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得不偿失的盛世

    第一章 帝国遗产的继承人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权

    第三章 统治风格剧变——孝贤皇后之殇

    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

    第五章 盛世之巅

    第六章 文字狱——盛世须用重典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八章 鸦片战争的种子

    第九章 烈日余晖

    《饥饿的盛世》全集【精校版】

    作者：张宏杰

    序 得不偿失的盛世

    一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

    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

    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

    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

    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

    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

    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

    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

    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

    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

    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

    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

    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二

    毫无疑问，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

    还去掉“之一”二字。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

    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何以我

    们五千年文化得出的这个集大成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14世纪，欧洲人并不比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

    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欧洲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

    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

    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

    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

    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脂牛奶、1

    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而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主要食物一直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

    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还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

    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

    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

    立刻破产，卖儿卖女的情况十分普遍。

    三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

    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

    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

    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

    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

    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

    当。”

    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

    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

    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

    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驶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征大批百姓来拉纤，拉

    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人并不想要这份工资，不断逃亡。“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

    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起来加入民夫

    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

    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

    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

    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

    马匹似的。”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

    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了一座夏

    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

    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

    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

    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

    吃惊。

    四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

    有技术资源。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

    字。

    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约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

    了环球航行。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

    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人类进

    步的脚步一直是迟缓的。而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乾隆

    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在此之前……地

    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

    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

    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

    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

    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

    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

    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五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

    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航行

    过整个地球。虽然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

    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

    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他却对世界

    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

    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

    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

    能老老实实地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

    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

    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

    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

    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

    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

    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

    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

    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

    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六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的成

    就。

    横向对比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

    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

    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

    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

    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

    有头脑。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

    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

    (今雅加达)、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

    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

    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来到中国，他们却

    发现生活在自己国家里的中国人远没有海外中国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

    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也普遍缺乏自尊心，自

    私、冷漠、对公众事务漠不关心。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

    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

    去救援在河里挣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

    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1小时7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

    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

    果：“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

    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

    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

    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

    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

    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

    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七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

    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

    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烛火遇到了太阳，一下子暗淡无

    光。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

    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

    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

    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

    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

    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乾隆死去两百多年后，仍

    然有许多人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

    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

    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第一章 帝国遗产的继承人

    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非常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

    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

    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

    上这些素质主要应该都是得自父系。

    一 被八字决定的历史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爱新觉罗家族中两个最伟大的人物，康熙皇

    帝和后来的乾隆皇帝，在圆明园首次见面了。不过弘历当时年仅12岁，他不可能了解这次偶然的会面对自己乃至对国家将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

    响。

    那是康熙生命中最后一个春天，圆明园牡丹台前数百盆牡丹开得正艳。雍亲王(胤禛)提出请父皇来家中赏牡丹，老皇帝欣然应允。

    老皇帝愿意到胤禛家里来坐坐，因为在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当中，只

    有这个四阿哥从来没有表现出对皇位的特别渴望，也似乎没有参与任何

    与竞争储位有关的阴谋。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四，擅长草书，精研佛法，在别的皇子为皇位打破头的时候，他却坐在书斋中修身养性，一派闲云

    野鹤之姿。不过，44岁的雍亲王也并非平庸之辈。皇帝偶尔交给他一些

    临时任务，比如安排太后丧事、清查仓米发放弊端等，他都完成得迅速

    周到，给皇帝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冯尔康《雍正传》)

    康熙晚年，经常到四阿哥的赐园中去散心游玩。据《清圣祖实录》统

    计，皇帝晚年共幸临胤禛的赐园圆明园11次。除了胤禛外，其他皇子从

    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恩荣。原因当然是四阿哥的家让他感到安全和放

    松。

    三月十二日傍晚，皇帝驾临牡丹台，把酒临风，心情愉快。

    很多历史学家都说，把弘历介绍给康熙，是雍亲王精心策划的一个步

    骤。不过康熙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在父子闲聊之际，胤禛闲闲地提

    起：“您的两个孙子打生下来还没机会见到圣颜呢。”

    老皇帝随口答道：“好啊!上次我听侍卫说你有个儿子书读得很好。把

    他们俩叫出来我看看。”

    长到十多岁，孙子才有机会见到祖父，这在爱新觉罗家中并不是什么奇

    怪的事情。因为康熙皇帝的孙子实在太多了，一共97名，政务缠身的老

    皇帝只见过不到其中的一半。

    一见到这两个孩子，老皇帝不觉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弟弟弘昼没有给皇帝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哥哥弘历却让康熙过目难忘。

    这孩子相当与众不同。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秀，特别是两只秋水般澄澈

    的眼睛里流动着不同寻常的灵气与沉静。刚才行礼的时候，皇帝注意到

    他一举一动既敏捷得体，又不慌不忙，一点也没有这个年龄段孩子常有

    的紧张局促。跟在他身后的同岁弟弟弘昼就明显拘束很多。

    凭着丰富的阅人经验，老皇帝确信这个孩子与众不同。他慈爱地招招

    手，让弘历站到自己面前，询问起他的功课。弘历落落大方地背了几段经书，从头到尾清晰地讲解了一遍。

    一阵喜悦攫住了康熙的心。在他见过的所有孙子当中，这个无疑是最出

    色的。

    过了几天，老皇帝派太监来到圆明园，命雍亲王写下弘历的八字，呈皇

    帝亲阅。

    又过了几天，康熙再次驾临圆明园，吃了一顿饭后，宣布了一个不同寻

    常的决定：要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综见《清圣祖实录》《乐善堂全

    集定本》)

    在康熙众多孙子中，弘历本来是极不起眼的一个。他于康熙五十年

    (1711年)诞生于北京城内的雍亲王府。母亲是20岁的普通格格钮祜禄

    氏。

    曾经有许多历史学家误以为乾隆的生母是大家闺秀，是因为她姓“钮祜

    禄”。确实，有清一代“钮祜禄氏”被列为“八大家”，是最有名的姓氏之

    一。这个姓氏名臣辈出，也出过许多后妃。

    然而，“八大家”之中的“钮祜禄氏”，确切地说，是指开国元勋额亦都一

    支。而乾隆的母亲之先祖，只是额亦都的一个命运平庸的叔伯兄弟，叫

    额亦腾。这一支开国以来没出过什么大人物，到了乾隆母亲的祖父一

    代，甚至沦落成了一介白丁。乾隆的外祖父凌柱，最高官职也不过

    是“四品典仪”，估计是父随女贵而取得的闲职。

    从种种迹象推断，13岁的钮祜禄氏进入雍亲王府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丫

    头，干些端茶倒水之类的杂活。直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某一

    天，精力十足而又无所事事的雍亲王不经意间突然发现这个入府六年的

    丫头已经长大成人，19岁的她高大健壮，虽然面貌不过中人以上，但是

    身材异常丰腴饱满，一举一动，波涛汹涌，青春光彩难以掩抑。32岁的

    亲王感觉自己身体里突然腾起一股犀利的欲望。

    土地很肥沃，第二年就结果了。乾隆皇帝属兔，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

    三日子时。(《玉牒》)因为母亲身份太低，这个孩子的出生并没有引

    起人们的多大关注。

    但是这孩子的八字却有些不同寻常。传统的中国人大抵终生生活在迷信的氛围之中。康熙皇帝虽然喜爱钻研

    西方科学，并且颇有造诣，但这并没有怎么妨碍他对算卦占卜的热衷。

    清代档案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月，四川总督年

    羹尧入京办事，皇帝命他找京城的“名算”罗瞎子推算某事。年听说这个

    罗瞎子为人四处招摇，且有病在身，就没去找他算。皇帝在他汇报此事

    的折子上批道：

    此人原有不老诚，但占得还算他好。(《掌故丛编·年羹尧折》)

    可见，皇帝是这个瞎子的老主顾兼粉丝。

    八字推命即是以一个人出生时间的年月日时，来推断人生发展的结果。

    在今天来看，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迷信。可是，在过去，这些迷信往往

    在偶然中决定了历史之车的走向。乾隆的八字即是如此。

    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乾隆生辰八

    字及康熙六十一年时人批语。内容如下：

    乾隆八字：

    辛卯(康熙五十年)

    丁酉(八月)

    庚午(十三日)

    丙子(子时)。

    批语：庚金生于仲秋，阳刃之格，金遇旺乡，重重带劫，用火为奇最

    美，时干透煞，乃为火焰秋金，铸作剑锋之器。格局清奇，生成富贵福

    禄天然。地支子、午、卯、酉，身居沐浴，最喜逢冲，又美伤官，驾煞

    反成大格。

    书云：子午酉卯成大格，文武经邦，为人聪秀，作事能为。连运行乙

    未。甲午，癸巳身旺，泄制为奇，俱以为美。

    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

    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别的不用问。

    很明显，这个批语是算命先生写的，几乎每个字都是夸赞之词。中国古

    代的命相之理，有一套固定的推算方法。按命相理论，乾隆八字，天干

    庚辛丙丁，火焰秋金，是天赋甚厚的强势命造，术语称为“身旺”；地支

    子午卯酉，局全四正，男命得之，为驷马乘风，主大富贵。

    也许正是这与众不同的八字让康熙做出了将弘历养育宫中的决定。

    “养育宫中”对于康熙时代的皇孙来讲确实是极大的“恩遇”。在弘历之

    前，近百个孙子中，只有太子长子弘晳曾经被康熙“养育宫中”。这个皇

    孙极为康熙所喜爱，以至于在康熙晚年太子两立两废的过程中，一个重

    要的考虑因素是割舍不了这个弘晳。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国王汇报

    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云。”又说：“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

    立他子而尚尔贬处云矣。”也就是说，因为希望这个孙子将来能登上皇

    位，康熙才在废太子问题上迟迟下不了决心。(《朝鲜李朝实录》)

    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人认为，喜欢弘历，是康熙传位给雍正的一个理

    由。我们很难说，胤禛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父亲，不是老谋深算的一

    步。对于胤禛来说，这一举动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坏处。首先，这是试

    探老皇帝态度的一个机会。如果老皇帝把自己列入继位的候选人行列，那么必然会关心自己的子息。因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多算几步。退一步来

    讲，即使老皇帝不打算把自己列入候选人行列，那么使祖孙建立起良好

    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安全，无疑也大有好处。

    对于弘历会受到老皇帝的喜爱，胤禛有充分的自信。因为这个孩子自幼

    聪颖异常。

    特别是，他少年老成，十分懂事，很善于与人相处。雍正充分相信他会

    成为老皇帝和自己之间的一个良好沟通渠道。

    事情的发展甚至超过了雍亲王的期望。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夏秋两季五个多月里，避暑山庄中祖孙两人几

    乎天天在一起，形影不离。康熙批阅奏章的时候，小弘历就在旁边磨墨

    写字。老皇帝时常站起来，走到孙子身边，手把手教他写。吃饭的时

    候，祖孙俩坐在一桌，爷爷不断地给孙子夹菜。甚至接见大臣讨论军国大事，康熙也特批弘历可以留在身边。弘历此时总是懂事地“屏息而

    侍”，大气都不敢出。乖巧的孙子给康熙一生中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巨大

    的欢乐，短短半年之中，祖孙俩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夏天的一个中午，康熙泛舟避暑山庄湖上，弘历正在山上玩耍。远远望

    见御舟驶来，就满心欢喜地跑下山来。老皇帝见了，生怕孙子跌倒，急

    忙跑到船头，朝弘历大喊：“慢点跑，别摔了!”祖父焦急的声音深深印

    在弘历的脑海里，60年后还在御制诗《晴碧亭忆旧》中提及此事。

    在这半年之中，弘历的体育天分也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才12

    岁，但是他反应之敏捷，举止之精确，非常人可比。康熙亲自教弘历射

    箭，弘历也真争气，首次习射就连中五矢，康熙喜出望外，赐给他一件

    黄马褂。“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喜”。(乾隆

    《避暑山庄纪恩堂记》)

    弘历初次练习用火枪，教师把一只羊捆在百步之外，他初次试射，就“一发毙羊”。康熙十分高兴。

    八月之初，秋高马肥，康熙带着弘历，开始行围打猎。在围场，康熙用

    火枪击中一熊，大熊倒地良久，毫无动静。康熙以为熊已经毫无威胁，遂命弘历上前补射一箭，以让这个孩子博得“初围获熊”的美名。弘历上

    马之后，不知为何，迟迟不动。康熙心中有些不高兴，这个孩子一直胆

    子很大，今天见到熊之后怎么害怕起来？康熙在马上高喊：“弘历，怎

    么不进？”

    弘历这才像醒过神来，催马欲进。不料此时那倒地的大熊忽然一个翻

    身，直立起来，嘴里发出一声怒吼，直奔弘历的坐骑而来。众人刹那间

    都惊呆了，只有康熙反应及时，举枪便射，子弹从熊耳射入，大熊如同

    半堵墙一样应声仆地，彻底死去。所有人都惊出一身冷汗。

    这件事给康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似乎冥冥中有天意，保佑这个不同寻

    常的孙子。晚上回到帐中，他对随驾的和妃说：“弘历这孩子的命真是

    贵重!如果他早一点催马过去，熊起马惊，不知道会出多大的事啊!这

    孩子将来福气比我还大啊!”(《啸亭杂录》)

    这次行围之后，皇帝特意去了四阿哥的热河赐园狮子园，指名要看看乾

    隆的生母。不知何故的钮祜禄氏跪在皇帝面前，心中充满疑惑。老皇帝

    命她抬起头来，细细观看，足足看了半分钟之久，边看边说：“果是有福之人，有福之人!”(《清高宗实录》)

    在这次晋见公公之前，钮祜禄氏从来没有引人注目过。生了这个孩子也

    没能帮助她完全扭转命运。直到雍正登上皇位前的十多年时间，她仍然

    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格格”，即满语中的“小姐”。

    然而康熙却发现了这个媳妇的“异相”，这个普普通通的格格，日后确实

    如康熙所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太后之一，长寿而且境遇顺

    遂，享尽尊荣富贵。康熙皇帝的相面功夫，确实有独到之处。

    乾隆皇帝的基因，得自他父亲的那一半非常优秀自不待言。爱新觉罗家

    族的出色素质在此前历代皇帝身上已经体现无余。极高的智商、强大的

    自制力、无穷的精力、无比精明的头脑、难以扼制的进取精神，乾隆身

    上这些素质主要都是得自父系。

    从母亲身上得到的，是支撑这些精神因素的强大身体基础。乾隆皇帝体

    格之健壮，寿元之高厚，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绝无仅有。在乾隆以前，五

    位皇帝平均寿命为54岁，而乾隆活到89岁，比其祖先的平均年龄高35

    岁。在兄弟当中，乾隆也最为长寿，其他兄弟最长寿者也不过60岁，独

    乾隆皇帝一枝独秀，这不能不说与其母的遗传因素有关。

    出身平民家庭的钮祜禄氏身上完整地保存了满洲人在白山黑水中陶铸起

    来的强壮和“皮实”。传世的清宫《慈宁燕喜图》中有老年钮祜禄氏的画

    像，画面上的老太太方面大耳，心宽体胖。与那些出生富贵人家的后妃

    比起来，钮祜禄氏身体强健，生性好玩好动。乾隆皇帝登基后，每次出

    巡，都要带老太太一起走：老太太生前赶上的四次南巡，她一次也没落

    下。老太太一生曾经三游五台，三登泰山，还到过嵩山。至于避暑山

    庄，那更是去了无数次。老太太去世前一年，以85岁高龄，仍然跟着乾

    隆登上了泰山，步履甚健。

    庄练先生说：“出身富贵之家的妃嫔，不可能有十分强健的身体……乾

    隆之生母并非一般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妃嫔，乾隆得天独厚之处，就在这

    里。”(《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雍正弓马平常，中年后经常

    闹病。而乾隆天生擅长运动，敏捷性和平衡性极佳，各种兵器，上手很

    快，武功骑射，在清代诸帝中首屈一指。他终生好动，不乐安居，四处

    巡游，以至有马上皇帝之称。活到89岁，一生没有生过大病。掌握大权

    64年，天天处理奏章，日理万机，很少感觉疲倦。这都是得自母亲一系

    的遗传。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从避暑山庄回京后两

    个月，猝然崩逝于畅春园。

    《清高宗实录》卷一说：乾隆继承皇位是“圣祖深爱神知，默定于前；

    世宗垂裕谷诒，周注于后”。乾隆也说，康熙当时之所以叫出他的生母

    来相相面，也是因为起了托付之意，“即今仰窥皇祖恩意，似已知予异

    日可以付托，因欲豫观圣母福相也”。(《乾隆御制诗初集》)

    这个说法也许有所夸大，不过在传位于胤禛的决定中，弘历肯定起了作

    用。对于这个儿子，雍正心底有一种特殊的感念之情。

    当年十二月，朝鲜国大臣金演在与清王朝的外事交往中听到了这样的消

    息：

    康熙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知其不能起，召来阁老马齐，对他说：“我的

    第四子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

    子。”乃以为君臣不易之道，平治天下之要，训诫胤禛。解脱其头项所

    挂念珠，对胤禛说：“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赐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

    存焉，尔其知之……”言讫而逝。(《朝鲜李朝实录》)

    有人说这个记载不尽可靠。不过，已经远传到朝鲜，可见这个传闻传播

    之广，也可见在雍正刚刚继位之际，未来乾隆皇帝的大名以及其与祖父

    的特殊关系就已经广为全国所知。从雍正登基之时，弘历就成为太子的

    第一人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一，雍正皇

    帝即位后首次前往天坛，举行祈谷大典。还宫后，雍正把弘历召到养心

    殿，赐给他一块肉，让他吃掉，此外没再说一句话。弘历默默吃掉这块

    肉，味道十分鲜美，不过分辨不出是什么肉。乖巧的他吃完肉后，也没

    有多说话，就退了出来。不过此事给了他极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不论什么事，父亲对他和弟弟弘昼都是同等对待。而这次只独独召见他

    一人，并且是在刚刚从天坛回来之后，显然是有深意的。从那时起，聪

    明的弘历就已经知道自己被父亲默定为太子了。(《乾隆御制诗五

    集》)

    二 毫无心理准备的接班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特殊体质的遗传，清代帝王之死大多干脆利落，很少

    有拖泥带水缠绵病榻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这四代皇帝，死前都

    没有什么征兆。从“偶染微恙”到撒手人寰，短则三天，长不过一周。因此，嗣皇帝的诏书中往往有“忽遭大故”“闻之惊恸”之语。

    不过，雍正的死相比其他人，还是更为突然了些。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十点左右，大学士张廷玉刚刚

    就寝，突然被一阵急剧的敲门声惊醒。

    圆明园的太监前来传旨，召他火速入宫。

    张廷玉一边向圆明园“疾趋”，一边心中惶惶不安。白天刚刚见过皇帝，怎么这么晚又宣召？

    从西南门进入圆明园来到寝宫，他惊讶地看到，雍正皇帝躺在大床上，已经两目紧闭，呼吸微弱，不认识人了。

    张廷玉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惊骇欲绝”。雍正今年不过58

    岁，年龄并不算老。前两天，也就是八月二十日，皇帝身体确实有些不

    爽快，不过仍然办事如常。虽然二十二日，病情加重了些，但仍然能接

    见大臣，处理政务，何以这么快就陷入弥留状态？

    太医进药无效，拖到二十三日子时，在大家的惶惶无措中，雍正去世

    了。(《张廷玉年谱·雍正十三年》)

    对于雍正的去世，后人产生了种种推测，其中最荒诞不经的说法当然是

    吕四娘飞剑取首级。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

    服用丹药所致。

    作为清代帝王中最有个性的一个，雍正的为人行事多有离经叛道之处。

    他精研佛法又迷信方术，对道教的丹药理论十分感兴趣，平时爱吃丹

    药“即济丹”，还经常把它赐给自己的亲信大臣。他在后宫之中养了几位

    道士，他们的任务就是为雍正提炼能令他增强精力、延年益寿的“仙

    丹”。(《雍正传》)虽然正史不敢记载，但考究诸多种史料档案，原

    本没有致命大病的他，应该确系病急乱投医，在道士的劝说下服用了含

    有剧毒的“丹药”而提前离开了人世。最有力的证据是雍正死后第三天，嗣皇帝就将宫中那些炼丹的道士全部扫地出门。(《清高宗实录》)

    雍正去世如此仓促，以至于没来得及留下任何遗诏。谁都知道在此情况

    下，最重要的事当然是确定新君。弘历和弘昼此时忙于大声哭号，宣布谁是新君这件事必须由大臣们来完成。

    为了避免康熙晚年的悲剧，雍正发明了“秘密立储”之制。早在雍正元年

    (1723年)八月十七日，他就亲书密旨，藏于“正大光明”匾之后。群龙

    无首之际，还是德高望重的张廷玉先镇定下来。作为雍正帝的亲信，他

    知道雍正秘密立储的全过程。在年谱中，他回忆说：“我和鄂尔泰对聚

    集在寝宫的王公大臣们说：‘大行皇帝生前写有传位密诏，曾让我们二

    人看过。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要找到密诏。’大家说是。于是命令总管

    太监去找。总管太监说：‘这件事皇上没有和我们说过，不知道密诏藏

    在哪儿。’我说：‘大行皇帝当日密封的文件，应该也不会多。你就找外

    面用黄纸封着，背后写一个“封”字的小盒，应该就是。’”(《张廷玉年

    谱·雍正十三年》)

    一小会儿，太监把密诏找到了。王公大臣们共同捧到灯下宣读。

    雍正的遗诏原文如下：

    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皇考于诸孙之中最为钟

    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乾清宫召诸王满汉大

    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收藏于乾清宫最高之

    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其后仍封亲王者，盖令备位藩封，谙习

    政事，以增广识见，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极，即皇帝位。(《清世宗

    实录》)

    张廷玉在《年谱》中回忆说：“新皇帝乾隆听到是自己继承大位后，立

    刻伏地大哭良久，王公大臣再三劝解，新皇帝仍不起来。”

    弘历的痛哭是真情实意，痛快淋漓。虽然早就猜到自己将是大清帝国的

    继承人，但对父亲的死他确实毫无准备。他早已作好40岁甚至50岁继位

    的心理准备，因为看起来他的储君生涯将是一场无比漫长的耐力竞赛。

    没想到父亲的寿命比祖父短了11年，去世时年仅58岁，使自己得以在25

    岁的盛年位登大宝。

    弘历不能不为自己的幸运庆幸。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在帝位交接那一

    刻，曾经出现过多少云谲波诡，明枪暗箭。大清开国以来，5位皇帝登

    位，都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几乎每一代都是剑拔弩张，甚至腥风血雨。

    只有自己的继位过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没有一丝波澜。命运对自

    己实在是太慷慨了。不过作为一个情商极高的人，弘历绝不会泄露心中的任何一丝兴奋。他

    迅速调动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大行皇帝的丧事进行得迅速而周到。

    《清高宗实录》记载，新君对于丧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

    十分尽力，十分到位，十分令人感动：大殓之际，他“痛哭失声，擗踊

    无数”，就是说无数次挣扎跳跃，拦着不让人盖上棺材。“从头一天夜半

    到第二天日暮，皇上哀恸深切，哭不停声，一整天水浆不进，群臣伏地

    环跪，恳请皇上节哀，皇上悲不自胜，左右都感动哭泣，弗敢仰视”。

    按礼制要求，大行皇帝(刚刚死去的皇帝)皇舆回紫禁城时，嗣皇帝应

    该在乾清门内迎接。然而弘历不同意这样做，他坚持要亲自全程护送皇

    舆回宫。大臣们当然不能同意这有违成例的做法，为此弘历宣谕大臣

    说：“若在乾清门内迎接，心实不忍，王大臣等不必固请，俾得稍尽此

    心。”(《清高宗实录》)

    《清高宗实录》记载，在护送大行皇帝皇舆回宫的一路之上，弘历“哭

    不停声”。进入乾清门前一刻，他又传谕，不以新皇帝身份直接由乾清

    门入，而要由内右门入，以示对刚刚死去的老皇帝的尊重。其他任何一

    个孝子也不可能把这些细节做得更到位了。

    三 转变帝国的航向

    尽管对“孝子”的角色表演尽心尽力，乾隆对雍正的真实感情却十分可

    疑。

    从很小的时候起，乾隆就对这个严厉苛刻的父亲绝少亲近之感。在乾隆

    漫长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康熙。对共同生

    活了25年的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尔提到，也口气平淡。

    康熙和雍正气质性格迥然不同。祖父康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以“人情味

    浓”闻名。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小弘历从

    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产生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而对自己的父

    亲，他感受更多的是恐惧。因为父亲雍正的个性与祖父几乎截然相反。

    经常有人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历史通常不很公正。许多历史

    人物，仅仅因为其个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恶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雍正统治的13年，是大清王朝发展史上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段。康熙晚年

    诸事宽纵，且为太子之事耗尽心血，国家政务几近废弛，腐败贪污蔓

    延，乱象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位之君是一个性格软弱之人，大清必然迅速堕入

    乱世。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的先例。幸运的是，康熙选择了雍正。出于

    对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也基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刚介个性，雍正向他反

    感的种种现象举起了屠刀，解决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层的一些问题。

    历史上没有哪位皇帝像雍正一样委屈：他为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拼命工

    作13年，结果换来的却是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反感。虽然为了政治需

    要，雍正也会压抑自己的本性，对某些心腹大臣们极表亲热关怀，然而

    他生硬做作的表演很难真的打动人。终雍正一朝，虽然大臣们对他唯命

    是从，却很少有人从内心里爱戴这个“喜怒不定”的主子。

    引起大家反感的原因有三：第一，他刻薄的个性让人不敢亲近；第二，他继位之后对自己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残忍，让所有人触目惊

    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为政过于严猛。凡事过犹不及，虽然

    他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巩固了大清王朝的基础，却也得罪了几乎社会

    的所有阶层：他对官员们过于严厉，在反贪过程中，对所有贪污侵占行

    为都不宽容，动不动就抄家罚银，使无数官员倾家荡产，获得了“抄家

    皇帝”的恶名。他对老百姓同样严厉，相信严刑峻法是改善社会治安的

    最佳途径，宣称“朕治天下，原不肯以妇人之仁，弛三尺之法”。(《大

    义觉迷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大清天下狱案四起，酷刑滥

    施，轻罪时被重治，冤枉入狱之人也为数不少。他为政刚猛，一往无

    前，屡有兴革。有些改革，比如养廉银制度，效果良好。也有一些兴革

    措施在执行中走了样，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深肖父亲的儿子往往对自己的父亲深恶痛绝。青少年时代的乾隆没有意

    识到自己的性格深处与父亲的共同点，他只意识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对父

    亲的深刻反感。在懂事之后，弘历一直在为父亲惋惜，惋惜他吃力不讨

    好，不会做人。他相信，自己当皇帝，绝不会像父亲这样偏执愚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神奇的八字，乾隆皇帝一生的运势确实极佳。他

    不但在最佳年龄登上了帝位，而且所继承的基业又令所有皇帝羡慕：经

    过康熙和雍正73年的治理，大清天下国泰民安，一派升平之象。正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内无起义和灾荒，外无战争和威胁，乾隆的帝位，可谓磐石

    之安。

    历史留给乾隆的任务，就是“继父祖之余烈”，把大清盛世推上最高点。

    他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雄心。

    乾隆所受的教育在大清开国以来的历代皇帝当中，是最完整、最系统、最严格的。雍正对皇子们的教育抓得很紧，从6岁到25岁，弘历在书房

    中整整度过了19年的光阴，每天的学习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他天资聪

    颖，与弟弟弘昼同时开蒙读书，却处处胜过弟弟。每次背书，他都过目

    不忘，弟弟却迟迟背不下来，先生不得不给他多加功课。他读书非常勤

    奋。“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

    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乐善堂全

    集》)学生时代，他写作了大量的作文。翻阅这些文章，我们发现学生

    时代的乾隆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儒家信徒，对未来的设计具有浓厚的理想

    主义色彩。在他眼中，一个完美的君主，应该是用“仁义”来陶冶教化天

    下，而不是以强力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他说：“治理天下，应该以德而

    不以力。所以德行高尚的人成功，德行不佳者失败。”(《乐善堂全

    集》)

    在一篇名为《宽则得众论》的文章中，他鲜明地表达了与父亲相异的政

    治倾向：“如果能宽以待人，宽容他人的小过，成就自己的大德，那么

    人人都感其恩德，心悦诚服。如若不然，以偏急为念，以刻薄为务，虽

    然为政勤奋，如秦始皇那样每天批阅无数奏折，像隋文帝那样亲自替百

    官治事，又有什么用处？”

    在学生时代，他系统地研究过中国历史上所有著名的帝王。心高气盛的

    他“睥睨千古，无足当意者”。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个：汉文

    帝、唐太宗和宋仁宗。然而汉文帝虽贤，却不善于挑选人才来辅佐自

    己；宋仁宗虽仁，能力却有所不足。令他真正钦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

    而已。青年的特权就是不需要成本的许诺、不需要证据的自信、可以无

    限透支的未来。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绚丽的想象。登上帝位的第一

    天，他就把唐太宗树为自己的楷模，直追唐太宗，超越唐太宗，成为中

    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亲。

    虽然“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但真正伟大的政治家绝不会让任何一个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雍正的丧礼办得无比盛大，接

    下来，乾隆却毫不犹豫地与父亲唱起了反调。

    就在雍正驾崩后第三天，乾隆就把父亲十分信任、供养宫中的道士张太

    虚、王定乾等人赶出了皇宫。乾隆发布谕旨说：

    皇考万几余暇，闻外省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虽知其非，聊欲试观其

    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

    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

    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

    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

    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

    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雍正于日理万机的闲暇之时，闻听外省有祛病延寿的炼丹之

    术，虽明知其非，却抱着游戏消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想法，聊且

    让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于西苑空闲之地竖炉炼丹(贼吧Zei8.COM

    电子书)。雍正不过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当作排遣取乐的优伶小丑，未

    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多次当面向乾隆及各亲王说过，这些人

    是市井无赖，最好造谣生事。所以，乾隆下此谕旨，命将这些人逐回本

    籍。

    正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这道谕旨，正向天下公布了雍正皇帝的真正死

    因。如此迫不及待，可见乾隆对雍正信用术士这种背离传统帝王之道行

    为的鄙夷与反感。雍正时期，大肆崇佛尚道，他曾经亲自在宫中举行法

    会，自称“释主”，法号“破尘居士”。他请和尚文觉禅师住在宫中，参与

    国家机密的事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亲自撰写《拣魔辨异录》，介

    入宗教学术斗争。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雍正一朝佛道两教人数众多，未

    免泥沙俱下。

    乾隆皇帝信奉儒家正统思想，对异端之教不感兴趣，对父亲崇佛信道更

    是腹诽不已。借驱赶道士的契机，乾隆宣布，今后出家，必须由官方给

    予度牒，以此来控制僧尼数量的过度增长。

    雍正皇帝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种差

    不多都出齐了，什么嘉禾、瑞茧、蓍草、灵芝、麒麟、凤鸟、甘露、五

    星连珠、黄河清、卿云现，一样接一样出现在官员的奏折里，雍正说这

    是自己“敬诚所感，仁者所孚”，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治理有成。这自然是对篡位说的一种变相回应。(《清世宗实录》)

    在乾隆看来，搞这一套太小儿科并且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说，如

    果百姓安居乐业，虽无祥瑞，“亦无损于太平之象”。相反，国家治理不

    好，“即使休嘉叠告”，也毫无用处。他还告诫臣工，应该以“实心实政

    保守承平大业，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因此他在

    继位当年九月宣布：“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

    奏。”(《清高宗实录》)

    雍正生时，一项惹人议论的政策是“奏开垦”。雍正鼓励百姓开荒田地，以各地开荒亩数来衡量地方官政绩。结果各地官员纷纷虚报开荒数字，他们升官发财走了，但留下的却是赋税随亩数同步增长的局面，变相增

    加了百姓的负担。乾隆即位后马上诏谕各省督抚：“凡造报开垦亩数，务必详加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不得丝毫假饰，以政闾阊之优

    异。”对以前捏报的数字，要求一一“据实题请开除”。

    乾隆即位不久，基于国家财政状况良好，下令免于征收百姓在雍正十二

    年(1734年)以前所欠的赋税银。这是货真价实的惠民措施，一下子大

    面积减轻了底层贫困百姓的生活负担。(《清高宗实录》)

    当然，在雍正的所有作为里，最为人诟病的，是对手足兄弟的残酷无

    情。

    “阿其那”“塞思黑”之狱，是爱新觉罗家族史上最大的隐痛和尴尬。在雍

    正以前，满洲皇族内部虽然也纷争不断，但从来也没有撕破脸到亲兄弟

    相杀、相囚，把亲兄弟连同其子孙后代一起开除出族籍的程度。雍正上

    台后的手足相残，不管有多少必要性，手段确实过于残忍，处理方式确

    实过于骇人耳目。大哥、二哥都在雍正任内被监禁至死，老八、老九被

    禁锢削籍，秘密处死。三哥和老十、老十四也永远囚禁。其他宗室被

    杀、被关、被流放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不仅是雍正的耻辱，也是整个爱

    新觉罗家族的耻辱，甚至是整个大清王朝的耻辱。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

    会，无论雍正有多少苦衷，这些行为都是无法让人原谅的。13年来，虽

    然无人敢对此提出指责，但乾隆非常清楚这一过分的举动反而使雍正的

    政敌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为了理顺政治高端的关

    系，赢得皇室内部和中上层王公对自己的支持，他必须改正父亲的这个

    错误。

    在即位一个多月后，乾隆发出了一道震动天下的谕旨：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孽由自作，万无可矜，而其子若孙实

    圣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则将来子孙，与庶民无异。

    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

    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确议具奏。(《清高宗实

    录》)

    意思是说，允禩、允禟等人，虽然孽由自作，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子

    孙的血管里流的毕竟是爱新觉罗的血。如果继续把他们开除于宗籍之

    外，与普通百姓一样，实在不妥。之所以当初开除他们的宗籍，是出于

    办理这件事的王公大臣再三固请，而非我皇考雍正的本意。这件事到底

    如何处理为好，请诸王满汉文武大臣各抒己见，拿出一个方案来报给

    我。

    允禩、允禟，即雍正当日所称的“阿其那”“塞思黑”。这道谕旨一下，分

    明是要给雍正的这些政敌平反，一时之间，朝野上下对新皇帝的胆魄无

    不惊讶。

    皇帝旨意一下，大臣们当然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建议皇帝恢复这些人

    的宗室身份。不久，几乎所有因为储位斗争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

    复了天潢贵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墙的宗室王公重见了天日。皇帝下

    令，给“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拨付相当丰厚的产业，以资生活。就连

    最重要的案犯，父亲当日最大的竞争对手前十四阿哥允禵，也被放了出

    来，并且赐给公爵，给予优越的生活待遇，以让他安养晚年。据朝鲜史

    料记载，乾隆还想把允禵被囚13年的俸禄一一给还，因允禵坚辞不受而

    作罢。(《朝鲜李朝实录》)

    这一重大举动一下子扫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对雍正乾隆一支的怨恨之情，新皇帝的“宽仁”确实如春风一样，让他们重获新生。

    下一个举动就要争取官僚集团对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际，新皇帝的为人和作风当然是全天下关注的焦点。令大家

    欣喜的是，新皇帝的性格温文尔雅，与老皇帝明显不同。

    雍正时期的君臣关系，是典型的猫鼠关系。雍正皇帝总是以恶意去忖度

    自己的臣子，对他们一举一动都苛刻明察，一丝错误也不放过。

    新皇帝却让人一望就感觉即之也温。一般来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即位之初，都要罢黜一批旧臣，起

    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执政理念。乾隆却没有这样做。他十分尊重

    父皇时期留下的张廷玉、鄂尔泰等老臣，即位之初对他们称呼“先

    生”“卿”而不名，并且动不动就施恩赏赐，“恩逾常格”。在政治上他毕

    竟是一个新手，在很多问题上缺乏经验。他处处效仿唐太宗面对谏臣的

    优美风度，凡有自己拿不准的事，他无不向老臣虚心请教；自己有事外

    出，日常国务即由他们处理和转达。

    他效仿祖父，以宽大待下，每每从大臣的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

    决困难。在雍正的严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员待罪狱中，更有很多官员

    因为要追赔贪污款项而倾家荡产四处流离。从“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对那些受罚过重的官员都予开释，比如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钟琪都

    因贻误军机被判死刑，乾隆给予释放。查嗣庭、汪景祺这样令人同情的

    文字狱要犯，已经被雍正处决，乾隆放回了他们被流放的家属。雍正去

    世时正因追赔赃款而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员一律获得宽大，赔款

    到此为止，不许株连亲友。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员的欠

    款。他下令清查历年的亏空案，“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予豁免，即

    已经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管衙门查奏给还”。总计乾隆初

    年，从轻处理的官员，多达2100多名。(《清高宗实录》)

    这个举动，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阶层的欢心。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每个官

    员成天都提心吊胆，惴惴不安。这下，官僚集团终于放下了紧张了13年

    的心。

    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

    乾隆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人心，最直

    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

    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父亲13年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

    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

    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当此时化严为宽，既可享

    受父亲严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对自己的感恩戴德，何乐而不为。宽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经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所有人对乾隆的感

    觉都是春风拂面，情怀畅怡。《啸亭杂录》说：“乾隆皇帝即位时，正

    是雍正皇帝严厉治理之后，他凡事皆以宽大为政，罢开荒，停捐纳，重

    视农业，限制僧尼。万民欢悦，颂声如雷。江南出现了‘乾隆宝，增寿

    考；乾隆钱，万万年’这样的歌谣。”《郎潜纪闻二笔》中说：“乾隆皇

    帝即位，所颁布的诏令，善政不绝，四海之内，无不欢呼雀跃。”全国

    臣民对乾隆的印象极佳，认为他是一位仁慈善良，甚至有点柔弱的贤

    君。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一再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

    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姑无忧。”另一位则

    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

    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

    录》)

    第二章 盛世的保障——集权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

    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

    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

    一 政治改革的牺牲品

    康熙皇帝“有福之人”四个字的评价应验得很快。在康熙说完这句话的第

    二年，乾隆生母钮祜禄氏就因为雍正即位而被封为熹妃，后来又晋为熹

    贵妃。乾隆即位之后，她又成了太后，尊号为“孝圣宪皇后”。

    更令她感觉有福气的是儿子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皇帝”。他对

    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登基之后，国务繁忙，他仍坚持像以前那

    样“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乾隆帝

    及其时代》)

    刚刚登上帝位的乾隆平时生活中十分注意节俭，甚至拒绝臣子过年过节

    给自己进献贡品。但每一次母亲过生日，他都大操大办，绝不心疼钱。

    特别是乾隆六年(1741年)，太后五十岁整生日，皇帝效法康熙五十大

    寿时的做法，在太后由圆明园返回宫中那天，组织许多六十岁以上的老

    人在路边“瞻仰跪接”，一天下来，仅赏赐这些跪接之人，就花了银子十

    万两、绸缎七万多匹。至于六十大寿及以后的整生日，为了讨太后的欢心，乾隆更是花钱如流水，极尽铺张之能事。(《清高宗实录》)

    老太太身体硬朗，喜欢活动。乾隆每次出巡，都要带上老太太一起观

    光，叫作“奉太后安舆出巡”。老太太也“乐此不疲，不管年龄已大，路

    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应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风尘仆仆比在宫中园中无事静养，总要辛苦得多。也许正因为

    她不喜欢宫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节奏，她宁愿跟着儿子到处奔走，游山

    玩水”。(《乾隆帝及其时代》)乾隆“纯孝”之名，赫然史册。

    但有一点，乾隆从来没有掉以轻心，那就是绝不许太后稍稍碰一下他的

    权柄。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他即位后的第三天，他就

    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中太监宫女：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皇太

    后仁慈，抚爱朕躬，圣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间，岂有不告之理？

    但朕与诸王大臣所办政务，外人何由而知？其应奏闻母后者，早已奏闻

    矣。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

    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

    有违，关系甚钜，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

    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

    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

    责，并令知之。(《清高宗实录》)

    说明白点，就是要让太后与政治绝缘，清除她干预朝政的任何可能。

    事实证明皇帝是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不愉快仍

    然不可避免。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时提到，顺天府东面有座庙宇

    很灵验，不过年久失修，已经快要倒塌，要乾隆拨点钱修修。乾隆闻

    听，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下来。但是转过脸来，他就降下严旨，严厉斥

    责太后身边的太监张保和陈福：“张保糊涂不知事务，陈福随侍圣祖多

    年，理合深知体统，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朕礼

    隆养尊，宫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以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

    理？”虽然看在太后的面子上对他们不予严惩，但声明下不为例：“嗣后

    如遇此等事务，陈福等不行奏止，轻意举动，多生事端，朕断不轻

    恕。”(《清高宗实录》)这道严旨，表面上是颁给太监的，实际上是说给太后的。聪明的老太太

    从此长了记性，再也不敢做任何有违祖宗法度的事了，乾隆朝的母子关

    系得以以“母慈子孝”的理想境界完美结局。

    不是乾隆对母亲过于苛刻，而是少年老成的他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

    从第一个专权的太后吕雉到乾隆皇帝的祖奶奶孝庄皇后，历史上母后专

    权和外戚乱政之事几乎每代都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人无远虑，必

    有近忧。乾隆很清楚，太后也许本身并没有干政之心，但是如果开启了

    太后影响国政的先例，必然就会有很多人伺机而入。自己“隆养”太后，尊礼倍加，也很可能使得太后的亲戚们趾高气扬，胡作非为。一旦太后

    和外戚形成一定的政治势力，那时候再想处理，难度就大了。

    贯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条原则是大权独揽。他说：“盖权者，上之所

    操，不可太阿倒持。”

    专制权力一言以蔽之，就是剥削天下的权力，其自私性决定了它终日处

    于被觊觎和窥伺之中。“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所有有能力的人无

    不对这一权力垂涎不已。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是高压的、排他的、敌视一切异己力量的，它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等级秩序之上。如果统治者

    能牢牢掌握权柄，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保持权力链上严

    格的分享顺序，天下才能长治久安。一旦把不住印把子，最高权力被侵

    夺或者分裂，利益分享次序出现混乱，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无序，各种势

    力杀成一团。换句话，如果一块肥肉被头狼紧紧咬住，狼群通常是安静

    的，每条狼都会按地位高低依次进食。相反，如果头狼不够强壮，咬得

    不够紧，那么狼群必然会炸了窝。

    所以专制政治的第一条要求是统治者必须“咬紧肥肉”，大权独揽，有效

    消灭任何反对势力和权力觊觎者。

    要真正做到大权独揽，谈何容易。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皇帝年龄过小或

    者过老、个人能力不足、身体状况异常、对某些政治势力过于信任，导

    致皇权被盗用、“太阿倒持”、天下大乱的状况，岂止出现过千百次。

    为了做到大权独揽，乾隆采取了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

    除了母亲和外戚之外，皇族也是皇帝必须防范的重点。历代以来，皇族

    都是最容易左右朝纲，也是最容易引发政治战争的敏感人物。这一弊端

    清代尤甚。清王朝的崛起过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那些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儿子在

    为皇帝打天下的过程中争相卖命，也形成了亲贵手握重权的政治传统。

    爱新觉罗氏皇室宗族内部几乎每一代都有激烈的斗争，严重影响政治稳

    定。在关外有努尔哈赤和舒尔哈齐、褚英的兄弟父子之间的火并，有皇

    太极与四大贝勒的冲突。进关后，则有顺治与多尔衮之间的斗争，雍正

    与兄弟们的相互残杀。

    刚刚登上皇位，乾隆就做出一个长远的决定，彻底改变清王朝的贵族政

    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

    乾隆兄弟十人，登基之时，大部分已经早逝，只剩下弘昼和弘曕两个弟

    弟。

    前文已经提到，乾隆与弘昼年龄相同，二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

    住，同师读书，手足之情甚笃。乾隆曾说：“(弘昼)与吾自孩提以至

    于今，且孺且耽，恰恰如也。”(《乐善堂全集定本》)弘昼也说：“同

    气之欢，岂语言文字所能尽载乎？”(《乐善堂文钞序》)在弘历被康

    熙带入宫中的那半年，两兄弟彼此思念，“迹虽两地，心则相通”，可见

    感情之深。

    但一旦乾隆登上了皇位，兄弟关系马上发生了变化。君臣之分压倒了兄

    弟之情，提防之意压倒了亲爱之心。和想做“孝子”的愿望一样强烈，乾

    隆希望他以一个仁爱的“皇帝哥哥”的形象被载入史册，但是，这一点并

    不容易做到。

    乾隆平日对两个弟弟在金钱、爵位上绝不吝啬，日常交往中也和蔼有

    加，“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即弘昼、弘曕)，每陪膳赐宴，赋

    诗饮酒，殆无虚日”，一副宽厚仁慈的兄长风度。但是政治权力，丝毫

    不让他们染指，并且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干政：“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

    事，保全名誉。”(《啸亭杂录》)

    在帝王家中，“兄弟怡怡”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天潢贵胄身上往往都有许

    多天生的毛病，容易触犯森严的礼法。对于自己一起同吃同住同玩耍的

    哥哥一下子成了遥不可攀的“上位”，弘昼一时半会儿不太习惯。有一

    次，皇帝命他在宫中给八旗子弟监考，考试开始了，皇帝坐在那里迟迟

    不退席。弘昼大大咧咧地请皇帝回宫吃饭，说这里有我就行了。皇帝怕

    八旗子弟们顽劣胆大，有人敢打小抄，所以点了点头，但还是坐在那里

    想再观察一会儿。弘昼见他的话不起作用，不高兴了，对皇帝发脾气说：“你难道连我也不相信，怕我被他们买通了吗？”

    兄弟之间说这样的话，在今天看来十分正常。但是在专制时代，对皇帝

    这样说话却已经是大逆不道。涵养极好的皇帝听了这话，一言不发，退

    朝而去。

    皇帝走了，弘昼才明白过味儿来，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第二天，他前去

    向皇帝请罪。乾隆对他说：“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就该粉身碎骨了。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

    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弘昼这才知道自己逃过了

    一劫，不免冷汗直流。(《乾隆帝及其时代》)

    作为前皇子现皇弟，弘昼性格骄亢，盛气凌人。有一次，他和军机大臣

    讷亲闹意见，竟然拔拳当众殴打讷亲。乾隆深知弘昼性格中的缺点，所

    以他不断借事加以敲打，以防微杜渐，使他认清君臣名分，以免犯更大

    的错误。一次，弘昼与弘曕到宫中给太后请安，母子闲聊之际，一不小

    心，跪在了太后宝座旁边的藤席上。这件小事却犯了皇帝的大忌，因为

    这个藤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责备他们“仪节僭妄”，“于皇太

    后前跪坐无状”。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弘昼就被罚俸三年。(《清高宗

    实录》)

    生为御弟，在专制时代表面上荣幸，实际上却是天生不可触摸政治权力

    的“政治贱民”。他们虽然精力充沛，不乏才干，一生的任务却只有“混

    吃等死”。弘昼经此挫折，对政治畏如猛虎，以青春盛年，在王府中终

    日无所事事，醉生梦死，逐渐心理变态。他常玩一种特殊的游戏，即演

    习自己的丧事。他高坐院中假扮死人，由王府的护卫侍从等陈设好各种

    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则一边吃着供品，一边观赏家人侍从的

    哭相，以此为娱，玩到六十多岁老死，算是落得个善终。

    另一个幼弟弘曕就不这么幸运了。乾隆即位时，这个弟弟年仅两岁。对

    于这个幼小的弟弟，乾隆很是关照。果亲王允礼家产丰厚但没有后人，皇帝特意令弘曕出继，以继承他的财产。但自幼娇生惯养的弘曕性格缺

    陷很多，特别是他的任性贪财，屡为乾隆所不喜。因为那次给太后请安

    跪错了地方，弘曕被皇帝诸过并罚，革去亲王，降为贝勒，并解去了一

    切差事，永远停俸。弘曕经过如此挫辱，心生抑郁，居然因此身患重

    病，很快不治身亡，年仅三十二岁。(《清高宗实录》)

    对兄弟都如此严峻，对其他皇族，皇帝当然更不假辞色。雍正刚刚去世时，乾隆遵奉遗命，以自己的叔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及大学士鄂

    尔泰、张廷玉为顾命大臣，组成御前临时机构“总理事务处”。结束居丧

    期后，乾隆撤掉了这一临时机构，恢复军机处，以鄂尔泰、张廷玉等人

    为军机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却被排除在外，从此形成了亲王

    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自此历经乾、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直到

    慈禧时期才被打破。

    皇室贵族对乾隆的印象本来极好，因为他为雍正政敌恢复名誉的做法轻

    易赢得了整个皇族的支持。但突然中断亲贵干政的传统，却让他们认为

    新皇帝比老皇帝更为薄情。从努尔哈赤时期起，亲贵们已经习惯手握重

    权，如今突然让他们无所事事，不免要说说怪话，发发牢骚。

    康熙时的废太子之子弘皙及其平辈的几个叔伯兄弟，经常来到赋闲家居

    的庄亲王家，谈论朝政，发泄不满。耳目众多的乾隆很快捕捉到了这一

    消息。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提前加以打击，以防他们酿成大

    患。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他宣布以“结党营私，行动诡秘”为由革

    去庄亲王的亲王双俸。前太子之子弘皙被革去亲王，永远软禁，罪名之

    一是“胸中自以是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即如本月八日，遇皇

    帝诞辰，制一鹅黄肩舆进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罪名之二

    是他曾经找人算命，算当今皇帝能活到多大岁数。其他几个叔伯兄弟，也分别受到圈革处罚。(《清高宗实录》《乾隆朝起居注》)此举彻底

    熄灭了皇族对皇帝的反抗之心。

    为了彻底贯彻禁止亲贵干政的原则，乾隆不光牺牲过亲情，也付出过友

    谊的代价。

    青年时代的乾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在学生时代最好的同学，叫

    作福彭。此人是曹雪芹的亲表哥，也就是北静王水溶的原型，是清初八

    家铁帽子王之一岳托的后代，世袭平郡王。

    此人髫年早慧，聪明绝顶，很小的时候就被康熙所喜欢，带入宫中读

    书。对于皇孙来说，这都是异常恩遇，何况其他普通王孙。弘历上学之

    时，他又被雍正选中，做了皇子的同学。雍正对他极为欣赏，雍正十一

    年(1733年)年仅25岁时，福彭就被任命为“在办理军机处行走”，为有

    史以来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当时清军与准噶尔蒙古作战大败，急需一位

    大将去收拾残局。满朝文武雍正都没看上，偏偏看上了25岁的福彭，命

    他为定边大将军，驰往边关。此人之才，可见一斑。英雄相惜。同窗六年，弘历与这位同学关系极好，称他为“知音”。年青

    时代，他写过许多诗文，表达对这位同学的赞赏、钦佩和想念。说

    他“年虽少而器识深沉”，“与言政事，则若贯骊珠而析鸿毛”。

    乾隆继位之后，立即召福彭回京，协办总理事务处。看来，皇帝非常赏

    识和倚重这位老同学，他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但随着皇帝下定决心铲除宗室干政的旧习，福彭的命运也就被意外地决

    定了。后来他只管理过正黄旗、正白旗事务，一直不曾大用。

    作为一个男子，在传统社会，献身政治是最光荣的追求。但福彭却成为

    他最好的朋友政治改革的牺牲品，断送了一生的政治前程。乾隆十三年

    (1748年)十一月，福彭在郁郁寡欢中病逝，年仅40岁。皇帝谕旨

    称：“平郡王宣力有年，恪勤素著。今闻患病薨逝，朕心深为轸悼。特

    遣大阿哥携茶酒往奠，并辍朝二日。”(《清高宗实录》)

    对于一个郡王来说，这是特殊的礼遇，说明皇帝对这位昔日同学心中存

    有一丝难言的内疚。

    在中国历史上，乾隆也是防范太监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太监是最容

    易破坏政治秩序的特殊群体，尤以汉代、唐代、明代为甚。雍正十三年

    (1735年)十月十一日，刚刚登上皇位两个月的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开始

    敲打太监。他发布上谕，提及雍正时期，一些太监不遵守既定礼制，妄

    自尊大。他举例说，雍正驾前的四品太监苏培盛，“以前在朕弟兄面

    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问询，甚至与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

    节”，“前朕与和亲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礼时，值苏培盛等在彼饮食，伊等

    不但不行回避，且复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贪其口腹，与之同餐者。

    朕躬后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复在九州清宴用饭。”

    乾隆在这道上谕中严厉地说：“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

    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尔等当自揣分量，敬谨小心，常怀畏

    惧，庶几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后尔太监等各自凛遵制度，恪守名

    分……寻常以公事接见王公大臣时，礼貌必恭，言语必谨，不可稍涉骄

    纵，以失尊卑大体。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许被詈之

    人，即行重责。至接奉内廷阿哥等事件，必当庄重敬谨，不可曲意顺

    从。”(《清高宗实录》)

    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有效管理太监，乾隆总结了积累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

    朝宫史》。除了详细规定太监的等级、职掌和待遇外，还对太监的管理

    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根据这个条例规定：太监口角斗殴、酗

    酒闹事、聚众赌博以及不慎火烛、大声喧哗、贪睡误班、失误损物直至

    请假逾期、当班迟到，都要被体罚重责，从二十板到六十板不等。太监

    稍有小错，经常被打得血肉模糊。

    虽然天生重感情的乾隆也与许多太监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但是太监

    一旦犯错，他决不宽假。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他在更换夏衣时，由于太监未曾认真检查，被藏在袖口处的一根缝衣针划了一下手臂，于

    是龙颜大怒，立将太监张玉、蔡勋枷号一个月、鞭一百，刑满之后罚做

    苦役。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一个夜晚，皇帝在睡梦中醒来询问时

    刻，发现在寝宫内值夜坐更的小太监常宁、霍集撒徕由于困倦正在打瞌

    睡，立即下令将他们拖出去重责四十板。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乾隆打击起来更是毫不手软。乾隆三十九(1774

    年)年，奏事处太监高云从向当朝大臣们泄露了职官任免档案，乾隆皇

    帝异常震怒，牵涉此案的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严厉申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蒋

    赐棨、吴坛受到了革职处分，而太监高云从则立即被处斩。

    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所以终乾隆朝六十年，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

    权构成任何干扰和威胁。

    二 驭臣之术

    相对以上几种政治势力，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更大。因为皇帝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乾隆年间，全国约有两万名文

    官，七万名武官。管理和操纵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对任何一个皇帝来

    说，都是绝大的难题。

    只有亲自坐到皇帝宝座上，你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男人为了这个位置

    不惜一切。坐在世界之巅的感觉是语言无法形容的，那几乎就是成为上

    帝的感觉。从父亲咽气的那一刻起，乾隆就发觉周围所有官员面对他时

    的神情都变了。他们不敢正眼看他，似乎他的脸上散发出特殊的光辉，让他们睁不开眼睛。他明白这是因为从那一刻起，他手里握住了他们的

    一切：从官爵荣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们的“主子”，他和他们的关

    系，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正如戴逸先生所说的那样：“新皇帝一旦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

    力，他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旋涡中。周围充满

    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的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战

    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晕眼花。”(《乾隆帝及

    时代》)

    乾隆没有头晕眼花。他深知，这些官员绝对不像狗那样忠诚和简单。这

    些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成功者，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

    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这些人既是他的政

    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敌。历代王朝最大的敌人，不是起义者，不是

    异族，不是灾荒，而是官僚集团。中国历史上寿命较长的大王朝，几乎

    无一例外地丧命于这些衣冠楚楚、举止高雅的人之手。

    这话听起来骇人听闻，事实上却千真万确。作为个体，再狡猾、再有实

    力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也往往不是对手。但是，一旦这些官员结合成官僚

    集团，形势就发生了逆转。本来，官僚体系是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但

    是，一旦建立和运转起来，它就成了一个难以控制的庞然大物，有了自

    己的生命、性格和利益关切。就像弗兰肯斯坦似的怪物，虽然是主人所

    创造，却非主人所能控制。

    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

    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

    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

    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

    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

    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

    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

    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

    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民脂民

    膏”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官逼民反”这个

    命定的结局。

    作为熟读历史，对人情世故领会颇深的青年政治家，乾隆的“宽”并不是

    毫无尺度的。在软的一手背后，他还有硬的一手。在彬彬有礼的同时，他认真观察着官员们的每一个表现，细心谛听着官僚机器的每一丝异常

    响动，一旦发现问题，他绝不放过。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

    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乾隆精力过人，虽然每天要阅读上万字

    的奏折，从头到尾却不会忽略一字。看到这个数字，皇帝感觉这笔钱用

    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遂朱批询问，此灯不过

    是小小粘补修理，怎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工部勾结内务府，在皇家工程中滥支滥报，已经成了习惯。多支个百十

    两银子，工部自己都没有当回事。工部官员不知年轻皇帝的厉害，只含

    糊其词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

    会交回。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皇帝日理万机，此刻支吾过去，第二天皇帝

    就会忘了。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说“万

    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更何况工部欺骗得如此明目张胆。

    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并不交还，查遍工部档案，历来

    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朦

    混，甚属乖谬。”

    一番话说得工部官员哑口无言，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

    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尚书来保、赵殿

    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或遭降级，或被调用，最轻的也受到罚俸处

    理。此事一出，满朝大臣都震悚一时，对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清高

    宗实录》)

    乾隆登基不久，因为他人举报，以“因循不振，不求进取”的罪名罢黜了

    一名叫魏廷珍的大臣。这事过去几年之后，皇帝因事召见大理寺卿陶正

    靖，谈完正事，又问他最近朝政有没有什么不当之处，陶正靖就以一副

    仗义执言的表情说，几年前被罢黜的魏廷珍其实为人清正，没有大过，丢官罢职，处理不当。陶氏所举数条理由都十分光明正大，皇帝当即首

    肯，表扬了陶正靖的直言精神。

    然而回过头来，皇帝就开始琢磨陶正靖的动机是否像他表现出的那么纯

    正。他开始暗暗调查陶正靖与魏廷珍是不是科举同年，或者同乡。一番

    摸底，皇帝发现魏廷珍与礼部尚书任兰枝同年(同一年考中进士)，而

    陶正靖正是任兰枝的门生。皇帝由此认定，一定是任兰枝为了袒护同

    年，指使门生代为奏请。于是任兰枝被革职，陶正靖被降级。(《清史

    稿·魏廷珍、任兰枝传》)。一旦心存警惕，官僚们欺骗的种种伎俩，就逃不过乾隆的法眼。有一次

    在阅读一份奏折时，一个大臣奏道，他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件坏事，要报

    告皇上：“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所访无异。”也就是

    说，正在写报告，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

    的情况一样。

    乾隆会心一笑。这就是地方大臣的“会做人”之处，也是他们“取巧欺

    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

    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为什么人家发现

    了这件坏事，而你们没有发现？所以，这位大员笔头一转，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

    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乾隆不觉轻轻叹息，挥笔在奏折上批道：

    这种事，千百件中或者有一二次，怎么会次次那么巧？(《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乾隆皇帝的智商、情商都是寻常帝王所难及。那些让其他统治者看起来

    头晕眼花的官场诡计，根本逃不过他的法眼，更何况他越来越心存警

    惕。几次交锋之后，皇帝的精明就给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

    有的官员对他做出了“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

    患不断，惟皇上患断之太速”的评价。

    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

    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

    源。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前提是君权的虚化或者消亡，运作方式是竞

    争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较量。而在专制制度之下，大臣们分裂

    成不同的派别则意味着统治效能的下降。因为政党政治是公开的、合法

    的、专心致志的，而朋党政治则是隐蔽的、非法的、别有用心的。一旦

    形成不同的朋党，大臣们的政治行为就处处掺杂进党同伐异的动机。荐

    举人才，推行政策，表面上一出大公，实际上无不会首先从小集团的利

    益出发。这种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一种生存

    方式和生活乐趣，他们斗得如此津津有味，斗到了最后，他们简直就是

    为斗而斗。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中，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附某一门派

    才能在官场中立足，个别想有所作为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

    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

    室。”

    还是在未登基之前，乾隆就已经通过史书，对朋党政治的历史和危害有

    了深入了解。他说：“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然而，他深恶痛绝的这一

    政治危害又实在是中国政治中最难根除的痼疾之一。

    乾隆执政的六十多年中，如何处理朋党一直是他苦心思考的问题。

    雍正皇帝留给乾隆最重要的****就是两位重量级政治人物：鄂尔泰

    和张廷玉。这两位大臣，都是位高权重，才干出群。鄂尔泰，满洲镶蓝

    旗人，雍正后期的内阁首辅，是雍正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雍正皇帝甚至

    曾经说过：“朕有时自信不如信鄂尔泰之专。”张廷玉则是雍正帝最倚重

    的汉族大臣，任文渊大学士，军国大事，多与参决，被雍正称为“第一

    宣力大臣”。

    如前所述，乾隆即位之初，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自己有事外出，日常

    国务即由鄂张二人留京处理。二人权势，一时远远超过雍正时期。但是

    能人之间总是难于相容。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

    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科名早、资历深的张廷玉有点看不起后来居上

    的火箭式干部鄂尔泰，性格倨傲、排序又居张廷玉之前的鄂尔泰也不买

    张的账，因此二人关系十分冷淡，“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

    (《啸亭杂录》)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虽然鄂张

    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

    投奔鄂氏门下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

    之雏形，渐渐出现。就像《啸亭杂录》中所说：“上之初年，鄂、张二

    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

    斗。”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他一生打掉了诸王党、年羹尧

    党、隆科多党，没想到晚年却在自己眼皮底下培育了鄂张两党的苗头。

    这正是专制政治的自我嘲讽之一例。

    在登基后处理的第一个重要问题“苗疆事务”中，乾隆一下子就嗅出了朋

    党的味道。

    鄂尔泰在政治上起家，得益于在云贵总督任上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

    策。但是凡事都易有反复，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改土归流后的

    贵州苗民因为官府剥削过重再次反叛。雍正皇帝因此对鄂尔泰相当不

    满，认为是他“改土归流”中措施不当所致。遂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

    定苗疆大臣”，前去讨伐。

    雍正皇帝选择张照，有些不妥。因为张照与张廷玉关系颇深，素来是鄂

    尔泰的反对派。张照到了贵州之后，不在平叛上下功夫，反而花大量时间搜集鄂尔泰在云贵总督任上的“错误”，不断汇报给皇帝，意图借这个

    机会，使鄂尔泰身败名裂。乾隆继位之初，接到张照的汇报后，一眼就

    看出了这一貌似公允的汇报背后的朋党背景。他在张照的奏折上批

    道：“张照以私意揣度，过甚其词。”

    而且由于一意寻找鄂尔泰的把柄，无心军事，平叛战争一再失误。乾隆

    一怒之下，以“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为名，把张照调回京

    师，革职下狱，同时派张广泗代替张照去贵州平叛。

    鄂尔泰的朋友故旧闻此消息大为兴奋。因为张广泗与鄂家关系良好，被

    认为是“鄂党”之人。他们认为这是反攻“张党”的绝好机会，许多“鄂

    党”人物纷纷上疏，揭发张照的种种错误，企图制造大狱，把张照置于

    死地。特别是张广泗，他到了贵州后，不断汇报张照在贵州军事行动中

    犯下的种种“大罪”。

    乾隆对此早有预料。他在派出张广泗时明确警告说：“人臣事君之道，唯有据实秉公，无偏无党”，“张广泗不可以为新主之重待(鄂尔泰)而

    有迎合之心。”虽然张广泗一再攻击，乾隆却没有按鄂党所希望的那样

    重治张照，而是出人意料地将张照宽免释放，仅仅罢官。第二年又授给

    他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及至乾隆六年(1741年)，又使他官复原

    职，使鄂党人员大失所望。

    乾隆此举，也是无奈。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

    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

    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党的平衡，缓和他们的相互斗争，采取“既不使一成

    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因为一旦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

    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官员，造成人才资源的重大损失和朝

    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

    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他阅读奏折时，提高警惕，努力甄别他

    们的建议和施政中的个人目的。他努力使全国官员知道，自己绝不会受

    朋党因素的操纵。有一年内蒙古额驸(附马)策凌到京，在陛见中向皇

    帝奏陈大臣忒古尔德尔年纪已老，身体衰弱，请求皇上召他回京，还向

    皇帝夸奖法敏、富德、常安等人，说他们能力出群，应该重用，特别是

    富德应该补为随印侍读。乾隆察言观色，以策凌与鄂尔泰友善，判定策

    凌的这番言论是鄂尔泰主使的。“此必鄂尔泰曾向伊言之，故伊如此陈

    奏也”。乾隆遂直接质问鄂尔泰。鄂氏奏辩说并没有嘱咐策凌说这些事。皇帝并不相信，说：“夫向伊言之而奏，固属不可，若未向伊言，而伊揣摩鄂尔泰之意，即行陈奏，则势力更重!”提醒鄂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清稗类钞》《清高宗实录》)

    乾隆五年(1740年)，刑部侍郎职位出现空缺，乾隆本来想批示被罢官

    的张照担当此职。但那一段时间鄂尔泰因事没能上朝办事，只有张廷玉

    一人在皇帝身边，而张照平素又被归为张廷玉一党。皇帝“恐人疑为张

    廷玉荐引，是以另用杨嗣璟”，以后又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才起用张

    照。他之防范朋党，小心到如此程度。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他不再是对繁杂诡谲的

    政治局面一头雾水的政治新鲜人。上手很快的他对大清帝国这架机器的

    性能有了深入了解，对每一个零件都了然于胸。

    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离不开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

    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了

    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深入解决朋党问题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

    险。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

    结党。他举例说，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

    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

    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悦，以为

    鄂尔泰既然密奏获准，则应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宽之人示

    恩？这并非中枢大臣所当为，而是植党树私的开始。由此他评价“是鄂

    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他公开以此告诫鄂“嗣后言语之间，当谨

    之又谨”。

    他直言不讳地说：

    从来臣工之弊，莫大于逢迎揣度。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

    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

    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

    廷玉……若如众人揣摩之见，则是二臣为大有权势之人，可以操用舍之

    柄，其视朕为何如主乎？……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

    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

    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清高宗实录》)这道谕旨是乾隆即位以来首次正面触及朋党问题，语重心长，有些辞锋

    暗含杀机。然而，官场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皇帝的一

    道诏旨，当然不可能使大臣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一朝烟消云散。特别是鄂

    尔泰为人素来倨傲张扬，乾隆帝此谕虽当时使他不寒而栗，但过后又置

    于脑后。

    黄廷桂是乾隆器重的一名大臣，却与鄂尔泰素来不合，乾隆六年(1741

    年)，鄂尔泰趁乾隆出巡之机，抓黄的小辫子，以黄举荐的一名官员出

    了问题为由，说黄“滥举非人”，深入追究。为了确保对黄的打击成功，鄂尔泰特意关照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赶在乾隆回京

    前，审理结案，并提出建议对此人“降二级调用”的处理意见，上奏给乾

    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奏章应该不会太仔细，定

    能蒙混过关。

    心细如发的乾隆却从不会草率对待任何一份奏折。在古北口外的行宫

    里，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回京之后，他直截了当地对大臣们指

    出：“此议甚属错谬。明系与黄平时不睦之人必欲致黄于罪。”并指明是

    鄂尔泰假公济私：“此案审理甚速，乘朕回京之前题复，希图蒙混批

    准。这样居心行事，竟出于朕信任之头等大臣，朕用以自愧。伊等将视

    朕为何如主耶？”因此下令“将办事此案之大学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

    这是乾隆即位以来鄂尔泰受到的最严厉的一次处罚。这重重的一击使鄂

    氏清醒了一些，从此谨言慎行，不敢再大肆为自己的党徒办事营私。

    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鄂氏敛手之后，他的党徒却犯了事。言官仲永檀

    是鄂尔泰的门生，作为一名御史，他专门找张廷玉一派的毛病。乾隆一

    时不明内中奥妙，还以为他为人耿直，颇加提拔。乾隆七年(1742年)

    十二月，仲永檀的动机败露了，原来他弹劾张派大臣时，经常找鄂尔泰

    的长子鄂容安秘密商量，被人揭发。乾隆帝赫然震怒，他痛斥鄂尔

    泰：“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而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明显系

    党庇门生……鄂尔泰应该自思：朕从前能用你，今日能宽你，难道将来

    独不能重治你的罪么？”

    鄂尔泰闻旨以为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好在皇帝不想让表面上完美

    的君臣关系在晚年破裂，也不想让鄂氏一派一败涂地。他仅命鄂容安退

    出南书房，在谕旨中说：“若将鄂尔泰革职拿问，而国家少一能办事之

    大臣。”同时却严办仲永檀，以其“依附师门，暗结党援”，抓入大牢，使其瘐毙狱中。在这个案子之后，鄂党人物很长时间之内藏身敛迹，不

    敢再有任何举动。张党亦鉴前车之覆，谨小慎微，处处提防。朝廷之上一时风平浪静，乾隆治理朋党终于取得了初步成果。(《乾隆朝起居

    注》《清高宗实录》)

    按照乾隆朝政局演变趋势，以鄂尔泰的脾气性格，如果活到乾隆十三年

    (1748年)以后，肯定不能得到善终，雍正帝生时为他打下的“朕可保

    其始终不渝”的包票势必会被乾隆撕破。因为乾隆十三年之后的乾隆已

    经不再是即位初期那个凡事宽大的“仁慈”皇帝。好在鄂尔泰福大命大，于乾隆十年(1745年)幸运地病死，总算基本上保全了名节，成为历史

    上为数不多的得了善终的名臣。

    第三章 统治风格剧变——孝贤皇后之

    殇

    乾隆的诸多世界第一中，有一个很有意思：他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诗

    人。他一生作诗41863首，而《全唐诗》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000余

    首。乾隆寿命89岁，折合成天是32000多天，除去童年，能用来写诗的

    不到30000天，平均每天写诗超过一首。世界第一，当之无愧。

    一 长恨歌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乾隆作诗，确实“下笔千言，倚马可

    待”，有时一天可以写十几首。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游览昆明

    湖，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平均7分钟一首。他专门写了一首诗记

    载这个小小纪录的出现：“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御

    制诗二集》)然而艺术作品的质与量往往成反比，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

    诗，从自来水管里一拧就出来的，只能是自来水。由于平均每天写两首

    诗，乾隆皇帝一生的大部分诗作不过是“分行的日记”，随手记心情、记

    风景、记事件而已。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中有这样一个片断：乾

    隆率大臣们游园，诗兴大发，顺口吟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

    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吟到这里，突然卡壳了。幸好刘罗锅在

    侧，继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才完成了一首御制诗。事虽夸张，却

    惟妙惟肖地摹写出乾隆许多“御制诗”的“创作”过程。事实上，为了记日

    记方便，乾隆皇帝什么时间都可以写诗，什么事都可以入诗，为了押韵

    对称，任意增词减字，创作出了不少中国诗歌史上最没有诗味的“诗

    歌”。比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曾经写下了这样一首一般人无

    法读懂的“诗”：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头两句，对历史特别熟悉的读者也许能猜出大概意思：在巡幸路上，内

    阁每隔一天送给皇帝一次阁报，通报国家大事小情。今天的阁报上说，十八日北京下了二寸的雨。可是后两句如果不看诗注，任您知识多么渊

    博，也不可能读懂：过几小时，皇帝又接到了河北地方官的报告，说十

    九日河北下了四寸的雨。北京所报是十八日的事情，看来当时他们还不

    知道第二天的雨势更加喜人啊!

    当然，任何事情总归会有例外，在写作四万多首平庸作品的过程中，乾

    隆皇帝也捎带着写出了一些情真意切的感人之作。不过，这些作品大多

    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悼亡”。比如下面一首：

    其来不告去无词，两字平安报我知。

    只有叮咛思圣母，更教顾复惜诸儿。

    醒看泪雨犹沾枕，静觉悲风乍拂帷。

    似昔慧贤曾入梦，尚余慰者到今谁？(《御制诗二集》)

    一个独眠之夜，皇帝突然梦到了死去的妻子。悄然而来，蓦然而去，只

    是告诉皇帝，她在那个世界里过得很平安，嘱咐皇帝不要惦记。除此之

    外，就是打听婆婆和孩子的情况，→文¤人·¤·书·¤·屋←叮咛他用心照

    料。一觉醒来，皇帝已经泪透枕巾，只听到风吹帷幔的声音，更衬托出

    子夜宫殿的寂寞悲凉。皇帝不禁悲问：当初慧贤皇妃去世后也曾入我

    梦，不过好在梦中哭醒后，还有你在身边温柔地劝慰。如今，再也没有

    你这样的人可以安慰我，我只能一个人在漫漫长夜承担痛苦……

    这首哀婉动人的诗，真切朴实，不输于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其中

    透露的情味，更像是愚夫愚妇相濡以沫的平淡至真，而不像拥有三千粉

    黛的皇帝所作。这首诗证明，乾隆确系一深情之人。

    这首诗，就是写给他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的。

    爱情是突如其来的。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心中未来的继承人弘历虚岁已满17。如果生

    活在今天，不过是高二的学生，然而在清代，这正是皇子结婚的最佳年

    龄。为弘历选妃，其实就是为大清挑选未来的皇后，雍正煞费苦心。

    理所当然，新娘出身名门。她比乾隆小一岁，姓富察氏，在汉语里又被

    译作“傅察”“富尔察”，女真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有清一代，这个姓氏名

    臣辈出，为清王朝的建立和繁荣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富察氏的远祖旺吉

    努追随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颇有战绩，曾祖哈什屯是顺治皇帝的亲

    近大臣，深得皇帝信任。祖父米思翰在康熙朝主掌一朝财政，父辈兄弟

    四人皆身居高位：二伯父马齐一度是康熙朝最有权势的满族大臣，大伯

    父马斯喀也曾任平北大将军，屡立战功。只有官至察哈尔总管的父亲李

    荣保在兄弟当中官位最低。

    至于富察氏本人，郎世宁为她所绘的油画大像存留至今。从画像上我们

    可以看到，她皮肤白皙，目光清澈，算不上妖艳夺目的国色天香，可称

    得上平正端凝的中上之姿。画像上的她神态温婉平和，毫无张扬骄矜之

    气，显示出良好的风度和修养。

    她独一无二，仅仅是因为她是第一个。第一次永远是最美好的，它不可

    复制。即使富察氏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然而由于她与乾隆携手经历了

    人生的那么多新鲜，她也注定会成为乾隆心中的唯一，永远无人可以取

    代。就像小王子的那朵花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事实上她处于五千株

    和她一模一样的花儿之中。原因就是因为她是他的第一朵：“她比你们

    所有的花总合起来还要重要得多。因为我给她浇水。因为我把她罩在玻

    璃罩子里面。因为我用屏风把她保护起来。因为我是为了她才杀死那些

    毛毛虫的。因为是我在谛听她倾诉哀愁，或是自夸自赞，或是有时甚至

    一声不吭。因为她是我的玫瑰。”(《小王子》)

    更何况，富察氏绝非一个平凡的女子。她是草丛中的玫瑰，鸡群中的凤

    凰，她的出类拔萃一目了然。正像八字所说，“占得妻星最贤最能”，乾

    隆确实是古往今来难得的幸运之人。

    作为一个有深度的男人，乾隆对女人的要求当然不仅是外表，他更在乎

    的是内涵和性格。在门第、外表和性格这三大因素中，富察氏最为突出

    的就是性格。富察氏是一位既聪明透顶，又天真烂漫；既精明过人，又

    大气温柔；既识大体，又重小节；既善解人意，又有原则；既含蓄婉

    约，又可以笑唾檀郎的女人。在乾隆忙于事业时，她以自己的精明协调

    管理后宫，安排照顾皇子的生活和教育，让他不致分心。在他遇到困扰情绪烦躁之际，她如同一朵解语花，迅速读懂他的内心，恰到好处的轻

    轻一握手，亲手递过来的一片小吃，不声不响在他颈后的一个深吻，能

    给他极大的安慰，让他的心境迅速走出阴郁。当他心情极佳，精力无处

    发泄时，她又能陪他纵情玩嬉，陪他在围场纵马奔驰，甚至偶尔也一试

    挽弓射箭。

    史书关于富察氏的生平细节记载极少。因为体例所限，《清史稿》只为

    她留出了数百字的位置。幸运的是，就在寥寥无几的刻板文字当中，我

    们依然能读出她的特别：富察氏虽然是大家闺秀，却从来不爱在自己的

    脸上精耕细作，也厌恶金银珠宝之类的华丽恶俗，成为皇后后仍然如

    此。《清史稿》说，皇后母仪天下十三载，平居恭俭，不过以通草绒花

    为饰，不御珠翠。

    皇后非常善于体会皇帝的心情。一年秋天，在塞外行围，皇帝无意间和

    皇后聊起，祖宗们在关外之时，艰难创业，非常节俭，衣袖上用鹿尾绒

    毛缘个边就算很好的装饰了，哪像今天这些八旗子弟争相夸奢竞富，镶

    金戴银。皇帝顺口说了这么几句话，没想到皇后却记在心里，回京后，特意亲手做了一个用鹿尾毛缘边的放火石的小囊送给皇上，以示与皇帝

    相互勉励，不忘俭朴本色。皇帝十分喜爱，一直带在身边。

    皇后为人大度，处事公平，办事有条有理。庞大的后宫，被她处理得安

    宁静谧，上上下下的宫人对她都心悦诚服。

    对皇帝的生活起居，皇后更是关怀备至，事必躬亲。有一次乾隆身上长

    了个疖子，经医治初愈，百日之内须经常换药。富察氏特意把寝具搬到

    皇帝寝宫侧室，每天亲自奉茶倒水，照料皇帝换药，从无懈怠。直到皇

    帝完全康复，才回本宫。(《清史稿·后妃传》)

    最能体现皇后贤惠的，就数她对待皇太后的态度了。众所周知，太后出

    身卑贱，一开始不过是个粗使丫头，年纪虽长，仍然终日大说大笑，不

    改本色。而皇后出身名门，知书识礼，一举一动，都透出骨子里的高

    雅。这娘俩气质风度迥异，按理说相处起来有点难度。可是皇后从心里

    把婆婆当成妈妈，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正因为太后出身低微，所以她在

    太后面前特别注重礼貌，遇到太后吃饭更衣，她都亲自照顾，不让别的

    宫女伸手。太后微有不适，她彻夜不眠，在跟前伺候。想不到大家闺秀

    出身的皇后能吃得了这份苦，后宫上下对此都十分佩服。因此，婆媳关

    系处得异常融洽，老太太一日也离不了媳妇。对于以孝为天的乾隆，这

    一点确实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并不容易，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即使对于皇帝来说也是

    如此。弘历为人，既志大心雄，才华横溢，又自命不凡，不自觉地高己

    卑人，是一个极度挑剔的完美主义者，能被他看得上眼的人没有几个。

    然而对这个结发妻子，他却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

    登基之后，进入后宫的年轻妃子越来越多。在皇后容貌褪色的同时，她

    们如同一朵朵含露的花朵，竞相绽放。然而皇后却依然深深地吸引着皇

    帝。皇后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就像一坛芬芳的酒，岁

    月越老，就越醇香。富察氏是他永远的大后方、大本营，永远的温柔港

    湾。随着岁月流逝，皇帝日渐觉得皇后的娴静、温柔、持重，不急不躁

    不妒，像一块贴身的玉石，时刻调适着他的政治体温。共同生活的时间

    越久，他们相处得越谐和，相互能读懂对方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知道彼此的内心需要。正是因为有她在，他才能精力充沛地处理国务，把大清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

    然而，“天道忌全”，特别完美的事物，总有特别不完美的一面相随。

    传统社会中，女人幸福与否，一半决定于她有没有儿子。

    有人说，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的标志，是特别想和她生一个孩子。

    弘历就是这样，从结婚的第一天起，他就盼着富察氏能给他生一个儿

    子。一方面，他深知只有儿子才是女人根本的依靠；另一方面，他坚信

    他和她的结晶一定是天底下最完美、最聪慧、最有福气的孩子。

    结婚一年又三个月后，富察氏顺利地生育了长女。虽然是女儿，皇室上

    下也兴奋异常，因为这证明富察氏生育能力正常。

    可惜的是，这个女孩只活了十四个月。虽然那是一个婴儿死亡率极高的

    时代，此事还是给了弘历夫妇十分沉重的打击。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此

    时富察氏已经再次怀孕，对下一个孩子的期盼冲淡了人们的悲伤。

    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二十六日，弘历的嫡长子出生。这是一件特大

    喜事，连雍正皇帝都为之喜形于色，亲自为之命名为永琏。琏者，宗庙

    之器也。古代祭祀时盛黍稷的尊贵器皿，夏朝叫“瑚”，殷朝叫“琏”。敏

    感的弘历看来，这显然暗寓承继宗庙之意。更何况这个孩子太惹人喜爱了。他正如人们所期望的，综合了父亲和母

    亲的优点：脸形轮廓和嘴巴像父亲，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和秀挺的鼻子

    则像母亲。随着一天天长大，这个孩子的聪明可爱也越来越引人注目，才三四岁，弘历就开始教他读书识字，他居然过目不忘，不到五岁，就

    认识了数百个字。乾隆后来说，这个孩子“为人聪明贵重，气宇不凡”。

    也许是永琏这个名字带来的运气，仅仅十个月后，皇后又生下了第二个

    女儿。儿女双全。

    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二，刚刚即位不久的皇帝迫不及待地办理了

    立储大事。他召集重臣，宣布仿照皇考成式，秘密建储，将皇储之名亲

    手密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斯时皇帝年纪不过二十又六，这样早就建储，显然是因为太钟爱某个儿

    子了。虽说是秘密建储，储君为谁，却是个公开的秘密。

    一旦一个人感觉自己太幸福了，那么灭顶之灾就可能从天而降。就在初

    登皇位的乾隆踌躇满志，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之际，乾隆三年(1738年)

    九月月底，九岁的嫡子永琏患上了感冒。一开始谁也没有注意，孰料几

    天之后病情转重，高烧不退，竟于十月二日死去。

    这完全是一个晴天霹雳。

    第一个女儿去世，乾隆和富察氏虽然悲痛，却并不致命。这个儿子的去

    世，却几乎摧垮了富察氏。她大病一场，体重骤减，几天之内，形销骨

    立。皇帝十分担心，天天过来探视。然而富察氏的与众不同就在此时显

    露出来，在皇帝面前，她从不流露内心的悲伤，反而没话找话，和皇帝

    聊东聊西，以减轻皇帝内心的痛苦。为了不让婆婆担心，刚刚能下床，她就一如往日，日日到婆婆处问安。体力刚刚恢复，她又担当起管理后

    宫的大任。

    皇帝只能通过办好孩子后事的方式，给自己和皇后以安慰。他宣布，这

    个孩子的丧事，要按皇太子之礼，高规格办理。他传谕大臣们说：二阿

    哥永琏乃是皇后所生的嫡子，为人聪明贵重，气宇不凡。当日有幸蒙我

    父皇亲自命名为永琏，已经暗示他将来会继承宗器，接续大统。我登基

    之后，已经密立为太子。如今丧可，著俱照皇太子仪注进行。(《清高

    宗实录》)永琏去世后，皇帝和皇后同寝的次数比以前更加稠密了。皇帝很清楚，只有让皇后再生一个儿子，才是对她的最大安慰。然而，由于生了一场

    大病，体气变更，一转眼七年过去了，皇后仍然没能怀孕。皇帝、皇后

    百般许愿祈祷，仍是无用。

    在经受七年折磨之后，上天终于再次降恩。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

    月，皇后在千盼万盼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名永琮。虽然此时乾隆已

    经有了好几个儿子，但他对此子仍然爱如珍宝，也许是父亲的偏心，他

    觉得这个孩子是他所有孩子中最漂亮、最可爱、最聪明的一个，“性成

    夙慧，歧嶷表异，出自正嫡，聪颖殊常”。虽然没有亲书密旨，但人们

    普遍认定，这个孩子将来毫无疑问会成为大清国的继承人。

    灿烂的笑容又一次出现在富察氏脸上。这个孩子所得到的关心照顾，可

    谓无以复加。皇后几乎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他身上，日日不离。

    正因如此，再一次的打击才显得更深重。乾隆十二年(1747年)除夕之

    夜，年仅两岁的永琮又因天花而亡。

    乾隆一时回不过神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上天为什么要这么惩罚

    他。

    定下神来之后，他发了一封谕旨：皇七子永琮，天生有异相。太后因为

    他是正嫡，又聪明异常，所以最为钟爱。我也想以他为继承人。我即位

    以来，敬天勤民，自问并未得罪天地祖宗，然而为什么正嫡子嗣一再早

    亡？难道是因为我朝自定鼎中原以来，历代皇帝都非正嫡继统。而我必

    欲以嫡子继统，获得先人没能获得的福分，因此一线妄求之心，遂启如

    此之祸？(《清高宗实录》)

    这个解释，今人听起来有些可笑，然而当日乾隆是深信的。否则深信天

    命的他无法理解上天为什么会一再给他以如此沉重的打击。

    虽然生前没有被立为太子，永琮的丧事仍然办得远优于普通皇子。皇帝

    的解释是“但念皇后出身名门，作为儿媳，在父皇生时，虽然没能伺候

    多长时间，但这些年侍奉太后，承欢致孝，备极恭顺，无微不至。作为

    皇后，则恭俭宽仁，可称得上贤后。她诞育佳儿，再遭夭折，殊难为

    怀。皇七子丧仪，应视皇子从优”。(《清高宗实录》)

    这道谕旨怎能真正安慰皇后，然而皇帝所能做到的只有如此了。幸运的是，皇后这次没有像上一次那么大病一场。她默默地把悲伤藏在心中，表现得异常冷静坚强。在皇子丧过后，她即一如常态，言笑如初，令皇

    帝惊讶不已。

    永琮去世后两个月，乾隆十三年(1748年)二月，乾隆皇帝准备开始他

    即位之后的第一次东巡，这是上年六月份就确定而且布告天下的。

    即位以来，除了祭祖和热河秋狩外，皇帝一直忙于朝政，还没有巡视过

    国土的其他地方。辛苦了13年后，国势平稳，人民安定，他终于有时间

    到曲阜拜祭至圣先师孔子了。这是他早已计划好的一个重大举动。

    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重要原因，太后一直有一个梦想，想登一回泰山。

    准备工作进行了半年，耗资巨大，按期完成。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让皇

    帝有点犹豫不决：带不带上皇后？以前皇帝出门，皇后总是陪在身边，更何况这次太后要去。皇上一路要主持许多仪式，照顾太后的任务非皇

    后莫属了，因此皇后坚持要求参加。

    爱子夭折后，皇后表面上虽然一如平常，皇帝却很清楚她表面的坚强下

    内心的憔悴。皇后虽未大病，却是小病不断，身体相当虚弱。在没有现

    代交通工具的古代，从北京到山东转一圈，体力稍差些是很难坚持下来

    的。

    而且，就在出发前一个月，钦天监官员奏陈：“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

    有眚。”

    “离宫”，是天上名为离宫的六颗星。乾隆十二三年之交，一颗忽明忽

    暗、时隐时现的所谓“客星”出现在离宫六星之中，是为天象异常，占星

    家们以为它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

    阅读历代中国史书，你会发现许多诸如此类的超自然现象。中国古人相

    信天人合一，对于那些年代久远的“行星合月”“五星连珠”预兆了人间政

    治之类的离奇传说，我们一概可以以迷信视之，然而乾隆十三年年初钦

    天监的这个奏陈，却被历史档案证明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对天命颇为迷

    信的乾隆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然而稍一转念，他以为这是因为“皇后

    新丧爱子”而已，并不预示皇后本身将有什么大碍。

    上路后，皇帝感觉到带皇后出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一路上春风浩荡，一家人心情都极好。皇后那失去光彩已久的眼睛明亮起来，一路笑声不

    断。皇帝心情也跟着更加明亮。祭礼结束，一家人又前往泰山，皇帝、皇后一同侍候老太太登上了玉皇顶。

    三月初三日，新雪初晴，皇帝诗兴大发，作了一首难得的清新之作：

    又值佳辰三月三，春光马上好吟探。

    云中隐约山含黛，雪后熹微天蔚蓝。

    花屋菜畦围郭外，竹篱茅舍学江南。

    兰亭即景思临本，肥瘦诸家未易谙。

    不过乐极生悲，这场令皇帝兴奋不已的新雪，却让皇后感冒了。皇帝急

    忙在济南安顿下来，让皇后安心养病。在济南一待就是三天，皇后却不

    见好转，发烧不止。皇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皇后一再劝皇帝回京。皇后深知，皇帝出行，每一站都有详细的计划，打破计划，在济南多住一天，就意味着给济南地方增添无数压力。况且

    东巡计划已经完成，让皇太后和众多王公大臣仅仅因为等自己而长住济

    南，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她反复催皇帝起程，说反正到了德州就能上

    船，水程回京也很安稳，怕什么呢？毕竟不过是一场感冒而已。

    皇帝反复权衡，终于同意了皇后的请求。好在从七日到十一日，从济南

    到德州，皇后的病情一直平稳，经受住了陆路的颠簸。坐上了船，皇帝

    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有心情观赏窗外的景色了。皇帝记得，刚出京时，德州柳树刚染了一点新绿，而今河岸已经是绿云红雨，春色纵横。不

    料，就在皇帝欣赏运河春色，打算作诗的时候，太监神色不安地来到皇

    帝身边，通报皇后身体又觉不安了。

    皇帝一惊，立刻起身，来到皇后的画舫。皇后脸色苍白，浑身冰冷，见

    了皇帝勉强一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没什么大事。”一语未了，人

    已经昏了过去。

    皇帝立足不稳，险些跌倒。十多名御医一齐被召上青雀舫。黄昏时分，皇后在皇帝的凝视中去世了。

    乾隆毕竟是乾隆。作为皇帝，他没有时间来心怀悲痛。有无数事情需要他安排：他要安排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护送太后御舟先行回程，他

    要安排皇后葬礼，他要亲自起草宣布皇后之丧的明发谕旨……等这一切

    都忙完，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众大臣都散去，只剩下皇帝一个人。陪

    伴皇帝的，只有船外运河哗哗的水声。皇帝一分钟也睡不着，他拿起纸

    笔，写下三首挽诗：

    恩情廿二载，内治十三年。(夫妻恩情二十二载，治理后宫共十三年)

    忽作春风梦，偏于旅岸边。(一切突然都化成春风一梦，飘散于运河河

    岸边)

    圣慈深忆孝，宫壸尽钦贤。(太后平日总称你孝顺，嫔妃也无人不钦服

    你的贤惠)

    忍诵关雎什，朱琴已断弦。(从此不忍再读诗经中的《关雎篇》，因为

    朱琴已断弦)

    夏日冬之夜，归于纵有期。(往年冬夏时节，也会暂时分别)

    半生成永诀，一见定何时？(这回成了永诀，相见不再有期)

    帏服惊空设，兰帷此尚垂。(你的衣服还挂在床边，帷帐里却空寂无

    人)

    回思想对坐，忍泪惜娇儿。(就在不久前我们还对坐在这里，共同回忆

    去世不久的娇儿)

    愁喜惟子共，寒暄无刻忘。(喜则同喜，忧则共忧，对我你永远是那么

    体贴温柔)

    绝伦轶巾帼，遗泽感嫔嫱。(巾帼之中你是那么出类拔萃，后宫无人不

    追念你的遗泽)

    一女悲何恃，双男痛早亡。(两个男孩都不幸夭折，今天一个女儿又失

    去了母亲)

    不堪重忆旧，掷笔黯神伤!(这一切实在让人不愿回忆，掷笔长叹，黯

    然神伤!)(《御制诗二集》)

    ☆文 ☆;

    ☆人 ☆;

    ☆书 ☆;

    ☆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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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

    ☆下 ☆;

    ☆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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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方寸已乱，挽诗只是实述，文笔未见出色。然而多少总算是宣泄了

    一点内心的悲楚。草草写罢，皇帝才朦胧睡了半个时辰。

    事实上，皇后刚刚去世之时，皇帝感到更多的是震惊。真正彻骨的悲

    痛，在以后的岁月中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袭来。

    结发22年，他和皇后如同两棵相互依靠交织成长的大树，早已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彼此成了对方的一部分。在皇后离去的半年之内，表面

    上，皇帝仍然在全力处理国务，然而悲悼之情像潮水一样经常突然袭上

    心头，悲痛的巨流频频卷起，让皇帝怎么也坐不下去，经常处理不下去

    任何事务。一连数月，皇帝都睡不实觉，动不动就觉得皇后还在身边，频频惊醒。太监注意到，一向严谨精明的皇帝变得迟钝了，无目的的活

    动增多，工作没什么效率，常常走到一处，却忘了自己是要寻找哪个奏

    折。有时刚说过的话，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后宫上下都提心吊胆，因

    为已经有太多人让皇帝莫名其妙地发火。

    唯一能真正舒缓一下火辣辣疼痛的，只有诗歌了。在皇后丧满之日，他

    写下了一首长诗《述悲赋》：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连弃。

    致黯然以内伤兮，遂邈尔而长逝。……

    尚强欢以相慰兮，每禁情而制泪。

    制泪兮，泪滴襟，强欢兮，欢匪心。……

    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

    对嫔嫱兮想芳型，顾和敬兮怜弱质。……

    惊时序之代谢兮，届十旬而迅如。……

    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世之皆虚。

    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佐兮孰予随？

    入椒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

    春风秋月兮尽于此矣，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长春宫是皇后的寝宫，皇帝命令照原样保留长春宫的所有陈设，一丝不

    得更动。他把皇后生前所用的东珠顶冠和东珠朝珠放在那里，每年忌

    辰，他都要到这里凭吊。这种做法保留了40多年，直到乾隆六十年

    (1795年)要退位做太上皇了，他才下令撤掉。

    皇后去世时所乘的青雀舫是她最后生活过的地方。皇帝命令把这艘大船

    运进北京城。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船舶体积十分庞

    大，而城门门洞狭窄，在没有起重机械的古代根本无法进城。为了保留

    这艘船舶，皇帝想把城门楼拆掉。还是礼部尚书海望最后想出了一个方法，他命人搭起木架从城墙垛口通过，上设木轨，木轨上满铺鲜菜叶，使之润滑，千余名人工推扶拉拽，费尽力气，终于将御舟运进了城内。

    乾隆十三年(1748年)三月二十二日，乾隆帝发出了一道赐谥大行皇后

    为“孝贤皇后”的谕旨，他在谕旨中，对皇后的一生做了全面总结和高度

    评价，讲了赐谥“孝贤”的理由：

    皇后富察氏，德钟勋族，教秉名宗。作配朕躬，二十二年，正位中宫，一十三载。逮事皇考，克尽孝忱，上奉圣母，深蒙慈爱。问安兰殿，极

    愉婉以承欢；敷化椒涂，佐忧勤而出治。性符坤顺，宫廷肃敬慎之仪；

    德懋恒贞，图史协贤明之颂。覃宽仁以逮下，崇节俭以褆躬。此宫中府

    中所习知，亦亿人兆人所共仰者。兹于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崩逝。睠

    惟内佐，久藉赞襄。追念懿规，良深痛悼。宜加称谥，昭茂典于千秋；

    永著徽音，播遗芬于奕禩。从来知臣者莫如君，知子者莫如父，则知妻

    者莫如夫。朕昨赋皇后挽诗，有“圣慈深忆孝，宫壸尽称贤”之句。思惟

    孝贤二字之嘉名，实该皇后一生之淑德。应谥为孝贤皇后。所有应行典

    礼，尔部照例奏闻。(《清高宗实录》)

    依例，赐皇后谥号，先由皇帝发出谕旨，然后由礼臣们拟出几个字上

    奏，由皇帝挑选钦定。而孝贤皇后的谥号，直接由皇帝赐给，未由大臣

    拟定，实无先例。

    对皇后的悼念，持续了整整一生。

    在富察氏之后，后宫不能久虚。在太后的多次催促之下，乾隆十五年

    (1750年)，皇帝册命另一位妃子乌拉那拉氏为皇后。

    然而，对于那拉皇后，皇帝一直谈不上喜欢。她与富察氏一样在他登基

    前就成了他的妃子，她也称得上端庄秀美，性情贤淑，皇帝很难确切指

    出她有什么不好。可是，皇帝在心里却再也找不到爱意。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三月，在富察氏去世三周年忌日，皇帝写了这样

    一首诗，分析自己为什么不爱新皇后：

    独旦歌来三忌周，心惊岁月信如流。(时光迅速，一转眼已经过去三

    年)

    断魂恰值清明节，饮恨难忘齐鲁游。(又值断魂清明时节，不由得想起那次不幸的东巡)

    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难道是新人真的不如旧人吗？其

    实是因为与旧人相投日久)

    圣湖桃柳方明媚，怪底今朝只益愁。(湖水澄澈，春光明媚，我为什么

    却这样忧愁？)

    虽然皇帝一再调动自己的爱意，无奈真情不能勉强，新皇后始终有名无

    实。乾隆三十年(1765年)，一直备受冷落而心情抑郁的皇后终于与皇

    帝发生了冲突，被打入冷宫。从此，乾隆再也没有立过皇后。

    对富察氏的思念纠缠着他的后半生。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对她的怀念却

    从来没有变淡。任何一个与她有关的场合，都会引发他的悲痛。

    在为第二个嫡子永琮办理迁葬之时，他又想到了这对母子的不幸命运，写下了这样一首挽诗：

    一纾愤懑酹金卮，柳翣行将发引时。(在为你迁葬的时候，禁不住又悲

    从中来)

    此去想应兄待弟，都来何致母随儿。(你嫡亲的哥哥正在等你。如果你

    们兄弟不死，你们母亲也不会这么早离我而去)

    试言邂逅谁能受，叠遇乖张命实奇。(我的命运实在出奇的不幸，这种

    遭遇谁能承受)

    不忍抚棺寄余恨，孩提莫道未全知。(不敢在你棺前待得太久，你虽然

    幼小，想必也能知道我的悲伤)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皇帝东谒盛京，途经科尔沁草原时，探访

    了嫁到蒙古的女儿固伦和敬公主。富察氏生了四个孩子，只有此女存活

    下来，嫁给了蒙古达汗亲王之孙色布腾巴尔珠尔。面对着24岁的女儿，皇帝不由得又想到了她的生母，心里又是一阵酸楚：“同来侍宴承欢

    处，为忆前弦转鼻辛。”

    乾隆三十年(1765年)，皇帝第四次南巡，又一次经过山东。与前三次

    一样，皇帝都没有进济南城。皇帝赋诗一首，说明不进济南的原因：四度济南不入城，恐防一日百悲生。

    春三月昔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

    17年前的三月，皇后在这里病倒，皇帝不愿勾起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所

    以才匆匆而过。

    这样的挽诗，皇帝做了不下百首。凡是看到皇后生前用过的物品，去到

    与皇后共同待过的地方，逢到节日¨wén, rén ,shū ,wū¨，甚至看到南飞的

    大雁，都会引起他对富察氏的思念。每次皇帝谒东陵，必到裕陵为孝贤

    皇后酹酒，祭祀亡妻。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80岁的老皇帝在陵前写下这样一首诗：

    三秋别忽尔，一晌奠酸然。

    追忆居中阃，深宜称孝贤。

    平生难尽述，百岁妄希延。

    夏日冬之夜，远期只廿年。

    80岁的皇帝对地下的妻子说，年龄越来越大，唯一的安慰是可以早日见

    到你。自己不想活到100岁，与你相会之期最长不会超过20年了!

    乾隆六十年(1795年)，他仍亲往皇后陵前酹酒三爵，自称身体天下第

    一的老皇帝已经明显呈老态，需要别人处处搀扶着。他在坟前坐了良

    久，赋诗一首道：

    本欲驱车过，矫情亦未安。(本想不到你坟前来了，想一想不来心中还

    是不安)

    三杯不防酹，四岁又云寒。(还是给你酹上三杯酒吧，一晃又是四年没

    来你坟上看看)

    松种老鳞长，云开碧宇宽。(当年的小松树已经长得参天了，大地无

    语，天高云淡)

    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你先走了，剩下我一个人，活得再长，又有什么快乐可言？)

    第二年，86岁的老人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陵前，望着陵前高矗入

    云的松树，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吉地临旋跸，种松茂入云。

    暮春中浣忆，四十八年分。

    在四十八年分句下，太上皇自注：孝贤皇后于戊辰大故，偕老愿虚，不

    堪追忆!

    这一年，乾隆帝与孝贤皇后已分离48年。3年后，也就是富察氏去世51

    年后，老皇帝终于撒手人寰，完成了和富察氏地下相聚的愿望。

    二 乾隆十三年的风暴

    也许是因为父亲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极之初，就对13这个数字抱

    有不祥的预期。他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

    之事，非计料所及者。”(《清高宗实录》)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乾隆这个奇怪的预感竟然丝毫不差地实现

    了。这一年，乾隆遇到了两件“大不称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战争进行到

    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小小顽敌清军骑虎难下，清朝政府面子丢尽；另一

    件是孝贤皇后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后的去世没有影响大清帝国的运

    转。事实上，古往今来，几乎没有哪个皇后之丧引起过国家这样大的变

    故。

    在乾隆皇帝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

    个风光盛大的葬礼，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后的去世，对皇帝和对别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他人很难

    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对朝中大臣们来说，皇后的丧事对他们不过意味

    着例行公事地完成丧礼礼仪，对各地疆臣来说，也不过是给皇帝写一封

    表达悲痛的奏折而已。这是国朝百余年来的定例，谁也没有料到这一事

    件会演变成一场全国官场的灾难。在葬礼办理过程中，懒惰懈怠的官僚体系一再出现一些心不在焉的错

    误。皇后去世一个月后，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

    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一小小过失让皇帝勃然大

    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见皇帝盛

    怒，揣度皇帝心理，从重判为绞监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认为判得还

    不够重，甚至因此认为刑部官员庇护原尚书，将刑部所有官员都一律革

    职，将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消息传出，全国官员都大惊失

    色。

    然而大家的震惊刚刚开了个头。丧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横挑鼻子竖挑

    眼。五月间，因为皇帝认为皇后的册宝制造得不够精良，“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把工部全堂问罪。又因为祭礼所用的桌子不够干

    净，把光禄寺主要官员一律降职。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出现小小纰漏，礼部尚书也被降级。

    事情到此远远没有停止。清制辫发，十天半月就要剃头一次。按满族旧

    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顾

    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不过，这只是一种不成文的风俗，大清会典中并

    无记载，开国日久，一些满族官员对此也已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

    皇帝去世时，许多官员百日内剃发，朝廷并没有追究责任。因此，皇后

    之丧中，许多人也剃了头。皇帝发现之后，大动肝火，认为这一是证明

    官员们对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无哀痛之情；二是证明朝廷纲纪不

    振，百年成法开始被破坏。一开始，他想把几个剃头官员一律处死，最

    后深入调查之下，他发现剃头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无省不有，才不得不

    轻判。但对于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这样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头，他却无

    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赐周学健及另一个违制剃头的湖广总督塞楞额自

    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因此革职。

    对于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顺眼。当他发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

    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立刻大发雷霆指责说：“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

    毫不能尽”。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

    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

    日!”并请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永璜与永璋因为这次事件，失去了竞争皇位的机会。

    对两个小孩子如此狗血喷头地痛骂，显示出皇帝正处于某种心理失常的状态。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来了，为什么

    还有那么多人平静无事？

    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

    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所有的官

    员都对皇帝刮目相看：原来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温和儒雅、宽厚仁慈、自

    制力极强的君主，竟然还有这样喜怒无常、任性纵情、残酷冷漠的一

    面，看来他们对皇帝实在是太不了解了。看来这个人毕竟是雍正皇帝的

    儿子，雍正的酷烈无情，他一丝不少地继承下来了。

    后人回顾历史，发现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转折点。“乾隆

    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

    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高阳《清朝的皇帝》)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学家

    说，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常无故指责别人。

    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能体会理解他的痛苦，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

    够。当人们不能理解或感到厌烦时，他们的情绪就会出现强烈的波动。

    皇帝在极度悲痛中，无法控制自己，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狂暴和

    仇恨，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

    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

    声如雷”。

    但是，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

    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

    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

    时代，一开始他们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

    故态复萌。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

    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

    (《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

    (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

    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

    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

    年(1741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

    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举报自己属下的官员贪污不法。举报

    信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

    福，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

    乾隆帝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气愤。他说：“朕自登基以来，信任各

    位大臣，体恤官员们的辛苦，增加俸禄，厚给养廉，恩情可谓优渥了。

    朕以为天下臣工，自然会感激奋勉，实心尽职，断不致有贪污腐败以犯

    国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学政喀尔钦如此秽迹昭彰，赃

    私累累，实在是朕梦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诚待天下，而这些人敢于狼藉

    至此，岂竟视朕为无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

    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

    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

    体。”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雍正实行严刑峻法，对私

    盐查得很严，那些偷运私盐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

    发慈悲，允许老百姓少量贩运食盐。他颁布命令说：“贫穷的老少男

    妇，背盐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追究。”(《清高宗实录》)不料命令

    颁布不久，天津就出现了大批农民，“以奉旨为名”，大规模贩运食盐，每人所负不超过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势众，数十百人纠集到一起，一次贩运上万斤，严重影响了盐业专卖。乾隆慨叹说：“我自登基以

    来，时时以父皇爱民之心为心……即如私盐一事，我本想稍宽其禁，以

    周济那些特别贫穷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却乘机钻空子，公然违背食

    盐专卖，无所畏惧。看来则奸顽之民，不容我行宽大之政也!”

    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乾隆五年，他

    写了这样一首诗：

    念予志学时，所慕君子儒。诗亦尊李杜，文亦宗韩苏。

    要归践履实，圣言非我诬。

    即今持治柄，岂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艰，虑为空言徒。

    裁诗铭座右，庶几日警吾。(《御制诗初集》)

    就是说，当初他上学时，学习的是中规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圣人的思

    想，并要付诸实践。做了皇帝，本来也想学尧舜，可是实行一段时间之

    后，才知道世事的艰难，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当一部分不过是“空

    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他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

    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

    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于官员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期望君臣共

    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他回顾康、雍、乾三代的统治，总结

    说：“由此观之，数十年来，国家全依靠我们三代皇帝以一人之力竭力

    主持，小心把握权柄，才使国家政治一直在轨道上运行。或者遇到是庸

    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总揽国政，那么国家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即位十余年来，乾隆皇帝给官僚集团的整体打分越来越低。他认定，从

    整体上看，官员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自私的。他曾说：“诸臣之趋

    承惟谨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们遇事毫无定见，只知做表面文

    章，迎合讨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则是宽严相济，然而到了官员那

    里，则变成了要么宽要么严，毫无原则，“朕于事之应宽者，宽一二

    事，则诸臣遂相率而争趋于宽。朕于事之应严者，严一二事，则诸臣遂

    相率而争趋于严”，并不问宽严之由，“一人未改面貌，两事迥异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兹!”

    随着经受的挫折越来越多，乾隆皇帝越来越理解了父亲的选择。他发

    现，并不是父亲不愿意宽大，而实在是官僚集团不容他宽大。他过高地

    估计了官僚集团的品格。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

    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

    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

    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乾隆发现，一旦他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

    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确实并非偶然，乾隆已经给出过多次警示。早

    在即位不久，他就说过：“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从生，激

    朕将来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

    (1739年)他又说过：“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综核于将来。”

    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

    来，认清他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这个日子终于来了，来得

    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宽和仁义的皇帝突然玩了一个大变脸，变成了一头

    疯狂暴怒的狮子。一时之间，大清帝国内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风。

    皇后之丧中那几个掉脑袋的官员并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陕总督庆复等人奏报，四川金川间瞻对地

    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抢劫官兵银物，“实非用兵不

    可”。乾隆于是派兵征剿。

    圣旨一下，两万大军齐集川北。乾隆要求将领们“歼灭根株，为一劳永

    逸之计”，彻底打掉这个为患多年的匪区。

    不料战争的进展远远超出乾隆的意料。清军严重缺乏高海拔地区作战的

    经验，表现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

    多万，耗银2000万两，还是屡屡失利。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连剃个头

    都成了死罪，更何况兵败失地!金川战争前后三任统兵大臣庆复、张广

    泗、讷亲都在劫难逃。按理说，这三个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

    的有功之臣，特别是讷亲，他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乾隆皇帝亲手提拔

    的首席军机大臣，乾隆曾说他“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这不祥的乾

    隆十三年，乾隆把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么“功臣”“皇

    亲”“朋友”，只有一个个“辜恩枉法”、办事不力的“奴才”。张广泗被处

    斩。讷亲被赐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军中自己抹了脖子。庆复则被

    赐了条白练，悬梁自尽。

    从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以

    礼治天下”的梦想，拿起了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对于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乾隆十四年秋审朝审，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

    批勾决，均即处死。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也不免归于一死。乾隆十

    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

    大寿，按常规，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然而乾隆宣布，贪污挪用的

    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大庆的气氛，他也要置贪官于死地。

    对于贪污官员，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规定，凡是

    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

    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

    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

    对待民众反抗事件，他的处理也分外严厉。乾隆十三年，福建发生老官

    斋教案，乾隆说：“此案务须……痛绝根株，以绝后患。不但首恶，不

    可漏网，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遗蝗蝻种，深为地方之

    害……其余逆党，即多戮数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惧。”乾隆二十年

    (1755年)，成都发生民众骚乱，他指示说，“所获的要犯杖毙数人示

    警足矣，不必具题”，使自己的统治加入了明显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顿军纪。鉴于金川战争的不利，乾隆特别宣布，凡关系军务的

    犯人，更要从重处理，“不少假借”。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

    得保全首级。金川战争进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认识到清朝武装力量的废

    弛，因而力图整顿。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训练强兵劲卒，自己

    经常前去检阅训练。(《清高宗实录》)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

    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或者说严厉的班主任

    与小学生的关系。下面的小学生稍有小动作，额头上就会遭到老师的粉

    笔头。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

    道。他动不动斥责官员们“妇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无论是在语言

    风格，还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对雍正当年的重复。在实践中，他的严猛

    程度则超过了雍正。“他之所以后来名声远较雍正为好，一是因为初期

    刻意树立的宽仁形象不会立刻被人们忘掉，另一个，是在君臣关系上，他并没有像雍正那样大搞阴谋欺骗，大搞神道设教，使臣民产生强烈的

    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

    进入中年之后，皇帝对大臣们的观察越来越细，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为伪稿案办理不顺，指责外省大臣说：“外省办事习气，多涉虚伪”，“朕于各督抚所办事

    件，虽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学士陈世倌在山

    东置买了一批田地。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他和曲

    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在山东买地，是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

    族势力永远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侦知，皇帝十分恼火，不顾陈氏

    为爱新觉罗家族办了一辈子的事，对他大加折辱，说：“他本是浙江

    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陈世倌

    立刻被革职，乾隆还特别嘱咐：“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

    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一般无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评官场中调和模棱风气时，评价了所有的现任总

    督，并且指出，现在他对全国主要官员的脾气性格都已经有所了解，不

    会再受他们欺骗了。他说：“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

    好之秘匙。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

    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两江总督)惯用此术，方观承(直隶总督)

    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惟策楞(四川总督)、喀尔吉善(闽

    浙总督)、黄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衮(两广总督)亦不至此，硕色(云

    贵总督)更复不能……诸臣心术才具，日熟复于朕胸中，任术取巧者，皆洞见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训斥贵州巡抚宫兆麟时，居然当众提及了

    他的外号：“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于办事殊少实际，是以外间竟有铁嘴之号。”丝毫不顾这位大员的正省级级别。

    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

    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决口，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

    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屯、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乾隆皇帝大怒，他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拉到刑场

    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

    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

    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是皇贵妃的父亲，也就是乾隆的岳丈，当

    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

    地。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过更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乾隆

    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

    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

    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

    第四章 权臣的结局

    一 张廷玉的过人之处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

    遭遇到了处分。

    乾隆十三年九月，“皇家出版社”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御制诗集》，进

    呈御览。皇帝翻阅一遍，发现了几处错别字，勃然大怒，遂命将大学

    士、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交部议处”。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

    次被“议处”，虽然处分不重，已足使他惊心。

    这一年冬至那一天，翰林院按惯例，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文

    中用了“泉台”二字。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认

    为这两个字不够“尊贵”，用于常人尚可，“岂可加之皇后之尊”，以大学

    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

    理之义”的罪名，罚俸一年。此诏一下，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

    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

    虽然高处不胜寒，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

    地，步步高升，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

    代表之一。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他出身书香门第，29岁高中进士，并被点为翰

    林。33岁那年，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

    好的印象，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遂“奉旨侍值南书房”，成为皇帝贴身

    低等小秘书。由于服务出色，45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

    康熙去世，雍正登基，见他“气度端凝，应对明晰”，迅速升他为礼部尚

    书，参与机密。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对科举出身的

    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对他却一见如故，欣赏至极。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感情至

    好，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张廷玉生了一段

    时间病，病好后进宫，雍正说：“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我连日臂痛，你们知道吗？他们惊问其故。我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此人如朕手

    臂，这不就是我臂痛吗？”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雍正末年，张廷

    玉回家省亲，皇帝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朝廷之上近亲大臣

    中，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我和你义固君臣，情同密友。如今相隔

    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张廷玉年谱》)

    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两部，权倾朝

    野。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雍正特别立下遗嘱，要以最信任的两位

    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

    做伴。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整个清朝二百余年，他是唯一享受到

    这个待遇的汉人。

    乾隆即位后，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继续奉为汉臣之首。他平

    时和张廷玉说话，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张廷玉上朝时，皇帝从来不忘提

    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乾隆二年(1737年)，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恩遇可谓

    至渥。在此之后，屡有奖励。为了表示信任，皇帝多次赐诗给他，诗中

    有云：“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

    嘉耀简编。”另一首诗中更说：“潞国晚年尤矍铄，吕端大事不糊

    涂。”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足见

    尊重之至意。汉大臣中，张廷玉的地位、恩遇在有清一代，堪称空前。

    在传统政治中，做皇帝近臣，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绝不是一件轻松

    愉快的事。

    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这就

    决定了君臣关系、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俗话说，“伴君

    如伴虎”。确实，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处处都是陷阱，步步都是危

    机。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更是难上加难。

    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不佳。特别是曾经居

    大位、享大名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比干被掏心而死，李

    斯易主则亡，韩信功成被灭，周亚夫绝食以终，(贼吧Zei8.COM电

    子书)岳飞血洒风波亭，于谦上了断头台，袁崇焕则惨遭凌迟。以魏征

    之忠直，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死后更是被唐太宗“亲仆其碑”。以寇准之功绩，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死在谪戍的路上。虽

    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向他们颁赐铁券，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

    逃得过猛虎之口。即以清代而论，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其余都死于非命：鳌拜、年羹尧、和砷都被

    勒令自尽，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隆科多死于监狱。事实上，清以前的

    几千年历史中，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只有郭子仪一人。后来的

    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他说：“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曾国藩家书》)“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这就说明，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

    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截至乾隆十三年前，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四十多年从没

    有犯过任何错误，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不能不说，这个

    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

    首先，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入值南

    书房，为皇帝起草文件起，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雍正即位之

    初，屡有诏命，皇帝“口授大意，(张廷玉)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

    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皆称旨”。每次雍正口述后

    不过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

    实非常人所及。

    其次，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史载他晚上退朝后

    还要点双烛治事，即使已经就寝，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或觉不

    妥，立即披衣起身改正。他心思缜密，记忆力极强，能将各部院大臣、全国疆吏的出身、经历，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籍贯丝毫不

    差地说出来，就像一个活档案库。对其办事能力，雍正帝曾这样称

    赞：“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澄怀园语》卷一)

    当然，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

    之处。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因为“缜密恪勤”，深得康熙欣赏，被提拔

    为一朝“宰辅”，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

    门，张英言传身教，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所以刚刚进入仕途

    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

    注意，年纪轻轻，却已深通“为臣之道”与“保身之术”。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为臣之道不外两

    个重点：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另一方面又要不

    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

    这就好比火中取栗，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

    张廷玉深知，皇帝最防备的，是大臣的私心。在明主面前，只有以退为

    进，以无求为求，以无私来营私，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他为

    官数十年，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从不露骨主动

    地为自己牟取私利。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气质和平。乾隆皇

    帝夸奖他“风度如九龄”。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办事出于公心，从来

    没有贪渎指控。他做主考官时，有人欲通关节，以微词试探，他赋诗以

    辞道：“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幕夜看。”

    当然，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因为他清廉，雍正皇帝先后多次

    对他进行赏赐，赐银动辄上万两，还给了一所当铺，让他补贴生活。因

    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

    进也多有照顾。但皇帝越施恩，他就越谦退，皇帝每有奖赏，他必尽力

    逊让。雍正十一年(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

    闻知“惊惧失措”，立刻面见皇帝，“免冠叩首”，以自己家世受皇恩，科

    举很盛，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张廷玉说，“天下人才众多，三年

    大比，莫不望为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雍正大为感

    动，经他恳请，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

    加以公布，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张廷玉年谱》)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柔”与“顺”。

    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

    以下几点：

    一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

    对，下场当然悲惨。

    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

    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

    死不可。

    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不可能事事

    都想到一起。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不免日久生怨，积隙成仇。

    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好名”而获罪。专制

    主义发展到清代，连儒学的人格追求，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原

    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

    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

    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他们认为，一个大臣

    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为了彻

    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

    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

    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朝和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

    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

    家，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

    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给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雍正说

    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寻故将其抓入大牢。(郭成康

    《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

    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

    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因此他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

    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

    张廷玉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他一生为人，谨慎小

    心，缄默持重。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清史稿》称“英性和

    易，不务表襮，有所荐举，终不使其人知。所居无赫赫名”。专制政治

    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每天退朝回到家里，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做

    错的事。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

    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雍正对他极为信任，人事

    决策多向他咨询，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他以皇帝之心为

    心，以皇帝之意为意，凡事默默去做，不事张扬。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

    重用，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在雍正这样一只“喜怒不定”的

    猛虎身边，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全神贯注，始终紧张，没有

    一分钟松懈过。

    他襄赞雍正十三年，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但是《清史稿》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建议

    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对此，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

    释。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凡军国大政，他都承旨商度，经

    常与皇帝造膝密谈，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他所筹划者，我们却举

    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他为国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什么明

    显的记载”。他又说：“雍正以来数十年间，吏治肃清，人民安乐……张

    氏从容坐而论道，享极盛之世……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略可想见

    也。”(《张廷玉墓志铭》)那意思就是说，雍正以来的治绩，多赖张

    廷玉的襄助。皇帝的军功章里，没有张廷玉的一半，也有张廷玉的一

    块。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

    从康熙开始，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

    说：“不茹还不吐，既哲亦既明。”

    二 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

    虽然把臣术练得如此炉火纯青，进入乾隆时代，张廷玉还是感到了一丝

    丝凉意。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个年轻皇帝太精明了，比他的父亲实在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 ......