。真正考验登山人意

    志的是下山。下山也有几条小路，我们选择了由火山沙子铺就的之字型的那一条。

    放眼向下望去，让人看不到尽头。由于沙子软滑，对登山者的膝盖会造成较大的负

    担。

    从山上下来，感觉眼中的世界都发生了变化。物理上视野的变化，竟能改变人的精

    神视野，这或许是我喜爱登山的动力吧。下山的过程中，我也回忆起大学时代与友

    人攀登长白山的情形。

    此后的数年间，我多次到东京都西部的多摩山地区爬山，间或也会去东京北部的日

    光地区。每一次爬山前，我通常会在网页上查找交通路线、登山的具体路径，以及

    各种路径所需的时间等信息。那时我注意到，日本人不但有登山的爱好，而且还有

    写“山行纪事”(即一种登山日记)的习惯。

    在他们的纪事中，通常会详细记录他们出发的时间、地点，具体选择登山的路线以

    及所花费的时间等；此外，沿途的风光、花草植被也都有细致的介绍。尤为重要的

    是，对于山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诸如岩石容易脱落之处、野兽可能出没的地方等一些事关登山安全的重要信息都有记载。正是通过这些详尽的山行纪事，我每次

    都能准备得比较周到。

    登山途中，常常会遇到其他的山行之客。我注意到，中老年人在此群体中居多，这

    或许与该年龄段的日本国民有闲暇有关吧。偶尔也会碰到年轻的父亲带着五六岁模

    样的小孩子一起攀山。按照习惯，在山中遇到登山同行，通常要相互礼让，让对方

    先行通过，并要相互打个招呼：“你好。”我属于新手，偶尔也会向他们打听并确

    认登山路线。

    每次爬山时，都会与友人们感叹一番。究其原因，一是山上树木异常茂密，山间景

    色幽美。据说，日本国内有严格的采伐制度，每采伐一棵树都要经过严格的批准。

    这似乎也与自己的印象符合——印象中几乎没有看到过遭到滥采滥伐的树木，更看

    不到被破坏的山体。二是，日本的山路异常洁净，人为丢弃的垃圾极其罕见。这种

    洁净给登山者带来了极大的精神愉悦。

    正因山路清洁，空气清新，哪怕有一点垃圾，也将会显得异常刺眼。“怎么会如此

    干净？”每次进山时我都叹服不已。其实，这种爱护山路环境的做法早已成为人们

    的习惯，日本国民已经做到“日用而不知”了。入乡随俗，每一次登山时，我们都

    会在山上野餐。餐后，我们将自己制造的垃圾分门别类地装好，带到山下，放到指

    定的地方。这一切皆发自自然。

    据说，从前也发生过“非法丢弃垃圾”的事件。不法分子偷偷将垃圾运到山中丢

    弃，造成了环境破坏与污染。但在政府与市民多方的努力之下，如今类似的事件已

    经被杜绝。如果发生这种故意丢弃垃圾的事件，由于涉嫌违反法律条令的规定，日

    本警察会介入调查。二

    与我自己组织的非常随性的登山活动不同，在山上经常见到的，多是有组织的登山

    小组，这一点从他们专用的装备上可见一斑：登山靴，手杖，手套，墨镜，双肩背

    包……

    后来得知，日本市民组织了各式各样名为“××爱山会”的登山团体，立有严格的团

    体章程，并通常设有“会长”“副会长”“事务局长”“广报部长”“环境保全部

    长”等一系列职位负责团体的运作。我在山中经常见到的登山小组，大概就是这

    些“爱山会”组织的吧。

    另外，日本的多数大学都设有名为“山岳部”的学生社团，参加社团的师生则构成

    了专业登山队员。

    我手头碰巧有一本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山岳会”于一九九五年出版的一本登山记

    录，题名为“珠穆朗玛峰：从南坡开始”。书中为该山岳会在一九九四年初次从最

    难攀登的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全景记录。其中，一位叫石川的队员，当时已五十

    七岁，名列全世界登上珠峰山顶的高龄者排行的第二位。

    爱知学院大学校长在该书的出版贺词中写道：

    本次成功尤其是队长以下全员平素努力精进与团队合作的成果，本人对全体队员致

    以最高的敬意。

    同时，对于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给予莫大支援的诸位，也致以衷心的感谢。本次登

    顶成功，是日本的大学登山队首次单独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登山队的“金字

    塔”。在最近大学登山队凋落的趋势中，我作为大学的一名成员，尤其感到骄傲。另外，五十七岁的石川队员创下珠穆朗玛峰登顶高龄者第二位的世界纪录，同时成

    为日本人中年纪最高的登顶人员。这为今后的高龄化社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希望与

    梦想，因而这次成功意义极大。

    本次登顶活动，环境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登山队从宿营地回收了二万只被遗

    弃的干电池，带回了日本，值得大书特书。这不愧是高举佛教精神的我们爱知学院

    大学的登山队，我对他们致以最高的赞辞。

    文中对石川的一些说法，并非简单的溢美之词。这些以登山为人生的各个年龄段的

    人，正在为日本国民提供一种美好人生的典范。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三浦雄一郎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消息在日本被广泛报道。

    原因在于，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三浦此时已有八十岁，为历史上成功登顶的最

    高龄者。三浦此前分别于二〇〇三年和二〇〇八年两度登上珠峰，均为当时的最高

    龄者。让人惊讶的是，七十六岁时三浦在滑雪时曾发生骨折；由于心律不齐，他还

    先后做过四次心脏手术。康复后，为恢复体力，他平日背负二十五公斤的重物袋生

    活，两脚也缠着重物袋。此次登顶成功，他被誉为“奇迹的伞寿老人”。

    三浦在登山活动中所展现出的意志与力量，无疑给许多日本国民提供了“希望与梦

    想”。重要的是，这些希望与梦想距离现实并不遥远，甚至就在身边。

    我回想起了自己曾看过的一集电视纪录片，其中报道了类似的故事。纪录片中的一

    对中年夫妇，先后攀登了全世界数十座雪山。在一次事故中，丈夫的所有手指都失

    去了一截。不过，返回日本后，他积极恢复体力并进行锻炼。为了维持生计与登山

    必要的费用，他平日还要打零工，锻炼只能在休息时间进行。那次电视记录的是在

    妻子的协助下，两人共同攀登冰岛一处高山的情形。当然，在攀爬山峰时，丈夫只能靠仅剩半截的手指用力。

    就在三浦成功登上珠峰的数日后，日本同样报道了一则登山新闻。不过，这一次是

    一起令人感慨的山难事故：一位六十七岁的日本女性在攀登海拔超过八千米的喜马

    拉雅山的一座山峰时，遭遇雪崩而遇难。其实，日本有许多人以登山活动为自己的

    人生，每年都有一些人为此葬送了生命。与这些以登山为人生志业的人相比，我感

    觉自己无法轻易宣称登山是自己的爱好了。

    这种“说不出口”的感觉，更是来自身边的一件小事。

    我曾经认识一位叫藤原的女学生。她先在东京大学的研究生院读了一年的预科，后

    来考上庆应大学，攻读正式的学位课程。再后来，听说她去了哈佛大学留学。由于

    藤原的研究题目是中国革命时期的土改问题，我们平时的交往也就多了一些。

    一次谈到自己的业余活动，我告诉她是登山。藤原听后，略显兴奋地说她的爱好也

    是爬山，并接着漫不经心地告诉我，她曾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不过只爬到了海拔

    六千多米的地方。她似乎显得很遗憾。我第一次听到她的这段经历，非常惊讶，以

    至于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日本女学生。

    正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当日本学生问起业余活动时，通常是指那种近乎专业性

    质的活动。也是从那时起，每当再被问起类似问题时，我通常改口说我的兴趣是读

    书。作为话题，这么回答准是让人感觉兴味索然；但按照日本的习俗，倒是显得本

    分。

    回想起来，留学期间的登山活动深深影响了我对山、对环境、对人生的看法。自己

    的生活中如果没有了山，一定会感到寂寞。三

    二〇〇九年春天我正式回国工作。幸运的是，我所任教的大学就在山中，经常能够

    与朋友相约爬山。最初，对山上的卫生状况感到异常的震惊，就想展开清扫活动。

    一位友人得知了我的计划，认为事情终究不可为，并列举了各种理由。当时我归国

    不久，豪情满怀，于是说道：“没问题，我就从这里扫向全国……”

    某一日，我自己带着笤帚上山，随手进行一些简单的清扫。山上有一处叫铁林寺的

    寺庙。里面的住持看到我手中的工具，就同我攀谈起来。我表达了要自己动手清理

    山上卫生的想法。住持非常高兴，当即决定在物质上予以支持：我组织学生，寺院

    一方准备工具，并备斋饭。

    在放暑假前，终于组织好了学生，各种工具、旗帜也都备好。不过，天公不作美，预定展开活动的当日清晨开始下雨。考虑到学生安全，只得作罢。暑假回来后，与

    同事谈起这件事。同事问，你以老师的身份组织活动，学生万一出了意外，怎么

    办？那位同事专攻民法，知道许多案例，有些竟十分严重。

    我听后，踌躇起来，清扫大山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时间长了，自己似乎也习惯

    了山上的垃圾，不再皱眉，不再抱怨，甚至有些熟视无睹。只是，我一直纳闷不

    已：那些人为什么一定要往山上扔垃圾呢？他们的人生在哪里？这让我为他们平日

    的生活品质、精神状态与健康状态担忧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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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书下载!!!女教授

    一

    在世界的汉学研究(即传统中国研究)领域中，日本汉学研究被认为是独树一帜。

    不过，涉及具体评价则变得微妙起来。日本学者对自己的研究颇为自负，按照吉川

    幸次郎(1904—1980)的说法，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由于语言与文明的关

    系，许多日本学者自认为自己对中国古籍的解读要高于欧美学者；另一方面，由于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率先吸收欧美的理论与方法，这使得日本学者比其他中华文化圈

    的学者具有方法论上的优势。

    我自己时常听到的中国学者一般的说法是：日本学者治学严谨，在资料的考证、使

    用上可信，但其研究容易陷入烦琐主义，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失去了学问的意义；另

    外，日本学者到底把握不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微妙之所。

    初次耳闻这些或类似的说法时，我总会不住地颔首，感觉这些说法很准确。提到日

    本汉学的优点，中国学人自然会产生一种受到刺激的感受。承认人家把“我们

    的”文明与学问做得好，这是实事求是的姿态。但若一直让人家的研究领先自己，自己岂不比人家低了一等？这种关于日本汉学研究优点的说法，与中国学者的某种

    自尊心发生了瓜葛。这是一种健康的正向激励。

    而关于日本汉学研究的弊端的说法，却是有害无益。“日本学者无法把握典籍中的

    微妙之所”云云，无非表达了某种固化的心态与观念：中国文明博大精深，异国学

    者又怎能做到登堂入室？在这种观念中，言者的自尊心发生了倾斜，某种自大的情

    绪滋生了出来。但真正的问题或许更在于，上述关于日本汉学研究的品评，皆不得要领。这是因

    为，日本的汉学研究优劣与“我们自己”并无必然干系。

    这么说，有两层原因。首先，日本的汉学研究是日本学术体制中的一个具体领域，将其与中国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比较，容易依据后者特有的观念与方法对前者加以剪

    裁，从而得出一些片面的印象。换句话说，对日本的整个学术体制及其研究成果的

    积累状况若无细致了解，那么就无从把握日本在这个领域所做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意

    义。

    其次，日本的汉学是日本学者对于东方古典文明的研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中国研

    究。在日本学者看来，那种研究是对于自己的文明起源的研究；他们用于称呼其研

    究对象的“古典中国”，并非当下“中国”的特定历史时代。日本的汉学研究，与

    当下中国学者偶然具有的“民族属性”，并无必然关系。换句话说，日本对“古典

    中国”研究所呈现出的独特视角，正是中国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地方，而非不得要

    领的判断。

    比如，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日本国民一般都高度推崇隋唐文明。不过，日本学者视

    为理想的汉唐文明及其载体的汉唐“中国”，与当下的“中国”在什么意义上有关

    联呢？说得苛刻一点儿，我们自己当下具有的“中国属性”，在日本汉学家的眼中

    很可能是大可质疑的。

    不过，这些说法都是空论。我想到了自己有过交流的一位日本汉学家，她是东京大

    学的一位女教授。

    二

    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读三年级的时候，我选修过一门《荀子》选读课程，由一位叫岸本的女教授讲授。许久以后，我才知道，我当时听的这门课是日本汉学研究的入门

    课程，而那位岸本老师则是中国明清史，尤其是明清经济史与地域社会史研究领域

    的专家。

    当时的印象并不是这些。记忆中，岸本老师在第一次课上发给了大家许多打印好的

    文本，然后就逐句讲读开来。日本学者研读汉文，有特定的方法，那就是在文本上

    标注有表明语序的符号，然后按照日语语序解读文本含义。遗憾的是，我当时的语

    言能力并不足以充分理解岸本老师的讲解。更主要的是，说来令人汗颜，当时我自

    己是首次阅读《荀子》。结果一个学期下来，也就没留下什么印象。记忆中，岸本

    老师还讲解过如何解读《大清律例》。

    那以后，我偶尔会在校园中遇到岸本老师。最初，我会主动跑过去打个简单的招

    呼。后来，我发现日本学生除非正面碰到老师，否则不会特意主动上前打招呼。入

    乡随俗，那以后虽多次在校园见到她，也只是在心里嘀咕一下：“是岸本老师……”

    对岸本老师印象最深的一次相遇，发生在本乡(即东京大学所在地)三丁目地铁站

    附近的一家快餐厅。那是一家名叫“松屋”的连锁店，专营牛肉盖浇饭。在日本提

    到牛肉盖浇饭，人们首先会想到“吉野家”，其次就是其竞争对手的“松屋”。据

    说在日本还有一种观念：因这类快餐通常物美价廉，其主要对象是青年男性，尤其

    是体力劳动者。因此，在这些店内，很少见到女性顾客。这与我自己的日常观察与

    经验完全一致。我身边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就无论如何不肯到这类餐馆就

    餐。

    有一天晚上，时近午夜。我与一位经济学部的友人在松屋用完餐后，坐在那里聊

    天。餐厅只有一位一直忙碌不停的工作人员，偶尔会有一位客人进来。就在我们闲

    谈时，我偶然瞥见一个身影，正是岸本老师。她在自动售票机上买好餐券后，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见到老师进来，我和那位友人压低了声音。

    岸本老师深夜一个人走进快餐店、默默用餐的侧影，此后一直很特别地留在了记忆

    中。那就是一种纯然的学者、孤独的求道者的形象吧。后来有机会与岸本老师直接

    交流时，曾想当面提起那次偶然的相遇，不过始终没有开口。东京大学文学部美术史研究室(位于法文二号馆)外张贴的各种海报。

    三

    出乎意料，在留学的最后一年，我获得了与岸本老师进一步交流的机会，因为岸本

    老师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员。

    从指导教授佐藤老师那里得知这一安排后，有一日我去研究室拜访岸本老师，想对

    她接受审查论文一事表达谢意。那时候我才得知，岸本老师在上个学期就已辞去了

    东京大学的教职，到御茶水女子大学任教去了。那是日本一所名门女子大学。我将

    自己刚刚的“发现”说给了佐藤老师听。佐藤老师闻言，笑道：“岸本老师大概是逃走了。她如果不走，这个学期就要做研

    究科科长了。”

    我听后，疑窦顿开，不自禁地说：“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我在内

    心又嘀咕了一次。

    日本实行严格的教授治校制度，涉及学科的重要事务，均由每个科系的“教授委员

    会”决定。在这一制度下，“研究科长”虽然名义上相当于“院长”，但并不掌握

    人事、财政等大权。这个职位大致类似于干事长，主要负责会议召集、主持等日常

    性工作。当然，研究科长在研究科的管理运营上也有自己独自裁量的空间，因而就

    任研究科长，在被视为荣誉的同时，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一部分抱负。不过，由于牵

    涉大量日常行政事务，出任这一职务意味着要牺牲自己的研究时间。这对专注于学

    术研究的学者而言，是沉重的代价。

    岸本老师看到自己将被选为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科长，竟然主动选择离开这所大

    学。

    论文答辩完成数月后，为了把修改稿交给岸本老师，我写信询问她的时间安排。岸

    本老师虽辞去了东大的职位，但还在兼任东大文学部的部分课程。岸本老师回信告

    诉我，她主持的研讨班将召开一次期末“总结聚餐会”，并告诉我如果不介意，可

    以参加。我当然十分高兴。

    那天晚上的聚餐会上，我终于忍不住向岸本老师询问为何辞去东大的教职。岸本老

    师听后，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着墙上贴的研究科工作安排时间表说：“李桑，你看这个日程表。这是研究科的会议时间安排；太忙了，没有研究的时间。”我马

    上颔首，表明自己完全理解岸本老师的选择。其实，我们研究室的一位教授，数年前就因东大的教学工作偏重影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转而去了一所私立大学。

    由于是闲谈，我与岸本老师随意谈了许多。记忆中，岸本老师曾对我通过答辩表示

    祝贺，并说：“你们社会学研究室的情况我不了解；在我们的研究室，不可能有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学位的。”

    我明白岸本老师的意思。其实，由于最近数年东京大学在进行学位制度改革，一直

    鼓励博士生们抓紧时间做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作为传统，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制

    度效法于德国，因而博士学位更是一种“荣誉”，而非“资格”——博士学位只授

    予那些真正为学问奉献终身的人。在东京大学建校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各个研究科

    颁发的博士学位数量少得可怜。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全球化过程中，尤其进

    入二十一世纪后，由于面临教育全球化的竞争，东京大学正逐步转换传统观念，试

    图将博士学位定位为“资格”——该资格类似于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入场券，而非

    在学术上已然成绩斐然的学者的荣誉。不过，由于传统使然，“博士”在目前的日

    本依然具有浓厚的荣誉色彩。

    为促进日本学位制度观念的转换，日本的大学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其中，“博士候

    选人”(Ph.D.Candidate)资格制度，就是新近导入的做法。最终提交学位论文的

    人，首先必须通过这一制度的审查。

    在我为申请这一资格而与指导教授商谈时，佐藤老师首先问我：“你今年是几年

    级？有些早吧。”博士候选人制度规定，博士研究生一旦通过该制度的审查，通常

    要在一年内完成论文。那时，我的博士课程刚过去两年半，似乎有些早。

    我明白佐藤老师的担忧，解释说：“我的博士课程时间虽然短一些，但此前花费的

    时间很长。更主要的是，我没有做其他的兼职工作，一直在专心研究与写作……”佐藤老师犹豫了一下，但看到我的决意，就回答说：“那你准备资格审查吧，看看

    其他老师的意见如何，然后再决定。”

    幸运的是，在资格审查的报告会上，我的研究计划与进展状况得到了其他几位老师

    的好评。佐藤老师第二日传达审查委员会的“合格”结论时，还叮嘱我说：“这个

    资格，你要理解为老师们鼓励你动笔写作。”言外之意，取得“博士候选人”资

    格，并不意味着将来的学位就取得了保障。不管怎样，通过了学位道路上的重要一

    关，我还是感觉很受鼓舞。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完全集中到论文写作上去了。

    所以，当岸本老师提到我比较“顺利”地取得了学位时，我就简要地解释说，自己

    在日本的留学时间，正好过去了十年。听到我的说法，岸本老师点了点头。

    其实，“十年”在日本的学术界是一个常识性的说法，其大意是说，作为一名学者

    的人生需要以“十年”为单位进行计算，而不是按照正常的“年”——从立志进行

    学术研究到取得学位，需要十年；取得学位后到生产出有较高价值的学术产品，还

    需要继续研究积累十年。

    闲谈期间，岸本老师也回忆了她求学时的方法。她告诉我们，她读书时采用的就是

    一字一句阅读汉文典籍的方法，通常整个下午也就只读一两句话。我们知道，岸本

    老师在传达一种日本学术训练的精神。

    我们还谈到师资结构的问题，因为岸本老师离开，意味着东大又少了一位女性教

    师。岸本老师明白我的意思，问道：“李桑，你猜猜东大什么时候才有第一位女教

    师的？”这是一个新鲜的问题。想到日本社会保守的氛围与制度，我就猜测

    道：“一定是战后，应该是一九六〇年代之后吧？”岸本老师对我的猜测，连连点

    头。见我沉默下来，岸本老师告诉我说：“是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我一九八九年来到东

    大任教，是东大的第二位女性教师。”我听后，满心惊奇。

    当然，东大女性教师的匮乏，与学术工作的辛苦也有关系。在性别秩序尚未做到平

    等的社会中，女性为了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取得自己的地位，通常要付出超出男性

    更多的辛劳。所以，能在日本学院体制中立足的女性教师，在她们出类拔萃的学术

    业绩背后，都有着非同寻常的人生。

    我手头至今保留着岸本老师针对我的博士论文提出的意见书，一共四页。当日论文

    答辩后，岸本老师委托我的指导教授转交给了我。意见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评

    论、质疑以及校正。当时，岸本老师也将她阅读的那份我的博士论文给了我。看到

    论文上的评注和细致入微的校正，我很感动。

    当然，岸本老师的治学态度，与她的汉学家身份毫无关系。她所展示的品格，为东

    京大学的教授群体所共有。

    那时我在想，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汉学研究著述，如果只注意到那些作者的独特视

    角与方法，那么我们仍然无法理解那些作品的卓越之处。海外汉学家献身于学术研

    究和真理探索的纯然的主体品格——其中首要的是他们的勤奋、才华、朴素以及真

    诚，正是那些著述得以流传于世的根本保证。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三楼的一角。眼前的书架放置的是日本思想史方面的书架；因

    研究之故，几乎熟记了大部分书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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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卑民尊

    一常有人说，日本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官僚制度与行政官员。在世人的一般观念中，日

    本的公务员被认为是出类拔萃的。这个说法可能源于两本关于日本的著作：一本是

    大约三十年前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作者是一位美国的日本经济学者，名叫沃

    格尔。在这部名噪一时的著作中，作者系统地总结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奇迹与日本精

    神的关系。另外一本是《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作者是查莫斯·约翰逊，他细致地分

    析了日本“通商产业省”官僚制度及其运作。

    进入一九九〇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崩溃，进入了经济低增长乃至零增长的时期。这

    十年被日本的一些忧国之士称为“失去的十年”。成亦萧何，败亦萧何。日本的官

    僚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在日本国内，主流的看法是僵化的官僚制度要为

    经济的低迷状况负责，人们开始批评日本的行政制度。

    要理解这种批评声音，还要回到日本社会的现实中。日本学者决不会论述自己的政

    府如何好，更不会对政府取得的一些成果夸夸其谈。这是民主社会的本性使然，因

    为民主社会的首要特征是国民监督政府及其人员。包括学者在内的国民为政府唱颂

    歌，那是专制社会的性格。因此，我们要在这一背景下理解日本学者对自己国家的

    官僚制度、政府官员的批评。

    在众多的批评中，主流看法认为官僚——主要指由高级公务员构成的官员群体——

    权力过大，形成了独特的利益集团，并且与执政党的中央政府形成了权力上不分伯

    仲的关系，因而不符合民主主义的精神要义。结果，最近数年，日本朝野上下出现

    了一片“敲打官僚”的声音。

    我曾经对国民与政治家展开的这场“敲打官僚”运动不是很理解，有一次就向研究

    室一位叫松本的老师请教：“日本的公务员廉洁，工作效率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

    人批评他们？”时隔多年，我已记不得当时松本老师做了怎样的回答。不过，他一定没有对我解释说，在日本没有比批评政府、批评体制更常见的话题了。或许，松

    本老师认为那是人们常识中的常识，并不需要特别指出吧。

    其实，日本的公务员制度有长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与实践。在明治时期，有报效

    国家之志的青年，大学毕业后通常会选择做公务员。在当时的观念中，公务员是与

    政治家对立的概念；与后者通常陷入党派私利而不能自拔不同，公务员被认为是国

    民的公仆，不追求自己的私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各级政府迅速网罗了大批精英

    ——真正地服务于国家与国民利益的精英。上面提到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所描

    述的战后负责制定通商产业的官员形象，正是日本官僚制传统的一个侧影。

    日本公务员留给人们的印象，并非仅仅是他在日本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中的卓越角

    色。生活中的日本公务员，首先给人以一种极为朴素的形象。那种形象简单地说，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公仆”。那是一种名至实归的作为“公众的仆人”“国民的仆

    人”的形象。

    二

    由于留学生活的局限，我与日本地方政府公务员的交往，几乎仅限于负责“国民健

    康保险”部门的人员。日本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实现了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制

    度比较成熟。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一般也都选择加入这一保险。参加保险人

    员，可以享受医疗费用70%的减免，即实际上只需支付医疗费用的30%。因看病不再

    成为经济负担，日本国民只要健康上出现问题，都会首先选择去医院或医疗诊所寻

    求治疗。

    回国工作后，有一次谈到这一现象时，我对友人说：“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

    象：日本人都是病人，而中国人都是医生。”那时我正染感冒，从药房买回了几种药片、口服液，其中一部分是自己拿定主意选

    购的，另外一部分则源于药房售货员的推荐。这几乎是新奇的体验。日本国民对自

    己的健康状况感到不安时，事无巨细，都会去医院咨询、寻求帮助，因而国民动辄

    成了病人。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与自己诊疗相比，日本国民的做法显然是最佳选

    择。

    由此我回忆起自己在日本初次去医院就诊时的经历。

    留学日本的第一年夏天不意感冒后，我连吃了两日的药，因未见好转，不得已，我

    决定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

    主治医生询问过病状后，问我有没有在吃什么药。我取出从国内带来的一种常见的

    感冒药，对医生说：“正在吃这一种，但不见起色。”

    那位医生取出附在药盒里面的说明书，看过之后，说：“今后不要吃这种药了，药

    剂量太大。我给你开一点药。记住要多喝水，好好休息。”有了第一次看病的经历

    后，自己对去日本医院就医也就没有了抵触。也正是在那时，我才知道，感冒基本

    上是“不治之症”，并没有特效药。

    日本国民个体的生活状态与行为方式，其实与社会制度息息相关。卓有成效的医疗

    保障制度，保证了国民可以放心地去医院求医问药，而不是盲目地自我诊治。

    享受医疗保险的保障，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在日本，参加保险的人员自然要缴纳保

    险费。保险费有减额与减免制度——对于一般的低收入者，只需交纳一定比例的保

    险费即可；具体减额程度与减免条件，则因地方政府的不同而不同。留学期间，由

    于我没有正式收入，每年都要到政府部门申请利用这项制度。记忆中，负责该制度的人员会询问自己上一个年度的收入情况，并取出一份“税收

    申告表”，告诉我即使没有收入，也要填写这张表。按照要求，每年需要提前填写

    好。实际上，每年年末，我都会收到政府寄来的表格以及回信用的信封。由于信封

    邮资已付，自己只要填好表格，装入信封寄出即可。虽然便利，但出于惰性，我从

    来没有提前填写这类表格。于是，每年自己申请保险费减额时，都会发生类似的一

    幕：现场填写。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从未问过我为什么当时没有及时申告，更无半

    点责怪之意，尽管申告是一项义务。

    我曾经对此做过一种解释：虽然当事者应该承担不及时申告所带来的相应后果，诸

    如保险费无法减额等；然而，如果当事者因无能力全额缴纳进而导致保险资格丧

    失，那么一旦发生意外，该当事者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险，他的生活也就无法得到国

    家的保障了。一个具体的个体生活无法获得保障，尽管他自己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从实质的意义上说，也意味着这个制度出现了问题。这是日本社会政策的逻辑，是一种以国民个体的利益至上的政策逻辑。不管原因如何，若特定个体的利益没有

    得到善待，那么政策甚至政府自身的正当性就要受到质疑。

    或者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政府提供的这项公共服务就是要涵盖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无论最终责任应该由谁承担。如若说日本政府的目标是“以人为本”，那么这

    个“人”只能是具体的、单个的国民，而非任何意义上的集合概念。

    认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每一次申告收入情况时，政府工作人员对申告

    内容从不提出异议。换句话说，他们相信我的申告属实。当然我也知道，若申告内

    容有虚假，自己可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了。当时我曾经想过，政府对国民的信

    任，是因为国民有法律意识，还是国民具有诚实的人格？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其实，一个好制度可能同时造就这两者。

    三

    记忆中，最后一次与日本公务员打交道发生在妻子怀孕期间。当时来到我们所居住

    的文京区政府负责的部门，想申请出产费用减免的“助产士制度”。到那里后，看

    到前面的人在排队，我们就坐到后面的沙发上。

    刚坐下不久，只见一位男性工作人员从敞开式的办公大厅里走了过来，询问我们的

    目的；我站起来简要地说明了情况。他听后，走回了办公室大厅——日本的政府机

    构采用大办公室，相近的科室集中在一个类似大厅的大房间里办公。前来办事的国

    民对整个办公室的情况，可一览无遗。

    不多时，从里面又走出来一位公务员，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手里拿着许多资

    料。看到她走过来，我正要起身站起来，她急忙对我说：“请坐下来。”紧接着，她就屈身蹲到了我和妻子的面前，把手中的资料一份一份地翻给我们看，帮我们解

    释涉及生育补助的各项制度，并告诉我们如何填写申请表格。

    让政府的工作人员蹲着给自己介绍情况，虽然我知道这是妻子有身孕的缘故，但还

    是有些不适应。不适应的原因也仅仅在于，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我还没有受到如

    此的待遇。当然，我还是有些大惊小怪了。其实，想到日本的各级官员与国民处于

    正常的而非颠倒的“主仆”秩序当中，他们的行为很容易理解。国民是主人，官员

    是仆人。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理，就如此简单。

    有了这些生活经验后，再阅读日本学者对日本政府行政体制及公务员的批评，自己

    就有了鉴别的依据。有一次我读到一位日本学者说，日本历史上也有过“官尊民

    卑”的现象。我非常敏感地注意到了他的用词，并试图从其文中找到依据。令人失望的是，那位作者是在泛泛指陈，并没有实际的事例佐证。不过，转念一

    想，我也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借助国民对“官尊民卑”这个字眼可能产生的嫌

    恶感，日本学者似乎时刻不忘对官员进行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